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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沾边。
一转眼之间，拜登政府上台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与惊喜不断的特朗普年代不同，拜登时代的美国政府又回到了那个一周没啥大新闻，平平淡淡过日子的老节奏上。（吃瓜群众都去观察美股了）
当然，表面上的无聊，不代表美国政局就真的无事发生。拜登上台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不提，即将开始的特朗普二次弹劾审判和拜登1.9万亿疫情纾困计划的谈判，都是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不过，美国政坛的当前空档期，刚好让我们来谈谈一个近些年来主导美国政治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极化（Polarization）。
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
极化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沾边，无论是恶性党争，国会崩坏，还是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上台，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败/失衡，都能把锅甩到极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关极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各方大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这一现象对当下和未来美国社会政坛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界对当前这一轮极化开启的诱因和最早出现时间有着比较统一的定论，但对什么因素加剧了极化的程度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针尖对麦芒
考虑到公众号不是学术期刊，我也不是啥正儿八经的政治学家（笑），这里有关极化的讨论只能说是梳理梳理过程和起因外加讲讲故事抛砖引玉。吃瓜为主，专业为辅，大家主要乐呵乐呵！
何为极化？
首先，在讲极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之前，先要给极化这个概念下个定义。
极化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指的是美国两党选民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方面的极端化。在极化的推动下，两党均是根据保守和自由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引导自身的政治行为。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推动了两党选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红蓝两个美国分裂的局面。
通俗点讲，极化，就是民主党变得更左，而共和党变得更右。两党之间曾经宽阔的中间交际地带，随着极化现象的发生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民主党更左，共和党更右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选民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数据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20年的时间中，自认为简单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国人翻了一倍，从94年的10%上升到21%。而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中间值差异，也有着显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更右，而94%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更左，这一数据在二十年前仅位于60-70%的水平。
越积极越极端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话，都知道90年代的美国远非什么两党认同一致的和谐年代。大门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在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把美国政治推向了今天的极度极化，比90年代还要严重很多的程度，足以说明极化现象在美国社会现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与此同时，作为政党精英的两党国会议员，也同样伴随着选民的极端化而自我调整。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两党国会议员开始变得愈发和党派主流靠拢团结，使得原先6-70年代规模庞大的两院中间派势力在几十年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消失的中间
两党的党派团结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从70年代的60%左右，上涨到21世纪初的90%水平，而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党内同化的趋势。一党多数必定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于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立法成就奥巴马医改没有一票来自于国会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税改，也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支持。
团结是新节奏
极化的问题
虽然单就极化问题本身来说，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由于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福山所称之为“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复杂机制，国会两院实权还同时三权分立，使得政治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工作和广泛的跨党派民意支持。
在两党选民和精英都因为极化而缺乏共识，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几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随着而来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导致了长期社会性问题频频得不到解决，民众对政府和体制失去信心，进而产生了浓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给特朗普登场搭建了舞台。
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只能用否决政治来形容了
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了两党选民对彼此的怨恨和敌视，负面式竞选成为了政治选举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党同伐异为反对而反对，则成了两党选民思考问题时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极化登峰造极的2020年，美国一切的事务都要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筛选。事实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场，站队要紧。
极化固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但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极化比美国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即便是呼吁团结的拜登取代推动分裂的特朗普成为了总统，美国政治极化也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阴影，仍将长期笼罩着美国的未来，毕竟，能发生一次的事情，肯定还能再发生第二次。
For the Union
当然，美国当前的现状，肯定不是简简单单极化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未来怎么样，现在也说不好，与其鼓吹失败主义杞人忧天，不如先回顾回顾历史。
极化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建国初期，内战前美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但一般来说，当前所指的政治极化，都是建立于美国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结束，第四政党体系确立以来的语境之下。所谓有史以来政治最极化，社会最分裂，也是从内战后开始算起。（毕竟，内战不就是极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体到现在这一轮的政治极化，普遍的认知是它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政治极化诞生的诱因，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进而出现的选民迁徙和政党力量重组。
独霸美国政坛四十年的新政联盟
过去往往有一个常见却错误的坊间智慧—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历史上经过意识形态的换位，民主党从保守主义为主导变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党则从左转右，完美和民主党对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两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简单粗暴地交换立场，更多像是剔除了党内原来势力庞大的意识形态异端/独立山头，最终使得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变得无比明确。
历史上，在20世纪6-70年代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大联盟政党，其选民组成和政策立场往往和美国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流派。民主党在内战后的早期虽然确实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党人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带有左翼经济民粹色彩的农场主作为补充。十九世纪末劳工运动兴起后，民主党更是积极和工会势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机器所勾结，意图扩大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和作为第四政党体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进行抗衡。
三大自由派民主党总统
等到了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代民主党总统，特别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义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基础。而罗斯福上台执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劳工势力，爱尔兰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在内，形成了广泛群众基础。于是，凭借着新政联盟的力量，民主党在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中取代了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和霸者，开启了美国的第五政党体系。正是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的新政联盟逐步解体，才有了后来70年代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而共和党，历史中同样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迥异的内部派系和山头。重建结束后，共和党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有着绝对性优势，长期把持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虽然政党内部的主要话语权由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建制派把控，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强势。在镀金时代美国西部诸州逐渐加入联邦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内部更是成为了主流的思潮。
第四政党体系
不过由于第四政党体系下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所代言的共和党左翼势力长期在二十世纪初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为了突破新政联盟的包围，频繁需要提名温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抗衡，客观上给共和党的中间自由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战结束之后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出现缩水。政治立场通常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国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情绪，主动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结成了政治同盟，组成了长期实质性控制国会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南方民主党人搭建的保守派联盟有效的维护了种族隔离制度
通过对委员会层面的绝对控制，保守派联盟有效的阻击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的民权法案。然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让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美国的负资产，变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联州外的国会议员迫于外界压力，逐步摒弃了放任南方民主党人单方面否决民权类法案的做法。最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敲响了南方种族隔离时代的”丧钟”，但与此同时，身为民主党人却签署民权法案的林登·约翰逊也亲手开启了民主党在“稳固南方”的崩盘。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南方的“脱钩”，并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才宣告完成。重建结束之后在南方一党独大长达百年时间的民主党毕竟树大根深，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稳固政党组织框架和选民的投票惯性，在民权法案生效之后的几十年时间起到了对冲作用。虽然绝大部分南方州在联邦大选层面不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稳定选出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直到1994年和2010两次民主党总统任内的转型式中期选举才改变了这一惯性。
LBJ签署民权法案
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逐渐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稳固的新政基本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而随着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党议员被共和党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党内拥有具足轻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使得民主党自我净化掉了意识形态的异端，变为自由派为绝对主导的政党。
与民主党变化相应的，便是共和党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选民的情况下，逐渐丢失原有的东北部”气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两大因素越来越浓的共和党，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信奉世俗主义的东北部原共和党选民，把他们推向了民主党的阵营。
一来一往，两党都刷掉了己方阵营中一度强势的“异端势力”，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整合。实际上，这一变化让美国政治从40-50年代的“四党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党人）真正变成了70年代后的“两党对立”，从50年代两党缺乏本质性差别，变为70年代后的对比鲜明。
四变二
如果没有南方转型作为诱因，美国政治恐怕不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口和经济占比都不显著的南方，长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远超地域本身硬实力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有趣且独特的现象。
推动极化的原因
然而，政党重组只是政治极化现象出现的导火索而已，真正把极化推向到今天两党剑拔弩张，事事针尖对麦芒这样极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个。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为了讲的全面一点，顺带避免争议，这里就把基本被公认和极化有关的一些因素都全部都稍微讲一遍。
越走越远
首先，推动极化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变化，另一种则是社会和选民本身所经历的变动。两大类原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时常相辅相成，齐心合力把极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选民要为极化负主要责任的有关讨论，很多时候和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之类的辩论没啥区别，反正你也吵不出结果，不如说俩方面都一样的锅）
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
7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党权力弱化，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摇摆选区数量减少，和选举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选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削弱了政党原先对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然初选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把选择权力返还给基层选民，但权力弱化的政党无法积极的排除党内的极端因素。初选相对较小的选民规模，更是有利于党内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权，逼迫国会议员必须尽量严格遵循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然将失去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
过多的民主=/=好制度
不公平的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则加剧了初选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摇摆选区数量的下滑，让大部分议员都处于稳固的红蓝席位，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只是两党内部的初选。而由于两党选民愈发对反对党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了政治生存的政党精英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自己，进一步推动极化。
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同样也对极化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效果。从6-70年代开始，民主党自由派不满于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长期把持重要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参众两院权力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众议院的“削藩”行为，使得立法权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议长/领导层身上。
C-SPAN的出现，对极化推波助澜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让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登峰造极，基层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个人独特政治形象的议员，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况下，只能更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避免犯路线错误丢掉饭碗。
在此期间，直播国会议事程序的电视频道C-SPAN开播，虽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过程，但各类听证会却也不可避免地变为了两党议员为博眼球的作秀平台和党争工具，进一步压缩了两党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间。
最后，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两党之间合作妥协的意愿。90年代以来两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常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内战后的第四第五政党体系都有明确的多数党/主导政党存在（先是共和党，后是民主党）。
国会换手频率增加，降低了两党的合作意愿
新政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国会长期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曾在众院连续四十年在野。相对低频率的国会控制权换手，反倒有助于两党的合作(因为在野党看不到翻身的希望)。94年之后，国会两院控制权频繁出现更迭，每两年都有可能出现新多数党，这大大降低了双方妥协的意愿。只需要反对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让执政党一事无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风向推动自己上台。
也就是说，选举竞争的愈发激烈提高了政治极化的收益，进入到新时代后，对立更加符合两党的核心利益—成为多数党，也难怪国会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和选民的变动
政治极化的另一大类驱动力量，则是美国社会和选民自70年代以来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两党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宿敌，让两党失去了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理由。选民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大萧条二战年代成长起来的“伟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选民队伍，被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社会变故，缺乏集体记忆的战后婴儿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这届选民不行”的本质性问题。
归根结底，这届选民不行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给政治党争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争的新变量。两党之间斗争逐渐由从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转向了道德和种族层面的话语权的争夺。双方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所斗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两党选民互相之间的看法，都是极度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恨的。
而选民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会折射到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和总统（比如特朗普）身上。负面党派情绪（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国选民愈发不愿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割选票（Ticket Splitting），参院和众院选举结果与总统大选高度趋同。来自“敌人地盘”议员数量的大幅减少，国会内部和总统都缺乏向另一方让步妥协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负面党派情绪=两党互相仇恨
另一方面，两党意识形态主流在70年代确立之后，两党选民自主的进行党派选择行为（Partisan Sorting），进一步固化了两党的政治立场和区域性优势。70年代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除了转投对立党派之外，往往会选择自我调整，积极向党的主流靠拢，增强了党内意见的一致性。
选民自主选择向党派靠拢的同时，还会根据政治倾向来选择居住工作的地方。党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团，自然会加速美国政治地理的红蓝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红区越来越红，蓝区越来越蓝，带来的后果则是国会两党的安全选区/州越来越多，中间温和派选民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滑——更加极化。
红更红，蓝更蓝
冗长频繁的选举周期和竞选成本（金钱/政治现金）的激增，则更是放大了党内愿意花时间经历去参与初选/其他选举活动的政党活跃分子的能量，让政党精英不得不受制于党内的极端势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传统媒体的衰败，使得美国民众逐渐在事实认知和基本价值判断层面就出现分歧。6-70年代美国选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纸媒和ABC, NBC, CBS三大电视台。在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约束下，大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对客观可靠的，起码民众对事实还是有着比较共同的认识。
三大台
但自从里根政府废除公平原则之后，随之出现的24小时新闻周期和主观新闻台（CNN, FOX, MSNBC）逐渐让新闻报道变动主观起来。这些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电视台，满足观众的同时，加固了公众的党派偏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推送新闻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国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闻和阴谋论大肆横行，两党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不能达成一致，焉能有不极化的道理？
阶段性总结
归根结底，美国的政治极化是一个起因极端复杂，涉及面又超广的政治文化现象。美国目前超极化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任何短期的良药可以来缓解解决。极化必然长期将与美国共存，分裂也将是美国短期内未来的主旋律。
具体，极化对美国政治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之后的文章再谈。
极化作为一个大的课题，这篇文章显然只是为未来的系列更新开个头。接下来预计将会用多篇文章详细的讲述极化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把文中所讲的一串极化原因仔细的再分析一番。
至于下一篇先讲什么，当然是国会的内部变化咯!
十九二十世纪国会体制的转变与极化的关系
又是一周过去，拜登政府依然没有搞出啥大新闻，而大家集体沉迷Clubhouse，这不赶紧把极化文章更新下，好方便明天继续CH划水。
上篇文章说到，极化作为一个美国社会近几十年最为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政治现象显然是无法单用一篇文章或一种分析方式去解读梳理的。在系列开篇文章基本系统性阐述了造成极化现象出现/发展的几大原因之后，接下来的几篇更新都会聚集具体的几个方面，尝试把问题稍微梳理的简单易懂一点。
渐行渐远
国会作为受到政治极化冲击最大的权力机构，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切入点。过去的一百年时间中，国会内部政治生态和制度的改革变迁，既反应了美国选民愈发极化的现实，也同时扮演了推动极化走向极端的角色。而通过解读穿插在这几十年风云变幻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选举），能比较的好理解为何国会制度的改革变相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
国会和极化
一般来说，再谈政治极化对国会的影响时，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围绕着众议院所展开的。这并不是因为极化没有对参院原有的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冲击，事实上极化使得本就低效的参院在今天进入了立法全面瘫痪的状态，而是因为参院从宪法设计和议事规则层面来讲，并非是一个完全的多数决机制（Majoritarian System）。
相比于完全由多数党乾纲独断的众院，参院的冗长议事规则（Filibuster）虽然历史上和今天长期被滥用，但也确实保证了参院的少数党保有一定的权力，不至于和众院少数党一样任人宰割。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而基本按照多数党意志来运作，又是由来自“小”选区议员组成的众院，更能直接的反应政治极化给美国政坛和国会所带来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两党政治联盟和政党纪律松散的年代，众议院尚能在维持多数决机制下，仍有少数党议员积极发挥立法影响力的空间。
当然，二十世纪中叶国会能进入“黄金时代”，有战后/冷战的时代背景与民主党长期独霸国会的因素作祟。随着时间的推进，新一轮政客的登台加上国会自身内部制度的改革变迁，使得众议院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极化样子。作为“人民院” （the People’s House）的众议院，也确实能更好地比参议院展示极化现象是怎样崛起，又如何“吞噬”国会的。（所以先讲众院，参院得专题另讲）
国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俗话说得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套用到众议院和整个美国国会的发展史上，就会发现国会领导层，特别是众议院议长（Speaker）一职的相对权威和权力，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内战后，议长的权力一度登峰造极，达到了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的境界。而绝对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引来了外界的反感，导致了1910逼宫事件的出现，剥夺了大部分议长的权力。
随后，众议院进入了事实上的封建制状态，各大委员会主席如同诸侯王一般各自为政。国会领导层缺乏约束各委员会山头的办法，更多只能扮演周天子/盟主调解纠纷，通过好言相劝来推动进程的角色。虽然这一时期国会立法机制运行得非常健康，但到了60年代，长期把持委员会主席岗位的南方民主党人阻挠民权法案和自由派议程的行为，引发了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强烈反弹。所以水门事件后，众议院推动了“削藩“举措，开始重新把权力集中在国会领导层和议长身上，削弱委员会对立法的控制权。
委员会权限的变化影响深远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议长权力在金里奇1994年引导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之后再登巅峰。此后的时间里，议长的权威虽稍逊1910年前的水平，但在众院也是保持着说一不二的地位。而曾经是立法程序核心环节的各大委员会，逐渐随着权力的集中变得可有可无，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金里奇的重要性，得专门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年改革者“削藩”是为了提高立法/国会效率，最终所导致的却是政治极化彻底吞噬绑架了国会，使得立法权完全进入目前半死不活的状态。只能说，许愿需谨慎（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从“沙皇议长”到“委员会治世”
美国建国早期国会的规章制度较为松散，除了宪法规定的议长职位一直存在之外，并没有今天的两党领导层这种机关存在。早期的众院议长大部分是短期性职务，并不直接发挥政党领袖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议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因人而异，时高时低。十九世纪美国政坛三巨头之一亨利·克雷（Henry Clay）担任议长期间，议长的政治能量甚至可以和当时的几位总统比拟。而其他人担任议长时，历史都不会多记几笔，高下立判。
政坛巨擎亨利·克雷
时间推进到内战后，近代国会的生态开始成型。正是在这一时期，众议院修订了议事规则，废除了众议员通过冗长辩论（Filibuster）来阻挠法案通过的可能,正式的让众院成了一个制度上由多数决原则主导的机构。
众院废除冗长辩论后，少数党所能使用的阻挠工具只剩下了在法定人数（Quorum）上做文章这一项。这一漏洞的来源，是立法机构开展立法工作需要满足法定人数标准，也就是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在多数党不拥有三分之二席位的情况下，如果少数党拒绝出席，那么立法工作就无法开展，一些少数党反对的法案也就没法通过。
这一拖延战术，一度让多数党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实际操作中，少数党议员并非真正的不出席，而是在众院议事时通过动议要求众院清点最低人数。到点名时，明明在却不回答，这种所谓消失的最低人数（Disappearing Quorum）让多数党无可奈何。直到“沙皇”瑞德上台，这问题才被解决。
出席人数也是个学问
时势造英雄，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两位政治能量极大的议长，将议长的权力推向了巅峰。一时间，大权独揽的议长被媒体拿来和同时代的帝俄沙皇作比较，因此两人被冠名“沙皇议长”。两人中首先出场的，是缅因州共和党人托马斯·瑞德（Thomas Reed），1889-1991和1895-1899六年时间里两度出任众院议长。
瑞德能在这一时代的一票议长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是他上台后强硬的手段和霸道的作风，同时还和他在出任议长前的经历有关。前面提到，众院在内战后废除了冗长议事机制，给众院的法案辩论时间和方式施加了限制。具体到操作层面，这项工作是由众院法规委员会（Rules Committee）来执行。在这一机制下，所有的国会法案在通过了原先的委员会审核之后，还需要经手法规委员会才能最终由全院表决。
沙皇瑞德
也就是说，法规委员会掌握了所有众院法案的生杀大权，除了极少数达成条件极难的议会工具可以让法案绕过法规委员会外，其余都要受到法规委员会的管控。瑞德在当选议长之前，担任了法规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深知这一权力要害机关的重要性。所以在出任议长之后，瑞德破天荒地继续亲自兼任法规委员会的主席一职，保证了不会出现大权旁落的现象，而这一传统，被后续的几位议长都学了去，极大的扩充了议长的权威。
法规委员会那可就关键了
与此同时，瑞德还在1890年强行废掉了少数党通过操控法定出席人数来阻挠众院议事的权力。在民主党继续玩消失的法定人数这一套时，瑞德要求众院的书记官在少数党议员不回答的情况下仍将其记录为出席。经过了一番斗争后瑞德彻底关闭了法定出席人数这一漏洞，进一步巩固了众院由多数党全权主导的传统。
1910 “反叛”
瑞德之后的另一位共和党“沙皇“议长，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夫·加农（Joseph Cannon）则是接过了他的衣钵，把议长的权力推向了”古典时代“的巅峰。
加农在担任议长的期间内，不仅兼任的法规委员会主席，还同时把其他委员会名额和主席分配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众院最重要的三项权力：委员会分配，法案审核，和议程控制均被议长一人所独享。这个时代的众院，更像是西敏制下的内阁。议长等同于首相，大权独揽，而委员会主席则是他的阁员部属，因为权力和地位完全取决于议长，必须要唯唯诺诺，事事紧跟。
大权独揽的加农
然而，物极必反，加农权力过大，引发了众院两党基层成员的一直不满。特别是加农作为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和同时期的进步派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政见不合，时常阻挠同党总统的立法议程，引起了党内进步派议员的强烈不满。
于是，在未来的进步派大佬内布拉斯加州众议院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带领下，共和党的部分议员在联合了在一旁幸灾乐祸正愁没机会羞辱加农的民主党议员发动了一场“起义”。具体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节假日（圣派特里克节）缺席和议会拉锯，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进步派共和党人诺里斯
总之，结果就是，1910之后，议长被禁止同时兼任法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分配也改由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来负责。而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则由原先的议长亲自决定，改为完全按照资历（Seniority）来决定。那位多数党的成员在一个委员会干的时间最长，他就自动会成为委员会主席。
这样一来，众院议长的权力受到重挫，此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反观，从沙皇制议长淫威下独立出来的各大委员会主席，权力大大增长。不需要向政党本身和领导层负责的委员会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委员会主席也就成了割据势力（Committee Barons）。众院本身完成了从沙皇议长到“委员会治世”的转型。
罗斯福新政和保守派联盟
1910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委员会治世”时代中，众院议长和国会领导层缺乏管束委员会主席和基层议员的手段。即便是担任了17年议长的政坛传奇山姆·雷本（Sam Rayburn），他施展权力靠的也是劝说利诱的怀柔手段，而并非强硬的逼迫手下就范。 )
雷本和罗斯福
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第五政党体系决定了民主党长期在美国政坛处于绝对的主导性地位。但新政联盟自身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决定了少数党（共和党）仍有在立法过程中影响政策的机会，
这一时期国会各大委员会主席，由于是纯粹按资历决定，绝大部分都是由南方民主党人担任。这是因为民主党内战后在南方长期一党独大，在任议员除了初选偶遇风险外，毫无连任压力。北方民主党人倒霉时，南方民主党人根本不受政治大风变动的影响，一来一往资历就远比他们北方同僚资深许多。
罗斯福新政
意识形态层面，特别是种族问题上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通过对委员会的控制，直接堵死了不利于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一切法案通过国会的通道。即便是罗斯福新政早期民主党占据国会四分之三席位的时候，大部分通过的新政举措和项目仍要在原则上遵循南方种族隔离的制度。随着新政规模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南方的保守派更是开始拒绝和罗斯福政府合作，积极阻挠新的新政立法出台。
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的出格行为，可是惹恼了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新政，罗斯福在1938年中期选举亲自出马到南方各地拉票，支持在民主党初选中将保守派拉下马。然而，罗斯福本人超高的人气，仍不足以掀翻大部分在南方根深蒂固的老牌政客。经济复苏的缓慢，再加上前一年罗斯福试图扩充高院的余波，让民主党在1938年中期选举中蒙受巨大损失。
FDR失败的清党行动
38年选举的直接影响就是由保守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所组成的反新政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实际上成为了国会的新主人。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保守派联盟牢牢地把持着国会的控制权。尽管这一期间民主党除了短暂四年中断外，名义上一直掌控着国会，但美国国内有关民生议题的重大立法成就并不多。
两党保守派在委员会层面的串通一气，运用他们对立法程序的高超理解，有效的阻挡了两党自由派势力推动民权相关的法案和其他进步主义立法。如果说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时代还有二战作为借口，整个艾森豪威时代在温和派共和党总统搭民主党国会的境况下只有《州际公路》一项重大民生有关的立法出台，则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国会在“委员会治世”下，保守派联盟是多么的高效。
民权法案和新时代
但是，政治周期永远是反反复复的。委员会治世时代过于分散的权力，低效的立法进程，都让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和改革势力越来越不满。而在民主党长期把持国会的情况下，民主党主流（既自由派）的政策理念得不到贯彻，自然会引发对旧制度的巨大反弹，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由和契机。
果不其然，进入到60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声浪越来越高，反对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国会被迫要面对必须在民权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尴尬局面。作为国会多数党的民主党，更是被夹在了一个极其被动，腹背受敌的位置，既不能放弃传统的南方一翼，又不能开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北方民主党人。
民权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使得国会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终，在多重压力之下，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选择了公开为民权运动站台，正式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民权法案。但是在完成之前肯尼迪便遇刺去世，接替他的林登·约翰逊是来自德州的南方民主党人，这让许多人怀疑民权法案是否还有通过国会的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林登·约翰逊很快证明了他推动民权法案的决心并不比他的前任差。相反，在很多问题上，约翰逊的立场要比肯尼迪还要激进，更加自由派。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前参院多数党领袖，立法能力在历史上堪称第一的约翰逊的极力推动，民权法案未必能顺利躲过保守派联盟的绞杀最终成文。
LBJ和JFK
不过，国会对民权法案的抵制，并没有因为民主党总统的支持而消散。有冗长辩论机制的参院先不谈，法案光是通过众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时任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作为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南方民主党人和种族隔离制度坚决拥护者，用尽了一切手段阻止民权法案通过。
而由于在委员会治世时代，法规委员会脱离了议长的控制，完全是按照委员会主席的意志在运行，史密斯的反对让法案长期卡在委员会层面无法进入表决阶段。史密斯本以为他的权威足以让法案胎死腹中，却没能想到民权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给予了两党基层议员破釜沉舟的决心。
Judge Smith
在两党议员纷纷准备签署“放行决议“（Discharge Petition），让法案绕过规章委员会直接进入表决之后，为了避免被羞辱的史密斯只得无奈给法案放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插曲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既史密斯在放行民权法案之后，又在最终表决前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将性别（SEX）加入到了民权法案第七章受保护的人群/类别之中。这一个小小的变动给未来几十年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意外影响，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和21世纪的婚姻平权均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这个变动。（最近就是高院去年六月的判决）
但是，史密斯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用心，学界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史密斯属于夹带私货，试图通过引入两性问题来分裂支持民权的非南方议员（因为传统上工会反对女权），最终让民权法案无法通过。这一观点长期来作为学界主流，总是以一种嘲讽的目光看待史密斯这种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
女权先锋？
然而事实可能未必那么简单，尽管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史密斯当时真正在想什么，但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的史密斯，在女权问题上却有着十分进步的立场和历史。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史密斯多次投票支持了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他也是同一时代的女权运动领袖爱丽丝·保尔（Alicee Paul）的好友兼国会政治盟友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当然，对于史密斯来说，他关心的只会是白人女性。但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史密斯把“性“这个词加入民权法案，未必就不是真心的举动。毕竟羞辱北方民主党人的同时，还可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保护本州的白人女性。
如何理解法律原意？
史密斯立法意图的模糊性，同样还给美国法律中盛行的原教旨主义（Originalism）带来了理论上的挑战。既然原教旨主义讲究的是判案时要揣测立法者的原始意图，那么你怎么衡量类似史密斯和民权法案第七章的例子呢？戈萨奇大法官在去年高院六月份的判决中用的是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解读方法去解决这个纠纷，那么其他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总结
不管怎么说，民权法案还是在历经艰险后通过了众院，在参院又经过了两个月的冗长辩论阻挠之后，最终由林登·约翰逊签署生效。
随后的1964年大选中，LBJ带领着民主党取得了历史性的大胜，国会自由派的势力达到鼎盛，变相打破了保守派联盟的枷锁。随后的两年时间中，重大民生立法议题接连出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又一次的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本质生态，让自由主义在美国达到了巅峰。
划时代的事件
然而民权法案开启了新政联盟的垮台。随后的十几年中，民主党失去了作为美国政坛主导政党的地位，在1968年到1988年二十年期间仅赢了一次总统大选。但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并没有取代民主党成为政坛的主导，国会仍长期被民主党把持。
众院牢不可破的民主党优势地位更是让外界怀疑共和党是否已经永远在众院层面沦为少数党。在民权法案证明了委员会制度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铁板之后，新的风暴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70年代的水门事件，正是摧毁国会旧秩序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万恶之源水门事件
没有水门事件，也不会有后来的里根，金里奇革命。
而美国政坛极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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