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挺吓人的。

找工作太难，只好出来卖艺。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0/12/31/2305827.html

中共西藏军区给士兵配备自杀和军官遥控灭口装置

所引用原文： https://3g.163.com/dy/article_cambrian/FV18AIA705159C5N.html

西藏军区换装科幻的单兵作战系统：一键引导炮击，印军捡获就自毁

观察者网原文：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20_12_27_575950.shtml

图片是一样的图片，但并没有提到消灭士兵的功能，所谓“自毁装置”完全是“123观察室”在引用观察者网消息后加的私货。

不知道网警打算怎么处理这个110万粉丝的“123观察室”？当年李文亮“传播谣言”马上抓人写保证书道歉，这个123观察室造解放军的谣能活几天？拭目以待。

豆瓣还在：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879048/

自序（2020年11月）：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李佳佳） https://telegra.ph/自序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11-25

有国内亲戚得甲亢。处方包括把食盐换成无碘的

@陈士杰 #119436

除非发生不可预见的灾难，

所以习近平就是灾难？

说实话，我2012年左右也是很看好中国的，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

@沉默的广场 #119147

其实楼主文章中提到的“言论自由”，更贴切“话语权”的概念，把文章里的言论自由换成话语权，就很明确了。能让多少人听到自己的话，或者说多少人愿意听自己的言论，就是话语权的表现。

这两个概念的相关度实在是太高了，俺认为话语权（被收听权）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话语权。

话语权是和传播挂钩的，没有传播就没有话语权，话语权大的人传播就广。

而言论自由也是和传播挂钩的，所谓的打压限制言论自由，不是不准大家说话，而是限制传播，你发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被删掉了；没有传播就谈不上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然要通过保障传播渠道实现。

所以两个概念其实是一个东西，不存在独立于话语权之外的言论自由，我是这个意思。

英语是工作语言。文化方面，分开衣食住行来说吧

• 衣其实我没什么追求，现在每天穿救生毯上街，大家都会主动送食物给我
• 吃的方面，其实我从小就是吃面包面条牛奶麦片，西餐跟中餐一样都是吃，不像有些国内出来的人不吃中餐就会去世
• 住的话，如果说面积那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市中心拥挤郊区宽松。建筑设计方面，中国的房子实在是太丑了。1是整个国家审美本来就是扭曲的，社博朋克，不多说了。2是优秀设计师不愿意留在国内。
• 行方面其实每个国家差不多，中国高铁还不是从各位口袋掏出来的税

额外可以提一下音乐，中国古典音乐vs西方古典音乐，差的不是一点远。

@libgen #119034 首先谢谢回复，我这篇写的很乱，很多思绪混杂在一起。

如何评估言论影响力？仅仅把浏览量作为标准应该不够。限制他文章的传播是否同样滑向了审查？

先说一下言论审查本身的合理性。两个例子：铀浓缩技术被许多发达国家严格限制传播。纳粹标志在欧洲诸国被严格限制传播。色情音像制品被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严格限制传播。大家达成了共识：这些言论的不受限制的传播对人类文明是有害的。所以审查对人类文明是必需的。中国政府言论审查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应该被屏蔽”上，政府和民间缺乏共识。比如陈秋实应不应该被屏蔽？屏蔽了对中国的发展是好处还是坏处？完全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而中国政府非民选，不代表民意，所以作决定的时候考虑更多是自身的好处而不是对民众的好处。

评估言论影响力的方式：浏览量只是举一个例子，实际上存在很多噪声大小不一的metric，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滑向审查：分配制度应该同时兼顾两头，“劫富济贫”，要对言论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而不是仅仅对言论大户征税。

食品有问题容易吃坏肚子，言论有问题谁能决定呢？真理也可能变成谬误，这只能交给时间（言论市场）了。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大家都是理性人，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里，谎言最终会输给真理……实际情况是大家都不是理性人，而谎言也经常战胜真理（这次大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利用假新闻行骗，谋取经济、政治利益，早已经产业化。

随着食品造假手段越来越高超，让消费者去辨别食品的安全与否已经不现实，于是需要有专业的食品安全部门。同理，随着言论造假手段越来越高超，是不是也应该……？

假食品能把人吃死，假新闻也能把人害死，美国covid-19堆成山的死者应该算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必然要解决的，不可能放着不管。所以我说世界应该是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

扩展阅读：中国语文教材删陈胜吴广起义 学术考量还是政治意图？(2019年2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369438

近日网络上盛传中国大陆语文教材删除经典文言文《陈涉世家》，引发网友讨论。周一（2月25日），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确认，这篇课文确实未入选新编语文教材。

虽然出版社称，此次删改教材是为避免重复，但网友们的解读仍充满政治意味。

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不这么认为，它们不仅不支持还要打压言论自由，借口通常是国家安全。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今天谈我对言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一些思考。

先说社会秩序，我认为社会秩序取决于分配方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优的，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是最优的。

共产主义是基于劳动价值平等（因此受底层劳动者追捧，因为他们是“平等”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是市场需求决定的，不存在真正的平等；而共产主义又不能提供一套好的调节供需关系的机制，强行平等必然造成大量浪费（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是基于理性人假设，在自由的市场里每个人都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可以让效益最大化浪费最小化（因此受资本家追捧，因为他们希望卖更多商品出去）。现在我们知道理性人是不存在的（黄赌毒，传销，庞氏，ICO, p2p，蛋壳……），任何绝对自由的市场必然包含大量利用人性弱点、破坏社会秩序的交易，造成大量浪费（有时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而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出一堆“掘墓人”，也证明了包括资本家本身在内并不可能所有时候都是理性的。

所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都不是优化的、终极的社会秩序/分配方式，它们的真正优点是简洁——没接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都能听懂，跟宗教一样通过对复杂现象作出简单粗暴的解释实现历久弥新，使它们的推行者可以维持统治同时享受教主红利。

比如为什么官员要贪污？共产主义会说这是官员被资本主义等坏思想侵蚀了，解释完毕。

资本主义会说大家都是自由市场的理性人，“贪官”是选民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选择，解释完毕。

以至于现在中国政府也经常套用资本主义的理论（经常是直接抄袭美国两党话术）给自己的各种行为洗地。传销话术都是一脉相通的，各取所需而已。

实际情况总比意识形态复杂，官员贪污既符合经济学也符合行为生物学（而不仅仅是因为“思想腐蚀”），在特定条件下是非常理性的选择；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存在贪污兼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但老百姓终究偏好简单的解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奥卡姆剃刀。陈独秀当年大费周章把德、赛引进中国，大幅超出了当时老百姓的认知水平，最终被各种简单粗暴的主义占了上风，一直到腊肉死后，邓小平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等论调稍微扳回一城；到了胡温时代终于以“科学发展观”登堂入室，结果习包子上台没几年又变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类的思想泔水。

资vs社的争论在邓小平时代已经过时，然而直到今天洗脑术士们还在用上个世纪的思想泔水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洗脑，解药或许是腊肉蛋炒饭就着包子吃？

好的社会秩序，不是简单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市场分配（这些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是多种分配方式结合，最终目的是规避人的弱点（社保、低保、民生、UBI）而不是去利用人的弱点（传销、黄赌毒、割韭菜、民粹）。

针对人的弱点、以人为核心去设计政策，跟喊意识形态口号相比，是 Good policy but bad politics. 理由上面分析过了，这届球民素质就这样，没有互扔核弹已经算很文明了。

然后说言论自由。时至今日言论自由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要参与分配，这就导致言论自由不可避免地和分配制度发生关系。

为什么言论自由不再是一种权利呢，举个例子：世界卫生组织说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人权。500年前没有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但呼吸清洁空气已经是所有人的权利了。500年后人类解决了这么多疾病，却连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都没有了，昨天的权利变成了今天的资源。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500年前，清洁空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它是每个人的权利。后来地球人口暴增几千倍，清洁空气变成了一种稀有物，它就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需要掏钱购买的资源了。国内中产阶级家庭但凡有点钱有点文化的，谁不装空气净化器、净水器？中国的网吧里面，无烟区是不是比其他区收费更贵？

互联网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包括空气和阳光。然而现在空气不是免费的，阳光也不是。人类争夺土地的本质就是争夺阳光；住在城市里的人，享受的阳光和楼层高度成正比，北京那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他们住的地方通常是看不到天空的，想要阳光就得掏钱，掏很多很多钱。

在这个被70亿人瓜分的星球上，既然空气和阳光都不再是免费的，言论当然也不再是。我说的不是狭义的言论自由——你关上房门骂习近平是不会被请去喝茶的——我说的是广义的言论自由，比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也就是你说的话能够走出房门、让更多你不认识的人听到你的想法的这种自由。只在家里说话，别人听不见，说了跟没说一样，不算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让别人能听见。

所以言论自由和清洁空气有类似之处。一个人每天能够接受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假如全世界70亿人每人说一句话，我们不可能每句话都听，只能听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所以你每说一句话，都是在和70亿人争抢“被收听权”。

既然只有被别人听到的言论才是有意义的、才等效于言论自由，那你每天和全世界70亿人争抢“被收听权”，绝大多数时候都会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默认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即便政府不搞文字狱，你的意见大概率也不会被别人听见。如果想要别人听你说话，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是花钱投广告，花的钱越多听的人越多，“被收听权”早就是明码标价的资源了。

既然言论自由是一种有限的、明码标价的资源，应该分配给谁，分配多少？这就是一个分配方式的问题。有些人总是强调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不容侵犯”，这种说法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幻想，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没有复印机，出书办报的成本非常高，信息传递基本靠嘴和马，民众识字率非常低，虽然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字狱，但言论本身是真正的“自由”。

各位读者可能都用过Telegram或者Signal，这些聊天软件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端到端加密，无法追踪，阅后即焚。而这些特点恰好是口口相传的特点，由于古代人类大部分的通讯都是靠口口相传，所以当时的人默认就是言论自由的，正因如此陈胜吴广才没有在宣传上输给秦宣部。

换句话说，古代虽然通讯技术落后，但是每个人的通讯能力相差不算太大，“被收听权”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机会分到，也没办法隔空审查，言论自由反而比今天更大一些。陈胜吴广起义要是放在今天，朋友圈还没发出去就被大秦网警传唤了。

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给别人发一个消息，默认就是没有加密、完整追踪、阅后留下永久记录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线下交流、口口相传呢？回到古代，每个人都是口口相传，倒也没啥问题，但是今天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口口相传，传递信息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对你自己工作生活不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上面提到人类每天接受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中宣部通过网络直接灌输，你口口相传怎么比得过人民日报、CCTV、学习强国还有无处不在的网络水军？技术发展造成“被收听权”向政府集中，进一步稀释了每个人的“被收听权”。当被收听权趋近于零的时候，言论自由也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三个问题。

在专制国家，“被收听权”跟其他资源一样向政府集中；而民主国家遇到的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被收听权跟其他资源一样向少数（尤其是全球化的）企业、个人集中，除了进一步稀释普通人的被收听权以外，这些少数人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政府部门，起到对抗政府的作用。你可能会说，言论自由不就是对抗暴政的工具吗？但是美国出了几个事情，

• 一个是俄罗斯利用美国社交媒体的自由，使用大量职业水军向美国选民灌输仇恨思想，干扰美国选举；
• 其次是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助长了美国本土极端势力，相比普通人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被收听权，使得他们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中间派越来越少，政治越来越极化，共识越来越难达成，议会从议事的场所变成了纯粹的走过场（议员不再根据个人意见对法案投票，而是越来越跟随党内集体意见）。
• 政治战场从议会扩大到社交媒体之后，议会里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因为真正重要的“讨论”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完成了。这个其实是破坏民主制度的，因为议员背后是选票支撑的，他们的人头应该代表选民的人数和意见，而不是用来帮自己党派的意见凑数，这样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代表权。以后大家选议员就不是选议员本身，而是选党派了，投票权集中在党派手里，等于是民主向集权过渡。
• 其次，如果真正重要的讨论都在社交媒体上由普通人完成，那么议员就没必要去钻研政策本身，而是钻研怎么在议会上表演、怎么在社交媒体上拉票+煽风点火，一帮小丑能搞出什么好政策？而资本也可以很方便地操纵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从而把代议制民主降格为资本家的游乐场。对被收听权的稀释直接导致了对民主权利的稀释。
• youtube删除美国大选“舞弊”内容。本来youtube作为私有企业没必要参与政治，但作为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像这种完全无中生有的东西，你再帮他说一遍，将来美国内战冲突，你等于…这个东西…你…你也有责任吧。

当政治从共谋利益的协商变成抢夺利益的对抗，效率必然会下降，于是民众会更加寄希望于“明君”，把整个国家变成希特勒的温床。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不能阻止、甚至会加速权利向少数人集中，裹挟甚至反噬民主政体，这是第四个问题。

前面提过，要解决这些矛盾，既不能一味打压言论自由，也不能无限放任言论自由，必须给言论自由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方式。有几个东西可以参考，比如低保制度，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最低基本生活来源。那可不可以搞一个言论低保？比如说允许每个公民每年最少有1次机会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言，内容不限？又比如对高收入者征税，那么对每个人的言论影响力也应该征税，比如一个作者写一篇文章浏览量1000万，占用了大量公共讨论空间，那他就必须交一笔被收听权使用税，不交就限制他文章的传播。对于一文多发、收购账号搞粉丝经济、搞言论垄断的，按照偷税漏税重罚。而像人民日报、央视这种严重垄断被收听权的企业，不仅要重罚，负责人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想法可能很多读者觉得很荒谬，对言论设这么多限制，怎么可能保障言论自由呢，那你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对食品加工企业设一堆限制，是怎么保障食品安全的，而没有食品安全，就谈不上挑选食品的自由。

当然这个税具体以什么形式征收，什么时候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暂时还不清楚，但是按照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和我的逻辑推理，世界应该是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

先写到这里。

@police #118950 没有提供联系方式差评

现在不让用煤，然而电和天然气都很贵，得有新的办法。

过冬的关键是保暖而不是取暖，保暖做得好就不用烤火，靠人自身发热就足够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说政府不让烧煤，所以有个大妈上街骑车，说是骑车可以让身子暖和起来。我说的不是这种，她这个是以大量消耗食物中的能量为代价取暖，不可持续。

但是保暖就要穿厚衣服，谁愿意在家里穿厚衣服，多难受呀。羽绒服也不便宜。我推荐的是一种既便宜又轻便，保温效果也特别好的衣服。

这种毯子实际上就是一层塑料薄膜，上面有非常薄的一层铝箔起到反光（包括远红外线）的作用。我最近就买了一张来测试，英文叫 mylar blanket 当然价格没有国内这么便宜，我试了之后感觉非常好，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这个毯子可以保温呢？热量有三种传播渠道，传导、对流和辐射。裹上这个人民币2元一张的、比纸还薄的毯子之后，你就可以阻断对流和辐射，而传导也被减到最低（里面还是要穿一件衣服，不然皮肤直接接触到薄膜还是会冷）。此时的毯子就像一面镜子，将你身体发出的热辐射反射回来，所以裹上毯子就好像身边站满了体温跟你一样的人，很快就会热的出汗。

本来想发个自拍，想了一下还是用别的图代替吧，比如说川普政府把中美洲移民和他们的小孩强行分隔开，再关到笼子里去，那么为了确保小朋友们不冻感冒，会派发这种便宜轻便的毯子，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景象

当然这毯子也有缺点（所以没有变成流行服饰），首先是穿在身上会发出揉塑料袋的声音比较难听，其次是完全不透气（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纯粹从保暖角度讲，这个毯子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我相信过几年这些问题都会解决，全国低端人口每人一张，从此世上不再有卖火柴的小女孩。

P.S. 这东西以前常用于给航天器在太空中防晒保暖：

祝各位平安过冬，就这样。

原标题：Animation vs. Minecraft Shorts Season 1 - All Episodes (1-14)

不是世界用得少 而是中国学的人少

@恭喜你通过考试 #118744 我又没跟豆沙馅吵。

豆沙馅退之前要求站长删他号，站长没删还顺便把学猫叫封了，也算是一种挽留吧。

现在不是期末嘛，各自有各自的忙活。

所以有些好奇他说了什么，以及你的激烈语言是啥。

暂按不表

但设想一下，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计算机吗？它需要你自己去编码，自己去设计。恐怕没有人愿意用这样的计算机。果不其然，这种创生性的计算机和网络很快就淡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流行过，它只是一小部分的技术专家和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而已。

后来占据主流的计算机是什么样子的？苹果。当苹果推出iPhone，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之前是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苹果使你随时随刻都可以上网，是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电脑。苹果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显示决定一切，一个苹果用户不需要懂任何技术，只要看得懂显示屏就可以。

苹果就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盒子，排除了个人所有的创造力因素。想在苹果上面做手脚，想要改变它的程序，想要去下载不是apple store里面原本就有的软件，是非常困难的。苹果是典型化的大众消费时代的理想手机，不需要个人用户去付出任何努力，就把一个非常便于使用的产品交到你手里。它假设所有的用户都是傻瓜，只要拿到一个 iPhone，再傻的人也会用，这才是目前时代的产品的主流。

这个例子其实就充分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嚷嚷着想要自由，但当真正要给你自由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受。所以，这就是一个辩证法了。

如果把自由定义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像苹果这样的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自由的，而自由软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监狱。

【选择更多】并不保证【能够选到自己想要的】。坚持自由需要一些强迫症。

@恭喜你通过考试 #118735 吵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确定的是他在我楼下和另一位用户吵了起来。虽然他俩吵得很香，但内容我不感兴趣而且歪楼，所以全删了。

kao^3人不错，能处，就因为这一件事情怒退，有点可惜。

PS: 如果你确实要跟我对话，麻烦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光阴似箭，一晃已经251天了。

转自冲浪TV

https://www.reddit.com/r/chonglangTV/comments/kjdqza/前浪和后浪

(转自twitter@fangshimin

当然，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江浙两省人民的友谊。

圣诞节这事不是第一次了，阿姨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中国也闹过这事。南北战争多少年了，现在美国很多白人包括警察仍然歧视黑人，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作为灯塔国的地位。

至于民粹对知识分子混饭姿势的影响，本来阿姨忍不住要劝你转计算机，但是仔细想想如果各位都跑去学计算机了，谁留下来陪阿姨聊天呢，干脆作罢。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ndia-farms/modi-defends-new-law-as-critics-warn-of-risks-to-farmers-idUSKBN2692AI

概括：莫迪新法允许企业绕过批发市场直接向农户收购。农民非常愤怒，因为这会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竞争力，于是爆发了全球性抗议。

VICE：

肯定下调啊，年轻人不讲武德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下参议院，下面是科普

欢迎老朋友

实在是搞不懂

起因是他在我楼下与其他用户发生争吵，我与他私信沟通建议他另开贴，期间使用了较为激烈的语言，引致用户kaokaokao怒退，特此道歉

他建议我深挖洞广积粮，屯刀棍造火枪，早早躲到山里去，不然明年开打了一个都别想跑。

他把辛普森对白当成报告寄过去领到钱才是神作

……站长生了儿子？

哪个分局的？

（序号从9开始）

1. 8月12日，蔡建礼向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称检察院和警方违法办案，告诉蔡建礼不需要请律师，并强迫蔡建礼一家放弃私人聘请的律师。
2. 陈堃在微博上写道，9月23日，陈母接到政府指派律师的电话，称陈某的案件已于两天前由一位姓王的检察官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陈堃和蔡建礼指认该检察官为王越，并在微博上公布了他的电话号码。
3. 当CPJ(保护记者委员会)拨打该号码时，一名男子接听了电话，但当CPJ询问他是否是检察官时，他又挂断了电话。
4. 当CPJ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时，一名人员表示，只有蔡、陈二人的家属可以查询案件，并以隐私限制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DeepL给出的结果让我怀疑原文是由中文翻译过去的。）

这个是旧闻了，很旧了。

写代码厉害是不够的，遇事还是要请律师。

陈光金：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未来五年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和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概括和提炼，我们首先是一个收入上的差距的较大，居民消费潜力需要增强。尤其是按五等分的收入分配数据比较，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者差距仍然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农村，最高收入者的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者的9倍以上，而且从2005年的7倍多上升到2018年的9倍多。还有住房的问题，价格还在挤压我们的消费。二是人口老龄化压力比较大，人口发展战略急需调整，最重要的是我们实时更高水平的放宽生育政策，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尤其出台相应的减少降低生育成本，推动青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提高。总的来说，要防止陷入低生育的陷阱。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12-21/doc-iiznezxs8130183.shtml

马援：尊敬的培林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发布会现在开始。上周，我们成果发布会的举办了第一场，今天是系列发布会的第二场，主题是《社会蓝皮书》2020年版和2020年到2021年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会。我谨代表主办方向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以及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发布工作的各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马援：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领导和嘉宾：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主任，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也是今天主报告的发布人陈光金研究员，还有社科文献出版社原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研究员。还有参加今天下午专项发布的几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海东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副教授。

马援：《社会蓝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29年，在中国社会学界乃至中国社会建设与决策圈都有广泛的知名度和重要的影响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2021年中国社会发展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在当前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下面，首先有请李培林研究员作主旨讲话。

李培林：2020年是我们按照国家预定战略构想，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也是开启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的一年。但是已经进行了近30年了的社会形势分析预测，从来没有感觉到像今年这样，在分析预测社会形势的时候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一年的形势，让人感到确实是跌宕起伏。年初的时候，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冲击，武汉封城、建设方舱医院等，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个时期我们也面临着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舆论的压力，谁也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又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受到了很大的非议。但是，我们顶着这种舆论的压力，冷静应对，果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防控措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现在大家看到全世界的疫情还在肆虐，伦敦昨天又封城了。过去的形势，不光是对今年，对明年还有非常大的影响。

李培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规律，而且成为全世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实现了一方平安。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下，我们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一个局面，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打压，中国冷静应对，处乱不惊。今年意外收获的是外贸的快速增长。我们很多年没有限电了，一方面是由于早寒的到来，加大了取暖力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大批工厂现在在圣诞节之前赶单，造成了用电的增加。所以，通过一系列的积极应对，今年实现了几个方面的稳定。从社会形势来看：

一是就业的稳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经济增长下行本来就对经济有影响，这种突发的疫情在哪个国家都会使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但是由于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增长，总体上来说，没有出现调查失业率急速上升的情况，这次特别得益于和互联网相连的一些零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原来做了一个分析报告，零工就业经济形势在全国已经有将近1.5亿，快递小哥时在疫情当中最忙碌的人群，一方面促进了就业，另外帮助我们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二是物价的稳定。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物流受阻，很容易出现短期物价的快速上升，特别是食品价格。每一次我们作社会形势分析，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会对形势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次虽然整个食品价格还是高于平均的物价增长，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物价快速上升的情况。三是整个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等其他领域等各类民生的问题。

这三个领域的稳定，最后就保证了社会民心的稳定，这“四个稳”是实现全年社会领域和谐稳定的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今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按照预定目标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的脱贫。这应该说，不仅是在自己国家发展史上，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因为疫情的冲击，大家关注点还不在这里，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世界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培林：2021年不仅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第3个十年的开启，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新十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社会格局变化形成的复杂影响，仍然可能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增长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我国无论是发展动力还是约束条件，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是，总的来看，我国社会结构变动和发展潜力都还非常大。所以，我们反而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机遇，继续改进。

现在有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短板，也是还有变动潜力的最大方面。一是城乡结构，因为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城乡差距还如此之大，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通过减少农民的总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在这个时期抓住机遇快速改进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实现巨大的社会成就。中央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宏观部署，现在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和乡村振兴密切结合起来。所以我相信，这方面会成为稳定整个经济发展和取得社会进步的未来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现在，财富上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要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不仅仅是要彰显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正义性，也要是适应我们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现在发展动力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强调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格局。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经达到了将近60%，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但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内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能够形成庞大的社会消费市场。

李培林：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的标准，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了4亿人。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改进收入分配措施，再增加2亿人。比如，每年的毕业生加起来有近千万人，还有就是所有工人群体里的技术工人，再加上现在说的专业化农民，能够形成专业化，在收入上得到改善，使他们相当一大部分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两个结构的改变，我想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现在的面貌，也会使我们在经济高中速增长时，仍然可以实现社会发展和极大进步。因为根据现代化的经验，有一些国家在发展中过程中我们叫高增长发展国家，有一些高增长低发展，甚至有一些是高增长无发展，就是只有数量的经济指标，但是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整个社会结构没有改进。所以，我们也要避免落入这样一个状态。

总之，在复杂经济社会变化的格局中，在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转折点上，在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切实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马援：感谢李院长。每一年的发布会，李院长都会给我们作一个关于蓝皮书主要内容的介绍，也不仅限定在蓝皮书内容的一个导读。李院长刚才也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结合上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九个明年要着重解决的重大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刚才李院长讲的不确定性，从今年来看，2020年我们看到这一年中国非常不容易，但今年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面向明年有关键意义的年份，我们仍然很有信心。李院长也给我们讲了很多潜在的优势、发展机遇，李院长的导读有助于大家更好理解今年蓝皮书的主要内容。

下面，几个环节主持交给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王利民社长。在这儿，我也最后一次代表科研局感谢李院长出席会议，感谢各位报告专家对科研局今天发布工作的大力支持。谢谢。

王利民：尊敬的李培林院长、马援局长、光金所长，尊敬的谢寿光秘书长，各位领导、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们，下午好！十分感谢大家百忙当中莅临202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再一次向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感谢，向蓝皮书原创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特别是向本书的主编培林研究员和具体执笔者光金研究员，以及所有编审组成员，表示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布的是第29部《社会蓝皮书》。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对我们蓝皮书以及皮书品牌的支持，感谢作为皮书最主要的作者和主编之一的培林院长，二十余年来，他坚持主持参与了这本《社会蓝皮书》组织策划，使它成为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历程和社会建设成就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个月8日，培林院长还带着课题组成员在南郊进行修改，晚上修改到凌晨一点钟，上午还专门参加课题组的讨论。非常感谢培林院对《社会蓝皮书》的策划写作付出的辛苦。感谢光金研究员作为多次担任报告的总编人，使每一年蓝皮书都聚焦一个主题，具有鲜明的特色。感谢我们的老秘书长谢寿光秘书长，作为品牌的开创者，对完善这本蓝皮书的架构设计，使它发挥了中国社科院在社会学领域思想库、智囊团的重要作用。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感谢社会学所29年来做出的卓绝贡献。我们知道，社会学所是我国社会学改革开放恢复学科成建制以后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所，是我们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在新时代发挥着高端智库的作用。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社会学研究所的合作可谓渊源流长，在社会学学科出版、成果转化、智库建设、学术交流上都实现了精心合作。在此，我也表达一下希望两家继续在培林院长的统领下，在谢寿光老社长的支持下，继续深化合作交流，推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出版的信息化、数字化，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决策资政提供参考。

王利民：29年来，《社会蓝皮书》见证了国家社会的巨变。自它创始以来，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社会转型进程开展追踪分析，进行预测预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在学术规范尤其是皮书的原创和规范化上，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社会蓝皮书》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学术中的一张名片，也是文献社皮书品牌的一张重要的王牌，在历届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八年科研成果评选当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同时，自2006年以来《社会蓝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14年英文版，成为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发展、社会建设最新最可信的智库平台。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乘势而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个关键时点。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了规划纲要和建议，2021年将迈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这其中，我们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将展开新的篇章。在这样一个时间交汇点，发布最新的第23部《社会蓝皮书》，讨论总结“十三五”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展望未来面临的前景，克服未来发展当中面临的若干问题和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蓝皮书就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画卷。借此机会，我也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社科文献社。我们社科文献社是中国社科院高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版机构，多年来坚持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齐头并进的发展道路。目前，文献社出版图书2000余部，打造众多系列知名品牌，出版众多精品力作。我们的学术编辑也以专业化和高质量为抓手，尽心尽力为学者提供学术和智库研究的多方位、全方位学术出版服务。其中，皮书是文献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创的著名品牌，经过20多年的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运用，如今的皮书原创已经达到900多个，每年出版400多个品种，在全国1500多个智库和研究报告品种当中，我社占有龙头地位。

王利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皮书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在的皮书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当代中国、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窗口。说起当代重要决策，一定说起当代智库建设，说起当代智库就得说起皮书，说起皮书就得说起文献社，我们文献社很多重要皮书在文献社以及各位各个品种主编的精心工作下，对上发挥着决策参考作用，对社会广泛形成引导舆论、引导社会思潮的一个作用。

特别感谢刚才李院长的精彩演讲，为我们进一步规划未来《社会蓝皮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作出了具体规划。我也代表文献社表态，我们将进一步落实好这个指示。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媒体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也恳请希望今天到会的新闻界朋友们，能对我们形势报告会上刚才李院长的精彩演讲给予深入、详实、生动的报道。最后，祝愿发布会圆满成功。谢谢培林院长，谢谢寿光社长，也谢谢科研局的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皮书的支持。谢谢大家。

王利民：下面，有请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对《社会蓝皮书》作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陈光金：尊敬的李培林主任、谢寿光老社长，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现在按照发布会的安排，由我代表主报告的课题组向大家报告今年主报告的基本内容。

主报告具有蓝皮书的引领作用，类似于定下一个基调，所以通常都受到比较多的关注。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现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因此，我们的主报告以及本年度蓝皮书的许多报告，都以“十三五”时期为主要的考察时间段。我们将在全面梳理“十三五”时期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凸显其中的发展亮点。

2021年，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远景目标，中国将迈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也将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因此，我们的主报告题目就定为“迈向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国家包括现代化经济和现代化社会，当然还有其他维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简单的题解。

陈光金：按照主报告的结构，相应地从三个方面进行呈现：一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社会发展主要成就，当然也包括2020年面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遭受到的影响，以及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成就。二是对未来五年我国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和挑战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三是对2021年以及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从成就方面来看，当然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总结。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一本书都写不完，这是“十三五”时期的这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刚才李培林院长作了非常高屋建瓴的概括，要作细致的分析就不是一篇报告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主要从八个方面进行呈现。

陈光金：首先，回顾经济的增长。现在总是说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终归还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呈现和展现、概括、分析发展的时候，还要先看看经济怎么样了。总的来说，这五年里，中国的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时期的经济总量，2016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GDP）是74.64万亿元，2019年达到99.09万亿元。今年保守估计也得超过100万亿，今年按照2%的增长，也要再加十几万亿。这也带来一个新的形势，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者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70%，这是二战以来第二大经济体跟第一大经济体之间差距如此之小的一个记录。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超级大国感到惶恐不安，要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总量确实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让他们感到焦虑。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做贡献，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中美共赢、互赢的。关键就看美国怎么取舍，从中国来讲，我们是期待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20年经济形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按照刚才讲的这些年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增长，也得有五六个点，但今年总的来说，我们大概是2个点的样子。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2.3万亿元，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生产复苏的政策效应仍在起作用。刚才讲到1万亿没有问题，人均肯定突破1万美元，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估计明年还会有一个阶段的恢复性增长，这样一个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独有的贡献。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欧美各国持续加剧肆虐、世界主要经济体仍然陷入衰退的情况之下，中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有望超过16%，就是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超过30%。

陈光金：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在整个“十三五”期间显著增长，生活消费水平不断地提高。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就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翻一番，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翻一番。回头看，2010年到2019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201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046元、5919元、19109元，到2019年分别增加到30733元、16021元、42359元。按照1978年的不变折价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10年增长96.6%、80.1%、104.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实现、提前实现。全口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翻一番也差不多，还差3.4个点，但是差距比较大的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的情况来看，差了快20个点。今年可能有难度，但是收入还在增长之中，所以全口径居民收入目标差距不会太大，会比较接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还要加快速度。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20年居民收入增长形势，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71亿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实际增长由上半年下降1.3转为增长0.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同比名义增长2.8%，但实际同比下降0.3%。降幅比上半年有所收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同比名义增长5.8%，实际增长1.6%。今年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趋势，这也导致我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收缩。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7：1，到2019年同期是2.75：1，两个年度的同期差距相比收缩了0.08倍。应该说，今年收缩幅度是2016年以来比较大的一年。当然，这里面国家的转移支付作用非常大，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国家的转移支付力度和推动农村发展的力度前所未有的大，这也是这两年农民收入增长快的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前面李培林院长提到了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扩大。到2019年全国有1.4亿个家庭或者住户年收入达到10万到50万的规模，他们被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多，占全国总人口1/3。

“十三五”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保持升级态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实物消费市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左右。2020年前三季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降幅比上半年有收窄4.2个百分点，尤其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十三五”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从2015年的30.6%下降到2019年的28.2%。新冠肺炎疫情对城乡居民消费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923元，同比名义下降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6%，名义降幅和实际降幅分别比上半年收窄，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24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负转正。

陈光金：第三，全国就业整体稳定，就业质量不断提高，特殊人群就业推进工作取得成效。“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转向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就业质量不断提高。2016年-201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目前累计已超过6000万人；全国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以下，更重要的是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5%在调查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它是一种摩擦性失业，不是结构性失业，比如有的人可能换岗了，有的人跳槽了，有的人刚刚毕业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等等，这些因素造成的不在业、不就业。调查失业率如果在5%的话，相当于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是一个摩擦性失业。

劳动就业结构持续改善，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从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看，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达到47.4%，比2016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就业人口的城乡结构上看，2019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达到57.1%，比2016年增加4.9个百分点。从就业人口的技术结构来看，有技能劳动者占比有所提高，到2019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7亿人，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1.9%。就业结构的改善，必然带来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提高。2016年-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9.9%。截至2019年末，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大学生、农民就历来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就业重点人口。“十三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累计超过4000万人，就业率整体保持在90%以上，初次就业保持在70%以上，就业水平整体稳定。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2016年28171万人增加了900万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从2015年的3072元增加到2019年的3962元。

另外，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就业受到一定影响，但通过一系列保就业政策措施的实施，就业形势迅速好转。据统计，2020年年初调查失业率高达6.2%，10月份回落到了5.3%。国家稳就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支持就业的国家投入增加。1-9月，共向564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850亿元，惠及职工1.45亿人。同时，重点的群体就业扎实推进。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87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各类高校的招聘求职活动普遍推迟，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时间与往年相比有所迟缓，为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毕业生就业帮扶政策措施，并取得成效。到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主要是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比8月份回落2.4个百分点。农民工就业形势也好于预期，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民总计达到1.79亿人，超过2019年同期规模。

陈光金：第四，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取得成效。从2016年到2019年，中高职毕业生累计达到3400多万人，高素质科学人才和技术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了规模，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才队伍支撑。2019年，全国各级各类高校53万多所，在校生2.82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比2015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稳定进入普及化阶段。国际上的标准是，15%以下属于精英化阶段，15%到50%属于大众化阶段，50%及以上就属于普及化阶段，我们已经稳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另外，高中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达89.5%，接近90%。总体上，中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受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4年的10.05年增加到了2019年的10.7年。别看这个增幅不到1年，只有0.65年，但是社会经济意义是巨大的。2019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比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所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主要是新增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

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教育的投入。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突破5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4万亿元，占GDP比重连续8年超过4%。这是在90年代以及00年代大家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总是达不到世界银行说的发展中国家4%的一个水平，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稳步解决。但是教育的公平性也有所提升，“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教育，安排特岗计划教师42.8万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中西部8万多所乡村学校近130万名教师，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4000万名农村学生，85%的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近52万人。针对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共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9亿人次，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3%。

陈光金：第五，“三农”事业进步斐然，农村脱贫成效显著。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2016-2019年，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截至2019年底，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100%通硬化路，村村实现通邮，97%的乡镇拥有了快递网点，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农村地区供电服务全覆盖。截至2020年8月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截至2020年9月，超过98%的农村实现通光纤和4G网络。

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推进，全国化肥农药使用两连续3年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分别达到86%和80%，农产品(6.870, -0.16, -2.28%)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更低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全国更低质量较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9。农业的经营开始从农户向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超过320万家，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比例达到35.9%。2016年-2019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到2019年降至0.6%，90%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得到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扶持。2016年以来，累计支持522.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改造危房，支持242.4万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贫困群众改造危房，全国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到2020年6月底，按照现行标准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八成以上的农村人口喝上了自来水。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12月2日国新办发布会表示，11月全国剩余52个贫困县陆续宣布摘帽。至此，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剩余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部退出。

陈光金：第六，医疗卫生改革不断深化，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提升。“十三五”期间，我们国家启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五年期间，我们国家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基本药物数量由520种增加到685种。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药品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以上，打通降价药进医院最后一公里。2019年，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对群众费用负担重、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医用耗材开展带量采购，挤出虚高价格的水分。2020年11月，国家首次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其中，心脏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被称为“灵魂砍价”。

“十三五”期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从2015年到2019年，全国每万人全科医生数从1.38人增长到2.61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5.11张增长到6.3张，执业助理医师数从2.22人增长到2.77人，注册护士数从2.37人到1.18人，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水平。

公共卫生水平不断提升，覆盖面不断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2015年的40元提高到2020年的74元，免费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十四大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9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10.8%。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我不再一一说，比如中老年健康预防保健的发展，还有健康扶贫成效也非常显著。我们人均预期寿命五年间增长了一岁，孕产妇死亡率也显著的下降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变化。

第七，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绿色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这块也有数据表现，我就不再多说。

第八，城镇化不断推进，居民住房水平明显提高。

陈光金：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未来五年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和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概括和提炼，我们首先是一个收入上的差距的较大，居民消费潜力需要增强。尤其是按五等分的收入分配数据比较，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者差距仍然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农村，最高收入者的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者的9倍以上，而且从2005年的7倍多上升到2018年的9倍多。还有住房的问题，价格还在挤压我们的消费。二是人口老龄化压力比较大，人口发展战略急需调整，最重要的是我们实时更高水平的放宽生育政策，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尤其出台相应的减少降低生育成本，推动青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提高。总的来说，要防止陷入低生育的陷阱。

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这个基础上要解决好相对贫困的问题。相对贫困是不可消灭的，因为任何时候总是会有相对贫困，但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治理。教育质量水平空间比较大，尤其是现在一些改革总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橄榄型社会尚未形成，要加强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进。要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间阶层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使得社会劳动更加合理，更加公正公平。

我们认为，新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第二个方面是将会继续持续提高民生福祉，创造高品质生活。当然，这里面也需要解决一些相对的问题。比如，再分配机制，再调整的问题。再分配机制仍然是最大的，在缩小收入差距，就是说可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两个基本工具，从OECD国家近年来来看，通过再分配和市场化收入基尼系数可以降低1/3，其中税收的贡献达到1/3，转移支付的贡献达到2/3。

还有就是我们要推动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避免低收入陷阱。要大力推动基层社会创新，尤其是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给中等收入群体，比如说社会学经常说的社会中间阶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保护他们拥有的权益。增强有序社会流动，推动社会结构现代化改进。李院长着重对这个方面作了论述，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王利民：感谢陈光金所长精彩报告，他对报告蓝皮书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下面进入第二阶段——与会专家的发言。首先，有请皮书的品牌创始人、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先生发言。

谢寿光：尊敬的培林主任，尊敬的光金所长、利民社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终于能以专家的身份在《社会蓝皮书》的发布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感谢主办方对我的厚爱和信任。

《社会蓝皮书》今年是第29本，等到第30本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从1992年开始正式出版的第1本开始，前6本不是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的。从第7部开始，起步于社会文献出版社，就是说真正作为皮书的品牌来打造。但是从第1本原创的时候，当时陆学艺所长、培林研究员，还有黄平、方明，我们都一起参与讨论。所以，这个蓝皮书和我整个的职业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由于我对社会学本身走了一条独特的学习和研究道路，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工作者，我对这部蓝皮书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确实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情感。

我已经正式卸任了社会文献社的社长职务，后面的事业由利民社长领导，会取得更大的发展。我已经说过，基本上一年将近300多场的皮书发布会，特别是院里的这些皮书发布会。

今年这本蓝皮书，刚才培林作了主旨报告，光金以主报告的方式进行了阐述。《社会蓝皮书》总报告每年都有一个主题，而且有些年份的主题提出的一些概念是对中国社会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比如在党的十八大那一年提出中国进入新成长社会，比如在2017年、2018年提出建设美好社会。今年这部《社会蓝皮书》的主题就是刚才李培林和陈光金研究员都作了非常深入的解读，就是全面迈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征程的新阶段。现代化社会，聚焦在这儿，对这五年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应当说，今年这部蓝皮书和按以年度为主的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大量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部蓝皮书比往年大概多了50页，正常情况下，最合适的是400页，今年篇幅和内容是增加的，从明年开始，还是希望皮书超过400页的皮书最好是看电子的了，就不要印成纸质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作为具体的内容我不再解读了，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

谢寿光：今天看《社会蓝皮书》，我当时就说，第一，皮书本身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消除不确定性为已任。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过皮书来进一步填补各项信息鸿沟，通过专家的专业解读，为我们未来和当下，而且不仅仅是为决策者，也为普通的民众生活找到一种可以借鉴、可以对标的一种指南性参考。所以，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件事情能够持续干几十年，明年就30年了，一件事情能够吸引几代学者，从陆学艺开创，他是第一代开创者，到现在还始终能坚持下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怎么评价它的价值？我希望主编们特别是培林院长，我愿意到明年的时候，连续出版的三十年，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所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著名的近代史学者看中社会文献出版社最大的特点、最值得作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就是做蓝皮书的。所以这是一部社会变迁史，《社会蓝皮书》25周年的时候，由培林主编把总报告集成，我和吴丹合作，还利用皮书数据库的书籍做了一个量化的关于《社会蓝皮书》学术影响力的分析。所以这30年，皮书本来作为一个智库报告，它是一个智库产品，持续30年的发布，连续14年英文出版直接发布，更不要说数据库的使用量，后来说我们书籍可以写出相当好的论文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除了智库价值、学术价值之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这个社会蓝皮书平均每年是20篇报告，超过600篇，实际的作者近千人，这些学者里面和涉及到整个社会建设的领域变化，里面都有故事可讲。我本人就可以讲许许多多《社会蓝皮书》的故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社科文献出了一本李炜研究员写的《仗卷走天涯》，讲的就是他作综合性社会调查背后的故事。我建议两家合作，就在社会蓝皮书的30年，中国社会智库建设的30年，中国社会学为中国社会服务的30年，可通过社会蓝皮书来看检验一下。本土的社会学发展的30年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去研究的，能产生更多的价值成果的。

尽管我已经不担任社长了，但是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学术使命还在，我还愿意和我们的团队持续观察，甚至到某些年份我要自己做一些课题研究，我自己也可以在某一个方向写一篇研究性的报告。比如，现在关于数字社会的问题，而且特别是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后，非接触性经济和接触性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很值得我们所有社会学者去努力做。十分钟的时间，我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发表的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王利民：感谢谢寿光社长饱满深情的讲话。我们既怀念皮书的老创始人陆社长，也特别感谢培林院长这三十年来对我们皮书的指引。再次感谢寿光社长，他既作为专家，也作为出版人，为我们皮书下一步的范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性思考，我们两家会进一步合作。

下面，我们就请社会学所的李炜研究员作专题报告。

李炜：尊敬的李培林主任、利民社长，还有寿光老社长，诸位领导、诸位学界的同仁，大家下午好。刚才听了寿光前社长的发言，我心里也是久久难以平静，他特别强调了《社会蓝皮书》迄今为止是29个年头，我们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从2006年开始以数据的方式来表述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一起和蓝皮书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在每一次蓝皮书上，我们社会学所中国社会调查都有一篇独立报告，我今天代表我们项目组发表今年蓝皮书上我们相关的报告，叫做《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众认可度调研报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12个概念，分别分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叫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倡导到现在2020年，已经过去了八年，在今年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专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人心，确定为未来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下面就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2012年倡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这8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凝聚了全民的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种不同的价值观的理念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是否依然存在不同的诉求和偏好。这些价值理念与社会现实是否存在差距？如何将这种差距转变为社会治理的动力？我们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和2019年的两次调查数据对比回答上述的问题。

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是社会所学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社会调查，最早的发起人就是李培林教授，这个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51个区市县的600多个村居，每次调查大概有1万多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期调查是在第四期里面出现的，是在2013年，那年调查访问量10206人。2019年第7期CSS中又一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访问，这是其中一个内容，这次调查是10146人。刚好这两次调查的报告都在蓝皮书上出现了，第一次是2013年的调查，是在2015年的《社会蓝皮书》上，当时以社会公众对好社会评价标准的调查为题来发布的，刚好今年又在发布2019调查，两个都在蓝皮书上出现了。下面，看一下主要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李炜：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共12个价值理念，在这12个价值理念中，和谐、爱国这些体现社会凝聚和团结的价值理念，在2019年来看得到了更高的认同。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图），这个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和2019年的对比图。从2013年的对比来看，排在第一的是平等，大概占了46.8%，最低是敬业，占到3.8%。从2019年看排在最高的文明，40.9%，排在最低的敬业11.1%。在这个两个隔了7年，不同的序列里面写和爱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谐在2013年调查中间排在第6位，到了2019年高居到第二位，百分比也从37%上升到40.3%。

再来看爱国，爱国是22%，2019年爱国排在了第4位，从22%上升到了36.5%的认同度。这个百分比的变化是相当大的，这说明什么？说明8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特别是在爱国主义和社会凝聚方面的教育宣传比较到位，所以大幅度提升了和谐、爱国这样的社会团结价值理念。

法治和诚信这些体现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认识度也明显上升了。法治在2013年的时候排名比较靠后，大概是第9位，是20.1%。但是到了2019年法治的百分比从20.1%到了30.7%，提升了10个百分点。诚信，也是同样，2013年的22.1%提升到2019年的29.3%，提升了大概8到9个百分点。还有一个有意思发现，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做了两边的图，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众对它的认可度，差距变小了，2013年认可度最高的平等是46.8%，最低的是敬业只有3.8%，这两边的百分比一高一低减下来差了43个百分点，说明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理念的认可度差异比较大。201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大幅度缩减，文明排在第一位，40.9%，敬业还是排在最后，是11.1%，但是最高和最低的差值就变成了29.8个百分点。所以，两个年度对比，八年下来大概缩短了13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度增强了。

李炜：第二个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认可度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间的共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2013年调查中，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不同性别、城乡和政治面貌，每一个群体对12个核心价值观在认可度上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在2013年中发现不一样，有些价值观可能是农村居民，然后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出生世代是60年代及以前，职业是蓝领或者农民，这样的群体比较接受这样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理念我们称之为底层型的。比如现在富强这个价值理念，在2013年就是典型的底层型的公众所更加认可的价值理念。与此相对的另外一些价值理念，我们称之为精英型的，表现在城镇居民、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出生世代比较靠后，职业一般是白领或者负责人这样的职业程度，他们秉持的理念，我们称之为精英型。2013年有民主、文明等等价值理念。

如果是六个群体里分析都没有差别，就称之为共识性。大家可以看看，最右边第2列，2013年几乎在这个里面真正12个价值理念中有共识的只有3项，就是和谐、平等、敬业。其他的要么是底层所拥有的价值理念，要么是精英拥有的价值理念。但是到了2019年，表的最右边发生一个最大的变化，原来的共识性由3项现在转化到了8项，就是说社会的共识明显的增加了，典型了精英层理念由原来的5项变成了3项，典型的底层型理念只保留了一项就是和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说这叫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度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间共识度增强了。

共识性增强是哪些理念的变化造成的？这里面大概有两组要注意：一是爱国、富强、公正这一系列的理念，这些是底层秉持的，到了2019年变成了各个群体都共识的一个价值理念。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就可以知道，蓝颜色的柱状表示的是2013年爱国理念的公众认可度，棕色的柱状爱国理念在2019年的认可度，2013年时对于爱国来说乡村居民要比城镇居民认可度更高，大概高3个多百分点。但是到了2019年，这两个城乡相比几乎就差1个百分点，这个百分点大大的缩小了，变成一个共识性的理念了。

从这个程度来看，2013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公众认可爱国价值理念，4%的初中及以下的人里面有24%是认可爱国这个理念的。相对而言大专及以下蓝色的柱子，认可度比较低，是17%。所以，低文化程度和高文化程度相比，在爱国理念上的认可度差了7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如果现在换到2019年看，37.4%、36.5%、35.4%，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像爱国这样的有底层群体更为认可的价值理念，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共识型的价值理念。富强也是同样的逻辑，在2013年的时候，农村居民对富强的认可度达到了43.3%，比城镇居民的36.2%要高出大概7个百分点。到2019年差距不到1个百分点，也变成共识性的理念。

李炜：依然还是有一些价值理念还依然维持着精英和底层公众之间的认识上的分歧差距，主要是三个，就是民主、法治、诚信。民主，蓝色柱子还是2013年的数据，2013年的时候，民主价值观在城镇居民里的认可度高达46%，在乡村是37.3%，差了10个百分点。到2019年看依然还是城镇高，乡村低，36.6%对31.2%，虽然差别的幅度缩减了，但是这个差距依然存在。从教育程度上来看，对于民主这个价值理念的认可度，明显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提升，2013年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对民主的认可度达到59%，初中及以下大概是36.2%。到了2019年，依然还是呈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对民主理念的认可度提升的状况，幅度虽然有所缩减，但是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认可度43.8%，文化程度最低的初中及以下28.1%，依然有比较大的差别。从最右侧的职业也是这样，白领职业对民主的认可度是57.1%，而蓝领、农民对于民主的认可度相对比较低，只有41%到36%，这是2013年的情况。到了2019年，随着职业位数递减的情况，虽然它的幅度缩减了，但是这种差距依然存在。还有法治，时间原因就不一一介绍了。

社会现状评价较高者比例大幅度增长，与评价偏低者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度上的差异明显缩小。说的有一点绕，大家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先看左边的图，2013年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算不算是一个好社会？我们去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1-3分叫做评价偏低的，4-7分是评价居中，8分及8分以上是评价较高的。2013年认为现在这个社会现状比较好的比例是52.9%，到现在右边2019年这个比例大幅度上升到68%，这中间差别大概差了15个百分点，就是提升了15个百分点。所以社会现状评价较高者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了。

2013年我们作了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把对社会评价较高的人和对社会状况评价较低的人作为一个两极对照，看他们在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认可度有没有差别。做完以后，2013年报告发现的确差别比较大，2013年评价较高者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只有3项就是富强、和谐、民主。评价偏低者他们更加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就有6项，分别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诚信。社会评价低的人，又坚持某一种社会价值观，这含义是什么，我们认为是社会治理的压力。如果我秉持着某一种社会理念，我认为这种社会价值非常重要，又对社会不满，就意味着这样的人会以他所赞许的理念对社会状况进行一个点评，这个点评是批评色彩的。

李炜：由此来看，2013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理念里面会产生社会治理压力的就有6项。到了2019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社会评价偏低的6项只剩下2项，就是平等和公正，其他要么转为了评价较高的拥戴的，要么转到评价处于中等地位的人所拥戴的。所以我们说，评价偏低者和评价高者在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可度差异明显缩小。

我简单讲一下结论和建议。综上所述，2013年和2019全国调查数据的比较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践行卓有成效，爱国、和谐等体现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价值理念逐步得到公众较高的认可。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共识更为明确，精英公众和底层公众之间的价值分歧明显缩小，精英公众的社会批评取向转化为对社会现实的认可。这种状态和当今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的两极化、碎片化的社会现象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意味着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思想观念更加统一，预示着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具有了良好的公众和社会基础。

但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评价分析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底层公众和精英群体在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方面存在差距依然有进一步缩小的空间。二是社会评价的偏低者对平等公正价值观的注重，说明社会治理压力依然存在。三是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评价在各世代中依然最低的，所以青少年的理想教育仍然是重点。四是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职业群体社会评价在各职业群体中都是最低的，值得关注。

李炜：建议：其一，增强公众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公众对富强、和谐价值观的高度认可，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预期增强，也预示着一旦逾期不能实现后的集体性的挫折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出现的几率加大。因此今后的社会治理，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复杂的国际环境，要在社会宣传中增强社会公众居安思危的先意识、危机意识，通过对社会预期的管理将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转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念。

其二，更加注重促进多领域的社会公平。社会评价偏低者更加强调公正、平等价值观，意味着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现实状态与公众的期盼还有差距。在发展经济、解决温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以依能力、看绩效为标准的分配公平得到了较多的关注。现在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发展节，要更加注重以平权利、等身份为原则的政治公平，以保底线、扶弱势的为内涵的保障公平，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其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对底层公众、青年群体的社会宣传效果。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年来的推广成果看，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成果是丰硕的。但与此同时，针对农民群体、低教育程度者在民主、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方面的宣传教育还不够，针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切实需要加强。如何有针对性的采取保障性机制，消除底层公众、青年一代在住房、就业、养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民生困扰，如何针对不同群体的话语、活动形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这将是我们的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最后给大家讲一下，跟我们社会价值观所相关的就是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9年的调查数据，我们也是从今天起向全社会开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获得数据。欢迎大家在线或者下载使用。谢谢大家。

王利民：感谢李炜研究员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他把数据库公开免费使用。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发言人的环节，有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研究员发言。大家欢迎。

祝华新：刚才我们的前社长谢寿光说蓝皮书是29年，我们参加了14年，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今年的报告是5个部分，大概是对今年舆论场合的形势判断，一个是疫情，一个是中美关系。2020年互联网舆论和社会形态跌宕起伏，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千人口大城市成为一座孤城。在中央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全国各地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质驰援湖北，网民通过手机图文和音频视频信息，见证了悲欢离合，万前民众的相濡以沫感天动地。

疫情加深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特朗普当局为选举政治的需要，全面妖魔化中国，中美关系陷入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美国甩锅的做法激起国人的民族正义感。早期批评基层政府危机管控不力的民众，重新聚集在政府麾下，为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而自豪。与此同时，对于逆全球化、断供、脱钩，中国回应以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自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受到冲击，这一代网民的民族观、国际观在纠结中激荡。

我们这次还是每年推出20个热点事件，我们从600个热点事件中梳理出来。今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受疫情影响，经济民生领域出现诸多热点，比如复工复产。民众居家时长增加，更多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调剂困在家中的生活，一些爆款、文化娱乐产品涌现，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讨论贯穿全年。另一个特点是前些年舆论压力较大的政法舆情，今年压力减缓。这是我的常年合作伙伴腾讯公司的潘宇峰，原来是人民网(17.100, -0.45, -2.56%)的主论舆情分析师。通过600个热点事件，计算的一些特定领域之间舆情压力的关联情况，注意到公共卫生的占据近4成，而且和其他领域都有交叉关联。另外，物价、就业、教育、农民工等民生问题受影响较大，企业经营、劳资关系等主题相关舆情事件也层出不穷。还有中美关系、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化等国际舆情事件压力进一步升温，与之关联的是科技舆情受到关注。

祝华新：今年潘宇峰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信息需求和供给模型。大家看这个图（图），如果需求急切度大幅度增加，而供给丰富度不够，会引起舆论的焦虑和恐慌情绪。比如早期的武汉，而如果信息的供给充分，相应地区民众的抗疫信心就增强，公共情绪相对平稳。我们基于大数据作了分析。

舆论深层机制的变化，今年其中的一个就是社交网络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另外短视频在疫情当中也大放异彩。今年的短视频用户同比增长了1.7亿人次，截止到2020年8月，抖音的日播量达到6亿，每日搜索达到3亿次。另外，我们注意到在疫情当中，以人民日报和其他央媒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以及像财新这样的市场化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疫情当中如何辨识谣言，对于谣言扰乱社会秩序要依法处置。但是对于专业人士，在特定的渠道当中发布了一些疫情信息还要审慎处置。在吸取流量事件的教训，深圳、北京等地发布地方版应急条例规定公民个人、社会组织等均可参与报告突发卫生事件隐患，非恶意报告的将不予追责。还有疫情当中的营销号，经常为了吸引流量，生出一些是非，包括引起一些国际关系的困扰，网信部门作了严肃查处。

再有，今年突出的特点是国际疫情。2020年中国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一些网友觉得改革的内生动力消退，希望借助国际形势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国际疫情在2020年显著升温。中外疫情的不同打法，凸显了两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依靠举国体制、有力行政和社区隔离、个人自觉保持社交距离，成功防控了疫情，而西方把个人自由介于集体利益甚至健康和生命之上，疫情防控不尽如人意。

祝华新：还有一个特点是今年中外舆论场相互认知出现滑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借尼克松图书馆演讲，提出对中国采取“不信任并核实”的态度。西方舆论常对中国的认知大幅度趋于负面。皮尤民调：14个西方国家受调查国民中，11个国家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超过75%。美国封杀Tiktok引发反美情绪，加上疫情管控失当，美国自诩灯塔国的形象趋于破灭。大国定力：尽管国际环境恶劣，国内舆论场未出现2012年钓鱼岛风波、2017年抵制韩国乐天那样的激烈情绪。中国政府提出在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今天的舆论场涉及国际问题，总体而言表现得比较从容。

再一点就是舆论的撕裂和共识重建。每一场大的灾难，常能见证升华全民族的道德水准。我们的医护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公安干警、志愿者及解放军等投入防控一线，有很多感天动地的故事。另一方面，由于外防输入，民航总局实施了“五个一”的政策，从11月初起回国登机需要48小时核酸+抗体双阴性证明，有力地遏制境外舆情输入，同时也增加了滞留海外中国人回国的难度。在疫情防控当中，如何给海外留学生和滞留在海外的中国人以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个也是舆论场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

还有就是疫情当中大数据得到广泛应用，大数据对疫情溯源、精准防控起到了强烈支撑作用。但另一方面，大数据的使用是有法律边界的。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对于防控所需要的大数据最小限度地使用，在疫情缓解后，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特地提出，疫情的数据应该定期销毁，保护公民隐私。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一方面助力社会治理的分众化、精准化，但另一方面大数据并不是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尤其在大数据时代要科学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者关系，公民是为了公众利益暂时让渡个人隐私。在应急管理中，公权力的扩张、社会治理侵入家庭和个人生活，需要审慎地把握尺度。

祝华新：在今年的舆论场上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科学家群体的崛起。前些年的舆论场我们经常感受所谓公知现象，一个是所谓公知分子，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左派和民粹对知识分子的妖魔化，但另一方面这种人文类型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存在一些自身的言论瑕疵、知识功底不够，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信口开河，经常引发了很多舆论场的争议。但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舆论场上以钟南山、张文宏这样一批医学工作者、科学家代表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给舆论场带来了新的元素，他们对疫情走向、疫苗等问题的看法给公众安全感，像张文宏今年的微博粉丝几乎在一两个月时间迅速增长了300多万。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专业人士释疑解惑成为一种刚需。这些自然科学、医学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有一脉相承的责任感，医学涉及生命价值等终极关怀，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和精神激励作用。而医生群体有全球视野，我们注意到他们一个特点不非议其他的抗疫模式，表达意见非常严谨，只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建言，较少卷入是非之争。医学专家公开发声基本上和政府同频共振。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医学认知常常与商业性的连接，如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称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这就需要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约束，维护职业尊严。医学表达的公信力需要与发言者与商业利益切割，在今天舆论场大家对张文宏这样从不带货的科学家表示了高度的认可。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小众文化的网络能量。凭借电视剧《陈情令》走红的男明星肖战，其形象在同人文学A03网站被改写。肖战粉丝举报，导致O03国内用户无法继续访问。《检察日报》发文厘清法律的边界，受到肖战粉丝围攻。如果明星人性自私、侵蚀社会主流价值观，很可能构成一种“网络宗教”，这是一些专家的看法。这也提示，对于这样的小众文化，它是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但这种表达方式、这种小众文化同时也要受到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约束。另一方面，今年像电影《隐匿的角落》，《紫禁城》的三部电视剧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以说让我这样的年龄段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在互联网多元文化场域需要正式和化解亚文化的消极元素，在新时代中培植阳光、健康的国民心态。

祝华新：还有一点就是2021年舆情形势展望。民生舆情将成为第一大舆情：中央提出“六保”，还要化解疫后综合症。一般认为，到明年下半年疫情带来的民生压力会加大。另外一个特点，疫情期间虽然总体的消费水平有所下降，但是奢侈品消费还在快速增长，提示社会收入差距问题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预计在2021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发展不平衡问题会聚焦，舆论场包容程度会降低，在某些议题上的撕裂可能加剧。对平台企业的强监管：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雄厚，掌控较多数据市场份额，容易形成垄断，甚至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平台企业的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动能。在政府的强势监管与民意的琐急诉求这两极之间，企业家需谨言慎行，理解和遵循政策导向，做好信息披露，对冲网络传言。

我们感觉明年涉企舆论会受到关注，民营企业继续关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银行贷款等一方面能否一碗水端平，需要依法保障企业家和人身安全的企业财产安全，创造一个安全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经营和资产保障环境。

这个报告我们截稿以后，随着这一轮对平台企业监管，对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在舆论场上引起一些反弹，这就是妖魔化头部企业形象，这个值得关注。中国在舆论场上可能还有一定的占有华尔街那种民间舆论的市场，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营造一个宽松的、有利的营商环境，我们的“六保”“六稳”主体核心是保市场主体，保了市场主体，才能够保就业、保民生。

祝华新：2021年国际舆情压力，疫苗等问题还会出现中外争执。中国需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与世界各国的科学交流和成果分享。在疫情溯源问题上，恪守科学立场，坦诚参与国际对话，避免国内舆论场的民粹主张和国际政治复杂因素交互作用。播客成舆论新平台：以BBS和微博为代表的广场式舆论场域，转向以微信为代表的沙龙式的舆论场域，播客也带有舆论分层特征。主播和听众将有较大的幅度增加。音频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播客爱好者大多是一线城市较年轻的高学历人士，通过播客表达特定领域的兴趣，展示新奇的社会观察和有趣的人生感悟，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及个性色彩。同时播客的媒体属性较弱，没有微博平台上常有的左右激烈争辩，在细分领域具有话语权。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舆论场，那种广场式舆论场像微博这样的有巨大争议的，可能它的影响在逐渐消退，而播客这样的分众化的舆论场，未来的社会舆论是由各种舆论圈层的身影所组成。谢谢大家。

王利民：感谢祝华新主任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海东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张海东：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社科院的邀请分享的机会。我翻了一下蓝皮书，看到培林院长在蓝皮书的序言里面，还有光金所长在总报告里，都提出了一个观点——推进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进。我想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是依据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状况来作出的判断。我今天就代表课题组汇报一下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查情况。

在社会学研究里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社会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逐步分化为多元、复杂的、社会经济差异更为突出的现代化工业化社会分层形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这个调查报告，是在陆学艺先生研究团队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十大阶层的基础之上，具体分析我国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特征。我们使用的数据是来源于2019年至今年1月初，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中的10个城市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这五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高、人口最为密集、市场化程度最高、社会发展状况最好的地区，因此，其社会结构现状及未来走向具有预测我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代表性。我们这个数据的采用抽样方法各抽取两大代表性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在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PPS抽样方法等，最后抽4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25户，每户随机抽取1位受访者，最后总共收回的有效问卷10026份。社会资源在社会群体中如何分布的，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成为分层的标准。可以用来分层的资源包括很多种，2002年陆学艺先生团队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站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并据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各阶层。这一划分方法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阶层分析模式。

张海东：这个分层的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按照四种主要的机制来进行划分。包括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我们这个研究沿用这样一个阶层划分的方式，依据上述分层方法和特大城市调查数据，当前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

每个阶层在十个城市里的平均状况，也可以看出在五大城市群所独有的一些特征，后面会讲一下。首先，就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十个特大城市里的比重是1.4%。由于国家组织系统掌握的整个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比例是2.27%，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不断成长壮大，从地区差异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明显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京津冀城市群。

经理人员阶层比重是0.67%，这个里面比重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低，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处理职业编码的时候，凡是有专业技术职能都划到专业技术人员里面。经理人员阶层和二十一世纪初相比，它的阶层内部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次调查数据显示，特大城市经理人阶层中私营企业经理人员占42%，国有的占40%左右，其他的经理人员占18%左右。可以说，私营企业经理人员已经成为特大城市经理人员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十大特大城市比例22.88%，经济业务人员占比最高，达到30.7%。医疗和文体人员比例相对比较低。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从事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在全部专业技术人员中，回答从事的工作需要很高、较高，占有比例达到80%，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特大城市中接近44%的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为大学本科，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接近13%，而同期全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本科仅是35%，硕士以上仅是5.6%，特大城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办事人员阶层，比例是8.89%。这里面强调一点，办事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特大城市办事人员阶层中，一般办事人员是办事人员的主体，比例高达81.24%，如果按照单位的类型或者从所有制类型来看，60.48%的办事人员就职于体制内，接近40%的办事人员就职于体制外，可以说办事人员的主体是体制内人员。

个体工商户阶层，这里面调查数据显示，雇佣他人劳动的工商小户主占36%左右，不雇佣他人劳动自雇个体工商户大约占63.64%。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这部分比重是最高的，十大阶层比重阶层高达33.2%，接近1/3。特大城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主体是体制外人员，调查数据显示，66.99%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就职于体制外，而就职于体制内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占33.01%。从具体单位类型来看，47.06%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就职于私营企业明显高于其他单位类型，可以说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的成员主要集中于私营经济领域。

产业工人阶层，比例15.77%。这里面要汇报的是特大城市对产业工人的专业技能要求整体并不是很高，44%的产业工人表示当前工作需要很高的技能，41%左右的产业工人表示工作仅需要一些专业技能，接近15%的产业工人表示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农业劳动者阶层，因为我们是在特大城市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4.69%，低于前面平均水平。

无业和失业、半失业阶层，大约2.3%。从成因上看，大约17%的人由于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接近30%的人不想或者不需要工作。家庭主妇占接近23%，因为有残障等疾病占11.7%，其他占18%左右。

张海东：前面讲的是各个阶层特征，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形态。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很多说法，橄榄形结构是中间占据多数、贫困差距较小的形态。为了更好分析当前特大城市社会结构形态，我们将本次数据与陆学艺团队的相关数据进行一个比较。右边一个表格是比较（图）。可以发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比例远远高于以往年度全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经成为特大城市中产阶层的主力。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在十大从业中比例最高。从2001年到2006年两阶级一阶层结构逐步分化以后，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结构。我们根据去年的数据，可以发现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用一个判断叫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初具雏形，将这些类型职业分为白领、蓝领，我们如果进行一个转化，可以发现特大城市的职业结构白领、蓝领的比例是77：23，这个结构，当前特大城市中白领比例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下面是国际一些组织的数据，这个比例已经是非常高了。

总体而言，中国特大城市橄榄形社会结构已经初具雏形。但是从白领，就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各内部分布结构来看，仍然和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存在一定差距，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像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结构里面，仅管理和专业人员比例就接近60%，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主体主要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像管理、经理、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等等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如果提建议的话，进一步扩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中小企业、中小阶层在社会阶层中的比重，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王利民：下面，请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袁蓓蓓教授发言。

袁蓓蓓：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是我参与的这部分，就是抗击新冠病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体系。我的汇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进展，也是一个主要的概况。二是在“非典”之后，以及这次新冠病毒之前，应急管理体系运行机制。第三部分应急管理体系在新冠当中的一些表现。最后是一些改革的建议。

我们的方法和前面几位老师有所不一样，没有调查，主要是对于一些政策文件以及法律法规和一些访谈以及现有资料进行的整理，主要是把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作一个梳理。首先看一个管理体系的现状，中国特色突发公共卫生体系的管理卫生体系有一个建设进展，一体三制，构建了一案三制的核心架构，即通过不断完善预案、加强法制、理顺机制、创新体制。我们从SARS之后特别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的建设，主要是这几个方面。我简要介绍一下主要内容，每一部分可能只提最重要的，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袁蓓蓓：在加强法治方面，从SRAS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以及最主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我们分析这两个法规对于现实的指导和里面更加具体的内容，这些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各个部门的职责，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从开始的预警到最后的处置、善后等一系列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做到了各项工作和各个部门的责权利有法可依。

应急预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文件应急管理条例里也明确提出了各级政府要建立本级所需要的应急预案编制要求。通过近些年逐步下发的各个文件，把应急预案逐步深入到从国家到县各个层级的行政部门，以及包括2006年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编制指南也下发到社区各个单位。我们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各个层级和各个机构都已经要求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准备状态。

另外，应急体制的建设。应急体制的建设有一个原则，就是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整个社会从行政部门到企事业单位，从国家到社区各个层级所有负责公共卫生处置的机构，理清楚他们之间的职责，这就是体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中最核心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智慧的领导机构，从非典以后都设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大部分设在卫健委，有些地方设在疾控中心，还有很少地方设在政府部门。

加强应急处置最常规机构的建设。包括2003年以后，我们疾控体系大规模建设，省级疾控体系实验室和硬件设备大规模提升，卫生监督体系建设、医疗救助体系和各大区块急救中心的建立，都是这个时期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

人才队伍建设。要求各地都要有一个公共卫生应急的专家储备库，随时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都要有智力资源支持。这就是我们对于参与的各个部门的梳理，全社会所有的部门都参与到整个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当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它涉及到经济民生各个方面的问题。

应急机制的构建。刚才我们提到的体制建设，体制中良好运行还需要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的机制建设就贯穿到了整个事件处置过程。从开始运行网络的建立，到报告的责任和报告的分工，决策指挥部门联防联控机制，这是处置的过程。还有就是建立信息公开和社会沟通的最后评估机制。这里强调几点，一是重点建设监督预警网络。SARS之后，我们迅速建立了包括救灾防病的直报网络，我们最有名的就是传染病直报网络，传染病直报从最底层到国家，能够在4小时之内完成。还包括现在正在建立的一些症状监测体系，还有联合网络、联合120，联合各种热线电话所能抓取的多点监测体系都在建设中。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急决策指挥和联防联控机制。联防联控机制是非常独有特色的，也是应急管理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明确提出的要求，就是在各地县级及以上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临时组建以政府部门领导的这种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所有人纳入的联防联控机制。

信息公开和社会沟通机制。因为SRAS暴发初期，因为信息公开的问题，饱受诟病，所以之后，尤其是在卫生行动部门特别重视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建立，以及民众沟通能力的建设。当时的卫生部也就是现在的卫健委，通过发布各种卫生行业领域的公共卫生疫情的沟通指南、沟通教案等等，在卫生领域里及时与社会沟通，公布疫情，进行健康教育和宣导，让群众能从正规的渠道获得信息。

袁蓓蓓：这些我们建立的部门功能以及这些运行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信息报告系统辅助快速监测和预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甲型H1N1流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在发生之后，迅速扩建直报网络，扩大监测地点，包括实验室检测哨点都迅速建设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及时组建应急决策小组启动联防联控机制，我们应急决策小组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快速开发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和临床救治指南。H1N1就是一个典型，上海是2月份发生疫情，4月份领导小组就已经颁布了这两个指南，让其他并未有的地区做好系统和科学处置的准备。

另外，重视应急预案的演习。虽然各地应急预案有很多形式化和操作化欠缺，但是有很多的经验证明是有效的。比如在广州的MERS防控中，MERS是典型的从美洲输入性传染病，当时在广州输入以后，迅速按照预案要求，卫生部门启动了与输入进口岸的联系，与公安部门联防防控机制，迅速锁定第一批感染者及其接触人群，有效阻断了防控。

在处置过程中，也紧抓疫苗的开发和药品以及物资储备的配置。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甲流疫苗的研发非常迅速，MERS也是，医疗机构的防护设备调度非常有效，广州当时实现了医疗机构零感染。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在每一个传染病或者公共卫生事件的状况下，非常有序地进行新闻发布会制度。

袁蓓蓓：再看一下新冠病毒防控工作表现。其实这个刚开始有一些探讨的，觉得在武汉最初时期是否有一些延误，从现在来看，尤其是其他国家暴发以后，发现中国刚开始的“延误”并不算是延误。因为其他的体系并没有防控得那么好，证明我们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作模式是很有效的。当然，我们为了更好完善防控体系，也仔细梳理了一下文献以及文件当中的一些内容，找到了一些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问题。比如，对于未知的尤其是新冠病毒的特点，可能一开始觉得它的传染性没那么强，预期并没有那么准确，没想到它传播那么快。对这种未知的传染病，尤其是非正规、非官方渠道，当时的微博等信息渠道，并没有正规的途径进行抓取和分析，这可能在将来多点触发的监测体系中要特别重视。

疫情期间，疾控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既需要向同级机构提出防控建议，又需要向上级部门直接报告工。所以在启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之前，因为只有启动了，定了应急的级别，成立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置和领导小组之后，它的协调能力才会比较好。在这个决定之前，牵扯到的部门和环节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延误的可能。

我们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控和其他机构的技术地位和权力地位，可能需要设计得更加平衡一些。因为在法律规定中，县级以上政府是启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主要负责部门，但是中国的这种层级上报的状况，可能有一种向上级政府上报的路径依赖，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经验和工作能力。我们和国际比较，武汉也并没有过度延迟，只是对于这种快速传染预期不够。我们出于工作更加完善的角度，从文件当中找出了这些可能有待完善的地方。

在启动联防联控机制之后，中国的表现独树一帜，我们快速也是第一个唯一一个用非医学手段阻断疫情的国家。主要的优势表现在，我们在领导和决策机制上突破了以前传统的领导小组和联防联控机制这种一组一机制的决策模式，发展成了两组一机制，另外加的一组就是中央驻武汉高级别地区的专家指导小组。这次联防联控机制规模逐步扩大，因为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封城政策，涉及到经济的停摆，民生的救助等很多方面的内容，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应急，包括刚开始缺口罩，缺防疫物资，快速调动了生产和市场规范。新闻发布会制度，也能够从新闻媒体上或从APP上，看到疫情发布的信息更加专业化，数据报告更加直观化，老百姓(67.040, -1.49, -2.17%)都能看得懂。最重要是这次涉及到封城和居家办公、隔离的政策，所有社区的参与特别重要，因为有它网络化管理和社会熟悉度的优势。

我们提到改革建议，刚才也有提到了第一个决策主体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化。因为我们的体系一旦启动联防联控和应急响应机制，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启动之前，在核实由谁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级别的应急响应，需要科学和操作化。现在传染病直报系统比较发达，需要发展包括症状监测，以及联合学校、港口、地铁、工商部门等相关部门。还有非正规渠道，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短视频、微博等媒介信息渠道的信息抓取和综合分析。因为现在的疫情上报系统还是需要层层审核，决策需要层层下放，难免需要人为作决策的地方，缺少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数据监测需要多点触发和自动预测功能。另外，战略物资的储备，因为现在战略物资的储备包括医院和各个层级可能是由于缺乏常规的资金保障，没有及时更新和规范化，这方面需要再进行改善。

预案编制。在不太经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地方，预案编制过于老化和过于形式化，也需要及时更新和演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核心部门。比如疾控部门、医疗机构部门都需要在疫情处置的能力上进行进一步的强化，比如基层机构的流调能力和实验室检测能力，能不能给基层政府作出快速支持，以及机构设施是不是做到了能在传染病暴发的时候能及时阻断，做到医疗机构内部防止感染的这些标准化的建设等，这些都需要加强。

公共卫生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内部之间的衔接。因为目前是公卫和医防分割，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如何让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联系更加密切，需要实现人员通、资源通和信息通一些措施的支持。

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的一个协同。因为现在发现防控不是医疗机构自己的问题，公共卫生事件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在这次防控中，我们发现社区的作用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挥得大一些，可能更多是社区管理总的概念。在基层的党组织加强公共卫生专业职能，加强这部分人和职责，要与社区里除了卫生部门之外，所有相关部门实现联动联勤。

最后，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就是有各个参与部门合作，共同的愿景、良好的问责以及监督和协调。我们通过这种体制的建设，能够加强每一个部门的职责和能力。通过机制的建设，让他们有共同的愿景，有各自清晰的目标，并且对自己各自清晰的目标进行负责。法制化的建设，又可以把我们这些工作进行常态化，在“一案三制”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整的治理体系。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王利民：我们《蓝皮书发布会》发布会报告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有李院长的精彩演讲，还有陈光金所长的主报告，特别是感谢来自全国各地各位的专家、学术机构对我们蓝皮书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两家单位响应老社长的号召，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合作，把新时代蓝皮书进一步做得更好。

最后感谢各位专家的参与，也感谢媒体朋友们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libgen #118265 @阮一峰

@我的随想 #118250

不过就防盗而言不如直接放在快递站

故事发生在SF，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愿意让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门口。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快递公司会被投诉到破产的。

Chinese Translation

在政治上做一个温和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有意的，和偶然的。有意的温和派是修饰者，故意在左右两极之间选择一个中间的立场。而偶然的温和派，通常来说，因为他们对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极右和极左的错误大致相等，最终就落在了中间的位置上。

你可以通过意见的分布来区分有意温和派和偶然温和派。如果对某件事，极左的意见是0，极右的意见是100，那么一个有意的温和派对每个问题的意见就会接近50。而一个偶然温和派的意见会分散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但最终会跟有意温和派一样，平均到50左右。

有意温和派与极左和极右的人类似，他们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的决定性特点，就是他的意见是批量采购的（编者注：高度可预测的）。他不会挑三拣四；他对税收的意见可以从他对同性婚姻的意见中预测出来。虽然有意的温和派看上去与意识形态主义者相反，但他们的信念（虽然对他们这种情况，"立场 "这个词可能更准确）同样是批量采购的。如果所谓的中间意见向右或向左转变，有意的温和派也必须随之转变。否则他们就不再是温和派了。

另一方面，偶然温和派不仅选择自己的答案，同时也选择自己的问题。他们可能根本不关心左派和右派都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你甚至只能从他们关心的问题和左派、右派关心的问题的交集来衡量一个偶然的温和派的政治立场，而这个交集有时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你不跟我们站一边，你就是跟我们作对"，这不仅仅是一种操纵性的修辞伎俩，而且往往根本就是错的。

温和派有时被嘲笑为懦夫，尤其是被极左派嘲笑。但把有意的温和派称为懦夫可能是准确的，但公开做一个偶然的温和派却需要最大的勇气，因为你会受到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同时你又没有作为一个大集团的正统成员的安慰来支撑你。

我认识的所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几乎都是偶然温和派。如果我认识的是一堆职业运动员，或者娱乐圈的人，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身处极左或极右并不影响你跑得多快，也不影响你唱得多好。但一个靠思想谋生的人（编者注：科学家、工程师等）必须要有独立的思想才能把工作做好。

或者更准确的说，你必须对你赖以谋生的思想，作独立的思考。你可以在政治上盲目地做一个教条主义者，同时仍然是一个好的数学家。在20世纪，很多很聪明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后果比较糊涂。但如果你赖以谋生的思想与当下的政治思潮有交集，那么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一个偶然的温和派，要么平庸一世。

https://paulgraham.com/mod.html

December 2019

There are two distinct ways to be politically moderate: on purpose and by accident. Intentional moderates are trimmers, deliberately choosing a position mid-way between the extremes of right and left. Accidental moderates end up in the middle, on average, because they make up their own minds about each question, and the far right and far left are roughly equally wrong.

You can distinguish intentional from accidental moderates b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opinions. If the far left opinion on some matter is 0 and the far right opinion 100, an intentional moderate's opinion on every question will be near 50. Whereas an accidental moderate's opinions will be scattered over a broad range, but will, like those of the intentional moderate, average to about 50.

Intentional moderates are similar to those on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in that their opinions are, in a sense, not their own. The defining quality of an ideologue, whether on the left or the right, is to acquire one's opinions in bulk. You don't get to pick and choose. Your opinions about taxation can be predicted from your opinion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And although intentional moderates might seem to be the opposite of ideologues, their beliefs (though in their case the word "positions" might be more accurate) are also acquired in bulk. If the median opinion shifts to the right or left, the intentional moderate must shift with it. Otherwise they stop being moderate.

Accidental moderates,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choose their own answers, but choose their own questions. They may not care at all about questions that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think are terribly important. So you can only even measure the politics of an accidental moderate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questions they care about and those the left and right care about, and this can sometimes be vanishingly small.

It is not merely a manipulative rhetorical trick to say "if you're not with us, you're against us," but often simply false.

Moderates are sometimes derided as cowards, particularly by the extreme left. But while it may be accurate to call intentional moderates cowards, openly being an accidental moderate requires the most courage of all, because you get attacked from both right and left, and you don't have the comfort of being an orthodox member of a large group to sustain you.

Nearly all the most impressive people I know are accidental moderates. If I knew a lot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or people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that might be different. Being on the far left or far right doesn't affect how fast you run or how well you sing. But someone who works with ideas has to be independent-minded to do it well.

Or more precisely, you have to be independent-minded about the ideas you work with. You could be mindlessly doctrinaire in your politics and still be a good mathematician. In the 20th century, a lot of very smart people were Marxists — just no one who was smart about the subjects Marxism involves. But if the ideas you use in your work intersect with the politics of your time, you have two choices: be an accidental moderate, or be mediocre.











Notes

[1] It's possible in theory for one side to be entirely right and the other to be entirely wrong. Indeed, ideologues must always believe this is the case. But historically it rarely has been.

[2] For some reason the far right tend to ignore moderates rather than despise them as backsliders. I'm not sure why. Perhaps it means that the far right is less ideological than the far left. Or perhaps that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or more resigned, or simply more disorganized. I just don't know.

[3] Having heretical opinions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express them openly. It may be easier to have them if you don't.

Thanks to Austen Allred, Trevor Blackwell, Patrick Collison, Jessica Livingston, Amjad Masad, Ryan Petersen, and Harj Taggar for reading drafts of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