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远逸 #177502

明耳人都能听出来那老外是在踩

现在要么是完全消音然后重配，要么就是养几个外宣人员直接说好话了。

中共还把港台西方地区的反共势力都叫做一小撮

中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提到了其具有“科学性”，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在提及自身时常说自己具有“先进性”，即始终走在时代和人民前列，且高举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旗帜。抢占了这些“高地”之后，那自然可以认为那些反共分子都是一帮冥顽不化，愚昧无知，作为落后势力代表，与全人类解放做对的“一小撮”了。

@翰墨远逸 #177477

但是中共的那些基本的独裁政策还是没有变

所以说他们口中的“改革”根本就是纸上谈兵，仅仅为了转移矛盾罢了。

@翰墨远逸 #177437

就是说，共产党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的。

至少从我的角度看，是这样的。中共强行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捆绑在一起，这样在面对反对者时就可以“站在人民的角度上”去攻击反对者（反党=反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在煽动民族主义的时候，把党和人民捆绑在一起又可以借机获利。

确实，前几年共产党确实很好的代表了人民……

恐怕不是这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江胡习，我都不认为共产党很好的代表了人民，更多的是中共剥夺了人民说话的权利并且还要替人民去说他们自己的好话。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各种问题早已不单单是人事上的问题，而是制度上以及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正因此，中共自己进行改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反腐等不过是转移矛盾和打击异己的手段罢了，而且在畸形的体制下，改良很可能会变为类似“文革”的那种灾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出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因此，如果你反对中共，那你就不是广大人民中的一员，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一小撮人，就是资本主义余孽，就是外国反华势力代表，行走的50万。

我身边的人坚定反共的人很少很少，常见的态度是承认中共有着各种问题，但同时认为这些问题大多只是部分官员的个人问题，并认为中共在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改正。

人民公社是怎么和保护工人权益结合的？虽说确实有“城市人民公社”这么个东西，但是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其并无政府职能，其地位也就和街道办差不多，根本没掀起过什么风浪。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实施5天工作制是在1995年5月1日。8小时工作制虽然很早就提出，但事实上工人“两班倒”，“三班倒”的情况屡见不鲜（1952年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规定实施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一班制或两班制改为两班制或三班制），大部分工人的每日工作时间应该在8小时以上。

有关合作社劳动强度的直接记载很少，只能从其他资料中进行猜测。个人观点是合作社的整体劳动强度不大，当然大跃进时期另当别论。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也遭遇了农民自发的抗争（如仙居事件），但其激烈程度和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遭遇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之一就是56年对合作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顿，改正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例如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同意了农民的部分诉求（例如适度减轻劳动强度），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从粮食产量变化上看，1955年粮食产量增长率为7.84%，1956年为4.57%，1957年仅为1.1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50-1952三年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为11.58%（特别的，1952年的增长率为12.34%，而1953年的增长率仅为1.74%）。集体化+统购统销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农民入社忙了一年，结果到手的粮食反而更少了，这要是第二年还能有心情努力劳动那可真是“革命热情高涨”。据此可推测，农业集体化早期，合作社中的农民劳动强度应当和集体化前差别不大,粮食增幅放缓原因在于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和一些干部瞎指挥，而不是劳动强度过大。

等到了大跃进时期，合作社纷纷进化成了人民公社，农民们的生活用“水深火热”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水深”指的是千奇百怪的水利工程（最典型莫过于甘肃的“引洮工程”），“火热”指的是遍地的土高炉（例如1958年河南信阳组织120万劳动力炼钢，彼时全县劳动力不过才400万左右）。农民一方面要忙着种地，另一方面还要应付这些不合理的任务，苦不堪言。但农民这时候已经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就连能否吃饭的权利都控制在公社干部手里了，又能掀起什么波澜呢？这一时期农民的劳动强度明显超标，而且公共食堂的干部通常也是公社干部，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公社干部用口粮敲诈农民，甚至诱奸强奸妇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写到：“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

回过头再看一下996，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