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经济学问题

金钱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能力。那这个问题的实质是50万元的社会资源，两种不同的分配方法的影响有什么区别。作为福利发给百姓，相当于给了百姓分配50万元资源的能力，否则就是这一个人保留分配50万元资源的能力。

不严谨地说，前者大概率会变成消费，后者可能变成消费也可能变成投资。现在考虑乘数效应，大概有三种情况：

1.百姓拿去消费，前者相当于给百姓分配了50万元的消费品，又给餐厅，零售商和生产者分配50万元的能力，so on and so forth。

2.这个人拿去买奢侈品，后者相当于给这个人分配了50万元的奢侈品，又给奢侈品卖家和厂家分配50万元的能力，so on and so forth。

3.这个人拿去投资，那么后者给这个人分配了50万元的资本（包括机械，人才，技术等等），又给资本供应者分配50万元的能力，so on and so forth。在很多年后，这50万元的资本因为复利，可能会增值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社会资源，也可能全部亏光。

简单讲一下结论。观察这三种情况，明显就能发现，在市场投资机会充足时，第三种情况能够产生最大的价值，因为它将最多的社会资源转化为了可以增值的资本，从而在长期创造了最大的价值。但是因为资本需要原始积累，第三种选择通常只有资本家能够作出，这也是为什么Milton Friedman等人支持尽量少地向资本家征税的原因。但是这并不代表向富人少征税一定是好事，因为富人也可能作出第二种选择，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如果要讨论怎么促进第三种选择，而不是第二种选择，在这里我们就得到了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结论，新教伦理使得富人减少消费，而选择尽可能将财富转化成资本创造更多财富，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写了这么多根本没人看😓

@能井 #151527 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吗？如果不是那种直接发钱呢？不过上面的回答也说了，如果是给大家看病，那就是给老百姓分配了五十万的医药，给医生医院五十万的分配权，如果给大家读书就是给老百姓分配了五十万的知识，给学校五十万的分配权。

确实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考量心理因素，这么说是不是退税，或者免税，或者修改税法，甚至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零所得税都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526 你看五个赞就知道，写的非常好，大家都在看的。

说起来看到最后一段，我在想有没有什么说法可以推动再生产，比如说如果购买奢侈品要收税，但是如果作为股东以法人的身份投资可以少交税之类的？

我尝试写个短的回答。

先看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把这人500万收入全部征税，分给所有人。

这样一来，赚多赚少最后都没区别，于是大家就不想赚钱了，社会生产力会急剧下降，计划经济的悲剧就在这里。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

第二个极端是，这人500万收入不予征税，不分给任何人。

这样一来，社会上的穷人就会非常穷，没有低保。就可能被共产党洗脑，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连命都没了，社会生产力当然也会急剧下降……这样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稳定的社会必然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按照姨学，平衡点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德性；按照 @食人大佐韦国清 提供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取决于国民的集体信仰。

@thphd #151535 其实我就是在思考后一种情况。如果没有税，能否靠所谓的生产力不断提高让大家都获利。当然好像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呼吁做大蛋糕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吃到更多，不过我希望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一下。

@thphd #151535 我倒是觉得要务实一些，德性和信仰都太虚了。平衡应该是Laffer's curve的最大值。

@消极 #151540 说真的，我听拉佛曲线就比听信仰舒服。但是拉佛曲线只考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按照韦大佐的说法，购买消费品对经济扩张的效用肯定比不上直接投资。这是不是说明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必须要牺牲一定的生产效率才行？

而且上述这个问题存在一定概率滑坡到一个比较操蛋的环节，就是假设我们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搞福利，一个国家搞重商主义低福利中国式高人权，是不是从长远看来第二个国家经济总量反而会高，然后引发更多的外部效应？

跳脱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回答。

前者会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得市场的总体效用（Utility）降低，而后者不会影响市场的总体效用。

征税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暴力干预。 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一处的资源配置到另一处。比如政府用征收的税款补贴了电动车生产行业，那么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其他行业的部分非专用生产要素会向电动车行业转移。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题目给定的是将税收直接发放给民众而不是补贴给企业，产生的效应是否会不同？答案是：相同的。比如这笔资金，消费者用其来购买食品，那么就等效于补贴了食品行业；用来购买日用品，也就等效于补贴了日用品行业。因为没有得到这笔补贴之前，消费者是不会进行多出来这部分的消费的（消费者的偏好发生改变）。因此无论直接作为现金发放给消费者还是转移支付补贴企业，结果都使原来市场的均衡发生了改变（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

又有人会问，一个行业效用的增加和别的行业的效用的减少，总的是市场效用不是不变么？答案是：效用是不能加总的。比如有两个人A和B，A打了B一拳，A得到了满足，B感受到了痛苦。A的效用增加了，B的效用减少了。能说总效用没有变化吗？如果A不打B，通过协商解决了问题，因此两人的效用都增加了。从而推导总体的效用也增加了。

因此政府的干预（税收）实际使市场的效用损失。问题中提到这个税收征收的是个人所得税而不是企业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是通过影响个人的时间偏好从而影响到储蓄-投资，然后改变了原有市场的资源分配，最终会降低了市场的整体效用。

有限文字很难把全部的影响说清楚，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针对我的回复质疑和讨论，以便我进一步的阐述。

@observerEDGE #151543 “假设我们有两个国家...”

不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刨掉后发优势和低人权优势）是集中火力干大事，这种模式在科技停滞的时代，才更有优势。在科技增长的年代，集中火力等于是卸掉了市场反馈抑制无效投资的反馈回路，是注定要坏事的。科技停滞意味着未来可预测性更强，就更不容易发生投资扑空的危险。

为什么拉佛曲线有意义？因为政府肯定是要选择最大化他的财政收入的，也就是如果是透明博弈，真实的税率就等于拉佛曲线的最大值。税率毕竟是政府定的。

而且我们可以把拉佛曲线放大到N维空间，因为绝大部分国家不是单一税率。税率本来就是个n维向量，那么在税率取某个向量（例如农业品x%, 工业品y%之类的）时，财政收入最大化。

“购买消费品对经济扩张的效用肯定比不上直接投资。这是不是说明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必须要牺牲一定的生产效率才行？”

这个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就出现了，投资生产的最终消费品不还得普通人去消费？如果生产过程中分配偏向投资，那么投资生产扩大，但是消费却相对萎缩，最后就得过剩了。所以要最高的生产效率，并不能把投资-消费的滑动条全拉到投资这头。这是另类的拉佛曲线。最大生产力并不是100%生产，当然更不可能是0%生产。

@observerEDGE #151534

这个是诺奖得主说的“心理账户”理论。

美国这次疫情大补贴，大家都收到意外之财，很多人跑去炒币跑去逼空游戏驿站，应该算是赌博行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讲得通。

我听播客“东腔西调”提到UBI，如果是全民稳定长期发放补助，并不会使得大家变懒汉乱消费，还是很多人进行学习等长期投资。

@Surge #151545

征税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暴力干预。

政府的干预（税收）实际使市场的效用损失。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我认为合理的（不过度的）征税，本身就属于原始市场的一部分。

“比如政府用征收的税款补贴了电动车生产行业，那么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

但是，如果一家大企业卖东西赚了钱，然后投资电动车行业，会不会使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

我有个地方还想得不是太清楚：企业赚钱后投资，与政府（合理、不过度）征税后补贴，有没有本质区别？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但详细逻辑我还没有想清楚，想听听你的想法）。

而且，政府是不可能不征税的吧。比如我们肯定需要警察维持治安，那么警察的工资、警用车辆和武器等，就只能从税收的形式来解决。

因此，我认为过度的、不合理的征税和补贴政策才是对市场的一种暴力干预。合理的税收既不是对市场的暴力干预，甚至还属于正常市场的一部分，并且只要有政府就无法避免征税。

@observerEDGE #151534 你说的没错，所以现代的制度设计者都在想方设法抑制这些明显的“无用”消费来促进再生产，包括奢侈品税和烟酒税等等，对于投资的鼓励则主要是去监管和企业的税收减免。

税收对于劳动积极性确实有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很难讨论。

@Surge #151545 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它假设社会的utility一开始已经达到均衡了，但是均衡不一定代表最优。所以税收这个暴力行为实质上只是破坏了均衡，并不一定导致utility的降低。举一个简单粗暴的例子，假设有一个富翁变成了植物人，他把所有财富都用来给自己续命，但是不能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把这一部分社会资源用在其他事业上会使社会的utility更优。

@observerEDGE #151543 你说的没错，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确实得益于这种残酷的资本化。否则，在一个有如此多低效的计划经济残留的国家取得这样的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SuperMild #151591

赚钱投资和政府补贴生产是不一样的。

本来我想用宏观经济学的LS-IM的，但是发现微观的供求曲线就够了

如图，p为数量，q为价格，S为供给，价格越高数量越多；D为需求，价格越高数量越少。

增加投资，就是简单地沿着S曲线向上移动；政府补贴生产者，则是将S曲线向下平移（如果政府补贴固定额度），或者是让S曲线斜率变小，变得更平缓（如果政府补贴是计件的）；政府补贴消费者，则是让D曲线上移（消费者补贴只能计件）。增加投资不改变平衡点，政府补贴生产者使得平衡点向右下方移动。价格降低，数量上升；政府补贴消费者，则使得平衡点向右上方移动，价格上升，数量上升。

@SuperMild #151591 “暴力干预”（Violent Intervention）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引用自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用来描述政府运用强制的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也就是这种干预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外部强制的。比如税收，如果政府不运用强制的权力，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纳税。

但是，如果一家大企业卖东西赚了钱，然后投资电动车行业，会不会使电动车行业企业的效用增加，而别的行业企业的效用减少？

企业赚钱后投资，与政府（合理、不过度）征税后补贴，有没有本质区别？

企业家的行为与政府的干预是不一样的。企业家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而政府的不是。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环，熊彼特（J.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有创新，即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功能。换句话说，企业家会发现市场不均衡的地方，并使市场趋向均衡。从投资学角度，企业家只会投资（他们觉得）未来有利可图的项目，即资本回报率（利率）高于平均利率的项目。

回到主题。企业家投资电动车行业与政府转移支付的原因是不同的。只有企业家认为投资电动车行业有利可图，他们才会进行投资，否则不会。当然实际的盈亏又是另外一回事。而政府的行为则不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资本不是他们所有的，他们也无须为投资失败负责。因此政府强制的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往往造成了浪费（国内行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且，政府是不可能不征税的吧。比如我们肯定需要警察维持治安，那么警察的工资、警用车辆和武器等，就只能从税收的形式来解决。

你说的很正确，但这个问题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用一定有损失。但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出发，无政府是否能保持社会运作的井然有序？

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因为这个问题分为了两个派系：

• 以哈耶克（F.A. Hayek）为代表的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但是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损失，但是政府的存在又是维持市场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把政府的权力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必要的范围内，其余交给市场。
• 以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发展为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主张即使不存在政府，也可以维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公共物品，甚至警察、法庭都以由私人提供。罗斯巴德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大党，以自由主义（非进步主义）为宗旨的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创党成员之一。

谁对谁错呢？尚无定论。目前可以知道的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到今天为止，无政府主义没有大范围成功的先例。

@消极 #151757

政府补贴生产者: 价格降低，数量上升；

政府补贴消费者: 价格上升，数量上升。

根据你提供的理论，政府补贴生产者，最终的效果就是导致供给变多（此时可以假设需求不变），继而导致价格降低。

但这个效果，企业投资也是可以实现的啊，企业加大投资，同样导致价格下降，就是常见的蓝海变成红海的过程，这在商业里很常见，本来一个厂家做一种新产品，价格高，产量低，后来加大规模，以及新的厂家加入，结果价格降低，数量上升。结果完全一样，因此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

补贴消费者则更复杂一点，目前国内比较常见的就是新能源车的补贴，会导致数量上升，但不会导致价格上升，因此这个图可能不适用于政府补贴消费者的情况。

同时，商家补贴消费者的效果也是一样，比如外卖平台就会补贴消费者，结果导致数量上升，而不会直接导致价格上升。

@Surge #151762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用一定有损失。但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出发，无政府是否能保持社会运作的井然有序？

啊这句话点醒我了，受教了。

那是否可以说实际上一个“好（善良）”的政府最好是可以收正好能够满足维护市场社会秩序的税？不过也有可能这个值已经突破了拉佛曲线的极值了。这个好像需要定量分析我就不乱讲了。

至于罗斯巴德的主张，我猜想会不会这种所谓的“私人提供的法律警察。”最后还是会成为政府一样的玩意。毕竟人类社会政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大部分还是从包括部落这种组织衍生而来，是不是其实就是描述一个私人提供社会秩序的历史缩影。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755

效用是不能加总的。没有社会效用最大最优这种说法。

对于富翁，他的最优选择就是耗尽一切财产为他续命。

举个例子，有A和B两个人。

条件假设1:A只喜欢吃苹果，B只喜欢吃梨子。A有5个苹果，B有2个梨子。

现在外部干预拿走B的1个梨子，换给他5个苹果。现在A有5个苹果，B有1个梨子5个苹果，能说A、B组成的总体效用增加了么？

条件假设2:A、B两人都既喜欢苹果，又喜欢梨子。A有5个苹果，B有2个梨子。

A想吃梨子，他觉得用2个苹果换1个梨子能接受，如果用3个苹果换1个梨子他不能接受。

B想吃苹果，他觉得用1个梨子换2个及以上苹果能接受，如果用1个梨子换1个苹果他不能接受。

因此A、B在“1个梨子换2个苹果”这个均衡上成交了，A吃到了梨子，B吃到了苹果。因此A与B的效用都增加了。因此总体效用增加了。但是，这个总体效用并不是加总的，而是通过A、B各自的效用都增加了推导而出的。

这个例子试图说明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痛苦与快乐，是不能均一衡量的。并不能加总从而得出一个什么“社会总效用”最大。 因此任何强制性非自愿的补贴和转移必然导致总体效用的降低（此处的总体效用不是加总的，见上例）。

数学的确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为了套数学模型，便于计量数理分析，削足适履，已经严重脱离实际了。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挥下，打着什么“社会的”“人民的”总体利益的旗号，去强制少数群体，甚至变为少数强制多数，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用的办法。

而市场的逻辑，是指个体（individuals）按照自愿、契约的原则进行交换。从而所有个体的效用增加（总体上的效用增加），从而市场趋向均衡。

@Surge #151769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utilitarianism对于现实根本不能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指导。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国家的均衡状态是暴君和他忠实的奴民，或者是宗教领袖和他被洗脑的信众，难道为了照顾暴君和宗教领袖个人无穷的贪欲，我们要对这样的悲惨境地视而不见吗？甚至于我们要认同这个国家的未来被完全锁死，这个国家的国民生而为奴？很遗憾的是，utilitarianism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独裁者个人的权力欲和全体国民的自由相比，没有哪个更高贵。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道德理论很少应用这样的utilitarianism，而是逐渐采取某些原则作为不需讨论的基础。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如果要避免这样的utilitarianism，我们就必须采取可以量化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标准是任何情况下，个人的财产不可侵犯，那么你说的确实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标准允许任何牺牲个人财产的公益存在的话，将这位植物人富翁的部分财产用作其他事业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必须采取的选择）。

Milton Friedman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态度也从小政府主义转变为了“当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时，政府应该干预市场”。

@Surge #151762

企业家认为投资电动车行业有利可图，他们才会进行投资，否则不会。

而政府的行为则不是。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资本不是他们所有的，他们也无须为投资失败负责。

由于我对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了解很少，所以我只说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现实中，政府搞开发、搞基建、办奥运会、对电动车补贴等种种行为，也是看着有利可图才去做的，而且搞砸了也是要负责任的，涉及巨大金额的事情，都是奖罚分明（至少明面上的制度是这样，而执行上如果做不到，可能是腐败问题，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乡镇县市省，每一级政府都想搞好经济，可支配的投资额都有限，决策都慎重，投资正确了都能获得收益，投资错误了都需要承担后果，对市场产生的作用也一样。

企业家会发现市场不均衡的地方，并使市场趋向均衡。从投资学角度，企业家只会投资（他们觉得）未来有利可图的项目，即资本回报率（利率）高于平均利率的项目。

但是政府也是一样的呀，你要是从目的的角度看，企业投资为了获得经济回报，政府投资（或曰转移支付）也是为了获得经济回报。要是从结果来看，你说政府转移支付往往造成浪费，但创业失败率也是极高，投资错误或经营失败造成浪费的例子也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突然想到一个区别，就是政府追求的经济利益比普通企业更长远。一般小公司可能计划几个月或几年捞一笔钱就满足了，公司越大定制的经营计划会越长远，由于政府规模很大，因此会考虑很长远的经济利益，这样想来即使这个区别也不是本质区别。

因此，你说政府转移支付不考虑盈亏，不用为投资失败负责，我认为不符合现实中看到的情况。至此，仍然无法说明政府投资（转移支付）与企业投资有本质区别。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778 总感觉类似于植物人富翁这个事情好像会陷入更多的伦理道德讨论。其实我现在反而有些搞不清资源和钱的区别了。因为我总觉得如果出现这种植物人富翁的事情，冷血，但好像确实有一定效用提高的方法是不去收治他，等他死了征一些遗产税？

而且你和楼上那个社会效用最佳的我都不知道信谁的了。因为一个人个人的效益只能自己计量，不同人给自己计量的效益我不敢认为能够叠加在一起。所以给我感觉社会效益确实是一个有点不太严谨的东西，但是你说的这个独裁者的例子似乎又在暗示社会效益这个东西其实存在，只是我们压根没有找到好的算法？

还是数学简单（望天）

@SuperMild #151782 总感觉哪里不对，可是又说不来哪里不对。

难道是因为在现实中政府的投资技术确实比不过企业？因为企业是分散思考，而政府是单一大脑。

@SuperMild #151782

国内有两个经济学家也曾就类似你提出的这些观点进行了辩论。两个经济学家都是北京大学国发院的著名教授，一个是林毅夫，另一个是张维迎。林毅夫教授持有的部分观点与你类似，而张维迎教授学术观点则基于哈耶克范式。

两人的那次对话有实录，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你在阐述的过程中混淆了几个概念：

企业家的资本与政府的资本

• 企业家的资本由先前经营积累、是外部股东投入或借债。借债则受到债务合同的严格约束。

• 政府没有资本。政府的资金来源依靠强制性的税收以及信用扩张。

如果盈利，企业家会得到资本的增值-利润，这些利润都归他所有。债权人也可以获得要求的报酬率。而政府官员并非企业主人，企业的利润不归他所有。政府官员的绩效奖金不等于利润的回报。所以政府官员没有激励与动力去竞争、发现不均衡，创造超额利润。

如果亏损，企业家的资本受到损失。这损失是私人资金的损失，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存在风险的，股东与债权人在投资之前是清楚的、投资契约是自愿的。而利润-损失恰是市场的反馈：对决策成功企业家的奖赏，对决策失败的企业家的惩罚。有利润有损失，促使了资源的配置，促进了市场的均衡。

如果政府官员决策失误遭受损失，损失由纳税人买单。纳税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制性的为政府官员所做的错误埋单。政府还可以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让全体国民乃至世界民众为其决策失误承担经济后果。

换句话说，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替自己办事自己承担风险，而政府官员是拿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别人承担风险。在中国的实践中，国有企业总是养着一批闲人，因为各种关系被塞进来。私企的老板容不得吃干饭的人。人性的自私使然。

市场价格的机制

就是政府追求的经济利益比普通企业更长远。

按照这样的说法，将所有企业改为国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最合适。因为从上至下的详细计划，举国办大事，长远发展。历史真相是：曾经或正在实践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是普遍的贫困和严重的物资短缺。

原因是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体系，资本财（Capital Goods）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分配，供给-需求脱节，从而计划经济体系崩溃。

朝鲜、苏联以及1990s之前的中国，之所以还有所谓的“价格”，是因为还有外部的价格体系存在作为参考。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20s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详细的论述了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给出了计划经济终将失败的预言。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盛，许多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参与了这社会主义计算争论，并坚定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最后苏联的经济崩溃给这场长达几十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抱歉，请原谅我很难在一两千字的篇幅内，把诸如市场价格体系以及产业政策，政府投资这种博士论文、专著数量级的经济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清楚。上面的回答仅是一个粗略的概括，仅供参考。上文引用的两个链接或许能提供更丰富的一点资料，来帮助我阐释观点以及解决你的问题。

@Surge #151792 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现实中投资者数量之多足以精通生产流转消费点方方面面。而显然政府不可能拥有如此全知的官僚体系。

说起来这个容易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会不会也出现这种大而无当的困局？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为是，是否可以拿去作证政府干预，拆分垄断企业也是正当的？但是考虑到企业本身重要职能就是降低内部交易资本，是不是确实又应该在企业的规模上也要寻找均衡？

@observerEDGE #151786 企业会被惩罚，而政府本身不会被惩罚（仅仅是政府的官僚会被惩罚，这还是假设政府赏罚分明的情况）。

比如对于企业，投资失败，首先股东们本身就遭遇了损失，其次股东们认为企业管理层有错误，于是股东大会上炒掉了管理层。于是管理层也有损失。

对于政府，投资失败，但是政府不是企业式运作，政府的boss只会炒掉管理层，而自身的损失则转嫁给名义上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全体公民。

@observerEDGE #151797 企业没有全知，但是企业会被惩罚。政府是垄断地位不会被惩罚。

对于现实的企业，别说垄断了，只要足够大，也会像政府一样官僚主义横行。为什么官僚，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脱节。公司是股东所有，管理层使用。只要所有者没有有效方式约束使用者，使用者就会试图贪墨所有者权益。所以政府拆分垄断企业有正当性。

@SuperMild #151765 企业自行投资也可以产生你所说的效果，但是如果是外部补贴，那永远是一个叠加的效应。

从财务上来说，自己投资不增加资本金额，政府补贴增加资本金额。

从损益分析来说，自己投资不改变S曲线的特性（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都一样），政府补贴改变S曲线（固定补贴，降低不变成本，计件补贴，降低可变成本）。

@observerEDGE #151786 @食人大佐韦国清 #151778

我想说两个既无关又有关讨论的话题。

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中文世界的网友常为政治上的左、右争论。这里我想简单谈谈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不是北美政界所指“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实际是“进步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派。而在美国Libertarianism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也就是欧洲的老辉格主义（The Old Whig）。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经济方面基本没有分歧。都主张政府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减少税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更多的存在于文化与道德领域。保守主义主张保守传统的道德与生活准则。自由主义则主张只要是自愿的、契约的、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皆合法。因此卖淫、吸毒、同性恋、变性等皆被自由主义认可，而保守主义反对。

所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根本分歧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社会与道德层面。

哈耶克（F.A. Hayek）VS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学术上有过很多争论，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哈耶克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是目前最完美的解释经济波动与经济危机的理论。哈耶克认为避免开启经济危机的方法就是避免开启繁荣（Peak），而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在长期看自然就会恢复。凯恩斯因此而揶揄哈耶克，“在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凯恩斯的这句话可以视作对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的认同，也是对哈耶克应对实际问题能力的嘲讽：政府的官员亟需在有限的任期内做出政绩；民众在失业的困局中多等一天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一点。还没等到经济恢复，社会就动乱了，市场的秩序也崩溃了。 就像一个瘾君子，毒瘾发作失去理智要杀人，你是给他毒品呢还是让他杀人呢？

所以，在经济学理论上哈耶克可能是对的；而凯恩斯的理论更能迎合政府官员的需要。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根本分歧并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社会、政治、法律与人性的问题。

@observerEDGE #151786 我从无政府状态开始想，一般人最大的需求就是安保和主持公道。

如果没有政府，小区需要保安、公司需要保安，普通人万一遇到偷盗、抢劫、诈骗，也需要侦探和抓贼，最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需要为了安保而付出一定费用，还原成征税。

遇到纠纷也一样，需要有人主持公道，但这个主持公道的人或公司也不可能白干，不可能免费，结果还是还原成征税。

因此，在这些最基础、最必要的方面（突然想到还有街道清洁），如果没有征税，由市场自由运作，最终还是还原成征税。

@Surge #151792 非常感谢你的干货回复，我的想法逐渐清晰了。

如果把政府行为推到计划经济的极端，显然是对市场的暴力干预，而如果把征税限制在最小必要限度内，则几乎还原为原始的市场行为（相当于集资购买安保、清洁服务）。

在现实中，比如中国，征税明显不是限制在最小限度，确实是干预程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