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那么高，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要提高劳动强度，中共自有自己的古拉格系统。

跟资本家996相比，人民公社劳动强度并不大，因为死人不需要劳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19090240/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564766.html

满怀豪情的查岈山公社社员们，在干部的率领下，开始了大跃进。

主要劳力上山砍树，炼焦炭，再炼钢铁，周边的群山，转眼变成了秃山，而地里的庄稼，却无劳力收割。

“1958年查岈山的庄稼长得本来很好，虽然丰产可没丰收啊，”钟宝华高起的声音里，满是愤怒：“浮夸之后，就要凑够虚报的数目，加上秋粮没有收回来，接着灾难就来了”。

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曾经热闹非凡的查岈山公社变得冷冷清清。那时，社员们才恍然大悟：填饱肚子的只能是粮食，被吹得比鳖蛋还光的人民公社，原来什么事也不顶。

遂平县文化局调研员、前查岈山公社团委书记曹新志回忆说：“当时别说群众没吃的，干部也饿得发晕”。

于是，饿急了的查岈山社员们就挖空心思地寻找替代食品：喂猪的糠，吃了；树皮，吃了；连鸟粪，也吃了。

遂平县某局干部梁某回忆道：“队里的猪瘟死了，俺爹见一家老小饿得不行，就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回了家。谁知，村干部循着血迹追来了，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哩，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俺爹脖子上一搭，拉着就游街去了。”

1959年冬天的那场大雪，让本已饥肠辘辘的豫南百姓永生难忘。数十年难得一遇的大雪，把许多房子压塌了，也把整个豫南变成了孝服一样的颜色。

到了1960年夏天，信阳地区的大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洪水般蔓延，农民大量逃生。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他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6]。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歉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7]

@消极 #125062 毛泽东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是最疲劳的，一年忙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说人民公社好的农民就是猪脑子(部分懒汉不算),大部分的农民还是很苦的(交公粮)。当然国企工人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不包含再内。

@史蒂芬 #125388 其实吧，中国人苦是典型的农业内卷，这个看Clifford Geertz关于印尼农业的“农业内卷化”一书就清楚了，人多地少，每个人耕作的那点土地只够果腹。但是生活艰苦是指生活水平低，营养不良，而不是苦役式的劳动繁重。

我经常举例的事情之一就是清中期太平天国前的中国小地主们的生活，按肉食数量估计比不上同期美国黑奴，但是黑奴干活那是真的很卖力的。如果要类比，黑奴类似今天996的工厂血汗奴工，而中国小地主则是类似改开后的中国农民。至于你说的毛时代的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不是劳役繁重，而是口粮不足。

人民公社是怎么和保护工人权益结合的？虽说确实有“城市人民公社”这么个东西，但是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其并无政府职能，其地位也就和街道办差不多，根本没掀起过什么风浪。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实施5天工作制是在1995年5月1日。8小时工作制虽然很早就提出，但事实上工人“两班倒”，“三班倒”的情况屡见不鲜（1952年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规定实施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一班制或两班制改为两班制或三班制），大部分工人的每日工作时间应该在8小时以上。

有关合作社劳动强度的直接记载很少，只能从其他资料中进行猜测。个人观点是合作社的整体劳动强度不大，当然大跃进时期另当别论。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也遭遇了农民自发的抗争（如仙居事件），但其激烈程度和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遭遇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之一就是56年对合作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顿，改正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例如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同意了农民的部分诉求（例如适度减轻劳动强度），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从粮食产量变化上看，1955年粮食产量增长率为7.84%，1956年为4.57%，1957年仅为1.1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50-1952三年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为11.58%（特别的，1952年的增长率为12.34%，而1953年的增长率仅为1.74%）。集体化+统购统销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农民入社忙了一年，结果到手的粮食反而更少了，这要是第二年还能有心情努力劳动那可真是“革命热情高涨”。据此可推测，农业集体化早期，合作社中的农民劳动强度应当和集体化前差别不大,粮食增幅放缓原因在于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和一些干部瞎指挥，而不是劳动强度过大。

等到了大跃进时期，合作社纷纷进化成了人民公社，农民们的生活用“水深火热”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水深”指的是千奇百怪的水利工程（最典型莫过于甘肃的“引洮工程”），“火热”指的是遍地的土高炉（例如1958年河南信阳组织120万劳动力炼钢，彼时全县劳动力不过才400万左右）。农民一方面要忙着种地，另一方面还要应付这些不合理的任务，苦不堪言。但农民这时候已经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就连能否吃饭的权利都控制在公社干部手里了，又能掀起什么波澜呢？这一时期农民的劳动强度明显超标，而且公共食堂的干部通常也是公社干部，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公社干部用口粮敲诈农民，甚至诱奸强奸妇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写到：“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

回过头再看一下996，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