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图书馆同学润物细无声的贡献。
他稱之(重庆大厦)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他看到全球化下廉價商品如何流通,聆聽在港難民的故事,感受不同族裔的共存和角力。(--麥高登 人類學之眼看世界)
我欣赏这种态度和角度。
谢谢图书馆同学润物细无声的贡献。
他稱之(重庆大厦)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他看到全球化下廉價商品如何流通,聆聽在港難民的故事,感受不同族裔的共存和角力。(--麥高登 人類學之眼看世界)
我欣赏这种态度和角度。
有关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解读,当然是有意义的。
“光复”的意义是推翻政权,还是恢复秩序,直接关系到“颠覆政权”罪是否成立。
当然,国安法官也许装聋不买账,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0年11月,来自四川省的李彦,在激烈争吵后杀死丈夫谭勇。据李彦的律师指出,谭勇用脚踢李彦,并且威胁用空气步枪射她,结果李彦抢下步枪,用枪管反击谭勇,造成谭勇死亡。事后李彦肢解了谭勇的遗体。
李谭两人于2009年3月结婚,婚后不久,谭勇就开始对李彦施暴。根据李彦的律师和弟弟说,谭勇在命案前数月不断虐待李彦:拳打脚踢、白天把她反锁在家里没吃没喝、冬天把她锁在阳台过夜、用烟头烫伤她的脸和腿部、还有一次拽着她的头发拖下三层楼梯。李彦早在2010年8月起,即不断向警察、居民委员会和官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当地分支机构提出申诉。有关她受家暴的证据,包括派出所记录、医院诊断证明、目击者证词、受伤照片和向妇联求助的记录等,都曾在法庭上提出。警方和妇联都不曾就此案进行调查。据李彦的弟弟说,警察曾向李彦表示这是“家务事”,叫她到居委会寻求帮助。
然而,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李彦遭受家暴的证据不够充分。由于李彦受伤的所有目击证词全都来自她的家人或朋友,而李彦曾经求助的官方机构都未经调查确认施暴者是否谭勇,该法院据此认为无法确定是否曾经发生家暴。该法院乃判决李彦“蓄意谋杀”,并以其谋杀的“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为由判处死刑。
上诉法院在2012年8月维持原判。李彦案随即移送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复核,据了解案情的律师表示,最高法院已批准死刑,但尙未签发执行命令。一旦执行命令发出,李彦将在七日内被处决。
最近几星期,李彦案广为人知后,近400位中国公民、律师和学者联署请愿,要求暂缓处决。另外,自11月7日起,已有逾8000人联署呼吁制定反家暴法。根据2013年1月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四个妇女之中,就有一个遭受家暴,包括婚内强暴和殴打。自2000年至今,中国各地方政府已陆续通过家暴相关法规。但这些地方法规仅列出原则,欠缺能有效保护妇女免于家暴的具体条款。在李彦居住的四川省,当地反家暴法规没有受害者保护令的制度。
越来越多要求制定反家暴法的呼声,已促使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一议题展开调查。2013年1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发现,现行法规不足以保护妇女免于家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关于在何种情况下应展开侦查起诉,目前没有明确标准;因此,相关案件很少得到侦办与起诉。即使有些案件进入了法院,法官仍倾向将家暴视同夫妻争吵,对施暴者从轻发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调查还指出,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的案例当中,执法单位通常不会采信女性受暴的抗辩,也不会把受暴状况纳入量刑考量。
“离婚案件原则上,第一次起诉离婚,是不准离的。[维护婚姻是]传统的道德观念,” 成都法官张焱彬在驳回一名女性起诉离婚后解释说,“我们做出暂时给男方机会的判决。”
2017年6月,由于对女儿教育问题发生争论,董芳(化名)和女儿遭到丈夫毒打。董芳因此申请到人身保护令。五个月后,她起诉离婚。庭审后,张姓法官驳回董芳的请求,强调婚姻应尊重“传统道德观念”。该法官并表示,由于丈夫并非“长期实施”殴打,他不认为构成家庭暴力。
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未规定加害人必须“长期实施”才能构成家暴;《婚姻法》则肯定家庭暴力可作为请求离婚的理由。因此,张姓法官所谓初次申请离婚应一律予以驳回的“原则”,在中国法律上找不到依据。
这位法官的做法贻害甚深,但非孤例。从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其中包括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于2016年3月生效实施至今,媒体已报导许多女性即使遭受家暴仍无法获准迅速离婚的事例。有些基层法院甚至高调宣传他们如何“挽救”婚姻。2017年,一名妇女因被丈夫“当著孩子面前拿菜刀架在[她]脖子上”而诉请离婚,却被广西省某法院驳回,法院声称“我们挽救了一对可能和好的夫妻”。
这种判决反映中国法院向来轻视女性受暴问题,总是逼迫女性和解而非伸张正义。太多法院仍将一名家属(通常是女性)为全家牺牲自己的权益视为美德。政府要求所有机关配合达成“维稳”的首要施政目标,也是导致法院为“维护家庭和谐”不惜牺牲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安法案件的法官是特首指定,且不设陪审团,法治社会已经大打折扣。
残留下的这点法治,是北京特意留下装点门面的。就跟人大释法之后的选举一样,只能小修小补,要翻盘几乎已经不可能。因此之社科专家的庭上辩论,相当凶险,万一庭上险胜,庭下一定还会有更阴的后招。
法庭变成了一个社会科学讲堂,不论是元朝历史中寻找“光复”的意义,还是从“文革”案卷中寻找“革命”的定义,都需要夯实的社科素养。这些社会科学专家的证词将对“国安法案件”的审案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是国安法的第一案,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诠释,直接关系到几十上百人的命运,间接关系到香港社会的未来。
作者:谭蕙芸 香港媒体人 (文章转自谭蕙芸facebook主页)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盤問自家邀請的學者。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日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露肩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明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s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英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媒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恢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並這法,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1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谢谢图书馆同学提供资料。
不生气,没关系,我也对你的主张不满意。
谁压你了?没人压你吧?乖,对着空气骂。
相信你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也能够看到,一直把问题极端化的人,不是我。
说广州黑人,一下子用杀人犯举例,说明驱赶他们的必要性。这不是我说的。
我重申,我只想有一个微观的观察视角,看小众群体的个体故事。
感谢消极兄的长帖。
在那个长帖中,我一直没有反对过对于犯罪的打击。只是建议有一个观察视角,从微观的角度了解小众群体中的个体的故事。我一直提的不是观点对立,而是互补。就这么一个堪称卑微的想法,都被打成是“圣母婊”,“同情罪犯”,我无语了。
嗯,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中国这么大,很多群体都是不被主流重视的,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都很少,只从统计数字上看,会流于宏观。我只希望能够有媒体或调查记者能够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讲述个体的故事。这样人们在谈论他们的”危害“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把整个群体当成是臭虫,驱之后快。
再扩大一点说,比如,在新疆人权问题发酵之前,大部分国人对新疆人的看法也是小偷抢劫犯,恨不得都抓起来。这也是缺乏微观视角的流弊。
外卖骑手、农村妇女、留守儿童、民工学校、LGBTQ....中国还有太多小众群体,而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太少(或因自由采访权受限而不敢报道),导致民众主流对他们越来越不关注,偏见日益加深,形成恶性循环。
微观视角与宏观数字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帮助我们从有温度的角度观察社会。
如果您能写一写您学徒时的事情就好了,一定很有意思:)
我已经画了休止符 #147566
丁兄,这个话题再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当一个人思想封闭拒绝交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消消气。
@陈士杰 士杰兄,这个话题我到此为止了,因为到现在已经完全脱离理性讨论,再说下去只是各说各话,甚至发明创造,没有任何意义。我已经拉黑你,建议你也拉黑我,彼此冷静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有机会还可以再探讨。
嗯,你说的对。
如果都是说理,那都能心平气和。但其实后来,已经不是在说理了。而是某人一再发明我没说过的话,用来说明他的道理。用帖子编号来证明都没用,这还怎么说话?
甚至都开始怀念虫了,虫同学起码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不会“发明”对方的言论。
遇到杠精,最好还是拉黑算了。
谢谢你分享这篇文章,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这个小姐姐的父亲2015在索马里被杀了,她一个女孩子回国不安全,所以才想千方百计留在他国。
15年的时候因为她爸爸已经在索马里被杀掉了,回到索马里一个女人也不安全,
也许广州的非洲人有人违法,但里面也有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并不是说要同情扰民犯罪的人,但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起码这个小姐姐貌似就没有违法,中文流利,而且对中国充满好感。
希望看到更多长期不受主流重视的群体的故事,从一个有温度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
他刚才自己提出要封号#147366 ,我就给封了,不过丁兄已经给他解封了。
您说美国的帖子是#147134,我是回复您的例子才提到美国,是#147138,您不仅记性不好,还不会数数。您的小迷弟也不会数,只会点赞,这种粉丝有意思吗?!
为了抬杠,捏造别人的话,故意混淆先后顺序,这种抬杠您觉得有意思吗?
精神中国人是非常空虚扯淡的概念。我如果熟读美国历史,热爱美国文化,支持美国政府,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难道我就必须获得美国绿卡?美国政府如果不给我永居身份,我就能在美国移民局门口一哭二闹三上吊?
您贵人多忘,自从我们开始在这个帖子里对话,第一个用美国做例子的人是您。您就不要再捏造我的话了,拜托,别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
我有说中国学习欧美移民政策吗?你又发明我的话了。明明是你whataboutism,却左右互搏自说自话,真是无语。
whataboutism您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就在做这件事。
国际政治玩不起这种人性和人道。
好像国际政治是您玩的一样。你是被玩的那个。希望您一辈子顺顺利利,永远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如果習近平決定支持台獨,那麼台灣人肯定也不再反共啦
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马基雅维利主义谁都知道,犬儒谁都会。理想主义和人性才最难。希望你若干年后还能保有初心,做个好人。
如果泰国是一个反共的军政府,泰国的抗争者都是亲共的左派,估计他们被军政府的坦克碾出脑浆港人也装看不见吧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在加拿大拿的是合法签证啊。我如果是非法移民加拿大政府把我赶走也是活该啊。有任何可比性吗?
这种无情无义的话您也说得出,为了抬杠,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一些香港的抗争者是偷渡到了欧美的,按您的逻辑都活该给遣送回香港,国安法伺候,判个十几二十年,您就满意了。
请再重新看一下 #147317
美国发绿卡不过分?
您这就是抬杠。
中国不只照顾自己,但是并非要对他国大包大揽。做事要按能力和情况,这也用我跟您说?您为了抬杠,至于么?
我已经更正,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黄雀行动并非只有港人。就算我不更正,您也自然是知道,不过您刻意回避其他国家这件事,只想抬杠罢了。请问民运人士现在都在哪里呢?欧美国家如果不收容他们,都送回中国,他们不都牢底坐穿吗?
第二,香港人这两年一直在声援其他亚洲国家的抗争活动,奶茶同盟相互支持。
第三,香港人帮助64民运的初衷是为了要回归中国?您至于这么黑白不分吗?
这是因为natasha说中国政府如果只为中国人民负责是不好的
我的确认为中国政府不能只顾自己的国民,但是我没有用这个字眼”不好“。我不用是因为这个字眼过于笼统,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不好“?是大包大揽才好?还是适当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好?这么模糊的字眼很容易给您这样的杠精(恕我直言,您太能抬杠了)有机可乘。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一个国家不能只顾自己,特别是有一定政治立场的人,更不能说出不顾别人的话。今天你不顾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不顾你。64时期如果没有以香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组织的黄雀行动,大陆的民运人士大部分跑不出去。这么浅显的道理,居然还用重复?
回到最初,我只希望说您能够去了解一下广州的非洲人的故事,结果被您一路挤兑说我同情罪犯,这都不知道哪跟哪。我只希望您能够把别人当人看待,这样您在要求加拿大人把您当人看待的时候,不致于失去了道德高地。
有的时候,是有这种心情的。
Let the magic-wielding god of mischief (from a 1702 print), Hermes (Mercury), teach us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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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2020年是中国女权意识崛起元年。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准确。自1995年第五届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本土的女权力量便蓬勃生长,期间取得过成绩(如《反家暴法》),也遭受过挫折(如“女权五姐妹”事件)。
但如果说,2020年是“中国粉红女权崛起的元年”,以梁钰为代表的的粉红女权[1]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成为了被体制认可的唯一一种女权力量。
1、女权运动对体制的冲击
2012年自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遭到了严厉打压。在此情景下,女权议题几乎成为了可以了公开谈论的唯一的议题——尽管仍然面临限制。
女权行动者们通过媒体舆论、线下支援、社群联结等多种方式,来推动性别议题的进步。[2] 在媒体舆论方面,2018年开始的中国metoo运动颇具代表性。2018年初,罗茜茜在微博上发表长文,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导师陈小武曾经对自己的性骚扰。一天之内获得了300万阅读量[3],拉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帷幕,随后这场运动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扩展到公益界[4]、媒体界[5]、宗教界[6],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7],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涉嫌强奸案[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metoo运动只有少数几桩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大部分仍集中在线上社交媒体平台,但即便如此,仍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关注这一运动的人们不仅将矛头指向涉嫌施害者,更提出了在高校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进行反性骚扰立法等诉求。这些声音尽管并未真的推动体制的转变——在现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这一点也更加困难——但的确给体制带来了一定冲击,也为权利的抗争撕开了一条口子。
在线下支援方面,2020年底,弦子诉朱军案在北京开庭,这场不公开审理的庭审,却吸引了上百位弦子的支持者前来支援[9],人们聚集在法庭外的街道上,手持不同的标语,如“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禁止性骚扰”等,在寒冬的北京一直留守到午夜十二点,弦子从法院出来后才逐渐散去。当局显然没有料到这一案件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对于当局来说,这么多人为了一个目的走上街头的事实就足以让他们警惕。第二天,相关文章、报道就被删除,显然,当局已经感受到了威胁,在竭力控制事件的影响力。
女权主义者的社群也随着女权议题的推进而得到巩固。从推动反家暴立法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到发起就业性别歧视的行动派女权,再到metoo运动中新兴的女权力量,和由此影响到的追随者(如“弦子的朋友”),大家有着相同的理念,在行动、支援、网络表达中相识,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女权社群。令当局头痛的是,这个社群往往随着打压而更加稳固。
可以看到,近年来,无论是人们对女权议题的关注程度,还是女权主义者试图从体制内外推动女性权益的做法,或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女权社群,都已经成为争取女性权益和公民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因此被政权视为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当前的体制产生了一定压力与冲击。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体制开始收编一些女权主义者,造就了“粉红女权”。
2、粉红女权的崛起
2020年出,梁钰在疫情期间关注到女性医护人员卫生用品短缺的情况,由此在微博上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筹集卫生用品,并因此获得了关注。在这个项目结束后,梁钰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队“予她同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分别关注到月经贫困、性教育等议题,发起了“月经安心行动”,卫生巾互助盒和女性艺术展览等活动。[10]
2021年3月,梁钰发布微博宣布自己入党的消息(现已转为仅粉丝可见),引发广泛讨论。实际上,梁钰的微博已经多次展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比如在香港风波之后,梁钰的微博给林郑月娥加上“看见女性劳动者“的标签(现已删除),具有不言自明的立场倾向;再比如转发赞美中美高层对话中态度强硬的女翻译官的微博[11],看似在赞美女性力量,但背后的政治含义亦非常明显。此外,梁钰的微博中也时常可见”建党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劳动光荣”等用词[12],可以说,与中国共产党希望看到的主流叙述完全一致。
梁钰发起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在梁钰之外也有多个高校的学生自发发起,然而,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校方的压力。[13]梁钰的项目非但没有受到这些来自官方的压力,反而获得了央企与国企的捐赠支持[14],而梁钰团队也积极与高校团委合作,甚至几所学校的项目具体运作交由团委[15]。
和之前的女权行动者与国家力量抗争、对体制保持警惕的态度完全不同,梁钰不仅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体制一员,更对体制抱持信任、顺从的态度,将体制与项目合作视为机会,将体制介入项目视为行动的成功。在中国越来越紧缩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心态自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力量对民间行动的掌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将梁钰完全收编,只允许其在红线范围内声张女性权益,并利用梁钰的形象在关键政治议题上站队、发声,希望借她影响到更新一代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而梁钰也十分懂得利用这份来自体制的礼物,在确保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梁钰的项目得到了来自国企央企的支持,而梁钰本人也得到了国际大牌的青睐——对这些品牌来说,获得政府背书的女权主义者自然更加安全,以免未来出现意外,殃及品牌本身。
而梁钰的顺从与体制主动收编的互动,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粉红女权的声量,“让那些坚持独立与抗辩的女权者被异议化,被推入政治的不安全地带”。[16]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女权主义者都要“自证清白”。2021年3月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微博上上传了一段劝阻男子吸引反被泼油的视频,随后被扒出2014年她支持香港的照片,被骂是“港独”,随后被炸号。Metoo运动中的弦子也被指政治立场有问题。肖美丽和弦子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自己的政治立场,却并未平息舆论。举报者们继续举报女权账号,一大批女权账号被封禁,多个高校性别小组微信公众号也在近期一夜间被封禁。[17]这场猎巫运动已经表明,声张女性权益必须在爱国的框架下进行。除了粉红女权,国家不会留给任何女权一席之地。
3、“粉红”了,真的还可以“女权”吗?——粉红女权的特点
以梁钰为代表的粉红女权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她们都刚开始关注、参与女权议题,与上一辈女权主义者和青年女权行动派没有太多交集,甚至因为过去的新闻被删禁而不了解那段历史。换句话说,她们还未进入女权行动者的社群网络中,给体制力量填补这一空白留下了可能。也因为她们与之前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私下的联系,在体制需要的时候,她们可以立刻调转枪口对向“不爱国”的女权主义者。梁钰爆料吕频对性骚扰坐视不理的风波[18],就是一例。
第二,她们的行动更多是服务类型,而不是权益争取的类型。梁钰发起的行动,无论是抗疫时期的“姐妹安心战疫”还是卫生巾互助盒,都倾向于向女性提供特定帮助、服务,有别于此前的女权行动,要求体制给予、落实女性的合法权益,如教育公平、就业平等、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等。而对政权而言,前者显然比后者温和许多。
第三,粉红女权不吝与体制合作,甚至,将自己的项目交由体制运作。即便粉红女权的行动以服务型为主,但国家仍然希望介入、管控每一个民间活动,不愿留下任何缝隙。所以梁钰的卫生巾互助盒在多个高校由团委接手维持后续运作,而梁钰对此表示欢迎和赞美。对于粉红女权来说,国家是最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力量,也是在这种情绪中,粉红女权张开怀抱等待国家的收编,完全放下了对体制的警惕、批评和监督。
第四,粉红如梁钰,在女权议题被污名化的今天,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抹黑和指责,比如她要解释“卫生巾互助盒是获得境外势力资助”的传言[19]。和肖美丽遭受的铺天盖地网络暴力相比,这些声音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它们也提醒着粉红女权们要时刻记住有一条政治红线,超过这条红线会有来自体制的严厉惩罚。也就是说,粉红女权获得的政治保障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不断证明的。在这一现实情形下,粉红女权一面怀着对国家的信任和骄傲,一面又有跨过红线的恐惧,可以预见,她们的立场会越来越偏向国家主义。
第五,3、4两个特点决定了粉红女权在“粉红”和“女权”遇到冲突时,一定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而这些冲突无法回避,比如国家一直以来对女性生育的强行干预,比如自建国以来政治局常委中清一色的男性,比如体制性的、具有权力关系的性骚扰,笔者不禁想问,选择对这些议题漠视的女权主义者,真的还是女权主义者吗?被国家主义收编的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下对女权主义真正的坚持,只愿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为女性争取一些“好处”,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却不愿走出国家主义的框架,真正为女性争取真正的“权利”。
粉红女权这一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留给非粉红的女权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小,国家将拥有定义真假女权的权力,从而将体制外的女权声音完全消灭。然而,本文并不想批判梁钰等人,或是将女权的溃败责任推到粉红女权的身上。笔者认为,这是习时代持续打压公民社会,鼓吹、放纵民族主义情绪的必然结果。粉红女权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的主动出击,一边收编新兴力量,一边打击非粉红女权;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的溃不成军,无论粉红与否都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时刻活在被举报的恐惧中,争取权益、冲击体制的行动几乎被封死,温和的行动也要接受体制的检视与介入。
这就是当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这不仅是个人品质好坏/投机与否造成的结果,更是掌权者在没有权力制约下,利用国家机器拉拢、打压、恐吓的结果。
[1] 小粉红被视为是一群拥护体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轻人。过去一两年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便是,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身份的融合,这个群体在中文网络世界中被称为“粉红女权”,即同时拥有小粉红和女权主义者两个身份,是一种“国家主义女权”
[2] “中国女权简史:三十年来女权主义者们做了哪些事”,澎湃新闻,2017年2月23日,http://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23923&from=kuaibao
[3] 何桂蓝,“实名举报导师的北航女博士罗茜茜:我必须站出来”,BBC,2018年1月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539003
[4] “中國公益圈連爆性侵性騷擾,善與惡已經無法清楚區分?”,端传媒,2018年7月24日,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180724-roundtable-zh-metoo-in-charitable-organization/
[5] “中国#metoo蔓延 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BBC,2018年7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982540
[6] “中國#MeToo蔓延至佛界 名寺方丈被指性侵弟子”,BBC,2018年8月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048734
[7]赫海威,“弦子的“我也是”使命:在审查和诉讼中不断战斗”,纽约时报,2019年1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107/china-zhou-xiaoxuan-metoo/
[8] 袁莉,“她指控刘强东强奸,然后成了中国互联网的靶子”,纽约时报,2019年12月13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213/liu-jingyao-interview-richard-liu/
[9] 時卡戎,阿唐,門悅悅,“法庭外的12小時,弦子訴朱軍案開庭首日”,端传媒,2020年12月3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203-notes-xianzi-zhujun-trial-1st-day/
[10] 程依伦,““姐妹”梁钰:为女性发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广州日报,2021年1月7日,https://huacheng.gz-cmc.com/pages/2021/01/07/79e1ab000b1948129eaeb1242b75fedc.html
[11] 梁钰微博,2021年3月20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73IQbR7y?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12] 梁钰微博,2021年5月4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dToMwgtX?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8535190
[13] “调查 | 卫生巾互助,为什么这么难?”,澎湃,2020年12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494789
[14] 梁钰微博,2021年4月 21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Y5lDDUD?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
[15] 予她同行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5627318598/Kb8qi6NRp?type=comment#_rnd1620299032992
[16] 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matters,2021年3月15日,https://matters.news/@Nikko/吕频-经血染红旗-评梁钰入党事件-bafyreieyihb5p3wwrzi644vfsmcmxpdtcfhgrwuiv6jxa4xseerbxh3cxe
[17] 来福,“肖美麗事件:「港獨」圍獵與「性別恐怖主義」”,端传媒,2021年4月9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409-mainland-xiaomeili/
[18] 事件原委可见大兔的梳理:“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https://matters.news/@solidkillian/关于-吕频被指包庇性骚扰犯-我理了一下我看到的信息-bafyreigrzhy2p6fn5pa4cfiwggqdjzeiqd3kigvwn2yv5zly5a6iplymai
[19] 梁钰微博,2021年4月16日,https://weibo.com/1306934677/Kb4TEFi1p?from=page_100505130693467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620299666794
谁说“美国政府就只对美国人负责”?
您不断地臆想出我没说过的话,开始左右互搏了,告辞。
美国对中国人负责吗?那美国政府赶紧给中国人发绿卡吧,不发就是人渣对吧。
我有哪句话说到或暗示了美国人要对中国人负责,请指出。您的问题之一,就是曲解他人。
而且,您多次下意识地使用whataboutism,美国都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中国这么做也没啥。这是极权国家宣传部门的惯用伎俩。
您没发现您的口吻跟中国外交部一模一样吗?
中国和非洲签署的贸易可不违反国际上的任何法律,如果违反国际法非洲人肯定也不会和中国人签。
中国人钻空子,恶意借贷,目的是控制他国的矿山港口让他国经济万劫不复,也许并不违反任何国际法,但是其心可诛。不过,就照您说的,只要“依法”就没事。
美国不也是用军事压力逼着日韩在国际上和自己穿一条裤子吗?那以后中国用经济上来搞非洲也没什么不好
似曾相识吧?whataboutism. 真的,还反极权干嘛,这一套都是极权政府用剩下的。
您又来了,钻空子的确是可以,但是一个有良知的国家该做的吗?法律没说有罪,但并不代表是对的。同理,法律说有罪的,不一定就是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