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美国大分裂的前生今世
北大未名原文出自岚目 @知乎/微信公账号
极化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沾边。
一转眼之间，拜登政府上台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与惊喜不断的特朗普年代不同，拜登时代的美国政府又回到了那个一周没啥大新闻，平平淡淡过日子的老节奏上。（吃瓜群众都去观察美股了）
当然，表面上的无聊，不代表美国政局就真的无事发生。拜登上台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不提，即将开始的特朗普二次弹劾审判和拜登1.9万亿疫情纾困计划的谈判，都是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不过，美国政坛的当前空档期，刚好让我们来谈谈一个近些年来主导美国政治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极化（Polarization）。
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
极化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沾边，无论是恶性党争，国会崩坏，还是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上台，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败/失衡，都能把锅甩到极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关极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各方大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这一现象对当下和未来美国社会政坛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界对当前这一轮极化开启的诱因和最早出现时间有着比较统一的定论，但对什么因素加剧了极化的程度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针尖对麦芒
考虑到公众号不是学术期刊，我也不是啥正儿八经的政治学家（笑），这里有关极化的讨论只能说是梳理梳理过程和起因外加讲讲故事抛砖引玉。吃瓜为主，专业为辅，大家主要乐呵乐呵！
何为极化？
首先，在讲极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之前，先要给极化这个概念下个定义。
极化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指的是美国两党选民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方面的极端化。在极化的推动下，两党均是根据保守和自由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引导自身的政治行为。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推动了两党选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红蓝两个美国分裂的局面。
通俗点讲，极化，就是民主党变得更左，而共和党变得更右。两党之间曾经宽阔的中间交际地带，随着极化现象的发生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民主党更左，共和党更右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选民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数据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20年的时间中，自认为简单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国人翻了一倍，从94年的10%上升到21%。而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中间值差异，也有着显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更右，而94%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更左，这一数据在二十年前仅位于60-70%的水平。
越积极越极端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话，都知道90年代的美国远非什么两党认同一致的和谐年代。大门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在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把美国政治推向了今天的极度极化，比90年代还要严重很多的程度，足以说明极化现象在美国社会现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与此同时，作为政党精英的两党国会议员，也同样伴随着选民的极端化而自我调整。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两党国会议员开始变得愈发和党派主流靠拢团结，使得原先6-70年代规模庞大的两院中间派势力在几十年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消失的中间
两党的党派团结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从70年代的60%左右，上涨到21世纪初的90%水平，而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党内同化的趋势。一党多数必定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于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立法成就奥巴马医改没有一票来自于国会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税改，也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支持。
团结是新节奏
极化的问题
虽然单就极化问题本身来说，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由于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福山所称之为“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复杂机制，国会两院实权还同时三权分立，使得政治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工作和广泛的跨党派民意支持。
在两党选民和精英都因为极化而缺乏共识，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几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随着而来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导致了长期社会性问题频频得不到解决，民众对政府和体制失去信心，进而产生了浓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给特朗普登场搭建了舞台。
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只能用否决政治来形容了
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了两党选民对彼此的怨恨和敌视，负面式竞选成为了政治选举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党同伐异为反对而反对，则成了两党选民思考问题时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极化登峰造极的2020年，美国一切的事务都要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筛选。事实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场，站队要紧。
极化固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但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极化比美国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即便是呼吁团结的拜登取代推动分裂的特朗普成为了总统，美国政治极化也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阴影，仍将长期笼罩着美国的未来，毕竟，能发生一次的事情，肯定还能再发生第二次。
For the Union
当然，美国当前的现状，肯定不是简简单单极化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未来怎么样，现在也说不好，与其鼓吹失败主义杞人忧天，不如先回顾回顾历史。
极化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建国初期，内战前美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但一般来说，当前所指的政治极化，都是建立于美国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结束，第四政党体系确立以来的语境之下。所谓有史以来政治最极化，社会最分裂，也是从内战后开始算起。（毕竟，内战不就是极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体到现在这一轮的政治极化，普遍的认知是它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政治极化诞生的诱因，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进而出现的选民迁徙和政党力量重组。
独霸美国政坛四十年的新政联盟
过去往往有一个常见却错误的坊间智慧—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历史上经过意识形态的换位，民主党从保守主义为主导变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党则从左转右，完美和民主党对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两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简单粗暴地交换立场，更多像是剔除了党内原来势力庞大的意识形态异端/独立山头，最终使得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变得无比明确。
历史上，在20世纪6-70年代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大联盟政党，其选民组成和政策立场往往和美国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流派。民主党在内战后的早期虽然确实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党人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带有左翼经济民粹色彩的农场主作为补充。十九世纪末劳工运动兴起后，民主党更是积极和工会势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机器所勾结，意图扩大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和作为第四政党体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进行抗衡。
三大自由派民主党总统
等到了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代民主党总统，特别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义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基础。而罗斯福上台执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劳工势力，爱尔兰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在内，形成了广泛群众基础。于是，凭借着新政联盟的力量，民主党在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中取代了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和霸者，开启了美国的第五政党体系。正是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的新政联盟逐步解体，才有了后来70年代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而共和党，历史中同样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迥异的内部派系和山头。重建结束后，共和党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有着绝对性优势，长期把持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虽然政党内部的主要话语权由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建制派把控，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强势。在镀金时代美国西部诸州逐渐加入联邦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内部更是成为了主流的思潮。
第四政党体系
不过由于第四政党体系下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所代言的共和党左翼势力长期在二十世纪初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为了突破新政联盟的包围，频繁需要提名温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抗衡，客观上给共和党的中间自由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战结束之后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出现缩水。政治立场通常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国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情绪，主动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结成了政治同盟，组成了长期实质性控制国会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南方民主党人搭建的保守派联盟有效的维护了种族隔离制度
通过对委员会层面的绝对控制，保守派联盟有效的阻击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的民权法案。然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让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美国的负资产，变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联州外的国会议员迫于外界压力，逐步摒弃了放任南方民主党人单方面否决民权类法案的做法。最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敲响了南方种族隔离时代的”丧钟”，但与此同时，身为民主党人却签署民权法案的林登·约翰逊也亲手开启了民主党在“稳固南方”的崩盘。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南方的“脱钩”，并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才宣告完成。重建结束之后在南方一党独大长达百年时间的民主党毕竟树大根深，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稳固政党组织框架和选民的投票惯性，在民权法案生效之后的几十年时间起到了对冲作用。虽然绝大部分南方州在联邦大选层面不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稳定选出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直到1994年和2010两次民主党总统任内的转型式中期选举才改变了这一惯性。
LBJ签署民权法案
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逐渐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稳固的新政基本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而随着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党议员被共和党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党内拥有具足轻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使得民主党自我净化掉了意识形态的异端，变为自由派为绝对主导的政党。
与民主党变化相应的，便是共和党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选民的情况下，逐渐丢失原有的东北部”气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两大因素越来越浓的共和党，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信奉世俗主义的东北部原共和党选民，把他们推向了民主党的阵营。
一来一往，两党都刷掉了己方阵营中一度强势的“异端势力”，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整合。实际上，这一变化让美国政治从40-50年代的“四党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党人）真正变成了70年代后的“两党对立”，从50年代两党缺乏本质性差别，变为70年代后的对比鲜明。
四变二
如果没有南方转型作为诱因，美国政治恐怕不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口和经济占比都不显著的南方，长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远超地域本身硬实力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有趣且独特的现象。
推动极化的原因
然而，政党重组只是政治极化现象出现的导火索而已，真正把极化推向到今天两党剑拔弩张，事事针尖对麦芒这样极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个。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为了讲的全面一点，顺带避免争议，这里就把基本被公认和极化有关的一些因素都全部都稍微讲一遍。
越走越远
首先，推动极化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变化，另一种则是社会和选民本身所经历的变动。两大类原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时常相辅相成，齐心合力把极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选民要为极化负主要责任的有关讨论，很多时候和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之类的辩论没啥区别，反正你也吵不出结果，不如说俩方面都一样的锅）
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
7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党权力弱化，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摇摆选区数量减少，和选举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选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削弱了政党原先对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然初选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把选择权力返还给基层选民，但权力弱化的政党无法积极的排除党内的极端因素。初选相对较小的选民规模，更是有利于党内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权，逼迫国会议员必须尽量严格遵循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然将失去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
过多的民主=/=好制度
不公平的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则加剧了初选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摇摆选区数量的下滑，让大部分议员都处于稳固的红蓝席位，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只是两党内部的初选。而由于两党选民愈发对反对党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了政治生存的政党精英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自己，进一步推动极化。
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同样也对极化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效果。从6-70年代开始，民主党自由派不满于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长期把持重要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参众两院权力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众议院的“削藩”行为，使得立法权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议长/领导层身上。
C-SPAN的出现，对极化推波助澜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让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登峰造极，基层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个人独特政治形象的议员，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况下，只能更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避免犯路线错误丢掉饭碗。
在此期间，直播国会议事程序的电视频道C-SPAN开播，虽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过程，但各类听证会却也不可避免地变为了两党议员为博眼球的作秀平台和党争工具，进一步压缩了两党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间。
最后，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两党之间合作妥协的意愿。90年代以来两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常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内战后的第四第五政党体系都有明确的多数党/主导政党存在（先是共和党，后是民主党）。
国会换手频率增加，降低了两党的合作意愿
新政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国会长期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曾在众院连续四十年在野。相对低频率的国会控制权换手，反倒有助于两党的合作(因为在野党看不到翻身的希望)。94年之后，国会两院控制权频繁出现更迭，每两年都有可能出现新多数党，这大大降低了双方妥协的意愿。只需要反对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让执政党一事无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风向推动自己上台。
也就是说，选举竞争的愈发激烈提高了政治极化的收益，进入到新时代后，对立更加符合两党的核心利益—成为多数党，也难怪国会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和选民的变动
政治极化的另一大类驱动力量，则是美国社会和选民自70年代以来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两党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宿敌，让两党失去了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理由。选民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大萧条二战年代成长起来的“伟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选民队伍，被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社会变故，缺乏集体记忆的战后婴儿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这届选民不行”的本质性问题。
归根结底，这届选民不行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给政治党争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争的新变量。两党之间斗争逐渐由从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转向了道德和种族层面的话语权的争夺。双方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所斗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两党选民互相之间的看法，都是极度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恨的。
而选民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会折射到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和总统（比如特朗普）身上。负面党派情绪（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国选民愈发不愿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割选票（Ticket Splitting），参院和众院选举结果与总统大选高度趋同。来自“敌人地盘”议员数量的大幅减少，国会内部和总统都缺乏向另一方让步妥协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负面党派情绪=两党互相仇恨
另一方面，两党意识形态主流在70年代确立之后，两党选民自主的进行党派选择行为（Partisan Sorting），进一步固化了两党的政治立场和区域性优势。70年代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除了转投对立党派之外，往往会选择自我调整，积极向党的主流靠拢，增强了党内意见的一致性。
选民自主选择向党派靠拢的同时，还会根据政治倾向来选择居住工作的地方。党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团，自然会加速美国政治地理的红蓝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红区越来越红，蓝区越来越蓝，带来的后果则是国会两党的安全选区/州越来越多，中间温和派选民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滑——更加极化。
红更红，蓝更蓝
冗长频繁的选举周期和竞选成本（金钱/政治现金）的激增，则更是放大了党内愿意花时间经历去参与初选/其他选举活动的政党活跃分子的能量，让政党精英不得不受制于党内的极端势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传统媒体的衰败，使得美国民众逐渐在事实认知和基本价值判断层面就出现分歧。6-70年代美国选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纸媒和ABC, NBC, CBS三大电视台。在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约束下，大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对客观可靠的，起码民众对事实还是有着比较共同的认识。
三大台
但自从里根政府废除公平原则之后，随之出现的24小时新闻周期和主观新闻台（CNN, FOX, MSNBC）逐渐让新闻报道变动主观起来。这些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电视台，满足观众的同时，加固了公众的党派偏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推送新闻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国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闻和阴谋论大肆横行，两党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不能达成一致，焉能有不极化的道理？
阶段性总结
归根结底，美国的政治极化是一个起因极端复杂，涉及面又超广的政治文化现象。美国目前超极化的政治现状，也没有任何短期的良药可以来缓解解决。极化必然长期将与美国共存，分裂也将是美国短期内未来的主旋律。
具体，极化对美国政治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之后的文章再谈。
极化作为一个大的课题，这篇文章显然只是为未来的系列更新开个头。接下来预计将会用多篇文章详细的讲述极化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把文中所讲的一串极化原因仔细的再分析一番。
至于下一篇先讲什么，当然是国会的内部变化咯!
十九二十世纪国会体制的转变与极化的关系
又是一周过去，拜登政府依然没有搞出啥大新闻，而大家集体沉迷Clubhouse，这不赶紧把极化文章更新下，好方便明天继续CH划水。
上篇文章说到，极化作为一个美国社会近几十年最为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政治现象显然是无法单用一篇文章或一种分析方式去解读梳理的。在系列开篇文章基本系统性阐述了造成极化现象出现/发展的几大原因之后，接下来的几篇更新都会聚集具体的几个方面，尝试把问题稍微梳理的简单易懂一点。
渐行渐远
国会作为受到政治极化冲击最大的权力机构，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切入点。过去的一百年时间中，国会内部政治生态和制度的改革变迁，既反应了美国选民愈发极化的现实，也同时扮演了推动极化走向极端的角色。而通过解读穿插在这几十年风云变幻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选举），能比较的好理解为何国会制度的改革变相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
国会和极化
一般来说，再谈政治极化对国会的影响时，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围绕着众议院所展开的。这并不是因为极化没有对参院原有的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冲击，事实上极化使得本就低效的参院在今天进入了立法全面瘫痪的状态，而是因为参院从宪法设计和议事规则层面来讲，并非是一个完全的多数决机制（Majoritarian System）。
相比于完全由多数党乾纲独断的众院，参院的冗长议事规则（Filibuster）虽然历史上和今天长期被滥用，但也确实保证了参院的少数党保有一定的权力，不至于和众院少数党一样任人宰割。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而基本按照多数党意志来运作，又是由来自“小”选区议员组成的众院，更能直接的反应政治极化给美国政坛和国会所带来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两党政治联盟和政党纪律松散的年代，众议院尚能在维持多数决机制下，仍有少数党议员积极发挥立法影响力的空间。
当然，二十世纪中叶国会能进入“黄金时代”，有战后/冷战的时代背景与民主党长期独霸国会的因素作祟。随着时间的推进，新一轮政客的登台加上国会自身内部制度的改革变迁，使得众议院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极化样子。作为“人民院” （the People’s House）的众议院，也确实能更好地比参议院展示极化现象是怎样崛起，又如何“吞噬”国会的。（所以先讲众院，参院得专题另讲）
国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俗话说得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套用到众议院和整个美国国会的发展史上，就会发现国会领导层，特别是众议院议长（Speaker）一职的相对权威和权力，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内战后，议长的权力一度登峰造极，达到了大权独揽说一不二的境界。而绝对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引来了外界的反感，导致了1910逼宫事件的出现，剥夺了大部分议长的权力。
随后，众议院进入了事实上的封建制状态，各大委员会主席如同诸侯王一般各自为政。国会领导层缺乏约束各委员会山头的办法，更多只能扮演周天子/盟主调解纠纷，通过好言相劝来推动进程的角色。虽然这一时期国会立法机制运行得非常健康，但到了60年代，长期把持委员会主席岗位的南方民主党人阻挠民权法案和自由派议程的行为，引发了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强烈反弹。所以水门事件后，众议院推动了“削藩“举措，开始重新把权力集中在国会领导层和议长身上，削弱委员会对立法的控制权。
委员会权限的变化影响深远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议长权力在金里奇1994年引导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之后再登巅峰。此后的时间里，议长的权威虽稍逊1910年前的水平，但在众院也是保持着说一不二的地位。而曾经是立法程序核心环节的各大委员会，逐渐随着权力的集中变得可有可无，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金里奇的重要性，得专门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年改革者“削藩”是为了提高立法/国会效率，最终所导致的却是政治极化彻底吞噬绑架了国会，使得立法权完全进入目前半死不活的状态。只能说，许愿需谨慎（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从“沙皇议长”到“委员会治世”
美国建国早期国会的规章制度较为松散，除了宪法规定的议长职位一直存在之外，并没有今天的两党领导层这种机关存在。早期的众院议长大部分是短期性职务，并不直接发挥政党领袖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议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因人而异，时高时低。十九世纪美国政坛三巨头之一亨利·克雷（Henry Clay）担任议长期间，议长的政治能量甚至可以和当时的几位总统比拟。而其他人担任议长时，历史都不会多记几笔，高下立判。
政坛巨擎亨利·克雷
时间推进到内战后，近代国会的生态开始成型。正是在这一时期，众议院修订了议事规则，废除了众议员通过冗长辩论（Filibuster）来阻挠法案通过的可能,正式的让众院成了一个制度上由多数决原则主导的机构。
众院废除冗长辩论后，少数党所能使用的阻挠工具只剩下了在法定人数（Quorum）上做文章这一项。这一漏洞的来源，是立法机构开展立法工作需要满足法定人数标准，也就是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在多数党不拥有三分之二席位的情况下，如果少数党拒绝出席，那么立法工作就无法开展，一些少数党反对的法案也就没法通过。
这一拖延战术，一度让多数党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实际操作中，少数党议员并非真正的不出席，而是在众院议事时通过动议要求众院清点最低人数。到点名时，明明在却不回答，这种所谓消失的最低人数（Disappearing Quorum）让多数党无可奈何。直到“沙皇”瑞德上台，这问题才被解决。
出席人数也是个学问
时势造英雄，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两位政治能量极大的议长，将议长的权力推向了巅峰。一时间，大权独揽的议长被媒体拿来和同时代的帝俄沙皇作比较，因此两人被冠名“沙皇议长”。两人中首先出场的，是缅因州共和党人托马斯·瑞德（Thomas Reed），1889-1991和1895-1899六年时间里两度出任众院议长。
瑞德能在这一时代的一票议长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是他上台后强硬的手段和霸道的作风，同时还和他在出任议长前的经历有关。前面提到，众院在内战后废除了冗长议事机制，给众院的法案辩论时间和方式施加了限制。具体到操作层面，这项工作是由众院法规委员会（Rules Committee）来执行。在这一机制下，所有的国会法案在通过了原先的委员会审核之后，还需要经手法规委员会才能最终由全院表决。
沙皇瑞德
也就是说，法规委员会掌握了所有众院法案的生杀大权，除了极少数达成条件极难的议会工具可以让法案绕过法规委员会外，其余都要受到法规委员会的管控。瑞德在当选议长之前，担任了法规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深知这一权力要害机关的重要性。所以在出任议长之后，瑞德破天荒地继续亲自兼任法规委员会的主席一职，保证了不会出现大权旁落的现象，而这一传统，被后续的几位议长都学了去，极大的扩充了议长的权威。
法规委员会那可就关键了
与此同时，瑞德还在1890年强行废掉了少数党通过操控法定出席人数来阻挠众院议事的权力。在民主党继续玩消失的法定人数这一套时，瑞德要求众院的书记官在少数党议员不回答的情况下仍将其记录为出席。经过了一番斗争后瑞德彻底关闭了法定出席人数这一漏洞，进一步巩固了众院由多数党全权主导的传统。
1910 “反叛”
瑞德之后的另一位共和党“沙皇“议长，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夫·加农（Joseph Cannon）则是接过了他的衣钵，把议长的权力推向了”古典时代“的巅峰。
加农在担任议长的期间内，不仅兼任的法规委员会主席，还同时把其他委员会名额和主席分配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众院最重要的三项权力：委员会分配，法案审核，和议程控制均被议长一人所独享。这个时代的众院，更像是西敏制下的内阁。议长等同于首相，大权独揽，而委员会主席则是他的阁员部属，因为权力和地位完全取决于议长，必须要唯唯诺诺，事事紧跟。
大权独揽的加农
然而，物极必反，加农权力过大，引发了众院两党基层成员的一直不满。特别是加农作为一个保守派共和党人，和同时期的进步派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政见不合，时常阻挠同党总统的立法议程，引起了党内进步派议员的强烈不满。
于是，在未来的进步派大佬内布拉斯加州众议院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带领下，共和党的部分议员在联合了在一旁幸灾乐祸正愁没机会羞辱加农的民主党议员发动了一场“起义”。具体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节假日（圣派特里克节）缺席和议会拉锯，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进步派共和党人诺里斯
总之，结果就是，1910之后，议长被禁止同时兼任法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分配也改由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来负责。而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则由原先的议长亲自决定，改为完全按照资历（Seniority）来决定。那位多数党的成员在一个委员会干的时间最长，他就自动会成为委员会主席。
这样一来，众院议长的权力受到重挫，此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反观，从沙皇制议长淫威下独立出来的各大委员会主席，权力大大增长。不需要向政党本身和领导层负责的委员会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委员会主席也就成了割据势力（Committee Barons）。众院本身完成了从沙皇议长到“委员会治世”的转型。
罗斯福新政和保守派联盟
1910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委员会治世”时代中，众院议长和国会领导层缺乏管束委员会主席和基层议员的手段。即便是担任了17年议长的政坛传奇山姆·雷本（Sam Rayburn），他施展权力靠的也是劝说利诱的怀柔手段，而并非强硬的逼迫手下就范。 )
雷本和罗斯福
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第五政党体系决定了民主党长期在美国政坛处于绝对的主导性地位。但新政联盟自身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决定了少数党（共和党）仍有在立法过程中影响政策的机会，
这一时期国会各大委员会主席，由于是纯粹按资历决定，绝大部分都是由南方民主党人担任。这是因为民主党内战后在南方长期一党独大，在任议员除了初选偶遇风险外，毫无连任压力。北方民主党人倒霉时，南方民主党人根本不受政治大风变动的影响，一来一往资历就远比他们北方同僚资深许多。
罗斯福新政
意识形态层面，特别是种族问题上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通过对委员会的控制，直接堵死了不利于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一切法案通过国会的通道。即便是罗斯福新政早期民主党占据国会四分之三席位的时候，大部分通过的新政举措和项目仍要在原则上遵循南方种族隔离的制度。随着新政规模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南方的保守派更是开始拒绝和罗斯福政府合作，积极阻挠新的新政立法出台。
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的出格行为，可是惹恼了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新政，罗斯福在1938年中期选举亲自出马到南方各地拉票，支持在民主党初选中将保守派拉下马。然而，罗斯福本人超高的人气，仍不足以掀翻大部分在南方根深蒂固的老牌政客。经济复苏的缓慢，再加上前一年罗斯福试图扩充高院的余波，让民主党在1938年中期选举中蒙受巨大损失。
FDR失败的清党行动
38年选举的直接影响就是由保守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所组成的反新政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实际上成为了国会的新主人。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保守派联盟牢牢地把持着国会的控制权。尽管这一期间民主党除了短暂四年中断外，名义上一直掌控着国会，但美国国内有关民生议题的重大立法成就并不多。
两党保守派在委员会层面的串通一气，运用他们对立法程序的高超理解，有效的阻挡了两党自由派势力推动民权相关的法案和其他进步主义立法。如果说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时代还有二战作为借口，整个艾森豪威时代在温和派共和党总统搭民主党国会的境况下只有《州际公路》一项重大民生有关的立法出台，则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国会在“委员会治世”下，保守派联盟是多么的高效。
民权法案和新时代
但是，政治周期永远是反反复复的。委员会治世时代过于分散的权力，低效的立法进程，都让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和改革势力越来越不满。而在民主党长期把持国会的情况下，民主党主流（既自由派）的政策理念得不到贯彻，自然会引发对旧制度的巨大反弹，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由和契机。
果不其然，进入到60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声浪越来越高，反对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国会被迫要面对必须在民权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尴尬局面。作为国会多数党的民主党，更是被夹在了一个极其被动，腹背受敌的位置，既不能放弃传统的南方一翼，又不能开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北方民主党人。
民权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使得国会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终，在多重压力之下，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选择了公开为民权运动站台，正式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民权法案。但是在完成之前肯尼迪便遇刺去世，接替他的林登·约翰逊是来自德州的南方民主党人，这让许多人怀疑民权法案是否还有通过国会的希望。
出乎意料的是，林登·约翰逊很快证明了他推动民权法案的决心并不比他的前任差。相反，在很多问题上，约翰逊的立场要比肯尼迪还要激进，更加自由派。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前参院多数党领袖，立法能力在历史上堪称第一的约翰逊的极力推动，民权法案未必能顺利躲过保守派联盟的绞杀最终成文。
LBJ和JFK
不过，国会对民权法案的抵制，并没有因为民主党总统的支持而消散。有冗长辩论机制的参院先不谈，法案光是通过众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时任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作为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南方民主党人和种族隔离制度坚决拥护者，用尽了一切手段阻止民权法案通过。
而由于在委员会治世时代，法规委员会脱离了议长的控制，完全是按照委员会主席的意志在运行，史密斯的反对让法案长期卡在委员会层面无法进入表决阶段。史密斯本以为他的权威足以让法案胎死腹中，却没能想到民权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给予了两党基层议员破釜沉舟的决心。
Judge Smith
在两党议员纷纷准备签署“放行决议“（Discharge Petition），让法案绕过规章委员会直接进入表决之后，为了避免被羞辱的史密斯只得无奈给法案放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插曲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既史密斯在放行民权法案之后，又在最终表决前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将性别（SEX）加入到了民权法案第七章受保护的人群/类别之中。这一个小小的变动给未来几十年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意外影响，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和21世纪的婚姻平权均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这个变动。（最近就是高院去年六月的判决）
但是，史密斯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用心，学界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史密斯属于夹带私货，试图通过引入两性问题来分裂支持民权的非南方议员（因为传统上工会反对女权），最终让民权法案无法通过。这一观点长期来作为学界主流，总是以一种嘲讽的目光看待史密斯这种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
女权先锋？
然而事实可能未必那么简单，尽管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史密斯当时真正在想什么，但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的史密斯，在女权问题上却有着十分进步的立场和历史。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史密斯多次投票支持了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他也是同一时代的女权运动领袖爱丽丝·保尔（Alicee Paul）的好友兼国会政治盟友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当然，对于史密斯来说，他关心的只会是白人女性。但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史密斯把“性“这个词加入民权法案，未必就不是真心的举动。毕竟羞辱北方民主党人的同时，还可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保护本州的白人女性。
如何理解法律原意？
史密斯立法意图的模糊性，同样还给美国法律中盛行的原教旨主义（Originalism）带来了理论上的挑战。既然原教旨主义讲究的是判案时要揣测立法者的原始意图，那么你怎么衡量类似史密斯和民权法案第七章的例子呢？戈萨奇大法官在去年高院六月份的判决中用的是文本主义（Textualism）的解读方法去解决这个纠纷，那么其他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总结
不管怎么说，民权法案还是在历经艰险后通过了众院，在参院又经过了两个月的冗长辩论阻挠之后，最终由林登·约翰逊签署生效。
随后的1964年大选中，LBJ带领着民主党取得了历史性的大胜，国会自由派的势力达到鼎盛，变相打破了保守派联盟的枷锁。随后的两年时间中，重大民生立法议题接连出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又一次的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本质生态，让自由主义在美国达到了巅峰。
划时代的事件
然而民权法案开启了新政联盟的垮台。随后的十几年中，民主党失去了作为美国政坛主导政党的地位，在1968年到1988年二十年期间仅赢了一次总统大选。但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并没有取代民主党成为政坛的主导，国会仍长期被民主党把持。
众院牢不可破的民主党优势地位更是让外界怀疑共和党是否已经永远在众院层面沦为少数党。在民权法案证明了委员会制度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铁板之后，新的风暴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70年代的水门事件，正是摧毁国会旧秩序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万恶之源水门事件
没有水门事件，也不会有后来的里根，金里奇革命。
而美国政坛极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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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ior 新年新气象，牛年的第一篇文章，依然聚焦于极化这个大问题上。
水门事件，丑闻与改革的故事
上回说到，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除了法案本身的巨大价值之外，还同时打响了推翻委员会制度对国会铁腕统治的第一枪。委员会制度的神圣性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彻底的打碎了旧的秩序。
极化
但是，对于始作俑者（民主党自由派）乃至美国政治体制本身来说，革新带来的崭新时代，却是一个先甜后苦，最终结果并不怎么美妙的新世界。
现代自由主义的高峰-伟大社会
虽然都说民权法案通过便是新政联盟解体的开端，但在1964年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总统大选，还是让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短暂的在美国登峰造极。
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被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极端分子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人称金水先生），横扫了除深南五州和金水老家亚利桑那之外的44个州。约翰逊61.1%的普选票得票率更是冠绝自两党制成型以来之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尼克松72年差点）。
约翰逊的狂胜带领自由派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选举层面的狂胜带领着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拿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不同以往的是，新上任的民主党国会，是以自由派占据绝对优势。而过去二十年时间中长期牵制民主党内部左派势力的保守派联盟，在议员人数大减之后，无力维持往日一手遮天的权威。
于是，在1965年到1966年短短的两年事件中，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出台。从民权到医保，从教育到移民，LBJ完成了新政草创的现代福利国家事业，为美国近五十年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基本框架。即便是随后里根金里奇两度带来保守派掀起革命多次试图推翻这一体制，单新政-伟大社会的绝大部分内容仍在今天是美国社会的根本所在。
短暂辉煌的伟大社会
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的动荡加上越战的泥潭，让林登·约翰逊很快就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1966年中期选举让民主党失去了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谈不上伤筋动骨，但也再度让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抬头。更要命的是两年后，越南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逼迫约翰逊放弃了二度连任的想法。
最终，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芝加哥民主党党代会一地鸡毛之后，约翰逊钦点的候选人副总统汉弗莱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尼克松。作为南方民主党人代表脱党单独参选的乔治·华莱士，虽在选举后回归了民主党的阵营，但新政联盟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
三人相争，尼克松获胜
随后五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输了四次，赢得一次也惊险无比。但是，共和党仍然无法突破民主党对国会长期的垄断，这让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割据时代。
尼克松时代和民主党学习委员会
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上台，无疑为6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高峰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尼克松远远谈不上多么“保守”，但他的政策主张无疑也和民主党自由派推崇的那一套大相径庭。（不过在民权问题和去种族隔离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其实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与他选举的一套言行相左）
对于自由派雪上加霜的是，失去了白宫执政伙伴的民主党国会还面临着内部的纪律性危机。没有了直接亲自插手立法程序的林登·约翰逊（以及他的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奥布莱恩-aka 后来的NBA总裁兼总冠军奖杯命名人）这座大山压着，重新抬头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势力多次和民主党的领导层发生冲突，希望能和尼克松政府合作。
约翰逊和奥布莱恩
毕竟，在这个政治还没有极化，立法程序瘫痪还没有成为常态的年代，两党内妥协的意愿是远大于阻挠的。而保守派的阵地，则是被南方民主党人牢牢把持的委员会系统。自然，为了避免自由派完全在美国政坛失势，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势力开始想办法去改革国会的体制，通过削委员会的藩将权力进一步的集中到领导层/议长手中。
于是，民主党学习小组 （Democratic Study Group）这个时代弄潮儿就顺势登上了舞台。这个由民主党内部自由派势力主导的组织，最早成立于保守派联盟主导国会的五十年代中期。60年代伟大社会相关法案在国会的闯关过程中，DSG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通过对规则和筹款委员会成员人数的调整削弱了保守派对委员会的铁腕统治，为法案通过铺平了道路。
而到了尼克松年代，不再有总统领导群龙无首的国会民主党人，则是更加要依赖于DSG这样的党内组织来解决纪律问题。在小组领头人迪克·伯灵（Dick Bolling）的带领下，本来“天真散漫”的自由派难得的拧成了一节，利用DSG这个渠道来组织集体行动，推动众院和民主党党团内部的改革。
左一：迪克·伯灵
但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相对弱势的民主党国会领导层也不能过度开罪作为党内少数派的南方保守派（请注意，不是所有南方民主党人都是保守派，比如伯灵就是边境州密苏里的众议员）。在新政联盟解体，民主党南方的统治不再牢不可破的情况下，想要维持国会的多数党地位，民主党还是不能逼南方议员太狠。民主党学习小组在尼克松年代早期起到的更多是督促作用，作为一个威胁工具被领导层用来恐吓委员会主席们。
如果不是尼克松主动递刀子，恐怕DSG和民主党自由派的愿望还需要十几年才能实现。
“水门孩子”引爆旧秩序
“没有水门事件，也就不会有里根，更不会有后来的金里奇革命”
从事后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那个历史事件能和水门事件相比。谁也不知道一场窃听风波最终会让刚刚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的总统最终引咎辞职，整个丑闻发酵的过程就算是放到今天也是十分让人费解的（也难怪当时东方大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此感到疑惑）。
抛开其他问题不谈，谈得上聪明绝顶的尼克松本人，他的悲剧在于内心长期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极强的控制欲。此前1960，1968两度参选总统，在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差点翻车（前者真翻车），让尼克松始终不能放下心结。加上试图掌控一切的风格，促生了水门的窃听事件和事后的掩盖举措。
自己害自己
不过，水门事件最大的意义，并非是丑闻本身和事后造成的尼克松辞职这些表面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水门事件彻底的颠覆了新政以来，美国人民心目中“政府”的正面印象，这给依赖于“大政府”的自由派未来施政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另一方面，水门事件暴露的美国政府内部僵化的系统，以及总统制下衍生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等问题让政府改革问题成为了头等大事。
借助水门事件后全国的反共和党情绪，197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取得大胜，再度在众院拿到了三分之二多数。与以往选举不同的是，水门事件后当选的国会新议员队伍极其的庞大，多达80余人。这些相对年轻，74年当选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新人，对于改革政府的热情空前之高。而他们对原先政治秩序的蔑视，从他们刚刚上台就做出的种种行为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水门孩子的到来极大的震动了国会
在国会山这个讲究尊老，严格遵循先来后到原则的地方，国会新人应该要做出的姿态，就是老老实实地遵循前辈们的教导，听从委员会主席和领导层大佬的指示。等到积累几年资历之后，再翻身农奴把歌唱转过来扮演老资格的角色。
然而到了水门事件后上台的这批新人，老的规矩和旧的秩序一样都是代表着腐朽的过去。抱着一腔热血要改革改良政府的他们，最先要动刀的，就是国会这种论资排辈的传统。这批政治斗争匮乏，但是政治能量巨大，被人蔑称为“水门孩子”（Watergate Babies）的国会新成员，正是原先呼吁改革多年的伯灵和民主党学习小组一直等待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于是，在DSG的带领下，水门孩子破天荒地在上任之始便向领导层和国会的大佬们“亮剑”，“传唤“要求各大委员会的诸侯”屈尊“和他们进行会面，不然将不会支持他们继续连任主席。这是在1910年后完全按照资历分配委员会主席的这么多年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委员会主席确实是要由党团投票选出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党团的投票不过是走个程序，拥有最资深资历的议员永远是委员会的主席或首席成员。
前些年还在国会的“水门孩子”
新议员群体的出格要求，让一些老资格的委员会主席根本不敢相信。但是要求会见谈话，只是水门孩子迈出的第一步而已。没过多久，DSG和新议员便把目光转向了论资排辈这个系统本身之上。在民主党的自由派和改革势力看来，委员会系统长期放大了民主党内部保守派的力量，而委员会各个独立王国的状态，更是让民主党多数派（左翼力量）的声音和意志长期不能在立法程序中被体现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SG的想法一直是推动众院权力的再分配：削弱无法被普通议员威胁到地位的委员会主席的独立性，通过把权力再度集中到向党团全体负责的领导层/议长身上来实现党内民主。水门事件和水门孩子到来，给予了DSG实现这一设想的契机，果不其然，在新议员再度提出改革请求之后，党团内部的保守抵制势力再也无力阻拦。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三位原来位高权重的南方民主党人委员会主席：农业委员会主席波吉（Poage），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Herbert）和银行委员会主席帕特曼（Patman）在党团投票后丢掉了“乌纱帽“。他们倒台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过于保守，也有是因为作风过于霸道，对待委员会成员不够公平。
最为滑稽的则是倒台的帕特曼，作为少数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不幸因为他对大银行和企业过于敌对的态度，被他的“敌人”中伤成为了新旧势力交火的一个牺牲品。（让当时改革派外部盟友拉夫·纳达尔勃然大怒，气得直跳脚）
沦为牺牲品的帕特曼
即使1975年的这次颠覆委员会主席事件，并没有彻底的改革原有国会的论资排辈系统，也向原来把委员会当成针插不进般独立王国的主席们敲响了警钟。当他们完全和党团内多数派意志脱节时，那么他们光是靠资历这一项挡箭牌的话是无法保住他们地位的。兔死狐悲，大部分委员会主席在此事之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作为不能太过出格，要注意和党的主流意见靠拢，权力高度分散，依靠委员会治世的局面也就从此成为了历史。
改革的利弊
更让水门孩子和民主党改革派开心的是，在74年末，把持了国会最重要委员会—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十六年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维尔本·米尔斯（Wilbur Mills）因为招妓的丑闻而被迫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
筹款委员会作为众院最古老也是权力最重的常设委员会之一，不仅仅管理美国整个的税收系统，还直接管辖美国的社保，医保，贸易政策和其他福利项目。与此同时，1910年的改革还把委员会分配的工作移交给了筹款委员会负责，不管国会议员想进入哪个委员会，都需要经过筹款委员会的批准和分配。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倒台的米尔斯一度是国会的话事人
因此，米尔斯在这个委员会为尊的年代，实际上拥有的政治权力和议长可以相提并论。更何况在他任内，筹款委员会根本不设下属委员会（Subcommittee）分管工作, 完全是由米尔斯一人大权独揽。连立法大师林登·约翰逊，在通过他伟大社会项目时，都必须和米尔斯完成利益交换。
本来米尔斯的地位可以说是牢不可动的，彼时才60多岁的他虽然72年选总统失败，但还可以干很多年的委员会主席。没想到个人生活作风中的不检点，让这位政界大佬被迫退隐。而民主党改革派则抓住机会，推动了改革将筹款委员会给议员分配委员会的职责剥离出来，移交给由领导层控制的一个单独的委员会来负责。
这一来一往，议长的权力又重新的盖过了委员会主席们。加上70年代后，原先已成独立王国的规章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再度回归议长的掌控之中，众院的削藩进程基本宣告完成。议长的权力恢复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仍比不上1910前的沙皇水平，但也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弱主局面强了不少。
议长的权力又恢复了
此后的十几年中，实现了自由派提倡的改革计划之后，民主党把控下的众院立法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在经历了卡特短暂又乏善可陈的四年之后，水门事件后凭借着另一个强烈反政府情绪进入美国政坛主流的里根引导了新的一场政坛革命。
里根1980年压倒性胜出，开启了整个80年代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改变了美国政坛的既有力量平衡。此间参院白宫均失手，孤掌难鸣的众院民主党人，扮演的更多是尽可能阻止的角色，还不时要防着党内的保守派为了自保和里根政府主动合作。权力的集中，在这一段时间看来，没起到什么正面的效果。
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动削藩的行为，同样存在着不少的不良后果。在美国独特的宪政体制下，两党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是许多法案通过的必要前提（毕竟一党完全控制国会的超级多数是极其少见的情况）。由于两党合作的意愿来自于妥协能够给双方带来好处，这就需要国会的在野党只能通过参与过程而不是积极阻挠期待之后自己上台达到目的才能让国会的机制正常运转。
里根的上台标志着新一轮思潮开始主导美国
在共和党长期国会在野的情况下，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赢回国会多数党希望，所以才会主动选择和民主党合作来希望能参与政策的制定。相应的，民主党为了照顾共和党的情绪，不惹毛自己的对手而引发恶劣性竞争，自然不会过度剥削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党。而委员会层面的两党相对温和势力的合作，是促进维持这一平衡的一个重要渠道。
70年代后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委员会主席，出于自保选择和少数党合作的次数自然而然地下滑，加剧了国会共和党人的边缘化现象。短期之内共和党还没有什么巨大的反弹，但是94年金里奇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
民主党内自由派声势的壮大和对委员会自主性的压制，还对国会民主党人内部的生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68年新政联盟解体之后，南方开始了漫长的向共和党阵营转移的趋势。在总统大选层面，只有76年卡特实现过横扫整个南方（除了弗吉尼亚）的壮举，但是民主党人仍占据南方州的大部分参众两院席位。
慢性死亡
除了选民投票的惯性以外，根基深厚的老牌南方民主党议员和他们通过委员会所获取的权力，也是南方仍长期留存大量民主党国会议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政党内部主流声音越发盖过相对少数的保守翼，感觉遭遇排挤愈发被边缘化的南方民主党人，长期下来就开始和民主党这块招牌有些渐行渐远。虽然正式完成脱钩换位，那还得是本世纪初的事儿，但这个事情的根，还是从这一时期埋下的。
电视直播
国会的全程电视直播（C-SPAN），是水门事件带来的另一大变革。自打电视这个媒介出现以来，便一直有声音呼吁国会应该全程直播参众两院和委员会听证会的立法和辩论过程。不过在传统思潮的阻挠下，仅有部分重大的国会事件如国情咨文和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军方听证会是有全程电视转播的。
但到了75年，有关水门事件的国会调查和事后弹劾程序的电视直播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这种近距离接触政坛最前线的刺激感，极大的拉升了美国民众观看国会议事辩论的兴趣。水门事件后上台的“水门孩子”们，顺应民意，本着透明化政府和民主过程的想法大力推动了国会议事直播的常态化。
水门事件听证会
最终，在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众议院率先同意了电视相机全程进驻的要求，参院在挣扎了几年后，也选择了完全向电视开放的做法。时至今日，电视直播已经成了国会议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毫无疑问的是，电视相机进入国会山拉近了美国民众和民选议员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有机会全面的了解立法程序和国家大事的运作机制。
但是，水门事件后通过的一系列阳光法案（Sunshine Law）在促进了政府机制透明化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和议会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电视机的存在，让渴望聚光灯的两党政客开始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吸引眼球，宣传自己，给基本盘传递信息之上。
最早一批用电视表现自己的弄潮儿—戈尔
原本严肃认真的国会辩论和听证会，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演化成了类似马戏团的表演，两党的议员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在电视机前表示自己，累积人气筹集竞选资金，反倒是真正的立法工事务鲜有人问津。民主社会中固然民众有对政治的知情权，但正如过多的民主未必是好民主，程序的开放，并不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结果。
金里奇
国会电视直播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国会的去严肃化，变相也给予了极化更多的发展空间。正愁没有对抗民主党人，帮助共和党走出“永久少数党”状态泥潭工具的共和党激进派，比如下篇文章的主角牛金贵（金里奇），就是希望能有电视直播的渠道了羞辱政敌宣传自己。如果没有电视机这种新手段的帮忙，那么金里奇很难一跃从共和党的边缘角色成为政党的领袖，而国会民主党永恒多数的瓦解，恐怕也不会来的那么快。
新时代的民主党人
最后，后水门事件登台的新民主党人，除了促进了政治体制和国会议事规则的改革外，还带了一股新的政治风气。正如前面谈到的，新时代的民主党人不再是成长于二战和大萧条时代的背景之下。大部分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塑造是在战后才完成的这一代人，不再有大萧条时代人的那种危机和经济问题优先意识。
对于美国和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自信的他们，缺乏自杰佛逊·杰克逊以来民主党内一脉相承的民粹主义/反大企业/反东部精英的态度。一上台就掀翻作为经济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帕特曼的这些新时代民主党人，不再秉承大萧条以来民主党对金融和企业界的半敌视态度。而他们所关心的政策方向，也大多是越战民权这种的泛社会性议题，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这种变化，无疑是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抬头的一个前奏，未来给民主党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民主党最终彻底失去南方和丢失蓝领工人阶层的支持，也离不开这种整体态度上的变化。
杰斐逊和杰克逊式民粹，其实一直都还存在
更有意思的是，从70年代开始，自由派开始把自己支持的政策和议题用“权利“（Rights）的方式来阐述，将原先的政策争论从利益分配升级到道德层面之上的斗争。当然，保守派同样也把自己所支持的议题上升的”权利”的境界。双方互相之间的较量，在染上道德色彩之后，变得愈发极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美国的极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无论如何，70年代只是美国极化和大分裂的一个开端。真正让美国进入现在这个时代政治僵局的变革，还是要由下期主角—那位第三次参选国会方才成功的乔治亚州前大学教授来一手缔造引领。
注：再度恭祝大家新年好！下期专题先谈下二次弹劾的事情，一会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Clubhouse先聊聊！（链接放在阅读原文里了）
inferior “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下台的经过
文章目录
★引子
★尼克松的政治生涯
★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
★尼克松身边的“猪队友”
★水门大厦，东窗事发
★《华盛顿邮报》穷追不舍
★从“媒体爆料”到“司法调查”
★录音带争夺战
★尼克松下台
★尾声
★参考书目由于疫情的缘故，今年春节比较特殊。俺在2月上旬和中旬降低了在线活动的频率，导致上一篇博文基本没有回复评论，很抱歉:(
★引子
前不久，正值川普的第二次弹劾案，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俺看到很多人犯了低级错误（比如经常看到有人说：尼克松被弹劾下台）。今天这篇博文，可以澄清某些误解，也有助于大伙儿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
另外，俺在美国2020大选前发了一篇《美国政党简史（上）》，这个“简史”俺打算写“上/中/下”3篇，到时候肯定会聊到“水门事件”。由于是“简史”，俺不可能在其中详述“水门事件的过程”。单独写一篇“水门事件”的博文，好处是：未来俺写“简史”的时候，只需要简单引用一下今天这篇博文。★尼克松的政治生涯
（理查德·尼克松）为了深刻理解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行为，有必要先聊聊尼克松的从政经历。
◇早年经历
尼克松早年是众议员，曾参加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从1945年开始成为常设委员会，主要负责【反共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最著名的调查案例是1948年的“希斯间谍案”（希斯曾是国务院的官员）。该案的调查由尼克松大力推动，堪称尼克松在政坛的成名作。凭借“希斯间谍案”一举成名后，尼克松于1950年竞选参议员并顺利当选。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参议院有两个激进反共的参议员，一个是麦卡锡，另一个是尼克松。麦卡锡的行事风格太过极端，导致打击面太广，反而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另外，麦卡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指责美国军方高层有很多共党分子，得罪了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
尼克松与麦卡锡的反共立场相似，但尼克松不太认同麦卡锡的做法，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1952~1960）8年的副总统
1952年，艾森豪威尔参选总统，挑选尼克松作为竞选搭档。那时尼克松出道没几年，为啥会被看中捏？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尼克松来自加州（加州是最大的票仓）。
其二，尼克松既有【反共】的知名度，又与麦卡锡保持距离（刚才提到：麦卡锡得罪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干了8年总统，于是尼克松也沾光当了8年副总统。
这期间，尼克松经常出访外国，也经常接待外国领导人。据说那几年美国的【国是】访问，他的出镜率比国务卿还要高。借着这个机会，尼克松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顺便说一下：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了“美国国家展览会”，尼克松率领美国代表团访苏，还与赫鲁晓夫展开了大名鼎鼎的厨房辩论。小知识：
本文发出后，有不止一个读者留言，指出本小节中的国是属于错别字。
俺特地澄清一下：“国是 ＆ 国事”都可以用。这俩都有相应的典故出处。“国是”更正式一些。通俗地说：“国是”指特别重大的“国事”。“国是”中的“是”要作“是非”理解。◇1960年大选惜败
1960年大选，尼克松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其对手是肯尼迪参议员。那年的大选非常惊险（惊险程度超过2016＆2020大选）——在普选票方面，双方的支持率非常接近（49.7% VS 49.6%）。
大选结束之后，共和党指责民主党舞弊（列位看官，这一幕是不是有点眼熟）。共和党的好几个高层都提出：要在几个有争议的摇摆州重新计票，但是尼克松大度地表示：承认败选。他的理由很简单——当时正值美苏冷战高潮，而1960年的大选，涉及到两党的政权交接（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肯尼迪是民主党）。尼克松认为：重新计票会引发漫长的法律诉讼，可能导致政权过渡出现变数；万一苏联利用美国政权交接的混乱，趁机发难，那就麻烦了。
单从这件事情上看，尼克松这人还是蛮有大局意识滴（不同于某些只看重个人利益的政客）。◇（1960~1968）8年的平民生活
1960~1963年是肯尼迪大出风头的年代。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转正。到了1964年大选，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连任。这年的大选，共和党不光在总统选举中惨败（普选票仅 38.7%），在国会换届选举中也惨败。至于共和党为啥在1964大选惨败？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俺就不展开啦（留到《美国政党简史》的后续几篇再来谈）。
在民主党主导白宫的这8年，尼克松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仅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结果又输了（而且又是惜败，差距 5%）。当时的大部分政坛观察家都觉得：尼克松的政治生命已经止步于1962年。但是共和党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惨败，却给了尼克松机会。因为共和党内的那些大佬必须为1964的惨败负责，而尼克松置身事外，反而不受波及。◇1968年大选险胜
到了1968年，尼克松终于熬出头，赢得了这年的大选。不得不说：尼克松能赢得这次大选，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其一，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原本支持率很高，却在1968年6月遇刺身亡（那个案子至今是悬案）
其二，民主党分裂——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乔治·华莱士另立门户，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分散了民主党的选票。
最终，尼克松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普选票比例：43.4% VS 42.7% VS 13.5%）。◇尼克松的性格
如果用最少的字数来描述他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刚愎自用】。展开来说就是：强硬、固执、听不进别人意见......
俺这么评价可不是随意污蔑，而是有根据滴。比如说：基辛格的回忆录就直白地指出这点。请注意：基辛格是尼克松一手提拔滴，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尼克松的心腹＋亲信。基辛格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在回忆录中贬低他。
搞清楚尼克松的这个性格特质，有助于大伙儿理解：他在整个“水门事件”中的一系列举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
要想深刻理解“水门事件”，除了前一个章节介绍的“尼克松政治履历”，还要再聊聊他的第一个任期。
◇外交
很多谈“水门事件”的文章都把尼克松说得一无是处。其实他的能力还不错——纵观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他的执政能力大概能排到【中上】水平。其中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他的外交成果。
说到尼克松的外交成就，天朝的读者肯定首先想到“中美关系解冻 ＆ 尼克松访华”。但这只是他外交成果的其中之一。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他开始着手从越战中脱身（注：虽然美军完全撤离越南是1973年3月，但主要的外交工作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完成）
“联中抗苏 ＆ 越战脱身”这两件事情对美国最终打赢冷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方面的更多讨论，可以看《苏联是如何被慢慢勒死的？——聊聊冷战中美国的遏制战略》。
在一个任期内搞定两个重要的外交成果，说明他的能力还是不错滴。◇内政
尼克松在1971年8月宣布放弃“金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自由浮动），彻底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事儿具有历史意义。
不懂金融的同学，估计体会不到此事的重要性。如果你不太懂金融学，又想有所了解，可以看《扫盲“货币经济学”基本概念——从“利率”到“央行货币政策”》。
上述这篇教程以“利率”作为切入点扫盲金融学。俺有空的话会再写另一篇教程，以“汇率”作为切入点，到时候会聊“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概念。◇与国会交恶
（刚才两个小节聊“内政＆外交”，都是对尼克松的【正面】评价，接下来的几个小节，说说【负面】评价）
首先，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与国会的关系就比较糟糕。找个栗子给大伙儿瞧瞧——
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同学应该知道，美国参众两院有很多常设委员会。其中的“军事委员会 ＆ 外交关系委员会”算是比较重要滴。一般来说，如果总统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或重大的外交举措，应该事先跟相应的委员会成员打个招呼。
1969年初，尼克松命令空军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游击队基地，事先没通报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还是从新闻报道中才知道有这事儿，被气得够呛。请注意：因为柬埔寨并不是当时越战的参战方，这么干不仅是军事冒险，也是外交冒险。
为啥尼克松会如此行事捏？在前面章节，俺已经谈过他的性格【刚愎自用】。他根本没把国会的那些委员会放在眼里。◇与新闻界闹翻
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1971），发生了一个震动全美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简而言之，国防部的某个高级分析师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把国防部关于【越战】的机密文件转交给新闻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艾尔斯伯格为啥要这么干捏？如果你理解了斯诺登的动机，基本上也能理解艾尔斯伯格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斯诺登相当于“艾尔斯伯格 2.0”）。他俩的差别在于——斯诺登爆料之后，立马跑路了；而艾尔斯伯格爆料之后不久，就去自首了。另外，艾尔斯伯格在爆料前已经是经济学家，以“Ellsberg paradox”而知名。
（艾尔斯伯格，摄于2006年）由于泄密的文件是在肯尼迪＆约翰逊的任期内制定的，本来这个丑闻对尼克松没啥影响。但基辛格提醒尼克松，如果不对此事严肃处理，本届政府内部难免也会出类似的泄密者。
于是，尼克松政府援引《1917年间谍法》，企图重判艾尔斯伯格；另外，司法部还向《纽约时报》施加压力，禁止刊登这份国防部机密文件。但《纽约时报》仗着【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护身符，不但不理睬司法部的禁令，还把美国政府给告了（这种事情在咱们天朝是无法想象滴）。双方的诉讼官司一直闹到最高法院，这就是美国法律史上很有名的“纽约时报诉美国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这个案子的本质是：当“媒体的言论自由”与“政府的保密性要求”出现冲突时，哪一个的优先级更高？
此案的结果如何捏？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在1971年作出宣判：《纽约时报》胜诉（美国政府败诉），投票比例是 6：3 。稍微跑题一下：
美国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各级法院的【判例】都具有约束力（详情参见《如何理解“英美法系”（普通法系）》）
在美国，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级别最高，其判例的约束力当然超越其它各级别的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具体到【新闻界的言论自由】，美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最高法院判例，除了刚才那个判例，另一个判例是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俺在“这篇博文”介绍过。跑题结束，言归正传。
尼克松本来与新闻界的关系就不太好。当上总统之后，又碰上“五角大楼泄密事件”，美国政府与《纽约时报》对簿公堂，官司还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所以尼克松当总统期间，与新闻界的关系很差。
后面你会看到：“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成了“水门事件”的其中一个诱因。◇重幕僚而轻内阁
对美国总统而言，所谓的“幕僚”指的是“白宫幕僚”；而“内阁”指的是“内阁部长”。
尼克松执政期间的一大特色是：“幕僚”的权力非常大，甚至凌驾于“内阁”之上。为了让你加深印象，举个例子：
由于协助尼克松访华，天朝的很多读者都知道【基辛格】的大名。很多人以为他是国务卿，其实不是。在尼克松访华时（1972），基辛格只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直到尼克松的第2个任期才成为国务卿。“中美关系解冻”这么大的事情，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基本没参与，全是尼克松与基辛格两人在策划。不光是“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所有重大外交举措，他都只与基辛格商量，国务卿基本赋闲。为啥尼克松重用幕僚，疏远内阁？或者换个提问的方式：为啥他不把那些想要重用的人放到内阁的位置上？
此中之奥妙在于——总统任命的内阁部长，需要经过参议院批准；而总统任命白宫幕僚，无需第三方批准。
尼克松采用“重幕僚而轻内阁”的方式，相当于“变相绕过了参议院的审批权”，从某种意义上破坏了三权分立。这种做法是他执政期间的污点，也为“水门事件”埋下伏笔。小知识：
《美国宪法》为了制衡总统的权力，对一些重要职务（内阁部长、最高法院大法官、驻外大使）作出规定：总统只有【提名权】，然后把【审批权】留给参议院。更多的介绍可参考这篇：《聊聊美国政体中的权力制衡——不仅仅是三权分立》★尼克松身边的“猪队友”
◇“水管工”——尼克松的秘密特工组织
前一个章节提到：美国政府跟《纽约时报》打官司，竟然输掉了。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有政府公务员把内部机密文件泄漏给媒体，即使总统也没辙（大伙儿不妨回忆一下“斯诺登事件”）。咋办捏？尼克松和他的幕僚商量之后，得出两条思路：其一，尽量防止内部人士（尤其是白宫职员）泄密；其二，尽量想办法重判艾尔斯伯格（杀鸡给猴看）。
（注：《纽约时报》刊登机密文件【不】违法，但泄露文件的政府雇员依然违法）
要防止公职人员泄密，一个有效的方法是【电子监视】（比如窃听）。按理说，干这个事儿，最拿手的应该是 NSA、CIA、FBI 这些部门。但美国的政治体制有非常明确的【制衡机制】。虽然这些部门都归总统领导，但如果总统让他们干违法的事情，这几个机构的头头也会选择抗命。小知识：
美国在1947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其中规定：中情局（CIA）只能对外；FBI ＆ NSA 虽然可以对内搞监听，但需要办理相关的司法手续。还有一个让尼克松比较顾虑的因素是：在他刚上台时，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Edgar Hoover）都是民主党。尼克松不信任这两个家伙。
基于上述几个原因，最终尼克松决定：自己组建一套班子（秘密特工），专门替他搞窃听，彻查泄密者。这个秘密特工组织的代号叫做“水管工”，洋文“plumbers”（聪明的读者应该能猜到：为啥代号叫这个）◇尼克松的用人策略
“水管工”成立之后，网罗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原 CIA 或 FBI 的特工。但这个秘密组织几乎毫无建树。说“毫无建树”都已经是客气的了。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效用是【负】的——可以说，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就葬送在这帮人手里。写到这里，俺不禁想起网上的那句名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某些同学估计想问：为啥尼克松身边会出现猪队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尼克松的【用人策略】。
尼克松用人，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比如他启用基辛格，就很成功；而组建“水管工”则很失败。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考虑到篇幅，俺只聊其中一点：尼克松的【知识结构】。
尼克松本人是懂外交的，也非常熟悉政治、历史相关的知识。如果你看过一些基辛格的著作，比如《大外交》，你会发现基辛格也是这类人（懂外交、熟悉政治/历史）。也就是说，他俩的知识结构比较类似，因此尼克松就比较能够赏识基辛格。
但是尼克松在上台之前，从来【没有】在情报系统任职的经历；他的几个核心幕僚，也没有这种经历。因此，在组建“水管工”这种秘密特工组织的时候，他与他的核心幕僚就很难判断“哪些人是足够优秀，足够胜任的”。
通过上述案例，大伙儿可以再次体会“扩展知识面”的重要性。俺开博十多年，已经写了好几篇博文（这里，这里）谈这个话题。◇白宫幕僚及相关人士一览表
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会详述“水门事件”的全过程。俺介绍的时候，自然会提到很多人名。为了方便大伙儿阅读和对照，先列出相关人士的清单，并给出中英文姓名对照——因为不同的书籍和文章，对其中某些人的中文译名会有差异。
正儿八经的白宫幕僚
英文名 中译名 职务 Bob Haldeman 鲍勃·霍尔德曼 白宫幕僚长 John Ehrlichman 约翰·埃利希曼 总统国内事务助理，“水管工”负责人 John Mitchell 约翰·米切尔 先担任司法部长，后担任共和党竞选团队主管 John Dean 约翰·迪安 律师，白宫法律顾问 Jeb Magruder 杰布·马格鲁德 先担任白宫特别助理，后担任共和党竞选团队副主管 （注：本文未提及的人物，在上述表格就不列出了）
秘密特工组织“水管工”
英文名
中译名
职务
霍华德·亨特
前 CIA 特工；
公开身份：白宫特别助理戈登·利迪
前 FBI 特工；
公开身份：共和党竞选团队法律顾问詹姆斯·麦考德
前 CIA 特工；
公开身份：共和党竞选团队安全顾问；
5名“水门闯入者”之一（注：本文未提及的人物，在上述表格就不列出了）
参与“水门案”的外围人员
英文名
中译名
职务
阿尔弗雷德·鲍德温
前 FBI 特工，1972年5月才临时加入；
“水门窃案”那天负责望风伯纳德·巴克
古巴流亡者；
5名“水门闯入者”之一维吉里奥·冈萨雷斯
古巴流亡者；
5名“水门闯入者”之一欧金尼奥·马丁内斯
古巴流亡者；
5名“水门闯入者”之一弗兰克·斯特吉斯
古巴流亡者；
5名“水门闯入者”之一顺便说一下：
上述外围人员中那4个古巴流亡分子，都是激进的反共人士。当时招募这几个人的时候，“水管工”对他们说：民主党通共，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就可以抓到“民主党通共的证据”。于是那几个古巴人欣然受命。
这4个古巴人加上水管工麦考德，后来因私闯民主党总部被捕，媒体称这5人为“水门窃贼”（Watergate burglars）★水门大厦，东窗事发
◇1972年大选的背景
那年的大选，其实尼克松的胜算很高。这可不是俺事后诸葛亮——
其一，（前面提到）民主党在1968年出现分裂，元气大伤，到1972年还没缓过来；
其二，那年的民主党初选一片混战，充满各种闹剧，最后推举的是个缺乏能力的候选人麦戈文（George McGovern）；
其三，麦戈文选了一个糟糕的搭档，然后又迫于党内压力在竞选中途换人，结果换了一个更差的。也就是说，1972年的大选，尼克松的胜算其实非常大。既然如此，为啥他的手下还要去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以至于最后闹出“水门事件”？
前面介绍尼克松从政经历时，俺提到过：他1960年参选总统以及1962年参选加州州长都是惜败，1968年竞选总统是险胜。像他这么【自负】的性格，政治生涯最重要的3次选举却是如此结果，估计会留下心理阴影。
“水门事件”之后，不止一个尼克松幕僚回忆说，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之前，总是显得信心不足。另外，（大选前）他不止一次向手下抱怨说：对民主党的抹黑行为不够，要多挖一些民主党的黑材料（注：这些谈话都有录音带为证，后续章节会聊到“录音带”是咋回事儿）。◇利迪的计划，迪安的目标
写了这么多章节，费了这么多口水，终于要聊到正题——发生在水门大厦的“闯入案”。这个主意是“水管工”利迪（Liddy）想出来滴。
利迪这个人颇有“浪漫主义 ＆ 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经常会想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其他“水管工”都抱怨说：这个家伙间谍小说看多了。尼克松对大选信心不足，白宫幕僚开会商量对策。利迪想要表现一下，设计了好几个方案，用来对付民主党。
他的这些方案在1972年1月就提出来了，但迪安（白宫律师）和埃利希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水管工的头头）都觉得他的想法不太靠谱，最后勉强同意了其中一个方案——去民主党的地盘安装窃听器（注：埃利希曼批准这个方案的时候，尼克松并不知情）
具体去哪里装窃听器捏？目标由迪安（白宫律师）选定，也就是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
前面俺吐槽了：“水管工”组织是尼克松的“猪队友”。迪安虽然不是“水管工”，但也很有“猪队友”的潜质。因为他选定的这个目标，非常不靠谱。所谓的【民主党总部】，全称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它只是个事务性的机构，不参与重要的决策。因此，在“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其实没啥意义。小知识：
美国的“政党”完全不同于天朝的“政党”，因此，天朝的读者很容易发生一些误解。比如说：美国两大党的“党主席”（全国委员会主席）其实没啥权力。
胡适写过一篇《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俺曾经转载过，链接在“这里”）。这篇有助于你理解两种政党的本质差异。◇水门综合大厦
稍微介绍一下“水门综合大厦”。
很多文章和书籍把它翻译为“水门旅馆 or 水门宾馆”。俺觉得不太恰当。更准确的称呼是“水门综合大厦”（洋文叫做“Watergate complex”）。这是一个建筑群，有5栋大楼，用途各不相同。其中有写字楼，有五星级宾馆，有高级公寓......
民主党总部在其中一栋楼的6楼（本章节后续部分所说的“水门大厦”，指的是这栋楼）
（水门综合大厦航拍）列位看官可能不知道：“水管工”去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去了两趟。第一次没被抓，第二次才东窗事发。
为啥要去第二次捏？因为第一次去，装了2个窃听器，有一个无法工作（可能没装好）；能工作的那个窃听器，音效又不好。于是他们决定：再冒一次险，把坏的窃听器换掉，同时加装更多窃听器（单从这个细节，大伙儿就能体会到：这是一群【猪队友】）
“水管工”两次夜闯“水门大厦”，采用的是同一个套路——
大楼内有一个通道直达地下车库，通道中有一扇门。白天工作时间，这扇门一直开着；到了下班之后，这扇门会关闭。在关闭状态下，这扇门还是可以从里往外开，但不能从外往里开。“水管工”先在白天伪装成普通访客，进入大楼，用透明胶带贴住这扇门锁的【锁舌】（使它不会自动弹出）。如此一来，这扇门就形同虚设。到了半夜，他们就可以从车库通过这扇门进入大楼。然后再上到6楼，撬开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大门，进去干活。
有些同学会问：既然能撬锁，干嘛还要在车库通道的大门使用“透明胶带”这招捏？俺猜测：是为了缩短夜间行动的时间。
待会儿你将看到：事情就坏在这个【透明胶带】上。◇（1972年6月17日）“水门案”的详细经过
整个“水门案”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大伙儿还能顺便领略到【混沌】的魅力。
（注：关于啥是“混沌性”，俺已经这篇博文中扫盲过。相信大部分读者也都知道“蝴蝶效应”，以下的叙述会用“蝴蝶”做比喻）6月17日行动那天，“水管工”一伙人先入住入住水门酒店214房间，作为他们的落脚点。其中一个“水管工”麦考德（McCord）带着另外4个古巴人作为“行动小组”，负责进入民主党总部装窃听器（4个古巴人的姓名及链接参见前一个章节的“一览表”）；另外两个“水管工”利迪与亨特入住水门酒店214房间，充当现场指挥（用对讲机与行动小组保持联络）；鲍德温在附近的汽车旅馆开了房间，待在阳台上望风。
那天晚上，水门大厦那栋楼的夜间保安是个名叫弗兰克·威尔斯的黑人。他是一个比较细心也比较负责任的人，在夜间巡查时，发现了车库通道的门锁被贴了胶布。
（请注意：第1只蝴蝶出现了——如果他没有发现这块胶布，就不会有后来的“水门事件”，后来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他没有马上报警，因为他猜测：或许办公楼里有人在加班，并且要临时去车库的汽车中拿东西，怕这个门关上了进不来，就临时贴了一张胶布。
（请注意：第2只蝴蝶出现了——如果他当时就报警，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威尔斯为了安全起见，把那块胶布撕掉。接着又去巡视其它地方。巡视完，他到附近买了杯咖啡喝。
就在威尔斯喝咖啡的时候，行动小组已经从车库进入通道。麦考德惊讶地发现，胶布没了，门打不开。如果他行事比较谨慎，就应该取消行动。但他没有（第3只蝴蝶出现了）。他们反正带了撬锁工具，就把这扇门撬开，进入大楼。
开门的时候，也不知道谁手贱，又拿出一块胶布，重新把这扇门的锁舌贴住（第4只蝴蝶）。然后他们就去6楼的民主党总部撬锁，进去干活了。
再来说大楼保安威尔斯，他已经在外面喝完咖啡。想想刚才那扇门，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就又回到车库通道再次查看（第5只蝴蝶）。他当然就看到门锁再次被贴上胶布。这下毫无疑问是进贼了，威尔斯立即报警。
首都警局这边的调度员接到报案，本来想调最近的一辆巡逻警车过去，但开车的警察说他正在加油站加油（第6只蝴蝶）；于是警局调了附近的3个便衣警察去水门大厦看看情况。这几个便衣开的车是城市巡逻汽车，没有警车的标记（第7只蝴蝶）。前面说到：“五人行动小组”在民主党总部里面干活的时候，其实还有人【望风】。但因为赶过来几个警察是便衣，而且没开警车，望风的人就没有引起注意。
结局就是：“五人行动小组”当场束手就擒。
请注意：在那天晚上出现了很多次蝴蝶效应（俺只列出一部分）。只要有其中一只蝴蝶没出现，很可能5人小组就不会落网，因此也就不会有“水门事件”了。那么，之后的美国历史以及冷战的进程，都会不同。
通过这个案例，大伙儿可以很直观地感受【混沌系统】的特色。“行动小组”人赃俱获，更搞笑的还在后头。在酒店214房间现场指挥的利迪与亨特两人，从对讲机中得知行动小组已经出事。他俩并不知道来了多少警察（其实只来了3个），误以为有大批警察到场，于是仓皇逃走。匆忙之中，竟把他们一伙人的很多随身物品留在酒店房间。这些东西后来都落入 FBI 手中，并成为顺藤摸瓜的线索。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是日后案情进展的关键，其一是【个人通讯簿】，其二是一叠【联号的】百元美钞。
利迪与亨特两人，一个是前 FBI 特工，一个是前 CIA 特工，干的活咋这么粗糙捏？
可能有些读者会以为这俩是冒牌特工，还真不是冒牌。利迪不但是“前 FBI 特工”，还参加过韩战，受过特种作战训练。亨特不但是“前 CIA 特工”，还参与了（针对古巴的）“猪湾入侵”。但他俩（包括其它“水管工”）都【没有】受过专业的间谍训练。对于“偷偷摸摸安装窃听器”之类的事情，这帮“水管工”实在算不上行家。
007电影流行之后，很多人一听到“特工”就联想到詹姆斯·邦德，就以为特工都是无所不能的全才。其实特工也分很多种类，每一类特工只擅长自己熟悉的领域。以俺的老本行（程序员）举例：擅长游戏编程的人未必擅长网络编程，擅长网络编程的人未必擅长系统驱动开发......真正全才型的程序员，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白宫的初期应对
前面提到：被抓的5人行动小组，只有领头的麦考德与白宫有牵连（共和党竞选团队的安全顾问），其它4个是临时找来的古巴流亡分子。
所以在事发之后，共和党竞选团队的负责人米切尔就对外宣布：这个麦考德只是竞选团队雇来负责保安的，竞选团队与水门大厦的盗取案毫无关系。
光发表声明还不够，还必须堵住麦考德的嘴。因此白宫幕僚向麦考德付了一大笔钱，作为封口费。
顺便说一下：
这个米切尔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担任司法部长，也是尼克松亲信。尼克松准备竞选连任时，让他负责竞选团队。为了全力以赴赢得大选，他甚至辞掉了司法部长的差事。小知识：
（本文发出后，看到有读者留言，对【司法部】这个称呼感到困惑。再补充一些小知识）
美国联邦政府属于“三权分立”中的“行政”这个分支。联邦政府内还设有“司法部”，让很多人觉得纳闷——“司法”已经是“三权分立”的另一个分支，为啥政府中还有“司法部”？
对读者的这个疑惑，俺又要再一次吐槽【翻译】了。“司法部”这个译法不太好，容易导致上述误解。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法务部】。因为联邦政府的运作会牵涉很多法律相关的事务，都归这个“法务部”管辖。
关于“翻译导致的各类误解”，俺专门写过一篇博文（在“这里”）。★《华盛顿邮报》穷追不舍
◇新闻界的最初反应
6月17日晚间发生的事情，一开始被警方当成是三流入室盗窃案（而且还是“盗窃未遂”）。因此，这个案子在美国新闻界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当时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半年后的总统大选。
最终，只有《华盛顿邮报》一家媒体对此案穷追不舍，并间接促使尼克松倒台。
（为了打字省力，以下简称《邮报》）◇鲍勃·伍德沃德 ＆ 卡尔·伯恩斯坦——挖掘“水门事件”的明星记者
话说《邮报》里面有两个不起眼的小记者，分别是：鲍勃·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那一年，两人都不到30岁。（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俩人都很有能力，可惜在当时都不受重视。案发时，伍德沃德还只是见习记者（尚未转正）；至于伯恩斯坦，平时吊儿郎当，他的上司已经想把他开掉。
（年轻时的鲍勃·伍德沃德）
（年轻时的卡尔·伯恩斯坦）《邮报》在警局中有自己的线人，所以案发次日，《邮报》总编就知道这个案子。但他跟其它媒体的态度差不多（对此案不重视），就随手指派了上述两个小记者跟进。
两个小记者一开始也觉得这个新闻没啥价值。但在此案首次开庭的时候，他俩发现这个案子有来头——5名窃贼中领头的家伙是共和党竞选团队的安全顾问，而被盗的房间是民主党总部。很明显，此案有政治背景。
然后两个小记者通过《邮报》在警局的线人了解到：警方缴获了某个窃贼的通讯簿。他俩通过线人的关系，查阅了通讯簿，发现如下这一页（注：这本通讯簿如今保存在水门事件的档案馆）
（入室窃贼留下的通讯簿，其中一页）请注意俺在图中标注的说明。两个小记者觉得：通讯簿的其它条目都有完整的姓名，只有这页的其中一条采用隐晦的简写。而且电话号码旁边标注的【WH】，不禁令人想到白宫（White House）。
两个小记者进一步挖掘，发现白宫内部职员有个 Howard Hunt，正好首字母缩写也是 HH（注：此人就是“水管工”亨特）。为了进一步试探，小记者之一的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亨特，并故意问他：为啥水门大厦窃贼携带的通讯簿，上面有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此时，亨特的【猪队友】本色再次表露无遗——他听到记者的试探性提问之后，第一反应是惊呼：我的天啊！于是，两个小记者非常确定：这位老兄肯定卷入了“水门案”。
但是上述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证明白宫卷入此案。正当两个小记者发愁时，有个神秘线人主动找上门来。◇“深喉”——“水门事件”的神秘线人
这个神秘人自称是政府高层，行事隐蔽，不肯公开身份，每次都只跟伍德沃德单线联系。他爆料的内容都很猛，而且能提供很多细节。就是靠着这位神秘人的持续爆料，两位小记者才能不断深挖“水门案”的黑幕（关于这位神秘人的爆料，后续章节会提到）
为了不暴露线人的身份，《邮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深喉”（洋文叫“Deep Throat”）。
当年很多美国公众都在猜：这位“深喉”到底是何许人？还有很多谈及“水门事件”的书籍和文章也都在猜此人的身份。直到水门事件30多年之后（2005），谜底才揭晓——他就是当年的 FBI 副局长马克·费尔特（Mark Felt），难怪能爆出那么多猛料。
（“深喉”马克·费尔特）“水门事件”之后，两位记者已成新闻界的明星，他们合写了一本书《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译名《总统班底》），介绍当年与“深喉”合作进行爆料的过程。本博文也参考了此书的内容。
◇《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萨琳·格雷厄姆
关于《邮报》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必须要聊一下当时的女老板凯萨琳·格雷厄姆。
《邮报》本来是她老爹的产业。结婚后，她老公负责报纸的运营，她当全职家庭主妇。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她老公因为狂躁症自杀。此时凯萨琳已经是中年妇女，而且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但她毅然接手了《邮报》的运营和管理。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能力大大超越了自己老爸和老公。《华盛顿邮报》就是在她手中发展为全美第一流的报刊。当时全美500强企业的一把手，只有她一个女性。
“水门事件”发生后，因为《邮报》不断挖掘白宫黑幕，凯萨琳受到很大政治压力。但是压力越大，她越觉得其中有鬼，并且经常鼓励那2个小记者不要中途放弃。在这件事情上，她的功劳不亚于“深喉”和那2个记者。
（《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萨琳·格雷厄姆）★从“媒体爆料”到“司法调查”
◇白宫应对媒体爆料
随着《邮报》不断爆料，事情越来越兜不住了。仅仅牺牲一个麦考德（水管工，闯入者之一）已经不足以平息舆论了。白宫幕僚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决定把利迪与亨特两人也抛出来当替罪羊（就是“水门案”那天在酒店214房间现场指挥的2个傻逼）。当然啦，这两个人也要给“封口费”（关于这2人的“封口费”，后来又成了此案的突破口，待会儿细聊）
为了平息公众的疑虑，尼克松在1972年8月29日作公开演讲，并信誓旦旦地保证：
其一，他对此事完全不知情（注：后来的谈话录音证明尼克松撒谎）
其二，他已经指示迪安（白宫法律顾问）全面彻查此事（注：迪安本人就是“水门案”的主要策划者）
其三，经过迪安的彻查，除了已经投案的几人，再没有其他白宫人员或政府部门官员参与此事（注：这个当然也是谎言，根本不存在“彻查”）另外，尼克松及其亲信还不断指责《华盛顿邮报》是“假新闻”，是“国家的敌人”（大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当时大部分民众相信了尼克松。那几个月，“新闻界”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形象跌到谷底。
到了那年（1972）的9月15日，大陪审团作出判决，只有“利迪 ＆ 亨特 ＆ 5名水门窃贼”被定罪。眼看着，这事儿就要摆平，（俺猜）尼克松内心肯定松了一口气。◇第1个重要突破口——（1972年12月8日）美联航空难的意外发现
那年12月8日，美联航的553号航班在芝加哥坠毁（相关链接）。当时肯定没人想到，这个空难竟然跟“水门事件”扯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蝴蝶效应）。
客机坠毁后，机上45名乘客死了30人，其中一人恰好是“水管工”亨特的老婆。FBI 在调查空难原因时，也整理了死者的遗物，意外发现：亨特夫人随身携带1万美元巨款（注：那时候的1万美元抵得上如今几十万美元）。另外，她身上那100张百元美钞的编号，恰好跟水门盗窃案中，窃贼随身携带的百元美钞，编号是紧挨着的。FBI 还进一步查出，亨特本来并不富裕，却在1972年的下半年有大笔的银行进帐（那些钱就是所谓的【封口费】）。
上述这些都是很有力的证据，证明白宫方面在掩盖真相。这些信息本来只有 FBI 内部人士才知道，结果被“深喉”（FBI 副局长）捅给了《邮报》记者，并闹得美国人尽皆知。◇国会成立“水门调查委员会”
“水门案”进一步发酵，使得国会在1973年2月成立【水门调查委员会】。在美国的体制中，国会针对重大事件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具有类似于法庭的权威——
其一，“调查委员会”可以举行听证会，并向任何人发传票（无视传票的人会被判“藐视国会”的罪名）
其二，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如果被发现撒谎，将判处“伪证罪”。
成立这个委员会，意味着“水门案”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案”，而是上升到【政治案件】的高度。显然，形势开始不利于尼克松了。◇约翰·西利卡法官（John Sirica）
虽然“美联航空难”让“水门案”有所进展，但进展还不够。因为“钞票联号”之类的证据，毕竟还是【间接】证据；FBI 调查“封口费”的资金来源，也需要花时间（注：白宫幕僚为了避免“封口费”的资金来源被追查，汇款的时候采用跨国多次转账；不过最终还是被查出来了，这是后话）
在空难之后，让整个案件峰回路转的，是当时的主审法官西利卡。
作为主审法官，他很早就接手这个案子了。刚接手的时候，老练的西利卡一下子就看出此案有猫腻。比方说：司法部派来的“联邦检察官”（控方），总是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再看被定罪的几个人，显然都是替罪羊。
西利卡法官的口碑不错，为人正派，他想要进一步挖掘此案。顺便说一下：西利卡法官本身是资深共和党人，却愿意冒险去挖共和党总统的黑幕，单凭这点就能看出他的为人。
（约翰·西里卡法官登上《新闻周刊》封面）可惜的是，在美国司法制度下，法官的权力不够。前面俺提到：美国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是否定罪”由【陪审团】来判断；只有对已经定罪的人，法官再根据法条（法律条文）进行量刑；对那些没被定罪的人，法官是毫无办法滴。
咋办捏？西利卡知道，他唯一的权力就是【量刑】。于是他决定恐吓这几个案犯，尤其是“利迪 ＆ 亨特 ＆ 麦考德”这3个与白宫有牵连的人（注：这仨都是“水管工”）。西利卡法官故意放出风声，说要给这仨判处“法条所允许的最高上限”（注：在水门案中，量刑的上限是【20年有期徒刑】），然后西利卡法官还故意拖延宣判的时期，看看这几个家伙是否会动摇。◇第2个重要突破口——（1973年3月19日）麦考德反水
被定罪的3个“水管工”，那个浪漫主义者利迪最坚定（他宣称：判死刑都无所谓）。
亨特比较滑头——他意识到这是法官的套路，然后以此为借口，向白宫方面敲诈——要求追加“封口费”。
这三个水管工里面，只有麦考德被吓住了。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其一，那年他虚岁已经50，“20年监禁”基本等于“无期徒刑”；
其二，（前面俺说过，特工也分好几种）麦考德是【技术型】的特工，搞的是“电讯侦听”，没上过战场，胆子本来就比较小，经不住吓。作为对比，利迪 ＆ 亨特都上过战场（参见前面的章节）左思右想之后，麦考德决定反水。他给西利卡法官写了一封信，提到如下几点——
1. 他之前在法庭上说的都是伪证；
2. 他作伪证是受到更高层的政界人士（马格鲁德）施压；
3. 他可以彻底坦白，供出所有内幕，但必须有西利卡法官在场（言下之意，他信不过司法部派来的“联邦检察官”）。西利卡法官拿到这封信之后，直接向媒体公开，举国震动。于是“水门事件”达到一个新阶段——本来，大多数美国公众以为“水门案”只是新闻界无聊的炒作，都不太当真。如今麦考德充当污点证人，还牵扯出马格鲁德（尼克松竞选团队副主管）。这下很多人开始相信《华盛顿邮报》的爆料了。
由于利迪的态度最顽固，西利卡法官真的判了他20年刑期。利迪本人虽然无所谓，但这么重的判决，足以让白宫内部的涉案人员心惊肉跳。西利卡法官重判利迪，导致了后续的连锁反应。
马格鲁德（原白宫特别助理，竞选团队副主管）被麦考德供出来之后，受到国会的“水门调查委员会”传唤。之前利迪被重判，让他很害怕。不久之后（4月13日）马格鲁德也认罪。◇白宫的应对
两个与白宫有牵连的人相继认罪，形势对尼克松很不妙。
为了进一步止损，尼克松在4月30日换掉了白宫的几员干将，其中包括：
霍尔德曼（白宫幕僚长）
埃利希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水管工”负责人）
迪安（白宫法律顾问）
另外，尼克松也换掉了内阁的司法部长克莱因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这位司法部长比较短命，才干了不到一年。（前面提到）原司法部长米切尔为了全力以赴帮尼克松竞选连任，辞掉部长职务；接替米切尔的就是这位克莱因丁斯特。◇特别检察官考克斯（Archibald Cox）
司法部长换人之后，新来的部长是尼克松的亲信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
前面提到过：美国总统任命内阁部长，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当时的参议院是民主党控制。那帮民主党参议员也不傻，当然看得出：理查森是尼克松的亲信。在任命理查森的听证会上，参议院的成员要求理查森做到如下两点，才会批准他的任命——
其一，宣誓承诺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保持中立，不能偏袒总统；
其二，上任后立即任命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水门事件”。
正是因为国会的压力，新任司法部长理查森上台后立即任命了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注：考克斯在5月25日正式宣誓就职）。
（特别检察官考克斯）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提名权”与“审批权”分离，有助于限制总统的权力。这就是典型的【分权制衡】。
◇第3个重要突破口——（1973年5月）白宫重要幕僚迪安反水
任命独立检察官，本来已经让尼克松很头大了；更头大的是，核心幕僚迪安竟然叛变。
迪安是尼克松的【核心幕僚】，也算是铁杆亲信。他为啥要叛变捏？事情是这样滴。
3月底，麦考德反水，尼克松很恼火。他让迪安（白宫法律顾问）帮他起早一份备忘录，列出整个事件过程中，都有哪些人参与其中。尼克松的本意是——搞清楚涉案人员，以便堵住漏洞。
但是迪安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本人就是律师，当然很清楚：写出这样一份备忘录之后，万一尼克松要拿他当替罪羊，只需要把这份备忘录丢给特别检察官，尼克松自己可以撇清关系，而迪安自己就要承担所有罪名。
基于这样的顾虑，迪安一直拖着不写。而尼克松没能理解迪安的顾虑，反而一直催促他赶紧写。最终两人的关系闹僵。迪安被尼克松解雇之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前面说了：西利卡法官重判了利迪，让白宫涉案人员倍感恐惧。迪安经过思想斗争后，找国会的“水门调查委员会”自首。通过讨价还价，迪安答应供出所有内幕，换取相应的豁免 or 减刑。
迪安律师反水，对尼克松是致命的一击——他不但供出了尼克松政府内的多名高官，连尼克松本人也供出来了。而且迪安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作证时，全程用【电视现场直播】，再度引发全国轰动。尼克松的形势急转之下。
（污点证人迪安律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但尼克松还没完全输掉——虽然迪安叛变，但其他几个核心幕僚还没叛变。因此，尼克松可以指责迪安撒谎/诬陷。此时尼克松的策略是：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他的幕僚。只要特别检察官找不到尼克松涉案的【确凿证据】，尼克松被弹劾的风险就不会很大。
到了这一步，案件再次出现僵局。最终打破僵局的，是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录音带争夺战
◇（1973年7月13日）“秘密录音系统”浮出水面
迪安倒戈之后，曾经向调查人员透露：在被解雇前，他最后几次与总统【单独谈话】时，感觉总统的神色不太自然，说话的方式也比较怪。他有种预感——谈话过程被录音了。但他没有证据。
由于迪安仅仅是猜测，调查人员对此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出了个巧合（又一个蝴蝶效应），使得调查人员无意间发现了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
话说白宫有个高级助理叫“巴特菲尔德”（Alexander Butterfield）。7月13日那天，调查人员找他问话。问话的内容本来与“录音系统”无关，只是了解白宫内部人员的日常工作。在谈话结束时，调查人员很随意地问他：是否知道白宫内部有个录音系统。巴特菲尔德犹豫了一下，承认有这么一个录音系统。于是，尼克松在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就曝光了。先来说一下，为啥7月13日的问话充满巧合——
其一，整个白宫（包括尼克松在内）只有5个人知道秘密录音系统，其中正好有巴特菲尔德，因为他曾负责过录音系统的维护工作（注：这个说法的出处是《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其二，巴特菲尔德已经在不久前（那年3月份）调任“联邦航空委员会主任”；本来调查人员的问话名单中没有他，后来不知咋地又加上他。
其三，7月上旬，巴特菲尔德本来要出国公干，却又意外取消（如果他出国，就不会被问话）。
其四，6月份的时候，白宫内部职员安排了一次法律培训，专门介绍“应对调查人员的技巧”（如何避重就轻、装傻充楞）。由于巴特菲尔德当时已经调离白宫，没有参加那次培训（如果他参加了培训，当调查人员问他录音系统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装傻）。
就是在种种阴差阳错中，尼克松的秘密录音系统曝光了。
（当年《新闻周刊》封面的讽刺漫画）◇为啥尼克松要搞“秘密录音系统”？
肯定有很多读者感到好奇：尼克松搞这个录音系统的动机何在？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刚当选时，就立志要写出一本很不同凡响的《白宫回忆录》。设立秘密录音系统，就可以把他当政期间所有的谈话和会议都记录下来。将来写《白宫回忆录》就有非常充分的素材。小插曲：
秘密录音系统一开始采用的是【手动】操作。但是尼克松抱怨设备上有太多按钮，经常按错。于是手下帮他专门定制了一个设备，只有两个按键（启动 ＆ 停止）。但尼克松还是觉得不爽（经常会忘记按“启动”）。最终，他的手下帮他把录音系统升级为【声控】——只要办公室/会议室出现说话的声音，录音机就会自动开始录音。正是因为录音系统改为【全自动】，很多不可告人的谈话都被录下来了。
（本文发出后，经热心读者提醒，再补充如下这段）
除了尼克松，还有其他一些美国总统在白宫设立录音系统。第一个这么干的，有可能是小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执政时，白宫也有录音系统。但尼克松的录音系统与他的前任不同，关键差异就在于刚才所说的【声控】。◇（1973年7月~10月）交不交录音带，是一个难题
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得知白宫内部有秘密录音系统，大喜。7月23日那天，“特别检察官＆水门调查委员会”都向总统发了传票，索取录音带。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在职】总统第一次收到强制性的传票。
尼克松又不傻，当然不肯轻易交出。但“不交录音带”得给出理由。尼克松的理由是：白宫录音带包含诸多国家机密，不可轻易示人。
8月29日，办理此案的西利卡法官判决：特别检察官的要求合法，总统应该交出。
这时候，尼克松【刚愎自用】的性格就体现出来了——他干脆就不搭理西利卡法官。他的姿态很明显——老子就是不交，你能咋滴？
然后西利卡法官就向“联邦上述法庭”提起上诉。10月12日，联邦上述法庭作出裁决：支持联邦地方法官西利卡。
既然“联邦上述法庭”已经宣判，尼克松稍微做了一点让步。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
白宫方面只提交录音带的文字版本。为了保证文字版的完整性，可以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坦尼斯到白宫来审核（一边听录音，一边核对文字版）。史坦尼斯这个人是参议院最德高望重的参议员，两党都认可其人品。他样样都好，可惜有个缺点：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 :)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直接就把这个折衷方案给否决了（估计考克斯心里想：你当老子是傻逼啊）。而且这个考克斯也是性格比较倔的家伙，不但否决了总统的折衷方案，还进一步提出：要求总统交出更多的录音带。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夜间大屠杀”
尼克松估计也是怒了，觉得这个考克斯怎么不识抬举。此时，他【刚愎自用】的个性再次显露。
10月20日那天，他叫来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理查森（前面提到过他），要求理查森炒掉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注：在美国的制度下，总统不能直接罢免特别检察官，司法部长才有权力罢免）
理查森虽说是尼克松亲信，但俺前面说过：他已经在国会听证会上宣过誓，要保持中立，不能偏袒总统。因此，理查森对尼克松说：恕难从命，老子辞职！
尼克松依然不罢休，叫来司法部的副部长（二把手）拉克斯豪斯（William Ruckelshaus），让他接替部长职务，并把特别检察官开掉。
没想到拉克斯豪斯也宣布辞职（他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尼克松还是不罢休，叫来司法部的三把手博克（Robert Bork）。这人总算听话，同意接任部长，并撤换特别检察官。（顺便说一下：此事成了博克终生的政治污点。80年代里根曾经提名他当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提名在参议院被【大比分否决】）那天是星期六，官方消息正式公布的时候，已经是夜间。尼克松在一天之内撤掉3个重要官员（司法部一把手＆二把手，还有特别检察官）。次日的新闻媒体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大标题【星期六夜间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
这事儿就成了尼克松政治生涯的重大污点。从法律上讲，他的做法是完全合法滴；但傻子也能看出来，他是在公权私用。◇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Leon Jaworski）
尼克松这种搞法，不光新闻界很震惊，国会也很震惊（连尼克松的同党议员都看不下去了）。国会立即威胁说：要通过一个特别的法案，让考克斯官复原职。面对国会和舆论的压力，尼克松做了一次让步：他同意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博克另外再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
博克挑选了新的特别检察官，名叫“贾沃斯基”，1973年11月1日正式上任。
（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在当时那个局面下，不管谁当特别检察官，都不太可能再偏袒尼克松了（会犯众怒）。而这个贾沃斯基又是资深民主党，更加不可能手软。他一上任，还是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
这次尼克松没辙，交出了7盘录音带。贾沃斯基亲自审听了录音带，感觉总统参与了“掩盖水门事件的活动”，但光从这7盘录音带，证据不够充分。另外，其中一盘录音带有长达18分钟的空白。这让人怀疑：录音带被处理过了。白宫方面对此的解释是：18分钟的空白是录音时操作不当导致。但这个时候，公众已经不太相信白宫方面的说辞了。
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考虑“弹劾”这个选项。贾沃斯基为了获取更多证据，要求白宫交出另外42盘录音带。4月29日，白宫方面给出了这42盘录音带的【文字版】，而且是【剪辑】过的。
贾沃斯基当然不接受这种【阉割的文字版】。1974年4月，他再次向白宫发出传票，不但让总统交出录音带，而且数量从“42盘”提高到“64盘”。在新增的录音带中，有一盘对应【1972年6月23日】的谈话录音。
那天的录音很关键。请注意：那个日期距离“水门案”才一周。在当日的谈话中，尼克松与幕僚讨论如何掩盖真相。俺前面也介绍过：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水门事件他一开始不知情。所以，那盘录音带里面有尼克松的死穴——不但能证明他对公众撒谎（类似于“伪证罪”），还能证明他妨碍司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尼克松再次动用“总统行政特权”，拒绝交出录音带。◇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面对总统的拒绝，贾沃斯基也毫不客气——（1974年5月24日）他直接跳过“联邦上诉法院”，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他这种【越级】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情况，美国历史上很少见，也反映出当时情况的特殊性。
小知识：
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官司都是先上述到“联邦上诉法院”，如果对“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不满，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只有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比如：州与州之间的诉讼）可以直接告到最高法院。更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最高法院》。
如果某个案件【越级】上述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概率会被直接退回。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全国只有一个，人手有限。必须通过“联邦上诉法院”先过滤掉一部分案子，否则那9个大法官会被累死。
但1974年的情况很特殊——从“国会的水门调查委员会”算起，一直到“贾沃斯基上诉最高法院”，整个“水门案”已经拖了1年又3个月，而且已经演变为【宪政危机】。因此，“联邦最高法院”破例受理了这种越级上诉。这起诉讼在“美国宪政史 ＆ 美国法律史”上都非常有名。后世称之为“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 Nixon）。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 8：0 全票的比例，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
有些同学会纳闷了：最高法院不是9个大法官吗？为啥“全票通过”是 8：0 捏？主要是因为：其中一个大法官（伦奎斯特）自己主动要求回避——他不但是尼克松提名的大法官，而且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当过助理司法部长——因此他要避嫌。据说尼克松听到最高法院的投票结果之后，非常惊讶。俺可以理解他的惊讶：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多数是共和党提名的，而且有4个大法官是尼克松亲自提名。（注：尼克松是二战后提名大法官最多的总统，而且是在同一个任期内提名了4个，运气真的很好）
但是俺也告诉大伙儿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上任之后，与提名他/她的总统对着干。以至于某个美国总统曾经感叹说：就算与某个朋友的私交非常好，一旦把此人送入最高法院，就不再是朋友了。小知识：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没有】任期限制。只有当某个大法官死亡或辞职或被弹劾，在任总统才有机会提名另一个人填补空缺。
因此，某个总统能提名多少个大法官，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为啥尼克松没有销毁录音带？
关于“录音带争夺战”，已经聊完了。估计很多同学会说：如果尼克松销毁录音带，不就没事儿了吗？
有这个想法的同学，还是太天真啦（图样图森破）。下面俺来解释一下：尼克松是【7月23日】收到传票，分别来自“特别检察官＆水门调查委员会”。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
在这天【之前】销毁录音带，尼克松不用承担明显的法律风险。
在这天【之后】销毁录音带，（由于传票已经发出），就属于【销毁证据】。这可是很重的罪名。
也就是说，从7月13日（巴特菲尔德无意间说出录音系统）到7月23日（发出传票），这10天是尼克松【黄金窗口期】。为啥尼克松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俺猜测至少有如下两种可能性：可能性1
巴特菲尔德并不是尼克松的铁杆亲信，他无意中说出录音系统的秘密之后，有可能没有跟白宫方面打招呼。
如果是这样，尼克松并不知道录音系统已经曝光，当然就白白错过这个【黄金窗口期】。可能性2
尼克松知道了录音系统已经曝光，但是他自认为有把握对抗“特别检察官 ＆ 水门调查委员会”。他的底气来自哪里捏？其一，他有【总统行政特权】；其二，如果对【总统行政特权】有争议和纠纷，尼克松认为他不怕法律诉讼。（前面说了）最高法院有4个大法官是他提名的。俺无法确定上述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前一种情况说明尼克松运气不好；后一种情况说明尼克松判断失误。
★尼克松下台
◇扫盲“弹劾总统的程序”
（为了介绍后续发生的事情，先简单扫盲一下弹劾的程序）
根据美国宪法，对总统的弹劾需要分两步——先由【众议院】投票，只要过半数同意，就可以发起弹劾进程；然后再由【参议院】投票，如果超过2/3，就可以罢免。在这2个步骤中，“众议院”的角色类似于“检察官”，“参议院”的角色类似于“陪审团”。
对于“弹劾的程序”，有如下2个关键的司法术语：
impeached
如果众议院投票，过半数同意，则算是 impeached（可以通俗理解为：“被控告 or 被起诉”）convicted
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2/3同意，则算是 convicted（可以通俗理解为：“被定罪”），总统会被罢免。
（注：由于“弹劾”是政治行为，这里的 convicted 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是刑事意义）对于上述“弹劾程序”，容易出现歧义和混淆的地方在于“impeached 的翻译”（俺又要吐槽翻译了）。如果把“impeached”翻译为“被弹劾”，会导致很多人误解为“因弹劾而下台”。实际上，impeached 不会导致下台，convicted 才会导致下台。
◇（1974年7月24日）弹劾进程启动
话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刚刚出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讨论了对尼克松的指控，并以较大优势通过。众院司法委员会列出尼克松的三大罪状：
1. 妨碍司法（这项最严重；该罪名是否成立，关键就看【1972年6月23日】那盘录音带）
2. 滥用权力（指“星期六夜间大屠杀”）
3. 藐视国会（无视“水门调查委员会”的传票）由于“众院司法委员会”投票支持弹劾的比例很高，一旦在众议院进行全体投票，过半数应该毫无悬念，余下的悬念在参议院那边。
此时，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下达了，但白宫【尚未】交出最关键的录音带。在参议院这边，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还在观望和摇摆。据当时的政治观察家估计，支持弹劾的参议员，比例可能还【达不到】2/3多数。◇（8月5日）白宫交出最关键的录音带
白宫方面又磨蹭了好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终于在8月5日交出了特别检察官要求的64盘录音带。
（如前所述）【1972年6月23日】的那盘录音带击中了尼克松的死穴——在里面的谈话中，尼克松指示白宫幕僚：要想办法阻止 FBI 深入调查。
录音带公布之后，很多还在观望的共和党参议员转变立场，同意弹劾尼克松。至此，参议院的弹劾投票，也无悬念（通过的可能性极大）。稍微解释那盘录音带的意义——
录音中，尼克松【亲口】指示幕僚阻止 FBI 深入调查。这就坐实了【妨碍司法】。请注意：在三权分立中，总统是“行政”这个分支的头头。总统妨碍司法也就意味着：【总统破坏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总统的这种行为，说严重点相当于“动摇国本”。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那些与尼克松【同党】的参议员才会倒戈，支持弹劾。◇（8月7日）逼宫
距离国会正式的弹劾投票越来越近了。8月7日晚上，三名共和党大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众议院共和党领袖、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起去白宫拜访尼克松。名义上是拜访，其实是“逼宫”。
三名共和党大佬向尼克松摊牌说：8月5日交出的录音带公布后，参议院中【反对】弹劾的人数只剩下15人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投票，弹劾肯定会通过）。与其等到被弹劾，不如自己辞职，面子上还好看一点。
本来尼克松还想要顽抗到底，经过三位共和党大佬的劝说，终于同意辞职。◇（8月8日）宣布辞职
8月8日晚上，尼克松发表正式声明。声明的全文很长，俺只引用最后一句：因此我的辞职将于明天中午生效。福特副总统届时将宣誓就任为总统。
“水门事件”这出大戏，终于落幕了。
到目前为止，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自己辞职的总统。并且再次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被弹劾下台。
（尼克松宣布辞职）
（尼克松登上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从那里转乘“空军一号”回家）★尾声
整个“水门事件”落幕后，共有69位政府官员被起诉，48人被定罪。
“水门事件”之后，【门】成为美国政坛用来形容重大丑闻的后缀，比如斯诺登曝光的丑闻被称作“棱镜门”（Prism Gate）。
副总统福特“转正”后，全面特赦了尼克松（这个举动招致很大争议）。1976年的大选，福特争取连任，以微弱差距（普选票 48.0% VS 50.1%）输给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很多人猜测：如果福特没有特赦尼克松的话，1976年的大选，福特应该能赢。俺想说的是：如果尼克松没被特赦，说不定会引发其它的一些蝴蝶效应，等到1976年大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福特 VS 卡特”了。插播一个八卦：
当尼克松深陷“水门丑闻”之中，他原配的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也被爆出丑闻（偷税漏税）。为了避免出现“双弹劾”（总统＆副总统皆被弹劾），阿格纽主动宣布辞职。阿格纽辞职后，尼克松提名福特当副总统。
等到福特“转正”之后，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大选却当上总统的人”。★参考书目
写这篇博文的过程中，俺除了查阅维基百科，还参考了如下几本书：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美国通史》（第6卷）
《总统班底——两个小人物是如何改写美国历史》
《近距离看美国》（第2册：总统是靠不住的）
（注：以上书籍如果标注了链接的，说明俺的网盘已经分享电子版）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如何理解“英美法系”（普通法系）——从“英国古代史”聊到“香港国安法”》
《美国政党简史（上）》
《聊聊美国政体中的权力制衡——不仅仅是三权分立》
《美国选举制度为啥是这样设计的？兼谈其历史演变》
《“政治体制”与“系统健壮性”——基于“复杂性科学”的思考》
《政治常识扫盲：澄清【言论自由】的各种误区》
《苏联是如何被慢慢勒死的？——聊聊冷战中美国的遏制战略》
《聊聊不同学科中的坑爹翻译》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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