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兄弟 #140823

一个是尊称，一个是职务本身，这还是有点区别的。

我来个更牛逼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全称是：Samdech Akka Moha Sena Padei Techo Hun Sen (尊贵的首相，军队最高统帅洪森).

@Ponyzeka0603 #140822

我认为是这样，日常对话都可以直接说“北京市长”，但是公权力机关正规的文件里面必须是“北京市政府市长”。

@陈士杰 #140821 中文的表达上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英文的文本上会认为Governor of the Government of State of New York 缺乏效率

纠结这个没有意义。好比范仲淹官至枢密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延州。这么一长串，除了mayor of Yan'an其他的都不知道怎么翻译成英文。

维多利亚女王的头衔，不也很长。 Her Majesty Victoria, by the Grace of God,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Queen, Defender of the Faith, Empress of India。

中文翻译为维多利亚陛下，蒙上帝恩典，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信仰的保卫者，印度女皇。

同时代的道光帝，生前就叫大清皇帝。死后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勤孝敏宽成皇帝。又是一长串，不知如何翻译。

@陈士杰 #140819 这个说法是我之前在自学翻译的读的一本书上学到的"中式英语之鉴", 由一些比较权威的英文语言学教授(外国人)编著的,作者是Joan Pinkham, 不过貌似跑题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本意是说明英语缺乏你说的这种逻辑性, 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你的: 英语为了提高语言效率会杀掉一些这种逻辑性

@Ponyzeka0603 #140820

纽约州议会议长，这个名称你既然能接受，那为什么纽约州政府州长这个名称你就不能接受呢？

@陈士杰 #140819

Readable> So-called "Formal"

Governor of the Government of State of New York

You will get your eyes dried up before you finish reading such a long address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It does not enhance or help to convey any useful information, but add tedious invalid words into your context.

It is like saying "this rose has a color of red", 这朵玫瑰拥有红色的颜色...

@Ponyzeka0603 #140817 日常的简称可以直接说州长，但是在宪法以及法律文件上，应该写成州政府州长这种正规名称。

因为纽约州议会议长不是speaker of New York，既然立法机构的首长不是直接接地名，那么行政机构的首长也不应该直接接地名。

@natasha #140813

日常的简称可以直接说州长，但是在宪法以及法律文件上，应该写成州政府州长这种正规名称。

英文更要求言简意赅, 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前缀和形容词会为了更舒适的阅读体验被去除--这一点中国人是要求越多越好的

当英文提到州长时,就不会做一堆规定范围的形容:不会说纽约州政府州长 而是纽约州长.因为读者在看到州长一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写者打算表明什么

()

我以为汉语整体来说没有英语有逻辑性。逻辑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很稀缺的，逻辑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通常意味着情商低。

写得相当好。

消极救国,犬儒主义好

@陈士杰 #140808

哈哈，您的自我反省也很有意思。

不过，正名这件事，可大可小，不完全是无意义的。

matrix会更好一些，不用手机号也不用邮箱

这篇文章很令人震撼......

由于品韭已经变成反向墙国了（墙内共产党习帝伟光正，品韭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台湾民进党伟光正），敢质疑一律寻衅滋事/观察封号。因此只能来2047问了。。。

突然发现这篇长文的作者“吳樂天”又因为抨击民进党被鹿麻麻关进小黑屋了“▔□▔

@natasha #140807 这是很无聊很没有意义很扯淡的东西，类似于吃饱了撑得。

您的关职务名称的文章都很有耐人寻味，看得出您对名头很讲究，这就很有儒家风范了。

有放倒习近平之意。

@MasterChief #140794

嗯，有关投石机我有欠考虑。不过，您原本的重点不是投石吧？您的重点是：

唐以后的古代中国就是衰落了落后了。

您还认为蒙古人

远超了宋人的认知极限，士大夫阶层很难短期几代人就搞懂其中的物理理论。

您用19世纪的欧洲图纸跟宋朝兵书比（虽然您看的是扫描版宋朝兵书，却用了明朝图纸，当然这是扫描不清晰之故，绝对不是您从不注明出处的网文上扒下来的），来说明中国兵书不精细，从而试图说明宋朝文人士大夫不懂复杂的物理学知识，这......的确是不用过多“文字上的争论”。

美国各省省长的英文全称是 Governor ＋ 州名，比如Governor of Ohio就是俄亥俄州长。

但是中国各省省长的全称是 省名＋省人民政府省长，比如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所以，英语的官名的逻辑性是不如中文的。

洋人在各种公开场所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说成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洋人不习惯行政首长的全名是要加上行政机构的。其实国务院总理的全称是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而不仅仅是Premier。

因此我认为，美国各州州长的全名应该是 Governor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of 州名，比如

Andrew Cuomo的职位全称应该是 Governor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of New York，而不是简单地

Governor of New York.

放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加拿大各省省长就是 Premier ＋省名，其实也应该改成

Premier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Ontario。

@丁丁兄弟 #140799 《少夫人达琳》就是堆砌起来的一坨垃圾

我有一个朋友有辛灏年的另一本小说叫《足球场上》，他说那本书更垃圾。

@MasterChief #140092 祸不及家人吧，法律程序正常审判，如果审判无罪那么他就是无罪的，即使他有罪，也只是他个体有罪，或者参与该项目的相关人员有罪。不能涉及无辜

这年头，别说是找工作，就连安全的在这里发言都需要读几本书。

我早就说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吃饭习惯都是分餐制，中国人的吃饭习惯，蒙元之前是分餐制，蒙元之后就变成了合餐制，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Neko #140797

但具体实现机制似乎对翻墙工具会有一些启发；最差的情况是一种特定的可识别实名vpn，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利用这个默许协议的口子。

不是 VPN。 Shadowsocks 节点 + PAC，PAC 就是 gfwlist 导出的，没做任何处理，甚至有 http://2008xianzhang.info

安装包: https://xxb.nankai.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3/b7/cda23c854490b8fc19cd7ac59b57/3013cecb-db60-4998-80bf-caf0c1638c78.zip

这个东西严格上说和诸位没太大关系

确实，需要校方向该公司申请账号，现在希望有人把节点公开出来。

@陈士杰 #140783 《少妇人达琳》也有类似功能吧

@yingzhen251 #140795 法轮功其实并没有怎么针对汉族，相反，他们一直批判中共的逆向民族主义政策，“满清遗老控制了中央”就是他们一直在传的。

这个东西严格上说和诸位没太大关系，它是回应这个东西的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60705-%E4%B8%93%E5%AE%B6%E6%8B%8D%E7%A0%96%E9%98%B2%E7%81%AB%E5%A2%99-%E9%98%B2%E4%B8%8D%E4%BA%86%E6%95%8C%E4%BA%BA%E5%8D%B4%E4%B8%93%E9%98%B2%E8%87%AA%E5%B7%B1-0

怎么确定它不是以往的教育网系统呢？结合这个来看：

“合规访问谷歌学术等优质海外网站

通过与公安部门的行为管控系统对接，有效屏蔽和阻断非法的关键字和网站，对合理的访问请求如科研类内容予以放行，从而实现了以谷歌学术、推特、GitHub、维基百科为代表的众多网站的合法访问，满足了学术、科研人员的合理跨境访问需求，提升服务的满意度。”能确定个八九不离十了。

它简单说是方便查阅文献、使用搜索工具的，类似于中科院体系的ARP系统内置VPN。本身不是新东西，但具体实现机制似乎对翻墙工具会有一些启发；最差的情况是一种特定的可识别实名vpn，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利用这个默许协议的口子。考虑到下一代的科研人员占比还在提高，这也许会成为一种特权，在交易与扩散中渐渐挖空GFW的根基。当然现代的技术总体上是对统治阶级更有利的，因此最多保持审慎乐观。

枯藤老树昏鸦

空调电视西瓜

葛优同款沙发

夕阳西下

我就往上一趴

正常人不会想要“雅利安人至上”那种，相反，汉族是近几百年来最惨的民族。

1644年满清入关殖民开始，就是贱民，被列强轰开国门后，上面再加上殖民者的殖民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等一干前清高官掌握了实权，鼓吹的是“中华民族”，民族融合，蒋介石也实施过“民族团结”，借口查封了冒犯回民的报馆，中共是马列黄俄入关，更是把汉族批判到最低点。

新疆的汉化，只是他们的驯化手段，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让新疆人说俄语。如今主旋律还是“民族团结”，激进的汉族主义者哪怕批判满清过甚，也会被“民族团结”封号。

在海外有刘仲敬、八旗文化出版社、港台本土主义的新民族论，也有法轮功这种“中华民族”主义者，各方势力无不把矛头指向汉族。

为何汉族不能有日本韩国那样，尊崇自己主体民族文化的国家？日本的和服大形制、小形制，分的十分精细，而中国的那些“汉服社”一个个都像唱大戏。

中共虽然一直宣传的都是“中华民族”主义，但新生代的汉民族主义者正在增多，加上中共的民族政策正在破产，中共会逐渐趋向于大汉族主义 @Truth #140619

http://education.news.cn/2015-06/19/c_127931161.htm?fbclid=IwAR0r43zBHo7dorWtQkMyUoDejhLeDYdvaJKXU-hX8SP7SmAFGP78KzhA-x4

@natasha #140771 我不喜文字上的争论，打不打得准，看实物试验。

同一个投石机当配重、石弹恒定确定以后，投石机射程基本上固定不可调。你说的近代炮是测角，查射表、调整俯仰角度，是可近、可远大幅度根据目标调整射程而自己炮位不需要移动，你可能把两者搞混了。

那个吧也算是厉害，在频繁删帖和各路抗带兔和网评员的围攻的高压环境下仍能保持着许多反对声音，而且我记得在封吧之前有人公开用代词讨论六四，还有人用那张华春莹说中国有言论自由的图对着兔友阴阳怪气（此外还有与总路线动摇和战斧洋芋等等）。虽然都存在不久，也算是留下“兄弟会”存在痕迹了。

南京邮电大学海外学术资源加速系统项目 项目编号：NYCG2020-H051 招 标 文 件

@北条沙都子 #140764 可以参考ccp是如何对退役军人维稳的：分化打压，武力威慑，阻断串联，推行犬儒。而且维稳这帮人某种程度上比老兵更容易，毕竟老兵在围攻中央军委时还能举着宣传口径中优待军人的政治正确作为名分，五毛们在维权时围攻中宣部的时候能用什么名分？尊包讨奸，庆丰维新？

神友头子

@libgen #140788

只有所长黄孙权还在更新

还能打开？它 TLS 证书早过期了

https://social.caa-ins.org/explore

18.163.123.19 [香港 Amazon 数据中心] IP 被 GFW 屏蔽。

躺平一词出自“中国人口吧”的用户“好心的旅行家”发布的一篇帖子的名称《躺平即是正义》。开头是这样描述的：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 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它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 “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看这开头会发现作者出手不凡，躺平是为了「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我的理解是劳动的异化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人变成工具人，只有躺平，人才能成为人。人不是机器。

躺平是否是内卷的一个出路？躺平可持续么？躺平流行之后，总之他们急了，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我倒联想起美国的嬉皮士和反主流运动，不要在家躺平，大家一起去公园的草坪上躺平，这不就成了中国的嬉皮士嘛？

三和大神是躺平主义的先驱，在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百元的青年们》中有段话：

旁人：“你不应该在大街上躺着，应该站起来，站着会让你变得更像人。”

大神：“我为什么不能躺着？你站着，你就是人了？”

躺平不是下跪，是为了有一天能更好地站立。

今天你躺平了么？

https://twitter.com/haqilin/status/1398575074433773568

https://mp.weixin.qq.com/s/aGLE93s5vgyWDletOnmqRQ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文｜安小庆

编辑｜金桐

图｜安小庆（除署名外）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课外辅导机构的初中语文试卷里。

在试卷的阅读理解部分，出题者设问：「宁要痛苦，不要麻木」说明了刘小样怎样的思想状态？结合刘小样的处境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请借助所学过的知识提出建议：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

没人知道刘小样究竟去了哪里。失联十年，不需要特别的场景和时机，永远有人在提醒张越，刘小样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刘小样，是在2018年的英国。台里派张越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待上课。楼道那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小时候，她不甘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却也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她哭着告诉张越，「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分身，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张越 图源网络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节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她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

二十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最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一个人的婚纱照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

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最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营生。

15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家里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一万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第一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2001年拍摄节目时，这里还曾是一片农田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结婚后一年，刘小样生下儿子，从外地回到平原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咸阳市里依然有许多身穿红衣的行人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甚至有一位观众打来电话，一口咬定刘小样是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节目组再去陕西调查一下。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最难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第一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节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95世妇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丛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刘小样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离开北京前，张越嘱咐她，小样，你的心别乱，你回去还是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们能帮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帮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门，或者多读一些书。

「你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来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里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地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2005年， 丈夫王树生和刘小样在「我们的十年」晚会现场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最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最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她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

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个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她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过得好，她会跟你分享的，如果过得不好，她会老觉得我都在电视里采访她了，一定是很看重她的，她却不争气，没有干出点样来，她就不好意思来找我。」

张越做主持人快三十年了。她承认，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跟踪、同步每个采访对象的生活。但对刘小样，她始终有一种心疼和怜惜。不过那几年，张越也处在自顾不暇的阶段，工作忙，家人生病，「心里一大堆事，每件事要逼到眼前才能面对」。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你也看了，就往回走吧

刘小样再次逼到张越面前时，是两三年后。那时，刘小样的儿女都去西安念大学了，女儿读的还是旅游相关的专业。

孩子们都离开家了，她43岁了，结束又一段繁重的母职期，她依旧迫切地「想冲破有些东西，想突破一些东西，想突围出去。」

最初她考虑的是去东莞，最后定的是江苏。她知道娘家好多亲戚都在那边打工，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慌乱。和过去的每一次出走一样，除了丈夫和孩子，她谁都没有告诉。

王树生陪她去西安买票，再度送她上了火车。他从不干涉她的计划，「任她折腾」，他能给的只有支持，「多的没有了」。那段时间，他手里没钱。从别人那里借来，马上给妻子转了过去。

孩子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看过妈妈上电视，但很快就忘了。此后的十几年里，家里不再谈论那段往事。可这个妈妈确实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她喜欢读书看报，但与人交接时，总是不老练。她喜欢春天第一场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欢鞋底踩过麦地后，带出的青苗味，「那个味儿甜甜的，好像得眯着眼睛才能去闻它」。她觉得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早春时节，她还会领着他们去地里看叶苗上的露珠。

「这个妈妈总是长不大，太幼稚。」

妈妈又要一个人出远门了。在别的家庭，外出打工，多是出于生计需要。刘小样是为了自己。

在昆山，43岁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年纪。她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到一份做员工餐的工作。真实的打工生活，比她在家想象的粗粝得多。工业园的环境一般，员工待遇不均，厂里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工友。

刘小样觉得孤独，不快乐，她想辞职，又怕找不到别的工作。在怏怏中，待到了2010年底。她不甘心像贵阳那次一样，很快就回去。在一次电话中，她向王树生抱怨对工作的不满。王树生劝她回家，她还想再坚持。两人发生了争吵，她宣布，那年过年留在昆山，不回去了。

王树生知道她的性格，只好求助张越。张越劝她，最好不要彻底和家庭决裂，「别走得太彻底」。要不去西安找工作吧，她建议她，西安是大城市，「既能当职业妇女，离家又近，可进可退。」

女儿和儿子也打来电话。「你回来吧，这种年龄在那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的。你也知道南方是咋回事了，南方就是种稻子的，你也看了，就往回走。」

刘小样陷入了挣扎。她表现出强烈的坚持下去的意愿，并不惜与家人对峙。临近春节，打工的外乡人都回家了。刘小样最终听从张越的建议，从昆山去了西安，和做了导游的女儿，租住在一起。

她的秘密出走，又一次以返归平原而告终。离开昆山前，刘小样专门进城，去参观了昆山市立图书馆。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此后的十年，刘小样成为众人心中的一桩悬案。

在由丈夫、儿女和她组成的四人核心家庭，关于那次节目录制，以及此后多年，她内心的动荡和燃烧，早就成为全家心照不宣、从来都不去触碰和复习的秘密。

关于那段往事，家里只存留了一件最明显的证据：一只黄鸭毛绒玩偶。那是2005年在北京时，张越给刘小样的女儿买的礼物。

刘小样觉得，孩子们知道鸭子模糊的来历，「这就够了，到此为止」。有一年，孩子们说，要不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吧。提到北京，大家都很有默契，「北京都去两次了，就不去了。」

在核心家庭之外，刘小样从不和亲戚们谈往事。只是有时候，家族聚餐，娘家人会跟刘小样的女儿开玩笑，「你妈没上学，你妈可惜的」。

2011年春节前，从江苏折返西安后，没有工作的日子，刘小样在平原上的村庄里，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去过贵州、江苏和西安。没有人知道，她给女儿取的名字，来源《诗经》，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小」改成了「拂晓的晓」。没有人知道，她只愿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在电视和手机上看电影，没有她想要的仪式感。

一个人在家的下午，她从地里采把花回来，插瓶子里，倒上自己酿的葡萄酒，放着齐豫的歌，喝下午茶。

尽管这一切都在大门背后进行，但村里人还是觉出了刘小样的不同。早些年，别家媳妇都用上手机了，她还没有。等人人都拿上智能机了，她手里还是一只老年机。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人在外头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对新生事物不感兴趣」。

村里的媳妇们喜欢跟着手机拍小视频，男人们则喜欢傍晚的时候，拉出一套简易设备，在门口直播唱歌。

前年春节，家里养了七年的狗，欢欢，眼睛里长东西了，一个劲儿流泪。刘小样抱着欢欢，坐在王树生摩托后面，去县城治病，花了两百多。村里人知道了都笑话，「这干嘛呢，农村土狗，自生自灭完了。」

村庄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夏天的早上，树上的鸟，喳喳喳喳喳。刘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王树生说，吵得人睡不着觉。屋后有片池塘，刘小样说，青蛙叫得可好听，王树生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

只有长大后的女儿和儿子，渐渐觉出了母亲的不甘。刘小样从来不跟孩子讲心事，她怕孩子不开心。但后来，她发现，他们只是不点破。她不喜欢看电视剧，他们就给她发电影资源。她不喜欢抖音，他们从来不推着她下载。她不喜欢出去和人打麻将，他们说，不想去就不去。

「妈妈的渴望在哪里？我妈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刘小样觉得，他们都知道。

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刘小样一束红色康乃馨。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妈妈住民宿。走在重庆街上，闻到黄桷兰花朵的香气，刘小样一定要找人问出树的名字，女儿等在一边，并不催促她。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女儿买好票，拖着她去曲江的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她担心自己听不懂，女儿说，咱去感觉一下，你不是有这个愿望嘛，人家鼓掌，咱也跟着鼓掌。

那天，刘小样很开心。知道她还喜欢宫崎骏，女儿说，那下次咱去宫崎骏电影的音乐会，不过听宫崎骏，你可是要哭呢，刘小样说，哭就哭吧。

这些快乐，无法与再多人分享。王树生不喜欢音乐会，但他不会去阻止。年轻的时候，他心气也高，渴望去外面的世界。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他的奋斗，让整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打了一个翻身仗」。

中年以后，作为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他必须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早早知道不能再出去后，他干脆就不想了。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不同。

在他看来，妻子的目标都是很抽象的。「她就说她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她要走出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俺都不知道她真的到底具体想干什么......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江苏也好，贵阳也好，都是很短时间她就回来了，待不住。」

她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融不到一块。王树生感慨，「其实她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来就是，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2005年，张越给刘小样女儿买的毛绒玩具

「病人」

大概五年前，刘小样告诉王树生，她想去西安的一家「医院」「治病」。

她觉得自己「病」了。否则为何过去二十年，她都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水一样，无法平静。

王树生也觉得她「病」了，「她的不快乐，任何人都看在眼里」。他记得，那年去北京，白岩松都来现场见她，说，「我来看看你这个外星人是啥样子」。

「医院」是一家「帮助人清醒地认识自己，解决成年人思想问题和做心理疏通」的机构。整个疗程长达两年，「过程很折磨人」，学费就要好几万。

王树生支持她去「看病」。当年，妻子在电视里说，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时的王树生听了，极受震动。二十年里，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练敏锐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着的苦痛，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和她都过了五十岁。这些年，王树生在村里任职，每个月不到两千块的工资。90年代那会儿，他们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如今，他们已经落在后面了。

「表面上没有发展，实际上也没有积蓄」，他感到落寞。两个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紧追慢赶，还是赶不上别人，而妻子还在漩涡里受苦。

想不出答案的时候，他也向她抱怨过，「对，你现在痛苦着，你清醒着，你没有麻木，但是你痛苦着，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你痛苦着，整个家庭也跟着你，包括亲戚朋友都跟着你，这合适吗？」

当年呐喊的人，最终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病人」。对刘小样来说，这或许是身处茫茫四野，无处也无力突围后的无奈暗示和自我改造。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丈夫和其他人所说的一些东西------和大多数「正常人」相比，她是「不正常的」，始终「想入非非的」。

和「想入非非」相比，丈夫对她的其他描述，比如「性情中人，天真的人，清高的人，不贪别人便宜的人」，都变得无足轻重。

西安「医院」里的「病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公司老板。刘小样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很谈得来。两人曾住隔床，教授不相信她只念到初二。

关于「医院」的一切，刘小样不愿意详细去追溯。也因此，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她在「医院」里找了一份后勤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一点报酬。对外，他们说，她又在西安的一家学校做生活老师了。

前几年的一天，王树生突然想上网找找《半边天》的那期节目。他发现，原来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怀念和寻找刘小样，想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

他知道，那期节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记忆，或许也真的影响了一些人，「可是如果她连自己的人生都改变不了，如何去影响别人？现在她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还有啥值得去弘扬的？」

我问王树生，人完善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吗？

他说，「完善自己，最起码首先得把自己从烦恼中走出来，从痛苦中走出来，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个是金钱物质上的，一个是思想上的。两点她都做不到。」

刘小样也深觉自己的失败。在「医院」「治病」期间，她的头脑依然无法平静，疾病的联想和隐喻，逐渐弥散到她的生活中。以往的不甘心，渐渐转化成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进退两难的中间时刻，婆婆病倒了。刘小样主动提出，回家照顾婆婆的晚年生活。2016年前后，她回到了平原上的老屋，此后再未出走或「治病」。

婆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几个媳妇里，她只满意刘小样做的饭。周末，刘小样还要去咸阳城里，帮儿子打扫卫生。

一个农村媳妇该做的，刘小样觉得自己都在做。只不过，她一直在兼顾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方面，王树生从来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他觉得，这也正是妻子矛盾的地方：

「她两边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来自于，你既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家务你得干，娃和老人你还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王树生

自我消除计划

午后的村庄，空气一片死寂。走在村道上，能听见风吹柿子树叶的声音。远处，几个老妇人蹲在萝卜地里拔草，红色的背影在昏黄的冬日雨雾中缓缓移动。

这是刘小样回归的乡村，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这里既古老又崭新，既躁动又凝滞。

十月底，平原进入漫长的农闲季。几乎所有人家，都敞着大门午休。门前的空地，大多种着葱、辣椒和白菜，刘小样家的门口，种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臭牡丹，鸡冠花，紫茉莉和玫瑰。

前院和后院也遍植花草。前院正中，有一片黄槽竹。那是和女儿从重庆回来后，她从乡集上，花十块钱买回来的。三年后，已郁郁葱葱。这是少有的能在北方种活的竹子。

攀着墙角的三角梅，也是她从南方回来后的念想。可惜只开了一次，后来只长叶子，不再开花。和她以前种过的百合一样，与这里水土不合。可她实在喜欢百合，后来绣了一幅十字绣，挂在了卧室墙上。

近来的几年，刘小样觉得自己平静了许多。从西安回来后，她要侍奉婆婆，做家里三亩地的活，考虑两个孩子买房和结婚的事。这些事情，让她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了。院子里又只剩下刘小样一个人。头顶还是四方的天。一切像是回到了她刚嫁过来的时候。

女儿年底就要结婚了。那几天，刘小样坐在家里，等女儿婆家送棉花过来。按照此地风俗，婆家送来棉花，娘家给孩子做成婚被。女儿的婚事之后，接着就是儿子。再之后，是他们的孩子出世。

村里和她同龄的妇女，早就抱上孙辈了。刘小样由此看到一条清晰的干道。顺着这条干道往前，生活也许不会再燃烧起来。

劫后余生，她将这些称为一个女人的主业和根本。她说，「在以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但现在，家和儿女就是我的根本。主业跟副业有时候不能颠倒了。」

没人知道这是「突围失败」后的自我排解和注意力转移，还是经过「医院治疗」和自我改造后的反省，抑或是深厚艰固的历史文化逻辑在此时又发挥出了强大的形塑效力------总之，刘小样自愿回到了30年前的轨道里。

在50岁后，她终于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看到莫言出了新书，写「晚熟的人」，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晚熟的人。

毕淑敏的书，王小波的书，鲁迅的书，全被她收了起来。她已经好几年不看书了。那些书堆在一张旧木桌上，桌子藏在卧室房门背后的角落。最上面是几本张德芬的身心灵成长书籍。

从西安回到村庄后，「好像是潜意识的」，她想跟周围的人一样，就拒绝看书。这几年，她只能听音乐，特别喜欢听欧美民谣。

为了抑止自己再「发病」，她把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过去，王树生看过一些片段。他总劝她，「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一页纸都没有了。她有意抹掉过去生活的痕迹，执行一种严格的自我消除。

刘小样觉得，「敏感或者说敏锐，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她开始用丈夫过去劝慰她的那套话语，来进行自我说服，「一个普通人各方面还是迟钝一些好，否则你对痛苦的事情相应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她不再抱怨。她愿意承认，「这个土壤已经够可以了」。她所在的土壤，目前只能把她「养到这个程度，这就很足够了」。她承认前半生的失败，「连自己都没推动」，「没够着，那就接受吧。」

火山似乎平静了下来，屋子和女主人都恢复了往日的面貌。只有客厅电视柜上的那只毛绒鸭，是还未被女主人消除的旧日符号。

毛绒鸭的上方，有四扇狭长的木棂窗。最左边的那扇窗户，扣上了插销，永远朝外开着。那是刘小样专门为家里的猫------波妞------留着的。

「我们家那波妞，生活最幸福了，想玩就玩去了，想吃就回来了。」

小黄鸭身后的那扇窗，永远开着，是为猫咪留着的

她不再给张越打电话，这也是整个自我消除计划的关键一步。张越的号码，一直在她手机里。从江苏回到西安后，她觉得自己一次次颓败而归，辜负了远方的期待。

她开始变得合群。以前她很少和人站在路上闲聊。现在村里老人多了，有时她跟人去地里捡地瓜，有时去对方院子里挖棵花。

我去的那几天，王树生正组织村民修路。隔天需要三十个劳力往路面铺沙，每人一天六十块的工钱。刘小样自告奋勇，连夜出门去找十个人。原先，这些集体活动她都不参加。这两年，在丈夫的教导下，她还学会了打麻将。

从表面上看，刘小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在王树生看来，妻子只是在「努力地争取平静下来」，她「天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最明显的是，除了做家务、做饭之外，大多数时间，她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一个人在家。晚上，全部灯都要打开。王树生觉得这很不正常。

「她的平静，就像坐牢。你的心没有收回来，你把自己关在家里，你的心关不住，你等于还是在痛苦中。」

她还需要人陪。王树生每天回家，把当天发生的、见到的，包括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给她讲一遍。他觉得，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每天在一块待着有多少话题要谈啊？」

他坐旁边教会她打麻将了，也让她别在意输赢。打了一两次，别人再叫，她不再去了。跟亲戚们也都没有深交。「谁也改变不了她，姐姐说话得顺着她」，她「拼命地孤立，就累，就烦，就痛苦」。

这几年，他看她只爱好花草。「哪怕是野草，她也要养活，这就是她。」唯一让他稍感放心的是，已经五十多岁了，再要折腾，「恐怕也没气力了」。

花园里的月季和紫茉莉还在开放

我的小花园

辩论有时会在两个人的庭院发生。202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王树生从工地回来，我们谈起「人是否应该去够自己可能够不到的东西」的话题。

王树生认为，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很徒劳，也一定会失败。

和20年前相比，他显然世故了许多。 「你这种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他的话激怒了刘小样。她反问他：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来访的几天里，刘小样的内心似乎有一道定时升降的闸门。闸门总在午后升起，那个多年来上下求索，四处奔逐，不断出走又不断回归后，被压抑和驯服的自我被释放出来。她终于又「逮着一个能说话的人」，说出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不敢说的话。」

可每到傍晚，那道闸门和墙外的暮色一起重重地落下。她变得游移，矛盾，躲避和反复。一道有力的监视的目光，从她自己内部发出，将她重新唤回牢笼里。

2001年，觉醒后的刘小样告诉张越，她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永远想着另外一种东西，她又不能出去，这是她的悲哀。

20年后，刘小样告诉我，不能彻底地出走，总想要兼顾，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这位自认为不彻底的反叛和出走者，回到20年前出发的庭院。在一个人的庭院，她把内心和过往，放在磨盘下，昼夜不停地研磨、辨析和探寻。

她想过，如果当年「配的是一个别的人，那个人彻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彻底地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她可能也就没有这些纠结，「彻底飞了。」

在重新一个人打转的日子里，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旧杂糅，以及直面自身有限性后的虚妄：

「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东西够不着，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为了压服这些不断跳跃、互相抵牾的念头，从2019年的春天起，她「特别特别刻意」地开始在院子里大肆种花。

她跟家人说，「谁都不能动我的花，谁动我的花我跟谁急。」

有时在外面看到别家的好花，她开玩笑，「真想偷回我家里」。快到县城的绿化带，前年引种了海棠。去年春天，粉白的海棠花开了。她骑电瓶车经过，心里十分不服气，「这么好的花，应该种我家里啊！」

至于为什么从前年开始种花，刘小样说，因为那年竹子长得特别好，给了她一种希望。

「竹子是绿的，那我得配红花啊，哎呀，那个春天，郁金香活了，芍药开了四五朵，几盆雏菊分开根，全都种到了院子里。」

庭院四方的天和刘小样的竹林

除了种花，这两年，她对家务也更上心了。农村一般不拖地。现在，刘小样几乎每天都要把水磨石地板拖一遍。她说，原来，「没有这么爱家，现在特别特别爱收拾家里。」

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她喜欢骑车去渭河边想心事。这几年，种花、拖地，让她有一种回到渭河边的感觉。这是茫茫的生活里，她能捉住的少数几项慰藉。它们部分能使她从混乱的「想够够不着」的状态里，稍微安静下来。

张越曾在采访中评价，刘小样思想的勤奋程度超过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她属于『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但现在，刘小样不想再开动了。

「真的能做到吗？」我问她。

「我得努力，我得努力啊！」她提起小时候的农业合作社，白天，大家在地里一块儿干活，晚上回家，自己的脑子爱想哪就想哪。

这是刘小样给牢笼中的自己找到的运行方式。「我安静下来的同时，也给自己留着想的时间啊，我不是没给我留下时间，我有我的自留地啊。我这块自留地，在我自己家里，我爱想啥就想啥，我爱做啥就做啥，谁也干预不了。我出去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随大流。但我不能让你们彻底同化了，那样一种状况我永远达不到，如果让我跟别人一样，我永远达不到。」

王树生知道她尽力了。他不否认妻子身上的某些审美价值。对她，他的情感里不只有亲情，不解，埋怨，也有义气和不忍。

有时，听到妻子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认为自己是个备受期待但最终失败的出走者。王树生会急切地打断她，「听我说啊，人家走出去那个想法，只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与你那个想法差太远了，层次差太远了......」

「但这也有限」，张越觉得，王树生比普通农村男性宽容和能沟通，「但哪个阶层的男的，最终也不能接受一个一心要追梦，已经难以自控的女性，她总要往外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内心有强烈的悲欢离合的各种感受，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沮丧，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渴望，有时候她特伤心，你知道一个过日子的男的，谁一天天这么陪你跌宕起伏......」

更多时候，王树生像守着一座火山一样忧虑和不安。她还会再次出走和突围吗？这场平原上旷日持久的高烧，真的褪去了吗？

王树生不能确定。女人身体里那股力量太巨大了，他知道她现在是在「极力克制」。而刘小样自己觉得，「突围的前提是人在城里」。现在，她不觉得自己在里面，她觉得自己在边上，在里和外之间。

边上是她的小花园。在花园里，她自己跟自己说话。一直以来，「瞎想」这件事，对她的生活都特别重要。

20年前，在《我叫刘小样》的结尾，她带着绝望和不甘说，「我就是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

现在，她真的有些老了。客厅的那扇窗户，为猫咪波妞永远打开着。

窗外的小花园，鸡冠花正开得肆烈。她说，以后，小花园给她多少，她就接受多少。花开得好的时候，她跟谁都炫耀，说，我的花开得可好。女儿听了取笑她，就那几朵花，成天说我的花，说得好像有多多似的。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厨房里。那天傍晚，平原上飘起了雨夹雪。我问刘小样，有时会觉得这是个悲剧吗？

她陷入了沉默。天光从头顶的天窗透进来。厨房几乎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只有柴火灶荒废了，被一只电磁炉取代。碗柜、水缸、菜刀、蒸馒头的大木盆，都还是1991年刘小样嫁过来时，婆婆为她准备的。

「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我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只是咱不知道。即便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不能说是悲剧。我不会报以同情，怜悯或者怎么回事，我可能就是欣赏。」刘小样觉得，最多用「悲壮」来形容。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冬日的小花园，鸡冠花开得肆烈

这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是清醒而痛苦地活着，还是麻木而无知地获得世俗的幸福。渴望灵魂被理解、被接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肉身却困在桎梏和死水之中，苦苦追寻人生的出口不得，是许多普通人一生的困境。然而思想上的无序是徒劳的吗？并不是，这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永远地，毫无意义地重复单调的动作，对生命路径无休止的探索和憧憬，才是人之为人的内核所在。也许直到最后，平凡是唯一的答案，但绝对不是第一个答案——来源

@solids #140759 看Mastodon只有所长黄孙权还在更新，除了网社所美院其他部门不一定用得到吧。

@丁丁兄弟 #140651 点我的头像哦。

@淸雲 #140661 改变不了别人只能先提升自己了，自己有没有创造力，能不能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能更重要。说起减压我要先试着理解一下「躺平」。

@首都卫队 #140663 到位。

这东西看个人喜好，每个人口味不同； 比如说加缪，很多人觉得他作品不错，但我就读不下去，还有写《城市与狗》那作者，我也看不下去； 然后我读王小波，发现很黄很暴力，我很喜欢，于是就把他基本上所有书都给看了，包括给李银河的情书和他们一起做的同性恋报告； 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多尝试不同作者的作品，读不下去就换作者，我基本上读个四五十页还觉得不吸引我我就不看了。

《他改变了中国》

先说下题主自己，刚开始开学就想读专升本的考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不想继续读了，认为读书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去工作。但我毕业最多是个专科学历，现在社会上都只要本科生，所以现在很纠结，读书浪费时间，不读书又不好找工作。。。。

瓦房店“屠支大佐”比中共高层弱太多了，毛泽东能闷声发大财，“屠支大佐”现在就露馅了

@丁丁兄弟 #140777

嗯，催吐减肥书

@libgen #140755 是这样的，会实时上传手机号码，uid，cid 和当前标签页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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