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李南央关于其父母，李锐、范元甄的几篇著作，颇有感触。
毛泽东、江青、范元甄等共产党员的生平，一次次刷新我对人性之暗、之恶的认知。有的，是归功于共产党的民主专政，「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张国焘语），有的，比如毛泽东本人，是本人坏到骨子里去了。毛泽东可不是有党性无人性的问题。他就是党。
李南央笔下的范元甄，因为认为丈夫李锐的母亲是地主，就禁止李锐接母亲来家里住，禁止李锐尽孝。怀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思想，范元甄对亲人、朋友、同事，甚至丈夫、女儿，都毫无情分，积极、坚定地批判、指责、讥讽、乃至举报。用李南央的话说，「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常说共产党是有党性无人性。范元甄这位灭绝人性、抛弃亲情的共产党员，让我想到一些喜欢说「爆金币」，痛斥父母是紫蜡烛的浪友。我们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我想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不是我们主动因为立场不同，或是什么原因，与一些粉红、失那亲人交恶，而是因为他们的支性、恶行在先，正如李南央多年被范元甄辱骂、恶待，才对之绝望，失去对母亲的感情与尊敬。
我认识一位浪友，ta 母亲反对 ta 润，批评 ta 爱美恨国，向 ta 灌输支言支语，说了一些暴论 —— 绝不及范元甄十分之一。ta 的父亲和哥哥帮助过 ta 润。这位浪友常向我抱怨 ta 母亲是紫蜡烛。提及父亲和哥哥的帮助，却只匆匆而过，没有透露多少感激或感情。
我还是想说，我们脱脂、反共，是去除支性、党性，恢复人性。千万不能新创造出来一个什么性，取代党性，却依然「浪性压倒人性」「有🐑性无人性」。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
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
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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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李锐］妈妈［范元甄］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父亲是独子，17 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 年 5 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 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抱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 1905 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 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 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 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1980 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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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 16 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
［1976-04-29，范元甄致李南央丈夫，巴悌忠的信］
我是在党内长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党培养、教育、信任，期望多，贡献很少，这是到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无法自解的痛苦。几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较对得起党，就是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我亲身体验，要能严于解剖自己，必须有勇气站在革命立场，用阶级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而且要反复不断加深认识。
我毕竟是一个几十年的党员，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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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悲剧！但这差点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认，在母亲的教育下，在党的诱导下，我曾经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和父亲李锐划清界线的。我认同母亲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幸运的是，我在十七岁时远离了母亲，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自立于社会。这让我有了摆脱母亲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的机会。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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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 50 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 50 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 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 1949 年 10 月 1 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 100% 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 11 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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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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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李锐，他本人也挺奇怪的。明明觉得第二任妻子张玉珍没有文化、丢人，张玉珍找他同寝，他却都不拒绝，欣然接受，最后甚至娶之为妻。
李锐对他两任妻子都挺顺从。张玉珍对李锐女儿李南央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李锐替她转达，要求李南央按张玉珍的意愿做。张玉珍撒谎成性，告诉李锐，李南央、李南央丈夫怎么了，李锐都深信不疑。张玉珍要求李锐给张玉珍继子（不是李锐的）开后门，李锐照办。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继母》：「我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几次给前空军司令张廷发电话，让他过问钟胜利［张玉珍继子］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问题。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为父亲难过：主张高干子女不能走后门的中组部退休常务副部长，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