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到1911年5月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在洋鬼子们的强大压力下，惘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视。四川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那年头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也搞这些歪门邪道，居然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造毒药，还“惨无人道”地拿家猫做实验，硬给小动物灌氰酸——据说实验相当成功，那只倒霉的猫当场为国捐躯。唉，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了！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所以出现样的悲剧，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