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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文章: 上海5月15日复工复市内部会议录音摘要

@楊丞琳 #187048 我查询了网上关于上海复市和防疫的官方文件,查到最近的官方文件发布于5月20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205212387200717.html

这个会议录音有意思的地方是聚焦于直接服务消费者的商贸企业,且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例如店家的数量、最大客流量的计划,等等。

回复文章: 乌鸦电影:“我们15个人是杀了600万人,但我们没错。”

@xxyy #186780 人若要幸福,就需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需要勇敢。

回复文章: 红迪real_China_irl: 《红色轮盘》 精彩回顾

@陈士杰 #186074 共产党的高层是否多次推演过“颜色革命”的路径?

回复文章: 刘瑜: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下台之后,经济增长为何更快?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是刘瑜开的“网课”。

回复文章: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Prometheus #185490 不知您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以为共产党曾经有个“将红旗插遍全球”的宏伟目标,但今天中共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转为维护现有的权力。

回复文章: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钟明 #184594

我会逐渐写点东西阐述我的看法。

期待您的见解。

@钟明 #184595

领袖的个人作用,以及其建设性或破坏性,可以是惊人的。希特勒与毛泽东都是典型例子。

我亦认为本文低估了领袖个人的作用。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两个凡是”(凡是领袖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领袖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所以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作用重大。就像一次次地抽签,体制惯性终究会导向领袖的重大失误,时间早晚而已。

回复文章: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Prometheus #184670

对中共体制内人员利益集团的真正威胁不是海外民运(这一点我和你们判断差不多),也不是你们口中的张献忠,而是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兄台认为是什么呢?

作者 于 4月21日 编辑
回复文章: 红迪China_irl: 习近平连任与否并不重要,权力运作机制已形成惯性

@卷毛 #184576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富国。这种资源富国一旦发飙,开始拿捏其它国际社会成员

地广人稀的资源富国理论上自给自足(俄罗斯粮食自给率很高),可攻可守。不过矿产资源并非不可替代,就是形成依赖后骤然断供会有冲击,激起民怨,而民主国家最怕民怨。

中国粮食从数据上看也是基本自给,但是主要只是谷物,也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程度。拿捏其他国家的资源主要是某些稀土矿产,中资还买了很多海外的矿,所以真要叫板也是可以的。

回复文章: Youtube:4月5日上海市政府高层疫情工作内部会议录音

@ZEROHOUR #184426 从清晰度判断像内部录音,主席台边上录的。孙春兰和李强都没有出席此会,主持人好像是市长龚正。 @楊丞琳 说的内部故意放出有一定可能。

回复文章: 上海死难者名单。

补充一个: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TfdC0YK0muCd0OUeXOrsTbdibmxEOq4fooTOKrXJr8/edit#gid=0

来源:https://www.reddit.com/r/China_irl/comments/u41ii9/上海抗疫死亡名单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

上海抗疫死亡名单,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

欢迎所有人编辑补充这份上海抗疫死亡名单,记录在上海因清零政策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

这个项目最初在豆瓣被发起,但腾讯文档很快就被审查了,所以这个项目被转移到了谷歌表格。

欢迎创建新的条目、添加额外的证据来源,或者在网页或截图被审查删除之前进行存档工作。另外,建议定期对这个电子表格本身进行备份,以防发生任何恶意编辑。

回复文章: 火光:民主国家会有大饥荒吗?

@刺刺 #184252 很有道理的分析。

嚴格的考勤制度會造成業績壓力,因為達不到業績會被懲罰,所以常常會有迷惑行為。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激励”(motivation),或者说,什么行为会受到奖励,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业绩指标”就是其中的一种,达到了指标有奖励,不达到有惩罚。这就让制度中的人(例如医生)会跟随指标(例如药品销售量)去行动,而不是跟随指标的目的(例如病人的健康状况)去行动。

造成“饥荒”的制度,往往是“业绩指标”出了问题,又没有纠错机制及时挽回。例如中共立国后的大饥荒,就是由于信息不畅、决策错误,“(不现实的)粮食上缴量”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业绩指标,只要达到这两个指标,饿死多少人都不在官员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外,由于社会缺乏监督和反馈机制,这样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是提出问题的人不断消声镇压,最终酿成惨祸。

回复文章: 火光:民主国家会有大饥荒吗?

@leviathan2047 #184117 食物总量和分配机制都是因素。最极端的情况,如果核冬天来临,人类面临绝对的食物短缺,市场或许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民主制大概会崩溃。

这篇文章则旨在表示,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饿问题始终可能存在,大规模的饥荒则在民主制+市场畅通的情况下极少发生。

@难寻 #184240

公司考勤制度能解决公司营业额增加的问题吗? 公司采用股份制能保证赚钱吗?

您的意思大概是“制度并不是万能”的,不能100%解决粮食问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不过,粮食问题和公司盈利还是两个概念。可能您聚焦的是粮食的生产总量,类比公司的盈利能力;饥饿和饥荒还涉及食物分配问题,类比公司的利润分配问题。公司采用股份制,可以增加决策的稳健性,可以增加股东的责任感;是否赚钱则涉及到其他因素,例如市场环境、决策层的判断力、公司效率等等。市场有风险,信息有阻塞,“保证赚钱”是不现实的。

回复文章: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大饥荒期间的北京食品供应(摘要)

本节内容来自《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北京的食品供应》,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710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回复文章: 火光: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研究

信阳事件: 地方与中央(摘要)

张千帆: 从“信阳事件”看央地关系 http://www.iolaw.org.cn/faxuexi/showNews.asp?id=19674

2009年是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正是这次事件揭开了惨烈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序幕。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造成的灾难,制度造成的灾难。正是制度缺失造就了歇斯底里的”大跃进”,进而造成全国大饥荒,河南信阳就是政策灾难的最早受害地区。

往事不堪回首。河南信阳,一个素称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地方,全国小有名气的重要粮棉产区,盛产各类家禽、茶叶、木材、毛竹、油桐和药材。1959年,似乎没有什么征兆表明那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会发生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上,1958年,当地夏粮大丰收,秋粮只是因为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而减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后,那个地方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据作家白桦说,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的人口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当然,”信阳事件”只是”大跃进”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保守的官方估计,全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因为粮仓缺粮。据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央在全国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增加征购任务,从而压缩了农民自留的口粮,才造成了全国性”饥荒”。中央之所以决策失误,完全是各级政府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浮夸虚报造成的,而浮夸虚报现象又是中央集权造就的压力型体制的自然产物。在中央集权制下的政绩型体制中,地方官员的任免和升迁都掌握在上级手中。为了获得上级的好感,他们往往不分是非、不择手段地迎合上级意旨。中央提倡”大跃进”,各地就纷纷造假,为中央好大喜功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和全国各地一样,信阳地区当时大刮浮夸风,公社大队干部竞相虚报产量。亩产明明只有二三百斤,但上报千斤甚至数千斤。1959年天旱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只有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就成了72亿斤,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信阳地区的9个常委中,竟有8个都同意把全区粮食总产量从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粮食征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各地汇总的中央统计数据必然扭曲失真,严重夸大了全国粮食产量和生产形势。虽然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央却全然不知,以至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近15%。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1958年的产量标准决定当年征购1150亿斤,后来又在计划征购数的基础上追加200亿斤,而这1350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控制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渠道失灵,进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平民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或许淡忘了”信阳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烈,但是历史是不容遗忘的。从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央请客”到统一取消农业税的”地方买单”、从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免到上下结合的买官卖官,今天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大小问题不断提醒我们”信阳事件”的存在,不断折射出造成”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制度症结,不断提醒我们探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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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大饥荒的了解: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选摘)

中国饥荒常态化的影响

灾荒,乃至于饿死人,在中国近代农村司空见惯。即使中共建国之后,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尤其是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从未因为饿死人而处分过省、地中高级干部。这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有农民饿死,中共中央一般并不会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

据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中央转发的这份简报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它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无粮可供,“首先是因为灾区的领导干部对粮食情况不摸底,对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有些干部怕犯右倾,见喊缺粮不相信,不积极采取措施。加上有些地区供应工作本来安排不当,闹粮情况发生后,又未迅速抓紧统销工作,对真正的缺粮未及时供应,致使闹粮面积扩大。”

把这一点和上述国务院批评广西省委的错误稍加对照即可看出,中共中央很清楚,这类问题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许多中高层干部“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对灾情发展估计不足”,以至于明明有粮有钱,却不能防患未然,人为造成饥荒死人。

毛泽东对死人问题的态度变化

查一下毛泽东1958年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直到这一年11月底,他都是抱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的逻辑思考问题的。

3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过死人问题。在有领导人汇报到劳动中工伤事故增加较多时,他插话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讲:谁都不愿意打仗,但要准备有战争疯子。“打起来也要不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与几个县委书记谈到土法炼钢容易发生死伤时还是在这样讲。他说:“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分析毛泽东上面的这些说法可知,他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死人。他的看法很清楚,战争死人多,但躲不过,该打就要打,死人多,胜利了就不是坏事;搞建设死些人也是必然的,要高速发展不可能不付一点代价,不能因为死几个人就不去跃进了。然而,他认定一点,搞建设死人要少得多,一个工地“一个两个”,全国至多“1年1万多”,不会大规模死人。因此,一旦他发现像打仗那样去搞建设,可能会造成大批死亡的时候,他就再不这样讲话了。

毛泽东是何时发现用大跃进的方法可能造成严重死亡现象的呢?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了。他说:一定要使生产者能够吃饭,吃得好一点,一定要保证食品中有足够的热量和营养。他特别提到:现在云南几个月中间就死了4万人,就是没有注意让人吃饱。“只要人家苦战,每天十几小时,吃得不够,休息得不够,粮食、油盐、蔬菜,那个东西不注意(是要死人的)。”这种强迫性的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制止。一个要吃饭,一个要睡足”。“搞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是死人,成万的死”,这叫什么优越性?

十天之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的话讲得更重了。他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他特别强调要把水利建设今冬明春全国的土石方量降下来,批评中央提出的在1958年的基础上提高两三倍的计划不合适。声称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毛泽东对粮食丰收的认定与怀疑

在毛泽东与大饥荒的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各地在粮食问题上的谎报与浮夸的?

毛泽东1958年的讲话很多,不相一致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事实上,还在运动开始轰起之时,他就很明确地讲过不赞成谎报和浮夸的话。比如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就提醒过,说:“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但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本人恰恰又讲了许多助长虚报、浮夸的话,使各级干部想不虚报、浮夸都不行。毛泽东站出来批评虚报、浮夸,已经是11月郑州会议的时候了。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曾经表扬推广的一些大跃进的榜样,恰恰是弄虚作假的典型。比如他就明确地否定了他最早推广过的徐水人民公社的作法,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河北省徐水大跃进的虚假“经验”,早在毛泽东成都会议上告诫不要虚报、浮夸时,就在会上被当作成功经验向全党在推广了。当年8月4日,毛泽东得知徐水粮食亩产上百万斤的消息后,还专门去到徐水参观了解,并予以了肯定。《人民日报》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讨论,也是毛泽东参观徐水等地粮食“卫星”田之后,公开提出来的。徐水打破家庭结构,把农民组织起来,分成男营女营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同样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搞起来的。

毛泽东发现徐水弄虚作假,搞强迫命令,甚至于违法乱纪,是10月下旬。先是中央办公厅下去调研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递到了毛的手里。接着河北省委工作组亦报告了徐水这方面的严重问题。10月24日,毛召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情况,对徐水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31日,他再去河北,在石家庄讲话又直接批评了徐水强行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到11月开郑州会议时,他已基本否定了徐水的经验,并开始注意到:现在许多地方的跃进都是通过谎报得来的,比如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把亩产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因为一切都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纸,和走马观花得来的,再加上毛泽东主观上想要看到高指标,从1958年年初起就一直在推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因此,当各种高指标雪片般飞扬起来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日渐受到各种虚假宣传的左右了。即使到1958年年底,他注意到徐水等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由于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包括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一再报告全国范围粮食产量较头一年增产两倍有多,因此他对粮食大丰收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大力保护一切“敢想、敢说、敢做”的跃进精神。

当然,对虚报已经有些敏感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也不是十分相信那些自信满满的中央领导人提供的数据。他相信这一年因大跃进迎来了粮食大丰收,但是他对是否增产两倍却很怀疑。11月8日他已经在讲:1957年粮食3700亿斤,今年能收7400亿斤,翻一番就不错了,我不太相信会翻两番。“粮食产量,估计不算数,要看实收数。”

随后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都一直在问谭震林、李先念,甚至是湖北省委,真实的粮食产量到底是多少。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大家都还是相信取得了大丰收,故八届六中全会最终确定: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7500亿斤。

毛泽东的困惑:粮食会紧张?

由上述情况不难发现,国务院1957年处分广西省领导人时所称“领导干部由于在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无法正确制定和掌握政策,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情况,上至中央和毛泽东也是一样的。今天几乎所有对那段历史略有常识者都清楚地知道,所谓1958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统统都是下面虚报、浮夸的产物,然而,从中共负责农村工作、粮食工作、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到毛泽东,全都被蒙在鼓里。因此,当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肉蛋副食紧张、蔬菜紧张,粮食紧张,全国几百万农民又出了水肿病时,所有中共领导人都懵了,不明所以。

毛泽东也坚信全国是丰收的,粮食总产量上没有多少问题,他怀疑多数地方肿病和死人现象再度蔓延开来,多半不是因为缺粮,而是因为1958年工作安排上太偏重于钢铁、粮食、棉花,导致蔬菜、油料作物生产太少。为此,他对1958年经济计划工作十分不满。在2月2日省市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很尖刻的批评。说:“浮肿病主要是蔬菜吃少了。油要抓一下。又要搞到东西,又要使农民不造反,一定要500万人害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对于各地原来喜报频传,国家按量收购却又百般抵制,毛泽东最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2月初看到广东省负责农业的书记赵考察雷南县征购粮食所做的报告,他才恍然大悟。因为按照赵考察的结果,大跃进,粮食大丰收无可怀疑。“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一看法让毛泽东以为抓到了问题的症结。他马上向全国转发了赵的报告,而且批示称:“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但是,粮食大丰收,农民及其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瞒产私分呢?毛泽东再三询问后得出看法,认为一是因为粮食丰收了,再加上是公共食堂,农民放开肚皮吃,消耗太多;一是因为人民公社初创,一切白手起家,公共积累摊得太多,农民增产不增收,因而不满。

“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毛泽东认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公共积累摊得太多。他计算了河南公社的收益分配情况,说“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但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还要出工修水库、修路,农民怎么能不反抗?他的意见是:今后的粮食安排,必须先考虑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

而因为相信全国是大丰收,因此,粮食、副食、蔬菜再紧张,毛泽东也坚持认为这是农民抵制征购造成的。故3月28日上海会议中李先念报告说:“全国都是丰收的”,但有些省粮食还没收上来时,他还插话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订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在对六中全会制定的那个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发生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最低数字,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快点过去。

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八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十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比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1)亩产比去年高的多;(2)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3)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他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讲话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来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些的检讨。

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

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人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说,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了。今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30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数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了717亿斤。

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约200万人左右。”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在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深受中央重视;比如四川省,更为严重的死人情况发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后。即使是那些开始揭开了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饥荒死人的现象也难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负作用。因而痛下决心将大跃进以来增长出来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回复文章: YouTube视频:英国政治庇护申请数据和对中国申请者的国别政策

@不周山 #183323 谢谢支持!这些资料是这位Youtuber Boreas整理的,我只是搬运。

这位youtuber最近又有新的视频,也很有信息量:《在聯合王國申請庇護讀文檔 2——可信度相關》。内容是英国移民局怎样评判政治庇护申请证据的可信度。

简报: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F1vcjP03dYMwW-LwE4pvHmni4JEi3AAAPS9dGhtkp8c/edit#slide=i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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