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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萧功秦: 林彪事件再考察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

    (编辑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其对当代中国人所起到的思想启蒙作用也是无论如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但鉴于该事件的敏感性,尽管国内外先后有些研究出版,但对该事件的客观公正的研究整体上一直无法有效地展开,因此,虽然明年就将值此事件发生半个世纪的纪念日了,可这个事件依旧有相当令人费解、扑朔迷离的谜团有待解开。作者多年来对此事件花费诸多精力与时间,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答案。这里刊出,以飨读者。同时也正如作者殷切希望的,鉴于多数当事人年事已高,该文的发表能引发更多人关注,进行资料抢救工作,以便最终探明历史的真相。因该文较长,分上下发表)。

    百年中国史上的最大谜团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点20分,在山海关机场的寒风中,林彪秃着头,喘着气,爬上自己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临时放下来的软梯,飞机起飞后二个小时就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很快就50周年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震惊全国与世界。其前后经过与前因后果,至今在世人心目中仍然扑朔迷离,网上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传闻。最离奇且传播最广的一则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据称已经获得了256号专机的现场“录音”,其中披露:驾驶员潘景寅接受上峰“秘密使命”,让飞机故意飞往蒙古国并引发爆炸。这则录音在社会上影响甚大。

    由于信息极度不对称,大多数读者在复杂的历史面前,都是弱势群体,于是一些谣言的编造者比骗小孩子还容易得手。也有人著文,把林彪描述成共和国的“失败的英雄”。

    另外,据当事人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见于《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明镜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称“林立衡回忆录”),周恩来9月12日晚上接到林豆豆报告,得知林立果将挟持林彪上飞机逃走,周总理在电话里让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由于林彪飞机起飞二个小时后就坠毁,许多人推论,这就是周恩来故意让她与林彪一起被灭口的“铁证”,以此来证明,这是一场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刺杀林彪的惊天阴谋。前面提到的所谓加州大学的“黑匣子录音”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可以说,中国自近代以来,林彪事件是最为众说纷纭、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谜团。在林彪事件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之际,人们都希望能知道这一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必须承认,如果在十年以前,要搞弄清环绕这一事件的种种谜团,确实极为困难,即使是国内权威学者与专家,也无法澄清原委。这是因为,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的秘密,无论学者与百姓都难以知晓。即使是当事人事后的言说与判断,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局限,往往都是彼此矛盾的、碎片化的一己之见,无法让人们看清事件的整体真相。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在他的最后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对林彪事件,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他的有些重要判断也明显错误。例如他推论,毛泽东是故意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以便林彪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329页,根据2006年英文版译出。)

    然而,所幸的是,自2009年以后,与林彪事件直接有关的大量回忆录,包括文革时的军委办事处的林彪系四大爱将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已经在海外出版。许多高层人士与当事人的一系列口述访问实录,也在国内与海外相继问世。作者本人就有幸读到过一本林彪事件一百多个当事人的访谈纪录汇集,该书还详细标明了访谈人与当事人谈话的时间、地点。

    近年来,没有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录也已经出书。作为事件亲历者与飞行专业人士,他考察与思索林彪事件有四十年之久,此书对我们了解“九一三”事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专业信息。另外,毛当年的秘书谢静宜的回忆录也于近年出版。本文作者也是在疫情期间,偶然读到她在书中无意中透露的周恩来接见她讲话时的一个细节,它对我们解开林彪事件中最重要的谜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让作者获得了对林彪事件贯通性的解释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现在写此文的契机。

    尤其要指出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林彪事件当事人多以作古,目前在世的已经不多,且大多数已经八九十岁,可以说,历史留给历史学者与当事人共同探究、核实历史真相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很希望他们都能读到作者发表在此的文章,也希望与他们有联系的读者,或他们的亲友,能把本文介绍给他们,期待他们对作者的分析判断,提出批评、意见、更正与建议。这样做,也是对未来中国人负责。我们不应该再把谜团永远留给未来的子孙。

    在此作者要感谢多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发表回忆录的所有当事人,没有他们提供的种种宝贵信息,没有他们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积极努力,作者是无法写出此文的。

    第一部分 毛林关系的破裂 林彪是怎么一个人 林彪并不是某些人说的共和国的失败英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左思潮的强大推动者。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其内心而言,林彪就并不是毛的崇拜者,他私下里对毛的一些做法就心怀不满,然而,只要毛召唤他来中央开会,他总是以比任何人更极端的左的姿态,出现在大会讲台上。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是如此,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是如此,1966年5月下旬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名批判朱德是“野心家”时又是如此。多年来,林彪不断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把中国推向深重的极左灾难。为了迎合极左政策,说了许多变本加厉、推波助澜的狠话、左话。对中国文革中的极左化,他是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的。

    林彪虽然是共和国的一位杰出战将,对共和国建国贡献甚大,但他并非一个襟怀坦荡的军人。他性格阴郁内向,心胸并不开阔,长期病症折磨也使他的心理发生一些扭曲变态。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讲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经过他的创造性发挥,中共高层已经被他渲染成布满“政变地雷”的危区。

    正因为他通过叶群向毛打报告,总参谋长罗瑞卿成为文革爆发后最早被打倒的将领;在他的挑动下,康生把贺龙打成莫须有的“二月兵变”的主持者。必须指出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鼓吹与迎合极左路线方面,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他是领袖的继承人,是文革初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的山头,一开始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发生时,林彪故意夸大“七二零事件”的严重性,称有政变可能,想让毛离开武汉,并在北京与江青共同举办大会,把陈再道打成反动分子。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把非四野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打下去,让林彪系的四野的人取而代之。江青也支持这样做。林彪利用江青来实现自己清除异己的目标,中央文革派则利用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林彪系与江青系关系最好的时期。

    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他支持并积极宣扬要“揪军内一小撮”,也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一面。林彪把极左化进一步推向最高潮,“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论,就是在这时出笼的。

    但林彪还是有一个优点的,他内心的常识理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对造反、武斗造成的极左灾难,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他也在进行反思。比如,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领袖点名为“走资派”,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林彪把张的夫人请在自己家中,在合影留念时,坚持让这位“走资派”的未亡人坐在正当中,自己则陪坐在她身边,以示对死者的敬重缅怀之情。这表明,对文革,他内心是也有反感与质疑的。

    林彪的两重性格
    可以说,由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极端复杂,林彪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是具有复杂的两重人格的。为什么从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期,林彪会变得这样左?其实,这是林彪复杂的两重性人格的反映。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这种两重人格又进一步向极端发展。分析林彪处境与林彪的两面性格演变,是理解林彪事件的关键。

    一方面,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林彪有着朴素的务实的常识理性,早在建国之初,他就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千孔百疮,朝鲜人应该自己在本国打游击,不要让中国参战。相较毛,他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搞阶级斗争更感兴趣。九大时,他指示陈伯达为他写出强调抓生产的政治报告初稿,就让毛颇不满意。

    另一方面,自高岗事件以来,党内高层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出于高层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学会了一种通过迎合领袖的左的政治倾向来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毛在庐山会议上把林彪当作救兵,他就从隐居状态前来会场讲台,高调赞颂毛。当他这样做时,得到领袖更大的信任与巨大的利益回报,他由此而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也让因长期病患而处于边缘状态的他,由于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而深受鼓励。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建议领袖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在彭真的要求下,毛老人家在大会上为三年大饥荒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在此关键时刻,毛再次请林彪出来救驾,林彪用比在庐山会议上更高的调子,赞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与伟大英明。他说:“我们在大跃进中所犯的所有过失,都是因为没有听领袖的话,只要我们听了领袖的话,就不会犯现在这些错误了。”

    林彪的出场,再次语出惊人,原先已经形成的党内反思与纠错气氛,被他一扫而空,领袖对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见的。毛后来对身边一些高级干部说:“林彪这样好的发言,你们谁能做出来?不能就好好学嘛。”

    领袖对林彪再次投桃报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因严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这种荣耀感,往往如同强心针一样,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体验。

    这样做,难道林彪内心没有矛盾?他毕竟是一个有常识理性的人,他如何自我解释自己在大会发言中不顾事实的说法?他确实为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现在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越是困难时间,党越不能分裂,中国越不能没有毛这样的领袖,否则就会陷入一盘沙散,这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与社会团结不利。在他看来,自己是毛的嫡系,也是就他自己所说的“双一”系(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是领袖嫡系中的嫡系。那么,我林彪现在不出来为毛主席站台保驾,还有谁更有资格?

    当他内心这样想,以这样的理由来安抚自己,并用这样的话语对别人说时,他内心的纠结也就平和了。听的人也只能沿着他的思路来思考,在当时的体制下,人们这样想也顺理成章。

    当1966年8月初,毛通过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前来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正在大连海滩休养,内心并不想回北京。她的女儿林豆豆听到,当时林彪轻声叹了一口气,且自言自语地说:“不是说好我已经请假休养了吗?”一到北京,他就被安排住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就亲自前来看望他,与他谈事。(《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这是何等的殊荣。不久,他就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正式的接班人。

    当毛再次要他上北京开会,他内心多少已经猜想到,这是他继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生中第三次出山。然而,六十年代初生过一场大病的他,在心理上与生理上,已经是一个严重病患者,这种带有忧郁症倾向的病患,使他缺乏生活的乐趣,也缺乏权力给予健康人的那种尊荣与愉悦感。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讲,他都是个严重的病人,但领袖这样看重,他现在不能不出山了。

    此时,他内心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也是事实。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已经被毛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开会的一批四野老部下,乘这次难得的机会,去林彪住处看望他,以表示祝贺之意。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老部下,林彪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感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他的忧虑大于兴奋,因为他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已经不能让他享受权力高峰的乐趣,安静与休养对他更重要。他并不愿意卷入到复杂的政治生活中去,他太了解其中的难处了。

    然而,一旦进入高层政治其中,他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变成另一个人。他亢奋地、声嘶力竭地称颂领袖的伟大,他深知领袖很喜欢听这样的话,领袖当时也自认为这样的个人崇拜,对实现他的伟大革命目标是必要的,是革命政治的需要。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林彪确实没有必要在中国政治极左化的方向上火上加油,他完全可以选择低调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高调地把极左的东西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上去;他保持低调,决不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个共和国功臣安心养病的条件与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上加错呢?

    这里也许涉及到人性中最隐密、最深层、最复杂的方面,任何好心肠的同情的理解,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用一位深知林彪性格的老部下在文革后接待林豆豆时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管怎么说,你父亲确实是有私心的。”

    处于病痛退隐状态的林彪,对处于巨大权力光环下的老部下,确实也有心理上的妒意。例如,林彪不喜欢位高权重的罗瑞卿,他让叶群代表自己向领袖告了几个小时的状。毛让“罗长子”下台,这固然出于对罗瑞卿与刘少奇的关系有疑虑,但也可以看作是毛对林彪要除掉罗瑞卿的要求的满足。

    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林彪说假话,是为了更大的好处;林彪得到好处的同时,也就必须进一步迎合领袖左的政策方针,于是陷得更深。领袖犯的错误与过失越大,干部中怨言越强烈,领袖对林彪的极左高调发言,也就越感到需要,而林彪出于“党内不可分裂”的堂皇理由,进一步名正言顺地、雄辩地强调领袖的伟大。

    林彪以军人的果断与简洁风格来表达“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有些话讲得非常过头,粗听起来难以让人接受,但却在革命战争形成的体制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效果,它能激活人们在战争中熟悉的东西, 把它当作维护大局的命令与号召来接受。

    毛在获得林彪个人崇拜的支持的同时,又进一步浪漫主义地解释自己的革命宏愿,于是又陷入进一步的错误,从大跃进、反右倾到发动文革,于是又进一步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毛林互动逻辑就这样重复着。

    林彪再次受到重用,但党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党内生活本来已经有可能形成的纠偏机会再次丧失,党内高层政治思维不再以常识理性作为基础,而是以左的意识形态的高调程度,来作为标准,党内政治生活良好秩序的破坏,林彪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然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林彪在边缘状态得到充分心理与精神上满足的同时,更加如临深渊,他的务实理性也陷入焦灼状态。领袖以越来超越常识的革命浪漫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内战为实现理想主义新世界的战略部署,林彪则从常识理性出发,本能地更加反感。他在情绪失控时,甚至会在家中把毛发给自己的委任状都撕掉,做出这样的极端行动,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强烈到何等程度。

    然而,他深知任何直接向领袖表露心迹是无意义的,只能顺从,当他对自己这种无条件顺从都感到厌倦时,他连在批文上签名的事,也会让秘书仿效他的笔迹去完成。与其说是林彪懒政,不如说是出于对极左文件的极度逆反与厌恶。

    一方面,林彪在私欲驱动下的极左高调,让他可以受到领袖的青睐,从而摆脱了长期病患中孤独状态,享受到鲜花掌声中的巨大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严重生理与心理疾患的病人,对世俗生活的无趣,对政治的厌倦,以及常识理性不断在内心的呼唤,也让他难以接受毛的激进政策,

    可以说,林彪是党内在公开场合最为高调地赞颂领袖的人,同时,又是党内在私下里对领袖评价最低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在林彪身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他特殊的双重人格。可以想象,正是林彪的两面性,使他在私下里对林立果说了许多对毛的狠话,这位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后来的所作所为,林彪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

    毛林关系是如何走向破裂的 林彪与毛的最早分歧,是1967年初中央文革开始对他施加压力,坚持要发动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军队的激进造反派对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批斗,他的部下邱会作被打得死去活来。写纸条请他救命,他收到纸条后,气得发抖。

    二月逆流时,他内心是完全支持老帅们的,毛十分机智地把自己与林彪联系在一起,毛说:“林彪呵,你的地位也不稳呵。”他还说,自己准备上山打游击,带林彪一起走,以此暗示林彪不要加入进去。一旦领袖发了火,他林彪就立刻转变了过来,与老帅们划清界限。但他内心对文革的质疑从此则越来越深。

    九大时,他的接班人地位被载入党章,这是领袖对他的投桃报李。但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报告初稿中,却逆毛的意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变化应该看作是林彪身上的务实理性的呼唤。这就让毛开始对他产生不满。但这种不满是隐约的。毛只是在大会上淡淡了一句:会上那么多军人,难怪外电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制”。

    由于隐约感觉到林彪与自己的分歧,毛对林彪的猜忌也就产生了。九大以后半年左右,珍宝岛事件后,林彪发布对苏备战的“一号命令”。此传阅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毛疑心是林彪要抢班夺权的预演,极为愤恨,甚至当着汪东兴的面,划火柴把传阅件烧掉(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4页),后来才知道,所谓“一号命令”是当时的具体经办人员出于编号的需要而临时取的名称,林彪并不知情。毛林裂痕此时已经深深地形成。

    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是错误估计了局势,他受陈伯达、汪东兴的影响,错误地以为,江青、张春桥已经不再得到毛的信任,他认为他对政敌江青发动攻势的机会已经成熟,于是在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却引起大多数参会的中央委员出于内心的强烈支持。会场上,中央委员们慷慨激昂地要揪出张春桥的气氛是如此强烈,让毛看到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在他身后被否定的危险。毛于是决定,以“批陈(伯达)整风”方式,反击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林彪检查,但林彪就是不检查。任何人劝他也没有用。在林彪看来,毛已经对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过要他写检查,来让他靠边站,他就是不给毛这样的机会,看毛怎么办。

    毛对林彪不愿意检讨越来越不耐烦,于是采取“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方式对林彪施加压力,林彪仍然不为所动。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并转成肺炎,因为他的保健医生在外地,周恩来派了另外3名专家级的医生来诊断,毛火了,就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毛用双拳锤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脏烂掉。”

    林彪越不检讨,毛越对他不满。毛预感到,林彪这样的法定接班人,会使他的文革理想不但不会被这位继承人进一步推进,而且可能全盘否定。此后相当一个时期,毛内心充满不安与焦虑,往往整夜无法入眠。

    于是毛属意毛远新在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出了“庐山事件是未遂政变”的重话。

    林彪为什么一反常态,逆毛的意志,如此僵硬?建国以后,高层干部受到毛批评后拒不检讨,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可以从林彪的个性与心理方面来解释。

    首先,林彪认为,毛肯定不会让他继续接班了,检讨只不过为领袖打倒自己提供借口与理由而己。林彪身体不好,在庐山九届二中会议以后,他就认为毛决不会放过自己,既然如此,那干脆就是不检讨,看领袖能拿自己怎么办。林彪的个性本来就极为倔强,他是毛欣赏的爱将,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与各种运动,没有经历过忍辱负重、能伸能屈的磨练。这是他与其他高级干部最大的不同。

    林彪失去与毛和解的最好机会 不过,对林彪来说,局面不久后就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了。

    将近1971年4月,在军委办事处的四大将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向毛泽东提交了自己的检讨书之后,毛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们,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们的检讨,并说:“这件事到我这里,就算是处理结束了。你们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要再有思想负担。”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到1971年的7月底,也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一个多月,南巡前的两个星期,毛还要总参谋长黄永胜去毛的寓所,专门谈对苏备战问题。这表明针对林彪而发起的“批陈整风”运动,到此已经过去了。林彪及其在军委办事处的将军们,确实也放下心来了。黄永胜等军委四将还轻松愉快地私下举办了庆贺宴。

    为什么1971年4月初毛会放弃追究林彪系?毛的这次让步,也是让人们不得其解的。因为此前的二个月,毛远新还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以毛的口吻与说话风格,公开说:“庐山会议上的事,就是一场未遂政变,这次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们内部没有协调好。”众所周知,毛远新在党内还是一个小人物,如果没有得到毛的指示,决不敢在党的如此重要会议上,公开说出把副统帅林彪在庐山上的活动定性为敌我矛盾的重话。然而,毛本人却在此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居然息事宁人,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毛确实长期处于纠结与两难矛盾之中。一方面,毛看到林彪对文革的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林彪不肯向自己检讨,那就意味着,如果他身后林彪掌权,文革被否定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如果就因为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言时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就要将其打倒,理由上实在是不充分的,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更何况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载入党章。林彪系的军队精英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所信任的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完全没有力量取而代之。从常理论,军委办事处四将呈交上来的检讨也够诚恳了,再上纲也只能如此了。这也是毛在1971年3月底决定顺水推舟,不再继续追究林彪的原因。

    至于毛是暂时放弃追究,等候新的机会,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原来确定的毛林体制中,我们无法从已有的资料得知,至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4月到8月的近四个月里,一切似乎太平无事,回到了过去正常状态。

    这四个月也是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最为轻松的时期。周恩来是务实派,他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有人帮助他做,相较于咄咄逼人的江青这些中央文革激进派,他与军委办事处四将军的关系还算不错。林彪系与江青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派一直有矛盾,江青对周恩来不断打压时,军委系的这些将军总是帮助总理解围。在4月到8月的三个多月里,黄、吴、李、邱经常邀请周恩来餐聚休息,周恩来也在紧张中得到放松,为此,邓颖超还特地感谢过军委办事处的这四位将军。

    按理说,此事到此结束了。然而,天又有不测风云。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灯晚会,本来是林彪与毛重修关系的绝好机会,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居然拒绝出席天安门城楼上观灯晚会。在叶群的强烈乞求下,在周恩来的电话催促下,才勉强出席晚会。林彪比毛来得还要晚,与对面座位上的毛冷冷相对,低着头,没有言语交流,只过了十来分钟,就当着毛的面,不辞而别。连摄影师拍毛林合影的机会都没有。

    毛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了对军委派的处理,“批陈整风”已经结束,这应该是令林彪高兴的大好事,林彪应该对毛表示感激才是,为什么林彪如此一反常态?

    可能的解释是,林彪对毛的怨恨积累太深。在林彪看来,自己为领袖出生入死,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多次解救领袖的政治困境,对推动对领袖的崇拜又是如此积极,而仅仅因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且事前征求过毛的意见,并得到毛的允许,毛却把庐山的事,定性为“未遂政变”。虽然,毛后来不再追究了,事情已经过去,然而,这就如同小孩子被哄后哭声更响一样,他长期被压抑的埋怨情绪,终于突然爆发了,他固执的个性再次倔强地表现出来。

    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公然冷遇毛,就是要向毛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林彪是病人,长期请假,不问政治,本来就在北戴河养病,没有想当接班人,是你在1966年8月把我叫到北京来,硬要我做接班人的,还让我上了党章。我就这个样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对像林彪这样一个有严重病症的人,一个对生活世界的任何事物兴趣索然,情绪又极易失控的人来说,他长期压抑的不满,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爆发。作者相信,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可以想象,他甚至可能有一种释放压抑的情绪后而产生的快感。

    然而,林彪这样的情绪爆发,确实不是时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举动,让毛极为震惊。对毛来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从来没有受到过部下这样的冷遇,尤其是被他列为接班人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庭广众面前,对他表现出如此的冷淡,实际上无异于对他的蔑视与羞辱。毛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被全国人民尊崇的伟大领袖与政治家,是何等自尊的人!当他已经想退一步息事宁人时,对方却突然翻脸,羞辱自己。他看到了他与林彪之间的鸿沟是有多深。不用说,他心理上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一旦他百年后,林彪肯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事决不应该完。

    可以说,从1971年5月1日到8月初南巡讲话以前这三个月,毛虽然隐忍不发,但内心是充满纠结矛盾的。据毛身边的人回忆,这一段时间,是毛心情最为郁闷的时期。林彪决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但要取消林彪的继承资格,又一时还没有充分的理由。

    五一节城楼事件以后,林彪冷静下来,也对此后悔过,他担心自己会有刘少奇同样的命运。在潜意识的紧张与焦虑不安中,5月21日,他写了一封永远没有发出去的给毛的信。在信中,他向毛提议,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主席同意,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且每过一段时期反复传达一次”,以此来保证高层干部的安全。

    林彪写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充分体现了他内心的焦虑与惶恐不安。然而,这封信中他提出的建议实在有点荒唐,尤其是建议每隔一个时期,就反复向每个基层警卫士兵传达“不可处分高干”这一条,岂不是要士兵拒绝“乱命”?任何人读了这封没有发出去的信,都会觉得其政治判断力之弱,智力与思维能力退化,已经到严重的地步。

    其实,林彪晚年已经有精神系统的疾病。有人曾把林彪的名字隐去,只介绍林彪的症状,精神病院的医生看后说,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不赶快送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两个多月后,毛南巡。从1971年4月初批陈整风结束,到8月南巡,其间有四个月时间,这一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告而别,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并没有让毛最后下决心。值得注意的是,邱会作回忆录中披露了一则重要史实。邱本人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引伸解释,然而,这件事很可能是毛决定采取行动,重新清算林彪的转折点。

    1971年8月初,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以前,周恩来把一份拟定的国务院与政府新任领导人名单呈送给毛,其中赫然有被毛批判过的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的大名。在周提交的名单中,黄永胜将成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邱会作将实际负责国务院日常事务,吴法宪将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彪将在会上继续向全国人民作政治报告。这就意味着,林彪势力不降反增了。

    周总理递交的这份名单草案,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一切都合符组织原则与政治逻辑。这首先因为,既然军委办事处四将的问题已经处理完了,他们又没有受到进一步处分,他们的检讨书,毛也已经通过了,那他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正常工作了。以他们现在的地位而论,让他们担任政府工作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毛还在不久前在自己家里亲自召见黄永胜,与黄商量备战这样重大的问题。

    其次,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能够工作的文职系统老干部,如彭真、薄一波等人,几乎全都打倒了,现在能工作的,也只能是军委办事处中的这些林彪的年富力强的老部下。周恩来年岁也大,日理万机,确实迫切需要有助手与接班人。

    然而,周恩来送交的名单却极大刺激了毛。毛意识到,自己身后,将是林彪派系的一统天下,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通过让军队支左而造成的客观政治格局,然而,却恰恰又是此刻的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在毛看来,如此下去,文化大革命将前功尽弃,因为这些被他批判过的林彪系军人与江青、张春桥恰恰正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这些对文革怀恨在心的人的地位,不降反升,党政军大权在握。毛心里想,自己百年后,这些人怎么可能不否定文革成果?在毛看来,这就是不清除林彪的必然后果。毛发现,从时间上看,林彪最终将仍然会是胜利者。

    恰恰此时,毛又从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熊向晖那里得知,“批陈整风”中黄永胜的检讨报告,并没有下达到干部中去。1970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文件中四大将的检讨书,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可见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冼维月编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9 页) 这就让毛找到了黄永胜“死不改悔”的铁证,为毛打倒林彪系,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这件事,可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是永不服输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在此后几天里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除恶务尽,立即南巡。他要亲自向各省军政要员打招呼,为清算林彪作舆论准备。毛南巡是突然决定的,这也让熟悉毛日常习惯的中南海的主管汪东兴,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连他也感到异乎寻常。

    毛在南巡过程中先后到达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每到一地,就找当地军政要员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大体相同,那就是,“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肯定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970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每次谈话结束时,就让大家一起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要求受接见的人会后立刻讨论,并把讨论纪要立刻发给他看。接着再乘专列开往下一站。

    南巡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实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听到毛批评林彪的话后,随口迎合说,下次全国党代会召开时,应该在会议上建议林彪同志公开承认错误并写检查。毛听了刘丰的话,特别兴奋,拍大腿说:“对,就是要这样!”毛要刘丰在下次中央开会时,就把这个建议在会上公开提出来。在毛看来,这样做,就能在全党面前看到林彪的当众检讨,他也就可以以此机会,顺水推舟,把林彪予以靠边处理。这正是毛想通过南巡讲话达到的目的。

    多年以后,刘丰见到出狱的邱会作时,对他的这位老战友说,自己终生对当年在毛面前的“失言”非常后悔。因为他居然主动去夹在毛泽东与林彪两个巨头之间,左右不是人。如果在党代会上不作让林彪检讨的发言,毛那边他过不了关,如果作这样的发言,林彪那边他以后也过不了关。他说,像他这样一个夹在两个巨人中的“小人物”,命中将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毛又从江西军政要员程世清那里听到汇报,得知叶群的一些可疑活动,根据毛的警卫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回忆,毛听完略有所思,把眼睛咪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除此之外,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毛从谢静宜那里又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搞不正常活动的一些消息。这让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于是,他提前决定立刻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只作了最短时间的停留。毛的专列出乎意料地于9月12日中午就回到了北京丰台。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林彪自己最珍爱的“潘多拉盒子”,却已经被打开了,林彪本人已经无法控制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如何成为是林彪事件的中心内容,并决定了林彪本人的命运,将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1967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8月4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7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1971年3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8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 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231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页。)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

    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9月5日与6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 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 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27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 9月7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

    林立果于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9月7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9月8日到12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9月12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10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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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桂系 (二)

    急惊风碰上慢郎中

    第二天,广州如期开会,讨论的中心议题当然是北伐。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把那一套大佬们耳朵都听出老茧来的说辞重新又陈述了遍,所着重强调的大概意思就是如今的形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广西出兵败绩事小,到时候引来两广受迫,时则事大,望诸位慎重考虑云云。李宗仁这番话,大家伙都听了很多遍了,最多唏嘘一下,感慨一下,要真正打动这帮人,实为困难——接下来就看李济深的了。李济深依言而行,在李宗仁发表完意见之后,立即站起讲话,上来嘛,总归先是德邻公所言中肯之类的场面话,接下来,立即切到了要害,说第七军(桂军)已经行动起来了,唐生智也已附义,此乃天赐良机,我决定把第四军张发奎和陈铭枢的两个师派到湖南战场去,并打算让叶挺独立团先行一步。然后嘛,就说既然第七军、第四军都愿为了革命,为了总理遗志而牺牲,诸公是否也念袍泽之情,也牺牲一二,共襄盛举?

    李济深这话是将了列席各位一军,而且将的恰到好处。李济深的第四军是粤军,素来是国民党劲旅,他们都表示要北伐了,那那些客居广东的所谓客军,尤其谭延闿、程潜这俩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还好意思继续推诿吗?这一军将的,自然让各位客军将领再也说不出个不字,即便心里头还是不乐意,但是到了这份上,再不乐意也只能乐意了。当然,李济深将的还主要是蒋介石的军,蒋介石当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军事领袖,口口声声喊着革命,又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如今手底下的人都拿出实际行动说要革命了,那他这个领袖还好意思落于人后?再者说,李宗仁和李济深话说的都冠冕堂皇,这时候再有啥私心小意,岂不被人看轻了?于是,当李济深这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列席诸位都开始唱起了革命的高调,于是,北伐之议终得到了列席代表的一致通过。

    当然了,横竖先出兵的是第七军和第四军,老几位被逼上梁山之后,还有时间继续观望——如果两支部队打的好,他们当然也赶紧出兵分杯羹,如果打得不好,到时候开个会说从长计较,横竖亏不了自个,因此,北伐的决议虽然通过,但也只是原则上通过,具体时日还没定下来。李宗仁当然心急火燎,中央不把日子定下来,他入湘的桂军就依然前途未定,可是呢,偏是急惊风碰上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李宗仁也隔三差五去催促老蒋,但老蒋的态度,却依旧有些踯躅,还对李宗仁颇有些意见,认为他不识内情。其实老蒋也难,此次北伐,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而他如今呢,又处在左右对立的漩涡中心,右派对他既拉拢又防备,而左派呢,自从中山舰事变以来,就跟他闹僵了,如果此次北伐不能一鼓而定,老蒋的前途,就算是交待了。老蒋所指的内情也大抵就是如此,此次北伐,于他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有些犹豫也是当然之事。所以说,其实桂军的前途不在中央手里,而是在自己手里,只有自己打出了个样子,中央才能顺水推舟。那么,湖南如今是个什么情形呢?

    吴佩孚虽然已经宣布要插手湖南了,但是呢,子玉自从直奉二战下野之后就诸事不顺,这阵子正跟国民军在南口杀的难分难解,原本是指着速战速决的,如今打了半天还是未决,如此一来,手是插了,兵却没到。如今吴佩孚盯着华北,瞄着湖南,分心二用,更要命的是,这俩地方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所以,吴佩孚插手湖南能体现他为人奸猾吗?真要是高明的政客,能在这当口来湖南趟这趟浑水呢?还是的,吴子玉虽然是条真汉子,但是他这种性情,运气好的时候倒也不妨,运气不好起来,在政治上,也就是四处碰壁。因此,吴佩孚真正在湖南的兵力也就是余荫森一个师,剩下的,也就是赵恒锡留下的那点家底,贺耀祖、刘铏以及叶开鑫的三个师,至于江西方面的唐福山、谢文炳之流,也就够擂鼓助威的,因而别看三路合围,架势很足,其实嘛,呵呵。

    但是,即便只有赵恒锡这点家底,唐生智对付起来也颇感吃力,在1926年5月中旬,即便当时桂军已经到了一个团,唐生智还是不免败退衡阳——而且,当时北军气势正旺,眼见着衡阳也不可守。在唐生智被逼甚急之时,一方面向叶开鑫讨饶——当然主要是为拖时间,另一方面已经将给养辎重向湘桂边界运送,就等着万一战况不利,直接退入广西了。好在钟祖培率桂军另一团于5月28日抵达了衡阳,并于次日配合唐军何键师将猛攻左翼的贺耀祖师击退,才算解了唐军左路之围。唐军左路安定下来之后,中路军本来被攻甚急,闻听左路大捷,方才士气大振,而北军则以为对方大股援兵已到,便不敢再行压迫,于是,中路总算也稳住了。在右路,由于叶挺独立团在6月5日兵出攸县,取得大捷,也正式稳住了局面。如此,原本被北军压迫甚急的唐军由于南军驰援甚速,这才算是转危为安,唐生智也才敢于6月2日就任第八军军长。

    湖南局势陡现转机,国民党中央的这群头头脑脑们总算是觉得北伐或许有戏了,于是,在叶挺独立团攻占攸县的当日,中央这才发表老蒋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命令,并正式宣布北伐。但是呢,即便到了此地,命令都发布出去了,老蒋却还在那观望——明摆着的,拖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9日他才正式上任。老蒋之所以迟迟不上任,讲穿了,是怕担责任嘛,因为当时两广驰援湖南之后,吴子玉好歹也拿出了些家伙什出来,中路军由宋大霈担纲,帮忙叶开鑫和余荫森进行正面作战,而右翼由王都庆率领,至于左路,则依然是唐福山和谢文炳,在此之外,董政国带两个旅作为后备,于是这仗也就犹未可知了。大家想必看这些人名觉得眼晕,无所谓,好些个龙套,大家就当ABC代号处理即可,不必非得记住。

    那老蒋为什么在7月9日就敢上任了呢?因为此时桂军胡宗铎已率李明瑞旅、杨腾辉、陶钧团赶到了永丰一线,而张发奎和陈铭枢这粤军两个师则已进抵攸县,加之唐生智三部,于7月4日围攻长沙,而终于7月11日占领了该地。局势有利,老蒋自然得讨个彩头,趁着要胜而未胜的当口,赶紧就任,两天后取下了长沙,不说老蒋指挥有功嘛,好歹也说老蒋这个总司令就任激发了前方将士的士气,总之,老蒋于北伐军攻取长沙,好歹薄有微功。瞧瞧,老蒋能算计吧,这总司令当的,这时机把握的,不服不行啊。

    再回过来说李宗仁,李宗仁在广东那段时间除了见了些国民党要员,也见到了些共产党人。李宗仁虽然对国共党内合作态度颇属消极,甚至对共产党顾虑重重,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党的这些党员真是一腔热血扑在这革命上,朝气蓬勃,均属不凡。当然,政治这东西就是如此微妙,李宗仁越是觉得我党这些党员不凡,就越是对我党严加防备,当时北伐军各军都有共产党人在内,唯有第七军对共产党人非常排斥,甚至李宗仁还将第七军原本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黄日葵临时撤换,总之,李宗仁已经在内心里将我党当成了假想敌。另一件让李宗仁颇觉不爽的事就是白崇禧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蒋介石想拉拢白崇禧,这点李宗仁是明白的,实际上,当老蒋跟他提议此事之时,李宗仁也老大不乐意,还劝白崇禧拒绝此议。但是呢,白崇禧此人虽是军事奇才,但正如后来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他不懂政治,一心建功立业,却忽视了李宗仁的感受,慨然接受了任命,当时李宗仁业已离粤返桂,听闻此报,这五味杂陈,自也无需多言。

    琐琐碎碎的讲了这么多,北伐总算是搞起来了,至少出师见彩,搞定了长沙,如此一来北伐的路线问题,当然各方面又得碰个头,好歹在长沙开个会,想想接下来怎么进一步建功立业了。

    	
     我要当老大
      
    

    国民党所谓北伐,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说实话也嚷嚷了很多年,最后基本是雷声大雨点小,一般就是在临近的湖南等地小打两仗,然后出于各种原因鸣金收兵。此次国民党北伐,别看好像场面搞挺大,一开始也整了八个军,但是,这八个军里头,真正说能战的也就是粤军第四军、桂军第七军以及湘军第八军,有人说老蒋第一军?或许吧,至少现在还没露脸,无法判断。至于谭延闿、程潜以及朱培德等人的军队,敲敲边鼓大概还是合格的。因为这个关系,一开始民国各界——包括北洋的老资格政客在内——压根就不觉得这支北伐军能干出啥惊天动地的业绩来,不过是当成跟孙中山时代一样的例行演出而已,但是,吴佩孚很快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孙中山时代的北伐往往越打越衰,而此次,却正好相反,越打越盛。

    吴子玉觉得问题严重了,想赶紧把南口的战事了了,从北方抽调精兵来进行决战了,但有人却依然如在梦中,此人是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孙传芳也隶属直系,此时已是北洋中跟吴子玉、张雨亭相提并论的人物。孙传芳有野心,一心自立门户,自打在驱奉之战声名鹊起之后,他就老想当个一号,但是呢,在直系里头,孙传芳还算是个小字号,上头有个吴佩孚压一头,所以,要当一号,该咋办呢?最直接的,吴佩孚完了,不就轮到他了?不过,吴佩孚怎样才能完呢?无非两个办法,一个孙传芳自己动手,另一个嘛,借刀杀人。孙传芳自己动手,一是风险太大,未必干得过,二是孙的部属大多是直系宿将,对玉帅向来敬重有加,他们也不愿意真跟玉帅翻脸,所以,这条路算是绝了。因此,孙传芳这点当一号的私心小意,只有一个可能可以达成,没错,借刀杀人。

    如今孙传芳烧香拜佛扎小人,一片虔诚终为天知,孙传芳这还没去借刀呢,刀柄已经握在手里了——国民党找上吴佩孚的麻烦了。因此,孙传芳的路线图是,国民党与吴佩孚干了个两败俱伤,然后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咧,民国第一人,舍他其谁?如果再干笑两声——绝妙的电影剧本!孙传芳这算盘珠子又噼噼啪啪响起来了,算了半天,总之就是甭管国民党和吴佩孚干成啥样,对他绝没有坏处——国民党赢,孙传芳连孙大炮都不怕,还能怕这些后辈?吴佩孚赢,大不了接着当老二,于己无损;两败俱伤,那就是老天保佑了。乍一看,似乎孙传芳算无遗策,这次国民党跟吴佩孚干架,对他而言,怎么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深一看,问题来了——如果国民党赢了,孙传芳怎么保证自己干得赢国民党?孙传芳认为能干赢国民党,无非是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心理暗示,但是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说穿了,这是孙传芳在意淫。

    我们说,在乱世之中搞政治,最要紧的就是对局势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则是基于对自己以及对手实力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一旦对各方实力的认识出现偏差——高估或者低估,最终都会影响到判断的准确性。就如我们前面介绍沈鸿英和新桂系双雄争霸,沈鸿英之所以落败,说白了,还是因为低估了新桂系的实力,要是他认识清醒一点,先取守势,然后等待唐继尧滇军入桂,分兵合击,则胜负未可知也。此次北伐,孙传芳就犯了跟沈鸿英类似的错误,那就是用老眼光来判断对手——沈鸿英用老眼光来看新桂系,而孙传芳则用老眼光看国民党,殊不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经验主义是要害死人的。孙传芳很快就会为他的隔岸观火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将要上演的戏码不是鹬蚌相争,而恰是唇亡齿寒。

    我们再回到北伐军方面来,在攻取长沙之后,国民党各方要员在长沙会和,商谈下一步的进兵路线,当时的意见,一是北上鄂省,攻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将孙传芳赣苏浙闽皖五省三面包围,二是西取赣省,意在稳固广东根据地。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显得有些无厘头——从军事地位来讲,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自古兵家必争的荆襄地区必然比江西重要得多;从政治角度来讲,眼下国民党跟吴佩孚决战已成事实,再由湖南转道江西,舍吴佩孚而攻孙传芳,相当于逼迫吴孙联盟,不符合各个击破的政治要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却好像有些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因为他在长沙会议上便是拿出这个意见付诸讨论。蒋介石当然不傻,即便他的军事能力历来为人诟病,但也不至于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那么,老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问题的核心既不在吴佩孚身上,也不在孙传芳身上,而在一个大家经常会忽略的人身上——唐生智。唐生智在危难之际投靠国民党,似乎双方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小唐虽然对革命不甚了了,但在北伐一节,也是尽心尽力,那问题出在哪呢?这里就要佩服老蒋的政治敏感性了,他担心的倒不是唐生智会背叛北伐军,而恰是怕唐生智坐大。如果先取武汉,那么这将是北伐军主力与吴佩孚主力的决战——而且攻击重心极可能在第四军和第七军上,一旦成事,唐生智第八军很可能坐享其成,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而后坐拥两湖,对老蒋在国民党内首席军事强人的位置构成强势冲击——如果唐生智再跟旅法未归的汪精卫结盟,那这个联盟更将让老蒋难以应对。相反,如果先取江西,那么第四军和第七军势必转道,而唐生智则将与吴佩孚主力正面交锋,不论胜败,最后也落个半死不活,到时北伐军再取湖北,就不用怕唐生智会借势坐大了。当然,老蒋的这些担心,其基础是小唐有不臣之心,那么,唐生智究竟是何等样人呢?

    我们且不论老蒋用人如何,但必须承认,老蒋看人的眼光绝对是民国的翘楚,他对唐生智的判断,实在是太过准确,没错,唐生智确有不臣之心。小唐年少得志,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师长,而在三十出头更已经是一省长官,如今的唐生智,正是青春鼎盛,朝气蓬勃的时候,政治生涯又那么顺,有点雄心壮志,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唐生智和唐继尧是同一类人,典型的乱世军阀,没啥新思想,对所谓革命也没啥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权力,这俩旧军人还有一共同点,就是都好个排场,唐继尧就不用说了,当年五省联帅进重庆,那个架势,而唐生智呢,虽然加入革命后有所收敛,但手下可还没学会收敛。

    唐生智有个亲信刘文岛,在小唐受攻甚急之时派去两广联络,在广州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职位品级,那是一点都不愿吃亏,甚至开着会都要嚷嚷,一点不嫌害臊;这也罢了,这人还是个马屁精,什么对唐生智要如儿子孝敬老子这样的话也能说出口,当然,这种人一准墙头草,出了事翻脸比谁都快,后来也确实如此;就在长沙来说,李宗仁有次出去散步,就看见他坐着四人大轿在街上大摇大摆,后来还是他眼尖看到了李宗仁,才出来打声招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啥样的主子就有啥样的奴才,唐生智跟这个刘文岛真还挺像,除了没那个奴性之外,对权位的看重,墙头草个性,以及好个排场啥的,都是活脱。所以说,唐生智这样的人,万不可让其得志,否则就是满盘是非。

    当然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提防毕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私心,说起来也只是小局,如今还有个北伐的大局,而从北伐的大局而言,利用孙传芳和吴佩孚貌合神离的关系则是重中之重,袭取荆襄,虎视东南同样也是重中之重。因而老蒋提出了这个意见,然后被李宗仁等人驳回之后,也未作辩驳,最终还是确定北上攻鄂的方案。但是,北伐军或者能够继续高歌猛进,能对吴佩孚和孙传芳各个击破,但是与之同时,却也在滋生一些全新的矛盾,毕竟,在这样的乱世之中,谁不想当个老大,谁又非得服谁呢?

    	
     铁军钢军
      
    

    北伐进行至此,由于在湖南的战事中吴佩孚主力尚在南口与国民军鏖战,未暇南顾,因而北伐军并未遇到真正的挑战。然而,吴佩孚在民国早就声名在外,自护法战争兵出衡阳一炮打响之后,横行中华,未遇敌手——有人说直奉二战的惨败?那更多是因为冯玉祥半道反水罢了。如今吴佩孚也觉得北伐军这帮娃娃势不可侮,在赶紧结束了华北的战事之后,调集主力于潇湘一线,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如此,北伐军才算是碰上了真正的劲敌。到底姜是老的辣,抑或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湖北一战,便知端倪。

    北伐军的部署,是以李济深第四军、李宗仁第七军以及唐生智第八军这三支部队作为沿武长路北上攻鄂的中央军;而谭延闿第二军及朱培德第三军,则在攸县一带监视江西,保护中央军右翼;中央军左翼则由第八军教导师以及袁祖铭黔军负责;而第一军第二师以及程潜第五军则作为预备队。当然了,袁祖铭我们是知道的,虽然表面上附义,但同时也跟吴佩孚纠缠不清,说是保护左翼,实际能不出乱子就说得过去了,而第八军教导师,真正的任务实际倒是监视这蛇鼠两端的袁祖铭。而当时的黔军,也仍在黔湘边境,就等着打秋风呢,这样的部队,是指望不上的。至于右翼军嘛,谭延闿本就是个文人,文人统御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而朱培德为人是挺和气,但是靠和气能打仗吗?所以说,此战成败如何,能指望的也不过还是第四、七、八三个军。

    当时的北伐军正跟吴佩孚北军隔江对峙,而隔的这条江那是大大的有名——汨罗江。汨罗江为啥有名,典出何处,在此不予赘言,作为中国人都该知道的事儿,不知道的,就该自己检讨一下,想想为什么端午节会被韩国抢先注册。当然,北伐军大敌当前,也无暇品味汨罗江中的点滴,他们对汨罗江的态度非常的现实——渡江。中央军分为两路,唐生智第八军为左纵队,进攻浯口以西、营口以东一带之敌,而后取道岳州,进逼武昌;右纵队则由李宗仁指挥,所辖第四军和第七军,第四军的任务是攻击平江之敌,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汉推进;而第七军则于浯口南岸抢渡汨罗江,攻击平江以西之敌,而后循北港、蒲圻、咸宁和贺胜桥向武昌前进;三路部队各有联络,且休多言。

    当时吴佩孚虽已决心倾力一战,但华北战事尚在收尾阶段,吴军精锐也未及南调,在湘鄂边境的武装仍是我上文所言的宋大霈、余荫森、董国政等部以及湘军三个师,杂七杂八合一块,差不多也得有个三四万人吧——战力另当别论。在北伐军下达总攻令之后,北伐军新胜,士气正旺,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而湘鄂边境新败的北军则不堪与战,未几便被北伐军突破。北伐军那是奋勇争先,比如第七军肃清当面之敌,于8月23日翻山越岭——顺便说句,平原出身的北军在山区的行动能力远不如少时便在山林成长的桂军——抵达北港之后,发现第四军居然跑到了前头,进入了原本规划是第七军的进攻位置——汀泗桥。此后只能将错就错,第四军和第七军交叉前行,自不多言。

    汀泗桥是咸宁的南大门,也是进抵武汉的必经之路,该地总的来讲,四个字概括,易守难攻。该处三面环水,仅有粤汉铁路中的一段铁桥可以通过——即为汀泗桥,当时又是洪期,汀泗河泛滥成灾,各地一片汪洋,北军阵地虽东南两面地势较高,没有被淹之虞,但带来的问题是,北伐军必须仰攻。另外,虽然汀泗桥守军多为前线败退下来的残军,似乎士气消沉,但是有句话叫做困兽犹斗,如今湘鄂边境为北伐军轻松突破,汀泗桥天险实为不容有失,背水一战的北军,自然平添几分悍勇。地理环境如此,战斗形势如此,此战的惨烈自也毋庸多言。8月26日,汀泗桥之战全面打响,正如所预见的那样,第四军投入了6个团,交替进攻,而北军也以猛烈的炮火予以回应,一天内阵地四次易手,终是难分胜败。对于北伐军而言,此战务须速战速决,否则待吴佩孚调集援军发动反击,地理位置本就相对不利的北伐军则就难以支持了。当日晚上,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向军部建议采用夜袭偷渡之法,而独立团团长叶挺也建议由该团绕道古塘角,抄袭北军后路。于是,三十六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依据黄琪翔的建议,趁夜渡河,途中一枪不发,待至抵达阵地,方用刺刀拼杀,占领多处有利据点,并于拂晓突然发动猛攻,如此,北军方才阵线动摇,虽试图反扑,但终未能如愿,只能向咸宁方向撤退。此时,叶挺独立团也由古塘角抄袭后路而来,于是,原本还井然有序撤退的北军登时阵脚大乱,撤退便成了溃退。于是,北伐军终于8月27日占领了汀泗桥天险,并于次日占领咸宁。

    汀泗桥一战虽然险恶,但也称不上决战,真正意义上的决战在贺胜桥。此时吴佩孚主力终于南下,抵达了贺胜桥,而于丢失了汀泗桥的北军而言,贺胜桥是最后的险隘,如果守不住,那就只能孤守武昌城了,吴佩孚深知兵机,当然不愿陷入孤军守城的绝境,因此,非但是精兵悍将集于贺胜桥,他自己也亲抵该处,阵前督战。此时的贺胜桥有北军十万人,既有南下的精锐,又有败退的残兵,装备也称优良,而北伐军则只有第四军和第七军两军,实力对比,高下立见。北伐军在咸宁召开战前会议,最终决定由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及第七军胡宗铎所率第二、七两个旅沿铁路前行,攻击贺胜桥正面,而夏威则率第七军第一、八两个旅出咸宁东北,自王立本攻击贺胜桥东侧。

    正面作战的第四军最先打开缺口的是自汀泗桥战役后打响了名号的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士气方盛,也顾不得许多,率先冲突而入,向桃林铺发动攻击。叶挺孤军犯境,从军事角度而论,实则勇悍有余,计较不足,极易遭到围歼,只是叶挺部杀红了眼,勇悍难当罢了。果然,吴佩孚很快指挥部队攻击叶挺部侧翼,预备实施包围,所赖第十师蔡廷锴二十八团以及第十二师黄琪翔三十六团奔赴驰援,独立团这才避免了可能遭到围歼的窘境。三个团奋勇进攻,终突破了北军桃林铺阵地;与之同时,第七军攻占了王立本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发动猛攻。在战斗最激烈时,甚至两军将士向炮火最密集处进行冲锋,勇悍如此,北军也为之胆寒。当时吴佩孚组织了大刀队,临阵督战,有后退半步者,均立斩不赦,北军慑于军威,初时尚狂乱射击,但看到北伐军迎面强上的悍勇之后,不免气为之夺,数万人向大刀队做反冲锋,夺路而走。

    贺胜桥之战最集中展示了军事作战的最高定律——两军相逢勇者胜。北军的顽强多慑于军威,究属被动,而北伐军的悍勇而出自历战皆捷之士气,实为主动,以主动攻被动,虽兵少将微,也是挡者披靡。此战之后,吴佩孚主力被击溃,大势已去,而北伐军则奠定了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牢牢掌握了战事的主动权。因为第四军以及第七军在此战的勇猛表现,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而第七军也赢得了钢军称号,只是后世但知有铁军,不知有钢军——个中因缘,心照不宣。于是,吴佩孚只能困守武昌,做最后的努力了。

    第四军与第七军屡遭恶战,自然中央军的另外一路第八军当然便宜占尽,唐生智所部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轻轻松松的前行,沿路还遇到了大量吴佩孚部溃军——当然,这更是便宜了,收编缴械,不在话下。粤桂玩命,湘人发财,这便是北伐军湖北之战的写照。当然,湖北之战还未结束,还没到清点战场,看谁捡了便宜,谁吃了亏的时候,毕竟,吴佩孚还有座武昌城可以守,虽然大势已去,但是历史上守城守个好几年的不也比比皆是吗?

    	
    攻城
      
    

    攻城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就是一大难题,且不论当年当者披靡的蒙古铁骑围攻襄阳长达七年方才因襄阳守将开城投敌方告突破,就说我的家乡江阴,当年满清入关何其悍勇?但是小小一个江阴城却让清兵吃足了憋,在阎应元率领下,居然以10万义民对抗24万精兵长达81天,更关键的是,还让清兵付出了7万5千余人的伤亡代价。这里我倒不是自夸先祖辈们有多英烈——虽然确实有这个意思吧,我想表示的是,只要城垣坚固,防守得当,众志成城,在攻城战中,占据主动的就是守方。当然,现代化战争又有不同,飞机大炮上去一通猛轰,把城门打开个缺口,然后再行厮杀,那自然是顺当多了,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北伐军要围攻武昌,虽然不再是冷兵器时代,但北伐军却也没有飞机大炮这样够分量的重武器,所以说,攻城还只能用老一套——架梯攀援。

    即是如此,北伐军围攻武昌,就是相当的吃亏,武昌自古军事重镇,防御工事之坚固自不待言,要是徒以血肉之躯实施不惜代价的仰攻,那基本是代价肯定沉重,至于结果,那就天知道了。实际情况呢,也确然如此,贺胜桥之战后,第四军和第七军就抵达了武昌城外,然后李宗仁也觉得两军正在势头上,想借势一股作气拿下武昌城,于是便命令马上攻城。攻城的办法嘛,也就是架梯,结果呢,武昌城垣太高,梯子高度不够,就算好不容易在守军炮火下跑到了顶,却愣是登不上城,如此一来,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第一次攻城就无功而返。 次日晚上——9月1日晚,当时老蒋派来了增援部队,刘峙所率的第一军第二师,至于为啥这当口把嫡系部队派过来,我们得说道说道。武昌的军事意义不用说了,除了重大之外,好像也没别的词了,此外,政治意义同样非凡。历史上来讲,民国创建就是武昌打响的第一枪,这个象征意义当然还是重大,老蒋自己的嫡系部队参与攻城,如果运气好立个头功,这个彩头那是大大的,老蒋别的不会,讨彩头嘛,那是一等一的。不过,这些在我看来还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武汉极可能成为民国首都。广州位处南疆边陲,虽然富庶,但毕竟不适合再当都城,当时国民党北伐期间内部讨论,也觉得武汉最合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两湖实力最雄厚的是唐生智,而唐生智呢,又是刚附义不久,要是被他把住了武汉,那老蒋不就相当于寄人篱下了?他能乐意吗?所以呢,老蒋把刘峙派过来,表面上看抢个功,博个彩头,但以本人看来,其真实目的极可能是就地控制武汉,监视唐生智,为老蒋入主武汉打个前站。

    不过,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老蒋算的挺好,但是无奈老天不配合。就说刘峙来了吧,李宗仁一看情况,觉得军队士气正盛,又有援兵,前次攻城失利主要是梯子质量不够,这次改进改进,武昌城不难破矣,于是,进行第二次攻城。这次梯子质量高了,特定买来的两丈高一支的毛竹竿,然后两支接一支,搞个三四丈长的梯子,这次够用了吧,你有能耐爬到梯顶,就上得去城,好,现在开打。结果呢,老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新问题,就是梯子太笨重,架设颇为不易,守军炮火又极端凶猛,常出现的情况是,梯子没架牢——大家知道当年都有护城河的,城壕很深,架梯子也不容易的,架梯子的官兵都被突突掉了。于是,第二次攻城,死伤惨重自不待言,结果也很悲剧,于是只能作罢。

    李宗仁接连两次攻城之后,算是深得其中三味,知道武昌城要靠强攻,无非就是多死几个人,想要攻下,那是难于登天——于是,该咋办呢?守城最怕的是什么?没错,就是内鬼,所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一边在那守得起劲,另一边却跟对手暗通款曲,那这城也就守不下去了。李宗仁呢,当时手里也握了这么一条线,当时驻守汉口的有个叫刘佐龙的师长就跟李宗仁商量投诚一事。而且大家想必还注意到了,北上攻鄂的有三支部队,现在只有第四军和第七军到位,那第八军哪去了?第八军当然也在努力中,前不久攻克了鄂城,如今正向汉口、汉阳逼近。这样一来,李宗仁就想既然死活强攻不奏效,还不如以逸待劳,围而不攻,搞到城内弹尽粮绝,再来个内乱啥的,武昌就搞定了,于是,决定休整不攻。

    没想到的是,老蒋在9月3日到了武昌城外,跑过来二话没说,说趁敌人立足未稳,限期48小时,一定要搞定武昌城。同志们,啥叫立足未稳,李宗仁这都攻了两次城了,守军稳如泰山,如今老蒋却说立足未稳,这不笑话吗?当然,老蒋心急自有其心急的道理,个人认为,大概还是面子上挂不住,大家想,他一个北伐军总司令,北伐至此,功劳都让第四军和第七军给立了,他的嫡系第一军至此寸功未建,如此窘况,他何以服众?本来吧,他派刘峙来是别有深意的,结果现在深意啥的且休别提,武昌城如今攻不下,还谈个屁?所以说,老蒋觉得无论如何不能风头都让别人抢了,自己好歹也鼓捣鼓捣,于是,下令强攻。李宗仁及其所部虽然对此令颇不以为然,但是毕竟是总司令的军令,不能开玩笑,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第三次攻城呗!

    第三次攻城嘛,自然没啥大区别,第七军被压制的很惨,守军居高临下,炮火轰鸣,头都抬不起来,还攻个屁?第四军那里也一个样,大家奋勇攀援,大多都是爬到半道被炮火给轰下来了,谁也没指望上去。但是呢,不知道哪来的消息,四七两军忽然听说刘峙那取得突破了,攻入了忠孝门,于是,士气也上来了,也不顾牺牲了,但是激动了半天,发现白激动了,因为压根就没动静——原本指望里应外合的刘峙部队,不知道哪猫着呢。老蒋也心急啊,亲赴城郭前线督战,表面上倒是很镇定,但看这情况,大概也是觉得希望寥寥,最终授意停止进攻了。

    好在此时外围进展还算顺当,没几天唐生智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便在嘉鱼渡江,这当口已经逼近汉阳;而那位与李宗仁互通款曲的刘佐龙见势也反了他娘的,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向汉口的査家墩吴佩孚总司令部放了几声炮。吴佩孚当时还准备做最后一搏呢,没想到总司令部也吃了几颗炮弹,虽然极为不甘,但也知道大概是没啥希望了,在左右的劝说之下,无奈撤离了汉口。

    査家墩是吴子玉自直奉二战兵败之后复起之所,当日査家墩点将也是民国轰动新闻,可惜此一时彼一时,玉帅此次复出之后,真是喝水塞了牙缝,哪哪都不顺。原本是想进攻奉系,报一箭之仇的,结果没想到张作霖那里郭松龄鬼子造反,奉系元气大伤,当年吴佩孚下台也是直系冯玉祥临阵倒戈之故,因而对老张的遭遇颇有同病相怜之叹,于是,居然就化敌为友,决定联合搞冯玉祥了。国民军当然被压迫的很惨,冯玉祥也下野避风头了,当时困守北平的鹿仲麟见势不妙,就想投靠吴子玉,然后共同反奉,然而吴佩孚对背信弃义之事最为鄙视,觉得今日联奉,就不可再反奉,生生把鹿仲麟的投降意愿给顶了回去。如此当然华北一时半会也搞不定了,最后一直干到了南口——也就在此时,吴佩孚决定插手湖南。结果呢,吴佩孚晦气没去了,反倒是自食其果,不插手倒也罢了,一插手就惹来了祸殃,如今居然就被北伐军逐出了武汉,回过头来想想,早知今日如此,又何必当日横生枝节呢?吴佩孚这辈子,就吃亏在这直来直去的性情上了,但凡有些权谋计较,何至于落到今日这番田地?不过,这也正是玉帅的可敬可爱之处,毕竟,有权谋的政客数不胜数,但是能跟子玉一样重情重义的又有几人?

    玉帅落到今日这般田地,说实话,隔岸观火的孙传芳要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孙传芳见死不救,到了自己倒霉的时候,也没人能来救他了,他这个五省联帅也做不了多长时间了。

    	
     孤军
      
    

    吴佩孚倒霉了,接下来轮到的就是孙传芳了,但是呢,或许孙传芳的自我感觉正好相反——倒霉?吴佩孚都倒了,老子就要当老大了,倒霉什么?当然,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孙传芳幕府中老实说也是人才济济,当时民国首席军事战略家蒋方震先生就在府内,据说在北伐军跟吴佩孚激战正酣之时,蒋百里就给孙传芳出了上中下三策,以资垂询。上策是趁着两军交战,自江西突出奇兵,腰斩北伐军,占领长沙,断其归路;中策是趁着北伐军围攻武汉,孙传芳率海路大军溯江西上,解吴佩孚武汉之围,而后北伐军跟吴佩孚南北对峙,孙传芳相机而动,从中取便;下策是屯兵江西,以逸待劳,以候北伐军。

    当然了,蒋百里所谓上中下三策,其针对的主要对手是北伐军,如果孙传芳果能使用中上两策,以北伐军当时的情况——有锐气而无韧性,实力薄弱,后劲不足,势必铩羽而归,搞不好连两广大本营都得赔出去,但是呢,在孙传芳眼里,上中下三策却正好颠倒过来,因为,他心目中的主要对手是吴佩孚。怎么搞吴佩孚最惨呢?当然是第三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隔岸观火,那吴子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时候不死也残废。只要吴子玉倒了,北伐军那些黄口小儿,岂足道哉?稍微出出力,华南可定,到时候坐拥半壁江山,再去跟最近伤了元气的张奉计较,不就霸业可成?总之呢,因为孙传芳对老革命党先入为主的印象实在太深,根本没情绪正眼瞧瞧如今的国民党是怎么档子事,所以说,即便局面未如他所愿,双方两败俱伤,但是如今吴佩孚倒了,他也算满意了。

    不过呢,即便北伐军不在孙传芳眼里,但是既然能把吴佩孚这样的人物办掉,说明北伐军倒也有两下子,孙传芳也颇有些刮目相看,但也不妨,那就玩玩呗,于是孙传芳调集大军入赣,准备在江西解决这些娃娃。而北伐军底定两湖之后,由西向东,第一站自然就是江西,江西此战,自然也是针尖对麦芒。虽然武昌尚未解决,但因为外围已经渐次肃清,武昌已是一座孤城,未几可定,因此,原本在武昌攻坚的第七军便被指挥部调入江西,预备作战。当时北伐军在江西的部署是,第一军第二师以及二三两军为右翼,老蒋亲自指挥,兵出赣南,直抵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及第六军为中路,程潜挂帅,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切断南浔线;而第七军为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目标则是在九江的孙传芳总司令部。分拨已定,各路开拔。

    于是,李宗仁就把武昌的围城任务交给第四军,率部西行了。李宗仁这路刚开始倒也波澜不惊,他关注的是中路程潜的情况,到大冶时,接到司令部通报,说程潜已经抵达修水,不日将至武宁,于是李宗仁抵达阳新之后,稍事休整,顺便就派了三组通讯兵出去跟程潜联络。这三组通讯兵当然是去武宁找人了,但是李宗仁接到前两组回报后却是大吃一惊,说武宁戒备森严,尚在孙部控制之下,正常情况的话,程潜要么就是吃了败仗,要么就是还没到,但既然目标是武宁,好歹有点动静吧,结果呢,程潜部动静全无,人间蒸发了。当时也没有无线电,李宗仁如坠雾中,根本搞不清状况,恰在此时,新麻烦又来了,武汉方面发来电报说,孙部海军将在黄田港登陆,准备进逼武汉,要李宗仁率部速回大冶,火速救援云云,甚至黄田港守将电话打一半还断了,如此,将来时眼见就是完成时了。

    情况瞬间严峻起来,黄田港被占,大冶危在旦夕,一旦大冶被占,那就是后路被断,已面临背水一战的绝境。十万火急,当然军队马上开会讨论,李宗仁认为如果率部回大冶救援,得有个四五天才能到,到时候大冶还在不在自己手里也说不定了,有这时间还不如直接进攻九江,孤军深入虽然要命,好在士气旺盛,搞不好一举扭转江西战局。于是继续前进,但是很快第三组通讯兵给了李宗仁当头一棒,回报说,孙部在武宁有一两千人坚守,至于程潜,真的是不见了,这下李宗仁所部就真的成了孤军,没有程潜部策应,去九江还不是死路一条?而且翻开地图一看,九江一带都是湖沼,如果都是山地倒也不怕,广西兵爬山当玩一样,水战嘛,那就不好搞了。李宗仁也知道基本上已经是绝境了,按照原计划进攻九江抑或是回援大冶,希望都属渺茫,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作战路径,放弃九江,主动去寻求跟程潜部的配合——找到友军就有命了。

    当然了,未经指挥部认可,私自改变作战路线,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严重点说,是要军法从事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今第七军危在旦夕,也不容扭扭捏捏,迟疑不绝,李宗仁也不顾苏联顾问反对,决心率军翻越羊肠山,绕道武宁,找程潜去了。羊肠山倒是不难翻,反正广西兵走惯了山路,对手的抵抗也不激烈,基本且战且退,于是,顺利的到达了武宁以北的箬溪。考验来了,箬溪的守军是谢洪勋所部,大概两万人——第七军全军也才两万人,那势必苦战一场?没有苦战,仅用了一天。战法是正面突破,侧翼迂回,李宗仁让主力强突箬溪,而让李明瑞率部迂回右翼,于是在两军正面激战正酣之时,李明瑞突然在守军右翼出现,如此一来,守军就被桂军完全压制,第七军又是士气正盛,三下五除二切掉了谢洪勋部。事后在谢部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电报,大概是谢向上司卢香亭求援,卢香亭回复说老子忙着呢,已将来敌两度挫败,现正追击溃敌,不日将下长沙,你坚守三日,到时候我来救你——当然,只守了一天。

    这份电报很有意思,现在明明是北伐军进攻南昌啊,怎么南昌守将卢香亭如此牛逼,又说追敌,又说打长沙呢?这戏剧性未免太强了点。乍看起来,这事跟程潜的消失似乎没啥关系,因为攻打南昌的是老蒋所率的右翼军,但是,同志们不要惊讶,卢香亭这里提到了追击溃兵,这溃兵是谁呢?恰是程潜所率的中路军!那这又是咋回事呢?大概情况是这样,按照原定计划,程潜应该是去德安,但是跑到修水之后,突然听说南昌的守军大部分都去赣南布防,跟老蒋那一路对抗去了,南昌方面甚是空虚,大家也知道程潜是革命党老将,但不服老,两湖战事没赶上,让后辈出足了风头,心里颇是不甘,这次听说南昌有机可趁,当然想立个头功,证明宝刀未老了。于是,程潜不管三七二十一,抛弃了李宗仁部,率部火速进攻南昌——这也是他突然消失的原因,刚开始嘛,确实南昌空虚了点,成了,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南昌守军不会回援吗?

    等到孙传芳各部预备回援之时,程潜也觉得靠他这点兵力,在南昌城内就只能等死,没奈何,只能弃城而出——李宗仁回忆录里还绘声绘色讲了程潜如何效当年曹操潼关事,割须弃袍的,总之,很狼狈就是了。当然,最狼狈的不是程潜,而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这哥们拿下了南昌之后,毫无忧患意识,以为大局已定,久在军中没有消遣也很气闷,于是跑去逛妓院了,结果孙军骤至,该部群龙无首,被突了个稀里哗啦,而王柏龄呢,也知道这下闯大祸了,于是,失踪了。程潜部被逐出之后,两军在奉新集结,程潜心有不甘,还是觉得要反攻,结果没能攻倒也罢了,自己成了受,指挥还出了问题,居然又遭挫败,孙部追南逐北,一路尾追——这也就是卢香亭说“两挫来敌,追击溃兵”的由来。

    程潜此战真是有够丢人,要不是他面子大,看在革命党前辈的份上,要不然照他这么搞,真是军法难容。程潜丢人也就算了,他抛家舍业的当了孤军,连累了第七军也成了孤军,而且第七军说实在比他还孤,属于后路被断,强敌环伺,前途未定的情况,而程潜好歹说坚持坚持,可能老蒋也要到了,因此,摆在第七军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杀出一条血路,给自己一条活路。

    	
     血战
      
    

    李宗仁部在箬溪轻松搞定谢洪勋部,可悲的是,仗是赢了,人却依然没找着,这下桂军可真是遇到大麻烦了。遇到大麻烦的桂军如今指望他救是不可能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凭着屡战皆捷的旺盛气势左右冲突,实施自救了——当年常山赵子龙尚且在长坂坡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为啥桂军就不行呢?在箬溪原地休息一天后,李宗仁决定将错就错,进取德安,切断南浔线——而这,当然原本是程潜部的任务。德安距箬溪大概60公里,当然,路不好走,都是山道,好在山道对于桂军而言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孙部的军事部署。如果孙部在这些小山道上步步设伏,让桂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一定代价,打消耗,那桂军气势再盛,也得被消磨殆尽——好在李宗仁是乱打乱撞,把对手也弄迷糊了。

    沿路平安无事,小遇阻滞,对手也是稍占即溃,10月3日凌晨,桂军抵达德安。德安是南浔线的枢纽,军事地位之重毋庸多言——程潜贪功冒进,置德安于不顾,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结果后来被打成了胖子,而让他倒霉的,就有从南浔线驰援的部队。德安守军的指挥官倒也不是别人,恰是让谢炳勋坚持三日的卢香亭,而由于德安的重要地位,守军也多是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大概有三四万之众,而且养精蓄锐,恭候多时——当然了,原本恭候的是程潜,如今错进错出,恭候来了李宗仁。此战,自然是针尖对麦芒——端的是一场好战。

    桂军不用说,以连战连胜的凶狠气势猛扑对手,而守军也不甘示弱,机枪山炮疯狂扫射,从早上战至午后,双方互有攻守,桂军连续进攻,而孙军也力图反扑,当然,谁也没占到谁的便宜,双方伤亡,均告惨重,战斗之激烈,据李宗仁回忆,甚至超过贺胜桥一战。战至下午三时,桂军预备队已全数使用,但是呢,德安方面却依然守得稳如泰山,丝毫不见动摇迹象,当时桂军已经杀红了眼,只知一味冲锋,甚至连大炮都忘记使用。还是临阵督战的李宗仁看出了问题,他只看到己方将士在对手炮火的轰击下倒地,却没见到桂军使用大炮,赶紧找人来问,一问才知道,夏威和胡宗铎这两位指挥官已经杀的连东南西北都不分了,哪还记得自己可以用大炮这档子事?那就用吧,结果呢,桂军的装备确实也惨点,射程火力都不足,反而暴露了自己,成了对手炮火的靶子。

    战至黄昏,战事仍成胶着之势,当然,这对桂军相当不利,以桂军的处境,实在只宜速战速决,否则拖沓不决,反陷泥淖,于是,李宗仁找来夏威和胡宗铎,严令当晚攻克德安。夏胡二位指挥官说实话打得也有些憋气,见主将下令,重又率部发动猛攻,终于在晚上六时,陶钧团打开了缺口,突破右翼,占领了南浔线铁桥,然后自铁桥向南猛扑,如此,德安守军方才抵敌不住,开始阵脚不稳,而正面的桂军更是气势大振,如此,德安守军方告全线崩溃。当晚,桂军终于占领德安城,虽击溃了孙部精锐,但自己也伤亡惨重,全军死伤2千余,是北伐以来伤亡最惨的一场战事。

    德安一役,桂军算是彻底打出了威风,几令孙部闻之胆寒,可悲的是,此次与钢军联袂演出的不是铁军第四军,程潜这位老兄以及天下第一军的表现着实让人皱眉。当然了,经过此次恶战,桂军虽然士气正盛,但也是元气大伤,加之孤军作战,也无法再行突击,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望老蒋那边能打出点名堂,然后顺便帮他们在南浔线上减轻些压力。老蒋倒是也知道桂军处境困难,在桂军攻克箬溪之后,也曾下令总攻南浔线,还派第一军第一师的两团精锐由王俊代师长所率自奉新前往增援——王柏龄失踪了嘛,不过呢,由于南昌方面没啥突破,桂军也仍在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且休提他,且说桂军在德安休整两天之后,有箬溪的驻兵前来通报,说箬溪以北三十里的王家铺大股敌军正在集结,目标嘛,不用说,自然是德安的李宗仁部,没奈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把这部分敌军搞定了再说,免得到时候陷入重围。

    于是,李宗仁只能率部撤回箬溪,先图消灭王家铺敌军,再行回攻德安。当时德安的孙部守军虽溃,但仍有部分在德安以南窥伺桂军,就等着找个时机反扑一下,好歹解解气,于是,桂军撤退,这部分守军就尾追,李宗仁只能让钟祖培旅留后警戒,并令其且战且走,不与纠缠。小范围作战自是难免,好在孙部在德安一战后对桂军颇是忌惮,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追击,浅尝辄止罢了,10月6日,桂军抵达了箬溪,同时警戒的钟祖培旅也赶上了大部队。由于久战疲惫,军需不整,桂军在箬溪休整了近一个礼拜,以待王家铺方向的来敌,当然,这一礼拜内,桂军饥寒交迫,身着单衣,所食稀粥,个中困苦,自不待言。10月11日,王家铺似乎完成了集结,于是,桂军少不得还得奋力一战。

    此战中,孙部依然占据地利之优,据守梅山、昆仑山、覆盆山及双溪一线,居高临下,顽抗死守。桂军于11日开始实施仰攻,但守军得地利之便,守得轻松自在,桂军虽然依旧凶悍,但终未能得手。次日,李宗仁亲赴前线视察地形,发现该处石壁颇是陡峭,徒自攀援殊不可能,遑论仰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在梅山和覆盆山之间有个缺口,倒是可以自此突破,然后再反扑两翼。于是,调整战略,放弃仰攻,改由中央突破,12日下午二时,桂军在中央实现突破,并占领覆盆山;至五时,桂军全面肃清左翼,只有昆仑山一带守军仍在顽抗;此时王俊率两个团赶到,并自白水绕到昆仑山侧背,配合桂军,终在晚上七时击溃了守军。此战又是一场激战,由于桂军地理位置上处于绝对劣势,虽最终肃清来敌,但跟德安之战如出一辙,同样付出了两千余人的伤亡代价。

    从箬溪到德安,再到王家铺,李宗仁部所遇之敌均属凶顽,所临之境均属不利,但挟湖北之战的余威,三战三捷,一扫南线北伐军的颓势,既完成了自救,又稳定了南昌的战局。当然,有所得亦有所失,桂军一共两万余人,自此已伤亡四千余,下级军官损失三分之一,更有两员团长,一员机枪大队队长阵亡,代价堪属惨痛,好在连战皆克,气势正在顶峰,稍事补充之后,仍能继续作战。倒是前来增援的王俊捡了便宜,他到此参战之时已是战事尾声,倒是好好出了口前番两战两败的恶气,还缴获辎重军械无数,不过,据李宗仁说,该军的情形是“乱糟糟”,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这天下第一军也真是丢人丢到家了。王俊倒是也知羞耻,知道败军之将脸面无存,王家铺战事结束之后,也没寒暄客套,给了桂军一批弹药,也就赶回奉新驻防去了。

    王家铺之战后,终于,太不容易了,李宗仁跟传说中的程潜取得了联系,当时程潜领败军驻地拓林,已被老蒋划归李宗仁指挥,李宗仁也约其桂堂一晤,商量下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当然,事已至此,程潜想在南昌建功立业是别想了,踏踏实实的,在南浔线一带打出些名堂,策应进攻南昌的二三两军即可。就在李宗仁预备联合程潜第六军进攻南浔线时,总司令部发来了电报,命令就地休整,待命行动。然后,总司令部派来前段时间刚刚攻克武昌的第四军张发奎部取道大冶入赣增援,另外,还有新近收编的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也星夜入赣驰援,这两支部队均归李宗仁调动指挥。

    江西战事至此,由于程潜部贪功冒进,至友军安危于不顾,使得桂军陷入绝境,好在桂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杀出了一条血路。当然了,进攻江西的部队不单有李宗仁和程潜二部,老蒋亲率的右翼军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是北伐军总司令老蒋首次亲自指挥战事,他能拿出总司令该有的范儿吗?

    	
    聪明
      
    

    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老蒋也指着这支部队能在北伐中打出点声势,给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可悲的是,目前来看,第一军似乎只剩下丢人二字了。刘峙第二师围攻武昌无功而返倒也罢了,毕竟没能争先好歹也没落后,真正气人的是王柏龄第一师,光是吃败仗也还好说,毕竟胜败兵家常事,关键是输仗又输人。王柏龄在东征陈炯明之役已经有过一次临阵脱逃了,后来老蒋看着同学面子——他们是保定速成学堂的同学,稍事处罚之后,又重新启用,结果这次居然进城之后万事不管,先去逛窑子,以至敌军反攻军内无主,一败而再败,人还玩了个失踪,搞成这副德行,这让老蒋的脸面往哪搁?当然,老蒋也是要找回场子,于是在听说李宗仁连克箬溪、德安,而朱培德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了个胜仗之后,就点起兵马,强渡赣江,准备强攻南昌,好歹出口恶气了。

    当年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为的是死中求活,激发士气,转被动为主动,但是老蒋如今虽也是背水一战,但只得其行,未得其意。南昌城本就城垣坚实,两挫北伐军之后守军也是士气大盛,如今老蒋背水攻城,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犯了兵家大忌,毕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死中求活的——明明可以活,为什么要去死呢?于是,就在北伐军屯兵城下,准备攻城之时,孙部守军突有敢死队趁夜冲出,这下打了北伐军一个措手不及,老蒋虽在前线督战,但因为是晚上,又是事出突然,根本没办法收束整顿,稳住阵脚,无奈只是仓皇后退。好在白崇禧当时密令工兵在赣江搭了两座浮桥,以备军运,最后果然用上,虽然狼狈,但好在有路可退,损失不大。

    老蒋虽然性情略显极端,但终究也不是凡人,吃了这次败仗之后,也明白仓促之间是难以攻城了,只令全军撤退,稍作休整,以便检讨得失,来日再战。此战到了目前这个状况,说实话,最需要负责的倒不是老蒋,而是私自改变作战路线,入城而又出城,两受挫败,还置桂军于绝境的程潜,程潜这一乱,导致江西战局瞬间陷入各自为战,呼应不齐的状况,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哪还有全局的概念?当然,程潜毕竟是革命党老人,追随国父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蒋这些后辈当然也不好意思追究他的责任,最后检讨得失,也是给程潜一个台阶下,将各部呼应不灵的责任推到了通讯设施之上,说要改善通讯,补充弹药,最后才说要重新部署,责权统一。

    战略重新规划之后,总算是抓住重点了,先前的计划,右翼军将重心放在南昌,而左翼军将重心放在九江——当然后来李宗仁临时调整了,只有中路军才对交通线发生点兴趣——当然程潜放弃了,很明显,这是攻城优先歼敌的战法,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即便攻城短暂有过成果,最后也不可守。此次指挥部终于醒过味来了,战略方向对头了,明白了把对方有生力量消灭其重要性远高于一城一池的得失的道理,因此,不论是左翼军还是右翼军抑或是中路军,都将重心放在了南浔线,其目的当然是歼灭孙传芳主力。计划已定,老蒋让白崇禧前往李宗仁处会商大计,从白崇禧口中,李宗仁这才全面了解了此战的整体情况,当然,少不了要对颜面丢净的天下第一军戏谑一番。

    具体部署如下:左翼军由李宗仁指挥,包括第七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独立第二师,其攻击重心在德安,同时以一部分警戒建昌、涂家埠方向的敌军,并相机攻打马回岭;中路军依然是程潜指挥,包括第六军以及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安义向南浔线进攻,目标是乐化车站,得手后与左翼军配合攻击涂家埠之敌;右翼军由朱培德指挥,第三军为左纵队,自万寿宫攻击前进,目标是南浔线的蛟桥、牛行两站,并南下包围南昌,右纵队由鲁涤平第二军(谭延闿系统)以及新近附义的赖世璜十四军组成,第二军主力自樟树、丰城一线北向协攻南昌,另以一部分配合十四军攻击抚州之敌,切断抚州以及南昌之间的交通线。

    北伐军方面另起炉灶新开张,有卷土重来之意,那孙传芳部是否依然能继续对上牙呢?我们说,战场之事瞬息万变,由于北伐军前不久攻克了武昌,而何应钦又率部在福建大破周荫人部,此时孙传芳也是三面受围,与之相伴的当然是部众军心不稳,以至见异思迁。比如,已经明确反水的就有浙江省长夏超,江苏镇江的白宝山,暗通款曲的有德安、九江一带的周凤岐,当然,一直试图切断李宗仁后路的陈调元也在其内——此公前不久刚在王家铺损失了两个旅,其胆已寒。如此这番,北伐军尚未全面发动第三波攻势,孙传芳方面就已经风雨飘摇,五省联军各打各的算盘,军无战意,已是濒临崩溃之象。

    当然,打还是要打,11月1日总攻开始,李宗仁自然还是率部重新攻打德安。第一次打德安,大家想必印象深刻,那是一场空气中都弥漫血腥味的恶战,也是第七军北伐以来所经历损失最惨的一场战事,那这次打德安是否依旧如此呢?实际情况是,甚至李宗仁自己都大吃一惊,守军稍占即退,让第七军轻轻松松就占了德安,同志们,德安可是南浔线的中枢,孙传芳怎么那么轻易就放弃了呢?且先不去管它,第七军轻取德安之后,虽然李宗仁是觉得有些不对,但也未暇细想,就令张发奎部配合贺耀祖部攻打马回岭。马回岭守军倒是异常的多,甚至李宗仁在德安也能听到那边传来的猛烈枪炮声,李宗仁判断张发奎大概是有麻烦,于是遣去第七军第一旅奔赴驰援。当然了,铁军搭配钢军,必然是无往而不利,3日早晨,左翼军攻取马回岭,缴获武器辎重无数,张发奎部原地待命,而贺耀祖部则按原定计划向南康、九江进发。

    按照战略部署,李宗仁下一步自然是率部自德安南下,与程潜部配合,进攻涂家埠,但是,还未待李宗仁前行,就听闻兵士来报,说德安附近九仙岭一带有从南浔线南诗车站赶来的孙部两个师,看样子,是要来寻桂军的晦气了。李宗仁听闻此报,也觉得事态严重,孙部两个师好歹两万余人,而在德安的李宗仁部只有桂军所余三个旅,实力相对不足,于是只能一方面命令部队开赴九仙岭,抢先占据高地,另一方面调动马回岭的第七军第一旅以及张发奎部往援。结果,从中午等到晚上,大概也是这两个师听说前线各军战局不利,倒也没有马上交战,反倒是桂军等不及了,于次日早晨主动开始进攻。当然了,对手也非泛泛,虽未敢轻举妄动,但防守起来也是异常顽强,甚至桂军都有些动摇,在双方反复拉锯都有些疲惫之后,白崇禧率第四军两个团加入战斗,生力军一来,孙部立现败象,桂军趁势追袭,大破来敌。

    后来,在九仙岭截获的文件里,李宗仁总算是解开了德安守军的疑团,情况是这样,第七军轻松进驻德安,其实是孙传芳的计策,其意是引君入瓮,而后再由马回岭和南诗车站的援军将入驻的李宗仁包围消灭。所以,为什么德安的抵抗那么微弱,但马回岭却那么强悍呢?这便是原因。只是孙传芳终不免弄巧成拙,他没想到李宗仁双剑齐发,在进攻德安的同时就开始进攻马回岭,德安攻克未几,马回岭守军便被攻破,结果南诗车站的援军反成了孤军。所以为什么南诗车站的部队明明前来进攻桂军,却又迟疑不定,最后反被桂军进攻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等待马回岭方面的友军,准备腹背夹击——当然了,等待没有结果,他们反成了桂军的靶子。孙传芳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引君入瓮倒是目标达成,两面夹击却被搞了个各个击破。德安、马回岭被占,南浔线被控,江西的局势已经初步稳定,而自作聪明的孙传芳就要为他的聪明尝到苦果了。

    	
    私产
      
    

    左翼军进展顺利,中路军和右翼军倒也没遇上太大的麻烦,只是李宗仁在九仙岭之战后接到右翼军急电,说孙部反扑凶猛,南昌攻城部队有被包围之势,要求火速驰援云云。当然,最终虚惊一场,等到白崇禧点起兵马,率部来到南昌之后,根本连孙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对手早就撤退了;与之同时,北伐军连克九江,吴城,而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只得灰溜溜的逃到了南京,自此江西局势大定。孙传芳在吴佩孚受攻甚急之时坐山观虎斗,以为有便宜可战,以为天下英雄,惟他与子玉耳,只要子玉完蛋,怎么也轮着他了,可悲的是,他似乎从没想过,能把子玉这样的英雄搞掉的岂能是狗熊?这下孙传芳英雄梦破碎了,也没底气喊出老子要XXX的话了,局势逼迫,也顾不得面子,赶忙跑北平找张老帅去了,大概就是我完了,就轮到张老帅你了,唇亡齿寒,我们精诚合作,共抗南匪,为表诚意,孙传芳还跟张少帅拜了把子,变相当了张老帅的儿子——想想也臊得慌。唇亡齿寒这种事如果孙传芳一早认识到,何至于落到今日这番田地?诚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孙传芳这点屁事我们且不去管他,这当口北伐军倒是风光占尽,不单是天天上报纸头条,还引来了一批地方军阀争相附义——甭管虚情还是假意,至少场面挺好看,但是,风光的背后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而处在漩涡中心的人物自然还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北伐前的处境我们说过了,总之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西方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被他整了,对他当然是心存敌意,但同时,左派也看不惯他,尤其中山舰事件之后,左派和中共就开始酝酿要老蒋好看了。原本呢,老蒋是想借着北伐冲冲喜,好歹建立起总司令的威信,没想到,北伐倒是一片光明,但却跟他老蒋没啥关系,打得好的,也就是第四军和第七军,他的第一军的战绩,简直是难以启齿。没建立起威信倒也罢了,他自己的一系列表现,也颇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口实,当然总结起来,也就是两字——独裁。

    当时李宗仁因为是党内的小字辈,也没加入声势浩大的反蒋阵营,但连这样的人,对老蒋的诸多表现也是看不惯。比如,最突出的,老蒋护犊子。李宗仁的意思是老蒋你既然是北伐军总司令,就该一碗水端平,搞得像个老大的样子,但是呢,用李宗仁的话说,老蒋压根没把自己当成总司令,而还把自己当成是第一军军长。只要苏联资助的什么军需用品,其他部队都是靠边站,老蒋一准让第一军先拿,然后别人只能捡剩下的。如果第一军确实在北伐中表现突出,勇冠三军,倒也罢了,问题是,第一军除了在福建算是表现不错,其他时候都是一塌糊涂,论战功,不说四七两军甩了他几条街,甚至连二三八各军都比不上,表现那么烂还净搞特殊,你让别人怎么服气?

    不过话说回来,老蒋之所以那么护犊子,其实还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老蒋在国民党中央混了那么久,见过的事情多了,知道手里头没实力,压根人家就不鸟你,于是,老蒋才拼命维护嫡系第一军,强化第一军对自己的忠诚,然后用以稳固地位。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老蒋越是护犊子,反对声音就越多,政敌们就越起劲,而政敌越是反对呢,老蒋就越是没有安全感,反而更是变本加厉,到最后,就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讲不清了。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说不清是老蒋党同伐异在先还是政敌攻击在先了,总之,进入了死循环,这个套是解不开了,不过呢,从老蒋的角度来讲,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怕政敌说三道四了,这叫有备而无患,有敢瞎嚷嚷的,就武力压服。

    老蒋护犊子当然也是把双刃剑,黄埔生对校长倒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了,但是这些打着“天子门生”的名号四处招摇的所谓优等生是否还能真的优等呢?实际情况是,忠于老蒋的一些黄埔生,别的能耐没有,骄娇二气倒是俱存,跑到兄弟部队见习,拉帮结派,眼高于顶,也没法跟别人打成一片,总之就是一副老子看不起你们这些乡巴佬的架势,牛逼哄哄。同志们,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尤其是军人,更是需要艰苦环境的历练,黄埔生倒好,有了黄埔的牌号,在校长手里,只要学会投机钻营,就能官运亨通,就算有些过失,老蒋也是能保则保,这样的人能成大器?当然,也不是说老蒋就对黄埔生疏于管束,实际上老蒋也经常对黄埔生声色俱厉的训斥,但是训多了之后,黄埔生就明白了,打是亲,骂是爱,老蒋骂你,那是看得起你,反而不以为杵了,骂当然也没啥效果了。黄埔生的忠诚在老蒋的努力下自然没话讲,但如果是一群废物,再忠诚又有何用?

    如此,老蒋的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军界第一人,但是,在他眼里,大概这个总司令是第二位的,而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才是第一位的,总司令可以不干,但这两个位子倒是非保不可的——在老蒋看来,没有第一军和黄埔生,他这个总司令也就是空头司令。

    在老蒋的带动下,上行下效,大家都开始经营私产了,最典型的,当然是唐生智。两湖之战,唐生智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恶仗四七两军打,而军械给养就第八军捞,如今两湖即克,唐生智也就开始准备以缴获的吴佩孚军械为基本,开始扩编了。唐生智的胃口大得吓人,他的第八军一共四个师,他的意思,都顺次上升一格,四个师改成四个军,李品仙、叶琪、何键以及刘兴四个师长就变成四个军长,瞬间,小鸡变凤凰,唐生智成了真正的大佬。当然了,因为老蒋自己也在那搞扩编,第八军军功又比第一军大,唐生智要这么搞,老蒋也不好说什么。第八军扩编完了,第四军紧接着上,当然,第四军在北伐中功勋卓著,要扩编也是顺理成章,最后第四军扩成了三个军,分别是张发奎第十二师扩编成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而留在广东的李济深第四军余部则扩编成第八路军。扩编成功的当然心满意足,而没能扩编的比如第二三六军自然就相当不满,而矛头所指,自然还得是老蒋这个总司令。

    	
    运气来了
      
    

    如今在广西境内作威作福的客军主要有两股,主要的当然是自民国以来跟广西恩怨情仇可以写成一部长书的粤军,如今粤军占据了广西半壁江山,甚至还在梧州开府设衙,桂东一带尽在掌握,较为次要的则是跟新桂系小有瓜葛的滇系,唐继尧换成了龙云,但路数还是那个路数——趁火打劫。龙云受老蒋之命,以卢汉为帅,趁着新桂系主力攻打湖南的当口,趁虚而入,现如今已经围困南宁长达三个月,但似乎卢汉依然没找到什么攻城的良策。对于一心驱逐客军、重掌广西的新桂系而言,情况很明显,粤军势大,桂军势弱,正宜避其锋芒,以待良机,仓促战之,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对于背后放冷箭的滇军,如今困城日久,徒劳无功,已是兵老师疲,必一战而克;不用讲,先逐滇军。

    滇军我们是知道的,兵马未动,鸦片先行,当日唐继虞攻桂,就是因为贩卖鸦片耽误了战机,如今虽是龙云掌权,但云南本就是个穷省,不带些鸦片,部队给养怎么办?带着鸦片上路,当然难免又耽误了时日,加上滇桂多山,路又不好走,结果5月20日开拔,一直到7月30日才到南宁,当然,即便是花了这许多时日,滇军的局面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城内守军韦云淞,所部仅2000余人,从兵力上讲,当然是滇军绝对优势。结果绝对优势的滇军却只能对南宁城干瞪眼,因为韦云淞一早就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在南宁城外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并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守城军民士气高昂,欲与滇军一决高下。滇军虽然兵力占优,但毕竟装备低劣,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因此,稍事攻击之后,见难以克城,所幸也就以保存实力为先,不愿出死力了。结果这一拖二拖之下,南宁城内困守无援,未几城内便已无粮米,军民只能以黑豆为食,城内守军很惨,城外滇军也不好过,广西多瘴气,时间久后,滇军水土不服,竟然因病倒下的比打仗死的人还多,如此这般,滇军战意更是涣散,于是便出现了围城三月毫无进益的状况。

    南宁城守得固若金汤,这当然给前线新败的李宗仁整顿部队,增援南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两步走,第一步,李宗仁让黄旭初率部增援南宁,争取进入城内,以安民心,第二步,白崇禧率部或许赶往南宁,争取和黄旭初里外夹击,打垮滇军。当然,要如愿以偿跟滇军赢得一对一的机会,就必须先拖住粤军,李宗仁的办法是,令李品仙率部佯攻宾阳的粤军,而主力则绕出宾阳,长驱直进,直逼南宁。此计果然奏效,当白崇禧率部出现在滇军面前时,滇军真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的感觉——他们怎么突破粤军防线的?滇军也无非是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粤军跟桂军达成了默契,那如此一来,滇军岂不成了深入桂境的孤军?要这么一想,本就士气低迷的滇军还有心思接着在广西打仗吗?10月13日,黄旭初得知援兵将至,突从城内杀出,而白崇禧则从背后杀去,本就无心再战的滇军这下立即溃不成军,仅用一天,滇军便全面崩盘。桂军乃衔尾急追,先后在隆恩、马平发生激战,滇军节节败退,等到桂军抢先占领百色,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滇军更是只能从山间小道奔命,到最后,如我们介绍滇系时所言,15个团打剩了6个,损失近六成,滇军终一败涂地。

    桂军在极端不利之境先是顽强死守南宁长达三月,后又在援兵到来之后瞬间击溃滇军,此战再一次展现出了广西兵惊人的强悍,被逼到墙脚之后的逆袭,声势足堪惊人。当然了,即便是击溃了偷鸡摸狗的滇军,新桂系也还并没有能全面控制广西大局,更麻烦的,显然还是盘踞桂东的粤军——这股势力又当如何应对呢?新桂系驱逐了滇军之后,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时之间再没精力跟粤军开战,为今之计,也无非是主动示弱,争取到和平局面,而后惨淡经营,以待来时。情况也大抵如此,李宗仁以白崇禧、黄绍竑和夏威等人的老上司马晓军做中间人,致电粤方和中央,表示希望能够恢复桂人治桂的旧局面,当然,骨头很硬的李宗仁同样表示,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也只能正当防卫了。粤军当然不愿意真把新桂系惹毛了,嘲讽两句之后,也就没了下文,彼此相安无事。自蒋桂之战以来,新桂系诸人就一直疲于奔命,即便是复出,也不过是在苦熬,折腾半天之后,也不过是四处碰壁,如今李宗仁总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倒霉日子要到头了,粤军停止攻击只是好运气的开始,更好的运气是,粤桂联盟的恢复。

    粤桂联盟要恢复,可能性只有两个,一是李济深逃脱牢笼,重新入粤掌权,但这种可能性是个人就知道是零,逃脱牢笼已经不可能了,还要压住二陈,重新掌权,那就是痴人说梦了,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如先日的桂张联盟一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毫无疑问,这便是实际情况。这个共同的敌人,想都不用想,除了敌人满天下的蒋介石,不做第二人想,问题是,为什么前一段还跟着老蒋鞍前马后的陈济棠如今却跟蒋介石反目相向了呢?这就要从胡汉民讲起了。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手下头号干将,在孙中山在世之时,为其臂膀,无需多言,孙中山离世之后,胡汉民原本也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成为国民党领袖的人物,事实上他也确实接替孙中山成为了大元帅,但是政治斗争何其险恶,胡汉民这样个性十足的硬骨头很快就尝到了个中滋味。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一波政潮就波及了胡汉民,廖仲恺遇刺之后,作为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引咎下野,自此退出国民党主流政界,而蒋汪二人转的格局也就此形成。而胡汉民得以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得益于宁汉对立,蒋介石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立,将老资格的胡汉民作为对抗的棋子,胡汉民也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虽然回归,但可悲的是,昔日大佬如今已经成了当年小弟的政治工具,个中酸楚,实难尽言。胡汉民倒是没把自己当成政治工具,工作尽职尽责,还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傲气,在蒋介石面前一直以前辈自居,动辄申斥,不留情面,屡屡让蒋介石当众难堪,蒋介石念在胡汉民还有些政治价值的份上,也就忍了,可悲的是,胡汉民却浑然不觉,而最终酿成此次的激变。

    根据孙中山的路线图,应该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如今军政已完,当然是训政阶段,但是当时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对所谓训政颇不以为然,强烈要求国府速定宪法,早日进入宪政阶段。蒋介石刚刚清理完反对势力,仍有余悸,一众反对派动辄以独裁为由对他攻击,蒋介石烦不甚烦,此次也想搞个形象工程,顺应民意,于是便有了修订约法的倡议。当时胡汉民是立法院院长,作为孙公铁杆拥趸,他不同意,立法院院长说不同意修订宪法,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当众抽信誓旦旦的老蒋耳光吗?老蒋当然一开始也想让胡汉民就范,但无奈心高气傲、拗劲十足的胡汉民压根就软硬不吃,蒋介石这一怒之下,可能也是一时脑子发热,新仇旧怨一起报,就将胡汉民软禁在了汤山。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这当然是轰动性的头条新闻,这独裁的罪过怎么也是逃不脱了,那此事怎么又跟广东有关呢?原来,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是广东陈济棠的老师,眼见胡汉民遭此大变,当然立即潜出南京,跑广东来找学生帮忙了。而陈济棠当时正跟陈铭枢闹得很不愉快,二陈争权,如火如荼,陈济棠一心独揽粤政,当然要排挤陈铭枢,但是陈铭枢自宁汉对立之初就支持蒋介石,陈济棠自度虽有账面优势,但却没有政治后台,胜负难料,而此次事变一出,当然来得正好。陈济棠当时虽然表面拥护蒋介石,但也知道自己跟蒋介石交情平平,远不如陈铭枢有分量,如今趁着这个机会闹他一闹,一方面借机逐走陈铭枢,另一方面找来胡汉民这样的大佬,岂不美哉?好戏看来就要开场了,具体如何,下文再叙。

    	
    内乱高于外战
      
    

    自打孙中山去世之后,反蒋就成了国民党政治的主旋律,但是,不得不说,蒋介石确实命硬,从中山舰事变,到迁都之争,再到宁汉对立,及至桂系逼宫,乃至中原大战,各门各户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波又一波凶狠的攻势,但是呢,蒋介石偏是岿然不动,反倒是一众反对势力渐次销声匿迹。中原大战大获全胜之后,蒋介石已是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了,老对手中,唐生智还没赶上较劲呢,就先垮了,汪精卫如今更是连闹腾的气力都没了,冯玉祥完蛋了,阎锡山避难了,而李宗仁,看似骨头挺硬,其实是快散架了,所以,蒋介石得意了。蒋介石一得意,就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夹着尾巴做人了,于是,脑子一热,肾上腺素一起来,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元老中的元老胡汉民给软禁了。没错,反蒋派确实都不复当年之勇了,但逮到这样的机会,少不得也要做做文章,当然,我们不排除蒋介石可能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将潜在的反对者一网打尽,但是这一网撒下去,能捞到几条鱼呢?就算捞到了几条,能顺顺当当的给提溜上来吗?

    鱼当然是有的,要是老蒋这么玩了之后,民国各门各派还能装聋作哑,那也就不叫民国了,但是,不得不说,鱼确实小了点,也没办法,大鱼之前都被他捞完了——广东的陈济棠,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要名气没名气,可能老蒋也压根没把他放眼里,但是如今他扛起了反蒋的大旗。光凭陈济棠来反蒋,当然是以卵击石,即便再加上些胡系党人,再来点闲着也是闲着的无聊政客,比如西山派的一些人,又比如有意求好的汪系分子——因刺廖案一事,胡汉民和汪精卫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也于大局无益。如此一来,陈济棠当然是要找些好歹还像那么回事的盟友来共襄盛举了——政客毕竟只是政客,光能骂街也骂不死蒋介石不是?如今的局面上,真是说还能好歹拉过来充充场面的反蒋派,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剩新桂系一家了,所以,回到我上节的标题,可不是运气来了吗?

    李宗仁本来还正愁着怎么将粤军赶出广西呢,没想到现如今老蒋这么一闹腾,不用赶,人家主动出去,甚至,还说要友好往来,共谋大事呢。都赶上这运气了,虽说李宗仁也明白光靠这些阿猫阿狗是玩不赢老蒋的,但是既然人家愿意交朋友,能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凑凑热闹又待如何?反正反蒋都反了这许多年了,也不差这一次。于是,当陈济棠表现出愿意交朋友的意愿之后,李宗仁当然毫无悬念的笑脸相迎,表现出合作的诚意了。1931年4月30日,来到广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个委员,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其下野;5月3日,陈济棠通电附和;11日,李宗仁同样通电附和。然后,新桂系一众要员先后来到广东,准备跟陈济棠商谈具体事宜,稍事整顿之后,反蒋热潮居然又死灰复燃了。

    蒋介石在软禁胡汉民之后,大概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没料到的是,广东方面还整的像模像样的,也无妨,老蒋处理这种事情最有经验,第一步,拖。老蒋之所以要拖,一是因为这段时间正集中精力围剿中央苏区:老蒋本来以为能马到成功的,只是没想到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铜烂铁的所谓共匪实在牛逼,在1930年底进行的第一次围剿中,毛主席设计生擒清乡主将张辉瓒,甚至还为此写了首诗;眼下从1931年2月开始部署的第二次围剿,眼看又是跳进了同一个陷阱,红军这么一收缩,一转移,国军就成了没头苍蝇,就等着被拍了;老蒋连吃两次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得玩第三次,如此一来,自然无暇南顾了。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让对手的千钧重拳打在棉花上,以柔克刚,甚至,还能让对手自乱阵脚——毕竟,实力摆在那,反蒋派未必就那么坚定。

    老蒋打出了和平的招牌,在五中全会上,又是选举胡汉民当中央委员,又是恢复李济深党籍的——虽然这俩都在汤山晾着吧,明示我不想动手,你们也别逼人太甚。结果,老蒋这招太极一打,反蒋阵营果然就乱了,而且乱的不是别人,而恰是此次的主将陈济棠。从7月份开始,广东方面就嚷嚷着北伐,其实真是说干就干的只是李宗仁和汪精卫;李宗仁的意思是,打是为了和,你不打出点样子来,凭什么老蒋愿意跟你和?而汪精卫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也同意李宗仁打的意见。陈济棠啥态度呢?陈济棠说“以政治为先驱,以军事为后盾”,意思无非是和。那为啥陈济棠有这态度呢?我们前面说了,陈济棠此次反蒋,其实一是为了驱逐陈铭枢——如今陈铭枢已经离粤,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到广东超然的政治地位,有胡汉民做后盾,老蒋也并非不会妥协。老蒋如今主动示好,对于目标将要达成的陈济棠来讲,当然没必要使刀弄枪的,更何况,真要干架,也确实不是对手。最后,陈济棠虽说在李宗仁和汪精卫的要求下松了口,但却到处使绊子,居然提出让桂系去打衡阳,然后白崇禧说要钱,他又死活不愿给,气得跟他谈了一夜钱的汪精卫直接就去了香港,反正就俩字——不打。

    看起来陈济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门心思要求和了,那老蒋能和吗?陈济棠当然被老蒋摆了一道,老蒋前面示好是虚招,目的是让你自乱阵脚,实际是,老蒋这实力,还能真怕了你不成?当年中原大战多大的阵势?老子不照样扫清六和?陈济棠毫无悬念碰了个钉子,然后回过头来跑桂系这来说我们打吧。李宗仁对陈济棠这德行,当然是越看越不顺眼,也觉着这家伙想一出是一出,没溜,不靠谱,难成大事,但是考虑到要粤军主动退出广西,打一打,做做样子,还是必要的,毕竟陈济棠想广东超然化,李宗仁何尝不想?于是,也就将就着吧。而负气出走香港的汪精卫,大家都知道,属婊子的,水性,听说陈济棠要打,也就少不得将先前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了,没错,丫又回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反蒋派实力实在太差,真说是要干起来,能有他们的好儿吗?真要打的话,不是正中蒋介石下怀吗?结果,又出了一档子事,让民国的局面更显混沌,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小张同学先是在事发当日于北京票戏,回来后又是一枪不放,撤兵锦州,结果让日本轻轻松松长驱直入,东三省遂告瞬间沦亡。现在官方口径是,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小张只是背黑锅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背了黑锅呢?当时的东三省,说实在的蒋介石实际控制力极为有限,压根是小张一人说了算,东北军也是老张留下来的奉军家底,即便老蒋说不打,小张也未必要听他的,此为其一;其二,从最功利的角度考虑,东三省打仗,首当其冲的是小张,老蒋暂时不用动一兵一卒,让东北军跟日本两败俱伤,不是来得正好吗?凭啥不抵抗?其三,正常人碰到这事该怎么办?我要是老蒋,一准让小张自己看着办啊,我干啥自己来做这冤大头?在千百年后还被千夫所指,后人痛斥?没道理嘛。当然了,小张晚年也在多个场合说过,不抵抗跟老蒋无关,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也解释了这些逻辑漏洞。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然后东三省居然就被几千关东军那么给拿下了,作为领袖的老蒋,不管说没说不抵抗,责任都是无可推卸的——不消说,打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了,但是蒋介石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尤其是两广的这些人,可不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逼迫他下野吗?大家有没有觉得讽刺呢?日本人都杀到家门口了,一帮政客居然还没想要紧密团结起来,一致抗敌,这帮道貌岸然,成天吃饱了没事干的政客哪点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呢?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的居然是“机会来了,蒋介石你总算该滚蛋了”,他娘的蒋介石滚蛋了,你们能撑起这个局面吗?蒋介石是不好,但再不好不也得事后问罪吗?他们倒好,直接不依不饶了,敢情内乱比外敌更重要,这他娘叫什么事?

    	
     共赴国难
      
    

    眼瞅着几千日本兵在东北地面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守着老爹给留下的三四十万装备堪称民国一流的军队的小张,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整个过程除了不抵抗之外,就只会向国联哭爹喊娘了,国难当前,内乱许久的民国又有什么新气象呢?新气象当然有,也无非是一众脸皮比西瓜皮还厚的政客,在那里高喊共赴国难了,很好——行动呢?蒋介石你个饭桶赶紧给我们滚蛋啊!退位让贤!一边说共赴国难,另一边又说蒋介石下野,是不是有够讽刺呢?那退位让贤之后呢?他们出兵收复东北?有人信吗?还是的,光会嚷嚷管蛋用。

    当然,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啥好货,这次反蒋派气势汹汹,要逼他下台,其实说穿了就是自己嘬的,没他软禁胡汉民那一下,这帮反对派能反对的起来吗?如今倒好,自己惹了事,还没等压服下来,又出了更大的事儿,东三省眼瞅着沦亡了,他这个国府领袖又有什么表现呢?说蒋介石下不抵抗命令那确实冤枉了老蒋,但是,蒋介石态度消极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摆着的,他要真有强烈的抵抗意志,那就下令让张学良打啊——什么,张学良不听命怎么办?他娘的,蒋介石丫不最会利用媒体造势吗?说到底,蒋介石还不是怂了?他不敢威逼张学良,其实还不是怕到时候惹火上身,自己拼完了,让一众对手捡了便宜?说来说去,国家大义面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众民国大佬,还不都是一个二个打着自己的那点小算盘,争相保存实力,借以维护地位?哪个是把民族大义摆在个人地位之上的?站一个出来我看看?都他娘的一路货!

    民国以来,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的政客高唱革命救国的高调,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他们究竟是在救国还是在误国呢?成天无理搅三分,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个人地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还美其名曰革命救国,这他妈救得是哪门子国?救国救到现在,老百姓被折腾到现在,苦也苦了,穷也穷了,结果呢?结果他娘的日本看着民国乱哄哄,在偷着乐!偷着乐的同时还敢用几千关东军发动事变,而更他娘的可气的是,这样无厘头的所谓事变居然大获全胜!而我们革命救国的同志何在?不想着如何把日本打出去,倒是先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机会在内斗上加码,好让竞争对手滚蛋,这他娘的也叫救国?当事者张学良,这个中原大战后忝列民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的风流少帅,还敢再娘们一点吗?掌权者蒋介石,除了继续让张学良爱咋咋地,然后在国联大佬面前痛哭流涕,还干了什么?他娘的指着国联的友邦来帮忙收复中国的河山吗?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让我们接着来看这帮所谓共赴国难的政客的精彩表演。东北事变后次日,蒋介石喊出了“罢兵歇争,共赴国难”的口号,既然老蒋先唱了高调,当然反蒋派就得回应,2天后,广东做出了回应,说“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很好,双方都亮剑了,挑了事的蒋介石说要化事,而表示要一致对外的反蒋派却以老蒋下台为前提,都他妈的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当然,打是肯定不会打了,现在必然是谈判,当然核心问题不能是共赴国难,那玩意只是个对外的幌子,争论焦点当然落在了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上。胡系分子因为胡汉民被软禁的奇耻大辱当然不能放过蒋介石,而一开始热衷和谈却被蒋介石摆了一道的陈济棠自也怀恨在心,而跟蒋介石斗法有年,一心希望恢复自己在广西统治地位的李宗仁也不在话下,然而,在一窝蜂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广州政府内部,却还是有人卓尔不群,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

    大家切莫认为汪精卫是急公好义,真是以共赴国难为己任,事实上,这是汪精卫学乖了,在跟老蒋斗法屡屡受挫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明白事儿了。蒋介石如今当然日子很不好过,虽然他已经做出了诸多让步,先前被开除党籍的新桂系诸人已经恢复了党籍,胡汉民和李济深也被释放了,但是广东方面压根不吃他这套,依然群情激昂的要求其下野——有人问,蒋介石这么惨,汪精卫不正好逼他下台,然后顺利登基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首先,对蒋介石知根知底的汪精卫知道老对手到底几斤几两,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就算一时挡不住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而暂时下野,他也依然还是蒋介石,适当时候依然可以复出;其次,即便蒋介石真的一蹶不振,党魁的位置真能轮到汪精卫来吗?同志们,广东现在的反蒋派可是胡系分子掌权哦,到时候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既然蒋介石不会真的被击垮,就算被击垮,受益人也未必就是汪精卫,那么汪精卫凭什么还一定要蒋介石下野呢?为他人做嫁衣吗?汪精卫可没那么蠢。所以,汪精卫的考虑是,如今老蒋正处于风暴中心,他小汪正是最具政治价值的时候,如果他愿意投怀送抱,蒋介石能推却这等盛情吗?这不就对了?汪精卫送蒋介石一个人情,然后蒋介石再投桃报李,双方各取所需,岂不是皆大欢喜?

    当然,汪精卫隐藏的很深,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也因为此,广东方面才派了汪精卫作为代表团团长赴沪谈判。汪精卫当然是为了自己来跟蒋介石谈判的,广东嘛,关他鸟事?然而,于10月17日兴致勃勃跑去谈判的汪精卫刚去就发现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因为压根连谈判对手有哪些都不知道,蒋介石原先打算让胡汉民作为南京方面谈判代表的,结果胡汉民死活不同意,结果导致了宁方谈判连个代表名单都没确定。蒋介石倒是想的挺美,让胡汉民本人出来代表南京斡旋,呵呵,胡汉民是何等样人?何时对别人低过头?胡汉民可是铁骨铮铮的硬汉,这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是汪精卫这等水性之人能比的?结果,拖拉了小半个月,谈判才在11月1日正式启动。

    汪精卫果然上来就代表自己谈判了,他抛出了两个提案,核心是改革中央政府体制,限制蒋介石权力,但对于蒋介石是否下野的问题,汪精卫则语焉不详。蒋介石何等精明?当然立即听出了汪精卫的弦外之音,汪精卫跟这说半天,其实就是想分杯羹嘛,既然是这个意思,他蒋介石倒要端端架子了。11月2日,蒋介石表示,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广东政府要是行,我们南京政府就下台,让你们上,如果你们不行,就给我消停点,听我的。蒋介石明摆着在转移话题,广东方面要求的是他个人下野,如今蒋介石玩了个文字游戏,扯东拉西一番,变成了南京政府集体下野问题,言外之意是,你们广东成立政府压根不是对我来的,而是对南京政府来的——你们另立中央,居心何在?蒋介石倒打一耙,当然让广东方面肺都气炸了,陈济棠、李宗仁几个连声要求代表团不可退让,甚至还打算一旦谈判破裂,就要立刻出兵,并且两边都已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谈判当然不会破裂,汪精卫压根对蒋介石下野一事没有兴趣,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永远端着架子,最后在各界“关怀”之下,谈判成功,汪精卫对南京政府改组的要求得到了通过,但广东政府届时取消,而具体如何改组则等到国民党四大来解决,至于蒋介石下野问题,则只字未提。

    这次共赴国难的谈判谈出了什么呢?谈来谈去,无非是国民政府这么多位置应该怎么分,当然,具体怎么分也没拿出个章程,还要留待四大解决,而至于东北问题,有人关心吗?一群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政客不关心国难也罢了,问题是,到了这个份上,他们还要在分赃问题上纠缠不清,比如广东就对谈判结果很不满意,广东政府取消,蒋介石不下野,这他娘算什么?有人说谈都谈了,字也签了,难不成还再谈一次?较劲当然不必非得和谈,比如,此次和谈说具体问题要在四大解决,那就四大上见真章呗。

    	
    精诚团结
      
    

    国难当头,一批政客除了喊了两句不咸不淡的共赴国难之外,居然就开始接茬内斗,真是好不热闹。在共赴国难的和谈上,东北问题没人关心,一堆人抓着蒋介石的个人地位问题纠缠不清,好像只要蒋介石下野了,日本都能退出东北了。接着各派各显神通,蒋介石拼死不愿下野;汪精卫脚踩两条船,说一套做一套,名为广东代表,实则个人代表;胡汉民新被释放,余怒未消,不愿参加和谈;而陈济棠和李宗仁甚至还想着万一和谈破裂,就要刀兵相见。一堆人明争暗斗半天,最后也没谈出个几方都能满意的章程,尤其是广东,对和谈结果尤为不满,即是如此,想要真正一致对外,当然是天方夜谭。

    蒋介石未能下野,那广东方面跟这倒腾半天,又是另立政府,又是通电弹劾,岂不是都成了瞎折腾?蒋介石没责任,难不成是粤方的责任?到最后再落个分裂党国的罪名,那谁吃罪得起?因此,粤方要表明自己闹得有道理,就非得将蒋介石搞下台不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今粤方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只剩下了国民党四大一处,情况明摆着,蒋汪二人在党内的力量远强于胡系,任何一派出手都会让胡系难以招架,既然如此,胡系当然不能指望在统一的四大上做文章,唯一的办法,将错就错,先抢到主动权再说。11月18日,广东四大开幕。

    核心问题,当然是要推翻和谈时所达成的决议。果然,当太子爷孙科在会上汇报和谈情况时,陈济棠和李宗仁就率先发飙了,质问为什么和谈没能达成蒋介石下野的预期目标;而在二次会议上,粤方更是指责代表团越权妥协,进一步表明要蒋介石下野的坚强决心。孙科当然很委屈,说白了,他不过是一送信的,这里头没他什么事,如今倒好,广东方面把气都撒他身上了,太子爷长那么大,仗着老爹余荫,一路顺风顺水,何尝受过如此委屈?孙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直接离会赴港。广东这边一看孙科走了,这会也要开不下去了,而胡系大佬古应芬又刚在上个月辞世,没奈何,李宗仁只得急促汪、胡二人来粤主持大局。

    汪精卫当然不会来,他在上海和谈期间跟蒋介石玩暧昧,和谈时也未将蒋介石下野作为第一要义,而一味在改革政府上着墨,广东方面对他早就极端不满,李宗仁邀他也不过是尽个礼数,走个过场罢了,实际上,谁都知道汪系跟粤方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汪精卫确实没来,甚至还将汪系成员集体召至上海,正式跟粤方拜拜了。胡汉民当然得去,一帮小弟巴巴地等着他举旗呢,大佬到场,当然立即稳住了局势,12月5日,会好歹开完了,最后搞出了四个宗旨,十项主张。四个宗旨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推倒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而十项主张嘛,也当然是将蒋介石下台放在首位。

    广东这个四大,打着团结的旗号,行着逼宫的实质,哪看得出有半分团结的愿望呢?广东喊团结,南京也在喊团结,蒋介石不喊团结不成啊,事是他惹出来的,现在只求能息事宁人,于是,在南京召开的四大上,蒋介石张口闭口都是团结,开幕式讲团结,闭幕式也讲团结,决议还是团结——因政治原因被他开除党籍的481名党员的党籍被恢复。胡汉民和蒋介石分别开了四大,唱了高调,那汪精卫呢?汪精卫当然不能示弱,你们开四大,我就不会开?汪精卫在上海组织他的猴子猴孙们也开了个四大。当然,跟胡汉民急吼吼要蒋介石下台,而蒋介石又一意大事化小不同,汪精卫的兴趣点在权力分配上,他的四大就把国民党中央委员给选出来了——当然,广东是不能理他这茬的。

    胡汉民在广东,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上海,国民党的三位大佬于此非常之际,互不相让,纷纷召开四大,这边说你要下台,那边说我才不,中间那位说都别吵,先把老子选成党魁再说,呵呵,精彩绝伦,精彩绝伦啊。这边国民党内争正烈,那边日本打得正high,东北转眼之间尸骨无存,而国府求爷爷告奶奶要求主持公道的国联呢,则憋半天没放出一响屁,最后好歹说要制裁了,却也是空口白话——不出兵怎么制裁人家?好,东三省沦亡就沦亡了,毕竟在先国父眼里,东北就是蛮夷之地,鞑虏之所,日本人要,给他们好了——直到现在日本史学家还拿着当年国父二次革命后旅日期间跟日本的所谓协议纠缠不清呢。罢了,东北丢都丢了,也不管他,先团结起来再说,蒋介石就说咱先碰个头,开个会,好解决问题啊,总不能三个地方一人说一句吧,结果,粤方说,团结可以,你下台先。东北沦丧,粤方不依不饶,蒋介石虽然百般不愿,这当口也不得不下野了,于是12月15日,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宣布下课。

    蒋介石下野了,那总要碰头了吧,真不容易,总算各方在南京碰头,四届一中全会如期召开,最后当然是胡系大获全胜,林森当选国府主席,孙科当了行政院院长,张继任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任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不消说,胡系占了半壁江山,控制了要害部门。当然,陈济棠和李宗仁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广州政府取消,但设立了“西南执行会”,“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西南军事分会”三个组织,承认了西南的自治地位,更重要的是,有胡汉民撑门面,想来各方也得给点面子。粤系精诚团结,先是把蒋介石给团结下台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人马团结上台了,如今的南京政府就是粤系当家,那同样高喊团结的蒋介石又会怎么团结当权的粤系呢?

    蒋介石的团结方式是,断了丫的财路。下野回老家的蒋介石,先是授意江浙财团对粤系政府采取不合作姿态,后又指使何应钦带人去向孙科等人索逼军饷,再是财政部官员集体辞职,这三招一出,孙科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粤系政府瞬间陷入财政困境,一个月之间赤字1600多万。平常时节碰上这事也罢了,最多跟财团大佬们磨去,但是这是平常时节吗?这是非常时期!非常就非常在日本身上。日本人拿下了东北,当然还要有一堆琐碎的善后问题要处理,但是一堆人盯着东北,不是很麻烦吗?好办,在别的要紧地方打上一枪,创造一个新的焦点,然后再慢慢来消化东北——而正好日本海军见到陆军立了那么大功,也想表现表现,于是,日本军舰就在长江水域开始表演了。孙科倒是也想表现自己的抵抗意志,但是手里头军队和财政都被蒋介石掐死了,拿啥去抵抗,拿嘴巴吗?这活当然干不下去,孙科这个行政院院长刚当了没满十天,就实在难以为继,在10月9日,跑到上海搬救兵去了,要求大佬们看在国父面上,回来主持大局。

    所谓大佬,也无非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个。蒋介石当然在偷着乐,小样,跟我耍心机,你还嫩了点,怎么样,玩不动了吧,还得看老子的。蒋介石要复出,考虑值此非常之际,以他一人之力,不免独木难支,得找个盟友,胡汉民跟他闹僵了,先pass掉,而汪精卫倒是有机会,于是,蒋介石决心改弦更张,联汪排胡。汪精卫当然早想复出了,在和谈上明着暗着媚眼抛了无数,还正想蒋介石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如今一看,蒋介石到底是蒋介石,识时务,明事理,就是,早该找我来嘛。蒋汪二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之后,就筹划着恢复当年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旧局面了,而恰好孙科也是干不下去,提交了辞呈,于是,1月28日,一切就绪,南京政府完成改组,蒋汪同时复出,而粤系人士在干了一个多月之后,尝尽了酸甜苦辣,也无意纠缠了。

    如果说宁粤和谈的主题是共赴国难,那么围绕四大展开的主题就叫精诚团结,各大佬也着实给我们表演了一下何为团结。团结这半天之后,日本人终究不免于蒋汪复出当日在上海开了枪,国难呢,却更显深重了。

    	
    踏实
      
    

    原本蒋介石二次下野之后,李宗仁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再玩他一票的,继特别委员会之后又憋着要搞个特种委员会,总之,是跟特委会杠上了,但是呢,八字还没一撇,蒋介石就急冲冲杀回来了。紧接着日本海军就在上海挑起了战火,蒋光鼐和蔡廷锴所率的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旧部)奋勇抵抗,蒋介石一度也令张治中率部增援,中国军队打得英勇顽强,甚至逼迫日军四易主帅,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当然,此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日军挑事的根本目的是转移视线,当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之后,两天后日军见好就收,宣布停战,而老蒋呢,也出于种种考虑不愿与之纠缠,最后在5月份签了个停战协定,双方暂且罢兵言和。在国民党各派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当口,东北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从民国版图上消失了,然后——权当没这回事好了。李宗仁一看局势至此,也别穷折腾了,踏踏实实的,自扫门前雪吧。

    自蒋桂之战以来迭遭变故的李宗仁已经快要忘掉踏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来迎接各种各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事故,总算,一切都结束了——粤桂联盟恢复,西南获得自治地位,而蒋介石在东三省事变后也不能动辄就对党内的异己分子下死手了。如今的李宗仁,既不用操心怎么跟蒋介石争夺中枢大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啥时候被邻省给抢了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广西经营好,以待来日——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这对于已经在民国政坛历经起伏的李宗仁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当然,光广西这一亩三分地,也足够李宗仁忙活一阵了,治政不比打仗,讲的是慢工细活,持之以恒,其琐碎之处,更是远甚带兵,接下来我们就琐碎一把。

    新桂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自保。看起来似乎这不是问题,西南开府,两广同盟,粤军撤出桂东,甚至最大对手蒋介石也得对西南的门面胡汉民礼让三分,不再过多纠缠,看着挺平顺,然而,所谓居安思危,值此乱世,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有备才能无患嘛。要解决该问题,当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维系好粤桂同盟,另一方面则是整顿军队。首先是同盟,如今在广东掌舵的不是与新桂系私交甚笃的李济深,陈济棠这家伙心思乖滑,爱耍弄诡计,又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儿,前一段反蒋,他就一门心思把桂系往火坑里推,既要让桂系打恶仗,而不愿给钱,李宗仁说实在的,挺看不上这人,但看不上也得看,粤桂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广西安危。李宗仁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把一家子全安置在了广州,他自己也准备常驻广州,没办法,陈济棠这人一天一张脸,不时刻与他保持接近,说不好啥时候就被丫给卖了,李宗仁也只能辛苦点,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了。

    军队倒着实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新桂系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西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新桂系这样被中央老大当眼中钉的派系而言,没有足够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与之同时,广西又实在太穷,在清朝都是需要别省协饷的省份,而在民国早年更是得以战养战,如今中央不给钱,而广东呢,陈济棠又是一毛不拔的主儿——没人给钱,又没法抢钱,这该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新桂系终究还是找到了办法。首先,削减常备军,除了张发奎新近离桂之外,广西目前计有廖磊第七军,李品仙第八军和夏威第十五军三支部队——李品仙是唐生智完蛋之后返桂的,天可怜见,穷的叮当烂响的广西连三个军都养不起,最后只好把第八军给裁了。如此一来,广西的常备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军,问题是,广西的军制还不是常规的三三制,而是一军辖两师,一师辖两旅的配置,靠这些常备军当然不足以自保,接下来新桂系还有后招。新桂系的这一后招堪称中国军制史上的创举,那就是民团制度。

    民团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封建时代就常有大财主,大地主之类豢养这类武装,借以自固的,而在晚清,民团更是风光一时,曾国藩用以平定太平军的湘军,某种意义上说就脱胎于民团。但是,在曾国藩之前,民团大多是些小打小闹,只能欺负地痞流氓,小百姓的玩意,作战能力当然不能指望,而曾国藩的湘军呢,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团,因为湘军是正规军,平日不事劳作,靠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饷——当年湘军曾有城破之时,洗劫三日的习惯,其实就是被逼的。新桂系需要的民团是来之能战的预备役性质的武装,那种松松垮垮的地主武装自然不堪大用,而湘军这样的变相正规军,新桂系又养不起,既要能战,又要省钱,看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新桂系有何办法解决呢?

    地主民团之所以不能战,主要原因就是散,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而新桂系的民团要能战,就得解决组织纪律性问题。新桂系在民团各级都设有常备组织,有专人负责,级级把关,严格控制,当然,组织纪律性就不成为问题,有组织有纪律,当然是能战的基本保障。接下来,新桂系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强制广西所有适龄男性都必须参加民团。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民团怎么养?其实早在当年裁兵会议的时候,新桂系就提出过兵工的概念,这次只不过是将此发扬光大罢了,民团民团,先民后团,老百姓该从事的生产活动,团丁也不能拉下,甚至,民团还经常性组织团丁进行生产训练,组织进行集体劳动等等,既然民团也是生产力,当然就能自给自足,无需专门发饷了。有了这些“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团,新桂系当然就拥有足够的军事潜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了。

    自保问题在新桂系实施斯巴达式的民团制度后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民生。自打民国以来,广西迭遭战乱,旧桂系时期如此,新桂系时期亦如此,广西本来就穷,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战火摧残后,老百姓当然就更是难以过活,整顿广西经济对于新桂系而言自然是治政中的头等大事。

    广西是个农业省份,因此,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农业,新桂系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公积粮制度,由各村设立一个公共谷仓,每年由有余粮的农户累进摊派,征集入仓,其目的是消灭高利贷——这些公积粮可以平价借给贫农,归还时只需补上折耗即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贫农借高利贷是导致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积粮,就可以极大程度抑制这个趋势。然而,新桂系所做的努力却在战备状态这一个大前提下被全盘否定,明摆着的,新桂系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源——税赋沉重,保证充足的兵源——民团制度虽然较之常备军制度有优势,但毕竟影响生产,有此二端,公积粮制度的优势基本上被全面抑制,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除了农业之外,新桂系还大力发展工矿业。除了常规的轻重工业之外,广西与众不同的就是采矿业,这也是广西的天然优势——有色金属矿采丰富。李宗仁鼓励并扶持民间矿业的发展,这就让广西的采矿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有句话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矿是为了买卖,但广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运不出去就等于白搭,因此,新桂系集中精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修建,还为此设立了公路局,在短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还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义务教育制使广西民众素质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让文化业有所发展,而在人事方面,李宗仁大胆启用新人,改革用人唯亲的弊端,也确实多有裨益;在新桂系的努力下,广西局面气象一新,广西民众总算也跟李宗仁一样,踏实了。

    	
    反蒋抗日
      
    

    自打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语调终不免成为空谈,但是国民党各派总算还知些廉耻,也知道继续闹下去难免被人看戏,于是原本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隔三差五来次汇报演出的反蒋运动总算是日渐平息。然而,党争渐平,内战频仍,蒋介石在摆平了党内的诸多对手之后,又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矛头对准了党外强敌——中共。蒋介石将剿共与抗日连在一起,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立场而言,却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对手,中共何尝不是?蒋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里,对手无内外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显然,蒋介石认为,日本虽强不强,而中共虽弱不弱,在对政权的威胁性方面,土生土长,有主义,有理想,发展潜力深不见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对手,而至于日本,疥癣之疾耳。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有政治远见的,因为最终夺取他蒋家天下的,并不是强势的日本,而恰是弱势的中共,然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共与日本就是天差地别了。中国老百姓反正国内谁当政都是一样吃饭,甚至中共当政对于那些忙死忙活还一天混不上两饱的社会底层人民还是利好——要知道当时我党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统治呢?日本可没指望能在中国长久统治,抱着“过一天算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给中国的亡国奴们留条活路吗?所以,同一个政治行为,角度不同,评价也就不同,剿共先于抗日,对蒋介石是必然之选,但对于中国民众,那就是胡折腾了,而对于民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来说,只要别惹到他们,爱咋咋地,但要惹到他们,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一意将重心放在国内,虽然主色调是剿共,但是跟老蒋斗争多年的地方派能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吗?这帮人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党内团结,但谁真相信他能团结呢?自从孙中山去世以来,他团结过谁?他团结的人倒是不少,把兄义弟一大堆,但讽刺的是,凡是被蒋介石团结过的人,到最后都得不着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和李宗仁。所以呢,地方派们虽然不再动辄喊反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蒋介石有任何异动,就会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蒋和抗日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在地方派看来,抗日如今就是蒋介石的罩门,一提抗日,实际就是念了蒋介石的紧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恶心他。于是,这段时间的民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蒋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只要听到谁喊抗日喊的声嘶力竭,这人就一准跟蒋介石要闹翻,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闽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要谈闽变,自然是先谈陈铭枢。陈铭枢说实在的怪倒霉的,堂堂北伐名将,铁军主要将领,搞到现在是爹不亲娘不爱,快要混不下去了。铁军出品的将帅,说实在没一个混得好的:张发奎就不说了,跟错了人,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结果一度流离失所,在中原大战后几乎把军队赔了个干净;而叶挺虽然没跟错人,但跟错了时机,当时我党是左倾横行,动不动就到大城市搞暴动,搞失败了还要被追究责任,叶挺就是因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受到李立三的指责,结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掌军;陈铭枢倒是没跟错时机,但可怜跟错了人。陈铭枢跟了蒋介石,而且是在武汉反蒋运动最热烈的时期,甚至还为此丢了武汉卫戍区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说的话,这笔买卖明着亏,暗着赚,因为老蒋看在他力挺的份上,总会有所补报,最要紧的是,老蒋是赢家。但是,我们还是得说陈铭枢跟错了人,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非嫡系的。

    陈铭枢开始倒霉实际是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看,陈铭枢还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呢。陈铭枢确实也有些机会,老大走了,剩下的陈济棠资历战功都不如他,似乎怎么排都是他占先,但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陈铭枢是李济深的部将,而陈济棠则跟胡汉民比较接近,在李济深被软禁,而胡汉民还活跃的时候,老蒋该怎么对待二陈呢?看起来老蒋不偏不倚,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各管各的,但是果真是不偏不倚吗?在乱世,主政和主军那就是天壤之别,而二陈之争最后分出高下,其实就差在这主政和主军上了。中原大战中,对付桂系,由于是邻居,两个人都得出力,谁也逃不掉,但是当蒋介石要粤系派军参与跟冯玉祥的作战之后,陈济棠主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派谁不派谁是谁说了算?还不是陈济棠说了算?陈济棠不含糊,直接将陈铭枢的嫡系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给派去参战,如此一来,广东的权力平衡就立刻被打乱,陈济棠立马占了上风。所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陈济棠能借势将陈铭枢逐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军权好使啊。

    陈铭枢被驱逐出粤,本以为老蒋看在他一贯拥护的份上,能好好待他,结果呢——不说也罢。老蒋光顾着耍手腕了,一开始为了麻痹陈济棠,对陈铭枢压根就不理不睬——天可怜见,陈铭枢也不过想把十九路军调回去而已。这也罢了,淞沪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是主力军,说实话,损失不少,那蒋介石看在人抗日有功,好歹看觑一二呢?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剿共——让杂牌跟红军火并,这是老蒋的惯用手段,但是显然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李宗仁就看的很透彻,他的分析是“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点心思,连李宗仁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那陈铭枢和陈济棠这俩当事者能看不出来?陈铭枢看出来了,一怒之下,出国了事;而陈济棠倒是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对十九路军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查封了其广州办事处,还停发了军饷——老蒋终究还是如愿了。这还没完,十九路军很快在剿共中吃了败仗,而蒋介石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如此这般,蒋光鼐和蔡廷锴自然是看出了点眉目,干脆停止剿共,跟红军谈和,并联络粤桂双方,成立三省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抗日重于剿共”的方针。

    十九路军以抗日成名,如今打出抗日的招牌,当然不能说是哗众取宠,但是,他们打出抗日的旗帜,其目的显然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单说是抗日,那粤桂两省少不得还得应和两句,时不时念两句紧箍咒,总是没有坏处,更何况还能在媒体上博个彩头。但是,十九路军棋差一招,因为陈铭枢出洋归来后,在抗日的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反蒋,这两个字一加,立刻就变了味。虽说对于反对派来说,反蒋和抗日在这当口是一码事,但是这其中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抗日是暗示,反蒋是明示,而暗示和明示之间隔着余地二字——谁会不给自己留余地呢?粤桂两派,虽说跟老蒋关系微妙,但是微妙归微妙,场面归场面,在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要自绝生路?陈济棠就是如此,原本他跟陈铭枢关系就坏,能帮忙喊两句抗日就不错了,说要反蒋,那就敬谢不敏了。陈济棠如今坐拥广东,号称南天王,又有胡汉民当门面,老蒋也默认他的半独立地位,这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为什么他要反蒋?没道理嘛。而新桂系呢,他们倒是不满足现状,但问题是,如今新桂系要看粤系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时刻维持两广同盟,如果粤系不动手,新桂系自然也没道理动手。

    反蒋是反蒋,抗日是抗日,虽然对于反对派来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政治本来就极端微妙,更别提这二者之间有着是否留有余地的重要差别,陈铭枢想破罐破摔,破釜沉舟,但问题是,谁又愿意跟他来唱这出戏呢?

    	
    可笑的小政变
      
    

    陈铭枢这个人,有胆有识,敢想敢言,是个戳得出,站得直的人,说实话,是个爷们。爷们气十足的陈铭枢如今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管不顾的打出反蒋的旗号,授人以分裂国家的口实,是因为他觉得蒋介石实在是对不住他。当然,陈铭枢要怪的话就怪自己瞎了眼,怎么能把政治前途托付给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这倒不是说蒋介石这人不讲恩义,而是蒋介石使用恩义的范围太过狭窄,只要不是自己的嫡系,难免就会被他当做可用也可舍的棋子。蒋介石搞政治,历来是门户分明,将嫡系和杂牌分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对待嫡系,蒋介石向来是有错没错都护护犊子,要打要骂都由他自己,外人休想染指半分,而且,蒋介石只要认定此人是嫡系,耐心就特别足,比如救他两次的陈赓,当时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逮了,结果蒋介石愣是不愿下死手,一心一意要陈赓回心转意,结果直接造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让陈赓逃出生天。而对待杂牌,甭管此人对蒋介石是否忠心不贰,蒋介石都从不会对其有半分信任,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稍微用用,没有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绝不容情,陈铭枢此前对蒋介石如此忠心耿耿,到如今被逼到公开反目的地步,说实话就是因蒋介石的用人哲学所致。

    政治集团的帮派主义是有难以摆脱的惯性的,尤其是国民党这样从娘胎里带出来就是七拼八凑搞起来的政党,到最后,就搞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境地。李宗仁老是骂蒋介石为人偏私,爱搞小集团,其实,在国民党这样历来就小集团主义横行的政党,不搞小集团混的下去吗?蒋介石倒是不想搞小集团,倒是想大伙都能听他的,但问题是,可能吗?所以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本身就是个相互塑造的关系,国民党的政治气候塑造了蒋介石如此的政治哲学,而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政治气候,相辅相成。蒋介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为人处事,都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长于适应,而短于改革。话说回来,国民党本就不是浪漫主义者能够生存的土壤,如果蒋介石不是这样讲究实际,也就不会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发散一下,这也解释了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文化,什么样的官场造就什么样的官吏,而什么样的官吏造就什么样的官场,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就再难改变。

    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所谓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要咬人,如今陈铭枢被老蒋如此对待,当然是急了,加上此人又天生有股爷们气,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就敢直接说反蒋了。当然,陈铭枢这反蒋的言论一出台,一帮人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可能会愿意擂鼓助威的粤桂两派就再也不敢随声应和了,于是陈铭枢立刻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陈铭枢要另起炉灶,当然是要找些有头有脸的撑撑场面,一开始找的是宋庆龄,好歹仗着国母的身份来摇摇旗,但是国母似乎也对公开反蒋心存疑忌,没答应;后来又去找胡汉民,以为跟老蒋同样闹得很僵的老胡也看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帮帮忙,结果呢,胡汉民说实在在广东就是挂个牌,实际说了算的是陈济棠,而陈济棠没兴趣,胡汉民当然也不好有兴趣;最后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去找老上司李济深。

    陈铭枢在当日李济深被幽禁的时候,不说力挺老上司,甚至还公然跟李济深拥桂立场唱反调,以为靠着蒋介石就能咋地了,结果呢,不说也罢。李济深倒是没念旧怨,当然主要是跟蒋介石这笔帐一直没机会算,这下逮着了机会,不管有戏没戏,总是要出来喊一嗓子,反正横竖现在混成这德行,也不能更惨了。陈铭枢找李济深,当然是看上了他跟新桂系的关系,李济深倒是也挺上心,也派人去跟新桂系接洽了,新桂系倒也礼遇使者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没谈拢。新桂系不参与的原因,一部分前面讲过了,没有粤系参与,如果新桂系贸然行动,闽桂两省被广东一分为二,到时候首尾不能相顾,胜算渺茫,另一个原因则是,李宗仁认为陈铭枢太左了。所谓左,也无非是陈铭枢跟我党有合作意向,可悲的是,当时我党更左,即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硬碰硬打得很惨,众高层也奉行关门主义,不愿跟陈铭枢合作。更妙的是,我党不愿合作的原因居然是嫌陈铭枢不够革命,甚至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还为此发了篇谴责闽变的文章——要知道当时在老蒋倾巢而出全力围剿下的我党其实日子并不咋地,而王明同志居然能忙里偷闲幸灾乐祸一把,也难怪毛泽东同志能给这帮人下个教条主义的评语了。

    好了,粤系不合作,桂系不合作,甚至原本应该铁定合作的中共也在一众清高的教条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巨擘的领导下选择不合作,非但不合作,还要嘲讽一番,如今陈铭枢只是个光杆司令,只剩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但实际上,即便是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内部也并不十分太平。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如今陈铭枢虽然不在十九路军任职,但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些十九路军的实际指挥者都是他的旧部,陈铭枢在其间的威信自不待言。陈铭枢的治军颇有些旧派色彩,简单说,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本身倒也不算太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陈铭枢家长当惯了,一时不能很好的进行角色转换,还时常当众训斥如今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的先日小弟,这自然让这些渴望尊重、需要威信的小弟难免有些抵触情绪——这倒跟冯玉祥颇是异曲同工。

    最有情绪的就是蔡廷锴,先日的小弟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但是老大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执着的搞一言堂,这自然打击了小弟的积极性。以此次事件而言,其实蔡廷锴对反蒋是持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公然反蒋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如此窘境下,他的意见是,不妨学粤桂两系,同样抬出胡汉民,搞个三省一体的自治同盟,造出福建的半独立局面。因此,在陈铭枢回国之前,蔡廷锴就压根没提反蒋一事,只是借助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累积的名声,用抗日当招牌,联络粤桂两派,广造声势,以此与蒋介石抗衡。应当说,蔡廷锴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也确实博得了些外界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在陈铭枢回国后被推翻了。蔡廷锴觉得陈铭枢不尊重他,为此牢骚满腹,要是蔡廷锴一时鬼迷心窍,难免就重蹈当年韩复榘的覆辙。陈铭枢真该去谢谢菩萨,蔡廷锴不满归不满,但毕竟对老上司感情深厚,尽管老蒋又使出了当年对韩复榘的那一套,但蔡廷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还表示十九路军就是陈铭枢的,他想怎么败就怎么败吧——听听,有这样的小弟,陈铭枢是否该泪流满面呢?

    当然,蔡廷锴意志坚定,不代表十九路军的其他人也愿意不计得失的追随陈铭枢——在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下,十九路军的一些将帅难免就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如此一来,闽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接下来无非是走个过场:1933年11月20日,箭在弦上的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换国号国旗;此后,粤桂两省为了撇清关系,一众大佬联名通电,指责闽方分裂国家;嗣后,蒋介石抽调原在剿共的十万大军前往镇压;大敌当前,内部不稳,很快,自北伐以来就声名赫赫的十九路军即分崩离析,自此退出历史舞台。1934年1月底,闽变未及两月,遂告全面失败,闽方要人也纷纷出国。

    闽变被李宗仁称为“可笑的小政变”,但是这次可笑的小政变一度可能对时局造成重大影响——如果红军能适时跟闽方合作,或许有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惜时机稍纵即逝,未能把握机会的红军终不免走上长征的艰难道路。红军被迫长征,事实上就意味着所谓安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党外之敌既除,党内各方自是人心惶惶,而李宗仁,也不得不加入另一次可笑的小政变了。

    	
    天塌了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在前四次铩羽而归之后,第五次终于走对了路子,找对了方向,从1933年9月开始,历时一年,国军稳扎稳打,层层推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终于击败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坚定不移实施关门主义、阵地攻防的红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别无他法,只得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史称长征,而所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很不巧的就是粤桂两省。李宗仁对反共这事,向来比谁都积极,这从北伐之初极力抵制中共党员在桂军任职,宁汉对立时充当清党急先锋,重掌广西后大力清乡等事可见一般,但是,这次红军要路过广西,李宗仁却犯起了嘀咕。

    李宗仁之所以犯嘀咕,说穿了,也不过还是老问题,担心蒋介石呗。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充满着对自己一贯反共的自我标榜——当然,主要是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给自己撇清关系,而对蒋介石的反共路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暗示蒋介石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责。李宗仁对蒋介石反共的质疑大部分都很喜感,什么养寇自重啦,玩火自焚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知道一度被老蒋逼得很惨的我党要对李宗仁这些奇谈怪论作何感想。这次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好不容易取得了成效,李宗仁又有话说,他的意见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认为应该把红军突围的缺口放在东南沿海一带,设法将红军驱入海内,而不是将红军往西面的内陆方向驱赶。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西面的回旋余地也确实比东面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看法实在经不住推敲——首先,东南各省是老蒋的钱仓粮仓,蒋介石怎么可能愿意让红军虎入羊群?更何况,要是控制不好,红军可能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巧的是,毛泽东曾经在闽变时提出要跳出苏区,纵横江浙的想法。其次,即便蒋介石愿意如此,李宗仁和陈济棠愿意吗?他们愿意老蒋将大量中央军布置在粤桂一线吗?这不得了?有想法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得有可行性啊。

    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的战略布置有意见,但他有意见的原因,不是他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些东西,而是他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中共为名,行假途灭虢之实。李宗仁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后来在贵州、四川等地所发生的一切也验证了他的判断,只是他这种担心,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罢了。李宗仁当然不单是有政治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红军前来广西,其意不在常驻,而是过路,但是追剿的中央军可能就是相反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红军尽速离境,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在李宗仁授意下,白崇禧演了出让道送客的戏码——甚至白崇禧还为此编了个九字诀,所谓“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在桂系的一手策划下,红军压根就没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封锁,只用了十多天就顺利通过了桂境。桂军这样对红军送大礼,蒋介石当然很火大,他要追究起来,桂系该如何应对呢?这就看李宗仁闪转腾挪的本事了。李宗仁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没出力,他得向党国保证自己是出了大力的,为此,他不惜捏造了所谓七千俘虏的事实,拍电影,拍电报,大肆造势,老蒋明知李宗仁在演戏,但无奈李宗仁演的太逼真,也只好作罢。这还没完,李宗仁为了表明自己剿共的坚强决心,在红军通过桂境之后,让桂军前去贵州助战——瞧瞧我多玩命。

    看似李宗仁已经躲过了危机,红军走了,中央军也没理由入境了,广西似乎是太平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在攘外先安内的前提下,如果老蒋真把中共给灭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要是这样一想,危机非但是没有过,反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蒋介石以假途灭虢之计,将贵州和四川相继收入囊中——美中不足的是,红军虽在长征中面临各种内外交困,天灾人祸的困境,但却奇迹般的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到达了陕北。当然,创造了奇迹的红军俨然是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了,到了这个境地,民国的地方派似乎突然发现蒋介石可能要一统天下,他们的那点地盘即将不保,于是,老套路,开始高呼抗日。最讽刺的,莫过于在东三省事变中不放一枪,将祖宗基业抛了个干净的败家子张学良张少帅,此公居然也有脸喊抗日,还喊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学良之所以喊抗日,是因为在陕西跟红军作战吃了苦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要让东北军跟红军两败俱伤,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当然了,在群情激昂高呼抗日的形势下,粤桂两系自也不能免俗,原先还只是念念紧箍咒,到后来,干脆决心铤而走险了。

    粤桂双方,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陈济棠,而陈济棠这家伙之所以喊抗日喊到擦枪走火,准备重演当年闽变的那一幕,据李宗仁回忆,是听信了自家豢养的大仙术士所谓“机不可失”的预言。开个玩笑,陈济棠确实有些迷信,但要说他是因为术士之言而要自绝生路,也不免过于儿戏了,事实上,陈济棠要搞政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失去了胡汉民这面金字招牌,南天王地位即将不保。我们说,两广之所以能保持半独立地位,并且老蒋还能一直睁一眼闭一眼,最大的原因,自然是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为当年的软禁一事还债——也就说是,只要胡汉民在广州一天,蒋介石就得卖他个面子,两广的特殊地位就能得以保证,但反过来说,要是胡汉民不在广州了,那老蒋就爱咋咋地了。蒋介石当然也曾试过将胡汉民调出广州,让他去京师供职,但无奈胡汉民是个恩怨必报的人,对当年被软禁一事耿耿于怀,蒋介石也不好硬逼,于是就只能拖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陈济棠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供着胡汉民这个太公,踏踏实实当着南天王,如今不妙了,胡汉民居然在1936年5月13日凌晨因脑溢血猝死了,这下可真算是天塌了。

    老蒋一看胡汉民死了,来得正好,可算找到了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了。于是,次日电召陈济棠兄长陈维周入京详谈,陈济棠只得让兄长去了,然后老蒋给陈维周提出了他的意见——说是要共同合作,解决广西。陈济棠一听这话,当然是冷汗都下来了,唇亡齿寒,广西要是解决了,广东还会远吗?蒋介石这点鬼蜮伎俩,要去骗鬼吗?还没完,蒋介石又派王宠惠以吊唁之名前来广东,并向陈济棠表示要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执行部,还说要改组广东政府,并要将陈济棠从集团军军长的位子降格为军长。王宠惠越说,当然陈济棠越心虚,听到后来,估计是又气又怕,强行按捺才没发飙了。好了,情况很明白了,胡汉民死了,天塌了,老蒋要下手了,陈济棠要倒霉了——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自救呗。抗日的调门当然少不得要更提高一点,好歹争取些同情票,然后跟新桂系谈谈,大不了鱼死网破吧。李宗仁听到胡汉民的死讯,当然估计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如今陈济棠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说搞政变不是他的主意,他一直对此事抱有谨慎态度,只是陈济棠一味催促,考虑到两广利害一致,唇齿相依,才上了这条贼船,为资佐证,李宗仁还搬出了陈济棠迷信的八卦来,说他野心太大,又听信江湖术士的鬼话,才打算铤而走险。李宗仁这话当然没人信,要说胡汉民去世,他受到的影响绝对比陈济棠只大不小——他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而陈济棠跟蒋介石的恩怨等级是多少,蒋介石如要下手,主要目标是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蒋介石会将陈济棠摆在他李宗仁的前面吗?李宗仁就算谦虚,也不用谦虚成这样吧,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尽管说如今他确实落架凤凰不如鸡,但是再落架的凤凰终究也是凤凰啊。问题来了,为什么李宗仁事后要编出这么套鬼话呢?接着看。

    	
    时间差
      
    

    胡汉民死了,粤桂两派的好日子到头了,看起来两方唯一的机会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跟蒋介石拼个高下了,即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至少陈济棠就是这么想的。李宗仁当然也在为这事转腰子,蒋介石明摆着是要动手了,如今的情况,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问题是,该伸头还是缩头呢?当然,伸头还是要伸的,坐以待毙也不是李宗仁的个性,但是就算是伸头也有个讲究——毕竟两个人都伸头的情况下,先砍谁后砍谁总得有个时间差,而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间差该怎么打。

    当然,粤桂两系唯一可以抗衡老蒋的,也只剩下抗日的招牌了,因此,想都不用想,接下来肯定是把抗日这出戏给演足了。民国的事儿就这么扯淡,在九一八那阵,日本闹腾最凶的时候,粤桂两系没说要派兵抗日,相反还打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招牌逼蒋介石下台,如今日本相对消停了,自长城攻势之后,足有三年多时间没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粤桂却开始大张旗鼓说要抗日了。也是,没病没灾,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招不痛快呢?如今是事到临头了,没办法了,只能打出这张底牌,看看能不能好歹应付过去了。排场还是很足的,5月26日,粤桂两系要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政委会和执行部呈电中央,通电全国,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次日,粤桂再度发电,说要全国人民敦促国府抗日;4日,粤桂高级将领又发表通电,说要请中央调粤桂两军北上抗日;瞧瞧,这通电频率,这抗日意志,多精彩的戏码啊。

    根据中国古今皆然的特色,官方通电只是大规模造势的前奏,接下来就要开动舆论机器,将声势渗入到民间基层了。李宗仁是行家里手,广西就搞得很热闹,又是组织请愿团,又是大规模抗日游行,又是张贴标语——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什么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啦,什么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啦,总之,口号震天响,抗日全国闻。然后,李宗仁甚至还去活动湖南的何键,要他帮帮腔,造造势。李宗仁这一小试身手,明白事儿的看出名堂来了,李宗仁对广西有多强的控制力,社会动员能力有多强,是块多么难啃的骨头——至少蒋介石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之后,他决定先把刀砍向陈济棠头上。

    相比较李宗仁对桂系以及广西的绝对控制力,陈济棠就差的远了,蒋介石这刀刚举起来,底下人就蜂拥而上,把陈济棠给架到断头台上去了。在老蒋银弹攻势发动之后,跟闽变情况完全相同,粤系内部立刻就有不愿送命的反水了,先是空军——7月4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带着40多号人架机离粤赴宁,两天后,这帮人发表了“服从中央,报效党国”的通电。大家明白为啥官当得越大,就越是迷信了吧,大仙算得多准,机不可失,这下应验了吧——飞机丢了。但是呢,大仙准是准,要是会错了意就麻烦了,陈济棠如今倒是恍然大悟了,但是黄花菜也凉了。空军反水,陈济棠算是气泄了一半,接下来陆军也出了问题,那就彻底泄气了。先是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粤军的二号人物,此公本就对陈济棠不满,这下看到出头机会来了,当机立断,在7月8日屁颠屁颠的跑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表示广东问题包在他身上。还用说吗?蒋介石无非是鼓励一番——我看好你哟,然后让余汉谋放心大胆的去干了。14日,余汉谋公开撕破脸皮,接受南京中央的任命,要陈济棠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一军反了,第二军能坐视吗?当然也反了。在余汉谋就职当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反了,还表示欢迎余汉谋去广州任职。空军反了,陆军反了,全他妈反了,陈济棠算是反不动了,为了避免真被砍上一刀,只好在18日通电下野出国避祸了。

    根据老蒋的一贯做法,要对付粤系之前,肯定是要先给桂系吃颗定心丸,然后各个击破,因此,在对粤系紧锣密鼓的进行分化打击之际,蒋介石却对桂系抛出了橄榄枝,还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蒋介石此举是实是虚,李宗仁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李宗仁要反抗到底,不接受任命?错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接受任命。不明白了?还记得我们开头说时间差的问题吗?这就是时间差!蒋介石不会同时对粤桂下手,只要有先有后,就一定有时间差,而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在陈济棠人头落地之前,把自己的头给缩回去——蒋介石在这个时间差里势必会给个台阶,甭管是实是虚,李宗仁所要做的,就是顺着往下走。

    老蒋给的这个台阶自然是虚的,他也不会让李宗仁踩实了,在解决完粤系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桂系了。当然,老蒋还想依样画葫芦,不费一兵一卒,跟当年蒋桂之战一样,拆了桂系,这次他打出了王牌——黄绍竑。于是,在李宗仁和白崇禧刚说要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出尔反尔,说我明明是说让黄绍竑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啊,至于您二位,离了广西吧。蒋介石为了打好黄绍竑这张牌,已经经营许久了,看看黄绍竑这几年的履历: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5月任内政部长,7月1日兼代交通部部长。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1934年12月12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蒋这么厚遇黄绍竑,当然是因为黄绍竑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是随时可以引爆桂系的重磅炸弹,这次老蒋要收拾桂系,黄绍竑自是首当其冲。

    蒋介石把台阶抽了,又打出了黄绍竑这张牌,接下来怎么办呢?废话,紧抱着台阶别撒手啊。李宗仁和白崇禧就不撒手了,在蒋介石自食其言,要将二人逼出广西之后,李、白通电南京,说中央“墨渍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恕难从命”。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你中央说话得算话不是?要我们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的是你,要我们离开广西的还是你,中央说话到底还有谱没谱啊?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李、白能不知道中央有谱没谱吗?当然,光会缩头是不行的,李宗仁还得让老蒋进一步认识他的抗击打能力——李宗仁再次将广西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省防军瞬间从14个团扩编成40个团,7月下旬,在动员会上,李、白发表《告军民书》,说“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然后,李宗仁继续咬定抗日不松口,欢迎各方抗日同仁前来广西洽谈。

    李宗仁的意思大家看明白了吗?没明白的听我讲。李宗仁肯定是不想闹,因为他闹不过蒋介石,然而他之所以还要跟着粤系闹,是因为不闹一闹,这场大祸他躲不过去。但是,李宗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知道闹的目的是为了不闹,因此,只要蒋介石有任何和解的表示,李宗仁都会果断抓住——甭管是实是虚,抓住了才有操作空间。比如,蒋介石一开始跟桂系示好,明明是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到了李宗仁手里,就成了蒋介石主动示好的台阶。而接下来李宗仁大动干戈,又是动员,又是迎宾的,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争取和解的机会。李宗仁无非是告诉蒋介石,你要和,我大力欢迎,但你要闹,老子豁出这条命去,也要跟你闹一闹,你自己掂量掂量,一时半会搞得定我吗?

    蒋介石当然掂出了分量,李宗仁虽然只有广西一隅之力,但可怕的是,广西全民皆兵,人人上阵,民气可畏,一时半会当然搞不定。有人要问了,老蒋不还有黄绍竑这张牌没用上吗?问得好,大家知道黄绍竑是为什么离开桂系的吗?没错,就是为了躲避内争,这下内争当头,他愿意与先日袍泽同室操戈吗?这不就得了,黄绍竑一准不答应啊。那蒋介石还有选择吗?和吧!

    	
    焦土抗战
      
    

    黄绍竑跟李、白虽然分道扬镳,但多年袍泽,情深意重,要他跟李、白同室操戈,他办不到。当然,即便黄绍竑不答应,蒋介石也不能怎么样,这张牌经营了那么久,蒋介石要是一旦放弃,不免前功尽弃,更何况,黄绍竑混好混坏对新桂系内部将帅颇有示范效应,为黄绍竑一个点,而放弃新桂系一个面,不值当。因此呢,黄绍竑公开表示不愿就任广西绥靖主任一职,蒋介石自然也没办法,而黄绍竑不愿合作,要在高度团结的新桂系内部敲出一条缝来,更是难如登天,现在的情况下,要想战,就只能霸王硬上弓。然而,霸王硬上弓又谈何容易?其一、新桂系将抗日这张牌打到了极致,也为此颇得民国各派的同情——甚至连与新桂系向来关系恶劣的我党也表示同情,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蒋介石要强行下手,舆论上就通不过;其二、广西全民动员,个个奋勇,同仇敌忾,气势之盛不免蒋介石也为之胆寒,再加上老蒋如今依然还是将重心放在剿共上,能腾出手来对付桂系的兵力毕竟不多,真要动手,未必就真能稳操胜券。因此,在李宗仁强势出击之下,新桂系虽弱而强,而蒋介石虽强而弱,形势发生逆转,这下蒋介石是想不谈都难了。

    当然了,李宗仁搞这么大排场,自然也不是真想跟蒋介石见个高低,蒋介石说要谈,那来得正好,谈吧。谈的当然不是明面上的抗日问题,李宗仁明白蒋介石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到了最关键的收官阶段,蒋介石是不愿就此功亏一篑的,所谓抗日,也不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借口罢了,李宗仁真正想得到的,是蒋介石能认可新桂系在广西的地位以及广西在民国的地位并不因胡汉民之死而变更。李宗仁在想什么,跟他交锋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自然是一清二楚,于是,在双方稍作试探之后,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过程如下:老蒋先派人去广西,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李宗仁当时还不确定蒋介石到底是真想谈,还是故弄玄虚,搞缓兵之计,于是派代表刘斐广州一行。在刘斐到达广州后次日,蒋介石也来到了广州,蒋介石问刘斐,广西是否真的要打?刘斐当然冠冕堂皇的应付了句,只要中央领导抗日,广西就没问题。蒋介石回答,只要地方服从中央,我们就会实行抗日。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虽然刘斐动辄说抗日,蒋介石也动辄说抗日,但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桂系的意思是,你老蒋给我们个台阶,我们也就不闹了,而老蒋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给我台阶,我也会给你们个面子。话都说到这份上,那还说啥?既然都不想闹,那就开价吧。李宗仁开价了,抗日这个表面文章自不用说,真实的价码是,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认可他的广西地位,然后,撒撒娇,说我排场铺这么大,你要给我点钱,否则我收不了场。蒋介石说收回成命可以,但是反是你们造的,排场是你们铺的,难不成还让我代人受过?还要我出钱,当我冤大头?谈到这里,核心问题就谈拢了,至于钱不钱的,其实就是桂系打的诚意牌,也是让蒋介石吃定心丸,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李宗仁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难道还有理由接着造反不成?蒋介石也不是傻子,李宗仁都开始要钱了,那就说明八字那一捺快要划上了,值此温馨时分,扭捏一番,端端架子之后,还是好歹给了点。然后,李宗仁扭捏一番,也签字画押。最后蒋介石邀白崇禧广州一见,白崇禧怕出事,不敢去,最后还是李宗仁单刀赴会,双方穗城一晤,一笑泯恩仇,近十年来的恩恩怨怨,遂一朝得以暂时化解。

    两广事变从6月1日发动,到9月底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同时闹事的两广,结局却相隔天壤,陈济棠这个显赫一时的南天王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一鼓端掉,而李宗仁呢,虽然一度需要对陈济棠唯唯而应,但真赶上了大事,分寸拿捏,危机应对,比陈济棠何止强出百倍?通过此事,大家明白当年为什么蒋介石会将李宗仁作为头号假想敌了吧。李宗仁确实很不简单,虽然他现在仅有广西一隅穷苦之地,但他愣是能让这广西一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发挥到连老蒋都觉得桂人殊不可侮的地步。回到两广事变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李宗仁要千方百计将此次政变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呢?答案很明确了,李宗仁这叫得了便宜卖乖,明明是二人转,但因为最后自己与蒋介石达成和解,为了撇清关系,他当然必须将两广事变换个名字,说成六一事变,然后将其解释成陈济棠的独角戏。事实上呢,通过李宗仁在该事变中展示出来的政治手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放在陈济棠之下去考虑,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落架凤凰终究还是凤凰,一支再漂亮的鸡也不可能跟凤凰有任何等量齐观的可能性。

    好了,两广事变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抗日问题上,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跟蒋介石一样,李宗仁同样将派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他在两广事变中的演出,与其说真的是因为日人入侵而怒发冲冠,还不如说为求自保,喊喊口号罢了。然而,李宗仁除了政客这个属性之外,他毕竟还是个中国人,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考量,他对日态度如何呢?李宗仁的对日态度,可以用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焦土抗战。

    所谓焦土抗战,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战,二是焦土。战说明身为军人的李宗仁是主战派,而焦土则说明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这自然就跟一些婆婆妈妈的所谓曲线救国的主和派划清了界限。李宗仁曾一度被指为亲日,这是因为在他退居广西之后,接收了大批日械,甚至还时常有日本的军政要人登门拜访,这自然不免让外界想入非非,然而,用白崇禧的话说,这叫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一再表白说凡是日人拜访,都会上来遭到他的当头痛斥。李、白在广西与日本有来往不假,但是这种来往,显然也没那么多暧昧。日本人看上了新桂系,试图利用其在民国的影响力,给国府中央制造麻烦——简单说,他们希望中国更乱一些,而李宗仁实际上除了两广事变被逼到绝路之后闹了一闹之后,也并未有任何出格举动,因此呢,基本上李宗仁只是在利用日本的这种心态,能搞点好处就搞点好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李宗仁不可能有尺寸之让。相比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喊抗日喊的比谁都响,而到了日本真采取行动后却又怕这怕那,到最后曲线救国去的汪精卫,李宗仁显然是强多了。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其实就是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争锋相对。所谓焦土抗战,就是说中国国弱兵弱,万一中日全面开战,唯一可恃的可是中国土地广袤,有充分的战略纵深,战略得当,尚有转圜余地,而为了让日本难以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就必须将战略物资,能运的运走,不能运的烧掉,纵使中国土地变成一片焦土也不足惜。李宗仁这套焦土抗战的理论是弱者面对强者以重大牺牲换取些微机会的路数,与其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说是杀敌一百,自损一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书生自然就对如此惨烈的抗争手段心存疑忌,他的看法是,抗战与否不是关键,国计民生才是关键,如果都烧成了焦土,到底是国府戕害民众为大还是日本戕害民众为大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焦土抗战,直接谈和不挺好?给大家留条生路。为了避免惨痛牺牲,而忍辱负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当然,我们承认,汪精卫的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他实际谈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异族统治者和外族统治者到底有多大差别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异族统治者不算太严苛的统治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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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四 广西篇

    桂系严格说起来地位远高于前面所讲的滇系、黔系以及川系,但是地位归地位,性质归性质,桂系虽然走的较远,但是终究也不过是个相对成功的地方派。桂系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陆荣廷为首,而新派则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至于旧旧在哪,新又新在哪,还容我细细道来。

    土匪窝

    如果说清末的四川是袍哥的天下,那么清末的广西就是土匪的天下——别的不说,旧桂系的老大陆荣廷就是土匪出身。当然,没人生出来就爱当土匪,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愿意过这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日子?广西这地方本来就穷,到了末世,更是一派衰颓气象,街面上跑的都是无所事事的游民,挂的招牌不是烟就是赌,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两个字来概括——穷乱。陆荣廷的身世就很典型,刚出生没多久,老子被人打死了——乱,母亲改嫁,把他给邻家抚养,养母家也不是啥宽裕人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陆荣廷小时候最常尝到的滋味,就是饿,实在饿的没办法,陆荣廷就偷,果园,菜地,偷到什么吃什么。当然,老吃素的肚子里没油水,陆荣廷也想改善伙食,有次就抓了几只刚出生的麻雀——当然不能生吃,拿家里仅有的一点生油炸了吃。陆荣廷的养母说实话本就不怎么待见这位老爱惹事的主儿,碍于其生母情面,平时也就忍了,没想到陆荣廷蹬鼻子上脸,偷别人的不算,自家的也偷,一怒之下,将其逐出家门。

    陆荣廷无奈,只好去投奔生母,但是也该是陆荣廷要受罪,生母在十岁的时候也一命呜呼了,这回陆荣廷彻底无依无靠,成了个正牌孤儿。迫于生计,陆荣廷去雨伞店当学徒,一个十多岁的娃,又无亲无故,少不得受点委屈,陆荣廷就时常被老板娘打骂,后来陆荣廷实在忍不了了,干脆学徒也不干了,走上了流浪街头的道路。三毛流浪记里头的三毛虽然也流浪,但好歹有个念想,想找到父母过好日子,陆荣廷呢?无父无母,孑然一生,什么念想都没有,就指着一天混两饱,乞讨,偷窃,无所不为,但既便如此,每天还是饥肠辘辘。人家百态,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陆荣廷打小尝了个遍,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

    像陆荣廷这样的情况,当时的广西可说是遍地都是,要么饿死街头,要么就靠拳头打出片天来。陆荣廷混到21岁,总算没给饿死,还靠着筋骨硬棒,敢打敢拼在龙州县衙找了份差事,这份差事当然不足以让他马上发迹,但却迅速打开了他的眼界。陆荣廷虽说打小就在街面上混,但是见到最多的就是些地痞混混,也就能欺负小老百姓,到了县衙,陆荣廷就有机会结识一些绿林人士,平日里所见所闻都是些江湖好汉的传说,这些桥段不禁让自小受苦、渴望出人头地的陆荣廷对江湖心驰神往。陆荣廷总算明白了,要在这个世道混,就得够狠,就得有真本事,就得照着江湖好汉的路子来,年轻气盛的陆荣廷在衙门里也没干多久,因为得罪了法国传教士,只能被迫出逃。陆荣廷找到的新差事是帮士官看坟场,这活计当然不够鲜亮,但是至少陆荣廷在这练出一手好枪法,以及一身惊人的胆量——陆荣廷在坟场做事,连鬼都不怕,还能怕人不成?

    此时的陆荣廷已经具备了出外闯荡的能力,他有能耐,有足够胆色,于是,在24岁那年,陆荣廷拉了一绺子人,加入三点会,正式落草,当了土匪。所谓三点会,其实就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跟袍哥一样,在反清复明看不到希望之后,就成了黑道。陆荣廷很快就脱颖而出,凭着枪法和胆色,成了三点会水口地区的老大。27岁那年,中法战争爆发,陆荣廷曾去投军,战争结束后,又重新落草,他的活动区域是中越边境,干的杀人越货的勾当——当然,对象都是法国人。陆荣廷为人义道,有信用,因为打小受过苦遭过罪,当土匪后也不去骚扰那些贫苦百姓,所谓盗亦有道,人称“义盗”,凭着这点字号,陆荣廷在道上声名鹊起。

    陆荣廷当了土匪,而且声势日隆,自然遭到了朝廷的忌恨,摆在朝廷面前两条道,一是剿,二是招。陆荣廷为人机警,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有固定处所,要剿,无从下手,最后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一合计,觉得与其干剿匪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还不如招安。陆荣廷当土匪,说实在的,是因为活不下去,在江湖见多了风风雨雨,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听说朝廷有意招抚,自然也很乐意,于是1894年,陆荣廷36岁这年,他总算摇身一变,从土匪变成了官军,出任荣字营管带,一生仕途也由此发端。

    陆荣廷好交游,招安前后也颇是得了些好帮手,其中包括他的妹夫谭浩明,把兄弟莫荣新、韦荣昌、陈炳焜以及林俊廷等人,这些人跟着陆荣廷出生入死,后来就成了旧桂系的骨干成员。陆荣廷当上官军之后,仕途也颇是得意,道理很简单,要升迁就得立功,要立功就得剿匪,而在哪可以剿到匪,陆荣廷自己是行家,当然是门清,很快荣字营就成了荣字军,管带也变成了统领。当然,陆荣廷要正式飞黄腾达,光靠小打小闹剿匪是不够的,得玩票大的,得摆平乱党。1907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就联结了会党黄明堂等人造反,清廷听说是孙大炮的名号,急火攻心,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镇压,限期七天,打的好重重有赏,连升三级,打得不好,提着脑袋来见吧。陆荣廷是下了死力了,玩命干,最终黄明堂被陆荣廷赶走,清廷一高兴,将陆荣廷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任广西提督,4年后龙济光赴粤,陆荣廷接任广西提督。

    陆荣廷少时贫苦,衣食无着,流落街头,靠着胆气和能耐,从土匪干到官军,终于在53岁的时候,登峰造极,当上了广西提督,回顾往日岁月,那真是不堪回首,他能混到这个地步,着实是九死一生,提着脑袋搏下的富贵。陆荣廷是草莽豪杰,他的亲信爱将们也都是土匪窝里爬出来的,旧桂系,说明白了,就是群土匪。但是,土匪又如何?陆荣廷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好的出身,小时候就不知道饱是什么滋味,他们不抢不杀,不狠不毒,活得下去吗?旧桂系这打从娘胎里就透出的戾气,都是被世道给逼的!

    清末的广西就是片原始丛林,活跃在这里的是群饥肠辘辘的野兽,他们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苦楚,他们要生存,就得玩命,运气好的,如陆荣廷之流,被朝廷招安,飞黄腾达,运气不好的,如甲乙丙丁,横尸山头,鹰叼狼食。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他们就是从这样的生态中出人头地,他们没有文化,能混到今日,靠的只是求生的本能,他们混出了头,但是永远不要指望他们能给广西百姓带来安宁,他们也想安宁,但是自小的经历告诉他们,安宁就意味着死,只有抗争,不断的抗争,才能让他们活下去。原始丛林里的野兽们,它们从这片杀戮场中走出,杀戮已经成为它们生命的印记——不可磨灭。 旧桂系的经历铸造了这个派系的性格,他们凶狠,他们剽悍,他们无所顾忌,只要有肉,他们就想要去争夺。他们从清末的草莽中脱颖而出,他们是江湖中人,而民国则是真正的江湖,这里可以恣意挥洒,这里可以让他们嗜血的本能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么,或生或死,一切随命!

    	
    反骨仔
      
    

    大清朝就快完了,广西这穷,这乱,这四处充斥着烟民赌民游民,这各地散兵游勇割据的景致都宣示着末世气象,在陆荣廷当上广西提督还没满半年,大清朝就听到了从武昌敲响的丧钟。对于革命,陆荣廷一无所知,他连中国字都认不得几个,当然对革命党鼓吹的洋玩意更是一窍不通,但是清廷快完了,这一点陆荣廷耳濡目染,是知道的真切的。陆荣廷能发家,靠的就是镇压叛乱,而正因为广西的叛乱赶不尽杀不绝,陆荣廷才能坐上广西提督的宝座——叛乱一茬接着一茬,不正说明大清朝快完了吗?武昌首难,天下大乱,陆荣廷虽身在广西,但外省的情形或多或少有所耳闻,这么个乱劲下,陆荣廷该如何自处呢?

    陆荣廷混到今天这份上,功名富贵都是清廷所赐,按道理讲应该深念皇恩浩荡,肝脑涂地以为厚报,但是,陆荣廷显然不愿做清廷的孝子贤孙,为其殉葬,他不欠清廷的,他的富贵是自己一刀一枪提着脑袋换来的,为清廷卖命,他犯得上吗?陆荣廷这人世沧桑经历的太多,早活明白了,这年头,为他妈谁活着都是犯贱,只有为自己活着最实在。因此,甭管外边闹成啥样,在搞清状况之前,陆荣廷所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只要手里有军队,他就什么都不怕。陆荣廷能一言不发稳坐太师椅,但革命党那帮人,没这资本,当然坐不住了。

    广西革命党人有些着急上火,各地纷纷举旗,他们也不能甘于人后,但是真要跟晚清这帮官老爷干,拳头又不够硬——尤其跟陆荣廷这样的,晚清没少交手,结果如何也就不说了,要迅速响应起义,但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当然只能将就一下,谈呗。也不能怪革命党人,没实力,就是做啥都不硬气,他们也不愿软弱妥协,但实力摆那里,不软弱,不妥协,不成啊。武昌起义后,就有革命党人来活动陆荣廷,意思就是让他搭伙一块干,陆荣廷当然不傻,清廷是真死还假死,他还一时闹不明白,于是,小舅子谭浩明拿把大刀站旁边——演给清廷看,至于到底合不合作,陆荣廷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了,晚清官僚没几个像陆荣廷一样硬气,能临危不乱,处乱不惊,在省城桂林的广西巡抚沈秉堃和布政使王芝祥就慌了,还没等革命党派人跟他们谈呢,他们自己就先找上门去了——不过也赖不着他们,革命党虽然不济,但他们更不济,他们都是文官,手里头没兵,有点乱也正常。革命党一看面子大了,巡抚都来了,他们本来就没信心干架,这回好了,想一块去了,那谈呗。谈判结果嘛,自然老爷还是老爷,推沈秉堃为都督,推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然后,革命党人得偿所愿,第一时间响应了革命,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

    陆荣廷本来还对革命党所提的合作不置可否,生怕他们过河拆桥,这回一看革命党人是真心实意合作,他本人在南宁,桂林的革命党人还能抬举他当副都督,看来是童叟无欺了,那还说啥,干呗!不管清廷是真死还是假死,反正照这个架势,也是早晚得死,广西山高皇帝远,又怕怎的?先找条后路再说。于是,陆荣廷在得知桂林独立后,没两天,也在南宁开了个会,慷慨激昂发表了些针砭时弊的意见,然后高呼拥护共和,也就独立了。当然了,共和到底是啥玩意,陆荣廷懵懵懂懂,但也不妨,只要有诚意合作,喊几句口号还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陆荣廷愿意当副都督,当然不是因为他谦让,而是他知道正的那个干不长。沈秉堃在清朝能压他一头,但是现在不好使了,乱世之中,文官一钱不值,得枪杆子说了算,陆荣廷有枪,他这个副的就是正的。沈秉堃和王芝祥倒也识相,他们跟革命党谈判,说实话也没指望能保住富贵,只是想避免冲突,捡条命,好去消受为官多年攒下的私财,于是,在谈判成功后,就找了个辙,说要北上援鄂,麻溜的离开了广西这片是非之地。原来一正两副三个都督,现下就剩了个副都督,当然副的就成了正的,1912年2月,陆荣廷来到桂林,接任都督,当然,桂林不是他的地盘,他也不放心,过不多久就把省城迁到了老巢南宁。

    陆荣廷正儿八经的当上了广西老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些从土匪时期就跟着他的功勋老臣们享福了,省城各衙门都是他们占了,最要紧的当然还是军队,那就更马虎不得,反正都得是跟他沾亲带故的,要不然一律滚蛋;革命党呢,忙活半天,除了广西确实独立了之外,一无所获。有人说陆荣廷不地道?该给革命党留点好处?别天真了,乱世之中,谁拳头硬谁说话,广西革命党这帮人加一块不够陆荣廷一顿啐的,想沾点光得点利?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够不够分量?孙中山就天真了,还指着陆荣廷出兵北伐,给自己壮壮声势呢,陆荣廷能理他吗?每次孙中山派人来喊,陆荣廷就找理由,反正理由现成的,要多少有多少,到最后,归结起来,也就是两字——不去。

    陆荣廷对革命党不感冒,他能服从的都是实力派,民初最大的实力派,没别人,就是袁世凯,因此,陆荣廷主动站到了袁世凯一边。1913年,刺宋案发,孙中山高呼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然,又派了人去游说陆荣廷——陆荣廷接茬没理他?错了,陆荣廷理他了,只是不是孙中山希望的方式。比如柳州刘古香就宣布讨袁了,陆荣廷二话没说,直接举起了屠刀,干掉了刘古香,与之同时,对于到广西活动,煽风点火的武昌起义元勋蒋翊武,也是一个字——杀。这里头刘古香一事颇值得一叙,这将引出又一位广西的风云人物——沈鸿英。

    沈鸿英也是苦出身,自小父母双亡,好在还有个兄长沈鸿辉能稍微照应一下,也比陆荣廷能强点。等到沈鸿英年岁大点,就入了伙,当了土匪,很快因为身体强健,脑子灵光当上了土匪头子。当土匪的日子不好过,跟陆荣廷基本不跟官府照面不同,沈鸿英抢的就是官府,因此,官府自然不能饶了他,沈鸿英就上了黑名单。沈鸿英显然天生是土匪的料,跟官府较劲多年,官府硬是不能拿他怎么办,他行踪飘忽——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觉,都从不在一个地方睡,注意啊,我说的是一晚上睡觉要换好几个地儿,每晚如此,大家说,官府能逮着这种人吗?当然,逮不着沈鸿英,能逮着他老兄,有次沈鸿英抢了官府饷银之后,官府发了飚,把他在沙塘的兄长沈鸿辉抓起来严刑拷打,要问沈鸿英下落,沈鸿辉能说吗?于是,被生生打死了。沈鸿英能咽下这口气?某日杀到县衙,把仇人何正文给干了——当然,一报还一报,也是毒打致死,然后,斩草除根,全家老小,一个不留。

    沈鸿英心狠手辣,这是不消说了,更可怕的是,他是个天生反骨仔。就说刘古香,这是个老牌革命党,在沈鸿英被同盟会收编之后——沈鸿英跟官府当然势不两立了,想当官,只能加入同盟会,刘古香就是沈鸿英上级,而且对其倚重有加,引为心腹。沈鸿英但凡有点良心,他能害了刘古香吗?可悲的是,他还真就能下得去手。二次革命的时候,广东陈炯明派人过来联络刘古香,邀其举事,刘古香要说一开始也有些犹豫,毕竟手里头只有千号人,而陆荣廷有一两万人,后来是在部下威逼下,才堪堪同意举事——为此老婆儿媳还被部下误杀了,他自己也受了重伤。沈鸿英当天还去假惺惺表示深受洪恩,没起到保护之责,深以为愧呢,还把刘古香接到自己住处养伤——转脸,沈鸿英就把刘古香给卖了。沈鸿英当天把老部下叫出来,言明厉害,说造反没好处,千人打万人,那叫嘬死,都是那姓刘的闹得,我们不能为他送命。后面还用说吗?革命党人前面举事,留他守柳州,镇压的一来,沈鸿英自然就高呼拥袁了,然后起义军星散,而在他家的刘古香就成了他献给陆荣廷的礼物。

    陆荣廷收编了沈鸿英,表面上看是加强了桂系实力,实际如何,呵呵,想必大家心里有数了。一个能出卖自己恩人的人,什么干不出来?陆荣廷跟他非亲非故,早晚也得被他给卖了。

    	
    公侯之分
      
    

    陆荣廷是土匪出身,所知道的规矩就是弱肉强食,因此,他可以不鸟孙中山那些所谓主义——横竖他也弄不懂,但对一跺脚民国就得震三震的实力派袁世凯,他还是要表示下顺从的。不过,陆荣廷信的只是实力,他跟袁世凯素无瓜葛,历来井水不犯河水,现如今的服从不过是看在袁世凯枪杆子的份上。陆荣廷这号人,现实的很,他如今叫袁世凯一声大哥,帮他摇旗呐喊,那袁世凯这个大哥就得像个大哥,该给小弟他的面子,可不能含糊。对于陆荣廷这样的人,袁世凯见太多了,袁世凯知道陆荣廷这种人靠不住,这种人最势力,现在自己得势,他能上赶着表忠心,改明自己倒霉了,指不定陆荣廷怎么踩他——当然,抬手不打笑脸人,袁世凯虚面客套的那两下子还是会的,只是心里有本帐罢了。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陆荣廷跟袁世凯之间到底是情比金坚,还是点水之情,不久就要见分晓了,因为,袁世凯想称帝。陆荣廷一直在观察袁世凯对他的态度,当然,他久历世故,人情洞透极深,基本也不太会走眼,他认为袁世凯对他猜忌多于信任——事实上,他对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如此?京城里忙着筹安会、请愿团那阵,陆荣廷跟别省一样,随大流,该上折子上折子,既不突出也不落后,总之,恰如其分。陆荣廷恰如其分的应对袁世凯称帝,他所希求的,也是袁世凯能恰如其分的对待他,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做到恰如其分这四个字,大封天下之时,他做的有失偏颇——至少在陆荣廷看来是这样。

    袁世凯也挺难,他封侯授勋之时,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亲疏位分,都要考虑到,因此,权衡之下,他封广东龙济光为一等公,而陆荣廷则被封为一等侯。袁世凯之所以让龙济光高陆荣廷一级,考虑的就是亲疏,龙济光是袁世凯的铁杆,关键时刻能为他卖命的人;而陆荣廷呢?能指着陆荣廷力挺他吗?当然,袁世凯这么干了之后,固然龙济光会深感隆恩,肝脑涂地,但同时,陆荣廷那边,可就讨不着好了。陆荣廷非常生气,表面上看起来,陆荣廷是觉得袁世凯封赏不均——他跟龙济光明明是差不多的资历战功,凭什么他就得比龙济光低一级?当然,这是人前的说法,实际上,陆荣廷生气的真正原因,是袁世凯根本不信任他,主不信臣,臣子会有什么后果呢?陆荣廷没念过书,但是,混了这么多年,这么浅显的道理能不明白?陆荣廷看到了袁世凯给出的危险信号,如果让袁世凯收拾好局面,那他这广西的头把交椅还能坐得安稳?封爵是小,信任是大,陆荣廷在乎的不是那点虚名,而正是往后在广西的实利。

    陆荣廷是个实际的人,既然袁世凯那么对他,他当然也不能继续帮袁世凯卖命了——当然,实际的陆荣廷更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在局势未明之前,他不会贸然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袁世凯称帝后,又有革命党人来活动他了——此前革命党也没少活动他,但陆荣廷不是沉默就是拒绝,这次终于有区别了,陆荣廷破天荒的表示“绝对尽力做到”。陆荣廷的这个态度估计革命党人自己都觉诧异,革命党活动陆荣廷就跟和尚拜菩萨一样,只拜不问,尽人事听天命,这次陆荣廷居然爽快的答应了,跟菩萨显灵,还真没啥两样。不过,革命党人的兴奋劲没过多久就发现, 太阳终究还是东边出,陆荣廷态是表了,但动作却没有,在蔡锷举旗护国之后,陆荣廷却病了。

    称病是政客拿不定主意或者避免拿主意时常用的手段,陆荣廷的病是心病,从内心来讲,他有反袁的意思,但是,袁世凯毕竟强大,冒冒失失的就反袁,到时候可能吃不了兜着走——陆荣廷不是那种愿冒风险的人,谋定而动,这才符合他的性格。陆荣廷在观察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也在观察陆荣廷,不过,陆荣廷在暗,袁世凯在明,信息不对称,袁世凯只能通过多年的经验来判断陆荣廷的举动——陆荣廷按兵不动,既不支持他,也不反对他,以陆荣廷的性格而言,他是个等待双方开价,谁价高帮谁。袁世凯当然不信任陆荣廷,但他做出了这个判断之后,就认为只要价格合适,陆荣廷还是能够帮他出把力的,所以他开始问价。

    接连问了两次,一次说要让北洋军借道广西,另一次说让他自己出兵,当然,毫无悬念的,陆荣廷统统驳回,两次的理由分别是是广西士绅反对北洋军借道、缺饷少械。陆荣廷是个人精,知道现在是袁世凯求着他,他占有主动,因此,他越是不动劲,袁世凯就着急,看谁耗得过谁,耗到差不多,随便开个差不多的价,袁世凯都非应不可——当然,袁世凯给了价之后,他帮不帮忙,那是另一码事,这种敲竹杠的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袁世凯混了一辈子,只有他敲别人的竹杠,想当年载沣求他出山平乱那阵,他就是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结果要价之后还不办事——如今陆荣廷这个土匪,虽然没文化,但做人办事跟他活脱,竟然依样画葫芦,虽然袁世凯恨得牙痒痒,却也没办法。最后,袁世凯总算想出了个好办法,既然我的亲兵不让进,你自己又不愿意出兵,那这样,广东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是你亲家,他到这你借个道,你搭把手,如何?

    事不过三,陆荣廷知道到哏节上了,再不开价,人家袁世凯搞不好破罐破摔,要玩点极端的了,于是,陆荣廷开价了,说亲家情面,我信得过,但是要我搭把手,我这穷啊,缺饷少械,这样吧,广东方面给我军饷100万,枪械5000支,我就跟亲家搭伙干。袁世凯一看,丫终于开价了,不就想敲敲竹杠吗?成了,老子一咬牙,一跺脚,给了,你可不能失信。问题来了,陆荣廷敲敲竹杠也就罢了,同意让龙觐光进兵不是节外生枝吗?万一龙觐光手捏袁世凯密旨,搞个假途灭虢,以借道为名,就势把陆荣廷端了咋办?陆荣廷当然不会傻到会让袁世凯玩那么一手,他敢那么干,就有那么干的道理,大家接着看。

    且说龙觐光带着儿子龙运干——也就是陆荣廷女婿,从广东带来4000兵,到南宁招募了4000兵——陆荣廷说的,少带点兵,多带点钱,兵可以就地征嘛,然后龙运干还跑回老家云南蒙自筹了些兵,七拼八凑,到了广西——当然,在滇桂边境少不得打了场败仗。结果,在某个小雨淅淅沥沥,黑灯瞎火的晚上,陆荣廷宝贝儿子陆裕光趁其不防,先下手为强,把龙觐光、龙运干一干人等扣了,手下也被缴了械。龙运干一时半会还没醒过味来,大舅子老丈人,怎么玩这么一出?自己哪做错了?对自己媳妇挺好的啊。龙运干想找陆裕光问个清楚,结果陆裕光说,亲戚是私,国体是公,不能因私而废公——这话说明白了,不是你对我妹子不好,这事是公事。这龙运干气的是七窍生烟啊,但也无奈,只能让老婆去求求丈母娘,好歹看着亲戚情分,赦免则个;结果陆裕光又说了,国事归国事,亲戚还是亲戚,我也不能让妹子年轻轻守寡不是?放心,我不会动你们爷俩的,但是要你们爷俩做点事,就是给你叔龙济光发个电报——当然电报已经写好了,你们签个字就行,要他顺应潮流,宣布独立。这爷俩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哪敢不从?只是签字画押罢了。

    大家看明白了吧,陆荣廷爷俩这么干不是土匪吗?没错,这爷俩就是土匪,拿了好处不办事还要坏事,你拿我怎地?你袁世凯不是不信我吗?老子还就让你不信了——当然,陆荣廷早就拖足了时间,这当口局势已明,袁世凯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陆荣廷也有恃无恐了。玩了这么一出之后,3月15日,陆荣廷终于兑现对革命党尽力而为的承诺,宣布广西独立——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公侯之分。

    	
    土匪治粤
      
    

    出来混,不管做过什么,迟早要还,5年前袁世凯跟清廷在复出条件上讨价还价攫取大权,而后又倒打一把,威逼清廷退位,而今的陆荣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坐地起价,趁火打劫,在搞了袁世凯一批军火之后,居然也玩了出釜底抽薪,将龙觐光父子绑票了不说,还就势宣布独立。斗心眼耍手段本是袁世凯的看家本事,但现如今,他却被一个土匪耍的团团转,真是要多讽刺有多讽刺。陆荣廷此次分寸拿捏,时机把握,堪称妙到毫巅,未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大捞一笔不说,还摇身一变,成了护国功臣——在广西宣布独立后一周,袁世凯便宣布退位了。当然了,陆荣廷这样的土匪,最擅长干的就是痛打落水狗,袁世凯如今千夫所指,连亲信爱将都公开唱起了反调,不干他一票,说得过去吗?

    既然已经宣布独立讨袁,陆荣廷自然要把这场戏唱圆满了,5月8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唐继尧为抚军长,陆荣廷、梁启超等为抚军。当然了,这里头岑春煊就是面招牌——岑家在晚清一门三督,家世煊赫,而且其本人也曾任两广总督,请他压场子,倍有面子,至于唐继尧、梁启超这样的嘛,也就是个场面,实际上,这个军务院完全是陆荣廷一人说了算。有人要问了,明明蔡锷在云南已经搞了个护国军政府,为啥陆荣廷还在这另起炉灶呢?陆荣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要注意关键词——两广,同志们,陆荣廷现在手里头只有一广,为什么成立个军务院还要用两广的名头?把话撂明白了,陆荣廷不就指着护国成功后,上面把另一广也给了他吗?陆荣廷精明滑头也算到一定境界了,不要以为趁乱骗点军火就算完事了,他的胃口可是大着呢。

    当然,要封赏就得先立功,两广的旗号打出去是一回事,事完能不能兑现又是另一码事,陆荣廷也知道要动点真格的了,军务院成立后,亲率1万军队,取道柳州、桂林、全县直指湖南,配合云南护国军向北洋军进攻。湖南都督汤芗铭本是袁世凯称帝的铁杆拥趸,但是在桂军压境,大局已非,再兼其兄汤化龙劝说的情况下,也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汤芗铭是袁世凯称帝期间最卖力的鼓吹者之一,连他都反了,袁世凯也活不下去了,于6月6日一命呜呼。湖南独立,袁世凯殒命,这些功劳,当然都得算在他陆荣廷的身上,这功立得真是全不费功夫,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论功行赏,任命陆荣廷为湖南督军。

    黎元洪任命陆荣廷署领湖南,本是想拍拍陆荣廷的马屁,无奈的是,马屁拍到了马蹄上——陆荣廷最想要的不是湖南,而是广东。陆荣廷有自知之明,虽然湖南这地盘也不错,但毕竟人生地不熟,湖南又是出了名的派系多,他一准摆不平,于是,也不受封,送了个顺水人情,推荐谭延闿当湖南督军。黎元洪当然也没傻到那份上,这当口总算是看出来陆荣廷到底想要什么了,于是,在7月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而广西呢,则交给陆荣廷把兄弟陈炳焜。当然,龙济光还在广东——陆荣廷接受任命之后,就带着莫荣新、谭浩明、马济等一干死党清算龙济光了,将其围于广州,并迫使其退居琼崖,如此,广东已定。

    陆荣廷护国战争时搞的军务院虽然随着护国战争的结束而随之撤销,但是如今虚名变成了实地,以前是旗号,现在可是地盘了,陆荣廷借着护国战争的这股乱劲,狠捞一笔,这当口坐镇两广,好不风光。陆荣廷拿下广东,自然不是捞一票就走的强盗,而是想长治久安,把广东永久握在手里,如此,自然就得找人去广东理政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陆荣廷最初把这个差事给了谭浩明。旧桂系这些人,逞勇斗狠那是一个赛似一个,论心计滑头,也不差哪去,但是要讲署理一省大政,使地方安居乐业,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那是绝无此能。拿谭浩明来说,其实丫就是一草包,有什么能耐?谭浩明原先跟他爹以摆渡为生,日子过得清苦异常,在18岁那年,碰上了陆荣廷,双方意气相投,结为兄弟,不久后陆荣廷跟他大姐结了婚,义弟升级为小舅子——然后,谭浩明就走运了。陆荣廷后来入伙当了土匪,活跃在中越边境,抢劫法国人,日子虽不够安稳,但却有滋有味,当时谭浩明就觉得姐夫这日子强似成天摆渡,于是不顾父母阻拦,投奔姐夫,入伙去了。当然,大概谭浩明自己都没想到,他姐夫能混到今天这份上,他这个亲结的,算是赚到家了——陆荣廷越混越红火,当然义弟兼小舅子的谭浩明也跟着沾光,到如今,谭浩明居然混到了一省督军的份上,实际以他的能力,给他个县都未必能摆得平,更甭提广东这样的地界。

    广东是什么地方?晚清以来,就是会党云集、事杂水深的所在,孙中山在反清那些年里头,广东就是大本营,组织的多次起义基本都是在广东,眼下孙中山虽然失势,但革命党势力在广东的影响力显然不容小觑。桂系自来对孙中山不感冒,民国以来,也一直以北洋政府为尊,在广西,毕竟自个地盘,对革命党能玩狠的,但是广东是革命党地盘,强龙不压地头蛇,没点手腕心机,能摆平广东革命党势力?谭浩明上手没多久,就觉得自己左支右拙,怎么都应付不来了,最后还是陆荣廷出面替他解了围,让其跟广西督军陈炳焜对调。

    我们知道,旧桂系这些人大多是土匪出身,基本都没念过书,没文化,不认字,唯一还算懂点文墨的就是这位陈炳焜。陈炳焜也是苦出身,虽然不至于跟陆荣廷一样从小无父无母,但这个父亲有了也跟没有没啥区别,陈家先世也算是柳州豪族,但到了他爹这头,算是败落了,他爹是个花花公子,成日里游手好闲,贪恋女色,在陈炳焜小时候,为了纳妾,把原配向氏给赶出了家门。陈炳焜他爹这么犯浑,说实话,族人看了都觉丢人,大家同情向氏,把陈炳焜从城里带出来交给向氏,才算母子团聚。母子虽然团聚,但陈炳焜的日子就艰难了,只能跟着母亲在地主家帮忙,他母亲干点杂活针线啥的,他就帮着放牛。不过,陈炳焜的文化也是这时候学的,地主家请先生教公子念书,本来没牛童陈炳焜啥事,但陈炳焜要好,放完牛回来就去旁听,先生看陈聪明伶俐,也颇觉怜爱,时常也指点一二,于是,陈炳焜总算还学了点东西。

    陈炳焜年长之后,经同乡介绍去广西提督衙门当卫士,由于其身材魁梧,能说会道,颇得提督苏元春欢心,也同时结实了统领马盛治等军政大员。后来陈炳焜因事见责于苏元春,出走,投奔马盛治,当即被录用,自此正式投身军界。不久陆荣廷被招安,也编在马盛治旗下,陈炳焜常与其交游,相契颇深,遂结为兄弟。不久,陆荣廷升任统带,陈炳焜任职营务处,为其副手,自此正式在陆荣廷麾下任职,陈炳焜跟人自来熟,极善交际,不久便跟陆荣廷的土匪兄弟们打成一片。陆荣廷的属下大多见识短浅,只善拼杀,不通文略,只有陈炳焜最有见识,因此,陆荣廷对其极为倚重,倚为臂膀,凡遇大事,均与其商议。

    陆荣廷混到今天这份上,陈炳焜自然功不可没,因此,碰上难处理的事儿,陆荣廷最先想到的就是陈炳焜,这次小舅子谭浩明在广东吃了鳖,碰了壁,自然,陆荣廷只能使出最后一招,让陈炳焜去接手。相比较草包司令谭浩明,自小还算念过点书的陈炳焜自然是强多了,但是,陈炳焜的强只是相对的,广东地面水太深,尤其他接手后不久,孙中山也回到了广东,还成立了个护法军政府,广东局面就更显混沌,在这么个局面下,自然不能指望只是粗通文墨的陈炳焜能打理清楚,陆荣廷,还得为广东的人选挠头。

    	
    我的地盘我作主
      
    

    护国功臣的荣光并没有让陆荣廷惬意多久,广东的善后问题只是小麻烦,大麻烦是本来是山高皇帝远的两广居然过不多久就成了风暴中心——北洋系和孙中山都盯上了这。北洋系那边,府院之争总算告一段落,手握雄兵的总理段祺瑞在轻松写意搞定了复辟的张勋之后,顺手也把引狼入室的总统黎元洪踹到一边,内乱平歇后不久,段祺瑞就喊出了武力统一的口号。段祺瑞志在一统中华,平八荒扫六和,建万世之功,抱负如此,我们后人自然也要奉上一些敬意,但是,段祺瑞这口号一喊,北洋系而外的土大王们就不乐意了——陆荣廷便是如此。陆荣廷对中央的是是非非,本来没啥兴趣,只要不惹到他,爱谁谁,但是,中央的这些强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哪个愿意挂个空衔?中央要名副其实,少不得对地方开刀,而陆荣廷这个地方派自然不愿拱手让权,免不了扎挣一番。

    陆荣廷一听段祺瑞喊出这个口号,知道此人不是善类,得留个心眼,当然,喊口号谁都会,段祺瑞喊统一,他就针锋相对——喊独立?陆荣廷可不想惹事,他喊的口号是自主。所谓自主,意思就是你这个中央,我是承认的,但是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少来管我的闲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也别找谁的不是。这个自主虽然不是独立,但跟独立也差不多少,就跟东周的诸侯国似的,表面上都尊奉周天子,实际上,周天子压根管不着他们,也就赶上啥变故有个签字盖章的权力——认可权可以有,决定权真没有。

    段祺瑞喊统一,陆荣廷喊自主,这下气氛就搞僵了,这气氛一僵,唯恐天下不乱的孙中山就逮着了机会,于是,在1917年7月份跑到了广东,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要讲喊口号,不管是武夫段祺瑞,还是土匪陆荣廷,都不是他老孙的敌手,孙中山没兵没钱,两手空空,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就是仗着能说会道,擅长忽悠吗?护法这个口号表面上听起来挺光鲜,好像孙中山是占着个理,但实际上,政治这东西,只谈得上过节,压根就谈不上道理,孙中山维护所谓临时约法,实际就是维护国民党议员的地位——因为国民党议员老帮着黎元洪跟段祺瑞唱反调,段祺瑞回来后,就把他们给废了。有人说确实段祺瑞不对啊,人家有不同意见,你得让人说啊,不能搞一言堂啊,同志们,不要以为国民党议员就能比北洋系议员强哪去,谁还真能为国家人民着想?还不都是些追名逐利的玩意?能在政坛上混下去的,谁他妈能比谁高尚?

    民国的问题,无非是地方割据,军阀混战,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统一——谁统一不是统一?凭什么段祺瑞不能统一,非得让孙中山统一?难不成孙中山会喊两句口号还高人一等,了不得了?美国老百姓都明白,总统的竞选承诺都他娘的是骗人的,喊得好听,不如做的好看。要统一就得打仗,要打仗,老百姓就得遭殃,不管是北方要打仗,还是南方要打仗,都他妈一回事,结果后世评价的时候,北洋系那帮爱打仗的,给了个形容词,叫穷兵黩武,而孙中山这个爱打仗的,成了英明神武,大家说,这他妈叫什么事?有人说,那能不能不打仗就解决问题呢?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也在想啊,最后提出一口号,叫联省自治。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制度是联邦制,各州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当时民国一些政客文人就想啊,与其老是打来打去的,不如各省管各省的事儿,末了搞个联邦制,也省了诸多麻烦。听起来好像不错,但问题是,这并没有解决地方割据的中心问题——军队,只要各省长官都手握雄兵,那让他们各守其分不打仗,就是天方夜谭,大家有谁见过联邦制国家的军队还不统一的吗?总之,如果不把各省军队收归中央,统一管理,地方割据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但是,那些高喊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们哪个愿意裁兵废督呢?地方军阀之间在上缴兵权中的博弈,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上缴,自然是集体最优选择,如此,兵乱可消,乱世可定,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别人交,我不交,我占便宜;别人不交,我当然更不能交;所以,不管别人交不交,我的最优选择就是不交。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导致集体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博弈中,不存在纳什均衡,对于算盘打得劈啪作响的地方军阀来讲,要他们主动放弃手中的兵权,这叫与虎谋皮,压根不可能。所以问题又绕回来了,既然没人愿意主动交出兵权,最后不还得是要打吗?说来说去,要想不打,就得先打,那就只能打出个黎明了。

    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孙中山跑到广东搞护法,正好陆荣廷跟北洋政府之间又有些剑拔弩张,孙中山总算是没白吆喝,看来陆荣廷是要上船了。但是,纵是如此,陆荣廷跟孙中山也非一条心,孙中山搞护法,是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的,而陆荣廷参与护法,实际只为自保,当然顺手能牵个羊是最好不过了。段祺瑞是什么实力,自己是什么实力,陆荣廷自然一清二楚,实际上,此次交锋,陆荣廷只求能把三板斧打出去,唬住北洋,然后顺利求和,维持现状——至于护法问题,这跟陆荣廷有一毛钱关系?陆荣廷和孙中山这是相互利用,陆荣廷利用孙中山的名,孙中山利用陆荣廷的兵,各取所需,谁都不欠谁。

    段祺瑞看到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帜,自然也不相让,前期目标瞄准了两个地方,湖南以及四川。湖南督军是谭延闿,此公也出自官宦世家,他老爹谭钟麟是晚清名臣,官至督抚,显赫一时,谭延闿自小聪颖,于制艺时文颇有造诣,还曾在会试中考中头名会元,是在湖南十里八乡闻名的奇才。谭延闿虽然是文人出身,但枪法神准,在湖南辛亥革命那阵,靠着这一手,压住了台脚,被推举为都督。谭延闿虽然名为甘草,行冯道之术,与人为善,但总体来讲偏向南方,因此,段祺瑞要摆平广东,就先从湖南下手。谭延闿见局势不利,没奈何,也只能向陆荣廷求援,陆荣廷也不含糊,并发五路,两广出兵80营,以谭浩明为帅,出兵湖南,而与之同时,革命党老人程潜也在湖南成立护法军,如此,护法战争打响。

    湖南在护法战争中是个什么情况,前面我们介绍滇系的时候已有说明,大概就是前面段祺瑞皖系冲锋,后面冯国璋直系扯后腿,结果就是北洋军在湖南输了个稀里哗啦,段祺瑞一生气,干脆辞职了事,而冯国璋呢,也就喊起了和谈的口号。冯国璋一喊和谈,陆荣廷乐了,同时,孙中山怒了。陆荣廷打之前就抱定了见好就收的念头,这次出兵湖南好歹捞了一票,这下冯国璋主动抛橄榄枝,陆荣廷也不傻,岂有不接之理?孙中山当然怒了,他不怕打,就怕不打,巴不得民国打个天翻地覆,好让他浑水摸鱼,当个大总统啥的。本来南方的实力就跟北方有差距,打下去除了让老百姓遭点罪,也捞不着什么好,但是孙中山不管那个,眼下局势有利,怎么能一旦抛弃好局,玩和谈呢? 这下问题就来了,这护法军政府,到底是谁说了算?这广东地面,到底该听谁的?孙中山当然认为该听他的,他是非常大元帅,什么叫非常大元帅?就是说啥事都得归他管,你陆荣廷参与护法,那就是我手下,就得听我的。陆荣廷能甘心做小吗?娘的,广东地盘本来就是老子的,我的地盘我作主,让你待这就算给你面子了,少他娘的充大个。孙中山没军队,陆荣廷有军队,真要闹起来,谁占便宜谁吃亏,一望便知。孙中山也正是苦恼,自己有天下之志,但是手里头又没点硬家伙,跑到广东来又受陆荣廷的腌臜气,着实不爽。孙中山其实一早就知道手里没军队放屁都不响,所以初来广东的时候,就开始筹划怎么搞个军队出来——桂系能让孙中山有军队吗?少不得就得斗一场,斗争双方,自然是广东督军陈炳焜以及在桂系淫威下做小媳妇的革命党。

    	
    真小人伪君子
      
    

    陈炳焜初到广东的时候,广东省长是朱庆澜。朱庆澜是绍兴人,明清两朝,绍兴师爷名扬天下,朱庆澜他爹就是个师爷,但是朱庆澜命苦,6岁丧父,14岁丧母,而后便贫苦无依,自力更生了,17岁那年还去黄河做河工。朱庆澜真正开始发迹,是在东北遇上了赵尔巽——传说中的闯关东,而后深受赵尔巽赏识,官阶扶摇直上,后随赵尔巽来到四川,升至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成为西南新军的主要将领,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四川副都督。赵尔巽在四川没待多久,接替他职务的则是他的兄弟,同样鼎鼎大名的赵尔丰,如前文所叙,赵尔丰后来被尹昌衡诛戮,朱庆澜算是走运,好歹捡了条命。捡了条命的朱庆澜回到了东北,后督理黑龙江,并在1916年7月被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省长。 以朱庆澜仕途轨迹而论,他是不折不扣的晚清旧僚,理应跟北洋系比较接近,更何况,让他去广东的还是段祺瑞,但是,朱庆澜偏是让人大跌眼镜,居然主动邀请孙中山来粤,而且,在孙中山来粤之后,居然还主动提出将二十营省长警卫军改编为护法军,归陈炯明统领。大家想必有些糊涂,这朱庆澜按说跟革命党的关系一清二白啊,要不然段祺瑞也不能让他去当广东省长,现如今朱庆澜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铁杆了?这大变脸,川剧演员都自愧弗如啊。其实,仔细想想就明白了,朱庆澜跑到广东人生地不熟,无依无傍,上面还有桂系的几位爷当太上皇,这小媳妇做得也确实憋屈了点,朱庆澜要想跟陈炳焜争权,他可不得找些帮手吗?在广东能跟桂系抗衡的势力不就只有革命党吗?他不跟孙中山套近乎,又怎么能把广东这片天给翻过来呢?所以,一切都明白了,虽然朱庆澜是晚清旧僚,按说还是北洋政府属臣,但是,归根结底,朱庆澜是个政客,他不愿意受桂系的气,他要争权,所以,他就主动投效孙中山了。

    话说陈炳焜来到广东,大概也想到了广东水深,但是,北洋政府任命的广东省长为了争权居然会主动投效孙中山,这估计他死都想不到——除了感叹朱庆澜你丫能耐,还能咋办呢?朱庆澜上赶着跟孙中山套近乎,想找个牢靠的后台跟桂系对着干,陈炳焜自然也不甘示弱——争斗的中心便是那20个营的省长警卫军。在广东,陈炳焜也是外人,所以他也得拉个当地人搭把手,他拉拢的是龙济光旧部李耀汉——办法是与其结为儿女亲家。于是陈炳焜便跟朱庆澜杠上了,陈炳焜想把那20个营收归己用,壮大桂系,而朱庆澜则想将其当做见面礼送给孙中山,于是便争执不下,吵得不可开交。到最后,还是陈炳焜被迫让了步,追随孙中山护法的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桂军宿将林虎出面斡旋,陈炳焜才老大不情愿的将这20个营让了出去。当然,要是陈炳焜早知道这20个营最后对桂系造成了什么影响,估计抽自己一百个大耳瓜子都不解恨——此事我们以后详述。

    陈炳焜吃了这么大一亏,自然很不甘心,当然也得想办法找补,于是便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将朱庆澜解职,并推荐李耀汉接任。段祺瑞早就对朱庆澜恨得牙痒痒了——奶奶的,老子派你去广东帮北洋撑场子的,你倒好,直接反水,跟孙中山套近乎,还他娘的护法喊得震天响,这种反骨仔,岂能再用?于是,一听说广东督军陈炳焜也跟朱庆澜不愉快,当然没啥说的,撤职了事。朱庆澜如此自然不得不离职了,但是他能让陈炳焜如愿吗?离职之后,朱庆澜就把省长印信交给了省议会,然后,省议会选出了新任省长胡汉民——当然,陈炳焜一准不认同。很快,北洋政府的命令就下来了,李耀汉当省长,陈炳焜也不含糊,直接派人跑到省议会将省长印信给抢了过来,于是,李耀汉便渔翁得利,当了省长。

    如此这般,陈炳焜跟革命党的梁子就算结下了,广东可是革命党老巢,就算陈炳焜有军队撑着,你能挡得住人家在报纸上攻击吗?再者说,陈炳焜又不是清廉自守、毫无瑕疵的人,有的是把柄给人家抓,很快他在广州跟参谋长秦一民包烟包赌的事儿便被揭发了,革命党还添油加醋说他贪污勒索,中饱私囊,一时之间陈炳焜就在广东成了过街老鼠,日子可算是难熬了。陆荣廷是欲哭无泪啊,广东这地方连陈炳焜都摆不平,那谁能摆平?眼看着陈炳焜在广东是待不下去了,也就死马当活马医,换人,在1917年11月派上了把兄弟莫荣新。当然,陈炳焜也是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为桂系这么卖命效劳,最后还得不着好,还要被换走,这他娘的什么世道?陆荣廷也知道这事赖不着陈炳焜,更知道陈炳焜委屈,为了安抚这员桂系的干将,在1918年6月任命他为广西省长。

    莫荣新是什么人呢?当然也是粗人,好在幼年短暂读过私塾,略通文墨,在桂系里,也算是个文化人,也就比陈炳焜差点意思吧。莫荣新18岁从军,然后就开始四地扑火——广西别的没有,就土匪多,有的是事干,他跟陆荣廷结识,跟陈炳焜一样,也是在陆荣廷被招安之后的事儿,同样也深得陆荣廷倚重,成了桂系的骨干成员。莫荣新来广东,有个桂系余人没有的优势,他祖籍是广东的,后来才落籍广西,广东人不是对广西人执掌广东不满吗?莫荣新有道理了,大家一家人,我也是广东人啊——再说两句广东话,那就更拉风了。就跟台湾那边竞选似的,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政客为了讨好台湾人,打败客籍人——跟着老蒋跑到台湾的移民后裔,就用台语拉票,两个字,亲切,一些没啥文化的,就爱投这种人的票。莫荣新是这帮台湾政客的祖师爷,到哪个山头说哪的话,在桂系面前,一口广西话,标榜自己广西人,到了广东那边,又来几句粤语,表示自己广东人,这可不就讨巧吗?当然,大家切莫以为莫荣新是什么善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挺乖滑,但实际桂系里头就属他爱杀人,镇压会党那几年,莫荣新每天的例行功课就是杀人,而且喜欢自己亲自动手,时人呼为“莫屠户”。莫荣新既够狠又够滑,还能说两句粤语,陆荣廷总算是找对人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耀汉是因为陈炳焜跟朱庆澜争权上的台,这回朱庆澜完了,亲家陈炳焜走了,所以,他这个位子就坐不稳了。李耀汉这个人,土匪出身,为人阴损歹毒,素无信义,人格颇是低劣——招安后为了升职,居然挑拨领导杀了自己顶头上司,陆荣廷虽然也是土匪,但好在堂堂正正,对兄弟讲义气,因此,陆荣廷瞧不起李耀汉,再加上李耀汉又是龙济光旧部,自然更加为陆荣廷所忌。莫荣新上台后,就开始拿李耀汉开刀,没一年就将其排挤了出去。当然,李耀汉这种小人不过是小卒子,莫荣新要对付的,等级可比李耀汉之流高得多。李耀汉是真小人,那么莫荣新要对付的孙中山就是伪君子。

    桂系对孙中山不感冒,自说自话跟直系暗通款曲,想和谈,这些都让孙中山极端不爽。孙中山不爽了,自然就得玩点阴的,前文也说了,1918年1月3日晚策动军舰炮轰观音山——其实这在1917年11月份已经有过一次,炮未响而作罢,这事跑哪说都没有孙中山的理,但是呢,史书楞能给说出理来——史书上怎么评述的呢?本着胜者什么都是对的逻辑,最后这本糊涂账,当然把错算在了桂系身上,书上说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不服能行吗?别人没怎么着你,只不过不听你的,你就下死手——孙中山甚至亲自发炮,最后共打了70余发炮弹,结果回过头来说,我打你是应该的,我是对的,这世界上还有他妈的道理可讲吗?

    孙中山性情本来就极端,要不也不至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新组个中华革命党还要人摁指印喊忠诚了,眼下桂系不给他脸,事事不如他愿,一激动,破罐子破摔,要跟桂系翻脸了,那么这个脸会翻成什么样呢?

    	
    一拍两散
      
    

    孙中山炮打观音山,明摆着就是以武力胁迫桂系,迫使桂系低头了——当然,孙中山所能利用的也就只有海军的这点力量了,但是,海军也不是孙中山的,这是人程璧光带来的,那程璧光是个什么态度呢?程璧光总体上讲跟孙中山瓜葛也有限,他是在晚清水师成长起来的,参加过甲午海战——当然是战败,后被革职。宦海失意,前途灰暗,这是程璧光人生的低谷,也就是在此时,经孙中山和其弟程奎光的劝说,犹豫再三,才勉强加入兴中会。很快兴中会起义事泄,程奎光罹难,孙中山出走,程璧光怕受牵连,流亡南洋,一度销声匿迹,与革命党断绝了往来。后来李鸿章旅欧,途经槟榔屿,程璧光前去求见,复为启用,逐渐成为海军元老,袁世凯时代被聘为海军高级顾问,而后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议,并在袁世凯死后被北洋政府委为海军总长。

    总的来讲,程璧光跟革命党的关系也就是一M夜情,是寂寞潦倒时的酒后乱性,酒醒之后,程璧光便后悔了,也跟革命党划清界限了。问题来了,既然程璧光跟孙中山交情有限,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京城高官不做,跑到广东护什么法呢?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要让程璧光的选择在逻辑上说得通,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跟段祺瑞的关系极为恶劣,不能再在京城为官。事实呢,也的确如此,程璧光跟段祺瑞本人,要说也没什么旧怨,之所以闹到水火不容,是因为黎元洪。我们知道,袁世凯死后,府院之争就成了北洋政府的主旋律,总统黎元洪跟总理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闹了个不可开交——不巧的是,黎元洪是程璧光的老部下,他这个海军总长也是黎元洪极力推荐的,如此一来,程璧光自然就站在黎元洪一边,然后就跟段祺瑞有了梁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再加上孙中山在府院之争中也偏向黎元洪,如此一来,黎元洪被挤走后,深感在京城无法容身的程璧光就顺理成章的去投靠了还算有薄水交情的孙中山。

    程璧光对孙中山所知有限,直到跑到南方才发现,原来孙中山除了有个招牌,啥都没有,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他带着这些舰只跑到南方,难道喝西北风不成?程璧光跟孙中山本就关系平平,暗呼上当之后,自然也需考虑手下人的温饱问题——当然,这就得跟桂系打交道了。程璧光主动跟桂系打交道,自然桂系求之不得,毕竟程璧光这些个军舰也不是摆设,要能跟他搞好关系,势必有益无害。桂系这帮人虽然都是土匪,但好在办事做人都挺仗义,该给钱给钱,该给面子给面子,绝不含糊——比如陈炳焜跟朱庆澜关于20个营的官司就是程璧光说和的,而陈炳焜在程璧光出面之后,也确实做出了让步。桂系待程璧光客客气气,有礼有节,双方处的也不错,当然,程璧光也就没理由找桂系的晦气。

    在孙中山唆使两艘军舰炮击观音山之后,程璧光说实话心里头就不痛快——军舰是他带过来的,孙中山招呼都不打一声,冒冒失失的就炮击观音山,还把他这个海军总长放眼里吗?程璧光跑到南方,孙中山除了大元帅当着,牛逼吹着,口号喊着,给了程璧光啥实际的没有?程璧光来护法,那是给孙中山面子,孙中山倒好,真把自己当大元帅了,拿着程璧光的家伙什跟人打架去了,孙中山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因此,当程璧光听说此事之后,处理办法是命令军舰“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程璧光就差直接骂娘了,吃人家的喝人家的用人家的,你们还好意思开这个炮?良心被狗吃了?

    海军不支持,那陆军支不支持呢?其实也没什么悬念,新得了20个营警卫军的陈炯明就很反感孙中山的举动,认为其“冒险”、“轻率”,因此在海军炮击之时,按兵不动,隔岸观火。本来呢,孙中山还派人去活动滇军的,但是滇军愿意趟这趟浑水吗?于是也因为遭到师长方生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人的强烈反对,而踯躅不前。至于其他部队,那是桂系的亲信力量了,更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了。于是,孙中山搞的这次所谓政变,其实似是而非,除了那俩不上道的舰长,压根就没人搭理他,还亏的写史的脸皮厚,有脸说沉重打击桂系的嚣张气焰呢,这也叫打击?还是我汉语这么多年都白学了,连打击的意思都不懂了?

    写史的脸皮厚,孙中山的脸皮更不用说了,搞个政变没人支持,看莫荣新没搭理他,就以为莫荣新怕了,自己得便宜了,还敢跟桂系开条件了,开出了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政府任命。莫荣新此人确实很是高明,以柔克刚,压根就不跟孙中山闹腾,对这五个条件也表示理解,但是前三个表示需请示陆荣廷,后两个改为“需由军政府同意”,虽说实际上说了等于没说,但姿态很好,有礼有节,没有瞎胡闹。事毕之后,还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问疾道歉,并表示愿意给大元帅卫兵月饷两万元,并尊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

    莫荣新事情办到这样,再说人不厚道,那就是自己不厚道了,这事说到根上是孙中山不对——要不也不会没人支持,但是莫荣新息事宁人,主动让步,算是给足了孙中山面子,大家明白道理的,想必也不会再说桂系的不是了。但是还得说孙公脸皮厚,人家都给了台阶了,这事也就这么着了呗,结果孙公还开了个发布会,极言自己打的好打的对,最后还称“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说半天,合着还是他占了理了,如此霸道的逻辑,不服行吗?

    莫荣新这么干当然不是认怂,而是以退为进,捞取同情分,进一步孤立孙中山,将柔字的妙用发挥到了极致。然后,桂系就开始反击了,既然孙中山老炸刺,当然不能听之任之——离了你我们还不活了?在1918年1月份,桂系搞了个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目的嘛,也很明确,就是取代军政府,当然,此议最终作罢。2月份,由岑春煊挑头,策动国民党政学系的议员如杨永泰——没错,就是那当代卧龙、郭椿森、杨漪等人,再联合吴景濂、诸辅成等人,倡议改组军政府,核心问题就是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这回重量级的来了,居然程璧光也同意此议。最终的结果嘛,2月26日龙灯会,程璧光在广州海珠码头遇刺。程璧光被刺一直是近代史上的谜案,做得极为干净,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何人所为——当然,孙中山那边的都说桂系干的,大家思前想后,看看程璧光跟桂系的交往史,桂系可能干掉他吗?这漏洞百出的说法,还真能写到历史里去。当然,没有证据,谁也脱不了干系,但是大家仔细想想,到底谁更有动机也有这个能力滴水不漏的干掉程璧光啊?嘘,大家心里明白就好,说出来就大逆不道了。

    北方有冯国璋倡言议和,南方有岑春煊居间策划,本来北洋系还在湖南搞了场逆袭,但因为分赃不均,直系众将退出,和议之声再起,于是,护法战争就日渐成为了直系跟桂系的友情交谊会——此事在介绍滇系时已有详述,不再赘言。到了4月份,非常国会开了个会,讨论军政府改组问题,结果,桂系议员跟政学系的一合作,60席里占了40多席,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拥趸们虽然不服,但少数服从多数,决议通过,不久后选出了七总裁。孙中山虽名列其间,但只能负责可怜的外交,自然颇是不满,终于5月4日辞职,后于21日离穗。自此,护法运动参与方桂系跟孙中山算是彻底一拍两散,后世评价都说桂系不义道——确实也有莫荣新阻挠孙公招兵一事,但是,我要问了,最先不义道的又是何人呢?

    	
    媳妇熬成婆
      
    

    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本来阵势撑得很足,自号非常大元帅——虽然两个副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都没上任受职吧,好似一切尽在掌握,但是,政坛终究是靠实力说话的,两手空空,只凭两声口号就想指东划西,也是不现实的。孙中山向以领袖自居,但是他这个领袖,除了那帮摁指印唱忠词的信徒们认他,没人拿他当根葱。史书上描述这段时间的孙公,说他直到最后才认清了西南军阀的真面目,认识到了其跟北洋军阀一丘之貉的道理,被挤走之后还颇是激愤。我琢磨,这话的意思不是在夸孙公,而是在骂孙公,大家想啊,孙中山在政坛混迹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见了无数,居然还能看走了眼,认错了人,连西南军阀啥样都没预先搞清楚,这不是在骂孙公无识人之明吗?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军阀无信,这个道理连我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史书居然说孙公不知道,难道说孙公连我都不如?这话不要说你们不信,我自己都得钻地缝去啊。

    以孙公的阅历识见,要说他一早不知道西南军阀是怎么回事,这话也就骗骗三岁小孩,谁能相信孙公这样的老资格政客居然很傻很天真呢?其实吧,这话不过是给孙公圆个场,如果说孙公在知道西南军阀怎么回事的情况下还上赶着跑广东护法,不等于变相承认孙公其实就是好穷折腾吗?为了维护孙公一心为国,全心为民的伟岸形象,穷折腾的名号可担当不起,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孙公写的很傻很天真,毕竟纯洁对于政客来说虽不是优点,但好歹也说不上是缺点。所以呢,往后我们看到把孙公写的可怜巴巴,好似只有天下人负他,从无他负天下人的桥段,也就淡定一些,一笑而过便罢。

    其实吧,政坛就是这么回事,孙公泼妇似的骂骂咧咧,倒是显得短了名头,这次吃了亏,下次找回来不就成了?谁他娘的还没走窄的时候?大丈夫,打脱牙,和血吞,能屈能伸。要说孙公在广东跟桂系较了半天劲,也并非就是一无所获,总算还有个朱庆澜够意思,给了他20个营的兵力,这当口,正由陈炯明带着预备援闽呢——援是民国黑话,其实就是攻的意思,中国人好面子,连侵犯别人都起个雅名。同志们,自打孙中山跟黄兴因为中华革命党摁指印的事儿闹翻了之后,陈炯明手里头这20个营的兵力就是孙公所能利用的唯一一点骨血了,就这还是跟陈炳焜拼了半天老命才争取来的,以后孙公要想在桂系身上找回场子,希望全寄托在这20个营身上了——陈炯明,你得给老子争口气啊。

    陈炯明是老牌革命党,在反清那阵,呕心沥血,可是没少操劳,就说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陈炯明当时是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可见其血性。武昌起义后,广东作为革命党老巢,当仁不让,自然是要做个表率,而陈炯明作为资深党人,自也不在话下——组织东江起义,攻打惠州,因功被举为广东副都督,后升为都督。后来孙中山跟袁世凯因刺宋案闹翻,武力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陈炯明在广东也宣布讨袁,但因为袁世凯亲信龙济光的压迫,最终不了了之,流亡南洋。一直到此时,陈炯明跟孙中山都还算和谐,基本孙中山怎么说,陈炯明就怎么做,但是问题马上来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而入党条件居然是要宣誓效忠于他,这陈炯明能乐意吗?

    陈炯明这个革命党人绝对货真价实,为了推翻满清,上刀山下火海,何曾皱过眉头?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民主共和的理想吗?现如今孙中山说二次革命失败都是因为你们不听我的,只有效忠于我,革命才有前途,所以摁指印吧,这他妈跟帝制时代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有啥区别?他陈炯明流血流汗,九死一生,要换来的就是这个?陈炯明当然不会入党,男儿膝下有黄金,革命党人岂能奴颜婢膝,做人奴才?孙中山一直以民主斗士、革命领袖自居,原本呢,大家伙也都挺服他,觉得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历经艰辛,屡踣屡起,确实不容易,但是,如今这个民主斗士居然要让人宣誓效忠,这不是打那帮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兄弟的脸吗?孙中山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大概此时陈炯明才有了新认识,于是,原本亲密无间的战友开始有些貌合神离。 此次护法,孙中山对滇桂两系不服从自己不满,居然两次炮击观音山,这就更让陈炯明觉得这位领袖粗率鲁莽,性情偏激,难成大事,因此,在孙中山发动政变之时,陈炯明居然选择了隔岸观火不闻不问。眼不见为净,好在陈炯明不久就离开广州,带着他新得的20个营援闽去了。当时福建都督是李厚基,皖系成员,但是这个皖系得打引号,李厚基不是安徽人,他是江苏人,而他之所以成为皖系,说白了,就是袁世凯死后要找个新靠山——眼下中央谁最火呢?明白了吧?所以说,李厚基跟皖系老大段祺瑞,实际就是相互利用,没有感情基础,李厚基要在中央找个靠山,而段祺瑞呢,要在南方搞块地盘,于是一拍即合。即是如此,李厚基对皖系的忠诚度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说不好哪天皖系倒霉了,他李厚基就要玩个落井下石——当然,眼下李厚基还是皖系,而护法运动呢,对象就是皖系,政治投机这种事,哪有便宜全占的道理?李厚基还是想着怎么对付广东方面的进攻吧。

    1918年1月初陈炯明带着部队跑到粤东援闽,当然也不是很顺利,遇到了些阻滞,然后就在闽粤边境刹住了车,不动劲了。孙中山之所以让陈炯明援闽,自然是希望他能搞些地盘,发展部队,有了地再有了兵,他老孙也不用在广东受桂系这帮土匪的气了。于是,孙中山越是觉得广东的空气不利于他,就越是希望陈炯明能赶紧打出一片天来,看到陈炯明居然在潮汕一带踯躅不前,当然有些心急,一个劲的催陈炯明进兵。打仗这个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把诸事料理停当,冒冒然进兵只能把手里头这点有限的本钱全赔光,陈炯明这个前线指挥者当然比孙中山更了解实际情况,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直拖了6个月,陈炯明认为时机成熟,才终于6月全力进攻闽西。

    当然,由于陈炯明后来跟孙中山的恩怨,史书少不得有意无意突出这段时间双方在进兵问题上的分歧,以此作为陈炯明一贯动摇的证据——意思无非是孙中山英明神武,不管什么决定都是对的,陈炯明在前线拖拖拉拉,不听指挥,就一准是错的,这种无敌逻辑,当然我们少不得又得一笑而过。总之,陈炯明于6月出兵之后,诸事顺遂,李厚基也抵敌不住,在11月初,陈炯明就取得了闽西南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地盘,算是站稳了脚跟。不久后,因为直皖矛盾一触即发,皖系高层不希望南方闹腾,授意李厚基跟陈炯明停战,此战方罢。陈炯明在闽西南步步为营,逐渐坐大,军队由原先的20个营发展到了2万多人的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而许崇智则任第二军军长,总参谋长为邓铿,粤军算是初见雏形。

    陈炳焜当年死活不让陈炯明接手这20个营,怕得就是以后坐大,成为桂系心腹之患,眼下桂系的担忧成了现实,孙中山媳妇熬成婆,终于有了军队,桂系的大麻烦就要来了。其实,桂系为了限制孙中山的兵权,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孙中山派去征兵的,基本都被莫荣廷当土匪给杀了,跟着孙中山到广东护法的滇军司令张开儒也被莫荣廷设计诱骗,扣住了,但是孙中山能在民国混到这个地步,靠的就是命硬,桂系死活还是没防了。孙中山其人,虽然有些咋咋呼呼,但是韧劲意志绝对堪称中国历史的翘楚,桂系跟他结下了这么深的梁子,他能善罢甘休?孙中山要报一箭之仇,而桂系更是要扫清后患,而陈炯明,不免卷入其中。

    	
    僧多粥少
      
    

    孙中山革命到现在,说实在的,也怪不容易的,反清、反袁直到反段,那真是赤手空拳干革命,个中甘苦,难以言叙。孙中山混了这么多年,除了混出了个名头,啥成就都没有,究其原因,无非是孙公没有自己的军队地盘,啥事都得靠别人,那能有谱吗?你能指着滇系、桂系这样的主儿帮你卖命吗?其实,这个道理孙中山不是不知道,但是革命党本身就不是个坚强有力的组织,反清时期基本就是各干各的,民国以后也未见改善——这也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组建中华革命党,要党众宣誓效忠的重要原因。大家瞧,孙中山民主共和喊了这么多年,最后免不了还要走上个人集权的老路,为什么?就因为孙中山总算明白了政治是个什么玩意,没有个人权威,做什么事情能成?民主共和当个口号喊当然可以,但真要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鼎定河山,不还得靠威权吗?

    有人要问了,如果孙公也开始相信威权的力量了,那他以什么来区别于其他政客呢?这算是问到点子上了,答案是,没有。大家奇怪了,孙公不有主义吗?怎么能跟其他军阀之类混为一谈呢?同志们,主义是什么玩意?没有实践,不就是句空话?再者说,民国的政客,不管懂不懂什么叫共和,口号还是会喊的,比如段祺瑞驱逐张勋,喊的就是“再造共和”,而孙中山跑广东护法,喊的同样是“再造共和”,我倒要问了,这俩到底谁是真共和,谁是伪共和?有人说,明摆着的啊,孙中山是真的,段祺瑞是伪的,那么,理由呢?最后我们发现,除了孙公比段祺瑞先喊出共和的口号——晚清就开始喊了,这俩所谓共和还真没区别。

    孙公在护法运动时,搞了个军政府,开了个非常国会,末了,非常国会把他这个非常大元帅给废黜了——完全符合法统程序,孙公不还破口大骂人家不是东西吗?难不成支持孙公的非常国会才叫国会,不支持的就不叫国会?非常国会可是孙公自己搞的哦。至于段祺瑞,后来搞了个安福国会,亲一色皖系爪牙,有人说段祺瑞破坏民主,不是东西,同志们,段祺瑞这叫能耐,孙公倒是也想搞一个,没这实力不是?孙公要能搞一这样的,还用得着骂娘吗?孙公的政治路线后来概括为军政、训政以及宪政,说白了,就是军治,党治——然后法治?都军治党治了还怎么法治?做梦呢?当年老蒋在台湾搞训政,怎么整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的?李敖不就骂了两句娘吗?不就被逮了好几次?孙公一心所想的,说穿了,不就是希望他所领导的政治集团成为民国合法政府吗?至于成为政府之后怎么办,孙公不是说要训政吗?中国老百姓是我们的帝民,但是文化水平低,缺乏政治自决能力,我们国民党要做保姆,训导这些帝民——很耳熟是吗?还是的。用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讲“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了”。听听,这话说的多实在。

    陈炯明就对孙公这个训政的理念很是想不通,既然都说要民主共和,怎么还不相信民众的政治自决能力呢?革命党都见天帮老百姓代劳了,不给老百姓机会,啥时候老百姓能培养出政治自决能力啊?中国老百姓这帮所谓帝民,讲穿了,不就是些屁民吗?孙公说这就叫民主——天呐,其实朝鲜跟这情况也一样哦。我们不是说不能训政,但问题是保姆都当出瘾了,还愿意把权力给帝民吗?训政真要训出了滋味,不就一直训下去了?陈炯明老实说在政坛也混了有些年头了,政客的鬼蜮伎俩、花花肠子,他又不是没见过,想要用训政这样的花头来打发他?当他是无知的帝民啊!

    所以说呢,在政坛这个大染缸里混久了,就逐渐变成了一路人,谁能比谁高尚?我们要评判一个政治人物,重要的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当然,我们更要理解他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不排除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比如王莽改制,不就是想缓和社会矛盾吗?虽然没缓和了,但你只能说他志大才疏,不能就说他十恶不赦,是这个道理吧?至于说王莽为什么就变成了反面典型,说实在的,还不就是中国历史这成王败寇的霸王逻辑?赢家永远是对的,输家永远是错的,赢家错了也是对的,输家对了也是错的,如此之类。

    好像又扯远了,我们回到正题,孙公要想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就得有军队有地盘,而眼下,他终于有了星星之火——陈炯明手里头就有军队有地盘。所以,自打陈炯明在闽西南站稳脚跟之后,孙公就隔三差五派人来催他——当然是让他去攻打盘踞广东的桂系,好歹让革命党先有块地盘再说。陈炯明可能也对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这也正常,粤军本来就这点人,要是一个不谨慎赔光了,那就彻底没戏唱了,对出兵广东一事初时态度并不是很积极。不过,有不积极的就有积极的,除了孙中山对这事很积极之外,桂系也很积极——当然桂系不是对粤军入粤积极,而是对出兵援闽,顺道解决粤军积极。1920年7月,在护法战争中就磕磕碰碰的直皖两系终于一时不忍,矛盾彻底爆发,要交战了,而在护法战争中跟直系眉来眼去的桂系,也就受命去攻打皖系地盘福建——当然,对于抢地盘这种事,桂系是热衷的,而李厚基倒霉催的,政治投机看来面临破产的危险。

    陈炯明本来不积极,但是桂系这么积极,他也就不能不积极了,于是,在8月中旬,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率领粤军伐桂,第一次粤桂之战爆发。粤军兵发三路,左路邓铿,中路陈炯明,右路许崇智,分兵合围,进取广东。原本呢,桂系的实力其实比粤军要强,但是粤军的战事却出奇顺利,原因是什么呢?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桂系在广东统治了4年,说实话没少造孽,桂系的这帮土匪没能耐也没意愿让广东人民过好日子,基本能捞就捞,广东人本就对广西人统治自己不满,再加上广西统治者不自重,这矛盾积累的挺深,此次陈炯明率广东子弟兵讨伐桂系,广东百姓岂有不支持之理?于是,虽然粤军弱而桂军强,但毕竟革命党在广东的民众基础远甚桂系,粤军也就在10月22日占领了广州。

    桂系在广东失败之后,莫荣新跟沈鸿英(此次援闽的总司令)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广西,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广西本就是个穷省,此前在武力扩张的同时,军队数量也在急剧增长,但是如今广东这块供血基地丢了,于是,军队的吃喝一下变得局促了。所谓僧多粥少,军队这么多,都要吃要喝,稍微苦点还要有意见,要想解决问题,除了把地盘夺回来,就只剩下裁兵一条道了——似曾相识?没错,滇系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凡有过扩张史而后又丢了地盘的地方军阀都有这问题。裁兵当然是个好办法,但问题是,谁愿意裁?怎么裁?还是的,且不说陆荣廷这帮兄弟都没有裁兵的意愿——在民国,军队就是军阀的饭碗子,裁兵就是砸他们的饭碗,谁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就说桂军这帮兵痞子,你让他们离开了军队干啥去?除了当兵,他们根本没有谋生的技能,难不成让他们当土匪去?还嫌广西的土匪不够多是吧?所以说,裁兵是不可能的,现在,要解决僧多粥少的困境,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去夺回地盘。

    桂系在境外失势后,从广东退回去的大佬们没法安排,于是分化成了两股派系,一是陆荣廷为首的武鸣派,二是陈炳焜为首的柳州派,至于说为啥叫武鸣派和柳州派,废话,因为陆荣廷是武鸣人,而陈炳焜是柳州人呗。陈炳焜对陆荣廷当年把自己从广东拉回来就不满意,虽然陆荣廷给他了个广西省长以示安抚,但在民国,省长算个屁啊,陈炳焜没干多久就辞职不干了,此次桂系在广东失败,陈炳焜坐不住了,抢回来啊——那陆荣廷啥态度呢?

    	
    点与面
      
    

    对于对外扩张,武鸣派并不感冒,反正夺了广东,地盘也是人柳州派的,他们捞不到啥好儿,但要打仗呢,免不得他们还要出力——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换谁愿意干?于是,柳州派在那叫嚣说要对外用兵,武鸣派就操纵议会说要广西自治,不问外事,总之,杠上了。当然,最终拍板的还得是陆荣廷,陆荣廷岁数大了,没有年轻时候那股拼劲了,也想过两天安生日子,但是,柳州派都是追随他多年的老兄弟,从感情上讲,要是跟他们对着干,显得他这个老大无情无义,怪不落忍的;而从利益上讲,真把他们逼急了,来个窝里反,桂系分裂事小,他这个老大可能也当不下去了;陆荣廷反复权衡,还是觉得得拉柳州派一把。于是,陆荣廷拍板了,在梧州屯兵一万五千人,交给陈炳焜——以后打下广东,那就是你们的地盘,老大我不再插手。

    陆荣廷这事办得挺公道,有我一口吃的,就不饿着兄弟们——当然,我给你们军队,吃食你们自己找,但是,这么办是有风险的,因为打仗这种事,哪有必胜的把握?胜了当然不用说,败了呢?桂系的对手是粤系,说话管事的有两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陈炯明。孙中山跟陆荣廷的梁子深了,就算陆荣廷不找他的麻烦,他也得找陆荣廷的麻烦,桂系想进攻广东?老子还想进攻广西呢!不过,光孙中山想出兵没有用,因为要打仗,必须得找陈炯明。陈炯明本来对打仗没啥兴趣,他的政治观点叫做联省自治,主张先把广东建设好,再管其他弯弯绕的事儿,正好当时湖南督军赵恒锡出面斡旋,劝两广息争罢斗,陈炯明还通电响应了此议。然而,有些事并不是陈炯明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两广和平当然很好,但陈炯明答应了,桂系也得答应啊——针对赵恒锡的调解,陆荣廷说得让孙中山滚犊子,否则没门,这条件陈炯明能接受吗?既然陆荣廷战意盎然,陈炯明即便不愿意轻启战端,恐怕这仗也是免不了的了。

    1921年6月13日,桂系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广东,陈炯明也就只能被迫应战。这仗打得让人瞠目结舌,原是桂军援粤,但不一会就搞成了粤军援桂,这倒也罢了,即便粤军援桂,桂军实力也不弱,一场苦战想来在所难免,但是,奇就奇在根本没出现什么苦战,稍微战了一下,桂系便土崩瓦解了。凭粤军的实力,当然不足以到摧枯拉朽的地步,桂系的失败,正如我刚才所用的词,是土崩瓦解,打着打着,就接二连三有人反水,能不输个稀里哗啦吗?在梧州战场上,就先有刘震寰临阵倒戈;而后,龙州镇守使韦荣昌——陆荣廷的把兄弟——在桂平通电附粤;再然后,百色镇守使沈鸿英宣布独立;再再然后,后院也起了火,在南宁广西督军署内的参谋甘朗廷、副官黄桂培以及林俊廷等便乘机发动签名反对陆荣廷,妙的是,居然还和者甚众。

    问题来了,陆荣廷按说这老大当得也不错啊,怎么就手底下这帮人恨不得都要将其至于死地呢?而且,这里面好多还是追随他多年的把兄弟。归根结底一句话,当老大难,别说一个派系的老大,就是一家一户的老大,不也难干的很吗?中国人常说家和万事兴,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家和是非常态,家不和才是常态——一家之中尚且有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等等难以应付的关系,更何况是一个派系。陆荣廷如今如此惨淡,说穿了,就是因为即便他这个老大当成这样,底下人还是觉得他不公道,觉得他没有一碗水端平。当然,这帮把兄弟的矛头都齐刷刷的指向了一个人,此人便是马济。

    马济是桂系的小字辈,他爹马殿勋跟陆荣廷是把兄弟,在二十岁的时候,马济拜陆荣廷为义父,自此开始追随陆荣廷。马济在百色念过三年私塾,虽说文化底子不太厚,但在文盲居多数的桂系里头,就算是文化人了,要治理一省大政,光能拼能杀是不够的,因此,陆荣廷对文化人颇是优待,更何况文化人马济还是陆荣廷的义子,而且也通武略——身材魁梧,气力过人,擅长武术,再加上善于逢迎,陆荣廷想不着意看觑都难。马济跟陆荣廷的时间虽然没有那帮老人长,但好在平常老待一块,时时相处,马济处事又极妥帖,事事让陆荣廷顺心,于是,很快就赢得了陆荣廷的信任,成为其心腹。其后,陆荣廷反袁,乃至护法战争中跟直系和谈,马济均扮演关键角色,陆荣廷在重大问题上对其言听计从,马济俨然就成了陆荣廷的官方发言人。

    我们说桂系要角大多土匪出身,但是在民国的政治局面下,光凭土匪的那点精明勇悍是不够的,要辨清风向,必须得有文化,然而跟着陆荣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都没当智囊的能力,而陆荣廷宠信马济,实际就是将他当智囊用——尽管这个智囊智得也相当有限。桂系的成员构成有先天的局限性,要想在民国这样的乱世闯出一片天,陆荣廷就必须在派系建设上有所改变,但是陆荣廷并没有推倒重来的气魄,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将马济这样的货色推上前台。相比较民国同样土匪出身的奉系首脑张作霖,陆荣廷确实差了很远,奉系之所以能有逐鹿天下的实力,根本原因就是张作霖当断则断,果断对奉系进行换血,补充了一大批有才干的青年精英,而陆荣廷呢,却显得暮气沉沉,得过且过。

    陆荣廷不对桂系进行大幅换血,这决定了桂系的极限,但是一味宠信马济,却着实让他的一班老弟兄深感不忿。换血是一个面,而马济只是一个点,有了面的支撑,即便老弟兄有不满,想来也翻不过这个天——张作霖在奉系换血之所以能平稳进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点,那这个点毫无疑问只会成为活靶子——这就是如今陆荣廷的情况。因此,为什么粤桂二战会出现那么多将领倒戈呢?原因就在于陆荣廷宠信马济得罪了一班老弟兄,但是只凭马济一个人却无法取代这帮老弟兄的地位,于是,前线局势稍显不利,桂系的土匪本性便暴露无遗,韦荣昌、沈鸿英等人纷纷见风使舵,改换门庭。

    当然,陆荣廷的年老昏聩也是此战溃败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梧州前线倒戈的刘震寰明明是革命党人——当年刘古香的部下,陆荣廷居然还能派他去前线,当然,陆荣廷可能想占些便宜,少用自己的嫡系力量,让刘震寰去当炮灰,但是,人家凭什么愿意当炮灰呢?更悲哀的是,外面有人闹乱子也就罢了,自己在南宁的亲信们居然也闹乱子——怪就怪他支持了柳州派,让武鸣派的人不满了,反正不管陆荣廷怎么干,都肯定有人不满,出了事就给他脸子看。如此这般之后,陆荣廷也知道大势已去,局面无可挽回,只得通电下野,让龙州镇守使黄培桂入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二职。然后,一部分军队由陆福祥率领,退往武鸣,其余大部分撤往龙州,而陆荣廷自己则流亡上海。再然后,反水的韦荣昌也不嫌害臊,居然就屁颠屁颠的跑去向陈炯明献媚,在8月5日迎接粤军进入南宁,而陈炯明呢,也确实给了根骨头,让韦荣昌和黄培桂共同负责改编桂军事宜。

    韦荣昌为了表现自己,就上赶着去龙州为陈炯明卖命了,他以为凭他的面子,眼下残败不堪的桂军一定会自动投效,结果呢?结果韦荣昌跑到龙州就被谭浩明给杀了,瞧瞧,献媚不成,小命还搭里头了,对于这种货色,也就该这个下场。韦荣昌如此境遇,想来收编一事也顺利不到哪去——当然,桂军也没怎么抵抗,一部分无奈,只能接受改编,但更多的桂军都跑到深山老林,干起了原先熟稔的勾当——从土匪中来,到土匪中去。官匪不分,广西又重新恢复到清朝末年的乱境,如果广东方面能稍微镇住场子呢,倒还不至于马上乱,一旦广东方面出了问题,那广西就非乱不可了——话说回来,广东会不会乱呢?

    	
    

    群魔乱舞

    此次粤桂之战,原是桂系方面叫嚣着要抢回地盘的,结果反倒是让被迫应战的陈炯明风头抢尽,不要说夺回广东了,广西干脆也拱手让人了,更妙的是,桂系这帮土匪居然是以争相反水的方式奉送了粤军一场完胜。当然了,如今最出的风头的不是陈炯明,而是孙中山,就说三年前他这个非常大元帅还让桂系整的非常狼狈,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三年就已经河东河西了,他孙中山回来了,从非常大元帅整成了非常大总统,而到如今,坐拥两广,那是非常得意。不过话说回来,孙公志在天下,跟桂系的恩恩怨怨不过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一段小插曲,如今重新喊起护法的孙公,他的真正对手是——谁牛逼对手就是谁——直系的曹锟、吴佩孚。

    对手很强大,即便孙公已今非昔比,好歹有地盘有军队也有排场,但是跟势头正盛的直系相比,终究还不是一个重量级。一对一单挑不是对手,怎么办?办法嘛——要么拆人台脚,分化对手,要么找些帮手,改单挑为围殴。拆直系的台脚,孙公显然做不到,虽然直系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孙公也跟人搭不上线不是?于是,孙公就只能找帮手,那么他找的帮手是谁呢?说出来大家不要惊讶,就是三年前孙公还要与其玩命的皖系,以及远在关外跟直系也不对付的奉系。这样的手段要放在别的政客身上,我们见怪不怪——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政坛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这要放在孙公身上,我们难免要打个问号了。孙公对付直系喊的是什么口号?当然一如既往,还是护法,史称二次护法。问题来了,口口声声说要护法,要讨伐军阀的孙公,对手即是军阀我们也不多言,但问题是,盟友怎么也是军阀呢?而且,更要命的是,其中一个还是三年前护法所指的对象!那孙公联合不尊约法的军阀打不尊约法的军阀,到底护的是哪门子法,讨的又是哪门子军阀呢?大家想不通了?一开始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我终究还是想通了。

    大家之所以想不通,无非是因为孙公摆着一副民主共和的脸孔,而我之所以想通了,也无非是因为孙公戴着一副民主共和的面具,差别在哪?差别无非是脸孔和面具,一个是真面,而另一个则是假面。大家明白了吗?民主共和到底是孙公的假面呢假面呢还是假面呢?好了,弄明白了这个问题,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孙公并不比所谓的军阀更高尚,事实上,他跟他口中的军阀也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正如陈独秀所言,所谓护法,所谓统一,不过是狗争骨头罢了。如此,孙中山在南方喊北伐,而吴佩孚在北方喊统一,横竖都要打仗,谁又比谁强?还不都是穷兵黩武,草菅人命的好战派?

    有好战派就有主和派,在南方,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便是陈炯明。陈炯明主和到底有没有私心,我们讲不清楚,但是,陈炯明确然在主持广东大政之时想开辟出个新局面,想让广东成为民治的实验区,甚至,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大局。陈炯明说要联省自治,说要民治,说的不是虚言,他在身体力行,在广东督军任上,他实实在在为广东的民生民权做出了贡献。陈炯明反对北伐的理由冠冕堂皇,两广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正宜休养生息,与民生作——就算陈炯明确实有私心,不想让粤军大权旁落,但是,他的官面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合着一直喊打仗的人倒是英雄,而反对打仗的人倒成了狗熊了?大家都是平民百姓,站到当时两广人民的立场想想,到底你们是希望和平还是战争?

    陈炯明对北伐态度消极,这自然让孙公深感不满,自打护法运动重新合作以来,孙中山就觉得陈炯明越来越不听自己的了,跟自己的分歧越来越大,到如今,他的头等大事北伐居然陈炯明都反对,这种人还能再用吗?孙公是那种因为别人反对而改变主意的人吗?于是,孙公废话不多,命令陈炯明筹措款项500万,限期半个月——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就代表不忠不义,对革命不坚定啊。500万大洋不是小数目,上哪筹款去?羊毛出在羊身上,找老百姓要钱去呗。得,广东百姓刚刚赶走横征暴敛的广西老爷,满以为自己人主政能日子好过点,这当口孙公比桂系还狠,开口500万,老百姓可不得砸锅卖铁去吗?任务派下来了,陈炯明也无奈,只好让参谋长邓铿去办理了。

    帮助陈炯明筹措北伐款项的邓铿很快就出了问题,居然1922年3月21日在火车站遇刺了!于是,孙中山及其死党胡汉民一口咬定陈炯明暗杀了邓铿,有人说证据?娘的,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要啥证据?邓铿参谋长向来支持北伐,忠于领袖,如今他去筹款遇刺,不是反对北伐,不忠领袖的陈炯明干的是谁干的?天地良心啊,邓铿参谋长居然是孙公的人,这个玩笑开大了。大家稍微想想,陈炯明不傻吧,他钦命的参谋长可能会是别人的人吗?要知道邓铿这个参谋长可是援闽期间就在任了哦,当时孙公可是远在上海哦。事实上,邓铿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就跟陈炯明共事了,二人相知相交,关系颇深,就说这次陈炯明出兵广西,广东方面谁主事?答案是邓铿;该年二月,陈炯明回老家探亲,广东又由谁主事?答案还是邓铿;陈炯明要是不信任邓铿,会这么做吗?

    就说这次筹款,谁让邓铿去的?答案是陈炯明。现在孙公以及胡汉民红口白牙说陈炯明因邓铿筹款而痛下杀手,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居然言之凿凿,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我倒要问问了,陈炯明有病是吧?陈炯明当然没病,他没有理由去杀心腹邓铿,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杀了邓铿,既无动机,又无实证,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邓铿不是陈炯明杀的呢?既然邓铿不是陈炯明杀的,那又是谁杀的呢?据汪荣祖研究,从英国人的记录来看,似乎孙公脱不了干系哦。当然,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就是孙公,但是呢,英国人作为事不关己的第三方,没理由冤枉孙公吧?既然如此,孙公洗得清自己吗?

    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就热闹了,贼喊抓贼,这戏码,真刺激。那我们要问一句,假设,我们说假设,邓铿确实为孙公所杀,那孙公动机何在?其实很好理解,这叫杀鸡儆猴,敲山震虎,警告陈炯明,你他娘的再给我炸刺,邓铿就是例子。然后呢,陈炯明的职务被孙公给掳了,再然后,陈炯明部将叶举等人对孙公过河拆桥的手段不满——粤军是陈炯明一手带出来的,两广也是陈炯明一手打出来的,如今孙公居然因莫须有的罪名要废黜陈炯明,标准的过河拆桥,于是在1922年6月16日炮击总统府,当然在此之前已经透出风声,并无致孙公死地的想法。而孙公呢,如史书所言,乱军丛中闲庭信步的跑到永丰舰之后,越想越气,又跟当年一样,玩炮击了——遭殃的是谁呢?不用我废话吧。于是呢,史书上就记载陈炯明跟直系勾结,阴谋破坏北伐,在谋刺邓铿的行藏暴露之后,为泄一己私愤,竟至于炮击总统府,想致大总统于死地,其行可诛,其心可诛!于是,在史书上,陈炯明这样一个老牌革命党人,联省自治的倡导者和实行者竟成了私心自用的军阀,呜呼哀哉,这便是他娘的历史吗?没错,这就是他娘的历史,因为写史书的是孙公的继承人,而不是陈炯明的继承人!

    广东确然是乱了,陈炯明跟孙公决裂,以至于孙公联合奉系、皖系共同进攻直系的计划未能达成,以至于孙公没能将非常大总统的非常二字去掉,以至于孙公又只能流亡,以至于刚落入广东掌心的广西终究还是逃出了广东的掌心。前文所叙,桂系虽然为粤军击败,但是大部分军队都逃到了深山老林里,如今压场子的粤军这么一乱,社会治安还能保障吗?于是,各门各户,纷纷跳出来喊自治,于是,广西终于成了群魔乱舞的地狱,那么地狱之中可有真龙?

    	
    见谁反谁
      
    

    陈炯明跟孙中山终因政见分歧而分道扬镳——当然,也没有好聚好散,终于闹到了兵戎相见,原先在广西压场的粤军叶举部离桂返粤,炮击总统府,如此,广东方面分崩离析,而广西方面更是群魔乱舞。自打孙中山钦命的广西省长马君武辞职之后,广西方面瞬间涌现了一大批自治军——比较著名的,有南宁的刘日福,玉林的李宗仁以及桂林的梁华堂,如果再把那些名气较小,口气不小的算上,跟自治沾边的武装有数十之巨。大家想,几十支大大小小的部队都说自治——所谓自治,就是割据一方,不服管束,这些军队都要吃要喝,他们靠啥过日子?还不得是广西百姓大出血?广西自晚清以来就经济萧条,民生堪忧,如今老百姓还要供这几十支部队的大老爷们过活,日子还怎么过啊?

    当然,粤军这么一撤,广西这么一乱,老百姓虽不免多受些苦,但有受苦的就有得利的,最得利的,不消说,自然是前桂系老大陆荣廷。广西无主,天下大乱,这局面对有心觊觎广西首席的野心家来说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有实力争夺霸权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在广西讨口饭吃的军人来说,广西的乱局对他们没有好处,这些小鱼为了避免让大鱼吃掉,自然希望广西能有个人来压压场子,至少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能压得住场子的人,在广西也不多,数来数去,够资历够实力,也能让各方钦服的人,也就只有陆荣廷了,于是,千呼万唤之下,在上海充作寓公的陆荣廷,终于被北洋政府请了出来,1922年10月任广西边防军务督办,驻地龙州。

    当然,话说回来,对于那些小鱼来讲,陆荣廷本身就是条大鱼,虽然能压住场子,但是万一弄巧成拙,让陆荣廷给吃了,那就真的不上算了——怎么办呢?于是,这帮人在请求陆荣廷返桂之后,又在转年1月,公推柳州的林俊廷当自治军总司令——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借林俊廷压陆荣廷,横竖相互有个牵制,上面斗,下面不就太平了?林俊廷在广西突然之间众望所归,北洋政府当然也得给个面子,顺水人情,任其为广西军务督办,在3月份,还让他兼了省长。不过呢,一帮人把林俊廷抬出来,自然是看准了他名气大,实力小的特点,果然,林俊廷这个军务督办,却压根督办不了军务——没人搭理他不是?于是,北洋政府看林俊廷貌似控制不了广西,也怕广西乱下去会给其他派系机会,终于还是只能再把陆荣廷抬出来,在10月,陆荣廷重回南宁,就任广西全省善后总办。

    陆荣廷终于又回来了,但是回来了的陆荣廷面对的广西却是乱乱哄哄,他的把兄弟林俊廷被一帮人抬起来又摔下去,那他这个正牌人物能怎样呢?在经历了残酷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斗争之后,广西的局面总算是有了些眉目,有能力与其争夺广西王座的,无非是两股势力,一是盘踞桂林一带的沈鸿英,二是在梧州、玉林一带割据的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沈鸿英手里头有两万人,是主要对手,而李黄白加一块数千人,相对较弱。又见沈鸿英,而且在我们又见沈鸿英之时,他居然已经成了广西能与陆荣廷分庭抗礼的人物,他这几年又是怎么混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不免还是要略作回顾。

    当日沈鸿英出卖恩人刘古香,向陆荣廷投效之时,刘古香曾对陆荣廷说,今日他能出卖我,他日他也能出卖你。如今一语成谶,要说陆荣廷待沈鸿英也不薄,将他当个人物,攻粤援闽,总让他当个司令,大家说,沈鸿英又不是陆荣廷的老兄弟,陆荣廷如此待他,还不够厚道吗?但是呢,沈鸿英天身土匪料,脑后长反骨,即便陆荣廷没亏待他,他也对陆荣廷有意见。当年桂军被陈炯明逐出广东,沈鸿英就跑到陈炳焜那里挑唆,说来说去就是陆荣廷年老昏聩,宠用马济,不如陈兄你英明神武,你如果愿意,我就帮你干了陆荣廷——好在陈炳焜念兄弟交情,不愿一旦兄弟反目,这才避免了桂系的提前分裂。话又说回来,既然沈鸿英看上了陈炳焜,还主动提出愿代行不义之事,那陈炳焜攻粤,沈鸿英是不是好歹帮个忙——就算不帮忙也别添乱呢?结果呢?结果沈鸿英在百色见势不妙,居然玩了出釜底抽薪,直接宣布自治了,而陈炳焜可怜见的,此败之后就彻底退出了民国政治舞台,当然,同样的,也带累了陆荣廷下野。

    沈鸿英说一出是一出,满脑子都想着反水,宣布自治之后,随即率部退往湖南,投靠赵恒锡,然后呢?有悬念吗?又把赵恒锡卖了,原因是他傍上了大人物。吴佩孚当时说要武力统一,当然跟武力统一相对的就是联省自治,而在民国联省自治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大家不用猜了,除了广东的陈炯明,就是湖南的赵恒锡了,瞧瞧这嘴脸,跑到湖南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不感恩不说,还他娘的尽反水了。当然,沈鸿英都附和起吴佩孚武力统一的论调了,自然联省自治的湖南就容不下了,于是,沈鸿英就只能自寻出路了,出路在何方呢?

    前一阵陈炯明不是把孙中山逐出了广东吗?那孙公干吗去了呢?孙公当然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找来找去,找到了福建,而当时许崇智部与陈炯明作战不利后就到了福建。福建的情况于是就复杂了,孙中山丢了地盘,如今是饿了肚子的老虎,想找食吃,那是一定的,更要命的是,许崇智的部队还在福建地面虎视眈眈,福建督军李厚基此前投靠皖系,是为了借着皖系的势,保住自己的福建地盘,现在不对了,皖系失势不说,还跟孙中山眉来眼去,要是孙中山真动手,指不定皖系老大帮着谁说话呢,这如何了得?李厚基想来想去,失势的孙中山和皖系,搞不好都对他的地盘有欲望,因此,必须要留条后路,再找个后台,找谁呢?谁牛逼找谁,于是找了吴佩孚。但是可悲的李厚基还没等吴佩孚能罩着他就抢先发难了,抢先发难之后又坚持不住,收拾不了局面,失败也就罢了,连自己都被俘虏了,吴佩孚倒是想帮他,形势比人强,福建瞬间就易主了。

    孙中山跟皖系合作,将李厚基扳倒,当时又有皖系和奉系的使臣跑来游说孙中山,说要合作倒直,前次这个铁三角没有发挥威力,让吴佩孚得了势,如今怎么也得另起炉灶新开张,再拼个死活呗。但是呢,孙公有孙公的想法,相比较北伐直系这个远期目标,将叛将陈炯明逐出广东才是他的近期目标——老大被部将造了反,老婆宋庆龄肚子里的孩子还因此小产了,更悲剧的是,宋庆龄因此不能生育了,这口气怎么忍得了?孙中山要驱陈,当然不单是从福建进兵一条道,玩的是十面埋伏,他煽呼了一大票子人要陈炯明好看——其中就有沈鸿英。当然了,陈炯明光防着福建方面的孙中山,却不及地方滇桂两军,于是,被侧翼打开了缺口,最终被孙中山逐了出去,理所当然的,沈鸿英也立了大功。

    沈鸿英帮孙中山立了功,那是为了新找个主子?屁,沈鸿英是想自己独霸广东!不久后北洋政府就认命他为广东善后督办了——然后呢?然后在1923年4月中旬,在花县新街兴兵作乱,进袭广州。孙中山总算吃一堑长一智,可能也没太相信帮忙赶走陈炯明的沈鸿英,在沈鸿英造反之后,令各部粤滇军队戡乱。沈鸿英在广东输了个一塌糊涂,最后还是不免灰溜溜的跑到了广西,在桂林一带盘踞,当然,他的目标明确了,争夺广西大权。沈鸿英见一个反一个,见一双反一双,跟过谁恨不得就反过谁,这样的人品,即便是尔虞我诈的政界,也是不多见了,陆荣廷也是沈鸿英造反名单中的一员,积怨如此,陆荣廷能放过沈鸿英?更何况,以沈鸿英的实力,本来就是陆荣廷夺回广西王座的主要对手。

    不过,沈鸿英虽是陆荣廷的主要对手,但也不是唯一对手,此刻三足鼎立局面中较弱的一股势力,李宗仁,他的情况又如何呢?

    	
    义与利
      
    

    我们说,粤军入桂而又离桂之后,广西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对于某些仅仅想混口饭吃的军人来讲,自然是天降大灾,但是,对于那些有志竞逐桂政的人来讲,却又是天赐良机——无疑,李宗仁属于后者。跟陆荣廷和沈鸿英这样在晚清绿林中脱颖而出步入政界的草莽豪杰不同,李宗仁打小念过私塾,有文化底子,又是正规军校出身,眼界开阔,思虑深远。李宗仁有雄心,不甘人下,在桂军被逐出广东之后,便以一营兵力盘踞玉林,开始独立经营,而在粤军离桂之后,李宗仁更是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陆小同学为桥梁,招兵买马,广纳英杰,实力日盛,而黄绍竑就是在这个阶段前往投效的。

    黄绍竑也是陆小生,后来毕业于保定军校,他之所以投效李宗仁,说实在的,是被各路自治军给欺负怕了,一共四五百号人,在百色这样的是非窝里,恨不能随时会被认识不认识的给咬上一口,实在不甚其扰,为了摆脱困境,这才投靠了盘踞在玉林一带、好歹有块固定地盘的李宗仁。黄绍竑跟李宗仁是纯粹的合作关系,此时的私人交情还极为有限,而且黄绍竑本人也有不凡的志向,也想在广西的乱局中有所进益。按道理说,一山二虎,这样的关系极为微妙,措置不当,就可能反目成仇,而这考验的自然是李宗仁为人处事的能力。

    陆荣廷与沈鸿英两强相争,自然没那么强的李黄同盟就成了二强争相拉拢的对象,对这二强而言,李黄倒向谁,谁就能多操胜算。在李宗仁看来,沈鸿英人品低劣,反复无常,实难与之相处,对于沈鸿英的争取,李宗仁断然回绝;而对于陆荣廷的拉拢,虽说与其无怨无仇,但是李宗仁不甘人下,也担心部属为其吞并,因此,态度消极,当然,李宗仁也不愿得罪陆荣廷,只是虚与委蛇罢了。黄绍竑就不一样了,他一心做大,也不愿受制于李宗仁,对沈鸿英的拉拢,颇有些动心,决意脱离李部,独往广东。黄绍竑决心已定之后,就向李宗仁辞行,叙说原委,要搁一般人,对黄绍竑这种主动拆伙行为,最道义的也就是好聚好散,以后各走各道了,但是李宗仁是怎么做的呢?

    李宗仁跟黄绍竑推心置腹,对拆伙行为丝毫不以为忤,表示支持他向外发展,还主动为黄绍竑分析投靠沈鸿英的利弊得失,大意是沈鸿英虽新得广东,但为人骄横反复,四处树敌,深为粤桂人士不屑,将来必败,你去投靠他这种人,不说将来沈鸿英失败后难以自保,甚至还影响到你的名声及将来的发展。黄绍竑表明自己非真心附他,只是借势东下,发展自己而已。然后李宗仁建议黄绍竑,沈鸿英必败无疑,你对他要留个心眼,将来他败之后,你可就势潜入苍梧,并趁虚夺取梧州,断其后路,跟孙中山互为呼应,你一个团兵力不够,将来我可以派些人马帮你一把。黄绍竑认为李宗仁所言极当,表示同意。

    现在我们就来回过头来分析在黄绍竑辞行之时李宗仁所做的应对,对于领导者而言,李宗仁的表现是绝佳的教材。黄绍竑脱李投沈,这其中的关键点有:一、沈鸿英在广东成败如何;二、黄绍竑该如何处理跟沈鸿英的关系;三、黄绍竑该如何处理跟孙中山的关系;四、李宗仁跟黄绍竑的合作关系是该就此终结,还是换个方式继续合作。在这四个点上,李宗仁的分析堪称无懈可击,他预料到了沈鸿英必败的结局,他为黄绍竑指明一旦沈鸿英兵败该如何自处,甚至他还认识到了跟孙中山合作的重要性,当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即便黄绍竑主动拆伙,他也力图与其保持将来可能存在的合作关系。大家设身处地,如果你是黄绍竑,李宗仁跟你把话讲到这个份上,并且丝毫不以拆伙介怀,还表示在关键时刻愿意再度合作,心胸开阔如此,推心置腹如此,你会怎么看李宗仁呢?

    曾有人问我,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该当如何选择,我的回答是,义与利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孤立的,有时候义就是利,而且,通常来讲,义是更长远的利,见利而忘义之辈往往不懂义,更不懂利,而如今李宗仁的表现给我这番话做出了完美的诠释。表面看起来,李宗仁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他所有的分析都针对黄绍竑投沈一事,甚至还帮黄绍竑将局势剖析明白,这一切怎么看怎么都是李宗仁宽宏大度,讲道义。但是呢?当李宗仁将义发挥到极致时,他也就得到了利,黄绍竑必会对他倾心相交,以后合作必会亲密无间,当然,最关键的是,他甚至轻描淡写的解决了以后谁当老大的问题——不明白?如果你是黄绍竑,看到一个性情恢宏,才干远甚于己的人,还会想跟他争老大吗?所以说,李宗仁帮助了黄绍竑,但他更帮助了自己,黄绍竑不是凡人,要彻底降服他,要让他倾心归附,需要的并不是尔虞我诈的争斗,而恰是推心置腹的深交。什么是义,什么又是利,李宗仁理解的极为深透,从这个层面而言,他比陆荣廷、沈鸿英之流强了太多太多,只要给他机会,他必会干出比这些草莽豪杰大得多的事业出来。

    一切正如李宗仁所料,沈鸿英终在广东与孙中山决裂,并且,决裂的结果,也确然是沈鸿英一败涂地,而黄绍竑此时如何自处呢?一切依言而行,黄绍竑让他摔伤了腿在广州养伤的同学白崇禧晋见孙中山,并表示愿意归附,孙中山正是用人之际,见有人主动投效,自然求之不得,如是,广东局面打开。与之同时,黄绍竑请求李宗仁出兵相助,李宗仁自然不违前言,先后派出俞作柏、伍廷飏两部前往策应,广东方面也以李济深部为外援,帮助黄绍竑堵截沈鸿英,于是,沈鸿英败至桂林,黄绍竑得以控制梧州,并自号讨贼军,黄绍竑任司令,白崇禧则任参谋长。这里又引出了广西的又一位豪杰——白崇禧。

    白崇禧家境不错,其父为杂货店老板,五岁入私塾,文化底子深厚,但是身体底子却远不如文化底子。白崇禧十四岁那年考入了广西陆军小学,但是不到半年,就因患恶性疟疾而半途辍学。白崇禧这样的身体条件,按说并不适合从军,他家里也是让他学文,他也在16岁之时考入了广西省立初级师范,但是白崇禧于此乱世,颇有些雄心抱负,不愿埋首于书卷之中,一心效力沙场,18岁时,武昌起义爆发,按捺不住的白崇禧瞒着家人参加了北伐学生敢死队前往武汉征战。如此,总算如愿投军,不久后被转为正式编制,并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而后又入保定军校学习两年——也正在此时,结识了同学兼同乡黄绍竑、夏威。此后,白崇禧、黄绍竑与夏威一道入马晓军部,并同时升为营长,不幸的是,粤军离桂之后,马晓军部被刘日福部袭击,白崇禧受伤赴穗,而黄绍竑和夏威则投奔李宗仁。此次黄绍竑夺取梧州,白崇禧先是在广东取得了外交突破,还搬来了援兵李济深部,而后又亲去李宗仁处请求增兵,功劳实是不小。

    此处广东方面来的李济深是以后跟桂系瓜葛匪浅的重要人物,在此也需做简要介绍。李济深虽在粤军任职,现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但其本人并不是广东人,他是广西苍梧人,白崇禧在广州养伤期间,也以同乡故跟他相交甚笃,其治军为人颇得白氏称赏。此次白崇禧去李宗仁处搬援兵之时,与李宗仁谈起在广东见闻,就对李济深颇多赞誉,并认为将来可引为伙伴。当然了,白崇禧跟李济深的交往也并非仅是仰慕之意,私心也是有的,白崇禧深知将来要有所发展,少不得要跟孙中山打交道,而跟孙中山打交道,就不能没有个相契颇深的中介,如今李济深在孙中山面前红得发紫,又是广西老乡,这样的人物自然非结交不可。

    于此,日下威震民国的新桂系的主要人物在本节尽数登场,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黄绍竑是三巨头,而李济深则在后来成为新桂系的主要盟友。当然,摆在新桂系面前还有个现实问题——统一广西。

    	
    合作不合兵
      
    

    黄绍竑、白崇禧坐镇梧州,自号讨贼军,俨然已经跟李宗仁部分道扬镳,但是,黄白二人与李宗仁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比如讨贼军属下三个团中,除了夏威部是黄白的同学,俞作柏和伍廷飏二部却都是李宗仁在玉林的旧部。当时李宗仁部下不明究竟者便对黄绍竑颇为不忿,认为黄绍竑当日脱李投沈也就罢了,如今借了李宗仁的兵,却另立门户,一副老大派头,为人如此,实是不忠不义。比如说,黄绍竑进兵苍梧时,李宗仁派去了李石愚所率俞作柏、林竹舫以及刘志忠三个营前往策应,结果黄绍竑认为兵力仍是不足,派白崇禧和李石愚回玉林请求继续增兵,结果呢,李石愚走后,俞作柏便去信一封,说德邻处离不开石愚兄,梧州战事弟可代为指挥云云,然后便将三营合为一处,自任指挥。此事按说是俞作柏自作主张,脱李投黄,但是最后这笔帐不免还是被不明究竟的李宗仁部下算到了黄绍竑身上,尤其白崇禧带着伍廷飏部刚走两天后,林竹舫和刘志忠就回到玉林,极言俞作柏事,更让李部上下对黄绍竑心怀疑虑。

    李部对黄绍竑猜疑如此,实际上表明了两部已有隔阂,从统一指挥和配合协作的角度来看,实是大为不利,当然,要消除流言蜚语,最好的办法就是李黄白合兵一处,从秘密合作改为公开合作,如此两部方可冰释前嫌,但是如今的情况允许合兵一处吗?如今的形势是,黄白已经投效孙中山,非但是与陆荣廷和沈鸿英二人公开为敌,而且还犯了桂军各部的忌讳——由于粤桂的多年恩怨,桂军对投靠粤方的桂人颇为不齿,认为是反骨仔,如今的黄白已经四处是敌,之所以还能稳坐钓鱼台,实是盘踞玉林的李宗仁牵制之功。李宗仁所在的玉林正好将陆荣廷、沈鸿英控制的地盘与黄白势力范围隔开,也就是说,即便陆沈二人对公开为敌的黄白不满,要进行打击,他们也得先向李宗仁借道,而只要李宗仁不允,黄白就是安全的。如今,李宗仁与桂军各部虚与委蛇,一副待价而沽的样子,虽说桂军各部对李黄白的关系颇多猜疑,但只要李宗仁不与黄白公开合作,他们的猜疑也就只能是猜疑,李宗仁也只是可资利用的盟友,而不是公开的对手。

    因此,态度暧昧的李宗仁如今实际就是羽翼未丰的黄白部的保护伞,一旦李宗仁不再暧昧,那么这个保护伞的功用就会丧失,而李黄白联兵一处后,在实力骤增的同时,危险系数也在骤增,最坏的情况就是陆沈联合起来攻击李黄白联盟,真是如此,那就一切玩完了。当然了,李黄白的这点算盘实属机密,不足为外人道,除了几个核心分子,余者不知其故,甚至,两部隔阂越深,李黄白就越是安全——即是演戏,当然越逼真越好。李部部下当了演员而不自知,但是陆荣廷却似有些不信这个戏码,于是,他给李宗仁抛出了一个真正的难题——要李宗仁主动进攻黄绍竑和白崇禧部。

    这确实是个真正的难题,李宗仁颇感难以应付。如果冒然回绝吧,陆荣廷就可能以此为借口联合沈鸿英对他用兵;而如果答应吧,即便李宗仁部可以假打,但是借了道的陆荣廷部可能假打吗?因此,直接回绝不好,答应也不好,那能既不答应也不回绝吗?用拖字诀可行否?拖也不好,因为拖其实就是回绝,陆荣廷此举包藏祸心,名为合作,实为试探,一旦让他探出风头不对,他就会以此为机进攻李宗仁。老江湖就是老江湖,陆荣廷此议端的歹毒,眼看就是要将李宗仁逼入了绝境,但是李宗仁能束手待毙吗?李宗仁再次四两拨千斤,应付的妥妥当当——当然是回绝,但是回绝之中颇见功力。一般人要想不伤感情的回绝,无非是哭哭啼啼说自己兵力不够,钱不够,武器不够,不能为老帅解忧,但是,这种把戏能骗得了久历世故的陆荣廷吗?李宗仁高明就高明在反其道而行之,半句话都不谈自己,只谈老帅,帮他分析形势,说进攻梧州不是不可以,但黄绍竑如今是孙中山的人,老帅如果不是计出万全,贸然出兵,战事一启便难以收拾,如不能迅速拿下梧州并直下广东,易成胶着之势,如此难免为广东所乘,难保会再有孙中山援桂之事。李宗仁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虽然他的实际意图是回绝,但他并没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回绝,而恰是站在了陆荣廷的角度去回绝,这样才能至少让老江湖陆荣廷将信将疑,而不至于立刻被识破。陆荣廷即便觉得李宗仁说的有道理,但也不愿马上收手,他又将了李宗仁一军,说万望李宗仁能勉为其难,担任前驱,并拨给韩彩凤、陆福祥两部供其驱使。李宗仁怎么办的呢?他又反将了一军,说老帅决意如此,我也没办法,只能让开正面,请老帅另择贤能,进兵梧州,但深为老帅出此下策而惋惜云云,然后呢?然后陆荣廷见李宗仁油盐不进,又觉得李宗仁说的确有道理,于是复电表示取消此议。

    李宗仁与陆荣廷这一场政治战,虽未有一兵一卒之斗,但却比战场争斗更为惊险刺激,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打输了政治战,军事便是先失一机,然而,李宗仁在极端不利的情形下,展现了为人处事的高超技巧,将一场大祸恰如其分的消弭于无形。长江后浪推前浪,刚过而立的李宗仁在与老狐狸陆荣廷的斗法中取得了完胜,而这场政治战的胜利实际上便初步奠定了新桂系的胜局。大家觉得奇怪了,没有一兵一卒相交,仅仅打了场嘴仗,怎么新桂系便已胜券在握呢?因为,李黄白合作而不合兵的战略目的正是扮猪吃虎,主动示弱,而求将广西的矛盾中心转向陆荣廷和沈鸿英,而在这场政治战结束之后,陆荣廷放弃了算计李黄白,那么他的视线自然就将转向沈鸿英。鹬蚌相争,渔翁才能得利,李黄白作为三方势力的弱势方,要想统一八桂,唯一的机会便是趁着陆沈之争,从中谋利,当然,这个机会同样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斗心斗力而获得的。合作而不合兵的策略,其真正高妙之处便在于等待二字,该策略为等来他们所要的结果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1924年1月,按捺不住的陆荣廷终于主动向沈鸿英邀战了。

    陆荣廷的矛头直指沈鸿英老巢桂林,当时正好吴佩孚大帅拨给陆荣廷一批军械,在湘桂边等待接收,陆荣廷以此为由,亲率韩彩凤、陆裕光所部4000精兵出巡桂林。一开始沈鸿英信以为真,认为陆荣廷果真是来接收军械,倒也不便相阻,但是,陆荣廷待沈鸿英不薄,沈鸿英却在孙中山援桂之战中通电独立,沈鸿英自觉尴尬,无颜相见,便主动退避三舍,撤兵七八十里,互不相犯。结果呢,陆荣廷进了桂林就没了出去的意向,还出面安抚商民,寻求地方士绅支持,并放出风来,说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重返桂林,让诸位稍安勿躁之类。同志们,沈鸿英虽是天生反骨仔,但他之所以背叛陆荣廷,马济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沈鸿英听说桂林传出了风声,说领了大批械弹的马济要入主桂林,这让沈鸿英如何接受?而且,也直到此时,沈鸿英才如梦方醒,认识到了陆荣廷的真实意图,借道是假,入侵才是真,沈鸿英当然不是好惹的,3月份,沈鸿英突率邓瑞澍部星夜合围桂林,将陆荣廷包围——陆沈之战就此爆发。

    陆荣廷本来是行假途灭虢之计,想以借道为名就势占了桂林,但是,桂林毕竟是沈鸿英势力范围,陆荣廷如果4000千精兵就想夺城,未免小觑了沈鸿英。于是,陆荣廷在遭到沈鸿英包围之后,数次以精兵冲击想要出城,但屡次受挫,沈部攻势日盛,陆荣廷几有困城待毙之意。陆荣廷当然也赶紧调集援兵前来救驾了,但他的部队,又恐惧沈部的剽悍,不愿力战,因此不能逼近桂林,而外省的赵恒锡援兵更是事不关己,做做样子罢了,如此陆荣廷局势日下。双方在桂林苦战三个月,陆荣廷损失惨重不说,沈鸿英也久攻不下,于是,生出了和议。陆沈之战是李黄白梦寐以求的局面,如今说要和谈,李黄白能让其如愿吗?

    	
    该出手时就出手
      
    

    沈鸿英和陆荣廷战了3个月,陆荣廷坐困桂林,反复冲突不出,援兵也近身不得,已是奄奄一息;而沈鸿英虽将陆荣廷逼入了绝境,但是围攻3月,兵力损伤无算,却也奈何陆荣廷不得;鹬蚌相争,自然是渔翁得利之局,因此,不论是上风的沈鸿英还是下风的陆荣廷,都觉得战下去不免两败俱伤,不如一人退一步。如此,双方便在北洋政府的撮合下——在北洋政府看来,陆沈之争,最后要便宜的可能倒是广东的国民党,因此极力劝和双方,开始接触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沈鸿英让陆荣廷脱困,陆荣廷率师西返,让出桂林,双方罢兵息战。陆沈之战可能导向和局的风声自然传到了李黄白联盟的耳朵里,如此境况,他们该当如何呢?

    到目前为止,李黄白还是在看热闹,就等着双方杀个你死我活,到两败俱伤了,他们出来当渔翁,收拾局面,但是,他们这如意算盘总需对方严丝合缝的巧妙配合,如今呢,对方似乎察出了些异样,不愿配合了,因此,计划赶不上变化了,如此,自然就得审时度势,改弦更张了。等是不能再等了,如果对方和谈一成,重新恢复三足鼎立的局面倒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双方极可能化敌为友,找李黄白的晦气,因此,为今之计,该出手时就得出手——问题是,对谁下手呢?从道义上讲,自然是选沈鸿英,其人反复无常,骄横狡猾,颇为两广桑梓所不忿,而陆荣廷虽是土匪出身,识见不足,年老昏聩,但为人道义,颇知民生疾苦,为政治军也颇有战战兢兢,忧谗畏讥之意,两广百姓对他倒尚无太大恶感;但从局势而论,则又大相径庭,陆荣廷坐困桂林已达三月,师老兵疲,更关键的是,后方空虚,要攻击他实是易如反掌,而沈鸿英虽有所损失,但连战气盛,如日中天,势难与之交锋;再以发展而论,如攻沈,不免损伤严重,亦有解陆之围之意,到时陆荣廷脱困之后收拾残部,局面未可知也,如攻陆,则轻而易举,广西三分可得二,往后与沈鸿英的较量中也可占得先机。

    因此,这道选择题其实说穿了依旧是义利之争,然而,此时的义却为假义,李黄白即有统一八桂之意,则不论沈陆,皆为敌手,只是孰先孰后之分,为假义而舍实利,当然愚不可及,李黄白当然不愚,因此,果断去假义而取实利——进攻陆荣廷。我们说,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利,而且是长远的利,但是义也并不总是利,当义只是假义之时,便得不到利,此时就该果断舍义取利,虽然有时不免残酷,但这便是玩政治的不二法则——心不狠手不黑,玩不了政治。比如此次外界传出了李黄白想趁火打劫直取南宁的风声,坐镇南宁的林俊廷就通电询问李宗仁,他认为李宗仁为人厚道,不至于干这种落井下石的勾当,甚至还要赴贵县与李宗仁面谈。当时黄绍竑劝李宗仁扣押林俊廷,李宗仁颇觉不忍,还是以礼相待,以礼相送,最后老实厚道的林俊廷还天真的以为外界传言不实,要是不通厚黑之道者,难免心一软,手一抖,错失良机——李宗仁虽然看上去也是老实人,但是,这个老实人是玩政治的老实人,玩了政治,再老实的人也不老实了。政治便是如此,一个泯灭人性的舞台,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描述辟邪剑谱时有言“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里我改一改,“欲从政事,先做坏事”。

    李宗仁是乱世枭雄,因此,他不会有这种妇人之仁,他也不会错过这个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之嫌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跟白崇禧兵发两路,由他自率定桂军(合作不合兵,李宗仁部自封定桂军)以及讨贼军几部,溯江而上,直逼南宁;而白崇禧则另率一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向武鸣,而后往南宁会师;而黄绍竑则坐镇梧州,居间策应。其实,陆荣廷当时尚据数十县,部众一万余,纸面实力依旧强大,可惜的是,陆荣廷当时困在桂林,后方群龙无首,部众各自为战,缺乏呼应,这才给了李黄白各个击破的机会。5月23日,计较已定之后,李黄白发表通电,敦促陆荣廷下野,陆荣廷也万没想到李宗仁居然真做了这等事,其部仓促应战,自然于事无补。很快,李宗仁部兵不血刃攻取了南宁,而白崇禧部也未遇多大阻滞,同样也直下南宁;彼时陆沈之争在湖南赵恒锡的调解下和议已成,沈部撤围,然而为时已晚,陆荣廷见大势已去,只得只身赴湘,不久陆军残部为李黄白三部扫荡干净,陆荣廷乃正式通电下野赴沪。

    以李黄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将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驱逐出桂,一代新人换旧人,标志着广西一个时代的终结,当然,更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陆荣廷自民国以来,主政广西十数年,无大功亦无大过,陆出身草莽,虽贵而未尝忘本,虽无治政之大才,但心之所念,亦时时是民生二字,在粤军援闽之前,广西虽称不上百姓安居乐业,但也算是太平安定,较之晚清之乱,实有进步。然而,世界终究是年轻人的,陆荣廷老了,他已经跟不上新的时代,于乱世之中,也越来越有左支右拙之叹,此次下野,或许也是种解脱。陆荣廷是个军阀,在史书上,因其与孙公的恩恩怨怨,对其颇多指摘,但是,一个让广西相对安宁的人,和一让两广陷入乱战的人,相较而言,到底孰好孰坏呢?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而不是某些政客的历史,也只有人民,才对历史有终极的裁判权!

    陆荣廷一走,三角戏变成了二人转,李黄白联盟与沈鸿英争夺桂政之势已成。但是,对于气势正盛的李黄白联盟而言,问题依然严峻,最关键的倒不是外敌勇悍,而是内部几有分崩之势,而这问题,自然还是出在这联盟二字身上。大凡政治联盟,同心同德者寡,离心离德者众,其原因就出在责权不明,令出多方之上,如此势必组织松散,情况好的,好聚好散,情况坏的,不免互相侵轧,最终酿成激变。如今李黄白联盟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黄绍竑自从独树一帜之后,讨贼军短期内发展甚速,也就不免有些心骄,对定桂军就有了轻慢之意,甚至有些讨贼军部众还有除李拥黄的私意,而定桂军也磨刀霍霍,意欲火并。尽管李宗仁极力约束,但两方的矛盾和嫌隙仍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不妥善解决,用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话说,几有当年太平军天京变乱之虞。

    当日合作不合兵,是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为对手所忌,主动示弱,等待陆沈鹬蚌相争,但如今局势已非,三足鼎立已成两家争霸,时局已明,该策略再没了战略价值,反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因此,合作改为合兵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既然要合兵,黄绍竑和李宗仁之间就需要有人让步,而且黄绍竑让步比李宗仁让步为好,毕竟黄绍竑本是李宗仁的旧部,如让李宗仁反受其制,不免让李宗仁部众不服。当然,为了这一天,李宗仁早就埋下了伏笔,当日黄绍竑向李宗仁请辞之时,李宗仁的一番表现已让黄绍竑心服口服,此次李宗仁促其由梧州到南宁之后,黄绍竑没有二话,一杯酒,一席话,讨贼军和定桂军正式合兵,而他则讲明当日分兵缘由,并表示服从李宗仁指挥。如此,定桂军和讨贼军隐伏的矛盾便因为黄绍竑的主动让步而被化解。

    讨贼军和定桂军合并,黄绍竑推举李宗仁当老大,此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就标志着在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新桂系正式形成。新桂系之所以区别于旧桂系,当然不仅仅表现在青年换老年,新军人换旧土匪,更重要的表现是军政分离——至少新桂系初时意欲如此。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广西尚有沈鸿英部虎视眈眈,但是拿下省城南宁的新桂系毕竟已经名义上掌握了广西政权,以民国的惯例来讲,谁打江山谁消受,军政一肩挑,这省长的职务自然是李黄白三选一,但是,李黄白一心要开辟新局面,便决意另选文官当省长。他们选中了前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那么在民国的大背景下,如此做法能行得通吗?

    	
    见招拆招
      
    

    民国之所以混乱至斯,原因就出在两个字上——军阀。军阀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各自为政,就意味着内乱不止、外争不休,同样也意味着民众无穷的苦难。军阀之所以为军阀,就因为其手握雄兵,独霸一方,以地养兵,以兵逐地,因此说到根上,军阀其实就是兵与地的结合体,再进一步讲,军阀之所以在民国呼风唤雨,就因为军人执政。中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常备军,但之所以只有在乱世军人才会为祸,说穿了,就是因为军人攫取了地方政权,有了钱,能够自给自足,也就能够兴风作浪了。民国以来,历来是枪杆子高于笔杆子,以中央来讲,要么是军人自己充任府院高职——比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要么是幕后遥控,将台面上的文官作为傀儡——即便是资历深如徐世昌也摆脱不了这个命运,至于那些国会议员,更是被军人呼来喝去,时常饿个肚子,开个座谈会,军人不顺心了,甚至将国会说解散就解散。中央如此,地方更是毋庸多言,辛亥革命以后,地方政权便多为晚清旧军人掌控,以我们目前为止介绍的滇黔川桂而言,云南的蔡锷、贵州的刘显世、四川最初的尹昌衡乃至广西的陆荣廷,无一不是行伍出身。民国各地,都是但知有督,不知有抚,督军大权独揽,而民政长官不过是做做样子,因此,当时民国屡有“废督裁兵”之议,当然,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新桂系都是青年军人,有新思想,觉得军政不分正是民国祸乱之源,因此,取下南宁后,就试图改革时弊,择一文官当政。当时李宗仁想在广西的国会议员中选择其一,但因为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在保定当过学生,对广西议员在北京国会的表现屡有耳闻,对这帮政客颇多鄙弃,因此,极力反对此议。最终李宗仁选中了前广西议会议长张一气,认为其能在陆荣廷当政时期与陆在省预算问题上角力,为民减负,实属难能。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往往跟想法是两码事,张一气虽说在广西有些名望,也是新桂系力推的官员,但是却依然遇到了政令难行,各处自行其事的状况,换句话说,当时各地士绅官吏都没把他放眼里。问题出在哪呢?个人认为,当军人当政已成惯性,文人当政不免就威信不立,事事挫折,令无威而不行,就是此理。因此,这个尝试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当唐继尧部占领南宁之后,张氏便最终离职而去。

    唐继尧一事我们在介绍滇系时已有详述,这里作简要回顾。时直奉二战爆发,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致溃败,孙中山也抱着病体北上商谈大计,后来又传出了病危的消息,唐继尧听说此事,便以为时机成熟,于是便想借道入粤,履行副元帅之职,希图到时候孙公逝世,他能由副转正。当然了,去攫取广东军政府的大权是一方面,假途灭虢又是另一方面,广西正是三国大战,混乱不堪,唐继尧这时候插一脚,自然不安好心。当时唐继尧便有使者来游说李宗仁,说如允其借道,可送烟土四百万两烟土(折合七八百万大洋)。李宗仁这笔帐还是算得清楚的,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是如何看不惯唐继尧封建军人习气,自己如何血气之勇,但个人看来,这不过是李宗仁事后的场面话,李宗仁必然知道拿了这四百万两烟土,丢掉的可能就是好不容易取得的广西半壁江山,而这才是他做出拒唐入境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如此一来,广西的局面又严峻了起来,原本驱逐陆荣廷之后变成了二人转,如今唐继尧要来插一脚,又重新恢复了三角戏,而且,对于新桂系而言,以前还能指着陆沈相争,他们得利,如今明摆着唐继尧如果对广西有想法,也必然是联合沈鸿英对付他们,因此,虽同为三角戏,但境况反比先前不利。有人有疑问了,为什么唐继尧必然是联合沈鸿英对付新桂系,而不能是相反呢?如今的广西虽是双雄争霸,但双方实力并不均衡,新桂系在陆沈之争中借机取得了陆荣廷地盘,已有广西三分之二的地盘,而沈鸿英则在与陆荣廷之争中白白做了三个月无用功,不要说一无所获,自己还损兵折将,此消彼长,新桂系自然势头压过了沈鸿英。因此,如果唐继尧联合沈鸿英打击新桂系,取得成功后,唐继尧必能压沈鸿英一头,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唐继尧要独霸广西,将来处理沈鸿英显然也更容易,如果反过来,唐继尧要压制新桂系当然就没那么容易了。联弱敌强,这也是乱世之中纵横之术的基本法则,唐继尧这样一个有天下之志的枭雄人物,当然不可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不过,对于沈鸿英来讲,虽然跟唐继尧谈好了相关合作事宜,但是他也知道唐继尧这样的人不比新桂系好对付,因此,谈是留个后手,以防不测,他要想独霸广西,自然要先下手为强。因此,还未等唐继尧准备停当,沈鸿英就要先下手为强了,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沈鸿英此举表示其轻敌傲慢,但现在看来,事情恐怕远非轻敌傲慢这么简单,沈鸿英狡猾的很,自然清楚唐继尧今日是友,明日就是敌的道理,联合归联合,该防还得防,自己能搞定的事,何必假手他人?不过,沈鸿英的算盘毕竟还是打错了,正如李宗仁所言,沈鸿英过于轻敌傲慢,他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对手,先入关者为王,道理固然不错,问题是,沈鸿英就一定能先入关吗?事实上,沈鸿英率先发难只不过给了新桂系各个击破的机会。

    既然新桂系想攘外先安内,而沈鸿英又打着先入关者为王的算盘,双方此战自是箭在弦上。打仗就如下棋,关键在于见招拆招,明晰对手的意图,然后以此来制定自己的计划,尤其在双方相差无几之时,更需如此——如果实力远甚,当然可以以我为主,不必多说。如今新桂系虽地盘多于沈鸿英,但实际兵力优势却没有这么大——即便从广东找来了老朋友李济深以为臂助,因此,判断对手就显得尤为关键,判断失误就直接可能导致全盘失利。坐镇梧州的黄绍竑、白崇禧与李济深做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此战沈鸿英必是依托老巢大举南下,意在梧州,因此,必须将战略核心放在梧州之上,兵发两路,以攻击沈鸿英老巢为重心。三人在梧州计较已定之后,便来到桂林向李宗仁通报计划。

    李宗仁听此计划后,不觉大惊失色,以他的判断来讲,攻击梧州不过是沈鸿英的幌子,梧州是两广联结的门户,四处受敌,易攻难守,黄绍竑之所以能据此地,实有粤方支持之故,而沈鸿英与粤方关系恶劣,如他攻取梧州后不能一举荡平广东,则梧州反而会成为他的包袱,因此,以沈鸿英之狡猾,不可能出此下策。李宗仁的判断是,沈鸿英此为声东击西,他会将兵力集中于大河中游,将新桂系的部队中腹腰斩,截为两端,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果果真如此,则按照黄绍竑他们制定的方案,不免凶多吉少。当然,作战计划是黄绍竑、白崇禧和李济深三人合作制定,黄绍竑对此案也颇是自信,在李宗仁表达了意见之后,只是表示军队已经开始行动,改变计划殊难顺遂,因此还是照原计划实行为好云云。战场之事,胜败系乎一线,一招错,满盘损,李宗仁对自己的判断也极自信,但是,李宗仁并没有再跟黄绍竑纠缠,只是强留白崇禧,与其商谈。

    此时的白崇禧与李宗仁,还不过是点水之交,事实上,在新桂系三巨头中,白崇禧与黄绍竑同学之谊,又曾同为马晓军部下,关系较之李宗仁远为亲密,李宗仁要说服白崇禧同意他的意见,并不容易。李宗仁在与白崇禧讲明了形势,分析了沈鸿英对唐继尧只是借势而非联合之情,分析了其在这种形势下沈鸿英的用兵考虑,分析了对付沈鸿英应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攻城略地为辅的战略思想,然后,白崇禧居然果断表示同意李宗仁的看法。问题来了,为何李宗仁要将此话对白崇禧而不是黄绍竑讲呢,为什么他能判定白崇禧能接受意见呢?

    	
    以攻为守
      
    

    李宗仁是天生的老大,什么人该怎么对待,他都清清楚楚,以黄白二人为例,虽说这二人都分属讨贼军系统,但是,这二人毕竟有很大的区别,而李宗仁,则敏锐的把握住了这种区别。黄绍竑于李宗仁,实是新桂系老大的竞争者,李宗仁之所以能使其臣服,无非是因为李以诚待黄,让黄心生感激罢了,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依靠恩惠所维系的关系是难以持久的,李宗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待黄绍竑,一直就是以礼相待,刻意保持了一定距离。当黄绍竑向李宗仁辞行时,李宗仁对其的判断是不受羁系的干才,而对这样的人物,当然要给他一定的空间,任其挥洒,而且,当其臣服之后,永远不要试图去控制他,因为他不愿意受控,控制的后果只是激发隐伏的矛盾。因此,为什么李宗仁明知道黄绍竑战法有误,却不愿意与其深加争辩呢?因为黄绍竑吃软不吃硬,硬要与其争辩,让他接受别人尤其是李宗仁的意见,只会让他心生恶感。李宗仁摸透了黄绍竑的脾性,因此,他采取了较为委婉的做法,以白崇禧作为桥梁,与黄绍竑沟通。

    白崇禧与黄绍竑就有很大的区别,白是一个派系完美的二当家,他有才有智,计谋非凡,颇能知兵,虽然这种人不免有些傲气,但是傲气不等于执拗,事实上,只要你有充分的道理,白崇禧就能接受你的意见——因为白崇禧关注的永远是军事战略的合理性。李宗仁虽然至今与白崇禧相交不深,但我们不得不说,李宗仁确实有知人之明,他看透了白崇禧,他认定白崇禧是个能与其进行技术层面探讨的人物,而且,白崇禧不会将私人感情带到军事中来。白崇禧也确实是这样的人,当李宗仁将他的判断解释清楚之后,白崇禧立刻击掌赞同,并表示由他来通知黄绍竑,于是,一席话后,讨沈战略便立即得到了调整——而能在瞬间对原有的军事部署作出恰如其分的调整,白崇禧的才智和气魄也可见一斑。

    照原定计划,应由夏威一部联合陈济棠粤军一部(李济深的部将)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率部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白崇禧作出的调整是,攻击贺县的夏威和陈济棠部按原计划进行,而攻击平乐的部队则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崇禧自己则放弃去平南,改去武宣,以柳州作为进攻重心——与之同时,白部大股自江口向武宣靠拢,而李宗仁则率独立营策应。如此调整之后,实际上白崇禧亲率的部队已大部不在身边,而随他同去武宣的只有钟祖培一个连,而根据李宗仁的判断,此处实是沈鸿英战略重心所在,白崇禧此去颇有些孤身犯险的味道。

    果不其然,白崇禧刚到达武宣,正在视察地形之时,沈军数千众便漫山遍野呼啸而至,而白崇禧手里有多少人呢?除了亲自带去的二三百人之外,还有驻防此地的四百游击军——而这些游击军实际是收编的土匪武装,训练弛废,装备低劣,战斗力自是毋庸多言。以数百对数千,形势自是万分危急,好在白崇禧临危不乱,镇定指挥,命令士兵就地卧倒用重机枪扫射,如是,双方陷入血战,此时又有沈军二三百人沿柳江左岸绕到了白崇禧左侧,白崇禧部几乎有被围歼之虞,好在白部奋勇,最终冲出了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据城固守。围城的沈军有邓端征和邓佑文两个师一万余人,以白部的守城兵力,说是空城亦不为过。

    按说这么座空城,沈军两个师稍微努努力,加把劲,白崇禧即便不能生擒,也让他受死,但是,我们说沈军虽然剽悍,毕竟是土匪出身,在此有利局面下,居然不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反而一副大局在握的架势,在城外生火造饭了,敢情觉着白崇禧已经逃不出他们的五指山了。要照一般人指挥,确实也基本是受死了,数百守城部队能待如何?然而,白崇禧终究不是凡人,他看到沈军开始造饭之后,果断决定趁势逆袭——没错,只有几百人的白崇禧要趁着一万余人吃饭之时进行反击。白崇禧果是个军事奇才,他清醒的认识到,如果消极防御,可能不待李宗仁援兵赶到,他就有不测之虞,因此,胆略非凡的白崇禧根本没想要消极守城,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打算拼出去!白崇禧悬重赏组织敢死军百余,趁着沈军正要开始吃饭之时,大开城门,鸣枪示威,冲突出去,沈军万余众猝不及防,竟然被百余人杀的丢盔卸甲,溃逃十里之后才站稳脚跟。然后,敢死队重又撤入城内,据城固守。且说沈军遭遇如此挫折之后,大概也是未明虚实,反而不敢轻举妄动,如此,摆了空城计的白崇禧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夜,所幸太平无事。

    白崇禧面临如此险境,李宗仁援军是不是就该火速驰援呢?大家切莫惊讶,在白部与沈军交战当日,李宗仁便到达了距离武宣三十里、柳江右侧的拦马村,然而,当他听说白部与沈军交战之后,居然做出的安排是命令部队向东乡、武宣间的新圩进发——而不是直接前往武宣。李宗仁觉得武宣守军虽少,但武宣必定仍在掌握之中,并且,他判断,如果武宣失守,必有败军顺流东下,既然没看见败军,那么白崇禧必定守住此城无疑,而且他也必定能够继续坚守!因此,李宗仁压根就想过要去直接为白崇禧解围,他预计白军自江口去武宣的先头部队将在明日中午前抵达东乡通武宣的大道上,而他去新圩的目的,也正是收拢这支援军,以攻代守,围魏救赵,就势发动反击。

    李宗仁抵达新圩之后,白部援军果然如期抵达,此时沈军似也觉察到了危机,已在二塘构筑防御工事,准备与之鏖战。此时李部已有六千之众,在与白崇禧取得联系之后,便决定全力进攻二塘。此处双方作战异常惨烈,李白二人均上最前线督阵,鼓舞士气,双方形成拉锯,此时李石愚部正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沈军右翼,沈军恐归路被断,登时军心不稳,阵线动摇。李白联军趁势猛攻,沈军遂全线崩溃,先逃往黄矛,后退入石龙,终退守柳州——当然,战事至此,沈军溃不成军,柳州已是旦夕可下。然后李白联军就要攻取柳州?不然,柳州既已在嘴边,则随时可以吞下,李白决定由李石愚部佯攻柳州,而主力则翻山越岭,奔赴桂林的南乡——直接威胁沈鸿英的老巢。

    此时,陈济棠一部已下贺县,而俞作柏部已取蒙山,沈部江山已是风雨飘摇,恰在此时,沈鸿英听说新桂系部队居然已经迫近桂林,初时不信,再三探报之后,方知此信无误,新桂系离桂林仅有三十里之遥,沈鸿英如是方知大势已去,只能引军北遁。在沈部撤离之后,新桂系方于1926年2月23日占领桂林,并留下吕焕林(滇军范石生部将)、侯砺霜收拾残局。不料李白二人离开未几,沈部二邓收拾残部四千余,竟然反攻桂林得手,李宗仁迅即令白崇禧由柳州抽调部队前去压阵,二邓见势才撤出桂林,退往山林。广西多山,清剿极为不易,二邓退入山林后,不免让白崇禧有些难以自处,幸赖白崇禧多智,散布谣言,说滇军即将入桂,到时白军将南撤云云,实际则将部队布置在两翼丘陵地带,准备伏击尾追沈军。沈军果然上当,试图追袭,反被伏兵攻击,沈军终一败涂地,自此难以翻身。

    自此,在新桂系与沈鸿英的争霸战争中,因沈鸿英疑忌盟友唐继尧,试图先下手为强,反被新桂系利用,终至崩溃,新桂系于是彻底肃清了旧桂系所有人马,成为了广西新主。但是,刚成为广西新主的新桂系迅即面临滇系宿将唐继尧的侵袭,此事我们在介绍滇系时已有详述——大概是滇军两部步调不一,龙云部与唐继虞部缺乏呼应,被新桂系利用,终被各个击破,于此不再赘言。在接连击败陆荣廷、沈鸿英和唐继尧之后,新桂系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那么,彻底站稳脚跟的新桂系能做出怎样的成绩呢?当然,新桂系要想建功立业,自然还得看广东方面的情形,广东如今是个什么情形呢?

    	
    北伐梦
      
    

    孙中山这辈子,归结起来其实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反清,第二件则是北伐——孙公的悲哀在于,这两件事中,甭管哪件他都做得不甚如意。就拿反清来说,虽然满清最终是亡了,但是满清灭亡真跟孙公有多少直接关系呢?在孙公直接领导的反清起义中,大抵要么是起义还没发动就提前事泄,要么好不容易发动了,被清廷三下五除二弹压下去,而真正奠定民国基础的武昌起义,实际跟孙公并没多大关系。孙公忙活了大半辈子的反清,最终天遂人愿,满清总算亡了,横竖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说他这个反清同盟的当然领袖应该众望所归,当民国领袖了吧,结果呢,民国是建了,但大总统却姓袁不姓孙。

    孙公不服气啊,于是,打从二次革命开始,便忙活起了人生中的第二件事——北伐。说实在的,北伐更是不顺心,二次革命被干了个稀烂,一生气,跑日本搞了个中华革命党,还遭到一票资深党人的抵制,好不容易趁着袁世凯新丧,北洋混乱之际跑南方搞了个护法运动吧,结果无钱无兵,最后闹到跟桂系一拍两散。不过护法战争最终还是留下了一丝火种,陈炯明拿着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二十个营的省长警备军到福建落了脚,所幸还发展起来了,后来靠着这支力量,孙公好歹是跟桂系算清了总账,先将桂系逐出广东,后又干脆连广西一块夺了,这下总算苦尽甘来了吧——当然又出事了。孙中山说要北伐,陈炯明说要安民,结果闹得相当不愉快,在邓铿稀里糊涂死了之后,最终陈炯明跟孙公翻了脸,粤军炮击总统府,把孙公逼到了永丰舰上——多年经营终又成空。同志们,要是陈炯明不闹腾,说不好孙公就联合皖系、奉系抄了直系的后路了哦,可惜啊,历史不容假设,陈炯明终究还是闹腾了。孙公无奈,只好重头再来,与皖系合作,取了福建,然后不分良莠,找了一票人,跟陈炯明算账,总算这笔账大概算清楚了,孙公重新回到了广东——可此时的孙公也没几年奔头了。

    孙中山这辈子,两个字概括——劳碌,名声在外不假,但政治生涯中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就说这北伐的事,忙活半天还是没影。也该是上天垂怜,老天也被孙公感动,觉得孙公这辈子怪不容易的,不能老让他走背字,于是,给他撮合了一段姻缘——跟宋庆龄?那用得着老天撮合吗?是苏联啦。苏联当年叫做沙俄,基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货色,在晚清那阵,没少占咱的便宜,动静虽然不大,但地就属该国占得多。如今沙俄改称苏联,也就是旧贵族被无产阶级革了命,国家变了色,那外交路线变色否?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变了,比如,苏联突然对我国分外友好,说要一文不取,互帮互助——照咱当时的实力,也就是苏联帮咱,咱没那力气帮苏联去。大家想必奇怪了,玩政治的,哪有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主儿?这他娘的说给谁听都不能信啊。

    苏联当然不能当雷锋,中国于他而言有巨大的战略价值。苏联当时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当政,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基本上,哪哪都瞄着他,西欧那帮豪强,哪个都不是善类,哪个都对共产主义运动恨得牙痒痒,所以苏联刚成立那阵,说实在的,不容易。西方一票对手盯着已经让苏联浑身不自在了,东方也不太平啊,比如那个新崛起的岛国日本就老有可能咬他一口——早在20世纪初,为了争夺东北权益,双方不就干过一架吗?更何况如今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显得那么各色。所以,苏联上赶着来巴结中国,要来套近乎,为的是什么呢?不就为了解燃眉之急吗?中国乱,日本就得便宜,日本牛逼了,苏联腹背受敌,日子能顺溜吗?所以,苏联嘛,当时来说,帮中国就是帮自己,有个中国好歹帮他挡着点日本,他也能稍微省点心,集中精力跟西欧蘑菇。

    有人说苏联不可能只需要这种战略价值?那是必然的,但问题是,至少当时的形势下,苏联还无暇顾及更多,要有狼子野心,也得是稍微太平点说了。当时来讲,苏联跟中国的瓜葛也就是外蒙和东北,但是这点瓜葛是沙俄时代就有的,谁让咱弱呢?因此,当苏联找上孙中山,谈合作事宜,说愿意帮孙公办军校,愿意资助军械帮助北伐,而且,还说要废除沙俄时代旧约,另立新约时,孙公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孙公风风雨雨那么多年,最知道无依无傍是啥滋味,眼下有个好歹说得过去的找上门来,孙公自然表示同意了。有人说,苏联如果太平后提出非分要求怎么办?参考当年毛公的做法,大不了咱吃糠咽菜几年呗——国家统一不比什么强?只要有了统一的国家,我们还需要怕这怕那吗?

    孙中山是个有经验的政客,跟洋人交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当然清清楚楚。如今的民国,什么是主要矛盾?当然是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了。所以,第一位的任务是什么?当然是统一了。只要是大概其差不多能有利于统一的行动,孙中山自然会优先考虑。孙中山跟苏联的合作,还牵涉到了一个民国的重大课题——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有关情况,教科书写的清清楚楚,也无需我来大放厥词了。总之,当时新生的中共在苏联的撮合下,与中国的老资格政党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由是开启了——如教科书所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与之同时,孙公的政纲做出了重大调整,由旧三民主义变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国共合作之后,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便应运而生,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了大量的军事人才,比如说在我党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林彪、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叶剑英四位有黄埔背景,至于国民党军事高官中的黄埔人,更是无需多言。在拥有黄埔背景的大人物中,上升势头最猛的,毫无疑问是军校校长蒋介石。蒋介石的经历嘛,大家想必耳熟能详,早年追随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后来陈其美被张宗昌在袁世凯授意下暗杀,蒋介石失去了政治导师,于是,在孙中山那边沉沉浮浮,虽称不上不得志,但也难说得上得志。不过,孙中山对爱使小性的蒋介石倒是一直都青眼有加,尤其是在陈炯明造反后,蒋介石永丰舰赴难,更让孙中山觉得此人足信,于是,在老蒋哭哭闹闹之后,终于把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给了他。老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他在民国正式腾飞的契机——正如袁世凯小站练兵锻造了北洋系一样,而老蒋也同样锻造了属于他的黄埔系。

    孙公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办好了军校,找好了盟友,局面大致稳定下来之后,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上途中去世。在孙公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于是便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先是廖仲恺遇刺,当然一如既往的有头无尾,到最后也没查出个所以然,但是基本上,右派的罪名是被坐实了,胡汉民和许崇智这政军两届的元老级人物因为牵连其中,终至下野,而这就造成了蒋汪体制的初步形成。而后,国民党一批元老级人物,因为对国共合作存在意见分歧,在1925年底于西山开会,自此自成一派,史称西山会议派。再然后,在左右激烈对峙的政治风云中,蒋介石也被卷入其中,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老蒋神经过敏,居然差点酿成激变,好在苏联高层在该问题上保持了克制,蒋介石这才保住了位子,国共合作才能继续在风雨飘摇中维持。此事之后,汪精卫赴法避祸,蒋汪体制就成了老蒋一个人的独角戏。

    孙公大半辈子为了北伐而奔忙,终于好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此打下了个差不多的基础,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音犹在耳,各方就为了政见权位闹了个不可开交,所谓北伐当然更是镜花水月了。但是,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很多时候不是你要去办事,而是事到了你身上,你非办不可。

    	
    逐鹿天下
      
    

    孙中山在世之时,虽然喊了多年北伐,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内部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外部的问题也很现实——没人让道。要想北伐,自然湖南便是必经之路,但是孙公在世之时,湖南督军是赵恒锡,那赵恒锡是个什么情况呢?自护法战争之后,湖南便落入皖系张敬尧之手——本来还有吴佩孚待在衡阳的,但没多久玉帅就北返了,张敬尧这个人名字的意思很好,但是他愣是白瞎了他好的名字,我们电影里经常见到军阀的形象,那么说吧,用来表现张敬尧,绝对贴切。张敬尧此人,简单说,粗而且贪,除了擅长敛财,几乎一无是处。于是,当政没多久,在百姓嘴里,“张督军”就成了“张毒菌”,湖南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各地士绅也频频请愿——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但是张毒菌后台挺硬,是段祺瑞的人,段祺瑞为了将他任命为湖南督军还开罪了曹锟,自然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于是便压了下来。上头没换人的意思,那没办法,湖南人只好自己动手,而跟张敬尧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赵恒锡。

    赵恒锡所率的民军,说实话粗看起来那完全不像支军队,手里头的武器简直是破铜烂铁,至于衣着,更不用说,但是,这么一支部队,却赶走了张敬尧——为什么呢?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呗。且说赵恒锡跟张敬尧干架之后,湖南人民便奋勇争先,各地都是游击,而张敬尧呢,表面看起来挺牛逼,但真一打仗,就只剩下向北洋政府求援的份了。张敬尧求援,老大段祺瑞看他挺可怜,也想帮帮忙,说这事牵涉到南北之争,中央不能坐视不管云云,结果,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泼了盆冷水,说这事压根就是地方性叛乱,跟南北之争有毛关系,我看张敬尧能应付过来。不派兵也就罢了,北洋政府还拍去电报,说张敬尧你手里七八万人马,连几千蟊贼对付不了?亏得张敬尧跑得快,没看到这份电报,要不然吃了败仗不说,这口气都得怄死。张敬尧别的不行,逃命是一把好手,一看情况不太对头,布置老婆孩子先跑,然后见中央没动静,赶紧自己也走了。张敬尧这样的最怕死,他那么贪财,当然不愿出现“人死了,钱没花了”的窘境,于是,仗一打,想的不是如何破敌,而是如何保命,如此打仗,能赢就怪了。

    如此,赵恒锡便打退了张敬尧——于是上位了?当然没有,上位的是谭延闿。谭延闿我们先前说过了,官宦世家,在辛亥革命那通乱劲之后,被推为湖南都督,后来几经波折,先是被亲袁的汤芗铭取代,后来又在护法运动中被张敬尧取代,两起两落,这次是第三起——当然还会有第三落。当时湖南军界有三股势力,分别是程潜、赵恒锡和谭延闿,逐走张敬尧之后,又紧接着三方角力,先是赵恒锡和谭延闿联合,将程潜势力搞垮,而后呢——不用说,赵恒锡挤走了谭延闿,自此正式当上湖南的老大。自民国以来,湖南便是迭遭大乱,战事频仍,民众不甚其扰,赵恒锡上台之后,就顺应民心,高举联省自治的大旗,一副我不惹你,你也别惹我的架势——从此,除了那次湖北说也要联省自治,让赵恒锡帮帮忙之外,赵恒锡真没主动打过仗,新闻里出现赵恒锡,基本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调解其他地方的纷争,同志们,职业军人变成和事佬,容易吗?

    所以呢,孙中山这个北伐之所以难产,赵恒锡就是个很大的障碍,赵恒锡为人和气,又颇得民心,孙中山在那碰足了钉子——但是还不能怎么样,赵恒锡这样的,你要讨伐他也师出无名。情况很明显,只要赵恒锡在湖南一天,广东方面想北伐,就得再等等,想让赵恒锡卷进这些是非中,那是门都没有——除非赵恒锡下台。我们说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就在广东方面初步摆平各方面的乱子后——东征陈炯明获得成功,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也被摆平,广州商团事变同样被黄埔学生军搞定,湖南就相当应景的乱了,而这一乱,赵恒锡也就牵连下台了。

    湖南这乱子,焦点人物是唐生智。唐生智也是官宦之后,他老爹当时在赵恒锡手下当实业司司长,而他自己更是在28岁之时就成了师长,仕途不可谓不得意,但是唐生智大概也是得志太早,颇有些少爷习气,总的来讲就是不愿吃一点亏。当时湖南有四个师,各师都有自己的地盘,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当时有块地盘是洪江——这地方是贸易关卡,很有些油水,赵恒锡也会做人,知道叶开鑫占了便宜,为了平衡关系,每年还让叶开鑫拿点钱出来。大家说,赵恒锡做到这份上,还能咋样?唐生智他就愣能无事也生非。起由是唐生智想扩军,当然需要钱,于是找叶开鑫要,如果别的事可能叶开鑫也就送个人情,给他了,但是牵涉到扩军,那直接影响叶开鑫在湖南的地位,他当然不愿给,小唐就很不高兴,吵着嚷着说要跟叶开鑫换防区。同志们,唐生智这叫无理取闹,叶开鑫给你,那是人家大度,不给你,那不正常吗?本来就人家的东西啊。得,现在搞这样,成了叶开鑫该他的,湖南是他唐生智一个人的,不顺着他就不行——这叫什么事?

    如果光是吵闹也就罢了,少爷嘛,都有点小性,过了也就完了,问题是,唐生智这位少爷耍小性还没完了,不依不饶起来。当时赵恒锡也是想息事宁人,大概差不多就得了,对吧,于是请唐生智到长沙去面谈。赵恒锡一番好意,结果半道节外生枝,唐生智有个唯恐天下不乱,人品差到一定程度的老师,给小唐写了封信,大概意思是,赵恒锡没安好心,你要去长沙,一准儿有去无回,小唐本来都快被赵恒锡的说客说动了,一听这话,内心也有些猜忌,居然就不想去了。不想去就别去呗,横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各让一步,事儿也完了,但是呢,唐生智居然越想越火大,觉得自己受了气你赵恒锡不向着我也罢了,怎的还要暗算我?天地良心,赵恒锡对小唐算是仁至义尽了,这次请他去长沙,真的就是调解——赵恒锡在民国本来也是以调解闻名的,结果呢,小唐居然对待几不薄的赵恒锡一点信任都没有,居然听信了无端谗言,然后居然要逼赵恒锡下野。

    出了这情况,湖南眼看就是免不了一场大战,而且,小唐孤家寡人,也没啥优势,但是,赵恒锡真是佛性,人家爬到他头上了,他居然都能忍,居然就以不愿三湘百姓遭此荼毒为由,自己选择离任下野。赵恒锡是忍了,但是有人却不愿忍,这人是吴佩孚。吴佩孚按说跟赵恒锡政见分歧很大,应该敌对才是,但是,患难见真情,当日吴子玉因冯玉祥倒戈事遭遇挫败,直系一帮人跟避瘟神似的避他,最后收留吴佩孚的,恰是这位与其政见南辕北辙的赵恒锡。吴子玉这个人虽然史书对他评价不高,但在我看来,他是在这污浊的政界难得的清新空气,为人虽然耿介,但讲义气,重感情,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爷们。吴子玉见赵恒锡被唐生智这么赶走,也想帮朋友出头——事后来看,吴子玉这次出头直接敲响了他政治生涯的丧钟,于是,就准备动手。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吴佩孚是先借唐倒赵,然后又出来倒唐,总之把子玉说成了内藏机心的奸雄,但是呢,以我对吴子玉性格的认识,他要但凡是个奸雄,也不至混到后来那个份上。

    可悲的是,吴子玉终究判断错了局势,他认为湖南是他的成名地,别人搞不定,他出马,肯定手到擒来——即便当时吴子玉大股兵力还在南口跟冯玉祥国民军较劲。但是,湖南这地方是那么好管的?如果吴佩孚不理睬,唐生智那么大野心,最后可能成个唐继尧式的人物,至少不会那么轻易就投奔国民党,但是玉帅这一插手,唐生智自知不敌,自然只能也赶忙找个帮手,于是,湖南就自然成了南北争夺的中心,于是,所谓北伐的借道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大家想必疑惑了,说我这两节在这讲有的没的,一会广东,一会湖南,说了半天,但这跟广西有啥关系呢?大家想想,如果唐生智要求援,他会找谁呢?这不得了?

    	
    妾有意而郎无情
      
    

    当然,唐生智要求援,地方只有两个,要么广东,要么广西,他找的是广西。唐生智的对手是直系宿将吴佩孚,那真是大人物,且不说他牛逼的时候是如何一跺脚民国就能地动山摇,就说这国际观感,同志们,他是中国人里头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不是我崇洋媚外,说上时代杂志就怎么地,但是大家想,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在西方人眼里是啥概念?自晚清以来,不就是一群吃了败仗,然后点头哈腰的奴才吗?吴佩孚能作为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的中国人,这就说明西方人认为他很特别,某种意义上说,吴佩孚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政治人物自晚清以来的观感,大家想,吴佩孚能是个凡人吗?唐生智要对付这么个人物,为啥去请的援兵却是名不见经传、前几年才算是在广西打出了名头的李宗仁呢?当然,当时的广东,也确也没有能跟吴佩孚相提并论的人物,但是,好歹孙中山曾经名扬天下,虽然新丧,但一帮继业同志还在,唐生智为啥不找他们去呢?好歹看起来也才像同一个当量级的对手啊。

    其实要说也简单的很,因为当时的广东,有两个唐生智这辈子都不想见到的人,一是程潜,二是谭延闿,这俩都是革命党元老级人物,在广东也是说得上话的,然而他们为啥作为湖南人,却如今在广东讨生活呢?你以为程潜和谭延闿愿意这样吗?还不是被排挤的?被谁排挤的呢,自然是赵恒锡,而当时在赵恒锡手底下出力最多的人是谁呢?不巧的是,正是小唐。所以说,虽然看起来广东的国民党能跟吴佩孚对上牙,但由于唐生智跟程谭二人的历史过节,他要求援,也只能去找广西那几位名气不甚大,资历不甚深,实力未可知的小年轻了。但是问题也来了,新桂系这几位才刚刚冒头没多久,他们有这个胆子跟吴佩孚这样的元老较个高下吗?有句话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不是有没有胆量的问题,而是巴不得如此的问题——李宗仁早他娘的就想好好干一场了。

    其实早在赵恒锡在位的时候,就对新桂系这几位有所关注了。以前旧桂系的时候,那帮人跟他还挺对路,有一阵谭浩明也说要联省自治,加上旧桂系跟广东关系也差,赵恒锡觉得挺安全,甚至陆沈之争的时候,他还有闲心去调解纷争,然而,新桂系这一出来,赵恒锡就觉得不对劲,因为这帮年轻人非但是跟广东关系亲密,而且眼见也不是有一亩三分地就能知足常乐的人。赵恒锡觉得不对劲,就派了个说客,广西人叶琪,在湘军当差,回去跟新桂系沟通沟通,是不是大家伙一块搞自治。叶琪人是回去了,但不是他去游说新桂系,而是新桂系游说他,甚至广西的报纸还说他是唐生智的说客,说是一块革命的,甚至还跟广东来的汪精卫、谭延闿在梧州会过面,然后甚至还跟着白崇禧一块去了广东,见识革命去了。新桂系这个态度是明摆着的,满脑子想的都是搞出点事来,他们不是怕出事,他们怕的是不出事,有事才好呢。李宗仁这心里早就过了几百个过了,赵恒锡这老不死的,老挡着我们的道,还是唐生智年轻气盛,将来或许可以利用,因而,当唐生智来求援的时候,李宗仁根本就没琢磨琢磨自己到底实力够不够,直接就答应出兵相助,先派了钟祖培带一个旅过去,然后自己跑广东游说去了。

    李宗仁去广东,当然是希望他们跟自己搭伙干,但是他跑到广东一看,他娘的革命大本营这革命的气氛还不如他们广西呢,这叫啥事?广东方面确实也有难言之隐,自孙公去世之后,正如前文所叙,左右两派可是斗了个不可开交,如今主事的蒋介石前不久刚卷入中山舰事件的漩涡,气还没喘匀呢,要让这帮自己都不知道哪天就出点事的人来北伐,来革命,确实不容易。李宗仁刚去广东,老朋友李济深就跟他说来的不是时候,广东可正乱着呢,你来叫他们北伐,基本上,希望不大,当时李宗仁心就凉了半截——李宗仁敢那么冒冒然就跟吴佩孚为敌,想的就是两广合作啊,如今听说两广合作北伐有困难,那他的这出戏怎么唱下去?李宗仁也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好歹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广东方面,要不然他出兵湖南之后,局势根本就没法收拾了。

    第二天李宗仁就见到了传说中的蒋介石,当然,要北伐,先得说动老蒋,李宗仁啰啰嗦嗦说了一堆,总结起来,就是北伐正当其时。理由有三个,说第一,吴佩孚的主力正在华北跟冯玉祥的国民军纠缠不清,此时两湖兵力相对空虚,如今又正好湖南有乱,趁此良机增兵湖南,续至湖北,则大局可定;第二,广东是富庶繁华之地,不宜养兵,说在广东的龙济光、莫荣新、陈炯明、杨希闵之流以前都是能战之将,但在广东这温柔窝里一泡,便不复能战,说为恐将来师老兵疲,因宜尽速出兵,早定大局;第三,当然是如今我的情况啦,我的兵派出去了,跟吴佩孚的梁子结下来了,已是骑虎难下,你要不帮忙,我咋办?分析了这么一堆,老蒋也说李宗仁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呢,他又含含糊糊,大概意思就是你的想法没问题,但我要实际操作,有问题。老蒋这么一说,不用说,对态度激切的李宗仁而言,又是一盆冷水。

    李宗仁当然没闲着,把需要见的人见了个遍,比较关键的人物自然是程潜和谭延闿。按说湖南出了乱子,这俩湖南出来的,不正好吗?结果呢?李宗仁说他已经把唐生智策动起来革命了,我的兵也派出去了,两位好歹帮帮忙?谭延闿这个人是老狐狸,说的委婉一点,说唐生智这人恐怕靠不住了吧。有人说了,谭延闿这也叫委婉?——看完程潜说的,就知道他确实委婉了。程潜怎么说的?程潜说唐生智这个货当年联合北洋军阀来干我们,如今好了,他倒霉了,吴佩孚要干他了,然后你说我们救他去?他娘的,等吴佩孚把他搞定了,我们收编他去差不多。这俩的意思,反正就是帮谁的忙也不能帮唐生智,他们还恨不得唐生智早日完蛋呢。李宗仁当然不愿放弃啦,又啰啰嗦嗦分析了一大堆,但是呢,再怎么分析,也不能把这俩对唐生智的怨恨给分析出去,最后免不了又是一盆冷水。

    接下来李宗仁见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倒是不错,给李宗仁讲了一大堆革命的大道理,李宗仁大家也知道,文化程度不深,听鲍罗廷这番话倒还挺有兴味,但是呢,鲍罗廷说了这么一堆之后,切到关键话题,说要北伐了,鲍罗廷又开始说什么革命基础不够啦,说广东尚需准备啦等等,总之,不去。大家想必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没错,又是一盆冷水啊。最后兜兜转转,大人物见了无数,大抵情况便是如此,大家的态度嘛,都不是很积极,各有各的小算盘。所以,李宗仁就要空手而回?还算好啦,我们说李宗仁总算在广东还有朋友,没别人,正是李济深。李济深手里头有兵,是第四军,第四军在北伐时期,那叫一个如雷贯耳,绝对是支广东方面的劲旅,能稍微比比的也就是第一军,李宗仁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试探性的问问李济深,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老兄你帮帮忙?能否抽两个师来?李宗仁这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李济深能答应,结果,李济深真他妈够朋友,二话没说,说没问题。李宗仁又说那明天开会讨论,你得帮忙哦,李济深说,这还有啥好说的,咋俩谁跟谁?

    李宗仁在广东见到了一大帮嘴里高唱革命的所谓大佬,结果呢,一个个畏首畏尾,在这个北伐的问题上,就是给不出个痛快话,诚可谓是妾有意而郎无情。还算好的是,总算李宗仁也是没白来一趟,最起码广西老乡、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帮忙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李济深虽然当时在广东说话也算有分量,但毕竟势单力孤,就凭他一个人,能把这帮态度模棱两可的大佬说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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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三 四川篇

    在西南川黔滇三省中,四川最富庶,号称天府之国,当年刘邦与项羽楚汉争霸初时屡战屡败,但却能最后夺取天下,靠的就是四川过硬的经济实力;而即便在民国史上,抗战中国民党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形成相持局面,不至被亡国灭种,同样也是因为有了四川这样的战略后方。不过,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四川相对有钱不假,但却导致外患频仍,内乱不休,黔系够乱了吧,但是比起川系来说,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省二政

    四川的混乱是从娘胎里出来的,换句话说,从民国诞生之日起,四川就没出现过一个势能压众、才能出众、德能服众的人物,一群矬子里要拔出个将军,难度自然不小。清政府被推翻,我们说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认为武昌起义是被推倒的第一块骨牌,但是,熟悉晚清史的都知道,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发动,还得感谢我们的四川同胞,没有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哪有武昌革命党人错进错出?中国百姓我们是知道的,要么忍气吞声,抱定民不与官斗的宗旨,要么等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扯张大旗造反,但是保路运动实在特殊,这是次民众的大规模维权运动,而维权压根就是舶来品,翻遍史书估计也找不出第二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四川老百姓怎么就能牛逼哄哄的跟官府对着干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来谈谈袍哥组织。说起袍哥,可能不少人觉得陌生,但如果提到天地会,大家估计就都知道了——讲到根上,袍哥其实就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天地会又名洪门,反清复明是其宗旨,金庸老爷子在《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里都曾详细介绍过这个秘密组织。天地会虽有号称“为人不识陈近南,便做英雄也枉然”这样的偶像派领导,但清朝还是自康熙开始逐渐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天地会越混越惨淡,到最后难免变了质,成了黑社会。袍哥是四川哥老会的别称,自名汉留,名称由来有个典故,是三国演义里耳熟能详的桥段,曹操赐袍与关羽,关羽却以该袍着于刘备所赐旧袍之外,有不忘旧主之意,帮派人物最崇拜的人物就是关公,入会仪式一般都得向关公磕头,哥老会自也不能免俗。哥老会的起源现在说法不少,但是会众大多认为是郑成功所创,跟天地会同源同种,可以算是天地会在四川的分支。

    袍哥组织在四川影响力非常大,原本参与人员多为底层民众,但到了晚清,不少乡绅富户也加入了该组织,因此,四川当时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之说(倥子是帮派黑话,言指帮外人众)。早期的同盟会为了反清,就曾多方联络帮众,以为助力,一个要反清建民,另一个要反清复明,虽然宗旨有些小差别,但终究在反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袍哥在四川的社会基础显然远非同盟会可比,因此,要在四川搞点动静,没有袍哥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而相应的,只要袍哥参与了活动,官府就有大麻烦了——比如这次保路运动,各地的领导者就是袍哥各堂口的老大。四川老百姓虽然不懂啥叫维权,但是有了袍哥做支撑,也就不惧跟官府硬碰硬,而清廷见问题严重,就调来了赵尔丰前来弹压。

    赵尔丰号称赵屠夫,为人威严,善于理乱,懂得恩威并用的道理,因此,他就成了清廷平乱一把刀,哪有乱子上哪砍。此前赵尔丰在西藏就颇是让民族分裂分子吃足了苦头,尽管英国老撺掇达赖闹唤,但是有了赵尔丰压场,西藏也愣是没能乱起来。这次来四川弹压保路运动,赵尔丰还是老一套,先杀人立威,再徐图施恩,但是此次袍哥格外强硬,赵尔丰越杀越乱,到最后袍哥干脆组织了同志军跟清兵厮杀。如果单是四川民变,赵尔丰经验丰富,或许过段时间就扑灭了,但是,四川一闹,湖北就逮着了机会,也闹了起来,武昌起义糊里糊涂一成功,居然清廷就被这颗稻草给压塌了。小乱积成大乱,这本是四川反正的大好机会,现在问题来了,闹腾是袍哥的拿手好戏,但是闹腾完了得善后,而恰恰善后又不是袍哥的专长,因此,四川虽然独立之势已成,但却找不到一个搁四川地面上能杵得出去、镇得住场子的人物。

    不过,该独立还得独立,同盟会会员如杨庶堪、张培爵和谢持等人联络了一批新军将领,在重庆起义,于1911年11月22日先建了个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而新军头目夏之时为副。大家也知道,四川省会是成都,只有拿下了成都,才能算大功告成,现在杨庶堪等人在重庆宣布独立,未免有些名不正而言不顺,但是要在成都宣布独立可不容易,眼见着赵尔丰就不好惹。革命党人就组织了民军包围成都,但是赵尔丰守的极为顽强,居然革命党就被打退了。当然,有革命的,就有妥协的,成都成日里炮火轰鸣,这就让士绅富贾们非常头疼,他们虽然不革命,但对清廷也好感有限,眼见着清廷大厦将倾,但赵尔丰却不识时务,硬是逆时而动,打半天,吃亏的还是他们这些人。因此,立宪派的几个社会名流主要是蒲殿俊、罗伦找到了赵尔丰,而赵尔丰则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想暂且退让,以谋再进,因此双方达成和解,赵尔丰交出四川政权,但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本人继续待在成都,以资顾问,而立宪派则取得了建立军政府的权力。11月27日,继重庆军政府成立未几之后,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成都军政府也告成立,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

    一个省出了两个军政府,以中国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路子,自然就得有个正统,革命党人自然认为自己创立的重庆军政府是正统,并对成都公开打擂台颇是不忿,也就有了西征的念头。结果还没等重庆方面发兵,成都方面就自己出了问题,立宪派控制不住局面,尤其军队不服从,在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军队突然哗变,这俩猝不及防,居然就脚底抹油,于是,成都就乱了。正副都督这都开溜了,成都也得有个管事的,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挺身而出,跑到城外,找了军队,弹压了这次叛乱。尹昌衡平乱有功,因而接任都督之职,而尹昌衡也比那俩开溜的有手段,略施手腕,稳定了局面。

    尹昌衡是士官生,为人豪爽仗义,喜欢结交袍哥,有些江湖气,他上台后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重组军政府,将原先被排挤在外的革命党人吸纳其中,为统一四川做准备;二是捕杀赵尔丰。赵尔丰之所以跟立宪派妥协后不离开成都,显然是不甘心失败,他也一直借着成都内乱的机会在搞小动作,想要东山再起,尹昌衡意识到留着赵尔丰是个祸害,于是先下手为强,捕杀赵尔丰。赵尔丰一死,川渝震动,都明白了尹昌衡是个铁腕人物,招惹不得,于是也就树立了权威。与之同时,尹昌衡也在寻求与重庆方面的和解,由于成都军政府的开放态度,重庆方面对其敌意锐减,也就有了和谈的基础。1912年1月,双方达成了一致,两个政府合并,重庆方面承认成都军政府的正统地位,而成都方面也抬高了重庆地位,在重庆设镇抚府,最终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为副,夏之时任重庆镇抚总长。

    在我们介绍的这么些省份里,就四川军政府最难产,云南上来就认定了蔡锷,而贵州虽小费周折,却也很快确认了唐继尧和刘显世的接班顺位;而四川就各色多了,不但搞出了一省二政的格局,一度成都方面还乱成一团;所谓看小知老,四川这打从一开始就那么麻烦,可以想见的是,以后也绝对轻省不了。既然川系注定会很麻烦,我们现在就有必要去繁从简,追根溯源,打下个伏笔。军阀军阀,有军有地谓之阀,因此,要了解川系将来的发展,就得从军队着手。就在4月份,尹昌衡整编了川军5个师,各师头脑分别为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彭光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以后四川不管乱成啥样,我们记住,那些大佬也不可能出了这五个师的圈儿。

    	
    滇黔入主
      
    

    在川军这五个师当中,最各色的是熊克武师,其他四个师的首脑都是四川武备学堂毕业,根正苗红的四川地方派,而熊克武不属于这个主流的武备军系,是同盟会出身。地方派自有其独特的行事逻辑,他们没有确定的政治倾向,基本是谁嗓门大听谁的,墙头草,随风倒;而熊克武不一样,他是革命党人,他的部众也基本都是革命党,因此,不管外面风向如何,他都是走一个方向——不管顶风还是顺风。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如今四川要出事,焦点人物就必定是熊克武,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这个道理。

    果然,不久之后由于刺宋案发,熊克武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当然出了这么大事,要表态也还轮不着熊克武,怎么也得是老大先发话,但现在问题是,原先的老大尹昌衡前一阵去西藏平乱,这阵还待在川西没回来;而袁世凯则怕尹昌衡跟革命党一个鼻孔出气,直接任命了军政部长胡景伊当都督。胡景伊是尹昌衡一手提拔起来的,俩都是武备系出身,不过从军界地位来讲,尹昌衡还是要压胡景伊一头,如今胡景伊跟袁世凯沆瀣一气,革命党人自然是得先找尹昌衡回来。尹昌衡倒是在7月初回来了,而抢了他位置的胡景伊自知无颜相见,选择避让,但尹昌衡反复权衡,最后还是觉得反袁没戏,最后让袁世凯一催,又在月底回去了。革命党人原本对尹昌衡寄予厚望,认为他加入了国民党,理应扛起反袁的大旗,没想到尹昌衡其实是个中间派,对中央的纷争一点兴趣没有,既不想得罪袁世凯,又不想得罪孙中山,干脆选择不闻不问,回川西躲事去了。尹昌衡这一躲,自然革命党的全部希望就在熊克武身上了,所以,熊克武就被逼上了梁山。

    熊克武刚开始也对反袁心有惴惴,一方面外省的反袁形势很不利,二次革命已逞崩盘之象;另一方面省内胡景伊手握四个师,眼见就是袁世凯的人,熊克武只要有动作,就会马上遭遇围攻。但是,熊克武就算自己拿不定主意,别人也会帮他拿主意,胡景伊就对他很不放心,就想先下手为强,意图编遣他的第五师,胡景伊心怀鬼胎,而第五师部众则是群情激愤,要求熊克武尽速起兵,熊克武被一内一外这么一逼,也觉得不管是死是活,反袁是必须的了。于是,就在其他省份的乱子几乎被袁世凯全面弹压之际,重庆才后知后觉的举起了反袁大旗。

    熊克武面临的形势叫十面埋伏,不但省内有四个师瞄着他,袁世凯还分别命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 、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派兵合攻重庆。熊克武才多少兵力,哪经得起被人这么围殴,于是三板斧一打完,形势急转直下,熊克武也就将将捡了条命罢了。熊克武遭遇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想必也习惯了,当年反清比这还惨,这次好歹还能有个三板斧,以前反清起义能正常发动就已经求之不得了。熊克武在反清时期是乱党,别人是官兵,这回民国了,没想到他又成了乱党,又遭遇了官兵围殴,这就是命啊。

    且说胡景伊轻松弹压了二次革命,而他的老上司尹昌衡则被袁世凯诱入京城,因不愿服从而遭囚禁,按说怎么着也坐稳了都督的位子,但没想到,他这还没得意多久,就被一手把他拉上来的袁世凯给推了下去。袁世凯轻松搞定了革命党,认为天下之大,唯我独尊,加上底下人添柴加火的高呼圣明,袁世凯就真认为自己可以圣明了,于是就想称帝。袁世凯想称帝,就得解决西南问题,虽然胡景伊助他平了二次革命的乱子,但毕竟不是自己人,终究靠不住,袁世凯一想四川又是最紧要的地方,要是将来被乱党控制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保险起见,袁世凯将刚立了功的胡景伊调入京城,给了个虚衔,而把心腹陈宦派了过去。

    陈宦倒也有自知之明,明白老头子不过是让他来打个前站,将来四川是要交给大公子掌管的,但是既然来了,就得办好差。陈宦带来了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混成旅的亲兵,手握帅印,头顶官帽,跑到四川来帮袁世凯看场子。陈宦倒也识相,在杨度、梁士诒等人又是筹安会又是请愿团之后,知道老头子的兴头来了,连上数道劝进折子,袁世凯眼见大势已成,也就选定良辰吉日,登坛祭天,宣布秉承大统了。本来呢,国民党已经被袁世凯收拾了,也没力气再闹腾,而西南方面虽然有些不平稳,但好歹也上过折子,想来就有反心,也无反胆,但是袁世凯也是该他倒霉,在西南一言九鼎的蔡锷居然利用小凤仙玩了个金蝉脱壳,从京师溜回云南,率先发难。

    虽然好像袁世凯称帝之前,几乎所有排的上号的都上折子请愿了,但上折子只是个表面功夫,应景之物,蔡锷还组织云南军人会情愿了呢,难道他就是袁世凯拥趸?蔡锷在云南登高一呼,袁世凯本来以为铁通一样的江山突然就四面漏水了,他派出去平乱的队伍搞不定护国军,而北洋内部更是有冯国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公开挑头唱反调,皇位也就摇摇欲坠了。蔡锷在云南喊护国,当然锋镝直指四川,陈宦手里靠得住的部队就三个旅,于是请求袁世凯增援,袁世凯也就派曹锟和张敬尧组织部队,入川参战。

    战事一启,护国军声势颇隆,刘存厚审时度势,宣布加入护国军,熊克武也组织了四川义军,附和护国军,护国军与北洋军在纳溪、泸州一带展开激战,北洋军不敌,被护国军围于泸州城内。北洋军入川作战不利,护国军节节胜利,陈宦眼见袁世凯远水不解近火,也就只能与蔡锷协议停战。与之同时,袁世凯处境也如泥菩萨过江,四川战事不利,北洋大佬冯国璋铁心反他,老头子已于3月22日宣布退位;此后冯国璋不依不饶,连大总统都不愿让袁世凯干下去,还召开了南京会议想逼老头子下野,要不是倪嗣冲和张勋抬杠,可能袁世凯就被冯国璋逼下台了。陈宦一看,不管是全国的大局还是四川的小局,似乎袁世凯都已经无法掌控,自己虽深受老头子洪恩,但一味愚忠却也要不得,思量再三,还是觉得不能当老头子的殉葬品,于是于5月22日宣布独立。

    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我们此前说过,这叫催命二陈汤,袁世凯在6月6日一命呜呼。袁世凯一死,陈宦再无根本,只能率军离川,蔡锷众望所归,署理四川。同志们,如果四川有蔡锷压阵,那自然是拨云见日,但是四川合该大乱,蔡锷在护国之役后身染重疾,未几就赴日治病,更可惜的是,不久后就英年早逝。这陈宦一走,蔡锷一死,四川立即没了舵手,川内人物都资历不足,而川外人物又无威望,想不乱也不能够了。蔡锷临走前确定了四川的权力格局,滇系罗佩金任督军,而黔系戴勘则任省长兼军务会办,这俩说实话是白得了便宜,论战功没战功,论名头没名头,想要各方钦服,也是难能。

    滇黔联军虽然借着护国的旗帜和蔡锷的名头入了川,但是且不说四川地方人士能不能服这俩,就算是罗佩金和戴勘这俩,也是谁都不服谁,而四川呢,又着实比滇黔二省油水多多,因此,为了吃香喝辣,也得较量一番。这俩在四川的表演我们上文已有详述,虽说是两败俱伤,却也让滇黔两省见了行市,尤其是唐继尧,川内无主,强敌环伺,四川看来是要倒霉一阵了。

    	
    人来人往
      
    

    四川自民国以来就一直没找着一个有能耐理清对外关系、平服省内争端的老大,造成的后果就是内部乱乱哄哄,隔三差五就换个老大,外部呢,又有滇黔这两省的恶狼时不时来咬上一口,因此四川就成了个西南方面追名逐利的主战场,见天闹腾。讲到这,我们就不得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四川要出现个内圣外王的老大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四川老百姓就非得那么倒霉呢?

    我们知道,四川人民的革命意志最坚定,革命性也很彻底,其他省份反清也就是跟风做样子,只有我们四川人民反清那是实打实的干,不玩虚头。前面也说了,四川人之所以勇于革命,那是因为袍哥组织遍地开花,各地都有人挑头造反。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满清疲弱,但要对付零星的造反派还是绰绰有余,而碰上四川这样一拥而上的,就左支右拙了。也正因为革命时期是一拥而上,而不是一呼百应,所以四川革命完了之后,这个老大就颇是难产,俗话说大破大立,但是四川破是破的很大,但要立起来着实不容易。袍哥鼓动会众造反确实很有一套,呼呼啦啦的就能攒一票人,最起码声势就先起来了,但是,造反只是手段,理乱才是目的,在这点上,一是袍哥各堂口比较分散,各地号令难以统一,再一个袍哥毕竟也是黑社会,难登大雅之堂,因此能破不能立。袍哥虽然自己没能力在打破旧世界之后再造新世界,但是别人要在四川哪怕只是站稳脚跟,却不得不倚仗袍哥,一个政治人物,反倒要去拜会黑社会,那大家说,这白道都被黑道摆布了,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袍哥控制四川基层,以至政府律令难行,权威不立,政府的社会控制力空前薄弱,一个弱势的政府还会有强势的领导者?

    当年尹昌衡刚上位的时候,就觉得要摆平四川各方面关系,就得跟袍哥搞好关系,一度还大张旗鼓的将官府衙门搞成了堂口香会,甚至隔三差五还去码头拜客,上行下效,四川一度但知有袍哥,不知有政府。后来因为实在不像话,邻省通电讥讽四川军政府为袍哥政府,尹昌衡才知影响不好,下令取缔袍哥,但也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人情往来还是该咋地咋地。尹昌衡一省之尊,却不顾个人形象、外界观瞻,公然跟袍哥套近乎,这也足见袍哥能量之强。

    黑道压倒白道,这是四川强势人物难产的重要因素,而四川天府之国在西南的优越地位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西南这几个省,说白了,就四川有些油水,地理条件又是得天独厚,进可攻退可守,因此,不管是袁世凯要称帝,还是护国军要讨袁,乃至孙中山尧喊护法,段祺瑞要统一,四川都是西南方面竞逐的核心地带。北洋每次要跟南方较劲,都会先在四川搞动作,比如袁世凯弹压二次革命之时废黜尹昌衡,另立胡景伊;又比如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调离胡景伊,遣往陈宦;乃至段祺瑞先后委任周道刚和吴光新;总而言之,只要他们想有些政治行动,就会提前在四川换马,这也导致四川都督走马灯一样的换。都督换位频繁,也就导致不说能不能稳定局面,即便是站稳脚跟也是难能。

    北洋在四川闹,南方同样也在四川闹。孙中山当时没啥实力,在四川行动得倚仗滇系,而滇系包括其小弟黔系,向来都是能捞多少捞多少的料,除了激怒四川地方派,引发矛盾,似乎也没别的能耐。就说这罗佩金和戴勘吧,为什么刘存厚会跟罗佩金闹翻?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强滇弱川的战略方针所致?他到四川来根本没想着要治理,就是当强盗来的。当强盗也罢了,罗佩金横是不想给地方派一点活路,滇军不断扩充,却要开会把川军编遣了,那川军能不闹吗?戴勘也不是啥好料,也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儿,撺掇刘存厚干了罗佩金之后,居然一人手握三个大印,一点不想着给点刘存厚好处,最后身死异乡也是咎由自取。

    民国以来的四川,从一省两政到滇黔入主,扮演主角的不是北洋系就是国民党,要么就是滇黔两系,川军偶尔露个脸,还是个略有些悲剧意味的小配角,所以说,四川的话事人也一直都是外人。现如今罗佩金和戴勘倒是成了匆匆过客,但是四川让外人摆布的局面却未有丝毫改善,比如,唐继尧就打着护法的旗帜,组织了个川黔滇靖国联军,又跑到四川来了。当时四川督军是武备系中生代领袖周道刚——前任领袖是尹昌衡和胡景伊,是段祺瑞任命的,结果前脚刚当上督军,后脚唐继尧就找茬,当然,仗打得也很不理想,跟段祺瑞新派来督阵的吴光新一道被干了个灰头土脸,到最后干脆心灰意懒,退出了军界。后来段祺瑞见势不妙,又任命刘存厚当了四川督军,结果嘛,也就是刘存厚有个厚脸的绰号,不至于一点挫折都承受不起,但不管咋着,也是输了。

    接下来四川就不归北洋管了,孙中山任命他的粉丝熊克武当四川督军,但是熊克武是怎么入川的?还不是唐继尧大哥领导下,滇黔两省兄弟照应下进来的?熊克武倒是不想当傀儡,但无奈唐继尧不愿做赔本买卖,他帮助熊克武入川可不是为了哥们义气,朋友交情,而是实实在在混点好处,当然,他要的好处也确实多了点,狮子大开口,拿了张《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要熊克武看着办。熊克武看是看了,却怎么也不想办,因为唐继尧明摆着就是来抢劫的,熊克武也是四川人,对唐继尧强滇弱川的那套自然也不感冒,于是就僵了。这一闹僵,唐继尧倒是没马上发飙,但也是存了个倒熊的念头,就等个机会了。

    在尹昌衡、胡景伊相继被袁世凯调入京城,周道刚和刘存厚又相继被联军驱逐之后,早期统治四川军界的武备系已经不可避免的走上了下坡路,而以中生代刘湘、杨森等为代表的速成系则在悄然崛起,不过,目前来说,统治四川的还是熊克武和杨庶堪为代表的国民党。可惜熊克武也是风雨飘摇,前些时候得罪了唐继尧,而今内部也出了问题。

    熊克武上位后,大肆任用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同学故旧,隐然形成了一个九人小团体,时谓九人团,由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余际唐、张冲、吴秉均、刘光烈、龙光组成,这九人团自然也是争名夺利,排挤异己,尤其打压以谢持为首的实业团。谢持也是个擅长搞小团体的人,后来在孙中山死后还跟林森等人搞了个西山会议派,公然跟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唱反调,早在1909年,谢持的实业团就已经成立,辛亥革命后,实业团的要角们在军政两届混的也是相当不错。九人团要争权,实业团要维权,这自然就有矛盾,九人团认为靖川之役主要是他们的功劳,所以多劳多得,而实业团则认为反清的基业是他们奠定的,看不上九人团这几个暴发户,因此逐渐也就势成水火。

    熊克武除了跟实业团有矛盾,并竭力打压之外,跟杨庶堪最近也闹得很不愉快,他对杨庶堪被孙中山任命为省长,并对他多有掣肘感到不满,想着天下是老子打得,跟你有毛关系,因此,看不上人家。闹到最后,杨庶堪跟实业团联合起来,吕超挑头,并联结早就对熊克武不满的唐继尧,几方面同时用兵,驱逐了熊克武,此事就是我们在介绍滇系时所说的倒熊之战。当然,熊克武也没真倒,后来杀了回来,反倒是滇黔两省先赢后输,最终因为外战失利而致内部纷争,尤其是唐继尧元气大伤,自此退出竞争川政的舞台,对于四川地方派来讲,少了这么大一对手,也得暗自庆幸了。

    四川地面上被外人掌控的局面终于在川军靖川之役后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以前人来人往,吆喝的都是外人,现在总算该轮到自家人人来人往了。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讲,外人还是本地人都一码事,反正都要打仗。

    	
     出头椽子
      
    

    滇黔两系被川军联合驱逐,表面上看是熊克武和刘存厚两个大佬杀回来了,但实际上,要仔细一看的话,熊克武和刘存厚这俩在川系早期呼风唤雨的人物此刻已经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熊克武经常露脸不假,啥事似乎都有他,但是露脸这事得两说,有风光的时候就有落寞的时候,熊克武风风雨雨多年,落寞的时候似乎不比风光的时候少,尤其是此次倒熊之战,让他在统治四川这两年的经营缩水了不少,最后还得去请后辈刘湘出马,才找回了场子。刘存厚就更别提了,熊克武是一条道走到黑,死活都是国民党的人,刘存厚是不断变色,老想着浑水摸鱼,但是投机,尤其是政治投机,要么大发一笔,要么倾家荡产,刘存厚最近一次投机就输惨了。虽然护法之役总体上南北未见胜负,但四川则胜负已分,把赌注压倒北洋政府上的刘存厚被人通杀,被逼到汉中去苟延残喘,虽然最近跟熊克武合作又杀了回来,但是也不过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已了。

    不过,这俩似乎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很好的认识,认为四川的天还是那个天,不是我就是他,但情况确实如此吗?且说这俩联合起来把客军逐了之后,又开始互相看不顺眼了,当然,原因跟此前并无区别——熊克武拥戴孙中山,刘存厚投靠北洋系,老大之间就很不对付。具体表现是,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在成都搞了个北洋政府任命的督军衙门,而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另立督军府,当然,熊克武这个是广州方面任命的。这种场景大家一定是似曾相识,是的,反清独立那阵也这德行,一省二政,只不过那次是尹昌衡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了问题,这次很显然,压根就不可能谈,谈不了自然就只能刀枪上见真章了。

    熊克武跟刘存厚打起了擂台,有人已经乐开了怀,此人就是四川新晋刘湘。刘湘的资历跟这俩自然是不好比,人家呼风唤雨的时候,刘湘还没人认识呢,但是,老是追忆往昔就会影响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熊刘这俩就是如此,光顾着唱对台戏了,却没好好看看这个在靖川之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后辈。刘湘也搞投机,但是他搞投机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是下死注,要就死要就活,刘湘是眼观六路,从不犯险,能赚就赚,赚不上也不豪赌。

    刘湘刚开始是周骏第一师的一个营长,在二次革命中审时度势,熊克武派人来活动他,他虚与委蛇,实际却把赌注下在了袁世凯那边,熊克武来打泸州,刘湘不含糊,真跟熊克武干,因为讨袁军失利,刘湘又表现突出,被擢升为团长。后来又赶上了护国战争,大家以为刘湘跟护国军混了?错了,刘湘依然跟着袁世凯混,牛逼的是,刘湘居然这都能得便宜,趁着他的顶头上司熊祥生因陈宦宣布独立弃军出逃,再次官升一级,成了旅长。后来周骏受袁世凯指派,让刘湘防守泸州,结果刘湘一看打不过,直接挂了免战牌,先保住军队再说。再后来护法战争,刘湘又是审时度势,最后时刻倒戈,投靠了熊克武,熊克武一高兴,就赏了他个师长,后来熊克武入川后整编川军,他就正式当上了第二师师长。可以说,刘湘在这么些重要关口当中,不管上司是谁,刚开始是哪派的,他都能在事情结束后得到好处,因此,他资历虽然一般,但上升势头极为迅猛,再经过了上次驱逐客军的那一战,刘湘正式在新生代中脱颖而出,头牌当定。

    眼下熊刘相争,显然又是决定刘湘地位的重要关口,刘湘又得在下注的问题上好好考虑考虑。刘湘毫无悬念的再次赌中,他选择了熊克武,根据他的经验来说,北洋虽然实力仍远强于国民党,但四川地面上,近几年却是南风压倒北风,原因是四川的几个重要邻省都跟北洋不是一伙的;从熊刘的个人对比来讲,显然刘存厚在护法战争中的失败所受的影响要大于熊克武在倒熊之战中的影响。刘湘这么一选,带动了川军其余各将踊跃参赌,当然,毫无悬念的一边倒,刘存厚一下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在熊克武说四川要自治,刘存厚说不能自治之后,刘湘抢先发话说要自治,然后各将纷纷呼应也说要自治,最后自治问题就成了熊刘之战的导火索,双方终于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仗还没打,刘存厚就失了先手,成了孤家寡人,仗一打起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很快熊刘之战成了驱刘之战。刘存厚被各方夹击,连连败退,自己的盟军一看形势不利也倒戈相向,不倒戈的也冷眼旁观,最后刘存厚只带了个警卫营逃到陕南,自己留川的部队也被别人占了便宜,全给收编了。经过此战,刘存厚可以说是输了个底朝天,一时半会看来也折腾不出大动静了。不过,这战一打完,熊克武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刘湘眼下实力膨胀,几乎已跟他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熊克武有第一军,刘湘有第二军,熊克武有九人团,而刘湘则有速成系。 所谓速成系指的是有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背景的军界人士,川系早期是武备系当家,如今刘存厚一完蛋,武备系已是江河日下,不复当日之盛,而在早期以中下层军官为主的速成系倒是后来居上,逐渐在川系冒头。刘湘当然是速成系的老大,二号人物是以老婆多闻名的杨森,其余要角还有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张斯可、徐孝刚、王陵基、乔毅夫、傅常、鲜英等。刘湘在1918年当上第二师师长之后就开始对部队进行换血,速成系成员逐渐成为了刘湘部队的骨干成员,如今刘湘坐大,速成系自然是水涨船高,现如今除了九人团,已经没了对手。

    熊克武也是老江湖,虽然发现问题较晚,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很快他就玩出了绝妙的一手。熊克武是怎么玩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将高其位,骄其心,先把刘湘抬起来,以为把他摔下去做准备。我们说,刘湘虽然实力已经是佼佼者,但并没有一统四川的能力,所谓的强也是单列出来强,还没到一览众山小的地步,熊克武抬举他实际上用心险恶,要让他当出头椽子,成为众矢之的。驱刘之战完成后,熊克武就主动让贤,让刘湘当上了川军总司令,不久后又被省议会选为四川省长,于是在1921年6月,刚崛起没多久的刘湘就成了四川军政两届的老大。刘湘虽然精明,但毕竟还是年轻气盛,根本想不到熊克武主动示弱的用意,以为普天之下,唯他独尊了,很快熊克武就会让他知道姜是老的辣的道理。

    刘湘位高了,心也骄了,居然当上老大没多久要出省玩玩了。也是,四川这么些年,老被邻省欺负,好不容易刘湘当了大,就想着要扫扫晦气,也去管管别人的闲事。当时正好是湖北出了点事,湖北的李书城和潘政道对王占元不满,就通电川湘要求增援,要驱逐王占元搞自治。当时刘湘眼见着湖南赵恒锡这个一直高呼联省自治、崇尚自扫门前雪的主儿都打算出兵,认为湖北一定有大便宜可占,也就想出出风头。当然,风头不是那么好出的,后来吴佩孚介入了湘鄂之战,川军最后跟吴佩孚媾和,也没捞到啥便宜,要说刘湘有啥收获的话,就是结交了孙传芳这位日后飞黄腾达的直系干将,还跟吴佩孚亲信萧耀南牵上了线,总之就是打开了外交僵局,刘湘好歹也是遛得出去的人物了。

    就在刘湘自以得计,春风得意之时,熊克武埋下的定时炸弹却快炸了。刘湘而今很风光,混的有头有脸,但是,四川可不是刘湘一个人的,刘湘爬得越高,就越是惹眼,名气是出挑了,但实力却没到这地步,这就叫务虚名而处实祸。熊克武要的就是这个,眼看刘湘越爬越高,他也明白把刘湘摔下来的时刻也越来越近,而川军众将呢,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椽子不好当啊。

    	
    一言不合
      
    

    刘湘毕竟还是太嫩,不懂身处乱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道理,以为自己气运旺,就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过,政治毕竟没那么简单,以前刘湘是小喽啰的时候,爱怎么卯足劲往前冲都没人管,但如今刘湘还是个没人搭理的小人物吗?刘湘现如今已经是能和元老级川将熊克武平起平坐的人物了,已经是川军新生代中最冒尖的角色了,到了这个位置,有多少人盯着?所谓高处不胜寒,刘湘太年轻,还没能领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但很快就要领会到了。

    对于身居高位的微妙处境,熊克武就比刘湘有更深的领悟,毕竟多吃了几年饭,也在风口浪尖上多混了几年——阅历就是最好的老师。熊克武以前就屡屡成为众矢之的,从二次革命开始一直到倒熊之战,大风大浪见多了,最知道爬得越高摔的越痛的道理,因此,这回跟刘湘合作将死对头刘存厚赶出去之后,熊克武就留了一手,将刘湘给捧了上去。其实论资历、论实力,熊克武依然是川中翘楚,他把刘湘抬出来,难道是提携后辈的一片盛情厚意?当然,刘湘大概是以为自己帮了熊克武这么大一忙,忠人之事当然也要食人之禄,自己当四川总司令,当省长,那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这叫受之无愧。恐怕刘湘是想差了,熊克武抬举他,真正的目的恐怕还是要倒他,用个流行词,这叫捧杀。

    其实早先熊克武就已经在驱刘之战后搞了刘湘的小动作,当时他秘密策反刘湘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让他在1921年2月农历除夕夜带兵独立。我们知道,刘湘重用的都是速成系军官,而陈能芳呢,又不巧的是保定生,陈能芳总觉着自己是刘湘势力的边缘人,说不好哪天就被取代了,既然熊克武找他,自然他就心思活动了。可惜的是,事有不谐,情报居然就被刘湘在举事前一天截获了,结果刘湘当众宣读电报内容,问陈能芳的部队是左袒还是右袒,当然毫无悬念的,陈能芳的部将都说誓死忠于刘湘了,于是,陈能芳被扣,唐式遵接位。按说这事出来后,刘湘怎么着也该对熊克武有所防备了,但是我们说了,刘湘毕竟是年轻气盛,对熊克武玩弄阴招,根本不带怕的,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因此,后来熊克武抬举他当四川军政的首席,刘湘也慨然接受,认为是应当应分,甚至可能还以为熊克武是在示弱,但是,刘湘可能没注意,还有个词叫以退为进。

    熊克武这就是以退为进,在刘湘居然跟孙传芳和萧耀南这样玉帅跟前的红人牵上线之后,他认为时机成熟,决心发难了。熊克武撺掇川军众将跟刘湘对着干,刘湘也不傻,自然嗅出了这里面的味道,立刻明白自己一味强进确实是犯了忌讳,现下这个出头椽子怎么也是当定了,也没啥好办法可以补救,只能先退位避避风头再说。于是,刘湘在1922年5月通电下野,辞职之后就抓紧时间秘密准备,尤其是派人去求助刚结交的把兄孙传芳,让他帮帮忙。如果孙传芳真能帮上忙,那刘湘也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他的同学杨森却想法另类,居然想玩突袭,还没等孙传芳出兵,刘湘也没安排停当,第二军军长杨森就抢先出兵,进攻第一军去了。杨森虽是刘湘同学,但早就有自立之意,自从当上第二军军长之后,就一心想扶植亲信,搞个新二军出来,此次他匆忙出兵,是因为想跟但懋辛合作遭拒,索性就破罐破摔,先打再说。杨森自说自话提早进攻,这种悖逆之举让刘湘颇为震惊,刘湘当然很生气,但是考虑到反正也是要打,杨森这次赢了,自然功劳是自己的,输了,就把责任一推,于是,只说了句“杨森跋扈,不听命令”,做好将来推卸责任的铺垫后,就听之任之了。

    但是,第一军也是避其锋芒,玩个拖字诀,你要决战是吧,我就不跟你打,于是杨森进攻,第一军就在军长但懋辛的指示下搞撤退,这一下杨森的如意算盘就打空了。杨森发起进攻后,川军众将在成都开会组织联军,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总司令,以第三师师长邓锡侯以及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为正副司令,举兵进攻重庆,策应第一军。曹刿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杨森一心求战,但第一军却根本不战,就顾着撤了,这千钧之力连连砸到空气上,当然过会就气泄了。于是,眼见杨森部有气衰之象,但懋辛就决定停止撤退,集结精锐,开始进攻。双方激战六日,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后来被德国医生尊为军神的刘伯承,他在8月1日率军冲破了杨森中央阵地,杨森部立即大乱,第一军趁胜追击,第二军溃不成军。与之同时,联军也攻破了重庆,杨森一路败退,狼狈不堪,居然黑灯瞎火的一万部队被两百追兵缴了械,后来总算逃到了湖北宜昌一带,跟吴佩孚搭上了线,暂且屈身。刘湘当然更是倒了大霉,总算刘成勋是他老乡,而参与此战的第九师师长刘文辉又是他的族叔——其实还比刘湘小几岁,刘湘跟他们疏通后,终于经过允许,带着他的卫队回到老家。

    这是刘湘军事生涯以来第一次遭遇重大挫败,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湘这回总算是明白实力不到不要强充大个的道理,虽然这笔学费交的是太贵了。但是年轻人嘛,有锐气总是正常的,吃点亏也不要紧,关键的是要从吃亏当中汲取经验教训,刘湘天资颖慧,悟性很高,肯定能从这样的大败中学到点东西。刘湘回老家调养了,这次联军的司令刘成勋就接任了川军总司令和省长的位子。此公是武备生,在云南干过一阵,辛亥革命后回川,熊克武上位后,他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后来很关键的,在倒熊之战中他通电拥熊,这笔无本买卖做得漂亮至极,熊克武深感厚意,后来将他任为第三军军长,应当说,刘成勋虽然不算熊克武的嫡系,但也算是熊克武的盟友了。

    打完了仗,就得分赃,于是,1922年10月,参战各方在刘成勋主持下在成都开会,讨论善后事宜。这次会议上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陈国栋认为他们驱刘立下大功,论功行赏,理当官升一级,从师长擢为军长——话说得很明白,老子参战是有目的的,打了仗,就得给我好处。但是同志们,要是大家都当了军长,那军长不就成了臭狗屎了?于是,这俩说要当军长,最反对的就是原先的三个军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以及边防军军长赖心辉,这仨目前在刘湘下位之后处于优势地位,谁愿意别人共享荣华?

    当然了,要堵上人家的嘴巴也得好歹找个理由,总不能说我们当了军长,你们就别当了吧?这仨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四川打了这么多年仗,消耗靡费,老百姓由于兵祸日子越过越艰难,为民生计,我们这个军长也不当了,以后也不设军长这个衔了,而且,还要诸位合作,裁兵。听起来好像这仨挺像那么回事的,你看,人家都主动提出不当军长了,还说屁啊?其实,这话也就骗鬼,对于已经有一个军兵力的人来讲,当不当军长,也就是个虚名,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一个军兵力的,不让当军长那就是说断了他们扩充军队的可能。至于裁兵嘛,大家都得裁,你说一个军和一个师,大家一样裁,谁吃亏?所以,此议一出,几个师长,邓锡侯、陈国栋和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齐心反对,但是人家三个军,兵力多,代表也多,这三个师争不多他们,决议就强行通过了。

    分赃分成这样,自然参战的三个师长火从心起,好处没拿到也不说了,居然还搞出了个裁兵,这他奶奶的老子拼死拼活打仗是为了啥?自来都是立功受衔,现如今是立功裁兵,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下三个师长跟那仨军长的梁子是结下了,这一言不合,很快就要板砖相向了。

    	
    纷至迭乘
      
    

    且说川军众将联合驱刘,立了大功的三个师长却反被三个军长在分赃大会上恶整,好处是自然是休提了,而且照着会上那意思,自己手里这点兵似乎也要保不住。这三个师长之所以被排挤,一方面是因为刘成勋几个想维护既有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这三个师长的背景——保定生以及刘存厚旧部。目前的四川军界是熊克武九人团和刘湘、杨森的速成系分庭抗礼,好容易熊克武将速成系打下去了,会再树个保定系的新敌吗?保定系是民国军界第一大系统,在黄埔生崛起之前,几乎统治了军界从基层到高层的每个角落——熊克武又不傻,自然对近来上升势头凶猛、隐成大敌的保定系军官格外防范。光是保定系一条,就已经基本注定这仨分赃大会上不会有好果子吃了,更何况他们还是熊克武死敌刘存厚的旧部,那就更加是棺材上钉钉子,死定了。

    当然,事情也不是光排挤那么简单,刚当上四川老大的刘成勋显然是想将这几人置于死地。在邓锡侯那边,刘成勋活动了刘铭吾、刘汉鼎这俩旅长,要他们把顶头上司给端了,好在邓锡侯早有防备,趁着春节在重庆看戏之际把这俩反骨仔给扣了——这一来,邓锡侯更是对刘成勋恨得牙痒痒。对邓锡侯是玩暗的,而对陈国栋就玩了明的,在1923年1月29日,刘成勋就借口陈国栋不尊裁兵将令,私自收编何金鳌部,通电解除其职,并准备以武力解决陈部。这通电一出,明摆着就是撕破脸皮了,邓锡侯和陈国栋又不是怂包,怎会让别人把自己当成砧板的鱼肉任意宰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这俩决定硬碰硬。

    邓锡侯和陈国栋兵少将微,不利久战,因此靠的就是速战。2月份,邓锡侯和陈国栋举兵西上,未几便将刘成勋围在了成都,这个速度可以说是打出来了。不过,这三板斧一过,局势就开始急转直下,这俩速度围了城,却没速度攻下城,结果等到赖心辉援兵一到,这城就围不下去了,因此只得撤。赖心辉被三军委为总指挥,领军急追,邓陈二人就领兵急退,等退到了德阳,总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外援——田颂尧眼见两位同僚形势不妙,心想自己虽然比较低调,没说要当军长,但也反对了废军长和裁兵之议,想来刘成勋也不能饶了他,于是领兵来救。

    这一来,两师对三军变成了三师对三军,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就是有所而已——要是师对军能不吃亏,邓锡侯和陈国栋也不会嚷嚷着要当军长了,于是,三个师接着退,退到了潼关。我们说,这仨都是刘存厚的旧部,刘存厚虽然最近倒了霉,但是傍上了玉帅,旧部被人追着打,刘存厚自然很不爽,于是跟玉帅讨了些军火粮饷,赶到潼关劳军去了。这仨师长本来屡战屡退,想着怎么也难逃一败了,但是没想到老长官亲往劳军,还带来了大量给养,这一下精神头就上来了。气势一起来,当然就不能老那么丧气的被人追了,先不说追别人,好歹先站定了说话,于是,三个师在黑虎寨站定,准备坚守,双方苦战7昼夜,赖心辉久战不胜,只好权且撤退。于是,被人追就成了追人。

    当然,这三个师兵力终究有限,追出去一段之后,就追不动了,双方在绵江、中江一带逞胶着之势。就在僵持之际,邓锡侯一举改变了战局。赖心辉带着三军主力来跟邓锡侯三人交战,原本是想着一鼓作气把他们搞定的,但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老长官关键时刻的军火帮了大忙,因此赖心辉的预定计划就破了产,于是,问题也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在成都,由于主力都被赖心辉带走了,成都的城防还能强到哪去?没错,邓锡侯找到的就是成都这个战略突破口,派兵间道奇袭成都,刘成勋和熊克武本来估计还成日里饮酒作乐,想着好消息旦夕便至呢,这一来整个懵了,成都是一座空城,守无可守,这下不就相当于被人抄了老窝吗?眼见着刘成勋和熊克武成了瓮中之鳖,估计是要倒大霉了,却又横生枝节,第九师师长刘文辉领兵到了成都。

    刘文辉自然不是来增援刘成勋的,没错,他是趁火打劫来的。川内这一通乱战,其他川将自然不能干坐着,像刘文辉就一直在关注战事进展,估计他也瞅准了成都城防空虚的弱点,想趁着两方激战,他来个渔翁得利。计划是好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来成都的不止他一个,本来是逼宫,现在反成了救驾。刘文辉一想既然来了就得进去,但邓锡侯来了,就没工夫跟刘成勋蘑菇了,要不然煮熟的鸭子也要飞了。于是双方各退一步,刘文辉网开一面,让刘成勋等部出城,刘成勋也麻溜的让道,别挡了他的好事。于是,3月30日,刘成勋宣布下野,刘文辉在4月2日马不停蹄的进了成都, 3天后,那仨师长也一道进了成都。

    三军对三师,这一仗集结了而今川军的大部分头面人物,算是又一场大战,最终的结果算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赖心辉领兵追半天没能打垮三个师,而三个师得到刘存厚给养支持后反而得以逆袭,邓锡侯更是突袭成都,从而一举定胜负。原本呢,刘文辉是想顺道打个劫的,结果劫是打了,但好处却得平分,怪就怪赖心辉不争气,否则刘文辉就浑水摸到大鱼了。我们前面说了,刘文辉虽然岁数比刘湘还小,但辈分高,是刘湘的族叔,也是保定生,靠着刘湘的关照在军界发迹,如今在四川军界大小也算个人物了。这刘文辉和刘湘看来是有些异曲同工,对这浑水摸鱼的功夫练得也是炉火纯青,这次就差点闷声发大财。

    我们以前说四川是外人人来人往的掌舵,老百姓日子过得不顺溜——尤其是唐继尧一脑子强滇弱川的想法,现在倒是四川当地人掌舵了,但老百姓眼见却更惨了,小仗咱也不说了,光说大仗,自打滇黔联军被逐走后,四川就打了4次。从1920年9月到而今1923年2月,也就两年半的时间,四川的老大就换了三茬:先是刘存厚和熊克武打擂台;后来刘湘跟熊克武合作搞走了刘存厚,刘湘上位;结果刘湘没干多久又被联军赶了,刘成勋上位;刘成勋干脆是因为刘湘退位的遗留问题没解决而下了台;现下一场大战刚结束,老大是谁还没定呢,另一场更大的战却近在眼前,兵祸可谓是纷至迭乘。

    刚结束的那场仗还只是集结了“大部分”川军“头面人物”,接下来要打的这场干脆是川军众将不论贵贱全部参与的一战,这阵势,这排场,也就跟当年护国和护法战争差不多了。不仅是阵势和排场跟那两场知名大战差不多,就是性质,也是差不多,大家说,要不是涉及到中央的名份之争,可能有这么全民参与的热闹劲吗?没错,这仗说白了就是南北两个政府为了争夺四川的统治权而发动的一场有决战意味的恶战。四川倒霉就倒霉在这了,只要南北关系不好,矛盾激化,少不得要在这干一场,不管是护国战争还是护法战争,四川都成了主战场,这次吴大帅要一统中华,四川不可避免的再成各方焦点。吴大帅刚刚在昨年摆平了不服气的奉系,眼下直系气势正盛,大帅也是豪情万丈,想要一举摆平四川;吴大帅放了话,我们国父也不能示弱,他也是刚刚搞定了造反的陈炯明,一心想去去晦气,吴佩孚说要在四川玩一仗,那孙中山能说个不字?

    吴大帅毕竟是大帅,出场就不凡,他振臂一呼,说要摆平南方匪党,然后就动员了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兵分鄂、陕、甘、黔四路入川。孙中山自然是要接招,但是也有苦处,原因是他手下的人马不和谐,熊克武的九人团和谢持的实业团闹得水火不容,不过孙公别的能耐没有,讲演的本事着实不坏,熊克武就被他晓以大义,给说动了,决定跟实业团摒弃前嫌,共谋抗敌。南北各有所属,但是决定胜败的,恐怕还是川军地方派的意向,那么他们意向如何呢?

    	
    后来居上
      
    

    就说吴佩孚和孙中山在四川摆开了架势,北方拥杨森入川,南方则力挺熊克武,眼见四川大战在即,地方派们可也得考虑考虑该何去何从了。当然,其实也就三个选择,一是跟着北方走,二是跟着南方走,三是自成一体,看看风头再说。由于邓锡侯几个刚跟熊克武干完一仗,梁子结的挺深,就算想和解看来也不是这一时三刻的事儿,因此,选择也就不多了,要么跟着北方走,要么就单干。单干当然最经济实惠,趁着两方干的两败俱伤,然后坐收渔利,看起来很美,但问题是,哪那么巧就两败俱伤?混水摸鱼也得有这个运气不是?因此,保险起见,自然还是要帮北方,将来北方成功了也能有个拥戴之功,玉帅一高兴,保不齐就有好处拿,而南方嘛,横竖输赢都跟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

    既然要帮北方,自然也不能零七碎八的打散架,让人看轻了,好歹找个领头的,统一规划,统一行事,也得让北军把川军高看一眼。邓锡侯几个一合计,觉得自然是要找有资历有名望又能跟北军搭上线的人,满足条件的也没几个,老长官刘存厚算得一个,但刘存厚只是跟玉帅有些点水交情,入川的杨森跟他就不怎么和谐,因此,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适才下野的刘湘了。虽说刘湘下野跟他们也不无关系,但此一时彼一时,大利当前,些微怨衍就得先放放。

    刘湘前些日子盛极而败,因为过于风光而触了霉头,被狡猾的熊克武给算计了,吃一堑长一智,刘湘交了学费,自然也不能一无所获,至少是知道在羽翼未丰之前不能当出头鸟了。不过,刘湘虽然在野,但好歹还有张面子,比如这次北方拥戴杨森入川,邓锡侯几个地方派一想就想到了刘湘,觉得刘湘跟杨森是同学关系,此前杨森还是刘湘的部属,把刘湘抬出来,也是个呼应北军之意。其实吧,邓锡侯几个毕竟是局外人,尚不了解刘湘跟杨森这微妙曲折的关系,他们是同学不假,先后担任第二军军长也不假,但要说是一家人,却也早够不上了。

    闲言少叙,我们来看看此战的进展。刚开始,自然是杨森领军攻川,并于4月6日先期取下重庆,然后就马不停蹄的沿着成渝大道进攻成都去了。不过,杨森似乎跟熊克武干仗就没占过便宜,此前导致他兵败出川的那场败仗就是熊克武所赐,而且情况跟这次差不离,都是杨森先下手,然后熊克武逆袭。熊克武当然又反击得手了,5月份,杨森在资中县被南军击溃——好像杨森要么不败,要就溃败,然后成都自然也泡汤了,只得退回重庆。9月,南军围攻重庆,双方苦战一个月,南军不分昼夜,疯狂冲杀,正所谓耍横的怕玩命的,杨森部虽然也顽强死守,但终究还是不敌,10月,重庆重入南军之手,而杨森则退往万县。

    眼下这情况对南军自然是极为有利,只要鼓足余勇,趁胜追击,杨森恐怕在万县也要待不下去了,但是,南军方面出问题了。南军主要是由熊克武九人团、石青阳领衔的实业团、刘成勋第三军以及赖心辉边防军组成。石青阳此次是奉孙中山将令入川,虽说跟熊克武有些旧怨,但一方面老大已经发话调解了,但另一方面毕竟自己也不在四川混了,所以跟熊克武倒还算客客气气。至于刘成勋,此公已经是铁心跟着熊克武混了,尤其在熊克武最倒霉的时候通电支持,熊克武也把他当自己人看,自然他不会来拆熊克武的台脚。因此,情况很明显了,拆熊克武台脚的只可能是赖心辉。

    赖心辉原是刘存厚的人,当年护法战争中还在刘存厚麾下跟滇军干过仗,赖大炮的绰号就是那时候传出来的,而他这个边防军司令也是刘存厚任命的,但是此人天生脑后有反骨,后来看着老上司倒了霉,四川驱刘之势已成,居然就在前线倒戈,造了老长官的反。赖心辉虽然而今算是跟着熊克武混,但估计他自己个也明白熊克武只是拿他当杆枪,从没把他当自己人。他为什么老被熊克武任命为总指挥?是熊克武抬举他,器重他?狗屁!还不是熊克武老想让他当炮灰?眼下南军势头凶猛,赖心辉也是开始犯愁,熊克武当下川内川外对手多,确实倒还能把他当个人,但万一对手都倒了,熊克武会怎么对他?赖心辉越想越不是味儿,觉得不能让熊克武一家独大,因此,为今之计,只有养寇自重。

    于是,赖心辉就开了小差,压根就没动追击的心思,就打算停下来让杨森喘口气。杨森本以为这回又要重蹈覆辙呢,准备在万县略尽人事之后以图再进,没想到南军这是前紧后松,真到了扫尾的时候,压力却骤减,杨森估计也没闹明白是咋回事,但也没必要闹明白,只要能喘口气,歇歇力,这仗就还不至于一溃千里。杨森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而吴大帅也得以重新部署,仗打成这样,大帅自然是不满意,总结一下,无非两条,一是赵荣华指挥不力,二是激励制度没跟上,北军不够南军玩命。因此,吴佩孚撤了赵荣华的职,换上了有欲望有战意的黔将袁祖铭,接着,为了激发川军的主观能动性,吴佩孚将刘湘任命为川康善后督办,这一来,援川军面貌一改,从绵羊变成了饿狼——袁祖铭正是身无立锥之地,打四川自然是很上心,而刘湘呢,拿到了保本的支票,也自然是要出全力了。当然,光有精神刺激还不够,大帅还给补充了大量军火,物质也跟上了。

    北军经过有效调整,气势又起来了,南军未能一鼓而定,现在就得付出代价了。11月,北军发动反攻,连取数城,战意本就不足的南军节节溃败,而总指挥赖心辉放水放过了头,差点被活捉。接下来就是势如破竹,12月14日,北军攻下重庆;转年1月27日,杨森出奇兵攻击三台县熊克武指挥部,熊克武措手不及,缒城而出——这也倒颇有古风;2月2日,熊克武宣布下野;2月8日,刘成勋宣布下野;2月9日,成都告破,刘成勋领兵逃往川康地区。北军吸取了南军未能一战而定的教训,痛打落水狗,刘湘和袁祖铭就不给熊克武任何喘息之机,一路追袭,熊克武无奈,只能离川入黔,不久后取道前往广州。 此战北军先输后赢,究其原因,无非是南军不和,总指挥赖心辉心怀鬼胎,致使功败垂成;而北军之所以取得逆转,也得亏是玉帅久历战阵,调整得法,一下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此消彼长,北军方能转败为胜。这一仗下来,四川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继刘存厚前次元气大伤之后,另一员川军宿将熊克武也步其后尘,这次输得比刘存厚还干脆,彻底退出了四川的争夺。旧去新来,战后论功行赏,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这些战后被封赏的川中要角中,除了刘存厚是老资格,其他三个都算是中生代代表,四川也算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彻底改颜了。这三人中,目前最为风光的自然是杨森,此君是因祸得福的典型,本来在一二军之战中被打的丢盔卸甲,甚至连四川都待不下去了,没想到跑到湖北却傍上了大款,这次吴佩孚要定川,就直接把他给抬上来了。但正如塞翁失马那个典故里一波三折一样,因祸得福的杨森马上就要因福得祸了,原因也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他太出挑了,四川混战多年,只要是出挑的,无一例外得惹上麻烦,杨森也不能幸免。

    我们说了,杨森是速成系要角,刘湘的同学,但是此公跟刘湘有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爱标新立异。后世谈到杨森,先说到的就是他那12个老婆,一个军阀因为老婆多而后世留名,也算是个异数了。我们知道一个爱标新立异的人也势必是个不甘人下的人,杨森便是如此,他原是刘湘的部属,但是却不甘于刘湘之下,在接任第二军军长之后,大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刘湘有旧二军,他就有新二军,眼下靠着玉帅,他后来居上,压了刘湘一头,但这一头是那么好压的?

    	
    得意忘形
      
    

    杨森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就说他这妻妾十二钗的噱头,其实要说民国军阀三妻四妾的再正常不过,但是像他这样故事那么多的却也独此一家,当然,杨森的这个特质也体现在了他的军事生涯上。就说二次革命那阵,别人都把熊克武当瘟神,避之唯恐不及,杨森就各色了,他居然自说自话跑到熊克武那里讨袁去了,这跟他的同学刘湘虚虚实实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当然了,讨袁嘛,自然也是败了,杨森也被俘了,好好的一个川军营长,就因为脑子发热,成了滇军战俘,但是,杨森真是祖坟冒青烟,非但没因此倒霉,还接茬往上冒。杨森的贵人是黄毓成,此公对杨森青眼有加,杨森得他重用,虽然从川军混到了滇军,但升迁却并未停滞。后来在靖川之战中,杨森总算逮着了机会,重又回到了川军,而且靠着老同学刘湘的提携,不断蹿升,最终接替刘湘,当了第二军军长。

    刘湘提携杨森,自然是看在同是速成同学的份上,但是杨森却好像并不感恩戴德,踏踏实实跟着刘湘一块打天下,自打他当上第二军军长之后,就一心经营自己的势力,想要自立了。刘湘自己在川军中地位不断上升,但他视为臂助的杨森却屡有离心之意,这种离心趋势终于在一二军之战中演变成了事实,杨森居然在未得刘湘将令的情况下抢先出兵发难,最终连累刘湘输了个一干二净。这次杨森在吴佩孚的帮助下重回四川,最后一排座次,居然杨森排到了刘湘前头,杨森当上了实质上的四川督军,而刘湘却只是个边防督办。刘湘对杨森爬到他头上来自然是一肚子的不服,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内里早就开始安排开了。

    杨森如今那么风光,说穿了,也就是狐假虎威,他自己当然没啥能耐,但架不住投靠了个好主子啊,吴大帅当下是什么分量?接连击败了皖系和奉系,正是最鼎盛的时候,杨森傍上了他,算是有福气了。因此,杨森如今也是志得意满,把谁都不放眼里,总觉得万事尽在掌握,对刘湘搞自己的小动作也未有丝毫提防。其实杨森如今那么牛逼,早就被一票人盯上了——他现在霸着兵工厂,造币厂,独占自贡盐税,整军经武,大肆扩充,别人又不是瞎子,会不知道他的野心?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人敢明着挑战他?是因为他杨森牛逼吗?还不是因为杨森上面有人?打狗看主人,惹得起杨森,可惹不起大帅。

    不过,大帅虽然能保杨森一时的风光,可也保不了一世的风光,因为大帅甚至连自己都保不住。比如,大帅在1924年10月因为冯玉祥在后院放火,导致直奉二战一败涂地,自己也下野了,而此时在京城执政的换成了段祺瑞。刘湘的政治敏感性何等敏锐?看到吴大帅下野,就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刘湘马上派人去京城疏通,跟段祺瑞套近乎,并建议段祺瑞把直系余党杨森给掳了。同志们,段祺瑞这个执政虽说就是个空头皇帝,在国家大事上得看张作霖的眼色,但是,四川这档子破事,段祺瑞也是能一锤定音的,因此,刘湘釜底抽薪,一下就打中了杨森的七寸。段祺瑞此次出山,早就是落架凤凰不如鸡,日落西山的人,刘湘居然看得起他,对他主动示好,想来段老虎一定是激动的泪流满面了。那还说啥?既然刘湘愿意当他这个落魄大哥的小弟,这事也得帮小弟办了吧。

    于是,段祺瑞就在刘湘的建议下,对四川军政来了次大换血,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全川部队;委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刘文辉是刘湘的族叔,关系自是不凡;而刘成勋和赖心辉,则体现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政坛逻辑。刘赖二人原是跟着熊克武混的,但是熊克武在南北大战中输得一塌糊涂,第一军也全数开拔,跑到了广州讨生活,因此,这俩现今也是落魄无主,而将他们搞得如此狼狈的罪魁祸首就是杨森。刘湘自然知道这俩肯定会在杨森上位后遭遇打压,也知道这俩倒杨之心最烈,因此,刘湘自杨森上位之后就加紧联结这俩,结成倒杨同盟,准备时机成熟后共同举事,将杨森逐出四川。刘湘确实是个比杨森深沉得多的角色,杨森性情冲动,一旦得意就易忘形,而刘湘本就生性谨慎,上次交了笔学费后更是功力大进,他不声不响经营许久,如今大帅一倒,刘湘就把他秘密经营的倒杨同盟搬上了台面。

    杨森虽然狂傲,但也不是一点眼力见没有,如今刘湘步步紧逼,他也不能坐以待毙,那就刀兵相见吧。于是,4月12日,杨森下达了对刘成勋、赖心辉两部的讨伐令,五路发兵,进攻川军余部。杨森这两年霸着金山银山,又占了兵工厂,势力之盛已是川军翘楚,因此,这一发兵,川军各部就尝到了杨森的厉害,杨森部连战连捷,短期内便已攻占72县,军队更是大肆膨胀,发展到了19个师加12个混成旅。这家伙什一亮,不说刘湘等人大为心惊——都知道杨森势大,却也没想到已经到如此一览众山小的地步,连段祺瑞都坐不住了。原本刘湘建议他将杨森调入京城的时候,段祺瑞还认为杨森也就口气大,没太放在心上,如今睁眼一看,发现杨森实为川中巨鳄,刘湘这个小弟说不定架不住了,于是匆忙发令,撤除杨森所兼川中各职,调入京城任参谋总长。

    杨森这几年不管不顾的大吃大喝,把自己练得腰圆膀粗,肌肉强健,为的就是以拳脚统一全川,如今眼见经营已见成效,未几便可将所有敌人打趴下,当然不乐意戴上段祺瑞奉上的高帽,因此,杨森说了,心意我领了,但是官就不当了,接茬待在成都。杨森势头如此之大,以前不是刘湘盟友的川军将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比如邓锡侯便是如此,按说他也是刘湘结盟的受害者,省长的位子就被段祺瑞掳了,但是比起这点过节,显然杨森更让他心悸,邓锡侯识时务,在刘湘找上门之后,决定跟刘湘共谋倒杨。

    于是,以三刘一赖为主体,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参与的倒杨联军正式形成,众人公推袁祖铭为联军司令,邓锡侯为前敌总指挥,而刘湘坐镇后方,任后勤司令,于7月1日兴师讨杨。其实以实力来说,杨森还是高于联军,但是杨森这个人向来不把稳,顾头不顾腚,刚开始赢了一阵之后,就想着调集兵力找联军主力决战,这一来就把部下王兆奎师搞成了孤军,结果就被邓锡侯部击溃,然后联军全线反攻,杨森防线松动,被迫退往沱江。就到此时,杨森也只能说是稍有不利,元气未伤,调整部署之后尚能反攻,但是,刘湘埋在杨森身边的定时炸弹炸了。

    其实,部将被策反,这事并不少见,刘湘和邓锡侯都碰上过,不过这俩都是小心谨慎之人,步步设防,因此,都是提前侦破,然后早做反应,但是杨森是什么人?横来直去,大开大阖的人,霸气有余,谨慎不足,因此,别人能防好的事他就防不了,比如这次临阵倒戈的王瓒绪其实跟刘湘眉来眼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杨森愣是没注意。如今正值他短暂受挫,组织反击之际,王瓒绪通电拥刘,可谓是重重打了杨森一闷棍,军队打仗靠的就是一口气,杨森本是短了半口气,正要鼓起来,王瓒绪一反,这口气彻底泄了。这口气一泄,杨森一溃千里,不可收拾,8月10日,成都为联军所破,杨森被迫与联军谈判。联军得势不饶人,愣是要让杨森把军权全数交出,杨森无奈,只得领一营警卫逃往宜宾,不久后,杨森跑到汉口,重投吴子玉。

    四川战到如今,其实杨森是最有希望统一四川的,因为四川还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拥有对川军余部如此压倒性优势的军力,但是,杨森注定不是四川的霸主,因为他缺乏一个霸主最重要的素质——谨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杨森落败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霸气是好的,但得意忘形却也是取祸之道。

    	
    福星高照
      
    

    倒杨之后是个什么情况,在前文我们已有详述,大抵是袁祖铭和刘湘在分赃的问题上没有谈拢,最后闹了个一拍两散,而袁祖铭趁着刘湘不在重庆,玩了点花招,将刘湘势力尽数逐出。刘湘无奈,只得去找刚打了一架的老同学帮忙,杨森当然也想东山再起,而川军余部呢,实力均不如刘湘,为了避免刘湘坐大,也同意杨森入川,既然各方面都无异议,条件谈拢了,杨森也就入川了。此后杨森召集旧部,与刘湘合作,赖心辉、刘文辉等人响应,将袁祖铭逐出了四川。

    杨森去而又返,但实力已非昔比,虽然分到了下川东的地盘,但再也无当年一览众山小的气魄,这就跟他的主子吴佩孚似的,虽然复出,而且阵仗搞挺大,但毕竟也是夕阳斜照,强弩之末了。然而,还有句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杨森虽然元气大伤,但毕竟底子厚,这次回来后依然还能与刘湘分庭抗礼,比之川军余部,尚有些优势。刘湘与杨森这俩速成系核心而今是四川的主角,在川东二龙戏珠,谁也奈何不得谁,但是四川地面上除了这俩主角,还有一批配角。配角自然是不如主角那么惹眼,但是人家也得混饭吃,绿叶配红花的戏码,他们也没兴趣,所以就只能团结起来跟主角抢戏。

    军队里拉关系,最好的桥梁就是校友之谊。四川前有武备系,中有九人团(这九人就是留日期间的同学),现有速成系,说白了,都是校友关系打头;因此,配角们攀交情,也是从校友情谊入手。于是,四川军界又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是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为核心的保定系——这仨目前在四川应该仅次于速成双雄;二是李家钰和罗泽洲为核心的军官系,这俩是新晋人物,李家钰就是在1926刚年从第一师师长升任边防军司令,四川陆军军官学堂不如保定军校牌子大,因此军官系成员在四川军界历来不受待见,因此李家钰也得到了不少响应。速成、保定和军官三派,最有实力的无疑是速成系,但是速成系那俩现在可不太对付,因此,虽然保定系和军官系实力稍逊,但也混得下去。

    就在四川吵吵闹闹,没个消停之时,民国又出了大事——南方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川军各将自己家里头这点子烂事还没闹明白呢,自然没心思到外面去折腾,但是国民党要抢北洋系的饭碗,川军帮不帮忙先两说,你得先给我表个态吧——到底是接茬跟着北洋混,还是弃暗投明?其实到底跟谁混,估计除了杨森,余人倒也没啥偏好,但是这个态却也不好表,关键是辨不清风向,万一表错了态,那不就抓瞎了?不过北伐军眼见势头凶猛,瞬间取下湖南,形势比人强,逼得人表态,于是,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于1926年8月通电讨伐吴佩孚,但是也留了一手,光表态不出兵。

    这几个跟玉帅没交情,说反就反了,倒也罢了,但是杨森就麻烦了,杨森混到今天,说白了,是托了玉帅的福,杨森又不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主儿,对玉帅,他是感激的,因此对这事非常头疼。国民党方面也知道杨森跟吴佩孚这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更怕杨森出兵相助,于是一方面派朱德、陈毅等川籍人士前往游说,另一方面川中名将刘伯承发动泸顺起义,再兼国民党在10月份攻克了武汉,杨森眼见玉帅大势已去,无奈只得同意易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自此,四川易帜正式完成。

    国民政府将四川最具实力的七个将领都任命为军长,表面上看是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实际上暗藏玄机——这叫做丛建诸侯而少其力。国民政府不怕四川乱,就怕四川不乱,如果四川出个强势人物,把乱子平了,那就是又一个半独立藩镇。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就希望把水搅混,而将七个人都任命为军长,实际就为了搅浑水——为的就是给国府收川赢得充裕的时间。事如人料,四川的统一之战确实打得格外艰难,可谓旷日持久,到最后刘湘统一四川,那也是扒了好几层皮,而且更可悲的是,刘湘还没来得及安享胜利果实呢,四川就被老蒋给抢了——这事以后再说。

    易帜之后,四川就形成了各地均有其主,藩镇之中有藩镇,乱中有定的格局。比如一直就不甘于平淡的杨森就发现世道变了,再想在四川有所进益,难度系数那是提了好几个数量级,但是杨森可不是那种能太太平平过日子的人,这当口就又目光投向了临近的鄂西,想趁着北伐之机,顺手牵羊,捞点挣点。早在易帜之前,杨森其实就已经出兵鄂西了,表面上当然是帮玉帅助拳,实际嘛,无利不起早,帮玉帅干活,玉帅自也不能亏待他,可惜的是,杨森选错了时候,这正是北伐军势头最猛的时候,那还不是撞枪口上了?于是,杨森初次进军鄂西被北伐军给打了回来,只能暂且忍耐,等待时机。

    时机自然是有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宣布清共,并在南京另立中央,跟武汉中央摆起了擂台,而这时候老蒋就来撺掇川军攻打武汉。老蒋找了刘湘和杨森两个人,我们知道,刘湘此人精明谨慎,没把握的事情不干,因此虽然接受了任命,但态度却有些消极,也不愿自己出兵;不过,杨森却对此事提起了十二分兴趣,尤其是老蒋还给杨森开了张远期支票,承诺事成之后让他管汉阳兵工厂,杨森这下彻底被撩拨起了欲火。杨森为人冲动,虑事不周,想干就真干,也不管武汉是不是真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反正就是要捞一票。

    5月份,急不可耐的杨森出兵攻鄂,刚开始还得到了驻节宜昌的夏斗寅的呼应,眼看着武汉方面兵力空虚,一鼓可定,但是夏斗寅却碰上了硬茬子,留守武汉的是叶挺,那是真刀真枪不带虚活的名将,夏斗寅自是抵敌不住,被叶挺部击溃。武汉方面觉察有异,急令唐生智部李云杰师回师增援,前往仙桃镇,与杨森交战。川军的装备在民国各军中是一等一的差,跟汉阳造为主的北洋军比都稍有不如,更别提跟苏械装备的北伐军比了,因此,虽然武汉方面只派了李云杰一个师,但是要攻打战斗力素称薄弱的川军,那还是四指捏田螺,十拿九稳的。杨森原本是想趁虚而入,浑水摸鱼的,借着武汉防备空虚的当口,干他一票的,但是悲哀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李云杰击溃了。仙桃镇一战,杨森七个团造全歼,第九师几乎全军覆没,而且前有追兵,后有堵截,杨森眼见不利,于6月底跟几个亲信爱将抢上轮船,率先逃命去也。主将能乘船逃命,当兵的怎么办?三个选择:选择抵抗的被干掉,选择逃命的流落他乡,当然,最好的选择是投降。

    杨森匆匆忙忙赶回老家,却发现屋漏偏逢连夜雨,刘湘趁着他出兵湖北,抢先占了他的根据地万县。刘湘比杨森机灵多了,也沉稳多了,他就知道去武汉没啥好果子吃,于是,杨森去前面打仗,他就在后面看戏,看到杨森溃败,他就先下手为强,把杨森老巢给占了。这下杨森真是有苦说不出了,在外没捡着洋落不说,自己的原有地盘也被抢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输大发了。不过,杨森因为性格冲动吃亏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但总能转危为安,说穿了,就是福星高照,运气好,这回运气又来了,刘湘想螳螂捕蝉,却有邓锡侯和刘文辉几个黄雀在后,刘湘来打万县,他们就打重庆。刘湘一看重庆丢不得,只得跟杨森协商,归还万县,自己领兵回援去了。

    杨森确实一直有幸运女神光顾,因此屡屡能化险为夷,但是好运气也不总是跟着他,玉帅彻底倒了之后,杨森就得跟着倒霉了。

    	
     左右逢源
      
    

    从优秀政客的角度来讲,杨森或许并不够标准,他不够冷静,不够理智,不够谨慎,冲动,率性而又莽撞,因此,不管杨森曾经多么风光,但他终究不可能成为四川的救世主,乱局的终结者。但是,完美的政治人物通常意味着泯灭人性,杨森不然,他是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就像吴子玉一样。患难见真情,如果说一开始很多人认为杨森结交吴佩孚是因为大帅的声望和权势,那么当浮华已去,大帅不再,杨森对吴佩孚的态度就可以明明白白的宣示出什么叫交情。

    吴佩孚之所以亲睐杨森,扶助杨森,屡屡在杨森倒霉的时候慷慨接纳,并一度将杨森捧上四川首席的位置,自然不仅仅是因为吴佩孚需要在四川找个代理人。我们知道,吴佩孚本人就是个性情中人,通俗点说,玉帅是个纯爷们,因此,玉帅与人交往自有他的一套标准,而杨森跟他的关系,与其说是主臣之交,还不如说是朋友之交,物以类聚,杨森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跟吴佩孚是一类人。因此,当1927年11月,吴佩孚在河南大势已去,穷无所归之时,唯有杨森不避嫌疑,开怀接纳,将其待为上宾。这时候的玉帅有什么呢?玉帅丢掉了一切,而且再也没机会东山再起了,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处境极端微妙的政治人物,杨森接纳他,除了引来无穷的后患,还能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杨森此前早已易帜,如果他能跟吴佩孚一刀两断,对他的政治生涯有益而无害。但是,杨森终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玉帅能屡屡在他危难之际帮他一把,如今玉帅有难,杨森又怎能拂袖而去,不闻不问?杨森义气深重,实在是个难得的真汉子。

    杨森当然知道接纳吴佩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可能被瞬间推上风口浪尖,甚至万劫不复——在四川,有多少人在盯着他?事实也确实如此,杨森在接纳吴佩孚之后,就迅速被架上了审判台,流言蜚语不断,中伤诅咒无穷,更有人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甚至有人试图利用此机将其置于死地。不过那又如何?磊落光明大丈夫,知恩图报真汉子,杨森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地,坦坦荡荡,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良心,这就够了。当然,杨森这么做肯定对不起自己的多年奋斗了,不过,没有玉帅就没有杨森的今日,无非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蒋介石听闻此报自然是万分恼火,他对杨森本就不够信任,如今杨森居然擅自收留吴佩孚,眼见根本没把他这个民国新晋头脑放在眼里——此人不除,威信何立?于是,老蒋下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并拟由其部将郭汝栋代其军长之职。杨森自是不服,不愿让权,这一来杨森就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内有部属谋逆,外有强敌虎视,处境也算是危险之极。杨森落到如此地步,最高兴的莫过于刘湘,二人自从一二军之战破脸之后就形同水火,虽也有合作驱袁一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两人如今分掌上下川东,资深相仿,实力相若,都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如今杨森公开忤逆老蒋,刘湘就认为倒杨时机成熟,要下手了。

    当然,刘湘为人阴损的很,就算要对杨森动手,也不愿自己下手,他想利用杨森跟部将的矛盾,釜底抽薪,将其击溃。跟杨森有矛盾的部将当然首先是郭汝栋,老蒋明令杨森交权与他,杨森不从,郭汝栋眼看要当军长,却当不上,当然很不爽;此外,另一名跟杨森已经水火不容的部将是范绍增。范绍增大名鼎鼎,外号范哈儿,早年加入袍哥,为人豪爽侠义,交游广泛,黑白两道皆有显名,杨森跟他不对付,也正是因为范绍增的袍哥背景。范绍增绿林出身,虽然投靠杨森,却暗自发展袍哥势力,始终不为杨森所用,杨森对他很是忌惮,甚至动过杀念,范绍增得知消息后逃出,投奔郭汝栋,共谋倒杨。

    1928年2月,范绍增以为老父过六十大寿为机,与郭汝栋、赖心辉和吴行光三人秘密达成倒杨协议。4月,四部共同发难,围攻杨森,杨森眼见包围之势已成,退出根据地万县,将主力集结在开江一带。刘湘此前早得到了老蒋要其收编杨森所部的命令,四部倒杨也是他在暗里策划所致,现在杨森在四部围攻之下放弃老巢,刘湘以为杨森大势已去,还没等战场传来捷报,就赶忙去向老蒋报功了。不过,刘湘显然低看了杨森,杨森虽然此前败绩无数,也有些咋咋呼呼,不太靠谱,但是杨森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可也不只靠运气,很快杨森就用实际行动抽了刘湘一记响亮的耳光。杨森退出万县,其实本质上来讲是战略转移,跳出包围圈,选择有利地形与敌决战,更何况,哀兵必胜,倒杨联军以为杨森大势已去,却不料在开江的决战中遭遇惨败。

    不过,刘湘虽倒杨未成,却也大获其利,范绍增就在倒杨失败后投靠了他。刘湘倒杨,做的是无本买卖,稳赚不赔,唯一的区别就是赚多赚少,杨森如果败了,自然是大赚,杨森即便不败,刘湘也无损失。杨森经过武汉一败,倒杨一战,已经是锐气大挫,虽未全败,却也是强弩之末,刘湘未获全功,但也狠赚一笔。刘湘本就是个精明了得的人物,在遭遇过那次重大挫折后,现在更是把政坛法门练得炉火纯青,因此,尽管杨森后来居上,一度将其完全压制,但是刘湘闪转腾挪,利用杨森嚣张跋扈、易于树敌的特点,屡挫其锐,悄然之间又完成了反超。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以便揣摩刘湘灵活的政治手腕。

    在一二军之战后,杨森退往宜昌,投靠玉帅,而刘湘则被迫下野,避难老家,可算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也不比谁强。真正让杨森和刘湘拉开差距的是南北之战,虽然两人可算是同一时期复出,但声势已有悬殊之异,杨森以吴佩孚钦差之名,被北军众将簇拥返川,隐然以川内头号人物自居;而拥刘复出的,只是川军众将,而且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与杨森的私人关系。此战过后,杨森任四川督理,将核心部门造币厂、兵工厂以及自贡盐井一并控制在手,实力迅速膨胀,已是川中巨鳄;而反观刘湘,仅为川滇边防督办,虽实力有所回复,但与杨森已不能同日而语。自此,杨森这个速成系二号人物,刘湘先前的部属,彻底完成了对刘湘的超越。

    在此情况下,刘湘不动声色,秘密行动,等待时机。刘湘的行动主要是策划一个稳固的倒杨联盟以及在杨森身边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应当说,刘湘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倒杨联盟的问题上,他找到的不是刘文辉这样的自家人,就是刘成勋和赖心辉这样的边缘人,在一致的倒杨诉求下,这个联盟并未出现一般联盟极易出现的内讧情况;而在策反部将的问题上,杨森始终未能察觉,并能在战役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也堪称完美。而一旦杨森后台吴佩孚倒台,刘湘就迅速抓住机会,投效段祺瑞,扶植同盟,尽一切可能压制杨森的气势。在最后的倒杨之战中,刘湘坐镇后方,统筹一切,最终大得其利。

    倒杨一战,杨森元气大伤,虽然在和刘湘合作驱袁之后复出,声势复振,但也只能跟刘湘堪堪相较,隐处下风。而后刘湘与杨森同受老蒋指令攻鄂,但是二人态度迥异,刘湘淡漠,而杨森激切,最终结果是杨森在武汉一战中灰头土脸,损失惨重,而刘湘却差点借机鸠占鹊巢,此战之后,刘湘已然优势在握。至于本节所述杨森因吴佩孚事而早围攻,刘湘依然是暗中挑唆,冷眼相看,虽事未成,却也收编了范绍增部,削弱了杨森,此战之后,刘湘已然彻底压倒了杨森。

    因此,刘湘是怎么反超杨森的呢?我们发现刘湘总是能准确找到杨森的弱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更有甚者,在屡次的倒杨之役中,刘湘虽然频频参与其间,却极少出兵攻袭,大多是借刀杀人之作。刘湘总是隐藏在幕后,冷酷的一点一滴蚕食杨森的优势,而杨森呢,性情豪放,为人感性,最终将优势拱手让人。一个左右逢源,一个四处碰壁,一个冷酷,一个热血,孰胜舒败,不言而喻。

    	
    扮猪吃虎
      
    

    刘湘自复出以来,虽偶有小挫,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早已复先日旧观,而他的主要对手杨森则屡屡受挫,优势也已荡然无存,此消彼长,如今的四川,刘湘已隐有超然之势。而自川军各部易帜,刘湘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又是拖了杨森的福,正因为杨森接纳吴子玉犯了蒋介石的忌讳,刘湘方得机会献忠投效,此前联众倒杨,俨然以国府钦差自居。刘湘既已取得老蒋信任,又据有重庆富庶之地,实力稳步提升,虽无平服全川之能,却已是个中翘楚。

    眼下四川群雄并起,刘湘虽小有优势,但短期内以一敌众,统一四川,却也是绝无可能,况且,吃一堑长一智,刘湘自那次下野之后,就已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加之刘湘本就谨慎,自也不会再有此念。中国历史上的乱世霸主,其实从未有过一挑数众的成功先例,当日西楚霸王何等威猛,在刘邦、韩信、彭越的合攻下,不也有十面埋伏的悲怆?战国七雄中,秦国能脱颖而出,鼎定华夏,更是其远交近攻、以连横对抗合众的战略之功。刘湘在四川滚打多年,更是深明其中利弊,也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的道理,统一全川,首要的工作就是拉一批,打一批,减少对手的数量,完成清场工作。

    既然要拉要打,自然就得先弄明白拉谁打谁,如何动作最为高效,首先,盟友当然不能过多,多了就达不到减少对手数量的效果;其次,盟友必须强弱适中,太弱就非但不能清场,而且反受其累,太强则投食饲虎,反为不利。刘湘权衡再三,决定拉拢保定系,排挤川军余众,保定系核心三人,恰好不多不少,实力固然不如刘湘,但也是强力臂助。于是,1928年9月23日,刘湘就跟保定系的三个骨干刘文辉、邓锡侯以及田颂尧在资中开会,当然会上所谈的就是如何合作,如何御敌,然后如何分赃,计较之后,达成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

    这会一开,川中哗然,川军余将都是大感不忿,这明摆着就是刘湘四人自说自话分家,把哥几个都挡在门外,大家一口锅里吃饭,你们把食都占了,我们喝西北风去?刘湘能跟保定系三人组个小团体,难道他们就得等着被各个击破?没的说,你联合你的,我联合我的,大家到时候见真章。于是,被排挤在外的川军各将在刘湘开完会后没多久也聚一块开了个会,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自此,川中一分为二,即将上演的又是川斗的主旋律,自熊克武离川之后,就每年必演上几回的同学之争——刘湘与杨森之战。 八部同盟自然不愿意落人后手,因此,开会之后便决定共同发兵重庆,攻打刘湘。但是,八部既称八部,匆忙进兵自然也有号令不齐,兵力不统的弊病,原本是八人摩拳擦掌,决定几路合围,对刘湘来个瓮中捉鳖的,但是,仗还没打,就有几路被刘湘不动声色的给退了。三国演义里讲曹丕曾在刘备新丧之时,联合东吴、西羌、南蛮,兵分五路进攻成都,当时后主刘禅彷徨无计,正是诸葛亮未动一兵一卒,将五路兵马逐一发付。诸葛亮所用的手段说来并不复杂,就是牵制,比如对付西羌,就是以马超做牵制,而刘湘大概也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依样画葫芦,听闻八路兵发之时,就跟保定系相联系,让刘文辉等部牵制对手,这牵制的手段一用,八部就剩下了两部,进攻重庆只剩下杨森和罗泽洲两部。

    八部剩下两部,按说已经是先折一阵,但如果能统一行动,倒还能打上一打,但是杨森这个盟主大概也是说话不咋管用,明明跟罗泽洲讲好一起行动的,没想到罗泽洲贪慕重庆富庶,存了个先下手为强的念头,在10月中旬就抢先出兵,想要先发制人。同志们,打仗靠的是集中力量攻打对手弱点,最忌讳的就是缺乏协同,一盘散沙,罗泽洲实力本就不如刘湘,却不等盟友,孤军入境,这还能有好果子吃?刘湘看到这个情况也知道天助我也,于是赶在杨森大部未到之前,亲赴前线督阵,与罗泽洲决战。双方从10月17日起,在江北一碗水地区激战两日,罗泽洲兵微将寡,被刘湘击溃。其后,刘湘马不停蹄,动员兵力去迎击杨森,半道截击,自然是事半功倍,杨森猝不及防,又是大败,此次丢城失地,所属防区下川东尽为刘湘所取,而杨森自己则逃往李家钰属地。

    刘湘此战又展现了高出众人一筹的手段,先是联结盟友牵制各部,使得八部减为两部,而当两部动作不一时,抓住机会,后发先至,逐一击破。这仗原是八部群殴刘湘,但在刘湘三拨两划之下,却演成了刘湘将八部各个击破,着实得了个好彩头。此战后,刘湘占据了杨森下川东各县,地盘大为扩大,又收编了杨森三万部众,还将郭汝栋部也收归己有,兵力也急剧增长,声势之大,为全川魁首。刘湘坐大,各部虽然不忿,但也知老虎屁股摸不得,急切不可与战,但是此战打得如此丢人,这个场子无论如何非得找回来,更何况,现今杨森、罗泽洲都客居李家钰属地,虽说是盟友,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各部决定捡个软柿子捏。

    大家想必已经明白了,没错,这回八部同盟找的是刘文辉。刘文辉不是跟刘湘穿一条裤子吗?前战不是堵了各位的路吗?老子惹不起刘湘,难不成还惹不起你刘文辉了?这八部同盟不敢找刘湘报仇,气势上已经输了一半,而自以为瘦死骆驼比马大,却也是看轻了刘文辉,刘文辉到底是不是软柿子,一会这些人就明白了。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四部攻一部,刘文辉虽然跟刘湘同乡同族,但毕竟实力相差不小,是不是这个场子就能找回来呢?刘文辉很聪明,知道这四部气势汹汹,是报仇来的,因此要是上来就硬碰硬,人家这三板斧下来,却也不好消受。因此,刘文辉采取的策略是避敌锋芒,以退为进,等对手的这股悍气给泄了,再行交锋。于是,四部虽然势大,但急切求战之心却并不顺遂,刘文辉部并不与他们马上决战,而是收缩兵力,且战且走,求战不得自然容易虚火上浮,但虚劲一过,人就彻底虚了。此时,刘文辉部突如猛虎出笼,向外反扑,四部本已势颓,这下更是被打的大败。

    八部同盟原本是联合起来与刘湘等人一较高下的,按说实力也并不悬殊,但是无奈八部虽多,却全无合力,与刘湘一战,杨森与罗泽洲大伤元气,而后与刘文辉一战,又是四部大败,接连两场大败下来,他们就再也无力与二刘争雄了。如果说刘湘对这八部的围攻泰然处之还在大家的意料之中——毕竟人家是川中头字号,实力、资历都在那;而刘文辉也能击败四部也有些出人意料了,而且看起来非但大家吃了一惊,那四部想来也是吃了一惊。事实上,刘文辉才是扮猪吃老虎,闷声发大财,刘湘虽然低调,但大家都还知道此人不凡,而刘文辉强到这个程度,却着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

    刘文辉资历不算老,名头不够响,一直以来就似乎从来只在川中内争扮演配角,偶尔露面,也是混水摸鱼,现如今底牌一亮,大家赫然发现,此时的刘文辉已然是个能与刘湘分庭抗礼的人物。刘文辉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熊克武崛起于护法战争,刘湘崛起于靖川、驱刘之战,而杨森崛起于南北大战,似乎无论哪个川中巨头的崛起都有迹象可寻,但是,刘文辉实在太过特殊,特殊到我们甚至找不到他宣告崛起的代表作。事实上,这才是刘文辉,虽然大手笔不多,但出手必中,从不失手,而越是如此,越证明此人实在不简单。

    	
    孤家寡人
      
    

    刘文辉悄然坐大,无声无息之间竟隐与刘湘成分庭抗礼之势,这充分说明,天下的投机其实都是一码事,但求有赚无赔,不求一昔腾达,滴水能穿石,集腋亦成裘。四川乱局多年,豪杰之士举不胜举,但从熊克武、刘存厚至刘湘、杨森,无论谁有了旦夕之间平定川局的念头,都是转眼祸便至,熊克武远走,刘存厚式微,杨森屡挫,均为此故。刘湘虽然谨小慎微,精明能算,但也曾因为目空一切,高调做人而吃了大苦头,被迫坐了一段时间的冷板凳,而他能重新崛起,也多是因为恢复了谨慎的性情。刘文辉在这些人里头,名声最小,资历最浅,亦无煊赫之功,但在川战这场政治长跑中,决定胜负的并不是爆发力,而恰是耐力——刘文辉不急不缓,确是暗合了长跑之道。

    刘文辉稳扎稳打,走的是低调路线,每次出手只看赚不赚,不看赚多少,从不豪赌狂飙,这种策略一开始显得平平无奇,但是越到后面越奏功效。刘文辉从不显山露水,每次川中大战都是量力而为,有便宜就顺道打秋风,没便宜也不强求,因此,虽然刘文辉的名字经常见诸战端,但是从来就没有名列要位,不过是红花身旁陪衬的绿叶,主角身边的配角。乱世之中的主角并不好当,四川乱斗多年,也换了好几茬,主角们昙花一现,而他这个配角却越演越出彩,现如今不仅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大腕的气度,而且戏份大增,演技出挑,俨然有了主角的架势。刘文辉混到今日,终于得到了川军各将的认可,从配角演到了主角。

    刘文辉现在拥兵12万,防区除西康十数县之外,坐拥上下川南,上川东共六十余县,属地之大,地盘之广,已是大半个四川,在川中众将中,也就是刘湘能与其相提并论。做小容易做大难,以前实力不济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少得多,占便宜也容易得多,但是到了如今这个位置上,再想前进一步,那就得虎口拔牙,难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以前做小的时候就不用考虑外交问题,只需随大流喊两声也就罢了,但是如今做大,跟谁不跟谁就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前途,再不是随波逐流敷衍了事可以行得通的了。刘文辉这出头之后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谁混,而这自然就是赌博,而且是关系前途命运的豪赌,在其位谋其政,这场赌博是躲不过去的。

    刘文辉占便宜的本事自然是炉火纯青,但是现如今摆在他的面前的这场赌局跟他以前的赌法大相径庭——赌注太大,赌局难测,而且难于风险规避。当时中央的局面又是混乱无比,北洋系虽然垮台,国民党却又分成蒋系、桂系、冯系、晋系四派,蒋介石欲削平诸侯,自领霸主,但优势却又不甚显明。想来刘文辉也是想破了脑袋,也看不清局面,于是,只能一切都看天意了——刘文辉下注,赌的是桂系。刘文辉肯定有他的想法,桂系当时正是如日中天,实力鼎盛,此前还将蒋介石逼宫下野,现在实力远甚当初,想必更操胜券。

    有道是落子无悔,刘文辉既然决定将宝压在桂系上,那就再无回旋余地,只能期待桂系如他所愿,搞定老蒋了。可惜的是,运气总有用完的时候,刘文辉一路走来,也太过于顺畅,如此鸿运当头,已是罕见,从概率上讲,刘文辉也该倒霉一次了。从前都是小赌,输了无伤筋骨,最多重新来过,从前赢得再多也赶不上这次输一场。很不幸的是,刘文辉早不输晚不输,偏偏就输在这最要命的一场,这场赌博可以算是血本无归,桂系让他吃足了苦头。先是蒋桂之战,蒋介石先将白崇禧所率唐生智旧部策反,又将李明瑞勾搭悖逆,桂系接连受挫,终至完败。后在中原大战的决战中,反蒋盟军心不齐,晋系半道而退,桂系积劳无功,冯系孤军奋战,而后张学良领军入关,一举鼎定大局。刘文辉在此关键性两战中无一例外发电讨蒋,但是,这两战老蒋无一例外大获全胜,这下刘文辉把民国新晋头脑蒋介石得罪到了骨头里,老蒋看来是决计放他不过了。

    刘文辉投机失败,刘湘却春风得意。刘湘也是运气好,其实初时跟老蒋交好只不过是为了对付他的老同学,但是既然已经交好,就不能出尔反尔,否则两边不是人,倒要倒大霉。因此,就在刘文辉屡屡跟老蒋唱反调,将赌注压在了老蒋的对立面时,刘湘却打定了主意拥蒋,甚至还在蒋桂之战中出兵武汉相助老蒋,这下马屁可算拍对了地方,老蒋对他着实是另眼相看。老蒋在这争霸战中脱颖而出,取得了霸权,当上了霸主,虽然尚需稳固地位,但大势已成——刘文辉得罪了他,而刘湘讨好了他,这二刘之争的天平可算彻底偏了方位。

    就在川外纷乱不休,二刘争相投机却效果迥异之际,四川又爆发了北道之战。起由是罗泽洲师内部哗变,我们知道,罗泽洲是军官系二号人物,又是八部同盟的成员,但是,他这一师却隶属于邓锡侯二十八军,当然,这个隶属关系也就是个表面文章,因为邓锡侯根本就管不了罗泽洲,罗泽洲我行我素,也不将顶头上司放眼里,这次罗泽洲被扣,邓锡侯当然来的正好,想就势将其废黜。于是,一心想将该师收归己用的邓锡侯就将部将陈鸿文擢为师长,让他趁着这个机会去接管罗师。按说要是快刀斩乱麻的话,这事就该了了,但是可怜陈鸿文初来乍到怕稳不住局面,贸然将罗泽洲除掉又怕军中不服,所以,罗泽洲虽然被扣,却未有性命之虞。再退一步讲,即便不杀掉罗泽洲倒也无妨,好歹将他好好看着啊,但是,怕什么来什么,罗泽洲不知怎的,居然溜了出去,这下问题就来了。

    罗泽洲逃得一条性命,自然去找同学李家钰帮忙,而李家钰一看老同学出了这档子事,军官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敢怠慢,联合了杨森,就准备进攻顺庆,逼迫陈鸿文交权。陈鸿文一是对罗泽洲师还不能全部控制,命令自如,二是毕竟对手势大,于是陈鸿文战败,退往成都。陈鸿文战败,邓锡侯怎能干休?于是邓锡侯也就出兵攻打李、罗,而保定系的同学刘文辉和田颂尧自是领兵助战。这下轮到李家钰战败了,李家钰一败,知道四川也就刘湘有能耐帮他,于是,干脆摒弃旧怨,投靠了刘湘,于是,刘湘也就出兵相助。这你找我帮忙,我找他帮忙,顺庆这么大点地方,倒是各门各户差不多来了个齐全,本来这事就不大,这么多兵力要是打将起来,倒也很不上算,于是,各派认为这事事出偶然,也没必要太过较真,就休战言和了。

    此战最倒霉的就是邓锡侯,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他的旧部,跟着他混出来的,虽然混出来后就不太把他放眼里,但至少还有个名义上的关系,现如今李家钰直接投靠了刘湘,而罗泽洲的部队更是损了个七七八八,名义关系也免了。李家钰和罗泽洲虽然实力大损,他们的军官系也玩完了,但是毕竟是有防区地盘的,论情论理,这些地盘都该归邓锡侯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最擅长占便宜的是刘文辉,他出兵助战是假,趁机占地是真,这仗一下来,李、罗二人的防区都给刘文辉占了。刘文辉按说跟邓锡侯都是保定系的,还约好了同生共死,但是刘文辉这个一见便宜就忘人,这些年逐渐坐大之后更是不把邓锡侯和田颂尧这俩放眼里,经常去挖两人的墙角,策反两人的部将。这俩看在同学的面上也就暂且忍耐,但是刘文辉非但没有罢手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全无同学之情,此次借着罗泽洲事又是趁火打劫,把地盘占了个够,邓锡侯虽然沉稳,但又不是一点火气都没有。

    刘文辉以占便宜起家,东占一点,西占一点,所以发展到如今的地步。但是,刘文辉便宜占过了头,居然占到了保定系自家人头上,这种便宜能是那么好占的?诚然,不管是邓锡侯还是田颂尧,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俩要跟他离了心,刘文辉也没好果子吃,内外不谐,孤家寡人,刘文辉这日子可不好过。

    	
    挖墙墙倒
      
    

    我们说刘文辉能一步一步走到今日,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长处,那就是擅长占便宜。只要能占便宜,刘文辉从不管是大便宜还是小便宜,大小通吃,一律笑纳,给刘文辉占过便宜的人举不胜举,而其中最惨的就是刘成勋。刘成勋想当年也曾风光一时,当过四川的军政首席,虽然时间不长,但好歹也是个人物,后来因为主子熊克武在南北之战中被逐,没了倚仗,势力才日渐衰微。熊克武远走之后,刘成勋被刘湘拉拢,一并倒杨,此后自然也就成了刘湘的铁杆盟友,但是,他终为刘文辉不容,却也有投靠刘湘之故。

    刘湘跟刘文辉二人虽为族亲,平日里也时常合作,但公归公,私归私,眼见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日见壮大,刘湘也颇为忌惮,因此,刘湘就暗下功夫,密电刘成勋和赖心辉二部,找个机会,干掉保定系三部。当时的刘文辉还远未有如今的实力,属地仅有下川南20余县,而盘踞上川南等地的刘成勋则正好挡住了刘文辉向成都方向扩张的路线,因此,刘文辉也早就瞄上了他。但是,刘成勋虽然式微,刘湘却着实不好惹,刘文辉之所以没有立即下手,自也有投鼠忌器之意,不料刘湘要刘成勋、赖心辉二部诛灭保定系的密谋走了风声,刘文辉提前知晓,这下刘文辉就没了顾忌,横竖要干一架,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1927年6月6日,刘文辉通电讨伐刘成勋,并发三路,进攻刘成勋所部。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刘文辉还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政治攻心,刘文辉说了,此次讨伐刘成勋,无非是因为他荼毒川南百姓,要主持公道,但是此事与众将无涉,如果众将愿意弃暗投明,一定竭诚欢迎。要说战前动摇对手军心,这本算不上什么奇招,不过,任何招数的效用都是因人而异,这招放别人身上未必有多大用,但是搁刘成勋身上,却正是打中了他的七寸。自打刘成勋跟了刘湘之后,他手底下的部队就成了刘湘呼来喝去的奴才,每次刘湘要跟人干架,刘成勋部都得跟着玩命,尤其是倒杨之战,刘成勋部更是吃了大亏。自己卖命,却让别人得利,刘成勋这些部将当然是极为不满,偏生刘成勋又没点骨气,事事顺从刘湘,这次又听了刘湘的指令,要跟保定系火并,惹来了刘文辉的报复。

    刘文辉想来也是摸准了刘成勋的脉门,上来就贴出了招安告示,明摆着就是要拱火,要让刘成勋部不战自乱,果不其然,刘文辉这手一玩,刘成勋部就马上乱了。先是驻军自流井的杨芳毓部倒戈,后是刘成勋一众部将发出拥蓝(蓝世钲)通电,眼见着众叛亲离,刘成勋当时就心灰意懒,意图交权隐居,所幸刘成勋还有些铁杆拥趸,一番劝说之下,刘成勋决定暂且留军,以观事变。但是,刘成勋虽然决定留下,但是仗还没咋打,人心就散了,这仗看来也没啥胜机了。

    当然,刘成勋即便留下来,也没找到任何机会,因为刘文辉部发动进攻之后,刘成勋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逃命。由于刘成勋部大多抱着保存实力的想法,根本不愿跟刘文辉部硬桥硬马的拼斗,因此,刘文辉一进攻,刘成勋部就溃散,整场仗就是刘文辉部追着刘成勋部跑,刘成勋不要说收拾旧山河了,就是喘口气,也是难能。刘文辉部一路进取,很快便将刘成勋属地收入囊中,而他的攻心战也时见成效,刘成勋各部将领纷纷投效新主,而刘成勋眼见大势已去,在六月底干脆跑回了老家大邑,自此隐居不出,退出政坛。

    刘文辉能那么轻松搞定刘成勋,说起来也就三个字的功效——挖墙脚。刘文辉通过挖刘成勋的墙角,将刘成勋挖了个避世隐居,这也实在是挖墙脚这门古老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了。当然,刘成勋比较特殊,刘文辉跟他干仗的时候,他的部众已经早有离心之势,而刘文辉只不过是利用了这点,然后添油加醋罢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刘文辉这门挖墙脚的功夫纵然独步川中,无人可匹,想来也只是偶见功效,非为常事,但是,刘文辉除了挖墙脚之外,还有另一门功夫,那就是拆台脚。苍蝇之所以只能叮有缝的鸡蛋,无非是其力量不足,没能耐将鸡蛋磕出个缝来,因此只能拣拣现成;但是刘文辉的能耐在于,即便一时没有墙角可挖,他也能通过拆台脚神功,将墙拆出个缝来。

    刘文辉先拆台脚,后挖墙脚,然后方能大占别人的便宜。刘文辉平生所学概括起来无非只是占便宜神功,但要练成这门神功,却又得两路并进,先习学拆台脚的内家功夫,然后修炼挖墙角的外家法门,只有精通二路手段,才能得心应手,无往不利。刘文辉固然善拣现成,浑水摸鱼的功夫当世一绝,不论是当日偷袭成都,还是不久前借势侵吞李、罗属地,都很见功力,但是如果认为刘文辉占便宜的功夫仅限于此,那太也小觑了刘文辉的看家本领。其实,刘文辉最突出的能耐,就是善于制造占便宜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拆台脚,挖墙脚这二路神功。

    李家钰和罗泽洲这俩军官系骨干就吃够了刘文辉二路神功的苦头,当年这俩和杨森、黄隐四部为了报复刘文辉牵制之仇,举兵讨刘,最终落败,按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毕竟李家钰和罗泽洲也是邓锡侯部属,大家一口锅里吃饭,差不多得了。刘文辉得势不让人,根本不让这俩有喘息之机,使尽了手段打压二人,还屡诱其部将背反;后来罗泽洲部内乱,北道之战爆发,又是刘文辉趁乱取利,将二人的地盘尽数抢下;大家想,刘文辉毫不容情的趁人之危,占人便宜,那被他占了便宜的还能跟他干休?刘文辉不讲江湖规矩,把事情一味做绝,倚强而进,如果能强到了极致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刘文辉眼前还有个实力不逊自己的刘湘,刘文辉这一味树敌,岂不是将自己逼上绝路?

    如果说李家钰和罗泽洲毕竟是外人,不留情面也就罢了,但是刘文辉拆人台脚、挖人墙角却已到了如癫如狂的地步,触角居然伸到了保定系邓锡侯和田颂尧身上。本来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三人实力相差无几,又同是保定出身,在四川这个乱局谋存,就得利用关系抱团而行,因此这仨一开始也颇有同气连枝之意。但是,没多久保定系的天平就倾斜了,刘文辉不断做大,而邓锡侯和田颂尧日渐弱势,这一来刘文辉就成了保定系的老大,按说既然当了老大,就该着意看觑小弟,不说为小弟谋些福利,至少也不该动小弟的脑筋。然而刘文辉内心全无同学之情,当日加入保定系想来也只是为了自保,现如今势力强盛,自保有余,那就要图进了,于是,保定同学就成了他图进的牺牲品。

    田颂尧就吃了刘文辉的大亏,1930年夏,刘文辉收编了田的教导师一部;1931年春,刘又诱田部副旅长寇澄清率部附己,虽说田颂尧损失不算太大,但是此举性质恶劣,自不待言。邓锡侯虽然没有像田颂尧一样有部众被刘文辉勾引,但是不代表刘文辉没有动作,事实上,刘文辉一直以来就以金钱开道,试图收买邓锡侯的师旅长官,但是邓锡侯为人心思缜密,老谋深算,刘文辉这套路数算是没能奏效。田颂尧和邓锡侯二人如今是四川除开二刘之外最具实力的人物,田颂尧拥兵5万,而邓锡侯有4万兵力,他们的向背可以说是二刘之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刘文辉稍微有些政治头脑,不一味贪恋小利,原本这俩就是他的最好盟友,但是刘文辉占便宜占过了头,以至同学反目,终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刘文辉靠占便宜起家,而且无时不刻不将此事作为根本大业,不管身居何位,实力如何,都在盯着占人便宜的机会——如果无便宜可占怎么办?那就运用拆台脚、挖墙脚的神功,没有便宜也要创造便宜出来赚。于是,川中众将,不论亲疏,都成了刘文辉占便宜的对象,但是须知挖墙墙要倒,墙角挖多了,终有一天会墙倒压身,反坏了自己性命。

    	
    种因得果
      
    

    四川人民历经多年战乱之苦,眼下终于看到了统一的曙光,群雄逐鹿现如今成了二刘争霸——统一只需一战。当然,刘文辉和刘湘毕竟还有叔侄之份,就算要战,也得先礼后兵,表面文章还得做,于是,双方在战之前还是先谈了一次。不战的可能无非两种,一是一方甘心做小,二是一方守川,一方外战。二刘实力旗鼓相当,又都有统一四川之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甘心为副,因此,第一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看起来还不算全不靠谱,但问题是,有谁愿意在外过刀尖上舔血,危机四伏的日子呢?因此,双方均不愿意自己出外征战,此议也就作罢。既然不战的可能性通通在谈判桌上被否决,那就只能一战了。

    当然,此战是事关四川统一的决定战,实是非同小可,在正戏开场之前,还得有前戏垫场。1932年刘文辉花了200万大洋,从国外买了一批武器,拆散后由上海运往成都,刘文辉原想通过将武器拆散分装来避免半道被劫,结果这个劫却还是逃不过——刘湘部在万县劫了这批货。刘湘劫了这批货,当然就不愿放手,因此不管刘文辉怎么交涉,刘湘就是耍赖皮。眼见自己花出去的200万大洋反便宜了对手,刘文辉自然很是火大,于是计上心头,让兄长刘文彩收买了一个刺客,潜入刘湘宅邸,伺机行动。要说这位刺客着实另类,别人玩刺杀是主动找机会,他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等机会上门,古人有守株待兔,他有守株待刺,他在树上待了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就为了等刘湘现身,结果没等到刘湘现身,自己先受不了了——三天三夜没进食,换谁不得饿晕了?此公就是饿晕了,从树上摔了下来,然后刘文辉的行刺计划就东窗事发了。刘湘一看刘文辉连暗杀的套路都用出来了,老虎不发威,你当老子是病猫?于是,刘湘一不做二不休,让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了重庆粮道。

    从刘湘劫货,到刘文辉行刺,再到刘湘截粮,一来二去,二刘这叔侄的情分毁了个干干净净,脸皮算是彻底破了。前戏完了,就得来正戏,而正戏说起来也简单得很,那就是刘文辉以一敌众,跟川军各路逐一较量——刘文辉四处挖墙脚,把人都得罪光了,当然就得面对围殴的态势。最恨刘文辉的是谁呢?没错,就是军官系的李家钰和罗泽洲二人了,因此,这场二刘的争霸战,就是从罗泽洲进攻刘文辉开始的——1932年10月1日,罗泽洲率先发难,二刘之战宣告开幕。

    当然了,李家钰和罗泽洲早就被刘文辉挖垮了,虽然仇恨指数确实高的吓人,但战斗力也就不过尔耳,刘文辉迎战之后,没多久就在川北将这俩战翻了。不过,很快刘文辉就尝到了乱拳的厉害,刘湘联结邓锡侯、田颂尧和杨森等部分兵合围,四处出击,刘文辉地盘太大,防线太长,兵力太散,着实吃了些苦头。刘文辉一看有所得必须有所失,全线据守能力有限,到头来不免处处要好,处处得不到好,因此,交战未几,刘文辉便命令部队全线转移,战略撤退,将兵力集结在沱江一线。刘文辉一撤,刘湘就顺势进攻,到11月11日,刘湘接连攻占遂宁、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合江、安岳、崇庆等地,战果喜人。

    自此,虽然刘湘得了便宜,但是刘文辉主力并未受损,因此还远未到决战时分。刘文辉被川军各部一拥而上,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也明白了以一敌众,尤其是腹背受敌,久后不免力竭不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争取些盟友,减轻些压力——如果是他跟刘湘一对一,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以前八部联盟那些人,虽然一开始都是奔着刘湘去的,但是打到后来,却对刘湘没什么恶感了,反倒对刘文辉恨之入骨——他们打刘湘,说白了不过是利益纠葛,没什么私人恩怨,刘湘为人也相对厚道,不会赶尽杀绝,而反观刘文辉,则是为人阴损,得势不让人。川军众将都是武人出身,大多为人粗鲁,对刘文辉这样阴险下作的人物有种天然的恶感,而刘湘面带三分憨相,为人老成,倒也不太惹人厌烦。因此,刘文辉要让这些人反水,看来是绝无可能,那想来想去,只能再去攀同学交情了。

    于是,刘文辉厚着脸皮,找来了水晶猴子邓锡侯当中间人,要跟田颂尧和解。当然了,邓锡侯跟田颂尧早就看穿了刘文辉的真面目,知道此人一旦发达,大家伙都没好日子过,因此,虽然没明着拒绝和解,但根本就没有诚意。刘文辉当然聪明得很,看到田颂尧拖拖拉拉,没个准话儿,想来是没可能和解了,既然如此,那就先发制人,把田颂尧干掉,以绝后患。于是,刘文辉秘密从前线抽调兵力,星夜驰援成都,与之同时,田颂尧也在加紧动作,准备作战。11月14日,邓锡侯28军黄隐等三部与田颂尧军刘汉雄三部率先发难,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的刘文辉驻军,试图切断刘文辉南路交通线,自此,省门大战打响。

    我们知道,刘文辉最擅长的就是挖墙脚,这次他又赚到了,这次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搞定了田颂尧的报务员,居然提前知晓了田颂尧的军事计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刘文辉的情报工作着实厉害,把对手摸得一清二楚,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刘文辉预先准备,邓、田二部当然被打得大败。此后,双方在煤山、兵工厂、北门簸箕街等地相继交战,田颂尧招招受制,被刘文辉击溃。最终还是邓锡侯出面,要刘文辉顾及同学情面,让田颂尧部退出成都——以刘文辉的性格,本来是绝难办到的,但是此刻前线吃紧,刘文辉也没时间跟田颂尧蘑菇,既然已经达到了减轻后方压力的目的,也就各退一步了。

    刘文辉虽然解决了后方的心腹之患,但是前线却遇到了大麻烦,11月18日,刘文辉在沱江的防线被士气正盛的刘湘部突破,而后刘湘连取内江、富顺、自流井等地,矛头直指泸州。如果大家还记得刘湘的发迹史,就知道泸州跟刘湘有莫大的渊源,刘湘刚出道那阵,正是驻防泸州,他因为二次革命时在泸州阻挡了熊克武的进攻,从营长升成了团长,此后护国战争时顶头上司熊祥生擅离泸州,刘湘又趁势当上了旅长,可以说,泸州就是刘湘发迹的起点,堪称福地。泸州是四川的军事重镇,位居沱江、长江的汇合处,三面环水,西面又有龙透关屏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文辉深知泸州一战关系全局,一旦丢失,省长之位可能被老蒋就势拿下,因此全力以赴,从宜宾抽调三个旅,奔赴泸州增援。

    刘湘驻守泸州多年,深知厉害,在海陆空三面攻击未见功效之后,也明白此地不宜力取,因此,一方面继续加紧空军轰炸,另一方面策反刘文辉部杨尚周和田冠五二位守将。刘文辉本人是挖墙脚的大师,现如今刘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依样画葫芦,在此关键之战中也来个挖墙脚,也算是对刘文辉极大的讽刺。当然,泸州重地,刘文辉派去驻守的想来也是可靠人物,不过,杨田两位守将虽然不至于上来就反水,但也架不住刘湘空袭威慑、以利诱降和绝其外援三路并举。刘文辉虽然派出了三个旅的援军,却在半道上被联军截住,泸州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见着——眼看孤军作战,外敌凶悍,军心动摇、百姓怨恨,再守也是无益,杨尚周和田冠五只能顺应时势,决定投诚。11月21日,刘湘进驻泸州。

    从10月1日到11月21日,虽然开战仅有2月,但是刘文辉已经是忙到了脚不点地的程度——没办法,谁让对手太多,防不胜防呢?刘文辉虽然先后解决了李、罗二部在川北的率先攻击,又处理了田颂尧对成都的威胁,但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在刘湘的接连打击下,丢掉了泸州重镇。二刘之争原本是势均力敌,但是川军余将的向背却决定了二刘争雄,刘文辉此前不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一味将对手逼上绝路,如今陡遇强敌,却发现身边没一个朋友,人人欲将其除之而后快,所谓得业果必种业因,刘文辉又能怪谁去呢?

    	
    锦囊妙计
      
    

    此次四川的统一之战,说是二刘争霸,实际却是全民总动员,刘文辉上来就丢了泸州,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此战初启,川军众将就摆出了同仇敌忾的架势,矛头齐刷刷的对准了刘文辉,甚至与刘文辉有同学之谊的邓锡侯和田颂尧也时时不忘抄他的后路,刘文辉纵有三头六臂,又怎能抵挡如此的一拥而上?刘湘得了众家弟兄的支持,作战毫无顾虑,只需长驱直进,而刘文辉却要瞻前顾后,深怕遭人暗算,本来双方旗鼓相当,却因为刘文辉需要分心他用,使战局平衡出现了倾斜。泸州之战中刘文辉之所以失利,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几乎同时开打的省门之战牵扯了他大量的精力。

    刘文辉上来就吃了这么大一亏,也肯定不能善罢甘休,而以目前的态势而言,刘文辉需要的是速战速决,迅速跟刘湘主力决出胜负。联军虽然势大,但实际上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刘湘,只要刘湘倒了,联军自然就散了,这就是所谓的擒贼先擒王,而如果跟刘湘一时三刻决不了胜负,那联军人多势众的优势就显露无疑,到时候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骚扰,刘文辉想不败都难。因此,刘文辉也深知此战关键,在泸州之战失败后没多久,便将主力集结到川南的荣县、威远一带,投入7万优势兵力与前来进攻的刘湘5万众决一生死。

    刘文辉下了死心,力图一战而定乾坤,因此把指挥部从成都搬到了眉山,亲自指挥冷寅东和陈鸿文二师对荣威展开反攻。战事从12月4日打响,双方在此二地集结三万兵力,激战五昼夜,伤亡颇巨。正难分难解之时,陈鸿文师为刘文辉部打开了局面,他在仁(寿)、荣(县)、仁(寿)、威(远)道上的宝兴场、松峰场,将刘湘部王缵绪、范绍增两师击溃,并乘胜将范部赶至威远。此后刘湘部唐式遵师试图从井研向仁寿进攻,却在半道被刘文辉所属冷寅东部阻击,双方激战三日,唐部退至荣县三台坟。

    荣威之战至此,双方军事态势发生根本逆转,刘湘自泸州战事以来的战略进攻遭遇重大挫折,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而刘文辉部则显示了极大的决心,瞬间转守为攻,反有后来居上之势。荣威之战于己有利,刘文辉也知余勇可贾,良机莫失,准备趁势追袭,不给刘湘以喘息之机,与部将夏首勋和冷寅东商定之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荣威追击刘湘,另一路由乐山绕道犍为的罗成铺,包抄刘湘后路,合攻自贡,收复富顺、泸州等地。如果此计得逞,那么刘湘势必腹背受敌,很可能一战而溃,二刘之争立分高下。

    刘湘自也知道局势已经相当紧急,再无锦囊妙计送出,则有性命之虞。人在危难之时往往会有急智,刘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频施妙手,瞬间转危为安。刘湘这几招说来并不难想,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部使出来,却着实体现了刘湘浸淫政坛多年形成的临危不乱的气度。刘湘的招数有三:一是打出交情牌,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打出盟友牌,致电邓锡侯和田颂尧,要他们速速发兵抄袭刘文辉后路;三是打出反间牌,继续泸州战事时的成功经验,对刘文辉部进行分化收买。

    刘湘的三招有轻有重,有急有缓,配合无间,布置缜密,出招后迅即扭转了败局。这第一招自然是缓兵之计,但以刘文辉的心计,光此一招,显然难以奏效,因此关键是后面两招的配合;第二招相当厉害,在省门之战后,邓田二人原本已跟刘文辉达成了成都停战协议,按说现在发兵于理不合,但是联军各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刘湘完蛋,他们也难逃厄运,在此危急时刻,也顾不得江湖道义了,因此,接到刘湘紧急通电后,二人迅速出兵,威胁刘文辉后方;第三招嘛,则是死中求活的路数,成与不成单凭天意,但一旦成功,势必动摇刘文辉部的士气,刘湘运气不错,活动很见成效,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刘文辉原本稳操胜券,没想到刘湘这三招手筋一出,局势骤变,后方有险,前线有变,加上作战计划泄露,刘文辉反陷危境,于是也只能接住刘湘抛出的橄榄枝,被迫议和,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后顾之忧。

    刘湘能转危为安,实际上决定性的一招就是邓田二部出兵抄袭刘文辉后路,可以说是决定刘文辉同意议和的撒手锏,而这不得不说又是狠狠抽了刘文辉一记耳光。邓锡侯和田颂尧都是刘文辉的保定同学,如果不是刘文辉做人不上道,他们此刻又怎么会跟刘湘厮混在一起?说来说去,还是刘文辉作孽太深,以至于关键性的两场大战都被这俩同学给搅了局。不过,刘文辉可不会检讨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孽,以至同学反目,仇恨若斯,以他的思维逻辑,肯定只有别人负他,从无他负别人,这次邓田二人撕毁协议,刘文辉便理想当然的将气撒在了邓锡侯身上。其实邓锡侯虽然为人圆滑,却也不像刘文辉那般不讲信义,他之所以出尔反尔,说到根上,还不是刘文辉屡屡想暗算于他?邓锡侯跟刘文辉是同学之谊,跟刘湘则几无瓜葛,现如今一反一拥如此决绝,难道是他无亲疏之分?

    刘文辉自然不会思前想后检讨自己,在他看来,泸州之战功败垂成,荣威之战又功亏一篑,军士离心,部将倒戈,说到底都是邓锡侯搞出来的,此仇不报枉为人,这笔帐是一定要算清楚的。当然,从实力上来讲,刘文辉远强于邓锡侯,一方是100多个团,而另一方只有30多个,一方兵精粮足,另一方则饷械两缺,因此,从账面上来看,邓锡侯绝非刘文辉的对手。但是,邓锡侯人称水晶猴子,老谋深算,智计无双,那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刘文辉想轻松将他一口吃掉,却也没那么容易,打不过还搅不过吗?

    刘文辉一开始就将部队突入邓锡侯防区,美其名曰合驻,实际就是侵吞;而后又摆下鸿门宴,要引君入瓮,扣押邓锡侯,然后趁势消灭所部,但是鸿门宴的招数太过老套,邓锡侯滑得要死,岂能上当?邓锡侯得知详情后迅即以打猎为名,从成都北门抵达新津,命令部下紧急备战,随后该部派一团兵力,扼守毗河渡口,阻断刘文辉追击的路线。当然,即便邓锡侯部有地利之优,但毕竟实力悬殊,硬桥硬马的干,实非敌手,而刘文辉更是觉得自己兵强马壮,实力几倍于敌,就算为毗河所阻,拿下邓部也只在旦夕。但是,刘文辉终究还是低估了邓锡侯,邓锡侯部在渡河之后,便将毗河上游大坝炸毁,导致毗河水势急涨,刘文辉部对此一筹莫展,一时无法渡河,只能与邓部隔岸相峙。即便到了如此地步,刘文辉部依然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刘文辉部一战不成之后,部下却没了战意。刘文辉和邓锡侯的部属都以保定生为主,此前刘文辉和邓锡侯交好之时,属下便来往频繁,此刻隔岸对峙,邓部以同学情分相劝,刘部也不愿同室操戈,于是打定了保定生不打保定生的主意,居然没有半分渡河之意,对峙一月,毫无进展。

    邓锡侯当然聪明的很,知道刘文辉部并非不能战,而是不愿战,真要哪天改了风向,自己这点兵力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自己本来就不是此战主力,拖了刘文辉一个月,也算尽职尽责了,这下怎么也该刘湘出马了吧。1933年5月26日,邓锡侯和刘湘在乐山会晤,开了个安川会议,就组建安川军、进攻刘文辉达成了一致。刘文辉原想着将邓锡侯部迅速吃掉之后安心跟刘湘大战的,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扫除这后顾之忧,还徒劳无益的拖了一个月,给了刘湘整顿军队的充裕时间,这下再跟刘湘交战,已是大大落了后手。刘湘落后手时可以通过锦囊妙计巧妙拆解,那刘文辉有这个条件吗?

    	
    狼去虎来
      
    

    二刘较量到这个份上,大概刘文辉自己也明白大势已去了,他并不是毫无胜机,在荣威之战中他已将刘湘逼到了墙角,而在与邓锡侯的较量中同样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当机会近在眼前之时,刘文辉却始终拿捏不着,正所谓咫尺天涯。有机会却把握不住,这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就意味着慢性自杀,刘文辉相较刘湘并没有压倒性优势,一旦让刘湘缓过一口气,那后果可想而知。如今的情况是,刘文辉未能利用荣威之战的有利局面将刘湘一举击溃,而后跟邓锡侯的战斗却又拖拖拉拉,不见成效,现如今刘湘整顿已毕,即将反攻,而邓锡侯和田颂尧二部则随时可能顺势抄袭其后,刘文辉腹背受敌,形势已经极端不利。

    外部局势于己不利,刘文辉部内部也很不太平。刘文辉部属大多为保定生,小集团意识相当浓重,当年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共组保定系,与他自己而言当然是为图自保的权宜之计,但是刘文辉那些保定部将可不只是将其看成可破可立的暂时性利益联盟,在他们看来,保定生团结合作,荣辱与共,是乱世谋存的当然之理,哪有保定生打保定生的道理?因此,在刘文辉决意攻打邓锡侯部之时,这些保定将领就颇有异议,而后作战更是出工不出力,以至双方在毗河对峙旬月却一无进益。当然,情况还不只是出工不出力那么简单,刘文辉部的保定将领已经对一意孤行的刘文辉心生憎恶——保定系的分裂到底孰是孰非,这些人想必清楚得很,他们甚至联系了邓锡侯部的保定将领在新都三河口密定和议,并准备伺机脱离刘文辉。保定将领离心如此,以其为骨干的刘文辉部焉能再战?

    刘文辉可能也察觉军心有异,知道再跟邓锡侯部拖下去,长时间做无用功不说,弄不好自己的部队就被拆了,因此,刘文辉领军西进,准备再与刘湘一决生死。当然,这次再想像荣威之战那般顺当是不可能了,既然他已经有了消灭邓锡侯的动作,唇亡齿寒,田颂尧也不能坐视不理,因此,田颂尧早就从川北紧急调兵,力图阻滞刘文辉的西进,双方半路打了一仗,刘部西进遇阻。6月下旬,刘文辉在犍为、乐山、井研、仁寿一线组织防线,刘湘部发动进攻,双方在荣县、乐山之间血战多日,刘文辉不敌,刘湘趁势拿下井研、仁寿;与之同时,毗河一线的邓锡侯部见时机成熟,发动反攻;两路并举,夹击成都。刘文辉见成都断难再守,只能壮士断腕,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之职,并试图在岷江一线组织防线。7月中下旬,邓锡侯和刘湘相继进抵成都。

    刘文辉虽然辞职挂印,但困兽犹斗,试图在岷江一线做最后一搏,刘湘当然不会给刘文辉任何反击的机会,他联结川军各部,组成安川军,兵分三路,进逼岷江,试图一战而定天下。刘文辉尝试过反攻,但毫无机会;也曾派人去向刘湘言和,但刘湘不允;无奈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刘湘狂风暴雨般的总攻。此时的刘文辉部已如惊弓之鸟,士气低落,所部不时反水,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被邓锡侯收买,以至岷江防线出现弱点,邓锡侯部抢渡过江,气势汹涌,而刘文辉守河部队顿时溃败。未几该部旅长彭韩阵前倒戈,刘文辉部全线动摇,军无战意,不久即土崩瓦解,刘文辉自领残部退往雅安。此后,刘文辉部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

    此战打到这个份上,算是大局已定,刘文辉赔的干干净净,二刘之战胜负已分,接下来也就是如何安置刘文辉的问题。刘文辉在川中树敌颇多,不少人都欲除之而后快——1934年李家钰就曾去信讽刺“挖墙脚的人必要被墙打死”,但是,刘湘与刘文辉毕竟是叔侄之份,于情于理都不能赶尽杀绝。不光是刘湘想放刘文辉一条生路,曾经得到刘文辉支持的汪精卫以及考虑到川中政治平衡的蒋介石都同意保留刘文辉星火之辉。因此,在刘文辉兄长刘文渊以家族情意相劝,蒋汪两位民国首脑授意停战之后,刘湘得饶人处且饶人,将雅安、荥经、天全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得以在此边区落脚。

    二刘之战打了一年有余,战线纵横千里,双方投入兵力二十余万,川军各将悉数参与,最终刘湘凭借外有老蒋支持,内有众将拥护的人和之利,以弱胜强,击败了原先最有机会统一四川的族叔刘文辉,成为四川霸主,也结束了四川多年来纷纷扰扰的乱战局面。川战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34年刘湘登上四川省主席之位,历经二十余年,大小四百余战,终于尘埃落定,刘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但是,刘湘此人天生的劳碌命,刚刚击败川中大敌,却又碰上了更难缠的对手——就在二刘之战的当口,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落脚,建立了川陕苏区,刘湘要想踏踏实实享受胜利果实,看来是不可能了。

    刘文辉是刘湘在川战多年面对的最强对手,争霸之战打得也是有惊有险,但是,比起接下来的对手,刘文辉也就不足道哉了。刘湘的对手表面上看只是红军——不久后红一方面军也将长征至此,但实际上老蒋的中央军才是真正的大敌。老蒋剿共自然是真,但是顺势解决西南三省的遗留问题却也不虚,而一旦让中央军搅进来,那刘湘就真是有苦没处诉了——辛辛苦苦那么多年,总不能为别人做了嫁衣。因此,老蒋说要剿共,刘湘不敢违命,但是,刘湘不愿招惹中央军,试图依靠川军自身的力量跟红军较量。

    不过,刘湘未免小看了红军,诚然,红军穿着破破烂烂,拿的也是土枪土炮,怎么看怎么跟川军是一个水平线的,但是,红军毕竟是支有主义的部队,扛着土改的大旗一吆喝,立马就能扎根固本,况且,红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光用装备所能衡量的。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是久战之兵,经验丰富,战力凶悍,中央军尚且奈何他们不得,更何况是川军这等杂牌。果不其然,从田颂尧发动三路围攻,到刘湘亲自出马,反动六路围攻,打了一轮又一轮,四方面军应对的游刃有余,徐向前指挥部队采用紧缩战法,先将部队紧缩成一个点,然后重拳挥出,几有雷霆万钧之势,川军各部与红军交战数次,每次都输得灰头土脸,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刘湘对红四方面军毫无办法,眼见红一方面军又即将入川,老蒋就意图顺势派遣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进剿,刘湘听闻此信,那是三魂断了两魂,当然,也没什么可踌躇的,刘湘赶紧进京面圣,非要老蒋打消了派兵的念头不可。刘湘跑到老蒋身边好说歹说,表忠心,表决心,恨不得将一颗红心挖出来,老蒋貌似是被打动了,表示理解刘湘尽忠党国的心意,既然不需要中央军,那就约法三章,一定要将“赤匪”一网打尽。刘湘一听大功告成,这约法三章也没甚可怕之处,就欣然领命,班师回川了。同志们一定觉得奇怪,老蒋怎么就能被刘湘这花言巧语说动,打消了派兵的念头呢?难道老蒋被刘湘夸糊涂了?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而这玄机就在这约法三章里头: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同志们且细细品味这三项协议,看出什么没有?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段历史,大概十个人中有九个人都确信老蒋无甚手段,而另一个则最多是将信将疑,想想也是,刘湘这么精明圆滑的人物尚且看不出端倪,何况吾辈乎?提醒一下,老蒋要控制四川可不单单只有派出中央军军事安川这华山一条路可以走——恰恰刘湘就认为老蒋只能如此,还有一条路叫做政治安川,而这条计策的版权所有者就是被老蒋称为当代卧龙的民国第一谋士杨永泰,下面就请看当代卧龙如何安川。

    	
    卧龙安川
      
    

    既然说到民国的卧龙杨永泰,自然就不得不提正牌卧龙诸葛孔明。孔明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无非两事,一是草庐之中勾勒三分天下的远景的《隆中对》,二是孔明治蜀,至于六出祁山之类,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诚不足道。换句话说,孔明的一生功业实际上就浓缩在四川之上,不管是为刘备划定战略路线,还是助其入川,乃至佐其治川,其核心都在四川。诸葛卧龙在四川建功立业,以至千古留名,当然民国版卧龙需得不让先贤,也要在四川一展其才。杨永泰此前已经帮助老蒋平定三藩,并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助其与我党的较量中占得先机,此刻老蒋想要一举平定川事,少不得又要杨永泰出计相助。

    刘湘与老蒋的关系很微妙,在群雄逐鹿之时,老蒋是刘湘的后台,但是川事稍定,老蒋就立马成了刘湘的对手。说起来并不复杂,此前老蒋需要在四川找个代理,而刘湘也需要在中央找个后台,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言,一旦川局安定,四川就成了个半独立藩镇,国府中央在此有名无实,而刘湘自也不再需要老蒋臂助,合作关系自然终结;如今,老蒋要收川,而刘湘要保川,所谓的盟友就成了政敌。当然,以中国人玩政治的习性,即便暗地里已经剑拔弩张,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比如此次刘湘进京面蒋,好听话说了一串,心里不定怎么骂老蒋了;而老蒋听了这些车轱辘话,表面上装着很受用,心里也指不定早就娘希匹的骂开了。妙的是,这场暗战居然是以一团和气收场,刘湘得到了老蒋不派兵入川的许诺,而老蒋也貌似听信了刘湘的一派效忠之言,只是约法三章,然后草草了事。

    刘湘当然是以为这场政治战打得很漂亮,或许还为自己的精彩演技而洋洋自得,即便内心深处隐隐觉得有些不妥,想必也很快化开——说一千,道一万,只要老蒋不派兵,就奈何不了他刘湘。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老蒋最终会向刘湘证明,即便不出兵,四川一样能被国府中央收入囊中,而巧妙策划这一切的当然就是杨永泰。杨永泰的手段简单来说四个字概括,就是所谓政治安川,那么,为什么政治能安川,以及如何用政治安川呢?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分析的。

    同志们,刘湘以武力统一四川,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没错,就是根基不固。刘湘现下刚刚统一四川,虽然川中各方都已无实力与其争衡,尊其为霸主,但是霸主终归只是霸主,他对四川的控制还非常有限,军队和基层的统治根基都属薄弱,而且最关键的是,除了他几个亲信爱将,没人愿意跟着他对抗中央。因此,即便不派兵入川,刘湘的江山也并非铁桶一般,只要抓住刘湘的弱点,棒打七寸,那么,很快刘湘的经营就会土崩瓦解——而最能动摇刘湘统治的就是看似平淡无奇的政治渗透,而杨永泰,很不幸的,就是此中高手。

    刘湘跟老蒋谈判,老蒋看似退让,实际是以退为进,老蒋应允不出兵,已是重大让步,当然,刘湘不能便宜占尽,总得让老蒋有所补偿,而这个补偿就在三项协议的第三条中,没错,就是参谋团——而参谋团不管在四川做什么,根据政治谈判的潜规则,刘湘都不能再予掣肘。以下是参谋团的职能:川军中师长以上军官要定期向参谋团汇报军事;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必须分报参谋团;参谋团向四川各路派员督察,实行监军;参谋团政训处派员到川军各军师设立政训处,还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中营以上干部,进行分化和拉拢;参谋团别动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活动。

    参谋团干的是什么活呢?简单来说就是政工。政工玩的最好的自然是我党,我党的军队不管拆成什么样,都不会离心变质,其原因也正在于政工的强大,因此,解放后授勋封爵,从未在前线指挥过军队的罗荣桓就作为政工代表,位列十大元帅之中。参谋团控制并监视川军的指挥系统,利用中央之名策反川军各将,并在基层广布党羽,控制官吏,其矛头所指无一不是刘湘的弱点,在参谋团的活动下,刘湘和中央主次易位,中央依靠对基层的渗透倒有反客为主之势。刘湘纵然精明狡猾,政治经验丰富,但对政工这样的新鲜货也未免知之甚少。老蒋这张政工牌一打出去,就相当于病毒进入了刘湘的奇经八脉,刘湘的政治免疫力本来就是弱点,怎么经得起如此厉害的病毒袭击?刘湘闻虎色变的中央军也只不过能伤害他的肌体,再严重也是外伤,而他毫不介怀的参谋团摧毁的却是他的经络,内伤一成,就是太上金仙也再难救他性命。

    杨永泰果然不愧是当代卧龙,这招变色计端的是诡异精巧,将刘湘这样的政治老手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刘湘为了暂时制止中央军入川,服下了参谋团这一贴毒药,真可谓是饮鸩止渴,当然,悲剧还远未结束,在参谋团瞬间反客为主,制住了刘湘之后,刘湘拼死拼活要阻止的中央军却还是不免入了川。刘湘力阻中央军,其理由无非是川军对付红军已经绰绰有余,不敢劳动中央军大驾——不愿中央军入川争权这种话只能心里说说,但是,老蒋显然比刘湘更知道红军的厉害,就凭武器装备、作战意志都是民国最劣的川军也想制住连中央军都对付不了的红军?自此,老蒋才算是图穷匕见,先送个顺水人情,让参谋团先行入川控制大局,当然,刘湘也没能力受这个人情,一旦战事不利,中央军终究还是要入川,如此一来,参谋团和中央军一唱一和,彻底捏住了刘湘的周身要穴。杨永泰为了对付我党,说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如今对付刘湘,只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可惜刘湘终究见识有限,还是不免着了道。

    中央军入川之后,参谋团当然更是有恃无恐,先前是对川军施恩,现在就要立威了——而田颂尧很不幸,就成了靶子。田颂尧也算倒霉到了家,先是被红四方面军占了老巢,而后三路围攻,又被徐向前破的干干净净,随后参与刘湘的六路围攻,依然是一败涂地,中央红军入川后,田颂尧更是在阆中被击溃,一败再败倒也罢了,问题是参谋团还盯上了他,想要拿他做榜样,杀鸡给猴看。参谋团将田颂尧以作战不利为由革职查办,可谓是震动川中,田颂尧在川军中是个什么位置,相信无需我再多言,而参谋团说拿下就将他拿下,那些本来还不太服帖的川军将领还敢再废话?当然,参谋团也不是为了立威而立威,立威的目的是平川,很快参谋团就开始着手整顿川军,将其名额、军饷都缩减三分之一,此后还成立了点验委员会,核实川军名额,本来这么搞容易引起川军反弹,但是,此前将田颂尧撤职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现在谁还敢顶风作乱?

    参谋团在四川仅仅存在了一年,但就是这一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参谋团这一年所做的工作就足以将刘湘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此后刘湘尽管依然不愿束手,也通过各种手段与中央对抗——包括强化省政府控制,秘密联结反蒋势力,组织武德励进会,改编保安团,但终究是蚍蜉撼树。老蒋控制四川,同时也为抗战做好了准备——重庆成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战中心,八年抗战终能获胜,与杨永泰这平川之策密不可分。可惜杨永泰未得善终,终在派系之争中遇刺身亡,一代奇才如此下场,也不免令人唏嘘。

    后记:抗战爆发后,刘湘曾试图联络韩复榘阻止蒋介石入川,终为范绍增所查,急怒之下吐血而亡;邓锡侯则先后参与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在刘湘死后出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后在国共内战中投诚;刘文辉统治西康,政绩斐然,尤其教育办的出色,后在国共内战中投诚;杨森亦率部参与抗战,国民党失败后前往台湾;而李家钰更是在豫湘桂之战中以身殉国,成为抗战中殉难的最高级别川军将领;其余川军大抵在抗战中表现出色,不予赘述。川军内战多年,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终能在大节大义面前舍身为国,终是有所补报。(四川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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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二 贵州篇

    自古云贵为一体,地理意义上称为云贵高原,而清朝时期有云贵总督,可见双方联结之紧密,讲完了云南,自然要讲讲与其渊源颇深的贵州。

    革命打了个转

    说到黔系,自然首先要提的人物便是刘显世。刘显世是兴义人,为当地豪族,其父刘官礼以办团练起家,后为清廷赏识,因功擢升,任知府,刘家在兴义有兵有权,有钱有势,当地豪绅大贾,乃至知县府衙,凡遇大事都需请决于刘家,堪称兴义的土大王。当然,刘显世从兴义的土大王要做到贵州的土大王,自然也是需要一点契机,而这个契机便是辛亥年间爆发的武昌起义。

    且说武昌首难,天下震动,贵州为西南边陲,清廷素来统治根基薄弱,革命党人自也想趁机发难。时任贵州巡抚沈瑜庆当然整日里惴惴不能自安,心里想着乌纱帽是保不住了,但又不想轻易投降,便病急乱投医,速召刘显世率部进入省城,为其羽翼。可惜的是,这刘显世还没来得及进省城,沈瑜庆的官帽就丢了,革命党和立宪派几个一合计,觉得贵州山高皇帝远,湖北都反了,贵州还不反他娘的?于是,两方就到沈瑜庆那请命去了——说是请命,实际就是威逼,沈瑜庆一看自己无依无靠,叛党势大,也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而贵州这一独立,自然官府衙门都得改组了,几方推举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

    张百麟是当地同盟会首脑,但是反是造了,自己却没有云南蔡锷那样的威望,而要镇住场子,就必须要倚重贵州当地豪强。现在史书老是红口白牙的说革命党没出息,光想着妥协,其实,革命党也不想妥协呀,革命党的社会根基摆在那里,抽冷子闹一下可以,但是革命完了总得治理,老闹腾也不行啊,而真要谈到由乱而治,革命党也是两眼一抹黑,非得跟当地大佬妥协了不可。革命党这一妥协,晚清时代的牛鬼蛇神就全出来了,比如说我们戡乱未遂的刘显世,原是气势汹汹护驾去的,结果护驾自然是没护成,但部队却兵临城下了,革命党一看乖乖不得了,赶紧有福同享,有官同当,就任命刘显世为枢密院军事股长。

    这些地方大佬对清廷没啥感情,反就反了,也没啥,反正官照做,银子照拿,但是革命党这般懦弱,却也让他们起了夺权的念头。没多久,这帮老爷就把革命党给收拾了,杨荩诚被逼着离黔北伐了,负责省城治安巡防的同盟会要角黄泽霖被暗杀了,而杨百麟呢,则先去公务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就差点被暗杀,这下也就明白了厉害,灰溜溜逃了。但是即便连下杀手,这帮老爷也是觉得自己实力还不够,革命党这玩意,也不是光靠暗杀就搞得定的,所以一琢磨,觉得要找个靠山,他们想到的是云南的蔡锷,而派去游说的则是蔡锷的同学戴勘。

    戴勘跟蔡锷在留日期间就已熟识,私交甚笃,跑到云南后就对贵州军政府大骂一通,大意是这帮乳臭未干的小孩毛都不懂,贵州如今乱成一团,见天有人被暗杀,又拍了蔡锷的马屁,说些只有松坡兄才能解民倒悬之类的奉承话,最后言归正传,要请老兄不辞劳苦,派兵入黔理乱。蔡锷一听此事,也觉得事态严重,但又不太相信革命党人真会见天闹乱子,但是老同学的面子又不能不给,犹豫再三,就派出了唐继尧前去贵州看看端倪。

    当然,地方大佬们想到去找蔡锷,同盟会自然也想到了,这戴勘和唐继尧前脚刚走,后脚钟昌祚就闻讯而来。此公自然也是极力辩驳,说蔡公不了解贵州实情,不要听信奸人妖言惑众,说贵州两派争斗由来已久,也不是朝夕所成,大家各扫门前雪,松坡公的大名,在下仰慕的紧,但还请思量则个。蔡锷为人公道,一听也有道理,确实不能听信戴勘一面之辞,而真跟革命党闹出了误会,大家面上需不好看,索性就跟钟某说的那样,不偏帮,看热闹。于是,蔡锷就传令出去,让唐继尧也别去贵州了,转道四川,然后去湖北探探虚实。

    唐继尧当时只是个管带,不大不小,在云南一时半会也出不了头,而其人又是心高气傲,想着这次以钦差身份入黔,几方面都得买蔡锷一个面子,说不得就推他坐了首席。要取功名,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蔡锷让他去湖北,呵呵,唐继尧可不傻,湖北这地方水可深着呢,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了,眼前有这美差不干,难不成还去湖北讨脸色?唐继尧主意已定,跟蔡锷说前队已经入黔,如今势难改道,来都来了,还是去贵州看看为好。而那个刚游说完蔡锷的钟昌祚也知唐继尧入黔非同小可,赶紧拍马来追,但是,刚走到安顺就被暗杀了,至于说是怎么被暗杀的,被谁暗杀的,为什么被暗杀,相信无需我再多言了。

    这唐继尧一入黔,就立马杀字当头,不管三七二十一,拔掉了军政府,干掉了一干革命党人,然后在旧派的拥戴下当上了贵州都督。同志们,唐继尧在云南算什么?现如今却当上了一省都督,可见人要走运起来,那真是转眼的事儿。这事同时也告诉我们,当富贵送上门来,就得勇于伸手,牢牢抓住。就说唐继尧此次入黔,其实蔡锷后来都改了命令了,但是唐继尧知道生米煮成了熟饭,蔡锷也莫可奈何,更何况,自己出任贵州都督,对蔡锷也大大的有好处,将来有些什么事,不怕贵州不帮腔。唐继尧想得明白,关键时刻毫不手软,于是就抓住了机会,从一个小小的管带突然跃升成为封疆大吏,功名也由此发端。

    唐继尧毕竟是外客,旧派拥戴他,自然是希望他能重用旧吏,唐继尧自然也是投桃报李,重用这些拥戴有功的地方大佬,而新派人物则一无例外的遭到清洗。唐继尧上台后,最得势的就是刘显世,他被任命为贵州军政部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日领兵进入贵阳,是为了给沈瑜庆当保镖,没想到保镖没当成,自己却鸿运当头,兴义的土大王现如今跑到省城来显威风了。唐继尧是客,自己是主,客嘛,总是要走的,而他这个主岂不马上就成了正主?

    果不其然,唐继尧这都督当了一年半,就被袁世凯调走了,当然,唐继尧是升官了,由于蔡锷被调入京城,他就当上了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前年还是个扔大马路上没人认识的中级军官,没想到祖坟冒青烟,到贵州转了一圈回来后,就成了云南的老大,这两年内到底连升多少级,真得拿出算盘划拉划拉。唐继尧青云直上,而刘显世同样不遑多让,在辛亥革命以前,刘显世不过是在兴义说一不二,没想到托了革命党的福,没两年他这官就从地方当到了省城,从兴义的老大一跃成为正儿八经由北洋政府钦命的贵州老大。当然,美中不足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刘显世虽然当了贵州老大,但却比别的省份低了一级,都督这个官衔被袁世凯撤了,理由是贵州太小,他只当了个护军使,这也让他略有些不满。

    刘显世一上台,就把他在兴义的那帮亲戚,族兄堂弟,亲家连襟,七大姑八大姨都搞来了,总而言之,就是把贵州省衙门,换成了兴义的那套班子,时称兴义系。该派系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刘显治亲家)、何麟书(刘显治亲家)、张协陆(刘家家臣)、郭重光(贵州耆宿)为“四大台柱”, 这一来,贵州就完全变成了刘家的地盘。刘显世的这帮人大多是满清遗老,跟刘家不是姻亲就是故旧,而治理嘛,也就是强调因循守旧,因此,所谓革命也不过是在贵州打了个转,现如今的贵州依旧跑在老路上。

    	
    得便宜卖乖
      
    

    刘显世刚把刘家的一众亲戚故旧搬到省城,板凳还没咋坐热,就碰到了一件为难事,那就是袁世凯称帝。刘显世就是个土财主,也就在贵州还成,要拉到全国,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但是弱者也有弱者的活法,既然决定不了风往哪边吹,那就退而求其次,看看风向,想想走向。袁世凯称帝,刘显世就得表态,至于要怎么表态,刘显世当然要看看风向再说。

    袁世凯虽然最终被证明是纸老虎,但是不管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刘显世都惹不起,因此,刘显世刚开始还是给袁世凯上了几道劝进折子的,这种折子反正也就是千篇一律,搞不出啥新意,当然,刘显世也没想搞出新意,随大流就成了。不过,世界上的事通常是越想躲越躲不开,没过多久蔡锷就利用小凤仙的掩护从京城溜到了云南,然后就举旗护国了。贵州紧贴云南,不管是蔡锷想护国,还是袁世凯想平乱,贵州都在漩涡中心,刘显世自然不想卷进去,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赶上了,就不得不赌上一把。

    两个选择,护国或是保皇,要护国就势必要得罪袁世凯,保不齐就得打上一仗;而要保皇,自然就要跟蔡锷短兵相接,他奶奶的,这哪打得过?这道选择题可真不好做,刘显世这个头疼啊,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蔡锷,都有足够的能力把他生吞活剥,貌似选谁都难逃一死,这本账怎么都算不清楚。既然实力是本糊涂账,那就只能算算人情账了,这本账一算,刘显世明白了。袁世凯是谁?刘显世压根见都没见过,更谈不上交情了,而且,袁世凯貌似对他不太感冒啊,唐继尧在贵州当老大那阵,官职就是都督,而等自己接任了,就官降一级,成了个护军使,这明摆着袁世凯没把他放眼里嘛。但是云南方面就不同了,要不是蔡锷派唐继尧入黔,估计他现在还跟革命党耗着呢,更何况,唐继尧待他可不薄啊,直接把他提成副手,现如今他当上贵州的老大,归根结底还不是唐继尧的恩惠?既然哪边他都打不过,那就只能疏不间亲了,老子选护国。

    刘显世打定主意之后,发兵两路,一路由戴勘率领,前去攻川,而另一路则由王文华率领,兵出湘西。当然,此战的焦点还在湘西,袁世凯想由此直入贵州,后取云南,而护国军则想由此长驱直入,直捣武汉,于是,双方就在此战将起来。王文华一开始趁着袁军没到位,先行发难,打了袁军一个措手不及,击溃三个混成团,并攻取了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后袁世凯调兵反扑,又收复了沅州、麻阳;如果照此发展,自然贵州就危急了,所幸黔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此关键时刻,程潜在湘西组织护国军加入战斗,而桂军也从湘江直上,威胁衡阳、长沙,袁世凯见势不妙,赶紧收缩战线,客观上解了黔军的湘西之围。

    刘显世赌对了,湘西之围一解,贵州立安,从今往后,不管双方怎么打,都打不到贵州地面上来了。好事一桩连着一桩,被派去援川的戴勘虽然兵力有限没能在战场上讨得什么便宜,但过不多久袁世凯居然就一命呜呼了,而戴勘呢,则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兼军务会办。戴勘带领的黔军在整个护国战争中都未能前进一步,就在川黔边境上晃荡了,说是去攻川,打到最后也就是混了个自保,但是,现如今天上掉馅饼,仅仅因为戴勘参加了讨袁,所以就混了个省长,这运气,跟彩票中了头奖也差不多了。刘显世也知道黔军有多少分量,如今借着护国的东风,居然在天府之国混了个话语权,睡着了都得乐醒啊。

    不过,中头彩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怎么去兑现,而这就要看戴勘的能耐了。护国战争后,四川地面上有大概三股力量,一是罗佩金领衔的滇军,当时罗氏已经被蔡锷推荐为四川督军;二是刘存厚为代表的地方派;三嘛,自然就是戴勘的黔军。显然,戴勘要顺顺当当在四川站稳脚跟不会太容易,比如他是在重庆就职的,但是省会是成都,他要当省长,要军务会办,就得带着军队进入成都才行。罗佩金当时已经在成都就任督军了,按说督军就是一省的军事老大,但四川偏偏就特殊,还有个军务会办一职要跟督军分权,要说段祺瑞滑头,表面上看不偏帮,大家都有份,实际上就是要把大家的火给拱起来,最好是能撺掇着闹他一闹。果然,罗佩金就不满意戴勘来分他的权,并且勾结了同样对戴勘不满的刘存厚一块阻止戴勘进成都。戴勘自然不肯罢休,把这事跟他的老师梁启超汇报了,梁启超当时刚组了个进步党,党内就戴勘一个军事独苗,当然要帮学生把这事摆平了。梁启超的面子还是有的,派人去成都疏通了之后,总算罗佩金几个不能再作梗了,戴勘才得以带着熊其勋的一个混成旅进入成都。

    进个成都就这么麻烦,戴勘也知道要在四川立足,非得玩点手腕不可。其实,对目前这个局面最不满的是刘存厚,他也算在护国战争中出了把力,又是四川地方派,按说四川的大权怎么也该分他一大份啊,结果战事一结束,段祺瑞过河拆桥,居然让滇黔两派掌了四川的权,而他呢,啥都没捞着。刘存厚对罗佩金和戴勘两个,没有主观偏好,能少一个是一个,当日反对戴勘领兵入成,其实倒也不是厚此薄彼,只不过是罗佩金先到先得。刘存厚的心思,戴勘基本摸透了,他认为此人既然能跟着罗佩金拆他的台,同样也能跟着他拆罗佩金的台,因此,要解决四川问题,突破点就在刘存厚身上。

    很快机会就来了,段祺瑞嫌四川不够乱,怂恿罗佩金开了个缩编川军的成都会议,这会一开,罗佩金立马成了地方派的眼中钉。罗佩金这人也没脑子,目前局面这么微妙,川军众将本就对外人掌川心存不满,他却自己送上门去触霉头,好像是不捅这个篓子还不痛快,这不是犯贱吗?戴勘一看机会来了,立马跟刘存厚攀起了交情,扇阴风点鬼火——罗佩金这人野心可不小啊,你看他脚还没站稳呢,就想着把你们川军给裁了,再过些时候,还不把咱几个都踢了?我看你可不能退缩啊,不跟他别过这个劲来,以后咱还混吗?我看咱还是联手,只要你把罗佩金给逐出去,我就保举你当军务会办,戴某人说话,向来说一不二,说到做到。刘存厚一听,是这个道理,还是九兄(戴勘号锡九)够意思,罗佩金这个混蛋,老子他娘的干了他!

    当然,大家想必都明白戴勘是个什么心思了,他也就是撺掇刘存厚跟罗佩金干,到时候鹬蚌相争,还不是他渔翁得利。果不其然,刘存厚听信他的鬼话,跟罗佩金干了一架,双方大战7昼夜,罗佩金不敌,只得退出成都。那刘存厚立了功,是不是该受赏呢?屁咧,这次戴勘捞了个钵满盆满,本来是四川省长兼着军务会办,这回干脆把四川督军也给兼了,出了大力的刘存厚则赔了夫人又折兵,军务会办没捞着,干脆自己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也被中央掳了。

    戴勘是得了便宜卖乖,刘存厚跟他讨官,结果他说刘存厚私自发动兵变,本已是罪大恶极,中央现在要查你,能不追究你的责任就给你面子了,还要当官?刘存厚听了这话,那是火从心起,恶向胆生,他妈的戴勘,你给我等着!虽说政坛无信义,但是戴勘这么干,确实有些不地道,也不怪刘存厚生气。罗佩金虽然走了,但是戴勘要真正握住印把子,还得将这个恨不能将其食肉寝皮的刘存厚给料理了,那么占了大便宜的戴勘能不能料理了刘存厚呢?

    	
    有进无退
      
    

    且说戴勘撺掇刘存厚跟罗佩金干架,自己干了票无本买卖,大赚而特赚,但是,戴勘未免算盘打得太精,想把四川这盘菜独吞,连残羹冷炙都不愿给刘存厚留点,如果自己实力足够压服刘存厚倒还罢了,问题是,他有这个硬实力吗?我们知道,戴勘带进成都的也不过是一个混成旅,而且,他还是客军,四川地方派本就对外人在自己地面上耀武扬威极端不满,现如今他耍了刘存厚,也就是开罪了地方派,而跟地方派站到对立面上,这印把子恐怕也握不牢。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成胖子,戴勘在四川本就毫无根基可言,现今靠耍弄点阴谋诡计得了便宜,只能说暂时性的站住了脚,但是,真要在四川长期混下去,光有虚的,没有实的可不成,戴勘这么没耐心,实在是犯了大忌。戴勘表面上混的挺威风,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早已经危机四伏,就说刘显世吧,一开始当然为戴勘感到高兴,但高兴完了呢?高兴完了当然就感受到戴勘给他造成的威胁了,在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这叫功高震主。如果戴勘真能在四川长期混下去,那当然刘显世眼不见心不烦,一旦混的不顺,被赶出来了,那戴勘在贵州地面上往哪摆?一山容不得二虎,真要跟刘显世闹起来,自己能有几分胜算?我们说,混政治的,不能光看着眼前,得走一步想三步,把问题看深看透,戴勘显然一时得意忘了形,骨头轻的要飘起来了,他也不想想这么快就把刘存厚一脚踢了,他在四川能混的安身?万一混差了,自己还有后路吗?

    戴勘可能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桂系、滇系都出现过,我们刚讲过的滇系,顾品珍不就在四川混惨了然后造了唐继尧的反吗?而桂系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军队,一旦省外地盘不保,不就得窝里反吗?陆荣廷、沈鸿英和李宗仁这三派怎么闹起来的?还不是因为广东被陈炯明给占了,广西不够分了?就算是黔系本身,不久后这一幕也将上演,我们先做个预告。这些现象说明,一旦地方军阀开启了对外扩张的过程,那就只能有进无退了,因为扩张需要军队,而军队需要地盘,地盘则需要掠夺,一旦抢不着了,那就是僧多粥少,各股势力非得分个高下不可。所以,对外扩张就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关不上,而要强行关上,那就得把对外的扩张战争转移到对内的争霸战争中来,一句话,打是免不了的。

    好,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谈戴勘和刘存厚的问题。刘存厚被戴勘涮了一干净,别说好处没得着,还往里倒贴,更要命的是,这要传出去,他的脸往哪搁呀?因此,不管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面子,这个场子非得找回来不可。不过,戴勘虽然兵不多,但刘存厚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刚跟罗佩金打完七天七夜的巷战,损失惨重,最近又得应付中央那帮来查问事端的官僚,少不得要打点一番,即便是要报仇雪恨,好歹得缓口气再说。敌所不欲,我必取之,戴勘自然知道刘存厚不能放过他,也知道时间拖长了对他这个外客不利,所以就想借着刘存厚元气未复之际,打个措手不及,从此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要打仗,就得有借口,当然借口总是好找的,北京城最近出了大乱子,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而张勋则以调和为名,领军进京,现下已经重新拥立了溥仪,而刘存厚虽然护驾无功,但也被钦点为四川巡抚。戴勘一看,来的正好,刘存厚这不是张勋逆党吗?讨伐之!当然,戴勘的兵力委实不足,即便是大失血的刘存厚,也能将他的黔军团团围定,而戴勘无奈,又使出了大招——许愿离间,找来了罗佩金当帮手,而川军自然不是滇黔联军的对手,不敌败走。戴勘一看,机会难得,要斩草除根,就率领黔军追了出去。

    戴勘注定是要灭亡的,因为他太不知好歹了,孙子有云,穷寇莫追,戴勘不听古训,认为刘存厚已成惊弓之鸟,一路上势必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此时不趁势追击,更待何时?戴勘跟刘存厚提前破脸,我们说已经是战略失误了,现在不知轻重的贸然追击,则犯了严重的战术失误,事实证明,接连犯下两个大错的戴勘尝到了恶果。刘存厚虽然战败,但并没有溃败,他也料到可能会有追兵,因此提前在半道伏下了一支兵马,而戴勘,则很不凑巧的碰上了这支伏兵,于是乎,得势不饶人的戴勘被川军击毙,而老大一死,黔军自然崩盘。

    戴勘的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刚刚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就因为过于轻纵而送了性命。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恬淡谦冲,处事预留后路,老子也说祸福相依,可见一味用强是取祸之道,戴勘先是想好处独吞,后又想斩草除根,事事无不用强,最终身死异乡,也就不足为奇了。戴勘一死,黔系依靠偷鸡摸狗,使奸耍诈混来的地盘也就保不住了,从4月底独掌三印到7月底万事成空,黔系的美梦只做了3个月,但是,有梦可作至少也说明黔系混的还不错。

    戴勘一死,黔系又重新回到一穷二白的原点,刘显世自然对这个结果非常伤心——其实,黔系是黔系,刘显世是刘显世,戴勘真要发达了,刘显世还降得住他?刘显世可能还没想那么长远,他只是觉得原本已入彀中的四川以这种方式丢掉未免有些可惜,但是自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跟着滇系有糖吃。要黔系独立去开疆辟土,那显然是不可能,但是有滇系罩着,说不好就能打打秋风。因此,当护国完了没多久,老上司唐继尧打出了护法靖国的旗帜,准备接着去四川抢粮抢钱抢地盘时,刘显世二话没说,就跟着干了。

    刘显世说了,此次出征,就是为戴勘报仇去的,头可断,血可流,面子不能丢,戴勘兄弟被四川那帮小子暗算,死的不明不白,这次怎么也要讨个公道;当然,四川比咱贵州有钱多了,抢下了四川,弟兄们就发财了,一句话,干啊。这次领军出征的是护国战争中在湘西之战中大出风头的王文华,也就是刘显世他外甥,前次风头是出了,但是没好处,反倒是让戴勘拿了大头,这次出兵川东,既要出风头,又要拿好处,一个都不能少。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了,川黔滇靖国联军又一次占了四川,为了避免出现上次戴勘和罗佩金争权的闹剧,地盘得分清楚了,黔军拿到了川东的重庆,而滇军则进了成都。物是人非,护国战争中也是滇黔两军入川,但是黔系的戴勘前一阵死了,而罗佩金也被唐继尧给掳了;现在则是一代新人换旧人,黔系换成了王文华,而滇系换成了顾品珍。护国战争后是川黔滇的三角矛盾,而护法战争后,滇黔各守其份,倒也相安无事,主要矛盾变成了川军和客军的矛盾。

    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本来亲不亲,一家人,由他当黔军总司令,是再稳妥不过了,但是所谓政坛无父子,至于甥舅,就更别提了。刘家在贵州有地位,但是王家可也不差,王文华混到今天这个份上,可不是靠着舅父的荫庇。王文华也是兴义人,他的一众亲信同样大多来自兴义,同是兴义帮,但此兴义非彼兴义,刘显世的是旧派,而王文华的是新派。这对甥舅因为新旧对立,已经有些互相看不对路了,好在王文华新得了重庆,双方不在一处,倒也不能闹得太过,但是万一王文华把重庆丢了呢?对外扩张本就是有进无退,即便是甥舅,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甥舅相争
      
    

    刘显世把他的刘家衙门从兴义搬到了省城,经过几年经营,以为从之以后贵州就是兴义,以后凡事都需决于刘门了,但是,就在他的兴义旧派垄断了贵州大权之时,却有个新派已经虎视眈眈。新派的头目是王文华,也就是刘显世的宝贝外甥,王家也是兴义豪族,其胞兄王伯群是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厦大的创办人,在民国,有对兄弟跟王家兄弟非常相似,那就是湖南的汤化龙和汤芗铭兄弟——都是大哥从文,小弟习武。刘家在贵州虽然显赫,但说穿了也就是个土财主,影响力再大,也只是在贵州,王家就不同了,王伯群最近几年虽然混的有些颠沛,但是跑到哪都能去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转转,有的就是面子。

    王文华早年秘密加入同盟会,大小算个革命党人,但是也就是挂个牌罢了,真到了利益交关的时候,他可想不到自己还有这样的牌号。王文华是跟着刘显世一道进省城的,后来贵州新旧两派相争,唐继尧入黔理乱,王文华就作为刘显世部队的先锋官出迎唐继尧,顺道还把革命党人赵德全给灭了。大家一定纳闷了,王文华这个新派怎么看得出新来?他还是踩着革命党人的尸骨上位的,跟刘显世有啥区别?大家不要着急,其实王文华本人一开始确实不新不旧,只信实力,但是人总是会变的,尤其是他这样的年轻人,各方面还远未定型。

    王文华是借着迎接唐继尧的东风开始崭露头角的,而他开始发迹同样也是因为唐继尧,只不过这次是送别唐继尧。唐继尧回云南当都督之后,王文华重组了黔军六个团,并大量启用唐继尧留下的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从此开始在军界腾飞,而护国战争的爆发则给了他一战成名的机会,湘西一战,初时居然击溃北洋军三个混成团,这对于向来声名不显的黔军来说,算是相当够分量的成绩了。1917年,王文华组建了贵州第一师,而该师的成立则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就标志着王文华真正有了和刘显世分庭抗礼的实力。王文华的骨干力量是士官生,代表人物有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以及王纯祖等人,大家不要惊讶,没错,日后在国民党军界大红大紫的何应钦当年正是王文华的小弟,而且,何应钦还是王文华的妹夫。

    王文华宠信士官派,这就是新的表现,当时主流军界以保定系为首,而西南军界呢,又以XX讲武堂的学生作为基础,因此,留洋派在当时还是个新鲜货,当然也为主流军界所忌。比如,段祺瑞就很看不上士官派,当年段祺瑞召集督军会议,贵州代表是王文华和刘显治,结果老段一听说王文华大用士官派,就跟见了邪魔外道一样,居然给王文华奉上了名菜一道——闭门羹,没让他列席会议。王文华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种委屈,本来他对北洋系和国民党并无主观好恶,段祺瑞玩了这么一出,可把王文华给惹火了,段祺瑞你丫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你不让我开会,老子也没想开会,结果王文华半道去了上海,被孙中山一番慷慨陈词所动,愤然摁下指印,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重用士官派,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王文华不管是治军还是为政,都新的可以,因此,理所当然的,以王文华为首的兴义派就被称为新派。新派以年轻人为主,从小学的都不是孔孟之道,而是格致算学,因此,破旧立新就是这帮年轻人成日里所想所说的东西。新派和旧派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政治倾向,旧派偏向北洋系,而新派则偏向孙中山;二是对待滇系,旧派自然是唯唐继尧马首是瞻,也觉得跟着唐继尧混确实有甜头,而新派则对唐继尧不以为然,他们不愿意当唐继尧跟班,总想自立门户;三是财政问题,而说到钱,就没那么多讲究了,反正就是新派和旧派都想多拿钱。有此三事,加上王文华也确实翅膀硬了想单飞,新派就跟旧派有些水火不容,而民八事变就是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民八事变,顾名思义,就是民国八年爆发的事变,此次事变的核心就是财政问题。新兴义系跟上海华侨振业实业公司谈妥了一宗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当然,这笔买卖提交贵州议会的时候被否决了,至于为啥被否决,原因再简单不过,那就是旧派见不得新派好呗。王文华当然火大了,他觉得是旧派存心给他难堪,当然,他也不是好惹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能用议会跟我作对,难道我就缴枪讨饶了?新派搜集了一堆黑材料,主要就是针对贵州财政厅营私舞弊,王文华在报纸上登广告,宣称要把财政厅这些年的非法勾当一一曝光。更牛逼的是,王文华还组织了几百个黔军伤残到财政厅去逼饷,光去衙门闹也就罢了,这些人经常三五成群,隔几天就到财政厅厅长张协陆家里去闹,当然也不是空手去,随手还带些棍棒啥的,要是张协陆不给他们个满意答复,这些棍棒就是用来打砸抢的。这还不算完,何应钦组织了暗杀团,要给那些反对派一点颜色瞧瞧,同志们,财政厅的都是文人,秀才遇到兵,那啥来着?

    这事越闹越大,到最后几乎不可收拾,财政厅官员陈廷策就被暗杀团瞄上了,还好,暗杀团可能也没真想杀他,只是让他受了点伤,最惨的就是张协陆。张协陆家里见天就几个凶神恶煞的伤兵前来讨债,稍微不顺心了,还要大肆破坏一番,家中老母妻儿不甚其扰。更要命的是,好像这些伤兵一点没停手的意思,今天应付完了一批,明天又来一批,不带重样的。你说伤兵来闹事,你怎么处理?要是不给,那帮人就耍横,要是给了,又是一批接着一批,张协陆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差事办不下去,张协陆就想辞职,当然,财政厅现在是火山口,没人愿意去,辞职就通不过,张协陆一看活着也没指望了,还是死了算了,干脆服毒自尽,求个家中安宁。张协陆另外留下遗书六封,主要就是劝刘显世和王文华这对甥舅看在自家人面上,看在贵州父老面上,各退一步,息争言和,并劝刘显世还是下野算了。张协陆被逼自杀,贵州政界更是一片大哗,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率先开溜,然后各首要人物纷纷离黔避祸,这就相当于旧派向新派讨饶了。

    从民八事变看来,新派虽然沾个新字,但到了争权夺利的当口,还是老一套,甚至,还青出于蓝。大家看看新派用的都是什么招,要么就是宣称要登报曝光丑闻,要么就是派伤兵团上人家门口闹事,要么干脆就玩暗杀,可以说,阴招损招狠招啥都用上了,大家想想,难道新派上了台就能比旧派强哪去?还不都是一路货?为了争权夺利,甥舅闹到如此地步,也算是斯文丧尽,王文华不把刘显世当舅舅,刘显世看来也没把王文华当外甥,这出家庭闹剧算是让人开了眼了。

    当然,新旧两派之争虽然在民八事变中开了个头,毕竟王文华此时人在重庆,尽管闹,也闹得比较离谱,但毕竟还没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看完了王文华对刘显世使用的手段之后,我们还能相信王文华至少会顾忌社会影响,不至于对舅舅使刀弄枪吗?同志们,王文华是何等样人?冲动自负而又极端,要是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当然,这出甥舅主演的大戏也快到高潮了,因为我们上文在介绍滇系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滇黔联军想在四川当太上皇的梦想破碎了,熊克武去而复返,联结刘存厚、刘湘打了个反击战,不单顾品珍和赵又新的滇军溃败了,在重庆的王文华黔军也败了。败了的顾品珍回到云南就打了唐继尧一梭子,那么同样也败了的王文华会怎生对待他的亲舅舅呢?

    	
    外人得利
      
    

    王文华和刘显世这对甥舅,表面上挂着新旧之争的牌子,实际上根本没那么复杂,说穿了也就是争权夺利,这俩不在一处时就已经闹到了水火不容,民八事变时就把脸皮给撕了,现如今王文华在重庆失势,猛虎要归山,接下来要发生的自然也可以想见了。果然,王文华盘算了一下,觉得重庆势难再夺,为今之计,只有领军返黔,但是他已经跟刘显世闹到了这种地步,想要安安生生的回去是不可能了,只有先下手为强,干票大的。

    就在黔军川战失利之际——当时攻打黔军的就是日后我党的军神刘伯承,王文华召集一众亲信,如卢焘、谷正伦、朱绍良以及胡瑛等人在重庆开会,详细讨论新派的出路问题。当然,出路是显然的,只有回贵州清君侧,除谄佞,实际就是放逐刘显世,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行动。最后反正是讨论半天,拟出了个条程,然后王文华觉得可行,最后就依计而行了。王文华终究还知道廉耻,觉得对亲舅舅下死手,面子上需不好看,传出去自己也得个以甥逐舅的骂名,所以,王文华觉得自己不能亲自参与争权,要找个清静去处避嫌去,然后王文华就带着这么些年从重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数目不菲,到上海看好戏了。

    王文华躲了清静,计划就交给手下人实行,此次夺权计划,玩的是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坐镇贵阳的,自然责任就尤为重大,非得是个帅才不可,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没错,就是何应钦。何应钦没跟着王文华到重庆逍遥自在,这几年一直待在贵阳看场子,就等着有机会露一手,帮他的小舅子夺下这片江山,而今机会终于来了。1920年10月下旬,谷正伦让孙剑锋带领警卫营秘密返回贵州,兵力到位之后,何应钦于11月中旬发动了雷霆一击。

    第一步:缴械。自从黔军在重庆受挫,刘显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也加强了贵阳城防,但无奈敌暗我明,刘显世根本号不准王文华的脉,但自己的一举一动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他调来加强城防的3000游击军还没醒过味来,就被警卫营给缴了械。

    第二步:杀人。发动政变总是要杀个把人立威,当然,要杀的人也得好歹够分量,杀几个龙套也震慑不了对手,这回何应钦杀的人很重量级,旧兴义系四大台柱之一郭重光。民八事变中张协陆被逼自杀,这次民九事变干脆郭重光直接被他杀,四大台柱已去其二,其余两个熊范舆、何麟书一看又是自杀又是他杀的,心里发毛,赶紧溜号保命要紧。

    第三步:逼宫。其实已经不用逼了,刘显世眼见着军队被缴械,亲信又是被杀又是开溜的,旧兴义系几近崩盘,这个官怎么也该让给宝贝外甥当了。于是,刘显世宣布下野,逃往云南避祸。

    第四步:善后。卢焘、谷正伦在刘显世下野之后回到贵州,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贴出安民告示,而何应钦则操纵议会选出了个傀儡任可澄当省长。

    自此尘埃落定,旧派被新派全面击溃,新派全面控制了贵州大局,就等着老大王文华回来主持大局了——可惜的是,王文华已经回不来了。

    王文华为了避嫌,独自跑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躲太平,还随身携带巨款,这样的微妙时刻,又是这样的微妙人物,王文华要是不出点事,还真的对不起这出戏了。按道理讲,贵州局面大定,王文华也该早回地方速定大计了,但是王文华敢做不敢当,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愣是一直待在外地。王文华去了上海后也没干坐着,在年底跑去广州见了孙中山一面,当然,王文华也有自己的考虑,此次事变牵一发而动全身,说不好就惹毛了刘显世的主子滇系,到时候闹起来,他也没有胜算,这次去见孙中山,就是要争取外援。去完广州去浙江,这次他是去见卢永祥,传达孙中山北伐的指示,当然,卢永祥可对孙中山的指示没兴趣,此次浙江之行也就不了了之。然后王文华又去见了周素园等贵州名宿,邀其一同返黔共谋大业。总之,王文华虽然人在外地,可一点没闲着,一个字,忙。

    王文华在这当口毫无顾忌的四处活动,好像一切尽在掌握,谁也不能拿他怎样了,但他一定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料理了旧派,而别人也盯上了他这个新派。盯上王文华的是袁祖铭,此公也是黔军重要将领,当年也是跟着刘显世一道进了贵阳,后来就一直率领黔军在外省活动。袁祖铭在1918年初被王文华遣去成都攻打刘存厚,表现不错,拿下了成都,但是袁祖铭立功之后一时不防,犯了王文华的忌讳,他居然越过王文华这个黔军总司令,直接向刘显世报功,自任黔军第二师师长。袁祖铭跟刘显世私下里眉来眼去,这就让王文华大动肝火,直接夺了他的权,把他调为参议——而这次自然是结下了梁子。王文华和刘显世争权,袁祖铭一直在冷眼旁观,当然,他是在等待机会。

    如果王文华早日返黔或是太太平平找个僻静地方待着,袁祖铭也找不到机会,但是王文华既要待在外地,又要到处转悠,生怕别人不认识他,这就是在自寻死路。当日民八事变的时候,新派将贵州闹了个底朝天,官僚们人人自危,有不少人还逃出去避难,这些人中就有前贵州议会议长张彭年,而他避难的地方,很不巧,就在上海。张彭年对王文华自然是恨之入骨,也早就在注意王文华的一举一动,可惜就是没个帮衬,而袁祖铭就找上了他,俩人一合计,觉得王文华是自作孽不可活,不把他干了,他们还有脸继续混吗?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正享受口乐之福,进来了俩刺客,接下来自然是乒乒乓乓了。王文华这一死,可了不得,新派群龙无首,自然要推举出个首席出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新派的骨干都是士官派的年轻人,大家资历战功都差不多,难免就谁都不服谁,于是就闹了起来。五个旅互相看不顺眼,今天一大吵,明天一小吵,把袁祖铭看乐了,觉得这帮小毛孩不长进,死个老大就跟天塌了似的,难以成事,于是就向北洋政府告贷20万大洋购买军械,并借了当时湖北都督王占元一个纵队的兵力,准备从武昌出发,领兵安黔。

    但是,袁祖铭千算万算,却没算到武昌跟贵阳之间还隔着别的省,四川嘛,自然对黔军恨之入骨,肯定不让走,而湖南呢,又在搞什么自治,不想惹麻烦,于是万事具备,只差路线,但就是这个路线把袁祖铭难住了。袁祖铭生就的脸皮厚,对外界的非议也不太放在心上——他是借助客军入黔,自然惹来了贵州人的不满,但是非议不非议的无所谓,装没听见就成,这个行军路线可是个现实问题,无奈的是,似乎他还解决不了。军队是借的,一时半会又走不了,于是,这次行动就半道搁浅了,军队也过不多久解散了。

    不过,袁祖铭虽然此次进军遭遇了麻烦,但好在贵州并不太平,这些小爷可得折腾一阵,而要照这么折腾,袁祖铭是想不发达也不可能啊。甥舅相争,如今又是新派内争,但是争来争去,到最后要得好处的,看来还只能是外人袁祖铭。

    	
    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
      
    

    且说王文华和刘显世甥舅相争,原本胜负已分,但是王文华毕竟脸皮还不够厚,而做人呢,又过于张扬,于是就被阴在角落的袁祖铭候个正着。王文华这老大一死,底下的小弟们就没了魂,于是就闹将起来,以为把旧派赶走了就怎么着也轮着他们了,所以只要抢到新派的头把交椅,就抢着了贵州的首席。当然,不管他们怎么争,贵州首席看来也要旁落他人了,贵州而今虽然是新派天下,但也不只是新派天下,刘显世流亡了,不还有袁祖铭吗?有人说袁祖铭一没军队二没威信三还不在贵州,怎么就当首席了?一会大家就明白了。

    新派这几号人闹来闹去的也不是个事儿,而且贵州又穷的要死,以前他们在重庆的时候吃香喝辣,日子过得逍遥快活,现如今呢?重庆的川菜够味,妹子也够辣,在重庆好吃又好睡,贵州有屁啊?正好当时孙中山要去讨伐陆荣廷,也带信过来,让黔系出兵一块去广西发财去,当时黔军总司令卢焘正愁着呢,也觉得这是个应急之策。卢焘是滇系出身,当年跟着唐继尧一块入黔——既不是贵州人,又不是留洋派,也就有点资历,当代理可以,但要转正,新派可就有意见了。出兵打仗,一能减少内耗,二能抢些钱粮,卢焘巴不得如此。

    参加援桂战役的黔军分成两路,谷正伦任援桂第四路军总司令,进兵柳州;而胡瑛则任第五路军总司令,进兵百色。谷正伦对此次援桂非常看重,原因嘛,自然是要和孙中山牵上线,从而在争夺贵州霸权的过程中觅得先机,但是,谷正伦也就那点实力,在广西赔进去也不上算,所以他带来的是王天培和彭汉章的两个团——这俩都是袁祖铭的旧部。谷正伦想一箭双雕,一方面要讨好孙中山,另一方面也排斥异己,心思端的歹毒。人算不如天算,谷正伦确实是讨好了孙中山,也被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但是彭汉章和王天培却也官升一级,从团长变成了旅长,更要命的是,这俩打得还不错,非但没成炮灰,还大受孙公赏识。谷正伦此次援桂可谓是喜忧参半,找了个靠山,却也坐大了对手。

    另一路的胡瑛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没错,此胡瑛即为彼胡瑛,就是后来在龙云被扣之后代理38军总指挥,此后又领兵击败了周西成的那位宿将。胡瑛是滇系人马,是王文华早期重用的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之一。他之所以热衷于出兵,原因是不想待在贵州搅浑水,他本来就是客军,虽受到王文华信任,但王文华一死,他在贵州的处境就跟卢焘一样了,微妙的很。胡瑛也是倒霉,越不想惹事越有事,此次援桂之战,原本滇军也参与了,但是滇军半道就被唐继尧撤出去杀回马枪逐顾品珍了,按说这事跟胡瑛没关系吧,但谷正伦就有能耐给他安上关系,他去孙中山那告了一状,说胡瑛也是唐继尧的人,所以也不稳当。胡瑛也是有苦说不说,好说歹说,才讲明白了,说他虽是云南人,但一直就在贵州混,滇军是滇军,黔军是黔军,他绝不会背叛孙公云云,才让孙中山好歹没把他掳了。

    说了这么多,大家想必对谷正伦这个人有了大概的印象,没错,这人非常的阴损,使阴招,打小报告,无所不用其极——顺便说句,后来他在国民党当了宪兵司令,也算是才堪匹配了。胡瑛反正是怕了谷正伦,也觉得玩不过这种人,援桂之战结束后直接回了云南,不再掺和贵州这摊子烂事了——有趣的是,后来胡瑛被重新启用,当的也是宪兵司令。胡瑛知难而退,但是有人却还想跟谷正伦扳扳腕子,此人便是何应钦,那何应钦能玩得过谷正伦吗?

    别说,何应钦也非泛泛之辈,上来还是占了些上风,他利用职务之便,切断了谷正伦与外界的联系,不管是谷正伦发出去的电报,还是发给谷正伦的电报,都被何应钦给掐了。但是,何应钦虽然身兼八职,名位煊赫,还是前老大王文华的妹夫,军队实力却处相对下风。何应钦取得了和实力不相称的地位,我们说,这在政治上是相当危险的,谷正伦自然也明白这是何应钦的致命弱点,所以他瞄准的一是何应钦的权位,二就是何应钦的实力。针对何应钦的权位,谷正伦大造舆论,将其孤立,并争取到大量盟友;而针对其实力,谷正伦先是联系了四旅旅长张春圃在遵义发电讨伐,后又密令本部张行伟团秘密逼近贵州,最后又搭上了五旅新编团的孙勤梁,几路围攻,将何应钦杀的是阵脚大乱,叫苦不迭。

    何应钦眼见抵挡不住,也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据说,走的还非常狼狈,先是跑到教堂苦求神父躲了几天,而后扮成了修女才混出了贵州省。当然,出了省不代表万事大吉,顾品珍当时正风雨飘摇,听说何应钦是人才,就聘其为高级军事顾问,但是何应钦也是走窄了,被他赶出贵州的刘显世不就在云南吗?于是乎,何应钦在贵州有惊无险,反倒是在云南走了险,刘显世吩咐他几个子侄收买了几个刺客,将何应钦给刺了,虽然没死,但也是在内兄王伯群处休养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的。不过,俗话说否极泰来,何应钦虽然被逐出了贵州,又不见容于云南,却因祸得福,跑到国民党那里闯出了一片天——此为后话。

    且不说何应钦,我们接着聊黔系。这段时间当然是谷正伦出足了风头,把胡瑛逼走了,又把何应钦赶跑了,主要对手一个接一个被他降服,那么他就能当老大了?哪有那么容易?王天培和彭汉章是傻子?他们不明白谷正伦让他们去广西安的是什么心?这回运气好,没让其奸计得逞,下回呢?哪可能老有这运气?因此,他们早就想着迎立老主子袁祖铭了。袁祖铭此时又在北洋政府的帮助下在汉口组建了一支定黔军,当然,问题还是依然存在,上哪借道呢?不过,很快问题就解决了,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发表通电,邀请袁祖铭指挥入黔,就在袁祖铭于1922年3月初跑到洪江之日,王天培和彭汉章同时通电拥戴。

    定黔之战就此打响,双方的主战场自然是与湘西毗邻的贵州东南部。这黔军上来就出问题,先是谷正伦抵敌不住,退往遵义,后是卢焘干脆通电辞职,退往安顺,而黔军总司令只能由四旅旅长张春圃代理。新派这帮人玩内讧倒是一流,真打起仗来却不见得高明,先是顾前不顾后,光想着跟袁祖铭的定黔军干架了,却不曾防备那俩卧底——彭汉章和王天培,居然就让这俩在4月10日趁虚攻占了贵阳。后来几个又在遵义一带组织防守,试图最后一搏,但是也没搏出来,输了个稀里哗啦,几个将领没多久就溜到了四川,而在4月19日,袁祖铭就领着他的定黔军进贵阳了,同时也宣告了贵州易主。

    这新兴义系其实在贵州没踏踏实实过上一天安生日子,以前跟旧派斗,斗倒了旧派,老大却死了,老大死后就互相斗,斗来斗去,让个袁祖铭捡了大便宜。新兴义系单说起来其实都是有那么几下子的,比如后来飞黄腾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何应钦,又比如后来成为了中国宪兵之父,被我党恨之入骨,称为反动警察的谷正伦,再比如在国民党军界闯出了一片天,死后被追封为陆军一级上将的朱绍良,但是,说到底,新派军阀也是军阀,也脱不了窝里反的俗。在政治斗争这方面,无所谓新,也无所谓旧,只要有人有政治,就有争斗,不管这些人是地痞流氓绿林好汉,还是留洋海归高材良栋。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虽然前次袁祖铭因为借道问题没有能来个刺杀上位二连击,但是只要新派还在斗,他们就避免不了被袁祖铭取而代之的命运。当然,袁祖铭虽然好容易上了台,但要想踏踏实实干下去,却也没那么容易,他赶走了新派,那不还有个旧派吗?有人说旧派早被新派干了?对不起,旧派实力是没了,但老大还在啊,更关键的是,刘显世如今跑到唐继尧那诉苦去了,而唐继尧又怎能容忍自己小弟被人欺负?

    	
    重庆的月亮比较圆
      
    

    袁祖铭趁着新派争斗不休之际坐收渔利,当上了这贵州的扛把子,但是还没来得及摆个庆功宴,请七大姑八大姨过来乐一乐,顺道显显威风呢,就碰上了麻烦,这回要对他下手的是唐继尧,原因是唐继尧觉得还是刘显世听话。唐继尧一心只想独断西南,野心很大,但是混到现在,居然贵州都不爱搭理他了,那你说他能不生气吗?袁祖铭不把唐继尧这个自命的七省总司令放眼里,直接攀高枝,投奔吴佩孚,明摆着就是要拆唐继尧在西南的台脚,这要忍了,以后西南还有人愿听他号令吗?别看吴佩孚名气大,谱也大,但在西南,还得听他姓唐的。

    这唐继尧让他擅长鸦片买卖的堂弟唐继虞攻黔,袁祖铭也明白厉害,知道滇军势大,不可与战,于是唐继尧刚在1923年3月颁布将令,半个月不到,袁祖铭就让道了,贵州又成了滇系的天下。滇系入黔之后,刘显世重新当上了省长,而军权则由唐继虞执掌。刘显世官复原职,但却再也不是那个贵州王了,他的一班老弟兄被他的宝贝外甥弄得自杀的自杀,被杀的被杀,开溜的开溜,人走茶凉,旧兴义系早就散了,这次借着唐继尧的力回贵州,说难听点,他也就是块牌子,说不好哪天唐继尧用不上了,就把他扔了。

    这天很快就来了,因为唐继尧准备从贵州撤兵了。唐继尧有天下之志,不愿窝在贵州这个除了鸦片,啥都没有的穷省,想借着民国直奉二战的变局,折腾点事儿来。然后唐继尧就找人跟袁祖铭接洽了,双方讨论半天,达成了一致,滇军从贵州撤出,而袁祖铭则派彭汉章回贵州理政。彭汉章是四川人,但却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跟朱德类似,但是真正从军却是在袁祖铭手下,因此,让这么个人物来主政,唐继尧觉得可行,袁祖铭也能接受。至于可怜的刘显世,他早就受够了骄横跋扈的滇军的恶气,这个傀儡也不想当了,滇军撤出去,他也能太太平平当个寓公。他的兄长刘显潜倒不像他那样心灰意懒,投靠了唐继尧,回到老家兴义想东山再起,可惜的是,在滇桂之战中大败,回来后就被彭汉章给缴了械,旧兴义系这最后一点火花也算是被熄灭了。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领黔军回贵州主政,被滇系短暂接管的贵州又回到了袁祖铭的手里,但是袁祖铭似乎心有旁骛,对贵州也不是太上心,他的主力依然还在四川晃荡。唐继尧得了贵州没多久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扔给了袁祖铭,而袁祖铭却也没有如获至宝的欣喜劲,在外地见惯了世面的袁祖铭也跟唐继尧一样,不想占个贵州就心满意足,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四川上了。黔军跟四川的瓜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早的戴勘,后来的王文华,都曾经在四川混过,王文华还顺道在重庆发了笔洋财。不过,不管是戴勘还是王文华,他们都没能有善终,戴勘被伏击而亡;而王文华虽然不是为川军所杀,事由却是因被川军逐出重庆而起;所以,对于黔系将领来说,四川这地方,谁沾上谁倒霉,那袁祖铭能免俗吗?

    袁祖铭交给彭汉章带回贵州的只是少部分军队,而大部军队却留在了四川,这就说明袁祖铭虽然一度被滇系逐出了贵州,但却在四川混的不赖,而且,看样子,他还想接着发财。要说民国内乱最频繁的省份,那四川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川军派系众多,平日里就斗来斗去的,打仗勤的就跟吃饭一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像袁祖铭这样的才能浑水摸鱼。比如杨森这段时间成了川军各路人马的眼中钉,原因是他傍上吴大帅之后,整军经武,准备要统一四川,各部自是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就惹来了一场混战,而袁祖铭也赶这个闹场去了。

    杨森当然倒了霉,到1925年9月已经是一败涂地,被赶出了四川。仗打完了,当然就要分赃,而一提到分赃,就难免大家都想多占点便宜,一旦谈不拢,那就只能再见高低了。于是,1925年12月,倒杨的几路人马在自贡开了个会,而可以想见的,川黔两军在分赃问题上没有谈拢,袁祖铭和刘湘打仗的时候都想对方多打,分赃的时候都想自己多拿,于是就在兵工厂和防区的分配上闹得很不愉快。袁祖铭很有斗争经验,一看这事多半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就提早行动,跑到重庆准备武斗去了。

    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袁祖铭于1926年1月底抵返驻地重庆之时,刘湘还待在成都跟人谈买卖呢,那刘湘还不情等着被袁祖铭算计?袁祖铭刚回重庆,就让他的黔军四个团进了城,并布置重兵守住城中各要塞,一副气势汹汹要动刀子的架势。重庆百姓别的没见过,打仗是成天见的,袁祖铭这么部署,以他们的经验来讲,那就是要打仗,这还了得?于是乡绅豪族推举出了几个代表,分别跑到袁祖铭和刘湘那里,劝和去了。袁祖铭借着这股劲,说民意不可违,咱虽然有些过节,但也不是啥大事,万事民为先,我看咱一道退出城去,再找个地方谈谈。刘湘本人不在重庆,真要打起来,领头的都没有,于是刘湘的几个部将也表示袁祖铭说得有道理,有事就得谈,咱先出城再说。

    刘湘部倒是规规矩矩按照协议领兵出城了,也没想想袁祖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就吃了大亏。就在刘湘部移防之时,军中忽然哗变,刘湘部将鲜英拼了命才率一营亲兵突围出来,其余的乱兵也不知道是喝了袁祖铭给的什么迷魂汤,反正就是被策反了。与之同时,刘湘在重庆的办事机构,守城卫队也遭到袁祖铭的猛烈攻击,经过这么一闹,袁祖铭把刘湘在重庆的势力全数驱逐,自己独领风骚,把重庆完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袁祖铭略施手段,就让刘湘这帮部下找不着北,估计事情完了之后,刘湘的部将也只知道是被玩了,但也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被玩的。其实倒也不复杂,袁祖铭先是造成紧张局势,让刘湘部将慌了神,因为老大在成都,部将也不想惹事,于是袁祖铭虚与委蛇,假惺惺的提出和解,刘湘部将自然就上了套。其实袁祖铭协议撤兵是假,阴谋惑乱是真,刘湘手下当兵的在重庆过惯了好日子,一听说要撤,首先就有气,然后又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被袁祖铭那么一煽呼,可不就反了呗?刘湘的部将们都忙着处理部队的哗乱了,自然就被袁祖铭找到了空当,然后重庆不就归袁祖铭了吗?其实说到根子上,就是刘湘本人没在重庆,让袁祖铭有了可趁之机,但是袁祖铭这一手玩的也确实漂亮,有些玩味。

    黔系的将领似乎还都比较擅长玩阴谋,戴勘当年就把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个当猴耍,如今袁祖铭青出于蓝,又把刚刚倒杨成功还在兴头上的刘湘给玩了,当然,刘湘也不是好惹的,也不能让袁祖铭这么就给弄了。当然,要对付最近势头正盛的袁祖铭,自己的部队又刚刚受挫,想来光靠自己一人还是有难度,但军阀就是军阀,今天打完,明天就能和好,有利益就能谈合作,刘湘一找就找到了刚刚被他赶下台的杨森。刘湘和杨森都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按道理讲还是同学,但自同学不同学的,也免不了干仗,不过干仗归干仗,合作归合作,只要条件合适,价格合理,那就没什么不行的,刘湘想报仇,杨森想复出,一拍即合。

    袁祖铭可能是看着重庆的月亮比较圆,一门心思想在这里安定下来,但是黔军的历史证明,在四川这地界,黔系将领可能会有一时得意,但也只是一时而已。袁祖铭现下虽然玩弄机巧赶走了刘湘,但刘湘元气尚在,再加上刚刚投靠了吴佩孚、意欲重回川渝的杨森,袁祖铭看来是没那么容易过关了。再说一句,但凡被赶出四川的黔军将领,都没有好下场,所以,袁祖铭还是自求多福吧。

    	
    祖铭中咒,贵州变天
      
    

    袁祖铭在川军众将眼里,就是匹来抢食的野狼,更要命的,这匹狼胃口还真不小,一点没见好就收的意思,丫一个外地人,还老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恨不能好处一个人拿,这种人如何还能容得?因此,虽然袁祖铭先倒杨后驱刘,算来算去也就跟杨森和刘湘这俩有仇,但是当杨森在川东重召旧部,意欲发兵驱袁之时,就有俩好事者——赖心辉和刘文辉也参与驱袁。当然,这俩也不是急公好义,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他们参战,无非是想趁机揩点油水。

    光就刘湘和杨森这俩,袁祖铭眼见就挡不住,再添两个,那还有活路?不过,袁祖铭在西南这个酱缸子里混了多年,最明白识时务、知进退的道理,就在大军兵临重庆之际,果断率军撤至南岸。当然,光撤至南岸还不保险,说不好川军怕他卷土重来,就玩个痛打落水狗,于是,袁祖铭干脆高挂免战牌,向川军讨饶,表示会在五日内撤离四川,返回重庆,让川军不可追击。川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善之策,袁祖铭如今被他们捏在手里,想来也翻不出这五指山,变不出花样来,于是就同意了袁祖铭的请求。1926年6月,袁祖铭就将他的驻川黔军全数开拔,跑回老家贵州去了。

    袁祖铭在四川玩的热闹,压根没把心思放在贵州上,现如今穷无所归,要回老家了,却慕然发现,贵州早就不姓袁了。当日袁祖铭和唐继尧达成和解协议,回来接管贵州的是袁祖铭部将彭汉章,但是袁祖铭在四川乐不思黔,仅拨了一少部分兵力给彭汉章,这就出了问题。袁祖铭以为兴义系一完,贵州也就没别人了,所以彭汉章象征性带点兵回去也能踏踏实实坐稳贵州省长的位子,但没想到的是,走了兴义系,又来了桐梓系,彭汉章这省长就被桐梓系老大周西成给抢了。 周西成在贵州军阀中独树一帜,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要跟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兴义系后面混饭吃,他一直都在经营属于自己的势力,并且,周西成确实是个有胆有识,也有手段的人物。周西成一开始在贵州军界只是个小人物,一直到1920年才被提拔为营长,但是周西成官小志不小,很懂得拉帮结派的那一套,当营长期间,就已经利用同门、同乡、亲族等关系笼络了一批死党,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和王家烈这些后来桐梓系的骨干人物当时就已经被周西成提拔为连长。1921年是周西成军事生涯的一个拐点,这年他突然从营长升成了旅长。

    周西成原本归属窦居仁旅,这年黔军援桂,谷正伦就把他调去随军出征了,谷正伦这人我们是知道的,一肚子的坏水,刚把周西成营调来,就想将其改为警卫营,明摆着就是要收编,周西成自然明白谷正伦没安好心,一怒之下就回了铜仁,重归窦旅。当年王文华遇刺,新派大乱,各旅自有计较,有诸如谷正伦这样想自立门户的,也有胡瑛这样爱谁谁的,还有彭汉章、王天培这样拥戴袁祖铭的,而窦居仁则和何应钦一道,是拥戴王伯群的。窦居仁跟王伯群私交甚笃,觉得兄弟死了让大哥上也是自然之理,而且王伯群有头有脸,也不辱没了贵州的牌头。可惜的是,窦居仁连自己手下都摆不平,他的两个团长毛以宽和聂凤岗居然就率部投靠了袁祖铭,这样一来窦居仁心灰意冷,直接就闪了,把兵权交给了参谋长徐朝光。接下来周西成粉墨登场,给大家表演一出夺权好戏。

    周西成先是借口部队缺饷,向徐朝光索饷,徐朝光当然拿不出来,然后周西成就利用这点,煽动部队,驱逐了徐朝光。当时窦居仁还有个弟弟窦居康在部队里,听说这个变故,知道要出事,想先开溜。周西成知道不能让窦居康这么走了,万一让他通风报信,窦居仁回来了,他这个犯上作乱的逆首不就倒霉了?于是,周西成致电窦居康,宽言抚慰,说他根本不想造反,只是弟兄们缺钱,才闹了点乱子,现在摆平了,还请您回来主持大局啊。窦居康可能还是低估了周西成,认为他这么个小小的营长确实也没胆子造反,那就回去呗。结果他刚回去,就被周西成咔嚓了,周西成于是就自领旅长,带着他的部队投靠川军石青阳去了。 周西成一个小小的营长,居然能趁此乱机火中取栗,直接就干上了旅长——尽管该旅走了两个团,十足兵力也就是一个团,这份胆色,这份谋划,确实称得上是个人物。周西成经过这么一捣鼓,在川战中又收编了杨森的一部分武装,还缴了1000支枪,实力立马就上来了,转瞬之间,就成了贵州数得着的实力派。其后,滇军入黔,袁祖铭退入四川,这又给了周西成经营起自己地盘的机会——最要紧的,自然还是见缝插针,这是周西成的拿手好戏。

    周西成先是借着滇军入黔之机,在黔北摆平了一些土匪,然后攻取了遵义,当然,唐继虞势大,很快周西成就丢了遵义,此时他试图投靠袁祖铭,但袁祖铭认为他以前跟过石青阳,为人不可靠,不接纳他,周西成无奈,只好投靠熊克武。后来川军内乱,周西成趁机攻打重庆——当然,以他的实力即便攻下了也守不住,他打重庆也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抢钱,这回捞了个够,成了财主。不久后熊克武在川军内战中失势,周西成也被袁祖铭和杨森驱逐,被迫回到贵州,驻节赤水。不过周西成运气又来了,当时唐继虞正好离黔援桂,贵州空虚,周西成趁机连取遵义、桐梓以及毕节,虎踞黔北和黔西北,已有贵州三分之一的地盘。

    当时袁祖铭正跟唐继尧谈判,准备和平接收贵州,而周西成日渐坐大,自然也让袁祖铭有所忧虑,但是袁祖铭还是想将重心放在四川,所以就想拉拢周西成,为其所用。周西成自认实力还不如袁祖铭,既然袁祖铭有合作的意向,他也不能驳了这个面儿,于是也就接了袁祖铭抛出的橄榄枝。同时,为了消除袁祖铭的戒心,周西成不但把先前的摩擦一股脑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还主动提出要和袁祖铭结为儿女亲家,这下袁祖铭就更加放了心,认为周西成已经归其所用。在袁祖铭和唐继尧谈判成功后,周西成就在袁祖铭的扶植下当上了贵州军务会办,后又在1926年1月接替彭汉章,当上了贵州省长。周西成出任省长之后,更是大肆任用桐梓故人,势力逐渐壮大,桐梓系也俨然有了兴义系的旧观。

    袁祖铭低估了周西成,更错看了他,实际上周西成暂时交好于他,不过是以图晋身的权宜之计,跟彭汉章不一样,周西成从不是甘居人下之人,当袁祖铭回到贵州之后,周西成已经让桐梓系成为了贵州新的盟主。并且,跟袁祖铭投靠北洋系不同,周西成一直交好于国民党,当年跟石青阳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有了国民党的支持,周西成这个贵州老大就坐稳了。因此,袁祖铭被驱逐出川之后就发现,贵州俨然也不再接纳他了,他自认此时实力根基均已不如周西成,无力与其抗衡,只得另谋出路。

    我们说,被驱逐出川的黔系将领均不得善终,袁祖铭此次被逐,回来后就发现了贵州变天,已经有了要中咒的迹象,而其后他的命运更是证明这条魔咒的厉害。在国民党誓师北伐后,正愁没有出路的袁祖铭就假惺惺的投靠国民党,北伐去了。只是袁祖铭两面三刀,一方面打着北伐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暗通吴子玉,企图进取湘西,直抵长沙;当时唐生智屡次催其进兵,袁祖铭都借故推辞,这就让唐生智陡升疑心,经查果然找到了袁祖铭跟吴佩孚勾结的证据,而这就让唐生智对其动了杀心。而后唐生智定下计策,让部将周斓借请袁祖铭吃年夜饭的机会,将其诱杀,而袁祖铭的军队则经两昼夜激战,终为唐生智所灭。而当年拥戴袁祖铭主黔的两员爱将,彭汉章于1927年8月被唐生智所杀;而王天培虽在北伐中屡建奇功,但终因丢失徐州,被老蒋当成替罪羊,遭到囚禁,不久后被深恶其人的何应钦所杀。自此,祖铭中咒,贵州变天,桐梓得道。

    	
    老大死,圣旨废
      
    

    且说袁祖铭、彭汉章和王天培三个都在北伐中死于非命,如果说袁祖铭是里通外敌,罪不容诛,而彭汉章为其亲信,带罪连坐的话,那王天培之死就可以分明看出在外黔军将领的微妙处境了。王天培是北伐名将,战功赫赫,却因为寡不敌众、丢失徐州而成了替罪羊,更要命的是,老蒋在将他监禁后没多久就下野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蒋下野反而就要命了呢?不是老蒋把他给扣起来的吗?其实,老蒋扣押王天培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倒也未必就动了杀他的念头,只是,老蒋手下有人却对王天培恨得牙痒痒,想要将其除之而后快,此人便是何应钦。何应钦跟王天培的梁子自然是在贵州结下的,何应钦的小舅子是被王天培的老上司给暗算的,更关键的是,王文华死后,王天培居然还积极拥立袁祖铭,大家想,这梁子得结的有多深?王天培走窄了,蒋介石一下野,中央军可不就何应钦说了算了?何应钦还能放过他?当然,跟何应钦有过节的黔系将领可不止王天培一个,眼下何应钦在国民党内一手遮天,操着生杀予夺之权,那些在外的黔系将领还能踏踏实实待在外边等着何应钦报复吗?

    随着袁祖铭、彭汉章和王天培相继被杀,黔军在外的将领已经屈指可数,高级军官就剩了李燊一个,很不巧的是,此人也是袁祖铭旧部。何应钦对袁祖铭恨之入骨,但是可惜的是,袁祖铭没落到他手里,被唐生智给杀了,正主找不着了,那就只能搞搞周边了,王天培不就这么死的吗?李燊跟王天培有没有交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李燊一定明白王天培是为什么而死,而且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所以肯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说明白点,李燊还敢在外面混吗?既然外面眼见是危机四伏,自己随时可能被人抓小辫子,那么,也就只能回家了。

    李燊自己想回家,有人也在推动他回家,此人是蒋介石。蒋介石跟黔系人马没什么私人恩怨,但是矛盾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周西成老跟桂系打连连,跟他对着干。地方军阀,也有一个站队的问题,但是民国这样的乱世,中央老是换人,强弱也总可能瞬间易位,所以站队就是个考验政治眼光的技术活。周西成就很倒霉,看走了眼,以为桂系能把老蒋给逼下台,以后民国就桂系说了算了,但是,老蒋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老蒋复出之后,周西成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而周西成呢,既然已经上了桂系的船,自然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所以,准备接招吧。

    老蒋支持李燊,主要是为了对付周西成,而李燊呢,本来也不是非对付周西成不可,但是周西成似乎很不待见他,所以也就少不得要拼一下了。周西成控制贵州,走的是乡情路线,时谓无官不桐梓,就说明周西成眼里难容外人,而李燊,不仅是外人,而且还是个有威胁的外人,自然就更难容得他了。因此,李燊要回乡,周西成就作梗,居然派人去收买李燊部将,要玩分化离间的招,那李燊能答应吗?当时也有贵州父老去劝说双方,让他们看在同是贵州人份上,携手合作,别搞亲痛仇快的事情,在他们的撮合下,双方还假模假样的签了份协议,协议里自然说的是永结同心之类的话,但是协议没签多久,周西成就将其扔进废纸篓了,李燊也是看明白了,要回这个家,就非得打回去。

    1928年10月,李燊在老蒋的支持下对周宣战,仗是打了,但家还是回不去,李燊败了,还遭到伏击,受了伤。李燊仔细琢磨,觉得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撼动在贵州日益稳固的周西成的地位,所以,就得找援兵,正好他当时退到了云南,而此时在云南主政的龙云就跟周西成有梁子。龙云跟周西成有什么仇,我们上文说过了,就是周西成当年曾经跟着胡若愚和张汝骥去攻打过龙云,此事一直被龙云视为奇耻大辱——因为民国以来,只有滇军攻黔,从无黔军攻滇,也早就想教训教训周西成。李燊和龙云一拍即合,决定合作讨周。

    1929年4月,李燊卷土重来,发起反击。得到了龙云支持的李燊进展神速,一改先前颓势,连克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眼见形势危急,亲赴前线督战,不督倒还不打紧,一督就出事了,周西成居然被李燊逮个正着,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落水,不幸溺亡。周西成一死,自然部下心无战意,李燊率军急进,5月28日,李燊终于打回了老家,进驻贵阳。不久后,顺理成章的,老蒋将贵州省政府主席的位子给了李燊,贵州眼见着又变了次天。

    周西成辛辛苦苦经营起了桐梓系,还没掌几年权,过几天安生日子,就战死沙场了,那么,桐梓系会像当年的新兴义系一样,老大一死,就先不管三七二十一,闹将起来吗?这就不得不佩服周西成的未雨绸缪了,1923年,在他还没能控制贵州之时,他就已经预备下了后事,当日在四川涪陵,他召集手下开了个军事会议,在会上,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顺序。周西成在派系建设方面确实是很有些独到之处,他提前选好接班人,自然也是吸取了新兴义系树倒猢狲散的教训,桐梓系没有辜负周西成的一番苦心,就算最终还是要争,也是先搞定外敌再说。于是,在6月中旬,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以及廖怀中等人联合起来发兵贵阳,进攻李燊,李燊不敌,被逼退往云南。

    李燊回家还没满半个月,就又被赶了出去,这下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军事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把残部交给龙云后,就独自跑去香港了,不久后病逝。李燊之事,从持续时间上来讲,当然只是贵州内乱的一段小插曲,但是,他这一闹唤,却又把贵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给搅乱了。桐梓系虽然在周西成死后没有立刻散架,好歹还是一块赶走了外敌,但是,敢散的总是要散,今天不散,明天也要散——紧跟着争夺贵州霸权的是毛光翔和王家烈。

    按照周西成定下的规矩,毛光翔当然是第一继承人,赶走李燊之后,也理应由他接位。毛光翔是周西成表弟,同时是王家烈妹夫,一直以来就是周西成的头号亲信,在军中也强压众人一头,别人对他接管黔政,倒也尚无异议,只是他的小舅子王家烈似乎总有些不服。周西成生前给手下众将排定了座次,就是希望万一他出点意外,桐梓系能安然度过,继续控制贵州,但是真到了利益交关的时候,即便是圣旨,看来也得作废,更何况这个老大已经入土了。

    毛王争霸的裁判是老蒋,李燊被逐,老蒋就再次失去了对贵州的控制权,所以老蒋就得重新找个代理人。毛光翔表面上对老蒋也是服从的,也接受了老蒋对其第十八路军总指挥的任命,但是毛光翔显然对老蒋有些戒心——毕竟周西成之死说穿了就是老蒋撺掇的,因此,毛光翔对老蒋的态度是不远不近,若即若离,不亲近也不得罪。王家烈则正好相反,他是迫不及待想上位,郎有情,妾有意,老蒋给他钱,给他枪,帮助他扩大势力,他也投桃报李,没事就帮老蒋到湘西剿共。此消彼长,原本毛光翔势力比王家烈大,但是王家烈有了老蒋这样的强力外援,过了几年就压了毛光翔一头,以前是毛光翔想着法的夺王家烈的兵权,现在倒了过来,王家烈要想办法夺毛光翔兵权了。

    1932年2月,在老蒋的撺掇下,在权欲的刺激下,王家烈也顾不得亲戚之情、同僚之谊了,从洪江出发,领兵4个团包围贵阳,逼迫毛光翔让位交权。毛光翔的部下受不了这个刺激,纷纷表示愿意一战,但是毛光翔母亲深明大义,不想自家人闹起来让外人看笑话,力主毛光翔让位。毛光翔也反复思量,觉得就算要打,也未免一败,不如暂时退却,于是同意交权,自己则领兵退往遵义。

    桐梓系比新兴义系强,但是看起来也没能强多少,内斗终究是保留曲目。

    	
    金克木
    	
    

    截止到目前,贵州的统治集团已经接茬换了三批,从刘显世的旧兴义系到王文华的新兴义系,再到周西成的桐梓系,至于老大就更是走马灯一样的换,贵州本就是民穷地贫的所在,那经得住这么闹腾?贵州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能有个圣人出世,把贵州的乱局给摆平了,好踏踏实实过两天太平日子,但是似乎目前的情况离达成这个愿望还有很远,而且更要命的是,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更加疯狂。现如今上台的王家烈就是个最不上道的玩意,贵州老百姓可得苦了。

    王家烈按说也是苦出身,但是有些人容易忘本,自己发达了就试图抹去苦难的回忆,很不幸的,王家烈就是这类人。在吃辛吃苦好不容易混到了今日贵州老大的位子之后,他想到的不是要让贵州许许多多跟他以前一样的苦人儿有个奔头,而是要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王家烈享受生活的方式也很传统,无非就是大门一关,屁事不管,然后纵情酒色,烟雾为伴,飘飘然,昏昏然,日子过得好不逍遥。王家烈争权的时候很卖力,争到了以后用权更卖力——不过,他更多是把权力用到了提升自我的生活质量上,但是,老大成天醉生梦死,贵州的政务怎么办呢?我们得说,王家烈有福气,有个好老婆——他这个老婆的好不体现在传统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上,而是体现在办事能力上。

    王家烈老婆叫万淑芬,生性泼辣,善于理事,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万淑芬也就是投错了胎,她要是个男儿身,出将入相何足道哉?不过不幸之中也有幸,她嫁了个好老公——他这个老公的好也不体现在传统的用情专一,体贴妻儿上,而是体现在不爱管事上,老公当了官,还不爱管事,别人又信不过,那就只能她上了。其实王家烈能混到如今这个地步,离了他这位老婆是绝难想象的,王家烈本人没啥能耐,但是万淑芬很有能耐,所以王家烈也就万事不决问老婆了。当年孙策临死前交待孙权,说你年纪小,没经验,管那么大的家业有困难,但是还好,你哥我帮你找了俩有经验有能力的,以后只需“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不决问公瑾”就高枕无忧了。当然,东吴的地面比贵州是要大多了,王家烈也非孙权可比,但是万淑芬确实是女中豪杰,不管是内事外事,她都给包了。

    王家烈打仗,万淑芬就从不太太平平搁家里带孩子,而是喜欢束着头发,戴着帽子,身着西服,脚踏皮鞋,坐着轿子,给王家烈出主意去。外人哪知道这是王家烈他媳妇,只以为是王家烈从哪请来的高人,这样也好,王家烈也有面子,能请到高参说明王家烈礼贤下士,总比被人知道是老婆跟那指点要好。万淑芬不仅帮着王家烈起草文书,出谋划策,还帮他去外面谈判。民国乱,西南尤其乱,要摆平这三门五户的事情,着实需要动点脑筋,王家烈脑子不够动,所以只能让夫人代劳了。万淑芬跟哪面都打过交道,而且什么都谈,跟桂系谈过烟土买卖的事儿;跟陈济棠谈过军事合作的事儿;跟蒋介石哭过穷;跟胡汉民讨过权;从地方大佬到党国领袖,再到元老耆宿;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万淑芬统统一把抓。这么千头万绪、曲折微妙的关系,就是个大老爷们也难免头疼难处,但是万淑芬这个娘们却处理的妥妥贴贴,不由得不让人心生敬意。

    比如说,要同时处理好跟地方派和跟中央的关系,就着实有些难度。贵州是个穷省小省,不管是粤桂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蒋介石这样的国府中央,说实话都惹不起,因此这是个夹缝求存的活。万淑芬玩的还确实溜,对老蒋表面上尊重的一塌糊涂,还去南京争取补助——其实就是套近乎,老蒋搞新生活运动——就跟现如今搞和谐社会差不多意思,她还在报纸上设专栏,亲自撰写有关文章,号召人民要懂得礼义廉耻。不过,万淑芬更明白老蒋为人极不可靠,他这当儿支持王家烈,明儿也能甩了王家烈,所以,狡兔三窟,不能一根绳上吊死,在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同时,暗地里却跟粤桂两省签了份互助共保的条约。这份条约签了,既保证了两大强邻不会对自己动手,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抗中央的底气,虽然这种条约到了关键时刻肯定不作数,但有总比没有好。大家看,万淑芬这才叫有能耐,这么复杂的事儿,她楞能举重若轻,体现出了极为高超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不过万淑芬虽然能力不俗,却也因为争权夺利害苦了百姓。

    万淑芬有野心,并不满足于当王家烈的参谋甚至代理人,她也跟那些地方派老大一样,渴望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她将触角伸到军队,控制了8个团的兵力;在人事上,她大肆启用她的娘家人,一批姓万的在贵州军界、政界担任要职;在王家烈掌权没多久,万淑芬就基本架空了她的老公,将桐梓系来了个中央爆破,让她老家铜仁的乡亲父老冒了头。周西成创建桐梓系殊为不易,为此连命都丢了,桐梓老人也对这个派系感情很深,一心维护桐梓系的大权,但是没想到万淑芬一个女流之辈,居然就能把贵州能人排行榜排名前三的一世枭雄周西成创立的派系给挤兑了,这帮大老爷们自然不服。虽然铜仁系没有取代桐梓系的实力,但是系中有系却已经成了既成事实,当时坊间流传“金克木”的谶语,意思是铜仁要取代桐梓,这就让桐梓系更加有了危机感。

    王家烈来自桐梓系,但是却因昏聩无能而致大权旁落,更要紧的是,他丢了权还无所谓,反正老婆也不能离婚,终究一家人,却让桐梓系的其他骨干也跟着倒霉。铜仁系四处伸手,一步步蚕食原属于桐梓系的地盘,眼看着无官不桐梓的局面就要被根本性颠覆,桐梓系也不甘示弱,准备动手。于是,1932年8月,在周西成指定继承序列里排名第三的江国墦就率先发难,试图发动政变,可惜的是,这场政变连失败都算不上,因为压根就流产了。不过,江国墦好歹是桐梓系出头的第一人,算是亮了下场,接下来还得有唱主戏的。

    桐梓系里对王家烈不满的人很多,但要提个最字,就得属被王家烈夺了权的毛光翔,当年他听了老母的话,和平交权,本以为他这个小舅子再怎么地都不能把桐梓的父老给一脚踢了,没想到王家烈拿了权就不管事,让个娘们指手画脚,现如今都欺负到桐梓人的头上来了。毛光翔被夺了权,坐了冷板凳,这本身就有意见,现在冷板凳眼看就要坐不稳了,那还能行?当然,周西成指定的继承序列有四个人,提到了江国墦和毛光翔,自然就不能没有犹国才,事实上,以后我们会发现,对抗王家烈的主力军反倒是这个老幺。

    不过,在江国墦政变未遂之后真正打响反对王家烈第一枪的既不是毛光翔,也不是犹国才,这个垫场人物是蒋在珍。蒋在珍后来在抗日的时候出了名,当然主要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事件,此公也是桐梓系要角,更是反对王家烈的急先锋。原先蒋在珍跟毛光翔和犹国才合计要玩个调虎离山计,邀请王家烈去参加周西成祠堂的落成仪式,然后趁机将其咔嚓,但是王家烈倒还没玩昏头,预感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觉得可能会出事,借故推脱。于是这仨就抓了这个由头,公开以清理门户、维护桐梓系为由,发表通电,讨伐王家烈。当然,最先发难的就是蒋在珍,他在遵义率先宣布独立,誓师讨伐王家烈,但是蒋在珍显然是太急躁了,被王家烈一通反击,又打回了遵义。眼见着蒋在珍形势危急,毛光翔催促犹国才赶快增援,犹国才一看唇亡齿寒,蒋在珍完了他也不得好,于是也就公开与王家烈翻脸,1932年11月5日,犹王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贵州老百姓也真是倒霉,本来两派暗斗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足了苦头,由于王家烈不管事,贵州已经是吏治极端恶化,苛捐杂税有如牛毛,士兵成了双枪兵,一手烟枪,一手步枪,作战能力急剧下降,作恶能力极速提升,老百姓苦不堪言,时谓王(王家烈)纲坠地,万(万淑芬)恶滔天。现如今暗斗改明争,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只有更惨了。

    	
    轮回
      
    

    桐梓系内乱,民国各方有喜有忧,忧的自然是盼着过两天安生日子的贵州百姓,而喜的则是蒋介石。蒋介石想最终将贵州纳入他的政治版图,自然就不希望贵州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地方派坐大容易尾大不掉,虽说贵州没能力像两广一样公开跟老蒋唱反调,但是时不时敲敲边鼓也会让老蒋不甚其烦。因此,老蒋自打北伐以来就没停止过挑动贵州内乱,先是怂恿李燊驱逐周西成,后是支持王家烈取代毛光翔,总之就是不让贵州有片刻太平,而现在,王家烈犯了众怒,别人上赶着要打他,老蒋自然乐观其变。

    其实在桐梓系这些要角中间,犹国才跟王家烈私交还算不错,没结下什么梁子,但是私归私,公归公,现如今王家烈他媳妇要抢桐梓系的饭碗,这就不得不让犹国才有所动作。政客当然都是人,犹国才是跟王家烈是一块帮着桐梓系打天下的生死兄弟,彼此间还是有些感情的,但是,人在江湖,生不由己,只要你踏进了这个圈子,就得按照这里的规矩办事——政治从来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罢了。因此,犹国才非但要动手,还要趁着王家烈不防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很残酷是吗?但这便是政治。随时准备生死相搏,这就是政客的宿命。

    王家烈认为自己跟犹国才关系不错,平常还接济一下犹国才,前两天还刚给了犹国才3万大洋,怎么着犹国才都不至于偷袭他,但是,王家烈犯了大错,犹国才利用的就是他这样的心态。犹国才让部队采取急行军速度,拼命争取时间,终于赶在王家烈没醒悟之前发起了总攻,而王家烈毫无防备,被逼的退至榕江,而犹国才所部则在11月24日占据贵阳,未几毛光翔也从遵义赶赴贵阳。这次交锋,倒王联军算是占了先手。

    老蒋一看贵州内乱渐入佳境,就赶忙添了把柴火,让犹国才接替王家烈担任二十五军军长,明摆着就是要刺激王家烈反扑。初战告捷,倒王联盟自是意气奋发,觉得王家烈彻底完蛋不过旋踵之事,因此摆下庆功酒庆贺一番之后,众人就决定趁胜追击,彻底将王家烈在榕江击溃。王家烈虽然上来就吃了一闷棍,所幸撤退及时,元气尚在,因此也是整顿军队,严阵以待。双方于是又是一场大战,不过王家烈连下数城,居然把联军打得一败再败,最后干脆重新占了贵阳。短短两月,贵州形势突变,本来还喝着酒吹着牛的联军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击溃对手,而是如何避免被对手击溃——整个掉了一个儿。

    大家切勿认为王犹之战的高潮还在后面,事实上,高潮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情况是,联军自然无力进取,但王家烈却也不能完全清洗联军,这个扫尾战打了一年多,双方都是损失惨重,到最后想的都不是怎么打死对手,而是怎么结束战斗了。王家烈打脱了力,自觉一时半会干不掉犹国才,同时也怕继续进逼会彻底惹翻犹国才——万一犹国才一生气去邻省找个援兵,那就真的鱼死网破了;而犹国才呢,也被打的挺惨,不想再多事,就提出要跟王家烈议和,重新划定地盘。双方在各有顾忌的情况下罢兵言和,将贵州分成了几份,虽然王家烈名义上还是贵州老大,但是实际控制力大打折扣,只在黔东和黔南有些地盘,而犹国才、蒋在珍和侯之旦均各有所得,毛光翔则退隐赤水,不问政事。

    此战之后,贵州正式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虽然各方口头上都服从王家烈,但是也只是口头上罢了,王家烈压根就管不着他们,更调不动他们,而这种局面的形成,自然让一心要收服贵州的蒋介石感到非常满意。当然,要彻底解决贵州问题,老蒋还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也很快就来了,因为贵州地面又来批客人——这便是从江西苏区辗转而来的红军。红军开始长征,老蒋自然就要追击,很不巧的是,贵州就成了双方较量的所在地,而倒霉的自然是王家烈。

    王家烈知道这事难办了,红军自然是打不过的,但是老蒋的中央军也不容易对付,哪派动根小指头都得要了他的命,而且看起来双方还都有要他命的可能。红军远来,肯定是敌非友,即便没有常驻贵州的打算,看起来在老蒋的压迫下也得在贵州混荡一阵,而时间拖越久,自然王家烈的危险性就越高;老蒋似友实敌,表面上看是为了剿共,实际上很可能借着这当口把他除了——王家烈已经听说自己媳妇跟陈济棠签的那个互助密约被老蒋拿到了,老蒋必然也不能放过他。其实,即便王家烈没有那个约,想来老蒋也会找个更可靠的人来取代他,但是有这个约毕竟还是不同,那就是王家烈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了。

    王家烈很头疼,大概也察觉到自己大限已到,但是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王家烈一开始搞不清红军的意图,但是人家带着枪杆子进来,必然也不是要跟他友好相处的,所以少不得就得打上一打——当然边打还得边看,如果红军只想借道,那就干脆念句阿弥陀佛,送佛送到西得了。很快王家烈就发现红军似乎意不在黔,只是想渡乌江,于是干脆就跟犹国才一道率军回了贵州——现在这俩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旧怨且不提,先联合保住贵州一亩三分地要紧。红军的战斗力自然远甚贵州这些双枪兵,1935年1月就击溃了候之旦,占了遵义——顺道还开了个会,毛泽东坐了几年冷板凳后,又重出江湖。 红军进了遵义,而老蒋的追击部队则在薛岳的领导下进了贵阳。薛岳的这股部队比红军还不客气,上来就给了王家烈颜色,直接以剿共为名接管了贵阳城防,更牛逼的是,王家烈如今想进出都得接受人家盘查了。紧接着,老蒋给王家烈出了道选择题,要么就当省主席,放弃军长之职,要么就当军长,放弃省主席的位子,这哪是道选择题,这在王家烈眼里就是杯毒酒啊,但是毒酒也得喝了,两权相较取其轻,他决定留下兵权。那好,老蒋说了,你挺明白事儿的,也听话,我喜欢你,既然是军人,就上战场吧,麻溜的,剿共去吧。

    王家烈眼见着贵阳待不下去,只得去遵义落脚——当时红军已经离开遵义北上,准备渡江了。倒霉催的王家烈怕啥来啥,红军的预定计划实施的不顺利,老蒋在江边摆下重兵,预备瓮中捉鳖,老毛一看不能白白送命,再渡赤水,没多久杀回了遵义。王家烈想着打不过我逃总行了吧,结果逃也不能好好逃,逃半道上居然碰上了薛岳部将吴奇伟,那还咋逃?硬着头皮上呗。当然,上是没好果子吃的,王家烈又被干了个稀里哗啦,无奈逃亡黔系,正好遇上滇军将领孙渡,他让孙渡帮忙传个话,让龙云给个面儿,拨块地给他,救救他的命。

    王家烈这战战不过,逃逃不好,倒霉到了家,这时候老蒋则进一步收编了贵州兵马,改编了侯之旦武装,全面控制了贵阳,没多久干脆自己飞过来了,想要亲自坐镇,解决王家烈。王家烈求观音告菩萨,总算老蒋念在他还没完全倒台,给了条生路,就是不杀他,逼他。先是撤了他的饷,后是买了他的人,王家烈一看自己完全被人捏到了手心里,也想留条性命,一天连发四令,表示愿意下野。老蒋也不含糊,给了他个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王家烈一看能保条命,赶紧不带回头的溜到了汉口,离开了贵州这片是非之地。

    王家烈被老蒋强行夺职,宣告了黔系军阀的彻底解体,桐梓系成了永远的回忆。黔系军阀互相斗了那么多年,斗到最后,也没个人能一统江山,王文华赶走刘显世,却便宜了袁祖铭;袁祖铭跟滇系谈判和平接收,却便宜了周西成;李燊入黔驱周,便宜了王家烈;而王家烈跟桐梓旧将斗了两年,最后还是便宜了蒋介石。这或许就是地方军阀的宿命,或者说,他们终究跳不出这个轮回。(贵州篇终)

  6.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另一篇:

    简要的废话:《漫谈民国政治史》过一阵再写吧,首先要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道歉,我保证我一定会写完,都写了70万字了,不写完说不过去,是吧。这篇东西,本来我是光想写写桂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对李宗仁有特殊的好感,后来觉得光写桂系尤其是新桂系有点干,看着好像我要为一个早已被历史定过性的派系或者人物翻案似的——虽然我只是出于对一个草根出生却能在乱世翻云覆雨的风云人物的好感而已,所以,干脆把西南军阀(滇黔川桂)一块写了吧,这一阵就在写这东西,干脆给那些我原有的有些寂寞的读者们解解渴呗。当然新桂系依然还是重头,其他所有都是配菜,这是不会变的,但是配菜的味道我也不会让其难吃就对了,相信我吧。

    先从云南军阀谈起。

    云南篇

    废话少说,我们就从西南军阀这四个派系中早年最出风头的滇系讲起。

    情人眼里出西施

    说到滇系,自然首先要提的人物就是蔡锷。蔡锷其人,用两个字就能概括:人杰。蔡锷打小家里面穷,但是天资聪颖,当地有个名士看他非池中之物,就资助他念了书,当然也是四书五经之类,蔡锷也不含糊,12岁就中了秀才。当然,如果老在八股文章里面打转,弄得酸腐不堪,蔡锷也就被糟蹋了,好在16岁那年,他遇上了名师——那年他考上了长沙时务学堂,顾名思义,就是办新学的,而这位名师,就有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启超启蒙了蔡锷,让他从孔孟之道抽身开来,更冷静理智的看待中国的局势,而蔡锷也确实是有志青年,深感国家孱弱,民族危亡,于是便有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17岁那年,蔡锷去了日本,同时也换了行当,要救国,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最能速效的,自然还是军事。20岁那年,蔡锷考入了日本士官学堂,他学习刻苦,思想深透,才气纵横,与同学蒋方震(即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由是声名日盛。回国后,各省对其趋之若鹜,争相延揽,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教习军事,深得官兵敬重,在南方军界声望日隆,人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1911年,蔡锷受云南都督李经羲盛情相邀,入滇任职。

    蔡锷来云南的这年,很不巧,正是清朝末年,不久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革命党人争相发难——当然,云南也不例外。蔡锷不是革命党,但是他跟革命党一样,对清廷已经丧失了信心,因此,他同情革命党,平时也时常跟同盟会人秘密来往,允诺一旦有事,就给予“绝对同情支持”。革命党我们是知道的,能闹腾,但是闹腾之后却没个定算,就拿武昌起义来说,闹完之后觉得党众大抵人微言轻,怕镇不住场子,最后免不了还要搬黎元洪出来压阵,云南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此人比黎元洪那是强多了,黎元洪对革命这个概念那叫两眼一擦黑,但是蔡锷那是实打实的理解革命,同时,也指挥了革命。

    云南新军里头不少基层军官都来自于云南讲武堂——朱德的母校,这些人学了新军事,干脆政治观念也新了,在革命党的熏陶之下,很多人也成了革命党,有了革命基础,再有了蔡锷这样的人物坐镇,那革命自然是手到擒来。1911年11月3日,云南革命成功,而蔡锷,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当上了都督,一切都是波澜不惊,无需多言。云南的革命进行的轻松写意,但是临近省份就没那么惬意了——四川的一众袍哥搅和是搅和了,但却是越搅越乱,军政府一看,自己吃喝还得倚仗四川呢,帮帮忙吧,就派了两个团去援川;贵州也革命了,但是革命完了之后,革命党外强中干的本性就暴露了,遗老们一看革命党不过如此,就想反革命——反过来革命,革革命党的命,于是派了戴勘来向蔡锷说情,要求滇军出兵理乱,蔡锷一看老同学来求情,自然不能怠慢,派了唐继尧过去。

    也是该唐继尧发达,而今他不过是一营管带,名不显声不扬,不够出挑,但是蔡锷让他去贵州,那就是一笔好买卖。唐继尧是有雄心的,一心想闻达于乱世,因此,逮到了这个机会还肯放松?即便最后贵州革命党也派人来游说蔡锷,让蔡锷别多管闲事,蔡锷也确实想不管闲事了,命令唐继尧去湖北了,但是,唐继尧不管那个,接茬大踏步朝贵州前进。虽然唐继尧只不过有一个营,但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贵州一个小省穷省,历来唯云南马首是瞻,更何况唐继尧还是应邀前来,又有蔡锷的面子挂着,唐继尧去云南稀里哗啦清理了革命党之后,就被推举为都督。一营管带,出了趟差,摆平了些没权没势的革命党,然后居然混上了都督——这就是命啊。不过,机遇固然可贵,但能把握住机遇也同样可贵,唐继尧能那么轻松就搞定贵州的乱局,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以后我们也将发现,唐继尧虽然不比蔡锷,但也着实是个人物,无法治世,最起码能乱世。

    且不说唐继尧,我们接着说蔡锷。南北和谈之后,清廷最终覆灭,袁世凯借着革命党举事的东风,凭靠手中的铁拳和满肚子的心眼,混上了民国大总统。蔡锷跟革命党,说实话交情有限,参与指挥革命,更多还是因为看不上清廷——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是共同的敌人倒了,这点水交情自然也靠不住了——蔡锷看不上清廷,但对革命党,好感却也有限,要不然也不能让唐继尧去贵州弹压革命党了。蔡锷是个有见识的人物,不比一些个愤青,就知道要打要闹,打闹不是目的,兴国安邦才是目的——他看不上革命党可能就源于此,革命党能打不能定,社会基础薄弱,孙中山也不是能安定天下的强人。蔡锷看上的强人是袁世凯,他认为中国要求发展,要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希望就在袁世凯身上。

    不光蔡锷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他的恩师梁启超也一样如此——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袁世凯跟维新派那是深仇大恨啊,谭嗣同不就是被他给卖了的?怎么梁启超现如今却成了拥袁派了?其实也不用奇怪,梁启超当年搞维新,是为了救国,现如今拥袁,同样也是为了救国——而在民国,最符合梁启超救国之愿的,也就是袁世凯了。袁世凯在史书上是个十足的丑角,又是卖国又是称帝的,国民党为了抹黑昔日的老对手,什么脏水都敢泼,中国什么书最假?史书最假!当然,最最假的是近现代史,原因无他,不把对手写的一文不值,怎么突出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把自己说得伟大光荣正确,怎么让老百姓跟着你走?当然,话说回来,袁世凯虽然没那么黑,但也没那么白,没卖国不假,但也没把救国放第一位,他放第一位的是争权。

    蔡锷一开始是支持袁世凯争权的——要救国可不得先有权吗?蔡锷既然看上了袁世凯,自然就一切往好的方面想,袁世凯要争权,蔡锷就认为他是不想有掣肘,想大张旗鼓的干,既然如此,蔡锷当然力挺袁世凯争权。袁世凯说要定都北京,蔡锷认为袁世凯说的要道理,蒙古成天闹腾说要独立,北方又不消停,可不得定都北京吗?孙中山、黄兴之流为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大局,实不可取。接着又是组阁,袁世凯得了便宜,同盟会不忿,陈其美和黄兴甚至不愿履任,蔡锷又觉得革命党全无为国为公之念,一心只想升官发财。革命党搬出了个《临时约法》,要搞责任内阁,蔡锷又觉得革命党太事儿,这国家不让袁世凯掌舵,让谁掌舵?让你们掌舵,你们能行?还是的,那你们闹什么?什么党啊会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私心小意跟国家元首唱反调,不让元首能好好干活吗?那要党啊会的干啥,全解散不得了?为了保证袁宫保能踏踏实实干活,他得有权,他得保证有那个能耐让那些聒噪叫嚣的反对分子滚边去——有人说专制?专制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毫无疑问,蔡锷将他救国救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当然,与之同时,拥袁派蔡锷也不免用尽一切手段以为袁世凯助臂——他借助自己的威望,握紧云南权柄,大力支持唐继尧督黔,联络西南各省,所有一切,目的只有一个,看好西南这个场子,让袁宫保省心。好些地方军阀拥袁是在搞投机,其目的是讨好袁世凯,能顺带捞点政治实惠,但是,不得不说,蔡锷不是这号人,他之所以拥护袁世凯,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袁世凯能让苦难的中国走出泥淖,在摧毁了满清的旧世界后,造出一个新世界。情人眼里出西施,蔡锷既然看上了袁世凯,自然认为袁世凯一切都理所当然,所有举动蔡锷都能为其找出合理性,但是,合理不合理,并不是蔡锷想出来的——而能不能造出一个新世界,同样也不是蔡锷能决定的。

    	
    我本将心向明月
      
    

    蔡锷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他支持袁世凯,也正是爱国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但凡王朝更替,政权交接,都少不了一段漫长的乱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统一迈向统一,而一旦运气不好,那就是从统一走向分裂。所谓革命,主旨是摧毁一个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的旧秩序,但是,有破也得有立,把旧房子拆了,就得建个新房子,而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这个新房子的图纸是现成的,略加休整就能重新再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清廷被革命了之后,就没有现成新秩序的图纸了。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革命的同时,还有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现代化,中国再也不是***大国了,而今只不过是个随便哪个小破国开艘军舰耀武扬威一番就能捞一笔回去的鱼腩,蔡锷留过学,见过世面,最明白这里面的苦楚,所以,他的一腔抱负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建设。

    清廷腐朽,固然是必须革命了的,但是革命党的能耐也不过就是如此了,甚至,这场革命到底谁革了谁的命,还有可探讨的余地——没有袁世凯居中折冲,以革命党的实力,真能武昌首难之后天下就传檄而定?蔡锷对革命党当然了解的很,也明白这帮人除了咋咋呼呼,别的能耐也有限,要把中国的复兴任务压在这帮人肩上,那是水中捞月,除了看个景儿,啥都摸不着。蔡锷希望清廷被推翻之后,中国能马上步入正轨,开始强国之路——而在当时的局面下,除了袁世凯,根本无法做第二人想。袁世凯是个强人,有实力,有资历,各方面都买他几分面子,也只有他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局面下引领中国前进。毕竟,政治这东西,也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孙中山口号喊挺响,听起来也像是那么回事,但是,蔡锷不是第一天跑出来混的愤青,政治是怎么回事,他太明白了。

    蔡锷自然是希望民国太太平平的,各方面团结一致听袁宫保发号施令,所谓家和万事兴,只要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那何事不可为?何事不能为?可惜的是,南北和谈以来形成的政治局面离稳定还差了十万八千里,革命党人革了那么多年的命,到头来好处让袁世凯一个人拿了,心里面当然是不服的,尤其孙中山,别看表面上宽容大度,淡泊名利,但实际上呢?刚成立的民国在一派和谐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立刻就能演变成惊涛骇浪。宋教仁遇刺之后,民国潜伏着的矛盾就如喷流一样激射而出。

    蔡锷当然是不希望乱,局面越乱,离他的政治理想就越远——大家伙都忙着争权夺利了,谁还把民族复兴放在心上?但是,事件的发展并不以蔡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当时甚至包括黄兴在内都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但是早就按捺不住的孙中山哪管舆情如何?其实宋教仁跟孙中山的交情其实也就是平平,二人之间还时常有政见分歧,但是刺宋案不过是个由头,孙中山也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有了刺宋的题目,就有了孙中山的发挥,而在孙中山发挥之下,刺宋案就成了民国短暂和平的安魂曲,民国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乱了。

    蔡锷对刺宋案谁是谁非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兴国安邦,因此,对于孙中山挑起争端,发动所谓二次革命,蔡锷是一肚子的不满,理所当然的,他也不可能给革命党人什么好脸子看。蔡锷依然坚定的认为,袁世凯就是那位能给中国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政治强人,任何跟袁世凯唱反调的声音,都是一些失意政客试图引发混乱的阴谋。袁世凯这个名字对于如今的蔡锷来讲是一个虚化的政治符号,是个寄托了他所有政治理想的图腾,他对袁世凯没有直观认识,但既然自己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都看好袁世凯,那袁世凯显见就是难得的豪杰了。

    一个人一旦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那么不管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如何发展,他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来佐证他的判断,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寻找有利的证据,而不是通过证据来作出判断。很多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之所以争议很多,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带着观点来找证据,当然,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是单维度的,人们总能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证据——随之而来的就是永无止境的争吵。蔡锷如今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陷阱,他一厢情愿的将袁世凯当成是能让中国摆脱困境的救世主,于是,任何的事情的发展在他眼里只不过是进一步佐证这个判断的有力证据罢了。当然,要让一个人改变其固有的看法,虽然难度很大,但并不是绝无可能,要让蔡锷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是袁世凯自己给的。

    袁世凯一世枭雄,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绝对的信任,对于蔡锷这样在西南军界享有盛誉的人物,当然更是心存疑忌。政客的行事法则永远是趋利避害,将危机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蔡锷并不是袁世凯的亲信,眼下能支持袁世凯,更多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是梁启超也并不是袁世凯的铁杆,所以,袁世凯思来想去,认为将蔡锷留在云南,实在是后患无穷,为防后患,只能将蔡锷调入京城,就近监视。袁世凯的做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袁世凯此举虽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蔡锷,但也同时给了蔡锷一个擦亮眼睛,从直观上来判断袁世凯其人的机会。制人却不能制心,袁世凯老谋深算,但他一定想不到正是此举才敲响了他的丧钟。

    二次革命后,蔡锷被袁世凯调入京师,任职经界局督办。蔡锷对经济当然是所知有限,他平生所学,最得意的就是军事,平时他也时常跟蒋方震等人泡在一起,研究军事理论,甚至还满腔热情的上书袁世凯,讲述他对军队建设的建议。袁世凯当然忙得很,临时大总统当得不过瘾,就要当正式大总统,正式大总统掣肘太多,就要废掉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控制内阁,甚至,慢慢的,袁世凯连终生制的大总统也当得不过瘾了,他有了当皇帝的念头——至于蔡锷的那些个建议,袁世凯哪有那个闲情逸致来理睬?不过是敷衍两句罢了。

    对于袁世凯的争权,蔡锷初时也很淡然,他也认为一个政治人物手里头没有权,定然也是办不成事的,为了办事,袁世凯要争权,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蔡锷在京城待了将近两年,袁世凯所做的似乎除了争权,还是争权,而且是永无止境的争权,似乎除了争权,他并没有别的什么兴趣。蔡锷越瞧越不是味儿,原本他心目中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的形象正在逐渐崩塌,直至袁世凯手底下杨度、梁士诒之流居然搞起了筹安会、请愿团,袁世凯甚至也明里暗里要求各地上折子劝进了,蔡锷才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

    蔡锷并不反对袁世凯伸手要权,但是他所希望的是,袁世凯有了权之后兴邦定国,复兴民族,但是袁世凯呢?民国建立以来,袁世凯所做的,所想的,无一不是权,而且看起来袁世凯争权,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欲望罢了,又何曾将民族兴亡放在心上?袁世凯本质上终究是个旧式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并不是像蔡锷那样要振兴国家——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即便有想法,也必定不如他享受万人朝拜的虚荣感那么强烈。蔡锷从灰心,到失望,再到寒心,最后变成了愤怒,他无法理解一个见识过晚清屈辱的政治强人会成日里孜孜以求个人利益,他无法理解一个政治人物不想通过建万世之功来光宗耀祖、留名青史,而却想剑走偏锋,通过称帝来实现——他想不通!蔡锷此刻的心境可以用句诗来概括: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呜呼哀哉!

    壮士一怒

    政治人物的境界有高下之分,有些人一直在试图改变政治,但有些人却是被政治所改变。很多人步入政坛之前豪情万丈,壮志满怀,但是滚打多年后,却变得圆滑世故,现实的让人害怕——政治改变了他们;而有些人虽然习学了些机巧诡诈,以便更好的在政坛生存,满脑子想着的却还是建万世之功——他们想改变政治。对于想改变政治的人,不管他改变的如何,试验是否成功,我们都必须对他们致以起码的敬意,就如争议颇多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个有抱负的人,是个想通过自身的权威来改变中国数千年社会秩序的人,虽然他干的差强人意,甚至在有些人眼里是瞎胡闹,但是,一个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吗?政治当然很难改变,毛泽东穷尽心力,最终却发现干了个一团糟——当然,有人说人民的利益不是某些政治人物满足其虚幻梦想的试验场,但是,当一个人看透了政治,他是应该应循守旧,唯唯诺诺,还是大刀阔斧,勇往直前呢?有人激进,有人保守,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多一份理解,因为政治,本没有正确答案,犯错本就是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人物通常都是有些政治抱负的,毕竟到了这个份上,位高权重,声名显赫,极尽荣华,不做出点功业,怎么对得起人活一世?袁世凯肯定也有政治抱负,但是遗憾的是,袁世凯毕竟还是不能跳脱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他过于执迷于高高在上、万民山呼的虚荣,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政治顶点岂不就是如此?而在到达政治顶点之前,干别的又有什么兴味?于此过于指摘袁世凯毫无意义,刘邦在看见秦始皇威风东巡之时,不也说“丈夫当如是也”吗?袁世凯的政治观念跟刘邦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也同样认为“丈夫当如是也”,我也相信,袁世凯在达到他所认为的政治顶点之后,就会来展开他的政治抱负,但是,袁世凯对个人权益的要求勿乃太过?现如今已经是民国了,政治人物都开眼了,没有皇帝就没有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又有多少人能忍受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呢?

    蔡锷也是个渴望改变政治的人物,而且他跟袁世凯很不一样,袁世凯对个人权位过于执着,而蔡锷则是单纯的赤子之心。蔡锷以己度人,认为男儿理当如此,有权是为了理乱,但是,袁世凯跟他终究是两路人,当蔡锷最终发现这点后,他对袁世凯丧失了信心——他无法接受自己心目中要带领国家兴旺强盛的人物居然念念不忘的只是当皇帝。权利能迷心,而被这种东西迷上的人,想来也没心思考虑别的什么了,袁世凯如今便是如此——而这正为蔡锷所忌。

    蔡锷当然不喜欢战乱,他研究军事,为的也不是打内战,而是兴国强邦,抵御外侮,所以他排斥二次革命,一度坚定支持袁世凯弹压叛乱,但是,蔡锷不是懦夫,他有血有肉,有尊严有人格,当他认为非战不可后,他也绝不会退缩。当然,要推翻袁世凯,不是浮皮潦草的喊两声讨逆即可——当年孙中山在刺宋案后嗓子都喊破了,还不是输了个稀里哗啦?要讨逆,必须计划周详,组织严密,甭管手里头有多少人,但有多少人就得发挥多少人的作用,尤其敌强我弱,要是乱乱哄哄的,谁讨谁就说不定了。当然了,对于蔡锷来讲,眼巴前的问题还是怎么逃离京师,回到根据地云南——免不得又要演场戏。

    自袁世凯手底下那帮人开始忙活登基大典这事以来,蔡锷的表现就是不冷不热,让袁世凯摸不透,劝进折子,别人上,他也上,所任之职,他也尽心尽责,唯一的异常之处就是票戏的时候多了,还跟名角小凤仙传出了些桃色新闻。袁世凯琢磨半天,也摸不透蔡锷在搞什么名堂,但是随着蔡锷与小凤仙的绯闻甚嚣尘上,袁世凯总算也有点明白了——袁世凯精明的很,自然不会认为蔡锷能沉迷女色,而蔡锷那么干,在袁世凯看来,无非就是在暗示他,你称你的帝,我走我的道,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袁世凯不指望蔡锷能支持他,但如果能不闻不问,倒也省事——但是,袁世凯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被蔡锷耍了。事实上,如果他能对蔡锷严加戒备,严密布控,谅蔡锷也溜不到哪去,坏在坏在袁世凯过于大意,认为蔡锷即便不支持他,大概也不会反对他,于是才让蔡锷从容离京。蔡锷先以治病为名跑到天津,再以此为名跑到日本,然后终于辗转来到了云南——这个过程一度被人写的离奇古怪,情节曲折,好像蔡锷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才逃出京城的,其实仔细想想根本不合逻辑,袁世凯何许人也,他要真想监控蔡锷,凭蔡锷有天大的能耐,他能逃出这五指山?

    云南都督是唐继尧,自打民国成立后,此公就走了大运,本来是一小小的管带,但是去了趟贵州之后,就活脱小鸡变凤凰了,在贵州也就一年不到,再回到云南,就当上了都督。唐继尧跟蔡锷是两类人,他就是所谓的枭雄,理想主义者比如蔡锷会将权当成手段,而枭雄唐继尧则将权当做目的,比如,这次袁世凯称帝,唐继尧考虑的中心问题不是袁世凯道不道义,而是自己怎么搞才保得住位子。当然,这问题可得让唐继尧转腰子了,要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吧,自己手里头就两个师,兵微将寡,实力微弱,实在没有机会,况且,各省态度不明,唐继尧也不愿当出头鸟;要是不反对吧,革命党气势汹汹,滇军军心不稳,搞不好闹个激变,自己性命都可能不保;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唐继尧想破了头,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怎么干都有风险,而且都不小。

    既然怎么干风险都不小,唐继尧索性也懒得想了,让别人拿主意吧——他决定跟着蔡锷走。蔡锷在西南军界有资历有威望,各方面都服他,愿意给他面子,他说怎么干,估计就得怎么干了——蔡锷当然说要反,于是唐继尧也就反了。蔡锷入滇未几,唐继尧就在其寓所开了个会,议题自然是如何讨袁——做了决定就不能再扭扭捏捏,唐继尧很聪明,能拿印象分的机会,坚决不放过。讨论半天,蔡锷和唐继尧相互礼让之后,计较已定,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915年12月25日,各方联合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护国之役就此发端。

    蔡锷壮士一怒,云南以一隅之力,尽敢于跟袁世凯相峙,豪情是有了,但能不能成功,可就天知道了。袁世凯再不济,也是个纸老虎,纸老虎也是老虎,一张皮看起来就唬人,当日二次革命,孙中山以国民党一党之力,数省之兵,照样被袁世凯干得找不着北,现如今蔡锷名声未必比孙中山大,实力未必比孙中山强,护国战争又能有几分胜算呢?不过,护国战争是护国战争,二次革命是二次革命,虽然都是针对袁世凯,但毕竟相差甚远,到底差在哪,我们下文详述。

    人心隔肚皮
      
    

    搞政治,光有一腔热血,满腹豪情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政治始终是个现实的舞台,喊过闹过之后,就得静下来想想,这么喊这么闹,有用吗?如今蔡锷满腔激愤终成一纸宣言,讨袁的号令业已呼出,但是,以云南一隅之力扛袁世凯举国之兵,又能胜算几何?虽说对于蔡锷来讲,兴师讨袁,反对帝制,是件不论成败都需勉力而为之事,但是,单纯为了发泄愤懑,那也不是蔡锷这样成名已久的豪杰之士所为,蔡锷既然打出了旗号,就必定有竖起大旗的成算,那么,讨袁的大旗凭什么就能顶得住可能出现的狂风暴雨呢?

    民国成立以来,跟袁世凯唱对台戏的,蔡锷并不是第一人,而这个第一人,声名显赫,形象好,气质佳,经过史书涂脂抹粉一番,那真是超凡入圣,无可言表,此人便是孙中山。孙中山如此人物,又能说会道,到头来却被袁世凯逼得搞独裁——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深感手里无权,底下不从,于是成立了个要别人摁指印,表忠心的中华革命党。大家想,孙中山这点名声是靠什么攒下来的?还不是靠他成日里自我标榜自己如何为了民主奋斗?能让孙中山把清名令誉抛一边,不顾元老反对,耆宿寒心,毅然决然撕下假面,高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场败仗想来是实在让孙公无法消化了。既然孙中山这样心理承受能力堪称中国历史翘楚的人都因与袁世凯一战而搞得精神错乱,那么,蔡锷凭什么跟袁世凯玩?

    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一样,都是以弱敌强,对手都是袁世凯,但是二者有个本质区别,前者称为反袁,而后者则为讨袁。大家可能觉得我在玩文字游戏,反袁也好,讨袁也罢,不都是要跟袁世凯干吗?能有什么本质区别?区别大了,反袁是意气之争,而讨袁则是道义之争——二次革命不过是孙中山借着刺宋案的由头主动挑起的纷争,实际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全国舆论也是司法解决的呼声占据上风;但是护国战争不一样,袁世凯称帝,虽不少人或迫于其威势,或有求于人,不愿公开反对,但称帝本身就把袁世凯推向了漩涡中心。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在制造混乱,而护国战争,制造混乱的,却是袁世凯。 中国历史上称帝的何止百千,虽有胜有败,但从道义上衡量此事的,却也只有袁世凯一家。有人说,这是因为民国了,老百姓活明白了,有尊严了,不愿意磕头朝拜当奴才了,其实老百姓懂啥,向谁背谁还不是人云亦云?建国以后,万岁英明的,不也没少喊?现如今天安门广场上不还有这样的横幅吗?其实,老百姓愿不愿意袁世凯当皇帝,这本无关紧要——就算不愿意,他们能怎么着?老百姓嘛,谁当权执政还不是一样过日子?好也好不哪去,坏也坏不哪去。其实,所谓的道义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有人为了道义,但大部分人恐怕还是挂着道义的羊头,卖着私意的狗肉罢了。

    反对袁世凯的,比如说革命党,即便袁世凯不称帝,他们还不照样反?只不过是袁世凯称帝了,他们像是捏着了把柄,师出有名了,实际称不称帝跟他们反不反袁有一毛钱关系?有人说袁世凯解散国会了,破坏约法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志们,不要天真了,那些国会议员还不都是些权迷财迷?他们有几个真是说要为民谋利的?袁世凯不是东西,他们就是东西了?还不都一路货?难道一心为己的私心小意只要有了国会的招牌就能变得理直气壮了?政治,说到底就是名利场,不排除有人确实为国为民,但是,这些人在政客里头也就是沧海一粟——被政治改变的人永远比想改变政治的人多得多,这也是我尊敬那些试图改变政治的人的原因,即便他们是失败者,这些人太少了,同志们,珍惜吧。

    在政治上,能将一件事上升到道义高度的,实际上原因简单的很,那就是此事犯了众怒。袁世凯称帝就犯了众怒,除了有些个被他拉拢,许以高官侯爵的支持他,大部分人都反对,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触犯了大家的利益。称帝的潜台词就是家天下,就是中央集权,就是独揽朝纲,但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就是藩镇割据,以至于武昌首难之后,各地烽烟四起,如果袁世凯太太平平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谁也甭找谁的不是,但是现如今袁世凯要打破这个政治平衡,那地方派能乐意吗?——即便如今的地方大员大多是北洋老臣。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封功臣,一大帮亲信爱员被分派到地方,原是指着他们撑场子的,但是,民国的地方那就是诸侯国,谁当了都督,就相当于成了诸侯,西周的诸侯王不都是周天子册封的?他们真心实意拥戴周天子吗?袁世凯之所以一开始能靠着北洋系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洋众将在他手里头捏着,生杀予夺,全看他脸色,但是现如今大家伙都有头有脸了,军队有了地盘,那就是军阀,袁世凯快要看他们脸色了。如果袁世凯好好的,不提过分的要求,各方看在老主子的面上,表表心意,那是应当应分的,但是袁世凯想把给他们的东西想个法子再收回去,对不起,咱几个不是奴才,你想干啥就干啥,办不到。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袁世凯的一帮老部将都没几个跟他一条心了,但基本的面子是给他的,也没多少真愿意出头跟主子破开脸来找不自在,但是,没多少不代表没有,有还是有的,而且这人分量相当足——此人是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北洋三杰中,王士珍(龙)淡薄名利,有资历没实力,虽然支持袁世凯,但能量不够;段祺瑞(虎)已经被袁世凯罢黜了;而江苏都督冯国璋(狗)眼下就是说话最有分量的。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跟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不少功劳,武昌起义的时候去攻打汉口,二次革命的时候围攻南京,都是冯国璋立下头功,但是这样的股肱老臣,现如今却要跟袁世凯翻脸。 冯国璋要翻脸,一方面是觉得袁世凯不再信任他,比如称帝这事,袁世凯就骗了他,另一方面就是有取代之心了。对于袁世凯称帝的影响,冯国璋的表态可比蔡松坡的独立大多了,冯国璋是北洋系的头号实力派,他这登高一呼,立即让那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北洋地方派有了主心骨——不当出头鸟,跟跟风还是可以的。北洋系的这帮滑头,让他们出头挑事,他们都支支吾吾,但是有人出头了,让他们添油加醋,他们一个比一个积极——跟着袁世凯那么多年,别的能耐没学会,落井下石、釜底抽薪这些阴损招数学了个九成九。

    护国战争和二次革命最大的差别差在哪呢?就差在这道义上了。由于袁世凯称帝把人得罪光了,自己成了个孤家寡人——大家都反对你,可不是你没道义吗?总不能你一个人是对的,我们都是错的吧。至于说袁世凯称帝本身道不道义,谁关心那个?这些东西是糊弄老百姓的,也就那么一说,什么倒行逆施啦,什么独裁专制啦,如此之类,不过是这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政客编出来的鬼话罢了,他们要是赞成称帝,一准说出德比尧舜,才堪配天这样的奉承话,到时候老百姓就要被哄得高呼圣明,泪流满面了。

    外有蔡锷等人兴师讨伐,内有冯国璋大搞串联,通电逼宫,袁世凯这龙椅越坐越不是滋味,俨然变成了火山口。袁世凯本来以为称帝这事只要洋人不反对,内部这些事都能摆得平,但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各地上了劝进折子,这是不错,但是折子这东西,最会骗人,他自己当年不还哄着谭嗣同说要护驾保皇,铲除逆党吗?现今这帮手下,说一套做一套,当日上折子劝进的是他们,如今通电反对的,俨然还是他们,其实,不是世道变化快,而是人心隔肚皮啊。人心隔肚皮的道理,袁世凯需要弄明白,我们当老百姓的,更得明白,多长几个心眼,不人云亦云,总是没有坏处的。

    反袁可敬,拥袁亦然

    堡垒总是在内部攻破的,袁世凯这头老虎之所以是纸老虎,原因就在于他呼哨山林的资本已经丧失殆尽了,北洋系并没有衰落,相反,北洋系在二次革命后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但是,北洋系是北洋系,袁世凯是袁世凯,不可一概而论,即便袁世凯一手锻造了北洋系。袁世凯对实力有着近乎痴迷的崇拜,而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的成就确实也是实力给予的,但是,这也同样酿成了袁世凯的悲剧,因为,除了实力,袁世凯一无所有,一旦部众离心,袁世凯便走到了末路。孙中山之所以能屡踣屡起,是因为他还有个三民主义,这是个品牌,只要有这个品牌,孙中山再倒霉也倒霉不到哪去——而品牌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可惜,袁世凯不懂现代政治,他没有品牌,他要倒霉了,就再没机会复起了。

    袁世凯跟所有的末路枭雄一样,一旦发现手下的亲信部将居然都是一人一个主意,再也不能让他使如臂膀之后,他的心理防线也就崩溃了。袁世凯并不怕外在的敌人,他这辈子大风大浪见了太多,所历对手无数,再厉害的也见过,但是只要他手里有帮指哪打哪的精兵悍将,他就心里有底,如今的情况是,外敌并不可怕——蔡锷纵使豪杰,也不过一隅之力,一时剿不平,还能一世剿不平?但是内部的离心离德,各怀鬼胎却让袁世凯彻底丧气了。冯国璋咄咄逼人,即便袁世凯取消了帝制,他也还是在南京开会,其心昭然若揭——借着这股东风,取袁世凯而代之,接掌北洋系;段祺瑞态度漠然,袁世凯被迫重新启用他之后,他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根本不想为老主子挽回危局;二将如此,局面焉能挽回?

    袁世凯如今不仅是皇帝当不下去,总统干不成,甚至,照冯国璋的意思,他干脆直接退出政坛,最好出国了事——眼看着一生功业犹如昨日黄花,袁世凯气急交加,再兼四川陈宦,山西陈树藩以及湖南汤芗铭一个接一个宣布独立,终于病体难支,一命呜呼。蔡锷登高一呼,拉开了袁世凯灭亡的序幕,但是,最终使事件尘埃落定的却不是护国军——因为护国军出师以来,虽未被袁世凯摆平,但也同样没能摆平袁世凯,真正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赫然是袁世凯的亲信爱将冯国璋,诚可谓是造化弄人。

    袁世凯死了,对于民国究竟是好是坏,或许,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确信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明摆着的,袁世凯生前,民国终究还是个国家,但是袁世凯死后,民国却是国已不国。反袁势力,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一股反对中央集权的分裂势力,他们有军队,有地盘,有属于自己的一方领地,他们反对袁世凯,只不过是不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力罢了。因此,究竟是谁在倒行逆施呢?是袁世凯,还是反袁的地方派?纵然袁世凯不称帝,只要他想当个有名有实的民国首脑,只要他想将晚清失落的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等待他的,就将是无可挽回的败局,罗贯中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元明清三朝,合了太久,确实已到了分的时刻,但是这样的分裂对外敌环伺的民国究竟是福是祸呢?

    君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是中国数千年帝制史永恒的矛盾主体,袁世凯是旧时代政客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灭亡也带有浓厚的旧时代气息,权臣逼宫,地方离心,这不就是中国历史屡见不鲜的戏码吗?一件中国历史上平平常常的事件,现在在史书上却跟丑闻,闹剧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了一起,原因仅仅是因为国号改了,现在是民国了,所以,称帝是罪恶,为了保住自己土皇帝的地位而反对称帝,这便是英雄,这是种怎样的逻辑?日本人高呼着为天皇效忠,成为了后起国家中的奇迹,而中国,却在某些政客编造的谎言里,为了人格,为了尊严,而走上了继续动乱的道路,然后,我们却说,干的棒!确实干的棒。

    袁世凯灭亡了,中国人终于有了人格与尊严了,只是,这种人格与尊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世道再怎么变,他们都终归不过是奴才,只是,以前他们是子民,现在他们是人民,但不管是子民,还是人民,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是一德行——除非你愣是阿Q一下,精神胜利。当然,袁世凯以前的部将们终于有人格了,他们当了一辈子奴才,终于站起来了,终于没有人能对他们吆三喝四,指手画脚了,他们现如今是主子了,不过终于当上了主子的他们却还要对可悲的奴才们说,你们不再是奴才了,因为你们不用跪拜磕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到底是主子还是奴才,能用跪拜磕头来界定吗?

    当然,把袁世凯这只蛤蟆精清理出龙椅之后,全国人民还是欢天喜地的,历史书上认为,民国新的一页翻开了,高喊——历史证明,一切试图倒行逆施称帝复辟的痴心妄想都不会成功,中国人民不是天生的奴才。新的一页确然是揭开了,民国的天空还是北洋系的天空,只是北洋系少了个倒行逆施的主子;至于孙中山手底下的中华革命党,同志们,他们在讨伐袁世凯称帝的同时却在入党仪式上庄严的摁下指印,宣誓对孙中山效忠——很讽刺是吗,但中国历史从来不缺乏类似的闹剧。要是蔡锷同志眼看着如许的闹剧这样发展下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后悔反袁一事,因为,明摆着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并没有离他的救国梦想更进一步,而只不过加剧了民国的纷争罢了。

    好在,蔡锷眼不见为净,因为他根本看不到民国即将上演的诸多闹剧了,他说要去天津治病,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又之所以能准假,原因显而易见,蔡锷确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护国军虽然不是袁世凯覆亡的决定性因素,但却因首难之功而声名显达,蔡锷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被公推为四川都督。蔡锷如果健健康康的,以他的资历威望能力,必能平服西南,使西南成为民国一方净土,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蔡锷带着他的满腔抱负客死他乡——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喉疾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时年34岁。

    蔡锷之所以为后世称道,多半是因为其冲冠一怒,举起讨袁大旗,发动护国之役,并最终引发了袁世凯的倒台,但是个人认为,蔡锷值得称道处并不在其反对帝制,而在其始终如一的救国抱负。蔡锷一生,拥袁反袁,拥袁处,国民党颇有微词,认为其助纣为虐,而反袁处,国民党击节叫好,认为是国家柱石——总之,在国民党的历史学家看来,蔡锷好,好在反袁,坏,坏在拥袁。这是个什么逻辑呢,答案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跟国民党一条道,那就是好的,跟国民党对着干,那就是坏的,可悲的,我们大多数人竟然还深以之为然。

    在我看来,蔡锷不论拥袁反袁,其理想追求如一,无不是为国为民,拥袁是求国家太平,上下齐心,反袁是因袁世凯权欲炽烈,背离正道,因此,不愿拥袁反袁,都值得我们击节赞叹——一个政治人物,其最可亲可敬之处,岂不正在于此?只是蔡锷的满腔抱负终究还是化为泡影,甚至他自认的救国之举客观上非但未能救国,反而更将民国推入深渊——一个政治人物,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却与所思所想背道而驰,这岂不是最大的悲哀?只是,在民国这样的世道,要想心随意动,又谈何容易?人在江湖,岂能一切如愿?但凡有心有意,便已足够。

    蔡锷活着未能实现救国救民之愿,未能让破败衰颓的中国走上自强之路,而他死后,却让西南半壁顿时无主,没了蔡锷这尊大佛,西南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入混乱的深渊。接替他云南都督之职的唐继尧,才德均远逊于他,但是心高气傲,颇有些雄心壮志——只是,他的雄心,他的壮志,却着实不值一提,一个只想着个人荣辱的所谓枭雄,不管最终成败若何,又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呢?

    征川梦

    蔡锷之死,最倒霉的就是四川人民。四川人民最期盼的就是有个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川主持大局,省的一帮子袍哥、军阀之流成日里闹来闹去,没个消停,但是德高望重的蔡锷来了,却又走了,四川人民空欢喜一场。接替蔡锷位子的人是罗佩金,此公也是士官生,加入过同盟会,按说又是革命党,又是留洋派,怎么的也得有些新思维,好好打理打理四川这个烂摊子吧,蔡锷任川督之时有个四川的重建计划,你罗佩金啥都不如蔡锷,萧规曹随总懂吧?可悲的,罗佩金对蔡锷那套治国安民的东西全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争权夺利。

    世事弄人,刚民国那阵,罗佩金就已然是统带之职——相当于旅长,而唐继尧不过是他手底下的一营管带,没想到不到两年,唐继尧就爬到了他头上,更可气的是,唐继尧为了限制革命党势力,上台后就把民政部长罗佩金给掳了。罗佩金照道理说是蔡锷的人,任命他当云南民政部长的是蔡锷,推荐他当四川都督的还是蔡锷,但是蔡锷一死,人走茶凉,罗佩金这个不长进的,居然去跟唐继尧攀关系了——为啥呢?因为罗佩金觉得人在异乡为异客,四川这趟浑水,着实不好趟,虽然唐继尧这人不咋地,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暂且忍口气去。

    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说实话是被袁世凯逼急了,其实他不乐意打仗,出兵四川也不是为了抢地盘,占便宜,因此打完之后就准备治;但是唐继尧呢?刚开始觉得实力不够,不愿意打,真被逼上梁山之后,又觉得可能有些便宜,而护国成功之后,就满脑子占便宜的念头了——打仗是为了啥?赔本的买卖谁干?他们出钱出力出兵,为的是有所补报,四川这地方,正合适——为啥合适呢?因为有钱啊!没错,四川是天府之国,自古富庶,不比云南这等瘴气横行的南蛮之地。所以,唐继尧刚开始听说是蔡锷当都督,那叫一个浑身不自在,其实蔡锷回云南,他就已经不自在了,原因也简单,他的资历声望都不如蔡锷,但又不甘心做小,蔡锷摆到哪都当大,唐继尧能高兴就怪了。不过,好在蔡锷来了又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唐继尧要当西南王,总算是有些眉目了,罗佩金不如蔡锷,但要想在四川站稳脚跟,免不得要来求助他这个云南老乡。

    四川确实不是靠罗佩金一个人摆得平的,护国战争后,黔系的戴勘,川军刘存厚都觊觎四川的首席,而至于那些不大不小的地方派,更是无需多言,罗佩金要不傍着唐继尧,能行吗?罗佩金即已投靠唐继尧,自然是一切照着唐继尧的意思办,唐继尧的意思,简单来说一个字——抢,文雅一点四个字——强滇弱川。大概就是把四川的金银财宝能抢的全抢到云南来,然后就是扩充滇军,排挤川军,总之,就是要鸠占鹊巢,让四川为云南供血——而其目的,无非是让唐继尧有足够的资本去逐鹿中原,而西南王,只是唐继尧的第一步而已。

    罗佩金一切照着唐继尧的意思办,认为有这样的后台撑着,他就一切无忧了,但是,四川这地面本来就人多事杂,更何况罗佩金这治川的策略,明摆着就是挑事的,要是不出点乱子,那才叫奇了怪了。贵州的戴勘就在寻找机会,想要取罗佩金而代之,而机会呢,照罗佩金这意思,那是上赶着送上门去啊——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一句话,罗佩金打定主意拆川军的台脚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川军虽然力量分散,实力不足,但是被人欺负到头上,那也不是能忍气吞声的孬种,再加上背后有个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戴勘,罗佩金这篓子可着实捅大了。

    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就在戴勘的刺激下对罗佩金下手了,双方在成都打起了巷战,血战七昼夜,谁也没占到便宜,但罗佩金毕竟人单力孤,增援的滇军赵又新部又被第二师挡在了资阳、内江一带,如此一来,罗佩金见都督当不下去了,只得交出大印。这倒也罢了,戴勘这人又是心太黑,摆弄完了刘存厚,得了便宜,居然连口汤都不让人喝,刘存厚一怒之下就跟戴勘闹翻了,最后戴勘中了埋伏,身死异乡——此事我们介绍黔系时详述。罗佩金和戴勘相继失策,滇黔联军又被打得连连败退,到最后,川南尽失,四川得而复失。

    四川在唐继尧眼里,那是他争霸中原的供血基地,要吃要喝,全指着四川了,如今可倒好,罗佩金这个不争气的,居然把到手的肥肉给丢了——实际惹出乱子的,根本不是罗佩金,而是他那个强滇弱川的政策。唐继尧很生气,当然,以他的脾气,那是绝对不愿意就此放手的,四川早晚还得回到他手里——现在需要的,同样只是个机会。民国别的没有,打仗的由头多的是,唐继尧很快就捞到了一个借口,于是就理直气壮的去找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去了——至少在唐继尧自己眼里,四川这地方就是那块该他吃的肥肉。

    这个由头是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所谓护法,就是要维护临时约法,而之所以要维护,是因为段祺瑞破坏了,而段祺瑞怎么破坏了呢,无非就是他不待见那帮国民党议员。既是如此,那这事本该是孙中山和段祺瑞的一点私人恩怨,按说跟唐继尧屁关系没有,但是,段祺瑞口气不小,说要武力统一全国,西南自然也是全国的一部分,唐继尧自然不容段祺瑞嚣张。当然了,唐继尧参加护法,也没指着能把段祺瑞给干挺了,他的想法简单得很,借着这个机会,再把四川拿回来,至于四川到手之后咋样,爱咋咋地,孙中山想咋样,跟他有关系吗?孙中山想利用他的滇军充场面,他难道就不如利用孙中山的护法打算盘?顺带说一句,孙中山的另一个主要外援桂系陆荣廷跟唐继尧想法差不多,只是陆荣廷瞄上的是湖南,当然,也是个捞一票就闪的主儿。

    孙中山可怜,自己的胃口不小,但是手里头又没有实力,只能拉些诸如滇系、桂系这样的地方派充场面,但是滇系、桂系跟他非亲非故,凭啥听他的?大家都是一路人,别你就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没那么八宗事儿!孙中山爱折腾,滇桂也爱折腾,凭啥孙中山折腾就是正义的,滇桂折腾就是可鄙的?这世道,谁能比谁强?能喊两句口号就说自己比别人强了?喊口号谁不会啊,民国这样的乱世,口号这玩意最不值钱,不能吃不能喝的——除非,你把口号兑现了,但孙中山也跟袁世凯一样,在达到个人政治生涯顶峰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没情绪考虑酸的甜的,口号,终归不过是口号了。

    且不说孙中山,我们接着说唐继尧。唐继尧虽说响应护法,但对孙中山这个非常大元帅根本就不感冒,孙中山不能喊口号吗?口号谁不会喊,老子也喊个,唐继尧也喊了个口号,他的口号是靖国——至于说靖国是啥玩意,重要吗?不过是一口号罢了,唐继尧之所以喊出来,无非是说老子不归孙中山管,如此而已,至于说有啥实际意义,有也好,没有也罢,无碍大局——中国政治,不尽是玩口号了吗?1917年11月,唐继尧组建“滇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然后找了个借口,说川军刘存厚阻止滇军靖国,发兵四川。

    唐继尧对四川,那叫一个念念不忘,因为他尝到了甜头,就罗佩金那一会功夫搞了个强滇弱川,他就发了笔好大的洋财。四川太富裕了,云南太穷了,唐继尧要在民国叫响名头,把势力伸展出西南三省,就需要四川的钱四川的粮,征川,那是唐继尧试图闻达乱世的一个梦。

    	
    

    我是哥来你是弟

    我们国父大人搞运动,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不考虑结果——这倒不是说孙中山没有必胜之心,只不过,我们孙公从来不把能不能赢当成该不该做的前提——国父要干的事,能赢也好,要败也罢,总是非干不可的。商代名臣傅说有句名言,叫做“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就说知易行难,干什么事都得踏踏实实的,不可眼高手低,但这话到了孙公嘴里,整个调了个,变成了“知之惟艰,行之非艰”,意思是知难行易,要鼓起勇气,敢于奋斗。孙公是个很好的鼓动家,一席讲演能让不少热血青年感动的泪流满面,但是话说回来,知难行易这话也不过就是宣传口号,孙公至今为止所做的事,哪件是简单的?满清政府给孙中山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无非是讽刺他言过其实,全无实际。孙公能反驳吗?他还真就反驳不了,从反清到反袁,孙公没少运动吧?没错,满清亡了,袁世凯也灭了,但是哪件跟孙公有关系?武昌首难之际,孙公正在国外求爷爷告奶奶筹款呢,这事他就压根不知道;至于引发袁世凯灭亡的护国战争,革命党倒是有人参加了,李烈钧参加了,但是人李烈钧早跟孙中山不对付了——孙公让一帮功勋老臣摁指印表忠心,人能乐意吗?此次护法战争,当然一如既往的孙氏特色,先把阵势撑起来再说,能不能成的——另说!

    当然,我们知道这事八成还是不靠谱,道理很简单,孙公手里头自己的人马委实有限,两大军事支柱桂系和滇系各有各的算盘,就这么一帮乌合之众,去跟如日中天的北洋系干,能有什么胜算?不过话说回来,北洋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自打老头子一命呜呼之后,北洋系就各走各道——散了,两大巨头,段祺瑞和冯国璋,手里头都有一绺子的人,但是眼下谁都奈何不了谁,更何况,这俩主儿压根也没想要尿一壶里去。看起来,不论南北,都是一盘散沙,但是同中有异,就算南边紧密团结在孙中山为核心的护法军周围,他们也不是段祺瑞一个人的对手,实际上,段祺瑞的真正对手也压根不是护法军,而是老拆他台脚的冯国璋,但是,南北之战毕竟关乎北洋脸面,冯国璋闹得太过了,也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对北洋众将就没法交代。所以,情况很明显了,护法军是许胜不许败,只要局面不利,立马就得散架——实力不如人家,又不愿玩命,当然只可能如此,但是北洋系呢,他们就算没有团结一致把护法军干挺的决心,至少脸面得全乎。

    既是如此,护法战争也不过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拉张虎皮就想做大旗,也不看看能不能扛得住?唐继尧跟那扯嗓子,说穿了,也不过就是借着孙中山闹腾的这股东风,干点有益于己的事儿——想要把段祺瑞干翻,那叫痴人说梦,唐继尧当然有逐鹿中原的雄心,但越是枭雄,就越是实际,唐继尧很实际,能捞多少是多少,此战的底线,是四川。护法战争,北方绝对优势,这自然错不了,但是,具体问题也得具体分析,四川这个小局的形势就跟大局的形势完全不同——就跟股市似的,单支股票的涨跌跟大盘虽然有关系,但也没绝对关系。四川的情况是,自打民国以来,到底四川是袍哥当家还是政府做主,这个问题就没解决,以至于四川到如今都是乱乱哄哄的,唐继尧看准的就是这点——川内无主,可不得让他这个外人来李代桃僵一番吗?

    段祺瑞派去四川镇场子的是他的小舅子吴光新,当然,新官上任,连人头都没认熟,更甭说其他的了——唐继尧的滇军呢?隔三差五就在川滇边境晃悠,熟的不能再熟了,吴光新这要能占到便宜,唐继尧也就不用混了。当然了,段祺瑞认为吴光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四川督军周道刚是北洋中央任命的,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可不得帮忙吗?我们且看看周道刚是何等样人,此公是标准的地头蛇,他对一切外来势力都不感冒,甭管南的北的,最好一律滚蛋,四川这地界,得让四川人自己来管——这其实也是四川地方派的集体呼声。先前罗佩金在四川大肆劫掠,到最后闹到要编遣川军,最后仗虽然是刘存厚主打,但是川军召集人却就是这个周道刚——而周道刚同样也是在此之后上的位。周道刚上台之后的策略,叫做“拉拢川军,驱逐滇军,暗拒北军”——看看,周道刚跟北军叫做面和心不合,段祺瑞指着他跟吴光新一条道,那是看错人了。

    当然,周道刚主张各扫门前雪的想法确实很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了太远,凭周道刚一个师,他能拒得了谁,逐得了谁?南军,北军,哪个不够把他干翻在地的?至于他试图依赖的川军,且不说实力如何,就说他们的态度,没错这帮子人骨子里跟周道刚一样的想法,不想让外人管四川的闲事,但是想归想,做归做,这帮川油子,哪个不是见风使舵的主儿?你指着他们锦上添花,或许有可能,要指着他们雪中送炭,早点死了这条心吧——这是帮可共享福但不能共患难的主儿。实力不行,就得韬光养晦,装装小,服服软,等翅膀硬了再说,周道刚不管三七二十一,玩一刀切,能不倒霉才怪呢。

    于是,吴光新和周道刚这俩一个人生地不熟,另一个打肿脸充胖子,段祺瑞指着他们在四川搞出点名堂,那基本是不靠谱的。靖国军这么一进攻,这俩就剩下了一件事可以考虑——撤退,滇军顾品珍顺着泸州东下,黔军王文华突袭重庆,没多少工夫,重庆便已入靖国军彀中,而吴光新,一路奔命,逃到了湘鄂边境——真够能跑的,在四川打仗,能跑那地儿去,不服不行;周道刚呢,退往永川。继12月4日攻取重庆后,靖国军一路披靡,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北洋方面眼见局势不利,让刘存厚上位,组织四川防御,当然也没防了,大概到1918年2月底,四川就基本在唐继尧控制中了。

    当然,唐继尧打四川,也不是说完全霸王硬上弓,也有主动委身的,比如熊克武、但懋辛和石青阳这几个川将——显然,他们都是革命党,这里头熊克武被推举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被任为四川督军。我们说,唐继尧之所以要取四川,无非就是看上了四川的那点钱粮,以四川为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当年刘邦不就是从四川走向全国的?唐继尧虽然不如刘邦,但是心思却是一般的心思。问题来了,熊克武虽说暂时屈身唐继尧旗下,但毕竟是四川人,也有地方意识,如今唐继尧对四川欲求不满,恨不得扒光了算,熊克武能答应吗?

    四川只是唐继尧手中争衡天下的资本,他的野心大着呢,自从拿下四川后,他又准备向陕西、湖北扩张,滇黔联军在攻川途中变成了川黔滇联军,而现如今,唐继尧要让他变成川滇黔鄂豫联军——至于说鄂豫哪来的,基本上,是帮小喽啰,充场面的。湖北的那个叫黎天才,而河南的那个叫王天纵,瞧瞧这名儿,多霸道,但是我们知道,越是霸道的名儿,这人一般越是不咋地。既是还要往前打,四川就免不得要做出点贡献,唐继尧在重庆就抛出了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主要内容如下: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

    瞧瞧这份协议,你要是熊克武,这个字签的下去吗?这不明摆着是砸明火吗?唐继尧也真够不害臊的,这么离谱的要求他都能提出来,熊克武要答应了这要求,改明老家都得被川中父老放把火给烧了。唐继尧对熊克武说,我是哥来你是弟,我的吩咐你得听——熊克武当然毫无悬念的回敬:滚蛋!

    	
    生意
      
    

    唐继尧总算混出头来了,去重庆递交这份协议的时候,那是把个联帅的阵势摆了个十成十,二十一响的礼炮,威武的仪仗队,八抬大轿,骏马金蹬,这气派,快赶上皇帝出巡了。中国人干啥都讲个面子,从上到下,不论贵贱,该有场面的时候绝不含糊,唐继尧如今混成这样,还不得显摆显摆,得瑟得瑟?从气势上就得把一干人等给镇住——你们看明白了,我是何人?识相的就别找不自在,我说啥你们应啥吧!唐继尧这一副暴发户的嘴脸,说实在的,谁看了谁得恶心,更甭说那股唯我独尊的嚣张劲了,熊克武就是如此,浑身不自在,唐继尧把那份协议拿出来的时候,压根不是商量,直接是命令——签字吧,看啥?老子不负责解释。

    熊克武不是孬种,人是革命党出身,晚清时代干的就是造反的勾当,而且熊克武对这份职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曾先后策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多次起义,屡败屡战,从不灰心丧气,这种人是能随便被唬住的?熊克武啥玩意没见过?老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时候,你他妈唐继尧还不知道在哪呢?现在跑这抖威风来?老子被吓大的?于是,正如上文所说,熊克武拿到这份协议,定睛一看,然后干净利落的做出了回应——不干!话说唐继尧自从腾达以来,还没人能当面驳他的面子呢,这回熊克武直接让他下不来台,唐继尧这威风没抖成,光剩满腔怒火了——你丫给我等着,别以为老子治不了你!

    当然,唐继尧难得跑趟重庆,阵势也撑足了,直接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没的折了威风,唐继尧得给自己找回场子啊,那成吧,协议的事儿以后慢慢谈,出兵鄂陕的大计,各位可别耽误了。出兵鄂陕,是唐继尧趁热打铁,而今正在势头上,还不得借着这股东风往上顶?——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唐继尧在四川问题上碰了钉子,得给自己找个台阶。说实在的,唐继尧能攻城略地,威风八面,虽说是自己个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但要没有护法战争这股东风,他也不能有如今的阵势,他要想再在鄂陕有所作为,也得看看风向对不对。

    我们说,护法军主力滇桂二系,压根就没心思护什么法,他们就是跟着起哄,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捞点是点——至于说要跟段祺瑞见个高低,他们还真没做过那白日梦,段祺瑞是谁?那是他们摆得平的?他们要是能摆平段祺瑞,还至于跟着孙中山瞎起哄吗?因此,不管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他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见好就收。南方之所以一开始还能像那么回事,说实在的,不是因为桂系和滇系有多牛逼,而是因为冯国璋和段祺瑞跟那较劲呢,拿湖南来说,前面皖系跟那玩命干仗,后面范国璋和王汝贤这俩直系人马就搞了个通电,退出了前线,直接导致北洋系在湖南一溃千里。当然,陆荣廷也明白这个道理,自己有几斤几两,多大能耐,还能没个自知之明?也就是北洋没发狠,要真发狠了,能有他的便宜?于是,当冯国璋抛出橄榄枝,说要和平解决南北争端后,陆荣廷就迅速响应了,而唐继尧呢,虽说没那么直白,也准备差不多得了。

    冯国璋之所以要拆段祺瑞的台脚,简单来说为了两个字——面子。自打老头子死后,这俩都觉得自己应该是北洋系的正牌老大了,说实话,谁都不服谁,先前冯国璋和段祺瑞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平,平时见不着,真闹也闹不到哪去,现如今黎元洪因张勋复辟而下台,冯国璋跑北平来当代总统,这俩立马就变成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可得争出个一时雄长。怎么争呢?其实也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斗气,简单说,一个人如果说要往东走,那另一个就非得说走西,不为别的,就为了不让对方得意——比如此次护法,段祺瑞说要武力摆平,冯国璋自然不能让段祺瑞顺心,也是就说要和平解决,于是,就出现了湖南那一幕。

    冯国璋和段祺瑞斗气,真正吃亏的还是北洋,明摆着的,孙中山又开始喊“知之维艰,行之非艰”了,自打民国之后,北洋系何曾让孙中山如此得意过?这个脸着实丢大了,北洋众将觉得实在窝囊,一口气就撒在了冯国璋身上——甚至直系的小弟曹锟也站到了段祺瑞那头。北洋系要开始反攻倒算,南方这边当然吃不住,曹锟的台柱子吴佩孚就一战成名,势如破竹,直下衡阳,陆荣廷这当口能想啥?已经不是见好就收了,而是好不好都赶紧收吧,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可就着实不上算了。好在段祺瑞不待见曹锟,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居然把湖南督军给了自己小弟张敬尧,惹得曹锟老大不高兴,北军的攻势也就戛然而止,然后,陆荣廷终于又等到了直系的和平呼声——乖乖隆地洞,真他妈玄。

    陆荣廷在前面打打停停,一门心思想着差不多就收手,跟直系眉来眼去,好不暧昧;而唐继尧呢,压根就没说要护法,口号喊的都是靖国;孙中山眼见这护法要黄,也是着急上火。其实吧,不管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他们都没这个义务非得听孙中山的,他们又没摁下指印宣誓效忠加入中华革命党——人都不是你手下,凭什么得听你的呀?当然,孙中山不管那个,他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大元帅,不管啥事就得听他的,你们自说自话,那就是不对。由于目前陷入了“令不出帅府”的窘境,孙中山一激动,就搞了次政变——派军舰炮击观音山,当然,最终反而弄巧成拙,原想着要挟桂系的,最后因为连时任海军司令的程璧光都不支持他,此事反成了桂系另立门户的导火索。

    现在我们说护法这段的时候,老是说滇桂不地道,对孙中山不忠心,实际,人压根就犯不上对孙中山有啥忠心,兵人家出,钱人家出,仗人家打,最后话得听你的?凭什么?你是天王老子?孙中山可倒好,大言不惭的自任非常大元帅之后,又成天指责这个不听话,那个不听话,一不顺心还搞个政变,最后把人惹毛了,桂系攒了些人,自组了个西南联合会,结果孙中山反说是人家排挤他,得,这霸王逻辑,不服不行。孙中山跟滇桂两系,说白了,就是相互利用——孙中山手里头没人,要靠滇桂来撑场子;滇桂呢,也就是借着孙中山这点政治影响力捞些便宜;既是如此,这个账清清楚楚,大家伙要是相互看着对眼呢,就好好合作,要是觉得不满意呢,干脆一拍两散,谁也甭说谁的不是,谁也不欠谁。护法战争,说白了,就是做交易,买卖不成仁义在,一破了脸就把人家骂的一文不值,这不是该有的度量。孙中山事后痛骂滇桂两派,说他们跟北方军阀“一丘之貉”——其实这俩派系到底咋样,孙中山一早不明白?事后说这个,想证明什么?想证明孙公眼力见实在太差,混了那么多年还能看走眼?

    反正,不管孙公怎么闹腾,滇桂是受不了他那霸道劲儿了,从1918年1月开始,到6月,桂系主打,联合了滇系、政学系,把孙公一脚踹了,废除了大元帅,搞了七总裁,虽然还给孙公面子,给他留了个位置,但孙公能满意吗?孙公不满意,离粤出走,护法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顺便说一句,孙公一边骂娘的同时,还把那个不听话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给办了——当然脏水得泼到桂系身上,其实动脑子想想就知道,桂系哪来的动机呀?程璧光可一直帮他们说话呢。

    护法战争从高潮走入低潮,护法军终至分崩离析,大局如此,出兵鄂陕的那档子事显见是要碰壁了,而今的问题核心自然是熊克武。唐继尧攻下四川,自然不是为熊克武做嫁衣的,他的意思,在协议里已经很明确了,满大街都知道他要怎么干,但是熊克武不给他这个面子,不愿意当他的小弟,老想着跟他平起平坐,甚至恨不得要各管各的,唐继尧能就此罢手?唐继尧要是不把熊克武生吞活剥,他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唐继尧而今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把四川这张支票兑现,而对于阻碍他兑现的熊克武,没别的——干翻。

    	
    傀儡
      
    

    继护国战争之后,四川再一次成了唐继尧的囊中之物,但是,要把四川这块嘴边的肥肉吞到肚子里,却还需要费些心思。武力征服四川是一回事,实际控制四川又是另一回事,而唐继尧所需要的,自然是扎扎实实的控制四川——毕竟他攻打四川,主要目的不是抖威风,而是得好处。护国战争那次四川得而复失,对唐继尧来说是个教训,当然,在唐继尧看来,主要原因还是罗佩金太没用,而次要原因嘛,唐继尧分析,大概是因为罗佩金是外人,容易被孤立,再怎么说,也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有了罗佩金的前车之鉴,唐继尧这次就有定算了,不能再直接派个云南人督川了,保不齐又得出乱子,最好找个当地人做做样子——当然,大权还是得自己掌握,说明白点,唐继尧想找个傀儡。

    傀儡虽然本质上是个摆设,但是政治这东西很微妙,有时候,这个摆设还非要不可——有些事情,当权者本人不便出面,必须要经过傀儡这么个中介。一般来讲,统治外族的时候最需要傀儡,最典型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之后,就把满清废帝溥仪抬了出来。溥仪是傀儡,但是溥仪这个傀儡能让东北有个大概说得过去的名分,也好让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显得不那么赤裸,有了溥仪,日本人就能好歹把侵略行为搞得容易接受一些——这套说辞就是所谓的满洲自治,虽然把侵略说成自治很无耻,但是好歹得有那么个说道,强盗不也得有逻辑?——虽然是强盗逻辑。同样的,唐继尧如今当了强盗,但是,为了把强盗的面目改得和蔼一些,他就需要一个当地的傀儡——说辞跟日本类似,川人治川嘛。

    当然,傀儡也不是是个人就能当的,首先,这个傀儡得好歹有那么点名声,不能杵出去没人认识,其次,这个傀儡手里头实力得有限,不能弄假成真,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人得听话。问题就来了,又要有名头,还不能有实力,更得听话,这样的人可不算好找啊——唐继尧如今就碰上了这问题,本来他选定熊克武当傀儡的,但是,且不说熊克武手里头的实力是不是差到非得要仰人鼻息,就说熊克武这脾气,就压根不是当傀儡的材料。熊克武该要硬的时候绝对不软,即便他能当上这个督军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唐继尧,但是,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唐继尧要想仗着这点交情来左右买卖,对不起,这也是办不到的——那份协议,熊克武就顶住了压力,相当爷们的予以回绝。

    既然熊克武不想当傀儡,唐继尧也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人,那就换马呗。当时的四川军界,大概两股势力,从满清的角度来讲,一股是官军,一股是匪军,当然,满清是亡了,这两股势力也改头换面了,但终归有个延续性。官军那帮人都是打小念军校,毕业了就从军,从底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晚清亡了,就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完了,还有北洋系,不过,所谓的投靠也就是个政治倾向,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地头蛇思想,不愿意外人掺和四川的事儿,周道刚就是一典型代表。对于官军,唐继尧显然是控制不了,想法就不对路,南辕北辙了。

    至于匪军,其实就是革命党军队,孙中山手里头的人,因为孙中山老爱折腾,他们也被迫跟着折腾,最典型的就是二次革命那阵,熊克武第五师就成了众矢之的,老婆本都赔干净了,熊克武之所以如今被唐继尧呼来喝去,说到根上,就是那次伤了元气。当然,我们知道,革命党的最大特点就是杂,以四川来讲,熊克武自己是一派,骨干成员是连他在内的九个留日同学,号称“九人团”,而还有一派是谢持为首的所谓“实业团”,骨干成员包括石青阳、吕超等人。跟“杂”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就是“斗”,革命党的内讧是出了名的,九人团跟实业团就斗,眼下是熊克武当督军,九人团压住了实业团,当然,实业团不能甘心做小,所以就得想辙翻身——而唐继尧能利用的自然就是他们。

    说实话,跟熊克武有矛盾的人着实不少,地方派跟他是新仇旧怨,除了二次革命那档子事之外,此次他跟着唐继尧打回四川,就着实触了霉头——地方派就烦他这样跟客军打连连的。另外,当时四川省省长杨庶堪也跟熊克武不对付,杨庶堪也是革命党老人,他跟熊克武有矛盾,说白了就是些利益纠葛——熊克武老觉着杨庶堪碍手碍脚,所以就拼命挤兑他,而杨庶堪呢,自然看不惯熊克武的嚣张劲儿,也想给他点颜色看看。熊克武这四川督军也就当了不到两年,但是各方面关系基本都搞僵了,唐继尧这边,不用说,就等着机会干他一票呢,而同属革命党的实业团和杨庶堪也同样不待见他,更甭说本就跟他关系不咋样的地方派了,熊克武的好日子,眼见是要到头了。

    于是,1920年春,被熊克武压了许久的实业团将领吕超、石青阳等人策划倒熊,而唐继尧,不用说,自然在里面煽风点火,帮打太平拳。吕超起事后,滇军的顾品珍、赵又新部,黔军王文华部以及川军黄复生部纷纷响应,很快熊克武就成了孤家寡人,熊克武倒也不傻,看着局势不利,主动辞去四川督军之职,后来抵抗一阵无效之后,熊克武干脆离开了成都,跑到了川北保平安。7月18日,吕超领军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

    吕超能击败熊克武,自然多亏是唐继尧麾下的滇黔联军鼎力相助,唐继尧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儿,帮着吕超赶走了熊克武,那吕超自然就得听他的。唐继尧也不假客套,依样画葫芦,把两年前那份被熊克武拒绝的协议又拿了出来,意图很明显,熊克武不愿当傀儡,那就你来当吧。吕超虽说跟熊克武有矛盾,但是这矛盾并不在于对滇政策,说实话,吕超要是个愿当傀儡的人,他也压根就不会造熊克武的反——这不没事瞎折腾吗?吕超造反,无非是被熊克武压得太死,他要翻身求解放,要自己当家做主人,现如今走了熊克武,却来了唐继尧,而且,唐继尧胃口更大,吕超要能接受,那才奇怪了。

    毫无悬念,唐继尧心中的备胎又给了他脸色,虽然吕超没熊克武那么横,多少还是给唐继尧留些面子,但是,对于唐继尧来讲,吕超跟熊克武也没啥大区别,反正都是不同意那个协议。这份协议是唐继尧在四川的施政纲领,一天通不过,就意味着唐继尧一天没有控制四川,而四川都控制不了,那逐鹿中原的雄心更是无从谈起了。但是刚换走了熊克武,总不见得立马再换吕超吧,唐继尧虽然不满,总是还想再磨一磨,泡一泡,非得让吕超低头不可。

    唐继尧再度出手四川,一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架势,虽说赶走的熊克武不受待见,但好歹也是四川人,唐继尧那么玩命折腾,看来非得是要把四川军界折腾反了才心甘。唐继尧老以为罗佩金丢掉四川是因为人没出息,最多就是找个傀儡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似乎没想过,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罗佩金有没有能耐,更不在于有没有傀儡,而在于他那个该死的强滇弱川,强取豪夺的政策。唐继尧按说也该明白了,他这个傀儡寻摸了一圈儿,如果能找着,早就该找着了,为啥到现在找不着?甚至刚上来的吕超也不给他面子?无非是他索求太多,把人逼的太狠,要求过于离谱。可惜,唐继尧是个权迷,这辈子就想着争雄天下,光宗耀祖了,所以他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只有权力和利益,不管多么离谱的事情,只要他认为是有助于实现理想,就觉得是合理的——强滇弱川有助于他逐鹿中原,所以,他认为再合理不过。但是,强滇弱川是否合理,唐继尧一个人认可是不够的——除非他能以武力逼迫其他人也认可,问题是,唐继尧果然已经能够以武力压服全川了吗?如果不是如此,兔子急了,可也是会咬人的,索求太多,到头来可能两手空空。

    	
    志大才疏
      
    

    民国以来,四川就成了各方角力的主战场,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护法战争,只要南北有冲突,四川就是主角——四川百姓也是倒霉,隔三差五被外省人欺负,当然,欺负的最多最狠的还得算唐继尧。四川之所以老被欺负,说到底,就是因为乱,一个地方没个说话顶用、放屁崩坑的老大,就免不得三天两头被蹂躏,讽刺的是,凡在民国制造混乱的,在史书上却都是响当当的正面角色,可悲的是,居然很多人还能信这套说辞。

    很多看过《君王论》的人一定都有疑惑,马基雅维利明明认为共和是更好的制度,为什么还热切期盼一个强势的君王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向美蒂奇家族献媚?其实仔细想想并不冲突,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意大利四分五裂,成了法国、西班牙等强国的狩猎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最关心的不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吗?而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强势的君王自是问题的最直接答案。乱世需用威权,像民国这样的乱世,同样也不例外,要是民国不是那么隔三差五的闹,日本人哪那么容易就进来?现在说蒋介石搞独裁,我倒是希望蒋介石真能独裁,问题是,他想独裁,也得有人听他的啊——大家有谁听说一个独裁者,在他的时代,还见天被人骂独裁的?蒋介石要真独裁,就听不到骂他独裁的声音了。还得说我们毛主席,把威权运用到了极致,最终收拾了民国的乱局——当然,乱局终结之后,威权就可能有副作用了,毛泽东纵然天生异才,他也终究有认识的局限性,再者说,一个豪迈的理想主义者,要指着他按部就班搞建设,不犯点错误,也是不太现实的。威权这东西,用好了就有益国家民族——比如日本崛起,靠的就是天皇说一不二的政治威信,而用差了,自然可能就是灾难。威权比较激烈,民主比较平缓,这就是这两种政体的最大差别,到底谁更好,要看在什么时候,像民国这样的世道,民主制度就过于懦缓,不如威权那么爽利。

    不知不觉就扯远了,我们回头来谈唐继尧这档子事。其实,以四川如今的局面,唐继尧要是但凡有些政治手腕,根本就不难摆平——大家想,四川如今这些个地方派,单拎出来是不是都不是唐继尧对手?而这些地方派是不是都是一个人一条心,各打各的算盘?这不就对了吗?应付这种局面,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给我们想好了办法,简单说,就是拉一批,打一批。拉拢一些倾向自己的,打击一批反对自己的,搞好政治平衡,四川就能完全捏在唐继尧手里,但是,唐继尧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谁都不拉,对谁都是打——有人说他拉了吕超,同志们,如果那也叫拉,我也就无话可说了。且不说唐继尧有没有以一挑众的能耐,即便他有,他犯得上这么搞吗?这么搞不早晚得出事?逼着人家团结起来反你啊。

    当然,唐继尧这么搞,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尽快把钱粮军械攒齐了,好趁着这个乱劲创出一份家业——换句话说,唐继尧认为,这个年份正是他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好时机,所以他力求其快。但是,唐继尧大概没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快固然重要,但是稳显然更居要位——你想快,你也得快得了啊,有想法,不也得有可行性吗?现在的情况是,唐继尧欲求速效,根本不给其他人留口吃的,一味想着便宜自己全占,试问,这个世界上哪有便宜一个人拿的好事?古代帝王打天下的时候,不还得大封功臣,好处大家摊,才能成事吗?在四川地方派看来,其实客军不客军的,根本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客军夺了他们的口中食,吃肉不吐骨头,吃菜不剩汤水,他们没活路了,没活路不就得反吗?

    搞政治跟做买卖,某种角度来说是一样的,讲的是利益均沾——当然,可以有人拿大头,有人拿小头,看个人的能耐,但是,要说是有人想利益独占,连小头都不愿意拿出来,这买卖非得谈崩不可。如今,唐继尧欺行霸市,做霸盘,搞垄断,同志们,在四川地面上混食的人多了,你有能耐把他们灭了,如果灭不了,就那只能是他们把你灭了。于是乎,本来还各怀鬼胎的川军众将,因为唐继尧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不顾念他们的利益,没奈何,豁出这条命去,也得争口饭吃。

    最能看出唐继尧政策魔力的就是刘存厚跟熊克武的联合,这俩自打民国以来就互相瞧不顺眼,刘存厚基本跟着北洋混——除开袁世凯称帝那阵,而熊克武则是铁杆革命党,这俩干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现如今,他们却要把手言欢了——说来说去,弄到如今这个境地,还不是唐继尧自己嘬的?刘存厚跟熊克武联合之后,觉得手里头实力还是稍欠——刘存厚在护法战争中跟着北洋走,着实被干的元气大伤;而熊克武呢,虽说当了督军后攒下了不少家底,但毕竟新败,气势上就输了一阵;于是,他们就想找四川地面上的新锐势力,拉出来一块驱唐。熊克武看上了刘湘,话说其实刘湘跟熊克武也不对付,当日二次革命的时候,熊克武派人去活动驻守泸州的刘湘,刘湘唯唯而应,真到开打,却玩命跟熊克武干,这是旧怨,倒也不提;最近杨庶堪还跑来游说刘湘,说要他加入倒熊呢,别说,刘湘当时还真有点心动了,要不是吕超那边先下手,刘湘可能也开干了。按说这么大过节,就算政坛没有永远的敌人,要让这俩成为同生死、共命运的盟友,显然也不是那么轻便的,但是,由于唐继尧的疯狂表演,居然,刘湘这样跟熊克武矛盾重重,新仇旧怨纠结在一起的主儿也打算一块混了。四川的这点子恩恩怨怨,我们以后讲到川系军阀的时候,大家就有个系统印象了,我这里简单提下,想说的无非是,唐继尧之所以在四川两次得而复失,说到底,都是他贪欲过盛。

    1920年8月,刘存厚在汉中,熊克武在川北,分别组织靖川军,以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路并进,合攻成都,靖川之役就此打响。刘存厚跟熊克武是川将老一辈中的翘楚,而刘湘则是中生代的代表,新老合作打响第一枪之后,那些原本还在持观望态度的川军将领纷纷加入了靖川战事——可不是呗,憋了那么久了,突然之间,原先还一盘散沙的川系登时就团结了起来,靖川军的气势居然还就燃烧起来了。也该是驻川滇将顾品珍和赵又新倒霉,赶上川军大联合,想不输就不行了。9月8日靖川军占领成都,接着在成都附近与滇军主力赵又新、顾品珍部决战,双方苦战12昼夜,靖川军最终击败滇军。靖川军乘势追击,滇军节节败退,10月3日,赵又新被靖川军围困于泸州,不久后被击毙。而黔军方面,靖川军于10月上旬出兵重庆,王文华遭遇大败,只身逃赴上海,而余部也最终全数撤出重庆。自此,护法战争以来驻扎四川的滇黔联军,终被川军尽数逐出。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唐继尧打四川的时候,无非是制订了计划然后一往无前,虽然不易,但终究有条有理,但是如今要守四川,要考虑的问题却比先前烦难了数倍,既便如此,唐继尧但凡有些政治谋略,四川还并不是太难把握,可惜的是,唐继尧只能乱世,却无法治世。唐继尧有雄心,想要干出一番事业,虽说他的事业于国无益,于民无补,无非是带累百姓多受些苦楚,但是,一个有志气的男人,终究还是能让人另眼相看,不过,四川一事足见唐继尧不过尔耳,志大才疏,豪气有余,精细不足,终归不过是个庸才。乱世之中,一个庸才却成天想着与自己的才具相隔万里的霸业,那么,他带给历史的,也不过只是遍地狼藉。护法战争之后,唐继尧本来拥有称雄西南的大好良机,但是,他却没有把握机会的足够才能,幸运女神不会永远亲睐某个人,一个政客,在他一生之中,真正的机会也就不过数次,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非但不会再来,他还会尝到浪费机会的恶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个人一旦开始倒霉,霉运就会跟他结下缘分,唐继尧开始倒霉了,他要跟霉运结缘了,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丢掉四川,显然只是唐继尧倒霉的开始,事实上四川的丢失对于唐继尧的最大打击也并非是该事件本身,而是伴随着该事件而出现的并发症。唐继尧是个真正的暴发户,初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靠着运气和强横,排挤革命党人,大肆向外扩张,短短数年,一个在民国成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就成了西南的风云人物。唐继尧发达的太快,幸运女神一次又一次亲睐了他,他借助无法阻挡的运气获得了而今的地位,在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里,将唐继尧这样的人称为凭借机运成为君王的人——唐继尧是命运的宠儿。但是马基雅维利同时还指出,这样的人在成为君王之前,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他正凌驾于困难之上,但当他成为君王之后,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却困难重重,道理也极其的简单——他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正常人发迹的轨迹是先筑根基,再有地位,他们在成功之前历经艰辛,但是他们成功之后,却很容易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唐继尧不一样,命运在驱赶着他前行,以至于在他还没为自己的权力打下深厚的根基之时,就已经取得了煊赫的地位。郭德纲在谈相声界的怪现象时常说,有些说相声的,自己还没说明白呢,就火了——唐继尧也是,还没活明白呢,就登峰造极了。唐继尧的权力大厦并不稳固,这种情况下,唐继尧本该利用突如其来的运气,一边前进一边打基础——就如马基雅维利推崇备至的瓦伦丁诺公爵契萨雷•博尔贾一样,但是我们说,唐继尧并不是谨小慎微的人,他豪横嚣张,他得意忘形了。

    驻川滇军被逐,最受苦的就是那俩在外征战的滇将了,顾品珍倒是还算运气不错——虽然穷无所归,终究还保了条命,赵又新可就没这样的运气了,他直接客死异乡。顾品珍是滇军宿将,骁勇能战,当年护国战争的时候,在纳溪一战,就是靠其悍勇才以众敌寡,挽回危局,此后他也一直是滇军对外扩张的王牌——当然,截至目前,滇军向外扩张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四川。顾品珍这样的在外将领,日子当然过得不能太顺心,说实在的,危机四伏,每日里都得担惊受怕,过得真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顾品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只是唐继尧似乎还不了解——当日唐继尧说要倒熊的时候,顾品珍就不乐意,但是唐继尧正在势头上,哪会理睬顾品珍怎么想?如今可倒好,倒熊之役竟成了滇军在四川失势的导火索,驻川滇军被打的狼狈不堪,甚至赵又新还死了,这些对于本就有些厌战心绪的顾品珍无疑是种强烈的刺激——而要分析起来,造成手下弟兄死伤无算,血流成河,穷无所归的人,不是唐继尧又是谁?顾品珍再不愿当唐继尧手下的打手了,他在外边拼死拼活,唐继尧在后面安享胜果,这倒也罢了,只是唐继尧何曾有一丝感激之念?在唐继尧眼里,顾品珍这些人不过是他追名逐利的工具,而所谓工具,自然是不具人格的,所以,也是无需在意他们想法的——他们只需惟命是从即可,但是,打仗留的是谁的血?当顾品珍在四川被打得大败之后,终于想明白了,不反抗,唯有死路一条,本次侥幸逃脱,下次呢?谁能保证他不是下一个赵又新?谁能?

    因此,我们之所以说唐继尧的权力根基不稳固,顾品珍想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唐继尧对部下过于严苛,薄情寡恩,以至于部将离心,一遇挫折,竟至于铤而走险。一个连在外作战的部将都驾驭不了的人,他的权力根基能够稳固到哪去呢?事实上,唐继尧并不是缺乏安抚部将、恩威并施的能力,只是,在他处于顶峰的时候,他又何尝注意到这点呢?人在得意的时候,最容易忘形,唐继尧在八抬大轿入重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该去怎么厚赏为他卖命的弟兄呢?当然,对于部将,更关键的是交心,只是,唐继尧想过要跟部将推心置腹,同生共死吗?驭人攻心是政治的绝大学问,只是唐继尧年纪轻轻便飞黄腾达,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缺乏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人所应有的阅历,他缺乏深沉老到的人格魅力,年少得志的唐继尧,终归不过是个暴发户而已。

    当然,顾品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联系了滇军另一员战将叶荃,相约共同举事。叶荃是云南人,士官生,加入过同盟会,满清时期在川军干过,辛亥革命后在黔军干,直到护国战争,才回归滇军。前面我们说唐继尧在重庆开会,协议没签成,却达成了个出兵鄂陕的计划——这话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叶荃就是跑去援陕的。当然了,援陕这档子事吃力不讨好,一开始打得还成,但是等到北洋方面一发力,援陕靖国军就被搞得七零八落了。战事不利倒也罢了,叶荃的部队吃喝都成了问题,他的部队驻扎耀县,人死了无法补充,子弹打完了,就完了,衣食无着,官兵穿着破衣草鞋,实在是苦不堪言,3000多号人,每天地方上给100两白银,大家说,够干啥的?叶荃也向唐继尧反映过问题,但是唐继尧呢,压根就不给信,他只能自己找门路,最后好不容易七拼八凑才每人领到一块银洋的军饷,到最后补充补充,休整休整,才够回云南的路费。叶荃历经千难万险,受了无数的罪,翻秦岭,过巴山,好不容易跑到云南,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唐继尧居然派人暗算他!自己在陕西拼死拼活为唐继尧卖命,唐继尧对他不闻不问,不给军饷;好容易回来了,唐继尧又不知道哪听来的谗言,居然想置他于死地;他娘的,他跟唐继尧可是同学呀,唐继尧哪一点把他当同学看?佛也有佛性,唐继尧为人如此,不反他,说得过去吗?

    叶荃对唐继尧的怨恨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此,跟顾品珍说了个大概后,就自按捺不住,抢先发兵,进攻唐部。但是叶荃这人也该是倒霉,居然部下有人告密,他这造反的事儿被唐继尧事先知晓,唐继尧沿路布置伏兵,叶荃连战遭截,几乎全军覆没,叶荃好歹捡了条命,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去了。顾品珍实力本不如唐继尧,要是跟唐继尧硬碰硬的干,下场也不会比叶荃强哪去,但是叶荃惨败终究还是有价值,至少给顾品珍突袭创造了条件。唐继尧的情报工作再好,也只是听说叶荃要反,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重兵去追击叶荃残部,反倒让顾品珍占了便宜。话说唐继尧部追着叶荃到了玉溪,离省城越来越远,而唐继尧还正自以得计,认为总算摆平了内乱之时,顾品珍斜刺里杀出,突袭昆明,这下彻底把唐继尧给打懵了。当时是1921年2月初,正是农历年底,结果唐继尧大过年的却只能风餐露宿,仓皇逃命,总算是在除夕逃到了蒙自。转日大年初一,顾品珍大摇大摆的进了昆明,送给唐继尧的年货居然是出国旅游的建议,当然少不得军队也放几声礼炮欢送下。

    屋漏偏逢连夜雨,唐继尧前一阵刚丢了四川,按说够倒霉了,没想到这只是倒霉的开始,继境外失势后,境内却也已然不保——暴发户勃兴的很快,但同时,要走下坡路同样也很快,因为他们的成功终究只是泡沫。更让唐继尧气愤的是,顾品珍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选在年底动手,连春节都不让过,无奈之下,只得暂避风头,将手下龙云部和李友勋部留在蒙自,以图再起,而自己呢,带领少量卫兵,先从颠越铁路溜到越南,然后辗转来到香港,终于好不容易落了脚,经此一闹,这年呢,也甭过了。当然,有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继尧虽说是暴发户,但暴发以来,也算攒下了些家底,虽然自己被顾品珍驱逐,但注意,顾品珍能驱逐他,靠的是突袭,实际他的主力并未受损,而只要主力不受损,他就能等待机会卷土重来。不过,不管唐继尧能不能东山再起,我们都需知道,唐继尧顺风顺水的日子要一去不回头了,凌驾于困难之上的他终将遇到真正的困难。

    	
    心比天高
      
    

    话说这唐继尧大过年的被部下顾品珍给造了反,一路上颠沛流离,想想也真是晦气。唐继尧对顾品珍恨的牙痒痒,真有些生啖其肉,渴饮其血的意思,因此他刚刚奔完命,落下脚,就开始筹划怎么让顾品珍滚蛋了。被顾品珍驱逐的唐继尧转道香港,去了广东,还受到了孙中山的礼遇——当然孙公主要是想借他的势去攻打广西,同时也牵制下不听号令的陈炯明,但是显然,心高气傲的唐继尧对孙中山那套不感兴趣,也不想当他的下属,他所想的只是重回云南。不过唐继尧也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现如今他客居广东,如果上来就驳了孙中山的面子,那对他的反攻大计也有害无益,因此,唐继尧没有明着回绝孙中山,只是暗自计较。机会终于来了,孙公重回广东后,打算跟护法中和他过不去的陆荣廷算账,这就给了唐继尧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留在蒙自的旧部,李友勋和龙云的部队借势占了柳州,而在孙中山还以为自己感动了唐继尧之时,唐继尧却命令两广滇军火速到柳州集中,当然,不是要集中兵力打广西,而是回云南。

    且说这顾品珍靠玩偷袭入主云南,抢了唐继尧的位子,但是他却怎么都摆不平也理不顺滇系各方面关系。他自己本来就一直在外征战,在云南本土根基尚浅,而云南军界呢,又是一大批唐继尧旧部,更要命的是,连杨蓁这等跟他一块造反的部将都不服他,所以,顾品珍当这个云南老大,一直是如坐针毡。顾品珍除了好说歹说把滇军宿将罗佩金请出来,居然在别的地方就没了章法,只能四处扑火,扑火的结果就是唐继尧旧部对他恨之入骨,而跟他有隙的将领又纷纷外出。因此,顾品珍位子是抢到了,但是却左支右拙,怎么也坐不稳。

    唐继尧大旗一挥,柳州滇军分为四军,一同开向云南。这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见的,顾品珍本来实力就差,内部也不消停,因此输了个稀里哗啦;当然,滇军也有损失,比如李友勋就阵亡了——可悲的是,李友勋不是死于顾品珍部之手,而是被广西自卫军干掉的。最终结果是,顾品珍在败退路上被干掉,其残部大部投奔孙中山,而罗佩金则死在土匪手下,龙云接替了李友勋的位子,而唐继尧呢,终于出了口恶气,风风光光的回了云南,此时是1922年5月。

    对于唐继尧来说,1922年这个年份有喜有忧,喜的是自己过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后终于东山再起,重掌云南;而忧的是,自己在贵州的代理人刘显世不争气,居然被亲外甥给造了反,自己溜到了昆明,这一来,把滇系在境外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丢了——自打唐继尧督黔之后,黔军就是滇军的小弟,鞍前马后也有些苦劳。四川丢了导致唐继尧下课,而唐继尧下课导致贵州内乱却无力干预,这一连串连锁反应让唐继尧好不容易经营起的势力顿为泡影。唐继尧当然不能容忍贵州改弦更张,但是自己刚回云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喝口茶,就算要贵州那帮不尊亲长的崽子们尝到点厉害,也得先歇歇力再说。

    当然,贵州迟早还是要拿下的,到了1922年年底,唐继尧终于歇够了,养足了精神,便点起滇军兵马,并集合刘显世黔军余部,领军入黔。赶走刘显世的是他的外甥王文华,但此刻执掌贵州的却不是此人,因为王文华不愿“以甥逐舅”,在贵州兵变之时待在了上海,这一待就出了问题,他居然被黔系另一要角袁祖铭给暗杀了。王文华这一被暗杀,手下就登时大乱,谁都不服谁,闹了个天翻地覆,结果隐藏在背后、挑起了内乱的袁祖铭渔翁得利。因此,现如今唐继尧的对手并不是那个惺惺作态的孝子贤甥,而是阴沉可怖的袁祖铭。

    袁祖铭曾是川黔滇入川联军的黔军重将,理论上应该被唐继尧控制,但实际上,唐继尧对他的控制是间接控制,也就是唐继尧控制刘显世,而刘显世再控制袁祖铭,现在刘显世被王文华搞了,而王文华又被袁祖铭办了,所以这根中间的链条就断了。现在袁祖铭已经不鸟唐继尧了,因为他找了个更大牌的主子——吴佩孚,而他投效吴佩孚的时候,唐继尧正在流亡,因此,袁祖铭顺顺当当的借着贵州内乱以及玉帅支持跑到贵州当了老大。唐继尧是何人?他历来是想裂土自立的,自成一派的,所以他既不服从孙中山,也不服从北洋政府,他就是想依靠滇系把自己做大做强,暂时先稳固西南,后寻机入主中原,因此袁祖铭投靠吴佩孚,这是唐继尧无法容忍的,而这个面子也是要找回来的。

    袁祖铭这个主子确实够大腕,但是这么大腕的主子却未必能真帮到他的忙,有句话叫远水不解近渴,吴佩孚再厉害,也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跟唐继尧在西南的势力还是没法比。因此,当唐继尧重新推出刘显世,点兵入境,要驱逐袁祖铭时,袁祖铭猛然发现自己其实是赤条条一人,没帮没衬。于是乎,唐继尧就轻松占领了云南,刘显世重任贵州省长,而本次战事的总指挥,唐继尧胞弟唐继虞则任贵州善后督办,从此贵州重回滇系掌控。

    但是大家也知道,贵州这地方穷的可以,最出名的除了那头驴,就是鸦片膏子,原本刘显世帮唐继尧看场子,唐继尧也能腾出手来四处折腾,现如今,刘显世因为外甥那么一闹,元气大伤,这个场子要让唐继尧自己来看,唐继尧就立马觉得不上算了。唐继尧可不是那种盯着自家一亩三分地就心满意足的人,他之所以在民国独树一帜,不服从非常政府,也不服从正常政府,就是因为他心比天高,一直就想问鼎中原,但现如今手里头这点兵力却扎在了贵州这片穷乡僻壤,这一辈子还能有啥指望?当然,唐继尧要想保住贵州,那是不消多说的,现在的问题是,唐继尧因为贵州腾不出手来了,因此,贵州这个鸡肋,唐继尧得想办法处理了——继续含着还是干脆弃了,这是个问题。 此时民国局势剧变,中央又打了好几仗,直奉二战后,吴佩孚败北,中原顿失其主,而孙中山虽兵力不足,却念念不忘北伐,因此,如果能有富余兵力,此时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唐继尧狠了狠心,派人跟袁祖铭谈了笔交易,最后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滇军撤出,黔人治黔。唐继尧放弃贵州,自然是以小博大,所谋深远,他念念不忘的也还是他那点天下之志。好在民国还总是个能找到折腾机会的年代,比如念念不忘北伐的孙中山也终于老了,最近病势沉重,更关键的是,广西最近也不太平,俨然也可觊觎了。

    滇桂两派,原是西南双雄,当日陆荣廷和唐继尧是南方护法军的双雄,但此一时彼一时,唐继尧虽然先丢四川,后弃贵州,但总算还能稳住自己的地盘;而可怜的陆荣廷却连遭挫败,先是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而后又在粤桂之战中失败,后来好不容易复出,却因和沈鸿英相争被李宗仁占了便宜,如今已是在野之人。在滇桂两系同为巅峰之时,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有意向,但是如今广西这一乱,就让正愁着有力无处使的唐继尧豁然开朗。唐继尧采用假途灭虢之计,号称接受孙中山所命副大元帅之职,要借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当然,也顺便探视一下孙中山的病情。唐继尧玩这么一出,当然广西人也不傻,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李宗仁却有心无力,这当口他正千里追击沈鸿英,想要肃清其残部呢,这唐继尧趁火打劫,着实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旧桂系换成了新桂系,虽然李宗仁地位未固,但却是个难得的人杰,唐继尧自以为万无一失,却没料到旧桂系尚且招惹不得,更何况是新桂系?诚然,新桂系分心他用,而且羽翼未丰,但是就算如此,唐继尧就一定能占到便宜?此战是李宗仁主掌广西以来的第一次挑战,那么他这个新人又将给这个心比天高的西南宿将唐继尧什么答复呢?

    	
    后浪拍前浪
      
    

    要说唐继尧这一手玩的也算很溜了,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大元帅孙中山而今病危,他这个副大元帅自然要负起责任,于此危难之际前往广东视事——虽然当年孙中山册封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搭理这茬吧;而广西则正是三家争斗的尾端,李宗仁虽然初步取得了广西霸权,但沈鸿英残部犹存,新桂系自也无暇他顾。唐继尧这就叫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而且还有理有据——他这个副大元帅不是自命的,而确实是当年孙中山为了笼络他而给的,当年他不受职可以说是谦让,如今大元帅命在俄顷,他是不是该当仁不让?那来广东是不是不能空着手来?那要来广东,是不是要借道广西?瞧啊,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光鲜的说辞。

    这新桂系一看唐继尧这么玩,自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明知道人家是假途灭虢,却不能明着拒绝人家,这事确实有些难办。唐继尧此番师出有名,说的挺像那么回事,如果新桂系要拒绝唐继尧,那免不了授唐继尧以口实,末了让他捏个忤逆副大元帅的罪名,然后兴师问罪,倒反为不美。当时新桂系首先满打满算也就万余的兵力,其次大部分还在跟沈鸿英较劲,如果唐继尧要硬来,那新桂系肯定是挡不住的。因此,思前想后,让唐继尧入桂吧,肯定不行,到时候唐继尧跟沈鸿英一勾结,那新桂系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不让他入桂吧,一没理由,二没实力,反而惹恼了唐继尧;于是,新桂系绞尽脑汁,想出一辙,就是拖。

    新桂系不说不让,也不说让,只说广西不太平,到时候惊扰了贵客实在担当不起,要请唐继尧稍等些时日,让他们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时候一尽地主之谊。当然,新桂系也知道这么敷衍扛不了多久,所以,一方面跟唐继尧代表打哈哈,另一方面则遣密使入粤,陈说情由,要求增援。唐继尧等半天没见代表给个准信儿,李宗仁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实际上怎么个考虑,唐继尧也不傻,李宗仁要玩缓兵之计,唐继尧就来个先发制人。

    于是,唐继尧也没等李宗仁通口放行,就直接发兵了,当然发兵之前还是说了几句好听话,意思是我这次说借道就是借道,绝不在广西逗留,也不跟你冲突。1925年2月,唐继尧发兵三路,第一路由其胞弟唐继虞率领,从贵州的东南边境进入三江、融县,向柳州推进;第二路由龙云指挥,从滇东的广南出发,经百色东下,枪口指向南宁;第三路由胡若愚带领,由滇南的富州进入镇边、靖西,再会合龙云部进攻南宁。当时新桂系跟沈鸿英激战正酣,对唐继尧举兵入桂自然毫无办法,也就只能写几封言辞恳切而委婉的信以为劝阻。

    入桂滇军合一块大概6万人,当然,就跟当年曹操赤壁之战时20万谎报百万一样,滇军也自称有10万人,反正先把声势搞上去。不过,即便是6万人,如果安排妥帖,有条不紊的分兵合击,新桂系也只能干瞪眼,但是问题来了,显然滇军没那么高的战术素养,几路人马有快有慢,这就让桂系有隙可乘。快的是龙云部,他们长驱直入,路上几乎未遇任何阻滞,于2月下旬就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广西省会南宁;慢的是唐继虞部,当时民国国弱民疲,鸦片就相当于硬通货,唐继虞领兵出征时,就带了好些鸦片充作军饷,不过,鸦片虽然随时可以换钱,但也不能当钱,所以就得卖,这一卖,时间就耽误了,在龙云占了南宁之后,居然唐继虞部还没入桂,正在黔湘边界晃悠。

    原本唐继尧是计划龙云和唐继虞两部充任主攻,所以行军态势要保持相对一致,而胡若愚则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龙云,没想到,快的快成这样,慢的慢成那样,这计划也就赶不上变化了。新桂系自然也知道如果让滇军形成合围之势,麻烦就大了,所以,龙云部之所以能快成这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李宗仁诱敌深入,比如南宁是有守军的,但是李宗仁事先就命令守军让道,打开城门让龙云入内。龙云部如此轻松就搞定南宁,自然是有些忘形,原本要等着唐继虞部进入柳州,双方一块合击广州的,结果龙云一得意,就让先锋上前面探路去了。这龙云孤军深入,自然是犯了兵家大忌,而滇军虽众,却缺乏策应,新桂系紧赶慢赶在2月下旬好歹初步搞定沈鸿英残部之后,终于要后发制人了。

    当然,要对唐继尧对手的不仅仅是新桂系一家,先前派去的密使外交工作也干得不错,总算带回了积极的信息,那就是广东军政府已经让范石生部赶往桂平增援新桂系了。这范石生也是滇系人马,跟唐继尧结怨很深,而跟顾品珍似乎也有矛盾,不过新仇不抵旧怨,范石生最终还是在顾品珍倒唐之时出了把力,然后就直接投奔孙中山了,后来孙中山平定陈炯明之乱,范石生就立有功勋。范石生此人最出名的就是跟朱德的交情,两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来在朱德的南昌起义军残部颠沛流离,困窘已极之际雪中送炭,要没有他,朱德根本就熬不到跟毛泽东井冈山会师。范石生在广东军政府节节擢升,如今已经是个拥有15000人兵力的军长了,不过,范石生在广东毕竟是客居他乡,免不得受到广东当地人的排挤,因此,当广东军政府要求他增援新桂系,并允为云南老大之后,他就决定出兵了。新桂系一合计,决定让黄绍竑配合范石生对付龙云,而李宗仁则负责唐继虞一路,白崇禧则需尽快肃清沈鸿英残部,而后支援李宗仁。

    3月底,新桂系下达总攻令。滇桂联军先前后夹攻进入昆仑关的龙云部先锋,双方苦战两日,龙云部抵敌不住,退往南宁,而后黄绍竑跟龙云的增援部队在八塘打了一仗,又将其击退,与之同时,定滇军也连战连捷,逐渐将龙云部逼到了南宁。龙云部遭遇挫折,一方面全军在南宁固守,另一方面催促胡若愚尽速进兵解围,而唐继尧不敢怠慢,让胡若愚进兵的同时,也要求唐继虞赶紧攻取柳州,以为呼应。胡若愚于4月中旬赶到,而他一来,战事就陷入了僵局,双方于此大打消耗战,滇桂联军虽在5月中旬发起总攻,但是龙云和胡若愚也守得极为稳健,战事旷日持久,联军难觅胜机。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联军也就跟龙云、胡若愚打了个平手,滇军可还有一路呢,唐继虞本来慢慢腾腾的卖鸦片,龙云在南宁苦战,他也不管,直到他老兄三番五次电催,他才老大不情愿的在5月中旬出兵入桂。联军主力此刻正跟龙云耗着,自然唐继虞遇到的压力就小了,一时之间,柳州告急。联军司令部讨论再三,决定暂时以一部分兵力在南宁西北高峰牵制龙云,而以主力驰援柳州。其实联军撤兵龙云也知道,但是他对唐继尧这位老弟十二分的不满,平日里仗势欺人也就罢了,此番要不是他贻误战机,龙云焉有此难?因此,龙云睁一眼闭一眼,就待在南宁,也学唐继虞对他那样,任其自生自灭。

    唐继虞自然不如龙云那般经打,平日里仗着老兄吆东喝西,实际就是一草包,要说联军兵力根本就不如唐继虞,但就是有办法打得唐继虞团团转。先是在柳州吴学显被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退往沙埔;而在沙埔,慢慢腾腾的唐部被黄绍竑和白崇禧来了个半路截击,双方于此恶战一场,唐部惨败,光淹死的就有2000余人,而被俘的则有2500余人,可谓一战而定乾坤。经此二败,唐继虞部军无战意,纷纷西向而退,新桂系料定了唐继虞的西去路线,白崇禧率部直趋庆远,堵截唐继虞前往南宁的路线,结果又在半路打了一仗,唐继虞部损失千余,自此,唐部彻底胆寒,只能以残部退往云南,路上又屡屡遇到广西民团的攻击,而到达云南时,唐部已经所剩无几。

    唐继虞被击溃,留守的南宁的龙云也就失去了策应,孤军作战自然难以自全,而联军则围而不攻,龙云部水土不服,死伤惨重。当龙云知晓唐继虞已经败退,而唐继尧在广州城内的内应杨希闵和刘震寰两部也被击溃后,自知大势已去,只能撤出南宁,退回云南。自此,第一次滇桂战争以新桂系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而告结束,新桂系虽然崛起未久,却显示了强韧的实力,而一心逐鹿中原的唐继尧,眼见着是不行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唐继尧这个前浪就要被以新桂系为代表的后浪拍打在沙滩上了——民国终于要变了,而唐继尧的时代也快结束了。

    	
    命比纸薄
      
    

    第一次滇桂大战,滇系虽然占据了种种优势,但却因为各部步调不一、唐继虞不堪大任而被新桂系各个击破,一心要称霸西南、虎视中原的唐继尧到头来发现,自己折腾了那么多年,也没能折腾出云南去。前次被川军赶出四川,唐继尧大过年凄凄惶惶的被顾品珍赶出了老家,后虽重掌云南,但此事终究是心中隐痛;而这次被新桂系赶出广西,唐继尧自然要吸取教训,不愿重蹈覆辙。

    唐继尧总结了经验,认为前次之所以被驱逐,最大的原因就是顾品珍不是自家人,一个外人,他能全心全意为自己卖命吗?人心隔肚皮,尤其是身处乱世,一帮子人都想着怎么算计别人,稍微哪个不顺心了,他就能给你一枪,顾品珍如此,其他人能例外吗?所以,这年头谁都不能信,但是自己在云南那么大个家业,又有鸿鹄之志,手底下没个知冷知热,能排忧解难的人哪成?唐继尧思来想去,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用自家人——这跟当年经历了天京变乱后大用洪姓的洪秀全异曲同工。自家人不管水平如何,至少跟自己齐心,不能造自己的反。于是,唐继尧就对他的兄弟唐继虞越加着意看觑。

    唐继虞原名继禹,是唐继尧的堂弟,大家瞧这名字应该就能瞧出个道道来,中国人起名字总想博个好彩头,尧舜禹这样的先贤自然就经常出现在兄弟的名字里,前面我们讲到的张敬尧兄弟就是这样,唐继尧嘛,估计是族中的老大,而唐继禹必然就是行三,人称唐三瞎子,当然,巴结他的人叫他声唐三爷,不在话下。当然,唐家先人确实是希望弟兄几个能效仿先贤,光宗耀祖,这个心念是好的,唐继尧也确实在民国算得上个风云人物,但是这位唐继禹同志就不免有些对不起他的名字了。就说唐继禹这改名的问题吧,要说这名儿多棒啊,继承大禹——顺便说一句,大禹要是不搞婚外恋,那可是圣人一般的人物,唐继禹当然不能无缘无故就改了这么有彩头的名字,肯定另有隐情。 我们前面说滇桂之战中之所以唐继虞比龙云慢了好几拍,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要卖鸦片,同志们,唐继虞卖鸦片那是熟门熟路了,当年他私运鸦片跑到上海还被通缉过,算是政府花名册上数得着的大毒枭,他之所以改名,就是因为唐继禹三字上了黑名单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唐继尧要让唐继虞去贵州善后,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专业对口啊,贵州别的没有,就鸦片膏子多,而最知道怎么把鸦片膏子变成现洋的不就是他这个宝贝兄弟吗?卖鸦片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唐继虞在这个行当里怎么也是行家了,什么货卖什么价,肯定吃不了亏,关系户也多,大家童叟无欺,一块发财。

    唐继尧可能也是看上了唐继虞卖鸦片时候那股机灵劲,觉得这个兄弟是可造之材,能在鸦片贸易上干出头,其他事情自然也是触类旁通。唐继尧看重唐继虞,对他言听计从,早在护法战争时期,唐继虞就当上了靖国联军总参谋长,后来唐继尧又把他调任昆明卫戍区司令,顾品珍事件之后,唐继尧更是越加倚重唐继虞,先让他带兵靖黔,后又让他攻桂,在云南,唐三的威风不下于乃兄。不过,唐继虞卖鸦片确实在行,但是打仗就不过尔耳了,能够在滇黔之战中有所斩获,主要是黔军太弱,而真碰到黄绍竑、白崇禧这样的硬茬子,除了挨打就没别的了。

    滇桂之战后,唐继尧害怕顾品珍一事再度发生,因此对龙云和胡若愚等人蓄意打压,将不少部队的番号给撤了,至于饷银,更是能拖则拖,能扣就扣,与此同时,打了败仗的唐继虞却越加风光,唐继尧把手底下的那点银两都给唐继虞改善装备去了,新练的兵也划给了唐继虞。当然,唐继尧对外还是一如既往的强硬,孙中山逝世后,老蒋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也曾派人来活动过唐继尧,但是唐继尧不为所动,倒是想借着国民党北伐这个大好时机浑水摸鱼。

    唐继尧私心自用,对外大搞孤立主义,对内又是宠用亲族,排挤异己,连年来穷兵黩武,但滇系却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自然引发了部下的强烈不满。滇系众将,早就对唐继尧重用唐三瞎子不满,此次唐三在滇桂之战中屡次贻误战机更是让龙云非常火大,当日龙云分明已经探得新桂系撤出主力,却依然待在南宁,就是为了给唐继虞一点颜色看看。此番战败,唐继尧不能赏罚必信不说,还伺机整肃有功之臣,而败军之将唐继虞却越活越滋润,是可忍孰不可忍?

    唐继尧克扣滇系众将的军饷,虽然容易引发众怒,但民国各地都有这个问题,大家也没谁愿意出头,倒也罢了,问题是,唐继尧这么干好歹得分个时候吧,1927年2月2日,眼看就是新年了,结果唐继尧又只发了半个月的饷,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大家设身处地,如果自己是当兵的,碰上这事会怎么想?平日里被上级这么玩也就忍了,这连过年都不让过舒服了,还不反了他娘的?当然,当兵的有意见就给了为将的机会,时任蒙自镇守使的胡若愚和昆明镇守使的龙云瞅准了机会,调兵进入昆明,并联络了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行动。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以及李选廷四位镇守使联合发难,共同发兵昆明,发动兵谏。唐继尧本想调兵反击,无奈龙云等人计划周详,跟孟坤里应外合,一下就把唐继尧给制住了。2月22日,四镇守使在宜良县法明寺开会,威逼唐继尧交出云南军政权力,自此,继任蔡锷的第二任云南王唐继尧彻底被逐出了云南的权力中枢。

    唐继尧是民国第一代地方军阀的代表人物,发迹于清民之交,因缘际会由管带而任贵州都督,在蔡锷被袁世凯调入京城之后,接替蔡锷执掌云南,而后参与领导护国起义,声名大振。此后借由护法为名,大肆外扩,组成川黔滇靖国联军,大举入川,奉行大云南主义,强滇弱川,终因与熊克武不合而致滇系被逐。先丢四川,后丢云南,顾品珍在四川大败,铤而走险,驱逐唐继尧,唐继尧虽又东山再起,但再难复昔日荣光。此后滇系举兵入黔,重掌贵州大权,却因贵州疲敝、无以外扩而主动放弃。而在滇桂之战中,滇系未能把握机会,被新桂系逐一击破,而战败之后,唐继尧越加打压滇系众将,终酿成二•六兵变,事败下野,此后抑郁难平,于当年5月26日含恨去世。

    唐继尧是个颇有些雄心壮志的军阀,如果他一心护滇,原本可安享太平,但是他既不愿对广东政府称臣,也不愿诚心归附北洋政府,一心只想称霸西南,逐鹿中原,终因时势不允,抑郁而终。唐继尧可谓是心比天高,但却命比纸薄,虽然他的对外扩张政策让云南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唐继尧不甘守成,有天下之志,却也算得乱世枭雄。可惜唐继尧虽有天下之志,却无吞吐之能、驭下之术,一味用亲逐异只能众叛亲离,而唐继尧先有顾品珍叛乱,后有四镇守使兵谏,也足见他这个老大实在当得差强人意。

    唐继尧黯然去职,不久后抑郁而终,而这宣告了云南一个时代的终结。旧时代的终结自然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那么,云南的新时代谁主沉浮呢?

    	
    耍奸遭遇玩命
      
    

    唐继尧是民国的第二任云南王,虽然名头不及蔡锷那般响亮,但一生轰轰烈烈,也算有滋有味,而今先遭兵谏,后又含恨而终,而云南顷刻之间就少了个舵手。云南少了扛把子,自然声势锐减,以前蔡锷在的时候,滇系为护国首义,而后唐继尧接位,滇系也是独来独往,上不服从北洋,下不归顺国父,但是现今唐继尧一下课,滇系这超然地位也就没了,成了平平无奇的普通地方派。

    且说四镇守使将唐继尧兵谏了之后,自然也需得考虑云南的前途,大家伙谁都没有唐继尧那样的能耐,所以滇系想继续当独行侠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总需得服从一个。当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从地缘政治,从历史渊源,从现实情况,再从发展前景,投靠国民党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而四镇守使自然也是这么做的。彼时国民党北伐战争正是轰轰烈烈,自然不希望有后顾之忧,而唐继尧遭遇兵谏,则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少了心腹之患,于是也就马上做出回应,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而另一员镇守使李选廷则兵力不足,只是个团长。

    这下云南的局势就有了个大概眉目,龙云和胡若愚玩二人转,而张汝骥则在龙胡二人之间搞投机,至于那个李选廷,也就只能打酱油了。 龙云的经历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家中也算当地豪族,可惜四岁时其父撒手人寰,家境中落,由舅父抚养长大,少年时代的龙云不爱念书,只是喜欢拳脚功夫,后来跟着江湖名师马德胜练了一身好武艺,并结识了卢云和邹若衡,三人意趣相投,结为异姓兄弟。27岁那年因采购木材出了重大事故,自觉无颜返乡,便和卢邹二人去四川另谋生路,其后在四川投军反清,不久后随滇军返乡,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龙云真正发迹却也有些因缘际会,当时有个法国拳师在昆明摆下擂台,一连两天未遇敌手,第三日龙云上擂,力挫法国拳师,此事极为轰动,当然也引起了唐继尧的注意。此后龙云接替义兄邹若衡当了唐继尧的副官,因功擢升,逐渐成为滇系最有分量的将领之一。 胡若愚的资历比龙云要深一些,参加了辛亥年间的昆明重九起义,去江西参加过二次革命讨袁之役,后驻桂林,参与驱逐了沈鸿英,在顾品珍驱唐一役中,曾试图举兵返滇镇压叛乱,未遂,不久后参加粤桂之战,驱逐陆荣廷。后在唐继尧劝说下,拥其返滇,因功升任滇军副总指挥、总指挥。在二•六事变中,胡若愚是四位镇守使中的龙头老大,也因此被推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龙云与胡若愚之争,自然四位镇守使中的另一要角张汝骥扮演裁判,他投向谁,谁的胜算就大些,而张汝骥认为龙云资历尚浅,不足成事,因此投靠了资历相对较深的胡若愚。胡若愚和张汝骥也深谙政治斗争中先发制人的法则,率先发难,于6月14日率兵袭击龙云府邸以及38军军部,龙云粹不及防,自己的一只眼睛也被炸伤,被胡若愚囚禁,史称六一四政变。38军拼死突围,卢汉、朱旭、高荫槐以及周人文等龙云主将趁乱逃至滇西,收拾残部,伺机反扑。

    胡若愚这一手玩的也算干净利落,把主要对手给逮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将龙云的军队一网打尽,倒让不少将领逃了出去,但想擒贼先擒王,如今龙云在他手里,龙云的手下不闹内讧就算烧高香了,哪还有能力反击?可惜的是,胡若愚还是低估了龙云,龙云虽然从军较晚,但是打小就在帮派里打滚,为人最讲义气,笼络属下很有一套,一众部下对他忠心耿耿——更何况,逃出去的这些部下中还有他的生死兄弟卢汉。卢云等人看到老大被胡若愚暗算,自然咬牙切齿,誓将胡若愚生吞活剥,而按照江湖规矩,自然先要找个年高德劭的宿将领头,有了主心骨之后,再去救出老大,而他们找到的是滇军元老胡瑛。

    胡若愚本以为龙云这帮手下即便不闹分家,至少也会投鼠忌器,就算要救龙云,也势必会找人跟他谈谈,哪想到这帮人豪气十足,找到胡瑛出马之后,就点起兵马来找他算账,似乎并不怕他撕票。这下胡若愚惨了,龙云部同仇敌忾,气势大盛,胡若愚部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而自己手里捏着龙云,反而成了烫手山芋,杀杀不得,放放不得,两头为难。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放弃昆明,并交代代理省主席周忠岳让38军切勿追击,自己保证龙云安全——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追,龙云是安全的,要是你们不听话,休怪老子一拍两散,来个同归于尽。

    当然,胡若愚也实在拿不定主意,不知道龙云这帮部下能不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要是这帮莽夫不鸟他这套,真的追过来,那他确实只能跟龙云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志们,胡若愚也怕死啊,说是同归于尽,其实早存了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想头,想先逃过这劫,再做曲处。胡若愚也想明白了,觉得再扣着龙云也不是办法,显然龙云那帮手下并不怕他撕票——龙云早年混过兄弟会,是江湖豪杰,他的手下自然也有些江湖气,存的就是报仇雪恨的念头,胡若愚碰上这帮直来直去的,一身奸诈就正好被克了个干干净净。于是,在逃到大板桥后,胡若愚决定跟龙云和解,而龙云也虚与委蛇,想先脱离虎口再说,双方达成了个君子协定,办法是龙云执掌滇政,而胡若愚和张汝骥则即行北伐,不问滇事。

    同志们,龙云被胡若愚害到这部田地,眼睛都瞎了,能就此善罢甘休?他之所以能跟胡若愚签下这个板桥协定,唯一的原因就是想先回到昆明,至于和解,老子他妈的毁了一只眼睛,你说和解就和解?你把老子当什么了?和解自然是不可能的,龙云回到昆明后,随即撕毁协议,命令卢云和朱旭将胡若愚和张汝骥包围在曲靖,准备一个不留。胡若愚和张汝骥原本占尽了优势,出手也算果断,没想到非但龙云是个硬茬子,他的一帮手下也都不好惹,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如今眼见就要被龙云一网打尽,除了烧香拜佛,祈求天兵相助,还能咋地?

    还真别说,胡若愚这烧香拜佛还真就心诚则灵,天兵是没来,唐继虞来了。唐继虞也憋坏了,自己老兄被几个部下给赶下了台,他无奈之下逃到了大理,前两天还在昆明城内耀武扬威,人人叫声三爷,现在却成了丧家之犬,老兄也被气死了,唐继虞怎肯罢休?如今龙胡相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昆明自然就出现了大空档,唐继虞一看时机成熟,即刻点兵,长驱直进,准备夺回他唐家的江山。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龙云眼看就要报了大仇,没想到他跟胡若愚相斗却便宜了唐三瞎子,如果再跟胡若愚纠缠不清,恐怕还没等把胡若愚灭掉,自己就要成唐三瞎子的盘中餐了。龙云也不是不识时务之人,既然如此,就派人跟胡若愚交涉,表示一定遵从板桥协议,不再跟胡若愚为难,而胡若愚正焦头烂额,眼见性命不保,看到龙云抛出橄榄枝,哪有不接之理?

    龙云搞定了跟胡若愚的争端之后,腾出手来料理唐继虞,而唐继虞本来就是趁虚而入,如今龙云将38军主力调回昆明,自然立即就挽回了颓势,未几便将唐继虞逐出,自此算是初步坐稳了云南新老大的位置。但是胡若愚别的能耐没有,玩弄阴谋诡计算是一绝,这次耍奸没将龙云干掉算是失策,不过来日方长,自己没能耐跟龙云干,难道不能请外援?因此,龙云要想彻底当上云南的第三任老大,还需得将胡若愚彻底打趴下不可,否则胡若愚随时可能给他添堵。

    经过这一系列变故之后,大家应该也明白龙云是何等人物了,虽然他肯定不如唐继尧,但是能够在吃了一闷棍,自己也被绑票的情况下完成逆转,龙云也已相当不俗。胡若愚机巧诡诈确实不俗,但是耍诈的碰上玩命的,那也只能哀叹既生瑜,何生亮了。

    	
    内援外援
      
    

    且说胡若愚分明已将龙云捏在手里,闹到最后居然要为了活命跟人质签城下之盟,绑匪干到这样,也算没脸见人了。不过,我们也说,玩政治,靠的就是脸皮厚心黑,当然,政客经常会找些诸如“留得东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丈夫能屈能伸”之类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其实说来说去,也就是告诫自己,坍台是不要紧的,没面子也是不要紧的,要混出头,靠的就是厚脸皮。胡若愚当然是脸皮够厚,虽然这事要一般人赶上,早就买块豆腐去了,但是我们胡同志毫不气馁,尽管已然是输得一塌糊涂,却依然要折腾到底。胡若愚不服气,龙云更是不高兴。龙云被胡若愚阴了一只眼睛,还在囚笼里待了那么多天,也算是丢人丢到了太平洋,虽然手下众将总算给他找回了场子,但是不把胡若愚剥皮拆骨,怎么对得起自己所受的屈辱?其实原本龙云是有机会将胡若愚一网打尽的,但可惜半路杀出个唐三瞎子,这笔帐也就延期算了。既然大家都有心把这笔帐算清楚,自然接下来也无需多说了,接着干!

    不过,胡若愚显然也明白光靠他跟张汝骥,也就只能玩玩偷袭,光明正大的干仗,他不是龙云的对手——当日龙云在自己手里尚且被人撵出了昆明,要不是唐三瞎子横插一杠子,自己这条小命还在不在都难说,眼下龙云归位,要打赢就更难了。胡若愚当然不傻,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门清的,龙云上了他一次当,想再玩偷袭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找援兵。援兵自然有两种,一种是外援,另一种是内援,当然如果内援外援都到位了,这就叫里应外合,准保把龙云杀退,不过,胡若愚一时之间还不能同时找齐内外援,那就逮到谁算谁,不管内援外援,先打龙云一个立足未稳再说。

    胡若愚先找着的是外援,黔系的周西成。话说自民国以来,黔系就一直是滇系的小弟,唐继尧在位的时候,滇系指东,黔系不敢往西,当日贵州内乱,刘显世被逐,也是找唐继尧出面摆平,现在倒好,唐继尧这尸骨未寒,居然胡若愚这个不争气的,倒要叫一直以来的小弟来当大哥了,滇系的脸面往哪搁哟。不过话说回来,胡若愚只是个丧家之犬,滇系的脸面还需着落在龙云身上。周西成跟滇系素无渊源,只当是前辈不长进,才会被滇系欺负,却不曾想,滇系之所以能当黔系那么多年的大哥,那也不是没一点干货的。

    龙云眼见胡若愚、张汝骥吃里扒外,联结周西成,前来进犯昆明,也就任命胡瑛为前敌总指挥,跟他们干上一架。胡瑛是滇系宿将,前番龙云被扣,众将便是请他出山全权指挥,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前次能在不利局面上将胡若愚打到胆寒心怯,不得不放了龙云,此次自然也不能堕了威风。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苦战多日,最终老将再显神威,将黔系后辈周西成击退,而胡若愚和张汝骥则被赶到了川黔滇边境这片三不管地带。

    龙胡之争,总是胡若愚先出手,而龙云后发制人,虽然龙云每每能力挽狂澜,但是个中凶险却也非比寻常,这次虽然再次击败了胡若愚及其外援,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龙云知道胡若愚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接连两次大败,但是人家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脸皮厚的城墙一般,定会再寻机会争斗。不过龙云要巩固自己在云南的地位,眼下却还有比把奄奄一息的胡若愚赶尽杀绝更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要让中央认可他这个云南王的身份,好让他名正言顺,第二件事嘛,嘿嘿,周西成,你他妈的给老子滚出来!

    第一件事很好处理,龙云需要中央,中央也需要龙云,云南如果能不再闹乱子,对于老蒋而言那是再好不过,于是老蒋也就送了个顺水人情,钦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这也就帮龙云解决了名份问题。第二件事,龙云尚需攒足了劲再做计较,周西成领兵入滇,这是滇系自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小弟要爬到老大头上来,哪个做大哥的能容忍这等事情?因此,不管从私人恩怨,还是从派系颜面,龙云都要教训一下周西成,而且需得一击成功,如果教训个小弟还要一次不成来两次,那滇系也就趁早别当黔系老大的好。

    龙云准备齐全,并联结了与周西成有隙的黔系将领李燊,于1929年1月亲自率军入黔,此战事关龙云在西南的名头,因此极为慎重,自己亲自带兵也是此意。周西成原本就不是龙云的对手,更何况还有个李燊配合,一时之间难以抵敌,连战连败,而李燊则趁机攻城略地,居然最终将周西成在镇宁击毙。这下龙云的面子找的够大,本来龙云只是想给周西成一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得一有二,非但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居然还干掉了周西成,此次威风可算不小。不过得到老蒋和龙云支持的李燊也没干多久的贵州省主席就被周西成旧部给逐了出去,龙云最终还是没能像唐继尧一样控制贵州,此为后话。

    当然,滇黔之战又给了一直伺机反扑的胡若愚机会,胡若愚这次找了个内援,是龙部叛将孟坤,两方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共同进兵,目标嘛,当然还是昆明。龙云眼见昆明危急,而贵州又局势大定,便将入黔滇军星夜调回增援,当然了,胡若愚几个是趁虚偷袭,而龙云是匆忙布防,初时龙云自也是形势不利。双方在昆明碧鸡关一场恶战,龙云部未能占到便宜,眼见对方是两路夹攻,而自己部队又是久战疲敝,按部就班打下去不免有些难缠。这时,龙云的参谋长孙渡献计于他,要说也不是啥新招,当年马超、韩遂与曹操大战潼关时,曹操就使过,没错,就是反间计。曹操当年是把一封又涂又改的信给了韩遂,引起了马超疑心,而这次龙云则将一封写的明明白白的信给了胡若愚——这封信说孟坤兄跟我如此这般,一定能全歼胡若愚和张汝骥等辈,事属机密,阅后焚毁。大家一定看明白了,其实这封信是假装写给孟坤的,却好像无意送错了人,没想到胡若愚耍诈一生,竟被不怎么耍诈的龙云给耍了——胡若愚居然就信以为真,以为孟坤是行当日黄盖之事,干的是卧底勾当,所谓反叛龙云,自然也是装出来的。

    胡若愚和张汝骥原本对孟坤就不咋相信,心想这次好歹天不绝我,总算让我事先得了消息,呵呵,孟坤,你完了。孟坤确实是完了,龙云部反击之时,找的就是孟坤,而胡若愚和张汝骥则冷眼旁观,认为这俩不过是在演戏,直到孟坤部战到几乎全军覆没之时,胡若愚才醒过味来——原来他妈的那封信才是戏,这次是真打!但是晚了,疑神疑鬼的胡若愚聪明反被聪明误,被这么个压根算不得高明的计策给耍了,孟坤一完,那就是唇亡齿寒,无奈之下,只能匆忙撤退,准备退到滇西再做计较,不过事不过三,胡若愚这是第三次,龙云还能让你再过了?龙云部一路掩杀,胡若愚和张汝骥部大败,一退再退,张汝骥最终被俘,后被枪毙;而孟坤则遭遇翻船,溺死江中;胡若愚侥幸捡了条命,率残部投靠桂系,但是元气大伤,再无力与龙云争锋。

    胡若愚找完了外援找内援,把折腾的能耐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不管是周西成的外援,还是孟坤的内援,最终都没能援了他——其实,就算援成功又待如何?胡若愚纵然狡诈,但是光靠狡诈是不能争衡天下的,说到底,要在这么个乱世闯出名堂,狠和诈都不可或缺,不过滇系俨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够狠的唐继尧虽然狠过了头,但也威风过,当过五省联帅,执掌过西南三省,现如今的胡若愚狠不足,只有诈,但是诈到要去求当年滇系的小弟黔系帮忙,却也实在窝囊。

    龙云终于好歹是摆平了胡若愚,有惊也有险,自己还成了残废,但是龙云跟唐继尧一样,也够狠,不同的是,唐继尧是蛮横,而龙云是硬气,那么硬气的龙云能不能超越蛮横的唐继尧呢?

    	
    草根
      
    

    且说龙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躲过了胡若愚无数的明枪暗箭,惊也有,险也有,历时三年,波折无数,终于将胡若愚这个最大的对头给战翻在地,当上了云南后唐继尧时代的龙头老大。龙云跟唐继尧是两路人,唐继尧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军人,打小估计就立下志愿要扬名立万,属于正路的乱世枭雄;龙云没上过军校,快三十郎当岁了还在瞎晃悠,要不是机缘巧合自己做生意出了事故,估计还不会走上政治的道路——他是草根。龙云自小习武,混过帮派,搞政治所需要的心路阅历,其实他都不缺,但是草莽终究是草莽,混到这份上,也就是龙云的极限了。

    唐继尧让滇系成为了民国政局中虽称不上主流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唐继尧的持续经营能力着实不敢让人恭维,他足够蛮横,乱世之中也确实需要这种霸道,但是悲哀的是,唐继尧的所有优点也就只有蛮横二字了——更别说蛮横在很多政治场合还谈不上是优点。于是,巅峰一时的滇系也紧随着旧桂系的脚步走了下坡路,都是旧貌换新颜,不同的是,桂系换了山头之后更加英气逼人,李宗仁、白崇禧显见是比绿林好汉陆荣廷强多了,而滇系呢,龙云虽说不错,但也只是不错而已,你要让他带领滇系谋求更大的发展,他没这个能耐。

    不过,政客的利益跟百姓的利益通常是相反的,唐继尧倒是能折腾,隔三差五让滇军到别的地儿去抖威风,问题是,云南老百姓可就遭殃了——打仗不得花钱吗?当年四镇兵谏唐继尧的时候,就说他穷兵黩武,荼毒百姓,致使云南十室九空,虽说是套话,但基本也是实情。如今龙云接手滇系,他不如唐继尧那么能玩,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滇系打仗少了,老百姓反倒是解脱了。不过,龙云虽然很少主动出去招惹是非,但民国这个江湖,本身就是个是非窝,有很多是非,躲都躲不开,只能硬着头皮上。

    龙云跟胡若愚斗了三年(1926-1929),而这三年中,民国的变化翻天覆地,虽说民国每天都在变,但是都城从北平迁到南京,政府从北洋系变成国民党,这样的变化也着实称得上大变了。造成这一切的,自然是北伐战争,但是,新上位的国民党也没比北洋系强哪去,至少在乱字上,那是丝毫不落下风。北洋系是直皖奉三国大战,而国民党更多,自北伐完了之后,全国数得着的军事强人就有5位,除开东北的小张在观望之外,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以及新桂系李宗仁,都对民国首席的位子虎视眈眈——至少都不服蒋介石。于是,北伐刚完没多久,各方就开始摩拳擦掌,要比个高下了,在军队的编遣问题上闹了个不愉快之后,老蒋终于狠下决心,开始撤蕃。老蒋先后跟桂系、西北军各干一架,桂系输得剩了条底裤,白崇禧部队哗变,两湖战事中李明瑞又造了反,以至于新桂系在北伐后创下的家业赔了个干净,只剩下老巢广西容身;而冯玉祥更惨,嫡系爱将韩复榘和石友三未战先降,冯玉祥措手不及,跑去山西求援,结果居然被阎锡山绑了票;至于战事,还用多说吗?当然,老蒋接连打败两个强敌之后,民国各门各户终于意识到了老蒋的能量,于是,反蒋势力大联合,各派推举阎锡山掌舵,跟老蒋进行决战——这就是著名的中原大战。

    中央争权,按说龙云事不关己,应该高高挂起,但是这也不是龙云自己想挂起就挂得起的,谁让云南紧贴着广西呢?打从上台之日起,龙云就跟定了老蒋,既然认了老蒋当老大,那老大的吩咐,总该是要听两句的——如今老蒋就吩咐他帮忙打桂系。其实要说龙云的担子也不重,因为桂系主力出去攻打湖南了,老蒋让龙云干的是抄后路的活——趁虚攻占广西,占了桂系的老巢,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担子也不好挑。龙云不是第一次出兵广西了,当年唐继尧执掌滇系的时候,他亲自领兵攻占过南宁,还跟新桂系对峙了好长一段时间——巧的是,同样也是趁虚而入,当时新桂系正跟沈鸿英余部纠缠不清,也就四五年的时间,龙云再一次奉命出兵广西,这次领兵出征的是他的义弟卢汉,情况又能如何呢?

    第一次滇桂大战,桂系采用的战法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甚至连省城南宁都不战而退,最后双方形成桂系攻城滇系守城的胶着局面;这次广西空虚,卢汉领兵征桂,刚开始也没碰上什么真正的困难,未几便兵临城下,包围了南宁——这次情况变了,桂系并没有弃城,而滇系必须攻坚。滇系这次的最大敌人倒不是桂系,守城部队虽然守得也很顽强,但真正让滇系寸步难行的是气候。西南多瘴气,按说云南人应该不怕这个,但是瘴气这东西可能一个地方一个样,云南人跑到广西,居然也是受困于此,滇军将士水土不服,加之气候恶劣,导致瘟疾横行,滇军将士打仗倒没死多少人,非战斗减员却是一批接着一批。西南地处边陲,文化水平也不甚高,当兵的都有些小迷信,刚来广西打仗,就碰上这多天灾,当兵的可能以为是神祗降罪,一旦如此,势必士气受挫,士气受挫,打仗就不利索,而越是打不开局面,就越容易想东想西,如此就产生了恶性循环。滇军将士围着南宁攻了三个月,守军坚强自不在话下,更要命的是,疾病流行,士兵士气消沉,打到后来也就是略尽人事了。

    攻城攻到士气低落,军无战意,基本已经输了一半,如果外面再给加把力,那就是输到底了。桂系主力虽然在中原大战中没占到任何便宜,没有完成预定规划,兵力也损失了不少,但是,回到广西的桂军对付滇军还是绰绰有余,9月(1930年)底,白崇禧领军回援南宁——正跟久攻不下的滇军对上。回援桂军跟攻城滇军激战两周,当然毫无悬念的,滇军不敌,于10月中旬退出广西。转年2月,残兵败将们回到了昆明,结果一清点,一整编,发现原先派出去的三个师共15个团只剩下了6个团,倒损失了六成,这场仗打得着实不上算。

    滇军将官觉得不上算,他们出去打仗打了大半年,吃辛吃苦不说,到头来一无所获;龙云更觉得不上算,这仗本来龙云其实兴趣就不大,只是碍于老蒋的面子,也是需要应付一番,没想到打的这般狼狈,更是觉得出外征战捞不着好。龙云在觉得不上算之后,准备借着整编军队的机会裁兵,提出了个“废师改旅”的方案,大概意思是滇军打仗也赔了不少,老百姓供着这些兵也挺辛苦,我也没兴趣去外头耀武扬威,军队呢,干脆也不要有师这个单位了,以后滇军最大的级别是旅。乍听起来,好像龙云是打仗打的情绪有些低落,想要缩编军队,一心一意搞建设了——当然,龙云具体咋想的,只有他自个才知道了,外人只能一猜,我们能把龙云朝好的方面猜,当然有人就能往坏的方面猜。

    往坏的方面猜的自然是被触动了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原先的滇军四个师长。既得利益集团总是不希望在手的好处被剥夺,甭管是为啥被剥夺——晚清时期维新派说要维新,一众顽固派不答应,理由千奇百怪,却能言之凿凿,其实讲穿了,不就是那点事吗?如今龙云要废师改旅,师长们虽然理由一堆,但真的站得住脚也没有,无非是觉得当不成师长了,权力被龙云剥夺了,心里不痛快罢了。也是,换谁都不能痛快,在外头打了败仗,碰了一鼻子灰,跑回来长官没有宽言抚慰,却说要降你的职,在外头受气也罢了,回家来还受气,这怎么忍得了?这个剧本在滇系上演过多次了——将领在外受挫,回来领导没给好脸子,几个人一合计,一生气,要找领导的晦气,当年顾品珍和叶荃如此,四镇倒唐亦如此,如今,想必也免不了这个俗。

    	
    旧瓶新酒
      
    

    同一种情况短短数年出现了三次,而且,还都是在云南地面上,前两次我们还可以说是偶然事件,但是逮到第三次,再说是偶然恐怕就显得牵强了——那么,偶然中蕴含的必然又是什么呢?滇系原本兴盛一时,主导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两大重要事件,并在其后到达了顶点,成为不可一世的西南王,但是滇系自此走向衰落,巧的是,每一次以下犯上事件的出现,就标志着滇系一个阶段的结束,某种意义上说,此类事件是滇系兴衰的晴雨表。

    滇系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其一自然是顾品珍倒唐,唐继尧在护法战争后到达了政治生涯的顶峰,身兼五省联帅——虽然有两省是充数的,在西南说一不二,顾品珍倒唐则标志着滇系在西南称王的时代彻底终结;其二是四镇倒唐,唐继尧在他最落魄的年头也不愿凑合,继续做着争霸中原的美梦,滇系虽今不如昔,但还维持了原先的尊严,而四镇倒唐则让滇系真正沦落为民国一个普通的地方派系;而其三,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四师降龙事件,那此事又意味着什么呢?

    龙云上位后,跟唐继尧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投靠中央。滇系以前是谁都不吝,独来独往,地位超然,不属于民国主流派系,但是哪个主流派系都不在滇系眼里,两个字——牛逼,不过,唐继尧到了后期,牛逼就成了装逼,明摆着自己不行了,还不愿放下架子,但是不管是牛逼还是装逼,唐继尧终归是个硬茬子。到了龙云这,因为草根出身,没资历没威望,雄心气魄更是甭提了——龙云是硬汉,但这跟硬汉是两码事,因此,他也不做那个场面,安安稳稳的当小。不过,滇系的落魄也显而易见,拿两次滇桂战争来说,前次是唐继尧为自个争权——赢了输了都跟别人无关,但是到了龙云这,成了老蒋的打手,为人卖命,降格了。

    龙云倒也安之若素,仗打败了,也不挑,准备一门心思保境安民了,预备废师改旅,彻彻底底裁兵,以后不问外事了。唐继尧时代,历来是有条件就扩军,想尽了法子上外头去,而龙云呢,也就吃了一次亏,然后就彻底打算搞关门主义了。龙云这么干,自然被手底下的师长们认为是过河拆桥——可不是吗?刚打完仗,就想着把师长们废了,所谓改旅,旅长有屁个权力?团长都被龙云直接控制!说白了,不就是龙云要把权力收上去,搞一言堂吗?其实,裁兵也好,收权也罢,龙云这么干应该是兼而有之,他自己去广西带过兵打过仗,最知道对外扩张是件多么不靠谱的事情,劳民伤财之外一无裨益,要裁兵也是情理之中;至于收权嘛,唐继尧为四镇兵谏,尸骨未寒,龙云想避免重蹈覆辙,也是自然之理。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越想避免,却越避免不了,甚至,来的更凶更猛,当年四镇兵谏如此,今日龙云同样如此。回到刚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此类事件如魔咒一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滇系身上发生呢?

    滇系强盛,靠的是武力,唐继尧一心问鼎中原,而云南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唐继尧逐鹿中原,因此,唐继尧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对外扩张——而富庶的四川则是唐继尧最喜欢的狩猎场。因此,滇系的顶峰就是武力扩张的顶峰,就是军事实力的顶峰,当然,更是在外滇将实力的顶峰。滇系的顶峰虽然很大程度上讲也是唐继尧个人的顶峰,但也不单纯是唐继尧的顶峰,主强臣亦强,唐继尧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对滇系的绝对控制,实力膨胀的在外滇将也随时可能从唐继尧的打手变成唐继尧的对手。如果在外将领顺风顺水,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一旦遭遇挫折,麻烦就来了。顾品珍造反其实就是典型的例子,滇系通过武力征服达到了顶峰,与之同时顾品珍的实力也达到了顶峰,而当四川丢失之后,顾品珍跟唐继尧潜在的权利冲突就爆发了出来——当然,顾品珍敢于铤而走险,必然是以不俗的实力作为后盾。四镇倒唐虽然与顾品珍造反不尽相同,但细究起来,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是唐继尧为了避免出现外战失利部将作乱的情形,而主动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唐继尧下手不够狠,事情没有做绝,反而激化了矛盾,最终酿成激变。这次眼看就要出现的四师降龙事件,背景与先前并无二致,外战失利,主公收权,部将不忿,终至激变。

    武力是把双刃剑,在击败对手的同时也在培养对手,如果不能有效克制,这把双刃剑就会反噬自身。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凡帝王发起对外战争,他们对将领就会严加防范,外战将领如果干的出色,就不免被帝王当成假想敌——倒霉的身首异处,比如岳飞、袁崇焕以及年羹尧;运气好的也不免被削职夺权,比如卫青;当然也有帝王们防范未成反受其制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司马懿。古代将领领军出征,大多战战兢兢,深怕龙颜不悦,酿出大变,为了防患于未然,也是想尽了办法,当年秦始皇灭楚,出发之前王翦大讨封赏就是一例——看似贪得无厌,实则暗示并无贰心;而曾国藩更是功成之后果断裁兵,消除清廷疑虑。内主外将,矛盾若隐若现,最终结局如何,还得看双方如何措置,举措得当,矛盾消弭于无形,举措失当,则难免鱼死网破。

    当然,以滇系为例,唐继尧两次遭遇大变,两次被逐,自然是举措失当之故,顾品珍之事缘其年轻气盛,威厚而恩薄,四镇之事则因其先急功冒进,而后处事不谨,平乱无方。那么,龙云在这个问题是处理的又如何呢?显然,龙云的第一步就走的有问题,他激化了四个师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跟他的矛盾,以至四师长以“清君侧”为名,于1931年3月10日发电倒龙。

    然而错误到此为止,龙云的危机应变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在得知事态紧急后,龙云以扫墓为名,离开昆明前往昭通——当然,他不能真去昭通,只是躲到了寻甸羊街避风头。自此,此事已与四镇倒唐有了质的不同——处于风暴中心的龙云安然无恙,这就给埋下了一个伏笔,接下来更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四个师长驱逐龙云之后,首先想的居然不是斩草除根,而是直接开始讨论由谁取而代之,结果明摆着的,四个人战功资历都差不多,都认为自己够格,结果当然是谈崩了。谈崩了也就罢了,四个人闹到后来,居然提出重新把龙云请回来——更奇妙的是,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然后躲风头的龙云居然就被四个师长请了回来,而龙云回来后,直接以以下犯上为名,将四个师长扣押起来,然后废师改旅,裁撤各师番号!当然,不久之后,龙云总算气消了,准备释放四个师长——当然军权基本是被削夺了,按说到这份上,应该都认小服软了,但还就有硬茬子,张凤春就当众顶撞龙云,表示对废师改旅的政策的不服,而龙云也不含糊,当面赏了一记耳光,然后将其继续关押,直至抗战爆发。

    此事完结之后,我们不免满腹狐疑,因为此事实在是奇,匪夷所思四字都不足道其万一。奇一:四师长倒龙之时,居然没有发个讨伐檄文,将龙云骂个狗血淋头,而竟然是以清君侧为名;奇二:在龙云出走之后,四师长居然没想将其赶尽杀绝,以免后患,而是直接开始讨论善后;奇三:四师长没谈拢之后,居然在明知道会倒霉的情况,又请回了龙云;这些跟寻常政变大相径庭的地方暗示了些什么呢?其实,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龙云完全控制了滇系,他有威信——四师长不敢口出恶言,脱逃之后不予尾追,争执不下又将其重新迎回,他也懂得摆弄平衡——四师长资历战功相若,竟至不分伯仲。

    以下犯上的戏码在滇系已经是第三次出现,这次是彻底的旧瓶新酒——龙云确实不如唐继尧霸气,但是他有比唐继尧强的地方——驭下之术,而这对一个政客而言,则比豪情壮志重要的多。

    	
    不防是防
      
    

    我们说过,龙云混过帮派,政客该有的心路算计,他都有,甚至,他比很多正道出生的政客更懂得笼络人心。以四师降龙一事而论,四个师长虽然造反,但口号却是清君侧,不敢说龙云的一句不敬之辞——照一般逻辑,都已然豁出去了,还不骂个痛快?四个师长没有骂娘,这说明了什么呢?四个师长吵完闹完之后,明知道要倒霉,但还是把龙云请了回来,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张凤春对龙云不满,龙云赏给他的却是一记耳光,这还说明了什么呢?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平日里的龙云实际就是个江湖大哥,讲义气,明事理,摆规矩,把一众手下训得服服帖帖,甚至连造反都不愿恶言相向,更妙的是,平日里龙云一碗水端平的好大哥面目其实却是为了搞平衡,以防不测——当然,有福大家享的情况下,没人会以此为忤。正是如此,龙云才能在被胡若愚生擒的情况下靠手下挽回败局,才能在部将造反的情况下有惊无险——看起来偶然的事情,其实不正蕴含着这样的必然吗?

    龙云最终成功完成了废师改旅的计划,同样的,在他手底下,滇系成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模范派系,龙云紧守门户,只是加强自己对滇系的控制,而对外事不闻不问——除非惹到他身上来,尽管日子如清汤淡水,但也平稳异常。云南百姓在这么个省主席的治下,倒也着实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不打仗,最受惠的其实就是百姓。中间当然也是小有波折,比如1935年初红军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辗转川黔滇,实施大范围战略转移——就是长征,既然红军到了云南地面上,龙云当然少不得要管一管。

    龙云不愿意招惹是非,对于红军的态度,一如既往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道上规矩,买路钱就不用了,你要是只想从这里过路,我也不难为你,但是你要想在这里生根,那就只能对不起了——红军当然只想过路,于是龙云也同样不予为难。当然了,表面上龙云还是要摆出一副全力剿共的架势——在老蒋面前,总是要装装样子的,但是,实际在龙云心里头,巴不得一枪不放,让红军赶紧离开了事,本来滇系跟红军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犯不着结下什么仇怨。因此,龙云兵也派了,人也追了,但不过是走个场面,跟红军真刀真枪干,对他有什么好处?不过,龙云确实会做人,在老蒋差点被红军围困贵阳之时,他的参谋长孙渡就率滇军忙着护驾了,也正因为此,老蒋对龙云的表现还是大加赞赏。

    相比较红军,其实龙云更加防备的是中央军,在云南军情危急的时刻,龙云两次拒绝中央军入滇——当然,是婉拒。老蒋追击红军,表面上看是剿共,实际是打算趁着这当口解决西南问题,以后我们会讲到,贵州的王家烈和四川的刘湘都中了飞刀,王家烈最惨,直接兵权被掳,都城被占,而刘湘虽然千防万防,却还是不免被蒋介石玩了出政治安川,但是龙云的云南为什么没事呢?还是那句话,龙云会做人。他从不会当面忤逆老蒋,老蒋让干什么,甭管他愿不愿意,一定出人出力——中原大战,他就出兵入桂了,此次追击红军,龙云也派兵追击去了——甭管他到底打了几仗,抬手不打笑脸人,龙云篱笆扎的牢,表面又是一团和气,老蒋纵使想发飙,但也找不到理由不是?

    后来1936年红二方面军路过云南长征,更加显出了龙云的精明。跟前次一样,老蒋再次命令龙云“剿匪”,按道理说凑合打一打也就行了,但是,上将萧克却多此一举,写信给孙渡,说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碰上这事,龙云怎么办呢?当年百日维新的时候,谭嗣同找到袁世凯,要他护驾保皇,诛灭后党,后来袁世凯把他卖了,后人都说袁世凯不是东西,出卖朋友,实际大家想一想,谭嗣同去找袁世凯,这对袁世凯意味着什么?政治上讲,这叫到了站队的关键时刻,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吗?袁世凯要不玩点狠的,指不定慈禧会怎么着他呢?这次也同样,萧克说咱别打,犯不上的,龙云也知道别打,但你都写了信了,还怎么不打?龙云要是不拿出点干货出来,老蒋会怎么看他?所以说,萧克上将聪明反被聪明误,越说别打越是会被打,你赖的着人龙云吗?于是,孙渡还真就跟红二方面军玩了点真格的,没办法,必须要向老蒋表明态度,站队问题,马虎不得。

    龙云的法子当然是对的,他对老蒋百依百顺,老蒋就不能对他怎么着,不出点什么事,云南就是他龙云的。有些自作聪明的,比如后面我们会讲到,贵州王家烈他媳妇万淑芬跟粤桂签了共保互助的条约,当然要说也没错,老蒋是不可靠,是得防一手,但是,老蒋这个档次的,你防得了吗?龙云就聪明多了,知道再怎么着都铁定不是老蒋的敌手,既然如此,那就当孙子当到底,当到老蒋都不好意思对他下手。当小是一门绝大的学问,很多政客不明白这个道理,硬是喜欢充能耐,老觉得得阴阳两手,顺一手,防一手,但是,对待大人物,最好的防备方式其实就是顺,道理很简单,你根本防不了,既然防不了,为何不顺到底?当然了,当政客的,都有思维惯性,都认为要不打无准备之仗,都认为不能把宝压在一家,都认为要狡兔三窟,一般情况下,这么想并没有错,但是凡事总有例外,在强弱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防备往往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的,比如王家烈最后被老蒋拿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作聪明,想要防备老蒋。

    龙云确实不是开拓之主,他不能像唐继尧一样让滇系走出云南,但是,龙云却是个出色的守成之主,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他能用最合理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能够控制住部下,他也能够应付好中央,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实,老蒋对龙云并不信任,老蒋只相信自己的亲信——当然这也是跟老蒋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的,老蒋遇到的对手实在太多,不经营自己的小集团,他混不下去,但即便是老蒋这样素以宠用嫡系著称的人物,居然也对龙云一筹莫展。龙云实在是没有犯任何错误,老蒋找不到他任何毛病,虽然老蒋想在云南驻上他的亲兵,但却根本找不到机会,龙云防了吗?但龙云防住了,因为不防就是防。

    如果民国一直这么下去,当然龙云的云南王宝座只会越坐越稳当,但是,民国终究是个乱世,龙云能在内战期间保住自己的位子,日本人来了,他的权力底座却终于出现了松动。红军长征之所以没能动摇龙云的宝座,固然因为龙云措置得当,让老蒋无隙可乘,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红军意不在滇,仅仅是想过路,路过了也就过了,老蒋就再没理由让中央军入滇了。日本人来了,虽然云南地处偏远,看似平安无忧,但是云南在偏远的同时也是边疆,日本人要占领的也不单是中国,而是整个亚太地区,于是,在中国地图上偏远的云南在亚洲地图上就不再偏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将其触角伸到了东南亚,与云南毗邻的缅甸一度成为了轴心国和同盟国较量的风暴中心——大家想必都听说过中国入缅远征军的故事,此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云南,很不巧的,跟缅甸相邻,于是,也就得到了日军的着意看觑。跟红军不一样,日本人来云南,当然不是过路的,云南是他们向印度扩张的据点,因此,他们的目的是占领,显然,光靠滇系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抵抗日军,因此,中央军也就有了顺理成章进驻云南的机会,于是,云南这个独立王国终于不再独立,于是,龙云的位子坐不稳了。

    事实上,早在云南被卷入战事之前,滇军早已被投入了抗战的洪流之中,只是,滇军抗战,对龙云而言有益无害,还能一了报国救民之愿,而云南抗战,对于龙云来讲,则意味着重重危机。所谓不防是防,其核心在于避免给老蒋举兵入滇的借口,但是,一旦老蒋真的举兵入滇,那么,不管防还是不防,龙云终将防无可防,事情是明摆着的,龙云不是老蒋的对手。

    	
    防无可防
      
    

    抗战爆发后,各地各部当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滇军同样也不例外,龙云毫无保留,将滇军主力编成第60军,由卢汉率领,投入抗战。卢汉是龙云的发小,一道拜师混帮派,一道做买卖,一道出事故,一道入川从军,龙云发迹后,卢汉也跟着沾光,成了滇系的二号人物。不过卢汉也并非对龙云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在政坛里打滚多年后,把兄弟虽然还是把兄弟,但到利益交关之时,情谊也就不过如此了——龙云废师改旅那阵,卢汉就打头造反了。后来虽说龙云又回来了,没多久气消了,也把卢汉放了,但是经此一事,兄弟情谊不免也就生分了,不过,这就是政治,甭管多深的感情,在这个染缸里一泡,都得变了色。当然,不管如何,龙云最信任的人还是卢汉,虽然把他的军职给掳了,但是碰上啥要紧的事,最先想到的还是卢汉,购置军械这样的事,也还是给卢汉办,乃至如今要出省征战,卢汉依然还是龙云的头号人选。

    卢汉出省征战,参与了两场恶仗,其一是徐州会战,其二则是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的名头不够响亮,知道的人也少,但是如果谈到血战台儿庄,大概大家就都知道了——谁不知道的扪心自问,还配当中国人吗?台儿庄战事就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台儿庄战役之所以称为血战,顾名思义,就是说战事极其惨烈,驻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跟矶谷师团几乎拼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打得极有血性,后来汤恩伯部赶赴驰援,里应外合,才重创矶谷师团——这也是国军正面抗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仗。卢汉没赶上台儿庄血战,他到第五战区的时候,台儿庄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这当然不免有些遗憾,不过,仗还是轮上了。

    台儿庄大捷之后,蒋介石激动地有些忘乎所以,以为看到了正面抗战的曙光,有一就有二,再来一次呗,于是,也不管台儿庄为什么取得大捷,接下来还有没有条件大捷,总之,大肆增兵,想让李宗仁再打一次大捷。老蒋这不叫增兵,这叫添乱,说实在的,台儿庄能打一胜仗,实在是利用了日军骄狂之气,有些偶然,如今日军挨了一闷棍之后,已然打起了精神,对徐州形成了四面围堵之势,徐州本来就不是个用兵之所,平原地带,易攻难守,老蒋增兵,无非是给李宗仁撤兵增加难度。滇军就是这时候老蒋调来的众多援兵中的一支,既然来了,自然不能空手而回,少不得打一仗,而对手,则是受挫之后勇悍惊人的矶谷师团。

    矶谷师团在台儿庄被孙连仲和汤恩伯联手击退,这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挫折,矶谷廉介当然也知道害臊,知耻而后勇,重新进攻台儿庄,当然气势逼人,滇军着实没赶上好时候。卢汉将滇军布置在台儿庄制高点禹王山一带,这也是这片平原地区唯一的可以之据守的高地,说是高地,实际也就是海拔五六百米的小山坡,卢汉的战略目的是阻止日军渡过京杭大运河,从而进抵徐州。战斗毫无疑问的惨烈,丝毫不亚于台儿庄一期战事,日军的老套路,先用大炮轰击,而后坦克开道,再用步兵冲锋,三板斧,日军的战斗力毋庸置疑,这是群拼刺刀之前退子弹,宁死不被俘的疯狗,而滇军虽然军械尚可,训练有素,仍不免显得吃力。日军不分昼夜疯狂的发动进攻,毫无停歇,一波接着一波,滇军战得异常辛苦,但是,滇军的勇悍丝毫不亚于日军,他们敢于冒着炮火冲锋,他们爬上坦克,用手榴弹进行自爆,于是,他们顽强顶住了日军连续不断的攻击。滇军在禹王山坚守长达20多天,全军38242人,牺牲13869人,受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受伤380人,其中旅长亡1伤1,团长亡5伤4,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当然矶谷师团妄图渡过运河进攻徐州的计划也落空了。

    滇军的苦战充分说明老蒋在徐州的增兵实在不够理智,再打下去,无非是拿将士的生命填坑,于是,李宗仁决定撤兵,放弃徐州——这显然是理智的。而滇军三个师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缩编为5个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掩护兄弟部队撤离徐州,而后自己向武汉方向转移——当然,滇军完成了这个任务。徐州会战结束之后,龙云在云南继续征兵,新组第58军和新3军,与补充完毕的60军合组第30军团,由卢汉指挥,投入到接下来打响的武汉会战中。

    在武汉会战这个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事中,滇军的任务是配合友军在富水一线堵击日军第9师团的进攻——干得怎么样呢?除了完美二字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滇军虽然是地方杂牌,但却显示出了比一般杂牌强悍的多的战斗力,在跟第9师团的较量中,他们创造了让日军在23天时间里追击20公里的奇迹。23天,20公里,而且请注意用词,是追击——这是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让日军一天只能追击一公里不到,我们还能再要求更多吗?滇军成功将进攻汉北的第9师团堵住,要不是日军其余部队取得了突破,第9师团就该为这仗的狼狈而去买块豆腐以谢天皇了。

    滇军在抗战中的表现足以让每个国人感到满意,这样一支杂牌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与日军进行殊死较量,不计牺牲,屡屡完成任务,除了喝彩,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在整个抗战过程中,龙云对外输送40万兵力,牺牲10余万,力度之大,损失之重,足以令我们对这位云南王肃然起敬。但是,正如上节所言,滇军抗战对于龙云而言是了却报国救民之愿,功在千秋,名垂青史,然而,云南被卷入抗战,对于龙云而言就有说不出的苦涩了——1942年5月3日,日军攻占云南畹町及龙陵,夺取畹町800万吨战略物资,6日,日军渡过怒江,占领怒江以西地区,10日占领腾冲,滇西抗战于此正式开启。

    抗战以来,龙云的态度总体上自然是积极的,但是,龙云并不总是积极的,他同样也有消极的时刻——1938年底汪精卫入滇,活动龙云,龙云就表示如日军撤兵,和谈亦无所不可;1940年5月,龙云要求高荫槐将滇军由赣北调往湘西,意图伺机主和;1944年12月,在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后,龙云又曾试图通电拥护汪伪政府;当然,最终出于种种原因,龙云终究没当汉奸。对日本态度摇摆,而对中央军,龙云的态度则异常坚定——能拒则拒,滇西抗战以来,他竭尽所能排挤中央军,甚至在1945年冒充土匪抢劫美国军械,惹得老蒋屡次斥其跋扈。

    当然,中央势力渗入云南,龙云挡不住,而当龙云发现自己挡不住之后,他果断放弃了拥蒋派的假面——他不再对老蒋曲意奉承,对各派反蒋势力,他开始有意识的维护和接触,他不再排斥中共,不去镇压反蒋运动,甚至,他还在1944年底秘密加入民盟,总之,龙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老蒋身边时日无多,他在给自己找后路。龙云的预感没有问题,事实上,即便龙云依然对老蒋百依百顺,在中央军入滇之后,他也会被毫无疑问的换马,对于老蒋其人,龙云虽谈不上知根知底,但也基本没看走眼。

    滇西抗战有惊无险,僵持两年,日军未能突破怒江,其后,中军开始反攻,并在1945年1月20日全面收复滇西——抗战走向尾声的同时,龙云对云南的统治也在走向尾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卢汉奉命率军到越南受降,如此,云南空虚,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机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尽数缴械,发动“驱龙事变”,而后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并被挟往重庆,自此丧失对云南的控制。

    龙云是地方派,他所作所想,不论是对日摇摆,还是此前对蒋顺从,抑或其后排斥中央,都只是为了保住云南王的位子,但是,老蒋的实力终究远甚龙云,在中央军找到由头入滇之后,龙云便最终防无可防,只是,龙云会束手待毙吗?

  7.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迁都之争

    北伐军节节胜利,两湖,闽赣四省告破,而江浙两省也近在咫尺,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迁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这个北伐过程中的小插曲也再次暴露出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

    国民党原先的大本营是广东,但是广东地处偏远,难以协调全国事宜,因此在北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国民党内部便有迁都之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部的军事统帅,同样也持此议,一开始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就是迁都武汉,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地处中心,对北伐军的发展颇为有利,但是就在迁都武汉的决议即将落实之时,蒋介石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要弄清楚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当时的局面。我们知道,北伐是苏联支持,国共两党共同参与,而国民党军队为主力进行的一场战争,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很尴尬,这种尴尬我们在中山舰事件时已有详述,这里不再多言,而反对迁都武汉则正是这种尴尬的集中体现。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团结,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另立山头,而国民党中央则由苏联支持下的左派与共产党把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这个联盟的后台则是当时国民党头号政治人物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在中山舰事件中遭到蒋介石算计,避祸赴法,但影响力甚巨,并随时可以回国复职。蒋汪二人虽然在镇压右派时取得一致,并在一段时间内亲密无间,但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政治法则注定了二人必有一场对决,对于蒋介石不利的是,他虽然执掌兵权,但其嫡系仅为第一军,其余各军均关系暧昧,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在党内依然根基薄弱。

    虽然蒋介石领导北伐军连战连捷,但是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唐生智的势力迅速膨胀,已成蒋介石大患。唐生智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赵恒锡待他不薄,他还依然造反,更何况蒋介石跟他非亲非故,小唐更加不会与其琴瑟和谐了。唐生智本来只是一个师的师长,但是自从造了赵恒锡的反之后,军权就蹭蹭的上窜,尤其是借着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便利,大捞而特捞,在两湖,虽然他没打什么硬仗,但是得利颇丰,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溃兵。此时他的实力到了什么程度呢?真真吓坏人,一共有28个团,将近10个师的兵力。

    那么唐生智如何能那么快就变得不可一世了呢?一方面唐生智是湖南人,在两湖地区收编部队可用老乡之谊,另一方面,唐生智和北洋的很多旧军人都有校友之谊。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尚未成立之前,民国的军官大多来源于此,“保定系”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界最大的势力之一,堪与“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分庭抗礼,而当时的唐生智就借助这层背景,收拢了好些原保定系的军人。蒋介石倚仗的部队是“黄埔系”,这是中国军界的后起之秀,也被前辈“保定系”视作最大的威胁,所以保定系领袖唐生智和黄埔系领袖蒋介石,从他们的军系背景而言就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一般来讲,实力强了,胆气就壮了,然后就有了争名夺利的心气,唐生智现在势头凶猛,当然不愿久居人下。如果说蒋介石在国民党根基不深,那么唐生智压根就是个新人,但好就好在唐生智目前的着眼点在军事上,并且有意在国民党内部寻找政治盟友。盟友还是好找的,国民党左派就一直缺个军事大佬撑腰,故而在中山舰事件时可是吃了蒋介石的亏,所以说,唐生智需要政治上的朋友,而左派需要枪杆子,因此干柴烈火,双方感情迅速升温,感觉就是只要老大汪精卫回国,蒋介石就可以被KO了。

    老蒋这个人何其敏感,怎会不知道唐生智和政敌之间勾勾搭搭的状况?而唐生智本人出道于两湖,于此地多有根基,所以一旦定都武汉,唐生智这样的军事强人便会控制中枢,再加上汪精卫的党内人脉,那国民党还能有蒋介石的容身之处?如果让唐生智这样的异己分子当了“九门提督”,以后蒋介石还不得围着汪精卫打转?所以,定都武汉,万万不可。

    汪精卫只是一个方面,蒋介石不同意定都武汉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武汉的政治气候。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和汪精卫关系好,虽然蒋介石表面上是个左派,但一直都被共产党当外人,蒋介石之所以在中山舰事件作出如此的过激反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老蒋的潜意识里,只要共产党有动作,那目标就一定是他。而此时的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人大有将武汉翻个底朝天之势,武汉俨然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了共产党地盘。当然了,因为中山舰事件时结下的梁子,共产党内部的反蒋空气日益膨胀,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内都觉得要整倒老蒋了,再加上老蒋在党内素来敌人多,所以武汉此时业已变成反蒋大本营了。

    当老蒋明白定都武汉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不利时,他就果断的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江西目前是北伐司令部,因此为了便于指挥,应该定都南昌,其实他心里的小九九谁不明白?南昌现在是他的地盘,而武汉是政敌的地盘,自然他选南昌而弃武汉了。但可惜的是,国民党内部没人支持他的动议,因为定都武汉是北伐时的既定方针,而且武汉的区位条件显然更有利于国民党向北扩张。

    蒋介石为了阻止都城北迁武汉,也算用尽了手段,扣押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然后游说,倡议,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收效甚微,接茬没人理。这次蒋介石搞小动作完全违背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愿,甚至他的老友张静江——张静江的问题,我们以后说道老蒋夺取党权时再提——也反对,所以啊,蒋介石这次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老蒋活动来活动去,甚至赶赴武汉,但遭遇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左派和共产党的白眼和冷言冷语,老蒋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改变局面,所以只能选择妥协,这场迁都之争从1926年底一直闹到1927年3月,蒋介石寡不敌众,迁都武汉之议宣告落实。

    老蒋闹腾没成功,自己当然也得倒霉了,老蒋那一点可怜的党权和政权进行清算开始遭到清算——毕竟武汉的天是左派的天。1927年三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中,蒋介石被大整特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议案,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并且还规定“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可以说老蒋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都被夺了权,损失惨重。

    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其实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党内经常面临挨整的状况,所以,老蒋迫切需要寻求政治支持,毕竟,要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光有那一点可怜的军权是不够的。当然,老蒋虽然表面顺从迁都武汉,但实际上,他早就有了打算,他的想法是北伐军向东挺进,攻取江浙两省,以为基本,老蒋在是浙江人,所以在江浙老蒋还是有地主之利,以江浙为基础,老蒋就可以和武汉打擂台了。迁都之争标志着国民党新一轮分裂即将来临,蒋汪对决将进入新篇章,虽然目前老蒋败得很惨,但是来日方长,他们还将再见高低。

  8.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江上苇 (状态:已完结出书)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到1911年5月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在洋鬼子们的强大压力下,惘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视。四川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那年头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也搞这些歪门邪道,居然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造毒药,还“惨无人道”地拿家猫做实验,硬给小动物灌氰酸——据说实验相当成功,那只倒霉的猫当场为国捐躯。唉,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了!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所以出现样的悲剧,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9.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新桂系的崛起

    北伐是民国政治势力的一次重大整合,当然,这次整合不单单是宏观上国民党和北洋之争,同样也有微观上的一省一地的整合,而新桂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形成的。所谓新桂系当然是针对老桂系而言的,老桂系的头目是陆荣廷,而新桂系则是一个联盟,初期的核心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以及白崇禧。

    广西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穷,尤其是在民国,更是穷的叮当烂响。中国的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愿意瞎折腾,但是广西的问题是,老百姓靠劳动连口饭都吃不上,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靠抢了。因此,广西是民国早年武装最多,治安最差的省份之一,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湖南很乱,但是湖南乱是因为各方势力总在那打仗,而广西乱则完全是因为老百姓都吃不饱,只能混黑社会了。所以说,黑社会都是穷苦人才会混的地方,一旦进去就可能一辈子出不来了,没有现实的困难,谁愿意去干这样的买卖?因此,我要严肃告诫某些有古惑仔情结的小朋友,黑社会不是那么好混的,如果能够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就不要去瞎玩。

    老桂系公认的老大陆荣廷是怎么出师的?没错,他是从拦路抢劫干起的,为啥呢?因为穷啊!陆荣廷早年可是吃了不少的苦,父母早亡,一开始便流浪四方,衣食无着。幸运的是,广西天气炎热,没有衣服穿倒也忍得过去,但肚子总是填不保却着实是个大问题,自己又没有个一技之长,怎么整呢?不过陆荣廷命好,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他的老丈人谭泰源,他老丈人也是穷人,要不也看不上陆荣廷,但至少,他老丈人还有个吃饭的营生——撑渡,这就比什么都没有的陆荣廷要强。但是摆渡能有啥前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陆荣廷一合计,觉得与其着五不着六的混日子,还不如混兄弟,于是就拉了几个小兄弟入伙当强盗,玩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但是陆荣廷盗亦有道,只抢法国人,人称义盗,在道上也有些名望。后来,陆荣廷觉得老干土匪也不是个事儿,找个机会就招安了,借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和当土匪期间混下的人脉,陆荣廷慢慢就坐大了,在广西也成了一方诸侯,摇身变成了地方实力派。

    当然了,和陆荣廷一样的人在广西比比皆是,所以广西的大小武装无数,混大了的武装也不在少数——民国的土匪,因为官军约束力差,所以只要有本事,不愁坐不大——之所以大家还能相安无事,就在于广西军人喜欢往外走,不喜欢在窝里呆着,这也是穷地方人的共同特点。陆荣廷在广西发展起来后,也开始有了些雄心,而周边的广东就首先进入了他的视线,趁着袁世凯末期无暇南顾,他成功地夺取了广东地盘,成了南方一霸。此后的事情大家就都了解了,陆荣廷参加了护法政府,但是与孙中山闹矛盾,然后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最后干脆连广西也丢了,事业也是逐渐在走下坡路。陆荣廷在境外失势,当然广西境内就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困境,因此,广西的平衡被打破了。

    在陈炯明和陆荣廷打了粤桂之战后,广西的局面开始逐渐明朗,三足鼎立的局势开始形成——势力较大的两方是陆荣廷(后来又复出了)和沈鸿英,另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势力正是后来成为组成新桂系的李宗仁和黄绍竑联军。沈鸿英原属桂系,在粤桂之战中投靠了粤系,是造成陆荣廷失利的重要原因,所以沈鸿英这个反骨仔在广西军界名声也并不太好。而至于将来飞黄腾达的李宗仁,同样也是穷出身,早年当过学徒,后来在广西军校就读——科班出身,这就比土匪陆荣廷强——从军后从底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干到营长后就拉出了一支队伍单干,在玉林一带盘踞,在当时的广西也有一定实力。黄绍竑同样也是军校出身,从底层干起的军人,后来领着他的部队投靠了李宗仁,而新桂系另一核心白崇禧则是黄绍竑的军校同学。

    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是微妙的,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实力在这三方里最差,但却是左右沈陆之争成败的关键,自然也是两方争相拉拢的对象。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和黄绍竑产生了分歧,李宗仁看不起反骨仔沈鸿英,但是同时也不想跟陆荣廷合作,颇有不动声色,坐观成败的意思;黄绍竑则相对积极,打算借与沈鸿英合作为名,发展自己的势力。李宗仁不便拦阻,便听其出走,但是双方约定黄绍竑和沈鸿英只是名义上的合作,一旦沈鸿英失败,黄便攻取梧州自立,彼时李宗仁愿意出兵相助。李宗仁为人稳健厚道,能容人,尽管黄绍竑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和他有重大分歧,但李宗仁也没有翻脸,而是听由黄绍竑自处,李宗仁的这种性格也是新桂系尽管实力有限,但始终击不垮,打不烂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李宗仁天生就是当派系老大的材料。而黄绍竑为人干练,有雄心,但偏于冒失,这种性格缺陷正好被李宗仁所弥补。

    李宗仁确实有眼力,他说沈鸿英会输,沈鸿英还真就栽了个跟斗,只不过不是和陆荣廷较量时摔的。大凡造过反的人,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最典型的就是冯玉祥,换了无数的主子,而沈鸿英没换那么多,但也绝对不是善茬。我们在前面介绍张绍曾内阁时谈到过北洋政府任命沈鸿英出任广东军务督理的事儿,当时正好是孙中山刚赶走陈炯明,立足未稳,沈鸿英呢,一方面曾经跟陈炯明合作过,另一个方面也想着夺取广东,所以就反了。但是沈鸿英比冯玉祥差的地方在于自己的部队战斗力不行,尽管是他先挑事,但还是被孙中山的部队打得团团转。黄绍竑一看,觉得李宗仁确实料事如神,于是按照当时的约定进攻梧州,李宗仁也派兵相助,此时,黄绍竑的军校同学白崇禧拿着孙中山委任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密令来投靠黄绍竑。黄绍竑攻取梧州后果然自立,与李宗仁脱离了关系,其实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双方各烧各香,留足了余地,这样李宗仁便不会因为黄绍竑投靠孙中山遭到攻击,而黄绍竑万一不测,还可继续跟随李宗仁,这是弱者为了保全自己狡兔三窟的伎俩。

    沈鸿英新败,便退守桂林,但陆荣廷突然放风说沈鸿英死敌马济要袭取桂林,沈鸿英听说此事便愤然与陆荣廷交战,双方在桂林打得热火朝天,灰天黑地,交战三个月未有胜败,陆荣廷因为被困在桂林无法突围,便抽取后援助阵,结果打了许久,陆荣廷损失惨重,沈鸿英也未有进益。既然分不出结果,双方便有罢兵言和之意。

    本来两个大佬打仗,正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坐山观虎斗,最后收拾残局的良机,但突然双方说打得差不多就不打了,有罢兵息战之意,这下李宗仁要开始考虑整个局面了。如果听任双方言和,广西还将是三足鼎立的老局面,所以现在必须要进取了,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这对弱者尤其关键。结果李宗仁和黄绍竑一商量,觉得不能再坐着了,必须把握机会主动出击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攻击谁,是因为反骨而尽失人心的沈鸿英,还是因为此战损失惨重的陆荣廷呢?

    结果讨论半天,还是决定对陆荣廷下手,虽说陆荣廷是老桂系公认的老大,在广西名声也不错,关键对李宗仁也说得过去,但是政治这个东西个人情感始终要放到末位,最先考虑的还得是利益,搞政治岂可有妇人之仁?所以策略是先联沈袭陆,然后对付沈鸿英。这个策略是对头的,因为痛打落水狗是玩政治的重要原则,而陆荣廷在桂林之战中的情势也有落水狗的意思,因此就怨不得被李宗仁攻击了。因为策略对头,李黄二人轻松搞定了陆荣廷的残部,自此,老桂系首脑陆荣廷正式完蛋,现在的广西变成了李宗仁和沈鸿英的二人转。

    打掉了陆荣廷的李宗仁和黄绍竑部已非吴下阿蒙,士气正盛,加上一代新人换旧人的历史趋势,沈鸿英的败亡无可避免,又兼战略对头,三路进击,声东击西,以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最终沈鸿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1926年3月,新桂系肃清沈鸿英残部,正式执掌广西。

    新桂系结束了广西的乱局,为国民党北伐扫清了后患,而作为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派系,新桂系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主要政敌,双方的争斗延续到了民国的最后时刻,可以说,新桂系虽然实力并不是最强,但生命力却堪称最顽强。

    唐生智易帜

    要说民国有哪个地方最乱,那么湖南当然是首当其冲,但是自从赵恒锡主持大局一来,奉行联省自治原则,不参与中央事务,湖南人倒也过了几年太平日子,但是幸福总是短暂的,主张各扫门前雪的赵恒锡前段时间被唐生智赶下了台,因此,在北伐日近的情势下,三湘重又卷入中央的争斗中。

    唐生智少年得志,颇受赵恒锡器重,年仅28岁便已经是赵恒锡手下的第四师师长,按说小唐年纪轻轻便仕途得意,应该好好感谢赵恒锡才是,但可惜的是,唐生智又是个典型的反骨仔,不单不念老赵的好,而且还想赶走赵恒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其实也并不大,湖南地面有个叫洪江的地方,因为是进出口的关卡,所以颇有油水可捞,赵恒锡把这个肥缺给了第三师的师长叶开鑫,当然老赵还是挺会做人的,他同时也要求叶开鑫每年把钱给点唐生智来平衡利益关系。说实在的,赵恒锡按说也待唐生智不薄了,唐生智的老爹还是赵恒锡手下实业司的司长,父子二人均受老赵恩惠,身居高位,本不该再有什么怨气,但是唐生智显然是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得陇望蜀,不知满足的人。尽管老赵待他不薄,但他还是因为一点小事准备跟赵恒锡翻脸。

    起由是唐生智想扩军,因为没钱,就找霸着金山的叶开鑫要钱,要说别的事,可能叶开鑫也就给钱了,但是扩军的事情直接影响到叶开鑫在湖南的地位,所以叶开鑫拒绝了唐生智的要求。这下好了,唐生智是火冒三丈,恼羞成怒,竟因此要求赵恒锡将他和叶师长二人调换防区,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连他老子都觉得没脸,不好意思在赵恒锡手下干了,有请辞之愿。

    赵恒锡当然也想息事宁人,其实大家从他治理湖南的方略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不愿意招惹是非的人,这次他同样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跟唐生智翻脸,所以还派了唐生智的同学去当说客,让唐来长沙开会,顺便消除误解。但此事又横生枝节,唐生智有个老师本来自告奋勇要去当说客的,但是老赵觉得这个人人品差(娶了姐妹俩当小妾),所以没答应,这下此人生气了,便去了一封信,造谣说唐生智若赴长沙必然有去无回,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本来其实唐生智那个同学已经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唐生智,但是唐生智接到这位人品确实很差的老师的密信,又犹豫了,局面重新变得紧张起来,赵恒锡苦劝不听,终于酿成激变。但老赵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战分子,其实所有主张联省自治的都讨厌打仗,这次赵恒锡在唐生智进逼长沙之际,不忍看到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因为战事而糜烂,所以毅然决定退位。

    赵恒锡果然是高风亮节,值得我们钦佩,而小唐不念上司厚恩,决然反骨也多为人所不耻,所以尽管唐生智于31岁之龄便成了一省之尊,但其为人是让人鄙视的。唐生智后来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抗战时期担任南京的守将,结果他在宣称坚守的同时却半道撤离,酿成惨案,像唐生智这种人真比汉奸还可恶。不过话又说回来,小唐最后一次反骨是在国共内战末期,这次他投靠了我党,因此居然建政后待遇还不错,身兼数衔,仅仅因为没打内战,就捞得了如此好处,看来人反叛不要紧,要紧的是弄清楚关键时候投靠谁。

    对了,又差点忘了交代时间,此时小唐当上湖南代省长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而立之年便如此得意,小唐果真官运亨通。

    赵恒锡被驱逐,吴佩孚很不高兴,因为吴佩孚和赵恒锡乃患难之交,在玉帅兵败无所容身之时,赵恒锡接纳了他,如今赵恒锡被唐生智赶走,玉帅当然也有报恩之念。吴佩孚和赵恒锡私交甚笃,然政见颇有分歧,吴佩孚素来反对省宪,而赵恒锡则是省宪的坚定支持者,此次赵恒锡主动下野也有不愿湖南再遭兵祸之意,当然也不愿意吴佩孚出兵相助,因此便飘然而去,未与玉帅会晤。

    但是,即便赵恒锡不去求助吴佩孚,吴佩孚也不想放过唐生智,因为反骨仔是吴佩孚一生最痛恨的,他因为冯玉祥倒戈而兵败垂成,前些日子张作霖又遇到了郭鬼子的叛乱也差点玩完,这次好友赵恒锡居然又遭此变故,所以吴佩孚觉得自己怎么也得管。吴佩孚想管这事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年吴佩孚在护法战争中兵出衡阳而一战成名,此后在湘鄂之战中也多得其利,因此他一直认为湖南是他福地,这次复出诸事不利,正可借出兵湖南去去晦气。但可惜的是,我们玉帅早不复当年之勇了,手下既无能战之兵,也无善战之将,最能打仗的靳云鄂跟他也有矛盾,更何况湖南这个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复杂的很,所以这个闲事吴佩孚既管不了也管不好。

    吴佩孚这时也并不是赋闲,相反,他跟国民军激战正酣,鹿仲麟投靠吴佩孚未果,只能退出北京,固守南口,并抽取其他兵力猛攻大同,试图夺取山西来立脚。在南口之战中,吴佩孚可谓颜面扫地,派去的田学勤(靳云鄂部将)屡战不克,部队也不稳,时有哗变,但是此公却能连连报捷,吴佩孚气的跳脚,却也无可奈何,要搁吴佩孚巅峰时期,这种小仗算得什么?但如今玉帅是日落西山,风光不再,居然打哪都打不动,最后还是奉系帮忙才算全了玉帅的脸面。

    吴佩孚虽然手里的兵力有限,但是唐生智同样也有限,更何况原本赵恒锡有四个师,唐生智只占其一,赵恒锡下野只是因为不愿意湖南再现兵祸,并非实力不逮,所以吴佩孚认为湖南问题并不难解决。事情的开端似乎也朝着吴佩孚预测的方向在发展,自他任命叶开鑫讨唐后,叶开鑫也算连战连捷,逼得唐生智退守衡阳,迎立赵恒锡之风再起,似乎湖南问题解决在即,但是湖南问题很复杂,尤其是国民党北伐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湖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军事行动必定要以湖南为跳板,此次国民党北伐当然也要试图谋得湖南,而省宪派赵恒锡下台则给了国民党进取湖南的机会,更关键的是此时唐生智因为叛变已成孤家寡人,正可收为己用,因此湖南问题在北伐的大背景下就变成了南北之争。

    唐生智在不利于己的局面下只能投靠国民党,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唐生智有了反扑的能力,而北伐的第一枪则在湖南事先打响。投靠国民党的唐生智是国民党以后的重要角色,到后期衔至上将,并在国民党内部的多次侵轧中表现活跃,国民党接纳唐生智,同时也是增加了一个不安定因素。

    进军

    北伐是孙中山后期魂牵梦绕想要完成的事业,只可惜初时孙中山没有实力,只能以军阀抗军阀,当然没有进益,等到孙中山总算找到苏联的扶持时,却已经垂垂老矣,黄埔军校组建未几便北上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的死在国民党内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内部就先进行了洗牌,最终得利的是俨然是蒋介石这个资历尚浅的军人。借用刺廖案,他成功联合汪精卫驱逐了胡汉民和许崇智;而在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的极端行动极大的震慑了汪精卫,促使汪离粤避祸;至此,北伐战争之前依然坐镇中枢的重量级人物中,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式掌握了北伐的大权,并因此立得不世之功。

    谁是渔翁

    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告一段落后,手握大权的蒋中正终于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日下达了北伐令。参与此次北伐的共有八个军,第一军为老蒋嫡系,军长何应钦;第二军为湘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为滇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为粤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为豫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为湘军,军长程潜;第七军为桂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为湘军,军长唐生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出参与北伐的军队,是想跟大家说明国民党目前军事力量的分布情况,蒋介石虽说是总司令,但实际控制的军队仅有第一军而已,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蒋介石大权在握,但实际上离绝对控制权还差得很远。这些军事将领要么是饱经沧桑的地方实力派代表,要么是方兴未艾的新势力,想要降服他们,蒋介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北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蒋介石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必须进一步的洗牌。

    当然了,洗牌得放到北伐后加以考虑,现今的目标是北伐,而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则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哪些人打,先打谁后打谁,怎么打,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国民党而言,目前革命军的实力有限,全部军力加一起也仅有10万,而这个数量即便是已经日落西山的吴佩孚也比不上,所以全面出击并不现实,可行的方针只能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目前北洋诸系中有三股主要力量,一是新近复出,日暮西山,坐镇湖北的吴佩孚;二是后起之秀,风头正劲,雄踞长江的孙传芳;三是新遭叛乱,元气大伤,称雄关外的张作霖。三股势力中孙传芳势头最为强劲,张作霖的奉系离广州最远,而吴佩孚则是最为落寞,因此照此分析,张作霖因为地理关系肯定是最后对付,而孙传芳的地盘虽然毗邻广州,但因为实力最强,所以不能作为第一个对手,而最合适的打击对象则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吴佩孚。因此此次北伐的方针是先歼灭吴佩孚的部队,然后是孙传芳,最后则是张作霖,而为了达到目的,则需要玩弄一点政治手腕,而实力最强的孙传芳无疑是其中的核心。

    孙传芳在湘鄂之战中成名,并在江浙之战,驱奉之战中屡建奇功,虽然资历有限,但已经是公认的直系主将,风头之盛压倒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和吴佩孚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联奉的问题上,双方便出现了分歧。原先吴佩孚借讨奉为名复出,但是奉系遭遇郭松龄叛乱的变故后元气大伤,吴佩孚便改变方针从联冯讨奉变成联奉讨冯,调了一个头。对于吴佩孚联奉,孙传芳心里不是滋味,孙传芳就是驱奉之战立下大功,并因此在直系中获取了威信,但是如今吴佩孚要联奉,无疑是打了孙传芳一记耳光,因为此事,吴佩孚和孙传芳心生芥蒂,并因此导致直系两大势力形同陌路。

    既然孙传芳和吴佩孚有此芥蒂,那么国民党正可从中取便,因为国民党一直以来把吴佩孚当成头号敌人,而此次北伐正可利用这点,争取孙传芳按兵不动,然后北伐军集中火力夺取两湖,肃清吴佩孚势力。按说在这种危急存亡时刻,孙传芳应该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但是孙传芳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虽然名为直系,但是一直以来都想自立门户,并且他压根就瞧不上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前积累下的屡败形象,北洋诸人大多对国民党不以为意,完全没有看到国民党发生的变化。孙传芳的想法是趁着吴佩孚和国民党较劲之时坐观成败,等到打得差不多了,由他来收拾残局,算盘打得很不错,但是前提是吴佩孚和国民党必须扛上一阵,打得两败俱伤。很可惜这把算盘没有把前提算进去,吴佩孚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抗衡势头强劲的国民革命军,因此孙传芳坐观成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最后成全了国民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军阀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瞎算计,而且只算小账不算大帐,甚至连唇亡齿寒的账都没有算,孙传芳就是这种军阀,所以革命军尽管实力有限,但却能收获全功。本来如果孙传芳能够一开始和吴佩孚合作,革命军根本就没有多少胜算,但可惜的是,孙传芳低估了国民党的战力,最终让国民党攻取两湖,从而占据了战略要地,获得了向长江各省进取的基础。

    本次北伐的关键是孙传芳,但是孙传芳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两湖没拿着,原地盘却因此丢失了,所以说小集团主义害死人啊,北洋之所以终究只是民国的过渡角色,原因就在于此。

    孙传芳想当那个坐收渔利的渔翁,但是到底谁才是渔翁呢?这个问题孙传芳现在没弄懂,等到他弄懂了,一切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强弩之末

    吴佩孚自复出以来,诸事不顺,和冯玉祥部的战斗也多是苦战,全然没有了当年常胜将军的威名,一派衰败景象,当然更关键的是,吴佩孚不善纵横的弱点再次显露无疑,走了好几步错棋。这几步错棋核心是三个人,一个是希望投诚的鹿仲麟,吴佩孚不接纳导致丧失了重掌中枢的机会;另一个是手下最善战的靳云鄂,与靳的矛盾将在北伐中起到左右战局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唐生智,吴佩孚生生的把唐生智逼到了国民党一边,使得湖南成为国民党北伐的跳板。吴佩孚的可敬之处正在于他走的这几步错棋,但是一个政客有了可爱可敬的名声,那就证明离失败不远了,因为搞政治讲的不是人情,而是利益。

    我欣赏吴佩孚,但也得承认吴佩孚的可敬和可爱并不适合在政坛混迹,他不愿意接纳鹿仲麟是因为不愿意趁人之危,首鼠两端;因为河南督军一事开罪靳云鄂是因为不愿失信于寇英杰;而逼走唐生智则是为了报答赵恒锡当年收留之恩。因此,吴佩孚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恩怨分明,有傲气也有傲骨,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人是玩不好政治的,所以他让人钦敬的同时也在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吴佩孚插手湖南开启了北伐的序幕,吴佩孚一定没有想到如今的国民革命军已非往日那支屡败之师,只会咋呼的孙中山去世了,但是国民党迎来了一个更强硬的角色——蒋中正,此人将从湖南开始建立他一生的霸业,但是蒋中正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建立霸业而已,因为民国还有另外一个更强的人来建立帝业。而这几个人在政治权谋上表现出来的则是渐进格局,一个比一个狠,最有人情味的吴佩孚当然会在较量中完败。

    话说唐生智投靠了国民党之后,腰杆硬了,胆气壮了,要在湖南收复失地了。和唐生智的第八军协同作战的是第四军(李济深)以及第七军(李宗仁)的有关部队,应当说,势头很盛。而湖南方面呢,倒霉的吴佩孚还在南口与国民军酣战,无法脱身,而派去的援兵远水不解近渴,可怜的叶开鑫双拳难敌四手,在北伐军的围攻之下很快便失守,北伐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1日攻占长沙,湖南的战事遂告一段落。

    吴佩孚这下知道多管闲事的害处了,本来如果对唐生智执掌湖南不闻不问,或许唐生智就不会去投靠国民党,湖南也不会立即就变成国民党向鄂进抵的跳板,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晚了,他的一时意气没有帮到赵恒锡,反而害了自己。此时北伐军士气大盛,攻取湖南,直逼湖北,而湖北正是此次吴佩孚复出的据点,如果湖北丢了,吴佩孚就基本可以和政治说拜拜了,玉帅心知形势急迫,电令鄂督陈嘉谟固守湖北。打仗这个东西,士气很重要,士气低落时,败仗会越打越多,而士气高涨时,胜仗同样会越打越多。此次北伐军就是士气旺盛,颇有望风披靡之势,而玉帅的部队则自其复出以来屡战不顺,所以北伐军进军的势头难以遏制,于湖南攻城略地,逼得吴军节节败退,只好退守湖北。

    南方的战事吃紧,部将连连催促吴佩孚南下主持大局,而此时在南口料理完一切的玉帅终于回到了南方。回到湖北的吴佩孚此时才知道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汉口人心惶惶,军队士气低落,阵地连连丢失。久历战阵的吴佩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能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才有望挽回颓势。所以吴佩孚令部队屯守汀泗桥,准备在这个最要紧的关隘(汀泗桥三面环水,一面高山)与北伐军决一雌雄,吴佩孚此时已无退路,汀泗桥失守,湖北便肯定不保,而湖北不保,自己就失去了后方,因此,此次汀泗桥之战吴佩孚要破釜沉舟。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吴佩孚亲往前线督战,并组织大刀队砍杀军心不稳者,原本战意已销,尽显颓势的北洋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有了坚守阵地的决心——不守也没办法,横竖一死,不如死在前线。此战可能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攻击的北伐军前赴后继,死伤无数,而坚守的北洋军拼死抵抗,折损大半。此战中打破僵局的是叶挺的独立团(隶属第四军),原本独立团是此战的预备队,但是北洋军势头猛烈,前方战事不利,吴军颇有反攻之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独立团加入战斗,力挽狂澜,打退了吴军的反扑,因此奠定了汀泗桥胜利的基础,第四军遂于8月27日攻克汀泗桥。此战中第四军骁勇善战,铁军之名威震华夏。

    如果说独立团在汀泗桥之战中只是小试牛刀,那么其强悍勇猛的战力在接下来的贺胜桥之战中显露无疑。吴佩孚丢失了天险汀泗桥之后,组织主力在贺胜桥坚守,但是在汀泗桥之战中经历了恶战洗礼的北伐军已经无可阻挡,独立团更是孤军深入,连战连克,如一把尖刀刺穿了吴军的防线,吴军溃败之势几难以遏止,北伐军于8月三十日攻克此处,而此时的吴佩孚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处关隘的连续失利,已经让吴佩孚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但是吴佩孚不愿意离开,他还要在武昌继续坚守,此时的吴佩孚颇有壮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之感,吴佩孚戎马一生,自然不愿意就此结束自己的辉煌,而坚守武昌可以看作是他最后的挣扎。

    此时我们必须再次说到孙传芳了,此公屡受玉帅厚恩,得以在直系中步步高升,成为目前直系中的二号人物,但是孙传芳这个人野心很大,政治能力却着实有限,对局面的判断也是一塌糊涂,在吴军坚守武汉以待援军之时,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全然不顾玉帅死活。孙传芳这个梦太美了,他都不愿意醒过来,心里想着吴佩孚这回完蛋了,自己就是直系的一号了,然后南方那帮傻蛋?当年孙中山在时尚且无能无力,此时孙中山已死,南军更是不值一提,老孙出兵之时,便是北伐军覆亡之日,到那时……孙传芳得了臆想症,所以他坐视不顾,尽管因为手下尚有多人尊崇玉帅而不至公然反叛,但他在看着吴佩孚一步步走向失败,然后沉浸在他美好的梦境中。

    吴佩孚已经无法支撑大局了,孙传芳不帮忙,手下的部队不稳,固守武昌的愿望也被打到司令部的炮弹给摧毁了(吴佩孚无奈撤离)。患难见相知,此时站出来坚守武昌的竟然是北洋中的无名小辈刘玉春,此公是寇英杰部将,在信阳的苦战中崭露头角,自此受到吴佩孚恩遇。为了报答吴佩孚的知遇之恩,也有感于玉帅的高尚人格,他主动承担起了坚守武昌的任务,但是他手下仅有2000人,而吴军大多数将领都不愿意守城,因此义薄云天的刘玉春只是在行动上报答了吴佩孚,而在结果上,他变成了一名俘虏。

    武昌失守,湖北底定,在湖北的胜利来之不易,汀泗桥的苦战更是磨砺了北伐军,而在湖北激战之际,孙传芳的地盘也同样遭到了北伐军的攻击,孙传芳的美梦终于要醒了。

    梦醒时分

    江西是此次北伐军攻击的另一个据点,而刚刚还在坐观成败的孙传芳梦还没来得及做完满,自己就变成了北伐军的靶子。孙传芳以为自己即将成为北洋系中又一个大佬,但没成想大佬的八字还没一撇,自己就要走向末路了。

    搞政治,最要紧的是会算计,要将教父的生意理论烂熟于心,但是算计的基础是对局面的正确把握,在民国,谁能将局势看得透彻,谁就能最终称雄,这也是蒋介石只能成就霸业,而毛泽东却能成就帝业的原因。而孙传芳呢,因为他愚蠢的政治眼光,他连成就霸业的资格都不具备。马克思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矛盾也是发展变化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用老眼光看问题,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时候会让你对局面失去应有的判断,比如孙传芳就是如此。孙传芳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应该说是个反清志士,但也因为如此,使他对革命党的战斗力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孙传芳从来没有将南方的国民党当做自己的主要对手,在他眼里,他的对手只是诸如冯玉祥,张作霖甚至吴佩孚这样在民国闯出一片天的老牌军阀,而国民党?疥癣之疾,无足为虑。事实证明,孙传芳对国民党的判断差了不是一点点,他的看法不是有点问题,而是全错。一个政客,如果在局面的判断上出现如此严重的偏差,那可以想见,迎接他的也必将是难以挽回的败局。

    江西是此次革命党进军路线的重要据点,是通往东南各省的门户,因此地位非同小可,拿下江西就意味着孙传芳的五省联盟(闽浙苏皖赣)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孙传芳在东南半壁的地位就会摇摇欲坠。按说,孙传芳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此公却浑然不觉,还在江西集结部队准备兵分六路进军湘鄂,进而席卷中南,当一个政客被摁到了砧板上而不自知,还认为彼为鱼肉,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孙传芳正待踌躇满志,准备合围时,派去袭扰东江的赖世璜被国民党人熊式辉策反了,这个赖世璜本来就和孙中山有渊源,所以被老乡熊式辉一策便反。双方议定赖世璜部编为第十四军,这个赖世璜也够倒霉,跟国民党各派系都非亲非故,但最后愣是被白崇禧视作眼中钉,最后活活给搞死了,此是后话,这里先别过不提。赖世璜一反,驻守广东大本营的李济深便趁机攻取了赣州——虽然李济深的第四军在此次北伐中大出风头,给他挣足了脸面,但实际他并不是指挥者,而是留守后方,坐镇中枢,代行总司令职。

    出师未几便先有人倒戈,孙传芳本次江西一战从一开始便被蒙上了阴影。假道江西,兵出东南是北伐军的既定方针,因此第三军朱培德被任命为右翼军总指挥,一方面保障右翼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在必要时攻击江西。而孙传芳在江西集结部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北伐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朱培德指挥右路军连克萍乡,宜春以及高安。

    此时隶属右路军的程潜第六军来了兴头,准备大军急进,攻取南昌,抢得头功。程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同盟会老人,现今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越发的尴尬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他这个前浪如果再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恐怕就得死在沙滩上了。但是程潜贪功心切,轻敌冒进犯了兵家大忌,待孙传芳援军驰来发动反攻,程潜部折损过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心立功的程潜想要证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惜事与愿违。

    程潜先胜后败,所部损失惨重,北伐军在江西的局面便显得有些被动,反攻南昌成功的孙传芳屯兵九江,继续他攻袭两湖的战略意图,此时的江西便成为整个战局的中心,不容有失。在此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转道入赣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抽调李宗仁第七军对付九江孙传芳的部队,与此同时,刚刚收编的第十四军也由江西南部向南昌紧逼,三路军队对孙传芳形成合围之势。孙传芳此时才知形势严峻,北伐军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虽然革命党老人如他所料继续不成样子,但是新锐势力确实不容小觑,江西形势的不利让孙传芳的梦醒了一半。

    孙传芳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准备缩短防线,固守南昌,由于北伐军临时改变了作战计划,三路大军并没有协同作战的战术安排,所以围攻南昌多日,未有进益,反而孙传芳还借机收复了德安。军事作战最关键的是消灭有生力量,但是北伐军在江西显然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攻城先于杀敌,结果城攻不下,敌也没杀了,完全不上算。好在北伐军迅速改变了作战策略,撤出南昌的围城部队,准备找南浔的孙传芳主力决战。

    从目前来看,北伐军在江西的局面并不是很明朗,双方交战了一阵逐渐成胶着之势。但是对北伐军有利的是,孙传芳后援开始不济:他的嫡系福建周荫人的部队被革命党堵住了,难以驰援;而江苏和浙江则后院起火,浙江的省长夏超吃里扒外,竟然被革命党活动造反了(后被孙传芳镇压,夏超身亡),江苏的白宝山也宣布独立,不受孙节制。而北伐军这面则是武昌告破,北伐军便有精力全力攻取江西,因此局势的转化开始对北伐军有利。

    在军事上,势头很重要,势头好,即便暂时不利也能逆转,而势头不好,即便占据优势也能被翻盘,而现在孙传芳势头受挫,因此,江西逐渐局势豁然。在蒋介石下达了总攻令后,孙传芳在南浔的主力被势头正猛的革命军一举击溃,孙传芳大势已去。而在南昌的攻坚战中,北伐军围点打援,将南昌外围的孙军势力扫清,而后南昌既然水到渠成。

    北伐军在江西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东南的江苏,浙江两地已经近在眼前,孙传芳丢掉江西后,所辖地域已经失去了横向纵深,被压成了一条线。屋漏偏逢连夜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孙传芳在丢掉了江西后,连最稳固的老巢福建也丢了,要知道孙传芳发展到今天,出任福建的军务善后督办是最关键的,正是占据了福建后,孙传芳才逐步发展成了直系一方豪强,但是,人一旦倒霉,祸事就会接二连三,而对革命党估计不足的孙传芳赔了夫人又折兵。

    福建和广东接壤,当年陈炯明就是从福建取道入粤,而福建也一直被看成是北伐军进军的隐患,所以蒋介石让何应钦领导他的中央军断后,大家不要以为这活轻省,实际上何应钦的部队人数有限,而福建的周荫人则有六七万之众。寡众悬殊,对于黄埔军来讲,日子并不好过。

    按说以这个形势来讲,何应钦必须采取守势,不让后方遭难便是大功一件,一开始,蒋介石的安排也是如此。但是何应钦通过分析认为,福建人数虽众,但成分复杂,各部矛盾重重,难以协同,况且闽粤多山,孙传芳的部队多为北军,对地貌地势也难以适应。此外,周荫人官声恶劣,贪财暴敛,为福建百姓所恶,福建民军四起,周荫人后方并不稳固。

    经过分析,何应钦认为只要击败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便可以平定。形势果然入何应钦所料,何应钦出奇兵攻取永定,俘虏周荫人司令部既要人员,周荫人仅以十数人脱逃,何应钦乘胜追击,大破周荫人部队,攻取松口。周荫人失利,其余各部均各星散,投诚的投诚,溃逃的溃逃,李生春率领周荫人留闽残部投靠国民党,虽有反复,终被剿除,而周荫人则窜逃入浙,自此福建大定(1926年底)。

    何应钦此战对敌情分析透彻,战略运用灵活得当,出奇兵直接攻击周荫人本部,事半而功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福建的胜利即为北伐军扫除了后方的隐患,又为大军合围浙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非常关键。何应钦的出色表现也为他奠定了在国民党内部地位,福建告捷是北伐军的意外之喜,蒋介石自此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正式参与战事。

    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的决定性胜利给了原本踌躇满志,准备一举平定南方的孙传芳当头棒喝,孙传芳的美梦方才初醒,但是自己造的孽自己得受着,虽然他立即明白了联结吴佩孚,张作霖共赴大难的重要性,但无奈与吴佩孚芥蒂已生,北洋直系自此丧失根本,灭亡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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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这回,黎元洪和张绍曾也像模像样的派了几个代表去上海会见在野党领袖孙中山,讨论有关和谈的事,孙中山说了,和谈行啊,是不是先裁兵啊,一听说要裁兵,这事张绍曾能做得了主吗?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是没有过,因此和谈嘛,呵呵。孙中山干啥要说裁兵呢?道理很简单,要裁兵吃亏的不是他,反正自己手底下就那么点兵,苦心经营的粤军这时候还正跟着陈炯明造反呢,要裁就裁,反正裁得多的肯定还是直系的那帮人。因此,既然在这个问题上达不到一致,那就没有谈的必要,张绍曾同志就该洗洗睡了,省的折腾。

    正当张绍曾嚷嚷着和谈的时候,我们的孙中山同志打退了陈炯明,回到了广东,接着当大元帅去了,双方哪有什么和谈的诚意呀,尤其是跟孙中山谈什么和谈,孙中山是出了名的喜欢打仗,跟他讲和不是开玩笑吗?曹锟,吴佩孚一看,丢人了不是,你张绍曾丢人也就完了,你让我们一大一老两帅跟着你坍台?你睁眼看看跟着接洽的孙中山,什么德行,就这人你跟他和谈?

    其实张绍曾确实也对不住孙中山,陈炯明问题是孙中山的心病,好不容易打跑了吧,原本孙中山想让人家夸夸他英明神武的,结果张绍曾不识时务,硬是说陈炯明是自愿下野的(实际上就是如此),还给予嘉奖,这孙中山能高兴?这不是往孙中山的伤口上撒盐吗?孙中山也是看到张绍曾根本没把他放眼里,所以也就不把张绍曾提倡的什么和谈统一放眼里了。

    反正,曹锟,吴佩孚就发着电报来问讯了,意思是孙中山压根没把咱放眼里,你就不想辄煞煞他的威风?比如,建议你让孙传芳接管福建,让沈鸿英督理广东的事,你怎么一拖再拖,还不赶紧办了?这两个人本来就把内阁当成了小媳妇,但没想到张绍曾这个小媳妇还耍横了,跟婆婆对骂,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张绍曾果然不同凡响,干了所有前任不敢干的事,跟婆婆较劲,够有种。张绍曾怎么会突然就牛逼了呢,连老帅和大帅都不放眼里了?其实狗屁,张绍曾是干不下去了,拿着不发布调令当招牌,满大街吆喝说自己如何如何强硬,连总理都可以不干。真实情况是,张绍曾受着黎元洪和直系的夹板气,干不动了,为啥呢?因为这届内阁虽说他是总理,但其实他根本就管不住,黎元洪安排的人和保定方面的人各自为阵,在广东问题上争执不下。黎元洪好了伤疤忘了疼,不甘心当傀儡,操纵他的阁员和直系打擂台,菩萨以前就跟孙中山眉来眼去,这次同样也想借着孙中山捞点朝中的话语权。因此黎元洪派的阁员看到太上皇斥责孙中山组织非法政府的号令,拼命巴结,为孙中山说好话;而保定方面的阁员呢,觉得语气不够强硬,对孙中山之流直接讨伐不就完事了?张绍曾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觉得干不下去了,所以要辞职,但是辞职就辞职呗,他还要搞行为艺术,真是个活宝,干啥都想出风头。

    张绍曾可谓是北洋历届政府中最能折腾的小媳妇,自从段祺瑞不干总理后,总理就一直不是由强势人物担纲,基本上总理就和总统一块走上了被欺凌和压迫的道路,而我们的张绍曾自己手里没有一兵半卒,但是心却很大,所以就拼命折腾。张绍曾虽说是表示要辞职了,但是其实内心根本就不想辞,为啥他跟吴佩孚是儿女亲家,但是却跟曹锟是一伙的呢?原因是吴佩孚不支持他组阁,大家看看,把总理看得那么重的人愿意随随便便就辞职吗?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但是辞职了可以再复职啊,张绍曾总算是嗅出了政治空气中的味道,知道不跟曹锟合作,定然是干不下去的,所以要虚与委蛇,暂时先同意曹锟关于闽粤督理的要求。

    曹锟现在正在四处活动,给议员们好处费,准备在大选中大显身手呢,虽说对张绍曾不太满意,但是暂时也不想换掉,毕竟人家同意要大选了嘛。所以张绍曾就这样复职了,但是复职时答应的条件只是张绍曾的战略性撤退,对于和平统一的事情,张绍曾还是非常热衷。

    孙中山本来就对什么和谈不感兴趣,这次张绍曾发布的命令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地盘,孙中山就觉得这是婆婆和媳妇跟那演戏呢,一个武力统一唱红脸,一个和平统一唱白脸,和平统一是假,武力统一才是真。其实嘛,武力统一是真的,曹锟和吴佩孚都是这个打算,但是和平统一也是真的,这是张绍曾的政绩工程,只不过张绍曾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只有曹吴。

    既然双方的老大都没有和谈的打算,所以张绍曾拼着命的表演也只是瞎折腾,遭遇冷场是必然的,毕竟,连老前辈徐世昌都没办到的事,你张绍曾也不可能就办到了。

    仰望星空老兄发了那么长帖子,无非是些御用文人试图为伟人涂脂抹粉,借以维护其正统地位,但可惜的是,这些东西根本是避实就虚,偷换概念。我在这个帖子已经说过联省自治的问题,我也不否认在当时的民国实际是藩镇割据这个现实,但是既然是讨论陈炯明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陈炯明其人如何,相信在广东那么多年的政绩和官声是最好的标准,御用文人说了那么一堆,唯独没有谈到这点最本质的东西,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现在评价历史人物喜欢先给人定性,比如抹黑陈炯明采用的手段无非是尽量将他扣上军阀的帽子,但是军阀为什么为人所不耻呢?无非是盘剥百姓,穷兵黩武两条,可惜的是,军阀陈炯明一条都不占,他清正廉明,死后甚至没有棺木敛尸,至于打仗,那是孙中山一直嚷嚷的,陈炯明一直反对北伐。且不说陈炯明动机如何,至少以他的政绩和为官来讲,是绝对对得起百姓的,更何况,陈炯明在广东基层推动民主,从这点来看,他还是有些政治理想的,总比老是嚷嚷着要民主,实际却只对党治感兴趣的孙中山对民主更有贡献。评价一个政客,其实办法再简单不过,但是御用文人们却总是喜欢用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愚弄民众,这不得不说是种悲哀。

    菩萨末路

    曹锟要当总统,瞄准的对象当然是我们黎大总统,所以只要黎元洪一天不下台,他就一天没好日子过——其实如果自己识时务,早就该辞职了。黎元洪这个人绝对是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本身既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北洋旧人,但是就是这么个无门无派,无所倚仗的人当了两任总统,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黎家祖坟风水好,天上总掉馅饼砸上黎元洪。

    黎元洪在清朝本来也算不上什么达官显贵,只不过革命党人在湖北发动了起义,黎元洪就稀里糊涂地被急需要名人撑场面的革命党人扶上了位,黎元洪这个名人其实也就在湖北还行,跑京城来没人认识。黎元洪的运气在于革命党以前也发动起义,但死活不成功,但在湖北一闹腾,居然就行了,而黎元洪又正好在湖北稍微有点影响力,所以机缘巧合,黎元洪这个旧时代官僚脱下了满清官袍,一下成了革命党领袖。要说黎元洪对民国建立是屁功劳没有,但是自己运气实在是好,所以就因为湖北方面的首义之功走上了官运亨通的康庄大道。

    黎元洪当上总统也是完全是运气,本来袁世凯定的三个人,要说资历,要说实力,黎元洪都算不上,但运气就运气在北洋内部闹分裂,所以他作为一个中性人物上了台。第一次当总统确实不好干,跟段祺瑞老是磕磕碰碰,但是好歹是总统,再不好干也是国家元首,有一大堆人都盯着这个位置呢。

    按说黎元洪因为张勋那档子事应该完蛋了,他自己本来就没啥实力,以后应该没他啥事了,没想到,天上再次掉下馅饼砸着了他。徐世昌这个北洋老人因为是安福系选出来的,所以被吴佩孚这个后辈给掳下来了,而继任总统呢,因为黎元洪离职是非正常离职,从法统上来讲,他还依然是合法总统,仗着这个,他又被一心图个好名声的吴佩孚给请回来了,第二次当上了总统。所以说,黎元洪这个人官运绝对好,就他这样没军队,没影响的人能两次当总统,在民国简直就是个奇迹,虽然他这个总统总是当得不那么顺当。

    这不,曹锟开始让人找他的茬了。几个保定派的阁员聚一块拟出了个条陈,意思是黎元洪这个人老是喜欢越权行事,让我们内阁难堪,有这样的总统,我们内阁是干不下了,所以就只能辞职。其实,黎元洪确实有时候不想当傀儡,但没他们说得那么夸张,说到底,保定方面

    就是想黎元洪早点下台,为此,他们还胁迫张绍曾也一块辞职。

    内阁总辞职当然是在倒黎元洪的台,曹锟就是要让黎元洪难堪,要让他赶紧滚蛋,为了加速进程,曹锟找了些军人来找黎元洪索饷,在天安门广场上召集了公民团示威,黎元洪这回可真是难堪至极,局势完全不受他控制了。闹到后来,总统府断水断电,黎元洪如入烤笼,这回想不辞职都难了,于是,在曹锟的一手策划下,我们可怜的黎元洪宣布下野,当然在通电中还是为自己辩解了一番。

    辞职就辞职呗,黎元洪自己消停点不就完了,黎元洪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堪,他离京之前,把总统的印信给了小老婆带到东交民巷去了。曹锟方面到总统府一找,居然没找着印信,这回吃惊不小,赶紧通知天津方面的王承斌,让他找黎元洪要印信。王承斌办法倒是简单,直接找些军警把黎元洪扣住了,黎元洪不交代,他就不让黎元洪走人。黎元洪大概也不想就这么窝窝囊囊的下台,所以就想把印信把着,他的想法是只要印信在手,他就依然还有接着干总统的权力。

    黎元洪被劫持的事被洋人揭发了出来,认为北洋军阀实在不像话,跟流氓似的,居然敢劫持大总统。其实,不像话的不是北洋军阀,而是我们的黎菩萨,你说你非要恋这个权位干啥,日子又不好过,而且干了两次总统也该知足了,人家比你有实力有资历的还一天没当上呢,辞职就辞职,还把印信给藏了。大家看到这,应该明白总统有多大的诱惑力了吧,黎元洪干总统那么不顺心还恋栈呢,看来名利这种东西真是说不得,害死人啊。

    黎元洪最后实在架不住王承斌的手段,只好如实交代印信的去处,总算是把辞职的闹剧给演完了。其实这已经不是黎元洪第一次扣留印信了,他第一次下野的时候也演过那么一出,后来冯国璋还是使了点手段才讨来印信的,所以黎元洪这个人,十足的官迷,拼了死了也要当这个总统。

    黎元洪不想放弃,他准备南下,寻找南方支持,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黎菩萨这个人影响力是很有限的,虽说是个总统,但是他的影响力只有是总统的时候才能稍微管点用,而当他不是总统了,因为没钱没人没兵,所以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回南下黎元洪可算是知道落架凤凰不如鸡的道理了,一个接一个的冷场,浙江方面不欢迎,议员不承认他是总统,然后各省督军冷言冷语,黎元洪总算是知道了自己的分量,他呀就压根不是个人物。

    黎元洪这次下野算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了,虽然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但是没有办法,一个靠别人上台的总统终究只是个玩偶,在民国,缺乏自己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维持自己的地位的,所谓总统,所谓元首,不过是黄粱一梦而已。

    黎菩萨其实也不用怨天尤人,他的运气够好了,当总统当的虽然不顺心,但好歹也是当上了,还有一些人天天做梦都想当还没当上的呢,比如我们的曹老帅。但是美梦即将成真了,马上,我们的老帅就该发表感谢亲友团,感谢经纪人的感言了,总统这东西,就是有让人魔怔的能力。

    美梦成真

    民国是个造就枭雄的舞台,,在和平年代,很少有出身差的能够登峰造极,但是在民国这样的乱世,出身贫寒但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比比皆是,诚可谓是时势造英雄,曹锟虽说算不得英雄,但是称其为乱世枭雄他还是绝对够格的。曹锟这个人早年以卖布为业,有人说当年刘备还是织席贩履出身,但是同志们,刘备好歹还是个没落的皇室成员,但是我们的曹锟同志的祖坟上可没冒过这等青烟,曹锟能崛起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没有借得祖上的任何好处。

    像曹锟这样的出身,混到这个份上,成为当时民国的实权人物,按说也应该知足了,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影响着曹锟,在曹锟心目中,当上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才能真正光宗耀祖,所以曹锟把这个总统看的比什么都要重。有时候,出身决定一个人的气质,中国历史上开国君王对功臣集团下手最狠的当属三个农民,刘邦,朱元璋以及毛泽东,而贵族出身的比如李世民(尽管不是开国皇帝,但也基本上差不太多),赵匡胤等人则对功臣要宽容的多,这说明什么道理?这说明贵族天生就觉得自己有能力驾驭别人,而农民总是存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总觉得别人要造反。而曹锟同志是小商贩出身,应该说出身寒贱,所以说他对名位的渴求之迫切是可以理解的,在他潜意识里,只有当了总统,才能让别人完全认同他。

    关于这个出身决定气质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对比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量级人物,袁世凯和曹锟,袁世凯出身将门,所以他当大总统就是玩硬的,谁不服气就给我饿肚子,而曹锟小商贩出身,在商言利,我出钱,你选我,大家公平交易。所以说,卖布的曹锟即便混到了那个份上,也改变不了他小商贩的本性,做事情就是不如他的老主子袁世凯那么硬气。

    曹锟要当总统,这个事在民国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曹锟费劲心机,一会找内阁的晦气,一会跟黎元洪寻衅,甚至还扣押黎元洪逼其交出总统印信,所以曹锟的这点小算盘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是总统并不好当,因为总统是靠议员选出来的,而议员是否听话,有多少人听话这谁都拿不准,当年袁世凯为了当上总统也是让议员们饿着肚子选了三次才成功的,而曹锟没有袁世凯这样的实力,所以控制议员就更加困难了,这不,国会开始不买帐了。

    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南北分裂,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后,更是演变成了直系和反直联盟之间的角斗,反直联盟包括孙系势力,皖系残部以及张奉势力,南北公开打擂台,南方不承认北方政府的合法性,而北方又天天想着要讨伐南方。在国会问题上,南北更是互相较劲,南方一个劲的招呼议员南下,而北方则拼命想挽留议员,议员本来是民国历史上最不值钱的,怎么一下变成了香饽饽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议员虽然是个虚衔,但是有法律价值,南北争来吵去,还不是为了一个合法的名分,而这个名分正是国会议员所能赋予的,所以说争夺议员实际就是争夺名分,而曹锟要想总统当得名正言顺,当然也得先从国会搞起。

    国会中并不都是曹锟的拥趸,曹锟没有那个能耐去和段祺瑞一样搞一个完全归自己管的安福国会,所以国会不听话,曹锟就犯愁。而国会的议员现在又流行南下淘金,这让曹锟更是坐不住了,没有议员,就当不成总统,所以曹锟这个着急呀,这不是说曹锟喜欢那帮议员,要是曹锟当上了总统,那帮议员爱咋着就咋着,但问题是,如今曹锟不还没当上总统了吗。

    那这帮议员离京干什么去了呢?原来孙中山等人在上海搞了个制宪会议,发动议员们南下制定宪法,民国搞了那么多年,横是连部宪法都没有,各方面打来打去,就是没人想过这茬,所以北京的一些议员听说南方在搞制宪,就去上海了。这一去不要紧,完全打乱了曹锟的部署,现在国会连大选所需议员数都凑不齐了;当然了,南方要制定宪法,议员数也是远远不够,当时南下的议员数量一共才近400人,而要制宪,需要的可是近500人,所以那个制宪会议就是瞎胡闹。双方拼命较劲,到最后谁也没捞着好,制宪会议开不成,总统大选同样也搞不成。

    曹锟当然不想因为这事扫了自己的性质,他的计划很明确,首先大选得如期,否则夜长梦多,其次得设法留住在京议员,再次就是劝说南下议员返京。而要做到这一切,当然需要钱,要让别人听话,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暴力压迫——这是袁世凯的招,还有一种是利益诱惑——曹锟早年当过小贩,当然深明此道。

    但人数不足还是小问题,大问题是议员的任期快到了,如果议员不合法,那就真的白忙活了,但现在南北议员不统一,要重新选议员也是麻烦重重,所以议长吴景濂就想出了个招,就是无限期延长议员任期,直到选出新议员。这个办法也算是权宜之计,反正现在曹锟想的就是如何能保证大选如期进行,所以有利于这个目标的举措都可以考虑。

    好容易把人数凑齐,议员虽然好些不买帐,但是毕竟选举可以没问题了,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反正老子当上总统就是一切。但是围绕着这个选举合同的签订,又出了一些问题,这个钱是现钞还是支票,支票是活期还是死期,什么人订什么价,这都是问题,所以随着选举的临近,这些琐碎的问题也是让曹锟的选举班子忙的不亦乐乎。大家不要以为贿选容易,其实干什么容易?贿选也有技术含量,那么多议员如何摆平,关系如何理顺也是大学问,这玩意就是做生意,没点商业头脑不行,而且,这还不能签正式合同,给了钱到时不给投票咋整,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到最后,总算这些细节问题妥帖了,曹锟的选举班子不辱使命,终于把这个选举的事搞定了。议员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当议员也是有好处的,不像以前那样到处受人胁迫,所以说还是曹老帅办事公道,讲道理,就是嘛,老是舞刀弄枪的干啥,是不?只要有价码,咱一样办事,当年袁大头就不懂道理,不会办事,你看关系搞的多僵,其实议员也是人,谁没有老婆孩子八旬老母需要养活,将心比心,只要条件到位,咱肯定帮忙,选谁不是选?

    这真是中国民主史上最大的闹剧,大家评价这件事情时总是把责任推到曹锟一个人身上,其实议员何尝没有责任?做生意讲究的是你情我愿,童叟无欺,曹锟愿意出钱,也得有愿意收钱的不是?就是因为议员愿意收钱,而曹锟愿意出钱,这笔买卖才最终做成了。所以说,贿选这事不单是曹锟一个人的耻辱,同样也是议员们的耻辱,更是中国政治的耻辱。这说明在当时民国的土壤下,民主的种子即便能开花结果也一定是畸形的,民国不是民主的沃土。

    曹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他了魂牵梦绕的大总统,但是曹锟一定没有想到,总统的位子不好坐,这是个火山口,曹锟这么一搞就是捅了马蜂窝,本来直系在政治上还没有多少可指摘的地方,这回可好,舆论上立马就吃大亏了。随着曹锟贿选成功,各门各派开始了疯狂的打假行动,孙中山发表通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当时反直联盟的头面人物都蠢蠢欲动,民国即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搞政治切忌务虚名而处实祸,很显然,曹锟触犯了这条铁律,曹锟确实当上了总统,但是是否光宗耀祖得两说了,并且他这个总统还能做多久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美梦虽然成真,但是梦碎也离之不远了。曹锟可能是被前面两次的胜利给冲昏了头脑,认为有护国大将军吴佩孚,什么乱子都搞得定,只要到时候把打仗一事托付给子玉,我这个总统便可稳坐无忧了,但是情况真是如此吗?子玉还能力挽狂澜保住曹锟的地位吗?留待下文再述。

    第二次直奉战争

    话说,曹锟贿选总统成功,这可谓是一石激起千浪,民国各派在野势力纷纷表明态度,民国似又有重开战端之虞。当然了,该来的总是免不了会来,第一次直奉战争虽说奉系战败,但是没有伤筋动骨,经过几年休养,又积聚了力量,只要给个火星,双方就能让战火重燃中原。上次直奉大战,奉系联合几路大军共同讨直,结果事有不谐,最后变成了直奉一对一,这次奉系还是准备联合其他反直势力,不同的是,这次张作霖得到了更大的响应。

    江浙之战

    浙江的卢永祥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这个人不太喜欢惹事,也不喜欢打仗,尤其对中央的争斗不感冒,直皖大战时他就跟李纯互守中立,而直奉大战前他更是四处奔走,充当调人,但是这次,卢永祥却收起了他那一套,对曹锟贿选一事,他反对的尤为激烈。那为什么本来的老油子一下变得那么激进了呢?

    话说直皖大战皖系大败之后,卢永祥的浙江和上海已经成了皖系可资依靠的唯一力量,但是他面临的情况却并不好,因为长江流域历来是直系地盘,而直系新胜,所以卢永祥此时所能考虑的只能是保住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地盘,发展势力,当然卢永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此后几年中,卢永祥的角色就是和稀泥,遇事就当调人,调和矛盾,主和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招牌。而这次卢永祥突然之间炸了刺儿,想要担负起皖系重新崛起的重任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说,卢永祥这是被逼的,因为目前的卢永祥已经腹背受敌,难以支持了。以往浙江周围的省份除了江苏之外基本上跟卢永祥没什么过节,但是最近风云突变,福建的王永泉不争气,被孙传芳突袭赶走(前文已经说过孙传芳督闽一事了);山东的田中玉又因为临城劫案下野了,而即将调任山东的据说是直系大将王承斌,如此一来,浙江真可谓是岌岌可危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此时卢永祥想保俨然是保不住了,还不如态度积极一些,拿出他皖系支柱的威风,搏一把。

    卢永祥在浙江多年,应该说是在东南颇有根基声望了,在直系的势力范围之外,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在过往总不太平,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些地方坐稳,而只有卢永祥在浙江算是非常的稳固,所以卢永祥就成为了东南方面的一面大旗。而卢永祥呢,借着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和各方势力都有所联络,加上自己的形象一直不错,所以苦心经营多年后,卢永祥总算是闯出了一片天,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皖系在直皖大战之后其实已经接近崩溃了,幸好还有卢永祥撑着这面大旗,使得皖系还不至于被人完全遗忘。而原先风光一时的徐树铮等人都在战败之后投奔卢永祥,他们的政治活动也是多承卢永祥荫护,所以虽然卢永祥在皖系巅峰之时并不能算是什么核心人物,但是在皖系落寞之前,他却成了支柱力量。

    关于江浙的矛盾我们在上文已经做过详述,对于上海,江苏一直都耿耿于怀,而齐燮元初为江苏督军时的让步也只是权宜之计,随着齐燮元地位的稳固,上海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此时东南的政治空气随着卢永祥的高调骤然紧张,外界也盛传直系即将对浙江用兵,以报复卢永祥的不敬。但是大家都知道江浙沪三地历来是富庶之地,巨商大贾多居于此,而打仗势必将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士绅突然之间对政治提起了十二分的兴趣,目的就是不让江浙打起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双方跟以前李纯在位时一样,签订个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保证不打仗,这些人的态度更是证明了联省自治其实是符合百姓利益的。但问题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打的总是会打,到了要紧时候,条约就跟废纸一样毫无价值,更何况,这纸条约未必人人都愿意签。

    当事省份中有一个人对这个条约极不感冒,这个人便是孙传芳。孙传芳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份出现在民国舞台上,在直皖大战之后的湘鄂之战中崭露头角,并由此得到吴佩孚赏识,被其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自此正式成为直系大将。在福建内乱中,孙传芳受吴佩孚指派由赣入闽,并在1924年(民国十二年)三月联合周荫人发动奇袭,驱逐皖系势力,控制了福建。应该说孙传芳是直系的后起之秀,但是因为得到了吴佩孚赏识,升迁速度很快,一时间也迅速成为了直系在南方的支柱力量。孙传芳在直系中扮演的历来是先锋角色,通常直系的决议都由他来投石问路,这次不在条约上签字,孙传芳当然也是得到了直系上层的授意。

    其实,所谓条约压根就没什么用,二战的时候苏联还跟德国签了类似这样的条约呢,最后不照样打起来,所以说,真有了打仗的意思,签什么都不管事——除非矛盾得到解决。当然,卢永祥是不会将上海交给齐燮元的,并且自己高调反对曹锟也触了直系的霉头,所以这场仗是肯定免不了的。

    既然谈不拢,那就只能打了呗,但是有可能卢永祥久疏战阵,再加上福建的孙传芳和齐燮元联合夹击浙江,所以卢永祥对自己根本就没什么信心,战事稍有不利,便丧失了抵抗意志,通电下野。而卢永祥和何丰林这一走,军队没了长官,就星散四方,难以支持,江浙之战开战未几就以这种虎头蛇尾的方式而告终。

    江浙之战和以前的历次军阀混战一样充满着诡异,卢永祥先挑事,但是挑了事又没有应事的足够准备,局势稍有不顺就选择放弃,导致交战双方未至高丨潮丨便戛然而止。当时徐树铮在上海,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但是大家都知道小徐素来人缘差,跟卢永祥的关系处的也不好,加上自己是败军之将,寄人篱下当然也是气多不顺,所以他也不好对卢永祥下野一事发表什么意见,只能是收拾残部,准备最后一搏。但问题是,本来就没人喜欢打仗,卢永祥选择放弃估计也有洋人的压力在里面,上海是洋人的集散地,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快结束的战事因为徐树铮又在上海重启,所以派人把徐树铮软禁直至遣送出沪,可怜徐树铮连最后一搏的机会都没有捞到。

    江浙之战后直系可谓达到了势力的顶峰,浙江,上海,福建这几个东南重地都归了直系,看起来大战前的预备战役对直系还是有利的,但是事实上直系在南方的成功跟即将到来的北方战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丁是丁,卯是卯,中央是中央,地方是地方,一码归一码,直系现在已经和第一次直奉战前大相迥异了,因为曹锟的贿选,直系名声大恶,而内部也是争斗不断,除了保定和洛阳两方明争暗斗之外,天津的王承斌也自成一派,直系的内乱已经几乎不可收拾了。而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更何况吴佩孚这个台柱子还得罪了冯玉祥这个随时都能翻脸的主儿,所以说直系此次前途凶险。

    好了,最后说一下江浙一战后的利益分配情况,孙传芳顺理成章的接管浙江,而齐燮元如愿收复上海,兼任淞沪护军使,而败军之将卢永祥则协同何丰林等人逃亡日本。卢永祥的失败标志着皖系最后一个堡垒也被直系攻破,自此,在民国早期风光无限的皖系正式宣告覆亡。

    战事前瞻

    自从皖系完蛋之后,直奉两系就成为了北洋时代的主角,相互之间的撕扯是少不了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不定期还来个汇报演出,折腾来折腾去,把一个国家搞得是乱七八糟。偏偏南方还不消停,孙中山还总爱凑热闹,几方为了权位争的是不可开交,唯独把百姓的生死放在了末位。

    这次,眼瞅着直奉两派的对决又要来了,而在此之前,反直三角中的皖系已经跟直系干了一仗,算是为主力奉军打了个前站,但是不幸的是,皖系这回把棺材本也丢给了直系,这个前站打得那是相当的苦涩。按说,战前折阵本来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们说过,其实这两者也没什么必然联系,皖系是皖系,奉系是奉系,反正皖系丢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所以本次大战还得看交战双方的情况。

    直系的情况我们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吴佩孚自说自话惹来了一身的臊,其实吴子玉这个人是有政治理想的,只不过他的政治理想在直系这样的大染缸里显得不合时宜。比如说,吴佩孚也看出现今民国的最大问题是藩镇割据,各省督军把着军权不撒手,而军政不分呢,又产生了地方坐大的严重问题,各地各行其是,中央约束能力有限,这已经成为民国一切混乱的根源。因此,吴佩孚当然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也想过先让督军们交出兵权,逐步实现军政分离。但是大家都知道,对于督军而言,没有军权,督军这个位置就是徒有虚名,在民国那样的乱世,军权就是一切,尽管吴佩孚也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率先辞去师长之职——当然了,老帅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一到他拿别人开刀时,大家就都到老帅那诉苦了,结果此事不了了之。但是事情是了了,心结却种下了,吴佩孚跟那拼命的闹唤,当然惹得直系众将一肚子的不高兴,结果理想没达成,关系先搞坏了,所以我说吴佩孚自说自话,不合时宜。

    吴佩孚在直系内部地位相当的尴尬,在需要打仗时,他就是直系的总指挥,但是仗一打完,他就马上回到了人间,成了直系的二号人物,但是这个二号人物并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事实上,他这个二号做得很不开心。到了直奉二战之前,直系内部大致分为三个大集团,保定派——以曹氏家族为核心;天津派——首脑是王承斌,名义上和保定为一派,实质上和奉系关系也很复杂;洛阳派——以吴佩孚为核心,河南督军张福来,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其嫡系,另外,后起之秀孙传芳也和吴佩孚走的很近。而在这三大派之外,还有冯玉祥,齐燮元等实力派人物,所以说当时的直系已经是分化的七零八落,各人有各人的小算盘,众将面和心不和,而吴佩孚这个二号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别人想着法的要赶走他。直奉大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仗还没打,吴佩孚心里就没底——尽管他的老主子曹锟和往常一样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他。

    奉系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得说东北军的装备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太好,张作霖的一般老伙计都是土匪出身,真刀真枪的打仗还真不是基本由专业军事人才组成的直系的对手。张作霖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在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他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点,所以这几年他一直在培植新秀势力,试图让他们挑起大梁。比如,张作霖重用杨宇霆,练兵治政多得其力,使奉系短期便成为一方豪强,甚至有了逐鹿中原的底气。可惜的是,杨宇霆居功自傲,和奉系其他人多有摩擦,所以尽管老张对他颇为器重,但是杨宇霆还是未有善终——关于杨宇霆的问题,我们以后会做详细介绍,在此暂且先做简述。另外,奉系军中也出现了五虎将,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郭松龄,张宗昌,这些后起之秀很好的挑起了大梁,成为奉系的支柱力量。但是,相信大家也看到奉系五虎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各人心中也自有算盘,所以奉系其实也不太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郭松龄叛乱时再做详述。但是,目前来说,奉系内部比之直系还是要团结的,矛盾还只是在潜伏期,不像直系一样已经放到了台面上,所以从内部的凝聚力而言,实际上奉系是优于直系的。另外在军事指挥能力方面,奉系相比较第一次直奉战争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缺陷得到了明显的补强。

    说了这么多,我的目的就是要对这场战争做一下前瞻,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是一样的看法,直系虽然表面如日中天,但内部侵轧已成强弩之末,而反观奉系,则是三军用命,将帅一心,士气正盛,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也将验证这个判断。

    后院起火

    话说直奉双方剑拔弩张,想要一较高下,张作霖六路大军(1924年9月中旬)发兵入关,而吴佩孚再度执掌直系军印,眼看着恶战将至,却不想,双方激战正酣,直系却后院起火,冯玉祥倒戈打了吴佩孚一个措手不及,自此胜负立判。

    吴佩孚确实是一代帅才,尽管奉系来势汹汹,空军日夜轰炸,但是玉帅指挥若定,虽直系自开战一直劣势,但是在吴佩孚的支撑下却也没见溃退,照此发展,直奉双方必有苦战。但是我们说过,直系内部不太平,这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果不其然,就在吴佩孚率部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冯玉祥就在背后捅了一刀。

    冯玉祥和吴佩孚的矛盾我们在上文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里不予赘述,要说大敌当前,再大的矛盾也得放一放,但是我们的冯焕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就不是心思安定的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见异思迁,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民国史也将多次看到。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相当鄙视冯玉祥的,这个人的人品操守确实是恶劣到了一定程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仅仅因为最后冯玉祥投靠我党,就把这个人吹得跟朵花似的,这实在令人生厌。当然,有人说冯玉祥爱国抗日啊,同志们,北洋内部爱国抗日的不少,最后卑颜屈膝的人却寥寥可数,看看各派大佬就知道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段祺瑞不愿在伪政权内为官,吴佩孚更是惨死于日本医生刀下。爱国抗日了不起吗?这是应该的!官方之所以对冯玉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如此待遇,唯一的原因就是最后他投靠了我党,哎,历史啊,就是这样沦为政治的婢女。

    内部有矛盾,这很正常,但是问题是冯玉祥压根就没把自己当成是直系的人,那冯玉祥怎么给自己定性的?恐怕冯玉祥自己都不知道是否还有原则,要说原则,大概还是有的,就是有奶便是娘,但这个原则叫什么原则嘛。冯玉祥跟吴佩孚有了点矛盾,其实要说也不是什么血海深仇,仅仅是吴佩孚把他河南督军给撤了,在这一点上,吴佩孚确实有责任,但是冯玉祥在河南跟各派闹得不可开交就一点责任没有?算了,冯玉祥这种人,从来就不会从自身找原因,他的逻辑就是只要自己吃了亏,那一定都是别人的责任。所以,冯玉祥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要造吴佩孚的反,而最直接的办法当然就是突然倒戈,釜底抽薪了。

    冯玉祥跟张作霖眉来眼去,这个其实吴佩孚也有察觉,所以吴佩孚也没让冯玉祥去打硬仗,冯玉祥也乐得如此,到达怀柔后就按兵不动了。冯玉祥虽然和张作霖说好了,但是以他的性格当然不会贸然就现出反形,总要等到时机成熟,然后给吴佩孚致命一击。说实话,当时的直系确实也乱,本来被派去跟李景林对掐的王承斌不愿卖命,而前线的冯玉荣(不是冯玉祥)又听说要叛变,吴佩孚本来是身处北平,坐镇中枢,但是无奈前线吃紧,马路消息风传,吴佩孚只好亲自上前线指挥,而吴佩孚离京,正好给了冯玉祥机会。

    此次冯玉祥倒戈一击取得如此成功,当然也有其他人的配合功劳,也就是说冯玉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次密谋倒戈的参与者孙岳,胡景翼等人都因为待遇问题和吴佩孚搞得很不开心,再加上本来和张奉关系就不一般的王承斌,直系可以说是内部被捅了一大窟窿。

    话说冯玉祥回师北京之后,就迅速控制要地,软禁了曹锟曹大总统,曹锟当然也曾发电报给吴佩孚求救,但吴佩孚过于大意,认为冯玉祥等人无非是对自己不满,不至于对老帅大动干戈,但是这次,吴佩孚错了个彻底,冯玉祥这次不是讨吴,而是倒直。吴佩孚本以为冯玉祥一事芥末小疾,但是未曾想这次倒戈涉及面之广超出了他的想象,结果把他在前线抵抗到底的希望全部打碎了。

    吴佩孚一生征战无数,在北洋内部罕逢敌手,在前期逢战必胜,但是今天这个长胜将军却因为后院起火失去了他的一生功业。直系在经历了辉煌后这次是输得一败涂地,直系的荣辱史再一次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直系这座本来看似庞大的堡垒却因为内部侵轧最终由裂缝而至崩塌。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人心散了,组织就完蛋了。

    玉帅之败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情感,就如我看不上孙中山一样,对吴佩孚我是有好感的。我们看待一个人物,一个组织,最忌讳的就是先给他带上某某意识形态的帽子。比如看待太平天国,一旦戴上反清农民起义的帽子,好像内中人物就有值得赞誉之处,其实在鄙人看来,太平天国中除了石达开,还真就没几个能让人佩服的人物,说他们是匪根本就不为过。再比如我们看待吴佩孚这个人,很多对民国史只有浮皮潦草的了解的读者第一眼看到吴佩孚这个名字,马上想到的就是直系军阀,北伐的对象,好像吴佩孚这个人就是反动集团的代表,历史的罪人。其实吴佩孚虽然最终失败,但是他的失败也是令人惋惜的。

    吴佩孚是军事天才,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直系之所以能够在财力、军力都处劣势的情况下先后击败皖系和奉系,跟吴佩孚的军事指挥能力是绝对脱不开关系的。应该说,是吴佩孚造就了直系的辉煌,但同时,吴佩孚也一定程度上葬送了直系的荣耀。

    吴佩孚其实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们上文也略有提及,他不想跟他的老主子曹锟一样只关注自己的权位,他实实在在的想收拾局面。当然,想收拾局面的人很多,武力统一的大旗从袁世凯开始,历经段祺瑞,最后到吴佩孚,北洋内部还是有不少希望在自己手里完成统一大业的人的,看起来吴佩孚只是其中众多失败者中的一个。但吴佩孚比其他人进步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军人当政造成的种种恶果,所以吴佩孚一直希望搞军政分离,并身体力行,但是光靠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一个集团的思维定势,吴佩孚想要造就万世之功,但其他人也想保住权位。吴佩孚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试图武力统一,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改变军人当政的局面,而这样乌托邦式的构想给他带来的必然是惨败。他要武力统一,所以和段祺瑞一样,他遭到了其他势力的围剿,而他试图军政分离,带来的也只是直系大佬对他的怨恨,造成的也只是直系内部的分裂。

    吴佩孚虽然是直系的头号功臣,但是可惜的是,他一直都没有掌握过直系,作为一个显赫的二号人物,他面对的是老大的疑忌,众人的攻击,事实上,就是这种尴尬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吴佩孚的功败垂成。二号总是比一号难做,尤其是像他这样功高震主的二号更是如此,吴佩孚这个二号一直想要做一号的事情——虽然他没有想过成为一号——这当然会引起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弹,成为众矢之的。地位与能力的分离是吴佩孚失败的另一个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

    吴佩孚之所以在历史书上被描黑,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天朝的敌人,他反对共产主义,镇压工人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仅仅因为他反对某个集团,就把他定性为反动人物,大概这也是中国特色。或许政治是从来不允许异己得到一个还算公允的评价的,我们的历史书总是非黑即白,反对者就一无是处,这种意识形态化,脸谱化的做法令人生厌。吴佩孚武力统一就是反动,而孙中山北伐统一就是正义,这里面的玄机无非在于孙中山联共而吴佩孚反共,这样的逻辑能力不得不令人佩服。

    好了,说了很多不和谐的话,今天写的也有些语无伦次,但是我要表达的观点无非是要客观的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不以政治倾向取人。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真正走向成熟了,但或许,现阶段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失败者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我们现在评价历史的所有逻辑。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或许有其政治目的,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历史爱好者来讲,摆脱这样的桎梏才能让我们更清醒的看待历史。

    扯得远了,我们接着谈吴佩孚的问题。吴佩孚堪称一代枭雄,也建立过自己的功业,但是吴佩孚的失败不仅仅在于宏观层面,在为人处世的细节层面,吴佩孚同样很有欠缺。吴佩孚为人刚直,和八面玲珑,精明强干的张作霖相比显然是另一个极端,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搞政治,但是吴佩孚的问题在于他并不甘心带兵打仗做个将帅,他非常关心政治,想要根本上收拾局面,所以就免不了会与其他人磕磕碰碰。而在与其他人磕磕碰碰的过程中,他棱角分明,傲气十足的性情就起到了相当坏的负面作用,到最后曹锟和他闹翻,直系众将不服他就跟他这样的性情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这样的性情让他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军人,但同时也为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埋下了伏笔。政治需要人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把握他人的心理,但是可惜的是,这些东西吴佩孚都不具备。

    好了,最后我们看看此次大败后吴佩孚的归宿吧,这次失败堪称吴佩孚的滑铁卢,虽然此后吴佩孚又复出了,但是已经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属于吴佩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属于北洋的巅峰时代也即将落幕。

    吴佩孚是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在日本侵华后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点,当时的北洋人物,通常兵败后都会逃亡租界寻求庇护,但是吴佩孚让人钦佩的地方在于,他觉得这样做是丢国家脸面之事,宁死不愿托庇租界。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吴佩孚的耿介,张作霖也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但是在对外问题上却比吴佩孚圆润得多,也实际得多。当然,天无绝人之路,吴佩孚最终还是搭乘军舰逃离了天津,但败军之将的吴子玉还是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历经大半个中国都遭到了冷遇,齐燮元,甚至自己的嫡系萧耀南都给他脸色,逼其下野,这时的吴佩孚可算是穷途末路了。直系众将都只顾着自身安危,却没有弄明白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此时各顾各只能让奉系各个击破,吴佩孚对此痛心却毫无办法,最后还是跟他一直有政见冲突的赵恒锡收留了他。

    吴佩孚虽然战败,但是在张作霖和复出的段祺瑞眼里却还有利用价值,为了共同对付势力迅速膨胀的冯玉祥,张作霖并没有对吴佩孚赶尽杀绝,而正是这一点最终将促成吴佩孚的东山再起——尽管吴佩孚在复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巅峰时期的光景,但毕竟,吴子玉还没有完全入土。

    联合执政

    冯玉祥自倒戈后,在直系肯定也是混不下去了,干脆就自立门户,和其他两个造反的孙岳,胡景翼共同组建了一个国民军,应该说是势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有得意的就有失意的,冯玉祥借机扩充了实力,但是原来的直系老大,刚当总统才一年的曹锟就倒了血霉了,冯玉祥吃里扒外,全然不念老帅先日对他的厚待,竟然将其囚禁了,可怜曹锟费尽心力,洋钱花费无算,竟落得如此下场。

    更悲凉的是曹锟的弟弟曹锐,此人反吴倒是反得积极,殊不知吴佩孚其实对曹锟还是颇有感情的,反倒是跟那些不着四五的人混的开心,结果到了要紧关头,吴佩孚倒是尽心尽力,而原本交欢的王承斌,冯玉祥之流却反戈相向,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直系的分裂,说实话跟这个尽吹耳旁风的曹锐颇有关系,如今功败垂成,转眼沦为阶下囚,想来曹锐一定也是懊恼的。但是这个愚蠢的,没有识人之明,辨不清忠奸黑白的曹氏家人也颇知些廉耻,所以在冯玉祥要见他的时候,吞服了鸦片膏子气绝身亡。曹锐这个人我素来是鄙视的,可以说这个人活了一辈子基本就没明白过,到他终于明白的时候,却已经是黄泉路近了,看着他的结局,也能让人读出些悲凉来。

    现在冯玉祥反也反了,闹也闹了,但是局面被他搞成这样,总还是得收拾的。本来呢,冯玉祥想任用黄郛这个在南北都还算吃的开的人取代颜惠庆组织内阁,而阁员的组成他也想兼顾各方利益,组成一个各派联合执政的内阁。应该说,冯玉祥还是比较现实的,他知道直系倒了,他自己是控制不了整个局面的,所以就想利用制衡之术组织内阁,然后他来幕后操纵一切。

    冯玉祥那么办事,其余的大佬同意吗?毫无悬念,没人同意。北洋系的人大多是旧派人物,虽然平时勾心斗角不亦乐乎,但是真到了要紧关头,倒戈叛变的人还真是不多,所以在这个集团的道德体系内,倒戈是最被人鄙视的。因此,倒戈的冯玉祥虽然从客观上促成了直系的溃败,但是因此得利的张作霖却并不因此就认可冯玉祥,像冯玉祥这样的反复小人,真可谓是人见人怕,在不久的将来,张作霖将因为冯玉祥差点连棺材本都赔了。况且真正在战场上冲锋的是奉系人马,冯玉祥只不过是看准时间放了暗箭,所以张作霖当然不会让冯玉祥专美。

    另一个对冯玉祥颇有疑忌的北洋大佬是蛰伏已久,自从战败之后整日吃斋念佛把棱角都磨平了的皖系老大段祺瑞。段祺瑞在民国早期呼风唤雨,风头之劲,一时无俩,段老虎的威名也在北洋内部如雷贯耳,但是经过和北洋后生吴佩孚的一仗,段祺瑞是一败涂地,至今未能翻身。在大败之后,段祺瑞磨砺心性,吃斋念佛,可说是成长了不少,可惜,这样的成长已经太晚了,皖系已无立锥之地,自卢永祥输掉和齐燮元的战争后,皖系就连块地盘都没了。段祺瑞还有什么?段祺瑞现在拥有的只是那张老脸,除了早年积累下的名声,可以说,段祺瑞现在是一无所有,但是名义上,他还是北洋元老,皖系老大。而没了牙齿的段老虎对于方兴未艾的冯玉祥有所顾忌,当然也是情理中事。

    以当时的形势,确实很难找出一个比段祺瑞还合适的人物来执掌中央,首先段祺瑞有名声,有资历,北洋众人都给面子;其次段祺瑞已经没有实力,不会对张作霖,冯玉祥造成太大的威胁;再次就是如今虽说吴佩孚新败,但是直系地方势力还是很强,而要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就非得让段祺瑞这样的元老出面。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张作霖从始至终都没有染指中央大员的意愿,这恰是张作霖高明的地方,在民国抛头露面实际上是件苦差事,容易引起非议,而以在野身份遥控指挥则顺当的多,出了事情也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更重要的是,由一派之尊的身份出任中央大员,历史证明是取祸之道,皖系和直系的失败都是派系老大直接执政,最终引发在野势力的群起攻伐,毕竟由他人代职还可关键时刻弃车保帅,而自己任职一旦有事就难以脱身。所以,太上皇比皇帝承担的责任更小,但是要想控制皇帝,则需要高明的手腕,幸运的是,我们的张大帅花花肠子多,心眼也多,手腕也高明,所以他做太上皇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话说段祺瑞深孚众望,直系地方势力都表态拥护段祺瑞返京执政,而奉系和冯玉祥当然也没有反对的必要,所以顺利成章的,段祺瑞就让黄郛内阁成了过眼云烟,自己成了北洋政府的执政。所谓执政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领导,跟孙中山的非常XX差不多意思,段祺瑞上台的任务当然就是处理善后事宜,协调好战后各方的关系,创造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局面。

    要搁以前段祺瑞的个性,这样的差事肯定段祺瑞是办不好的,因为处理人事关系,协调派系利益本来并不是段祺瑞的长项,但是我们说过,段祺瑞变了,这支老虎已经没了先前的威猛劲,虎牙脱落了,多年的蛰伏让段祺瑞变得锐气消沉了很多。因此段祺瑞不仅接下了这个差事,并且还要办好这个差事。

    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民国的局面,直系在长江流域依然拥有很强的势力,真正丢掉的地盘只是直隶和河南,其他地方,直系还是有很强的实力,而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口,直系各省都表现出了一致对外的倾向。奉系大举进关,国民军占据河南,遥制长江,而皖系虽无地盘,但残部势力蠢蠢欲动,试图分得一杯羹,而南方的孙中山坐镇两广,滇系则跟孙中山走的很近,四川的刘湘自成一体,湖南的赵恒锡号称独立,可以说民国异常的混乱,段祺瑞的工作着实难办。

    段祺瑞上任后,就要求迅速召开善后会议,邀请各派大佬共同商议国是,拿出个章程来解此困局。但是段祺瑞话音刚落,就立马有人反对。反对的是孙中山,当然理由嘛也很含糊,反正我是没太明白孙中山到底是什么理由反对,不过据笔者的揣测,大概孙中山是对冯玉祥倒戈后没有理会他感到不满,好不容易直系走了,奉系和皖系又来了,我这个大总统啥时候能当上啊?打从一开始,段祺瑞就尝到了这个执政的滋味,不好干呐。

    这次马马虎虎的搞了个联合执政,跟孙中山又没啥关系,孙中山的耐性也算是快磨完了,而北洋内部呢,根本就不安宁,因为我们说过,张作霖打心底里就看不上冯玉祥这种反复小人,所以奉系入关,第一件要办的就是驱除冯玉祥在北京的所谓国民军。当然了,张作霖太低估冯玉祥了,冯玉祥能忍得一口气,未必消化得了这样的耻辱,我们说过,得罪谁别得罪冯玉祥,但不幸的是,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办了错事,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可是至理明言啊。

    张冯暗斗

    话说奉系打败了直系,大举入关,那奉系是来关内观光旅游的?当然不是,奉系当然是要占据中枢,遥控中央了,说实话,张作霖对关外的日子早就腻烦了,趁着这股劲,张作霖当然是想到皇城脚下见见世面。

    有道是善恶终有报,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用在王承斌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王承斌同志反对吴佩孚,打仗不出力,跟奉系的关系又不清不楚,一心想着张老帅助他登上直隶督军的位置。张作霖按说关系跟王承斌也不错,毕竟王承斌太够意思了,几乎就没怎么用心,就投降了,但是王承斌要明白现官不如现管,现在在直隶管事的是新打了胜仗的李景林,而不是张老帅。王承斌可怜啊,费劲心机把吴佩孚赶跑了,以为自己为奉系立下大功,这回该发达了。玩笑开大了!在这次直奉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奉系五虎将之一,著名传统武术推广人,多才多艺的李景林同志手下绝不留情,迅速缴了王承斌部队的械,你要当直隶督军?老子还想当呢!出来混,迟早要还。王承斌可算碰上李景林这样的活土匪了,这不就是抢劫吗?对了,李景林就是抢劫,难道让老子把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话说王承斌一看形势不妙,现管李景林完全不鸟他,就赶紧逃往天津租界避难,才好歹保住了性命。

    王承斌这个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心思乖滑。这个人对待组织,对待领导,对待同僚从来不以诚相待,遇事容易见异思迁,还喜欢拉山头搞分裂,虽说在直系内部也自成一派,但是却胳膊肘从来不往里拐,一方面联结曹锟压制吴佩孚,另一方面则跟奉系互通款曲。真到了要打仗的时候,王承斌同志稍事抵抗,就投降了奉系,以为仗着过往情面,张作霖会赏他一官半职,殊不料奉系翻脸不认人,直接就缴他的械,这下可算是赔了军队,又赔了脸面,丢人丢到了太平洋。

    却说李景林挟着制服王承斌的余威进了北京城,上来就赶走了胡景翼和孙岳在一些据点的军队,张作霖可能是没把冯玉祥当盘菜,玩的太直接了。这个猢狲组合(此二位在倒戈后胡景翼成了河南督军,而孙岳就当了河南省长)当然也不是善茬,造反这东西,只要有过一次,就不怕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就跟杀人一样,杀一个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到了这个境界,什么伦理道德都扯不上了。他们跟冯玉祥一分析一合计,觉得与其让张氏父子赶走,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摆个鸿门宴,借机结果了两个,这两个一完,其他人就好办了。

    张作霖的情报工作真是让人叫绝,就这么私密的事儿,愣是让他给知道了。张作霖一看,强龙不压地头蛇,国民军的那仨都是老北京了,在人家的地面上跟人玩硬的肯定不上算,没有胜机啊,所以麻溜的,他和他的部队都迅速撤到了关外。张作霖和冯玉祥的这次交锋可以算是完败,本来计划的好好的要抢班夺权,赶跑冯玉祥,但没成想冯玉祥比他还土匪,直接就想上刺刀,耍横的遇到玩命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冯玉祥这个人纵横民国数十载,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比任何人都豁得出去,道义,情理,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厚黑学很多政客都懂,但是没几个人能够做到,我们的冯玉祥在这方面堪称翘楚。冯玉祥就是这种从不向任何人屈服的人,贫苦出身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性方面最为彻底,有谁能像他一样跟谁就革谁的命呢?幸亏他投靠我党时已经没了实力,要不然,说不准我党也会被他卖了,这谁说得准呢,反正他已经造了那么多人的反,多造一次也无妨。

    张作霖胡子出身,按说江湖气十足,多少让人有点发怵的感觉,但是其实东北的土匪远比不上山东和陕西那一片的,东北人大多狡猾,而干土匪要想干出点名堂来,靠得是硬气,所以这还得算是山东的响马和关中的楞娃。所以张作霖压根就不是什么硬汉子,这个土匪虽说有些匪气,但显示出来的更多是精明圆滑的劲儿。张作霖外粗内细,表面看着粗,其实心思细腻着呢,冯玉祥其实也是这类人,但是冯玉祥比张作霖出圈的地方在于他什么都敢做,张作霖有时还讲点江湖道义,但是冯焕章眼里只有他自己,只要有人让他吃亏,他就会不计后果的报复,说白了,冯玉祥是个混人,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这一次混人赢了,而下一次,这个混人还将让张作霖这个土匪好好喝一壶,冯玉祥的出现彻底让北洋内部变成了没有任何规则的名利角斗场,他是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艰难善后

    段祺瑞这个执政不好干,临时的不说,还出力不讨好,老受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夹板气,段祺瑞当年在北京主政的时候,谁在他眼里?这回好了,是个人就能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段祺瑞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得罪了哪位爷。

    段祺瑞本来跟直系那是不共戴天,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段祺瑞早就从当年的恶婆婆变成了如今的小媳妇,老虎的牙槽里也没几颗牙了,段祺瑞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上台,完全是直系的缘故。直系势力在长江流域还是很强的,虽说丢掉了中央的控制权,但是其余的地盘当然是能保则保。他们推举段祺瑞上台当然是因为段祺瑞的中性色彩,而段祺瑞也得用他们来牵制张冯二人,所以说虽然段祺瑞表面上是和张冯一路,但实质上他跟直系还有着这样深层的默契。

    段祺瑞在上任以来,兢兢业业,也着实为了时局煞费苦心,尽管工作难度很大,但是段祺瑞还是尽力维持各方的脸面,最后也勉强搞出了一个善后方案,就是闹出贿选丑闻的国会解散,然后以前的宪法(包括临时约法和曹锟时期的宪法)作废。这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具体接下来怎么办,冯玉祥有自己的考虑,就是邀请孙中山北上——这个事我们留待以后再说——共商国是。

    大局上终于有了个交代,但在地盘方面可要难处理的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直隶的归属问题,对这块地盘目前执政的三方都有自己的考虑,张作霖想让李景林上,段祺瑞想让卢永祥上,而冯玉祥呢,又想让孙岳上(孙岳为此都辞掉了河南的省长)。就这么一块地盘,三方都想抢,没办法呀,这是中央,控制了直隶就是控制了中央,当然谁都想拿这块地盘。

    首先退出的是卢永祥,虽说段祺瑞是希望他能留在直隶,支撑皖系,好让老段说话做事底气足点,但是大家都知道直隶这个地方对于卢永祥来说很生疏,卢永祥想回东南,毕竟他以前是东南王,那是他的地盘,人头熟,关系也容易理。现在就剩下孙岳和李景林PK了,实际上也就是张作霖和冯玉祥PK,虽说张作霖先前折了一阵,但那毕竟是非正式较量,不作数,在正式较量中,张作霖可不想输。最后权衡半天,李景林做了直隶督军,但是段祺瑞将西北都交给了冯玉祥,另外默认孙部和冯部在直隶的势力,张作霖也知道想完全让直隶成为自己的地盘比较难,拿到个督军也算有所交代,而冯玉祥拿到了西北,在直隶又保留前部,所以也可以满意。但是,这个平衡是不稳定平衡,还留有大量的可操作空间,以后直隶是什么样,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直隶还只是战胜方分赃,但长三角就不一样了,卢永祥对齐燮元恨之入骨,在江浙之战中失利后辗转日本随后出关顺张,此刻卢永祥想的就是借助奉系的力量收复失地,赶走齐燮元。奉系也想向长三角地区发展,这个地方有多肥谁都知道,之所以张作霖能在西北问题上对冯玉祥让步,道理就在这,长三角可比那苦寒的西北强多了。这是三方形成的默契,皖系和奉系都想向长三角发展,但是皖系没有军队,而奉系缺乏人脉,双方联合起来倒是能够有所作为。

    齐燮元此时在江苏日子也不好过,部将跟他关系不佳,然后自己操守又不好,所以江苏士绅民众都不喜欢这位斜眼司令,巴不得让他走。北京政府下令让齐燮元滚蛋,齐燮元没办法,只好滚蛋,原本齐燮元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但是突然之间风云突变,此公又看到了还魂的机会。原来,北京政府派来江苏的不是别人,正是与江苏军队素有瓜葛的卢永祥,而跟着卢永祥一块过来的还有五六万张宗昌的奉军。这下江苏傻眼了,这不是前脚走了狼,后脚虎进门吗?

    张宗昌的部队“威”名远扬,纪律败坏那是出了名的。张宗昌本来是皖系的人,自从皖系失败后就投奔张作霖去了,说实话张作霖对这个外来户并不感冒,甚至瞧不上张宗昌的做派,所以在本次直奉战争中让他打头阵,充当炮灰,没承想张宗昌却歪打正着,借着吴佩孚撤退的当口立下大功。这人运气还真是好,本来以为铁定会死,没想到冯玉祥倒戈,吴佩孚撤退,而吴佩孚和自己是同乡,所以双方的军队也多是山东老乡,老乡不打老乡啊,结果张宗昌竟然靠着这个收服了吴佩孚的残兵。张宗昌的部队大多是歪瓜劣枣,军列看着横七竖八,根本没有正规军的样子,其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并且还沾染上了很多土匪的坏习气,比如人称他为狗肉将军,就是说他嗜赌如命,爱好牌九。

    江苏人当然不能欢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军队进来,所以齐燮元马上从主要矛盾转为次要矛盾了,虽然还是有激进分子认为应该既不留齐,也不迎卢,但是毕竟卢永祥和他带来的奉军要比齐燮元可怕的多。出现这种场景,免不了一场大战,而这场大战有不单单是牵扯到这几个当事人,浙江的孙传芳当然也害怕卢永祥回浙江,所以颇有唇亡齿寒之感。

    奉军南下已经不可阻挡,虽然孙传芳态度强硬,但是齐燮元在江苏还是遭到了失败,卢永祥和张宗昌很快便进驻南京,眼看着江苏是很难保住了,齐燮元和卢永祥现在考虑的是上海。丢掉江苏也不能丢掉上海,这基本是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共识,估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江苏很有钱,但是上海更发达。北京政府当然目标也不会仅仅是江苏,当然可以值得庆幸的是,卢永祥在上海经营多年,有很深的人脉,比如上海有很多他的旧部,只要把旧将安到旧部上,上海便唾手可得。但是齐燮元显然有了充分的准备,在卢永祥和张宗昌进驻南京的第二天,便联合卢永祥驱逐了上海的军事长官,并联名表示要共御奉军。

    当然了,跟江浙战争一样,一旦仗要打到上海来,上海的社会名流,有头有脸的商人士绅都会联合举愿反对战争,而且他们的影响力看来也不小,当然更重要的是,洋人也不希望在租界密布的上海开战。这次名流们提出了上海不驻军的要求,彻底驱散盘绕上海周围多年的战争阴云。本来呢,如果别的地方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一定是在做梦,但是上海毕竟特殊,北京政府也觉得在这样可以随地捡大洋的地方打仗确实是煞风景,所以北京政府同意了这样的要求。

    其实上海提出的要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废督裁兵的翻版,只不过,上海更进一步,不是裁兵,而是废兵,不要军队了。而这个口号也得到了卢永祥的响应,卢永祥其实早就有过这样的主张,这次旧调重弹,是有着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卢永祥的心思,我估计卢永祥是不想让奉军变成太上皇,自己受制于奉系,支持这一猜测的证据就是安福系老大被派去安徽的王揖唐同样也持此议,而其他省份却响应者寥寥。卢永祥依靠奉系回到了东南,但是又不想奉系成为他日后的主子,所以废督裁兵看似是在唱高调,实质上是卢永祥的无奈之举。这样的把戏当然瞒不了奉系,督军可以废,但是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还得设,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

    这次在东南的战事应该说直系还是受到了打击,丢掉了江苏,上海也变成了完全的自由港,而皖系看似风光,实际上就跟段祺瑞在中央的角色一样,卢永祥也只不过是奉系在江苏所设的傀儡而已,为的只是利用卢永祥的人脉和声望。在民国,没有军队,就一切成空,皖系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北洋军阀的残阳

    经过直奉的两次大战,直系可以说是从顶峰跌落,实力大受影响,而且随着南方军事实力的发展,北洋已经是日暮西山,迎来了最后的残阳,但即便是残阳,北洋还是要给我们表演前几年一直在上演的剧目——争斗和内乱。

    后起之秀

    我们说过奉系之所以让卢永祥去东南,王揖唐去安徽,实际上并不是说奉系把皖系当兄弟,要在兄弟危难之际拉一把,而是仅仅要利用这两人在所在地方的威望和关系,等到这两个人利用完了,也该被一脚踢开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很快,张作霖就下达了指示,让头号幕僚,心腹爱员杨宇霆来江苏,而让姜登选去安徽,而卢永祥和王揖唐屁股还没坐热,就滚蛋了。

    张作霖胃口很大,想要鲸吞长江,但是这毕竟是直系的地盘,奉军在此人生地不熟,加上水土还不服,自己还把对这两个地方熟门熟路的皖系干将给赶跑了,老张显然太性急了,性急可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张作霖这么搞,当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任命个督军啥的很容易,但能否控制住这块地盘可就难说了。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外来势力是很难得到地方上的认同的,更何况奉军的口碑并不好,只要有人煽风,奉军的大院就会起火。

    这次煽风点火,要把奉军驱逐出去的不是别人,正是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孙传芳本来就对奉系南下颇为不满,他是把长江流域当成自己后院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这次孙传芳要在直系新败,丢土失地之际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他在直系内部的地位。孙传芳一直为吴佩孚所看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玉帅虽然处理人事关系并不太佳,但是看人倒也挺准,孙传芳受他亲睐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孙传芳就要证明给吴佩孚看。

    但是孙传芳面对的对手也是硬茬子,杨宇霆号称是张作霖的小诸葛,一直为老张所倚重,在东北也为奉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立下了大功,这次老张派他出来,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原因是杨宇霆得罪的人太多了。杨宇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在民国很多将领都由此毕业,这些将领自成一派,号称是士官系,当然和士官系并列的还有保定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以及鼎鼎大名的黄埔系。对于关于这个问题,这里简单提一提,以后我们做详细介绍。杨宇霆此人性情傲慢,恃才傲物,颇得罪了一些人,老张对他的性格也很头疼,因为杨宇霆得罪的人还都不简单,比如张学良,比如郭松龄,都跟他有过节,杨宇霆最后的悲剧命运就是这样埋下了伏笔。此时,杨宇霆在东北已经混不下去了,基本上就是到处招人恨,他跟当时皖系的徐树铮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张没有办法,加上他也有意愿,就让他来江苏了,毕竟奉系要在江苏发展,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得力人物,所以杨宇霆来江苏倒是颇有避祸的意思。

    去安徽的姜登选也不好对付,他是奉系的军事支柱,在所谓的奉系五虎将中是最让人放心的,治军严谨,为官清廉,诚实守信,平易近人,深得士兵的爱戴。不过,姜登选也很倒霉,因为他跟郭松龄也不对付,最后酿成了惨剧,这些事情也是我们以后要说的。姜登选是直奉第二次大战时的第一路军的总司令,为奉系击败直系立有大功,此次张作霖让他去安徽,也是托付重任之意。

    我们说过,张作霖把卢永祥和王揖唐一脚踢开并不明智,傀儡也有傀儡的用处,有时候不用傀儡是要出问题的。傀儡有什么用处呢?傀儡通常具备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实力,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所在地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傀儡虽然无权,但也偏废不得。老张心太急,傀儡都不要,卷起袖子就想自己上,这样干很不理智,因为这些地方奉系不熟悉,没有皖系,他们是很难理顺关系的,所以说,从一开始,奉系其实很不利,天时地利人和中,除了天时(奉系新胜,士气正旺),其余两者奉系都不具备。这些问题,杨宇霆当然也注意到了,毕竟江苏离奉军的老本营太远,稍有不利就很难救援,而身后的冯玉祥此时也跟孙传芳秘密联络,杨宇霆也怕冯玉祥抄他的后路。

    因此,本来是孙传芳气势汹汹的要驱奉,结果奉系是走了,但不是被驱走的,而是自己撤退的。在江苏,杨宇霆很清楚自己很难站住脚,更何况冯玉祥这个不安定因素随时可能在背后放冷枪,真要打起来,奉系还真是没胜算,既然没打赢的机会,那就只能撤退了,杨宇霆的目标是保存实力。杨宇霆一退再退,离开南京,率军北上,准备联结张宗昌,姜登选在徐州决战。

    杨宇霆不战而退,当然要跟张作霖有所交代,张作霖一向信任杨宇霆,也同意杨宇霆在徐州决战的策略。孙传芳很高兴,整个江苏基本是杨宇霆白给,而徐州的决战,他也有把握。因为张作霖居然任命张宗昌为老大指挥徐州作战,张宗昌这个人虽然运气好,在直奉大战中出了风头,但是实际上他基本上是不会打仗的,果然经不起孙传芳部队的冲击,没多久张宗昌就溃败了。

    奉军本来野心勃勃的要攻取长江,但是没承想孙传芳一发兵,杨宇霆就光顾着跑了,把江苏白白丢给了孙传芳,而后在徐州的决战中,又任用了根本就不堪大用的张宗昌,失败当然也是理所当然。杨宇霆毕竟是军师,真在战场上打仗,还真是怯战,前怕狼后怕虎的,让直系轻轻松松就收复了江苏,这个脸可算是丢大了。虽然客观的讲,奉军在江苏估计也很难守住,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失守确实是让人难以接受。杨宇霆是治政之才,但是基本上没有率兵打过仗,所以杨宇霆此败可算是狠狠的抽了张作霖的耳光。

    孙传芳经此一役,名声大噪,自任长江五省总司令,赶走了气焰嚣张的奉系,直系这座将倾的大厦又被他撑起来了,后起之秀立下了大功,接下来就要老将出马了,没错,吴佩孚就要趁着这个机会复出了。虽然已经是残阳落日,但是老吴在彻底走下权位之前,还要搞一把最后的疯狂。

    家经难念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直系因为内讧在直奉二战中大败,而新胜的奉系内部同样也不消停,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算盘。直系和皖系的矛盾都有个中心人物,直系是吴佩孚,皖系是徐树铮,但是奉系不一样,奉系给人的感觉就是谁谁都好像关系挺紧张,很少有能尿到一个壶里的。

    奉系中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个是张作霖土匪时期的把兄弟,这些人是奉系的元老,张作霖起家时候的元勋;另一个派别就是张作霖经营东北时期所任用的后进实力派,这部分人是奉系从土匪向北洋劲旅转变的关键,也是奉系的核心人物。在直奉二战时,两派势力基本是各为半壁,而新派势力则是与直系正面交锋的主力,这其实就说明奉系的大权已经基本上转移到了新派手上,而旧派则是仗着老脸和面子靠资历吃饭。但是大家不要误以为奉系的内部矛盾是这两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其实张作霖的把兄弟们也都知道能力不济,所以甘居二线,把大权转移给了年轻人,奉系的矛盾其实是新派势力之间的矛盾。

    奉系的新派分为这几个小集团,分别为郭松龄为代表的陆大派(国内军校出身的军官),杨宇霆、姜登选和韩麟春为代表的士官派(留日归来的军官),张宗昌的所谓齐鲁系,然后就是李景林自为一派。李景林和张宗昌是属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过日子的人,虽说和其他人没有太好的关系,但至少也没有太深的仇恨。郭松龄人称郭鬼子,城府极深,素来和张作霖的太子小六子张学良交厚,被张学良引为肱股,是小张太子党势力的核心人物,两个人的关系好到吃则同桌,卧则同床,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极为信任。而士官派虽然在奉军人数不多,但是因为基本都是上层军官,所以能量极大,杨宇霆是其中的首席人物。杨宇霆是老张的头号幕僚,我们前面也说过,得罪过不少人,甚至同为士官派的姜登选和韩麟春都有点看不上他,当然最跟杨宇霆过不去的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原因当然是他位高权重,仗着老帅的倚重有些目中无人。

    陆大派和士官派的矛盾当然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张作霖欣赏并倚重的是士官派,所以在利益分配上士官派总能高陆大派一头,这也没办法,海归吃香自古皆有,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但是郭松龄却总觉得不平衡,老是觉得张作霖亏待他,既然在老张那儿讨不着好,他就在小张身上下功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更何况小张这样的纨绔子弟,郭松龄的功夫很到位,小张已经基本上被他捏到了手心里,外人都知道他们关系匪浅,郭松龄的意思就是小张的意思。

    郭松龄就是奉系中的冯玉祥,天生都有反骨,稍有不顺心就想着造反的主儿,这次闹到想造反,也是事出有因。我们前文说过孙传芳在长江流域驱逐奉系大获成功,士官派的杨宇霆在江苏直接就是大开城门,放敌入城,江苏基本就是白送给了孙传芳,而后在徐州的较量中又是大败而回,士气大挫。按说杨宇霆放弃地盘又损兵折将,老张怎么也该处罚他呀,但是老张对杨宇霆真不是一般的信任,就跟段祺瑞倚重徐树铮一样,丢了地盘折损军队,回来之后杨宇霆居然嘛事没有,接着干他的总参议,仍然是手握重权。郭松龄觉得自己为奉系卖命效力,但从不见老张对他有任何大的嘉奖,而杨宇霆仅仅因为是海归,就可以打了败仗回来之后照样掌权,照样威风,有那么办事的吗?

    其实一开始,郭松龄对杨宇霆去江苏就是有意见的,当然了,他对这次的督军安排其实是整体上都不满意。比如说直隶督军一职,他就认为该让张学良上嘛。其实张学良懂什么?成天玩女人,抽大烟还来不及呢。表面上郭松龄推荐少帅,实际上就是要他自己去坐镇中枢,张学良当督军和他当那不是一个概念?反正张学良什么事也都是听他的。然后江苏应该给张宗昌,李景林去山东,让姜登选去安徽,郭松龄算盘打得挺精,看起来挺有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要打压士官派,尤其是要打压杨宇霆。杨宇霆在东北这段已经因为得罪人太多有点混不下去的感觉了,郭松龄就是想让他接着待在东北,别想出去避风头。要说人家叫他郭鬼子,一肚子的坏水呀,看着他好像尽推举别人了,压根没提自己,其实张学良不就是他吗?自己想在中央,就拿出少帅来压人。

    最终结果当然是让郭松龄大失所望了,士官派风头出尽,安徽,江苏两块地盘都给了他们,然后他最在意的直隶给了李景林,山东给张宗昌没什么好说的,人家本来就是山东人。郭松龄一看结果公布,那叫一个失望,那叫一个恼火,当然表面上不能说是自己没得着好不满意,只能背地里埋怨张老帅不会用人,怎么能让杨宇霆这样没打过仗的狗头军师跑江苏这样的火药桶去呢?

    鬼子叛变

    这回好了,杨宇霆如他所愿,大败而归,结果没有出现杨宇霆失势的场景,相反,人家接着高官重权,接着得到老张的宠幸,而他郭某人接着不讨好。郭松龄觉着再这么待下去,自己都快生蛆了,功业何时能成?而小张接替老张的日子又是遥遥无期,老张身子骨好着呢,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所以郭松龄就决定玩点悬的,玩点大的,说白了,就是造反。

    俗语说,孤掌难鸣,单丝不成线,郭松龄想造反能没个帮衬?不过,这个帮衬也不难找,因为现今的国民军老大冯玉祥就跟老张很不对路,孙传芳在浙江开会驱奉的时候,居然冯玉祥也派代表参加了,虽说真开了战,冯玉祥严守中立,但至少说明,冯玉祥跟老张那是绝对有问题的。要讲造反,同志们,冯玉祥那可是祖师爷,郭鬼子当然也得跟这个祖师爷学两手,冯玉祥最擅长的就是倒戈,但是冯玉祥更知道到了关键时刻各顾各的道理,所以找冯玉祥这样的人,郭松龄算是倒了血霉了,冯玉祥可不是那种关键时刻能拉他一把的主儿。

    话说郭松龄就上赶着找冯玉祥献媚去了,当然了,也没找到冯玉祥本人,而是找着了冯玉祥手下,同样也练就了倒戈神功的韩复渠——可能韩复渠的修为还差点意思,石友三是得了冯玉祥真传。那次正好是日本人秋操,日本人尚武,大家都知道,所以也邀请了中国方面去观操,反正就是想从心理上震慑一下中国军人。冯玉祥派去的是韩复渠,而张作霖派去的是郭松龄,这下就搭上线了,郭松龄告诉了韩复渠一个价值千金的军事机密,也就是老张已经跟日本谈妥了一宗军火买卖,马上就要对冯玉祥动手了。韩复渠一听,这还了得,回去之后马上就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早知道张作霖跟他有问题,但是因为兹事重大,也不能排除郭松龄玩谍中谍的把戏,所以要求郭松龄立此存照,签个合约。郭松龄其实是真造反,不是假间谍,所以也应允了,另外他还想拉李景林上船。

    李景林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前面说过,李景林虽然是直隶督军,但是国民军在直隶的部队得到了段祺瑞的默许留京,所以李景林这个督军当得是相当的不顺心,国民军老是喜欢没事找事,让他不舒服。这就奇怪了,李景林和冯玉祥有仇啊,按说,怎么还能跟冯玉祥一块去干张作霖呢?这也正是问题所在,郭松龄的意思是如果你上船,那冯玉祥就允诺事成之后直隶完全给你,同志们,这可真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李景林如果真答应了,那他就真的是傻了,算一下收益成本比,谁真干谁就是二百五,所以郭松龄这招棋是走差了。

    张作霖确实是准备对冯玉祥动手了,然后也召回郭松龄准备大伙碰个头,讨论一下作战计划了,老张到现在还不知道郭松龄想反呢,所以,郭松龄打的就是猝不及防。但是千算万算,郭鬼子的反叛最终还是泄露了,导致派去偷袭山海关进而奇袭沈阳的部队先折一阵,原因是郭松龄犯了抓大放小的错误,把原先部队的旅长给逮了,但是让其中一人的儿子跑了,所以奇袭就失败了。尽管奇袭失败,但以目前的情势而言,张作霖还是面临着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因为郭松龄的部队是奉军的精锐,是老张为小张置办的老婆本,如果老张被这支精锐部队给干了,当然奉系肯定元气大伤,而如果这支部队完了,对于奉系同样也是巨大的损失。

    打仗强调是师出有名,叛变同样如此,总是要说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来为自己造反开脱,一句话,造反也得有理!郭松龄这个人挺实在的,是什么就说什么,他说我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张老帅用人不明,那个谁,杨宇霆,到了江苏没呆几天就把我们在前线吃幸吃苦拼来的地盘给败光了,结果呢,老帅居然还是重用他,大家伙评评理,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说,老帅一天不下野,我们东北就一天没有前途,我们少帅天纵奇才,长得一表人才不说,还知人善用,让他当老大那是肯定错不了,因此要让东北强大起来,就得迎立新主,这也是我这次造反的目的。另外,老张掌管东北以来,穷兵黩武,每次入关都会搞得尸横遍野,这是对民族,对国家极端的不负责任,私怨可恕,众怒难犯,张老帅必须下野。接下来是不是有掌声呢?屁,大家除了面面相觑,还能有什么反应?太突然了。不管了,不同意的就给我滚蛋,同意的就跟我一块干吧。

    话说张少帅这回可是没法做人了,大家都知道郭松龄是他的心腹,如今他的心腹居然说要以子代父,行不忠不孝之事,那小六子以后还怎么能在众家兄弟面前抬得起头来。话说老帅听到了郭松龄这套说辞,那是气得直跺脚啊,那天少帅过去跟老父请安——他还没听说郭鬼子叛变的事呢,我们的少帅向来情报工作做得差,没办法,少帅很忙啊,是吧,抽大烟,玩女人,哪有闲情逸致管这个?——张老帅直接就是对着少帅一顿猛啐啊,气的恨不得把见到的东西都砸了。也怨不得老帅生气,自己儿子也忒不争气了,居然把手下调教成这样,上手就想要自己爹的命啊——而且用的还是张学良的名义——这丢人都丢哪去了。

    现在官方史书因为张少帅于我党有恩,就把张学良写的跟朵花似的,其实张学良是什么货色?张学良是花花公子,擅长的就是纨绔子弟喜欢的那套,按说张作霖也爱玩女人,但是人张作霖大事小事分得清,该办正事绝对不含糊,小张呢?大概大烟是他的命根子,这当口形销骨立,俨然离死不远了。其他方面呢?比如当一个派系头目必须具备的素质——驾驭手下的能力呢?不幸的讲,非常差,郭松龄恨不得跟张学良亲密的同穿一条裤子,那么郭松龄把张学良当成主子,当成老大了吗?显然,张学良只是他的工具,是他关键时候抬出来掩人耳目的工具,如果张学良真上了台,直接就有可能成为郭鬼子的傀儡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驾驭手下强调的是恩威并举,而张学良对郭松龄施恩有余,立威却有不足,结果就造成了郭松龄如今的状况,说白了,张学良在政治上还是太幼稚了,toosimple。应该说郭松龄的叛乱是对张学良的一记耳光,打碎了他对人性,对友情,对政治的所有幻想,这是个刺刀见血的舞台,不适合活在温柔窝里的假男人!

    张学良一看这事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要去摆平这事啊,所以他去跟郭松龄接洽了,毕竟郭松龄还不至于把少帅给干了吧。郭松龄对少帅表面功夫依然到家,函件里也是言辞恳切,催人泪下,我老郭没儿子,少帅你就是我倾注心力辅佐的人,我做得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换句说法,幸亏郭松龄没儿子,要有儿子,张少帅还有地方摆吗?除了这些,郭松龄还给少帅上了一道菜——闭门羹,就是不愿意见他,也是,见了之后该多尴尬啊,还是不见的好。当然,张少帅的努力失败了,一旦造反便没有了回头路,覆水难收了,是成是败就看天意了。

    郭松龄叛变后,还杀了个人祭旗,这个人就是倒霉的姜登选。姜登选是士官派代表人物,跟杨宇霆虽然关系相处其实并不融洽,但也被郭松龄视作眼中钉,在直奉之战中,姜登选率领的第一军立下了大功,在其他方面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第一军攻占了九门,为奉系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但是在郭松龄眼里,只要是海归就没一个好东西,就都是没啥能耐还老在老子头上拉屎的东西,所以其实虽然姜登选跟郭松龄其实也没什么大的怨恨,郭松龄还是决定杀掉这个送上门来的姜登选。姜登选是这么回事,他接到了张作霖的密电(郭松龄也接到了),要他回去开会,准备对冯玉祥动手,结果半道火车经过了郭松龄的驻地滦州,结果就被鬼子强行请下车来了。姜登选一开始还不知道郭松龄已经反了,等到他知道了,也就无力回天了,虽说手下都劝郭松龄,认为根本没有杀姜登选的必要,但是凡是能造反的人性格一般都比较极端,既然反都造了,杀个人有什么的?就这样姜登选倒霉的成了牺牲品,据说后来开棺之后发现,姜登选其实根本就没被枪打死,那枪没打着要害,那他怎么死的?是在棺材里憋死的,因为棺材里都是姜登选拼命反抗留下的抓击的痕迹。

    郭松龄为了一己私愤,终而闹到起兵造反的地步,还罔杀无辜,这样的人要成功了,真是天理不容。冯玉祥虽然造反,至少没有要到刻意杀人泄愤的地步,但是郭松龄显然在性格的极端上更甚一筹了。

    善恶有报

    郭松龄此次叛变,有一个人态度很重要,这个人就是直隶督军李景林,原本李景林是准备坐观胜败,火中取栗的,我们说过,这个人是属于有自己小算盘的一类,不忠于张作霖,但也绝对跟郭松龄不是一路人。

    李景林一开始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自己不出兵当然是每个人的想法,这种事情一般没人喜欢蹚浑水;而自己的对外态度也需要思量,一开始李景林觉着郭松龄提的条件不错,允诺再给他热河作为好处费,还能减轻直隶压力,所以也通电张作霖下野。但是我们说过,这是空头支票,因为郭松龄说了不算,甚至冯玉祥说了也不算,只有对直隶感兴趣的孙岳等人说了算,孙岳在直奉大战的分赃大会上没拿着直隶心里是一肚子的气,自己跟着冯玉祥造反,到最后冯玉祥只顾着自己,压根就没照顾他的感受。

    很快,李景林就看出了这一点,因为国民军根本就没有和他亲善往来的意思,而是步步进犯,这下李景林瞧出味来了,如果上了郭松龄的贼船,自己不就成了二百五了?恰好这时候张作霖也让人拿着40万大洋来活动他了,这笔帐大概谁都算出来了,郭松龄的许诺完全是镜花水月,看得见捞不着,而张作霖给的好处那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况且自己本来就是张作霖的部将,何必为了根本拿不着的东西来惹人唾弃呢?

    李景林下定了决心,决定帮助张作霖度过难关,当然张作霖不是要他去擒拿郭松龄,而是让他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李景林还联系上了同样也是奉系干将的张宗昌,准备组成直鲁联军,共同对付国民军。当然,冯玉祥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军是从西北这样的苦寒之地打熬出来的,战斗力当然没的说,包括后来的蒋介石都知道西北军战力了得,不可强取,只可分化。果然,一开始国民军把奉系是打得团团转,很快李景林就撤到了山东,眼见形势极为不利。

    就在形势向着有利于郭冯联盟发展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而且是如此突然,李景林虽然没能挡住冯玉祥,但却为张作霖平定叛乱赢得了时间,没让郭冯合兵一处便是最大的战功。

    郭松龄发兵之初,所向披靡,此人虽然性情反复,但是打仗确实可以,小张早期能够屡有战功,皆为他之力,奉军接连败退,小张,张作相等人领导的讨逆军根本就不是个儿。那可不,张作相是土匪出身,本来就不怎么会打仗,更何况碰上的还是原先奉军的精锐,而小张呢,就更不行了,以前有郭松龄帮衬,他才能有点战功,这次跟老师面对面,不吃瘪才怪呢。

    郭松龄利在速战,战线拉的越长对他越不利,这是反叛者共同的特点。郭松龄虽然让他的部队上了战场,也用了一套所谓迎立小张,废黜老张的口号来稳定军心,但是当他的部队看到小张居然和他们面对面交战时,军心的动摇当然可想而知了。毕竟,可能有人愿意为了小张来卖命从而赢取富贵,但没人愿意跟着郭鬼子这样着五不着六的主儿混,原先他们还跟着郭鬼子是因为他们认为张学良也一块反了,是郭松龄的后盾,但当他们知道此次反叛完全是郭松龄的个人行为时,少有人愿意再接着闹了。我们说过,大凡造反者都喜欢拉张虎皮做大旗,找个有头有脸的人撑场面,郭松龄找的是一直和他关系匪浅的张学良,但是老郭的问题是虽然他自己深知这个道理,但却没有能够拉张学良上船,而这直接意味着虎皮大旗的落地。因此,如果不能迅速的解决战斗,那么军心的动摇将成为郭松龄此次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李景林改变主意,撕毁密约,所以郭松龄一下变得极为被动,李景林一方面能拖住冯玉祥,另一方面,李景林还能随时抄郭松龄的后路,所以原本的三对一局面一下变成了捉对厮杀。而冯玉祥在这场战事中的态度颇让人玩味,他原本是和郭松龄一块反奉的,但仗一打起来,冯玉祥就忙着抢地盘去了,根本就不管郭松龄了。结果冯玉祥大得其利,抢得了热河,直隶,至于郭松龄的死活,我们老冯可没那个心思去管,说是联盟,其实冯玉祥压根就是利用郭松龄来达到他扩充地盘的目的。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虽然这个反奉三角联盟最后因为郭鬼子失败而宣布破产,但是剧中人物却结局迥然不同,郭松龄玩完,但冯玉祥却捞得盆满钵满,狠狠的赚了一笔。这说明什么呢?这还不明白?郭松龄被狡猾到了极点的冯玉祥给卖了呗。

    同时,此次郭松龄反叛还遭到了日本人的敌视,大家都知道郭松龄对留日派那叫一个仇恨,连可怜的姜登选都被他杀了祭旗,所以他对日本还能有好感?但是,郭松龄倒也不愿意让日本人搅进来,而是要求日本严守中立,日本一看,迎新不如守旧,郭松龄态度暧昧,还不如继续让张作霖干呢。所以日本出手了,要说其实日本人也没怎么打,只是在关键时刻堵住了郭松龄的进军路线,要说日本人确实懂军事,这次出手恰到好处,让张作霖赢得了时间反败为胜。

    在决定性的巨流河之战中,张作霖的把兄弟吴俊升抄郭松龄后路,烧毁军火库和粮仓,然后在决战中大败郭松龄。郭松龄为啥败得那么干脆呢?原因就是当时郭松龄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战意,都不愿意接着闹了,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此败之后,郭松龄夫妇试图乔装逃走,但不幸的是,他们被抓了。张作霖当然不是好惹的,郭鬼子此次叛变让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奉军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所以他对郭松龄夫妇的处决方案就是枪决之后暴尸三日,以此警众。

    历史书说,郭松龄反叛是因为他有新思想,看不惯张作霖穷兵黩武,对于这样的论调我感到很无语。即便他真看不惯张作霖,完全可以另觅他主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自古之理,况且张作霖待他不薄,一直将他提拔到奉军主将的地位,但是他却恩将仇报,因为一己私愤居然对老帅倒戈相向。另外,我们还要谈一谈所谓穷兵黩武的论调,在民国哪个政治集团不这样?喊和平的人有,但是个人觉得至少郭松龄这么喊是在装纯洁,学学人家湖南的赵恒锡,人家那是说到做到,从不掺和境外的事,而郭松龄,呵呵,这话说给谁听啊?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自己还有判断能力吗?况且一个能够背主自立的人,他的人格想来是不会好哪去的,这种人在战场上找的托词能信吗?

    所以郭松龄反叛应该怎么看呢?大家不要说我这个人太迂腐,反正我对一切悖逆者都没有好感,在政治上,讲什么主义,讲什么思想,那都是扯淡,说白了,那都是骗人的把戏,是托辞,我们为什么看政治看得这么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被这些虚假之物所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其实很多事情都非常的简单。这件事当然也很简单,跟什么新思想,什么主义都没屁关系,这件事只是一起简单的为了利益而引发的倒戈事件而已,而倒戈的郭松龄不得人心,最终身死名裂,如此而已。背主自立,善恶终有报。

    焕章下野

    话说冯玉祥联结郭松龄反奉,差点让老张玩完,所以说老张对冯玉祥那是恨之入骨,更可气的是,冯玉祥还利用这次机会掠得直隶,热河二地,俨然趁人之危,拦路抢劫。张作霖对冯玉祥这个反骨仔一直都不怎么瞧得上,结果这次事变老张是领略了冯玉祥的厉害,这样的人一天不除掉就一天不得安生啊。

    还有另外一个对冯玉祥有恶感的人是吴佩孚,这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大概不需要我再说什么了,估计两个人要见上一面非得掐起来不可。吴佩孚在直奉二战之后本已是落架凤凰,但是孙传芳关键时刻一捣鼓,又给了玉帅复出的机会。直系在江苏,安徽两地驱奉成功,收复失地,所以直系又有了问鼎中原,卷土重来的气势,而要东山再去,当然得让玉帅出马,关键时刻,直系还是得有个主心骨。这时候,直系反吴的几个比如王承斌,曹氏兄弟,齐燮元都玩完了,这帮子人尽喜欢内斗,但是内斗一完,自己也跟着完了。所以,此时吴佩孚出山是最好的时机,而一开始,吴佩孚显然把炮口瞄准了奉系。

    直奉二战是吴佩孚心中永远的痛,而直奉两系的梁子结了也有年头了,吴佩孚以反奉之名复出当然也是顺利成章。但是郭鬼子的反叛却让整个事情有了转机,因为奉系经历此难之后,元气大伤,当红小生成了冯玉祥,而冯玉祥当然是最让吴佩孚咬牙切齿的主儿。张作霖被郭鬼子倒戈,吴佩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吴佩孚更讨厌倒戈的人了,这下张作霖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反倒戈联盟声势在民国一时间声势颇巨。原本吴佩孚还准备在吉林给张作霖来一炮的,但是看到张作霖遭此大难,吴佩孚也就无心于此了,落井下石是吴佩孚这样以正直闻名的人做不出来的。

    张作霖在直奉二战之后就将冯玉祥当成了头号假想敌,郭松龄反叛时也正是张作霖召集军事会议准备行动之际,而吴佩孚此时却被张作霖认为可以在关内对抗冯玉祥的最合适人选,所以张作霖早在派杨宇霆去江苏时就开始活动吴佩孚了。当然了,那个时候老张这么干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毕竟当时吴佩孚已经是下野状态,在湖南客居,最落魄之时。但是经过郭松龄一折腾,民国的局势剧变,原本风光无限的奉系实力大为受损,而冯玉祥却风光无限,在民国,谁牛逼谁就是公敌,当年段祺瑞是这样,后来的吴佩孚如此,再接着是张作霖,直到变成目前的冯玉祥。

    能够说明冯玉祥如今风头正劲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冯玉祥把徐树铮给办了。冯玉祥跟徐树铮是有旧怨的,因为冯玉祥的舅舅兼恩人陆建章就是被小徐所杀,当时陆建章与李纯一样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小徐为人心胸狭窄,当然容不得陆建章这样的异见分子,就把陆建章给杀了。小徐杀陆建章正是护法战争期间,当时正是皖系如日中天之时,所以冯玉祥虽有怨恨,但是无奈彼时自己势孤力薄,只能打脱牙,和血吞,忍过这口气。但是如今冯玉祥不一样了,他发达了,俗语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冯玉祥不是君子,但是报仇心理却是甚于任何一个君子,他忍了很多年,这次终于自己强大了,有报仇的实力了。

    小徐这个人确实是太嚣张,明知道北京如今是冯玉祥的地盘,还敢去北京和老上司段祺瑞见面,当然了,冯玉祥在小徐杀陆建章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是不动声色,听凭皖系发落自己,所以小徐可能也小看了冯玉祥,大意了。冯玉祥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睚眦必较,早年的困苦生活使他早就形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再大的仇恨他都能不露声色,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会忘记仇恨,相反,冯玉祥不单不会忘,还会牢牢的记在心里。小徐这样的嚣张之人碰上了冯玉祥这样的阴沉角色,当然会死的很难看,事实就是如此,在小徐离京途经廊坊之时,遇上了子丨弹丨伺候。原本风光一时的小徐,嚣张跋扈的小徐终于测到了政治这汪水的深浅,但可惜,已经太晚了。

    冯玉祥太风光了,甚至有些嚣张了,所以他成为众矢之的已经无法避免了。虽然冯玉祥很风光,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对几个的实力,毕竟,他只是新崛起没多久的势力,而且因为倒戈事件显然名声也不太好。现在冯玉祥面临的形势是关外奉系虎视——虽然奉系恢复尚需时日,但是依然有足够的能力来震慑国民军;吴佩孚坐镇武汉鹰顾——冯玉祥不仅仅是吴佩孚一个人的敌人,同样也是直系所有人的敌人;另外,被他击败的李景林推到山东和张宗昌也加紧和吴佩孚的联络,俨然成为冯玉祥的直接对手。所以说冯玉祥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坏,腹背受敌,但冯玉祥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个知进退,识时务的人,能力不够,绝对不以身犯险,这次他看到局面对他极端不利,果断的以退为进,选择下野。

    冯玉祥是民国少有的仅仅发现苗头不对便主动下野求平安的人,显然,他对地位,对权力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曹锟之流,与这些只知急进,不知适时收手的人不同,冯玉祥懂得屈伸之法,而这显然是冯玉祥能在民国舞台上掀起大风浪的重要原因。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冯玉祥并没有带着他的军队一块下野,所以事情没完,毕竟张吴二人对冯的仇恨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联合击冯(上)

    张作霖当然不会因为冯玉祥的下野就放弃他的既定方针,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尽管张作霖入关击冯的动议遭到了奉系很多人的反对,甚至老兄弟吴俊升,爱员王永江这样在奉系内部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不同意,但是老张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不顾阻拦,强行出关。其实张作霖遭此大难,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休养生息,经营东北,以期恢复元气,但是老张显然觉得被冯玉祥那么搞对自己的尊严是种侮辱,所以尽管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此举有些冒失,但还是一意孤行。

    张作霖入关,协同行动的还有蛰居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奉军和直鲁联军的目标直指北京,本来有人提议国民军放弃北京,全线退往西北,但是国民军内部的鹰派认为国民军的实力足以保全北京,没有必要退缩。

    除了北京之外,国民军所辖的河南也颇感压力,大家都知道吴佩孚的大本营就是河南,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就是坐镇洛阳,虎视中原,因此吴佩孚对河南的失陷一直耿耿于怀,也存有夺回的心思。此时河南的督军是岳维峻,此人原本是胡景翼的副手,由于胡景翼病故,他就接手了胡景翼的地盘和军队。吴佩孚此次复出后诸事不顺,没多久萧耀南就死了,而湖北的态度更是直接想效法湖南搞自治,虽然最后被弹压,但也能看出玉帅已经大不如前了。此次复出,吴佩孚可资依赖的力量是靳云鄂,寇英杰和陈嘉谟,此三人都属吴佩孚旧部,其中靳云鄂是三次组阁的靳云鹏的胞弟。萧耀南死后,吴佩孚让陈嘉谟出任湖北督军,虽然此事也有几多波折,但还是最终成了,而对于剩下的两支部队,吴佩孚的安排是,寇英杰攻豫,而靳云鄂援鲁。

    我们说过,吴佩孚此次复出已经是强弩之末,日落西山了,以往玉帅出师必捷,少有败绩,就算是直奉二战的失利,也多半是因为冯玉祥倒戈之故,但是此次玉帅显然是上来就遇当头棒喝。且说寇英杰围攻信阳,居然是多日不克,吴佩孚再三催促,但是寇英杰愣是被堵在城外,任凭炮火攻袭,信阳就是不克。攻打河南是吴佩孚出山后的第一枪,这一枪要哑了,吴佩孚的面子就挂不住了,所以无奈之下,吴佩孚只能让去山东的靳云鄂回师河南助战。靳云鄂还别说,确实有能耐,三下五除二就攻占了河南大部,而当靳云鄂大获成功驱走岳维峻之时,居然寇英杰还没将信阳拿下。当然了,最终吴佩孚还是使劲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河南全境拿下,但是此战的艰难也足见吴佩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河南拿下了,问题当然就是谁当河南督军了,吴佩孚本来允诺靳云鹏做山东督军,而将河南给了寇英杰,但现在的问题是,吴佩孚现在和张宗昌交好,山东督军俨然是不可能了,所以靳云鄂也将目标对准了河南,并且靳云鄂也确实立了头功。我们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守信之人,当年击败奉系组阁时,就因为自己许诺高恩洪当交通总长后不愿失信,最后让老帅的提议落空,从而和曹锟搞得很不愉快。这次,吴佩孚同样犯了不通权变的毛病,其实如果吴佩孚把河南给了靳云鄂,寇英杰也说不出什么来,毕竟人家是头功,而此次寇英杰打仗打得灰头土脸,面子丢尽,威风扫地,也不好再去争什么。但是玉帅又是一根筋,非得守信,把河南督军交给寇英杰,为了安抚靳云鄂,吴佩孚让他当了河南省长,但是大家都知道省长对于军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吸引力,所以靳云鄂对吴佩孚的安排也是十二分的不满。其实吴佩孚重寇轻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年直皖大战后湘鄂之战中,吴佩孚攻袭湖北时,寇英杰大败,而靳云鄂得胜,最后吴佩孚居然申斥打了胜仗的靳云鄂,说其轻敌冒进,而对打了败仗的寇英杰,吴佩孚居然提拔其为师长,当时就惹得靳云鄂相当不满。而靳云鄂与吴佩孚的矛盾在以后的北伐战争中也成为了吴佩孚失败的重要原因,个中原委,我们以后再说。人就是这样,在自己得势的时候,想什么就有什么,而一旦失势,就会喝水都塞牙缝,此次吴佩孚举措失当,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

    河南失陷,国民军在直隶更是压力巨大,张宗昌和吴佩孚的北上军队虽然遭到了顽强抵抗,但还是一步步逼近京城,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围剿下也成困兽之斗。随着外围的节节败退,国民军也只能不断收缩防线,最后集中到了北京,试图固守北京,做最后的抵抗,孙岳更是在压力下宣布辞去直隶督军之职,国民军到目前可以说是面临崩溃的危险。

    国民军将领都是苦出身,以前一直在西北惨淡经营,好不容易到了北京,过上了几天好日子,当然不想就此放弃。以鹿仲麟为代表的鹰派人物更是认为以目前国民军的实力,放弃外围,固守京畿毫无问题,所以说虽然冯玉祥下野去苏联考察了,但是他的部将也是硬骨头。但是鹿仲麟显然也知道目前要同时对付直系和奉系并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拉拢其中一个,对付其余一个。

    联合击冯(二)

    在北洋时期,各方势力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分分合合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可以用《教父》里的台词来概括:“It’s all business”。没错,这都是生意,在生意面前,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得靠边站。那么到底是联奉还是联吴呢?奉军和国民军显然有更多的利益冲突,因为原本直隶,热河都是奉系的地盘,要想联奉,就必须交出这些地盘,这当然是国民军无法接受的。而鹿仲麟认为吴佩孚可能要好说一些,毕竟冯玉祥已经下野了,个人恩怨的成分要少了很多,而国民军本来就是直系的部队,所以可能好通融一些。

    鹿仲麟下定决心,决定驱段迎吴,释放曹锟,以示诚意。可怜的段祺瑞当了几天的执政,日子很不好过,各派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而他自己呢,虽然坐镇中央,但是无时无刻不受到奉系和国民军的挟制,更感悲凉的是,前段时间,自己的头号心腹徐树铮也被刺杀于廊坊,而此次自己被逐更是再难有出头之日。段祺瑞在民国舞台上也是一代枭雄,可惜英雄末路,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从先前的恶婆婆变成了如今的小媳妇,而到现在,人家直接连小媳妇都不愿让他做了,这种沧桑变故非常人可堪承受。

    鹿仲麟以为自己表现出了诚意,吴佩孚就愿意接纳他,但是吴佩孚这个人心高气傲,不通权变,不愿意接受鹿仲麟。其实,国民军此时想要依附吴佩孚确已是穷途末路,而吴佩孚若果能接纳,并用之抗奉,则吴佩孚或可恢复先前荣光,但是吴佩孚是个性情中人,他根本就不愿意接纳国民军,毕竟国民军对他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政治舞台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吴佩孚虽然颇有才具,但无奈在政治上过于刚直,缺乏机变,这样的人虽然容易赢得后人钦佩,但于他自己的功业却毫无裨益,政治是不能让任何感情因素掺杂在内的。

    我之所以很爱《教父》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教父说出了很多政治上的道理,特别是著名的生意理论。维托遇刺,长子桑尼掌权就要逞一时之气,最终惨遭暗杀;而桑尼被杀,老教父维托首先想到的却是召开会议,让迈克回国,稳住局面;这一进一退包含着政治所有的学问,最终急进的桑尼被杀了,而暂时退让的老教父维托最后却和迈克一起除掉了克里昂家族的仇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维托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生意,将感情放到生意中考虑,而桑尼正好相反。

    吴佩孚显然缺乏老教父的政治智慧,所以他虽能称雄一时,但却无法最终成就大业,能够成功的人永远都是那些把生意理论吃透的人。当吴佩孚听说鹿仲麟的态度时,第一反应竟然跟梁山好汉对待残杀晁盖的史文恭一样,某恨不能生啖汝肉,渴饮汝血,怎肯容你这等负义之人?当然了,吴佩孚也是秀才出身,讲不出这么粗鲁的话,他只是提出了一个鹿仲麟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要求,就是缴械。吴佩孚这个人是有原则的,所以他从来就不喜欢投机,他的理念是今日既然已经联奉抗冯,怎可一旦背之,行此不义之事?

    鹿仲麟的冒险没有得到吴佩孚的响应,这回他可真是回天乏术了,本来,鹿仲麟在未明吴佩孚态度之前就贸然举事,这就遭到了国民军内部的反对,而结果弄得个鸡飞蛋打,吴佩孚还羞辱了一顿,于是鹿仲麟只能无奈撤兵了。

    而我们的段执政刚刚被鹿仲麟驱逐,心有不甘,秘调通州的旧部入京勤王,想要逐走鹿仲麟,但是看来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鹿仲麟自己已经没有留意了。段祺瑞真是有点想不开,还存有恋栈之意,其实段祺瑞真的已经没有混下去的资本了,连头号心腹都能随随便便被人暗杀,你还折腾啥呀?但段祺瑞不介,他觉得虽然自己是不行了,但是吴子玉和张雨亭二人不也日落西山了吗?趁着这当口和张作霖合作反吴,可能自己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吴佩孚在关键时刻没有背叛奉系,奉系又怎能过河拆桥呢?张作霖虽然素来喜欢耍手腕,但是一旦他跟别人合作,在合作期满之前是绝对不会背义的,况且吴佩孚此次送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自己怎可不讲道义?在这个直奉坚如磐石的时刻,段祺瑞的设想是不可能了,所以发现没有留职希望的段祺瑞只能主动宣布下野,而这次下野标志着原本北洋的第一派系皖系的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张作霖本来是瞧不上吴佩孚的,但是此次吴佩孚在他落难之时显出了宽广的胸襟,未因旧怨落井下石,在冯军投靠吴佩孚时,吴也不曾背盟,所以老张对吴佩孚的感激溢于言表。当直隶问题解决后,双方又在北京会面了,不过与直皖战争后双方各怀鬼胎不同,这次会面之前双方均经历了人生和政治生涯的巨大变故,于世事人情更添一份了然,因此此次会面双方都是真心诚意的想交好。患难见真情,虽然先前双方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但是此时却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张作霖一改往日倨傲,序齿而叙,尊称吴佩孚为吴二哥,这个称呼的变化包含着民国和北洋多少的沧桑剧变,而双方的这种真性情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北洋时代即将落幕。当派阀的领袖已然暮气沉沉,没有了剑拔弩张的戾气,这就意味着民国的舞台再也不属于他们,长江后浪推前浪,民国即将迎来新的主人。

    六、北伐战争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到国民党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个人看史的经历而言,按照编年体例来谈历史,往往很难把一件事情讲透,反而显得杂乱无章。读者苦读半日却依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我的写法就是把相关联的事情集中起来讲述,这样就对历史的发展脉络会有个更深的了解,也容易在乱世中理出头绪。把乱世讲的富有条理,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虽然还是有很大距离,但相信我已经尽力了,同志们也不会苛责于我吧。

    好了,言归正传,北洋系日落西山,而南方的势力却不知不觉中成长了很多,北强南弱的格局不知不觉已经向南强北弱过渡,而造成南方剧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近邻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强势介入。可以说发生在苏联国内的政变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局势,俄罗斯从一个帝制国家突然变成了一个让欧美诸强担忧不已的社会主义国家,底层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短暂危机敲打着列强的防线,苏联作为底层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国,示范作用巨大。俄罗斯变成了苏联,名称变了,地盘大了,而野心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国家制度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响是巨大的,所以苏联一下从一方豪强变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而伴随而来的也是各国全方位的抗拒。所以苏联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寻求国际支持,而处于混乱局面中的中国被苏联看上了。

    当时的中国,南北对峙,战乱频繁,对于中国以后的政治方向争论多多,而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化层面的反思更是已成热潮,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依然是没有任何方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悲哀的并不是走错了方向,而是根本就没有方向,外国势力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伤痛,更多是迷茫,传统的帝制已经行不通了,而所谓的民主共和又犹如镜花水月,中国到底该往什么地方走呢?苏联的成功给中国指出了一条路,尽管这条路上可能暗布荆棘,但是多一种选择总是没有坏处的。

    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现代化,另一个是政治整合,如果没有现代化问题的困扰,可能中国人并不会在政治整合上犯难,毕竟中国经历的乱世已经够多,也有足够的政治整合的经验,但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执掌政权的政治集团来讲,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现代化。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经历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同样是中国历史所罕见的,现代化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而当时不管是北洋系还是孙中山都没有一整套的完善方案。沙俄时代的国力虽然比中国要强,但是社会结构和经济阶段却跟中国有相似之处,既然苏联走出了一条新路子,那么必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思考。

    对于中国而言,苏联提供的只是一条完成政治整合以后的方向,但是如何结束这段乱世,依然是需要中国的政客和军人思考的问题。当时很多人的问题是把政治整合的手段和现代化的方向混为一谈,而能够认清这两者不同本质的人才能够最终担负起结束乱世的任务。

    中国是苏联的邻国,而中国的混乱也让苏联发现了其成为盟友的潜力,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组建未几,社会影响薄弱,所以简单的扶持中共显然需要更多的精力,也增加了失败的概率。所以苏联采取了曲线方针,借鸡生蛋,借壳还魂,选中了当时同样也是身处窘境的孙中山,利用国民党的力量来做强共产党,而这显然是苏联答应扶持孙中山的主要条件,所以从一开始,国共的矛盾就处于潜伏状态。这是一次简单的相互利用,孙中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共产党则在国民党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壮大,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犹如寄体和母体的关系,当寄体还比较弱小时,母体尚可容忍,而当寄体强大到了威胁到母体的安全时,母体当然会本能的排斥寄体。

    说了这么多,我好像还没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的北洋时代已经到了1926年,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早就诞生了5个年头了,所以闲言少叙,我们回过头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活动。

    早期的中共(1921-1923)

    中共是民国舞台最后的胜利者,作为民国三大政治集团中最晚成立,根基薄弱,实力最差的中共,却在民国刀枪林立的乱局中脱颖而出,这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中共为何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民国的最大课题,在本文中笔者将逐步展开这个话题,而现在我们就从中共的诞生开始来深入了解这个始终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组织吧。

    南陈北李

    在中共开始萌动的日子里,有两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一是上海的陈独秀,另一个是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初为人所知是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新青年》杂志更是赢得了当时大量的热血青年;李大钊同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跟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要看点;因此,南陈北李最初都是享有声望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早期中共的创立者同样也得益于他们在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中的影响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非常混乱,国内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护法,直皖两系纷争,而国际上日本进一步蚕食中国,国内外的困局使得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并参与政治,各种思潮开始在青年中传播,青年人参与政治改变了当时暮气沉沉,毫无新意的政治格局。五四运动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参与组织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运动,而五四运动掀起的巨大风浪进一步促成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潜移默化影响的一次高潮。

    尽管青年人关心民族前途,对政治抱有热忱,但是他们的政治观念却不尽相同,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渴望救国的青年是种痛苦的煎熬。苏俄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年政治理念的空缺,帝制的灭亡,共和的艰难让青年们迷茫,而苏联的政治模式无疑给一些青年打开了一扇窗。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催化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十足的舶来品,但是却在一些激进的知识青年里引发了共鸣,在此之前民国的政治集团不管是北洋还是国民党都没有重建秩序的完整方案,而马克思主义则给出了无等级社会的理念——而且是严谨的学术表达。尽管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乌托邦的痕迹,但是对于当时迷茫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于一阵春风。于是,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一批激进知识分子的圭臬,翻译和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的迷幻色彩极大的感染了这些青年。

    当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活跃表现,在知识界已颇具声望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开始对其产生了兴趣,而促成这点的正是当时苏俄的剧变。陈李二人虽然在当时还属于文化界人士,但素有参政意愿,在五四运动中二人也成为了领导者,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二人组织政党,参与实际活动的想法日益激切。但是,组织政党面临现实的困难,当时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工人人数稀少,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远远不够。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陈独秀对于自己积极筹组的共产党的定位非常低调,认为以中国社会的状况,组织共产党的目的仅仅是发起运动,而短期内没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从一开始,陈独秀便对共产党的前景不报有太大的期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之薄弱。因此,没有外来势力的帮助,中共终究只能是个小打小闹的激进政治团体而已,但是苏联的介入使得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改观。

    十月革命后,苏联为了巩固新成立的政权,在欧洲和远东积极寻找盟友,共产党国际的代表已经开始跟中国的知识界人士,政界人士有了初步的接触,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此人早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健将,后期与中共分道扬镳)等知识界人士以及吴佩孚和孙中山这两个中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吴佩孚在五四运动前后支持反日学生,在直皖、直奉战后也积极谋求国内问题的总体解决,虽然其力主召开的国民大会由于老张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国内舆论还是将其视作老派人物中具有开明思想的人物。甚至,苏联方面一度认为具备实力的吴佩孚比红口白牙的孙中山更具有联合的价值,而此后李大钊更是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频频与吴佩孚联络,活动其成为盟友。

    而对中共成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的代表威金斯基的访华,维金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期间跟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张国焘等早期中共的要人多有接触,商谈了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有关问题以及建党问题。苏俄和共产国际尽管政出一方,但是扮演角色各异,苏俄作为一个国家和各国协调外交关系,而共产国际则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在有关国家搞共产主义渗透(实际是参与有关国家的内政,亦称“赤化”),正因为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两面性,遭致了世界各国的排斥。

    在维金斯基呆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内,各地成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为组建政党奠定了基层组织基础,而在其归国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帮助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完整的政党。1921年7月下旬,各地代表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出席本次大会的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这些早期的中共党员此后境遇各异,其经历则堪称是民国历史的缩影,以后我们还会详细涉及这些人物。这些代表中缺少当时中共公认的两位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但南陈北李在早期共产党的地位早已确立,不需要参加会议加以确认。

    罢工潮

    中共在国际友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其目的是要改造一个时代,虽然目前中共无人无枪只有主力,但是中共的主义显然比孙中山的主义更加悦耳,在主义的利用效率上,中共一开始便显出了强势。

    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从中共筹建伊始,罢工便是其主要斗争策略,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斗争策略并不高明,因为这种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工人力量极为有限,并且工人的聚集地通常都是大城市,而在大城市搞罢工,除了被镇压,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而连续不断地搞罢工,除了破坏经济建设,将自己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以及让工人兄弟白白送命,什么也办不到,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的狂热,而这种狂热背后则是缺乏策略的愚蠢。

    但是我党的摄政王,遥控指挥家跟我的看法显然相反,虽然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们可以异想天开的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搞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可能夺得胜利。一次罢工我们可以看成是维权运动,这在如今的欧美也屡见不鲜;但是大规模的罢工潮则明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罢工潮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必然会引起政府的仇视。对于政府而言,稳定是第一要务,这不仅对于政府,对于普通百姓同样也是有利的,所以对于破坏稳定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政府的处理态度通常都是一致的,自古皆然。但是当我党在论述这段被北洋政府镇压的历史时,哭哭啼啼地像小媳妇受到了恶婆婆虐待,好似受了天大委屈,其实哪有什么委屈,任何政府站在那样的立场上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谁愿意自己的统治时期天天都有人闹着要造反?有人说阶级立场?有这样看法的人是否可以考察一下我党建政后是怎么处理类似这样的事件呢?或者说,宪法上规定的我们的结社权和游行权得到落实了吗?我党有关领导同志当年在五四运动煽风点火,但是如今我们要搞个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游行时,有关单位会给予批复吗?什么?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时有组织抗议的?OMG,如果有人天真的认为那是民间组织的,那我无话可说。算了,笔者不是愤青,我也不认为我党现在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有原则上的问题,我只是认为管制的过于严格,好歹我们搞个环保的游行总该给批复吧?好了,现在我们该弄清楚当年北洋镇压工人运动不是什么反动反人民了吧,如果我们有理解能力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政府的正常反应,如果说我党为此遭了殃,那也只能说明这样的斗争策略简直是瞎胡闹,是极端狂热的冒险主义,除了流血,什么也留不下。

    我们前面提到李大钊曾经和吴佩孚有一段暧昧史,那是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进行的,双方也就工人运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结果吴佩孚很够哥们的表示会保护劳工,那为什么吴佩孚会看似很不靠谱的同意李大钊的意见呢?其实这只不过是双方互相利用而已,吴佩孚要借助工人清洗交通系在铁路部门的势力,而李大钊则要依靠吴佩孚的荫护发展势力。只不过,这种相互利用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工人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吴佩孚的统治想背离的,当吴佩孚发现工人运动已经极端过火,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声望时,那等待这场运动的只能是血腥的镇压。吴佩孚反动?背信弃义?都不是,这就是政治,道不同,不相与谋。吴佩孚想完成统一,搞定乱局,而中共则想把局面搅得更乱,这种根本上的利益冲突必定会导致本来就并不牢靠的关系出现裂缝,直至破裂。

    这一年多时间的罢工潮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达到高潮,同时也在吴佩孚的屠刀和枪口下宣布壮烈,工人运动搞得再红火,都不会成为夺取政权道路上的奠基,因为中国的前途不在城市。当然,鲜血并没有能让共产党人警醒,或许他们认为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牺牲是难免的,但是共产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牺牲不管有多少都不可能成为成功的铺路石。在错误道路上前进的中共注定将遭遇一次次的磨难,因为罢工潮,北洋政府已经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而还会因为过火的工人运动,使得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注定无法长久延续。没有政党能够容忍这样一个极端激进的政治组织,因此,只有当中共从极端激进和狂热中走出来,开始有限度而聪明的展示他们的狂热时,这个组织才有可能走上正轨。阳光总在风雨后,对于中共来讲尤其如此,任何成功者都可能走段弯路,重要的不是曾经走过,而是迅速纠正,中共最后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此。

    国共合作(1924)

    中共成立后迭遭磨难,工人运动虽说搞得红红火火,但却因此成为了北洋的对立面,而成为政府的敌人,对于一个新成立没多久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政党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好在中共联系的对象不光只是吴佩孚一家,狡兔三窟,少了吴佩孚,还有孙中山嘛。

    党内还是党外?(上)

    苏联在远东迫切需要一个盟友从而巩固住新建立没多久的政权,而他们的策略则是既有长线投资(中共),又必须有立竿见影的短线投资。在短线投资的寻找上,苏联犯过一定的错误,他们一度认为吴佩孚会是很好的合作对象,因为吴佩孚当时最有实力,并且在北洋中尚属新派,但是最后证明这样有实力的人是无法容忍苏联在中国搞渗透的,这种既联合又拆台的方式不为实力派人物所容。实力派人物吹了,那就只能是偶像派了,当时的孙中山虽然实力有限的很,但是影响力在中国是数得着的。因此,孙中山便成了当时苏联重点活动对象,当然了,苏联的姿态还不错,废除了在沙俄时代的一系列条约,大家不要以为苏联犯傻,错了,苏联一点也不傻,这就叫欲取之必先予之,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给你你也理不顺,过不了多久不还是我的?所以我说,苏联是真正的伪君子,形象好,气质佳,但暗地里鸡鸣狗盗。

    苏联看上了孙中山,那孙中山是否看上了苏联呢?我们看一看孙中山的一生际遇,除了失败还是失败,成天联合这派军阀攻打那派军阀,结果不是被这方卖了,就是被那方耍了,总之,非常的不顺利。前一段孙中山还跟老战友陈炯明闹翻了,窝里那么一斗让国民党元气大伤。所以说,孙中山这段日子很惨淡,真的惨淡,没有实力,在民国根本就混不下去。

    孙中山其实在外交方面尺度很大,只要有友邦愿意支持他,他就什么都愿意谈,比如什么英国,法国等等,都收到过孙中山的乞媚信,但是没有回音。当然,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甚至一度孙中山连满蒙地位都愿意谈,但是日本还是不愿意理他。为什么孙中山那么拼命巴结,却落得无人理睬的境地呢?原因一方面是孙中山基础太差,扶持成本太高,像英法等国都是捞一笔就走的,等不得孙中山慢慢发展;另一方面是孙中山能力不济,别人不看好他能搞定乱局,而不能掌权,开出的就只能是空头支票,所以说像日本这样的直接就找现期饭票去了。因此,当苏联找上门来的时候,孙中山内心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老孙找了大半辈子了,不就是要一个可以给予支持的友邦吗?没有友邦支持,怎么混民国?即便像吴佩孚这样跟外邦关系一清二白的硬汉,最后不也是不成吗?

    既然双方两情相悦,还颇有干柴烈火之意,那么合作自然是水到渠成。在做国民党短线投资的同时,苏联当然也不会忘了自己的小弟——中共,中共实在是太弱小了,要想让中共发展起来,就必须借助其他政治力量的荫护,苏联选中国民党当然也有让中共在国民党羽翼下成长壮大之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国共两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呢?在这方面中共要人与共产国际产生了分歧。

    早期的中共在共产国际羽翼下成立,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颇以太上皇自居,并因此与中共的领袖陈独秀屡有龌龊。在派遣张太雷赴日联络远东劳工大会一事上,马林自行其是,完全未与陈独秀进行沟通,而陈独秀得知此事后,颇为不忿,意共产国际越权行事,意图另立中央,无视其实际领导者的权威。马林把顾问当成了太上皇,想要在中共内部行使实际职责,甚至一度试图策动青壮派(张国焘)架空陈独秀;而陈独秀则拟议共产国际另派代表取代马林,来中视事。虽然此后马林作出让步,但是陈独秀的权威显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证,在重大问题比如这次的国共合作问题上,决定权依然在共产国际手中。

    党内还是党外(下)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共产国际从实际出发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中共的反对派则认为各党可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推举孙中山为盟主,实行党外合作。共产国际的想法显然更符合实际,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党员稀少,基础薄弱,以平等地位与孙中山合作并不现实,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搞过很多这样的同盟,但结果总是不遂人意,因此孙中山本人也反对再次组建这样的同盟,而赞同党内合作的方式。所谓统一战线管理复杂,行动不易协同,显然不如一个中央的方式有利于协调,从而收到速效,而苏联此时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也使得苏联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盟友。因此,党内合作易于操作,符合苏联扶持国民党执政的短期利益,同时共产党员还可以通过渗透的方式改造国民党,使国民党逐步迎合苏联要求,这同样也符合其长期利益。

    国共合作的提议早在1922年便有提及,只是当时中共内部各种政治主张并存,非常难以协调。林伯渠支持孙中山——林伯渠参加过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的忠实拥趸,陈公博,谭平山则支持当时已与孙中山有隙但在省港大罢工时给予支持的陈炯明,李大钊彼时还与吴佩孚有联系,而毛泽东则在湖南搞联省自治,因此中共党内刚开始非正式讨论此事时,便屡有不同意见,大多数人不看好孙中山,支持党外合作。

    在共产党成立后没多久,于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成立,并吸纳了一批热血而激进的青年,中共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极为激进,反对一切妥协,主张彻底的革命。而一些旅欧学生如蔡和森,刘少奇等人也陆续回国,这些人在欧洲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运动,应当说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回国后便成为了中共的中坚力量。在此背景下,1922年7月中下旬,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与国民党党外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应该说,这在当时的思想混乱,政治主张各异的中共内部是唯一可行的折中方案。

    但是在此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炯明和孙中山分道扬镳,吴佩孚公开和中共决裂,而这样的形势变化则加剧了党内的分歧。陈独秀声明反对陈炯明,支持被逐的孙中山,而谭平山和陈公博则依然坚持愿议,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而谭平山也因此受到处分;在北方活动的李大钊因为吴佩孚突然变得强硬而丧失了基础,与胡适等人倡议的所谓“好人政府”也如镜花水月,不得要领,因此其开始倾向于共产国际的意见。陈公博因为政见分歧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中共的重大事件,也意味着中共从一开始便寻求政治思想的统一,尽管有些时候手段显得残酷,但却是中共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搞政治,尤其是在乱世搞政治,在一个集团内实行专制,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不可稍有妇人之仁。

    中共召开二大时,马林正值回国述职,当他再次来到中国时,便对中共联合战线的决议颇不以为然,他的态度极为强硬,要求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张太雷以及马林这七人参加的中央特别会议上,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陈独秀对孙中山为人颇有不屑,对其按手模入党的程式尤有异议,加之其认为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所以对党内合作持有异议,但同时陈独秀也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但需有条件加入国民党;而张国焘和蔡和森二人则以对中共独立性的担忧为名强烈反对马林的提议,甚至一度不愿妥协,并因此被马林以搞小组织为名警告;另一要人李大钊则处调和姿态。最终,此次会议达成了谅解,马林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改为有条件加入国民党。

    从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这种变更充分说明当时的中共在重大问题上缺乏自主权,共产国际名为顾问,实则摄政,而这种状态在日后将给中共造成数次重大损失,毕竟,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了解有限,并且苏联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从笔者的角度而言,苏联的提议实际上更有远见,中共担心的丧失独立性问题虽然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但实际上,在国民党的羽翼下发展将获得更多的机会,两权相较取其轻,中共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而不是所谓独立性,而独立发展的思路在当时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形势下极为困难,加入国民党求存发展在当时对中共利大于弊。虽然本次国共合作最终以悲剧收尾,但是中共却因此得到了本来并不具备的军事资本,黄埔军校的成立不仅对国民党,对中共同样是巨大的提升,许多黄埔系学生成为了中共的高层军事领导,这对当时一穷二白毫无基础的中共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独立还是融合?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国共合作的这段历史,因为对我党的有关历史大家普遍了解不多(当然不是指官方说法和那种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语调),所以鄙人愿意比较详细的回顾一下(本人的主要参考资料是张国焘的回忆录,大家有兴趣可一读)。我们上文提到在西湖会议中(就是那个七人参加的中央特别会议)几方取得了谅解,同意部分党员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是一个能为几方勉强接受的折中意见。但是,马林的回国改变了这一切,他从莫斯科带来的训令中说要扩大国共合作的范围。

    关于这个训令,共有以下几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推翻帝国主义极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让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训令,这几条训令的核心是第二条,主要的调整是要求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而不是部分,以及要求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负担起实际工作(这点在以前的会议中没有提及);而第一条则说明了苏联现阶段对一个能够执政的盟友的渴求;第三条则是预防性的,避免丧失中共独立性;第四条则是对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中共内部悲观论调的回应。当然,这都是表面上的,还有点隐含意思没有讲明,那就是希望参与国民党实际工作的中共党员能够逐步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将国民党彻底改造,这显然是希望中共党员参与国民党实际工作的主要构思。

    对这几条训令有不同解析的同志可以交流,毕竟我们是探讨性质。但显然马林的解析就与我有本质区别,他的看法是中共实力弱小,应当最大限度的与国民党溶合,特别是尊重国民党的领导权,甚至他希望将工人运动的指挥权也交给国民党,从而实现国共的真正溶合。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马林的这种看法呢?最根本的当然是出于苏联的利益,马林希望国共两党迅速取得根本上的合作,从而加速夺取政权的过程,而此外对当时中共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人运动则应该靠边站——当时中共还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而这一切的源头则是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对国民党盲目乐观。马林的解析当然会造成渴望独立性的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反弹,而这种分歧在中共三大上达到了沸点。

    于1923年6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三大上,与会代表(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就对有关扩大国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张国焘、蔡和森和毛泽东成为了马林意见的主要反对者,张国焘的意见依然带有联合战线的影子,认为中共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反对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实际工作,并认为工人运动在中国还在上升期,不应放弃领导权;而毛泽东也认为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很有必要,特别要求中共重视农民运动——这在中共还是首次提到农民问题,无疑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比那些热血青年更为透彻;蔡和森主要针对第三条训令发言,认为中共的独立性仍然应该坚持。而瞿秋白和张太雷是马林的支持者,张太雷是中共最接近共产国际的,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附和马林并不奇怪;而瞿秋白的意见则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所谓的无产阶级甚至并不存在,因此中共并不存在牢固的社会基础,因此也同意马林的意见。

    在这些人的意见中,毛泽东和瞿秋白无疑值得关注,毛泽东天才的认识到中国问题本质是农民,这对中国历史的回归在以后证明是决定性的,虽然他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鄙视农民的马林的重视;而瞿秋白对无产阶级的认识显然也是符合实际的,这在共产党内是难得的清醒,而他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显然更具有浓烈的政治意味,某种意义上说是领会了训令中的隐含意思;而以后的历史也将证明,这两个人是中共最清醒的战略家。

    张国焘显然是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他过高估计了中共的社会基础,对工人运动抱有过高的期待,而对实际的政治却了解不够深入,虽然他的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但他的理论依据显然和中国实际存在严重的偏差;蔡和森是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对于党内批评和政治独立尤为关切。

    张国焘针对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在大会上提出了修正案,意见是保证中共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并不以此假手国民党,但此项决议因为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成立,陈独秀虽然并不完全赞同马林的意见,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意见显然不想违拗。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的独断专行并不满意,但是他显然知道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的首席领导之位并不稳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段时间,陈独秀只是共产国际的傀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却毫无意义。

    最终马林的提议得到了通过,当征求反对派意见时,三个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毛泽东很轻松的表示支持大会决议,蔡和森语调沉重的表示愿意服从多数,而张国焘则表示支持决议,但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这种迥然相异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毛泽东是真正的政客,懂得适时的进退,对于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绝不出头,而保存自己无疑是政治中最重要的素质,毛泽东的高明可见一般;而蔡和森则是典型的理性派,有意见但尊重既成事实;张国焘则还是个不愿妥协的稚嫩的热血青年,这种稚嫩最终也将葬送他的政治生涯,这样不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根本无法在刀光剑影的政治舞台上生存,而他的命运注定也是悲剧性的。

    最终马林的提议得到了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而即将到来的国民党一大则将这种合作付诸现实。从苏联来的马林保留了苏共的做派,绝不容忍不同意见,而他的这种颐指气使的姿态,目空一切的狂妄必将导致和中共青壮派领导的新一轮冲突,一个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却要负担起改变中国政治局面的责任,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苏联来讲,是指导还是摄政,这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决定中共日后的命运。

    暗流涌动

    中共三大在不甚和谐的气氛中结束,这不是因为会议中出现了反对意见,而是马林在会议中的出格表现,他的跋扈令中共党员深为不满,而作为反对派的领袖张国焘无疑因此倒了霉,他原先在中共的组织部部长一职转移到了毛泽东手中,并且在会议结束后便遭到了马林的冷冻。马林将苏共的习气带到了中共,对一切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的打击,压抑反对者,接二连三的整肃,这在苏共习以为常,而在中共也开了一个说不清好还是坏的头。

    用专制手段对待反对者,这无疑是对民主原则的亵渎,但是民主未必能带来胜利,专制也未必会走向沦亡,而在动乱时期尤其如此。中共在此后的很长事件内,都一直在学习苏共的这些做法,一大批反对者遭到残酷的整肃,但是,这样激烈的路线斗争并没有让中共走向衰微,相反却让中共愈发强势。因此,重要的并不是民主抑或专制,而是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民主强调的是集思广益,而专制的好处是让天才的想法得到最好的实行——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反,蠢材主导一切,中共的幸运在于天才总是在适当的时候闪光。

    但是对于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而言,团结还是最重要的,况且马林的想法也并不天才,因此在中共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且越发狂妄的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毕竟,这个定时炸弹呆在中国可能会炸毁本就根基不牢的中共大厦。共产国际派来的著名的鲍罗廷,吸取了马林的教训,这次过来的代表是温文尔雅,处事稳重而又谨慎,态度谦和的君子,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对于协调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是有利的。鲍罗廷的到来最重要的原因是马林根本上曲解了共产国际的意思,共产国际虽然迫切需要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为苏联在远东的外交打开局面,但是显然,苏联并不愿意放弃中央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在苏联看来,中共虽然弱小,但却是靠得住,能全面施加影响的盟友,而国民党这个合作伙伴显然不会任由他们摆布。因此,保证中共组织和政治活动(主要是工人运动)依然是需要坚持的,苏联不愿意将所有筹码都押到不知深浅的国民党身上,中共将会成为他们应变的后手,而玩政治,任何时候都要留有后手。

    相对于国民党,苏联显然更信任脱胎于共产国际的中共,让中共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实际工作显然如我上一章所言,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也就是改造国民党,甚至,抢班夺权。国民党对于同苏联的合作意见并不统一,内部隐隐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合作,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称为左派;另一派则持保留意见,以谢持,林森等人为代表;而国民党的两大政治巨头胡汉民和汪精卫目前则以孙中山的意见为指南——在这个夺位之争最激烈的时刻,谁也不愿意犯立场错误。共产国际则想利用中共来联合左派,打击右派,打破左右平衡,逐渐让国民党实现左倾。

    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展开的,而正式确立大方针的则是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说起来,国民党此前确实是较为松散,中共这个建立未几的小政党已经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中国扎根日久的国民党居然才刚刚有这样的会议,甚至连个党章都没有,孙中山疏于组织建设由此可见。在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共产党员都参加了会议,包括李大钊,张国焘以及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尤为活跃,高谈阔论,颇有星味。实际上,毛泽东虽然和张国焘同样是马林的反对者,但是此二人本质上是不同的,张国焘一直念念不忘联合战线,对党内合作一直都不热心,而毛泽东则显然不反对党内合作,他耿耿于怀的则是马林对农民问题的漠视。此后,毛泽东开始积极为国民党工作,甚至被李立三嘲讽为“胡汉民的秘书”,但实际上,真正让毛泽东感兴趣的是国民党在1924年2月成立的农民部,而中共内部此时对农民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毛泽东显然开始意识到农民才是中国问题的本质,因此他开展农民工作是与热衷于工人运动的中共主流派走上了另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因此他对农民起义的热衷更甚于苏俄革命,虽然在当时,毛泽东还是少数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历史中能汲取的营养显然比苏俄革命多得多。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但是能通过决议显然有赖于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为了博得友邦支持,孙中山向来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国民党内部的反对者对于苏联的合作一直存有忧虑,甚至认为和苏联的合作会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而更直接的担忧是党内合作会使得共产党借机篡窃国民党领导权,因此反对跨党和党内有党的声音一直存在。而当一大召开后,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对原先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造成的冲击更是让这种声音越发强大。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热情开始减退,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浪印证了他对于国民党内派系复杂的判断,同时为了减少摩擦,他开始有了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的想法。其实,陈独秀虽然在三大支持马林,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共合作态度乐观,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无奈妥协,而此时马林的离去强化了他的权威,因此原有的忧虑开始有所表露。另一巨头李大钊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在国民党一大上就有人提出反对跨党和党内有党的意见,但李大钊则声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确系跨党,但不存在党内有党的问题,但轻描淡写的李大钊显然对该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当然也跟他们所在地区的形势相关联,陈独秀所处的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很多老党员在此活动,反对声时有耳闻;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一块未开垦的荒地,因此基础薄弱,也易于和谐。而在三大后结束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就表示要加强中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身力量,有意思的是,中央委员毛泽东没有来参加此次会议,被张国焘说成是“忙于国民党工作”。

    而国共最直接的冲突则是所谓“党团问题”,党团是指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其目的是保持中共的独立性,而这种党内有党的倾向显然触动了国民党上层的神经。胡汉民,谢持明确表示此类活动违反了李大钊的声明,因此反对党团活动,而汪精卫和张继则找到了陈独秀商谈此问题。党团问题在国民党看来是严重的组织渗透,是共产党搞小团体,分裂国民党,虽然陈独秀发表了一个和李大钊类似的声明,但是显然这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党团问题是国共党内合作必然出现的问题,共产党要保持独立性,而国民党无法容忍共产党搞小团体,这是基因缺陷,无法根本上得到解决。党团问题暴露出的是国共两党在组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国共两党貌似蜜月的合作期,这股暗流一直在涌动,在孙中山在世之时还可抑制,而一旦孙中山离世,这股暗流必将导致国共蜜月的终结,毕竟,政治始终是现实的,利益冲突的根本矛盾只会扩大而不会消弭。

    黄埔军校(1924)

    国共两党求同存异,合作正式开始,孙中山喊出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一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担任要职,国共的蜜月正式开始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国共蜜月,抑或是在蜜月下的暗流涌动,而是对于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来讲意义重大的黄埔军校的成立。

    孙中山奋斗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但是所获有限,除了几个非常大XX,孙公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他参与领导的所谓二次革命,所谓护法都没有结果,但是孙中山一年比一年老,虽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是岁月不饶人,孙公也没几年奔头了,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后继者留下一些遗产。孙中山这一辈子,风风雨雨,热闹过,落寞过,但就是没成功过,他不想他的后辈和他一样,孙中山明白,以往失败都是因为自身实力不济,缺乏忠于自己的军事人才,没有一支强悍有战斗力的军队,因此孙中山要留下的正是他所一直缺少的。孙中山和苏联的合作从根上来讲是相互利用,而孙中山要利用苏联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办军校,培养杰出军事人才,奠定国民党军事基础;二是北伐,这是孙中山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孙中山和苏联合作创办的军校名称叫做黄埔军校,而这所军校以后将给中国的局面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以后再提,但是任何一个对民国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黄埔这个名字在中国军界意味着什么。但黄埔的影响力尚为后话,现实的问题是让谁来当黄埔的校长。

    中国人玩政治很讲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但是最为牢靠的关系则是一些较为初始的关系,比如帝制时代的门生故吏,关系越多越复杂,这个人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每一个政客都需要自己的一个关系网络,这是他生存混迹的基础。在民国,第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关系圈子就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而袁世凯是在小站练兵之时形成了他的圈子;而黄埔军校的成立则为一些有志于搏击风浪的政客创造了另一个建立圈子的机会,而蒋介石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

    蒋介石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但是一直以来若隐若现,从没有真正的在孙中山周围视事,孙中山知其有才,但也苦其喜怒无常,任事无恒。蒋介石的政治领路人是陈其美,他和孙中山之间早年的关系就是以陈其美为桥梁的。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骨灰级粉丝,而孙中山也一直将其视为左右臂膀,按说有了陈其美的指引,蒋介石应该一帆风顺啊,但可惜的是,陈其美很早就被张宗昌给暗杀了,因此蒋介石在党内也失去了倚仗,造成了蒋介石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一直被孙中山当成重要的军事人才加以培养,应该说孙中山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但是蒋介石早年使气任性,稍有不顺心便出走归家,而孙中山军事行动的不靠谱,党内军事元老的排挤,都造成了蒋介石的不顺。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资本,比如他在民国初年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为孙中山成为反清盟主扫清障碍;又比如在孙中山落难时,陪同孙中山在永丰舰待了40天,慷慨赴难,让孙中山颇为感动。所以,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定位是忠诚,可用,但须锤炼,这说明孙中山对蒋介石至少还是信任的。

    蒋介石希望孙中山将黄埔军校的校长交给他,但是孙中山开出的价码却是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虽说筹备委员长最有希望成为校长,但是二者毕竟不同,而在政治上,没有确定的东西,就随时存在变数。蒋介石不满意,他表达不满的办法就是滞留上海不赴任,因此蒋介石名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真正负责的则是廖仲恺。当然,光甩脸子也不行,蒋介石也明白打感情牌的重要性,他给孙中山去信,历数其与陈其美的友谊——暗示在陈其美策划下刺杀陶成章?然后回顾了在永丰舰上的日日月月。这封信的隐含意思是,其实你最靠得住的人不就是鄙人我吗?我为你赴汤蹈火,你却连个校长的职位也不愿意给?甩脸子的蒋介石虽然让孙中山不高兴,但是孙中山还是被那封感情充沛的信打动了,终于将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明确给了蒋介石——其实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有想法和敲定对于蒋介石来说则是两码事。

    蒋介石如愿以偿,而他出任黄埔校长后,一改往日性情,变得端庄深沉,律己极严,并且持之以恒,这在黄埔生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些热血青年开始相信他们的校长不但能给他们富贵,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的未来。蒋介石善于驭人,恩威并用,他在黄埔期间之所以能将大多数黄埔生带入他的集团,这与他的这个特点是分不开的。蒋介石崇拜曾国藩,而他办军校的理念则大体出于此,就跟曾国藩在湘军中的绝对威望一样,蒋介石同样也是黄埔内形成了绝对的威望。蒋介石在黄埔的苦心经营让他拥有一个足以争衡天下的关系圈子,当机会来临时,蒋介石把握住了,因此蒋介石能在民国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我们说过,黄埔虽然基本掌握在老蒋手中,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是老蒋一个人的,教育部长邓演达,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同样在黄埔有很强的影响力——正是这点造成了他最后被杀;共产党有很多要人同样在黄埔任职,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周恩来一度担任政治部主任。正是因为这些关系,黄埔最终分裂成了左右两派,虽然老蒋占据绝对优势,但是被共产党拉拢的却都是杰出人才,在中共建政后册封的将领中拥有黄埔背景的,十大元帅中有5位,其中教员3位,学员2位,而十大大将中则有3位,57位上将中有8位。因此,黄埔军校的建立不单为老蒋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弱小的中共输了大量的血,因此,我们可以说,黄埔军校的成立极大的改变了民国的政治格局,这是在民国划时代的事件。

    孙文北上逝世(1925)

    正当国共合作,兴办军校,积聚力量准备北伐之际,北方又出了大事,那就是直奉第二次大战爆发,冯玉祥倒戈一击,控制中枢。而冯玉祥无力收拾这次政变后所留下的残局,所以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

    原本孙中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北伐的,但是孙中山一辈子周折无数,此时广东又爆发了商团事变,虽然最终此次事变被黄埔军平定,但却导致了北伐大计再次搁浅。既然错过了战事,好歹也得赶上善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当然是在奉系的压力下搬援兵牵制张作霖之意,虽说奉系和孙中山联合抗吴,但是这次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抗吴,既然吴佩孚已经下野了,那么这个联盟也就不存在了。孙中山北上,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孙中山一直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从来就反对和北方有任何的和谈,这次北上看起来很难理解。

    其实孙中山早在和西南军阀合作失败时便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北洋还是西南,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既然西南可以联合,当然北洋的奉系,皖系同样也可以联合。孙中山在民国一直做的就是用军阀来对抗军阀,盟友换手无数,但是终未有所成,而孙中山在此过程中逐渐和约法渐行渐远,动辄以非常大元帅,非常大总统面目示人,到如今,孙中山所谓革命已经是徒有虚名了。在政治的酱缸里滚打,所有人都会不知不觉的沦为同一类人,到最后没有任何差别,而所谓的理想,所谓的主义到最后徒为欺人之谈耳。孙中山此次同意北上和谈,也是看到了北方的局势比较混乱,奉系和冯玉祥都不能独力控制局面,所以他有机会出面来收拾局面——孙中山那么折腾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孙中山此次北上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当然这次孙中山带来的还是他的所谓革命理论,他对时局的看法是中国苦难之源一在军阀,二为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孙中山这个人说的话从来都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判断他这个人不能听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关于军阀的问题,其实谁也不比谁好,凭什么人家是军阀,你就是革命正统?大家都一样。吴佩孚要武力统一,孙中山要北伐,半斤对八两,谁统一不是统一?至于说很多军阀都比较腐败的问题,其实后来蒋介石时代底下人也没清廉哪去嘛,谁掌了权不为自己谋利?至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是孙中山的癔症又犯了,当时的中国是什么实力?全面废除有这个条件吗?在野喊口号当然好听,真上了台就根本是两码事了,北洋政府难道不在努力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修约外交吧,有不知道的烦请大家回去百度,北洋政府虽然步调不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非常的实际,也是在逐渐的减轻国外势力对中国的伤害,换句话说,北洋的修约是老成谋国之举,而孙中山的所谓废约只是在白日做梦。

    所以对于时局,虽然孙中山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口号很漂亮,但细究起来,其实大多属于不切实际之谈,说漂亮话谁都会,但问题是自己是不是能做。孙中山在护法战争中还口口声声喊护法呢,最后组织政府时不也压根没照着约法来吗?孙中山口口声声说军阀祸国,但自己又何曾有过偃兵息武之意?民国造成如今的乱局,从根上来说还不是孙中山当年所谓二次革命搞出来的?孙中山一方面说军阀祸国,另一方面又在利用军阀,说到底,孙中山为什么要大喊军阀祸国?还不是因为那些军阀没有几个听他话的?所以说,判断这个军阀是不是祸国,标准就是能不能听他的话。

    我们的孙中山折腾了一辈子,漂亮话说得人都耳朵里长老茧了,但是民国不需要空谈家,民国需要的是实干家,需要的是有一整套政治纲领,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政治家,而不是空口白话,实际干起来却一无是处的大炮。可能有同志说我对孙中山的评价从好的极端转到了坏的极端,其实同志们联系一下孙中山的作为,我这么说他有错吗?孙中山给人的感觉不就是一个浮在表面,咋咋呼呼,但缺乏实干精神的人吗?

    孙中山北上之时其实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甚至他自己都有感觉大限已到,临别前跟蒋介石还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到了天津后由于讲演次数实在太多,所以身体状况便更加的不容乐观,再加上自己和段祺瑞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心情郁结更是加重了病情。这次北上,双方依然没有达到任何的统一,但是孙中山却因为病情加重,终于民国十四年(1925)3月12日逝世,孙中山的死意味着国民党即将步入新的时代,民国新的一页即将开启。

    孙中山其人

    孙中山被国民党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但是可惜的是国父并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民国的首脑,他的一生基本上都处于在野状态,所有的职称之前不是有个临时,便是有个非常,从这个层面来看,孙中山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客。但是孙中山不成功并不意味着缺乏影响力,虽然孙中山迭遭败绩,但是在民国舞台上也堪称一时人物,国民党将其视作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我前面在讲到孙中山之时,总是会发些议论,总的来说,个人对孙中山是贬多于褒,原因是赞赏孙中山的人太多了,大家已经听惯了,而孙中山的另一面对于某些不太熟悉民国史的人来讲还很陌生——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必然。我们习惯了单维度的来考量一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对于政客更是如此,而像孙中山这样一辈子做了很多事情的政客尤其如此。我看一个人从不喜欢先给这个人定性,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蒙蔽了眼睛,看不到事情的本原,因为制造神话是政治欺骗的主要方式,其实世界上没有神话,只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去剖析神话。

    历史书上说孙中山是革命者,是爱国者,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好吧,很多同志看到这个论断后便再也不去思考了,也不去关心孙中山是否对得起这个称号了,对于我们来讲,论断的价值高于事实,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和时间来探究一下事实。孙中山是革命者吗?看起来是这样,因为这似乎是孙中山最重要的特点,其实政治上何尝有什么革命者,国民党喊革命,共产党也喊革命,到底谁是真革命?谁赢了谁是真革命。革命者都是有政治主张的,而这个主张一定是不容于现有政权,是革命性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好像具有这样的性质。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三民主义之后发现,所谓的三民主义其实是夹生饭,民族主义是狭隘的,狭隘到可以不要满蒙地区;民主主义是虚伪的,因为孙中山自己亲手打碎了所谓宪政法制的幻梦;民生主义是幻灭的,因为孙中山终其一生都没让我们看到在民生上有任何的举措——除了他每次的讲演。所以,孙中山所谓三民主义除了欺骗的价值,再也不具备任何的价值,一个连自己都不愿遵循的价值观念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孙中山所谓革命者只不过是徒拥虚名,他和任何一个政客一样都只为了利益权位而活,所谓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泡沫。

    孙中山爱国吗?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孙中山到了后期喊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但是前期为什么不喊呢?因为孙中山在前期还在做着总统梦,一个在朝的总统是不能得罪洋人的;而后期的孙中山已然总统无望,还不如喊些口号博得他人的赞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口号永远比实干容易得多——更何况此时他正好跟苏联搭上了线。其实孙中山对洋人何尝不想巴结?但问题是,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理他。比如著名的满蒙分治问题,孙中山当时想借此争取日本人的国际支持,但是日本人没有理他。其实孙中山又何止跟日本一家有过这样的关联呢?孙中山跟美国,跟英国都曾经开出过诸如此类的空头支票,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没人愿意给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人投资。到最后,为了获取实力,孙中山勾搭上了苏联,甚至可以以国民党肌体受腐蚀为代价,反正,为了赢得支持,孙中山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这叫曲线救国?好吧,要知道孙中山赢得支持后要对付的袁世凯(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吴佩孚等人可都在大节上是不亏的,如果有人管这叫救国,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从这个层面而言,孙中山的人格之于吴佩孚,谁更高呢?

    孙中山正义吗?政客做事情哪谈得上什么正义非正义,所谓的正义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对于政客而言,自我标榜远远比不上最终的成功来的实在。成功者可以用一万条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义的,自己想不出来?不要紧,一大批御用文人等着来收拾舆论换取几文酒钱呢。所以说为什么说孙中山是正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后继者赢了,所以他就是正义的。这个话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

    所以孙中山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孙中山只是政客,要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国土,对权位有着比别人更为开放的尺度,孙中山比他的所有对手都要大胆,但是政治上就是如此,拼的不是谁谨小慎微,谨小慎微的吴佩孚和张作霖最后都完了,而是拼谁更有胆?孙中山够胆,所以尽管他生前很失败,但是总算还为了后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上,他赢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如此而已。

    东征

    对于国民党而言,北伐之前必须先东征,虽然陈炯明已经退守东江,但是势力犹存,这对立意北伐的国民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隐患,因此剪除陈炯明残部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是是非非我在前文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言,但是政治即是如此,永远充满着杀伐,在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舞台上,本就没有清理可讲,陈炯明虽已不复当年之盛,但是国民党为了全心北伐,却依然要对陈氏部属赶尽杀绝。

    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军队也是成分复杂,粤军,滇军,桂军,湘军等等均在其列,第一次东征时便以这支联军(其实称为杂牌军更合适)作为主力。而渴望建功立业的黄埔生却被排除在外,而这当然是老派军人对蒋氏势力的排挤。

    自黄埔军校成立后,老派军人便对黄埔系颇为忌惮,黄埔是孙中山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也是将其作为未来北伐的核心力量加以培养,而这样的定位当然会遭到老派军人的暗抗。所谓暗抗就是使绊子,不让黄埔生遂意,此次挥师东征冷落黄埔系就是暗抗的表现。

    黄埔生充分发扬风格,用从广州商团缴获得来的军械作为武器,毅然决定参与东征,他们的校长老蒋当然也想借此机会打出黄埔的威风,因此尽管一开始东征军排挤黄埔生,但是最终黄埔军还是自力更生,如愿以偿,他们被编入粤军的战斗序列,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作为他们的指挥。首次东征,黄埔军是大展雄风,虽然军力有限,仅有三千学生军,但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比之国民党其余部队战斗力何止强上数倍,攻必克,战必取,在其余部队战局胶着的情势下,黄埔学生军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次东征从1925年1月中旬开始,到3月下旬告一段落,陈炯明本人离粤赴港正式结束军事生涯,黄埔军在此战中为老蒋颇是挣得了体面,自此,黄埔学生军旗号鲜明,在军界犹如旭日东升。

    第一次东征并不顺畅,东征军内部成分复杂,此次东征途中果然发生了兵变,东征军总司令杨希闵(滇系),刘震寰(桂系)行至半道便与陈炯明部将林虎勾结,反戈相向,所幸黄埔军及时洞察,未至酿成大乱。蒋介石发兵平叛,经过战斗,于6月基本解决了叛军,自此,北伐军初现雏形。

    与第一次东征胜利相对的,是孙中山在天津的离世,黄埔军作为孙中山为国民党留下的政治遗产,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威风八面,所向披靡,让人依稀看到了北伐的希望,可惜的是,孙中山已然看不到这些了。第一次东征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并没有将陈氏残部一举击溃,所以,对双方而言,事情必须有个最终的了断,第二次东征开拔!

    第二次东征过程稍有周折,在攻取了惠州之后,第三师轻敌冒进,3000人的部队遭到林虎一万人的攻击,几乎覆没,第三师不善逆境作战,在敌人的大部攻击下,一败再败,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指挥部跟随的正是第三师。在此危难之际,陈赓很好的尽到了护驾之责,一方面阻止了老蒋自杀——大概是装的,另一方面跋山涉水跑到何应钦部请求支援。蒋介石此时也缓过神来,收拢部队准备反攻华阳,而将河婆留给了第一师援军刘峙防守。倒霉的刘峙立刻遭到了敌军近5000人的围攻,关键时刻刘峙急中生智,转守为攻,竟然将敌军几乎击溃——由此可见老式队伍和黄埔军战斗力之悬殊。而在华阳的攻坚战中,蒋介石率第三师残部,以及驰援的第一师,第十一师大破林虎部队,至此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此后东征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于1925年11月中旬基本清除陈氏残部。

    东征的胜利让国民党终于全面控制了广东局面,为北伐扫清了后患,而黄埔军在此战中大放异彩,已成军界新星。孙中山昔年屡战不胜,北伐一事已近搁浅,如今黄埔军喷薄而出,已成北伐希望所在,可惜的是,孙中山已经无法看到北伐了。孙中山的去世虽然没有影响到北伐的最终进行,但是北伐却因为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延后,谁来填补权力真空,这是个问题。

    东征在军事上为北伐创造了条件,但是在政治上,国民党内部的洗牌才刚刚开始,孙中山历次的失败证明,如果达不到政治上的统一,那么军事胜利便无从可取,因此在北伐正式开始之前,国民党内部必须形成一个可靠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的形成显然同样需要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在北洋日落西山之际,谁能在国民党内部脱颖而出,谁就将成为民国下一任的掌门人,万剑丛中脱颖而出的一时霸主究竟是谁,留待下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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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这次大伙聚一块商量怎么对付段祺瑞,性质就跟当年三国时期讨伐董卓的联军一样,也就是说里面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这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但是孙中山的意思是要把这样一个联盟捏在自己手里,让他的中华革命党掌握主导权。但是大家想想,三国时期袁绍为啥能成为联军的盟主,原因就是袁绍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即便这么搞内部还一大摊子烂事呢,一会孙坚和袁术闹了,一块谁谁又要走了,也就是说,在这种联盟里,处理内部矛盾很麻烦。

    但是孙中山不说要好好处理矛盾,反而上来就惹麻烦,大家看你是活动组织者的份上尊你为盟主,但谁让你来领导我们的?还元首制?奶奶的,我们出钱出人出枪,打仗都我们上,你倒好,动动嘴皮子就领导我们?几个大佬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个联盟,有盟主可以,但是不能有元首,要根据各方实力排定座次搞合议制,有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不能孙中山一个人说了算——几个大佬过来讨段是为了坐断西南,不是为了护什么法。所以,尽管政府中安排了唐继尧和陆荣廷当元帅,但是这两个人最终还是对这样的组织章程很不满,没有就任。那国民党内部呢?内部也不消停,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孙中山一样脑子发热的,几个著名的稳健派诸如伍廷芳,唐绍仪(这两个人的派性色彩不是很重,基本属于技术官僚),陈璧光,李烈钧等人也认为孙中山那么搞不合适,所以也没有就任。大家看看,连李烈钧这样本来是最坚定的革命党人都不愿意跟着孙中山瞎胡闹了,可见孙中山已经把国民党和和成啥样了。

    一句话,这次非常国会召开的很不成功,没有起到团结同志的作用,反而引发了内部的分裂,搞得矛盾非常,所以这次护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啥好结果。

    虎狗斗Ⅰ——和风劲吹

    对了,我们还没有说说黎菩萨滚蛋后,谁当总统了,在下届总统选出来之前,当然还是得由副总统来接任,是谁呢?北洋三杰中的狗——冯国璋。老头子死了,黎元洪滚了,现在总统和副总统都是北洋要人,是不是就意味着消停了呢?当然不是了,段祺瑞这支老虎和冯国璋这条狗搁一块,可得好好撕扯撕扯。

    冯国璋可不是黎元洪,来北京当总统也不是来盖章的,他当然是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总统,现在的问题是北京是段祺瑞的地盘,你来充老大,谁鸟你啊?不要紧,现在是非常时期,因为南方组织了个军政府和北京这个政府打擂台呢,机会嘛,总是会有的。

    段祺瑞对孙中山这帮人的态度和老头子袁世凯一模一样,就是要用武力办掉他们,所以当他听说孙中山居然搞了个军政府,火气就上来了,奶奶的,干呗。出兵方向是两个,一是湖南(以后湖南还会多次打仗,这个地方是军事重镇,北方要打南方或是南方要打北方,少不得要去趟湖南),还有就是四川(主要是对付滇系的唐继尧)。段祺瑞的办法是换地方长官,这长官一换,大家就都醒过味来了,南方知道要打仗了,于是就打将起来了。

    湖南方面,段祺瑞输得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呢?难道是南方太牛逼,北洋军不是对手,不是,这是因为冯国璋使绊子。那冯国璋干啥要使绊子呢?因为冯国璋不想让段祺瑞拿自己的兵马去搞什么武力统一,冯国璋是北洋系中的鸽派,他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所以呢,湖南方面的直系人物范国璋,王汝贤就拆皖系的台,双方交战未几,他们就擅自通电议和,撤离前线了,湖南就被陆荣廷给占了——湖南由桂系搞定,而四川就交给唐继尧的滇系了。

    四川方面呢?段祺瑞新任命的长官,他的内第吴光新看来确实能力也不行,任人唯亲的段祺瑞又在四川遭遇惨败,滇系很快就攻占了重庆,赶跑了吴光新。一时间,各地纷纷举义,护法运动形势大好,当时的地方,都擅长见风使舵,风往哪边吹,人往哪边倒,见到护法军气势如虹,也都凑了热闹,闹将起来。

    孙中山这个得意啊,好像已经看到了北伐成功的曙光了,天天开会,说要打下南京,然后要说要攻占武汉,反正现在他怎么吹牛,别人都不会打岔。

    北洋方面呢?段祺瑞看到冯国璋这样拆台,心里不是滋味,当即表示要辞职,老子干不下去了!行了,你不干就不干了,没人稀得理你,要走随便。当下冯国璋就撤了段祺瑞的职,但是总理的位置还得有人来坐,一般人还真就不敢接这样的烫手山芋,所以冯国璋找到的是另一个北洋大佬,在北洋三杰中被称为龙的王士珍。王士珍本来呢也不想趟这趟浑水,他也知道老段不好惹,但是冯国璋也不好惹啊?所以就算是火山口也就坐了。另外呢,冯国璋策动自己的几个心腹,江苏的李纯,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当时被称为长江三督的这几个人通电议和。一时间和风劲吹,冯国璋貌似已经取得了先导权。

    听说要议和,护法军内部就出问题了。孙中山这个好战分子当然不想自己搞的这么个红红火火的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还得接着干,“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孙中山也有盟友,就是湘系首脑程潜,他自己的地盘被人抢了,当然要想接着再巩固巩固。但是貌似同意议和的人更多些,本来滇系和桂系过来打仗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顺便捞到点好处,至于说要不要恢复临时约法,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这几位拿到了湖南和四川后就准备见好就收了,桂系的陆荣廷明目张胆的跟冯国璋议和停战了,而唐继尧则是稍微阴险点,表面说要坚决护法,暗地命令手下在四川停战。

    所以,现阶段的主旋律就是和谐,大家一块讲和,和气生财嘛。

    虎狗斗Ⅱ——反攻倒算

    冯国璋就这样控制了大局了,北洋系就这样吃亏了?当然不是了,毕竟主和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北洋人物还是主战的,他们可不想和冯国璋一样窝囊,这些人当爷当惯了,历来就看不上孙大炮,这回居然还被孙大炮抢了地盘,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于是,段祺瑞和他的心腹爱将徐树铮就四处活动了,还别说,响应的人还挺多,很快就有13省的督军在天津开会,商量打仗的事了。这帮人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因为好些地方已经有造反的了,这帮督军眼看要混不下去了,不拿出点真功夫,以后还怎么在中国军界立足?这里面还包括直系人物曹锟,他也跟着段祺瑞瞎起哄,拆直系老大冯国璋的台。

    冯国璋感受到了压力了,没办法,这帮老爷不好惹啊,所以只能被迫同意起兵攻湘。派去的人是曹锟和张怀芝,冯国璋还挺聪明的,曹锟虽然这回拆了他的台,但终究是直系人马,血还是浓于水的。护法军一看,直系居然不给面子,议和议得好好的,你他妈的居然要反悔,那就只能接着干了。于是,湘系和桂系进攻岳阳,比较顺利,得手了。

    岳阳一丢,北洋内部炸开了锅啊,冯国璋压力空前巨大,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冯国璋主和弄出的耻辱嘛,冯国璋一生却是窝囊,别说是北洋内部,就是外人看着北洋系被护法军那么欺负,心里想必也是窝火的。他们要求冯国璋全面对西南方面开战,增派张敬尧,三路合攻湖南。

    本来其实护法军是可以借着攻取岳阳的势头,继续向湖北进发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派别战意本来就不是很足。程潜拿下岳阳后也消停了——原地盘恢复了,而桂系当然就更加满足了,他们打出的旗号叫做“北不攻岳,南不攻鄂”,意思就是到此为止,咱两方议和完事。

    但是北洋方面可没有这个打算,骁勇善战的吴佩孚迅速带兵攻取了岳阳,这说明主战派的主张是英明正确的,冯国璋的主和绝对是耻辱。在这样的舆情背景下,冯国璋被迫作出第二个让步,也是重大让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由他负责讨伐西南的一切事宜。

    北洋军在吴佩孚的带领下势如破竹啊,很快就打下了衡阳,席卷大半个湖南。问题出现了,按说军功卓著的曹锟和吴佩孚应该论功行赏,拿下湖南的督军啊,但是段祺瑞居然将督军的位置给了皖系部下张敬尧——有关张敬尧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曹锟即便跟着段祺瑞闹腾,在段祺瑞眼里也不过是个外人,自己人流血流汗,好处就给了别人,奶奶的,老子不帮你卖命了。吴佩孚根据曹锟的指示,在攻取衡阳后,就按兵不动了,毕竟大家都不傻,谁都不想当炮灰。所以呢,曹锟就回老家天津了,直系和桂系又讲和了,你段祺瑞想拿着我们直系的人头换你的统一,没门!吴佩孚通电主和,大骂段祺瑞主战之举祸国殃民——其实他们也主战啊,这不过是吃了暗亏之后发泄而已。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大家都同意和了,因为刚开始打的时候一是为了面子,二是为了地盘,现在面子有了,但地盘的分配权又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还打什么呀?不打了!

    没了直系,段祺瑞也没办法了,只能由攻转守,于是反攻倒算到此为止,南北交战再一次没有结果。但是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可以说是激化到了一定程度了,两方打起来那是早晚的了。

    冯国璋呢?因为他一开始主和将北洋的威风丢净,这个总统肯定也没法干了,再过不久段祺瑞的国会就要搞起来了,这回选举他肯定没戏了。

    西南政变——护法终结

    大家都知道,西南方面早就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了,尤其是孙中山自己手里没几个人,还硬要事事做主,充老大。人和枪都是我们出,仗也是我们打,你动动嘴皮子就成指挥者了?有那么好的事儿吗?

    所以,西南军阀早就酝酿着怎么改变现有政体,夺孙中山的权了,毕竟孙中山这个领袖只是挂名的,没有实力,谁认你呀?这就跟现在一样,没有钞票,你再怎么说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没有人理你。更何况孙中山也没有那么牛逼呀,从满清时代的仗打到现在,就没有一次能成功的,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折腾,而且党内关系处理的也是一塌糊涂,办事情愣头愣脑的孙文得罪了又何止黄兴一个人?在自己内部装逼也就罢了,跑到哥几个这儿来显摆就不对了,毕竟,“孙大炮”除了能忽悠——水平还有限——也没别的本事了。

    护法联盟从一开始搞的那个所谓大元帅制的政体就压根没得到大家的认同,除了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内部的几个激进分子,西南军阀以及国民党的稳健派都不同意孙中山那么搞。在这个要搞团结,搞统战的当口,孙中山还一心想着要当老大,像话吗?大家跟着你出来混,是让你天天扮老大显威风的?不要寒了弟兄们的心啊。再者说,就算你当了大元帅,人家西南方面的愿意听你的?因此,孙中山大元帅是当上了,老大梦也成真了,但是各方面关系却搞僵了。这叫务虚名而处实祸,孙中山的政治能力有时候确实显得不那么合格,有点名不副实的感觉,看来当年的满清给他起的外号还是靠谱的,果然是孙大炮。

    果然,桂系开始动脑筋了,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另起炉灶,就是支持护法的几个友好省份一块搞个联合会议,以后大家讨论打仗的事儿,就在这个会议上谈,不去跟孙中山那儿瞎闹腾了。实质就是要架空军政府,让这个联省会议成为实质上的权力执行机构。这时候国民党稳健派开始说话了,他们觉着这么搞有点不合适,罗嗦了,直接改组军政府不就完事了?你们再去拉拢些议员,咱几个联合起来还搞不掉那帮中华革命党的傻鸟?

    这时候我们就得说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化了,其实同盟会时期就有了这样的分化:孙文是这里面的激进派,顾名思义,就是总喜欢折腾,看不顺眼就喜欢咋咋呼呼要打仗的——虽然经常打不过别人,激进派后来就变成了中华革命党;还有一派呢,就是所谓的稳健派,这帮人基本上是以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为主,自从孙中山组建了个什么中华革命党还要大家宣誓效忠之后,这个派系人数就越来越多了。其实,早在和袁世凯和谈的时候,孙中山就有意见,想要通过武力来夺取胜利,但是最后迫于稳健派章太炎等人的压力,才被迫放弃到手的临时大总统,同意合作。因此,激进派和稳健派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党内还有很多人是孙中山的信徒,直到中华革命党那件事,一帮老党员才看清了孙中山,离开孙文,另谋出路。

    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基本上都看不惯孙中山那种做派,自己折腾也就完了,还老要将折腾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底下人这边,好像意思就是就因为你们不听我的,我才老会失败。其实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孙中山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没怎么靠过谱,也就是说,孙中山喜欢没事找事,专爱瞎折腾。比如刺宋案那事儿,时机找的多差啊,就算事情真是袁世凯干的,你也得考虑民心民意啊,自顾自的就说要找袁世凯清算,结果搞得相当孤立。最后二次革命败了吧,不说检讨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还把责任一股脑的推到了底下人不合作上。结果后来自己组建了什么中华革命党,折腾半天要大家宣誓效忠,把我们这帮老党员当什么了?就这德行,还老以为自己领袖当得不错,我呸!

    现在大家都该明白为什么国民党稳健派那么喜欢拆孙中山的台了吧,因为他们看到孙中山就来气,就觉得这个人忒不靠谱,就觉得由他来领导肯定处理不好内部关系,就肯定得败。所以,稳健派就跟西南军阀合作,发动了政变,虽然没有流血,却也改变了权力格局,孙中山也从原先大权独揽的大元帅变成了七个总裁中的一位,基本上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孙中山对此事痛心疾首,还历数护法以来经历的艰难,斥责武人当政,大骂西南军阀和北洋系是一丘之貉。

    确实,西南军阀对护法没啥兴趣,他们只对地盘感冒,但是孙中山嘴里喊护法,自己是否真的愿意遵照约法来呢?以后孙中山会用他的一套所谓政治路线图来给出答案,这就是著名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大家看看,就算孙中山掌了权,离临时约法的意旨也遥远的很。我们的蒋公照着这个路线图走,还被骂搞独裁,其实蒋介石还不是按照孙中山的规划来的?孙中山这么说就是民主,蒋介石那么做就是独裁,合着孙中山的名字就代表民主?孙中山这个路线图线路还挺长,蒋经国在台湾执政后还搞训政呢,还经常逮捕异见人士,最后怎么搞成的宪政?还不是那帮人把牢底坐穿了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孙中山嘴里说我们要搞民主,要尊重约法,心里不定是怎么想的呢?这帮子政客啊,就喜欢拿着这些老百姓半懂不懂的东西来糊弄人,虚伪啊。

    接着刚才的说,孙中山被排挤了后,发了通牢骚,就灰溜溜地去上海了,倡事者一走,护法运动自然而然就完了。护法运动说明,联盟通常是松散的,是靠不住的,要做什么,还得靠自己发展实力,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行不通的。还有,在你需要靠着人家的时候,不要乱充老大,要注意搞好内部团结,不要惹人反感,尤其是不要惹自己人反感。

    安福国会

    对了,忘了交代时间了,护法运动是从1917年到1918年,到1918年8月下旬,基本上战事就结束了。而在1918年8月份,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国会召开了,这就是安福国会。

    我们知道段祺瑞一心要搞一个他中意的国会,因为在此之前,老国会处处跟他唱对台戏,搞得他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最重要的是,心情不舒畅。段祺瑞跟他的老主子袁世凯对国会的态度是一样的,要求就是听话,我说什么,你们就通过什么,我说选谁,你们就选谁。这回,段祺瑞的梦想总算要成真了。

    在民国,政治的法则就是枪杆子压倒笔筒子,武官压倒文官。所以,议员在那个时代也是夹缝中求存,说实话,不容易。在袁世凯时代那会,他们为了选个总统还要饿着肚子来,好不容易把袁世凯选上去了吧,袁世凯又翻脸不认人,动辄解散国会,驱逐议员,完全被当成了呼来喝去的奴才。好容易袁大头死掉了,段祺瑞重开国会了,结果段祺瑞还动不动就找帮督军过来和议员们聊天谈心,自己心里有点什么意见,要做个决策吧,还要受到这帮督军的威胁。在民国混政治都不容易,军人不容易——天天都可能要打仗,而议员更不容易,完全就不像是国家的主人,倒像是国家元首的工具。

    所以,民国时期的议员是军人的陪衬,提起北洋系几个重要派系的大佬,大家可能都知道,但要说议会中有几个派系,有哪些政党,大家可能都会犯迷糊,这也怪不得大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帮军人手中的玩物,缺乏自主权。我现在就跟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也算是为了民主预热。

    在袁世凯时代,第一大党当然是宋教仁改组后的国民党,而第二大党则是由梁启超,黎元洪,熊希龄领衔的进步党,梁启超本来是支持袁世凯的,但是后来袁世凯称帝了,进步党就跟袁世凯划清界限了。还有一个派系是梁士诒领导的交通系,梁士诒人称五路财神,中国所有能赚钱的行当,他都有所涉足,在金融,矿产,邮政,铁路,铁路航运方面影响广泛。这个派系是袁世凯政治上的嫡系力量,他们那么牛也是因为袁世凯的扶持,所以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但是袁世凯死后,梁士诒被通缉(他是袁世凯称帝的财神爷),交通系就暂时消停了,因为后来又有个新交通系,所以这个派系又被成为新交通系。

    段祺瑞执政后,进步党分化成了三个派别,分别以梁启超,汤化龙和孙洪伊为首脑,而梁启超和汤化龙的两个派系就合称研究系,这个派别延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是新交通系,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代表,这三个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对了,就是五四运动的讨伐对象,曹汝霖是交行行长,所以这个派系也叫交通系,为了表示和旧交通系的区别,这个派系就被称为新交通系。

    当然了,段祺瑞时代最牛逼的派系是今天我们着重介绍的安福系。这个派系是段祺瑞为了控制国会苦心经营的,由徐树铮一手操办,王揖唐是核心,这个派系中大多数人都是皖系人物,所以安福系就是皖系在国会中的代言人。

    安福系的成立就意味着段祺瑞控制国会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充分说明段祺瑞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比起他的老头子袁世凯又更进了一步。袁世凯对待国会只会玩硬的,只会动辄解散,但是段祺瑞的招数显然更高明,就是自己搞一个派系来控制国会。

    安福系在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期间,威风八面,牛逼哄哄。当然,他们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这个派系喜欢搞非法操纵,比如这次国会,一共400人的议员,安福系一个派系就占到了380人,大家想想,不动点坏脑筋可能吗?但是这次安福国会不合法,理由是参选省份只有14个,还有很多省份没有参加,跟孙中山组建的那个非常国会一样,这个国会也不完整。

    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出闹剧,在这个军人当政的时代,想要搞真正的民主是痴人说梦,所以,搞民主不是什么都行的,这是需要条件的,民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只有各方的实力制衡,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解决好军人的问题,才有可能有民主。

    狐狸出马

    安福国会选出来没多久,就选出来了正式大总统,没有悬念的是冯国璋的离任,而上任的是北洋系大佬徐世昌。让谁出任总统确实段祺瑞也是破费思量,在前两任总统手下,他居然都曾经被撤过职,没想到找来盖盖章的总统居然一个二个都是硬茬子,谁都不好惹,所以他这个总理当得也是一肚子的火。分析一下原因,一是两个人都是军人出身,既然是军人,处事就相对直接一些,对上同样也是棱角分明的自己,自然容易擦出火花;二是两个人还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黎菩萨虽然在京城没有枪没有人,但国会是他的,而冯国璋就更不用说了,直系的老大果然是个说翻脸就能翻脸的主儿。因此,这任总统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首先得是个处世相对圆滑一些的文人,其次必须要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最后就必须拿得上台面,可以压得住场子。挑来挑去,能符合条件的人也就是徐世昌了。

    段祺瑞有了自己的国会,当然就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了,所谓总统就可以只来盖盖章了,但是徐世昌是那么考虑的吗?徐世昌是个老资格的政客,在北洋系中地位颇高,袁世凯死后,他就自认是北洋系领袖了,虽然没有军队,但在北洋系中说话举足轻重。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是他给调解的,而冯国璋和段祺瑞有问题也让他来出面说和,他的角色在北洋内部就是个。段祺瑞看重他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一个擅长调和矛盾的人当然就不会去主动制造矛盾,看来自己的总理可以安安稳稳的干了。

    徐世昌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他想让北洋系恢复到老北洋时代的团结局面,而现在的北洋系四分五裂,各有各的地盘,直皖两派虽然还没有刀枪相见,但是照此发展,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早晚的。徐世昌跟袁世凯是多年的老友,在北洋系中也有很深的人脉和影响力,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家要对着干,你跟这说和也没有用。北洋系之所以会分裂,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利益,大家都有军队,当然都想有自己的地盘,但是一到分地盘的时候,就各顾各的,谁也考虑不到谁了,段祺瑞只想着他的皖系兄弟,这样处理问题,能让直系的那帮人满意?只要地盘这个问题理不顺,那要北洋系结束分裂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徐世昌只擅长调和短期的矛盾,对于这个总矛盾,他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尽管他有这个想法,也天天呼吁,但是压根就没有人理他这茬。

    徐世昌对于时局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的主张和段祺瑞当然肯定有区别——反正目前为止,段祺瑞总理任上的几位总统,就没有一个是跟段祺瑞一个鼻孔里出气的,他的想法就是“偃武修文”,说明白点,就是要和谈。徐世昌要和谈,有人理他吗?很不幸的是,基本上没几个人把他的话放在耳朵里,这跟当时冯国璋说要和谈,然后一帮人响应完全是两个场景。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把徐世昌当成是个空架子,没人认为他这个总统真能控制时局,和谈不和谈他说了不算,只有段祺瑞说了才算。所以,徐世昌在1919年2月份在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时,居然遇到了冷场,在此之前,他还让双方息战,当然也是没人理他。

    我们看到,徐世昌其实是个有想法的政客,他也一直想做点什么对时局有益的事,但是在北洋时代,只有军人才有话语权,即便是徐世昌这样在政坛混了大半辈子,资历已经深的不能再深的文官也一样遭到冷遇。徐世昌要怪的话,也只能怪他没有生在和平年代,因为以他的为人处世的修为,在政坛上肯定如鱼得水,也一定可以干出点事业,但是他投错了胎,在这么个乱世,没有枪杆子说话是不算数的。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徐世昌任总统的时代就这么平平淡淡毫无波澜的走下去了,尽管没有出现前面两次府院的疯狂对决,但是他的任期内事情可是格外的多,北洋系内部的火并,学生们闹事,反正所有的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徐世昌确实很倒霉,他在一个错误的时期当了一个错误的总统,所以他就只能忍受纷至沓来的冲击,最先闹事的是学生。

    五四运动

    徐世昌在上海开和会,世界劲旅在巴黎也召开了和会,只不过这次和会针对的是全球的众多相关国家,讨论的是怎么建立一战以后的世界秩序。这场从1914年8月一直打到1918年11月的战争最终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虽然这场战争号称是世界大战,但其实战场主要是在欧洲,规模跟二战也不可相提并论,之所以也称为世界大战,是因为在战争的中后期有些别的大洲的国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比如美国,比如日本,又比如中国。

    我们已经在府院之争中说过有关中国参战的问题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德国输了,按理说中国也是战胜国了,所以德国在中国胶东半岛的权益也可以收回了?当然没那么简单了,以中国的实力,有资格去打仗吗?中国宣战其实就是凑凑热闹,日本煽动中国参战当然有自己的考虑,就是准备以后在分赃会议时捞点好处。你想啊,日本找人帮英法来打太平拳,英法赢了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日本的好处啊,而且日本需要的对英法而言无足轻重,他们在欧洲没有需求,只是想让他们把德国原先在中国的权益转交给他们。

    巴黎和会就这么开了,对中国而言,议题就是有关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原先的权益问题,按照日本和英法等国的默契,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胶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借对德作战为名,已经实质上占领了胶东。

    这次中国也是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和会的,去和会的代表既有北京方面的,也有广州方面的,代表团的团长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团员有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以及南方代表王正廷。既然是南北联合组团,那么摩擦和内讧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也亏这帮人都是知识分子,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居然会为了小小的名次变更问题就闹起来。在自家丢人也就完了,跑到国外还丢人,有国外媒体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过报导,国际影响之恶劣难以言述。

    当然,和最终的结果比起来,这样的事情就算不得啥了,更可气的是,北洋政府居然还打算签下这个合约,原因嘛,当然是段祺瑞和日本的主奴关系了。当时的中国学生,还是很关心政治的,当得知和约内容后,非常愤怒,北京大学的学生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于是,在5月4日,一帮学生就开始示威了,当然光示威也没啥,问题是出了刑事案件,比如他们放火烧了赵家楼,然后还痛打了章宗祥,所以北洋政府看不下去了,开始逮捕学生,进行镇压。

    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看问题,其实学生方面很多事情是出格了,示威游行可以,但是搞成暴乱就不合适了。甘地主张要非暴力不合作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旦采取了暴力,就容易引发政府的反弹,也让政府有了镇压的口实。比如这次的瓮安事件,很多人对政府的处理不满,当然,政府确实是有点问题,但在大面上还是可以的,毕竟这样的暴乱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忍受的,如果政府举措不当,难保不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的武斗。很多时候,我们从政府的层面看问题,就能知道如何更合理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不叫懦弱,而是策略。史书上现在讲五四运动就好像学生们成了正义的化身,镇压的北洋政府就是反动腐朽的,其实将心比心,我党执政后对这样的运动是什么态度(点到即止,不再深谈,要不该被和谐了)?政府都是一样的,面对大规模暴动,当然都会采取镇压的手段,更何况学生们还打了人,烧了楼。

    北洋政府逮捕学生是依法办事,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我不是说北洋政府代表正义,只是说在逮捕学生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没错的。但是,当时其他地方的学生们可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纷纷抗议,要求释放学生,事情越闹越大,几乎不可收拾。用句现在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当时有黑恶势力在其中推波助澜,这帮人过两年后就成立了一个以后将改变中国的政党——共产党。当然,当时他们还没有建党,只是以个人方式活动,所做的工作就是搅局,将水搅浑。学生们确实是爱国,出于义愤,但是这帮子政客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原谅我吧,我从来就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政客。

    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这种事情只要一扩大,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次也不例外,尽管他采取了镇压再镇压的方式来试图平息学生运动,但是效果适得其反,事情继续闹大。闹到什么地步了呢?商人参与其中,要罢市,工人最后也参与了,搞罢工——工人搞罢工当然某些黑恶人士搞的鬼。

    这个总统真是当不下去了,这夹板气受的,合着我干什么都是错的?行了,我不干了,辞职!当然了,学生的意思是你干不干无所谓,必须要让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先别干了,这三个人整个一群卖国贼啊,你先撤了他们再考虑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在徐世昌提出辞呈之前,先免了这三个人的职,我们看到,凡是交通系的,没有一个是好鸟,旧交通系的梁士诒,新交通系的这三位,没有一个不是跟日本亲善往来的。

    这样一来,总算学生们,商人们以及工人们都闹累了,总算稍微消停点了。当然了,最终目的还没有达到,就是拒签,这个工作由几位内讧的外交官来完成,虽然他们因为内讧在国际上丢了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总算还算尽职尽责,最终顺应民心,没有辜负广大人民的一片厚望。

    五四运动有什么意义呢?最主要的还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学生们开始觉醒了,学生们关心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虽然在方式方法上还有待商榷),这说明民气可用(当然,对于北洋政府来讲,这个民气既用不了也用不好)。学生们参与政治,关心政治,这是中国未来改变局势的希望所在,知识分子的觉醒才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当然了,官方史书上夸大了工人的作用,说什么工人登上历史舞台云云,我认为这完全是在胡掰,共产党最后是赢了,但是绝对不是靠工人赢的,所谓工人是不是登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无足轻重,因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的问题。那为什么共产党还要说工人怎么怎么样呢?我简单说说,说多了又被和谐了,就是共产党说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农民只是盟友,所以共产党当然要夸大工人的作用了。其实嘛,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一次农民起义,只不过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皮而已,毛泽东同志是个出色,古典的中国政客,如果他不是,他也赢不了蒋介石。还有,将农民放在盟友的位置上,是为了便于以后工业化过程中剥夺农民,如果你说农民是主人,哪个主人愿意打下江山后自己反而要贴钱给工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就说这么多,大家琢磨琢磨,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直皖大战

    我们都知道,经过护法战争,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已经全面激化了,打起来只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直系的老大还被安福国会给免了大总统的职,这不摆明了挑衅吗?顺便说一句,冯国璋去职后没多久,就于1919年12月去世了,冯国璋的死看似是直系的巨大损失,但却为另一个人的上位铺好了路,是曹锟?不是,是吴佩孚。曹锟是老大不假,但是主导局势的人是吴佩孚,而直系的荣光岁月将和吴佩孚这个名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段祺瑞自从在护法战争中吃了直系的亏后,知道以后跟直系必然会有龌龊,所以早做打算,把自己的心腹徐树铮遣往西北练兵去了。虽然地方似乎是苦了点,但是军饷是不会缺的,段祺瑞有日本支持,有的是银子,只要大伙好好练,绝对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双方的矛盾还有政见上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就跟国民党执政台湾中期说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一样,段祺瑞说是要“武力统一”,当然直系就得说我们要“和平统一”,一句话,直系的方针就是和段祺瑞背着走。最近福田康夫下课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会中自民党处于劣势,造成许多议案通不过,看来民主党为了拆台也使出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终极大招,大家看看,民主政治也有问题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直皖双方的矛盾看起来已经不可调和,政治上的所有可能产生矛盾的因素他们都具备了,从地盘到政见,再到人事,总而言之,这回是非打不可了。当然,看段祺瑞不顺眼的不单是直系,包括西南军阀——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段祺瑞总嚷嚷着要灭了他们,还有就是总喜欢趁火打劫的奉系。

    在这里,我们就得简单介绍一下奉系的问题了,奉系的老大叫张作霖,其实奉系并不是北洋系中的嫡系,因为张作霖并不属于小站系,但是鉴于张作霖和袁世凯关系还算不错,所以就姑且将其看做北洋军阀中的一个派系了。简单的说,张作霖是做土匪发家的,其实倒也不能算是标准的土匪,但至少不是在编的政府武装——当时东北的土匪非常多(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嘛),而官兵呢,又基本管不了这些土匪,所以类似张作霖组织的民间自卫武装就特别多。

    张作霖这个人相当的精明,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是眼界很开阔,知道一直干土匪没啥前途,于是就想着怎么让朝廷招安——这跟宋江倒是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比宋江可精多了,不愿随随便便就帮人卖命。机会总是会有的,比如张作霖探听到奉天将军增祺的老婆要回乡,就令手下上演了一出好戏,戏码嘛,电视剧里很常见,就是先让人去抢劫,然后再找人去救。一般来讲,这都是某某公子为了赢得美人芳心的伎俩,但是张作霖并不是向人家老婆献殷勤,而是为了赢得增祺的赏识,从而顺利招安。这出戏大获成功,有望竞逐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而张作霖有望获得最佳导演,一个能将银幕上才会出现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被招安的张作霖从此平步青云,靠着自己的脑子一步步的成为东北的老大,当然,他的身后依然是日本人,靠着日本人,张作霖才让他的奉系成为一支能跟北洋嫡系直系和皖系相抗衡的力量。

    奉系一直以来的策略就是先保证自己三省的地盘,然后在中原寻找机会,鉴于目前直皖双方的紧张局势,张作霖看到了向中原扩张的希望,当然,他的目标就是花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多的利益。那么找谁当盟友呢?找强者当盟友,当然没啥前途,人家也不稀罕你,只有找个相对较弱的当盟友,自己才能从中取利,所以,奉系和直系一拍即合,本来没啥感情,结果没多久就迅速升温了,政治这东西,只要有利益,就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的局面是三对一,直系是主力,奉系打掩护,西南方面负责擂鼓助威,顺带送点酒钱慰劳弟兄,而皖系因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成为出头椽子。当然,以目前皖系的实力根本是不用怕直系的,从军力上来讲,皖系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打仗不能光看人数,要光看这个,曹操也根本就不可能干掉袁绍,孙权和刘备压根就打不赢赤壁之战。打仗嘛,靠的还是军事将领的指挥能力,指挥直系的人叫吴佩孚,此人命运坎坷,知道四十岁才开始发迹直到四十岁才开始发迹,所以比较稳重;而皖系的指挥官叫徐树铮,此人深得段祺瑞信任,性格飞扬跋扈。

    一般来讲,打仗之前牛逼吹的越响,就会输得越惨,历史反复证明这一点,比如当年秦始皇伐楚,王翦说要六十万,秦始皇还以为他是懦弱无能,年老怕事;所以就让吹嘘自己只要二十万兵马的李信去了,结果输得一塌糊涂,最后还得让老将出马。这说明,打仗靠得是实在,而不是装逼:吴佩孚很实在,他在底层多年,有相当好的战术基本功,测绘能力更是一绝,实战经验丰富,战法多变;徐树铮喜欢装逼,没打过几次战,挺能咋呼,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连黎元洪老子都看不上,何况吴佩孚这样的无名之辈?——吴佩孚确实发迹的比较晚,所以很多北洋老资格都不怎么看得起他。

    结果嘛,当然就是实在的击溃了装逼的,注意用词,不是击败,而是击溃,这次战争只持续了五天,皖系就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吴佩孚用奇兵突击皖系司令部,俘虏了曲同丰等高级将领,西线军就此溃败,而东线的徐树铮一听西线惨败,就赶紧回北京了,结果自己的部下没了主帅,就纷纷投降了,掐头去尾,其实打仗只用了三天,吴佩孚就竖起了直系的大旗。

    徐树铮这个人平时嚣张的很,但是这次直皖大战居然做了逃兵,直系能那么快就获胜,当然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了,主要的责任是曲同丰来负,但是皖系之所以都是庸才,其实小徐的责任最大,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说明。

    再说说段祺瑞吧,他当然难以相信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打造的军队就这么不堪一击,伤心,难过,悔恨,羞愧,这些感情交织在了一起,促使段祺瑞产生了一个念头——老子不活了!当然了,段祺瑞没死了,手下人眼疾手快,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当然也可能是段祺瑞作秀,这个谁知道呢?

    段祺瑞这个人,前半生一直很牛逼,以北洋正统自居,拿谁都不当回事,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但是就跟所有最终盛极而败的政客一样,段祺瑞确实是不知道收敛,也没弄清楚自己的分量,结果就是闹得最凶的人死得最早。所以,我要在这里奉劝一下那些现在很风光的人,要时刻有忧患意识,胜败荣辱总是暂时的,心态的平和才是能够永葆富贵的良药。有空多看看曾国藩的家书,对个人修为方面一定大有裨益,一定让大家受益匪浅。

    就这样,本来以为会打上那么几个月的仗就这样戏剧性的收尾了,这场战争的长度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属罕见,不单是段祺瑞没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大概获胜方吴佩孚也一样没想到。反正,经此一役,吴佩孚的名号是打出去了,直系终于符合了它的名字,终于坐镇中枢,控制直隶了。

    马克思说,矛盾是发展变化的,直皖的矛盾刚结束,接下来接踵而至的就是直奉了,虽然还没有到打起来的地步,但是终归已经放到了台面上,仗打完了,怎么分赃,就要成为接下来的问题了。

    闹得最欢,死的最快

    皖系本来是北洋系中势力最强大的,但是经过了直皖战争之后,元气大伤,只有盘踞浙江和上海的卢永祥勉力扛起皖系大旗,皖系以这样一种几乎崩溃的方式失败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解。

    本人不懂军事,也不想分析皖系军事上的败因,个人认为皖系的失败应该不仅仅只是军事上的原因,内部的混乱同样也是重要原因。而谈到皖系内部矛盾,徐树铮就不得不提,虽然有许多人对徐树铮还是抱有好感,因为他好歹还短暂收复了外蒙——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得而复失,但是从为人的角度而言,徐树铮确实很差,最起码,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跟这种人交往的。

    世界上嚣张的人很多,心胸狭窄的人也很多,但是一般而言,这两个缺点是很难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一般来说嚣张的人性情就相对豪爽,而心胸狭窄的人往往就比较阴沉,但是徐树铮打破了这个惯例,他是同时具备这两种特点的人。大家想想,有这种人在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还能太平吗?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头号心腹,如果说什么能耐也没有,那也说不过去,他也算是有两把刷子,但是他也就只有两把刷子而已,跟吴佩孚交战居然只用五天就能一败涂地,这说明,即便徐树铮有水平,他的军事水平也远不如他的装逼水平。

    徐树铮是个很招摇的人,锋芒毕露,四处树敌,恨不得看谁都不顺眼,一般来讲,这种人如果混政治,肯定是活不长的。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他在1926年就被冯玉祥给干掉了,原因当然是他曾经得罪过冯玉祥,杀过冯玉祥的恩人兼舅舅陆建章。徐树铮死在冯玉祥手里,说明了一个问题,出来混,迟早要还,得罪的人多了,就难免遭此横祸。当然,徐树铮不仅得罪了冯玉祥,他在皖系内部也得罪过人,这个人就是原先皖系的重要人物靳云鹏,靳云鹏原先也是皖系四大金刚(还包括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之一,按说跟徐树铮也算平级,但是他却奈何不了徐树铮,因为徐树铮有段祺瑞罩着。皖系的四大金刚实际上真正有点本事的也就徐树铮和靳云鹏,但是小徐不容人,促使傅良佐和曲同丰这样的庸才成了皖系支柱,曲同丰也在直皖大战中好好跟大家演示了一番废柴的本原。

    徐树铮和段祺瑞这两个人堪称一对活宝,性格脾性都是一模一样,徐树铮可能还有过之,但是按说这两支刺猬搁一块儿应该肯定会互相扎疼对方,不会过于亲密,但奇怪的是,段祺瑞却能容得下徐树铮。段祺瑞不仅容得下徐树铮,还对他言听计从,甚至对他和其他部下的争执往往采取护短袒护的态度,徐树铮到底给段祺瑞吃了什么药,把段祺瑞给弄得五迷三道的呢?这个目前还不得而知,希望史学家能够研究一下,我这不是八卦,而是这事确实不合常理,很有探讨的必要,当然了,本人也无法从逻辑上给出答案,大家有空的话查查资料,然后告诉我一下。

    皖系就是由这两个宝贝当权,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皖系肯定要出问题。果然,靳云鹏就造反了,靳云鹏一方面是受徐树铮的气,另一方面又是看不惯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袒护,所以直接就不想在皖系混了。靳云鹏自幼丧父,家中兄弟姐妹7人仅以母亲卖煎饼和当奶母为生,在底层的生活让靳云鹏尝遍世间冷暖。他18岁参军,一开始便是段祺瑞的部下,段祺瑞对他也算是恩遇有加,将他一手扶持成为皖系干将,但是即便这样的人都因为忍受不了徐树铮的跋扈而叛离皖系,这就充分说明徐树铮的副作用有多大。

    所以说,皖系内部问题的症结就是徐树铮以及段祺瑞对徐树铮的偏护,段祺瑞注定当不了一个好的领导,一个不善于妥善处理内部问题,还会加剧内部矛盾的人是不可能让一个集团强悍,而有凝聚力的。因为徐树铮一个人而使得整个皖系鸡犬不宁,而段祺瑞居然还能对徐树铮不加约束,反而越加纵容,这样的政治集团如果最后不失败,倒真成了一件怪事。

    靳云鹏背离皖系,投靠徐世昌,并被徐世昌于1919年9月任命为内阁总理,但处事受到段祺瑞的多方掣肘,处处压制,所以当段祺瑞大败时,也是落井下石,狠狠的出了口恶气,恩师和学生闹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感叹。

    段祺瑞本来是北洋系中最有实力成为袁世凯接班人的,但是他刚愎自负,难以容人,再加上无限度的纵容袒护同样心胸狭窄,嚣张跋扈的徐树铮,所以他最终不仅没有能成北洋系的领袖,甚至连自己的皖系都没有能够搞好。看来一个军人要想搞好政治,必须少点戾气,而多点圆滑,过刚易折啊。

    直奉分赃

    此次直皖交战,可以说是前戏做足,但正戏却戛然而止,双方自冯国璋当上总统后就互相较劲,憋着劲的想要让对方好看,结果三年的矛盾一时爆发,却只用三天就完事了,颇有雷声大,而雨点小的感觉。笔者有个不恰当的比喻,纯洁的朋友不要见怪,就是男女做爱,花了一个小时来弄前戏,真正的交欢过程却只有五分钟就完了,直皖两派的争斗基本就是这个感觉。

    来看看总受段祺瑞气的大总统,他因为段祺瑞的倒台也总算扬眉吐气了,但是现在前脚狼刚走,后脚虎就来了,皖系是完蛋了,直奉两系又变成太上皇了。徐世昌当然也是玩政治的好手,两派共同管事当然比一派要好处理一些,只要玩好制衡之术,用好均势理论,然后从中取便,发挥好自己擅长调停的优势,总统这个职位暂时还做得下去,而且肯定比皖系时代要好一些。徐世昌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毕竟作为他这样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客,在两派联合执政时期还是有价值的,更何况他还有一张老脸,几方面都得差不多给点面子。但是,总统的位子已经有人惦记上了,所以嘛,徐总也玩不长了。

    当然善后问题,最要紧的还是直奉两派的意见。张作霖的意思是就处理几个要紧人物就完了,抓大放小,大家要问了张作霖咋能那么仁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皖系损得太厉害,就会便宜了直系,让皖系若隐若现的威胁直系,也会对自己的发展有好处,最关键的是,张作霖想收了皖系的力量来壮大自己。奉系以前一直是小字辈,在中央的问题上基本上没有插过手,这次是第一次提兵入关,强势介入中原事务,虽然有日本的支持,奉系的潜力相当巨大,但是目前来说,跟直系在影响力上还是有差距。所以,张作霖善后的第一考虑就是遏制直系,不让直系专美。

    接下来就要问问曹锟的意见了。曹锟原本是直系的二号人物,但是居然在护法战争中支持段祺瑞造老大冯国璋的反,结果后来在湖南分赃的问题上吃了大亏,才跟段祺瑞翻脸。曹锟这个人天生就是奴才命,袁世凯称帝,老几位都反对,就他屁颠屁颠地表示支持,要不是他确实有军队,有实力,凭他这个污点,基本就没法混了。从这事充分说明,曹锟这个人忠实仗义,对自己的老主子讲感情没有政治头脑,有点憨,但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缺乏一些头脑,乍看起来有点傻,所以人送雅号“曹二傻子”。曹锟还有一个特点也不得不提,就是削尖了脑袋想当总统——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说。他的意见嘛,就是因为刚跟张作霖结了亲,做了儿女亲家,所以还挺顾及张作霖脸面,虽然有全面清肃皖系势力的想法,也只是能将就张作霖就将就着,毕竟,因为这个事儿闹翻了,大家都不好看。

    仗是吴佩孚打的,虽然曹锟是他的老大,但是现在他的话也是很有分量的,因此人望鼎盛的吴佩孚也有话要说。吴佩孚是北洋系中的晚辈,说他是晚辈倒不是说他年龄小,而是说他发迹晚,资历浅,他当年找过算命先生算过卦,说他命途的分界线是40岁,在此之前是庸庸碌碌,难有作为,在此之后就能横空而出,登峰造极。算命先生的话还是挺准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糊弄人的,真有准的,反正我一东北的大学同学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当然了,为啥法轮大法能在东北那么有市场,跟那里算命的有点邪行也有关系,有这么个文化氛围嘛。吴佩孚这个人简单的说,就是扎实,底层经历让他的基本功很好,测绘制图能力一绝——三国时期的邓艾也由此闻名,可以说,曹锟能混的那么好,离开了擅长带兵打仗的吴佩孚是不可想象的。

    吴佩孚的意见就是要严惩安福人士,解散国会,没收祸首财产充公,幽禁段祺瑞——吴佩孚可真是不留面子,够狠。吴佩孚的意见里有没收财产的条文,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其实直系在几个派系中是最穷的,目前财政比较拮据,而皖系的这帮所谓祸首呢,又都是家缠万贯,有的是钱,所以吴佩孚就有那么个意思。当然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吴佩孚曾经还想过召开一个国民大会,对时局来个彻底的了断,当然了,这点意见没有得到希望把水搅浑的张作霖的支持,所以作罢。吴佩孚的想法是简化局面——这对直系当然是大大的有好处,而张作霖为了不让直系过分牛逼,想要把水搅浑,让局势复杂一些,然后徐图再进。反正,几个人心里都有小算盘,从这时候起,两家就开始考虑怎么为以后打算了,所以嘛,这个联盟也联不了多久。

    最后的处理结果,基本还是按照张作霖的路子走的,安福国会停开了,皖系所谓祸首基本都开溜了,没溜的也基本宽大处理了,直系虽然不是太满意,也不好马上跟张作霖翻脸。至于个人待遇,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呢,领了个副职,然后就带着他的军队去洛阳练兵去了,毕竟局势还比较复杂,所以呢,军队还是要搞好的,皖系的教训不得不吸取。

    总结一下嘛,就是直奉两系基本肃清皖系势力,皖系目前只有浙江卢永祥、山东田子玉、福建李厚基(这些人基本都属于稳健派,没有一个愿意当出头鸟的)硕果仅存,徐树铮等人也在日本人帮助下投靠卢永祥去了,基本上,皖系已经退出了竞争。当然,段祺瑞这张脸还在,有了这张脸,以后还能混口饭吃,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牛逼了,在不久后的将来,段祺瑞将会亲身体会当年黎元洪的生活,看看恶婆婆底下的小媳妇是怎么过日子的,不容易!

    一山不容二虎,直奉虽然刚刚结了亲,但是政治上尚且没有父子兄弟,亲家算啥?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北洋内部的争斗才刚刚开了个头,没完。

    各地方的纷纷扰扰

    我们通常将北洋时期看成是军阀混战时期,但是前面我们讲的基本就是派系中的头面人物跟那掐架,几个地方上的也不过是通通电,帮帮腔,那是不是就说地方上就比较太平,不像中央闹得那么凶呢?当然不会那么凶,但是小乱子肯定不会少,比如直皖对于上海的争夺。

    抢夺上海滩——直皖的第二战场

    大家都知道,上海自从成了通商口岸,有了租界后,就发达了,想当年李鸿章就是借助这块宝地,跟洋人搞好了关系,认识了几个有头有脸的富商,然后发展了淮军,最终成为清廷顶梁柱的。所以,上海这个地方是有钱的所在,大家都想把这个地方收拢,以为己用。

    上海这个地方确实很牛逼,在各个方面都引领者民国的潮流,包括帮会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中国哪里的黑道最有名啊?大声一点!对了,是上海。上海有三大亨,被称为海上闻人的黄金荣,杜月笙以及张啸林。中国帮会的始祖是洪门,帮派中最有名的是少林五祖,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说白了,一开始是个反政府武装。这跟mafia黑手党有些类似,黑手党刚开始是为了反抗法国人对西西里的统治,导火线是一位西西里少女在新婚之夜被法国士兵强奸,所以愤怒的西西里人就杀掉了法国兵,并留下了一个黑手印。总之,一般来讲,帮派一开始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政治目的难以实现,就退化成了黑恶势力。但是要讲有组织犯罪,还得说是青帮,青帮是由漕帮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干的就是走私贩盐的行当,所以可以说是中国有组织犯罪之父。

    但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这些帮派基本都不吃香了,因为租界的出现,使得上海出现了很多国中国,而洋人以华治华的方针就产生了新式帮派的土壤。上海帮派的创始者黄金荣就是上海法租界内的华捕头子,亦黑亦白,黑帮能成为社会,关键的转变就是跟政府的关联,毫无疑问,黄金荣可以说是中国黑社会的创始人。但是,真正将黑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无疑是杜月笙,他甚至一度有机会成为上海市市长,而他跟军统头子戴笠的生死交情,以及和蒋介石的恩怨情仇也颇有趣味,反正,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什么人见了杜月笙都得让三分,有事找杜先生也成为当时的名言。关于这个帮派的问题,我们在以后抗日战争的时候会详细介绍,这里就先简单的带过,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谈政治还是扯到帮派,同志们,帮派是政治的微缩景观,通过帮派可以看到最本原的政治面貌,所以我对帮派一直都很有兴趣。

    好了,扯远了,我想说明的是,上海确实是民国时期一个特殊的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而它的地位也注定将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本来上海的管辖权本来应该交给江苏督军的,但是因为袁世凯时期江苏督军是冯国璋,袁世凯对他这位老属下也不是很放心,害怕有了上海后,冯国璋会坐大,所以就让杨善德担任淞沪护军使,控制上海,牵制冯国璋。冯国璋当然也觉得窝囊,当个江苏督军,还没有上海的权力,这叫什么?但是任凭他怎么跟老头子抗议,袁世凯就是不松口,摆明了就是跟冯国璋说,老子不相信你。冯国璋也确实是倒霉,谁让他是出头椽子,让老头子那么顾忌呢?

    如果说那个阶段的上海问题还只是袁世凯试图控制自己的手下,不让实力过分扩张而使用的权术的话,那么到了1917年(民国六年),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原因是杨善德有了新地盘,趁着浙江督军出缺的机会,带兵进驻杭州,获得了浙江的控制权。那杨善德走了,上海总该给江苏了吧?冯国璋确实是那么想的,也那么做了,不过段祺瑞可不愿意,上海这块肥肉谁不心动?所以他就派了皖系大将卢永祥去上海接班,继续维持上海的独立地位。现在上海的归属权问题已经变质了,变成了直皖在地方的较量。

    杨善德在1919年(民国八年)死掉了,浙江督军就空下来了,顺理成章的,段祺瑞让卢永祥去补缺了,那要这样,上海总算该给江苏了吧?这时候江苏的督军是李纯,他的意见就是让齐燮元去当淞沪护军使,按说这个要求还算合理,因为本来上海就是江苏的地盘,原本没给江苏,是袁世凯为了防备冯国璋玩弄的权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卢永祥也有了新地盘,从各方面来讲,貌似江苏都应该收回上海了吧。但是,卢永祥是省油的灯?他会放弃上海?当然不会,他也保举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何丰林,当然意思很明确,上海还是老子的。

    直系当然光火了,这不明摆着不给面子,仗势欺人?奶奶的,你皖系在北方是牛逼,但不要忘了,长江流域是咱直系的地盘,到这还撒野了?当然话不能那么说,要反对也找个借口才行啊,借口很容易找嘛,因为何丰林是个旅长,而淞沪护军使以往的惯例是师长担纲,杨善德和卢永祥均是以师长的身份担任此职的,所以何丰林貌似资格不是很够。

    北京方面确实也很难处理,按说段祺瑞肯定应该要偏袒卢永祥才对,但是毕竟皖系在南方实力有限,也不能硬来,真要弄得不开心,卢永祥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就得找个两全的办法。别说,北京政府这帮人挺能动脑筋,办法还真想到了,是这样,上海还是让何丰林去管,不过护军使得改为镇守使。北京方面按说挺得意,这么干怎么也平了吧?

    但是卢永祥可不乐意啊,虽然他的部将是上海方面的长官,但是镇守使比护军使低了一级,本来护军使是不受督军辖制的,但是镇守使就不一样了,这么一来,表面上他得到了官位,实际上不就相当于江苏还是拿到了上海的管制权?所以,浙江方面很不高兴,这既包括卢永祥的部下也包括杨善德留下的旧部,他们请愿去了,拍电报示威,意思是那么处理有失公允。但是,如今北京可没空管他们了,因为中央快要打起来了,直皖之战已经一触即发,哪有功夫去理睬地方上的这点弯弯绕呀?浙江方面一看,中央不理他们,这还不是李纯搞的鬼?何丰林以前是李纯的学生,就写信问罪去了,好像是李纯欺负他这个学生。其实,这还真跟李纯没关系,完全是中央最近比较忙,无暇顾及。李纯这个人号称是和平督军,在护法时期就总嚷嚷着和谈,这回当然也不愿意跟皖系撕破脸皮,所以也去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解,但是,浙江方已经认定了此事,不愿意听信李纯的辩驳。这样一来,剑拔弩张,双方整顿军队,准备好好干一架,好在江苏的有钱有权阶层不愿意打仗,一致呼吁和平,李纯也不辱其名,总算是按捺住了,没打起来。

    李纯(纠正个错误,他不是冯国璋女婿)这个人挺倒霉,居然在直系大败皖系之后没多久就死掉了。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官方说是自杀,有人说是因情所死,而这个情的问题也有几个版本,另外还有版本说是部将齐燮元所为,反正是乱七八糟,可以肯定的是,他肯定死的很诡异,真是自杀也肯定是被自杀。但是齐燮元因此被扶正了,成了江苏督军,那上海呢?按说直系大胜,上海也应该归入直系了吧?齐燮元有个想法,自己资历不够,而且几个直系的老将也不大看得上他,所以他不愿意跟皖系有龌龊,就送了个人情,保举何丰林做淞沪护军使,所以,尽管皖系输了,但是上海方面却占了便宜。

    上海的问题一直都挺乱,大家看着我说一定也觉得乱,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乱,但是,这个乱也恰好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局面,就是各方军阀争夺地盘的混乱局面,上海还算好的,没打起来,有地方就直接打了起来,比如我们下面要说的湖南。

    湖南的乱战

    湖南这个地方很特殊,在和平时期,没有人愿意用正眼瞧一下,甚至从湖南走出去的也没几个愿意回去造福家乡的;但是在战乱年代,这里又马上变成了香饽饽,基本上只要打仗,就一定少不了湖南,而且一般来讲,这里仗的数量一定远超各地的平均值。所以我们看湖南人一定要看战乱时期,这个时期湖南人是最露脸的,一定有很多在战场上出头的,比如中共建政后册封的十大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一共有三个湖南的,仅次于拥有四个名额的四川,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湖南的,一个顶几个。

    所以说,中共其实就是湖南帮和四川帮,而国民党是浙江帮,在战乱年代,基本上没几个地方的人是干的过湖南人的,有句话叫无厢不成军,说的就是湖南人打仗牛逼,而浙江人虽然在战乱和和平年代比较均衡,都挺牛逼,但也比不上专业打仗的湖南人。

    从晚清到民国,湖南人一直都是主角,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汉人荣耀的开始和顶峰都是以湖南人为代表的,而这两个人又都是靠打仗发家的,所以说,湖南人天生就会打仗,遗传基因好。你让江苏人去打仗就不行,江苏只能出点像周恩来这样比较善于调和的人,但是我们江苏人在和平时期还是牛逼的,比如中科院院士,数江苏最多,没办法,教育大省嘛。

    好了,扯远了,一会要被别有用心的人看出地域歧视来了。湖南从太平天国起,就开始打仗了,到了民国当然就更得打了,两湖嘛,打仗都得从这俩地方来。要说湖南,确实挺乱,这个乱到了护法战争时期达到顶峰,简单的说,一个湖南基本上各派势力到齐,直系的,皖系的,奉系的,西南的还有原先湘系的,整个一杂烩。湖南是护法时期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各方面,不管中央的,地方的都得过来掐架,湖南也是在各派手里转来转去,最后弄了个平分秋色。南方的程潜,风向多变的赵恒锡,绰号甘草的谭延闿,以及北方的汤芗铭,张敬尧都曾经掌管过湖南,就从这点来看,我们就知道湖南有多乱了。

    直皖两系撕破脸皮,矛盾公开就是因为吴佩孚领兵攻湘,但最后湖南的督军却被张敬尧领走了,所以恼怒的直系就私自和南方议和了,南北战争就此终止,但是这也同时埋下了湖南以后混乱的种子,因为督军张敬尧并没有掌握全境,而且即便在张敬尧的统治区长沙,也有直系的部队在内。

    当然了,如果张敬尧好好干,确实能够治理好湖南,跟各派搞好关系,其实也不太闹得起来,毕竟老百姓都不愿意闹,但是湖南之所以能打起来,就在于老百姓都自愿去闹,理由当然是张敬尧这个人确实不是东西。张敬尧一家四兄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尧、舜、禹、汤,按说他的父母也知道要孩子以后发达了效仿先贤,但是可悲的是,张敬尧兄弟实在是玷污了自己的名字,他们以尧舜之名,行桀纣之实,整个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张敬尧的恶行罄竹难书,其部队号称是北洋军中军纪最败坏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张敬尧自己也是搜刮钱财的一把能手,只要能来钱,就不问手段,贩毒,盗矿,基本上能赚钱的他都干。就这样一个货,居然被我们的老段安排去湖南这么个老百姓极有血性的地方当督军,能不出乱子?要说段祺瑞确实没什么用,用的人不是徐树铮这样的,就是张敬尧那样的,反正逃不过一个字,就是恶,所以段祺瑞最后败了也是有道理的,他确实当不了一个好领导。

    当然了,长沙百姓对“张毒菌”是相当的不满,他们的想法是能把他换了就换了,整个好点的来呗。于是,他们把能去请愿的地方都去了一遍,南方政府,北方政府,吴佩孚那(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吴佩孚当时还在衡阳),然后是上海和会,但是统统的没用。原因是当然湖南的局面很复杂,各派势力相互纷争,撤换张敬尧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免不出乱子,当然了,张敬尧是皖系的,段祺瑞总不能抽自己的耳光吧。

    湖南人也知道先礼后兵,请愿不成,那就只能请子弟兵了,毕竟湖南人自己的部队总该比张敬尧强吧。湖南民风确实彪悍,但是真要打仗也不是闹着玩的,湖南人这次决定请人来打仗,确实是不堪忍受张敬尧的淫威,把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更何况是根本就不好惹的湖南人。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子弟兵确实实力有限,此时的湘军归赵恒锡管,赵恒锡也是老革命党人,职业军人,曾经跟过大名鼎鼎的蔡锷。此时赵恒锡的这支部队要啥没啥,没钱没枪,更关键的是,还有一部分是杂牌军。本来湘军是和陆荣廷的桂系联合作战的,我们前面在护法战争的时候也讲过,但是大家也知道陆荣廷是个什么货,简单的说,他是个投机分子,打仗的时候从来都先上别人,后上自己,看着不行就溜,反正湖南这地方不是他的,能拿最好,不能拿也犯不着赔上老本,所以,湘军只是孤军作战。

    无奖竞猜,同志们猜一猜,最后谁赢了?肯定有人说是张敬尧赢,因为赵恒锡的部队确实不行,有没有说是赵恒锡赢的?恭喜你,答对了。让我们听听名宿吴佩孚的意见,当时,他已经从衡阳撤兵了,毕竟他是有大志向的,不想在湖南趟浑水,吴佩孚认为肯定湘军赢,因为湘军穷,打仗不要命,而张敬尧的部队都发了小财,肯定惜命,一打就溜。

    实际情况是,吴佩孚真是神仙啊,全对。张敬尧除了连连向北京求援,就只剩下逃跑的份了,湘军虽然军力有限,但是天时地利人和,老百姓都巴着他们赶跑张敬尧呢,甚至有些老百姓还亲自上阵打游击——看来打仗这项运动在湖南确实是群众基础雄厚,就这么些个没路数的穷兵蛋子就打得张敬尧的部队满地跑。

    张敬尧求援,段祺瑞也确实放在心上,毕竟是自己下属,当老大要给小弟负责的嘛,他说这是南军单方面撕毁条约,应该起兵征讨,但是大总统不同意,徐世昌知道湖南是怎么回事,他也收到过请愿,他的说法是这是地方自己的问题,跟南北和战没啥关系。所以任凭张敬尧求爹爹告奶奶,反正就是没人回应,北京方面还发电报奚落张敬尧,意思是你有七、八万的人马,还收拾不了这帮乌合之众?还好张敬尧没收到这个电报,要不然非得气死不可,这不是赤裸裸的嘲讽吗?张敬尧之所以没收到电报,是因为他已经在电报到达之前开溜了,要说开溜,张敬尧绝对能耐,还没怎么打,就忙着布置把老婆孩子先撤离了,一个主帅,不想着先迎敌,而是先撤家眷,这个仗还打得了吗?

    最后的结果是赵恒锡大胜,谭延闿风风光光的过来掌管湖南。一帮穿着破破烂烂,仅有三千支枪,弹药还严重不足的部队打跑了七八万的正规武装,看来,北洋系中确实有很多军队不行,尤其以皖系为最。

    最后介绍一下张敬尧的归宿,他逃离长沙后,去了岳阳,先杀人放火解解气,然后就撤了,最后投靠了伪满政权,然后在1933年被国民党暗杀,如果给北洋系中的负面典型找个代表,张敬尧毫无疑问应该入选,不单是为人贪腐,而且还没有民族气节,整个一败类。

    但是,湖南的混乱并没有终结,北军虽然走了,但是南军内部又要互相较劲了。自赶走了张敬尧之后,湖南一下变成了鼎足而三之势,谭延闿,赵恒锡,程潜三派势力成掎角之势,混乱也是一触即发。小小湖南,经济本不算宽裕,又兼遭受张敬尧盘剥,已是不堪重荷,湖南人早有独立自治,不问外事之意,无奈,外敌虽走,内乱难平,军人主政大抵如此。此时湖南的领袖是谭延闿,其素有甘草之名,行冯道之术,纵横官场多年,于满清,北洋,国民党之间四处逢源,八面玲珑,虽有立宪派之名,但其实派性色彩非常浅,或者说是个没有什么派性色彩的人。谭延闿是个文人,看不惯武人嚣张跋扈的模样,加之湖南民生凋敝,军队粮饷无着,因此便有裁兵之念。

    但是当兵的刚刚抛头颅洒热血赶跑了张敬尧,本想着可以从此翻身做主当老爷了,不承想谭氏竟有裁兵之意,将领们当然不乐意,毕竟,没有了部队,将军就成了空头司令,一生奋斗成空。程系人马率先发难,理由是省里欠饷,他们虽然地盘少,但是战斗力确实不错,一开始声势挺大,直逼长沙。关键时候解决问题的还是赵恒锡,他以开会为名,将程系叛将捕杀,自此程派湘军宣告解体。

    谭延闿和赵恒锡本来是一体的,在倒张之役中也是合作颇佳,但是谭延闿在程系的叛乱中失去省长之位,而赵恒锡获取军政全权让谭系势力颇为不忿。他们想借着搞掉临时省长林之宇的机会顺道倒赵,以此迎回老大谭延闿充当老大,为此他们颇费心力,但是最终也没有成事,反倒是赵恒锡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坐稳了湖南的第一把交椅。

    湖南这个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颇多,民众饱受其苦,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各为主张,民国时期的湖南就是乱世的缩影,南北外争,而后南部内斗,总之,为了些许小利,百姓也是不甚其苦,乱世中受灾的总是百姓。

    陈炯明收众广东

    北洋时期的中国非常混乱,各路军阀乱做一团,本人水平有限,也不能将这些变乱一一道来,只能择其精要述之。当然,军政府所在地广东是不得不说的,广东自反清以来即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但是在孙中山最惨淡的时候,居然连广东都丢了,在护法战争期间,广东是桂系陆荣廷的地盘。孙中山当然做梦也想把广东拿回来,毕竟没有地盘是没有资本折腾的,但问题是现在孙中山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自从和黄兴翻脸后,孙中山就成了光杆司令,连护法也是靠西南的两派军阀来搞的,所以孙中山想搞个军队作为日后进取的基础。

    军队从哪来呢?说起来有点搞,这个军队是从桂系手里借来的。那桂系凭什么就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拿出去拆自己的台呢?说军队可能不太准确,这其实是孙中山向广东省长朱庆澜讨来的,名义是省公署的亲军,也就是省长的私人卫队,一共二十营,而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就交给了陈炯明。

    陈炯明是老革命党人,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应该算是元老级人物了,我们在前面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说过,革命党的元老多半都因为此事和孙中山不对付,像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都因此跟孙中山翻脸,陈炯明虽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但内心其实还是有看法的。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知根知底,知道孙中山绰号大炮,空谈多,实干少,志大才疏,在民国初年和袁世凯对抗中的失利更是让这帮人对孙中山非常不屑,陈炯明更是如此。革命党中对孙中山的态度大致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小孩们被孙中山慷慨激昂的演说打动,对孙中山崇拜的一塌糊涂,从此成为死党;另一个极端是老人对孙中山喜欢吹嘘但缺乏实际能力非常鄙夷,尤其是对孙中山要求他们效忠他这个志大才疏的领袖相当不满,所以,他们基本看不上孙中山。陈炯明是老人,属于后一个极端。

    另外,陈炯明也算是一个有现代政治头脑的人物,他崇尚民治,按说是个彻底的民主派,但孙中山则崇尚党治,希望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国家,搞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方针,有意思的是,提出这三步走的孙中山被认为是民主人士,而照着这三步走的蒋介石则被当成了独裁者。那这三步走到底是真独裁还是假民主呢?一切独裁总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来进行的,比如孙中山的这个所谓的路线图,既然要搞民主,自己居然又不相信人民的自决能力,还要假惺惺的来训导人民,我要问了,民主国家有听说过还要对人民搞什么训导的吗?这不是帝制时代那一套吗?当然了,有人可能说先要有个过程,然后再放开,我们看看照着他的路子走的台湾就知道了,台湾最后是民主了,怎么民主的?是无数仁人志士努力奋斗换来的,不是蒋氏家族大发善心给予的。

    说到台湾,我们也谈一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水扁洗钱案,很多人惊呼台湾搞的叫什么民主啊,那么腐败?然后某些别有用心的就开始聒噪了,你们看看民主,这完全是耍人玩的嘛。我不多说,只说一句,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也就是暴露在阳光底下的罪恶并不是最恶,最恶的是永远无法见光的罪恶,我们是希望看到原原本本丑恶的政治还是总是遮着掩着表面和谐内里腐烂的政治呢?大概是我们和谐惯了,认为一切不和谐的事情暴露都是有悖意旨的,其实,哪有什么真正的和谐,人工粉饰出来的和谐比丑恶更可怕。

    好了,扯远了,我们接着说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政见分歧。陈炯明当然不相信孙中山那一套说辞了,他跟孙中山多年的接触下来,对孙中山的印象其实并不好,这很正常,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基本都对孙中山的印象不怎么好。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是假民主,真独裁,当然,笔者也这么看,因为任何一个民主分子都不会搞出类似中华革命党这样的法西斯组织的,孙中山是借着民主的名号来为他的个人权位呼号张目。

    但是我说孙中山是假民主,并不代表我认为孙中山的做法是错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确实不适合搞民主,大家都读过鲁迅的文章,连浙江这样民智还算开化的地方都分不清自由柿柚,别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国家能搞民主不是开玩笑嘛。当然了,虚伪的孙中山搞欺骗的能力确实差了一点,他的三民主义和政治路线图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这让真正有民主思维的人是有反感的,政客搞欺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火候不到,有失水准,反而会让人生厌,孙中山就是这样,他的虚伪换来的是老同志的离心离德。

    陈炯明和孙中山在政治上是根本相悖的,陈炯明有自己的看法,要搞联省自治,孙中山要搞北伐,要武力统一,所以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政见放一块,到最后肯定不会太平,这也是导致最后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的本质原因。

    讲了那么多,好像还没有说到陈炯明驱逐桂系,收复广东的事。陈炯明的这支军队名义上是二十营,实际上实足人数只有四五千,这支军队就是日后的炮击总统府的粤军。当时组建的时候是护法战争时期,陈炯明被派去支援福建的护法军,但是陈炯明达到闽粤边境就遇到了一点麻烦,最后干脆不退不进,休养生息了,不过这样倒也促成了粤军的坐大,为此后收复广东做好了准备。

    当然,大家知道,护法最后也因为孙中山被排挤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就更坚定了孙中山要收复广东的决心。孙中山此时能依靠的只能是陈炯明的粤军,而此时粤军正在福建,所以孙中山极力催促陈炯明发兵广东,驱逐桂系。陈炯明一开始还犹豫不决,毕竟粤军组建未几,真要攻粤前途难料,所以任凭孙中山派人百般催促,他也迟迟没有出兵。

    但有时候,你不去惹别人,别人反而会来惹你,比如桂系要袭闽。桂系在护法时期就一直跟直系眉来眼去,天天倡言议和,最近直皖大战直系大胜,坚定了桂系投奔直系的信念,他们的打算就是攻打皖系李厚基的福建,一来驱逐皖系势力向直系报功,二来顺道将滞留福建的粤军干掉,扫清障碍,三来嘛,就是地盘了。陈炯明一看这还得了,我不惹你,你倒来招惹我了,所以,他下定决心搏一把,准备攻粤!

    那时候的混战,说实话,一般都是前面矛盾闹得挺大,好像要拉开架势打个一年半载的,是实际真打起来又很快,比如直皖大战,比如湘军驱逐张敬尧,这回还是老路数,同样很快,当然时间上没有像直皖大战那样富有戏剧性,但是很少出现僵持局面,基本是粤军一路高歌。

    用时两月有余,粤军彻底驱逐了桂系,收复广东,军政府宣告完蛋,孙中山重新回粤主政。但是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始终存在,政见的分歧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联省自治和武力一统

    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是当时民国的两种思潮,一般来讲,地方实力派都倾向于联省自治,而坐镇中枢,手握重兵的各派头目基本都是坚定的主战派。有这个分歧当然是各自出于利益的考量,地方实力派尽管有实力,但也仅仅是足以自保而进取不足,所以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要强化自己在辖区内的权力,最好能实现联邦式的自治;而各派的头目呢,都有比较大的政治理想,有实力的当然想武力统一,接着搞中央集权,而没实力的孙中山呢,则比较能空想,也老想着北伐统一,反正谁都想从一个派系的老大变成全国范围的老大,北洋方面以前主战派的头目是段祺瑞,现在则变成了前一阵还嚷嚷着议和的吴佩孚。老大们说要打仗,手下的小弟们一个个支支唔唔,这就是当时民国的状态。

    我们当然可以把联省自治的政治意义拔高一点,直接看成是联邦制的雏形,但其实这帮人很多都是粗人,行伍出身,哪懂什么叫联邦制,他们就是觉得这么搞对他们有利罢了。当然了,各省也都有议会,好像还像那么回事,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议会也就是上面几个老爷跟那瞎折腾,跟老百姓压根就没关系,说是自治,其实就是地方实力派要求对地方的全权。所以说,所谓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藩镇割据,因为在省里掌权的都是军人,大家见过联邦制国家的军队还各说各话,不归中央管辖的吗?但是也有老百姓说要自治的,比如湖南,湖南人饱受战争之苦,他们的心思就是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说,他们自治的论调其实就是武力统一的对立面。

    至于说武力统一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哪个掌权的不想当个完整国家的领导?你们搞什么联省自治,我们这些大佬往哪摆?哪个大佬愿意做个空架子?那有人要问了,现在联邦制国家的元首权力不挺大的吗?同志们,那是联邦制,当时倡导的所谓联省自治其实就是藩镇割据的现代版,有哪个国家元首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乱做一团,地方上各行其是,不服中央管束的?就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搞的各省财税自主来说,搞到最后中央穷的叮当烂响,连个救灾款都发不出。到最后李鹏召集各省大佬开了个会,意思是中央财政目前很紧张,诸位是不是稍微上缴点财权,当时我们叶帅的大公子叶选平十分牛逼的说出“中央没钱可以向地方借”这样的话,李鹏差没背过气去,一个财权就能让地方如此牛逼,有了兵权还了得?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领导来讲,封疆大吏牛气十足,不把中央放眼里是绝对难以容忍的,所以此后中央就逐渐收权了,中国嘛,历来就是集权国家,而且地方大,事情也多,很多事情是要让中央出面的,维持中央的权力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所谓武力一统和联省自治之间的分歧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现代版本,这个问题哪朝哪代都有,不过民国尤其严重而已。至于哪个好,这就要看哪个主张对老百姓有利了,如果要搞联省自治,地方领导如果清廉自守,恪尽职守也就罢了,那万一地方领导都跟张敬尧一样,老百姓上哪说理去?说实话,当时像张敬尧这样的其实也不少,只不过不那么出格而已。也就是说,联省自治完全是赌运气,老百姓就盼着能有个青天大老爷吧。而要动用武力的话,老百姓九成九是不愿意的,除非地方长官都跟张敬尧似的,把老百姓逼急了,否则没有哪个人是愿意打仗的,打仗还不是老百姓受苦?如果打完仗以后能彻底解决问题倒还罢了,但当时的情况是那帮喊着要武力统一的老大们都在白日做梦,没有哪一方是有绝对实力控制住整个局面的,就算打完仗了,地方上该坐大还坐大,一般来讲,就是打完半天仗没有任何效果,老百姓白白受苦。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省自治应该说还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但问题是大佬们可从来就不顾及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比如我们尊敬的国父大人,成天嚷嚷着要北伐,根本就不看手里有多少实力,也不看看老百姓愿不愿意,反正就是要打仗,其实和老百姓的生存比起来,民主共和值个屁?讲政治权力也得等到老百姓吃饱喝足,有那个闲情逸致再说吧,比如现在很多人喊民主,这是对的,因为有了追求政治权力的基础了。还得说我们的陈炯明,史书上老是骂他不是东西,是军阀,其实他还是很为老百姓打算的,他在广东主政期间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反观我们的孙公,好像除了打仗和那个总统的宝座,他就不关心老百姓死活了,天天打仗就可以民生了?打仗不要死人?打仗不要出钱?你个人是风光了,老百姓呢?

    所以说尽管当时喊着要联省自治的地方大员们都是为了自己打算,但其实从客观上来讲,这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只不过到底打不打不是他们说了算的,是由中央的大佬们说了算的。所以呢,仗还得接着打,老百姓还得接着受苦,直到哪天打出黎明老百姓才有希望稍微好过点。

    第一次直奉大战

    吴佩孚的困境

    自直皖一役,吴佩孚名声大噪,虽说是曹锟的部将,但是人望鼎盛,俨然是一派之尊,想他吴佩孚前半生境遇坎坷,不似其余北洋人物一般仕途亨通,直到遇见曹锟,才遇见了一生中的伯乐,名位方有进益。正是由于吴佩孚发迹晚,成名晚,所以北洋旧人有些低看他,比如张作霖,由于人称吴佩孚为“大帅”,张作霖觉得别人称自己“大帅”是低看了自己辈分,所以他愿意让别人称自己“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或者“老帅”,从此细节便知道北洋元老对吴佩孚的轻看。

    我们知道,成见是导致双方关系不佳的根本原因,但是要让原本客客气气的双方弄到面红耳赤甚至剑拔弩张的地步肯定还需要一些事情的催化。张作霖跟吴佩孚闹得不愉快是因为内阁的事。

    自直皖大战之后,靳云鹏第三次内阁总理,靳云鹏这个人原本是皖系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和徐树铮、段祺瑞的矛盾离开了皖系,让他来组织内阁当然是因为直奉角力的结果。但是,靳云鹏这个总理并不好干,因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虽名义上为陆军大元帅,但其实哪支军队他也管不着,更要命的是他没钱。当时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地方上经常截留税款,那么多的督军天天闹着要粮要饷,洋人还趁火打劫,要求北洋政府还清到期借款,财政危机甚至还引发了公事部门的罢工,一个钱字可以说是让靳云鹏焦头烂额。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北洋政府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梁大财神当年为袁大总统办事一直都不含糊,袁世凯让他出钱他就能变出钱来,这跟当时乾隆手里的和珅感觉差不多。梁士诒自从袁大总统去世被驱逐之后一直也都没有闲着,因为他的一技之长在当时的民国很用得上,不管是南方政府还是北方政府,钱都是大问题,而梁士诒的能耐就在于他总能拿出钱来。

    梁士诒和他的旧交通系此时也是在加紧倒阁,梁士诒之所以总能有钱,是因为他和国内的金融系统关系匪浅,又有日本的关系,而靳云鹏筹不到钱是因为梁士诒控制国内财团不借钱给他,这堪称旧交通系对靳云鹏的杀手锏,果然把靳云鹏逼到了角落。当然,倒阁的不单单是旧交通系,还有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在段祺瑞掌权期间和靳云鹏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但是因为府院天生存在的矛盾所以也让二人心生芥蒂,再加上一些人事问题的催化,此时府院也是势同水火,徐世昌甚至为此要通电下野。 另一个对靳云鹏内阁有意见的是张作霖,张作霖本来和靳云鹏是儿女亲家,但是奈何靳云鹏内阁中的核心人物交通总长张志谭和直系走的太近,犯了老张的忌讳,所以张作霖对这届内阁也是一肚子的不满。

    靳云鹏面对三方夹击,加上自己确实也解决不了财政问题,所以无奈之下只能放弃总理之位,第三次组阁的靳云鹏最终还是灰头土脸的下野。

    梁士诒美梦成真,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本想大展拳脚,让当年那些驱逐他的人看看自己的能耐,但是屁股还没坐稳,就有人说话反对了。因为梁士诒和张作霖是穿连裆裤的,所以吴佩孚就对这个内阁不满意,当时就是这样,直系推个内阁,奉系肯定不高兴,而奉系推个内阁出来,直系也肯定不满意,这回是奉系推出了梁士诒,所以就让直系不满意了。

    梁士诒的主要能耐一是财政,而是外交,而外交正是吴佩孚重点攻击梁士诒的落脚点,情由还是日本在胶东的铁路权问题。梁士诒一直跟日本的关系都非常好,他被通缉后也是先去了日本,所以他的亲日背景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当时的亲日派因为胶东问题在国人心目中影响极坏。吴佩孚大蛇打七寸,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指责梁士诒私自会见日本使者小幡,允其胶东铁路权益,此论一出,举国大哗,加上当时在华盛顿开会的中国外交官也询问政府是否有私下会谈一事,所以尽管梁士诒矢口否认,极力辩诬,但也是毫无办法。

    梁士诒上台没多久,就迅速被吴佩孚给挤兑走了,张作霖虽然想维护梁士诒,但无奈舆情愤愤,梁士诒因为此事似已成过街老鼠,加之以前的政治污点,所以已经无可挽回,张作霖也只能低头。

    张作霖当然很生气,梁士诒是他一手推上去的,但是吴佩孚居然根本就不买他的仗,让他颜面扫地,下不来台,所以这个梁子就算结下了。本来吴佩孚就不怎么被张作霖看得起,现在因为此事双方的关系更是弄僵了。

    吴佩孚当时身在洛阳,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职务,但是却偏好发表对国是的看法,而舆论也喜欢听吴佩孚说话,因为子玉(吴佩孚表字子玉,时称玉帅)不但喜欢讲话,而且也会讲话,他的很多意见都符合国民的要求,一时间洛阳风头出尽,俨然是北方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吴佩孚在讲究资历地位的北洋内部却并不占便宜,虽然他岁数不小,但是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北洋小辈,所以很多元老都不愿意看着一个小辈指东指西,不仅元老如此,连直系内部的其他人看着吴佩孚很不爽。

    子玉是曹锟的部属,但是此时的光景却像是一个派系的老大,曹锟虽然倒也没什么,但却让他的几个兄弟很是不服,最典型的就是六爷曹锐。我们说过曹锟和张作霖做了亲家,其实和张作霖女儿拜堂的并不是曹锟的亲儿子,而是曹锐过继给曹锟的,因此张作霖真正的亲家其实倒是曹锐。曹锐本来就对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不服,时常也跟曹锟敲边鼓,意思是不能太纵了吴子玉,否则易生祸患。

    曹锐这个人是典型的二百五没脑子,因为一个政治人物最要紧的就是分得清什么是外部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曹锐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些。吴佩孚是直系的台柱子,没有了吴佩孚,直系肯定也就完蛋了,并且吴佩孚并没有表示出对曹锟的不敬,虽然曹锟是个无用之人,但是因为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恩,所以吴佩孚对曹锟历来是尊重的。仅仅因为吴佩孚喜欢讲话,喜欢出风头,曹锐就看了不满意,就想除掉他,看起来曹锐确实没带脑子,连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懂。而更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曹锐不是想自己办掉吴佩孚,而是想借亲家张作霖的手办掉吴佩孚,真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意思。

    张作霖此时已经和各方面都谈好了,皖系的残部,孙中山(这个问题在下文会做介绍),张勋——他也是张作霖的亲家,张作霖儿女多,所以亲家也满天下,他亲家多的就跟后来蒋介石的把兄弟一样不足为奇,另外,张作霖已经出兵关外,准备时机成熟后几路进攻,共同讨吴。吴佩孚此时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不仅有外敌,而且内部也有问题,可以说基本已经到了绝境。

    但是吴佩孚总能起死回生,因为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自己的主子曹锟却从来能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信任,所以尽管曹锟这个人论才具,论算计什么都不行,但是在民国能坐稳直系的第一把交椅是有道理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吴佩孚而言,曹锟就是他的伯乐,就是让他这个诸葛能施展才华的刘玄德,有此恩主,夫复何求?要看吴佩孚如何起死回生,我们下文再议。

    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

    对于张作霖出兵关外,曹锟一开始是要求张作霖撤兵的,但是曹锐同志认为,张作霖出兵正好可以帮助他们铲除吴佩孚,所以力劝曹锟放弃此念。但是张作霖步步紧逼,让直系众将对曹氏的态度极为不满,毕竟,张作霖名为倒吴,实为倒直,吴佩孚是直系的台柱子,他倒了,直系也就完了。

    曹锐去沈阳面见张作霖,讨论这一段时间的局势,张作霖当着曹锐的面大肆斥责吴佩孚不服管束,目无尊长,还挑衅式的问曹锐三哥(曹锟)是否能管住吴佩孚,弄得曹锐很没面子。虽然张作霖表示造成目前局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吴佩孚搞掉了他一手扶持的梁士诒内阁,让他下不来台,所以,只要吴佩孚同意梁士诒复出,这场仗就可以避免。实际上,梁士诒下台只是借口,张作霖的真实目的是入关,控制中枢,让偏安一隅的奉系成为北洋的正统。

    曹锐这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二百五,他居然相信张作霖那一套说辞,居然相信张作霖所谓亲家比部下亲的鬼话,曹氏家族混到如今这个份上,没有吴佩孚可能吗?曹锐对于老张的发飙居然诚惶诚恐,生怕害了亲戚情分,又生怕让张作霖笑话自己连部下都管不住,张作霖何等精明,他就是要让曹氏兄弟疏离吴佩孚,好让吴佩孚孤立,从而达到攻吴倒直的目的。但是曹锐同志显然连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孰轻孰重都没有分清楚,大家想想,曹家人就这点可怜的智商,少了吴佩孚他们可能赶走势力强大的段祺瑞吗?

    还好,曹锐虽然愚蠢,但是曹锟并不笨,曹锟这个人表面上一团和气,看着像个忠厚长者,在小事上也疏于算计,经常吃点小亏,但是曹锟之所以能混到今天这个份上,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曹锟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比如他对吴佩孚的态度,他当然也对吴佩孚坐大颇有忌惮,甚至一段时间内和吴佩孚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但是真要出了事,他分得清主次,这就是他比他的傻弟弟高明的地方。

    面对张作霖的挑衅,曹锟终于下定决心了,他明白张作霖此来的真正目的绝不是简单的吴佩孚,而是整个直系势力,所以不能再跟张作霖扯皮了,关键时候当断则断,既然战事无可避免,他就不能坐以待毙,目前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安抚吴佩孚,让他知道老大支持他。所以他跟吴佩孚发去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在民国史上都堪称经典,这份电报的全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大家想想,你如果是吴佩孚,看到这样的电报会是怎样的心情,曹锟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吴佩孚,准备跟吴佩孚生死与共,而吴佩孚当然也会深感厚恩,拼死效命。

    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这句话经典的概括了整个政治生态,政治上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在利益面前,所谓亲戚,所谓兄弟都得统统的靠边,曹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弄清楚了一个道理,就是吴佩孚虽然有些跋扈,有时候不太听话,但是到了生死存亡一刻,他依然是自己所能依赖,所能全心信任的力量。

    可能很多对民国比较熟悉的朋友对曹锟这个人颇不以为然,甚至会认为以他的才具能够混到那种地步简直是运气到家了,甚至将直系辉煌的功劳全部给了吴佩孚,但实际上,曹锟虽然不那么精明,但是却大智若愚,他可以在小事上吃亏,但在大事上,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一切决策都是无可指摘的。吴佩孚虽有军事长才,但是性情刚烈耿直,容易得罪人,曹家兄弟以及后来的冯玉祥跟他闹翻都有他的性格因素在里面,吴佩孚就像是一匹烈马,能否很好的使用,取决于骑师的水准,当然,曹锟就是那个出色的骑师,他很好的驾驭了这批烈马。

    什么是老大?老大最要紧的并不是自己有多少能耐,而是他能否让自己的下属发挥出水准,曹锟尽管自己没有什么太强的能力,但是因为他善于让吴佩孚一展所长,毫无顾忌,所以他就是一个出色的老大。能在关键时候对吴佩孚投上信任票,并授予全权,这说明曹锟这个人大巧不工,在民国舞台上堪称一时俊杰。

    群殴变单挑

    曹锟将权力交给吴佩孚就是对张作霖宣战,咱俩虽是亲戚,但是如今你要我的命,所以也休怪我不领亲戚情分了。曹张二人整顿军队,列兵以待,民国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当然,有爱打仗的就有不爱打仗的,比如目前皖系的独苗卢永祥,可能有人说还有福建的李厚基,但是李厚基派性色彩并不重,卢永祥是深皖,而李厚基则是浅皖——后来还投靠了直系。

    卢永祥的算盘是直奉两系相互牵制才可让他保有地盘,而两方真要打起来,他作为失势的皖系,不管谁输谁赢都免不了一方坐大,对他保住浙江和上海都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卢永祥力促曹张和解,并愿意做调人,还联合了一些同样不愿意打仗的督军,发表通电,请求双方在天津会面,免去争端。

    张作霖虽然气焰嚣张,但是因为此时联合的孙中山那里迟迟没有做好准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文做详解,而要单挑,张作霖并没有把握,所以也想先缓一缓。吴佩孚当然知道张作霖打的什么算盘,所以联合直系人马发表通电,正式跟张作霖邀战。此后双方又打了几次嘴仗,虽然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其实没有哪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战前打嘴仗却也是一个景观,历次战争均是如此,反正就是想从气势上压倒对手,证明自己才是替天行道。张作霖也从一开始单纯指责吴佩孚到后来直接奔着曹锟而去,这个转变就预示着双方彻底撕破了脸皮,谁劝都已然没用,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

    张作霖本来以为自己是毫无疑问会赢得战争,因为他联合了皖系,孙中山以及张勋,甚至还有河南的督军赵倜(想要让吴佩孚内院起火),但是这几股势力真到了关键时刻,却全都哑了,苦心策划的群殴突然就变成了单挑。皖系的老大段祺瑞对打仗态度很消极,大概是他在野的这段时间吃斋念佛内心已经少了些戾气,老大态度不明朗,几个手下当然也没了主心骨,皖系算是放了哑枪;孙中山本来是铁票,态度也很积极,但是我们的孙公此时没有处理好内部关系,跟陈炯明弄出了点问题——具体容下文细细道来,导致北伐受阻,孙中山也算是歇了;张勋就更是消极了,他的部队本来就散落了,而他自己既没有收众起兵的心愿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张勋也靠不住了;赵倜则是还没起事,就被吴佩孚事先察觉,给废了。如此一算,张作霖找的那么多盟友最后竟然全都帮不上忙,本来计划的好好的联军作战,现在变成了他孤军对直,结果可想而知了。

    这次战争跟直皖大战简直是一模一样,雷声大雨点小,策划了半天,最后虎头蛇尾,双方速战速决,仅用六天,吴佩孚就让嚣张的张作霖尝到了苦头。决定战事的关键是双方在长辛店的较量,吴佩孚采取稳守反击战术,待张景惠部军火即将告罄之时,出起兵绕到张景惠部身后,两面夹击,大败奉军。长辛店一战,奉军西路军溃败,中路军闻听此变,军无战意,纷纷败退,而东路军原本形势尚可,但张学良在战争中受了点小伤,影响了作战,于是奉军撤回滦州一带坚守。

    第一次直奉战争是民国史上一次经典的逆转,原本奉系来势汹汹,几路大军准备合围吴佩孚,无奈途中生变,变成了直系和奉系的单挑,而吴佩孚的军事才华也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经此一役,吴佩孚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这次战争再次说明,任何盟友都是靠不住的,指望别人来帮自己赢取胜利犹如镜花水月,打仗还是得靠自己的力量来,张作霖玩弄小聪明,想要通过其他力量和吴佩孚交战来坐收渔翁之利,结果算盘打错,致使兵败垂成。

    然而,吴佩孚虽是个军事天才,在人情世故上却屡有差池,一个政客若是总会得罪人,那么他也不会长远,吴佩孚便是如此,尽管他一生功业经此一役到达顶峰,然而直系内的争斗也开始渐趋激烈,最终证明将会毁掉属于直系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直系

    其实直系的分裂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便有征兆,曹锐,曹锳兄弟见不得吴佩孚在直皖战事中功高震主,与其已有隔阂,曹锟为了跟奉系打仗,甚至暂时罢免了曹锳的师长之职,将兵权全数交予吴佩孚,可以说,曹氏兄弟与吴佩孚这对上下级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吴冯的一些事

    但是要说吴佩孚最后功败垂成,还得说他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冯玉祥早年贫苦,14岁便从淮军当兵,但是冯玉祥一直对朝廷不满——跟张勋入伍后扶摇直上不同,冯玉祥的军人生涯可以说是屡遭磨难,所以对清廷也没什么好感。冯玉祥这个人天生有反骨,属于一个跟谁就反谁的主,只要稍有不顺意,便有反心,所以他的早期生涯就显得格外丰富多彩,基本上是升迁,免职,周期循环,升迁是因为他能立功,免职是他总是不尊上级号令,擅自主张。因为如此波折,所以冯玉祥直到直皖大战之后才为人所知,而这个比孙中山还能折腾的主也注定是民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直奉一次大战之前,冯玉祥是陕西督军,大家觉得奇怪是吧,因为在直奉分赃的时候,明明是直系阎相文取代了皖系陈树藩成为陕西督军,为此早就有意西北的张作霖还不满意,冯玉祥怎么就冒出来呢?原来是阎相文天生命途多舛,居然把鸦片膏子当驴肉给吃了,正史说是误吞鸦片致死,这个死法和李纯倒确实有一拼,一般来讲,这种诡异的死法肯定就都有黑幕,当时时论也多以为是冯玉祥搞的鬼。不管如何,冯玉祥肯定是因此发达了,他成为了陕西督军,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扩充军队,成为了一支劲旅,因为老本营在西北,所以他的部队称为“西北军”,这支部队我们以后会多次讲到。

    但是陕西这地方穷山恶水,鸟不拉屎——如果大家看过张艺谋早期的影片,那就一定有这个感觉,冯玉祥接管陕西也只是权宜之计,毕竟有个地盘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得多,所以冯玉祥一直想去中原发展。机会总是会有的,而且还会送上门来,因为河南的太上皇吴佩孚跟皇帝赵倜闹出了问题,给了冯玉祥机会。

    其实吴佩孚一直都看不惯赵倜和他的兄弟,但是碍于初登河南,也不好直接就跟地方长官闹起来,所以吴佩孚也算忍得一口气,还为了表示友好,与赵倜结拜成了异性兄弟,两家的婆娘也成了干姐妹。但是,这种表面功夫并不能掩饰双方暗地里的剑拔弩张,赵氏兄弟在河南名声极臭,与当年湖南的张敬尧兄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吴佩孚驾临洛阳,成为河南的太上皇也是一肚子的不满意,多次和吴佩孚顶着干,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直奉战争中,身为直系的赵倜居然跟安徽的张文生(原属张勋),山东的田中玉(皖系残余)组成攻守同盟,公然违抗吴佩孚;在军饷问题上,也是屡次违拗吴佩孚;更关键的是,这个人居然吃里扒外,跟张作霖暗通款曲,想要在吴佩孚后方放野火。吴佩孚当然也知道赵倜这个人靠不住,所以就派遣陕督冯玉祥坐镇洛阳,控制赵倜。

    冯玉祥一看有这等机会,如何肯放过?更何况,他以前就跟赵倜这小子有私怨,早就想逮个机会办了他。张作霖这个人好吹牛逼,在直奉大战时,东路军有了点小胜就吹得好像奉系已经控制了大局一般,这让他的小弟兄赵倜吃了苦头。赵倜一看直系要完,这还不赶紧向新主子献功?所以他就跟张文生说好了,大家一块进攻郑州(当时河南督军的驻地是开封),攻击吴佩孚的后方,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赵倜可能是忘了再去打探消息,情报工作一塌糊涂,也可能是被张作霖吹牛的气势所感染,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回他可弄错了形势,正当他火急火燎的准备放火时,吴佩孚已于长辛店大破张作霖。可怜赵倜还没醒过味来,发出的将令就如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他的几个部将已经开始攻击郑州,一开始因为河南空虚,吴佩孚的嫡系都被调去打仗了,所以赵倜还挺得意,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吴佩孚早就给赵倜预备了对手,这个人就是冯玉祥。冯玉祥一到,胜负立判,从穷山恶水打熬出来的兵勇当然比富贵窝里出来的强得多,赵倜的部队连连败退,终于,赵倜自绝生路。

    由于吴佩孚调冯玉祥离陕赴豫时,冯玉祥就表示不再回陕西——那可不,河南咋也比陕西那个穷乡僻壤好的多,谁没事愿意在那常驻。冯玉祥有这个意愿,而且确实也为吴佩孚解决了后顾之忧,扫平了赵倜的叛乱,所以看起来冯玉祥要得到的东西,吴佩孚应该心里有数了。论公行赏,这是自然的原则,吴佩孚只能奏请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担任河南督军。

    事情完了吗?不,事情才刚刚开头。吴佩孚当然不愿意前脚狼走了,后脚虎进门,走了赵倜,来了更难对付的冯玉祥,同在一省地面,怎么还不得有个磕磕绊绊的,再说了,冯玉祥这个人可不比别人,记仇着呢,要是一不留神得罪了,以后还怎么相处?并且吴佩孚要吸取直奉大战中后方不稳的教训,就想要在大本营河南起用自己的亲信,而要这样,冯玉祥这边也是个障碍。冯玉祥这个人不比别人,他是个有仇必报,睚眦必较的人,心胸也不是太宽阔,吴佩孚如果举措不当,得罪了冯玉祥,那可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吴佩孚果然做错了,而且错的很直接,让冯玉祥恨到了牙齿根上,他直接掳了冯玉祥的河南督军,换成了心腹爱将张福来,而冯玉祥则变成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立即就从原先还有个穷山恶水做倚仗的穷督军变成了一个途有虚名并无实质的陆军检阅使,他冯玉祥为了吴佩孚卖命讨好,居然落得如此下场,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其实,冯玉祥被调走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他跟河南境内的几支吴佩孚的部队因为军饷问题闹得很不愉快,所以引发了靳云鄂,胡景翼对他的不满,加上一直有意河南督军的吴佩孚的骨灰级死党张福来,冯玉祥在河南可谓相当孤立。不过吴佩孚做事也确实不厚道,要不是冯玉祥派人去做曹锟的工作,冯玉祥可能连个检阅使的虚衔都拿不着,这么对待有功之臣确实是有些过了,当然了,冯玉祥也非善类,吃了他的东西,他早晚叫你吐出来。

    因为河南督军一事,吴佩孚和冯玉祥的梁子可算是结下了,但是要知道的是,冯玉祥这个人是天生的造反派,无事也会生事的主儿,谁要是敢得罪他,他就会让其吃不了兜着走,以后我们还将多次看到他这个特点。

    曹吴心生龌龊

    原本曹锟这个人度量还是不错的,对吴佩孚也颇为信任,而吴佩孚对曹锟也感念知遇之恩,颇为忠诚,但是这个世界上要维持这样的主臣关系还不生龌龊实在太难,曹吴最后因为些微小事而闹得撕破脸皮也让人甚为唏嘘。

    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吴佩孚功高盖主,一般来说,这样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度很难把握,即便一开始二人还能相互信任,但久而久之,架不住外人的挑唆,自己内心的疑忌,就会生出隔阂,让感情生分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如此,原本上下级关系挺和谐,连亲戚都比上他俩亲,但是自从吴佩孚势头越来越大,曹锟这个老帅心里也越来越不是滋味。闹到后来,朝中但知有大帅,不知有老帅,一应事务俱都请示吴佩孚,却把曹锟彻底冷落了,曹锟本是吴佩孚的上司,看着这个场景,当然心里很难受,对吴佩孚也颇有不满。

    当然,如果双方的手下都能知道分寸拿捏,控制收敛自己的话,此事还不会闹得太大,问题是吴佩孚的手下太嚣张,不把曹锟放眼里;而曹锟的手下包括亲近之人譬如曹锐之流都深恶吴佩孚,所以屡进谗言,最后就活生生的把直系给拆了。要维持一段情意千难万难,但要断掉一段感情却是最简单不过,普通人之间尚且如此,在政坛上混迹的人就更是如此,在这个利益打头阵,排到末位也排不到情意的舞台上,曹吴能有之前的关系实在不易,然而这样的关系突然成了昨日黄花,实在让人感沛。

    曹锟一直有个心结,就是他相当总统,想当国家元首,这个心结他的心腹属下俱都知晓,然而在直系大胜,徐世昌这个安福余孽被迫去职的大好形势下,吴佩孚却没有能送一个顺水人情,反而让根本没谁瞧得上的黎菩萨重新出山,这让曹锟的手下有了攻击吴佩孚的口实。吴佩孚当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从法统上来讲,黎元洪是合法的大总统,而且并没有任满便被段祺瑞驱逐,从吴佩孚恢复法统的角度而言,让黎元洪重掌职权当然无可厚非。要说吴佩孚那么干一点私心都没有那也是假的,黎菩萨当总统当然就跟吴佩孚自己掌权一般,黎元洪没有自己的势力,一切都得仰仗吴佩孚这个太上皇,而吴佩孚又乐于在幕后操纵这一切。而真要曹锟当大总统,难免不跟吴佩孚起什么冲突,到时候闹起来反而面子上不好看,更何况,曹锟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总统之器,不是那块材料。

    曹锟一辈子虽然活了个半睡半醒,好多事儿也没太整明白,但是所幸到了哏节上他都还算清醒,但是这回为了这个大总统的位子,他算是把自己给毁了。手下人也都抓住曹锟这个心理挑唆曹吴的关系,说吴佩孚之所以不让老帅当大总统,其实是暗藏私心,是想让黎元洪过渡,然后自己当大总统,曹锟本来不是一个耳朵根子软的人,但是因为戳到了他的要害,所以他便有些疑心。有些时候,一个人有了心病,就容易偏听偏信,而那些进谗挑拨的人呢,又善于利用这点做文章,所以说,两个人要能永远和谐实在不容易,能架得住别人跟那祸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俗语说三人成虎,便是这个道理。

    就这样,这对主臣就因为这些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事情有了些龌龊,其实我一直都弄不懂,民国的总统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太舒适的位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后来想想也是,总统虽然是个火炉,但却能满足世人的虚荣。有句形容政治的话很能说明这种状态,政治就像女人的阴道,再脏都有人搞,愿意当总统的人是不会在意总统这个位子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还得说我们邓公,一心一意的当太上皇,从不想着那些表面文章,一辈子不照样过得好,曹锟大概就是没能闹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没有当太上皇的手腕和心机。

    按说,曹锟手底下的爷闹得差不多也就完事了,但是他们不依不饶,非得让吴佩孚完蛋不可,本来双方的关系还有可挽回的余地,但一旦闹了开去,撕破了脸皮,就很难再修复了。中国人就是这点劣根性,别的能耐没有,窝里斗一绝,要说让曹锟的这帮手下拉出去跟张作霖面对面的干仗,他们肯定拉稀,但是让他们为了自身小利找吴佩孚的晦气,他们可是在行的很。

    曹锟当总统无法如愿,在内阁问题上也让吴佩孚抢了先。交通总长是个肥差,颇有些嚼裹,双方都想弄了来,吴佩孚这个人做事情有些性急,提前就预支了心腹爱员高恩洪,没想到曹锟也有个人选高凌霨,要说吴佩孚不会做人,这不正好是个人情吗?但吴佩孚为了自己的信用,结果反而让老帅给自己让步。曹锟虽然还算有度量,但是心里想毕也是不会开心的。所以,这是一届洛阳派占了上风的内阁,而保定派要干的就是在这个洛阳派主导的私生子内阁中做做文章,煞煞吴佩孚的锐气。

    罗文干案

    当然了,要倒阁的还包括跟国务总理王宠惠十分不睦的国会议长吴景濂,这两个人也亏他们做得出来,居然能在宴会上撒酒疯,吵起来,真真把国统丢净。吴景濂也为了这个,要找内阁的晦气,所以就向黎元洪报告了一件案子,就是财政总长罗文干的受贿。其实,罗文干跟王宠惠关系也不好,那届内阁被称为私生子内阁,阁僚之间的关系之差也算是罕见,基本上谁对谁都是一肚子的火。

    罗文干案要说起来比较复杂,详细说明大家肯定也没兴趣,本人也就去繁从简,简单的说说。其实案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围绕着这个案子闹出来的事,我们都知道黎元洪虽然是大总统,却实质上还是个小媳妇,当那天吴景濂拿着证据来告发罗文干时,黎元洪也是不敢怠慢,深怕出点差错,连累了自己,所以也没多想就让军警逮捕了罗文干。这下内阁不答应了,因为总统是无权逮捕阁员的,怎么也得内阁开个会,先让罗文干去了职,再送交法庭办理吧,黎元洪倒好,直接就下手抓人,把内阁当什么了?说实话,黎元洪是受夹板气,吴景濂那边是保定派,内阁这边是洛阳派,两边都不敢得罪,但自己呢,还不愿意认错,所以事情就僵了。不过,从法理上来说,吴景濂和黎元洪都是有过失方,堂堂议员议长居然如此藐视法度,逞一己意气,看来民国的民主办的确实有点找乐。

    内阁的后台是吴佩孚,吴佩孚一看,火了,黎元洪丫根本没把我放眼里呀,发了个电报好好说了一顿黎元洪,黎元洪看了这份有点像上司训斥下级的电报,心里不是滋味,但毕竟确实是自己不对,吴佩孚又得罪不起,没奈何,只能纡尊降贵,请罗文干出狱。

    后来,法庭一审理,各方面证据居然又说罗文干无罪,吴景濂本来找到的证人一看势头不对,事情闹大了,不敢得罪人,也就没敢出庭作证,一来二去,总统的脸面真都丢了个精光。不过,从保定方面来讲,黎元洪倒了面子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最好他下台,这样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把曹锟推上总统的位子上了。

    但是,曹锟突然又不想善罢甘休了,原来他叫人查了帐,交通部的汇款单上保定方面拿到的军费足足比洛阳方面少了将近250万大洋,本来曹锟还觉得底下人在挑唆他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这回总算相信吴佩孚确实是不把他放眼里,有取代之心了。吴佩孚这个人有时候处理事情是不太聪明,因为军饷一事他跟冯玉祥便有些矛盾,这回为了军饷,曹锟也要和他翻脸了。曹锟火冒三丈,要借罗文干案好好跟吴佩孚较把劲。

    首先发难的是王承斌,其实王承斌倒也不是保定派的,他是直系宿将,多有功勋,在直皖,直奉大战中均立下大功,所以说,在直系,他是个说话很有分量的人物。王承斌素与吴佩孚不睦,两人的矛盾可以从民国元年说起,当时王承斌参加了反清组织“宗社党”,吴佩孚力劝曹锟开除王,曹锟念及旧情,不忍为之,但从此,王承斌便深恶吴佩孚。此后,双方的关系非但没有能缓和,反而更加恶化,吴佩孚认为王承斌其人心思乖滑,而王承斌则认为吴佩孚骄横跋扈,所以吴佩孚一直寻机压制王承斌,而王承斌也想借机倒吴。如果说皖系的分裂都跟徐树铮有关,那么直系的分裂无疑都跟吴佩孚脱不了干系,直系的核心人物王承斌,冯玉祥最后都跟吴佩孚翻脸,不得不说这跟吴佩孚个性中的过于强势是分不开的。跟段祺瑞一味倚重徐树铮不同的是,曹锟除了倚重吴佩孚之外,并没有排斥其他大将,这也是为什么直系内部也乱,但却能接连打退皖系,奉系,独掌京畿的主要原因。

    王承斌通电指责吴佩孚甘做王宠惠内阁保镖之后,各地直系督军纷纷通电响应,就连吴佩孚的嫡属萧耀南,张福来也加入此列,以明心迹。可能有人要问萧耀南,张福来此举是不是有背主之嫌呢,其实他们的举动不但不是背叛吴佩孚,而是在挽救吴佩孚,如果他们不通电,就把曹吴矛盾彻底激化了,而只有他们联名通电,才能表示吴佩孚没有公开和曹锟决裂,所以这其实是在为曹吴矛盾降温。继王承斌通电斥吴之后,曹锟也通电大骂吴佩孚忘恩负义,妄自尊大,全不把老帅放眼里。然后其他方面的诸如卢永祥之流也通电倒吴,一时间吴佩孚成了孤家寡人,地位孤立无以复加。

    吴佩孚之所以弄到如此孤立,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为人过于刚直,处理事情显得过于简单,而且直奉战后也颇有些忘乎所以,目空一切的感觉,这便引发了直系诸将的不满。其实吴佩孚只要能时刻把曹锟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倒也不至如此,但是自己功高震主,多次冷落曹锟,全然没有给老主子应有的尊重,而开罪曹锟,就让对吴佩孚不满的直系人马找到了攻击的目标。所以说,吴佩孚是员出色的战将,但他从来就不适合当派系头目,而相对来讲,老成持重,甚至有些显得木讷的曹锟才是直系能够取得辉煌的老大人选。

    吴佩孚一看情势如此,无奈之下通电表明心迹,称自己与王宠惠素不相识,对罗文干案也同意诸位意见,而对老帅,自己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忠心,此电一出,罗文干案所引发的风潮就开始迅速降温,政治局面缓和。

    保定派达到了目的,王宠惠内阁倒台,当然倒阁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黎元洪拉下马,让曹锟坐上总统宝座,所以,接下的几年,保定派还将在北平大显神通,当然,伴随着这样的折腾,直系的运数也逐渐被折腾完了。

    孙陈翻脸

    我们上文说过,孙中山原本和皖奉组成三角同盟,联合抗直,但途中遇有阻滞,造成阻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首脑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政见不和。

    自陈炯明收复广东后,孙中山就回到了广东,当上了非常大总统,前有非常国会,非常大元帅,现有非常大总统,看来孙中山对领袖位置的渴望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孙中山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北伐统一全国,自己领导国民党当家作主,如果说民国年间有哪个人最崇尚暴力,那就非孙中山莫属,别人打仗都还看看自己手里的牌能不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孙中山基本不考虑这个,不管能不能赢,他都要打,孙中山热爱打仗就跟老鼠爱大米一样。

    好战与厌战

    这不,刚当上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已经又坐不住了,这回他当然长期来讲还是要北伐,不过还有个现实目标,就是刚被陈炯明赶出广东的桂系。孙中山在护法期间可是没少受陆荣廷的气,他这个大元帅最后变成了七总裁之一,就是陆荣廷一手策划的,现如今孙中山有了地盘,当然要解决当年的遗留问题了,陆荣廷,你不让我当大元帅,我让你玩完!

    要打仗,当然还是得找陈炯明,但是陈炯明从来都不喜欢打仗,他是标准的厌战派,前一段还跟赵恒锡,谭浩明(此人是桂系人员,现任广西督军)共谋联省自治,互不侵犯呢,所以陈炯明不想打仗。孙中山看到陈炯明这个态度,索性也不搭理他了,他自己跟唐继尧说好了联合进兵广西。

    唐继尧前一段也颇有些波折,在四川吃了鳖,回到老巢云南又被顾品珍发动兵变赶走了,无奈之下来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当然也想留下唐继尧,毕竟唐继尧有兵权,虽然被赶走,但其实实力并未受损,如果有了唐继尧的部队,那么北伐就有戏了,而且他还可以压制一直都不怎么听话的陈炯明。

    所以,孙中山对唐继尧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双方对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孙中山指出,目前中国的局势,不北伐不足以救国,不革命不足以兴国,先前唐继尧先生在云南虽然也有报国之愿,然而囿于地域之见,于全局稍有欠缺;唐继尧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孙中山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是精到的,是敏锐的,他完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还别说,孙中山这个人挺有演说才华,一席话把唐继尧弄得五迷三道的,差点就着了孙中山的道。

    当然了,来广东还得见见陈炯明啊,陈炯明早就习惯孙中山那一套了,直截了当的跟唐继尧说开了目前的情势,最主要的是劝告唐继尧不要听信孙中山那一套鬼话,他说孙中山绰号孙大炮,就擅长满嘴跑火车,真要干起来百无一用。另外,如今的局面,没有地盘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还是奉劝唐继尧要重召旧部,拿下云南,有了地盘就好说了。

    唐继尧听了陈炯明的一席话,觉得陈炯明这个人实在,说话没有那么花哨,但是句句在理,不像孙中山,大话说一堆,实际的一样都没有。所以,他坚定了重返云南的决心,由于他的实力还在,所以没过多久就重新返回云南当老大了。

    但是厌战派陈炯明又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原因是陆荣廷压根就不理睬陈炯明息兵修境,固土安民那一套,他说了孙中山丫跟我不共戴天,我们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讲和可以,拿下孙中山先。他纠集了一帮手下,准备跟孙中山干起来,当然是在广东干——老子要收复广东!

    陈炯明这个人真是很倒霉,他从不喜欢打仗,但是他总是会被莫名其妙的卷入战争,这回陆荣廷要打我,那我也只能反击了。其实,桂系的实力很有限,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桂系分子都是纸老虎,看着人马不少,牛逼吹得震天响,但其实打起仗来都是废物,这不,扬言要收复广东的桂军被粤军又是打得团团转。广东没收回,大本营广西丢了。

    桂系和粤军在6月18日开战,到9月30日粤军就占领了广西全境,陆荣廷宣布下野,虽然看着好像时间跨度还挺长,但实际作战时间也就是一个月不到。孙中山为此很得意,到处演讲,说我们那么轻松就搞定了桂系,北方的军阀基本都是一路货,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北伐成功一定指日可待,“知之维艰,行之非艰”。广西刚打完,孙中山就马上准备北伐了。

    除了一贯不喜欢打仗的陈炯明,孙中山的其余追随者都领命征兵,扩充军备,整顿队伍,时刻准备向北方进发。就在此时,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张作霖的代表李绍林都纷纷南下跟孙中山谈联合倒直之事,一时间,中国局势骤然紧张,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正式成立。

    大家来看看孙中山是个什么嘴脸,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和段祺瑞是死敌,按说,如果孙中山真是为了再造共和举兵北伐,怎么能够跟段祺瑞、张作霖这样的军阀合作呢?所以说,孙中山这个人从来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他北伐的目的其实没有那么高尚,也就是能让自己当上真正的大总统,因为如果真是为了民主共和,孙中山是断然不能和段祺瑞,张作霖这样的异见分子合作的,相反,段祺瑞和张作霖应该都是要讨伐的对象。

    孙中山为了北伐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连盟友都可以很随便的找,看来我们的孙公真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了。但是,要北伐就必须说通陈炯明,而陈炯明现在还是那句话,就算要北伐,也得先休整一下,总不能穷兵黩武的不顾老百姓死活蛮干吧。

    孙中山已经厌倦了陈炯明的不听话,他类似最后通牒的一手牌出现了,要求陈炯明在半个月内筹集战争经费500万,同志们想想,两广已经饱受战争困扰,现在孙中山居然还要那么多钱来打仗,这就是我们孙公所谓的民生主义——玩命打仗。当时的孙中山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进行北伐,即便组成的同盟能够搞定直系,接下来孙中山还是得面对奉系的挑战,这样的北伐成功了有何意义呢?当然,对于好战分子孙中山来讲,打仗才是他唯一关心的问题,至于打完仗后是什么局面,我们的孙公才懒得考虑,大不了接着打呗。

    邓铿之死

    最终让双方撕破脸皮的事件是邓铿遇刺,这事其实相当诡异,在民国史上虽然影响力和刺宋案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诡异程度却有过之。邓铿也是革命党旧人,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一生以缉毒闻名,深得陈炯明信任,引为肱股,其时担任都督府参谋长,他跟陈炯明的关系就跟胡汉民与孙中山的关系一样。遇刺时他正在帮助陈炯明填坑——孙中山的五百万大洋可是真金白银,还限期交款,所以陈炯明无奈之下也只能让心腹邓铿操办此事。

    邓铿死的蹊跷,按说这样大事应该经过司法部门的立案调查,然后查明原委,找出真凶,但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再次发扬他在刺宋案之中的臆测功力,和胡汉民一吹一唱,一口咬定就是陈炯明所为。我们的孙中山藐视法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年大家都说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宋案,他就不鸟,硬是要兵戎相见,结果被袁世凯打得流亡日本,还好,这回孙中山长记性了,找的对手不再是什么硬茬子了,陈炯明毕竟不是袁世凯。孙中山看来真是有够无聊,无端就把脏水泼向陈炯明,而这只需要他的无敌意淫,不需要任何证据,我觉得孙中山直接买本死亡笔记好了,看谁不爽直接一笔勾掉,还费事纠缠人家干啥?

    但是意淫也要讲逻辑,你说是陈炯明干的,找不到证据也就完了,总得讲出点道理,说出个道道来吧。孙中山的逻辑是,陈炯明向来就反对北伐,军阀做派十足,全无半点大局观,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一要革命就推三阻四,这回邓参谋长是在筹集军费时遇刺,而反对北伐的陈炯明毫无疑问嫌疑巨大。稍有脑子的人都看出这个逻辑简直是狗屁,邓铿本人是陈炯明的小弟,筹款也是陈炯明让他办的,哪会因为自己小弟照自己意思办事就无端杀人的?当然了,孙中山的意思是邓铿是他的人,所以陈炯明怀恨在心,邓参谋长是孙中山的人?玩笑开大了吧。

    那么邓铿到底是被谁所刺呢?历史总是会有还原的一天,美国的汪荣祖博士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为我们揭开了事实的真相,他用的是史学上常见的第三方证据,英国人的记载。最后的结果让人震惊,看来孙中山不是无聊的问题,而是无耻了。汪先生通过英国人的记载,给我们解开了困扰了多年的困惑,也彻底为被官方冤枉多年的陈炯明平了反,刺杀邓铿的不是别人,正是贼喊捉贼的孙中山。同志们要想具体了解此事,百度一下即可。

    如果说孙中山之前给大家的印象还只是一个野心勃勃,毫无原则的政客的话,那么通过此事我们就可以明确孙中山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可以理解孙中山的政治需要,杀鸡儆猴,通过办掉陈炯明心腹达到警示陈炯明的目的,但是孙中山的无良在于自己杀了人还要将脏水泼到别人身上。当年袁世凯涉嫌刺宋,他都没有随便指责某某干掉了宋教仁,而是还想动用司法来侦破此案——虽然在袁世凯的策划下这个基本办不到,这充分说明,从做人的角度来讲,孙中山还比不上被世人唾弃的袁世凯。政客玩弄点权术,杀个把人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栽赃嫁祸,反咬一口却不是所有政客都能干得出来的,我们的孙中山不仅干了,还毫无愧意,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之所以对孙中山如此不耻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丑事,而是因为他做了丑事还要扮高尚,国民党历史书上总是把他描写成为历次事件的受害人,好像只有别人负他,却从无他负别人。这件事情彻底的将环绕在孙中山身上的光环打碎了,万人敬仰的貌似人品上毫无瑕疵的孙国父竟是这等货色,这让我们再次感叹,历史是成功者写就的,只要赢了,黑的就能变成白的,还好,这件事情上总算还有第三方证据,还有置身事外的英国人,否则岂不是让陈炯明永远翻身不得?

    孙中山向人民贩卖廉价的主义,却要向人民索取高贵的权位,他让所有人成为他登基路上的垫脚石,这种对权位的渴求可谓前无古人,后也有可能没有来者。他不关心民生,也不关心是否民主,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来执掌民国,为了这些,他可以跟日本献媚,向苏联称臣,为了这些,他可以不屈不挠,可以百战不折,但是对于人民,对于和平,他却从未关心过,而对于有民生心愿的陈炯明,他用的竟是流氓手段,逼人就范。孙中山是个真正的政客,是个只关心利益的政客,而且为了利益,孙中山能够打破一切戒律,甚至,他可以向日本出让满蒙,为的只是日本的支持,我们伟大的国父居然是个这等人物,这真是历史开的巨大的玩笑。有关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我会在以后评点孙中山时详细说明。

    孙中山成功了,陈炯明震惊了,借着邓案,他达到了扳倒陈炯明的目的,顺利将其免职了,但孙中山过河拆桥的行为是无法让陈炯明的下属低头的,他们在等待时机,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再定性为叛乱,而是彻头彻尾的报复。我们说过,军队这个地方,有人脉就有一切,在粤军中深孚众望的陈炯明确实拥有一班好弟兄,反叛又待怎的?

    孙中山的妇人之仁

    陈炯明虽然被孙中山撤了职,名声也被孙中山给搞臭了,但是他手下的一班弟兄也不是吃素的,陈炯明虽说和孙中山有点龌龊,但是毕竟为孙中山立下大功,两广均为陈炯明收复,然而孙中山却翻脸不认人,直接拿陈炯明开刀,这当然引发了陈炯明部下的严重不满。

    孙中山之所以敢对陈炯明下手,原因在于当时陈炯明的主要力量叶举的部队正在南宁,不在广州,所以孙中山便毫无顾忌,拿下了陈炯明。但是出来混,迟早要还,孙中山欺负陈炯明朝中无人,陈家军也不能窝窝囊囊坐以待毙,叶举部便不顾孙中山拦阻,率兵进入广州,并通电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复职。

    孙中山这个人,虽然并没有多高的人格,但是还总是喜欢扮高尚,装清纯,甚至还有些妇人之仁,优柔寡断。比如对于陈家军的态度,蒋介石的态度是先平内患,再图外敌,攘外必先安内,要孙中山先把陈氏部属消灭,然后再图北伐。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第一次提到蒋介石,其实蒋介石早就出道了,不过蒋介石这个人最喜欢使小性,只要在孙中山那儿稍不如意,便会跑回老家,所以在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前,他一直都是若隐若现。孙中山的肱股重臣诸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均是文官,不懂军事,而有军事能力的又大多不服孙中山管束,所以虽然蒋介石看起来喜怒无常,但是孙中山还是对他颇为信任,着意栽培。当然孙中山对蒋介石如此信任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缘由,那就是蒋介石曾经刺杀了孙中山的政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此事做得干脆利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为孙中山成为反清盟主扫除了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由此受到孙中山亲睐。

    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光复会,光复会其实也是一个反清组织,不过和孙中山组织起义武装反抗不同的是,光复会是个暗杀组织,也就是热衷于恐怖袭击,蔡元培原本就是光复会成员,而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同样也是光复会成员。光复会一度加入了同盟会,但是由于政见分歧,光复会重又另立门户,成为孙中山在反清盟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遵从陈其美的意旨,刺杀陶成章。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陈其美这个人了,这个人原本和黄兴一道为孙中山一文一武两大臂膀,而且陈其美对孙中山忠心非黄兴可比,一直从事反袁活动,终被袁世凯不容,被刺杀于寓中。陈其美对蒋介石一生仕途影响颇巨,他利用自己在孙中山身前的影响力向孙中山极力举荐蒋介石,致使蒋介石逐渐为孙中山认可,而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忘却陈其美大恩,所以在他掌权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成为蒋介石时代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此时也是刚从老家回广东,准备参与北伐,并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二军参谋长,应该说蒋介石的建议是极有预见性的,他知道孙中山如此处置陈炯明必会引发陈氏部属的反扑,所以要先下手为强,扫除后患。当然,蒋介石可能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陈炯明当时是国民党内部头号军事人物,蒋介石当然也想借此机会剪除其羽翼,除掉自己的大敌。不管怎么说,蒋介石的建议都是正确的,这也会在后来事件的发展中显现出来,但孙中山居然没有以反形未露为由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正是孙中山的犹豫酿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因为内部的这些烂事,孙中山错过了北伐的良机,当他整装待发时,却已听说直奉大战业已结束,奉系大败,此时出兵无疑难有进益,所以北伐一事再次搁浅。但是孙中山没有能北伐,并不代表他跟陈炯明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相反,陈炯明的下野让陈家军颇感危险,惴惴不能自安,对孙中山的疑忌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终出现陈家军炮击总统府一事。

    炮击总统府

    我们已经为陈炯明反叛孙中山一事定过性了,其实此事根本就谈不上叛变革命,而是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压力下为求自保而进行的报复。相信经过我上文对此事来龙去脉的解释,大家应该对此事有了一定的认识。

    陈炯明跟孙中山意见屡次相左,而且孙中山不念旧情,过河拆桥,这令陈炯明颇为不忿,更可气的是,孙中山人前还装得人五人六,好像是陈炯明对不住他孙大总统。诸位看官,我们上文说了那么多,到底是谁对不住谁呢?陈炯明致力于联省自治,要让百姓修养生息,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孙中山穷兵黩武,不顾自身实力,一味只要打仗,甚至以此要挟陈炯明,而陈炯明稍有违犯,便祭出杀鸡儆猴的路数,全不念陈氏劳苦功高,两广俱为其所收复。

    陈炯明为求自保,下定决心倒孙。于是,在经过策划后,于民国十一年6月15日晚,陈氏部属炮击总统府,史称“陈炯明叛变”。陈炯明和孙中山自反清时期便已熟识,陈炯明还是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如今双方竟然刀兵相见,不由得不让人唏嘘。陈炯明知道如若事有不谐,自己必将背负千古骂名,但是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即便如此,陈竞存(陈炯明字竞存)也顾不得了。孙中山肯定也不会想到陈炯明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对付自己,所以即使举事当晚马路消息风传,政治空气紧张——这是陈炯明有意为之,为的是放孙中山一马,孙中山也没有提前撤离总统府,孙中山这个人就是如此,在需要他让步的时候,却硬要摆谱,当断不断,最后反受其乱。

    孙中山确有对不住陈炯明的地方,但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却也显得极端,但这就是政治,如果不把敌人干掉,就有可能被敌人干掉。陈炯明因为邓铿的死心有余悸,生怕孙中山对自己动手,所以先下手为强。此事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很难说得清楚谁对谁错了,孙中山确实是亏负陈炯明,但陈炯明的报复手段却是如此惨烈,令人不忍相看,这大概就是政客的宿命。

    当然,陈炯明可能也没有想真的杀死孙中山,如果陈炯明真动了杀机,怎么会让孙中山如此轻松的扮作军士从容出逃。陈炯明可能仅仅是想震慑孙中山,向孙中山表明自己也不好惹,兔子急了也咬人,让孙中山不要把事情做绝,当然,直接的目的是要逼走孙中山。

    孙中山还是顺利出逃了,或者说,这是陈炯明有意安排的,因为真要较起真来,孙中山怎么可能躲得过陈部的盘诘?——孙中山谁还不认识!当然,现在的史书把孙中山描绘成了神一样的人,身处险地无所恐惧,来去自如,同志们,这是艺术加工,你们想想符合常理吗?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历史小说才会艺术加工,历史书艺术加工的成分可能更高,因为评价历史人物我们早就习惯了一元化的,非黑即白的逻辑,而为了制造某个政治集团的神话,艺术加工是必不可少的。

    陈炯明选择了一种极端方式向孙中山示威,所以等待他的将是孙中山无情的反扑。对于陈炯明而言,他并不喜欢打仗,在以前数次战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没了军队,对他倒也是一种解脱,他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从事政治。陈炯明是个有民生思想的政客,对于民主的理解大概也远甚于孙中山,所以从一个军人蜕变成一个政客,对他来说,可能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孙中山逃到了永丰舰上,而这条舰上的日日月月以后被蒋介石写成了书,没错,这次事变成就了蒋介石,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将领中的位置又向前移了。政治嘛,总是一代新人换旧人,革命党时期的军事将领现在还跟孙中山有来往的不多了,而孙中山的新势力即将崛起。陈炯明的叛变大概还有国民党内部新老更替的象征意义,作为旧人的陈炯明和作为新人的蒋介石,他们是民国历史向前推进的见证,也是民国从理想的民主走向现实的专制的缩影。

    永丰舰

    孙中山心里其实也应该知道陈炯明没有真想置他于死地,反而他自己倒是有置陈炯明于死地的想法,但是陈炯明如此嚣张,让孙中山这个颇有些自负的人很是不爽,于是他登上永丰舰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离开广东,徐图再进,而是要报复。孙中山是一个很极端的人,神经质,其实以当时的情况,既然陈炯明都已经放了他,他就应该离开广东,然后收拾军马跟陈炯明再作计较,现在跟陈炯明厮杀能有好?陈炯明既然敢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就必然谋定而动,现在正宜避其锋芒,缓缓图之,如果现在交手,必定胜机渺茫。

    国民党所编纂的史书上为了说明陈炯明不得人心,横是编造了一堆故事,但是事实甚于雄辩,陈炯明发难,很多北伐将领都倒戈相向,投靠了陈炯明,甚至连海圻、海琛、肇和三舰都背离孙中山。但令我感到可笑的是,史书上居然会说这是收买的结果,同志们想想,这种关系一生政治前途的事情是能用金钱收买的?钱能收买别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身家性命?同志们,那些舰长平时可都是高薪阶层,他们不缺钱,说收买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决定政治前途的节骨眼上,作出决定的因素只能是个人的信仰,对投机者来说,或者是局势的发展。

    陈炯明公开造反,孙中山组织的北伐军也试图反扑,收复失地,但是遭遇的却是节节败退,不时有部属倒戈,虽然助拳的不少,但是最终还是无奈撤离,众人分道扬镳。北伐军败退,让坚守阵地的孙中山如坐针毡,在永丰舰上度日如年,心情的郁结无以复加。此时的孙中山算是遭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变故,孙中山在先前虽然也是败仗无数,但像这次这样给孙中山沉重打击的却是少见。

    孙中山不适合当一个政客,他做事缺乏融通,性情极端,能自始自终都跟随他的人很少,而这很难用革命意志不坚定来概括。说到底,孙中山这个人缺乏深度,有些人跟随的时间越长,越能让人心生敬意,而孙中山则不然,跟他接触时间越长,就越觉得此人言过其实,不足谋大事。因此,陈炯明跟他翻脸是对他为人处事的一次重大的否定,连陈炯明这样一个老革命党人都要和其刀兵相见,孙中山做人确实很失败,做事也很失败。

    还好,并不是所有人都离开孙中山了,而能在这个时候给予孙中山安慰的人必将得到孙中山的垂青,而这个人赫然是先前用气使性,喜怒无常的蒋中正。患难见真情,在孙中山落魄潦倒之时,蒋中正毅然决定前往永丰舰赴难,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度过此次艰险,孙中山得以东山再起,蒋中正必定能够飞黄腾达。毫无疑问,孙中山并不容易被打倒,他是个极端的人,所以对于胜败的认定也是极端的,他从不认输,所以蒋中正赌对了。我们说过,孙中山的性格不适合当政客,但同时,孙中山的不认输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别具一格的政客,他一生败绩无数,死后却能地位煊赫,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政坛简直是个奇迹。孙中山虽然未能成功,所幸他的对手同样也是失败者,而孙中山的后辈们为他赢得了死后的一切名誉和光环。

    蒋中正在国民党内其实算个后辈,而且在孙中山看来,他性情狂躁,缺乏历练,但是此次能在孙中山落难之时出手相助,却大长了他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也为他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校长从而奠定一生地位取得了政治基础。蒋中正用他在永丰舰上的40天换取了日后50年的显赫地位,老蒋确实是个能明断时机的好手,这也是蒋中正在政治生涯前期最聪明的一步棋。

    虽然孙中山仍然心存幻想,甚至在初登永丰舰之时攻击炮台,发泄心中郁闷,但是北伐军最终败退,孙中山也只能作罢,离开广东,前往上海,然后收集残部,准备和陈炯明再决高下。孙中山还会回来,而陈炯明只是孙中山政治野心中的一段小插曲,对于孙中山而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北伐的信念。

    福建的反吴三角

    李厚基这个人我们前面简单提了一下,名义上是皖系,但是因为南方的局势特别复杂,而皖系在南方的实力本身就有限——在巅峰期也是如此,所以李厚基一直是个拥皖系之名,无皖系之实的人物。后来皖系被直系打败之后,李厚基的福建就更是岌岌可危,还好,我们的李厚基同志思想搞活,不在一根绳上吊死。自从皖系完蛋之后,他就跟孙中山等人眉来眼去,努力搞好亲善,当年陈炯明在护法的时候也一直都在福建,双方相处还算可以,后来陈炯明收复广东也是从福建发兵的,所以说,李厚基同志是个浅皖,成色不足。

    但是现如今,南方更乱了,陈炯明把孙中山从广东赶走了,这样一来,原本有地盘的孙中山一下地盘没了,而福建呢,就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目标,而且这个威胁很现实,因为许崇智的北伐军战败以后就退到了福建,原本大家都有地盘的时候可以亲善,现在一个已经成了空了肚子的老虎,所以亲善不下去了。李厚基左思右想,觉得得找个强有力的靠山,否则他的福建就保不住了,那么论局势,目前谁最吃香呢?对了,当然是直系的吴大帅了。

    其实,李厚基对他的主子皖系早就不满意了,原因是那个跟直系打仗大败而归的徐树铮尽喜欢在别人地盘上插一手,福建现在就有王永泉的一个混成旅是小徐的武装,平时这个王永泉对李厚基也是把谱摆足,好像他的主子现在还是老大一样,那你说,李厚基能高兴吗?小徐自从大败之后,靠着日本人溜到了浙江,投靠了卢永祥,但是他不甘心啊,不想消停,到处乱窜,把人都弄烦了。一个败军之将,手下都那么嚣张,李厚基当然有气了,不过,从今以后,我李某不用看你的脸色了,因为我的新主子就是让你滚蛋的吴佩孚。

    李厚基自从有了后台,胆子大了,除了王永泉跟他在福建不对路,还有个叫臧致平的也不是他的人,这个人更了不得,有一个师的兵力在福建,李厚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撤了臧致平的师长,然后又要求北京把王永泉调离福建,此举就是要跟皖系全面划清界限,意思是老子已经是直系的人了。

    但是我们的李厚基虑事不周,太草率了,人家吴佩孚还没做好接手的准备,你就跟人家提前撕破了脸皮,真要打起来,你能顶住让吴大帅援兵赶到还好说,你要顶不住不就白瞎了?李厚基果然不行,真是顶不住,按说许崇智也没啥本事,一辈子尽打败仗玩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李厚基也架不住,经过许崇智和王永泉那么一折腾,李厚基仓皇逃窜,可怜李厚基逃都没能逃了,直接被抓了现行。

    李厚基完蛋了,福建突然变成了两家人的天下了,许崇智和徐树铮,这两家以前是死敌,在段祺瑞牛逼的时候,双方可是较足了劲,这回同是天涯沦落人,皖系早就不行了,而许崇智同志最近又被陈炯明给赶跑了,所以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其实孙中山和皖系早在直奉一战之前就已经有了联络,共约伐吴,只不过因为一系列的原因没有成功。

    这回夺下了福建,皖系的意思是干脆跟张作霖说好了,趁着这个机会讨伐吴佩孚,让卢永祥打江苏,张作霖出关打北京。但是孙中山可没有这个意思,孙中山整天想的是如何杀回广东,活剐了陈炯明。因此孙中山虽然有了个福建的立脚之地,但是还是有杀回广东的计划,他跟陈炯明的恩怨也该有个了断了。

    我们可怜的吴大帅福建梦还没做一半,就被不争气的李厚基当头一棍打醒了。我们的吴大帅当然想出兵援闽,但是具体下来又是乱七八糟的胡搞,一会让当了俘虏的李厚基当什么讨贼总司令,一会又要陈炯明来解决问题,反正胡搞了半天,好不容易快到手的福建重新回到了皖系的怀抱,而这个地方竟成了反吴联盟的大本营。不过还好,因为民国每次在一个地方发生兵变,总是要找个善后督办,既然李厚基完蛋了,那么吴佩孚就想接着这次善后的机会在福建安插上自己的势力,吴佩孚是这么想的,但是要办到,还要费些周折,我们会在下文对此事做详细的介绍。

    了断

    自国民党方面和皖系共同搞定福建后,孙中山就时刻想着如何回师广东,驱逐陈炯明了,毕竟下属造自己的反,讲出来并不好听,脸面也无光,所以孙中山一直想把失去的脸面挣回来,在福建站稳后就策划着怎么攻粤了。

    陈炯明当然也不傻,他也时刻注意着福建方面的动向,毕竟他当年就是从福建出发,从桂系手里取走广东的,所以他对福建那是百分之一百二的重视,还派兵驻扎在边境,以防不测。但是陈炯明忘了,孙中山别的能耐确实有限,但是活动能力着实不错,一会二次革命讨袁,一会护法讨段,折腾来折腾去,总有人愿意跟着他闹腾,孙中山屡遭失败的原因不是闹不起来,而是虎头蛇尾,跟着他闹腾的总是过不了几天就腻味。

    这次为了报陈炯明的一箭之仇,孙中山当然也把他的看家本事用上了,找上了一堆人,反正不管是什么方面的,只要愿意跟陈炯明作对,他孙文就能给好处,所以孙中山呼呼啦啦的找了一票人,包括部分滇军(包括驻扎福建和广西的)和桂系残部。反正以前的恩怨咱都别过不提,只要这次能跟着他倒陈,咱就是朋友,要说孙中山确实不容易,他总想打仗,手里的人马又总是有限,只能靠着那帮见风使舵,墙头草一般的军阀,一个战争狂,手里没有足够的军力,这真是人生一大悲剧,孙中山就是这样的悲剧。

    所以,讨伐陈炯明的部队压根就一开始没从福建进兵,陈炯明在闽粤边境上修筑的工事成了马其顿防线,孙中山本部没成开路先锋,相反,孙中山煽呼的那帮人成了讨陈的生力军,这一下直接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滇桂联军按说其实是一帮乌合之众,但是架不住陈炯明压根就没防备,甚至前一段还送钱送衣的让滇军回云南,这回直接一下把陈炯明打懵了。

    陈炯明要说也确实不容易,他这是孤军作战,架不住孙中山这拉一帮人,那又拉一帮人的,所以迅速就败退了,本来以为是一场艰难的战事,但是因为广西方面为孙中山打开了一个老大的缺口,所以两路夹攻,陈炯明终于是招架不住,离开广州,退守东江。

    其实,从陈炯明造反之日起,他的失败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孙中山虽然暂时被他赶出广东,但是影响力还在,军力尚存,所以,尽管陈炯明兵力不少,但是和他一块搞联省自治的赵恒锡,唐继尧之流关键时刻成了甩手掌柜,不管他了。陈炯明说要联省自治,那是奔着联邦制的大路就走了,而其他地方喊联省自治那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所以真要他们到时候跟陈炯明搞攻守同盟,根本就办不到。说到底,陈炯明还是太天真,那个时代是搞不了什么联邦制的,大家见天打来打去的,只有能打出个黎明,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性。

    陈炯明的失败证明,在乱世,只有枪杆子才是说话管事的,不管什么制度,达不到军事上的统一,那就什么都谈不了。试想,当年的民国,连各省的军队都是五花八门,各门各派的,这样的情况搞得了联邦制吗?就跟后来国共重庆谈判一样,军队问题是核心,如果各派都死抓着军队不放手,拿什么和平,拿什么民主?因此,尽管当时陈炯明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社会名流诸如胡适等人的赞同,但是乱世之中谈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玩笑。

    任何伟人都是踩着他人的尸骨成就伟业的,谁杀到了最后,谁就是英雄,谁就代表是正义,而这就是政治。陈炯明没有闹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无心闹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政治梦想破碎了,但是,陈炯明确实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他后来被黄埔学生彻底驱逐出广东来到香港后,转而搞政党政治,组织了致公党,这份执着确实值得我们钦佩。陈炯明一生清廉,死后都没有棺木敛尸,但是因为他和孙中山的恩怨让我们之前对陈炯明一直存有误解,其实真实的陈炯明不但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军阀,相反还是一个真正有民主民生思想的革命者,只不过,政坛是名利场,是不允许理想主义者在这里驰骋的。

    好了,老孙终于出了恶气,重新回到广东当他的老大,接下来,他要做得依然是念念不忘的北伐,就因为他老想着打仗,所以他就是伟人,战意越足的人就越是正义的化身,这个逻辑真是值得玩味。或许,人类和动物本就没有多少区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也是人类的生死之道。

    曹锟的总统路

    曹锟虽然有时候显得有点傻,但基本在大事上不犯错误,所以他领导着直系赶跑了嚣张跋扈的段老虎,又击败了精明能算的张胡子,但是曹锟一辈子做了两件错事,而这两件错事说明曹锟只懂利益,却不懂政治。政治就是利益,但政治还不仅仅包括利益,在这方面,曹锟一辈子都没转过这个弯来。

    第一件错事,就是在袁世凯称帝之时,他表示支持,愿为袁世凯张目,确实,当时北洋元老诸如段祺瑞和冯国璋都反对,这正是曹锟给自己抬价的机会,但是曹锟没有想过,曹锟要得到地位的提升只能是在袁世凯称帝成功的前提下,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在北洋众将中,曹锟对袁世凯可谓是最忠心的,他支持袁世凯称帝当然也有忠心的意思在里头,但是我想,曹锟支持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他看到了袁世凯称帝后自己的前景。所以说,曹锟只看到了利益,却没能判断好那种局面下的政治环境,政治上不成功,利益便无处可讨。

    第二件错事,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曹锟的总统梦想。按说,曹锟想要当总统本也没什么大错,毕竟,哪个人不想光宗耀祖,总统不好当,但那是国家元首,用封建时代的概念来讲,那就是九五之尊啊。曹锟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想当总统,而在于他为了当总统所搞出的那一系列闹剧,袁世凯通过公民团上位倒也让人看到他的铁腕,而曹锟通过贿选上位,只能让人啼笑皆非,看来仲帅(曹锟字仲珊)的脑子中风了。前面为了没能接替徐世昌当上总统,他已经和老部下吴佩孚闹得很不开心了,王宠惠也被他赶下台了,但是曹锟并不满意,他要的是黎元洪下台,只有菩萨下台了,他曹某才能荣登大宝。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黎元洪本次重当大总统一直都小心谨慎,唯恐出岔子,所以想要通过找茬的方式来赶跑他确实不太容易,那办法只能是折腾他,逼他出岔子。

    婆媳之间

    自从段祺瑞不干总理后,北洋系中的内阁总理和总统就从此成为了幕后力量的小媳妇,因为这以后的总统和总理都是没有军队的弱势人物,反正,只要不是一派之尊这样的强力人物当值,总统和总理就都是小媳妇,得顺着婆婆(实力人物)来。其实当幕后人物操纵一切也没啥不好,但是我们的曹老帅非得要图个名声,就想混个总统干干,所以在他没当上总统之前,这些小媳妇可得有好日子过了,大家还是去烧香拜佛,祈求多福,希望老帅能天天开心吧。

    但是老帅开不开心谁说了也不算,只有老帅自己知道,比如上来就触了眉头的汪大燮。话说王宠惠下台后,汪大燮成了过渡人物,汪大燮可能这人人缘不错,所以适合当过渡人选。本来呢,黎元洪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过渡人物,因为汪与各派素无恩怨,所以料想应该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再怎么说,汪也只是个过渡人物,没什么必要较真吧?但是,要知道,人家保定方面可不是冲着内阁来的,人家是冲着你这大总统来的,所以你做什么人家都有话要说,横是鸡蛋里要给你挑出骨头来。

    曹锟也是一改往日长者之风,干起了临时拆台的活,黎元洪就这个问题请示他的时候,他理都没理,嘿!黎元洪刚宣布内阁,曹老帅就发电了,反正说了一堆就是三个字:不同意。那为啥不同意呢?老帅说了,这个汪大燮在审理罗文干案的时候偏袒过他,所以这个人选通不过。老帅说不行,各省的直系督军当然也只能说是通不过了呗,到最后搞成了保定派的阁员不愿上任,而其他方面的阁员不敢上任,不让上任也就完了,问题是还不让走,各地都有军警守着,连只苍蝇也不让出去,坐牢啊简直。

    吴佩孚一看内阁的正常运转已然出了问题,还以为又是自己哪做错了惹火了老帅呢,所以忙不迭的跟老帅赔罪认错,宣誓效忠。其实,这次内阁搞不下去还真是跟吴佩孚没啥关系,罗文干就是个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也有别的借口,反正就是要倒阁,倒阁还需要理由吗?

    黎元洪一看事情难以收拾,阁员们进进不得,退退不出,以为老帅是对自己没用他的人而不满呢,赶紧立马表明心意,说自己对老帅那是一百个尊重,老帅说不行,那就不行,我这回给找了一定让老帅满意的,是您老帅的人,张绍曾您看行不行?老帅最近正大寿呢,心里高兴,虽然张绍曾这个人跟吴佩孚儿女亲家,多有关联,但是好歹也是自己人,不满意归不满意,暂时凑合着吧。

    可怜的汪大燮,坐牢一般干了十天总理,实在是干不下去了,终于代理期满解脱了,接下来黎元洪找到了王正廷,要他代理些时日,王正廷当然不愿意,但架不住黎菩萨软磨硬泡,只得同意,不过条件是只有十天,只挂名不管事。在老帅及其党羽的压力下,内阁总理俨然就是火山口啊,谁都不敢坐。

    好了,总算OK了,国会通过了让张绍曾干的议案,内阁总理总算有了着落,但是事情结束了吗?当然没有,不管谁当总理,反正是不能让黎元洪消停。张绍曾如果自己没啥主张也就完了,问题是人家搞政治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好不容易混上一届总理,就得尽职尽责,要对时局作出贡献。现在的时局是啥样的?直系当然正在势头上,南方乱做一团,孙中山和陈炯明还较着劲,皖系折损严重,但依然有几个省份的实力,而奉系虽然新败,但未伤元气,总之是一锅粥。张绍曾的意思是我们要和平统一,大家和谈嘛,什么事情在谈判桌上解决,他本人要做民国史上最出彩的总理,要超越前辈,让后辈仰视。

    本来呢,因为张绍曾说过要提前选总统,这正合曹锟的意思,但是最近居然出了幺蛾子,说是先和谈再大选,丫张绍曾管的也太宽了!张绍曾想有所作为,我们都要理解,但是问题是,以前那么多前辈都没做到的事,你凭什么就做得到?你比人家强哪了?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些政客犯了癔症,做白日梦呢。我们的吴大帅虽然最近因为内阁和总统的事情跟老帅闹的不是很开心,但是在对外问题上,双方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决不妥协,一定要武力统一,最近吴佩孚也是一直在忙这个事。

    关于和谈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张绍曾的发明,事实上,从冯大总统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有这样的倡议,如果拍成电视剧的话,这就是一部肥皂剧,供消遣不错,但是要想看到点实质的东西,对不起,欠奉。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军队,每次一说要和谈,然后就有人说要废督裁兵,但每次只要有人那么一说,准有督军们开个什么联席会议,或者联合搞个什么通电,反正这就是一句空话,哪个督军愿意把到手的权位利益丢掉?所以说,一到实质问题上,各方就开始扯皮,到最后,一开始挺有声势的和谈总是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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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话说太平军刚起事的时候,清政府也没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一群邪教成员吗?白莲教我们都灭了,还怕你的拜上帝教?你能比白莲教还邪?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还得重视敌人,眼瞅着太平军就是一天比一天猖,那咸丰皇帝就开始想辄了,当然还得向祖宗取经去——当年自己的爷爷嘉庆皇帝是怎么搞定白莲教的?咸丰有办法了,于是关于组织团练的谕令下达到了各省,剿匪的关键是什么?是让他们失去群众基础,有了团练,就有了基层武装的支持,当年搞定白莲教就是靠的基层武装的大力支持,军民鱼水情嘛。

    但是话说回来,团练只是配合正规军行动的地方武装,如果正规军打不了仗,那么想要依靠零散的战斗力有限的团练作为主力来剿贼根本就不现实。现在的情况就是,正规军绿营根本就是连看都不中看的摆设,碰到太平天国基本就是一触即溃,正规军如此,你还指着民兵组织能力挽狂澜?。大家想想,光靠民兵组织打得赢起义军吗?如果民兵都能打赢起义军,那太平军在中国军界还怎么混?

    肯定有人说我不懂历史了,那眼瞅着曾国藩不就是办团练办出名堂,然后归拢了太平军吗?怎么还说团练不顶用呢?同志们,曾国藩的那支湘军是有团练的影子——确实是在地方拉壮丁凑起来的,但是这支部队可不是零敲碎打做点小本买卖只能欺负小老百姓的传统意义上的团练。湘军是啥?湘军是以湘勇为基础组建的正规军,这不是一支基层武装,而是拥有很强战斗力的主力军。但是咸丰皇帝明明给曾国藩下达的是协办团练的诏令啊,曾国藩何以如此牛逼,敢把协办团练的诏令私自改为组建军队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先富后富,有人富就是好政策。现在满清最大的敌人是太平天国,就算曾国藩现在组织的湘军以后可能给清廷带来麻烦,但总归还是将来时,现在眼前这关过了再说吧。所以,咸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你是民兵还是军队,能打败太平军就是硬道理!

    最终,曾国藩还真成功了,为满清立下大功。但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既然湘军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你的使命,那这支基本上可是说是属于曾国藩个人的私人武装是不是就该在历史中消失了呢?没错,湘军最终解散了,曾国藩的弟弟,湘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荃也功成身退了——不管他到底愿不愿意,反正自己的兄长想当忠臣,不想冒风险,所以也就只能如此了。

    那么如此说来,属于汉族官僚的时代是不是也是昙花一现呢?当然不是,尽管湘军确实是威胁,但是朝廷也不能没有可用之兵啊?清廷当然也想力挺自家人,但是无奈满清官僚在鸦片战争以来的表现就是遇事开溜,惨败奏称大胜,想靠他们来撑起满清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确实是不太现实——满清现在开始为无原则的崇满抑汉付出代价了,满族官僚这么没用说到底还不是被清廷给惯坏的?于是,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顺理成章的开始蹿升了。他依靠的,是和湘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脱胎于湘军的淮军,裁湘留淮一方面保证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继续能够保证强势,另一方面这也是清廷的正规武装成为摆设后的无奈之举,抓大放小也只是权宜之计。

    作为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二代领袖,李鸿章是慈禧时代晚清的顶梁柱——尽管这个顶梁柱的唯一能耐就是在洋人面前哭穷。如果说曾国藩还是个道学先生,那么李鸿章其人的修为就跟其师相去甚远,湘军剿灭了太平军,而花大钱打造的淮军却在日本人面前输了个精光,北洋水师还没有驶离军港就全军覆灭。性格决定命运,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虽然出自曾门,却丝毫没有曾国藩的识人慧眼和宽阔胸襟,也缺乏曾国藩贯彻始终的谦虚和隐忍精神,仕途得意就忘乎所以,所以最终在日本人面前输得一干二净。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是北洋水师的失败却是属于李鸿章个人的耻辱,如果说曾国藩能做到遇事不怕事,那么认为恩师曾国藩性情懦缓的李鸿章却在遇到劲敌时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这个眼高于顶的意气书生也只不过是个庸才,其师曾国藩在清廷倾覆之际拉了一把,那么他就在清廷坠落的过程中又狠狠的推了一把,最终万劫不复。

    汉族官僚的第三代领导人袁世凯是本文的主要人物,具体功过留待以后加以评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族官僚对于满清的忠诚度当然无法保证,而在紧要关头,这可能直接导致满清的覆亡,历史的发展也将验证这一点。

    地方势力的崛起

    我们在前文提到,在封建王朝的统治矛盾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是主要矛盾,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唐朝就亡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这个矛盾开始进入潜伏期,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其间歇性的发作,比如明朝初年燕王朱棣的反叛,清朝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

    这个矛盾就跟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一样,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适当的加以控制。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形容一下这种状态,最近挺火的漫画《火影忍者》中有这样的情节,就是主人公鸣人体内封印着九尾妖狐,一般情况下九尾的力量不会显示出来,但是当鸣人受到强烈刺激之后,九尾的力量就会爆发出来。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就是这么个状态,适当的控制相当于封印,而重大的政治事件就相当于强烈的刺激。在晚清,这个强烈的刺激就是太平天国。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儿,大家都对三国比较熟,其中司马懿有段时间被曹睿弃用了,那么他怎么又会被起用,并最终让司马家族取魏而代之的呢?这个机遇就是诸葛亮率蜀军北伐讨魏。同样的,清廷平时对地方搞小团伙也是非常注意的,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小王国,毕竟三藩之乱的打击还是挺大的。但是,太平天国一闹腾,机会就出现了,本来督抚和地方士绅之间眉来眼去还挺让中央忌讳,这回不一样了,为了剿匪,中央下旨要搞团练,搞团练就需要官府和地方豪族之间的配合,这样一来,督抚不就可以和士绅公开恋爱了吗?而且,大难当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了剿匪,中央就得给地方充分的自主权,总不能绑着我的手让我帮你剿匪吧?大家想想,在地方搞小团伙靠什么?一个是靠士绅集团的支持,另一个就是自主权。现在太平天国一闹腾,这些条件都齐活了,所以地方势力自然而然的就膨胀了。

    地方势力一旦形成就很难清除,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放权容易收权难,况且,清朝还得靠督抚们帮他们撑台面。地方势力膨胀确实是威胁,但是那是慢性的,清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反清浪潮的冲击,而剿灭这些起义军是要靠着这些督抚的,所以督抚的强势对脆弱的满清而言甚至还是有好处的。中央集权有中央集权的好处,当然地方自主也有地方自主的好处,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而督抚们一旦权力在握,就再不想送出去,反正晚清的实际控制力经过了太平天国之后已经大大下降了,地方也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底气,在这个博弈中,督抚们占据了绝对主动,清廷再也没有能力搞集权政治了。

    封印终于被解开了,而清廷终将在后面尝到地方实力膨胀的苦果,毕竟慢性毒药也是毒药,药性一到,同样也是致命的。

    新时代

    在洋人和太平军做足了铺垫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角色将结束满清的旧时代,开启我们将要讲述的民国史,这个角色就是革命党。

    消耗战

    革命党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同,因为以往的造反只是换个皇帝,而这次,则是要废除皇帝。

    中国老百姓习惯了有皇帝的日子,但是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的日子突然结束了,这并不好接受,毕竟,要一个民族改掉已经维持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进步总是意味着改变,习惯并不代表正确,但是要让老百姓迅速接受这样的改变,确实也需要一点时间。

    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革命党将给他们带来什么,这是一个连自由和柿柚都分不清的族群,老百姓关注的是如何活下去,而革命党要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民主人权,就如某足球教练的经典语录:“我要的是一个后卫,但是主席却说再要一个前锋怎么样?”。老百姓谈的是生存权,但是革命党谈的却是属于精英范畴的民主权力,孙中山也说要平均地权?老百姓不是傻逼,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你要吹牛,那你自己吹去呗,八字没一撇的事谁愿意相信?那老百姓怎么又会相信太平天国呢?拜托,人家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好不好?老百姓么,你跟他们讲三民主义,人家当你在放屁,但是如果你说神仙保佑,没准他就信你了。说到底,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文化,政治主张太精英化直接可能导致没有市场,为啥共产党内那么多的留洋分子最后要尊一个没喝过洋墨水,政治观也很传统的毛泽东当老大?因为他的意见最能贴合中国实际,搞政治,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否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实事求是这点,他是绝对理解到了一定境界的。

    所以,革命党面前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们在孤独的前行,路途上除了敌人就是观众,更可悲的是,这些观众对这场厮杀的结局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敌强我弱,还缺乏场外力量的支持,要赢实在太难——事实也证明,刚开始和革命党最亲近的一个词是失败,而且大多是让人绝望的失败,完败。

    好在,革命党的领袖是一个最勇于承受失败的人,他的对失败这种苦涩滋味的消化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正是如此,他一生中的所有对手都无一例外的被他磨死。在政治舞台上,如果没有能力将敌人一击毙命,那就得看谁更有耐力,而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耐力的人。孙中山的所有对手看上去都比他更强,但是最后的赢家总是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消耗战大师,而他的对手虽然比他有更好的爆发力,但是在政治的长跑中,并不看谁一开始跑的最快,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如果要比毅力,那么孙中山绝对是最棒的。

    革命党这样一个拥有先天缺陷的组织最终能奇迹般的推翻满清,与孙中山的善于坚持是分不开的。在革命党为了打响第一枪而苦苦奋斗的岁月中,唯有孙公始终未尝放弃,对于满清而言,他面前的这个对手或许不能一拳将其击倒,但是确实是最难缠的,因为不管局势如何不佳,他都不会放弃。孙中山向我们证明,即便暂时没有能力去击败自己的对手,只要能坚持下去,对手也可能会自乱阵脚,只要活着,就永远会有赢的机会。

    就算放到中国历史上,孙中山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现象,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消耗的方式获取胜利的政治人物——军事上的消耗战很常见,但是政治上的消耗战却是属于孙中山个人的专利。他并没有亲手击败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最终都输给了宿命,输给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

    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失败了太多次,每一次失败都很壮烈,而且我们在历次失败中并没有看到革命党有什么显著的进步,没有进步的失败是不可能成为成功之母的,紧跟在这样的失败身后的还会是失败。但是,毕竟斗争是两个人的事,如果无法显著提升自己,那么想要获胜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持下去,并等着对手犯错,对革命党而言,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幸好满清这个对手已经被折腾的精疲力竭了,随时可能犯错。

    革命党的历次起义就跟买彩票一样,基本靠运气,他们最后成功说明了一个道理,碰运气的时候多了,总有一天运气就会来眷顾你。请注意,这不是我在胡扯,这个论断有严格的理论支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用概率论的相关定理来证明,算是课后作业吧,素质教育嘛。但是革命党就算撞大运也就充其量侥幸赢了一次,难道满清还能因为你赢了一次就完了?而这就牵扯到我在本章开头所讲的诡异二字了。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话说,其实孙中山和黄兴已经领导革命党发动了数次起义,就连暗杀手段也用上了,能团结的力量也团结了,实在不能团结的也没有成为敌人(比如光复会),即便是这样,离革命党人心目中的胜利也还是很遥远。但是,运气这东西,在你没有的时候,确实是干什么都不顺手,但一旦光临,就拦都拦不住。

    而运气终于来了,给革命党人带来运气的是我们可敬可亲的四川爱国同胞。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满清深受洋人之苦,洋人用武力摆平满清也不是为了显威风,而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铁路权就是洋人最垂涎的权益,因为路修到哪,势力范围就延伸到哪。比如这次满清本来同意粤汉和川汉两条铁路商办,但是洋人硬要插一杠子,主子看上的东西满清哪敢说个不字,这回还不赶紧马屁拍到位。所以,一句话,麻溜的收回铁路权,改商办为官办,说白了,就是洋办。本来满清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自己的地盘还做不了主了?开玩笑嘛!但是,乱子出大了。

    中国老百姓确实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是洋人是什么东西老百姓还是明白的,你满清可以当奴才,但中国人民不想当奴才,于是自湖南起,全国各地爆发保路运动,而四川则是其中闹得最凶的。本来单纯保路也不要紧,麻烦就麻烦在同盟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四川人闹保路,反清组织就闹起义,火借风势,这回乱子出的非同小可。以往革命党闹起义屡屡失利是因为脱离群众,而这回群众自己就送上门来了,那还说啥,干呗。

    不得不说,这次清政府的危机处理确实是相当差劲,看看我朝是怎么处理瓮安事件的,脸红啊。诸位不妨看看我是怎么处理这种事的,首先要定性,这是一起由四川黑恶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群众所引发的让人遗憾的暴乱;其次要确定责任人,四川的黑恶势力需要对此次事件负责;再次要确定解决方案,那就是对黑恶势力要严惩不贷,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了解我朝的政策方针;最后就是要杀些人做做样子,再找些受害群众全国巡演讲述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让全国人民坚定信念,相信政府。怎么样,可以吧,清朝还就是缺乏我这样的人才,但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之所以还没被大用,就是因为没有碰上伯乐,怀才不遇啊,同志们。

    再看看清朝是怎么弄的,压根就没想过要进行思想方面的疏导,直接就派上了赫赫有名,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出任四川总督“从严干涉”此事。敢情清政府是觉得事情还不够乱,或者说对人民的力量缺乏认识,认为光靠吓唬就管事了,但是人家都闹出去了,你现在派个喜欢杀人的主过来不是火上浇油吗?处理这种事情的最终奥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惜的是,清政府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子,这就意味着清政府在自寻短见。

    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成都群众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相回应,毕竟四川群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身后的是同盟会和哥老会,连重点都没抓住的清政府怎么能搞的定这种事?没办法,只能就近征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前去四川助拳平乱,这一调直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了清朝灭亡的导火索。所以说,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是多么的刻不容缓,为什么有年申论的考题是突发事件?因为历史证明,这种事直接意味着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我党勤读历史,与时俱进,确实是相当的有远见有头脑。

    武汉守备空虚就给了革命党乘机起事的机会,当然,革命党人也开始筹划开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但是,好事多磨,和历次革命党的起义一样,武昌起义依然没有能按照原计划实施,因为起义又提前暴露了。起由是孙武在俄租界试验丨炸丨弹导致爆炸,起义机密文件泄漏,清廷马上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这时侯,革命党人敢拼命,不惜命的特点开始发挥作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几乎失去外部联络的情况下,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联络,提前发动了起义。实际上,革命党人的攻势也就是三板斧,毕竟这次起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所以只要清廷能够顶住一段时间,还是有希望扑灭的。但是,坏就坏在湖广总督瑞澄弃城而出(满族官僚的老传统了),老大一走,胜负立判,尽管在司令部还遭到了一定的抵抗,但士气大振的革命党还是于天明前攻占此地,武昌起义宣告胜利。武昌起义是在1911年10月10日,所以亦称双十事变。

    武昌起义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取得了胜利,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像是一出闹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缺乏孙中山,黄兴这样大佬撑场子,组织也是混乱无比的起义居然就成了,可谓天意弄人,造化无常。试想在此之前,孙黄二人策划了数次起义,黄兴还为此搞成了残废,但是不管怎么弄,就只能是失败,这回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响了第一枪,确实有些扯淡。用某年高考作文题来概括,就是武昌起义的成功即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反正就是诡异无比。

    多米诺骨牌

    一般来讲,打响第一枪只是造反成功的开始,要想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还需要通过长时间艰难的消耗和拉锯,但是辛亥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武昌首义之后,天下居然传檄而定,这种古代谋士意淫的情节还真就发生了。

    满清已经被折腾的差不多了,现在的满清千疮百孔,整座大厦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地方倒就会让所有地方都倒。而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恰好推倒了其中的一块骨牌,然后整个满清全线崩塌。

    墙倒众人推

    武昌起义获胜后,由于革命党内没有能压得住场子的人,所以只能把湖北的都统黎元洪拉出来撑台面,不管黎元洪本人愿不愿意,反正他都是乱军的头目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于是黎元洪就糊里糊涂的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我在分析农民起义时说过,造反派对于社会名流的需求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比如这次黎元洪的上位,但是社会名流加入造反派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示范效应,比如在武昌起义短短两个月后,全国就有13个省争相效仿,宣布独立。

    下面我将有关省份以及成立军政府后的都督列举出来,列举的目的嘛,下文我们就能看到了。这些省份是湖南(谭延闿),陕西(张凤刿),江西(李烈钧),山西(阎锡山),云南(蔡锷),上海(陈其美),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贵州(杨荩诚),安徽(朱家宝),广东(胡汉民),福建(张道仁)以及四川(尹昌衡),另外山东孙宝琦独立后复又取消,东三省赵尔巽不愿独立,但迫于形势设立保安会。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股势力对各省独立起到了决定作用,革命党(以新军为主力),满清的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士绅。下面我们分别谈谈上述三方在独立过程中的表现,首先谈一下革命党,很多人一定对满清花银子养活的新军成为革命党主力感到不解,所以谈革命党就得从新军谈起。

    顾名思义,新军当然是针对旧军而言的,在成立新军之前,满清一共有三种建制的军队,分别是八旗,绿营以及勇营,八旗和绿营我就不说了,下面我说一下有关勇营的问题。曾国藩的湘军是所谓勇营的始祖,勇营之所以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清廷的主力,当然是因为八旗和绿营实在废物,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而曾文正公借办团练为名组建的湘军却屡建奇功。虽说湘军这种形式的武装对清朝统治是巨大的威胁,但是两权相较取其轻,毕竟太平天国是火烧眉毛的祸事,而曾国藩是否会造反还是未知数,因此本着以剿灭太平军为中心的原则,咸丰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湘军顺利上位了。当然了,尽管曾国藩治军时喜欢让兵勇们诵读什么儒家礼义,但是打仗毕竟是刺刀见红的买卖,没有实质好处谁也不愿意卖命,更要命的是朝廷的军饷也时常接济不上,所以湘军创造性的发明了以战养战的战略,只要攻下一城,就一定大肆抢掠,其中安庆和天京是重灾区,天京更是变成一座废城。当兵勇们有了钱,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当然是暮气沉沉,不复能战,再加上朝廷对曾国藩的这支私人武装心存疑忌,所以曾国藩主动提出裁撤湘军。

    湘军虽然完了,但是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却借着上海这块风水宝地茁壮成长,并且李鸿章也和曾国藩达成了默契,裁湘留淮,再加上朝廷不可无可用之兵,所以李鸿章顺利接班曾国藩,成为清廷的军事支柱。可惜的是,勇营只能跟内乱不断的太平军扳扳腕子,真碰上了硬茬子,就立马现出了原形,淮军就是在与日本人的交战中一败涂地的,所以勇营虽然显赫一时,但是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清廷介于旧军荒废日久,战斗力差,所以就开始搞起了军队现代化,而这就是新军的由来,而办新军最成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清政府原先是打算编练新军36镇,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外债亏空较大,老佛爷也得用银子,所以直到武昌起义前,才有三分之一完工,共变成新军13镇。但是让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新军并不安稳,很多士兵及下层军官都被革命党活动了,所以新军非但没有起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反而成了催命符。武昌起义就是新军闹起来的,而第一枪打响之后,各地的新军也纷纷起来闹事,成了革命党支柱性的军事力量。

    但是新军毕竟只会闹事,而且大多是三板斧,势头猛,但后劲不足,因此要收拾残局,稳定局势,光靠新军中的这些底层军人是不行的,所以就得找个能撑得住场子的人来当老大,黎元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上湖北军政府都督的。最受革命党人青睐的是海归人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同盟会成立的地方,孙中山跟日本的关系那是相当的暧昧,所以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是威风有排场,第二个就是革命党人对其有天然的好感,因此很多省份最后都让士官系的学生当了都督。比如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蔡锷,上海的陈其美(不是士官系,但是去过日本)以及四川的尹昌衡。这些人中有些是革命党人或跟革命党联系紧密,比如李烈钧,蔡锷和陈其美,而其他则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好感上的位。

    革命党应该说是猛张飞,在各省独立运动中扮演了先锋角色,但是能不能成还得看满清封疆大吏们的表现。岳飞说,文不爱财,武不畏死,方是强国气象,反过来讲,文官爱财,武将怕死就是国家衰死迹象。满清末年,封疆大吏们有很多都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思,时局混乱,说不定自己哪天官运就到头了,所以这些人很为将来打算,提前攒起了养老银子和棺材本。结果革命党一闹,这些人立马带着老婆孩子以及金银细软溜之大吉,毕竟,挣了钱也得有命花不是?革命党猛则猛矣,但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所以革命党能几乎一夜之间成燎原之势,还得说是这帮大员压根就没想着怎么尽忠报国,看到革命党凶猛,就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最典型的地方是陕西和贵州。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大员都想着怎么保命,也有一些火中取栗的,毕竟,黎元洪的例子告诉他们,革命党那帮泥腿子压根就镇不住场面,所以他们只要换面棋,就依然有可能接着混,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安徽的朱家宝。也有一些地方大员既想接着当官,也不想轻易易帜,所以就采取了观望战术,典型是山东的孙宝琦和东三省的赵尔巽。但是说了归齐,这些大员想当忠臣的确实不多,都是打着自己的算盘过日子的主儿,暂时没独立的也不是因为对清廷忠诚,而是形势混沌,还需观望。

    一般来讲,光靠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在地方立足的,如果跟地方士绅搞不好关系,那一切都是白搭。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个封建时代社会治理结构的模型,其中地方士绅是最底端,最底端并不意味着影响力差,相反,这些名门望族,官宦人家是最稳固的,是王朝的统治根基,王朝的更替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在混乱面前,地方士绅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要不要改朝换代,而是要马上结束乱局,毕竟闹得太凶了,他们的损失最大,因此不管清廷还是革命党统治,总之就是要太平。为了求太平,这帮人就撺掇甚至恐吓某些地方大员顺应革命浪潮,来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其中江苏的程德全和朱家宝就是这么上的位。另外,湖南谭延闿最终能上位虽然没有地方士绅力促,但却是革命党人为了稳定地方实力派推出的。湖南是民国最乱的省份,而宣告独立的过程也是从乱开始的,本来革命党人认准的焦达峰在变乱中丧了命,革命党立马知道了厉害,督军还得找社会名流,能够得到地方士绅认同的头面人物才能稳住局面,而谭延闿呢,家庭出身好,父亲曾经当过陕甘总督和两广总督,所以就被革命党看上了。

    说了这么多,地方势力们基本都是在为自己的前途以及钱途打算,尽忠诚,死节义的大员寥寥无几,太平天国以来就迅速膨胀的地方势力终于在满清将覆之际又狠狠的踹了一脚,墙倒众人推。我们说过,地方实力膨胀虽然是慢性毒药,但慢性毒药也是毒药,发作起来,同样也是致命的。

    主角登场

    武昌起义闹出的风潮让摄政王载沣大为震惊,他当然不希望祖宗留下的江山就此终结,所以他要对革命党进行镇压。武昌陷落,局势紧急,不可派兵弹压,而现在能调用的只能是中央军北洋新军了,而要调用北洋新军,就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毕竟北洋新军公认的老大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三代掌门人,出身将门,少时不喜诗书,惟尚驰骋疆场,为人机警,善权变,懂机谋,是典型的中国老派政客。袁世凯成名于朝鲜,在此期间他智擒兴宣大院君,平定东学党起义,驻朝期间处事稳健不乏灵活,自此崭露头角。改变袁世凯一生命运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此战中原先朝廷的主力淮军一败涂地,清廷便有建新军废旧制之意,此时的袁世凯因为在朝鲜的出色表现颇得淮军首脑李鸿章赏识,并因此获得了在天津小站兴练新兵的机会。民国有两个军事集团名声响亮,一是早期的北洋军阀,二是中后期的黄埔系,而北洋军的雏形即为小站系。小站系的核心人物,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以及冯国璋(狗)均是在小站发迹,从而积累了日后纵横民国舞台的军事资本,袁世凯便借着小站新军逐渐站稳脚跟,并成为清朝末年举足轻重的人物。

    可惜的是,由于在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光绪帝,袁世凯得罪了光绪帝的胞弟、现任摄政王载沣,因此在武昌起义发生之时他还在家钓鱼。袁世凯这个人从来不务虚名而处实祸,想当初戊戌变法之时,他为了在重大政治考验前站好队也是颇费心思,在详细研究了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实力对比后,他毅然做出了出卖维新派的决定。当然,赌博是正确的,本来因为他的新派色彩还对他存有戒心的清廷上层彻底转变了观念,认为其政治合格,才堪大用。在政治上,关键时刻站好队至关重要,袁世凯当然深通此道。虽然载沣和慈禧的关系也算密切,但是他却无法容忍一个汉人奴才出卖自己的亲哥哥,更何况,此人政治上摇摆不定,而且手握大权,久必为大患。但是,懦弱的载沣最终还是没敢杀掉袁世凯,毕竟袁世凯手里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万一真要兵变也不是闹着玩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付出的心血总算救了他一命,但命是抱住了,官肯定也当不成了,无奈之下只能回家当富家翁,钓鱼去了。

    袁世凯当然不会真的淡出政治,在家里的几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问政治,但是暗中还是非常关注局势的变化——袁世凯在此期间费劲心力韬光养晦,以求保身。而到他听说革命党势盛,南方局势紧急,他知道机会来了,他的资本就是苦心经营的北洋军。在此同时,载沣也陷入了困境,他知道起用袁世凯结果难料,但是另一方面,不起用袁世凯,清廷肯定面临崩溃,这是一盘没有胜机的棋,怎么下都是输,问题仅仅是选择怎样的输法。

    逼迫载沣下决心的是冯国璋,此公被朝廷派去南下剿匪,但是在剿匪之前他先去见了袁世凯一面,请示工作,袁世凯送其六字诀“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依言而行,原先清廷派去的满族大吏荫昌对此束手无策。这下,载沣总算想明白了,不起用袁世凯是调不动北洋军的,而没有北洋军,他们对革命党根本就是一筹莫展。所以载沣决定了,并开出了价码——湖广总督。

    袁世凯很快就给了答复,答案是no,理由是腿疾未愈,不能理事。这当然是个借口,问题是载沣面对这样的借口还无法驳斥,因为当年他让袁世凯下野用的就是这个理由。在政治上,进退需要的理由本不需要太多,重要的不是理由,而是进退本身。袁世凯不是叫花子,他知道自己的身价是多少,借敌抬价是政治上的惯用伎俩,老鼠越多,猫的价值就越高,对于袁世凯来说,革命党势头越盛,他讨价还价的底气就越足,而这次,显然革命党真正给满清造成了麻烦。这是在扯皮,但是这样的扯皮并不对等,因为袁世凯耗得起,而载沣耗不起,这样的谈判根本就没有悬念。载沣只能就范,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六点要求:(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这些要求的核心当然是袁世凯出山后的个人地位,这次,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把整个满清的军权握在了手中。对于载沣而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己将满清的命运完全交给了这个汉族大吏,而满清能否起死回生,取决于袁世凯是否愿意当个曾国藩式的忠臣。

    袁世凯在此前的政治生涯中已经数次向我们证明,他是个投机者,能让他作出选择的只可能是利益。忠于满清,袁世凯只是个奴才,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满族贵胄的暗算,而革命党放出的口风则是,他可能成为国家元首,这笔账,相信正常人都会算,袁世凯不是正常人,他比正常人更精明,更有手腕。

    权谋大师

    革命党引发了晚清的动荡,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却是袁世凯。刚刚和载沣谈好了复出价码的袁世凯近来是春风得意,局势混乱,地方离心,满清已然是穷途末路了,但是只要袁世凯肯用心,满清的局面还可勉强支持,毕竟,从军事能力上来讲,革命党和北洋新军差了不是一个档次。可惜的是,袁世凯从来就不想当曾国藩式的忠臣,他有着比位极人臣更大的政治志向,时势造英雄,晚清的衰颓造就了强势的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生最出色的无疑是利用实力最大化的获取利益,在复出时,他已经玩过借敌抬价的把戏,而现在,袁世凯将参与的是更精彩的大戏。在这部可以当做权谋学教学案例的大戏中,袁世凯身兼导演和主演二职,并且游刃有余,精彩纷呈。

    袁世凯不想当忠臣,那么满清就是他的对手;袁世凯要在全局上获得主动,那么他就要让革命党看到他的厉害。因此,目前袁世凯面对的是两个对手,而且是既要打击又要利用的两个对手,这种微妙的局面并不好处理,尺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是袁世凯既然能成为清末民初权倾朝野的人物,就说明袁世凯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面时很有一套。

    大家都知道,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定律是实力决定一切,但是这只是泛泛之谈,具体操作起来比这句话复杂的多,也微妙的多,在什么时候使劲,使多少劲才是玩实力政治的政客最需要学习的。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获得利益,相反,在帝制时代,权倾朝野的重臣最后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下场的比比皆是,实力是双刃剑,即是谋得权位的资本,也是随时可能引来杀生之祸的毒药。袁世凯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呼风唤雨,原因就在于他在使用实力方面是真正的大师。

    好了,蓄势结束,我们还是还是直截了当的看看袁世凯是怎么处理这个局面的。简单的说,对革命党要连打带拉,打是为了示威慑敌,而拉是为了养寇自重;对待清廷,则要让他们感到革命党势大,局面已经难以挽回;袁世凯的这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和谈做准备。

    袁世凯之所以想和谈,是因为他既不想当满清的奴才,又想获得局面安定后至高的权位。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当然和谈是最经济的。革命党虽然暂时实力不如袁世凯,但是革命党的特点是有根基,有韧劲,就如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然无法彻底剿灭,那么跟革命党为敌无疑很不上算。所以,尽管现阶段要打,但是打的最终目的是和,而打的成败则是谈判时最重要的资本。

    既然要打,当然就得打出威风,打出北洋新军的威名,而这个任务很荣幸的落到了袁世凯心腹爱将冯国璋的身上,打仗的地点是汉口,而对手是黄兴。自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独立后,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就成了革命党要人的据点,一时间黄兴,宋教仁,居正等人群聚上海,这些人都是同盟会的资深要人,但不幸的是,首义之功与他们居然毫无关系,同盟会的涣散由此可见。冯国璋步步紧逼,武昌的首脑黎元洪难以支撑,只能让革命党军界大佬黄兴过来主持局面。

    黄兴这个人几乎是失败的代名词,时人谓其骁勇而不善战,在武昌首义之前,革命党历次重大起义几乎都由黄兴指挥或参与,但是结果大家都了解,那就是屡战屡败,毫无进益。而黄兴此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更是压力重重,武昌功臣们对黄兴并不感冒,认为首义之功为他们所有,黄兴在此期间未有微功薄德,此次入鄂却大有老大派头,因此,黄兴打胜犹可,如若败绩,势必难以服众。但可惜的是,黄兴此战进一步坐实了善战败将的恶名,虽然其实在他到任之时汉口已经危如累卵,但是最终陷落却是在黄兴之手,而这个关键战役的失败在当时的局面上无疑是决定性的,黄兴为革命奔波了一辈子,但是到了要紧时刻却还是差一口气,时也命也。

    汉口陷落,武昌便万分危急,此时黄兴和武昌派产生了分歧,黄兴认为武昌已难以固守,主张放弃武汉,转攻南京,与清廷南北对峙;而武昌派认为既然湘鄂联军连武昌都难以固守,那么攻取南京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主张坚守。表面来看,这是双方的战略分歧,而实质上却是私心自用。武昌派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因为如果武昌失守,那首义之功无疑大打折扣,将来论功行赏时当然会吃些亏;而黄兴则是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守住武昌只是全了武昌派的首义之功,而武昌一旦失守,责任却全在他身上,这样稳赔不赚的买卖黄兴不愿意干。同盟会就是个名利场,革命成败还是未定之数,这帮人却已经提前开始规划怎么分赃了,这样的组织势必难以长久。

    最终双方没谈拢,但是决定各走各道,互不干涉,最后嘛,南京光复,江苏独立,而令革命党人感到吃惊的是,原本认为必丢无疑的武昌竟然安然无事,这是因为武昌派拼死抵抗?错了,这是因为袁世凯压根就没想过要拿下武昌。攻取汉口的目的一方面是向革命党示威,另一方面也是向清廷报功,袁世凯要让这两方同时掂掂他的分量。而对武昌不闻不问则是养寇自重之意,同时也向武昌派放出和平鸽,在攻打汉口之时,其实袁世凯已经对黎元洪抛出过橄榄枝,而现在不攻击武昌则是进一步表明袁世凯议和的诚意。

    袁世凯小试牛刀,便让革命党人知道了他的厉害,尤其是武昌派,既然袁世凯抛出了橄榄枝,抬手不打笑脸人,武昌派也没必要较着这股劲。更重要的是,武昌派已经被捏到了袁世凯手心里,要死要活袁世凯说了算,而武昌要是完蛋,他们可就无所倚仗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谈和也是有利的。

    袁世凯攻取汉口却不动武昌可谓是意味深长,这里面包含的学问值得所有对权谋有兴趣的人学习,这里面的学问就是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展示实力,同时又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手留有余地,借此达成自己的目的。袁世凯果然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一出手便不同凡响。

    南北和谈

    袁世凯在晚清,政治色彩应该说非常复杂,在戊戌变法中他出卖了光绪帝,按说应该算是旧派人物,但是他又与立宪派大佬张謇,杨度等人过从甚密,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态度也很积极,所以没人看得懂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政治派别。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是个投机者,利益是他唯一的指南,出卖光绪帝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为晋身;而在其后表现出一副新派人物的面孔则是为了以后与洋人以及革命党打交道时取得政治上的方便。袁世凯不懂民主宪政,但是袁世凯知道这是大势所趋,而明了政治的发展方向显然比孜孜以求政治理论更有用,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识时务的政客。

    袁世凯身上的这件新派人物的外衣给予他很多的方便,洋人,革命党都觉得这是个可以共事的人,所以和谈之局便是水到渠成。武昌派受到袁世凯的压迫倍感压力,有和谈之心可以理解;革命党中的大佬则已经有人被袁世凯拉下了水,这个被拉下水的要人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汪精卫很早便追随孙中山,但是革命党屡战屡败的状况让他逐渐产生了搞恐怖袭击的想法,于是在1910年,汪精卫干出了一件令同盟会同仁侧目的大事,就是刺杀时任摄政王载沣。汪精卫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虽事有不谐,但汪精卫血性书生的名号传遍天下,汪精卫在同盟会内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风头正劲。此时袁世凯正加紧和汪精卫联系,试图利用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影响力促成此事。

    其实,革命党人中有和谈想法的何止是武昌派和汪精卫,事实上,大多数南方革命党人都有和谈的意思。革命党有此意愿当然是因为实力不济,革命党虽然气势汹汹,在短时间内便促成各省独立,但是后继乏力,难以支持。首先,革命党人难以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而在清末实力强大的立宪派也多偏向于袁世凯,因此革命党没有稳定局面的能力;其次,革命党财政紧张,军饷无着,难以和北洋军长期抗衡;再次,革命党各地缺乏联络,组织涣散,难以形成合力;因此,革命党要和谈完全是形势所迫,虽然因为满清犯错占了便宜,但是真要跟袁世凯这个实力人物对抗,革命党确实还是缺乏火候。

    因此,在黎元洪于武昌发出倡议后,南北的和谈正式启动,袁世凯派遣唐绍仪,南方派遣伍廷芳作为首席代表进行磋商。谈判其实只是程序,在政治上,谈判不过是个过场,真正决定谈判结果的是实力对比,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无视这条定律,将某些参与谈判的人斥为卖国贼,其实,谈判家只是替罪羊,真正影响谈判结果的恰恰是幕后的实力人物。因此,南北和谈其实质是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较量,而且谈判早就在此之前便已经有了结果,强势的袁世凯和弱势的革命党,他们的较量根本就缺乏悬念。

    在谈判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突然横生枝节,原因是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回国了。国内发生剧变,而引发剧变的政治团体的老大却不在国内,等到事情差不多了,该老大才满面春风的回国,这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观。孙中山归国后,他的一批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找到了主心骨,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切勿北上,而要留粤练兵,与袁世凯一较高下,胡汉民满以为激进的孙中山会夸他懂政治,明事理,没想到孙中山兜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孙中山其实对和谈也不怎么感冒,但是他更清楚以目前他的实力根本就无力和袁世凯抗衡,所以还高风亮节的批评了胡汉民几句,弄得胡汉民是一头雾水。那么孙中山北上是去哪呢?去北京?开玩笑!当然是去革命党要人的大本营上海了,结果17省代表居然在袁世凯不知情的情况下搞出了个临时政府,孙中山成了临时大总统。

    那为什么孙中山一回国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把袁世凯踹一边了呢?原因是革命党人以为孙中山回国带来了兵饷武器,而革命党缺的是什么?不就是钱吗?如果有了财政支持,谁会愿意让袁世凯占便宜?但不幸的是,当我们的国父大人抵达南京后就说出了实际情况,武器?军饷?惟主义耳!孙公此言一出,革命党人大呼受骗,敢情孙中山是蒙人玩呢,光靠主义怎么跟袁世凯干?最有意见的是武昌派,和谈是武昌方面最先倡议的,现在武昌方面抛开和谈跟孙中山搞临时政府,结果呢?武昌方面仅有黎元洪一人入围,还是个倒霉的副总统。武昌首义的功臣孙武本来看准了陆军次长一职,但是不巧的是,陆军总长是在武昌和他闹得很不愉快的黄兴,所以这个次长干脆也泡汤了。武昌派一看,我们卖命流血却仅得两手空空,孙中山徒以口舌为劳便忝居高位,心腹人等俱都高官侯爵,是可忍,孰不可忍?

    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有意见的不单单只是武昌功臣一家,还包括国学大师章炳麟领衔的光复会,光复会中最有名的人物当属徐锡麟和鉴湖女侠秋瑾了,光复会其实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在建国路线,革命方针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光复会能加入同盟会,原因仅仅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推翻满清。而眼看着清廷覆亡只在早晚,但孙中山却全然不顾大局,在和谈进行到关键时刻居然自说自话几个人一合计,推出来个临时大总统,几乎使和谈破产。章炳麟此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言语更是刁毒,他给孙中山的这封信可以表明他的不满,其内容是:“……武昌倡义,曾不二月。南北肃清,首发难者不敢居功,而况吾侪鼓吹之士?……仆亦尝与人言,孙君今日莅中国而总群黎,非复曩日秘密结社时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东西从者三数浮浪之人,一律资遣归国,无令杂处,然后搏精一志,劳来四民,南方虽弱,足勉自成就,尝传达其言于汪兆铭……箴规不听,不得不着之报章……仆虽浅拙,亦尝涉历世变,死生之分,一系于执事耳。”(摘自《北洋军阀史话》)这封信明确表达了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搞小团体,排挤异己的不满,更表达了他们的政见分歧,同盟会内部的矛盾从此信可见一斑。孙中山为人外宽而内忌,不能容人,对公开分裂同盟会的光复会更是怀恨在心,这也为孙中山日后谋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埋下了伏笔。

    革命党人士发觉上当之后,和议再次成为主流意见,而孙中山在舆情面前只能让步,答应清廷逊位之后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虽然孙公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人心不可违,乃转而积极于和谈,多次去信与袁世凯沟通,试图消除“误会”,袁世凯当然不会意气用事,既然孙中山服软,那么和谈还可继续。孙中山的表态解决了和谈中的最大问题,既然袁世凯地位已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让清廷退位了,而干这种事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老派政客而言是轻车熟路。

    清廷逊位

    在和革命党积极谈判时,袁世凯也一直在力促清廷退位,而有决定权的是皇太后隆裕(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复出后便退出了权力中枢),最大阻力则来自于满清贵胄,所谓的死硬派。

    隆裕在晚清也算是一个悲剧角色,虽然当上了皇后,母仪天下,但实际上从未得到光绪帝的宠爱,甚至光绪帝对他还有抵触情绪。隆裕是慈禧的侄女,来自叶赫部,正是这层背景,让她获取了皇后的高位,而同样因为这层背景,光绪帝从来都没把她当成妻子,而视作慈禧的耳目。隆裕的前半生就是在皇帝的冷眼以及慈禧的威严下度过的,应该说,相当不如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裕隆有两个特点,一是怯懦,在慈禧手下当皇后,如果是个强硬人物恐怕早就活不到这天了;二是愚蠢,隆裕虽然把慈禧当成学习的榜样,但是心机手腕见识都相去甚远,甚至连个花架子都没学像。

    隆裕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她虽然掌握清廷是否退位的决定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袁世凯的主要对手,因为对付这种人只需要恫吓即可,这个任务交给了赵秉钧,袁世凯托病不上朝,而赵秉钧作为他的代言人进行逼宫。当然了,恫吓的基准点在于革命党势大,局面无可挽回,退位势在必行,袁世凯此举可谓是当了婊子还立贞节牌坊,当然了,袁世凯还需从清廷手里拿到有利于他的政权合法性,所以忠臣的样子还是要做的。

    袁世凯的主要对手其实是死硬派满清贵胄,贵族们当然不愿意放弃祖宗们打下的江山以及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拼死顽抗,成为了清廷退位的最大阻力。眼看着事情进入僵局,革命党人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革命党人采取的手段叫做暗杀,关于革命党人的暗杀传统我们以后再说,此次暗杀,革命党瞄准了两个人,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死硬派核心良弼。

    关于革命党刺杀袁世凯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存有疑问,此事究竟是这股革命党人自行策划,还是幕后另有其人呢?目前还没有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是前者,只能说同盟会协同能力确实值得怀疑,如果是后者,问题就复杂了。好在袁世凯命大,逃过了这一劫,并且因祸得福,让隆裕相信了他所说的大批革命党潜入京师准备举义的言辞。袁世凯在此之前一直都在营造紧张的政治空气,但是收效不佳,隆裕和死硬派都不相信他的说辞,而此次袁世凯遇刺则起到了更为直观的作用,革命党人的擅自行动成全了袁世凯在隆裕心目中试图形成的忠臣形象。

    良弼显然就没有袁世凯那么幸运了,这个禁卫军头目是要护卫皇宫安全的,结果却连自己都保不住,革命党比刺杀袁世凯进步的地方在于,袁世凯毫发无损,而良弼却丢了一条腿,虽然仅丢一条腿不足以致命,但是再服下一碗药就基本搞定了。送了良弼最后一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朝中议事时屡遭其白眼的赵秉钧和他的主子袁世凯,鸩杀这种初级的谋杀方式对于袁大头而言当然是轻松写意的。

    满清贵胄的死硬成色有多足从良弼死后就看出来了,他们只不过仅仅是嘴上硬,而看到人家玩真格的,马上就都消停了,都一个二个准备逃命了,大清江山?靠,把命保住再说吧。因此,革命党刺杀的不仅仅只是良弼一人,更关键的是死硬派的抵抗意志,良弼一死,死硬派立马没了章程,也不再继续死硬了。

    逼宫的戏唱到这时候也该差不多收尾了,但要尘埃落定,还需要最后一出压轴大戏,这出戏的领衔主演是段祺瑞,戏的内容是北洋军46位高级军官联名上奏请求清廷退位。这出戏对于心理防线本就接近崩溃的隆裕来说简直是颗重磅丨炸丨弹,军队参与逼供,那看来是最后通牒了,无奈的隆裕只能遂了袁世凯的意。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民国正式开启。

    四、袁世凯时代

    清帝宣布退位,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袁世凯,但是要全面控制局势,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对于这个政坛老手而言,接下来的所有一切都是崭新的,因为他和所有其他老派政客一样,并不懂民主和共和。而在总统这个位置上作出重大让步的革命党显然不愿意就此认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帷幕。

    最初的较量

    革命党和袁世凯的结合是一场没有恋爱的婚姻,没有恋爱就意味着缺乏感情基础,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通常都不会幸福和长久——除非婚姻双方能在婚姻过程中日久生情,看起来,对于革命党和袁世凯而言,这种情况并不现实。在婚前协议中,双方达成默契,奉养高堂(清廷可以算是袁世凯的主子),并由袁世凯暂时出任一家之主,管理家中大小事务。清廷宣布退位,就相当于双方已经完成订婚,现在的问题是举行婚礼,而后达成婚后财产分配协议。婚姻是现实的,接下来怎么过,这个家怎么当,家规如何制定,这都是双方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而婚姻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也需要大家共同磋商解决。由于双方的婚姻比较仓促,对彼此的了解也不深,而且缺乏必要的信任,所以矛盾的解决方式就由磋商升级为较量——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显得不那么美满。

    定都之争——在谁家里住?

    虽然双方各怀鬼胎,但是婚礼还是必须按计划进行,只是现在似乎双方对婚礼在哪举行,结婚后在谁家里住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在婚前双方的协议上并没有写清楚这件事。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而对于这对夫妻来讲,婚后的住所定下来后也很难变更,所以双方都很慎重。在别人家里住,就意味着要看对方家人的脸色行事,这当然很让人难受,所以没有人愿意住到别人家里,但对于袁世凯而言,要如愿住到自己家里,还需要费些脑筋。

    虽然婚前协议没有写明此事,但是革命党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该住在他们家——南京,因为让袁世凯成为代理家主已经实在是很大的让步了,没有理由所有便宜让一个人全占了。结婚当然得有诚意,现在革命党已经拿出了诚意,接下来就要看袁世凯有没有诚意了,显然,袁世凯不能在道义上先输一阵,他也得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所以就去南京了?

    袁世凯当然表面上作出一副很想去南京的样子,看看新房啊,拜谒一下历代先祖啊等等——不久前,孙中山已经先期祭祖了。孙中山意思很明白,明朝才是得到革命党承认的祖宗,既然祖宗牌位在南京供养,那么袁世凯也应该守孝悌之义来南京入住奉养先祖。说实话,双方的理念还是有些出入,袁世凯的意思是自己是继承了清朝的家业,而革命党的态度是我们恢复的是明朝的家当。但是,既然双方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所以还得求同存异啊,袁世凯也得摆出个姿态,要不然这婚就没法结了,所以表面上袁世凯还得表现出乐于接受革命党理念。

    既然革命党占得了道德制高点,那么袁世凯就不能从道义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换一个角度。对于袁世凯而言,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个家里的问题太多,而找个差不多的问题就能抵消掉革命党道义上的优势——毕竟,婚姻是最需要讲究实际的,居家过日子就是个油盐酱醋茶。袁世凯的原则就是没有问题也要创造问题,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被袁世凯派去创造困难的人是曹锟,此人是袁世凯嫡系亲属,关系匪浅。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北京市民比较兴奋——要民国了嘛,而曹锟喝得有些多——装出来的,跟他一块的几个小兄弟情绪也有些激动——曹锟煽呼的,奶奶的老头子要走了,咱还不干点应该干的事儿?于是,第二天,出了条轰动新闻,北洋军哗变了。袁世凯马上抓住此事做足文章,你看我也很想来南京看新房,对南京方面的礼遇我也深感荣幸,但是不行啊,情况不允许啊,我还没走呢,几个不争气的就闹事,我要走了还得了,这个家不得乱套了?

    袁世凯本来就说过北方局势动荡之类的话,但是南京方面认为此属推脱,是缺乏诚意的表现,但现在北方还真出事了——你看我没骗你们吧,确实真有问题。略施小计,攻守易位,尽管南京方面有道义上的优势,但是袁世凯的理由更充分,是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个家不出乱子,是从大局出发,所以革命党的小局必须让位于袁世凯的大局。

    最终,革命党还是没有能拧过袁世凯,第一次交锋算是完败,而且还是被逆转,看起来袁世凯还真是个角色。呵呵,这才哪到哪,袁世凯现在还是客气的,婚姻还在保鲜期,过了这阵子,革命党就该知道真正的袁世凯是什么人,他的滑头和精明到了什么程度,吃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组阁——让谁当帮手?

    袁世凯在和革命党的初次较量中大获全胜,于是在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既然婚礼也办了,在谁家住也定了,接下来就要度蜜月了?不好意思,没空啊,因为家大业大,事务繁杂,光袁世凯一个管当然是有些吃力,所以还得找些帮手——民国时代第一届内阁正在热情酝酿中。

    我们还要看看民国这个家到底目前是什么情况,内部到底有多少派别,有没有兄弟睨墙,妯娌不和啊,对这个家以后的发展有没有不同意见啊等等。目前看来,民国这个大户人家确实很复杂,因为除了北洋和革命党这对夫妻之外,北洋方面还有一些关系比较亲密,平时走动也较多的亲戚——比如立宪派。前面说过了,袁世凯在清廷预备立宪时表现很积极,所以跟立宪派的关系还算比较铁,而立宪派基本都是由一些社会上走的出,叫得响的人组成的,实力很雄厚。那么革命党娘家有没有什么拿得出的人呢?好像是没有吧,有吗?这个,帮派份子应该不能算吧?所以呢,情况就清楚了,革命党是孤军奋战,而北洋系还有个帮衬,所以将来不管是分家还是请管家革命党看来都不占优势。

    果然,第一届内阁名单新鲜出炉了,然后革命党吃瘪了,整个输了一精光,以后家庭会议看来是很难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废话,没有人怎么发言?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就该知道革命党心里不是一般的苦了: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参谋总长黄兴。最要紧的两个部门,财政部管事的是立宪派的熊希龄,陆军部管事的俨然是袁世凯头号爱将段祺瑞,压根就没革命党什么事。属于革命党的按说不少啊,你看教育部的蔡元培,司法部的王宠惠,农林部的宋教仁,工商部的陈其美,还有参谋总部的黄兴不都是革命党的?这叫什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些部门里就没有一个部门在动乱年代是管事的,统统的没用!有人说现在我军的参谋部势力很大啊,同志们,那是现在,在那个时候就是个虚衔,所以气的黄兴都没去上任。另一个没去上任的是陈其美——此人是革命党元老,本人确实稍微短命了点,但是他的两个侄子很厉害啊,是谁呢?陈果夫和陈立夫,听说过吧?另外,蒋介石也是他举荐给孙中山的,两个侄子之所以能在蒋介石时期风光无限,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和蒋介石那过命的交情啊,政治生涯的领路人啊,非同小可。所以说到底,真正就职的革命党人也就三个,一个教育部门的蔡元培,一个是农林部门的宋教仁,还有一个是司法部的王宠惠。真正的冷门啊,大家报考公务员的,有愿意去这两个部门的吗?

    所以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份名单不偏不倚,而且貌似革命党人数还多一些——真正算得上袁世凯心腹的也就是赵秉钧,段祺瑞和刘冠雄,但是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要害部门被袁世凯把持了,这些部门要么是袁世凯的自己人,要么是袁世凯的盟友。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暗亏,黄兴没有当上陆军总长,而该职位由段祺瑞出任就说明很大的问题了,没办法,谁让黄兴参与的战斗就没赢过呢?

    第二次较量,革命党表面风光,实则一败涂地,袁世凯再次获胜,而且原本在南京的参议院不久后也搬去了北京。对于目前的局面,史家有言,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插议——攫取还是交易?

    我们知道史家的很多话都是要我们自己来思考的,本人写这篇长文的目的不仅仅是和大家共同探讨民国的这段历史,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些对于历史的看法。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想搞得酸文假醋,只是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些思考,如此而已。

    历史学家说了,袁世凯是攫取的革命党的胜利果实,因为道理很简单,袁世凯只是搭了革命党起义的顺风车。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看的,诚然,没有革命党就没有民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袁世凯不跟革命党合作,想要推翻满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或者说,不可能。不能说因为是革命党首先举事推翻的满清,我们就说功劳都是革命党的,实际上,当时孙中山都恭维袁世凯是中国的华盛顿,这说明袁世凯还是很有人气的,连孙中山也认为他对于建立民国厥功至伟。革命党起义无数次,结果成功的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数让人看不到共和的希望,这回能够那么顺利的让清廷让位,没有袁世凯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先不要管袁世凯打得是什么算盘,至少从事实上来说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要说促成共和的功劳,袁世凯就算不是最大,至少也不比革命党差——即便他搭了革命党的便车。当然,袁世凯本人不喜欢共和,以后我们也将发现,他是个实实在在的独裁者,有一颗皇帝的心。但是就事论事,革命党能在打响第一枪之后迅速让满清退位,袁世凯绝对是决定性的,至少在当时的中国,袁世凯被认为是最适合当国家元首的,国内的立宪派和国外的洋人都是这个论调。而孙中山其人只是在革命党内素有威望,而在对整个政局的影响力上,他无法与袁世凯相提并论。政治是讲究实际的,试想当时如果让革命党掌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首先洋人的态度会比较暧昧,当然孙中山可以通过一些政治手段换取他一直存有好感的比如日本的支持——事实证明,后来孙公也想过那么干,但是这跟袁世凯的卖国求荣有何区别?难道就因为他是孙中山,名声好,就可以另眼看待?另外,没有足够的实力对国内的各派势力进行整合,比如在地方上实力突出的立宪派,以及满清时期的一些政治元老,这些势力是革命党没有能力控制的。只有袁世凯这样在当时还算中性,而且军力雄厚的人物才能控制住局面,不管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至少在当时,他是唯一的选择。

    袁世凯的地位获取确实有些投机的成分,但是事实上他获得的所有东西说到底都是与他的实力相匹配的。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实力无疑是最决定性的因素,既然革命党缺乏这个实力,那么又怎么能去指责有实力的袁世凯呢?政治舞台本就是谁拳头硬谁说话,天公地道。

    如果硬要给这件事定性的话,个人认为还是交易更合理。因为和谈是双向的,袁世凯一个人想谈是谈不成的,革命党本身对这事也很热衷,至于谈完了以后变成什么样子,那就看政治上的道行和手段了。革命党在这方面显得稚嫩,当然也怨不得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摆他一道。

    政治本就无所谓公平,失败以后喊公平是无能的表现,所以与其说革命党输得窝囊,还不如说当时的革命党还不是结束乱世的真命天子。他们可能不想懦弱,但是现实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在政治上,胜者赢得一切,输家一无所获,这是更古至今的规则,本无可指摘之处。如果我们硬是觉得袁世凯其人不怎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去思考为什么我们认为不错的人却毫无办法呢?政治思想和政治权谋,本就不能偏废任何一端。

    共和的破灭

    民国初建,袁世凯在和革命党的初期较量中大获全胜,不仅成为了临时大总统,还成功的留在了自己的地盘上,更重要的是,在内阁的组建中,袁世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个时候,革命党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可能他们对袁世凯还抱有好高的期望,梦想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但是袁世凯没有兴趣当什么华盛顿,作为一个在帝制时代成长发迹的政客,他的终极梦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当皇帝。但是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临时大总统中的临时二字去掉,他要成为真正的大总统,而他面对的依然是革命党这个老对手,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将要走向终点。

    疑雾重重的刺宋案——婚姻破裂

    民国早年,中国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宪政,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多久,打破这种平静的就是民国史上的第一大案——刺宋案。而刺宋案的始末则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到今日也仍然是个谜团,但是这次事件却是衡量、评价孙中山和袁世凯个人曲直的重要参照,对于如何看待这个引发了民国腥风血雨的事件,见仁见智,本人呢,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宋教仁是革命党元老,年轻有为,热衷于政党政治,是宪政体制的坚定支持者,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党父。为了贯彻自己的政党政治的理想,同时也为了解决同盟会内部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军心涣散,争权夺利日趋激烈的困境,宋教仁改组了同盟会,吸收一些小的党派,组成了在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党派——国民党。当然,宋公不仅仅热衷于政党政治,他本人也同样擅长这个,国民党改组未久,就成功的在国会大选中获胜,获得了组织内阁的权力。

    民国二年3月10日,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下车,想要继续在上海进行他的政治活动时,他遭到了刺杀,而这声枪响最终证明将会在民国内部各政治势力脆弱的和平中切开一条大缝,乱世来临!

    暗杀并不是民国的新鲜名词,相反,这是一个常见词,一个热门词。革命党就很热衷这个,在那个屡战屡败的年代,很多革命党人开始对正常的起义丧失信心,转而搞恐怖袭击,当然,更多的人从事暗杀活动是为了一鸣惊人,从而在革命党内树立地位。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汪精卫,此公就是刺杀载沣而成名,尽管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却在革命党内名声大噪,迅速受到了孙文的青睐,在孙文后期成为其肱股之臣。由此可见,暗杀在革命党内是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的。另外,在革命党和袁世凯和谈期间,袁世凯也受到过革命党的暗杀,同时期,满清顽固派核心人物良弼也遭到革命党人的暗杀伺候,这说明,革命党人搞暗杀很多时候确实是只有一个特点——瞄准最大目标,争取获得足够的曝光率。在此后,民国还出现了另一个专门搞暗杀的组织,对了,是由安徽人王亚樵领导的斧头帮,此人和此帮是我国黑道如雷贯耳的名字,影响深远。革命党兼职搞暗杀转到斧头帮专业搞暗杀,这标志着我国的暗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在如今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恐怖组织中也依稀能看到当年斧头帮的影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人搞大规模暗杀可是最具有历史的,唯一欠缺的就是只在窝里横。

    此次暗杀宋教仁的也是帮派份子,其实在革命党为了反清搞统战的时候吸收了很多帮派份子,比如哥老会,比如青帮,洪门,可以说,帮派份子为了反清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革命党人只是在利用帮派份子,利用完了之后,帮派人士发现自己在分赃大会中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要钱没钱,要官没官,整个被涮了一干净,于是不满情绪开始滋生,这次刺宋事件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此次事件的主使者是应桂馨,凶手是武士英。应桂馨这个上海码头上的大流氓以前就是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也在总统府谋得了一份差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孙中山给撤了职,不满情绪不言而喻。

    经办此事的是程德全,此人是满清遗老,在立宪派的劝说和支持下成为了江苏都督,应该说是个中性人物。他的调查中找到了洪述祖牵涉此案的证据——应桂馨家中与其的信件,而洪述祖则是赵秉钧的人,所以似乎不仅赵秉钧,连袁世凯都难逃嫌疑,证据公布,举国哗然。更诡异的是,涉案人员武士英,应桂馨甚至赵秉钧都在不久后不明不白的暴死,幕后的黑手似乎没有了任何的疑问,袁世凯的名字呼之欲出。

    围绕着处理刺宋案的办法,革命党人内部有着不同的意见,孙中山力主武力解决,而黄兴则主张法制解决,这两种解决方式是民国走向何处的分水岭,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引发最大争议的事件。继续软弱,维持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宪政还是奋起反击,这关系着民国的命运,而孙中山将是民国命运的主导者,不管如何,民国新的一页即将打开。

    政客的选择——利益无关政体

    我们对于孙中山的正面评价已经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国民党的官方史书中总是喜欢把他塑造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典型。孙中山确实为他所处的政治集团付出了很多,也确实称得上是国民党的英雄人物,没有他的惨淡经营,就不会有国民党最终一统天下的结果,所以,国民党再怎么夸耀孙中山都是正常的。

    但是一党的英雄是否是一国的英雄呢?这就跟评价毛泽东一样,是非常困难的,也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如何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有时候成败往往占了最大的比例,动机如何本身无法考证,而根据成败而来的牵强附会则是史评通例。而同时,评价一个政客所采用的角度也很有讲究,政治是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活动的,在这里,道德这把标尺是模糊的,或者说简单的道德标准在政治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你死我活的舞台,不允许自命清高惺惺作态的人成功。

    可以说,孙中山的对手也不是什么好鸟,孙中山宣布武装反抗确实提前粉碎了宪政,但是即便他选择妥协,袁世凯也不会是一个民主整体的英明领袖。孙中山是什么人呢?我们看到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中,有两个人没有去赴任,一个是陈其美,另一个是黄兴,这两个人都是孙中山的嫡系力量。这两个人不去赴任明确地透露出一个信号,就是孙中山对这次组阁很不满意,尽管他表面上还对袁世凯吹捧有加,但联系到他的实质行动,我们可以将这种吹捧,将他的蛰伏理解为为了重登政治舞台的韬晦之术。

    说到底,袁世凯和孙中山其实是互相看不顺眼,压根就没把对方看成是能够托付终生的人,他们都只相信自己,都只想让自己来控制局面,从这点来看,孙中山和袁世凯根本就没有任何区别。让他们产生区别的只不过是最终袁世凯证明是一个独裁者,所以他的对手孙中山就理所当然的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领袖,这是一种非黑即白,恶人的敌人必是善人的逻辑,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下文再谈。

    所以,与其说孙中山是为了维护共和而向袁世凯宣战,还不如说是孙中山出于一个政客的本性利用刺宋事件来夺回他所失去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围绕着政治事件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挑事方想会获得利益。这跟什么共和,什么宪政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两个政客为了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一场拼杀而已,而这在政治中相当常见,甚至说每一场政治事件都是这个逻辑,但是政治的欺骗就在于它的这些简单的逻辑都隐藏在所谓的华美的外表之下。政治就是利益,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所有玩政治的人都深明此道,只不过有些人比较直接,而有些人比较含蓄而已,而高下之分就在这直接和含蓄之中。

    孙中山之所以能在后世的评价中占得上风,因为他总是在袁世凯犯下错误后出手,并且最终他的政治集团是历史的书写者。刺宋案的价值就在于它让双方的矛盾公开化,让一个并不存在的宪政幻梦破碎的更早一些罢了。

    孙中山选择武装反抗,只是一个政客出于本能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利益得失,对错与否只是后世的牵强附会,涂脂抹粉而已。这就是政治,马基雅维利式的标准的政治!

    二次革命——没有悬念的较量

    这注定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因为战斗还没开始,孙文就已经输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有时候缺乏帮助并不单单是因为失道,还会因为别人的短视。很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短视者,一众国民党议员并不愿意放弃议员席位,对武装暴动持消极态度。大多革命党人并不愿意为了孙文而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他们看来孙文的讨袁只是为了重登政治舞台,满足一己私欲而已,自己过得好好的,干什么要为孙文卖命?

    革命党人有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从组建之日起,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就相当混乱,大多数人加入的原因只是为了推翻满清从而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而现在,很多人已经得到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跟着孙文这样的激进分子瞎混。这是统战惹的祸,反清的统战注意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但没有意识到思想统一的必要性,缺乏思想的统一,这个组织必将一盘散沙,一击而溃。说到底,大家只是互相利用,而现在,孙中山对很多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在民国早年已经失势了。所谓的领袖只有在风光的时候,只有在有政治价值的时候才能成为领袖,这是政治上亘古不变的通例。对于很多人来讲,孙中山现在已经没有成为领袖的任何价值了,反对袁世凯除了冒险之外,对个人利益没有好处。

    所以,很多革命党人不愿意为孙中山卖命,愿意为他卖命的只有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三人而已。而革命党的军事领袖黄兴的态度也很让孙中山失望,他并不同意武装暴动,而主张维护虚无的宪政,用飘渺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得不到军事领袖的支持,孙中山的讨袁行动进展迟缓,处处受制,然而旗号已经打出来了,孙中山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毕竟,袁世凯也不是吃素的。

    反击很迅猛,袁世凯很快跟洋人达成借款协议,筹措了必要的战争经费。北洋军也在雄厚的财政支持下迅速南下,在黎元洪的支持下进军湖北,遥制江西。黎菩萨的态度很值得玩味,首先从个人感情倾向上而言,他更偏向袁世凯;其次他身后的武昌功臣派也对革命后的待遇相当不满,他们卖命流血却为别人做了嫁衣,最后内阁分赃,他们居然一个席位都没有。他们认为这是孙文蓄意打压,因为内阁成员中的革命党人除了稳健派宋教仁,原先光复会的蔡元培以及技术官僚王宠惠之外,其余两人黄兴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嫡系,自己立下头功,却让别人收获果实,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孙中山本人也很不满意,陈其美和黄兴都未赴任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成为孙文暴徒论,自私论的口实。但是,武昌派只认为革命党中的阁僚人选都是孙中山炮制的,没有武昌人士是孙中山的轻视,所以对孙中山很不满意。一次内阁组建,孙中山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不算,还得罪了武昌派,而武昌派的态度在孙袁的较量中又至关重要,这次,黎元洪站到了袁世凯一边。

    湖北的军事地位自不待言,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在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袁世凯能在和谈中占据主动也是因为在武汉的交锋中获得了胜利,所以取得了武汉方面的支持就为袁世凯向全国的进军创造了条件。失去了武昌派的支持,孙中山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处于下风。

    与此同时,袁世凯罢免了孙中山死党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以及皖督柏文蔚,正式向孙中山宣战。孙中山匆忙迎战,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讨袁,黄兴也改变了迟疑态度,宣布江苏独立——要紧时候黄兴还是分得清主次的,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诸省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

    但是,前文已经说过,孙中山的讨袁动议并没有得到支持,很多革命党人还持观望态度,各省的军事动员也是迟疑不决,结果可想而知,北洋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取江西,征服江苏,继而席卷全国,二次革命毫无悬念的遭到惨败。

    二次革命宣告了共和的破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并不明朗,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已经撕破了脸皮,孙袁的PK开始了。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巅峰即是拐点

    袁世凯一生信奉实力政治,他所做的无非是获得实力,保存实力和利用实力。小站的练兵让他获得了实力,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袁世凯抓住了,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袁世凯让小站系成为了他的私人武装,并奠定了日后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江湖地位;为了保存实力,袁世凯可说是不惜代价,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庚子年间置朝廷的调令于不顾,护洋灭拳;而到了晚清和民国早期,他依靠实力复出夺权,打击政敌。

    二次革命中,孙中山惨败,袁世凯获得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控制权,算是达到了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巅峰,但是极盛往往就意味着忧患。袁世凯的忧患就在于他所仰仗的北洋系开始出现了离心,而产生离心的原因就是袁世凯地盘太大了,让自己的小弟也有了地盘,而军队和地盘的结合物就是军阀。他的几个手下照着当年袁世凯锻造北洋系的路子依样画葫芦,逐渐的将北洋系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武装,而袁世凯尽管还是毫无疑问的老大,但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当一个实力派人物开始出现实力危机,那么他的地位也即将要出现危机了,而这种危机将在往后的日子里展现出来。北洋系的分裂其实并不是从袁世凯去世开始的,而是当北洋诸将在二次革命后获得了地盘后就开始了,只不过目前来说这种分裂还是隐性的,毕竟老头子还在,说话还稍微管点用,但也就只能稍微管点用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算盘都打得精着呢。

    中国的哲学讲究的是中庸,盛极必衰是永恒的真理,同样,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都必须像朱镕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一样。但是,袁世凯是个张扬的人,跟前辈曾国藩相比,他可能更有魄力,但在处世哲学上,他还欠火候,他可能在一段时间会比曾国藩拥有更煊赫的地位,但是长期而言,他无法保证善始善终。政治舞台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当你赢得一些后,就必须学会适当的放低自己,让以后还拥有足够的空间继续操作,一味倚强斗狠只会爬得越高,摔得越重。袁世凯目前是个赢家,但是他并没有谦虚谨慎的做派,不懂得福不可一日享尽的道理,所以等待他的将是重重的摔落。

    袁世凯赢得太多也太快了,他似乎觉得依靠着他的北洋军就可以肆无忌惮,就可以横行天下,就可以做一些别人不敢做也不能做的梦。但是北洋军并不永远都是他的,他可以用办法控制自己的手下,打造自己的派系,他的手下同样也可以,毕竟,对于军人来讲,获得了地盘就获得了资本。袁世凯虽然在后期已经看到了北洋系逐渐为段祺瑞等人控制的苗头,并因此剥夺了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大概忘了他自己当年是如何依靠北洋系复出登位的,中国的军队中,只要你有人脉,就有一切,即便你已经丧失了地位。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袁世凯的一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但是要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已经快到了。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而袁世凯就是这样被冲昏了头脑,他开始疯狂直至灭亡。

    袁世凯的灭亡

    袁世凯在民国舞台上只是个过渡人物,他的人身经历可谓跌宕起伏,痛快过,也失落过,而最终在失落中了此残生,当然,造成这一切的都是他炽烈的权欲,而欲望是所有政客最大的敌人。

    公民团——总统路上的闹剧

    袁世凯轻松搞定孙中山之后,开始朝着他的大总统进军了。现在的民国百废待兴,缺的不只是总统,还有宪法。原则上来说,必须先把宪法搞出来才能去选总统,毕竟靠着一部临时约法已经不能满足各政治派系争权夺利的政治需要了,但是,袁世凯同志认为,宪法很重要,但是总统更重要。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缺法律不要紧,但就是不能缺元首,那些认为袁世凯想搞宪政的同志也该适时的醒醒了,一个有现代政治观的人物会把总统放到宪法之前去优先考虑?民国并不是没有总统,只不过是临时的而已,但是民国的宪法还只是约法,同样也是临时的,如果想搞宪政,孰轻孰重还分不清楚?所以我说,那些认为中国在民国早年能搞宪政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因为中国的这帮政客哪个是懂宪政的?没有懂宪政的政客,靠谁来搞宪政?所以还是得叹一下宋教仁,此公倒是懂这些,但可惜就是不明不白的被暗杀了。

    既然袁世凯都说了要提前选总统,那别人也不敢违拗啊,那就选呗。于是在民国二年的十月份,总统大选就开始了,这次大选简单的来说就是磨叽,或者说那时候的议员还不懂得先开个预备会议,把思想统一了再去投票,结果搞了半天也没有满意的结果。议员大概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终于可以执行自己的天赋权力了,可得好好选个称心的,跟自己关系好的了,但是他们大概不明白选举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过场——看来符合中国国情的选举文化他们还没有很好的领会。

    袁世凯当然也以为就是个过场,结果这个过场的玩笑开得有些大,一帮人选了两轮,居然他的票数还没有过半数,抢他票的居然是一直都瞧不上的黎元洪黎菩萨——黎元洪还真是最早通电敦促提前进行总统大选的,看来这小子也有点小算盘哈。袁世凯坐不住了,公民团也坐不住了,票过不了半数就当不了总统,所以袁世凯坐不住了;袁世凯当不了总统,公民团就没有喝几杯酒的小钱,所以公民团也坐不住了。公民团坐不住了,所以议员们都站不稳了——被公民团逼得一天都没吃上饭,饿的!

    袁世凯看来至少还懂得要当上大总统还是要有个合法形式的,还是要让那帮他肯定看不上的议员们选出来的,但是那时候袁世凯也没个党章组织的去约束这帮议员,所以让他们选是有风险的。袁世凯懂得去规避风险,规避风险的办法就是利用民意,于是公民团就组建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向议员们表达他们想让袁世凯当领袖的意愿,他们代表的是真正的民意。这说明,当时的民国,民意不仅仅属于那些人民代表——议员,同样也属于社会底层中的无业游民,“自由职业者”,这说明这是最伟大的选举,因为这代表了全国各阶层的选举意志。

    最后,在这次伟大的选举中,在第三轮,议员们终于顺应民心,选出了让公民团满意,袁世凯高兴的大总统。同志们,一轮选举要四个小时,而一天进行了三轮选举,而且还不让吃饭,换谁受得了?袁世凯就这样利用他那浅陋的现代政治知识,搞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公民团,通过让议员饿肚子的办法如愿当选大总统。所以说,跟袁世凯同志谈什么宪政那叫扯淡,袁世凯是正经八百的在中国官场的风风雨雨里过来的人,他所懂得的政治是结果高于过程。

    这是中国式的政治,这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形式,西洋货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搞政治讲的是权谋和机变,讲的是效率,而看起来所谓的政党政治让袁世凯的统治很没有效率,所以袁世凯下面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行使总统权力的时候更有效率。袁世凯正一步一步的朝着他的目标在前进,但是,灭亡也离他越来越近,当他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好像轻而易举,无所顾忌的时候,灭亡的日子也就来了。有时候,艰难与失败能够让人活的更长,而轻松的胜利则会让人迅速迷失直至灭亡,袁世凯就是这样,当总统很容易,那当皇帝不也一样吗?

    跟国会说拜拜——挡道者滚!

    用了三轮选票才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对该死的国会是心有余悸啊,因为在此之前,国会已经用他们的选票让宋教仁吓了袁世凯一跳了。对于吓了自己两跳的国会,袁世凯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想办法让那些不听话的议员们滚蛋,而这些不听话的议员大多数是国民党人——这帮人对孙中山和袁世凯干架嗤之以鼻,但是对用选票跟袁世凯较劲却是相当热衷,但是他们选错了较劲的对象,袁世凯是好惹的?袁世凯能让一个挡道的人死,同样也可以让一帮挡道的人滚。

    于是,袁世凯就利用孙中山跟他干架造成的不良影响劝退国民党议员,这帮议员有苦说不出啊,本来他们也没帮着孙中山,但是却被袁世凯利用孙中山做的事逼退他们,到底是孙中山害了他们,还是他们辜负了孙中山?现在看来,当年抱有宪政幻想,想要依靠国会和内阁来约束袁世凯的想法实在是太可笑了,在袁世凯眼里,议员值个屁!

    袁世凯是个什么人,大概国民党议员们都看清楚了,他们以后也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周围了。尽管他们的领袖有些莽撞,但是对待袁世凯这个人的办法还是对头的,跟袁世凯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袁世凯压根就没想过要讲什么道理,枪才是道理!

    国民党毕竟是国会第一大党,议员被驱逐后,整个国会就成了一个空皮囊。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样也挺好,最起码没有这帮人在耳朵跟前聒噪了,反正国会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选举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所以,袁世凯就在民国三年一月解散了国会,并在二月解散各省议会。

    但是光把国会弄散了还不能遂了袁世凯的心,因为在袁世凯看来内阁实在也是很烦人的东西,这个长那个长,还搞什么责任制,无非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大总统当顺心了。

    那时候的内阁总理是第一届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此人是立宪派,袁世凯要让他就范当然得用点手段,而手段当然是袁世凯随时就能拿出的东西。立宪派跟国民党不一样,他们在地方上有实力,也有威望,很多人都是社会名流,而社会名流搞政治当然图个好名声,熊希龄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看到的就是这点,他手里握着的是熊希龄的一点小小的过失,按说搞政治的谁都会有点什么过失,但是政治虽然实际上很脏,但是搞政治的人却要学会“避脏”,也就是脏不要紧,但不能让别人抓住。在近代政治史上,因为这些小污点最终完蛋的政客太多了,日本有宇野宗佑的桃色丑闻,美国有克林顿的拉链门诸如此类。让熊希龄就范的同样也是一个小问题,就是他曾经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私自把一把乾隆的折扇送给姜桂题,不巧的是,这样正常的人情往来被袁世凯知道了。这事看似不痛不痒,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捅出去却能直接要了熊希龄政治生涯的命,此时熊希龄除了就范还能怎么办?

    这件事充分说明,抓把柄是门很高深的学问,有些政客喜欢把水搅浑了,把事情搞大,但是越是这样的把柄其实利用价值就越低,因为牵的人越多事情就越不可能曝露,到头来反而会让自己惹祸上身。真正有价值的把柄其实都是不疼不痒,但弄出去却很要命的东西,因为政客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形象,而把柄就是能毁掉这个形象的东西。把柄就像原子丨弹丨,威慑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引而不发,逼人就范才是正道,而千万不要存有利用这个把柄致人于死地的想法,因为不知道哪天会死远比让你今天死更让人难熬,也更有利用价值。

    袁世凯显然是个抓把柄和利用把柄的高手,他就这样征服了内阁,让内阁成为了他手中的工具和玩物。虽然袁世凯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政客,他所拥有的基本功和执行力却的确是出类拔萃,他是任何人都会头疼的对手。像他这样的政客通常并不容易被别人击败,但是却容易被自己击败,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帝王和权臣

    挡道的人不是滚了,就是服了,所以袁世凯嚣张了。这种嚣张的表现就是在他解散国会没多久,就宣布跟宪法说拜拜了。其实,那时候的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一部临时约法就让袁世凯很不舒服了,而废除临时约法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想再搞一部新宪法。

    于是,民国三年(1914)五月,袁世凯宣布废除临时约法,与此同时,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个东西是百度来的,确实不太好记),大权独揽。他那么搞算是捅了大篓子了,因为他不仅让北洋系以外的人滚蛋了,同时还让北洋系内部的人也滚蛋了,段祺瑞就失去了他陆军统帅的兵权,老头子动手了。

    我们先前说过,自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就逐渐开始丧失北洋系的控制力,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的实力发展很快,尤其是段祺瑞,他在北洋系中大力扶持亲信,已经隐成派系,袁世凯当然有所察觉,所以就出现了上文中削兵权的一幕。袁世凯是个古典政客,所以他所采取的权谋同样也是古典的,但问题是,现在就处理段祺瑞这样的权臣时机合适吗?

    其实类似袁世凯和段祺瑞这种类型的关系自古皆有,帝王和权臣,这并不是中国政治上的新鲜话题,袁世凯的处理方式也很常规,就是削权,压制权臣。段祺瑞这个权臣和历代权臣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个军人,而我们通常所见的权臣大多是政客。政客和军人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的隐性势力的暴发性不同,政客一旦被击倒,就很难翻身,因为他的几个重要亲信也会迅速被剿除;而军人不一样,军队中上下级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一支军队通常只服从一个人,就跟北洋系只服从袁世凯一样,军人被打倒,只要他的人脉还在,那么他失去的早晚还能回来。

    帝王很难容得下权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戏几乎在每个朝代都在上演,但问题是,要烹狗,需得兔死,袁世凯现在满足这个条件吗?如果袁世凯认为经过二次革命,他就基本掌握了时局,那他就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其实当时的民国各派实力的争斗才刚刚开了个头,要完全控制局面谈何容易?但显然,袁世凯被迷住了眼睛,对自己的控制力自信过了度,当他最终发现这一点时,就已经太晚了。大局未定,先除重臣,这是政治的大忌,权臣除了是帝王的威胁之外,同样也是帝王的支柱,他之所以能成为权臣,就在于他的重要性不是其他人可以代替的,同样,段祺瑞也不是其他人可以代替的。

    冯国璋也同样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但跟段祺瑞不同的是,他现在远在南京,想要夺他的权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南方的兵事除了冯国璋,其他人根本就无力处理,老鼠没死,猫就杀不得。身在外地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世凯想要将冯国璋从地盘上搬走,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军阀之所以称为军阀,就在于他对自己地盘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而他的实力除了被剿灭,是不会因为其他方式丧失的。

    袁世凯对自己的权臣动刀,就说明他已经开始为做皇帝打算了,但是袁世凯过多的考虑到了权臣的副作用,却忽视了权臣的正面价值,现在动刀只能是分裂北洋,当他需要北洋的手下帮他出一把力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是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袁世凯用的是帝王之术,但是他并没有明白,他根本就不具备成为帝王的实力,外部有伺机而发的强敌,内部有离心离德的重臣,这样的局面下要做皇帝,当然是在做梦。但是,袁世凯喜欢这个梦,他不愿意醒来,当他最终醒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袁世凯是个强势人物,最终毁掉的他的还是他过分强势的权欲,欲望能使人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也能让人作出很多错误的选择,一个政客如果丧失了这些,那么他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二十一条——袁世凯的无奈

    提到袁世凯,二十一条是不得不提的,而正因为二十一条,袁世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说闲话总是容易的,甚至官方史书还宣称袁世凯出卖主权为的是取得日本支持,为了让他登上皇帝宝座做准备,没办法,这段历史是国民党写的,他们总是尽一切可能为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涂脂抹粉,同时贬低孙的老对手袁世凯。

    诚然,袁世凯不是善男信女,他也确实要当皇帝,但是明目张胆的卖国,袁世凯其实还是不敢的。所有的政客都想在历史书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没有人愿意在死后被人骂为国贼洋奴,当然,这对于老派投机分子袁世凯也是一样的。所以,即便袁世凯要当皇帝,也没有必要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换取日本的支持,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答应日本就意味着开罪其余列强,而孤立自己,把自己和一个根本并不太靠得住的日本绑一块儿,这是精明的袁世凯所不愿意的。

    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答应二十一条的所有条件,而是拒绝了对主权损害最大的第五条,当然,官方史书总是致力于让老百姓相信袁世凯是全盘答应了二十一条,打擦边球是意识操纵中的重要学问。如果袁世凯真的是要以卖国来换取日本支持,为什么他还要拒绝日本的部分要求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袁世凯并不想卖国,他签订这个条约实在是迫不得已。

    大家知道袁世凯签这个条约是在1915年,而1914年欧洲爆发了一战,原本在中国领土上吆东喝西的欧洲豪强都回家互相掐架去了,无暇顾及远东局势。此时的日本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试图趁着这当口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就出现了日本拿着二十一条来要挟袁世凯的事,日本人说了,如果袁世凯不同意,那就只能兵戎相见了。

    日本人敢那么狂,当然是掐准了袁世凯的七寸,因为其余诸强忙于战事无暇他顾,所以袁世凯此时是孤立的,真要干架,袁世凯绝对不是日本对手。更关键的是他的老对手孙中山可是跟日本关系匪浅,一直以来也是眉来眼去,孙中山当年创建同盟会就是在日本,在反清过程中也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所以孙中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联合日本驱逐袁世凯的想法——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评价孙中山时详细阐述。

    所以,袁世凯的情况是腹背受敌,而且果真和日本闹将起来自己将面对的是两个敌人,胜负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这是一盘注定会输的棋,不管袁世凯选择前进还是后退,他都是输家,前进是毫无疑问的惨败,而后退就将背负千古骂名。但是袁世凯没有选择不落子的权力,即便是这种情况,袁世凯也只能选择一种输法,而袁世凯选择的是后一种输法。

    评价一个人要两分,评价袁世凯更是如此。袁世凯确实难称伟大,一生也做过很多错事,在政治上也确实投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袁世凯一辈子就只干错事。我们反对将任何的政治人物脸谱化,因为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很少有人会是十足的混蛋,也没有人愿意背负着千古骂名进棺材。政客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生前有多风光,而是后世人物如何评价。

    袁世凯当然也是如此。他做了很多错事,但这些错事对他而言都是有必要的。比如出卖光绪帝——这是为了保存实力,比如谋杀宋教仁——这是为了巩固权力,但是只有接受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对他而言毫无必要,即便没有日本的支持,他也照样称帝,没有理由上赶着去献媚。

    这对袁世凯来说是种无奈,但他还是尽力争取让损失少一些,就跟当年的李鸿章一样,尽管袁世凯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强势人物,但是对于日本这样远强于自己的对手,袁世凯也只能窝囊一回。

    袁世凯并不能永垂不朽,万古流芳,但是对于他所做的,对于他在二十一条上的立场,后世的我们还是必须要有客观一点的评价,也算是我们对于一辈子很少做正确的事情的袁世凯的一点慰藉。

    洪宪称帝——一份假报纸引发的悲剧

    二十一条只是袁世凯称帝路上的一个小插曲,跟袁世凯的称帝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擅长炒作的史评家巧妙将其串联起来而已。袁世凯是个老派政客,他所知道的政治就是大权在握,一手遮天,然后看着底下臣民匍匐趋地,诚惶诚恐。这种万人之上的感觉想必不是一般的好,所以袁世凯也不管到底行还是不行,就是死心塌地的要做皇帝。

    袁世凯想称帝,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称帝却是需要思量的,因为毕竟各方面的条件必须成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充分发挥了没有条件制造条件也要让老爹当皇帝的孝子精神,他的办法是伪造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好像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平时只看这一份报纸),其中大肆造势,宣称日本竭力支持袁世凯云云。这份报纸当然是假的,只不过后来的史评家也充分利用这份报纸中的论调来达到抹黑袁世凯的目的,将其与二十一条联系起来,从逻辑上证明日本支持袁世凯是其献媚的结果。看来,史评家是这样当的,先确定一个人是敌人还是朋友,如果是敌人,那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证据——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就要把那个人给搞臭了。所以,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历史就是政治的婢女。

    袁世凯一看,心花怒放,主要是考虑日本总算不想跟孙中山打连连了——孙中山可见天的想跟日本联合来搞掉袁世凯,如果有了日本的支持,不就相当于既增加了外部最重要的朋友,也削弱了内部最重要的敌人了吗?当皇帝?我看行!于是欢天喜地,认为时机成熟的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于1915年(民国四年)12月11日正式登基称帝,改1915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称帝。

    袁克定如愿以偿了,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太子之位,保障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说实话,袁克定其实算不得什么孝子,劝进老爹只不过是因为他觉着万一老爹哪天归天了,自己的富贵也得一块跟着归天,说白了,只要不是世袭的权位继承人,他就觉得不稳当。袁世凯在修订的总统法中有指定继承人的条文,但是袁克定认为这种东西总是靠不住的,不如世袭的君王制度来的牢靠。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说过支持袁世凯称帝这样的话,相反,在真正的《顺天时报》上还有反对帝制这样的文章——日本人大概是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希望中国继续那么乱下去。袁克定就是怕袁世凯看到这样的文章后信心动摇,所以就编造了一份假报纸来哄骗袁世凯。

    这份假报纸引发了一场袁世凯的悲剧,同样也是民国史上的一场闹剧。最终这份假报纸还是被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了,本来嘛,只要是谎言就总有被戳穿的那天,何况是那样一个蹩脚的谎言。袁世凯得知实际情况后也是好生懊恼啊,连呼袁克定“欺父误国”,其实这只是个借口,他当皇帝又不是被袁克定胁迫的,袁克定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有当皇帝的心啊。

    让袁世凯懊恼的并不是他称帝这件事,而是他称帝后外界的反应,孙中山联合蔡锷组织护国军讨伐他是早就想到的,让他觉得出问题的是自己的两个重量级手下段祺瑞和冯国璋根本就不支持,甚至还有反对的意思。意思是早就有的,但鉴于袁世凯毕竟还是他们的老主子,余威尚在,此二人也不敢怎的,让他们坚定反对信念的是袁克定。

    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人惯例性的去袁世凯那拜年,袁世凯态度倒还是可以——就算不可以,也说不出什么来,毕竟是老主子;然后,他们又去到袁克定那拜年去,问题就出在这了,大概袁克定已经在为以后自己当皇帝做打算了,想要挫一挫这两个人的威风,所以摆出了一副主子的架子。

    段祺瑞是何许人也?心高气傲,受不得半点委屈,连袁世凯都从来不会给他脸子看,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居然在他面前耍起了威风,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出来后,段祺瑞是一肚子的火啊,直接就跟冯国璋说开了,大意就是咱俩也是做了半辈子的奴才的人了,看袁克定那德行下半辈子咱还得接着做奴才,那小子算个鸟?还没当上主子就拿出主子的派了,以后咱俩还混不混了?此言也深合冯国璋之意,冯国璋虽然一辈子窝窝囊囊,但也没有当那个阔少爷的奴才的打算,所以两人难得意见取得了一致。

    此事充分说明,袁克定这个人不但腿是瘸的,而是脑袋也是瘸的,当少爷摆架子根本就不看对象也不看时候,以为自己当了个所谓太子就了不得了,根本就没弄清楚如果底下的老几位不顶你,这个太子你当得成吗?他那么一搞,把老几位的火气给激出来了,本来就对袁世凯剥夺兵权有所不满,如今所谓太子还给脸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现在袁世凯面对的情况是,孙中山,梁启超这样的老牌政客紧闹唤,然后蔡锷,唐继尧还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继而贵州,广西响应,洋人们也相继通电警告袁世凯,四个字形容袁世凯的处境:焦头烂额。无奈之下,袁世凯只能扇自己的耳光了,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总计过了83天的皇帝瘾。

    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还是身处困境,做出去的事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是收不回来的。袁世凯这回算是梦醒了,知道必须团结北洋方可度过难关,关键的问题是要争取段祺瑞和冯国璋,所以,袁世凯只能重新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司令。但为时晚矣,各省现在从反对袁世凯称帝改成了反对袁世凯当大总统,就算袁世凯起用了强硬分子段祺瑞也无济于事。这也倒罢了,毕竟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戏码袁世凯也是见过的,真正让袁世凯明白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是段祺瑞的态度。

    段祺瑞这个人精明强悍,他当然知道此时袁世凯重新起用他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让他做炮灰,需要的时候拿来当炮灰,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踹开,袁世凯当我段某人是何等样人?而且袁世凯的宝贝儿子前段时间还在段祺瑞面前装了一回逼,这更加让一贯心高气傲的段祺瑞觉得无法忍受。所以,段祺瑞的态度基本可以用我设计的台词来概括:老板,您老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局势如此,我也没有办法,看来只有您老下野以平民愤了(泪奔),只要您老肯顺应民心,段某人用身家性命担保您老安然无事(呜咽)。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逼宫的关键就是选准时机,说白了就是要趁火打劫,当年袁世凯敦促清廷下位就是如此,如今他的头号爱将段祺瑞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他,时也命也!用《无间道》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来概括,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现在袁世凯就到了要还的时候。

    袁世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扛不住这样内心的煎熬,眼看一生功业似昨日黄花,心情纠结万分,终于不治,于1916年6月6日(这个日子好像还挺顺溜)辞世,享年57岁。

    一份假报纸,酿成了袁世凯的人生悲剧,其实与其说袁世凯是被这样一份假报纸蒙住了眼睛,还不如说是他内心的欲念最终葬送了他。一代枭雄就此离世,善恶终有后人评述,笔者不懂诗词,只能用最平实的言语来概括他的一生。

    袁世凯这个人

    如果用给袁世凯定性的话,他是一个中国古典的政客,他所知道的斗争规则,政治规律都是帝制时代的那一套,如果马基雅维利在世的话,一定会让他取代瓦伦蒂诺公爵成为《君王论》的主角,袁世凯是中国古典权谋理论的范本。

    袁世凯一生弄权,掌握的理论也很简单,就是实力政治。袁世凯可能是将这套理论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他的一生所做的无非是保存和发展实力,以及利用实力为自己谋得利益,结果就是他在鼎盛时期拥有几乎整个中国,在民国早期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唯一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这个时代,帝制已经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了,所以他的帝王之术最终破产,或许如果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乱世——只要不是民国——都可以成就帝业,可惜的是,在民国,帝制已经成为了反动的象征。

    评价一个政客是不能用道德标准的,因为政治斗争本身就是血腥而残忍的,你死我活就是政治斗争的本来面目,局中的政客面临着不干掉别人就会被别人干掉的危险,所以,每一个被称为政治家的政客手上都沾满了鲜血,不过,当后世书写历史时,那些被政治家干掉的人都会被描述成为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恶贼。很多人估计都看过电影《教父》,这是一部为黑手党张目的影片,采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不去避讳黑手党所干过的杀人勾当,而是去探究黑手党杀人的原因以及被杀之人的特征,结果就是教父总是不得已而杀人,而杀掉的人都是更恶的人。黑帮就是政治的缩影,在《教父》第二部中有这样一段对话,第二代教父迈克•克里昂对妻子说他的父亲和所有有权势的人一样,对自己的下属负有责任,就跟政府一样,他的妻子恺•亚当姆斯反驳说“迈克,你太天真了,政府可不杀人。”,然后迈克的反问是点睛之笔,“恺,你认为谁天真?”政治斗争和黑帮仇杀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政治斗争最后的胜利方总是能够找到足够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义的,对手是邪恶的,而黑帮仇杀在人们眼里就是狗咬狗,其实这两者除了欺骗性之外,没有任何区别,政治斗争也同样是出于利益的狗咬狗。

    所以,如果我们将袁世凯当成一个政客,我们就不应该去批评他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卖光绪帝,然后涉嫌密谋刺宋,如果说他有错,那就是他没有能够在做这些事之后,给自己披上一件正义的外衣,当然,那是因为他失败了,如果他成功了,大家又能在史书上看到怎样的孙中山,怎样的宋教仁呢?对于政客而言,只有成败,没有对错,对错只针对成败而言。

    袁世凯最终的失败并不在于他道德水准低下,而在于他没有能控制局面,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称帝的条件。这是一个乱世,但是是个不同于中国任何一个时期的乱世,因为这个乱世以废除皇帝为开端,而且最终证明,没有皇帝,中国政治也一样能转。民国给中国政治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也革新了中国政客的理念,也就是中国并不是非有皇帝不可,而这点对袁世凯称帝失败是决定性的。以往的乱世,总是各派势力为了争夺皇位而角力,而民国,各派势力较劲的潜规则就是不容许任何人称帝,原因就是一个独裁的帝王对其他大多数政客都没有好处。袁世凯称帝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而破坏游戏规则的人要么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写规则,要么就倒在规则之下,成为祭品,袁世凯显然并没有改写规则的足够实力,因为他的重要下属同样也愿意遵守这个规则。

    理念和对抗是决定政治体制的因素,当然,对抗是核心,理念是对以往对抗的总结,而在民国,理念显然起到了阻碍帝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民主共和这样概念的引入,民国的政治还将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各派通过残酷的竞争,最终确定一个胜利者,而这个胜利者成为皇帝。但是当引入了这个概念后,各派又觉得这是保障各派利益的很好的妥协,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能占据绝对优势的派别,而火并显然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当然了,也有些派别的某些人物是热衷于火并的,比如孙中山先生,但就是这样的火并先生被我们看成了民主的象征,历史就是那么喜欢开玩笑,只要成功,最后怎么为自己辩驳都没有问题。

    袁世凯这个人仅仅只是政治斗争中众多失败者中的一个,他的所有的坏名声都建立在他失败的基础上,政治就是如此,成败决定了名声的好坏。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去执着于一个政客的好坏,这个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以后我们关注政客只要看他的成败即可,而成败包括了成败的结果和成败的原因,对于一个政客,我们需要了解的也仅仅是如此而已。

    二次革命后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与袁世凯的较量中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原本的半壁江山转眼就变成了一隅小镇,折腾半天,又回到了原地。对于这次的失败,孙中山当然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可惜的是,就如孙中山的所谓“三民主义”是夹生饭一样,他的经验总结同样也是夹生饭。

    经过孙中山的总结,他认为国民党内部不团结——主要是不服从他这个领袖——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的理由是自己号召讨袁,但各地行动迟缓,党内意见不一,导致被袁世凯一举击溃。从这个分析看出,孙中山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孟子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他只看到了内部不团结这个现象,但没有透过这个现象看到内部不团结的本质。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时,在舆论上完全处于下风,因为彼时民心思定,老百姓都不愿意再接着乱折腾了,你说袁世凯杀了宋教仁,那就审呗,动刀动枪的干啥?老百姓虽然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是袁世凯绕世界一宣传,说出了命案就得交由司法部门审理,还高风亮节的表示袁某绝对不姑息纵容,这样一来,老百姓都觉得袁世凯说的有道理啊,有案子可不就得审理吗?是他不是他一审不就知道吗?你跟这嚷嚷要打要杀的不是明摆着不想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吗?

    经过袁世凯的舆论轰炸,老百姓完全支持司法解决的提案,毕竟对于百姓而言,宋教仁能不能昭雪他们管不着,但是出了命案让大老爷审案子这个是自古通例,他们还是懂的,更关键的是,他们不想打仗,真打起来,还不是他们遭殃?

    所以,孙中山举兵讨袁就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进行的,这要能成功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不单单是老百姓,党内很多同志同样是有这个看法,毕竟民主共和是大家的共识和目标,你这样绕过司法直接兵戎相见不就明摆着背叛共和,将民国推向战争的深渊吗?让孙中山难以接受的是他的亲密战友,军事领袖黄兴同样是这个态度,其实黄兴还有另一个考虑,就是认为以国民党目前的实力是不可能和袁世凯相抗衡的,估计孙中山打败仗打惯了,打仗之前从来不考虑能不能赢。

    其实,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面对这样一个选择题谁都不好作选择,袁世凯高明就高明在充分利用了民主的缺陷来大做文章。有些朋友可能认为民主是万能的,是能搞定所有问题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案,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袁世凯绝对是有重大嫌疑,但是通过司法程序那么一审理,袁世凯又是亲白的。你看,所有涉案人员都不明不白的被处理掉了,死无对证,光凭那几封书信只能说明和洪述祖有关,大不了就是袁世凯用人不当,绝对跟谋刺是两个概念。司法维持公正关键是要保证证据链的完整,但是也正是如此,容易被人钻了空子,因为对于袁世凯这样的老派政客而言,杀人灭口是基本功,想要找到证据来说明此事与袁世凯有涉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叫什么?这叫民主让袁世凯给摆了一道,袁世凯向大家证明,所谓罪恶只要通过司法程序那么一过滤就可以轻松洗刷干净。所以说袁世凯为什么能占据上风,理由就在于民主制度维持的所谓公正是一定程度上的,而袁世凯可以让民主的空子为他所用。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那事儿,谁都明白他们真是有那事,但是经过克林顿律师的巧妙处理,就变成了没那事,只有口活了。NBA著名球星艾佛森曾经身背七项指控,最后不也一条都没成立吗?那他是不是持枪恐吓了?当然了,要不人家控告他干什么?那最后司法部门认可吗?那就对了,只要有钱,黑的就能说成白的,这就是所谓民主司法。

    或许,孙中山起兵讨袁只不过是把刺宋案当成了借口,压根就是想要把袁世凯赶下台,而不是所谓要为宋教仁讨个公道,不过这段历史恐怕谁也说不清除了,只能说是有这种可能性。而袁世凯的宣传中就将这种可能性无限夸大了,最后变成了似乎确是如此,是孙中山存有私心,蓄意破坏民主,这样一来,孙中山即便不是那么想的恐怕也说不清了。

    所以,这事只要是孙中山起兵讨袁,就肯定横竖在道义上弱三分。如果你真是为了宋教仁,为什么不走司法程序?如果说孙中山说司法压根就没用,那老百姓还愿意要一个压根就保障不了公义的社会制度吗?当时宣传的时候可是把民主宪政吹得一朵花似的,现在又反过来说没用,这不是耍人玩吗?反正横竖孙中山都是没道理,这个亏是吃定了,破坏民主的罪名也坐实了。

    我费了半天口舌说了那么多,大家明白我要说明什么道理吗?其实,我想说的是,导致孙中山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起兵讨袁的时机不对,在舆论上肯定得吃大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孙中山起兵就是失道,就是破坏宪政,就注定是要失败的,这跟内部是否团结关系不大。

    孙中山显然不会那么想,他只想到老子喊半天,你们连个出气的都没有,摆明了目无领袖,摆明了不把老子放眼里。这样的国民党要了干什么?重组!

    变脸——孙黄决裂

    孙中山真是要重组了,既然国民党不行,我就组织一个能行的政党。于是,在1914年(民国三年)7月8日,孙中山就在日本搞了那么一个政党,名字叫中华革命党,它入党的唯一章程就是要绝对服从领袖孙中山,并且还要立誓按手模,不同意的不让入党。

    当然,这可以理解为孙中山吸取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建立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组织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孙中山果真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是否一定要用如此让人反感的形式做到这一点呢?说实话,这样强调绝对服从,强调个人权威的组织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了,这不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吗?孙中山不就是赤裸裸的搞独裁吗?

    历史书上老说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民主共和,但是从孙中山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只对有他参与的所谓民主感兴趣。比如第一次组阁时,黄兴和陈其美的拒不上任,比如在刺宋案后不顾劝阻愤然起兵讨袁,又比如这次重组新党,居然弄出了那么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仪式。孙中山口口声声的说要民主,要共和,但是做了那么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耍个人意气,置民主共和于不顾的,难道一个真正强调民主的领袖是像孙中山这样居然要入党同志发誓效忠的货色?鄙人不敢苟同,鄙人认为真正称得上民主领袖的也就是马丁•路德•金,而孙中山嘛,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被吹出来的。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是否了解暂且不论,但至少对没有他个人参与的民主共和毫无兴趣,要民主共和可以,但必须让我掌舵,为什么?因为老子才能代表民主!这就是孙中山的逻辑。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孙中山不是东西,毕竟,对于一个混政治的人来说,谁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卖命拼杀的?哪有愿意为了别人的富贵而自己牺牲的政客?要有,估计八成也是被吹出来的。

    所以说,孙中山并不是像国民党标榜的那样是个完人,相反,他和大多数中国政客一样,拥有极强的权力欲,这对一个政客来讲尽管算不上什么缺点,但也至少说明孙中山在人格和修为方面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筹的地方。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被刻画的那么高尚,最根本的还是国民党造神的需要,历史嘛,本来就是政治需要它变成什么样,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孙中山要搞独裁,要搞法西斯主义,党内元老当然会有不同意的,毕竟发誓效忠还按指印这种让人作呕的仪式是个人就接受不了,更何况是那些活跃了半辈子的政治人物。黄兴就不同意,党内确实要加强团结,但是用这种类似帮派的方式(顺便说一下,本人对黑手党很感兴趣,请同志们推荐一下这方面的书)来加强团结,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党内存在上下级关系,但不存在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孙中山那么搞不就是要让原先的同志变成奴才吗?谁愿意当奴才?反正黄兴不愿意,愿意的都是指望能够跟着孙中山混飞黄腾达的,都是小辈。

    当然,我们不反对要强化个人权威,但是权威的树立不是通过发誓效忠这样的仪式来达到的,而是通过在革命过程中用出众的指挥能力和战略眼光来让别人信服的。共产党内也有个人权威,但是毛泽东是怎么树立起来权威的?是通过他对敌我双方敏锐的判断,对战争形势,中国问题正确的解析,是在无数次的战斗经历中累积出来的,只有这样的权威才是坚固的,才是牢不可破的。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个屡次失败的政客,也并没有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这样的水准就想要别人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混,那不是开玩笑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败笔,是孙中山对政治缺乏认识的体现,也是革命党内部公开分裂的起点。黄兴和孙中山分道扬镳,就意味着孙中山失去了最大的军事支柱,而后孙中山的前途会更加渺茫,在日后的护法运动中被西南军阀排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内的团结是需要的,但是必须通过合适的方式来达到,共产党以后会告诉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但是孙中山显然缺乏这样的手段,他的直线型思维最终导致的不是党内的团结,而是分裂,被国民党捧上了天的孙中山不仅不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理想化的政治人物,而且在政治水平上也显得相当平庸。这样一个平庸的政客所领导的平庸的政党是无法取得真正胜利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

    五、北洋时代

    袁世凯一手缔造了北洋系,也是北洋系公认的老头子,老头子一死,本来就谁都不鸟谁的北洋系就公开搞分裂了,而北洋系搞分裂就意味着中国的乱世真正来临了,而局势显得比袁世凯时代更为复杂。

    府院之争

    首先说说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个人的旧怨,这两个人之所以会上演府院之争的好戏当然是有理由的,最根本的就是段祺瑞压根就瞧不起黎元洪。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说到段祺瑞这个人的性格特征了,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牛逼”,老子天下第一,谁他都瞧不上,当然黎元洪他也瞧不上。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段祺瑞都觉得自己比黎元洪不是强一星半点,满清时代的老皇历就不提了,反正老子是师长,丫就是个旅长;到了民国,老子是袁大总统最核心的人物,军事统帅,黎元洪呢,丫算个屁,不就是被老头子弄过来充门面的吗?要人脉没人脉,要军队没军队,整个一糊弄事儿的。

    人际关系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当然是成见了,一旦有了成见,那就基本上很难相安无事了,段祺瑞对黎元洪有成见,所以这两个人如果对上眼了,那就肯定会火星四射。黎元洪当然也知道段祺瑞瞧不上他,事实上,段祺瑞瞧得上的人也没几个,他就这性格,没办法,真正让黎元洪对段祺瑞有意见的是当总统的事儿。

    按照各国的通例,大总统在任上由于各种问题无法继续担任此职务,那在下届总统大选前,应该由副总统暂代职权,例子有很多,比如二战时罗斯福死了,杜鲁门顶上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课了,由福特接任等等。当时的民国和国际惯例有所不同,因为袁大头修改的总统选举法中说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指定,这个就相当于帝制时代搞传位一样。袁世凯开出了一个三人名单,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组成,有流言说本来段祺瑞的位置上放的是太子袁克定,但袁世凯后来清醒过来后知道这个不靠谱,就改成段祺瑞了。徐世昌首先表示他干不了,按照国际惯例,愿意推举黎元洪,徐世昌都说不干了,段祺瑞这个晚辈当然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干,但是他对黎元洪好像还有点疙瘩,反正就觉得这小子白占那么大一便宜,最后还是徐世昌来调停,才终于让菩萨顺利的登位。

    徐世昌这个人是北洋时期民国的重要人物,大家对他有印象肯定是因为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正好是总统——悲哀啊,被人记住还是因为这种倒霉事。但其实,作为一个职业政客,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是仅次于袁世凯的,他是袁世凯的密友,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袁世凯的部下,这说明不管从辈分上,还是从资历上,他都是最高的。所以,袁世凯死后,他就一直以北洋领袖自居,还老想着恢复老北洋团结一致的旧时光——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先作铺垫。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段小插曲当然传到了黎元洪耳朵里,这回他就对段祺瑞有看法了,这不明摆着拆我的台吗?那好,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当然,最后黎元洪还是当上了总统,而内阁的老大则是死敌段祺瑞。这回有热闹看了,较劲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问题,大家知道国务院秘书长的重要性吧,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而国务院秘书长就是现管,负责国务院大小事务,是总理的主要助理。

    当然了,既然是总理的助理,人选就应该由总理来定了,段祺瑞不含糊,推出他的首席心腹徐树铮(字又铮)。徐树铮是个什么料呢?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让段祺瑞看得上的当然就是和段祺瑞性格差不多的,徐树铮的性格堪称是和段祺瑞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带错样的。想当年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就曾经想过那么安排,碰了钉子——袁世凯怎么可能容忍这么个货?现在,旧事重提,段祺瑞觉着这么个事儿应该没啥问题吧,毕竟助手是我的。

    结果是,黎元洪不同意,为啥不同意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徐树铮那脾气换谁都受不了,而且徐树铮跟他的主子一样瞧不上黎元洪。这回是捅了马蜂窝了,段祺瑞还真觉得黎元洪不识抬举了,丫总统干什么用的?不就是帮我盖个章的吗?我安排个人,你跟这起什么哄?结果还得由徐世昌出面,才将此事摆平,水晶狐狸果真是名不虚传啊。

    这事完了吗?当然没完,因为徐树铮刚上任没几天就给黎元洪脸子看了,压根就没把他这个总统放在眼里,不单是徐树铮本人,包括徐树铮的一众手下走路也是脸朝着大天的,连正眼也不愿意瞧一下黎元洪。而黎元洪自己的秘书呢?那可真是受够了国务院的气了,但是没办法啊,只能忍着,忍不了怎么办?辞职呗。有没有?当然有了,这个差事一般人干的了?

    这还只是个铺垫,为两方较劲开了个头,说到底也就是个小事,虽然让人心里不是那么太舒服。但是怨恨就是慢慢的逐渐的累积起来的,有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说的就是其实一般而言两个人结怨就是慢慢累积起来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解开来了。

    真正让黎元洪和段祺瑞撕破脸皮的是关于一战的参战问题,这话可能不太准确,应该是说对德的宣战问题。大家想想,以当时民国的情况,有这个对德宣战的实力吗?其实倒也不是真去打仗,就是表个态,意思就是我要跟你绝交了。

    黎元洪背后的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南方势力。什么?当年为什么黎元洪要帮助袁世凯来办孙中山?咳,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黎元洪需要找个帮手,孙中山需要在朝内找个代言人,所以就和好了呗。而黎元洪在朝内的主要帮手是国会,因为国会中的议员大多数是国民党——慢着,国民党议员不是被袁世凯给清理出去了吗?现在袁世凯都死了,国会还不会重开啊?

    国会的作用是啥呢?简单的说,就是使绊子,比如你说一个事,提请国会通过,国会就可以找个借口给否了。而段祺瑞被国会否掉的提案可以讲也是不少的,因此,段祺瑞对国会那是怀恨在心啊,恨不得学习老头子把国会解散了完了。但是段祺瑞也不是什么善茬,他当然没有解散国会,而是利用手中的枪来对抗,你要否是吧?行,那先问问各省督军同不同意。这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黎元洪背后的是一帮文弱书生,而段祺瑞身后的则是腰粗膀圆的军人,谁牛逼还看不出来吗?所以说,这叫宪政吗?这叫军政!因为国会说了不算,军人说了才算!

    本来呢,美国是打算支持黎元洪对德宣战的,因为美国当时也宣战了——美国就擅长收拾残局,捞便宜,但是日本突然又冒出来了。日本的意思是,只要段祺瑞同意对德宣战,我就拿出大把的军费给你,让你好好的发展发展。那日本跟这起什么哄啊?这还不简单?以后德国败了,那德国原本在胶东的权益还不就归了日本了?五四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所以,美国赶紧改变态度了,让黎元洪不要打了,不能让日本人占了便宜。

    因此,事情就是黎元洪说不让打,而段祺瑞又说必须得宣战,两方就这样杠上了。从合法性上来讲,国会如果不同意宣战,那就不能宣战,所以段祺瑞也是在这方面吃着亏——以后他就长了个心眼,组织了个安福国会,这说明人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但是段祺瑞也有招啊,还是老套路,召集各省督军开个座谈会,最后通电邀战——这个招数以后还会经常用到。但是,黎元洪压根就不鸟,有了国会和美国人作后台,他根本就不怕这个,所以,段祺瑞以往屡试不爽的招数第一次吃了鳖。

    段祺瑞的督军团没有成功,那就只能采取威逼的办法了,于是他拿了一份对德宣战的文件,要求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只能无奈同意,刀架在脖子上,没有办法啊。那就算黎元洪签了字,得不到国会同意也没用啊,于是在国会热烈讨论的时候,督军团又现身了,过来横加干涉,弄得议员们很不开心。在民国,当什么别当议员,不是饿肚子,就是被赶走,要么就是被要挟,一句话,就是没法当。

    恰在此时,段祺瑞的借款事宜东窗事发,黎元洪可算拿着把柄了,加上除了几个军人,大家对段祺瑞的意见都很大,所以黎菩萨要当阎王了,老子撤了你。段祺瑞哪受过这种气?跑到天津后利用总统无权撤职总理的条文跟黎元洪叫板,然后又把督军团改组成了军事参谋委员会,准备另组政府,跟黎元洪抗衡。

    这回事情是真的闹僵了,脸皮也撕破了,关系也无法修复了,所以只能找人来劝架了。这回黎元洪找来的是根本就不靠谱的张勋,要是黎元洪知道张勋进京后会怎么对他,估计抽自己大嘴巴子的心都有了,张勋到底准备怎么干呢,请看民国系列称帝闹剧第二篇——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

    张勋这个人出身贫苦,8岁丧母,12岁丧父——苦的跟歌词里唱得小白菜一样,但是这个人属于典型的晚运型,在26岁当上兵之后就迅速发迹了,官越当越大,兵越带越多,人越跟越牛。他对清朝的忠诚大概就来源于他这样的经历,想他张勋自小就丧父丧母,原本以为再无出头之日,没想到蒙清廷厚恩,居然做到了封疆大吏,他的富贵都是清廷所赐,对清廷感恩戴德当然也无可指摘。

    一般像他这样的出生而最后发迹的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像他这样格外重感情,知道感恩;另一个极端就是像冯玉祥一样,尝遍世态炎凉,最后有奶便是娘。历史上对张勋这个人评价很低,但是本人颇不以为然,相反,我很欣赏张勋的人格,在政治舞台上,像他这样的忠诚义士实在太少,在如今社会上又有几个能够像张勋一样士为知己者死的?我们可以说张勋逆时而动,但是张勋本来就没读过几天书,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谁真心待我好,我就为谁卖命,清廷对他好,给了他一切,他为清廷卖命难道错了?

    张勋不是一个出色的政客,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军官——他的辫子军纪律败坏是出了名的,但是张勋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不懂什么机巧伪诈,为人坦坦荡荡,是一条真正的好汉。最近又在看《水浒》,觉得张勋这个人倒也有几分梁山好汉的味道,性格特征跟黑旋风李逵十分接近,朴实敦厚,豪爽重义。但是,在政治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很难好好混下去的,在这里,如果你学不会狡诈,学不会伪善,那么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武昌起义后,地方大员不是开溜就是易帜,为满清卖命的实属罕见。而张勋就是相当少见的为清廷卖命的,当时他驻守南京,但是势单力薄,在江浙联军的夹攻下无奈退守徐州,但即便如此,清廷还是授其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为啥败军之将还给那么高的规格呢?因为清廷看上的是他那份心,像他那样能在那种时候豁出命来的能有几个?而张勋,也因为满清给的待遇更加死心塌地,他的思维是简单了点,但是人粗理不粗。

    袁世凯上位后也对张勋颇为信任,继续让他在江苏活动,二次革命后,他攻取南京,任江苏督军,后转任长江巡阅使。像张勋这样的血性汉子,很容易让别人对他产生信任,因为一旦他把你当成了朋友,他就肯定讲义气,而在政治上,找个讲义气的人确实也不太容易。

    在黎元洪邀请张勋北上调停时,他的职务就是长江巡阅使,而驻地就是徐州。大家都知道徐州是个什么地方,自古军事重镇,凡有逐鹿中原之志者都必须拿下此地,而张勋显然就占得了这样的地利。那么为啥黎元洪就看上了张勋呢?难道久闻其名,想跟他做个长久相与?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北方的几乎所有地盘都是北洋系的,而北洋系的督军们在这当口都跟段祺瑞是一个鼻孔里出气,在北方能有实力来进京调和的只有张勋了。

    所以,张勋带着他的辫子军浩浩荡荡的就进京了,当然他不是来调和的,他是来让溥仪复位的。当然,以当时张勋的实力这个还是容易办到的,因为有军队的段祺瑞不在北京,而在北京的黎元洪又没有军队,所以张勋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后,就于深夜占领军事要地,并派人通知黎元洪“奉还大政”。 黎元洪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果答应了张勋的要求,以后自己在政坛就混不下去了,所以采取不合作姿态,并逃往日本使馆避难。

    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并改民国的五色旗为龙旗。同时参与此次复辟的著名人物还有保皇派领袖,当年戊戌变法中的首席人物康有为,康有为蛰伏日久,弟子梁启超也自己组建了进步党离他而去了,但是他不甘寂寞,依然坚守他的主张。

    张勋搞复辟,那是一石激起千浪,各门各派都通电宣布讨逆。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孙文了,但是他自己没人啊,只能号召一下了——由此可见,孙中山现在混的那叫一个惨淡。孙中山没能耐进取,那就只能让有能耐的来办事情了,段祺瑞有人有枪,还有日本的财政支持,想要搞定只有区区三千人马的张勋还不是小菜一碟?

    于是,可怜的溥仪复位还没满半月,就被迫再次退位了,张勋也只能被迫逃往荷兰使馆避难。于是,7月14日,意气风发的段祺瑞回到北京,宣布重掌大权,经过张勋那么一闹腾,段祺瑞可以说是坐收渔翁之利:黎元洪下台了——他招来的张勋,即便他没有和张勋媾和,也难辞其咎;而他本人呢,成为了再造共和的英雄,好好过了一把瘾。

    可怜的复辟风波只持续了12天就宣告终结,这说明光靠着某个忠臣的一腔热血是挽回不了帝制的,民国还只能在天下无主的状态下继续下去。

    护法风潮

    刚才说过了,孙中山在张勋复辟这样的大好政治背景下终于又要出击了,只不过风头被段祺瑞给抢了,没当成英雄的孙中山非常不服气,他将枪口指向了段祺瑞。

    非常国会——矛盾非常

    孙中山确实喜欢闹腾,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来闹腾,只能号召一下,找些帮手,跟段祺瑞叫板。他们的焦点首先落在了国会上,我们都知道国会里面主要是国民党议员,而段祺瑞对这个国会又是一肚子的不满意,早就想解散完事,跟黎元洪较劲的那阵子也没少用督军来要挟国会,到最后还要求解散国会。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找到了突破点,要求段祺瑞尊重约法,尊重国会,所以这次孙中山和段祺瑞的对抗就叫护法运动。

    孙中山号召力还不错,刚打出旗号,就有人响应了,西南的几个老总尤其热心,道理也简单,因为段祺瑞总是嚷嚷着要武力统一全国,真要武力统一还不是要了这几个老总的命,所以他们就聚集在孙中山旗下跟段祺瑞对峙。

    话说段祺瑞驱逐了黎元洪后,对国会是一肚子的气啊,因为国会不听话,他就不好开展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要解散这个国会,另行组建一个。这时候,梁启超也吹风啊,你想想,梁启超的进步党在人多势众的国民党面前受了多少窝囊气,这回还不借着老段发飙的机会整治整治国民党?所以说,段祺瑞就拿主意了,解散老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新的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组织一个新的听话的国会。

    段祺瑞的举动和孙中山可谓遥相呼应,配合的天衣无缝。段祺瑞组建新国会要把老国会的议员赶走,而孙中山要在南方召开国会,但又没有议员,经过段祺瑞一搞,两方面都成功了。北京的老国会议员们听说段祺瑞翻脸了,但是饭还得吃啊,不当议员干什么去?正好孙中山在南方说要另开国会,这回他们就找着饭碗了,于是纷纷南下。

    但是,尽管南方来了不少的议员,要召开正式的国会人数还是不够,不要紧,法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名词,叫做“非常国会”,孙中山就照着这个路子召开了一届没满法定人数的国会。召开国会的目的是干啥呢?当然是要跟段祺瑞公开唱对台戏了,本次国会的任务就是搞出个章程来,让那么多仁人义士组织起来,共图大业。大家聚一块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的,所以,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很重要,这考验的就是领导人物的功力了,可惜的是,孙中山办事情大多数时候都基本不走脑子,所以人送外号“孙大炮”,这回又把事情给搞砸了。

    召开本次国会的目的是要护法,但是军政府的组织工作却压根跟临时约法没关系,没有设定责任内阁,这次政府的老大叫大元帅,军事,内政,外交等等啥都归这个大元帅来管,当然了,大元帅就是孙中山了。段祺瑞虽然也没有好好的搞民主,但是像孙中山这样明目张胆的搞独裁确实还是没有,我就没弄明白,为啥孙中山自己都没有照着临时约法的路子来组织政府,却可以对外说要维护临时约法,真要维护临时约法,你干吗自己不实行?这些倒还是小问题,毕竟可以说是在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大问题是这么搞没有顾及到那些军事大佬诸如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感受。

  13.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民国史--漫谈民国政治史--民非明(原载:天涯社区),帖子状态:已太监

    一、引言

    笔者并不懂得如何写历史,也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来描绘人物形象,揣测心理活动,但以我看来历史其实是用来谈而非用来写的,因为每个人眼中都有一段历史。因而本文是谈历史,而非写历史,议论居多而描述为少,较之故事体例似缺乏生动活力,但历史脉络,发展规律则有过之,愿意思考者似有可能引发共鸣。但为了迎合大多数读者,笔者力求文字生动而不生涩,谈史而不论史,所以凡有对此段历史感兴趣,并愿意思考者可一读。

    民国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其中的重要人物也随着近段时间甚嚣尘上的翻案风越发显得善恶莫辨,这是正常的,有争议的历史是健康的历史,大一统的历史其实才是病态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见仁见智。但是,随着多角度的思考,人物开始显得丰满,人们心目中的幻象开始破碎,神话开始终结,这段历史变得愈发复杂。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让民国政治变得复杂,而要让它变得简单,真正的大师善于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我不是大师,但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政治其实很简单,局中人勾心斗角,使尽解数无非是为了利益,在政治中,或有为了理想而战者,但大多数冒着风险,提着脑袋上阵拼杀的政客都有着最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利益。但是政治也很复杂,因为所有局中人都不会以真面目示人,其中充斥着伪善和真恶。没有人是清白的,就如同进入娱乐圈的没人是清白的一样,所有人都懂得厚黑,只是每个人胆量,道行不同,所以显得有人清白,有人丑陋,而真正的强者永远拥有最恶的手段和最善的外表,这是善与恶真正的无缝的链接,链接这两端的叫做欺骗。

    民国是近代史,政治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真与假,是与非都隐藏在下面,其实中国的历史何尝有过任何改变,民国的政治也只是历代政治的延续,最终的结果也证明,在中国的舞台上,读二十四史永远会比喝洋墨水管用,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政治生态,这是中国的游戏规则。

    好了,闲言少叙,我们开始吧。因为是谈史,所以文体较为自由,但相信也更为直观,我们要探讨的只是一段简单的历史。

    二、民国政治版图概况

    我们详细接触一段历史之前,很有必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路,弄清楚这段历史的总体架构如何,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来考量这段历史——只有轮廓清楚了,才能更好的观察在其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总是要了解电影的主要角色以及重大戏剧冲突,然后才能细细品察其中滋味。那么我们就首先来介绍一下民国历史这部戏中的主角,配角以及重大戏剧冲突。

    一、民国历史中的主角

    北洋军阀

    在这部戏里,扮演主角的主要是三个政治集团,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

    首先说说在这部戏的前半部里担任领衔主演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的老头子是袁世凯,作为这个政治集团的创始者,在民国早期,袁世凯堪称是中国政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与另一个主角国民党中的老头子孙中山一道并称绝代双娇。只是后世对二人评价迥异,袁世凯是绝对的丑角,而孙中山则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究竟为何,下文中自见分晓。但是老袁虽然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也做了一段时期的老大,甚至还当了几天皇帝,但是此人终究是历史的匆匆过客,皇帝没当几天就一命呜呼了,留下了一地鸡毛(貌似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中国足球,但是当时的民国也基本就是这个感觉)。

    老袁走后,他的几个大腕级手下当然也是个个谋求曝光,抢当头号男主角,试图成为乱世之中的救世主。

    这些人中扑腾的最欢一开始风头最劲的当属皖系老大段祺瑞,但是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老段的皖系也是北洋中最早失去竞争力的。老段自己性情刚猛,连自己的手下也不找个踏踏实实互补一点的,头号心腹徐树铮跟老段的性格也是一模一样,眼高于顶,谁都瞧不上,但就是练兵打仗不靠谱,让老段经营多年花钱无算的军队打了水漂,跟吴佩孚交战居然一触即溃,急得老段差没自杀,自此段氏元气大伤,基本丧失了逐鹿天下的资本。

    比较窝囊的是当代著名笑星,年年都上春晚,号称在相声界我演戏演得最好,演员里我导演导得最好,导演中我编剧编得最棒的,玩的就是综合实力的冯巩的曾祖父冯国璋,此人为直系初期的首脑,在北洋三杰中被称为狗(老段是虎,还有一个在政治上飘忽不定的王士珍是龙)。为什么说他窝囊呢?因为他的地盘主要是长江流域,但是做了几年民国大总统还是在段祺瑞的地盘,在别人地盘想充老大当然日子不会太顺溜。当然说他窝囊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接班人实在不够能耐,女婿李纯居然被自己的部将齐燮元给搞掉了——当然了,官方说法是自杀,在那个年头就已经流行被自杀了,看来现代的任何事情都是能从过往找到影子的。而且,在北洋诸人中,冯国璋是最早追随老主子而去的,忠心可鉴。

    北洋军阀中存活时间最长的还属张作霖的奉系,二代掌门其长子小六子张学良居然成为了世纪老人。奉系一度控制了北京,不过那时已经是北洋军阀走下坡路了。张学良易帜保留了东北军,但是西安事变后张公子被蒋公软禁,缺乏二号人物的东北军也就基本解散了。张作霖死的很壮烈,可以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但是也可以说是为国捐躯,但总之他没有低头,不像其子张学良一听说关东军发动兵变就吓得赶紧把东北给弃了。不管怎么说,老张是因为没有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才最终被关东军炸死。可怜的是,儿子没有能为老子报仇,反而畏敌如虎,这估计也让老张死不瞑目。

    最有戏剧效果的是二傻子曹锟,别人在袁大头面前至少还能维持一定的尊严,唯有他见了老头子就觉得自己是个奴才,老头子训话从来连个屁都不敢放——但是哪个孙子不是从爷爷当起的,爷爷死了,孙子就要变成爷爷!所以,当爷爷一直是曹锟的梦想,他想当总统都想疯了,国家元首啊好歹,曹家祖坟上得烧多粗的香才能有这天,光宗耀祖,谁不想?老头子能当皇帝,老子还不能弄个总统干干?结果就出了民国历史上最找乐子的丑闻——贿选。曹锟终究只是个奴才命,所以就算用尽机巧最终也难偿夙愿,他的下场就是被手下冯玉祥扣住软禁。

    其实,不管从财力还是军力上来讲,直系都是三大派系中最差的,之所以还能取得一定成绩,主要还得归功于北洋中最擅长打仗的吴佩孚。当然了,吴佩孚控制兵权也导致直系内部斗争激烈异常,保曹,洛吴,津王(王承斌)各自为阵,闹到后来曹锟的傻弟弟曹锐居然想要借张作霖的手干掉吴佩孚——幸亏曹锟在大事上从来不犯傻。

    当然了,直系中跟吴佩孚不对付的不光是曹锐,最著名的不对付的是冯玉祥,这个人很牛啊,牛到什么地步呢?民国时期的三大主角中他都混过,翻脸比翻书还快,堪称投机到家的人物,但是官方史书居然对他评价还不低,这主要还是他最后一个主子是共产党,而且颇有民族气节。冯玉祥在民国堪称是经历最丰富,思想最开放,路子最活份的人物。

    当然,到了接近北伐之时,直系又出了个孙传芳,但是此人出道太晚,资历不够,一生功业犹如昙花一现,他的名字很不幸的就跟北洋时代的结束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充其量他在北洋系中也只能算得一个重要的过渡角色。

    这就是北洋系的概况,闹得最欢、死的最快的段皖;做总统做得憋屈,女婿还被自杀了的冯直;发迹一隅,历时最长的张奉;以及内讧不断,风光一时的曹直。最终北洋诸系就在自己内院的打打杀杀,乱乱哄哄中被国民党北伐赶下了台,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大势,总是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的乱世都是军阀混战,但是没有一个军阀能够长远,由乱而治总是历史的潮流。可惜的是,打败北洋军的国民党也没有能够达到治的效果,他扮演了中国近代史中的过渡角色,最终为共产党做了嫁衣。

    国民党篇

    你方唱罢我登台,历经多年艰苦,终于找到外国势力扶持的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北伐成功,结束了由北洋系操纵时局的局面,多年的小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婆。

    国民党的前身是推翻满清的同盟会,经宋教仁改组变成了直至今日还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国民党——虽然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了发言权,在台湾前几年也被压制,但在矮子里拔尖的台湾政坛,国民党还是又起身了。

    先说说同盟会,顾名思义,只要有反清志向的团体和个人都是同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在高呼民主共和但却曲高和寡的孙公眼里当然是最重要的道理——没钱没人,只有主义能够推翻满清吗?理想是一码事,但现实又是另一码事,所以就跟共产党一直提倡的统战一样,反清也得搞统战,而同盟会就是统战的产物。

    但是杂交的政治集团毕竟不像杂交水稻一样能够优质地解决问题,搞统战的同盟会人员复杂,龙蛇混杂,尤其是缺乏向心力,基本上各地各干各的,缺乏必要的统一管理,弄得武昌事成之际,名义上的领袖孙中山居然还在国外宣传他的主义。这样一个松散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集团是当然缺乏战斗力,就算是推翻了满清,也只能让局势导入后满清时代,他缺乏改变社会结构,解决中国沉疴的实力。所以同盟会推翻了满清——到底是谁推翻的,是同盟会功劳大还是袁世凯功劳大其实是值得推敲的——但是却没有能够改变中国,除了剪了条辫子,其他的一切照旧,地方长官没有变,实权人物也没有变。

    同盟会达到了同盟的目的——推翻满清之后,人心涣散,失去了政治目标,组织名存实亡,于是理想主义者宋教仁决心对同盟会进行改组,他联合其他一些中间政党如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共同组建了国民党。醉心于政党政治,并且确有其才的宋教仁试图依靠政党民主的方式来控制政权,当然,最终的结果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了,尽管作为选举工具的国民党遭受了强权的打压,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国民党却因此得以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的中国,洋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裁决者的角色,但凡能最终成事的政治集团都必须得到洋人的支持。史家在评价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的裁军举措时通常将其当作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例证,但是军队需要军饷,连政府开销都没有的革命党拿什么养活军队?以前可以通过华侨筹款,但是现在既然满清已经灭亡,还拿什么理由去筹措款项?没钱还谈什么?

    那么北洋军阀的钱是哪来的呢?当然是向国外的贷款,其中最积极的当属日本,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均是得到了日本的财政支持才得以应付消耗巨大的战争——但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借款所付出的通常是矿产的开发权和铁路的建造权。孙公虽然为了博得外国友人一笑费尽心力,什么都愿意谈,但无奈其基础太差,扶持成本太高,所以尽管孙中山很卖力,但还是毫无音信,到后来孙中山生气了,便把不合作的洋人签署的条约定性为不平等条约,其实此不过为哗众取宠耳。

    国民党真正具备逐鹿天下的资本是在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后,办了黄埔军校,有了自己的军队,然后才有了纵横天下的能力。至于苏联为什么会貌似无条件的支持国民党,这是我们下文要探讨的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好,闲言少叙,在简单介绍了国民党的发家史后,我们就要请出在民国时期国民党内纵横捭阖的头面人物。

    首先是国父孙中山,作为一个少有的得到国共两党共同承认的政治人物,孙中山一生可谓际遇坎坷,败多胜少,但其一生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旺盛的斗志和勇气堪称第一。但是,对于孙中山的负面评价近来也有所抬头,而笔者呢,对孙中山其实也无好感,用清廷戏谑孙中山的词来说,就是大炮,名不副实。

    但是孙公并没有交代后事,他死后,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各自为阵开始争夺国民党内的头把交椅,这个时候政坛上最本质的规则开始显灵了,就是实力决定一切。

    最终成为国民党首席的是蒋介石就是实力派典型,比起偶像派汪精卫,老戏骨胡汉民,蒋介石拥有其余二人不具备的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尽管党内另两个人比蒋介石拥有更雄厚的政治资本,从威望,资历上来讲,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强于蒋介石,蒋介石能脱颖而出就在于他拥有另两个人所不拥有的军事资本。蒋介石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了,但是在民国舞台上,他和一生的对手毛泽东一样是绝对的主角。就跟前辈孙中山败给袁世凯一样,蒋介石也败给了毛泽东,所不同的是,孙中山败于袁世凯是实力不济,而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则是纸面实力以外的东西,这个将是本文日后重点探讨的东西。

    汪精卫由于最终投日叛国,是一个基本被忽视的人物,而实质上,在孙中山逝世后,他的政治集团才是正统,也得到国民党内大多数政客的支持。

    胡汉民尽管也自成一派,但是年龄和性情所囿,最终行之匆匆,没有能够更多的在民国留下自己的足迹。

    从军事集团而言,国民党内主要分为蒋介石的黄埔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系,以及从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早期,东北军是这几股势力成败的裁判,但是随着西安事变,东北军最终瓦解。一直能够贯穿民国始末的只有黄埔军,桂系和晋系,而三姓家奴,投机分子冯玉祥的西北军最终也是支离破碎。这几个集团的当家老大当然也是民国的重点角色。

    当然还有一些角色也在国民党内部举足轻重,比如黄埔系的二号人物何应钦,以及控制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等。

    作为民国历史中的正统政权,国民党对中国影响甚巨,但是对国民党在民国中的表现目前脸谱化比较严重,如何正确的评估国民党也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共产党篇

    最终结束民国乱局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能够在竞争中突围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一个需要通过长征这样的大规模战略性撤退来保存实力,在井冈山也仅仅是星星之火的政治集团居然最终上演了惊天大逆转,最终燎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共产党何以取得逆转?这是民国史最重大的课题,在这不做详述。

    乱世之中,要想脱颖而出是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个政治集团而言,问题通常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矛盾,一个是外部威胁。要能够同时擅长内斗和外斗是困难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说明纵横捭阖的战略家不一定会勾心斗角,比如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岳飞。但是共产党是幸运的,他们内部最好的战略家同时也是最好的阴谋家,这样的人物一旦出现,就标志着一段乱世即将终结。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物,一开始他并没有掌握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被第三国际以及其代理人把持,但是毛泽东最终在内部的争斗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共产党的控制权。毛泽东擅长利用政治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致政敌于死地——在这方面,毛泽东虽然不是发明者,但却是最好的使用者。在建政前后的多年中,毛泽东一直将这件武器当成是政治斗争的法宝,并因此赋予权力斗争以合法性。当然,毛泽东在民国时期更出彩的地方显然是他的战略眼光,他的很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现在都已成为经典,在民国的舞台上,毛泽东以一种接近于神的姿态存在,因为他的几乎所有看法和策略都取得了成功,他证明了他比所有人都看的更深更远,他无疑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主角。

    除了毛泽东,在共产党集团中,可以一叙的人物还有很多,大多是军人,由于民国时期中共最大的任务就是武装反抗,所以军人是共产党集团在民国时期最风光的集团。建政之后论功行赏册封的十大元帅十大将是这些军人中的翘楚,也是共产党能够最终夺取政权的中坚力量,如果说毛泽东是总设计师,那么这些人就是最好的执行者。马云说有主意不如有执行力,在政治舞台上,主意和执行力同样重要,主意是灵魂,而执行力就是躯壳,偏废不得。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对局势洞若观火的战略家,同时还具备一大批能将战略方案付诸实施的实干家。

    共产党是民国主要集团中出道最晚的,但是却摘走了最后的樱桃,有时候,真命天子并不总是在一开始就闪现耀眼的光芒,能够找到并抓住机会的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无疑,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真命天子。

    二、民国历史中的配角

    民国是中国激烈转型和变革的时期,这段历史与中国之前历史中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国外势力左右着中国的局势。

    在民国舞台上,主要的国外势力是日本,美国以及苏联。虽然最早打开中国国门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诸强,但是经历了一战风波后,诸强损失惨重,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打了折扣,日本,美国和苏联趁机成为了左右中国局势的最大力量。这三个国家无疑是民国历史中的出色配角。

    将配角扮演到极致甚至还抢戏一度成为主角的日本是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最大的国家,对于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老牌列强英法等国而言,中国只不过是远东的另一个市场而已,但对于日本,中国就是他们征服全球的战略基地。

    北洋系就基本是日本扶持起来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的主要财政来源都是日本的借款,每次打仗他们基本都要求日本松松腰包,日本每次也都慷慨解囊——但不要以为日本是冤大头,日本借钱出去当然也会捞到不少好处,忍不了日本诸多条件的张作霖就死在了日本人的炸药里。但是经过北伐,北洋系完蛋了,日本的日子还得照过,所以他们不甘寂寞,在东北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但是,一个东北还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日本还要整个中国,所以就发动了历时8年之久的侵华战争,试图侵吞中国。

    日本在中国的轨迹是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从编剧干到导演,到最后干脆自己上阵做演员,所以说把日本列为配角其实还是有些委屈了日本。

    美国其实一开始在中国的地位并不咋地,最早还要求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小弟自从在一战发了一笔洋财,借着欧洲诸强饱受战争侵扰之际就开始在中国的舞台上逐渐增加戏份。等到蒋介石抛弃苏联,投入美国的怀抱,开始“中美合作”,美国正式确立了在中国的地位。和日本孜孜以求现实利益不同的是,美国更多的是追求战略利益,就跟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更多时候美国是要做一个大哥,而不是直接越俎代庖。

    所以美国在民国史上一直是一股幕后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如日本来的直接,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美国在中国政局中的重量级地位。

    比美国还追求长线利益的是苏联,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政治中的异类,苏联需要寻找盟友,而近邻中国正好被他看上了。当时,孙中山的日子过的也是相当的苦闷,缺乏军事人才,没有自己的军队,北伐又没有钱,前一段重点培养的陈炯明居然还造反了,想想孙公的一辈子也真是不如意,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所以苏联和孙中山的结合可以说是两情相悦,各取所需,苏联找到了盟友,孙中山也找到了友邦。促成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扶持蒋介石北伐,在那个年头,苏联可以说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赢家。可惜风云突变,蒋介石去了趟苏联之后,觉得苏联也非善类,早晚必有非份之想,居然在北伐即将胜利之时,换了个主子,连本来以为是铁板的汪精卫也不甘示弱,好像谁不清共,谁不跟苏联划清界限,谁就不配当国民党员。苏联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只能从国民党的热灶转烧共产党的冷灶,但是一开始还能控制的中共居然开了个遵义会议后就宣布自己要单干了,不想让第三国际瞎掺和了,自此,苏联在中国高级顾问的角色彻底划上句号。

    一开始苏联对中国的事务可以说是强势介入,是一个有相当发言权的顾问,但是毕竟对中国缺乏了解和认识,这个角色最终也没干长,留下的也只是和中共的亲善关系,而跟蒋介石嘛,呵呵。

    蒋介石和苏联的关系那是相当的扯淡,自己首先和苏联划清界限,忘恩负义,然后苏联展开报复,扣住他儿子迫使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一来一回算是有私仇。让蒋介石对苏联难以忍受的是,当年为了让苏联红军进军东北,蒋介石答应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包括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以及外蒙古的地位问题,但蒋介石也要求苏联放弃对共产党的支持,结果嘛,蒋介石是有苦说不出啊。所以,蒋介石一辈子最恨的国家就是苏联,本来印象就不好,加上国仇家恨,梁子结的那是相当的深。

    以上三国是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当之无愧的主要配角,原来晚清时期的中国领土上的主要受益国纷纷淡出中国事务,而这三个国家则是越陷越深。洋人堪称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头号配角。

    那除了洋人,还有哪些配角呢?当然主要是一些思想界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但是他们的作用体现的比较隐性,不作为主要角色介绍。

    三、民国历史上的重大戏剧冲突

    介绍了主角和配角,也该讲讲戏本身了。民国历史上主要的几次决定性的戏剧冲突,最终塑造了民国局势的主要是四次战争,一是辛亥革命,二是北伐战争,三是抗日战争,四是国共内战。

    辛亥革命篇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大概无需我赘述了,最起码,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民国这个名词了,但是辛亥革命除了创造出民国这样一个名词,还做了什么呢?基本上,中国没有皇帝了,这个很了不得,因为中国有皇帝的历史已经有了几千年了,具体是几千我不清楚,也不想考证,反正很长就对了。那么皇帝这个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最大的意味就是稳定的家族世袭统治,请注意着眼点,是“稳定”,蒋介石也搞世袭了,把位子给了儿子,张作霖也把位子给儿子了,但是,最终这样的世袭没有能维持三代,最高统治者的家族性受到限制,这在中国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但是过分夸大帝制消亡的作用也是不客观的,因为皇帝是没有了,但是贵族集团的世袭统治依然存在,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也依然是这个统治思路。虽然每年也搞科举取士,但是终究元帅的儿子依然是元帅,这样的大形势是不会变的,东方社会嘛,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日本,他们也是这个德行,现任首相福田康夫的老子是前首相福田赳夫,前任首相安倍晋三的老子是前自民党重要派系岸派的老大安倍晋太郎,外公是前首相岸信介,外叔公是前首相佐藤荣作。政治上的贵族世袭统治在东方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长达几千年的现象,一时半会当然也改不了,所以还是慢慢来吧,可以安慰的是,我们的胡哥至少还是庶族的嘛——尽管我们的下一任老大是贵族的。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我的意思是辛亥革命结束帝制是很伟大,但是类帝制依然存在,所以对其评价太高太低都不合适,中性一点吧。

    但是,似乎辛亥革命除了开启一个新时代之外,其他都没有变,各国在中国的权益依然得到承认,满清时代的爷爷依然还是爷爷,孙子依然还是孙子,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尝试也很快遭到强权力量的弹压。所以说,历史书对辛亥革命有个评价还是贴切的,就是不彻底。至于说为啥不彻底,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

    从辛亥革命中得到利益最大的不是革命党,而是袁大头,老袁本来被贬回家钓鱼去了,结果革命党一闹唤老袁又被载沣三请五请的请回来了——老袁现在牛了,跟诸葛亮一样摆架子。好容易袁世凯回来了,载沣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因为老袁压根就没想做清朝的忠臣——这老小子可不是曾国藩,最后一合计,清皇帝退位,老袁当民国大总统。

    老袁当上民国大总统就标志着北洋系开始掌握中国的局势,就算老袁死了,他的一帮手下也是牢牢的控制着中枢,不容革命党——现在已经变成国民党了——插手。

    北伐战争篇

    结束北洋系好日子的是民国的第二个重大戏剧冲突——北伐战争。其实,孙中山早就想北伐了,但是一直以来没钱没枪也没军事人才,好不容易跟张作霖谈拢了联合夹击吴佩孚,陈炯明又造反了,等到真正开始北伐,孙公已经是入土为安了。但是孙中山给北伐打下了基础,跟苏联合作办军校,请苏联顾问,联合当时还不咋地的中共,这也算是孙公忙活了一辈子最有成就的事情了。

    当然了,北伐军还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干掉了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易帜,至此天下一统,北洋军统治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回头,民国从此改姓蒋。

    可以说,北伐还是成功的,但是北伐也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中国统一。首先,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建立政权,公开打擂台,当然还包括之前早就分出去的西山会议派;其次,蒋汪先后对共产党说拜拜,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终结;再次,北伐中联合的几股力量出幺蛾子,谁也不服谁,搞到后来,老蒋和桂系,晋系,西北军干了一架,虽然打架打赢了,但是蒋介石也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所有地盘,至少在华北,东北,西南,西北这几个地方老势力依然还吃得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共产党去开发广大农村,搞土改闹割据去了,虽然和国民党离婚很痛苦,但是共产党却因此发现了新的机会,没有国民党,我们要活的更好。

    综上所述,北伐最大的意义还是结束了老军阀的统治,确立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在中间的清共也埋下了最后失败的种子。用物理学术语来讲,北伐造成的中国统一的局面是不稳定平衡,中国的各派势力还将面临着继续洗牌的过程。

    抗日战争篇

    收起嬉皮笑脸,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对中国人造成的创伤不是简单的道歉不道歉,参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弥合的。中国人是宽容的,但是中国人不是二傻子,不是今天被你干完,明天就可以和你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

    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鬼话,这种东西骗骗小孩还是可以的,但是面对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讲,这种东西基本就是鬼扯。谁不知道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日本就瞄上中国了,谁不知道日本历来把侵华当成是基本国策,明治天皇的遗策中就有此类表述——也就是说,当日本觉得自己可以跟中国扳扳腕子了,他们就再也没有放弃过侵吞中国的念头,这样的国家和我们有传统友谊?政治宣传也得有限度吧?

    当然了,本人并不是愤青,我对日本人更多的是钦佩,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甚至说,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够做日本对手的资格。我们落后了,但是就跟当年日本学习我们一样,我们现在也要学习日本,师夷长技才能制夷。

    好了,牢骚就发到这,收住了。

    抗战对中国政治势力的洗牌效果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眼看已经跌到谷底,还差半口气的中共因为日本侵华又活了。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个说法有错吗?看看中共在抗战8年当中的成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刀架在了蒋介石脖子上他还念念不忘剿共,不剿行吗?共产党的生命力之旺盛,给把野菜就能白白胖胖的特性,蒋介石实在是十分忌惮。最后也证明,蒋介石的顾虑完全没有问题,是有先见之明的,毕竟对与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而言,日本人和共产党是一个概念,政权的最大特性就是排他性,特别是双方都有军队的情况下。

    对蒋介石而言,日本人终究是要走的,国民党真正的敌人是目前看似已经连续跌停的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差的只是一口气,给他缓过来,他就能连续飘红。

    抗日战争促成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是让共产党缓了一口气,这口气缓的恰到好处,张学良和杨虎城成了共产党的最大恩人,自此共产党武装有了蓬勃的发展,最终成燎原之势,在国共内战中击败国民党,成就大业。

    当然了,官方经常说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这样的宣传口径欺骗性太强了,在共产党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共产党是被国民党追的四处跑的,但是抗战一结束,在东北接收了日本70万陆军物资的共产党还是当年的吴下阿蒙?要说蒋介石恨苏联,这批物资是苏联给共产党的,同志们想想,在内战中最出彩的共产党军队是谁?是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为什么出彩?靠,还要我接着说吗?

    《亮剑》里的一段情节其实就很说明问题,当李云龙归拢军队准备打平安县城救老婆时,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团变成了一个师都不止的兵力,你想想,通过抗战,既提升了装备又壮大了队伍的共产党还能让国民党打着玩吗?当年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的军队说多了也就五万,但抗战结束,共产党军队变成多少了?不知道?查资料去!

    虽然共产党力主抗日,但是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日本侵华,可能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最终获得天下,事情的联系本就是那么奇妙。

    国共内战篇

    国共内战最终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卧薪尝胆,不断壮大,低调稳重的中共最终上演逆转,成为了乱世真正的终结者。

    这次战争至始至终透着诡异,本来扬言要在一年内搞定共产党的蒋介石结果不仅猜错了战争的长度,还猜错了战争的结果。这让国共内战成为蒋介石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蒋介石输得仅剩一条内裤用来遮羞。蒋介石穿上这条内裤后还败军之将尤言勇,成天嚷嚷要反攻大陆,被李敖说成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国共内战形势变化之快也是惊人的,在短时间内,共产党就实现了逆转,最终后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的反攻最终终结了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国民党军队在防御中体现出来的战斗力也让人瞠目结舌,原来把共产党当成面瓜的国民党自己才是面瓜。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会突然之间信心爆棚,认为能够在短时间内搞定共产党,他不一直都认为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吗?甚至要先安内才能攘外。在他眼里颇具分量的共产党,怎么能会被他轻易办掉呢?蒋介石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呢?莫非是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藐视敌人?

    其实,翻开国共的交战史我们就发现,国民党基本上一直以来还是占优势的,甚至逼得共产党要两万五千里长征去穷山僻壤谋求生存,尽管没有打死共产党,但也好歹将其打得还剩半口气。但是,形势总是发展变化的,既然在最艰苦的时候都没有死,那么缓过劲来的共产党当然实力会大大提升,蒋介石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是认为战事时间拉得越长对国民党就越不利?

    国民党冒进急攻到底是自信过头了还是缺乏自信呢?这个问题我会在下文中作重点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国共内战的结束,标志着乱世的真命天子终于诞生,在这场马拉松较量中,出现最多的词语叫做逆转,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斗就在这样的逆转中划上了句号,留下的是我们对历史无尽的思索。

    那么从下面开始我们就来系统的思索一下这段历史吧。

    三、辛亥革命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会有一个伟大的开端,民国显然不算是什么伟大的时代,所以它的开端也远谈不上伟大,用另一个词可能能更好的形容这个开端,那就是诡异。

    民国的开始当然意味着满清的结束,只是结束满清的真的是辛亥革命吗?任何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清朝的灭亡就是个典型案例。

    满清是怎么死的?满清是被折腾死的,等到他被折腾的差不多了,就被一颗稻草给压死了,而武昌举事只是那压死骆驼的一颗稻草而已,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真正让满清元气大伤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是外部的洋人,而是内部的太平天国。

    庚子之乱——坠入深渊

    我们的回顾就从慈禧那段话开始,让慈禧充分认识到洋人的凶悍强势的事件是庚子年间的八国联军进京,史称庚子之乱。

    以往满清和洋人打一般而言总是洋人先找事,然后大家就闹将起来,当然最后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满清跟洋人签个条约,道个歉,给点好处。但这回不一样,这回找事的是满清,那么为什么一见洋人就恨不得吓得发抖的满清突然有了跟洋人找事的勇气呢?难道是喝了二两酒,平添三分勇?

    当然,满清虽然犯了傻,但也不是真傻,而是事情赶到那半推半就的犯傻,这次犯傻满清是有自己算盘的。让满清有了犯傻勇气的是扶清灭洋,号称神鬼附身,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一开始义和团喊的是反清灭洋,后来觉得同时对付两个敌人是有点麻烦,所以就改成扶清灭洋了,毕竟还是要抓住主要矛盾的嘛。

    像义和团一样将外部势力当成主要矛盾的还真是少见,因为一般这样的组织基本都是以推翻满清,建立新政为目标的,不管是之前太平天国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均是如此,但是义和团很另类,他们觉得让他们日子过得那么差的主要因素是洋人。搞义和团的都是农民,农民看问题有时候就比较直观,他们不懂经济学,他们知道的就是他娘的洋人太猖狂了,忒看不起人了,所以就得灭他娘的。

    义和团还有一点是历史上众多农民运动都具有的特点,就是假借鬼神来坚定拳民的信念,不过义和团搞得有些夸张,因为别人都只是说自己受命于天,不可战胜之类,他直接说自己刀枪不入,是不死之身,所以说嘛,过头了。

    满清当然一开始是想要办掉这帮闹事的拳匪的,毕竟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讲,这种事情都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如今的满清已经不是盛年时期了,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也开始有些另类。拳匪虽然是匪,但是他们最大的好处是能灭洋,虽说满清表面上对洋人是恭恭敬敬,但是内部还是有一些清议人士是坚决认为应该驱逐洋人的——这帮人大多不是说有多高的民族气节,而是对洋人缺乏认识,说白了,就是无知。慈禧本人呢,也对洋人颐指气使那劲头很不满,想找个办法收拾收拾,但是自己也知道打不过,这回义和团横空出世,让她想出了一石二鸟的办法。那就是让义和团和洋人干去,打不过打得过反正都有好处,当然了,两败俱伤就更好了。

    所以慈禧就下诏了,号召各地灭洋了,但那帮子督抚们可不是省油的灯,谁不知道洋人是惹不起的,义和团那套他们肯定也不信,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维持现有秩序,其中山东的袁世凯更是如此,并由此赢得了洋人的友谊。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出满清的状况,地方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对朝廷的诏令不管不顾了,满清的控制力是越来越差了。所以义和团灭洋就演变成了某些地区的督抚助洋灭拳了,当然在北京天津等周边地区朝廷还是派兵干了几架的,结果嘛,就是好不容易练成的董福成,聂士成的新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基本玩完。

    但不要以为慈禧就真疯了,她也是留了一手的,比如义和团在攻打某些地区的教堂时甚至出现久攻不下的状况,为什么连个教堂都会这样呢?当然是慈禧给自己留的后路了,后来慈禧回顾此事时也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处处都留着余地,若尽由他们闹起来,哪会连个教堂都打不下来的道理。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以八国联军进京,清廷远遁西安而告终,洋人再一次向满清展示了他们强健的肌肉,而义和团的所谓刀枪不入也成为了愚昧的代名词。但是这件事情也证明,虽然满清甘心当奴才,但是我们的中国人民却是有骨气的,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从这种骨气上能读出愚昧和幼稚的异味来。

    事情发生了,当然就得解决,洋人很生气,后果当然也很严重,这次朝廷派来解决问题的当然还是老牌受气包,自从淮军被日本人干掉之后就逐渐失势的李鸿章。李鸿章虽然打仗不行,办洋务办的也是差强人意,但是办理和洋人的交涉却是一把好手,他的办法就是放低姿态,采取恳求加哀求的办法尽量减少损失,很窝囊是吗?但是有不窝囊的办法吗?

    然后转年的辛丑年,李鸿章终于和洋人谈妥了,达成了著名的《辛丑条约》,具体内容请大家回去百度,我就省点力气了,这个条约和慈禧那道著名的罪己诏(就是那段话的出处)就标志着满清彻底成为洋人的奴才,这回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满清彻底被打入了深渊。

    鸦片战争——一切噩梦的开端中国历史上,洋人的戏份其实一直都很少,因为中国自诩天朝大国,物事应有竟有,不与洋人牵扯也可活的不错。我一直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愚昧和无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使然,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近邻缺乏强敌,经济模式又是农耕式的自给自足。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航海史是由于物资匮乏而被逼出去的话,那么中国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对外界的需求可有可无。

    说到底,决定文化生态和生活习性的都是生存压力,草原游牧民族之所以勇武好斗,原因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而中原的农耕民族之所以缺少尚武精神,原因就在于不错的生存环境不需要他们打打杀杀。所以,我现在一听到说要提倡尚武精神就要发笑,因为这种精神并不是提倡就能形成的,而是环境因素作用于生存文化上多年积累形成的一种气质,简单地说,并没有天生就是尚武的民族,所有尚武的民族都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

    但是,洋人并不会因为满清不愿意和他们掰扯就不来打交道的,资本嗜血的本性决定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必将成为资本扩张的落脚点,有时候并不是你去找事,而是事来找你。晚清时期中国和洋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尽管满清并不愿意跟异邦有什么往来,但是架不住洋人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做生意啊。

    但是先行者英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人做生意实在是麻烦,因为中国人好像对他们的商品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国内却对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青睐有加,结果生意是做了,但总是不合算,白银总是从英国国内流向中国。当时英国人还或多或少受着重商主义余毒的侵害,认为要想发财就必须对外输出商品,对内输入货币——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就写了——所以这样的贸易逆差让英国人无法接受,没有发财不说,还蚀了本。

    我觉得马克思实在是太英明了,他对资本本性的分析实在是入木三分,资本就是为了利润而不顾一切的恶魔,所以英国人想出了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毒招。当然,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了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就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鸦片的输入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不能坐视不管。

    英国人很生气啊,虽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满清的实力,但是为了利润他们可是无所畏惧的,于是,在不知道敌人状况的背景下,英国人要跟中国干架了。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英国能成为日不落帝国了吧?英国人就是有那么股子狠劲,谁要敢不尊重他们的利润,他们就敢立马干架,天王老子他们也不怕!霸气就是在这种试探和胜利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他们越是能发觉自己牛逼,他们就越是无所顾忌,他们越是无所顾忌,他们就能变得更加牛逼,良性循环。

    最终的结果证明英国人恃勇斗狠的险招还真成了妙招,大概他们也没有想到满清居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们还没怎么发力,满清大员们都赶紧带着老婆孩子以及家产辎重开溜了。英国人野兽凶猛?应该是被吓的,在此之前谁见过洋枪洋炮?当然,战争的进程确实是快了点,考虑到英国人只带过来4000多人,能在两年时间就兵临南京,攻陷东南沿海一带确实是比较的奇迹,当然,英国人确实有两把刷子是一方面,满清军事的无能也是另一方面。

    道光皇帝本来还沉浸在天朝大国轻松搞定蛮夷异邦的幻想中,结果发现错了榫了,这帮蛮夷确实很野蛮,同时他们也很强大,军事能力牛的一塌糊涂。事情一发生,满清就开始慌忙找替罪羊了,林则徐当然是最好的借口,所以撤了职了。然后,为了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歉意,我们派遣大员奔赴南京去和英国人谈条件去了,于是在19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历史上象征意义极浓的《南京条约》签订,具体内容还得请诸位百度去,我就不说了。

    英国是国际强盗组织的老大,一般而言,他总是先为他的小弟们扫清道路,然后他的小弟们可以浑水摸鱼。果然,美国啊,法国啊,还有一些欧洲的小国都好像找到了香饽饽一样纷纷乘着军舰过来显摆——那时候估计清廷已经把军舰当成是上古神器(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具有前溯性),见到军舰就吓得筛糠,我们的天朝大国只能一一跟他们谈,满足他们的条件。当老大最关键的是什么?是让自己的小弟跟着自己混能有饭吃,英国人当然就是满足条件的老大。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噩梦的开端,从此洋人成为了满清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天朝大国的梦开始破灭,中国人终于开始艰难的走上跟欧美接轨的道路了。

    英法联军进京——野兽再次凶猛

    冒险的好处是,当你在第一次得到好处后,你就有信心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好处。当英国发现满清其实只是外强中干,锦衣草包肚时,他们就好像是见到了一只随时可以割下一块肉来的肥羊一般高兴,而法国也坚定了跟着英国一块到东方淘金的决心,虽然在老大之争的百年战争中落败,但是能屈能伸才是好汉,有肥肉放在眼前,选择不吃的人就是傻瓜。所以,自从在鸦片战争中获得好处后,英法等国对中国就念念不忘了,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想继续捞上一把。

    但是,打仗嘛,总是要有点借口,鸦片战争的借口还算是比较说得过去,但这次是有预谋的侵略,所以借口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说得过去了。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事赶事,一言不合,板砖相向性质的战争都是有点道理的,但是事先计划好就是找你晦气的战争通常来说理由也会比较蹩脚。前一种战争叫做冲突,而后一种战争叫做侵略,判断一场战争到底属于上述的哪种性质可以看他们打起来的理由是确有其事还是蓄意编造。

    毫无疑问,这次英法联军跟中国打仗是侵略,因为他们找的理由很蹩脚——通常来说,欺负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攻打一个国家却需要找一个,当然,一般来说,只要留意,都能找到。英国人找的所谓“亚罗号事件”的理由基本是无理取闹,而且压根就是找事,因为当我们把“人犯”带过去时,人家也不愿意接受;法国人的理由还算稍微像那么回事,“马神甫事件”虽然也是故意寻衅,但毕竟人确实是死了,不算是无中生有。

    英法联军这次和满清打仗也是煞费苦心,步步为营,最后图穷匕见。先是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攻打广州,但是兵力不足,准备不充分,最终不了了之;然后是英国联合也想捞一笔的法国一块来攻打广州,结果成了。这两次算是试探性质的进攻,当明确满清确实是不行了之后,他们的目标就远大了,这次他们直指北京,对他们而言,这个东方的神秘国家的都城一定遍地是财宝。

    而要打北京,就必须攻占北京的门户,我待了四年的一个城市——天津,而大沽炮台是他们的重点,结果炮台守将再次上演遁逃绝技,大沽炮台失陷,被打到家门口的清廷无奈之下只能求和,与两国签订《天津条约》。但是英法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如果稍微得到点好处就退却,他们还怎么可能成为殖民地时代的巨鳄?总算我们的清政府还长了个心眼,派遣僧格林沁加强大沽防务,结果英法继续攻打大沽炮台时吃了鳖——说实话,这也是难得一见的胜利,说明只要将帅齐心,奋勇反抗,即便我们实力不济,也能让敌人出身冷汗。

    满清本来以为这次精彩的阻击战能够灭灭洋人的威风,能为谈和做准备——此时的满清确实是标准的软骨头,上次跟英国打了一仗后就怕得再也不敢打了,所以不希望爆发大规模的作战,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但是基本在中国的地盘上没怎么吃过亏的洋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耻辱,大沽战役刚失败,他们国内就想着怎么样报复了。于是,清廷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英国上了一万五千多人,法国来了七千多人,吹响了冲锋号准备反击。清廷无战意,主帅对敌估计不足,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继而占领天津,直逼北京。

    清廷还想接着和,但是人家岂肯放弃去北京见见世面的大好机会?所以和议不成,双方再次开战。咸丰帝吓得带着老婆孩子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与洋人议和,英法联军很快就攻占了北京城,然后就是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

    说了那么多,我想说明的是,实力不济不要紧,打不过也不要紧,但是如果不敢打就要不得了。清廷之所以会被洋人欺负到自己家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未战而先怯,毫无抵抗意志,而往往你越怕什么,他就越给你来什么,缺乏斗心斗意,不敢亮剑只能让敌人步步紧逼,最终沦为奴才。

    英法的目的达到了,远征军的大兵们终于在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家见了世面,彻底理解了什么叫奢华,什么叫遍地是珠宝,当然,他们的政治目的也如愿了,《北京条约》签订了,权益进一步实质性的扩大。对于满清而言,英法这群野兽的再次凶猛进一步摧残着他们的心理防线,盲目守旧已经只能处处挨打了,穷则思变,所以开明派进一步认识到学习洋人的重要性,洋务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到底收效如何,检验者是我们的宿命之敌——日本。

    甲午海战——宿命之敌的较量

    英国做了开路先锋,向世人放出“此地国弱钱多,速来”的信号,于是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过来凑热闹。但是,凑热闹的国家只是捞上一笔就走的,不可能让满清彻底沦亡,虽然这些国家很无耻,但是却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相反,我们的宿命之敌此时还没有现身,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很快就会让世界震惊。

    日本是我们的宿命之敌,尽管在此之前,日本还没有成为我们敌人的能力,但是日本从来就不拒绝成为我们的敌人,有时候实力是可以积累的,但是决心和勇气却是天生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天生就嗜血的民族,岛国的不利地理条件让他们始终有忧患意识,经常性的地震,火山喷发让他们明白,只有走出去才有出路。对于日本而言,近邻中能让他们满足的国家就是庞大的中国。看起来他们的野心有点像做梦,但是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从做梦开始的,一个连梦都没有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而日本是一个经常喜欢做梦的民族,所以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你有梦想并能抓住机会,梦想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近代的日本给我们揭示出来的道理,我们的宿命之敌确实值得我们尊重。

    让日本走向强盛的人叫做明治天皇,在此之前,日本也和满清一样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是当他们见识到了欧美列强的实力后,岛国人特有的忧患意识让他们觉醒,改变的时候到了。于是,借助革命党人推翻德川幕府后,明治天皇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日本把强兵放在首位,从一开始,日本就朝着军事征服的道路上前进开去,因为日本是个资源贫瘠的国家,不掠夺就没有生存。

    当然,满清也不算是闲着,在日本疯狂扩充军备,甚至到琉球一带坐着军舰耀武扬威之时,清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被赋予此项任务的是李鸿章,此人原是曾国藩幕僚,成名于镇压太平天国,因为湘军裁撤,他的淮军一举成为朝廷有战斗力的军事支柱,由此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其实,原本朝廷的打算是建立南洋和北洋海军各一师,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统领,但是由于军费有限,加之沈葆桢的坚持,朝廷决定先设北洋海军。

    该来的总是会来,中日之战不可避免,而这场战争决定了日后两国的命运,堪称东方两大国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从朝鲜打到辽东,从黄海打到威海卫,战争的进程和历次作战一样,中途有人开溜(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叶志超),一败而成惊弓之鸟(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就夸大失败,慈禧也日趋和意),指挥不当(北洋军舰囤于威海卫,结果一战而全军覆灭);还有些成为日后的缩影,比如日本在旅顺的大屠杀。

    总体来说,这场战争带给我们的是耻辱,因为当时的清廷并非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日本争锋,但是清军一战即溃,二战而乞降的光荣传统决定了这帮软骨头终将葬送多年的努力。清廷为何屡战屡败?果真是日本威武,不可战胜?其实都不是,而是清廷根本就没有一颗胜利者的心,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是惨败。

    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不懂得拼命杀敌,在需要他拼命杀敌之时,他想到的却是拼命做官。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心想保存实力的李鸿章最终输得一塌糊涂,不用来发挥的实力怎能称得上是实力?在这方面,他的后辈袁世凯比他聪明的多。他没有前辈曾国藩进退有致的韬晦之术,也没有后辈袁世凯恃力前行的进取之道,他的所谓做官之道其实就是夹生饭,进不得,退不出。

    甲午海战是李鸿章的耻辱,同样也是慈禧的耻辱。慈禧的平生之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最为精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在她看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淮军对她的威胁远甚于日本,被日本击败只要裂地赔款即可,而让李鸿章做大则直接会导致权位不稳。所以她在此战中,充分发扬了卧底精神,在此过程中处处使绊,招招制人,结果如她所愿,李鸿章元气大伤,她继续安心做老佛爷。

    同样耻辱的还有军人,他们倒是深谙孙子兵法,非跑即降,窝囊至极;除此还有军事指挥官,虽然有些人很有气节,但是军事水平的低能却也是造成耻辱的直接原因。

    这是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刚刚“同治中兴”的满清暴露出来的只是衰死迹象,面对一个原本并不比我们强的对手,我们输得却是如此彻底,落后就要挨打?是的,但是我们的落后已经不单单表现在军备上,而是全方位,所有地方。

    《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发了大财,也让他们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阴影,而千疮百孔的满清却继续滑向深渊,在此之后的所有努力终将证明只能换来回光反照,而且是微光。一个成为豪强,另一个跌落谷底,弹丸小国击败地理大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永难磨灭的耻辱印记,甚至将超过以后的八年抗战。

    这是宿命之战,而我们的宿命之敌借此战大长国威,从此走上了与诸强分庭抗礼的道路,而满清则在下滑的轨道上又被重重踩落。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蔑视自此战始,中国人输掉了尊严和未来。

    对于所有民族而言,尊严是无价的,而输掉的尊严需要我们来找回,共同努力吧,朋友们。

    隐藏在身后的沙俄——钝刀子割肉

    翻开历史课本,我们发现在晚清土地上获取最多利益的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闹得最凶的英国或是日本,而是那个似乎永远隐藏在这些国家身后,出手必中的沙俄。我们说不出沙俄和满清之间爆发过什么著名的战争,而且对于沙俄的印象甚至很模糊,但是沙俄却是对我们领土侵害最大的一个国家,用较少的力气获取最大的利益,习惯于趁火打劫的沙俄知道怎样经济的使用自己的实力。

    在晚清,沙俄和美国一样,通常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但是却从来不干调停的事,而是借助这个身份在别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捞上一把。有时候,搞得轰轰烈烈并不能保证获取最多的利益,而政治讲究的是经济实惠,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沙俄虽然为人所不耻,但却扎扎实实的拿到了他所想拿到的一切。沙俄才是真正的智者,不出头却赚大头,这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谋略。

    沙俄能够做到这样,当然有他的先天优势。最大的优势当然是与中国国土相邻,这是得天独厚的,且不说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英法等国,就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也需要跨海而来,但沙俄不用,他是这些国家中唯一跟中国的国境线有交点的国家,派兵调遣,粮草供应都拥有无以伦比的优势。其次,中俄交界的地域大多属僻远苦寒之地,地广人稀,易攻难守,对于满清而言,这些地方好似鸡肋,弃之不舍,食之无味。

    但是光有先天优势也是不够的,中国的邻国不单是沙俄一国,但只有沙俄做到了在满清土地上予取予求,沙俄当然也有一些他高明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有强大的实力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基础,经过与康熙帝同时代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沙俄虽然仍然是总体上的农业国,但是军事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沙俄拥有明确的目标,并有围绕着这些目标而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战术方针,也就是说沙俄是聪明的国家,懂得怎样一步步有条不紊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沙俄是最善于趁火打劫的国家,他抓住机会的能力堪称完美,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出手,借助他国的力量对满清造成的伤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沙俄总是出手必中,精明了得。

    沙俄几乎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典型,他野心勃勃,而且确实捞得了好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喜欢作为所谓的调停人劝架方出现,一面向满清保证不让双方打起来,一面又在别的国家面前扇阴风点鬼火,起哄架秧子,整个两面三刀。明明是最阴险的敌人,却总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如果说英法日等国是真小人,那么沙俄和同样热衷此套的美国就是伪君子。而伪君子最难防备,也最容易得到好处,这两国的处世哲学决定了以后的世界必将是此二国的——虽然后来沙俄变成了苏联,但在伪君子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而苏联之所以最后输给美国,原因就是苏联撕下了君子的面皮而露出了小人的嘴脸,而至始至终都含而不露,不温不火的美国笑到了最后,也只有美国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伪君子。

    沙俄在满清的表现告诉我们,政治上一味好勇斗狠是不可取的,至刚易折,比如日本就是最后死在这一点上,而保持中庸,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才是长远之计,中国式的处世哲学才是政治上的究极法宝。

    用锋利的刀子割肉是很痛快,但是用钝刀子割肉则会让人在长时间内痛到麻木,所以当要吃肉时,就必须学会用钝刀子割肉,这样才能吃的长吃得好。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一味的谴责毫无意义,而从他人的经验上汲取有益的营养才是我们谈历史的真正目的。敌人是一时的,但是政治手腕却是长远的,看问题需要看的长远而非一时热血升腾。

    满清失去了什么?

    我最喜欢的NBA球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有句座右铭:“一个石匠在砸石头,他砸了100次,石头依然如故。当他砸了第101次时,石头裂了。但是那个石匠明白石头的破裂不是因为那第101锤,而是前面的100锤。”我想这段格言很能够说明满清走向覆亡的过程,导致满清覆亡的并不是革命党那第101锤的功效,而是前面那100锤的累积,而洋人在这前面的100锤里无疑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满清的覆亡道路上,洋人比革命党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简单回顾了洋人和满清的情爱史之后,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洋人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到底把满清这个无力反抗,任人蹂躏的小妇人折腾到了何种地步,或者说满清因此受到了何种伤害呢?就跟女人被猛男轮奸之后一样,创伤来源于两个层面,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

    直观的说,满清为了满足洋大人的欲望付出了很多,裂地赔款,开放商埠,以及诸如关税裁定权,领事裁判权,铁路,矿产等等一系列的优惠。光就裂地赔款这一项,中国(造成的后果是延续性的,所以不仅满清这一任政权,实质上直至民国乃至如今都深受其害,因此这里的主语用了中国而不是满清)便损失惨重。据统计,满清在历次条约中共计赔款近1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颇有争议,但笔者的着眼点在质上,所以不想花费时间来探讨本原),而清廷嘉庆到道光年间,满清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在4800万两左右,考虑到晚清年间现代化进程缓慢,因此生产力也不会有质的提升,以每年用财政收入的20%用于赔款来计算,清廷要赔上这么多银子需要140余年。清廷为了还款只能向洋人大举借贷,而借贷则需要出卖一系列的主权作为抵押,所以实质上满清为了还款还需要对洋人进行再花销,而这到底到底造成了多少损失则难以估量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割地,仅道光帝之后对沙俄的割地就将近有150万平方公里(数字不一定准确,同志们可以修正),可以想见,如此巨大的割地面积会为后世的中国带来多大的伤害。

    好了,实质性的伤害我就不复多言了,不过仅从割地赔款这一项而言,就大大动摇了满清的统治根基,羊毛出在羊身上,洋人对满清造成的伤害归根结底还得落实到无辜的百姓身上,而民众在经济上被盘剥,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其实,相对于实质性的伤害,民族尊严受到的打击更大,甚至是毁灭性的。尊严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而被洋人如此肆无忌惮的蹂躏还毫无抵抗能力,这无疑是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巨大打击。中国人历来为自己的文明而自豪,这从近年头网上如此多的皇 汉就可见一斑,但是当满清在与洋人的交锋中输得一败涂地,甚至京城都被别人拿着枪炮随意观光时,中国人那残存的一点自信可以说立即被击得粉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思潮之所以如此猛烈,就在于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体系已经丧失了信心。知识分子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还有一种是鲁迅笔下看同胞被砍头还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洋人抽掉了中国人的脊梁。

    满清被洋人折 腾成了半残,不管是实际利益,还是国家荣辱,当慈禧老佛爷下达罪己诏时,满清已经没有了任何抵抗的意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苟延残喘,求得国内的一时太平。但是,坏事总是赶着堆的往前上,一个政权到了衰颓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麻烦,在洋人折 腾满清期间,国内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证明,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反应让满清从半残变成了残废。

    太平天国

    在革命军推翻满清之前,对满清造成最大震动的国内暴乱当属太平天国运动。那么太平天国是怎么档子事呢?

    农民起义的死穴

    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大小无数,按说太平天国也算不得啥,那么太平天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其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时代特征,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与时俱进。首先是洋教,洪秀全不管咋说,还挺能忽悠,其实他对基督教这东西也是根本就不懂,厉害就厉害在老子不懂什么叫基督,但就是有办法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老百姓嘛,总是对新事物有较高的预期,既然观音菩萨,玉皇大帝都救不了咱,那如果上帝能救咱也不错;其次是均田,这是最具诱惑力的,中国农民奋斗一辈子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能挣得瓦舍一间,薄田几亩,这回听说跟着洪秀全混,将来就有田了,这还了得,干吧。就这样连哄带骗,洪秀全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发轫之初,所向披靡,巅峰时期甚至获得了半壁江山。

    但是农民起义终究是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几次?但是成功的有多少?细细算来,中国历史上平民出身的皇帝也就刘邦和朱元璋二人(乱世中的不算,我们讲的是统一国家),但真正称得上农民起义的还就只有朱元璋。为啥农民起义要成功就那么难呢?

    要拉起一支队伍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人心还散了,那就真的是队伍不好带了,而农民军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人心散了,缺乏凝聚力。大家都是穷苦兄弟,凭什么你就当老大我就当不得?为什么清朝年间,为了推翻满族统治,要喊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因为不扯出明朝的虎皮拉大旗,谁跟你混啊?你算什么东西?所以农民军闹起义要增强凝聚力,出师有名,总得推出个拉风的有粉丝的领导同志,要造反就得不断壮大队伍,要壮大队伍就得提升影响力,你看梁山好汉占山为王还得找个在社会上有头有脸戳得出去的卢俊义来坐二把交椅。实在找不到这样名门望族的人怎么办?那就得装神弄鬼,整出些奇异现象,把自己吹玄乎了,刘邦也得把自己斩杀的一条白蛇给吹得天神一样才能让别人信服。但是,找名人当领导也罢,装神弄鬼也罢,这些只能骗骗基层民众,处于权力核心的几位可不相信这一套——这一套就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的人心要散了,那就真的出问题了。

    那些没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没有糊弄好底下人,没有能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而那些具备了一定规模,也有一帮死忠的农民军最终失败则是核心领导之间切蛋糕的时候切出了问题,而且蛋糕越大,问题越复杂。

    你想,大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来干革命,谁愿意江山定了,最后却被踹了——拿我的命换你的富贵?没那么好的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谁都只想成为那个将,而让别人成为垫脚的万骨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大多数农民军的老大都是可与之共患难却不能与之共富贵的主,一旦事业小成,就开始考虑怎么能让底下分天下的更少一些,最好我一个人独吞就完了。当然,跟他一块走到这一步的老几位也不是省油的灯,玩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大家走着瞧!

    历史上没几个张良,知道功成身退,倒是不知进退的韩信多的是。如果农民军老大都像刘邦一样知道屈伸,能秋后算账也就罢了,但是大多数农民军首脑可没有刘邦这样的算计,想学韩信当假王?也不看看谁是老大?所以还没到秋后就开始算账的农民军最终都毁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农民起义搞了那么多,但成功例子极少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这是农民起义的死穴。

    天京变乱

    太平天国就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案例,天下还没坐到,自己人先动起手来了,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内乱史。

    先是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不但不把其他诸王放在眼里,连洪秀全他都敢借小事杖责——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二杨秀清反而能杖责老大洪秀全。这个事讲起来颇有趣味,太平天国是借助洋教来达到收众起兵的目的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借宗教人物来说话,洪秀全自称是上帝儿子,而杨秀清就自称是天父附身,那么为什么杨秀清那么牛逼,自称自己是天父附身呢?起由是紫荆山的拜上帝教创立者后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被捕了,这老大被捕,当然导致信徒们产生了信仰危机,关键时刻,胆子够大的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及时稳定了局面,而这就是杨秀清“天父附体”说的由来。

    当然,敢自称天父附体的杨秀清不单是胆子大,能力也确实强,不管是战争时期的中军主将还是建政之后主持朝政,他都堪称是一把好手。但杨秀清猛则猛矣,却缺乏作为一个政客应有的尺寸拿捏,一味的好强斗狠最后伤害的将是自己,锋芒毕露通常意味着四处树敌,而树敌多,杀人少则是政治上的大忌。当然大家也不要以为杨秀清不杀人,相反,杨秀清很喜欢杀人,但是杀的人都是普通战士,而真正的政敌,他除了杖责和显威风之外,其实并没有杀掉一个。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在总结前代刘瑾失败的原因时,就提到杀人少而树敌多的教训,而一个宦官都能总结的道理,杨秀清却好像并不了解,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树敌,甚至还找上了洪秀全。天父附身终究只是骗骗信徒的,但如果假戏做成了真戏,想要因此来找洪秀全的晦气,那对不起,本大爷也不是好惹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洪秀全憋了一肚子的火,想要治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连老大是谁都摆不正的杨秀清,他找到的是同样对杨秀清有着切齿之恨的韦昌辉。当然,韦昌辉表面上对杨秀清还是很巴结的,见面就提没有九千岁,就没有韦某的今天之类的奉承话;杨秀清要杖责洪秀全,他也不说不该打,而是主动提出愿为天王受责——真是水晶狐狸,八面玲珑,两边都不得罪;最牛逼的是,因为自己的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子,杨秀清要求处置其兄,韦昌辉没说二话就把自己的亲哥哥五马分尸了,还说不如此不足警众……如此种种。看到这,大概大家都认识韦昌辉这个人了,这个人比杨秀清可怕太多了,一个能把自己亲哥哥五马分尸的主儿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韦昌辉这个人心肠歹毒,阴柔成奸,更关键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大家想想,得罪了这种人,你还能活多久?所以,可怜的杨秀清根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在接到洪秀全清君侧的勤王令后,韦昌辉认为时机成熟,自己取代杨秀清的机会来了,于是迅速赶回天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掉了还没醒过味来的杨秀清,迅速到何种地步呢?就是他深夜赶到天京,凌晨就干掉了杨秀清,这种效率,不佩服行吗?杨秀清死的冤吗?死在这样的人手里,一点都不冤,因为韦昌辉的天性就是杀人。

    光干掉杨秀清能解其心头之恨?他可是因为杨秀清把自己的兄长给五马分尸了,而且还因为部将的事受过杨秀清四百杖责,虽然他能打脱牙,和血吞,但是这种深仇大恨总是要报的。韦昌辉是能忍,但是一旦他不忍了,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魔头,遭殃的是杨秀清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韦昌辉比杨秀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即便洪秀全有旨赦免杨秀清的部下,但是韦昌辉不管那个,该杀的一个不放过,不该杀的,也尽量杀一个是一个。

    杀了那么多,正常人看了都会有怨气,同样奉旨进京的石达开就是这样的正常人,看到这样的惨状,憋不住的石达开对韦昌辉大加斥责,而杀上瘾的韦昌辉直接就想连同石达开一块干了。好在石达开溜得快,才幸免一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走了,家人还在,那就对不住了,一个字,杀!

    杀了那么多,韦昌辉彻底疯狂了,上帝终于要让这个伪基督徒,异端份子走向灭亡了。没错,韦昌辉的下一个目标是,洪秀全!事实证明,洪秀全不是省油的灯,老大当然有其当老大的理由,最终杀红了眼的韦昌辉在洪秀全的一声号令下成了刀下亡魂。见谁杀谁的韦昌辉尽管明白树敌多杀人少是大忌,但他没明白自己一个人是杀不了所有人的,当其他人都反对你,你也就再也没有杀人的可能。等待你的,将是相反的结果,就是被杀。

    至此,天京变乱告一段落,韦昌辉的大屠杀造成了两万多将士的死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此太平军元气大伤,再没恢复到之前的盛况。

    而天京变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洪秀全对上层人物的洗牌,经历此事之后,洪秀全彻底对外姓王丧失信心了,跟自己不同姓还就是不能同心,所以只有加强洪姓势力才可避免出现如天京变乱那样的震荡。

    但是杨秀清、韦昌辉都死了,朝中总得有压得住场子的吧,洪秀全只能把翼王石达开招入朝中。为了表示对石达开死难家属的同情和慰问,干脆洪秀全杀了韦昌辉之后直接就将韦昌辉的头送给了石达开。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石达开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洪秀全这次在朝中另外给石达开准备了两个“帮手”,都姓洪,分别是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秀全的两个哥哥都是地道的农民,啥也不懂,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给石达开使绊子,牵制石达开。

    石达开虽然名义上地位高,但在处事中处处受制,更重要的是,他分明感到了身后洪秀全带着寒意的眼光,他终于坐不住了,谁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杨秀清?于是,带着自己的兄弟,石达开毅然离京,和洪秀全分道扬镳,踏上了孤军作战的征程。石达开这个人是太平军中最具才华的,甚至他的敌人曾国藩,左宗棠都认为他是太平军中最难对付的,然而这样一个有军事天才,性情温厚,胆略不凡的人才也为洪秀全所不容——可能正是因为他深孚众望,才更加遭到了洪秀全的猜忌。总之,石达开的出走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分裂,也标志者老一代领导核心正式退出太平天国的中枢。

    内部的分裂最终敲响了太平天国的丧钟,尽管洪秀全除了任用自家人之外,还提拔了诸如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后辈,但是内乱造成的损失最终难以挽回。本来是太平天国攻打清王朝,这回变成了清王朝反过来进攻太平军,攻守易位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政权开始走上死亡之路。

    汉族官僚的逆袭

    太平天国虽然最终被剿灭——当然也可以说是亡于自身,但是这次运动却极大的冲击了满清的统治秩序,而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以及地方势力与中央的离心力加大,而这两点最终将成为清朝戏剧性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围绕着权力所产生的矛盾中,以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最为醒目,而在满清,异族统治同时还带来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反映在官僚政治中,就是满清皇帝尊满抑汉的潜规则。在曾国藩为满清立下盖世之功以前,不管汉族官僚有过多大的贡献,在政治地位上总是矮满族官僚半头——不管满汉一家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天下终归是满族的,当然满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改变了这一格局。

    曾国藩太有名了,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他的《冰鉴》,不瞒大家说,本人最近也在看,但是或许是我没有天分,或者说悟性不够,对这玩意也是懵懵懂懂。如果给曾国藩定一下性的话,那么我认为他是一个古典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一辈子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甚至可以用作衡量一个封建文人的标尺。但是很可惜,他生错了时代,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不具有多少价值,他挽救的东西是注定即将要被淘汰的,所幸,他所消灭的东西同样不具有价值。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都是历史的弃儿,而曾国藩所做的只是让其中一个弃儿走的快些,而让另一个弃儿走的慢些。

    当然,曾国藩并不是什么顽固死硬分子,相反,他倒是清王朝统治者中进步力量的代表,洋务运动就是他领衔发起的。不管这个运动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至少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的现状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他的局限在于认为在满清的体制内可以达到强国的目标。

    我并不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以后的老对手日本同样在保留了帝制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也不在于是不是专制,而在于能否让革新成为政治的主色调。但遗憾的是,在满清的利益集团中,革新派并不是主流,大部分旧地主并没有成为贵族资产阶级的意愿,保守势力在满清核心权力层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革新注定没有结果。要使革新取得成效,必须重组核心权力层,而这,必须要通过一场血腥的政变来办到,但固守中庸,缺乏进取,被李鸿章称为“懦缓”的性格缺陷使得曾国藩没有这样的勇气。说到底,曾国藩只是治世之良臣,缺乏在乱世中收拾局面的魄力。他虽然结束了满清时期阶段性的困境,但却再也无力更进一步。

    曾国藩是一个悲剧性的政客,因为他的一生功业于历史进步毫无裨益,如果一个政客无法让推动历史前进,那么不管生前有多荣耀,他也终究只是个失败者。

    但是,曾国藩摧毁的同样是不具备任何美学价值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创造出了比当代任何一部大片都有震撼力的暴力屠杀场面,而且这种暴力渗透进了太平天国的每个血管中。在太平天国的暴力事件中,宗教秩序成了暴力合法性的依据,而这种形式的暴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打着圣战旗号的恐怖组织也试图用宗教来为暴力辩护,但是真神总是仁慈的,一切以神之名行暴力之实的行径都是彻底的反宗教。如果政治打上宗教或类宗教的烙印,那么政治就染上了比往常更加阴森恐怖血腥残忍的色彩。所以,我们反对将政治和宗教以及类宗教结合,因为历史反复证明,这样的结合通常都意味着反人道的杀戮。

    当代的电影大师诸如昆汀•塔伦蒂诺,吴宇森之流都试图用电影的手法赋予暴力更多的美学色彩,我认为,这样做是极其肤浅的。这些电影人根本就没有见过真正的暴力,他们也无法理解暴力的真正含义,如果他们在诸如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权中生活过,那么他们将再也无法将暴力和美联系起来。暴力只意味着对人道精神的亵渎,任何形式的暴力都跟美毫无关系,所以,佛法慈悲,佛教对美丑善恶的理解才是对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解读,只是,能理解到这一层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好像有点跑题了,关于暴力的哲学探讨暂时告一段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交流——免费的。下面转入正题,我们知道,在政治舞台上,军事实力往往是最好的裁判,而汉族官僚在满人政权中突然地位提升就在于汉族官僚们有了自己的武装,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而袁世凯则有他的北洋新军。这些带有私人武装性质却最终成为晚清支柱的军事力量的出现同样是拜太平军所赐,至少湘军和淮军就是这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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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的姨学笔记

    網路留言備份: 宋朝在我來看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王朝,他雖然削弱了地方,但科舉士人制衡皇帝頗為明顯。主要還是趙匡胤的不殺士人祖制對後代皇帝形成了不成文的制約。但這並不意味著宋朝就是小共同體,算是知識份子與皇權共治天下的少數案例。漢末魏晉至安史之亂前確實突顯了世家對地方統治的重要性,但地方世家與地方官僚並不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說即便地方豪族有巨大影響力,在動盪前還是要與地方官僚打好關係,處於天高皇帝遠,但在也無法一手遮天,世家與官僚相互制約的格局。直到漢末黃巾之亂時直接下剋上打倒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僚佔地為王。而且魏晉世族是滅於是安史之亂,不是秦制統一王朝消滅的。 我同意中國歷史是有往秦制原子化的趨勢發展,但並不是一條平滑的上升曲線,而是抖線到明清中共達到高峰,而且小共同體也非帝王想消滅就消滅,像安史之亂或是清兵入關這種外來條件也會加速既有勢力的消亡。

    秦暉跟劉仲敬雖然強調小共同體的重要性,但很多時候也是小共同體自己作才導致的。比如天下大亂時我家族跟著老朱老劉一起鬧革命,但革命後所有家族與政治團體馬上變存量市場互相攻伐(大殺功臣),當初沒有加入革命隊伍的優先批倒,之後在革命隊伍中找敵人,最終留下絕對忠誠的小共同體(優先忠誠皇權的叫還小共同體嗎),這也是我並不同意秦暉劉仲敬的小共同體神聖論,因為小共同體並不完美甚至可能落後腐敗(比如為了電線桿或鐵軌會吸魂破壞風水出來抗議的大清人民), 而且小共同體也會有「起初他們……再也沒有人站出來替我說話」的問題。就是隔壁張家被鬥時,我陳家要按照儒家宗法只顧自己就好,但下一個輪到你陳家時,其它世家也沒人幫你,最後所有世家都被分化鬥倒。但是這些世家們團結起來抗爭時,卻也會在鬥爭勝利後相互拆台,而不能回歸原初保持尊重平等。所以我認為小共同體本身並不是神聖的,而是小共同體的精神才是神聖的。沒有這個精神去對抗秦制獨裁大共同體,等到一對抗完你又是一個新獨裁,一種屠龍者終成惡龍的概念。所以精神才是重要的,沒有精神的小共同體都只是獨裁預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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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的姨学笔记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5845303

    姨學核心:費拉化

    缺乏精神追求和心靈寄託(精神荒漠化)

    ->社會失去互信互助不承擔政治責任喪失公民自覺無法為了守護理念價值干願赴死

    ->原子化

    ->社會秩序崩潰

    ->戰亂

    ->獨裁(回起點loop)

    姨學對具備精神追求的,自治精神的,強烈公民自覺且主動承擔義務的「小共同體」無限崇仰, 比如歐洲/日本幕府/周朝的貴族封建,漢薩同盟/威尼斯城邦(自由貿易都市),歐洲宗教團體,遊牧社會,客家塢堡,民初沿海富商土豪仕紳等。

    姨學肯定為了家族,為了小共同體利益犧牲奉獻甚至赴死的人。所以肯定封建騎士,自由邦本土戰士,曾國藩范仲淹(團結族人),美國國民兵等。所以姨學對五四評價不高,因為反爹反娘反包辦婚姻,自由戀愛打碎傳統小共同體導致原子化,讓蔣介石毛澤東的獨裁橫行無阻。

    類似的概念如「自由即奴役」(所有人原子化即獨裁溫床),商業壟斷(一家獨大導致消費行為被控制),「起初他們…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納粹一步步消滅不合作的小共同體),鄧巴數(人一生與與其它人建立緊密關係的數量)

    姨學對「大共同體」完全不信任並且排斥,他認為一切大共同體的出現都是費拉化的結果,比如日本士族可以為了藩主赴死,但為了天皇而戰,評價較低。為了湖南人而戰可以,為了蔣介石毛澤東而戰就妥妥原子化費拉。(所以同樣否定不主動承擔公民義務的白左)

    比如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在姨學的觀點下就是:游牧民族自治精神武德充沛全民承擔戰爭責任,之所以還無法征服諸夏是因為春秋時代列國亦有封建自治傳統所以武德充沛,秦制大一統後原子化精神愈荒漠愈打不贏游牧,魏晉大唐遊牧輸入秩序直到元清直接被統治 (這就是姨學論述中國千年秦制費拉化不斷自我毀滅導致文明灰燼,形成秩序輸入漥地的核心論述)

    姨學認為民主是小共同體的必然結果,兩者不能倒置。原子化群眾一人一票等於大家都沒票,只會成為如希特勒和布爾什維克這類野心家的玩物。唯有眾多擁有核心精神的小共同體才能抵擋獨裁,姨學認為威瑪共和的德國人盲目相信法國大革命自由博愛白左那套才選出希特勒,如果德國人維持普魯士舊傳統根本不會有希特勒。

    姨學反對高唱民主自由,但原子化費拉不堪又不願意為了民主自由口號上戰場送死的白左。如同羅馬帝國末期人們只享受帝國的好處,但不願承擔帝國的軍事責任,所以當蠻族壓力一來帝國就滅亡了。

    所以姨學認為羅馬共和之後的帝國就逐漸費拉化,因為共和的士兵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公民責任而戰,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如同電影星艦戰將中,服過兵役的民眾才具備公民權才有投票權等政治權力),但是帝國後士兵脫產成為職業士兵,加上帝國時代公民資格的大量放寬,權責不對等,民眾失去對帝國的向心力費拉化,美國現在就走在羅馬帝國滅亡的道路上

    (白左武德低下不承擔責任,國防全靠移民,歐洲沒開放難民當兵顯得更慘,而中國在姨學觀中是文明漥地,不論武德精神共同體都比歐美更慘,至於俄羅斯,姨學認為史達林殺得比毛澤東少=破壞相對少,加上姨學有一套buff十字教文明的論述,所以歐美>俄羅斯>中國)

    姨學反對不受節制的武勇(張獻忠),支持崇尚精神追求的武德充沛。比如傳教士沒有武德,但傳教士帶來精神文明,日本浪人具備精神追求的武德充沛,常常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名譽而切腹。如同先秦士人動不動就自刎,所以姨學認為日本有周室遺風(昭和男兒之後就費拉了),並對宋襄公有不同評價(認為宋襄公即便打敗仗依然要遵守禮法,認為可笑就說明秦制後的中國人已徹底費拉)

    姨學將具備精神追求但沒有建立小共同體的知識份子稱之為「遊士」例如先秦的孔孟,九流十家都是遊士(劉仲敬也承認自己是遊士)。遊士的大量出現即代表共同體的崩壞,所以姨學對高風亮節沒有政治利益糾葛的遊士的評價,會比保靖安民據守一方的地方樁腳的評價低

    姨學並不認同缺乏邊界的國際主義,姨學認為任何大共同體衝突都是結構性衝突,衝突的邊界有時模糊有時明顯,但不會「沒有」,所以周遊列國天下為公四海一家普世價值顏色革命民主化浪潮在姨學看來都是天真可笑的白左童話故事。

    總結:

    只相信精神不相信暴力=白左

    不相信精神只相信暴力=獻忠化

    什麼都不相信=原子化費拉

    相信精神並且付諸實行=小共同體/三代之治/責任政治/秩序的創造者與維持者

    熟人社會小共同體才是人類社會常態,超出以外的都不自然


    一些吐嘈

    伊斯蘭與猶太教也擁有精神內核與自治傳統,為何沒有走向民主且武德費拉不堪?

    猶太經典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猶太經典的成書相當晚且剛好是猶太人武德最低的時候。依照我對姨學的理解,肯定會朝教義方面去解釋。

    至於伊斯蘭則一直以來都武德充沛,在外人來看英國背棄與阿拉伯的盟約讓中東的伊斯蘭們內鬥不止,但在中東伊斯蘭一經各表彼此相互競爭制衡,恰好符合彼此姨學視角中的小共同體。而且按姨學的十字教文明buff,猶太伊斯蘭也算是廣義的十字教嘛(或總稱亞伯拉罕諸教)然後再帶出十字教特殊論不是其它宗教不行是十字教太特殊balabala的


    中國傳統俠義精神與日本浪人並沒有紮根小共同體,為何武德如此充沛?

    姨學論述系統下認為自治精神的小共同體與武德呈強相關,愈散沙原子化武德愈低愈費拉。但這不能解釋中國俠義人士如墨子守城或是日本浪人願為理念赴死的原因。按劉仲敬自己的解釋因為清末革命志士太費拉不堪,所以需要日本本土徹底邊緣化的日本浪人(浪人崇尚中日合作泛亞脫殖,否定明治大正政府的親英路線)來幫忙革命拉抬武德。而這些在日本故鄉都不受待見的日本浪人在中國也沒紮根,卻被姨吹捧武德充沛

    按姨學框架,符合武德標準的不是國際主義到處替人守城的墨家,而應該是長年耕耘地方自治精神承擔軍事責任的封建貴族。但現實是六國費拉不堪被秦國逐一擊破,而秦國商鞅改革編戶齊民消滅關隴巴蜀本土小共同體,原子化費拉到不行的國家,居然比傳統封建更武德充沛?(當然我知道姨學肯定會更進一步解釋六國比秦國更費拉,所以秦國再怎麼費也比六國強balabala的)


    費拉不夠 結構來湊

    當超出小共同體的解釋範圍外,如國家/國際間衝突時,姨學會轉向用結構論博奕論解釋,導出一個有利他的論述範圍,後面再補刀你這國家會失敗就是因為你小共同體不行,你精神追求不行,你不信十字教不行,所以你費拉=武德不充沛=博奕必輸=結構來看你的敗亡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結構性問題」常常有講等於沒講

    比如說在冬馬小三雪菜碧池這個問題上,姨學的結構論點完全可以得出「白2三人的情感糾葛的性格差異上的結構性問題」也就是「性格決定命運」,當故事人設確立的那一刻起,三人的友情破滅就已經是注定的了。只是這種講法有講等於沒講,我甚至也能扯一套當基因決定男女差異的那一刻起,當基因決定人與人彼此性格不同的結構性問題時,就注定人世間的一切衝突。等於跟白左空喊的口號一樣有講等於沒講

    比如說,我現在拿著麥克風當面問拜登普丁習近平,你出兵/軍援是不是因為xxx的結構性問題? 他如果說沒有,那這些結構性國際戰略大濕肯定還會再嘴硬一套「他這說法是為了掩蓋他真實的意圖」「當事人並不瞭解自己也是結構性的一部份」云云 如果這些領導人說「是我就是因為結構性問題出兵的」那將會有更多國際戰略大濕出來嘴政客「不願承擔自己決策責任的甩鍋」因為結構性三個字不必負政治責任(或者說全部的人都有責任),而不負政治責任正是費拉化的表現。也就是說當你把一切問題都歸究於結構問題時即等於全世界都費拉了,沒有人需要負政治責任了。用台灣的講法就是「這次是天災,人不能跟天打仗」(by徐國勇)

    所以一切都是結構性問題這個說法近似白左廢話,甚至淪為結構性聽床師(因為結構論就跟聽床師一樣無法證偽,陷入無限臆測迴圈中)

    這裡並不是要排斥結構性的說法,事件是由近因跟遠因碰撞而成的結果,但姨學中的結構性會把近因拉到無限遠的遠因,而遠因可以無限舉證怎麼說都行。就像柯南中兇手認罪時說自己被騙財騙色騙論文所以不得已行兇,但姨學就硬要將兇手的動機衍生到日本泡沫經濟廣場協議島國心態平成廢柴費拉原子化…


    十字教與白左是否是對立關係

    姨學肯定十字教在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十字教再不堪也比精神荒漠的中國窪地費拉好太多了。 但有趣的是姨學肯定十字教聚會禮拜慈善孤兒院做功德->塑造小共同體->公民精神->西式民主,但卻否定十字教影響下的白左NGO無國界非政府組織(以及這些組織塑造小共同體的可能性) ,盡管NGO跟教堂可能做的是一樣的事


    姨學與尼采的相似之處

    姨學:人應當有精神信仰,但否定光唸經滿口仁義道德的小鎮作題家or白左 尼采:倫理道德是弱者的表示

    姨學:人應當有武德充沛,但否定殺紅眼的張獻忠 尼采:強者可自行創造生命的衝力

    姨學:強調博奕與結構性衝突 尼采:強調矛盾對立

    差別在於尼采認為宗教是制約人的生命力,所以尼采反宗教 而姨學認為宗教給予人精神寄託與往進的動力,所以姨學肯定宗教特別是十字教

    我想可能是尼采身處基督教世界,對宗教束縛反彈 而劉仲敬身處無神論的共產中國,對精神荒漠反彈


    小共同體的邊界不清,與武德綑綁解釋不通

    比起姨學中的自治精神,武德充沛更能證明共同體的邊界。但是什麼是武德充沛似乎難有定論。比如前面說的曾國藩武德充沛,但面對北京中央的壓迫只能委身,而不是以自治精神命令湘軍跟大清中央對著幹。當然姨學肯定會說當時中國費拉不堪不能要求太高。

    那西羅滅亡於武德充沛的蠻族下,弱雞的天主教士們選擇跟蠻族合作,這時姨學肯定又會把世俗羅馬跟十字宗教分開,因為姨學認定羅馬帝國公民權浮濫武德低下費拉化,但是羅馬天主教不靠刀槍感化武德充沛的入侵蠻族,甚至還在後面發起十字軍東征叫蠻族後代送死。所以姨學當然會把羅馬帝國的費拉,跟羅馬天主教高精神感召(但武德費拉)區分開來。畢竟它可是將來民主自由啟蒙先聲的十字教,天主教費拉那姨學宇宙就沒有不費的文明了。

    在我來看,為了鄉里而戰還是為了皇帝而戰,有時很難區分,特別在地方利益跟國家民族利益共通時(比如中國各省保衛家鄉跟蔣合作,抗日成功後人心就浮動了)。

    我部份肯定缺乏精神追求連帶武德低下導致中國易出現大一統暴政,但世界並非只有十字教是費拉剋星,十字教本身也不是武德充沛的絕對保證。像印地安部落有精神有信仰有武德,但就是被白人移民壓著打,而且說這些印地安部落不團結被殖民者分化就是散沙費拉,那到底小共同體的邊界在哪?


    當兵就能政治篩選出共同體的責任和忠誠嗎

    因為在思考時想到「絕地任務」這部電影,內容是是美軍將領不滿國家搞政變的故事,類似的像藍波「第一滴血」等等(藍波武德充沛精神荒漠在姨學宇宙算張獻忠之流)。但要注意這都是向外征戰的美國聯邦軍隊,而不是姨學推崇的各州國民兵。但我可以理解姨學想講的是整個體制間的信任和分權,也就是說軍人自己不會張獻忠化,而百姓也相信軍人不會張獻忠化,這種習慣跟默契在中國這片漥地上做不到。此邏輯同樣適用在布爾什維克/馬基維里傳統的話題上。


    仍脫不了中國式宏大敘事

    如果作為一個名嘴,只闡述宏大敘事洽爛飯很正常,這種人在民主國家也不少。但如果整個社會只講結構性宏大敘事,排斥短視近利低格局的論述(比如為了共同體犧牲一點人權自由,你不犧牲你就是短視近利武德低下原子費拉),那小共同體就無法建立起來。用姨學的講法就是姨學本身也是費拉化的標誌。用台灣的講法就是選民只關心中美貿易戰或是口號抗中保台但不願為了自己的家族/志趣團體(小共同體)去當兵(炮灰)或是對實際的地方議題漠視,那這個民主政治也走不久。


    姨學意圖在文化上尋求一個終極且無法再被分割解構的要素,作為一切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他研究歷史,所以從文化與宗教上找答案。但文化宗教的答案是可以再分拆分解構的。如果劉仲敬是基因生物學家,那姨學就被替換成基因的某一序列是一切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如果能證明的話)

    最後劉仲敬認為「中國」是一個待建構和發明的東西,這點我深有所感。因為現在市面上所讀到的中國史觀都是國共兩黨高度政治干預下建構出來的,在新的史學史料面前不再有說服力。但說來有趣,日韓也沒有積極去發明/建構這些東西,他們很自然的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或韓國人毫無障礙,無論他們歷史好不好或是會不會講母語。而「中國」現今仍是中文環境下高度敏感的政治詞彙,正因為其特殊性,所以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是莫衷一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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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马--马前卒批判

    https://file.cz123.top/6Social_book/%E5%88%BA%E9%A9%AC%E2%80%94%E2%80%94%E9%A9%AC%E5%89%8D%E5%8D%92%E6%89%B9%E5%88%A4%20%28%E5%AD%A6%E4%B9%A0%E7%BC%96%E8%BE%91%E7%BB%84%29.pdf

    节选:

    简历:

    任冲昊,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地区平泉县(现平泉市)。2002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任苏州市交通设计研究院(后改称中铁建苏州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负责道路桥梁设计工作。2007 年 9 月,任苏州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负责人。2009 年 11 月,任西安同大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前卒长期活跃在天涯社区、西西河论坛、龙的天空等各类专业网络论坛,以撰写经济战略类文章而知名。同时,马前卒亦曾参与小说《临高启明》的策划和初期编写等工作,该小说主角之一、澳宋国务卿马千瞩即化用自其“马前卒”的笔名。

    2011 年时,曾为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社筹备部编辑。2012 年观察者网成立后,任观察者网新闻总编辑、微信公众号负责人。2012 年7 月,他与王巍、周小路、白熊合著《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2018 年4 月,马前卒创办上海锥光网络传播有限公司(马前卒工作室),自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后创立并主持时政评论节目《睡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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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一下老河友马前卒

    2022-02-26 真理

    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到西西河的时候,除了陈经的《官办经济》,最受震撼的就是马前卒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当时第一次认识到政治课本还能这么解读。不过很可惜这个连载后来太监了,马前卒也就得了个马督工的诨号。为什么这本书写不下去了?如今看来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应该是他的信仰瓦解了一次。这是我个人依据他在河里、知乎、还有微博上发言做的一个推测。对不对不能保证,欢迎大家补充或者反驳。马前卒出身于河北建设与计划经济年代的某工业小城镇,在他上大学的那几年,正好是大下岗。这类型的小地方肯定极受冲击。下岗工人的惨状,当年河里讨论的不少。我记得也不知道是不是马前卒说过的,大学放假回家,看见中学女同学在卖淫……。经历了这种生活变迁的人不太可能对那时候的朝廷有好感,所以我记得他说过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反贼圈子里混。经常在网上看人骂朝廷“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线下能见到什么老干部出来和学生们一起怀念毛主席。

    由于马前卒小地方的出身,他应该也不太可能喜欢以大城市为根据地的全盘西化派。很显然,正是后者鼓吹的改革造成了大下岗。因此我记得马前卒说过,当年他就喜欢键政,喜欢在天涯之类的论坛里和自由派掐架。那时候的马前卒应该是作为左派的一员为计划经济做辩护,所以他参与了《刷盘子还是读书》的写作,自己也写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我还记得他在河里为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做辩护,认为必须把知青打发下乡,和农村青年平等竞争就业机会,才能维持城市工业体系的利润。后来知青大返城之后,国企开始流行父子接班。管理就越来越差了。由此可见,因为和自由派的辩论,那时候的马前卒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一些术语,并且用市场经济的框架给前三十年做了辩护,可以说相当的有水准。

    但遗憾的是时代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大约 20 年前他和人合写了一本书,叫《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的作者钟庆网名愚蠢小猪,十几年前在河里和陈经还论战过一回。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但是不知道为啥马前卒没署名,尽管后来他明确说自己也是作者。细节我也就不清楚了。在这本书里面,钟庆和他当年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进口替代政策+计划经济,认为中国把自己的市场封闭起来可以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自行“读书”获得提高。而开放市场则是给洋人打下手,是“刷盘子”,永远不可能产业升级。马前卒还写过一个伪造版的张春桥法庭发言,里面说看到“独立的工业体系被拆毁”。这应该是他当年的真心话。

    他们的思路并不罕见,当年反对入市的左派经济学家都是这么想的,报纸上也有公开的讨论。可以说当年的他们这一代左派都是中国崩溃论者,认为市场经济会让中国崩溃。然而入世不到十年,结果就证明他们完全错误。所以后来,乌有之类的论坛就渐渐地转型搞什么反转基因,而马前卒大约十年前也脱离了乌有,还在河里发文章说《20 世纪结束了,中国要习惯帝国主义》,意指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然后他就去了观察者这个保守主义论坛。再后来他谈经济,就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了。也没再见他谈人民公社之类的事情。就是他跑路去观察者的那个时候,我在河里问过他,什么体制最适合工业化?他说是美国的体制。与此相对应的,写到了苏联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一书也就彻底断更了。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完成了一次信仰的突变。

    后来根据他在微博和知乎上的言论,我觉得马前卒后来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以下几点:

    1. 文化上的工业党

    早期的工业党应该是倾向于计划经济的。马前卒早就放弃了计划经济,但他如今依然喜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工业的意义。比如说论证螺蛳粉之类的小吃怎么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流行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希望说服读者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这应该是他的招牌。

    1. 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

    关于这个的证据我能想起不少,例如他一向鄙视全民发福利的国家,说委内瑞拉是“资本主义大锅饭”,这次哈萨克斯坦出乱子,他也出来踩了一脚。应该说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另一个能想起来的例子是他支持茅于轼,认为廉租房不修厕所确实可以降低房价。他还主张房地产税应该一刀切,对所有房子收同样比例的税收,反对累进制收税。这个和李稻葵一样。此外还有个重要例子是2018年贸易战初期,他在知乎上主张让房地产崩盘,再放开粮食市场,从而让川普满意。他这应该是吸纳了熊彼得关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以及英国19世纪取消谷物税的意义。这里说他的这些观点并不是说他都是错的或者对的,仅仅是描述。

    1. 他依然喜欢铁腕政策。

    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鼓吹“社会化抚养”。我记得他的主张是在城郊建立大型儿童中心,让孩子脱离父母统一养到那里面去。为了防止走失还要带上自动跟踪的脚环。这种做法可能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取消家庭的说法一致,也可能是看到了西方社会传统家庭日益解体的趋势。目的是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为市场经济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之所以能想到这种主意,大概还是得益于当年为人民公社、上山下乡辩护的经验。

    1. 他依然向往革命。

    马前卒是文革的拥护者。但是他眼里的文革,绝不是什么唱红歌,反腐打黑之类的举动。薄熙来当年在重庆这样做,他在河里指出“唱红打黑”更像是墨索里尼的做法。应该说当时他就在这个问题上和乌有之乡划清了界限。马前卒眼里的文革,当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应该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大量的自发刊物” 来推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有大量的 NGO 和媒体,就像颜色革命那样。此外马前卒从事媒体行业,他显然希望媒体的自由,这和他对文革的理解一致。

    马前卒也注意到了社会组织的动机问题。所以他主张从钱的角度来管理社会团体,例如让所有的 NGO、宗教组织什么的都必须实行注册会员制,活动的时候必须公布经费来源,而且只要有过半人数同意就可以解散并且平分会产。我个人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显然不仅朝廷不乐意,美帝也不乐意采取这个制度。

    不过抛开具体措施不谈,马前卒也依然向往革命。例如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就得到了他的称赞,让他认定民进党是左派。当时的自干五嘲讽太阳花运动是文革,这和他不谋而合。唯一的区别在于马前卒支持文革,因此他更得支持太阳花运动。同样的逻辑我想也适用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所以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支持乌克兰,反对保守主义的代表普京。

    1. 马前卒支持“民主”政治。

    马前卒表露对民主的支持,起源于若干年前某些城市群众因为环保的原因上街,不让城市建设化工厂。对此,自干五、工业党痛心疾首,公知们说朝廷没有公信力,而马前卒则认为这是由于缺乏民主。其逻辑大概是由于政府官员并非选举产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面对少数人的反对就退缩了。后来川普上任一年之后,我记得马前卒就说川普一上台“就做了这么多事”,当时应该是在赞叹民主的效率。由此可见他对美国的态度。

    1. 马前卒的目标是什么?

    马前卒若干年前和另外三个人合写了一本《大目标》的书,河里人应该多少看过。书里的大意是主张中国输出基建产能,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过上工业化的生活,从而让以西方为首的帝国主义无法再盘剥第三世界。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批评他们这是在宣传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据马前卒的一位合作者周小路讲是在冤枉他们,因为他们明明主张输出工业,让世界真正变平,这是在打倒帝国主义才对。而且该书着重强调了工业党的思维,但是反对军备竞赛,认为与美国庞大的武器存量搞军备竞赛毫无胜算。不如认真搞工业和技术升级。马前卒本人也对与美国军事对抗的观点嗤之以鼻,著名知乎网友山高县在发布了自己”入关学“的观点以后,有人问马前卒什么看法,他说”看都不看“。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具体解释过自己的想法。不过和《大目标》联系起来看,他应该是觉得军事对抗、军备竞赛显然都是帝国主义的做法,他当然不认同。而且据说《大目标》一书还有一部分稿子未能出版,里面是讲与工业党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为此他还得到了前四人帮集团朱 X 老同志的接见。我猜这部分内容应该是说在输出工业的同时输出工业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输出革命,建立新世界的主张。这种内容显然过不了审。

    此外最重要的是,他显然不认为本朝是那个有能力输出革命的政权。我记得他自己说过,要输出革命,那就得自己先信。你不可能输出自己没有的东西。至于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特色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因此,符合工业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他最期望传播的东西。他的思想和“入关学”主张的“不辩经”可谓争锋相对。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马前卒的一些印象。他的这几个观点串起来,应该是这样一种理念:

    工业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所在 (1),而市场经济是工业化的唯一法门(2),为了维持市场经济有效平稳运行,必须由强力的政府实行大刀阔斧的政策,比如说“社会化抚养”(3)。为了建立强力的政府,就必须由群众自由参加的革命实现民主 (4,5)。革命不能停留在一国之内,因为一国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对外输出革命,同时输出工业化,彻底终结帝国主义时代(6)。

    所以说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马前卒依然是那个从小地方来的热血青年,是那个向往着新世界的革命爱好者。但是我个人觉得马前卒的思路有若干自相矛盾之处。首先,他和过去左派思想的主要差别在于,他强调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这问题不大,因为其实列宁他们的“新经济政策”当年也是这么搞的。当时托洛茨基还对美国资本家说,苏维埃欢迎他们的投资并将保障他们的私有产权,即便革命在其他国家爆发了并且没收了他们的其余财产,在苏联他们的私有产权依然可以得到保障。可这种理念的问题是当年马前卒因为计划经济被放弃而对朝廷不满,说朝廷“不要社会主义了”,而如今他自己推行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东西。

    第二,他认为民主的美国是实现工业化的最佳制度,但是他所谓的民主,也就是那种代表大多数人铁腕政权,更像是是毛太祖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在美国人的字典里应该是叫做“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民粹主义”。他这种思路恰恰和美国强调制衡的“三权分立构成了冲突。我感觉马前卒对美国的称赞应该是拍到马腿上去了。

    第三,马前卒自居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普京侵略乌克兰他不能忍。但是自从中国有了互联网以来,美国侵略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一系列国家,制造了无数惨案,我也从来没见过马前卒像今天一样义愤填膺。这可以用他的工业党思维来解释。我记得他说过,工业化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在一次节目里,他还把印加文明的居民比做某种大型野兽,被西班牙帝国的数千士兵消灭了。所以说马前卒的应该是觉得伊拉克等国全是非工业国,其国民不是工业人口因此不值一提,但是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国,是工业国(前),是必须要予以同情的。美国侵略伊拉克等国,他大概觉得美国是在传播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是对落后国家的启蒙,对落后国家有大功,尤其阿富汗,他还在节目里面说过人口增加了上千万。

    第三点则纯属我的揣测。我认为马前卒设想的革命似乎应该是从中国开始的,这依据的很可能是列宁“帝国主义脆弱一环”论。我不确定他是否如今还这么设想,又或者他考虑没考虑过那个脆弱链条出现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可能性。

    总之,马前卒算是离开西西河已久了,我写这么一篇怀念文章,看能不能把他吸 引回来。

    网友评论:

    马督公其实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描述:"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拋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业党”的大部分主张无非如此。

    --

    马前卒是谁?

    秋七月 2018 冬十月 2020

    YCA 分裂后,正统派说道:“本站不认为马前卒是修正主义,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也不认自己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何来修正一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话,马前卒上网以来,从来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自称共产主义者),却多年谈论马克思主义话题乃至自领修正主义帽子,可谓诡异。我认为马前卒值得注意的三篇文章是:《良师原来在敌营》(2005 年)、《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 CCTV 的狗血连续剧》(2011 年)、《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2016 年),至于《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大目标》、《给“00 后”的唯物主义人类简史》,实在太长了,错误太多,阅读并不划算,而后来的《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同志是凡人》之类,更长,提炼观点更难。 下面讨论几个问题。

    一、不再是自由主义者后的马前卒是谁。

    秋火写道,《良师原来在敌营》“对中国当代史的评述,完全就是毛左的政治逻辑”,使用“官僚社会主义”这一香港托派发明词,怎么就毛左了呢?实际上马前卒这套叙述完全和托派兼容,而和传统毛派不一致。他后来认为“中苏过去那套的确走不通”,GPCR 呢?后来被马前卒发明为构造“工业社会制度”的运动。总的说来,在《大目标》之前,马前卒的政治面貌是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左派。

    二、“大目标是一本反动读物”。

    三、工业党。马前卒对西经和马经皆不感冒,大概是因为参与编写《刷盘子还是读书》的缘故,比较信服陈庆那套逻辑。这套逻辑发展下来,就是所谓工业党,有人界定工业党的核心主张是“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卢南峰),我认为是准确的,是工业党的出发点。至于马前卒后来的自我界定“我这个工业党,主要谈的不是工业技术发展,而是上层建筑应该主动去配合、去促进社会硬件的发展”则有避开生产关系变革的嫌疑。

    四、马前卒是唯生产力论者吗?答:马前卒实质认为中苏道路失败是因为没搞出一个好的制度(“适合工业社会的制度”),你还不如说他是唯制度论者。(顺便还可以批判一下《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这篇马前卒自称扯淡文章里的制度竞争论。)

    五、先锋队问题。有人说:“先锋队集权或曰先锋队专政,是马前卒这一派在理 论高度上的共识”(白头豕)。非常正确(其中“先锋队”不一定指列宁式政党)。但马前卒及马派 YCA(虽然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以马前卒为名的YCA)的意思其实是,当年大家就是这么干的。我很想知道说中苏“single-party dictatorship”有何问题,不过从未见人解释过。但是呢,哪怕“single-party dictatorship”这一概念不妥,曾运行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都是一党领导下的专政。

    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马前卒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极度模糊,马派YCA 是认为要搞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估计马前卒的真实观点与此相近,但明面上马前卒讲一些“社会主义未必不能兼容市场经济”之类的话。

    七、《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的根本思想是,马列毛无用,准确说来,是他认为“马列毛的 GM 方式不适用于今天”。马前卒给我的总体印象是,马前卒早就如此想了吧,从他接触老造、老左,混在左圈开始。

    八、马前卒的阶级背景及立场。马前卒 1981 年生于河北承德,2002 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是工程师、小生意人、新闻编辑。从前马前卒位于无产阶级上游,未来前途如何还需再看。通常,左翼认为工业党叙事是在通三统,更有人认为马前卒由此搞出的一系列观点是法西斯主义(我并未看得很懂)。不过,在写这个答案时,马前卒的知乎账号据说因为得罪佛棍挂了,看来其人还没这么重大的意义。至于工业党学说,目前也前途不明。

    九、如何对待马前卒。答:看看睡前消息和时评。不要过分严肃地阅读他的各种瞎扯长文和哗众取宠的言论。

    马前卒吧,从前是混左圈的。那天我们聚餐的时候,马前卒就讲到,有一天他去参加老左们的聚会,那些老造有的是刚从提篮桥出来的,老左们看见马前卒的反应是“嘿,来了一个年轻人”,这话令我印象深刻,也就是说,马前卒(至少曾经)是改开催生的新一代左派。

    马前卒也是中国第一代网民,当时在网络上和李宪源、萧武等是同路的,现在只能看到斑斑点点,几行残迹。然后是 YCA 的创办,当年的雄心壮志(社科方面的果壳网)如今也已消耗殆尽了吧。

    在这些昔日友人中,马前卒脱颖而出,混成了知名媒体人。然后呢,马前卒的理想呢?问就是工会是封建主义的抵抗方式、也许不需要列宁式政党、也许也不需要暴力 革命,问他有什么新办法,然则啥也说不出来,这样在左圈怎么能风评好呢。

    老办法是会撞得头破血流,还是大获成功,希望我们能看到那一天。

  17.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有些话真的是说的不想再说了:什么年代了还把女权污名化呢?

    好像妇女投票权也是女权吧,你要求取消妇女投票权吗

  18.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合訂本: 《小县城的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

    参考:https://2047.one/t/17639

    实际上他被拒签是合理的,收入低,非法移民有利可图

    他如果申请工签需要英国方面有人赞助,他肯定拿不到。

  19.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满洲人十大优点

    姨粉杀人:0

    普帝杀人:6位数到7位数

    拿普帝和姨学比那是太抬举姨学了,刘仲敬何德何能

  20.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为什么以前政府会放不同政见者出国?因为中共看透了人性的阴暗

    此言差矣,古巴卡斯特罗当局就选择放古巴人跑路移民美国,结果导致古巴被美国制裁整整六十年,相对经济水平从拉美第一降到了拉美平均。

    古巴裔美国人两百万,华裔美国人五百万,要是制裁中国六十年,中国至少得掉60%GDP,能无所谓吗?

  21.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做人争点气行不行,厌女症很光荣吗?

    有些立场存在的本身意义就是troll

    比如新纳粹

  22.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让哪些国家得利了?

    墨西哥或成最大赢家

    其实中美贸易战的真实教训是不要盲目追求规模效应,在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占了世界太大份额的时候世界经济稳定性就下降了,制造加工还是分散在多个地理区块比较合适。

  23.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盛雪评唐元隽

    盛雪是公众人物,发表在公共平台上,有什么问题?

  24.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在同一账号发表的内容越多,越容易被确定身份。

    为啥人家不能请示下老板,老板说同意就点是

  25.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满洲人十大优点

    不及普帝一条毛

  26.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满洲人十大优点

    没啥,知道啥是摩根索计划么

  27.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合訂本: 《小县城的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

    精准回旋标了,嘲笑完县城粉红之后就被英国签证部门嘲笑了

    至于那个赚粉红钱的,参考虎扑上那个”巴普洛夫实验“,2022年收入合计: 1215848.00元,已申报税额合计: 255165.59元。

    当然他大号不敢叫这个名字,粉蛆智商虽低但是没这么低,把他们当狗可不行。

  28.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满洲人十大优点

    刘仲敬的核心是解体中帝,诸夏只是工具,你讨论工具那么认真就是上了刘仲敬的当了

  29.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这么多人用“支那”这种词,是不是五毛在带风向?

    习共吹大国崛起,结果老百姓消费降级,普遍喊出不爱赵家人的国的口号,习共急了,然后在外网散布“反华支黑都是五毛粉蛆”的口号,试图把幻想破灭的中国大众拉回到爱国不爱党的状态中。

  30.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这么多人用“支那”这种词,是不是五毛在带风向?

    所以印度和大部分欧洲语言都叫中国为支那,是辱了吗?

    还是找俄爹吧,俄爹叫中国契丹

  31.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增加人生的宽度

    何谓“人生的宽度”,其实就是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比如去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旅行,接触社会三教九流,熟悉各类技术工具手段。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宽度”,则是对社会各界都有影响力,这个就很难得了,不光是自己的本事,也有运气因素。比如爱因斯坦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原子弹,而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开发,只是因为质量亏缺会变成能量E=mc^2,所以原子弹和爱因斯坦连上了。那真开发原子弹的费米之类物理学家呢,名气没法和爱因斯坦比,其他那些核物理的先驱,从伦琴到贝克勒耳到居里夫妇,基本上没人叫得上他们的名字。

    算了我们不求闻达于众人, 只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要求也不高,大概就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吧,中国十四亿人就是十四万人,只要你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读书不错,有能力读好学校,或者有钱去国外留学;有钱,能够支撑的起行万里路的路费,而且计时工资不错,支撑得起足够的假期用来旅行,你就能做到拓宽人生的宽度,去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体会风土人情,了解人间百态。

  32.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宝岛人锐评GFW(2008年老文)

    金盾的作用不是「封鎖所有消息」.

    封鎖所有消息是不可能的事情, 完全截斷對外的聯絡, 也是不可 能的事情. 在金盾之下, 你要連上外面的網站, 以及截取所有被 截的資訊, 都絕對可行的, 唯一的分別是你必須多用幾個步驟.

    也就是說金盾只是製造不方便而已, 不管你是用 VNC 連出來, 用 ssh 連上 BBS 再轉接, 或者是用多層的 proxy. 這些你都可 以越過金盾, 我也看不到有甚麼技術可以以合理成本將加密了的 傳輸解出來然後再檢查.

    資訊時代資訊強大之處是在於方便, 能夠快速的傳播, 快速的複 製, 你能夠直接的去取得你要有的資訊, 而且取得資訊的行為和 財政成本也低. 相比之下, 沒有網絡之前, 你想要別人知道有一 些東西存在, 是很困難的事情.

    金盾就是針對這一點的.

    只是製造不方便, 已經可以達成金盾想要達成的效果. 金盾並不 是讓資訊消失或者完全無法接觸, 但你必須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 步驟和代價, 也許這並不那麼複雜, 比方說, 用 ssh 連去外面 或者設定一個 VNC, 有多複雜? 不過能做這些的人, 並不是大部 份的電腦使用者, 如果能把這些「有害資訊」限制在某些要對電 腦更有認識的人才能接觸, 金盾已經成功了.

    金盾只是想阻截大部份沒興趣做那麼多手續的人.

    別少看那分別, 在網絡的世界, 即使一件事只要多三個步驟才能 實行. 就已經輸給一個步驟就能實行的事情, 舉個例子, 如果一 個部落格需要先 login 才能夠看內容, 那這個部落格人氣稀少 的機會就很大. 如果有一個遊戲要註冊才能下載, 下載的數量也 會因此減少, 除非那遊戲真的已非常盛名.

    很多有害資訊都只會順手拈來地看, 而不會特意找來看, 更很少 人願意為了找這些資訊看, 就做很多手續. 特別是在教育當中, 那些資訊本身已被教育為一些不認同的資訊.

    打個比方說, 假設中華民國是一個有金盾的國家, 你被教育至傾 向反共, 雖然你並沒有被教育成憎恨共產黨到非滅亡之不可, 但 你對共產黨沒有好感. 然後對岸有一篇文章, 是為共產黨護航的 , 可是你非得要用 ssh 連上去你才看得到.

    那, 你會故意為了看一篇為一個你不喜歡的人或團體辯護的文章 , 用 ssh 連上對方的站嗎?

    在 p2p 上分享「有害資訊」, 能夠比得上在討論區上方便嗎? 沒有互動, 而且訊息包裝成本高, 還要吸引人來看, 根本會看的 人就相當少. 而且一旦發現了, 要截斷來源也容易.

    你可以為了色情影片這樣做, 你可以為了喜歡的遊戲這樣做, 但 大部份情況下, 你都不會為了看一篇「想要改變你以往的想法」 的文章而這樣做. 根本這些「有害資訊」, 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 不會構成想特意找來看的動力. 雖然金盾很薄, 但對於沒有主動 動力的人來說, 已經足夠把他們擋在外面了.

    剩下來那些會主動越過金盾的人, 多數是技術人員和政治狂熱者 , 這兩種人大部份的情緒比較敏感, 性格也固執. 政治狂熱者之 所以是政治狂熱者, 是因為他們已經感染了某些政治立場和觀念 , 也就是說, 那是一隻有水的杯子.

    一般沒政治見解的人是空的杯子, 一旦接觸到外來的觀念, 被改 變的機會很大. 但已有觀念的人, 被改變的機會就大幅減少, 本 身就有一定程度的「外來觀念免疫」, 也就是說, 遇到和自己之 前不同的觀念, 改變自己的可能性很低, 想出理由去反駁他的可 能性就遠遠比較高.

    對於技術員, 則要留意網絡本身並不是一個保護弱小的地方, 他 們來到金盾外的世界, 他們以過去的知識和想法發表的言論, 在 一個主流意見不同, 而且自身數量上居於弱勢, 安全感就很弱, 而且外面世界的網絡使用者, 也一樣是參差不齊的. 我並不是想 含沙射影, 但是針對個人身份(例如大陸人)就直接攻擊, 而不分 青紅皂白, 或者不體諒對方的理念雖然有一半不相同, 但有一半 部份是相同的.

    大家為了那一半的不同, 就跑去人身攻擊, 圍堵, 排擠那個人的 話, 那些人就會產生「外面的世界也不過爾爾」的錯覺, 當然, 你可以說這根本就是精神脆弱, 但大家都是平凡人, 有多少人不 希望自己先被體諒, 能夠橫眉冷對千夫指? 說得白一點, 對方支 持民主自由, 不支持你支持的A黨, 那你即使也支持民主自由, 卻把他當成敵人, 那對方又有何感想?

    遇到這些文化差異導致的不良對待, 最後對外面產生反感, 也恨 屋及烏的連同對外面的理念也產生反感. 當然, 其中會有些人學 會了怎樣跟外面的人相處, 並能接受文化衝突, 但這些需要很好 的修養, 這種數量是相當少的.

    把人用技術門檻, 操作方便程度的門檻, 用使用者種類的門檻, 再用使用者質素的門檻, 四重過濾之後, 會因為「有害資訊」而 產生甚麼變化的人口是幾何性的縮減.

    只要把這些人的數量控制到那麼少, 剩下的這些漏網之魚只要單 純打為「激進派」, 「異類」, 如果在一個全世界女人要包著臉 的社會, 你即使主張女人不應該包臉, 你也會被打成激進派的.

    這才是金盾的用途, 就像保護性關稅並不是禁止輸入外國的產品 , 只是讓這變得成本高昂, 同樣, 金盾是資訊的海關. 並不是完 全禁斷外國的資訊, 只要把成本提高就可以達成保護本地的理念 宣傳的目的.

    這句話我是漏了說的, 對. 雖然我不說是甚麼秘密警察, 那是否存在 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先要在大家的心理上, 製造出一種恐懼, 草木 皆兵的心理, 有金盾存在,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言論有沒有被審查 過, 結果大部份人都會假定自己可能會被審查.

    最終達成的效果, 是自我審查, 產生一種恐怖的心理. 這樣的效果比 起實際的審查大... 網絡的資訊量這麼巨大, 電腦又這麼笨, 全部的 審查是可行的嗎? 絕對不可行, 甚麼關鍵字, 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高調的暗示自己有審查, 只是一種殺雞警猴的手段, 讓每 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有被審查的可能性, 這已經使很多人不願意或者減 少了發言的想法.

    恐懼把審查的效果誇大了百倍, 秘密警察是否存在不重要, 只要大家 認為他是存在的, 那就已經達成存在的效果了.


    注:金盾的主要功能是阻挠你访问外网服务,而网警的主要目的是抓获你传播使用非法信息,审查是阻止你传播非法信息,三者各司其职。

  33.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月是异邦明

    张中行

    我不是连月光也是外国的亮派,可是实事求是,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或在某一方面,外国的什么确是值得效法,至少是参考。说效法,参考,不说买,是想把谈论的范围限定于唯心,而不及唯物。说到物,大如汽车,迫奔驰,小如饮料,追可口可乐,甚至纯土而不洋的,包装上印几行洋字,档次就像是提高了不少,总之是已经有口皆碑,再说就等于颂扬人活着要吃饭为真理,将为三尺童子所笑。而说起唯心,我这里断章取义,是指对于某种事物,我们怎样看,或更具体些,怎样评价,还苦于范围太大。应该缩小,即指实说。可是有困难。困难之小者是千头万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川难还有大的,是事不只关己,而且及于古往今来的大己小己,说,求明确就难免是是非非,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但是还想说,怎么办?只好多叙事,以求因事见理。此开卷第一回也,宜于说说想说的因缘。也不好过于指实说,是近一个时期,见了一些什么,闻了一些什么,旧的胡思乱想之习不改,于是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事,想到理,想到希塑,想到幻灭,想到幸福,想到苦难,想到明智,想到愚昧,终于想到难难难,心电不免有些凄惨,古人云,情功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统统写出来。内容过杂,但也有个主线,是小民,数千年来,为求幸福,至少是安全,曾经有多种想法,这多种想法中有泪,也有理,可惜这理,并不容易明,所以还值得深入想想;如果凭己力想不明白,那就学玄奘法师,到异邦去取点经也好。

    也是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小民也是人,因而也就乐生。生有多种,专由苦乐一个角度看,有人很苦,如缺衣少食还要受欺压的小民;有人很乐,如帝王。苦乐的来源,可以是天,但绝大多数来于人;因为天灾是间或有,而且天塌砸众人,受害而心可以平和;人祸就不同,而是强凌弱,众暴寡,无孔不入。受人祸之害,苦而心不能平。不平则鸣,是韩文公的高论。这论其实还应该有下文,是一,鸣必元用,因为人祸来于力(绝大多数来于权)不均等,鸣不能改变权的不均等状态;二,也是由于权不均等,有权者可以使元权者不敢呜(用刑罚之类的办法),甚至不能鸣(用垄断报纸、电台之类的办法)。而苦和不平则如故,怎么办?理显而易见,是求有某种力,能够变不平为平,或说得实惠些,来保障安全甚至幸福。这某种力,究竟应该是什么,如何取得,问题过于复杂,或者说太大,不好说;只好避近就远,或说数典不能忘祖,由高高的说起。

    最高的,依旧的常识,是天。天,圣贤怕,所以说“畏天命”;帝王也怕,所以要定时祭祀,祭祀之前还要斋戒。如果天真能主持公道,维护正义,人间的不平,以及由不平而来的苦难,就可以没有至少是减少了吧?小民是这样希望甚至进而相信的,所以总是欣赏这样的话“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天之所助者,顺也。”(《易经·系辞上)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但希望总是希望,事实呢,大量的循规蹈矩的小民还是备受苦难,不少杀人如麻的在上者还是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寿终正寝。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就是在古代,也还是有“天道远,人道造”之叹。

    不信天道,有另想办法的,如苟子作《天论》,就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还有表示痛心的,如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说“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撑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抵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尔朱)兆者,蜂目材声,行穷枭猫,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虚,实,难证,但总是远水不解近渴,又语云,得病乱投医,于是,放弃天道也罢,半信半疑也罢,而幸福和安全是迫切的,所以不得不另想,或兼想别的办法,其性质是娘娘庙烧香不灵,只好转往太上老君庙,或呼天不应,只好降雨图实际,呼人。

    这办法是许多人想出来的,但可以推孔孟为代表,因为信得最坚,喊得最响。办法是什么呢?是求高高在上者能够行王道,或说施仁政,爱民如子;小民的所求是明确的,用孟子的话说是“养生丧死元憾。”这仁政的办法是在实况制约之下想出来的。实况是有权元限的高高在上者,而在上者,因为权元限,就可以英雄造时势,甚至一张口就举国震动。以这种情况为背景,不只孔孟,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相信,“如果”在上者乐于施仁政,小民就可以福从天上来,一切与幸福、安全有关的问题就都不成问题。施仁政是老话,新说法是贤人政治,这就会引来两个新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在上者必是贤人;二是贤人的所想(女口太平天国要求小民拜天父天兄,然后分住男馆女馆),万一与小民的所求相左,怎么办?前一个问题更大,只说前一个。

    准情酌理,如果不贤,最好是换一个。可是不要说做,有几个人敢这样想呢?剩下的唯一办法,也是孔孟一再用的,是规劝加利诱,如孔说“先之,劳之”,孟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规劝;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孟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诱。可谓煞费苦心。而结果呢?理论上有两种可能,采纳和不采纳;而实际则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事实正是这样,如孔孟奔波了半生,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只能还乡,或授徒,或授徒兼著书。今天我们看,孔孟的办法,本质是乞怜,形态是磕头,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孔孟的悲哀。也是其所代表的小民的悲哀,寄希望于天道,无所得,转而寄希望于(大)人,同样是一场空。

    但是又不能不活,而且难于放弃奢望,幸福,至少是安全。于是只好再下降,或说变兼善天下为独善其身,具体说是寄希望于清官或好官,以求小范围之内,变欺压为公道,化不平为平。歌颂好官,推想应该是从有官民之分的时候开始,因为官是既有权又紧压在头上的,通例必作威作福,损民肥己,忽而出个例外,从小民方面说,以为送来的是棍棒,却是面包加果酱,怎么能不喜出望外?怎么能不焚香礼拜?其实还不只小民,即如太史公司马迁,不是也在《史记》中辟地,为一些循吏立传吗?等而下之,古今多种笔记,也是对于这种例外的官的嘉言宣告行,元不津津乐道。小民不能写,甚至不能读,但盼望有好官则更为迫切,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于是应运而生,就有了不少好官的传说。其中最显赫的是宋朝的包拯,因为小民敬爱,尊称为包公。其后还有个明朝的海瑞,也许因为晚几百年吧,却没有高抬为海公。

    专说这位包公,舞台形象必是小民想望的,黑脸,表示铁面元私;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探阴山,威风扩张到阳世以外。最-让小民感兴趣的是只管公道而不管势力,所以如陈士美,与公主(相当于今日之高干子弟)结婚,也竟死在侧刀之下,为小民群里的秦香莲报了仇,雪了恨。真的包拯是否有胆量这样干,我们可以不管,姑且假定袭盛戎表演的就是真的,就是说,世间真有这样的好官,我们应该怎样看?一言难尽,只好多说几句。以一思、再思、三思为序。一思,我们应该与小民同道,说包公是大好人,值得钦敬,所行之事值得感激。再思、呢,问题就复杂了,只说一些牵牵大者。其一,宫是更大的官(包括最高的那位帝王)委派的,他好,也不能不具有两面性,即一只眼肯往下看,另一只眼不能不往上看,而眼往上一扫,爱民的思想和措施,还能保持多少,也就大成问题了。

    其二,要请数学家帮忙算算,包公式的官,赃官沈不清式的官,在所有的宫中,究竟各占百分之多少?总不会包公占绝大多数吧?那么就来了其三,依概率论,比如父母官是包公的机会只是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小民的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其四,靠官,官有权,他可以给你面包加果酱,也可以给你棍棒,除了听天由命以外,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给你的必是面包加果酱,而不是棍棒?其五,这种歌颂包公式的好官,自然是因为苦难过多过深,渴望解倒悬的心情过于迫切,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样说,我们就应该看到,比如陈士美被侧之后,人心大快的背后还藏着东西,是小民的长时期的普遍的深重苦难和元告,或说得形象些,泪水。还可以三思,是盼好官,歌颂好官,正如上面所指出,追问本质,是乞怜,表现的形式是磕头。我们现在标榜民主,乞怜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又,歌颂包公,不管包公如何秉公爱民,究竟还是官治。官治与法治也是背道而驰的。还可以想得再深些,如果民真能主,真依法而治,官好不好就关系不大,因为不管你心地如何,总不能不依法办事,否则民有力量让你下台,法有力量让你走进牢房。所以再推而论之,颂扬好官就正好表示,民未能主,法未能治。

    话像是扯远了,还是转回来,说小民为了幸福和安全,寄希望于好官。这条路也难通,怎么办?只要还活着,希望是万难割舍的,只好另找寄托之地。古圣有云“人心惟危”,那就向和尚学习。近的此岸不成,干脆远走高飞,寄希望于神异的彼岸。就是说,靠人不成,只好求鬼神帮忙,主持公道,为有冤者报仇雪恨,前如《太平广记》,后如《聊斋志异》一类书,记因果报应的故事,真是太多了,都是这种希望的反映。这种形式的报仇雪恨,主角有强者,如李慧娘,是成为鬼后自己动手报。绝大多数是弱者,靠神鬼代为动手,如关公一挥青龙僵月刀,坏蛋人头落地之类就是。

    雷劈也应该算作这一类,因为劈死某人是由神决定的。关公挥刀,雷劈,都是现世报,痛快,解恨。可惜不常见,即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比如判窦娥死刑的那个坏官,虽然六月降雪,却没有说他受冻而死。有遗憾总是不快意的事,于是退一步,放弃亲见而满足于耳闻,甚至推想,是阎王老爷铁面无私,判官有善恶清楚的账,欺人太甚的坏蛋躲过生前,躲不过死后,必上刀山或下油锅,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也。这想得不坏,可惜的是,许多压榨小民的人还是腰缠万贯,到林下享清福去了,关公和雷公并没有管。至于死后,更加可惜,报应云云只是传说或推想,谁也没见过。

    到此,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一切己身以外的善心善力,作为小民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就都成为画饼。剩下的真饼只是苦难,因为力或权不均等,自己总处于少的那一方,就难得摆脱这种困境。但还想活,怎么办呢?只好再退,用祖传的最后一个法宝,忍加认命。不问青红皂白,上堂重责四十大板,回家自己养伤,是忍。忍是心中有怨气而口不说,自然就更不会见诸行。但怨气终归是怨气,有违古圣贤不怨天、不尤人之道,总之就修养的造诣说还得算下乘。上乘是认命,即相信苦难是天命所定,或前生所定,命定,微弱如小民,又能如何呢?这样一想,也就可以释然了。这最后一种办法,表面看,不高明,因为是变有所求(求天道,求仁政,求好官,求鬼神)为无所求;可是用实用主义者的眼看,且不说高明不高明,总是最靠得住,就是说,靠天道、仁政、好官、鬼神之类,都会一场空,忍加认命就不然,而是必生效。也就因此,从有官民之分之日起,小民总是以这妙法为对付苦难的最后的武器,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也就居然能够活过来。

    忍加认命,是承认有苦难。元论就理论说还是就事实说,苦难总不是可意的。所以要变,或说要现代化,话不离题,即应该想办法,求小民幸福和安全的没有保障,成为有保障。这不容易,因为,如土面所叙述,几千年来,小民想了多种办法,并没有生效,至少是不能保证,哪一种办法必能生效。看来,祖传的办法是行不通了,应该改弦更张。这是一种想法。但也只是“一种”想法,因为还有不少人(确数只有天知道)并不这样想。证据是电视中所见,如《无极之路》,仍在颂扬好官;还有推波助斓的,就我的孤陋寡闻所见.是会写旧体诗的,写成组诗,在报刊上助威。恕我重复上面的话,对于现代包公式的好官,我同属下的小民一样,认为既值得钦敬,又值得感激。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所以,根据上面对于寄希望于好宫的分析,我总认为,歌颂包公,歌颂海瑞,元论就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

    现代化,不只应该要求不再有无告,也应该要求不再有有告,因为,如果幸福和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就不会有强凌弱,众暴寡,也就用不着告。这是个理想,如何实现呢?道理上容易说,也是上面提到,举国上上下下都首肯的,是变祖传的乞怜为现代的民主,变祖传的官治为现代的法治。祖传青毡,王献之舍不得,历代传为美谈,几千年来的想法和生活体系,变,又谈何容易!所以元妨昕昕鲁迅先生的劝告,暂且放下经史子集,看点异邦的。我当年盲人骑瞎马,在书林里乱闯,也看了些异邦的。专说与小民苦乐有密切关系的治道,有些书的讲法就很值得我们炎黄子孙三思。可举的书不少,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中译本,为了简便易行,只举近在手头的两种。一种是法国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一九七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此书还有清末严复译本,名《法意》,不全)。几乎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讲三权分立的开山著作,其主旨是,只有分权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

    孟氏是十八世纪前半的人,书应该算是老掉牙了,但西谚有云,书不像女人,老了便不成,所以还是值得热心于歌颂好官的诸公看看。看,是看靠法不靠官,他是怎么说的。自然未必有取信于一切人的说服力,总可以参考参考吧。再举一种半老而未掉牙的,是英国罗素在半个世纪前(一九三八年)著的《权力论》,一九九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友三的中译本。这本书量不大,主旨很简单,是一,权力是怎么回事以及表现的各种形式;二,容易滥用与可怕;三,如何节制。同《论法的精神》一样,其中所讲,我们未必尽信,但总是值得参考。

    值得参考,是因为,其一,他们所讲,是我们的经史子集里不讲的,只是为广见闻吧,也应该看看。其二,在生活与治道的大问题上,我们一贯是寄希望于善心,结果所得是画饼,而仍想活,并活得如意,就应该看看人家不问善心,在权上打算盘是怎么讲的。其三,人祸的苦难,绝大部分由权来,我们乞援于善心而想不到如何对付权,是空想,人家实际,如果所想对了,井有办法,就会使画饼变为真饼,实惠,为什么不尝尝呢?总之,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外国的月光也还是可以去看看,所以取古人什么什么与朋友共之义,希望有些人,于歌颂包公、海瑞之暇,也找这类书看看,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后想想。

  34.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大漠风云--近代蒙古秘史(图文连载)

    一月来一发,文盲笑哈哈。今晚主角,最熟悉的陌生人,北方邻居好安达。

    帖子跨度比较长,小熊精力耐心有限。不分什么内外蒙此类概念,就按三部(漠南,漠北,漠西)三线同时展开。

    简而言之,截至清末,漠西在俄国帐中,漠北和漠南则在清朝名下。和各自宗主国的关系状况都近似,一句话,日常客气客气,纳税意思意思,征兵讨价还价,大体马马虎虎。

    最先出现异动的根源何在,清廷新政,推行蒙地放垦。也就是移民实边,跑马圈地那套。这当然引起当地社会阶层恐慌。尤其是在漠北,一想朝廷对漠南那些有姻亲的盟旗都下得去手,何况是对向来疏远的自己。离心力上升,转向沙俄。期间各种运作(同理,在康区的改土归流,湖广的铁路国有都是革命的触发因素),辛亥年先后爆发,汉藏蒙纷纷和清廷决裂(其实是被八旗子弟加强中央集权政策给逼得)。

    说回漠北,推举活佛即汗位,独立是最早的,比炮哥当临时大总统还要早三天。接下去问题,各自建国之后,想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蒙藏都没做到。点解?幕后老板,也就是俄英作梗。俄英目的是使蒙藏脱离清廷,进而成为自己的卫星国。而不是成为真的独立国。如果这真让蒙藏自主,获得国际承认,其他大国就会借建交纷至沓来,俄英的独食就吃不成了。蒙藏没法走上国际舞台,只好彼此承认,自娱自乐一把。关键还要看汉地是什么态度。

    汉地两种命运选择,南孙还是北袁。如果是南孙,那就民族主义建国,如果是北袁,那就是国家主义建国。二者有何区别?如果是前者,和清廷之间属于逆袭,没有法理继承关系,若是后者,则是顺承,有法理继承关系。

    文盲会问,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区别何在,再明显不过,你老娘和你老婆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救老娘,就是民族主义(血缘亲情),救老婆,就是国家主义(虚幻爱情)。若是问小熊立场,维尼不在乎空洞的主义,而在意实际的制度,反对单一制,支持复合制,若是多族要联邦,若是单族要联省。

    汉地结果出来,北袁上位,顺承了清廷的法理主权疆域以及各种条约等等,对蒙藏提出了回归要求。两场谈判,西姆拉没谈成,藏英要价太高,高度自治加大藏区,袁世凯一是背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二是也没法落实,因为里头涉及到滇军川军马家军这些他管不到的地方军系。恰克图谈成了,英国牵线,在默认沙俄经济特权的前提下,让漠北主权回归。具体办法,谈判代表前驻法公使孙宝琦仿法国和摩纳哥例子,漠北成为民国属下自治的君主国。

    让漠北取消独立,大汗肯吗,自然不肯,中英俄背着蒙古,居然就把事情定了,当本大汗是什么人,充话费送的吗。不但不回归,还要南下牧马,兵进漠南,势头很猛,漠南44旗,有37旗起来相应,北洋军各部迎战,居然还打不过人家。还好,不久后一战爆发。俄国援助中断,圣人云,有钱约炮,没钱撸管。没卢布了还打个毛线。北洋军反攻。乖乖签了协议,取消独立,做东方摩纳哥了。

    一战期间,蒙古三部状况,漠西履行封臣军事义务,跟着沙皇参战去了,漠南比较悲催,上回响应漠北,结果兄弟掉链子回家了,把自己留给北洋军,各军头纷纷抢占地盘,瓜分漠南,牧场改农场,怎么办,不甘心的转而依附日本,以待下次时机。而漠北大蒙古梦做不成,而沙皇与袁世凯也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暂时也无心管他。在家没事,如何消遣,僧侣和贵族自己斗起来了,今天我请你喝断肠酒,明天你扎个人偶念经咒我。芒果台三流宫斗剧的戏码频繁上演。

    蒙古博格达汗国大汗VS中华民国总统 二位内在有共通性,一个是活佛变大汗,一个是总统变皇帝,最终结局都很悲催。这说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必就是好事。同期在满清政治废墟上崛起的蒙汉藏三大领袖,只有藏地的13世法王,懂得过犹不及道理,得意时便收手,没走登顶之路,最终得以善终。道行高啊。

    一战后,二战前,蒙疆有何大事。三蒙一统。乘着沙俄崩盘东风。欧亚大陆蒙古各部汇聚一堂,筹建大蒙古联邦。推选时布里亚特,库伦等大宗相持不下,最后结果是选小宗,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召活佛,内齐托因八世当选蒙古联邦总统。对蒙古民族主义来说,这是历史性重大事件,但在国际上,巴黎和会压根就没把这当回事,背后真实推手是苏俄和日本。因为要在日苏共同对手高尔察克腹部插上一刀。

    说回蒙古联邦政府,内部多轮火并。活佛总统决定转进库伦。结果一去不回头,摊上大事了。库仑变天。前文说过,一战期间,库伦内部僧侣和贵族内斗。贵族输了,决定向宗主国北洋政府求援。本来是好事,可以加强驻军,获得司法裁判权,护侨等等。但是去偏是妄人徐树峥。妄在何处,他不是顺取,而是乱来,取消自治,幽禁大汗,枪毙总统,拆毁庙宇,跑马圈地。搞得鸡飞狗跳,蒙人离心。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胡闹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本有府院沟通,政治协调的机缘,民初政治本也是可以走上正轨的。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最后导致府院之争,开启之后一系列历史乱局。

    这路人,从心理学上就是所谓典型剧场型人格。打个比方,大伙去登山,有大路,索道各种安全选择。可团队里的人来疯有表演欲,偏要建议走后山荒道野径,最后百分之九十九的驴友野外遇险,都是这路货色的闹得。

    佛云,种因得果。瞎搞之后必是报应不爽。蒙古人不堪忍受,求援于白俄雇佣兵。恩琴男爵带兵入库仑攻击皖系留守部队(老徐本人主力在直皖大战中,已被吴佩孚击溃)。留守部队已陷绝境,还不自知。老兵团团长高在田还想等新兵旅旅长褚其祥战败,自己好取而代之,结果双双败于恩琴男爵,而援军奉系张作霖此时还不知在什么地方摸鱼,大汗复位,二次独立。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民党勾结苏俄下山摘桃子,恩琴寡不敌众,也出局了,大汗被逼三次独立,沦为蒙共傀儡。最终结局是和数万僧侣神秘消失,大家懂的。

    经过20年代一系列事件之后,漠西漠北进入苏俄掌控,接下来老套路了,清洗肃反集体化大饥荒古拉格等等,简而言之,欧亚蒙古各部总共不到百万人口,短期非正常死亡十余万。

    20年代以来,蒙疆舞台上的那些风云人物们,徐树峥(丧失蒙古民心的罪魁祸首),恩琴男爵(服务于沙俄军中的德裔贵族),苏赫·巴托尔(蒙古列宁),乔巴山(蒙古史大林,各方面的确相似,史大大不是俄国人而是格鲁吉亚人,而他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达斡尔人,也就是乔峰后裔,契丹人)。

    至于漠南,只有一件事值得提,30年代百灵庙之战。四个后果,蒙古德王输了,在日本心中地位下降,只给自治邦规格,比溥仪还差。傅作义赢了,从旁系杂牌军被抬举到准嫡系,开启北平王之路。日本因为冯玉祥部将出身伪军的王英战斗表现不佳,决定在日后对华作战中不以伪军为主力先锋。这些都非重点,最大的要害是诱发了西安事变。

    点解,常恺申战略,中央军在后,逼迫阎锡山和宋哲元在绥远做了一出攘外的好戏。随后照方抓药,中央军西进潼关,力压张杨做一出安内的好戏。可这触发了小六子心结。小六子想的是三位一体,背靠苏俄作西北王。所以决定不按恺申的既定剧本走,反过来上演自己的剧目。但小六子也有没想到的地方。幕后制片投资方莫斯科的利益所在,是要有人在远东牵制日军北进,通过百灵庙之战,莫斯科认为常是有潜质的。而常若有事,会导致南京政府中何应钦接班,何是亲日派,何继位,中日亲善。日军就会腾出手来北进,那莫斯科利益就会受伤害。所以莫斯科逼小六子放人。这才是和平解决的原因所在。至于日后小六子终生不回头,那是因为当初岳不群趁他不在,怂恿奉军少壮派发动二二事变,做掉了奉他之命看家的王以哲,岳不群图谋控制奉军,还想借拥他之名,激怒南京,借军法大审之刀送他归天,彻底把奉军收为己用。小六子这才看穿了一切,终身不肯回头。

    说回漠南,无话则短,东部归了溥仪,西部归了德王,其余部分被沿线马家军晋绥军华北各游杂武装瓜分殆尽,彻底碎片化了。

    二战期间,三蒙归属异常分明,漠西加入德军,漠北加入苏军,漠南加入日军,给为其主,各为其主,手足相残。

    看图,各阵营中的蒙古军人们,大意是德军16师的某位德国元帅视察新组建的蒙古卡尔梅克骑兵,还有苏军中的蒙古人,还有海军,这么神奇?日军中的蒙古兵等等

    楼主 沙梨熊 发布于 2015-05-01 07:00
    但到了战后,同为轴心国附庸,命运却是不同,漠西的卡尔梅克各部被斯大林秋后算账,流放古拉格,各种悲催。而漠南却不同,日本投降第三天,内人党各路神仙就跳出来了,改旗易帜,建立内蒙人民共和国,而且要求与漠北合并,完全不理会常恺申的感受。决定权在谁的手上,史大大。

    两点,其一 没同意漠南漠北合并,因为顾虑漠北的乔峰会因此骄纵难驯,影响到苏俄对漠西的直接控制。其二 扶植漠南乌堡主坐大。名义上让他挂靠在任我行名下,实际上压迫任我行把民国以来已拆分的漠南各盟旗全部吞还,乌堡主一统漠南,实现了当年德王的心愿,此后乌家堡红色保密电话直挂双线,一是莫斯科,二是岳不群,其他诏令一概不听。史大大这个套路,自己是红色皇帝,漠北乔峰,燕京任我行是属下两个国王,而漠南则是自治公爵领,红色公爵乌堡主是他的直属封臣,公爵领问题一直要到革兴元年,任教主派滕海清强势插入漠南,才得以解决。

    战后乔峰还有个大问题,就是漠北地位的国际承认问题。战争期间,日苏默契,满蒙互相背书,但这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战后还得解决合法性问题。怎么办,压迫常恺申。常公听从万岁将军张治中的建议,一北换二北。也就是苏俄承诺,在东北不援助三虎,在西北不支持东突,作为政治交换,中方得愿意承认漠北人民的自由选择权。议成,漠北马上运作全民公决,走个形式而已,南京随后承认漠北独立。乔峰独立还不满足,还进攻北塔山,想再多捞点。结果碰上马家军,骑兵打飞机,一连破二团。要不是红色卧底万岁将军再度圆场,大事化小,那演变成国际热点,花旗国就会被拖下水,摸摸凯申,萌萌达,可惜多好的机会就此错过,又上了卧底的当。

    民国38年之后,常公转进台北,任我行入主燕京,又再签了一遍耻度更大的同意书。为什么要说又呢。上文说过,政权交替两种方式,顺承还是逆取。顺就是继承前朝,那些旧约自动续约不用重新来,逆则是你自认为新,和前朝没有法统上的交接关系,所以旧约要翻新,想认的再签,想废的赖掉。话分两头,常公那里,开始走司法途径了,去国联提出控苏案,苏俄毁约在先,在东北和西北没有兑现承诺,等于大合同作废,里头的小附件,当然也自动作废,这在法学理论上是通的,所以,漠北法理回归民国,版图又是秋海棠了。

    兜了好大个圈,乔峰在国际法上还是不被承认的。想办法入联。几次去都被常公一票否决给挡住了。怎么办,幕后运作大联盟,华约和非盟联手,让漠北和毛里塔尼亚塔尼亚打包入联,常公自然不肯,但是花旗国不想得罪毛里塔尼亚,因为,阿毛有双重身份,首先是非盟黑蜀黍,花旗总统国内有尼格选民群体,为了自身选举利益不能得罪,其次阿毛自身还是个小绿绿,中东一票绿蜀黍大财主亲戚,都是花旗总统的大金主,也不能得罪。只好反过来压迫凯申。常公好心塞,友邦非友,义兄不义,合起伙来欺负伦家,欺负凯申扎不起双马尾,汝等宵小就可以罔顾国际正义了吗?

    怎么办,干脆连开会表决都不去了。点解,其一是面子,其二是留法律后门,如果去,不管投什么票,法理上最终都意味着知情且接受会议表决结果,缺席则不同,法理上非事前知情同意,则可以单方面不承认大会决议。这样就为日后翻案,埋下法律上的伏笔,聊胜于无,总比弃权好多了。

    华邦三星,在国际上各有封号,台北是缺席专业户,燕京是弃权专业户,为何不体面的缺席,反而出场去丢人呢,因为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奥秘在于自称唯一合法代表,所以逢会必到成为彰显自身存在性重要手段,这才是核心价值关切所在,至于弃权在颜面与法理上会造成长远的利益损失,对负责任的大国来说那算个P啊。还有一个欠费专业户。李家坡,经常拖欠国联下属某些委员会会费。没钱吗,有钱,故意不交,不是吝啬,是高明。因为经常有涉及燕京台北正统性,绿蜀黍纠纷关系的各类表决会议,他身处两岸之间,又在一片绿海之中,这种高度敏感的事情,无法明确表态,怎么办,欠费就会停权,停权就不用投票,合理的逍遥围观就是最好的选择。

    说回漠北,总算被国际承认了,至于台北一直要到政党轮替,才最终承认漠北政权。要是如今还有国家主义者痛心疾首,说该怎么办,法律上无非3条路。其一 漠北自愿回归,其二 不承认任我行与水哥的合法性,延续常公父子当初缺席留下的后门,提出法理宣称权,运作新的会议表决,从而推翻当年漠北入联的那个决议。其三,伪造宣称权,首先宣称自身是新朝,承继的是历史上某个朝代法统,例如以山海经为证,说大禹治水那会儿,漠北就是你的,然后去联合国开个新提案,通过的话,原先那个入联决议自动作废,地就回归了,但人不是,他们就属于无国籍人口,要搬走。以上小熊只是普法教育,让FQ开森一下,实际上,每条想实践都似天方夜谭。

    言归正传 以漠北为主线展开,话说乔峰暴毙之后(两种说法,党史说是病死,野史说是被莫斯科毒死),库仑是何局面。八个字,群雄并起,一夫独赢。他的秘书泽登巴尔独掌朝政30年。缘由何在,秘书大人是苏俄的上门女婿,在莫斯科朝中有人好作官。他主朝纲期间,平均每3年就要打一次反党集团,也是个狠角色,唯一比前任老板厚道些的地方在于,他不要命,喜欢流放对手。这类做法搞上30年。直到八零年代中期,身边硕果仅存的老队友们,实在受不了煎熬,趁他不备,开特别局会,废黜了他,赶巧莫斯科也是新老交替,没像往常一样力挺他,这回没戏唱了,只好带着全家去了莫斯科养老。全家福,蒙古人在30年间,居然要拜个毛婶女王,也是醉了。

    此后数年,朝中元老圆桌会议集体领导,没想到祸从天降,人民党克星闪亮登场。额勒贝格道尔吉 出身牧民家庭,是家中幺子,文青穷屌一枚,高中毕业,没钱深造,只好去矿上开挖掘机讨生活,之后应征入伍,在军中爱舞文弄墨,投个诗稿什么的,一来二去被大老粗的营连首长看中,当了个文艺小干事,也是机缘巧合,又公派俄国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回来后去军报作了小编。赶上大奇迹年。蒙古作协例行开年底文艺座谈会,他消息灵通,说了些关于苏俄改革之类的风话,结果当场被作协领导痛斥,但台下听者有意。在座有几个文艺青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会后请让他去蒙古大学作报告。开始只有寥寥13个听众,后来人数增多,场子炒热,讲座办了半个月,走出校园,到了街上,之后大家懂的,他是精神领袖,骨干就是13太保,现场名言 珍惜历史,拥抱自由,振兴民族。

    闹到来年正月,又有重量级人物加入。卓力格出身名门,爷爷曾是高干,死于乔峰肃反,爸爸是德高望重医生,外公是俄国著名地质探险学者,妈妈是俄国电影明星。本人是大学讲师,蒙古国际象棋协会主席。根红苗正,年轻气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广场上,消息满天飞,压垮人民党最劲爆的消息来自俄国杜马大嘴巴议员,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接受花花公子专访,透露俄国有意把蒙古作价卖给燕京,换取外汇解决经济危机。群情激愤,眼看失控,压力抛回给人民党。关键时刻,清场还是不清,一把手,巴特蒙赫,于公是效法紫日,要留千古美名。于私是不想做齐奥塞斯库第二,仆街收场。于是也来了句名言 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红旗落地,不忍直视。行文至此,请允许维尼做个悲伤的表情,上个洗手间舒缓一下心情先。

    楼主 沙梨熊 发布于 2015-05-01 07:06
    蒙古国民没有忘记这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大大,立像铭记,还有一位立碑则是当时的场外英雄,卓力格。蒙古人的格调还是蛮高大上的嘛

    楼主 沙梨熊 发布于 2015-05-01 07:14
    之后历史发展,议会制,过渡期,私有化等等不罗嗦了。比起中亚那些来说,好就好在是议会制,没有总统制那样容易被翻盘。原理何在,以前讲过联赛与杯赛的区别。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选举制度关系,人民党廋死骆驼比马大,屡屡上演明明票少,却能占据国会多数议席的乱象。其实和香港立法会选举建制派的奥布如出一辙(旧式全票制,例如万人选区选十个代表,那需要发给每个选民10票,选民可自由把票投给1~10个候选人,总共十万票,民主党得6万,人民党得四万,前者自由散漫,前3位共拿5万票,还有1万票剩下7个人分,后者组织有序,配票平钧可以保五争六)。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地方势力崛起,例如地方宗族角头可以确保在自己的小选区稳定当选。

    旧敌和新贵每每都能入主国会,或是主政,或是杯葛,各种愉快的玩耍,而民主党就算有时能获得相对多数,也无法单独组阁,不得不屈就联合组阁,看各方脸色,如此一来,远大复兴进步文明理想就不能顺利实现,

    20年间,精神领袖额勒贝格道尔吉在总理之位三起三落,更是遭遇离奇车祸,险些挂点。而蒙古之子卓力格更是因为秉持清廉反腐之志,在被推选为总理接班人的前夜,在家中被刺,身中16刀,而凶嫌据说只是为了从他的冰箱里打劫一瓶酱油而已。太惊悚了,维尼决定了未来若有那一日,小熊身边至少要有一个整编满员的文工加强团保护偶,而且冰箱里不放任何调味料,以策万全。

    怎么办,转换思路,主打民族主义议题,寻根外交,看图中公仔,象征五蒙一统(由左至右,分别是布里亚特,图瓦,库仑,卡尔梅克,呼和浩特)。

    当选总统之后,开始布局,迎回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9世,前二年涅磐了,最近还在寻访灵童,这世据说是要托生在蒙古本部),查抄前朝党产,调查前总统侵吞庙产旧案(左翼前总统流亡韩国去鸟),整军经武,重塑国魂,把昔日运动骨干安插入强力机关,文攻武卫(传统仪仗兵,骆驼兵,枪骑兵,空降兵,欧亚蒙裔兄弟国家,还组联军,各种拉风,小熊好紧张,好怕怕,万一元军南下,维尼是不是要买张机票避一避,但是一看到胸口碎大石,徒手开火砖,维尼就放心了,原来和西朝鲜一样是花架子,很好很强大。

    精神领袖自身做派也参照成吉思汗,四个亲生子,再领养数十名义子,亲子义子结成安达。尊崇孤母,完全新额坷伦的文宣节奏,日常不在房子里办公,而是回归传统,在汗帐熬包理政等等。别说这套还真管用,势力大涨,政治现实就是如此吊诡,当他按西方标准想做蒙古的托马斯杰斐逊时,处处碰壁,而当他拿出东方传统技术,以成吉思汗来重塑自我,居然路路通。看来还是祖宗的老办法好。小熊也要加强学习,未来效法重八哥,东厂那套还是要沿用的。凡是敢于在回帖中用,断,能,鞭等字的家伙,都是现行恶攻份子,洗干净PP等着将来蹲苦窑吧,嘿嘿

    继续上周话题,接着分线展开。

    先看四分支大体类别和现状,两两对应,布里亚特与呼和浩特有高度同质性,移民人口都已远超当地土著,社会问题基本与内地无异,皆由外来总督直辖,而历任总督面对当地族群问题无外乎2个难点,

    其一底层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二高阶异见份子不断滋生。总督的基本判断,底层问题是因为经济落后,高层问题是因为文化隔阂。于是提出解决之道也无非老生常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扩大教育。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矛盾更加激化。

    点解,靠农垦矿业提振当地经济,自然造成土客族群间产权,环保各类纠纷,同时传统牧业人群实际上很难转型成现代居民,失去祖业之后,牧业人口就演变成社会边缘的游民,而所谓文教同化扩容之后,土著知青激增,但毕业后又没有足够的肥缺安插,这票人见识过大都会市面,心理价位提高,在返乡之后不是当个小教员或是基层小干事就能满足的,于是心怀怨望的游士阶层也诞生了,底层游民与高阶游士若是凑在一起还能干什么?

    如何解决?参考当年杨增新治疆。同样的危机,杨公如何做。杨没直接插入农矿之类初级产业,而是专做中游实业商贸,也就是让土著自营牧矿业,等产出皮毛,矿石之后,再由客商进行加工制作,外销贩运。同时土著所需日用百货,亦由行商,货郎由外输入。如此一来,土客族群同处一条产业链上,各司其职,彼此间没有产权矛盾,而且形成互惠两利的格局。底层问题化解于无形,至于上层,杨也不大兴文教,而是专营法政一门。简单说官校是独木桥,进门困难,但是保证毕业之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分配起码是专员。考不进怨命,考进去感恩。没有盲目扩招带来的毕业分配难的问题。

    再看另两个,卡尔梅克和图瓦,和双特问题不同,基本没有移民带来的经济模式不兼容,族群碰撞这类问题。难点就一个,从苏俄开始之后不断的压榨。沙俄时代本是最忠诚的帝国佣兵,服役换免税,其他地方事务沙俄政府是一概不过问。但从苏俄开始,政策不断压榨,又要集体化,又要一平二调,不顺从还要被古拉格,人事层面是扶植当地土豪,为莫斯科催粮逼税。一直延续到如今,代理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莫斯科总方针是不变的。当地土著社会又是原生态模式,血槽满,气性大,把代理人的倒行逆施全都一股脑记在普皇账上,恶性循环,时不时就要见红。

    如何化解,还得看当年的多宝道人,西康刘文辉,也是身处川边不毛之地,在一群血性康巴人之中,如何把税金搞上来,还不出事,还得当地人念他的好。怎们办,幺爸不学普皇呆办法,认准某个大土司,一力扶植,让大土司包税,普皇想要10,代理人加个零,就敢收100.不仅败了普皇的人品,且迟早要出事。幺爸是扶十个小土司,互相监督,每人交1就够数了,若是借机多收太过分,被百姓举报,幺爸还时不时能为民做主,扮包青天,奖善罚恶一番。

    总论过去,逐一展开,很简单看图说话,在欧洲的卡尔梅克,当权者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是技术官僚系统出身,妹得喂姐夫的红人,搞专卖权捞钱的好手,反对派的来源多是海归,也就当年史大大屡次放逐卡尔梅克人,流亡欧美的后裔,每逢几个主要纪念日,上坟,祈福,守夜,散步等等,都是好戏连台,你们懂得。

    图瓦,当权者雪班·卡尔奥是阿富汗战争时期佣兵队长,如今普皇帐下大军头绍依古的头号猛将,说白了就是军政府,阿富汗老兵同好会,两个兄弟,分别是当地的酒王与烟王,老婆则是海关女王。各种横征暴敛,但普皇很倚重他,原因也清楚,凡是王权必重佣兵(阿拉伯哈里发的突厥佣兵,奥斯曼苏丹的基督徒近卫军,卡扎菲的黑蜀黍佣兵等等),普皇最亲的是绍依古的图瓦佣兵。万一红场有变,本土俄军未必下得去杀手,到时最后关头,靠谁清场,豢养已久的异族图瓦佣兵嘛。正因为如此,这个军头集团在老家如何任性胡闹,普皇都笑而不语,如此一来当地百姓恨军阀,更恨军阀背后的俄国人,反对派则是以血亲复仇为主,流亡布里亚特,时不时越境回国搞事,大搞三六九,小搞天天有。

    布里亚特,当权派纳卡维茨·维切斯拉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是国企老总出身,老婆,儿子都是当地能源业巨头,也是普皇宠臣,普皇是他外孙女的教父(辈分好像有点乱,毛子果然是化外蛮夷,不像认干爹那么讲究),反对派则多半是僧侣,因为布里亚特是蒙古各部之中最虔诚的佛教信徒,而当地俄国移民信东正教,教派矛盾裹挟族群积怨是最好的燃点。

    归绥火炭王,是谁的嫡系,反对派为何多半集中于当地院校,那些汉语比小熊还利落的老湿童鞋为何会变成死硬骨干,离心中坚,精神领袖哈达又有什么幕后故事,嘿嘿,小熊不但不展开,而且连图都不上,文盲自行脑补

    看完四个小兄弟,再看大哥哥目前国内政局,大体是两大一中一小,两大分别是人民党和民主党,人民党号称要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实际骨子里还是蒙共老一套,背后依旧是莫斯科支撑,民主党也不是20年前那个一心做美国梦的SB了,而是以传统民族主义议题为主打,靠联德政策把蒙古带入欧安理事会,预备宏图大展。这二者在议会76席中,基本平分秋色各有30席左右。一中是正义同盟,名字改过很多次,实际就是一批前朝技术官僚,在私有化中下海发财,然后借由财力从家乡当选,在议会里结成松散政团,摇摆于左右两极之间,在组阁中获取好处,搞几个部长干干,再靠发包工程之类,继续发财,循环往复,他们和韩国很亲近,因为韩国在外包工程里与他们有密切利益关系,说白了韩国赚钱,他们洗钱,双赢。一小则是以环保等为主题公正绿党还有独立候选人之类,卓力格妹妹桑云继承她哥理念,继续公知梦,西方学院派的最爱,但在议会里基本伴读而已。

    精神领袖为何疏美亲德,20年政治空转,敌手制肘的教训,扬基佬总是空谈理念,不肯切实地给予物质援助,手里没钱没家伙,靠什么内除奸党,外抗强俄,所以换了思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第三邻国,支点外交。三个支点指的是联德,联日,联印,和大奶妈混,才能实现铲除人民党,拒俄入欧,光复漠西各部的蒙古梦。联日是因为经济互补,要对付内部地方政商同盟,摆脱韩国影响。联印是因为金轮法王关系,让未来10世哲布尊丹巴诞生于蒙古,挤兑燕京,从容运作漠南问题。当然传统美蒙友谊,就让桑云她们去做了,清流对嘴炮,也算多少能有点舆论上的助益。

    看图,以德国为师所有环节都学到足,成吉思汗陵前凯旋门,大奶妈援建的,看上去就是草原上的勃兰登堡门,

    军队仪仗,军旗出巡都是山寨德军,

    再看泛蒙主义图藤浮标与招贴画,铁血与柔情,境外的同胞小萝莉在风中哭泣,翘首期盼母国的大军早日到来。当然地图开疆也是绝对不能少的环节,小熊纳闷的是为虾米还有中原一点红,这是什么鬼,难道一代天骄们不知道大河南向素来以民风淳朴著称,乃们三军将士不怕刚出了郑州火车站,就被河南老表给拉去卖了?

    再看领袖在那达慕大会上一身蓝装,举手撩天式,口号是,站立的蓝色蒙古,飞翔的草原雄鹰。造型手势很拉风,但是不能骑马,一骑马就露怯了,这点维尼要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小胖子不能骑矮马,容易损害自身伟光正的形象。

    今年普皇阅兵,各路黄俄小弟都去认祖归宗,可为何他也去了呢,这就叫蒋干过江东,替奶妈刺探孙刘同盟,啧啧啧,总有一天,雅利安战士和成吉思汗后裔东西对进,中心开花,会师红场,吊打俄毛,把普皇虐出翔来,为人类谋和平,为世界求安宁,小胖和奶妈,你们任重而道远,身负天下的兴亡,地球的福祉,加在一起快500斤了吧,要减肥啊,不要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影响到大局就不好了呦,文盲们还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啊!

  35.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回复文章

    也说说中国文化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一文中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到毛厕里三十年。现在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也不嫌迟。”

  36. 某人临时感叹号   在小组 2047 发表文章

    十大孤军系列之墨北孤军

    沙梨熊十大异域孤军,偶们到着来一一展开第十位,邦联孤军花旗国南北战争,前因后果简单过一下好了,有兴趣看看,没兴趣拉倒,直接进第二段正文好了。开国时,南北方都是农业起步,只不过发展方向不同(北方种粮食作物,南方种经济作物). 市场初级阶段,必需品自然首位的,所以北方起步快,收入高。然后扬基北佬这条线走起,粮多了要磨,蒸汽磨坊来了,磨完了要运,铁路来了,有了机器与铁路,一理通百理明,加上矿藏,工业化就来了。工厂出产什么,日用百货,加上原来的商品粮,除了北方自身市场消费,主要还想卖给谁牟取利润,南方迪克西嘛。而南方此时又是何种状况。原先主种烟草,蔗糖那些经济作物,外销欧洲拼不过拉丁美洲,所以比较穷。但事物是发展的,引进新作物,新技术,轧棉机一起,配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棉产业就起,与欧洲贸易赚头就大,卖出软黄金换回物美价廉的欧洲百货,同时向中西部扩张移民,又得到大片优质牧场田地。此时南方内外两条商业线拉起,走上幸福路。那么问题来了,北方的货物怎么办?无非三条路,只有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国家只不过是为了使个人生活得更好的组织形式之后,这样的人才算真正的文明人. A,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与欧洲展开对南方市场竞争,B,退出南方市场,另找倾销地,C,玩阴的。扬基明显不会选A或B,那就只有玩阴的。想透过控制政府,搞中央集权,然后推出重商主义,也就是对外关税壁垒,限制南方与欧洲自由贸易,断南方的财路,对内则限制南方向中西部移民,堵住南方获得新牧场与棉田的命脉。如此一来,在供应上,南方只能像原来一样买北方价高质次的农工商品,而自身优质棉产品也只得低价卖给北方纺织厂。说穿了就是想把南方变成北方的经济殖民地。迪克西们自然不干,无奈扬基人多票多,怎么选都没机会。无法在体制内谋求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林贼上台变本加厉,南方此时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婚。开国宪法说的明白,自愿结婚,现在感情破裂了,自然可以依法离婚。可林贼是属狗的,偏要咬着不放,扬基违宪武装入侵南方,迪克西保家卫国。正式开打。开片这种事,关键是要知道彼此的短板所在。

    迪克西的短板是军援,士气高,人气旺,志愿兵多,但是军工业跟不上,所以特别需要外援商贸,把棉花贩出去换枪炮进来。扬基的短板则是兵源,军火库里家伙有的是,可是没人愿意去南方当炮灰,想征兵,爱尔兰人就暴动。林贼抓住了问题要害,打出义利两张牌,一是废奴,一是授田。前者靠铺天盖地的文宣,煽动不明真相的欧洲民意,堵住欧洲政府想承认南方的心,这样南方就不能打通商路,获得军援。后者则是招揽新移民的鱼饵。北军里有超过30万的补充兵是德裔新移民。从理论上说,义利两条其实都站不住。所谓黑奴问题,本质只是契约劳工。非洲部落战争,抓住战俘本是用来吃的。文明人看不过去,赎出来带回文明世界,包吃包住包就业,恩同再造,情似家人,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所谓授田,也不过是慷他人之慨,当年西进移民,美墨战争,北佬是一毛钱,半分力都没出过。不但不出力,而且还在背后说怪话,使绊子,林贼那会儿还在当议员,声讨南方的西进运动。这时却冒充中流砥柱,拿南方过去的战利品,来给异族新移民发空头军饷。当然回到正题,理论没搞头,关键是实惠。林贼出牌成功,北有兵南无枪,事情就定局了。至于什么葛底斯堡等等,其实都无关宏旨,即便没有这个堡,还有下个堡,明显劣势的战争,迟早都是输。

    以下入正文,南军最后的武装去向何处。此时西南各部云聚在密西西比,指挥官是史密斯将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在干嘛。他在等李将军和戴维斯总统的指示,卧勒个去,美国杜聿明已经在陈官庄背叛邦联了,美国李宗仁也早跑路了,美国白崇禧居然还在徘徊观望,部属苦谏,退入墨西哥,给南方留下复兴的火种,待机再起。史密斯将军不知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说什么墨西哥此刻局势复杂,在位的马克西米连皇帝和在野的华雷斯印第安武装正在苦战,而马克西米连的头上还压着拿破仑三世,法军也有重兵驻扎在墨西哥,三方势力勾心斗角,国军要是入墨,会不会使当地局势更加复杂,惹来更多的国际纷争。边上密西西比的代州长都被气笑了,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个。就算搅动了国际局势,那就更好,远学要学任我行,征西抗日那么困难的局面,还是努力运作,终于把小六子,鸭卖呆,常恺申等等全拖进了长安城里这趟浑水,关键是终于让老大哥出来站台背书,塔斯社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斯科开口了,等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告诉常恺申,远东这个大盘里有我的干股,常恺申就不能再全力做空,抄底计划泡汤了。近学要希腊统帅帕帕戈斯,希军也是山穷水尽,再退就要上克里特岛了,也是跳出国门搞事,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铁托统统搅和进来,逼得杜琪峰公开出来站台,告诉斯老爹,别闹了,巴尔干不是第二个东欧。雅典这才转危为安。史密斯将军智商大概是负数的,还是不明白,路易斯安那州长还得给他更简单的解释,就是小弟眼看要栽,此时幕后的阿公又不做声,想自保怎么办,干脆做一票大的,例如放火。纵火案大,牵涉面广,阿公不得不出来协调各方。老大闪亮登场,游戏升级,局势就会发生重大改观。此时小弟那点斗殴伤害案底,算个屁,纵火案搞大,伤害案则弱化成联带性的附属属案件,走司法程序,有实力雄厚的阿公挡在头里,小弟就实际解套了。万一不行,还可以弃保外逃,转作污点证人等等选项,花样多的是。密路两州州长如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美国白崇禧还是犹豫,等到5月26日下达投降令,自己则逃到古巴去了。军团里的各部忠勇将士皆不愿降,于是跟随密苏里铁旅谢尔比将军及德州,路州几位州长,连同大批南方邦联义民百姓,在儿童节那日经由匹兹堡挥泪南下,渡过界河,转进墨西哥。

    	
    

    进入墨西哥后,态势也是波澜诡谲。印第安叛军华雷斯一方那是林贼的同路人,自不用多说。法国太上皇拿三,也不愿接收这些南军,这也是意料中事。欢迎他们的是皇帝夫妇,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点解,保皇派在原三角格局中是最弱的一方,前皇帝被杀,留下一个孙子,支持者是教会士绅这些弱势保守派,奥皇弗朗茨的弟弟马克西米连以收养这个孩子为法据,被迎立大统。在墨西哥政坛上,新皇帝和南军之间有利益互补的关系。他们之间通过刚从欧洲哭秦乞援未果,无奈归来的邦联海军准将莫里搭线,达成了同盟默契。马克西米连提供五年期贷款,以每英亩1美元价钱,授地于南下义军。有家室者可得640英亩土地,无家室者半。创建一系列定居点,以皇后名字命名为卡洛塔,及新佛吉尼亚等等,修建铁路网,种植园,平日为民,发展经济,战时为军,保皇助剿。邦联移民推三杰为首。军事负责,铁旅统帅谢尔比将军,外交负责,海洋气象学之父莫里,财政负责,前路易斯安那州长,现墨西哥时报总编艾伦。数年间新邦联殖民区欣欣向荣,咖啡,大麻等经济作物种植园带来滚滚财源,铁路网,矿业区初步建立,可天没想到扬基北佬穷凶极恶,眼看同胞在境外创业蒸蒸日上,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千般支持华雷斯叛军,扶异族残同种,后又看印第安武装实在烂泥扶不上墙,干脆自己赤膊上阵,五万蓝皮军换装华雷斯叛军制服,越界攻击自己的侨胞。以前听公知放毒,说虾米美帝关怀本国公民,就算远在天涯,只要有危险,华府不计代价也要救难救生,呸。都是骗人的。还是任教主说的对,亲不亲路线分,政治站队决定一切,党同伐异才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小熊也决定这么做,凡是看帖不回,顶贴不赞,赞得不美的,不管是不是维尼的同胞,统统都是异己份子,全拉出去弹JJ一百下,以儆效尤。

    历史与影像,真实的邦联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美国黄杰,谢尔比少将,战前当过船长,办有种植园,是密苏里州的地方士绅,战时自募乡勇,屡立战功,后为异域孤军,转战千里,成就不朽的传奇,直到战后南部地方选举,卷土重回,荣归故乡,成为当地的治安官. 美国田横,前鲁斯安娜州州长艾伦陆军准将,哈佛法学院出身,战前是个教师,战时是邦联总后统筹之一,孤军时期的文宣主管,在墨国文化界富有盛名. 美国申包胥,莫里,海军准将,战前是国际有名的学者,战时是邦联出访欧洲请援的外交官,孤军时期联络顾问,创建了海外复兴基地,晚年回到老家佛吉尼亚,成为物理学教授,近代海洋气象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