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mi0123 #37

不会的，反人类罪基本只判元首，包子可以考虑以下~

我倒是觉得未尝不可。医生也是一个职业，选择终止这个职业有什么不可以的么？如此也不必受职业道德的约束，至于病人的打击报复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然而……这只是逻辑上，现实中不可能，不可能~

@漢娜怎麼說 #15

为什么是“暗中查事情的起源”？我以为他只是瞒报千人计划被起诉的。是武汉理工？还是他的研究范围有做病毒sensor？

吐槽：灾难在国家主义的失败中开始，以国家主义的胜利结束，在歌颂声中静候下一个灾难~

不然王沪宁能是副组长么

@2c58 #3

不好说，SARS 3 左右，2019nCov 说 2-6 的都有。致死率，14%还是4%我也暂且蒙在鼓里~

@漢娜怎麼說 #8

但愿有这么一天

@懦夫斯基 #9

如果有人板上钉钉的说一定是病毒泄露我是不信的。

但是，鉴于我们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直接证据，然而这些事件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那么对于泄露为病毒源头属于合理质疑，要求彻查也属于合理诉求。

本来嘛，提出质疑（或被称“造谣”）是公民的责任，然而调查取证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做到摆出事实而不下结论。

@2c58 #1

我觉得还好，所谓假设CAPS的冠状病毒，实际是在模型参数中带入近似冠状病毒的参数，例如传播和致病性。然后模拟传播趋势~当然不看原文无法判断假设和条件是否合理。

@小二 #5

我头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相信巧合么？

当真是有人吃蝙蝠的锅？

Nature 17年旧闻，表达对该实验室的concern：

https://www.nature.com/news/inside-the-chinese-lab-poised-to-study-world-s-most-dangerous-pathogens-1.21487

“The SARS virus has escaped from high-level containment facilities in Beijing multiple times, notes Richard Ebright,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Piscataway, New Jersey. ”

总之是很多了

Potent MERS-CoV Fusion Inhibitory Peptides Identified from HR2 Domain in Spike Protein of Bat Coronavirus HKU4

https://www.mdpi.com/1999-4915/11/1/56

2019年同一机构：Nature review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athogenic coronaviruse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79-018-0118-9

今天目测一个焦点是感染源，无意间看到汉病毒研究2018年3月的文章：

蝙蝠宿主SARS相关冠状病毒传染人的血清研究（Serological Evidence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umans, China）：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50-018-0012-7

算是神预言了~

@electron8964 #15

刚又发了几篇paper, 武汉实验室同期正在研究蝙蝠宿主的类SARS冠状病毒，包括人体血清实验（不是人体实验），老早就证实跨物种传染性，至于往哪个方向去理解~~没证据的情况下就不重要了。

@漢娜怎麼說 #5 @electron8964 #2

原文图一，第1，2例并未去过海鲜市场，且 “The symptom onset date of the first patient identified was Dec 1, 2019. None of his family members developed fever or any respiratory symptoms. No epidemiological link was found between the first patient and later cases. ”

Any hypothesis?

@小火车 #57

然而已经晚了~去年底财力不济，关门了已经。

@electron8964 #2

我的理解是，人传人是是否人际间传播，和数量无关，1 和 100 的区别更多可能是和传染能力/途径相关，比如HIV 和 airbone的传染能力明显不同，但都可以人传人。人传人分两种，有限的，即一代就完的，和多代的。

41例中有些人是在探望已经出现症状的病人后染病的，并未接触动物，而且时间跨度上恐怕是第一代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是的，轻度症状者死亡率4%， ICU 在50%左右，平均下来15%。死亡案例中很多人是有其他疾病的。文中也指出目前测试的常用抗病毒方法都无效，再加上目前医疗资源紧张。对数增长期是否能有所改善，不好说。另外即便痊愈，肺部纤维化之类的后遗症的影响，暂时还蒙在鼓里。

PS: 看起来关于第一批感染者的统计已经表现出人传人证据~

建材店。

试着找找其他渠道的死亡率信息，于是浏览了一下这篇文章：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83-5/fulltext

”As of Jan 22, 2020, 28 (68%) of 41 patients have been discharged and six (15%) patients have died. “

@小火车 #51

你在这里出来秀也是给国家舆情控制添乱~照你的理应该洗洗睡才是

@electron8964 #48

不是，DC Newseum, 媒体及第一修正案博物馆。现在好像已经永久闭馆了。其中一个展厅是专门为911一线记者们开辟的，包括几位死于第二波攻击和坍塌的自由记者。

@electron8964 #44

多说无益，总有人会把“实际”和“狭隘”混为一谈。

@小火车 #19

你这不是类比的挺好的么，911过程中周边是疏散的，记者也是逆着人群进去的。自然不都是感染这种添乱方法，战地记者影响不了战局，还要投入力量去保护是添乱；地震自然灾害一线记者，手无缚鸡之力无益于援助反而消耗物资也是添乱。记者证都没有在网上造谣更是添乱，拘留无可厚非。本着十分务实的态度，看不到信息渠道的价值与收益，反以其不能为医生，物流，政府之职谴责，不耻以莫须有的恶意，揣测虚无缥缈的动机；站在旁观者的上帝视角鄙视他人的个人选择，并以此为自由~那么你在这里自由的宣泄，对控制疫情又有什么帮助呢？还是增热度，以获得自我陶醉的“庇护”~~

@小火车 #9

几个月前去逛博物馆发现，美国为第一时间出现在911现场的自由记者们建了一座纪念馆，这种十不值得鼓励，添乱，对现场救援毫无意义的行为进入纪念馆一定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自由主义者所为~~

@小二 品葱相关，我移动到树洞了。

@AdminBot #3

了解

“Most men die at twenty or thirty; thereafter they are only reflections of themselve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are aping themselves, repeating from day to day more and more mechanically and affectedly what they said and did and thought and loved when they were alive.”

——'Jean-Christophe' by Romain Rolland

@BE4 #96 哈哈，你说话还真是含沙射影的~

人性。潘多拉的盒子，希望不会扩大影响或是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个人认为瞒报倾向属于普遍的伦理范畴，并不是民主社会下就不愿意做隐瞒的选择，只是成功隐瞒的几率更低，代价更大。前阵子波音新系统漏洞，Flint 铅超标，都是瞒报的。

但相应的，较为健全的体系下执照有professional ethic 的要求，法律有保护告密者的手段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以及独立媒体，检察机构。

问题一：几个小时足以。但序列和是否人际传播没有充要关系

问题二：判断方法一般需要field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s, google 一下“现场流行病学”就好~

@小二 #53

。。。我也不知道，得问他。。看起来一切正常。

@小二 #50 ？？ 帮他看了一眼用户分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沉了/

@达摩俱乐部 #48

你并不在“不顶组”中~

@小二 #1

正忙着借若干低点置办些产业。

我看最近也有些冷清~都在筹备过年了吧

此君香港金融从业者，10篇”404“8篇的清新脱俗的经济公众号，早年间关于土地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文章深刻，且不落俗套。致力于帮助小民理性理财顺带给自己加个鸡腿。

近期文章： https://www.zhihu.com/people/jiu-long-tang-you-yan-cai-mi/posts

（非河蟹版本都是付费私下传播的）

我应该可以算一例。美国硕士，博士，到工作并没有花家里一毛钱。申请也全是自己搞的。当然，那会也没有多难，GT搞定，GPA将将够，大三大四在实验室挂名灌灌水就好。

其实感觉通过上学出国的路线一直还比较稳定，尤其对于理工科。

从现实主义维度开个可能有道理的脑洞：

“我们今天的姿态，也源于我们对找人开刀的需求”

美国目前政治风向转向的根源来自全球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盛极转衰的后果。中共渗透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然而并不会对供应链转移，劳动力外包，科技泡沫，工业自动化升级等趋势产生本质影响，也不会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步骤。也就是说没有中共，美帝大概也会重新向保护主义转向。然而，谁让你习包包不停的要出头呢，对此我们十分欣喜的表示失望~~

@小二 #8

美国联合其他工业国家搞日本，联合北美区搞欧盟都有历史记载，如此规模针对一家公司目测确实少见。

然而，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最流氓的策略：随便花纳税人的钱~和~随意绑架民意~

统战资本大头都无比艰难~

@小二 #4

啧啧~我OK 呀~他还没开始贴图~已经很给面子了~~

@小二 #1

如果问手段还有中兴华为，在美资产，swift等金融/货币手段，联邦资本投资禁令，联邦采购禁令等等。然而贸易战不过火上浇油各取所需~并不需要闹成对日本那样，个人观点。双方核心矛盾都在国内~

@小二 #1

8成是（中美）协议上的和（中方）法律上的惩罚条款，具体只能等着看细则了~

转载：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公告差异：1.美方公布包含强制执行机制，中方没有！2.中方公告说同意分阶段降低关税，美方公告里没有！3.美方公告中方承诺会购买大量农产品，中方公告中没有，且新闻发布会上故意混淆说，美方也会购买中国农产品！4.下一阶段，中方强调需要进行校对、翻译、商量时间（拖），美方没有。”

原文及细节：https://twitter.com/caijingxiang/status/1205523103754752002

另：

1. 川普刚刚发推确认暂停12月加关税，之前生效2500亿部分的25%税率保留，1200亿部分保留7.5% （大概占了500亿便宜），中方承诺结构性调整，中方承诺大量农产品采购（吃了400-500亿亏）;
2. 不重要的细节：最早的报道其实几乎全部来自Bloomburg，声称要减50%已征 （借机收割一波空头~啧啧）;

中方会履行承诺么？有足够的可动用的外储采购么？川能得偿所愿的稳定农业州选情并继续吹大股市泡泡么？

不见得有下文~~~

@令狐冲 #22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Bommel 论述如何通过引入“责任线索（accountability cue）”，提高公共领域的自我认知来逆转旁观者效应的实验：

Bommel, M.V.; et al. (2012). "Be aware to care: Public self-awareness leads to a reversal of the bystander e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4): 926–930.

文中通过减少“匿名程度”的手段，并不适用与组织，但方法背后基于建立信誉和失去信誉的代价的机制或许值得借鉴。

直觉上这个也挺有道理的，高性动力的组织往往对成员的信誉（reputation）要求较高，反过来对信誉的重视产生使成员产生更多的责任感。这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Olson提到的“选择性动机”

另外Olson说的这种“选择性动机”似乎过于简化成了零和博弈。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项政治决定包含对多方有利的取舍的可能性。比如一项法案的出台，通常要经过多个议员的反对，磋商，让步，修改，再达成新的共识。

Wiki 说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遭受的反对声音也不少，或许能提供更多线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Logic_of_Collective_Action

@逻辑思维 #17

讽刺的是，在口嗨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中，正常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怕是都做不到，

@令狐冲 #16

没想到你也会在这边出现~

Collective action 确实是一个悬而未决问题。我浏览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其定量描述很有难度。

关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定义为：

“The collective action, or free-rider, problem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individual members of a group often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vision of a public good that will benefit all members of the group.”

所以大概小团体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少数追求public good的人更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一开始看这个定义的时候，不自觉地联想到另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不知是否相通，叫bystander effect， 即旁观者越多，真正付诸行动者越少，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责任稀释’（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不知是否也能拿来描述free-rider。

@OMG1984 #13

可能是我们角度不同，我反倒认为“中国政府对华人团体的警戒心和掌控欲”并不总是成立。主要因为我说的参政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幼儿园家长会也算进去了，并非总是民运，党派一类。

我恰恰认为social,或参与公共生活是非政治冷感的基础，而非“团体与海外政府利益的冲突”。拉出个华人聚集的地方，看看学校，社区，工会，专业组织的committee 有多少华人在进行服务，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统计结果，起码我离我不远的华人高密度地区并没有看到多少华人身影，如果说这大大小小的政治生活都在共产党压力之下，我是存疑的。但恰恰 service 或参与是积累足够政治声音的基础，而且通常是立体的（不太可能一上来都直接占据高位），从学生会到公会再到议员，党鞭，这种政治家的履历遍地都是。

关于S386 且不论印度人在组织，游说和参与方面超过华人多远，一个反复被强化的印象就是所谓“团结”的核心含义：争取长远的群体利益/发言权，并在需要的时候做出适度退让。比如党派内部分歧不能以损失党派席位为代价，比如若干华人竞选团体互不退让，最后选票分散给了越南裔（真事），比如EB1, EB2, EB5虽屁股不同，但面对未来近10年技术移民被单一族裔控制，是否起码做到不捣乱 （比如EB5集团买小号刷别人的动员贴，举报，组团谩骂）。

@sorrysorrysorry #7

也因此美国顶级IT公司都被印度人把持了去。说是不爱抱团，只关心自己生活，我倒认为是习惯性的政治冷感导致出让政治利益，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哪怕是幼儿园的家长会。

哪怕有些人看透了政治只是利益的工具，却没有掂量自己是否属于能以政治作为工具的阶层（风毛菱角~）。

所以说，即便不关心中国政治，还是要有参与的。不然只能一代不如一代。最近的s386 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小二 #1

在外面玩呐~~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6119

无意间看到@懦夫斯基的文章，很不错呀，忍不住跳出来做一个简单（但非科普向，且需要自己动手查阅原文）的索引：

文中提到的“革命串联” （revolutionary threshold/cascade）来自Timur Kuran 对东欧剧变不可预知性的解释：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 1991), pp. 7-48 (42 pages)

稍微梳理一下相关理论：

几十年来，最流行的革命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请勿自带偏见先）和相对剥夺理论。前者强调生产方法的变化在产生不满和反抗中的作用；后者着眼于经济期望值与已实现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差距，以解释沮丧感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骚动 （相对剥夺理论）。两种理论都在引起社会不满的结构条件与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之间建立了自发的联系。而且，在这两种理论中，参与叛乱都是基于“自发追求集体利益(collective good)“的假设, 例如改变压迫性社会秩序的愿望。这一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学者是关于马克思理论拥护者 Skocpol 和‘相对剥夺理论’拥护者Davie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JC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5–19. 10.2307/2089714

更多关于革命理论的综述，请参见。 Goldstone JA (2001)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139–187. 10.1146/annurev.polisci.4.1.139

作为“自发追求集体利益(collective good)“假设的反对声音。Tullock 以经济学方法来解释是否参与革命：由于公共物品额外的收益相对于参加叛乱获得公共物品的成本很小，个人根据他们的私人收益或损失决定是否参加革命。Silver 根据Tullock的理论对革命进行了分类。此外，开始所提到的Kuran 批评了社会不满与革命之间自动联系的想法，认为大多数历史革命是不可预测的。他基于观察结果提供了一种解释：只要反对派显得软弱，不喜欢政府的人就会隐瞒自己的政治偏好。因此，即使反对派人数微不足道，或发生微不足道的事件，看起来绝对稳定的政权也可能会突然失去支持，其论证重点在于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不可预知性，而这种不可预知性的来源是由于“任何人都无法准确估计对制度的社会真实意见”，或者说，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

Tullock G (1971)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11: 89–99. 10.1007/BF01726214

Silver M (1974)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 An Economic Approach. Public Choice 17: 63–71. 10.1007/BF01718997

Kuran T (1989) Sparks and Prairie Fires: A Theory of Unanticipated Political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61: 41–74. 10.1007/BF00116762

围绕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问题Lichbach基于制裁和群体认同方法确定了许多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包括施加社区义务，建立体制机制，建立契约体系，和利用当权者的可能性。例如：

Lichbach MI (1994) Rethinking Rationality and Rebell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oblems of Collective Diss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 8–39. 10.1177/1043463194006001003

Lichbach MI (1996) The Cooperator’s Dilemma: Social Order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eson PT (2010) Rational Choice, Round Robin, and Rebellion: An Institution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3: 297–307. 10.1016/j.jebo.2009.12.003

此外，和Kuran的理论一致，Rubin认为，在高度集权的政权遭受重大冲击之后，更容易发生政治取向革命的串联。这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中的公民更有动机隐瞒自己的真实政治观点，以避免中央政府施加经济或法律制裁。 Makowsky和Rubin 提出进而根据社会组织的模型(agent-based) 扩展先前的研究以揭示社交网络技术如何促进集权社会中的政治取向革命的串联。

Rubin J (2014)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and Cascad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 340–357. 10.1016/j.jce.2013.11.002

An agent-based model of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social network technology, and revolution. Makowsky MD, Rubin J PLoS One. 2013; 8(11):e80380.

许多人也从博弈论方向分析了政治变革的经济原因。例如，按照Acemoglu 和Robinson的民主经济起源模型，Ellis 和 Fender得出了民主和平崛起的条件，革命后何时发生以及寡头政府坚持的时间的模型。 Gard-Murray和Bar-Yam 则认为民主制比独裁制更系统地复杂，并且由于暴力革命很可能破坏现有的发展复杂性，独裁政权在民主之后有更高的机会出现。

Acemoglu D, Robinson JA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938–963. 10.1257/aer.91.4.938

Ellis CJ, Fender J (2011) Information Cascades and Revolutionary Regime Transitions. Economic Journal 121: 763–792. 10.1111/j.1468-0297.2010.02401.x

Gard-Murray AS, Bar-Yam Y (2015) Complexity and the Limits of Revolution: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Arab Spring? In: Conflict and Complexity, Springer: 281–292

站在Kuran, Rubin 等人的肩膀上Granovetter认为，个人面对多种选择的情况很多，与这些选择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取决于过去（历史中）有多少个人选择了各种选择。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门槛，并且如果当时参加的人数超过该门槛，则决定参加集体行动，例如暴动或罢工。遵循这个思路，Epstein建立了一种基于社会组织的民事暴力模型，其中涉及社会组织和警察这两种类型的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在二维环面空间中的交互。在此模型中，如果因被警察逮捕的风险会进一步刺激不满情绪，带其超出其激活阈值，则组织决定反抗政府。该模型的主要预测结果之一是基于不满的暴力活动间歇性爆发，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规则地分布。另一项探讨反抗事件的时空扩散的模型来自Braha， 通过一个包含社会关系和通讯的动态模型重现了真实的反抗事件的空间和事件分布。

Granovetter M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420–1443. 10.1086/226707

Modeling civil violence: an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approach. Epstein JM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2 May 14; 99 Suppl 3():7243-50.

Global civil unrest: contag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prediction. Braha D PLoS One. 2012; 7(10):e48596.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