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一定年龄，过生日或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些感慨；人经历了一些事，尤其是倘若正在经历某个不让说话的时代，又会觉得那些感慨似乎也多余。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欲言又不知所云的尴尬状态。
两年前，疫情突如其来，全球巨变，包括我们。数字极权裹挟瘟疫的雷霆，把我们原先的生活冲击得七零八落。原先几乎畅通无阻的世界各国，现在变得龃龉不通。瘟疫给予了全球各地的权力以大小不等的加持，而我们生活的中国，数字加瘟疫甚至催生出一个巨无霸的数字瘟疫极权，它可以随意地塑造我们的生活，几乎生杀予夺。只要打着防疫的旗号，权力几乎无所不能，除了瘟疫未必买权力的账。比数字瘟疫极权更让人沮丧的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里几乎都代表着反权力的年轻人，却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呈现了声势浩大的自逆特征：他们拥抱权力，和权力站在一起。数量惊人的年轻人——这其中虽然有不少是官府花钱买的五毛，嘲笑自由和民主，欢迎奴役和专制。他们声称自己愛国，因为权力代表国家，在恣意妄为的权力面前，他们将温顺、低眉善目当作了愛国，他们赞成为了防疫可以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谁有些微异议，就是破坏防疫大业、不顾全体国民安危；因为以愛国者自居，他们在异议者面前，在他们认为的“恨国党”面前攻击性凌厉，只要发现谁稍不顺眼，便即刻诉之网络挖坟、诽谤、咒骂，各种不堪入耳的恶毒谩骂蜂拥而至——哪怕像方方那样十分正常的疫情日记，都被他们视为给敌国递刀的卖国行为，仿佛一个作家居然还掌握军国大权似的；不独对待“恨国党”如此，就是社会上稍稍出名的人物，尤其是影视明星们的私生活也逃不过他们的鹰隼之眼，一旦发现某个有点知名度的人感情生活出现情色争议，网暴大军就如获至宝、发动网络攻击，表达自己崇高伟岸的道德感。甚至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出现裂缝，网暴军们也会以蝗虫吞噬农作物的速度消灭之，最近，因寻亲后遭受网络暴力而自杀的刘学州，也是这群懦夫们的杰作——埃利亚斯·卡内蒂很准确地指出过“攻击性群众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做这件事时没有危险”。
一言以蔽之，这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在网络上表现出欺软怕硬的最大恶意，他们继续摧毁社会，消灭原本就已日薄西山的言论自由，却全身心地护卫着全身甲胄的权力。
王小波曾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不幸》，他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又说：“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如果王小波还活着，这篇文章是他现在写的，也许这几句话后面还可以再加上“是方方记录疫情而被无数人网暴的年代；是梁艳萍因为支持方方就被举报被湖北大学停职的年代；是宋庚一讨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即被网暴、李田田因支持宋庚一就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年代；是刘学州一个17岁的孩子被网暴到自杀的年代；是一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青春绚烂却成天向权力抛媚眼打小报告举报告密的年代。……”
如王小波所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当公共知识分子即所谓“公知”们被持续不断地污名化、被基本上逐出网络之后，在当今中国这样的语境下，除了权力下令网暴志愿军闭嘴，谁还能跟他们辩论？而权力怎么会给自己的宠物下这种闭嘴令呢，除非掌权者担心宠物们妨碍了自身的利益。
早在八年前的2014年，我的微博账户就已经转世到了第344个，之后因为微博的种种限制，且不论内容审查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就是连微博关注和被关注功能都变得极为诡异混乱，不是强行给你加一堆你不需要的微博号，就是强行取消你已经加上去的关注号，而公共舆论环境却依然有条不紊地地持续加速恶化，既然发声困难、发表后也难以正常讨论，我最终放弃了继续使用微博。从2009年秋天到2014年，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在新浪被删除了343个微博账户：对于公共议论和言论自由，我自认为基本上尽力了——退出微博之际，我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时光匆忙得来不及回味，八年过去了，其中有两年是瘟疫年。在这两个瘟疫年里，从公共领域里已经退出很久了的我，虽然没有发愤搞甲骨文——既没有这天分，又怕自己掉进小学、古文字学这迷人之坑爬不出来，但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读史，不是读世界史或全球史、瘟疫史，就是读中国古代史——研究权力史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本业，而2021年，一整年都在读与王安石相关的宋史材料。对于我来说，读中国古代史，只有读宋，才会有点愉悦感。在这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史上，只有宋代的政治大体可以被视为是基本正常和相对人道的，然而，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其他的时代，虽然并非就是一团漆黑，就像宋代的政治当然也不可能就从头好到脚，但读史情绪是我很看重的东西，它常常影响我日常生活的心情。中国历史上最让我气闷的时代，不是黄巢造反两次血洗长安或太平天国妖孽横行十数年、或是1949之后的27年大跃退之类的时代。因为这种黑暗时代已经不需要我们对它表达什么，最让我气闷的是康雍乾这种政治高压稳定、文字狱频仍却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所谓盛世，而且这种盛世一盛就瘆了一百多年。毕竟，嘴巴作为一种器官，除了吃饭和接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说话，而康雍乾盛世，就是让你基本吃饱但不准说话的瘆世。遑论即便那样的“盛世”，也有无数人吃不饱穿不暖，对于古代中国，有许多人无论生在哪个时代，都是永远的瘆世。康雍乾那样的“盛世”，显然同样是对人类生活的侮辱——所谓“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是不是就是这种生活？人类的生活被权力巧妙地设成猪的模式，还被极力歌颂，这只能证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代，人们可能过得连猪都不如——如果“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居然也能够成立的话。古人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诚不我欺也——试想古代人相食的饥馑与战乱时代，人肉的价格还卖不过猪肉时，岂不是比食为天还远不如了？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余生会不会哪怕有幸躲过战乱，甚或运气好到幸存于战乱，也毫无可能过上可以正常说话的生活。对于中华法儒官僚帝国的臣民来说，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是最好的时代最多只是生活在康雍乾这样的“盛世”，最糟糕的时代则下不触底，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黄巢、朱元璋、朱棣、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总有一款你能遇得到，因为除了宋清两代之外，每个朝代里的大部分皇帝都是不正常的，前面举例的秦始皇们只是这些不正常皇帝里最不正常的。十年前，当我还能基本正常使用微博和博客的时候，时常遇到网友的疑问，他们说，怎么会发生“文革”这么怪诞的劫难，我回复他们说，这并不奇怪，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这些疑问都能迎刃而解。我相信，那些网友们在旁观甚至亲身经历这几年无处不在的举报告密迫害他人之后，应该会想通这个问题，他们甚至可能触类旁通地理解，“文革”只是1949年开始的27年无休无止迫害与杀戮运动中水到渠成的一个黑暗高潮罢了。
2000多年的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史，盛产六暴——暴政暴君暴官暴吏暴匪暴民，六暴俱全的时代固然是最黑暗的地狱时代，然而，20世纪是个群众的世纪，或者说，是无数个阿西比亚德操纵千倍万倍雅典群氓发动西西里远征的时代，21世纪则更进一步，虚拟的网络社区同样具备抓魂夺魄之能，权力或利用或放任网暴军扭曲、掌控、制造舆论、剥夺言论自由、败坏人名誉、摧毁人生望，甚至比之前更高效更彻底还更不着痕迹。六暴中随意一两个暴力群体的结合，就能所向披靡，被权力定向引流或放任导流的群氓在网络间可以迅速变身为暴民，无论是对付方方还是对付刘学州，让他们承受令人震惊的网暴。此外，公共平台上能够给我们的其他信息，无非前周滴滴美国上市被干掉了，上周蚂蚁金服上市被干掉了，这周教培行业被干掉了，下周直播带货行业被干掉了，反正行业很多，一周干掉一个，保证十年不重样，不然怎么对得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光荣称号。
对于这样的时代，除了直接体验失业或隔离，我们能有什么深刻的洞察呢？坐在俄罗斯轮盘赌盘上，目瞪口呆地承接权力之锤从空中雨点般落下，这恐怕就是普通中国人的一生。如果你很幸运地前半生顺风顺水，那后半生保准来点什么，除非你是天潢贵胄，而且居然还躲开了宫廷权击赛，没被锤死。当然如果前半生命运多舛，比如严打坐牢（如果不幸被屠杀，那就不存在后半生问题了）、计生罚款、强拆判刑、甚至像高智晟那样被严刑拷打秘密关押失踪经年……并不保证后半生就没有别的事找你。鸦片战争以来的这182年，试问，有哪一代中国人平平顺顺地度过了自己这一生？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在过难民的生活，当代人依然是难民，既然以权力和暴力为中心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难民和难民理性就当然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记得以前中小学教科书上有许多种族自吹的宣传，估计现在也差不多，动不动就什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勤劳勇敢云云。虽然勇敢是不可能的——不然这2000多年怎么混成这样，但勤劳还真是当仁不让，因为勤劳是中国人必须和必需的难民理性。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有本书书名叫《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勤劳都难以活好，不勤劳还怎么过，所以普通中国人必须勤劳。中国这片广袤肥沃多产的土地，千百年来长期处于GDP全球领先地位，就是拜人民的勤劳所赐，到19世纪上半叶才因为西方的科技领先而致东亚落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几经政劫，劫后重开国门，并迅速搭乘全球化高速列车，中国人的勤劳终于获得了不限于部分抵御暴权荼毒的功能，同时也获得了部分的生存外回报。
然而，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个皇朝会允许人民一直通过勤劳致富，人民普遍的富裕并非统治者所喜，富裕的人民会伴生出更多精神自由的渴望，以至于不好驾驭，人民富裕让他们忧心忡忡。对于统治者来讲，赤贫固然威胁统治，而富裕同样不利统治。人们熟知《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却未必知道同一本书里还说过：“太富的人没法以利驱使，太穷的人没法以刑威慑。法令无法贯彻，万民无法治理，是因为贫富不均。”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因此都深谙让人民保持贫穷这一恶毒的“治”国之道，人民贫穷就可许以利禄驱使人民为权力服务，这是权力驾驭人民最方便的法门。古代皇朝每到皇朝中期人民逐渐富裕之后，就要搞“抑兼并”（名义上是打击豪佑）、“均贫富”这种戏码，权力的深层动机就在这里。他们当然明白世界上并不存在共同富裕这种海市蜃楼，均贫富的结果从来都是均贫，而不可能是均富。人民赤贫，经济崩溃，权力有倾覆之虞，这种时候，统治者会休养生息，允许人民勤劳致一定程度的富，这是为了统治安全，给帝国敛财是权力和统治的物质基础；人民一旦脱贫，帝国财政无虞，统治者就开始担心，觉得这就够了，不能再富了，再富，就不好管了，“过”富的财富就得收缴进皇库，所以叫均贫富。古今统治者虽然殚精竭虑地想要解决统治的贫富均衡之帕累托最优问题，就像他们一直也想要解决权力安全与权力腐败之间的均衡之帕累托最优问题，但这两个问题从未得到过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中华法儒官僚帝国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形成了被政治学家王飞凌先生称之为“次优化”的，以及当前这种军工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它的主要功能，是侵犯和践踏人权。
1793年，当罗伯斯庇尔们正在如火如荼地用断头台治理法国的时候，大英帝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却与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为跪拜问题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是中国依然闭关锁国，直到半个世纪后被英国人用大炮轰开国门。对于明以来的中华法儒官僚帝国，闭关锁国其实是保证权力安全的头等国策。乾隆皇帝并不是因为蠢才闭关锁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不肯下跪的特使所代表的那个遥远的文明，将带来毁灭中华法儒官僚帝国的大洪水。监狱长有义务阻止鲜花的芬芳“腐蚀”监狱平静的恶臭，他允许囚犯出去购买必需品，甚至让那些于他安全无损的少数人假释出狱，都只是暂时的皇恩浩荡，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把监狱改造成人们正常的安居大院。
开放的民国之后是锁国时代，锁国不是因为遭到西方的围剿，而是和明清时代一样，是为了政权的安全，被围剿既是求仁得仁，也是“不许片板下海”更具欺骗性的锁国遮羞布。锁国是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尤其是明以来中国的基本国策，是统治者的安全保障，只有当财政和经济被败坏到毛泽东时代的地步时，开放才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至于改革，你当然可以把原先绑在你身上的一百根绳子解掉十根称为改革，但也可以不叫改革；这里唯一重要的是开放，开放对于法儒官僚帝国的臣民而言，是真正睁眼看世界，只有看到别人家院门敞开、围墙低矮甚至没有围墙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正常的家庭是否应该铁丝网笼罩房子四围、角楼上架着机关枪，你才会思考我TMD到底生活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当年乾隆力拒英国、毛共坚拒世界的原因，也是现在以疫情为由坚决锁国的原因。
作为一种千年传统，中华法儒官僚帝国永远需要敌人，只有敌人才能让战备成为常态，只有战时状态，军管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常态化军管才能让任何一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暴行获得即时正当性。所以，有现成的敌人固然好，没有现成的敌人，那就创造条件现制敌人。现有的敌人不够用，那就多造些，作为敌国的外国用起来麻烦，惹了事儿不好擦，那就造些另外的敌人。无论是自然发生的瘟疫，还是放任泄露的瘟疫，甚至特地制造的瘟疫，只要是瘟疫，都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敌人。用瘟疫制造紧急状态，既能名正言顺地管制国民、关闭国门，又能准确测试民压，还能获取国际声誉，甚至还可以为权贵们发国难财，简直完美。怪不得《V字仇杀队》里的保守党要依靠制造一场瘟疫来夺权——他们明白，许多罪恶因为过于匪夷所思而看上去像假的，人民没有能力想象有人会恶毒到组织化地刻意制造瘟疫。当年乌克兰大饥荒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琼斯的报道；王鼎钧在自传《关山夺路》里写过，当年因苏区土改而流亡上海的人，给上海人讲述自己的遭遇，闻者无不大笑，没人相信这些过于离谱的暴行。
正如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瘟疫的来源，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籍此闭关锁国是否会长期持续，但在世界各国根据疫情动态调整国门开合幅度的今天，清零政策以刻舟求剑的精神，以高射炮打蚊子的行动力对付疫情，本身就极为可疑——当然，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核酸背后的利益，疫苗背后的利益。疫情是否正在甚至已经成为统治者维持国家准军管状态的借口，已经变得越来越暧昧。不过，有一点似乎已经越来越明了，就是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再次将这个中华法儒官僚帝国隔绝于世，当是统治者殚精竭虑之事，这是涉及他们权力安全的头等大事。
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史上，有一个从未解决从而总是引发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的根本问题，就是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无论这个最高权力叫什么名字，没有民主制的地方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奥斯曼帝国15世纪时颁布让苏丹继承人合法屠杀兄弟的弑亲法，也没能让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变得有序安宁，即使有着表面民主制的地方都常常无法正常解决，遑论其余。而在中华法儒官僚帝国史上，这个问题引发的恶果尤其严重，迄今还是个不定时的随机炸弹。一个让统治者更糟心的问题，就是闭关锁国并不能让皇位继承变得更有序，甚至可以说，越是闭关锁国，皇位继承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会越恐怖。中国这艘航船最终将驶往多深多诡谲的海域，已经无人能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这代人是否最终会眼睁睁地看着国门再度紧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子孙还能否像之前那样正常出国留学贸易旅行。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生活不但在经济上将会因为共同贫困而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且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同步地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愚昧。
人生旅程的最大困境不是贫穷，甚至都不是从里到外的贫乏，而是失去每一微米的希望。三十多年前，在《平凡的世界》那赤贫与困苦里，我们曾经看到过坚韧前行的希望，而今天，我们从铺天盖地的主旋律和金碧辉煌的春晚垃圾桶里还能听到看到什么？
2022年2月1日 壬寅年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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