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一段文字，比起“反女权”更能说明什么。
韩国的文化分析（摘录）
一 基本的社会价值观
几个世纪以来，儒学价值观主导着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个人和团体对付紧张困难的处境，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价值观规范着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家族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并不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家庭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能激起人们的道德义务感。因此，维系家庭并实现相应的目标，要比国家的和其他非家族的目标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文化资源和经济行为
在韩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关于家族问题）的重要性明显超越其他社会领域。
……
事实上，儒学的观点已从教育和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固然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追求更大的利益相连。作为家族，其价值取向不仅在于投入经济活动，而且希望整个经济的繁荣。军人政府获得相当部分韩国国民的支持，这绝非偶然。这种支持正是如下社会价值观的本质体现，即强调为家族而工作要重于一切。与此相应，通常认为各个社会成员应该为改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全力以赴，并为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而互相竞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军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
在韩国，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曾经提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口号，该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为你的家庭幸福而工作”，并且激发了与家族观念密切相关的巨大的工作积极性。
在大多数新发展中国家里，制造业雇用着大量的女工，她们工资低微，工作时间却很长。毋庸讳言，这正是维持经济增长率和使“经济奇迹”成为可能的基础。在迅速工业化的年代里，许多女工来自农村地区，她们通常声称是“为了帮助（她们的）兄弟继续上学”。在有关女工的自传性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这表明许多女工和其他人一样非常向往学习，但她们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性别的极大限制。女工自我牺牲或受压迫的事例是哀婉动人的，这表明她们是十分看重家族的。
与上述事例同样能够说明文化传统影响力的，或许是人口计划政策。这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常常警告说，不发达国家资源有限但人口过多。但是，韩国却通常被视作“家庭计划”成功的范例。文化传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在全体国民中推行家庭计划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即极为重视子孙后代，特别是男孩。但是，家庭计划政策最有效的一点是尊重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呼吁为了家庭的更大幸福而限制出生率。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在此问题上没有公开讨论基本道德问题，没有涉及诸如胎儿的生存权等问题，也没有出现男女平等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与此相反，人们关注的是整个家庭的利益和幸福。例如，控制出生率是经济处境困难的家庭的必然选择，这里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在多子多福、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人们的看法有了明显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概念和家族价值观的变化。
家族价值观还为工业组织提供了基础。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对韩国的公司组织产生了兴趣。他们关注韩国的财团，认为其结构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财阀相似。居公司中心地位的董事长，通常是公司的创始人，在上层起协调和团结作用，“当他转向新的投资目标时，便把公司的管理职能交给亲属（更多的是托付给一个机构）”。自然，董事长及其亲属握有所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额。结果，在韩国不仅有经济集中，而且是家族控制。我们的讨论还涉及金广全先生对于韩国主要大企业的分析。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家族特点。在对约100个大企业的高层行政人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金发现其中12%的人属于“世袭”，与企业的创始人有关，而创始人的儿子或兄弟占很大的比例。非世袭行政人员在增加，他们与企业创始人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但是，在这些职业管理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与创始人有着地域的、学校的关系，或是密友。进而言之，这意味着雇员的个人忠诚和关系是企业上层管理者十分重视的因素。金还认为，职业管理人员的增加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笔者原则上同意金氏的观点，但是，企业组织的家族性并不会轻易地因管理层构成的变化而根本改变，无论胜任的经理是否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入选。家族价值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亲族制，而是高于亲族关系和经济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被削弱，仍有极强的影响力。在韩国社会基本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性质将继续侧重于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血缘关系，侧重于把社会成员紧密维系如同家族一般的人际团结，侧重于对家族整体荣誉和兴旺的责任感及义务。
三 社会—文化资源的有限和对发展的制约
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诸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职工权益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任何工资谈判、协商或直接的工业行动，得到根本的解决，小规模的罢工也很少发生。在当今时代，很难断定工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发展成为觉悟的阶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企业领导人以及政府决策者有着某种共同的重要价值观，即都承认企业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维持他们生存和改善他们条件的前提。进而言之，他们都意识到，公司是一个家族式的团体，他们可在其中发现和谐与友谊，他们之间也因此而系缚为一体。……
社会价值观的作用还体现在学生身上。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几乎年年发生学生领头的抗议活动。韩国近代史上有着学生投入政治运动的光荣记载。从反抗日本统治的1919年的三一运动，到推翻政治强人李承晚的韩国的“1960年之春”，直到近年的反政府抗议，许多学生曾遭到折磨，被投入监狱，甚至遭到当局的杀害。他们继续处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并非专门对韩国学生运动作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在此我只是强调指出，家庭的观念十分普遍，当局也试图以此来控制学生运动。一位西方观察家曾有如下描述：“警察威胁父母设法让学生脱离政治活动，否则他们全家将会遭殃。”用这一方式来处理学生运动颇有成效，因为它涉及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在学生们的政治观点之外，他们仍然受着韩国社会价值观体系中孝道的影响，因此难以无视或违抗父母。只有父母本身也对政府当局产生不满并且不愿在家庭充当政治控制的角色时，学生的抗议活动才可能得到加强和扩大。发生在校园的动乱可能使人认为学生是唯一的反抗政府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学生终究处在家长的影响之下。
家族观念在政党政治中也有体现。自从光复后，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人们对于政党的成立和解散、结盟和分裂，已经习以为常。从根本上来看，政党是围绕着强人的派系，该强人庇护着他的追随者并予以利益。1987年发生的反对派向执政当局的攻击，就反映了家族观念的影响。
……与此相应，对家族的忠诚、义务以及团体内的团结精神等所产生的政治能量，也完全可能被用于反对派活动、谋反叛乱和家长式控制。应当指出，一方面上述观念有助于限制极权主义的出现和持续，因为社会下层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这将使来自社会上层的控制企图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浓重的家族价值观将难以保证民主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将比较恰当地处理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摆脱狭隘的家族价值观。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和政治观念，追求更全面的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应当超越依然渗透于韩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家长制观念。
本文原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
作者朴永信系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关于韩国国际婚姻的一组数据：
以跨国结婚的方式移民韩国的外国女性人数不断增加，导致了婚姻移民人口快速增加。2006年韩国在婚姻登记注册中11.9%是国际婚姻，这个比率在农村地区更高，达33%。
随着国际婚姻的增加，取得韩国国籍的外国人（归化者）由2000年的1800人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人，增幅约9.5倍。移民第二代人口还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估计约35000人。婚姻中介主导的国际婚姻大部分存在人身买卖的性质。他们是国际性的犯罪组织，很难杜绝这种人身买卖性质的国际婚姻。很多婚姻移民女性在来到韩国之前不太了解韩国和配偶的情况，到达韩国之后因跟家人的语言不通，不太能适应韩国家长中心的文化而遇到生活上的困难。这样婚姻移民女性的问题就会影响到移民第二代的教育。2007年7月，韩国政府把婚姻移民者、外籍工人及其子女纳入《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福利支援法》和《母父子福利法》的保护范围，使他们可以接受免费的医疗，各个省市设立韩语学习班等。另外，韩国政府从2006年起为移民第二代实施了多文化教育支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