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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直:一个思考海德格尔的打工人

注: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包含2021年的两篇报道:

  • 谷雨工作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 南风窗:陈直很害怕


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参考链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6195ddfb429b0854f76ada12

撰文丨祁佳妮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31岁的陈直是一个农民工,今年8月,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Ambition,那就是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这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在大多数时代,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这本书没有出版,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 但在陈直身上,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他在庞大的工厂里,占有一席之地,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不停地干着。每个月赚四五千元,勉强够吃饭。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没有凳子,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玩手机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重复和空洞。

车间里的生活严格、精确、一丝不苟,机器从不休息,人也无法休息。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因为“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85亿人。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

直到陈直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如何在狭窄的出租房里思考哲学。

2011年,他在北京打工,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他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他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他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他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就是在那期间,他配合英译本,读了一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这些年,他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他常说,哲学是他的“激情”与“使命”。他去北京打工,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他去深圳富士康打工,下了班之后,要去富士康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

他显得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格格不入,家里人觉得他不老实打工,妄想看什么哲学书。他开始变得焦虑,但是毫无办法,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朋友这个词,他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以前在村里,他是最会读书的人,现在却成为最落魄的人。他把自己评价为一个“无用场的人”。

他从未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工。他经常会因为身份受到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他,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他。

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不太想了,因为都习惯了。他读叔本华的书,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但他不觉得无聊,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

以下是他的自述:

车间里

翻译完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时,我正在厦门的工厂里打工。

我是个农民工,从2010年就开始打工。我只干短期工,长期的话,干不下去,做过最长的工作可能就半年左右。上一份工作做了三个多月就走了,和其他工作相比算是干得久的。我住在厦门集美区,这边有很多工厂和职业介绍所,一般都是中介介绍,进行劳务派遣。短期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高,时薪有20多块,但正式工的话底薪是很低的,厦门市最低工资那种。有人一个月可以挣六千,但需要一个月做300个工时,平均每天得做十一二个小时。

工厂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中国台湾公司,是苹果、小米这些手机厂的供应商。这里很多名称都用的中国台湾叫法,比如他们会把软件翻译成软体,这总让我想到软体动物,我还挺抗拒这些词的。

厂里有不同的生产线,有点胶机,还有组装摄像头的组立机。我就是维修组立机的。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机器设置了各种防止受伤的机制,比如红外线那样的,好像叫做光栅。如果你的手阻碍了红外线,机器就会停止。

修机器和修车差不多,只是机器更小,立在地上,不需要升起来,所以我最多蹲下去。也不能移动,不然精度会受影响。机器也不是经常坏,坏了的话,有专门的人会叫我去修。每天站在那儿,待着的时间会比修的时间要多。车间里是恒温的,永远二十五六度。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

这里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公司电脑可以访问公司网站,电脑很烂的,我不会用它上网,屏幕会看瞎眼,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看那个显示屏。也没有凳子坐,就站一整天。玩手机是不可能,手机不可能带进去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

我在岗上还要穿蓝色的无尘服,摄像头不能有灰尘或者颗粒,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工种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我们是最底层的人,上面的经理、组长、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

每天在车间里也没有想什么,需要修机器的话就修机器,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说话,没人说话就在那儿发呆,但是不可能想什么海德格尔,那里面噪音太大了,很乏味的。

其他修机器的工友全都是男的,他们一般聊女人和游戏,我就默默听着,不主动得罪他们,但是也不插话。但他们聊嫖娼的时候,我就会走开。

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前几年,我会写点英文日记,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这些词。今年开始,我对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海德格尔说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在思考的基础上写一点东西出来,实现自己的一些Ambition,所以开始尝试翻译。

其实翻译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大概十年前,我读一些中译版的哲学书感到很吃力,因为哲学术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变得生硬,那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原版的书,所以开始学英语。我用有道词典背单词,直接从最难的等级,GRE、托福开始背。学了两年,就能看英文原著了。翻译时,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字典,也没什么难的,真正难的是没有时间。

比如在这个工厂,休息是要请假的,如果不请假,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很多人为了赚更多加班费,选择一天都不休息。因为我要翻译《海德格尔导论》,一般都会每星期请一天假,也请不了更多假,一周请两天是批不下来的。请假意味着扣除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一天扣两三百块。我们底薪只有1800块钱,也就是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那些一天都不请假的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8小时外的时间都算加班。

我的请假理由就是有事或者生病,不会说我要做翻译。整个工厂没有人知道我读哲学,也在翻译哲学书这个事情。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不会说这些的,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在搞什么。

下班后,我回家做的事都有优先级排序。最重要的是读书,我最近在读John Richardson(一位美国海德格尔学者)的《海德格尔》原著。读不进去的话我就做翻译,比如《寻求本真性: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如果翻译也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看看豆瓣和知乎,微博我是不上的。前两年我注销删除了微博,那上面的信息太浅薄了。豆瓣的话,我感觉那边的人,可能稍微不那么平庸吧。

中间我还去过深圳富士康打工,从5月干到7月底,负责组装iPad的屏幕。首先需要测试一下,从检测机器上看屏幕的亮度均不均匀,有没有亮点,如果是不良品就会被处理掉。那儿的工作需要每天坐着,比做手机摄像头更累。机器会算好时间,最快速度大概一个人每天要装800个屏幕,30秒就得贴一个屏幕。那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因为是流水线,你要干得很快,一旦分神的话,你就干不好。速度慢了被线长发现,就会挨骂。在那里,空虚倒是小事,就是太累了,特别是上夜班,更难。眼睛迷糊了,就去洗个冷水脸,或者站起来继续干。

在富士康打工的日子里,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中介为我们这些临时工租房,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包水电,十个人住一间宿舍。屋子里紧凑放五张高低床,再加一个小独卫,此外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了。中介不让用大功率电器,所以连电水壶都用不了,在那里只能给手机充个电。深圳的夏天很热,幸好空调是24小时都开着的,因为舍友是随机分配,来自不同部门和车间,有人上夜班,有人上白班,作息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

下了班,我拿着kindle随便找个地方看书,路边花坛都行,反正不会在宿舍看,因为我对人群比较敏感。富士康北门一出来就是清湖劳务工图书室,一些附近打工的人会在那里看书,我也爱去那看。

翻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空。每周休一天,我就去龙华文化艺术中心翻译书。那会我翻译比较急迫,会从早上9点翻到晚上8点,直到闭馆,一天大概能翻译三千个单词。但既要翻译又要看书的时候,进度会慢点,只能翻一千个单词。所以两百页左右的《海德格尔导论》,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翻译完。

我觉得底层社会好像感觉差不多都这样累。这种感受我无法描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或许别的人能够真切地描述这种感受,但是我缺乏这种真切描述的能力。一直都是这样,你也知道,哲学都是那些很晦涩的抽象概念的,所以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我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我就不太想这些了,因为都习惯了。想了,也没什么办法,是吧?

不合时宜的人

我也读过一点大学,但是没读完就退学了。

那是2008年,一个所谓的二本。专业是数学。但我当时想要寻找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从数学上来讲,我想知道自然数的本质是什么。还会想我们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视觉的本质,我很好奇这些。所以后来觉得上大学的课,比如数学分析,常微分、解析几何这样子,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自己看书,自己去思考,那会主要看康德、黑格尔,能带给我很多对现象的理解,甚至是对本质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的那个哲学,他所谓的绝对精神,是描述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黑格尔说,理性是宇宙的法则,他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感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这只是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的。 到最后,我过于沉迷哲学,完全遗忘了我的专业。大二开始,所有的课我都不上。学分制什么的太复杂,我也不太懂,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书,考试也不参加了。学校方面叫我主动退学,我一下就同意了。

现实中,我可能会有社会交际的压力,去找辅导员签字的时候,才第一次和他说话。小时候,我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往往这样的人都比较懦弱、谨慎,一般不主动说话。所以大学时我很边缘,住四人宿舍,只有一个室友会和我说话,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爱聊女人。但我并不孤独,读哲学书,能让我暂时地忘掉现实的东西。也说不上是逃避,这个不是我读哲学的原因。我读哲学主要是问题导向,我有一些希望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要逃避什么,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觉得退学比上学好,学校压根没有哲学系,退学了反而可以回家自学。但没想到,家里人听说我退学,不让我回家。哲学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不通。我在江西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的概念里,不读书,就只能去打工。连他们都不懂什么是找工作,我就更没有职业规划了。

我从没想过未来和工作怎么办,对这些我是无所谓的,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也没想过重新考大学,家里比较困难,父亲不会让我重读。而且我当时以为,打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后来发现我想错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我妈那时常说,你三十多岁会后悔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部分得到了验证。我确实比较艰难,从退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人生低谷期,就没有到达过高峰。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我当时没有想这些。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浙江一个乡镇服装厂踩缝纫机,当时被中介从杭州骗到了诸暨,干了一个月,工资都没多少,就500块钱。缝纫机对我来说很难,需要不停踩踏板,有一次做羽绒服,我没有搞好,把里面的羽绒都弄出来,就被骂了。我感觉干不来,和我一起去的,有些人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学会,但我学不会。

第二份工,我去了制作方便面桶的一个工厂,也是通过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找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人力资源吧。那份工作也是机器在做,我就用机器卷一下那种纸呗,卷一下就搞定了。很机械,但是也比较累。有一次,我在线上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就被辞退了,就是这样严格。那时厂里不缺人,随时都可以招到人,只要你不听他的话,他就叫你滚蛋。

我做过最累的一份活儿,是2018年在无锡搬货。干了两个多月,每天干12个小时,从上午11干到晚上11点,什么货都有,大瓶水、饮料、还有大米,因为超市订单比较多,有班长盯着我们,所以中间不准休息,一天下来真的很累很累,是说不出来的累。

打工这些年住宿舍,室友之间从来不会说话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工作太累,人来来去去,离职率很高。这十一年,可能就两个工友会关系近一点,但是我换了几次手机号,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了。

那两个人是我曾经的朋友。七八年前,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向他一个人借了100块,我以为借不到,没想到他借给我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另外一个跟我说话比较多,一些琐碎的事情比较聊得来,我是从不和任何人聊哲学的。

我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我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2011年,我从南方大老远跑去北京打工,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我想去那里多读点书。我花四百块,在通州租了间六七平米的地下室。地下室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我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还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

从通州到国图比较远,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更多的时候就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看多了,现在眼睛视力都不好。

哲学是我的passion

哲学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用汉语的话,就是“激情”与“使命感”。可能“使命感”过于强烈,那么commitment译为“承诺、许诺”也可以,但是“承诺、许诺”又太弱了。我在豆瓣小组上发过一个帖子——《使命作为人生的意义》。当我感到无意义的时候,就去找那些如玄奘、张益唐、陈景润这样的人来激励自己,因为就像北大数学天才张益唐,也有一段时间是不读数学的。这能帮助我走出无意义感。

大多数时候,我对哲学的痴迷会让我对外界的恶意置之度外,但生活还是时刻提醒我认清自己作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

可以说,童年对我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人,有拳脚交加的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父亲总是这样对我,只要他心情不好,洗个澡,看个电视,他都会骂你。他个子并不高大,但只要阴沉着脸,我就对他本能感到害怕。直到二十多岁,他骂我,我才敢回骂。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那就是没有感情,我们基本上已经断绝了关系。

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压抑,比如赚不到钱,读不懂哲学,交不到朋友。我越来越内向,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

前几年,我尝试过改变自己所谓内向的性格,也想成为那种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但很难,我从来不和人聊哲学,这在农民工里太另类了,别人可能会嘲笑我,所以我更愿意把它隐藏起来。后来还是觉得就继续维持现状吧,改不了的。

但我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压抑是生活的常态,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之前会读叔本华的书,他说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可能在哲学上意义不大。我不觉得无聊——至少在大部分时候,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在车间的生活只是一些插曲,这些东西不值一提。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间隙,萨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德勒兹,还有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些我都会读。直到2017年,我在哲学上体会到了最深最无力的绝望。当时,我很想写几篇哲学论文发表,标题都拟好了,但是写不出来。

写论文需要查很多资料和二手文献,我感觉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一,我没这么多书,第二,这些东西也不大好找。而且那时候我哲学水平比较低,还在打工,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

最多的一篇写了几百字,看着空空的电脑屏幕,我根本写不下去。自学这么多年后才发现,我可能搞不了哲学,太有挫败感了。那会我在汕头的五金厂打工,2017年4月1日,我在日记里写: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哲学本身我干不了,必须放弃!

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因为听我妈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挣了好几百万,而我甚至连几千元都没攒到。我妈看我不老实打工,还妄想看什么哲学书,就会用这种例子来刺激我。因为我不会赚钱,她也连带着被邻居看不起、嘲笑,甚至侮辱。

在社会上,我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受过不少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我,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我。

我的所有微信好友都是18岁以前认识的人,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识过新的人。朋友这个词,我不敢轻易使用。像我这样子,第一赚不到钱,没房没车。第二老大不小才结婚,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娶不到老婆的。

2021年5月,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自述,“从最会读书的人变为最落魄的人……”小学与初中,我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名或前几名,还被老师派去参加县城数学竞赛,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校第一名,在农村算是“最会读书的人”。但现在,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做各种生意,搞建筑啊、盖房子啊,或者开个店铺,我在所有人之中是最不会赚钱的。

去年下半年,一个过去的朋友突然来广东找我,他在外面开店,我们就聊了会天。当时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我是“混”的最差的,大家都瞧不起我。 说完这句话,我等待着他的回应,但他什么也没说。他默认了。

我想大多数“凡人”是很乐意看到我这样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看到别人落魄,过的不好,自己也就获得了满足。《陆犯焉识》里,陆焉识被他姨娘说是“无用场的人”,我也觉得自己是无用场的人,就像废物一样。

我被哲学伤透了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碰它了。

人生道路的三阶段

我学哲学没有任何所谓的现实目的,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悲哀。但我不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改变人的存在,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根本的改变。

我最早进车间的时候,常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那审美的,就是依靠感官来生活,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克尔凯郭尔说这种人本质上是最绝望的,虽然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很绝望。我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这样。他们谈女人,嫖娼,生活无非是围绕这些生物本能展开的。

第二阶段是那伦理的,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第三阶段是那宗教的,只有超越社会道德观念或伦理观念,超越普遍性的人,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一度希望自己能超越世俗社会,成为所谓的single individual (孤独个体),但尽管不情愿,我依旧接受了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处于第二阶段的普通人。

妻子来自同一个县城,小我3岁,我们2020年初相亲认识,很快就结婚了。2月领证时疫情很严重,直到去年年底才补办婚礼。农村婚礼很朴素,没有请伴郎伴娘,也没有闹洞房,在院子里摆了一二十桌酒席,杀只鸡,去祠堂拜祖宗,婚就结完了。

婚礼的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好像是12月的某一天吧。毕竟不是我自己操办的,日子不记得也正常。没过多久儿子出生,妻子是剖腹产,我和我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孩子出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样说也许很无情,但他具体哪天出生的,我确实记不太清了。

妻子上的中专。她的工资比我高,因为她加班比较多。周末都不请假的,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叫她休息,她都不愿意。就为了多挣两三百块钱加班费。她在工厂穿红色的无尘服,检查那个镜头啊,摄像机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起去,在不同的车间上班,然后晚上在一起回来。她现在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半开始,白天的时候她在睡觉,早上回到这里可能九点了。

平时我会和妻子说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她面前我能更坦率、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只不过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我都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平时除了日常琐碎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我妻子其实也理解不了我的想法,她绝对理解不了哲学,理解不了海德格尔。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讲过,但她不感兴趣,就叫我不要说。她下了班就喜欢玩手机,戴耳机看抖音,我看书,彼此互不打扰。

今年以来,由失望而滋生的无意义感,指引我再次拾起了海德格尔。我翻译完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想要找个出版社出版。我在豆瓣上私信了一些出版社,问编辑能不能出版,他们都没有回复我。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样的学术性书是很难出版的,因为卖不出去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感到很无力。

我向往着能够再进入大学读书。虽然以前退过学,但那时候,我没想到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在底层社会是这样的。无论是学数学还是学哲学,最后还是得面临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在通过打工,一个月赚四五千,只能维持我吃饭。

最近我从那个工厂离职了,一时也找不到工作,就去厦门图书馆读书,从开馆待到晚上八点闭馆。但是最终我还是得去打工。在流水线上,一个一个地干。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12个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每隔一个月就是夜班。不停地干,是不会让那个机器休息的,人也永远不会休息。


陈直很害怕

参考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RF5A8VL05506O99.html

作者|南风窗记者 张茜

采访|南风窗主笔 董可馨 南风窗记者 张茜

我们在11月末的厦门,见到了谷雨《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的故事主人公陈直和他的妻子彭欢。

距离谷雨的稿子发出已将近一个月,对网络上的讨论和争议稍作梳理,很容易看到,热烈一时的延展讨论中,却很少有思考能够超出“一位在工厂流水线上从事繁重的工作之外,坚持阅读并翻译哲学专著的农民工”单一形象所关联的意向化范围。

有微博大V以陈直不记得结婚纪念日和儿子生日的细节,顺手借用性别的大旗,批评这个男人是在用哲学来逃避现实,并友好建议他当下最应该做的“是肯定现实、安分工作”。

“爱具体的人”脱离了文学和哲学的语境,成为指责一个具体的人时过于好用的教条,大多数的建议当然也没能逃出绩效社会的优化逻辑。

而早已失去现实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们,在“农民工”和“海德格尔”两个标签中,条件反射般地又一次发现了“阶层”和“文化资本”的对勾所揭示的身份壁垒。

结果就是,以掉了一通书袋的方式,用左右手互搏术般的表演式批判,老调重弹了自身在文化上早已过时了的阶层偏见。

不管是哪一种,通过抽空个体生活的复杂性制造出来的观念博弈,分享着完全一样的傲慢底色。

反而是说不出大话的普通网友,从陈直的人生故事中看到了自我的挣扎,很多人为陈直在困境中的坚持而动容。赞美和肯定,伴着一些讥讽和批评,通过网络涌向陈直。

他本人当然全都看到了,针对那篇非自述的自述体报道、接受媒体采访的事宜、网友指责他不关心妻儿的批评,陈直通过社交媒体,一一作出了回应。

而不论是在网上的有限回应,还是现实中面对面的交谈,他的表达始终是克制而礼貌的。

克制,好像是一种攫住他整个生命的本能。

即使是正在吐露缠绕着自身生活的恐惧与痛苦,他的情绪也是时而平静时而冷漠的,要想抓住他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远比让他出让自己最拒绝出让的隐私,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是海德格尔?

初见陈直,是在他的住所楼下。

他和妻子彭欢两个人,于今年4月来到厦门,进电子厂打工赚钱。

周六上午八九点的城中村,行人寥寥,只有村口的早餐店氤氲着一些烟火气。上白班的工人已经上工,下了夜班的工人神态疲惫,在路边小店随便吃点热食,着急赶着回家睡觉。

陈直和他的妻子目前就租住在这里,还需要再往里走五分钟,走过两个岔路口,看到一所涂了彩墙的幼托园,就是我们约定碰面的地方。他和妻子租的单间就在幼托园对面的楼上。

他从一个狭窄的巷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Kindle,戴着近视眼镜,皮肤白净,着浅色衣服,整个人被一股文弱内敛的书生气包裹着,显得和这个以工人为主要租客的生活区环境格格不入,不用有任何迟疑,你就知道是他。

在和陈直的相处中,可以观察到,虽然来到厦门快半年,但他对自己生活的周边区域的熟悉程度,就像一个不怎么用导航的人被随机放在了陌生的街区里。他走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僻静街道上、拘谨地坐在冷清的咖啡店里,用缓慢、断断续续的语速语调,深思熟虑、近乎小心翼翼地回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他附近哪里有可以安静说话坐坐的地方?他说自己对这里并不熟悉,平常非必要也不怎么出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厂—出租房”两点一线,最近这一个月因为自己处于失业状态,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房间。

来厦门之后,陈直唯一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厦门图书馆,坐十几站公交可以到。不过最近没怎么去,因为他正在读一本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没有中译本,他是自己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原文,不需要特意跑去图书馆。

他会在豆瓣上更新自己的阅读和翻译笔记,11月以来的几条笔记下面会有一些网友和他互动,讨论文本相关的内容,有零星的点赞和转发。但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即使谈到他投注了热情的哲学,他也是三言两语带过。

有了一些关注度后,有媒体联系陈直做一些问答,在和网友的文字互动中,他经常用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

我们好奇,为什么唯独是这个哲学概念吸引了他?

他回答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指出了存在论差异,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放置在了时间的维度上,不同于传统上强调“在场的存在”。他本人非常不认同“存在即目的”,在他的理解中,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超验的意义。

而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人的主体性不被置于超验的位置,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义,主体只是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但存在的意义是需要存在者去追寻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真理意志,追寻的尽头也可能是无尽的迷茫。

2012年,在北京通州马驹桥的地下室里,深陷迷茫的陈直第一次通读完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这还不是故事的起点,他和哲学的故事还要再往前倒带几年,来到他未完成的大学时期。

2008年的时候,他考到了杭州一所二本院校的数学系。因为对存在问题感兴趣,加上他自己极度内向敏感的性格,图书馆成了他在大学里的精神栖息地。

在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哲学为何物,新世界的大门打开来,对哲学的专注淹没了他,他不去上专业课、也不去参加考试,不在意绩点,更别提任何社团活动。对外在世界规则的习惯性漠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对于大多数出身于贫困农村的大学生来说,从大学主动退学,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当时的陈直,即使家里有个阴晴不定的父亲,还有个“把生活的意义建立在家庭和儿女身上的母亲”,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校园。

每一个记者都会问他,是否对当初这个决定感到后悔。

在公开的回答中,他并没有直接承认过自己是否后悔,只是说:“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

我们只知道,31岁的陈直至少是向往再次回到大学中去的,蜷缩在底层社会,从一份劳累的短工到另一份更劳累的短工,自己的“不会来事”、他人的歧视、需要赚钱谋生的生存压力和灰暗前景交织在一起,他所求不多,只是希望能有一份稳定一点、可以不耗费他那么多时间的工作,这样他可以专注在哲学上。

他说需要做工的日子,在工厂车间里一站12个小时,会累到没有时间和力气去读他要求自己必须读的书,这让他觉得痛苦。陈直的英文日记中,全是无力的崩溃和沮丧。所以他才会在豆瓣小组中主动发帖,想知道能否靠自己的译稿、凭同等学力考取哲学的研究生。

他说网友的跟帖和之后自己的了解,让他明白了这个想法的不可能:“我理解的同等学力,和规则中的同等学力是两码事。”也有教授给他提供读研的offer,但他没有本科学历,无法进入招考程序,老师只能建议他先去自考。

很多人通过评论和私信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他不觉得那些建议中有他可走的路。他并不是完全不想尝试,但尝试在这个阶段的生活中,限于主动找到他的一些机会,但他很难行动起来,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自己水平很差,即使是面对自己所痴迷的哲学,也始终担着很多“害怕”,他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行动的力量。

“行动在你看来需要什么力量?”

他条理清楚地列了三点: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专业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需要的领悟力和创造力。他自认自己是个“低能儿”。

有限的英文水平和难以理解的文本,会在阅读过程中随时随地给他带来挫败感。做翻译的初衷,也是因为他想写论文,结果发现自己拟好题目,什么也写不出来,那种状态让自己显得像一个“精神上的口吃者”。

“我看到这片星空很美,但是我上不去。”

压抑作为生活的常态

占据着他此刻人生主调的,依然是迷茫和焦虑。

有人说陈直对哲学的痴迷,不比酒鬼对酒精的沉迷更高级。但对哲学的热忱只是让他深陷无止境的拉扯和分裂中,酒鬼至少可得一夜安眠。

陈直自己是清楚的,从出身就被抛入的“底层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情感绑架的家庭生活,是造成他今日之痛苦的根源,生活自带的重力把他拉向哲学的同时,又残酷地拒斥他。

陈直当然无法代表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精神面貌。“底层”是陈直自己会用到的表达,代表的只是他个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很多人惋惜,觉得陈直从大学退学,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我们见到陈直的时候,他处在失业状态。

电子厂的工资,同样的劳动量,短工要比老员工拿到稍微多一点的钱,所以他签了三个月的合同。他和妻子彭欢在同一家厂里,但分属不同的车间。

陈直在厂里,是维修机器的。工人进入车间,什么都不能带进去。机器出问题的时候需要他去修,但机器也不是时时坏,不忙的时候就只能放空熬时间。

工厂默认所有人都必须加班,如果想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也可以,但只能领到1800元的最低基本工资,而且也没有工厂会愿意雇只工作8小时的工人。

吃饭时间会扣掉一个小时,小跑去食堂,快速在放置了隔板的餐桌上吃完自己的饭,再小跑回工位,是休息时间的常态。也有人不想被扣一个小时的工时,所以会饿着不吃饭。

做完三个月,陈直觉得自己太累了,整个人因为作息和无法读书的焦虑,要崩溃了。他跟妻子提出,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她就让他休息了。

做工的时候,一边劳累赚钱,一边因为无法研读哲学而焦虑。

休息的时候,一边继续自己中断的阅读和翻译,一边因为没钱而焦虑挫败。

他的发间有很多白头发,了解他的生活之后,可以省去这句“为什么”。

然而,这并不是陈直生活的全部。

进入大学接触到哲学,是一整个哲学世界的大门朝他打开的开始。但他挨过了很多时间,才走到这扇门外。

他憎恶自己的父亲。从陈直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混蛋。他说自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有拳脚交加的肢体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当然还有毁人不倦的言语暴力。

他更愿意将那个所谓的父亲称作“那个男人”,在家里也从来不会叫爸爸。他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之间,也是同样的亲子模式。似乎是因为早年结婚的时候,因为太穷拿不出来结婚的钱,所以陈直的爷爷对自己的儿子极尽羞辱。

毁灭式的代际关系顽固地“传承”了下来。陈直不愿回顾太多的往事,只提到自己高考出成绩前,那个男人莫名其妙说“你不要妄想上什么大学”。

陈直的生命,在初始的时候,好像就被设置了“全盘否定”模式。

他的情感体验中有没有“爱”?

31岁的陈直说,他已经不谈“爱”了。

在他的认知中,他从大学辍学,又赚不到钱,给自己的妈妈造成了他无法抚平的痛苦。自己的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安于穷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生活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家庭之上。而陈直本该用自己的“会读书”给她带去一些荣誉感,可他却偏偏长成了“没用处的孩子”。

他知道,母亲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选择,但这不妨碍她表达自己的失望。在家闲聊的时候,母亲会劝他不要老是闷闷不乐,至少应该过得开心一点,她说“‘我’这样的人生是很不值得的、没有意义的”。

他说自己是随便结了婚,结婚主要是为了不让母亲再增添更多的伤心和痛苦,他清楚这些年,她因为这个儿子所承受的恶意和嘲讽,已经太多了。

这些互相交织的苦痛,是和陈直的本名勾连在一起的一张大网,他被黏在网上,可是他不具备在网上自由行走的能力,或者说没有人费心培养过他,至少告诉他,生活如网,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应该用尽全力,保证让自己不掉下去。

来自外部世界的所有评价,他都照单全收,并且像动物回刍一样,全部内化成了自我认知,当他说自己没有力量、没有本事、没用、软弱的时候,他都是真心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我评价如此之低,低到别人想如何解释自己都没关系的程度。

他的妻子说,陈直在家中时常会焦虑地快步走来走去,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问她:“我是不是对你不够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要这么辛苦地工作!”

痴迷于哲学的陈直,是在逃避他的境况吗?

他说他绝对不是,在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中,他所感受到的,全都是来自外力的否定和压抑,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在全盘的否定和自我否定中找到生命本身的意义?

“主观和客观都规定了你要长成一头会产奶的牛”,可是你偏偏长成了一头犀牛,只听说犀牛角很贵重,但普通人的生活好像用不到这份贵重。

陈直说,他走向哲学,是问题导向的,因为他想找到存在的意义,所以他继续读克尔凯郭尔论“本真性”,继续找,但完全无法预料,这束光将把他带向何方。

通过高度自觉地建构出“陈直”的存在,他试图用此刻对“除了读书之外的所有事情都很后悔”的陈直,用陈直的苦闷和挣扎,来否定自己十年前的选择:从大学叛逆退学,之后又因为生活境遇触底,沦为被别人看不起的、无用的、失败的、不值得的“我”的选择。

可是,一个人只靠内化他人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式评价、靠纵身跃入鼓励从“内在性”出发追寻本真性存在的哲学汪洋,来看到“我”。

虽然有点残忍,但却很难由此来获得“站出来”的力量。

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自父母家庭的全盘否定和经年累月的自我压抑,造就了陈直的“软弱”(他的原话)。冷漠的恨、难以弥补的愧疚、双重焦虑和无底线的自我否定,几乎可以用来概括他所有的情感体验。

所以,在他的讲述中,他的婚姻生活,是一对适龄的男女“随便结婚”。

“你爱你的妻子吗?”

短暂的沉默后,他轻轻答道:“可能不爱吧,没有那种东西”。

我追问:“那你手机上有存你们结婚当天举行仪式的照片吗?”

“没有,真的没有。”

同行的同事在结束采访后,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关注外部世界的人,婚姻生活也处在他的外部世界,而他本人,对所有的一切都兴趣缺乏。

客观实在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不重要的”。

“在流水线上的工作会让你觉得有‘异化感’吗?”

他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那些属于基本生存方式层面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内在性”的追求与感知。

此刻的他,沉迷于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这种沉迷和十年前的不管不顾,区别在哪里呢?

被低估的妻子

在一上午的相处和采访中,除了对自己过往的讲述,会涉及一些早年生活的细节之外,他大多数时间回答问题,倾向于用高度抽象化的词句给出简短的回应。

对哲学的热忱和他的现实处境之间,竖着一堵冷漠的墙。

很难让他完全抛开抽象的哲学术语,来直接表达自己。

“如果暂时抛开海德格尔,就只谈陈直本人,你是如何理解存在的?”

“如果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可能......可以让我超越平庸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评价体系”。

具体指哪一类的评价体系?

他提到“把钱作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自己的生物本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社会把这样的满足称为自由,但我认为这恰恰不是自由,对吧?”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对体验和情绪的强调,无益于帮助主体摆脱自己的屈从性,相反,只会让人在屈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陈直并不熟悉韩炳哲,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产生类似的观察。这里又放着另一个悖论,为了他安慰他母亲而结的婚,由他母亲操办的结婚仪式,完全违背他声称想去超越平庸社会的努力。

听之任之,是他对待婚姻的态度,至少是他极力在表达的态度。

在那篇稿子中,他不记得婚礼的具体日期,也不清楚儿子具体的生日。这个生活细节冒犯到了很多读者。

作为陈直的妻子,一见面,我们并没有问相关的问题,但彭欢还是想做些解释:自己的丈夫并不是网友想象的那样。她举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怀孕的时候陈直对她的照顾,生产的时候他和阿婆等在医院,给孩子哄睡、冲奶,如果看到她很累,会让她把脏衣服放着,说他来洗。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其实自己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结的婚。不过儿子的生日,她记得,因为很痛,身体大概有自己的记忆。

我和同事都很好奇,陈直的失业状态,会让她很焦虑吗?

“焦虑是肯定有的,这个月没有来自他那一份的经济来源,但孩子在老家的尿布和奶粉开销一日也不能停,也会有压力。”不过她的焦虑只限于此,她对丈夫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陈直对自己的评价。

她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读书和休息对他来说很重要,那她就尊重他,他也尊重她在生活中的喜好,休息时间他看他的书,我戴着耳机刷我的抖音,互不打扰。而且他也不是耍赖的那种人,休息够了,他就会自己去找工作,之前也是这样的,休息半个月之后,自己待不住,就会重新开始工作。

那陈直得到的关注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彭欢说因为用的是化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她周围的人没人知道陈直的存在,她要求给她化名,除了隐私暴露可能会有无畏的闲言闲语之外,其他没什么影响,和我们见面,接受两个小时的采访,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正常7点起床,吃过早餐去工作。

她是一个非常具体可爱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和规划的年轻女性,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平安长大,然后考个好大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一生。

我们送她回家的路上,问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日常会有什么不愉快吗?然后她就很热闹地讲了起来,一人分饰三个角色,描绘了一出工厂里两个部门间的扯皮小剧场,最后的结尾是作为质检员的她也不去和他们掰扯了,不会影响到她的KPI,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很上火。

至于陈直,她唯一的期望是他可以把握住一些机会,留在外面找一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在彭欢的规划里,到了孩子的入学年龄,她会回去江西照顾孩子,肯定没有现在这样的收入,丈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至少可以免去她部分经济上的压力。

她不会太去想,她的包容对陈直来说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太去想,别人会怎么解读她的包容。

在夜色中和彭欢道别后,她的体面和脚踏实地,好像才让我和同事稍稍松了一口气。陈直近乎愚蠢地,低估了这个相亲认识的妻子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他的角度可以理解成屈从的婚姻,像一根结实的绳子一样,保证了他不会被淹死在抽象的哲学术语中。

很多人,很多境遇要比陈直好得多的人,生活中却不敢奢望这样一份陪伴。


我所认为的“使命是人生的意义”

文:陈直

或许题目本身显得较为“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宏大叙述”已经被解构,不再受欢迎。

人人平等,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或者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价值上的差异,一个著名数学家完成数学工作的意义不比纯粹酒徒喝酒的意义更为重要,人们说,他们是从意义上平等的,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

然而我总是不太能认同这种看法。在我看来,那些创造了现代所有一切(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互联网等)工作的价值不能被“还原”为是与平庸社会中那些“工作”(比如洗盘子)一样的东西。或许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些开创了互联网时代的工作是一种存在,通过创造这些高科技的原理与现实产品,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整体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不能被还原为普通工作的。

这些被我称之为“非平庸的工作”的创造性活动需要某种使命感(commitment)与激情(passion),使命感与激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唯有真正的使命感才具有真正的激情,而唯有真正的激情才能够让使命感(而不是理想、梦想、情怀之类)真正地呈现出来。

当1400年前的玄奘法师做出了前往印度求学与“取经”的决定时,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决断,这包含使命与激情。因为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并不如我们现代人出国留学那样简单,他在前往印度的过程中需要遭遇众多会有生命危险的困境。玄奘法师非常清楚这些(因为在他之前已经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寻找到真正的佛教精神或佛法(Dharma),为在中国的佛教追随者提供更准确的佛教文本(佛经),从而让这些佛教信徒受益。为了传播真正的佛法,让他那个时代的人以及未来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能够从真正的佛法中找到解脱痛苦的方法,玄奘法师决意哪怕只有一丝的成功希望,也愿意付出一切。这就是需要对他自己的使命具有最为热忱的投入。

对于玄奘法师来说,他的这些使命感就是他最为本真、最为本几的人生意义。为了让这种人生意义发生出来,他甘愿冒一切的危险,甘愿放弃一切在平均社会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财富、社会地位等等)。玄奘法师对于自己的使命(真正的使命感、精神的使命感,而不是虚假的“使命”,比如有人会说,“我的使命是要去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这种使命是不是真正的使命)的最为热忱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人生意义的最真正之处。

其实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人在历史中有很多。在非佛教领域,人们所熟知的海瑞先生也是一位真正的本真的、本几的人,他会为了实现“为生民立命”这个真正的使命而甘愿冒一切危险,甘愿付出一切代价,这在皇权时代中是需要具有最为强烈的使命感与最为热忱的激情才能够做到的。近代的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本来有逃亡机会,但是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因此他甘愿自我牺牲。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使命是人生的意义”的含义。当然我们作为“普通人”(这个“普通人”的自我设定或许本身就应该得到进一步思考),无需像玄奘、谭嗣同与海瑞那样“惨烈”,但是我们或许也需要一些较为“私人”的精神使命,从而让我们的人生生发出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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