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一文
中国的汉族，尤其中原和江南的人民，的确应该认真的思考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准备好虽然不完美但起码能自由安全的后路。新疆、西藏问题即便到了中国民主化之后，恐怕也不会得到妥善解决。相反，中共垮台和民主转型期间，在边疆地区很可能发生种族暴乱和屠杀。如果拒绝维族和藏族独立，又不像中共这样高压打击和严密管理，几乎必然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至于怀柔政策，从胡耀邦时期就做过，甚至那时是一种对汉族的逆向歧视了。现在汉族所批判的“两少一宽”虽早已废除（甚至现在对一些失势的少数民族犯罪执法更严），但在80年代严打期间的确是少数民族的护身符。那时的中共还开放维藏人士与外国同族同教者交流合作，包括放纵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图谋国家分裂的行为。当时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伍精华还亲自穿着民族服饰参加宗教仪式，大壮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的声威。胡耀邦还推动了汉族干部离藏政策，减少汉族对西藏的控制力和影响。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的确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心，但长远看反而助长了维藏（尤其西藏）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复兴，为未来的变乱埋下祸根。
前些年张春贤主政新疆，也进行了一系列怀柔措施，推动各种惠民政策，新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生也有巨大改善。但恐怖袭击并未停止，独立思潮也仍然四处涌动。即便90%的维族愿意接受怀柔，剩余10%也可以制造可观的动荡。其中如果又有1%制造恐怖袭击，那就已经是许多个“七五”了。而且，虽然大多数维族不赞同恐怖主义，但是会出于情感等因素，以各种方式庇护有极端倾向乃至制造了暴恐事件的同族。而汉族如果进行报复，也会让更多维族加入暴恐分子行列。这样，反恐又难免陷入“治安战”，造成更多的冲突与仇恨。
许多汉族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对领土完整十分执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也要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每个民族尤其一些历经磨难的民族，都有着独立自主的渴望，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或起码和相同相近民族/信仰的生活在一起）。这不是靠“惠”可以改变的。例如阿富汗远比中国新疆贫穷，但如果真让新疆维族二选一，除了少数进入中共高层的少民精英和二代，大多数人估计都宁可和相同信仰的塔利班一起生活，而不会留在中共统治下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国内蒙古族亲近贫穷的外蒙、哈族亲近也谈不上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也都是一个道理。
其实，对于汉族来说，我们也是压抑在“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中。我们应该选择让别人解脱，也是对自己的解脱。而且如前所述，历史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只要汉地十八省，而并不执着控制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的。
辛亥先驱、著名汉民族主义革命家章太炎曾经说过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满人高压统治中国三百年，给汉族的伤害罄竹难书。但章太炎也并没有要并吞满人所居地，反而希望汉满分离。他也非常有远见的看到，放弃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才能更加团结富强，将国家治理的更好。这才是真正有识见和胸怀的汉民族主义者的箴言。还有像大俄罗斯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对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却同情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如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为关在“古拉格”的“班杰拉分子（反苏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辩护。这也体现着“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将心比心”的同情同理心。真正的汉民族主义者的榜样，不应是希特勒、左宗棠、王震，而应是章太炎和索尔仁尼琴。
维吾尔族、藏族，也有他们的历史、文化、理想、尊严。将心比心，汉族人愿不愿意在异族的刺刀下战战兢兢生活呢？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了，蒙元、满清、日寇，每次异族入侵我们都奋起反抗，最终将残暴的异族击败，恢复汉家河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汉民族应有的优秀品德。如果我们非要少数民族留在大一统的中国，对双方都是束缚与损害。如果汉族愿意未来继续对新疆高额转移支付，以及各种政策上的倾斜和权益的让渡，还有忍受时常会发生的恐怖袭击，并给予其更多自治权，那或许可以让维族勉强同意保持统一。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维汉之间各种摩擦和嫌隙还会不断发生，维族还是会想方设法争取完全的独立。这样的勉强，有什么意思呢？至于维族独立之后对汉族民主中国的威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要做好兵戎相见的准备，汉族儿女都应该成为保卫家乡和同胞的军人和预备役战斗员。但那样的兵戎相见，也好于如今用“再教育营”对少数民族的禁锢与虐待。汉民族应该堂堂正正，而不是在21世纪还制造这样的人道灾难。何况，“再教育营”能持续运作一千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