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女性文艺界自由派活动家，一方面主张女权，日常也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自主意识，批判男性的自大猥琐颇为犀利，还嫁到对岸享受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也对其他左翼集体行动主义的女权思想嗤之以鼻，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且其反对“整体主义”却支持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独立，也是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其看起来是缺乏阶级意识的、不能与人民大众包括平民女性充分共情的“香槟女权主义者”（当然她关注支持中国人权和女权，仍然值得赞扬）；
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出身贫困地区农村，历经家庭宗族、极权体制、男权社会、外国种族歧视和上层对劳工的压迫，受害于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受益于进步主义、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却拥抱安兰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拒绝进步一翼的工团主义和身份政治，反对激进政治运动，对家乡更多苦难的姐妹兄弟没有同情同理、关怀帮助（乃至充满非同情之鄙夷，虽然情有可原），父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与命运也被忽略（虽然同样情有可原，我自己也是无法顾及家人，也对家人一些低下价值观反感），贬抑科学理性（且耽于经验主义）、抵制社会革新，为缺乏恩义品德的人士辩护缓颊，甚至有时支持美国极右倾向的政治人物和保守势力，对罔顾人权和科学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啧啧称赞（当然其记录中国历史劫难、代中国政治受难者发声、为中国人权呐喊，还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敬佩的。她书写和转发的许多好文章也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批评她看见后，大抵会将我拉黑的）。这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如果她没经历那么多苦难，所以不认同对抗苦难的价值观，尚可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但经历那些，却还反对进步，就更显知识和逻辑的不合理。而她善良的本性与错缪的价值观，更是形成强烈反差，且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何有这种反差（但可以部分理解））。
有的女性，为反叛国家的专制压迫、父权的规训束缚，表达对政权和男权社会及具体群体个体的不满，故意和主流舆论宣传相悖、对父权要求叛逆，原谅曾经在自己家乡制造酷虐杀戮的敌国，乃至称赞对方国政民风，甚至对回避历史责任、美化侵略和悼念战犯的敌国领袖遇刺表达同情，并不在乎同为女性的许多前人，从儿童、青年妇女，到中年女性和老人，都被这个敌对民族极残忍和具羞辱性的方式凌虐，且犯罪者及其遗族乃至民族中大多数人迄今皆不悔罪。
这样的反叛或许在基于个人主义的感性动机上情有可原，但真的好吗？当然作为个体和追求自由的人，有权这样选择，国家和民族不应该束缚个体，父权力量不应该以保护个体为由限制其思想和行为，不能强求感恩戴德、顾及全局。但作为个体，难道不应该考虑同样性别的受难者（以及对加害者嫉恶如仇），不应该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辱考虑吗？不应该努力去呼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历史悲剧再重演或变相和分散的重演吗？
虽然国家、民族、家庭一定程度是枷锁，但同时一定程度也是庇护。没有国家民族的屏障和滋养，个体女性又如何在和平安定中追求女权？如果是在1937年，还能活吗？还有尊严吗？看看中东地带和半岛南部受难民族女权主义将女权与民族解放（伊朗女性挥舞象征波斯民族主义的太阳狮子旗帜追求女权）、国家强盛（韩国妇女民族情绪有时比男性更强烈、更激进的强调韩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也为韩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竞争出力甚多）进行结合与统一，以及欧亚大陆西缘对女性权利受害的深彻反思、大洋彼岸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难道不是应感到汗颜吗？（当然她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喊，包括救助维权人士、不惜孤身犯险，也值得敬佩）
有的女性，（出于一些原因省略）（我并没有想冒犯和损害当事人，但是无论怎样身份和经历，即便是相对弱者和受害者，难道不也应该受到合理批评吗（包括我自己）？而且考虑到当事人感受，我已删掉了原来写出的大部分内容。难道我应该批判其他许多人同时，却独独不谈其中个别人？）（当然她也为中外人文繁荣做出了贡献）
还有许多支持女权的女性，日常谈论女权头头是道、言论万千、著作甚丰，但在涉及其熟人圈子的女性被圈子里的更有势力男性或女性伤害时，也都放弃原则和是非，而是按照亲疏和利益选边站队，对受害女性、弱势一方恶语相加乃至落井下石，且很多言论显然是男权社会中谴责与孤立受害女性的典型话语。这些情形令人心寒，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内的妇女界，对于女权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践行（当然，以上这些女性优点都大于缺点，本质上也都是好人、善良之人，所言所行大多数也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女权。但是，这些缺点乃至负面的东西，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违背了道理、逻辑，与良知和道义产生冲突，是应该修正更改的）。
有许多女性，虽生长于中国大陆，却因在港台欧美日等地求学、工作、交际，逐渐与大陆疏离。她们忘却或淡化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也不热切的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而是基于对港台欧美日等地的认同，以及与这些国家地区人士的熟稔关系、利益连接，与这些地方的人在情感和利益上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地方于中国大陆冲突时，无论是非对错皆倾向于“第二故乡”及那里的人群。即便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人民有些关心的，也是非常有限，且在冲突中几乎必然站在现活跃地一方（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已经站在敌人一方，那这种人就连商榷必要都没有了）。她们一方面反对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却时常支持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无论逻辑还是道义上都是谬误。即便中国大陆统治者及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野蛮残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受难的弱者、被利用的对象，而非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几乎全员直接间接参与作恶的国民。而她们却并不完整了解和仔细思考，以致以貌似正确但并不系统完整的价值观，得出错误的结论、做出悖谬的行为。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固然是她们个人自由，有的人也有一些合情合理的缘由与不得已的苦衷，但并不代表无可非议。当然我反对各种感恩之说，但作为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在国内外奋力而争吗？即便出于无国界的国际主义精神，难道不也应该关心比港台等地苦难更深重、更急迫需要自由与正义的中国大陆人民吗？这些因为种种幸运而得到自由幸福的人，对同胞的苦难置之不理，甚至以鄙夷乃至敌视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之，难道不是一种应被谴责的态度和行径吗？即便认为中国男性是压迫者，那么对中国各阶层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有过多少真诚的关怀与实际的帮助呢？（而这些人的成功，其实都某种程度借凭了中国大陆的资源，在与其他国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且往往凭借其阶级、家庭、“贵人”、运气等非个人努力因素取得优胜，甚至恰恰是依赖于其反感的体制、痛恨的潜规则、不齿的特权，才有了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也是体制受害者，但是其实相对大多数中国人，反而是相对受益者，是不自觉的在不公不义中取胜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损害了其他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机遇，有责任反哺和补偿中国大陆人民，尤其当年与其在相同处境下却未像她们那样成功的其他女性，并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然她们也仍然为中国的人权与进步做了许多事，要比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男性，都更加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有贡献）
以上这些只是我认识或略有了解的女性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其他我不认识乃至完全没听说过的女性，也好不到哪里甚至更糟，一般而言，不太知名的女性问题应该更多，因为她们更不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言行形象。
我与以上女性皆无仇怨，相反其中一些人还对我有支持帮助。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基于是非曲直，我不应避讳其缺点与不足。我不提名字也是出于尊重，而非含沙射影讽刺。她们或许感到冒犯，但是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她们感觉不适，那么因她们立场言行而直接间接受害或起码难以得到支持帮助的更弱势受害者尤其弱势女性，难道没有尊严、不应有话语权和代言人吗？她们的确是相对男性和统治阶层而言的弱者，但是相对于其他女性、低阶层、被伤害和孤立的人士，就又处于相对强者乃至压迫者地位。她们得到一定地位和声誉，本身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接受更多非侮辱式的、非诽谤内容的批评。
还有，我都是据理批评，没有使用针对女性弱点的方式施加羞辱攻击。仅这一点我已经强于绝大多数男性包括绝大多数自由派人士。而且与我批判其他更强势恶毒的男性的激烈言辞相比，我对这些女性批判已经非常委婉温和，颇有保留。我批判过的中国男性不计其数，仅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人，自由派圈子起码数十人。难道女性就应免于批判了吗？而且，如果她们遭遇更强势一方尤其男性权势者欺凌伤害剥削，我当然也会站在这些女性一方批判那些男性恶人，且已经这样做过、现在还在做、未来也会继续这样做。另外，我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人脉广泛和手段阴毒的人，这些批评并不会给当事人构成压力和打击，相反是类似于公民对公务员、选民对议员的批评那样，是人民对精英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建言。
最重要的是，即便她们有这些缺点和问题，她们也拥有完全的不受他人侵害尤其男性又尤其有权有钱体格强壮男性欺凌剥削伤害的权利，且无论其自身如何，其他人都应该帮助、支持、保护这些女性，而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由于她们这些缺点和理由而冷嘲热讽、羞辱受害者。如果批判这些人，请先批判比她们更强势和有地位的男性。而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存在问题，并不是否定女权的理由，相反更加证明中国社会需要女权的发展和完善，女性利益也要更积极的伸张，女性及全体国人也应该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启蒙。我也一直认为，女性整体上的良知和底线，都明显高于男性，中外皆然，且中国相对更明显一些（当然这是整体而言，个体当然因人而异）。
而且明显的，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男性、女性，她们已经是最好的那0.001%的中国人或“前中国人”了（以上涉及群体，不包括缺乏反抗能力、知识、地位的弱势者，很多弱者连表达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发出负面言行，无法计入），但是并不是完美无缺，相反同样需要批判。但即便这样的人都有各种严重问题，可想而知中国整体多么肮脏、国人人心多么败坏。尤其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又多么无耻和令人厌恶。基于以上的前提，我想我完全有权利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进行有节制的批判（我承认我的总体德行、贡献、能力，尤其现实言行对国家民族及他者个体的利弊影响，都远不及这些女性，但是我仍然有权利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