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刺 #183594

废话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篇文章是放在墙内微信公众号上的，要在语言上下很多功夫才行。你说的每一句掺水的话，都是在小心谨慎地在舆论的刀尖上游走。要把前置条件巨细无遗地讲清楚，然后再充分理解各方难处再给出自己的结论。文章作者是老手了，洞悉墙内说话方式。

在MedSci上发表的同名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calando #183555

用86注册以后数据会在新加坡的DC5服务器上存放，即便更换了GV号也不会更换服务器，如果你是值得政府动用外交关系进行查找的人物，要考虑这层风险。不过一般网民基本不用太管。

来自公众号： MYPOVERTY

一、引言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流行已有两年多时间。也许从未有人预料到，这会是如此漫长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武汉封城”的惊恐、不知所措，到对“硬核封路”、“逆行者”等疫情防控措施的欢呼。而疫情一波接一波，两年来并未有平息之势，各种“非必要不……”的表述、各种“禁止恶意返乡”式层层加码的防控措施，社会的疲惫已然显现。国外开始接受“躺平”，而国内仍处于一人感染、全小区甚至全城封锁的紧张氛围中。各种争议和声音出现。为何各国会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应对疫情？党中央、国务院也多次指出，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如何落实这些指导思想？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疫情防控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进行讨论，以供参考。

曾有人将经济学称为“经济学帝国”，主要因为经济学有着越来越广泛的解释力，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均有涉及。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两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从研究方法看，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因果识别方法的引入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精准化。通过数据分析方法识别事物之间的因果性，排除简单相关性，有助于理清复杂的社会关联性。二是从看待问题的视角看，经济学强调资源稀缺性，从机会成本而非直接成本看待事物。本文从这两方面对新冠肺炎的防控进行讨论。

二、从因果识别看病死率估计：新冠肺炎是“大号流感”吗？

疾病的危害程度（本文指病死率）是决定如何应对该疾病、以多大强度应对该疾病的最关键指标。但新冠肺炎的病死率直到现在似乎仍是迷雾。有人拿“躺平”的美国已造成了100万人口死亡来说明其危害性[1]，也有人认为其基本可以自愈、病死率接近感冒、甚至低于感冒来说明不应过度反应[2]。人们对新冠肺炎的恐惧，一方面来自于高传染性带来的以百万计的死亡数量（据统计，新冠肺炎已造成超过614万人死亡[1]），另一方面来自于高病死率。但事实上，即使新冠肺炎完全没有毒性，也可能带来高死亡病例数及高病死率。这涉及病死率的估计方法问题。这是本部分关注的重点问题。

1.当前报告的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在医学领域，某一疾病的病死率通常计算公式为(WHO,2020)[2]：

Case fatality ratio (CFR, in %) = D (number of deaths from disease) / P(number of infected individuals)*100% （1） （通常算法）

即：病死率 = 某时期内因某病死亡人数或动物数 / 同期患某病的人数或动物数 × 100%

根据该定义，世界及主要国家的新冠肺炎病死率数据如表1所示。这些统计结果表明，各国新冠肺炎病死率差异较大，中国、巴西等国家在2%以上，而韩国仅为0.13%。截止2022年3月，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累计超过8150万例，因病死亡累计超过100万例，病死率达到1.29%。不同数据源报告的病死率也略有差异。

数据来源：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时间截止2022年3月24日[1]

图1. 各国新冠肺炎病死率

数据来源：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2022年3月）

该种病死率计算方法便于医疗统计，感染人数和感染后死亡人数均是清楚的且即时的，能够实时呈现出病死率。但该方法将“感染后死亡”直接当成“因病死亡”，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极大误导性。例如：

（1）某一健康中年男性，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

（2）某一癌症晚期患者，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

（3）某一严重肺病患者，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

（4）某一99岁高龄老人，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

上述案例均会被认定为新冠肺炎死亡案例，均会计入病死率。但很显然，后三者即使不感染新冠肺炎也有着极高的死亡风险，如何认定他们就是“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呢？设想案例（2）的癌症患者感染的并非新冠肺炎而是普通感冒，会被认为感冒导致了死亡吗？一个人的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同时导致，该统计方法并不能对不同原因对死亡的边际贡献率进行区分，因此会高估真实的新冠肺炎的病死率。该统计方法同时也会带来重复计算问题。例如案例（2）的死亡，既会被认定为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同时也会被认定为癌症死亡病例。一个病例的死亡会被重复计算多次，同时提高了新冠肺炎和癌症两种疾病的病死率。

2.基于因果识别的病死率估计方法

估计病死率，即是估计因为“感染疾病”这一自变量（X，也称为“干预”），对“死亡风险”这一结果变量(Y)的真实影响效果。这种估计要求排除其他因素，在其他条件均不变的情况下，评估只因是否患病而带来的死亡风险的改变。或者换言之，要识别出死亡风险的提高，有多少可以归因到患了该疾病，而并非其他因素。那么，如何估计干预的真实影响效果呢？这即是计量经济学及相关分析方法最主要的任务，其核心思想是Rubin因果模型（1974，1977）[3]，用公式表述为：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 = E(Y1i) – E(Y0i) （2）

应用到新冠肺炎这一案例，则具体如下。假设某一群体P,感染某一疾病后在某段时间段t内的死亡人数为D1；若未感染该疾病，在时间段t内的死亡人数为D0（这被称为前者的“反事实”），则该疾病对死亡风险带来的影响效果（即真实病死率）为：

CFR = ( D1- D0) / P （3）（因果识别算法）

图2. 什么是“影响”？

对比公式（1）和（3）可以看出，病死率的通常计算方法与基于因果识别的算法，两者仅相差一个D0，通常算法中默认D0=0。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即会带来选择性偏误问题。

以美国的8150万例新冠肺炎患者为例。他们感染后的死亡人数为100.1万，即D1=100.1万。那么，若这些人未感染新冠肺炎、正常情况下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即D0是多少呢？这一数值不可能等于0，必然大于0。在该群体中，必然有人患有癌症、肺结核、艾滋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种疾病，必然有人年龄较大、“老之将至”等等。因此，即使不感染新冠肺炎，这8150万人也有相当数量会死亡。事实上，美国人口每年平均死亡率为0.87%（世界银行数据）[4]。因此，可以简单推算，美国新冠肺炎真实病死率应更接近于0.36%（=1.23%-0.87%）。

那么，相对于因果识别算法，何种情况下病死率的通常算法会产生更大的偏误呢？显然是D0较大时。作一个设想，假设新冠肺炎没有任何毒性，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但它却有一项特殊能力，能够准确地识别癌症晚期患者并让其感染。此时你会发现，这8150万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是癌症晚期患者，新冠肺炎病死率竟然与癌症晚期患者一样高。但你明白，新冠肺炎这种高病死率没有任何意义，它仅相当于在癌症患者身上贴上了一张标记“新冠肺炎”的“Stickers”。一个贴纸就导致了病人死亡吗？

相对于一般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病死率的估计更容易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进而引导误导。一是高传染性会迅速累积出惊人的死亡病例数。两年多时间里，美国8150万人口感染新冠肺炎，约占总人口的25%；累计100.1万人死亡。每个数字都让人心惊胆战。但事实上，即使不感染新冠肺炎，这么庞大的人口数字同样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会死亡。二是本身健康状况差、具有高死亡风险的人更可能感染传染病。例如，老年人、具有既往病史的人可能身体更虚弱、抵抗力更差，从而更容易感染。而这些人即使不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即因果关系算法中的D0）也较高。此时病死率的通常算法（D1/ P）就会大大高估真实值（( D1- D0) / P）。这即是计量经济学常提及的内生性问题或选择性偏误问题。因此，可以看出，虽然我们被新冠肺炎惊人的死亡人数和呈现出的高病死率吓到，但即使新冠肺炎没有任何毒性，仅靠高传染性和感染的选择性，即可带来这种效果（贴sticker的效应）。

**总的来说，病死率通常算法最大的问题是将“相关”错当成“因果”。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死亡，这两者之间仅是相关关系，并不能表明死亡一定是由感染新冠肺炎造成的。**而因果识别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总的死亡中分离出真正由感染该疾病带来的死亡率变化，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估计出“净影响”效果，将相关变成“因果”。

3.对新冠肺炎真实病死率的估计

根据病死率的因果识别算法，CFR = ( D1- D0) / P，美国8150万新冠肺炎感染者感染后的死亡人数是已知的，即D1=1001.万，P=8100万也是已知的。关键在于D0的估计，即这些人若未感染新冠肺炎正常情况下的死亡率，但这明显是不可能观测到的，因为这些人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因果识别最核心的难点即是“反事实”不可观测，而各种因果识别估计方法最主要的任务也是估计或模拟出“反事实”D0。这些方法最主要的区别也是基于不同的假设和思路来估计或模拟出D0。

在因果识别方法中，一类为实验性方法，主要通过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来评估项目影响。例如将1000名新冠肺炎患者随机分为A、B两组，每组500名。A组提供一种新的新冠肺炎药物，治愈率为A1；B组不提供新药，治愈率为B0。因为A、B两组是随机分配的，B0很好的模拟了A组病人在未获得新药时的治愈率，即在大样本情况下可以认为A0=B0。此时A、B两组治愈率的差值即是该种新药的真实疗效，即ATE= A1- A0= A1- B0。类似实验性方法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该种用于估计疾病病死率显著有违伦理道德，不能开展。第二类是非实验性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当实验不能开展时需要借助准实验方法进行因果识别。例如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于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8150万人，每人匹配一名具有相同特征、但未感染新冠肺炎的家属，用这些家属该段时间的死亡率作为D0的近似估计。但现在并未有相应的数据。

当实验性方法不能开展、准实验方法缺少数据时，在当前数据条件下如何估计出更精准地估计新冠肺炎的真实病死率呢？一种可能思路是，当D0足够小、接近为0时，通常算法（D1/ P）就会接近因果识别算法（( D1- D0) / P）。那么，何时D0足够小？很明显，当样本对象本身是健康的、无疾病史、年轻人，他们的本身死亡率会相对较小，他们感染新冠肺炎后的病死率会更接近真实值。根据这一思路，表2对比了新冠肺炎、季节性流感和SARS三者的病死率。由于患者年龄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了美国CDC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2017-2018年）的统计数据，并与中国2003年的SARS数据进行对比。

注：新冠肺炎及季节性流感数据来自美国CDC：www.cdc.gove, [5][6], SARS数据来自Jia et al.(2009)[7].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用18-49岁年龄段的病死率估计各疾病真实病死率，则新冠肺炎、季节性流感和SARS的病死率估计值分别为0.08%，0.02%和4.0%（SARS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年龄组，根据数据估计）。该结果表明

（1）新冠肺炎与2003年的SARS的病死率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后者是前者的50倍；

（2）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确实高于季节性流感，但不算太高，至少在相同的数量级水平上；

（3）新冠肺炎的传染性也高于季节性流感，最终感染人数是季节性流感的3倍左右。

结合上述数据及已有研究，还有三方面的信息值得注意。

（1）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各年龄段占比。大量研究均表明，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中主要为老年人。以美国的这一数据为例，死亡病例中65岁以上占77%，而50岁以上已高达93.3%[6]，年轻人死亡病例占比非常低。但与新冠肺炎不同，SARS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年龄特征，各年龄段病死率均较高。

（2）在三种疾病中，新冠肺炎感染中年轻人占比相对较低，年龄较大者占比相对较高。例如，18-49这一年龄段在总的感染者中的占比，季节性流感为51.3%，SARS估计在60%以上，而新冠肺炎仅为33.3%。这三者均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通常依靠飞沫、空气等传染。因此外出活动较为频繁、肺活量较大的年轻人感染概率应该更高。但新冠肺炎50岁以上感染占比在40%以上，这一比例相对于季节性流感和SARS显著更高。

（3）已有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病死率在各个国家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80-96%可以归因为新冠肺炎感染者老年人口占比的差异（原文如下：Data from 20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SA and Canada showed that the variance of crude CFR of COVID-19 is predominantly (80–96%) determined by the proportion of older individuals who are diagnosed with SARS-CoV-2）（Hoffmann et al.,2021; [8]）。当老年人感染率较高时，该国总的病死率就会较高；当老年人感染率较低时，该国总的病死率就较低。

综合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新冠肺炎表现出的高病死率主要是感染了本身死亡率较高的人群（例如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及有既往病史的人等）[9]，因此并非真实病死率，包括了非常高的选择性偏误。但SARS是真实的病死率，即使本身健康的人感染SARS也有很高的风险死亡。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能为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提供一些佐证。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87071例，累计死亡4634人”。而《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02314例，累计死亡4636人”。因此，2021年新冠肺炎病死率仅为 0.013%=（4636-4634）/(102314-87071)，这一水平甚至低于普通流感。[10][11]

对于新冠肺炎病死率更精确地估计，还需要基于调研数据、依赖于准实验方法的应用。但从截止目前的这些估计来看，虽并不好直接判定新冠肺炎就是大号感冒，但称其为“大号感冒”并不算太过离谱。为了对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现在有必要开展相关调研、基于准实验方法，理清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对新冠肺炎的真实病死率进行估计，并与相应疾病进行对比。这种病死率与季节性流感、肺结核、疟疾、病毒性肝炎等相比到底处在何种水平上？

二是对不同人群的病死率的估计，这即是异质性分析。老年人呈现出的高病死率到底是一种选择性偏误的误读，还是对老年人真的危害更大？病理机制是什么？

三是对不同情况病死率的估计，自疾病发生以来病死率是否有变化？当新药物出现以后，病死率是否下降了，下降了多少？

四是对一些重要的数据进行梳理和回应。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题没有解开：为什么湖北（主要是武汉）新冠肺炎病死率如此之高，高达6.6%，基本相当于SARS？这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引起社会巨大恐慌的原因。如此高的病死率，是因为感染者年龄分布问题（例如因某种偶然因素，起初的感染以老年人居多），还是初期感染者主要以有既往病史的人为主（例如是否有可能初期的感染主要从医院中传播开来，所以最初的感染者主要是医院中已经患有各种疾病的病人），还是因为新冠肺炎初期毒性本身就强，还是因为统计口径造成的误报？理清这些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新冠肺炎至关重要。

讨论新冠肺炎病死率，必然涉及治疗药物的研发及上市，但需要区分“是否可治疗”与“疾病的危害性”。新冠肺炎目前并没有特效药物，这仅是“不可治疗”，医生对其结果难以有效控制。“不可治疗”并不表明有高危害性。若没有高危害性，何时研发出特效药其实并不那么紧要。例如，目前有许多疾病不易治疗，例如复发性口腔溃疡、慢性支气冠炎等，均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但他们要么可自愈，要么不会带来太大危害。

4.在医学研究中推进因果识别

新冠肺炎病死率出现的争议，表面看是医学问题、数据问题，但本质是因果识别的方法应用问题，是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实验性方法和准实验性方法均得到了长足发展。2019年，Esther Duflo等人因将实验性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21年，Joshua Angrist, Guido Imbens等人因工具变量方法、双重差分等准实验因果识别方法的应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总体来看，在实验性方法应用方面，医学明显领先于社会科学。但并非所有研究均能开展实验，估计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即无法通过实验完成，而只能依靠准实验方法。但当不能使用实验方法时，医学领域并未发展出准实验方法，此时医学对因果关系开始不知所措，陷入迷茫，只能大量地使用“相关”代替“因果”。因此，很多医学论文只讨论致病影响因素（OR, odds ratio）,而不讨论这些影响因素是否是因果关系，估计性偏误有多大，是否存在反向因果等。例如医学研究中常有基于某一疾病患病患者情况的分析、报告。但因果关系的建立必须有反事实对照组，仅有干预组（即患者）而没有对照组（即正常人群）是不可能建立起因果关系的。同样地，仅基于新冠肺炎患者的统计数据，从理论方法看，是不可能估计出真实病死率的。在研究方法中，医学应该与社会科学相互借鉴，社会科学应该借鉴医学，更好的改进、推进实验方法的应用；而医学也应该借鉴社会科学，更多的借鉴准实验性因果识别方法的应用。

三、从机会成本看疫情防控：“躺平”与“清零”

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决定了疫情防控的收益（即通过疫情防控能拯救多少生命），但防控措施也需要考虑成本。经济学提出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从机会成本角度、而非成本角度理解疫情防控有重要意义。

1.生命至上与生命无价

我们选择“动态清零”，而不能“躺平”，最主要的担心可能是放松疫情防控会使大量人口感染、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例如，若防控放松后，和美国一样有约四分之一的人感染新冠肺炎则即为3.75亿人。此时即使按最低的0.08%的病死率估计，也会造成30万人死亡。这是社会不能承受的代价。我们认同生命至上，生命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因此，根据成本收效原则，挽救生命的收益无限大，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若仅是针对某一孤立事件，这样处理并没有问题，例如，在某一个重大事故中，必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员生命。这些孤立事件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并不涉及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协调。但疫情防控与之完全不同，疫情防控是全社会性的，是持续性的，涉及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的调整、分配。

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因为“生命”是无价的，就要对所有的疾病“不惜一切代价”，疫情防控也一样。例如，中国每年癌症新增病例400万例，死亡250万例以上（国家癌症中心数据）。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同样是传染性疾病，中国2019年艾滋病感染7.1万例，死亡2.9万例；病毒性肝炎感染129万例，死亡575例。2021年，全国死亡1014万人[11]。很显然，这些疾病的防治、这些生命的挽救没有办法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思想下实现。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挽救所有生命。因此，对于健康的投资（或疾病的救治），不能仅从直接的成本考虑，而需要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例如，当前社会有100名病人需要救助，但社会仅有80元钱，不足以救助所有病人。此时，就需要在不同疾病的救治之间作出权衡，要增加对一种疾病的救治（例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某种疾病），就必须减少对其他疾病的投入。一种疾病病死率的降低是以另外疾病病死率的提高为代价的，救助某类疾病患者生命的成本恰恰是其他疾病患者的生存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正如《我不是药神》中所说，社会最大的病是“穷病”。这种权衡是社会发展不足的必然表现，也是我们要集中发展经济的原因。

2.疫情防控的成本与机会成本

（1）机会成本的来源

疫情防控的直接成本比较明了。例如，疫情防控需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这些相关耗材和人员调配；要抽调更多人员进行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各项社会事务因疫情防控需要变得更为复杂，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等。

疾病防治机会成本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其他疾病医疗资源的挤占。疫情防控需要抽调大量人员开展流调，从事扫码、体温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疫情防控，会减少对其他疾病的投入。例如，基层医务人员因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其他公共卫生服务难以有效开展；在封控期间也经常有医院只保留发热门诊、不接诊其他病人，其他疾病的防、治都暂停了。二是经济损失。封控、社会停止流动、企业停工停产、服务业停业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会带来巨大影响。这反映在微观层面，是个人收入的损失，例如企业因停产而无法给员工发工资，餐饮业因长时间停业而难以维持。这反映在宏观层面则是社会生产总值的减少，即GDP的下降。以中国为例，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仅为2.3%，而2019年为6.0%。这表明新冠肺炎带来了至少约3.5个百分点的GDP损失，相当于3.5万亿人民币（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0万亿）。2021年GDP增长率回升至8.1%，两年平均为5.1%[10][11]。这种反弹也表明我国经济具有一定韧性，对疫情防控带来的损失具有一定自我调整能力。但即使如此，经济损失仍是巨大的，两年损失累计至少在2.0万亿元人民币（=100万亿2年1%）。

这些成本之所以被称为机会成本，是因为这些资源挤占与经济损失最终会转化为其他人员的健康损失及死亡。

一是对医疗资源的挤占会带来其他疾病死亡率的上升。例如，医务人员总是有限的，若疫情防控占用较多资源就可能需要减少对其他病人的护理、照料，这将带来其他疾病死亡率 的上升。基层医务人员因疫情防控而未能及时开展妇幼公共卫生服务，这可能造成婴幼儿早产率的增加、婴幼儿死亡率提高等。

二是因疫情防控对个人行为限制（例如封控等），也会延误人们对各类疾病的及时就诊。若没有封控措施，人们有疾病症状时可以及时就医，避免发展成更严重疾病。但各种“非必要不……”要求，可能阻碍了很多及时就医的需求，只好再忍忍、再等等，这必定带来健康损失。各地已经爆出多起因封控不能外出就诊、医院不接诊等案例，这很鲜明的反映了疫情防控的机会成本。但这种机会成本究竟有多大，并不容易估计。2021年全国死亡人员1014万人，死亡率为7.18‰[11]。疫情防控是一项社会重大事件。假设因为封控等措施带来了总体死亡率上浮2%，即死亡率由7.18‰升高到7.32‰（其实这种上浮幅度并不大），就意味着多增加20万人的死亡。

三是经济损失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在微观层面这可能表现为因为收入减少而带来的健康损失或死亡。例如，因收入减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或药物费用等。那么，如何将2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换算成健康损失或死亡率呢？有几种可能的方法。（1）根据生命价值进行换算。各国发展水平不同，研究估计出的生命价值也从64万美元（印度）到900万美元（美国）不等。我们采用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估计，约为200万美元、1300万元人民币[12]。则2万亿元损失相当于15.4万人的损失。（2）根据把这些收入投入医疗资源、可以挽救多少生命进行估算。（2）若假设治疗某项疾病的手术费用为100万元，则2万亿元可以挽救200万人的生命；（3）《Lancet》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癌症患者每年治疗费用为6.8万元[13]，以五年存活期计算共34万元。则2万亿元意味着可以使588万癌症患者延长五年寿命（五年存活期是癌症患者的重要统计指标）。可以看出，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出的结果均与新冠肺炎造成的直接死亡“4636人”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也同时高于放开管控可能造成的死亡数。

这些讨论清晰的表明了疫情防控不仅有直接成本，也是有机会成本的。疫情的防控涉及资源的分配，是不同疾病生存权的权衡，是不同生命生存权的权衡。这种权衡要谨慎而精确，以最小化整个社会的损失，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疾病的损失。

（2）关于疫情防控机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其实也早有研究关注了疫情防控带来的新冠肺炎与其机会成本之间的权衡关系，但结论较为出乎意料。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疾控中心等学者2021年于《Nature》子刊发表的研究表明，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封控措施并没有使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上升，反而显著下降了12.5%，除新冠肺炎外的其他疾病的死亡人数因封控措施减少了29.3万人（Qi et al.,2022）[14]。作者也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这种减少主要因为交通和工业活动的减少令空气污染减少，外出活动的减少带来的交通事故的减少等。这一研究充分说明了社会关联的复杂性。但这一研究并不能说明封控就是有好处的、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就像禁止汽车使用必定大量减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但因此就要求禁止汽车、退回去使用马车就因噎废食了。社会发展总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但这些并不能阻止社会发展。这一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需要更充分、更全面的评估新冠肺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依据。关于新冠肺炎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世界银行有更多相关讨论[15][16]。二是这一“29.3万人”这一数量级也表明，任何政策的变动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适当的政策可以避免几十万人的损失，而不好的政策同样可以增加几十万的损失，这些均远远高于可以直接看到的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4636）。

（3）机会成本的图形说明

我们使用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来描述这种可能的替代关系，如图4。假设我们需要在两方面做权衡：因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和因开展防疫工作带来的潜在死亡（即机会成本）。假设完全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即“躺平”），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为30万例，而此时由于未做防控工作，机会成本的死亡为0例，即图4中A点。当执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时，此时新冠肺炎的死亡为0，而机会成本的死亡为20万例，即图4中B点。疫情防控即是要在从A到B点的这一线上作出选择（以上仅是为便于讨论的假设数据）。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AB线表现为凸函数曲线。

图4清晰的表明了疫情防控机会成本的意义，新冠肺炎发生对社会对最重要的意义是资源约束的变化。在新冠肺炎出现那一刻，无论其是否已经传播开，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均已发生了根本改变，需要对社会资源的分配重新调整。例如，原来有100名需要救治的病人，但手里只有80元钱，本就不足，这需要根据不同疾病的费用和救治效率决定如何分配，有些病人由于疗法成熟、费用低廉，会被优先救治；而有些疾病疗法不成熟、费用高昂，则难以投入更多资源。现在新冠肺炎的出现，使得全社会需要救治的潜在病人由100名上升至130名，但手里仍然只有80元。此时就需要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分配这80元。我们可能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疫情的爆发，不愿意看到其扩散，这一愿望用上述例子来表述就是要从这80元中优先拿出足够救治新冠肺炎的30位病人的钱（假定就是30元），剩下的钱再由原来的100人再分配，剩下的人能够分配的也从80元降低到了50元。其实这违背了根据资源使用效率进行分配的原则。更明智的作法应当是，通盘考虑这130人和80元，并不对任何疾病设置优先权，仅根据他们的使用效率决定，也许最后的结果是其中10元用于救治新冠肺炎，而剩下的70元用于救治其他病人，这样可能总体上拯救更多的人。

此外，也有必要指出，本文并不尝试讨论疫情防控涉及的“生命至上”等道德伦理或社会问题，仅是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一种理解这种问题的视角。我们认同“生命至上”的理念，但也看到疫情防控中潜藏着社会资源分配的权衡，不同生命生存权之间的权衡，而且这种权衡在2020年初疫情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了，这种权衡的结果决定了是否允许其扩散。我们不愿意接受扩散，就是对这种权衡作出了一种选择。

3.疫情防控强度的选择：“躺平”与“清零”

明确了疫情防控存在的这种权衡，那么如何作出权衡的决定呢，在不同强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之间如何作出选择呢？

（1）防控强度的等级划分

我们先从防控强度的等级划分入手。防控强度的等级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自变量”，决定了如何在新冠肺炎带来的死亡与防控机会成本带来的死亡之间作出权衡。为既能体现强度的变化又便于讨论，我们将防控强度划分为7级（具体多少级、每级内容是什么在本文中并没有实质含义，仅是便于讨论），具体如表3。T0为完全不作防控，是最低等级。当然，这仅是社会不采取外在干预策略，不干预个体行为。每个个体还是会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预防措施。T6为最高等级，为社会所能采取的最强的防控措施。从T0到T6，社会的防控措施逐渐增强，社会对个人的干预也越来越多。

表示在图4上，A点所对应的即为T0，B点所对应的即为T6。随着防控等级的提高，即是从A点沿AB线逐渐移动到B点。此时，因新冠肺炎感染死亡的人数逐渐由30万人减少到0人，而防疫机会成本带来的死亡人数逐渐由0人增加到20万人。

（2）防控等级的确定

如何确定防控等级呢，你会选择A点或B点吗？显然不会。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两端的值均是不明智的，最优点应该是边际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MRS）为1时，即MRS(Ti) = -dy/dx =1，假设在图4中表示为C点。边际替代率是防控等级的函数，随防控等级的变化而变化。在C点，增强疫情防控会使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减少1个单位，而防疫成本会多导致1单位的死亡，两相抵消，达到平衡。而在C点之下（由C到A），增强疫情防控，新冠肺炎因此减少的死亡人数将大于防疫成本带来的潜在死亡，因此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是合理的。而在C点之上（由C到B）则相反，增强疫情防控新冠肺炎因此减少的死亡人数小于防控成本增加的死亡人数，因此降低防控等级是合理的。

那么边际替代率MRS由哪些因素决定呢？它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从疫情防控（Ti）与新冠肺炎死亡率（X轴）之间的关系看，主要涉及两方面因素：

一是CFRi，即新冠肺炎病死率。当病死率越高时，每增强一单位的防控程度，则减少越多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MRS(Ti)值越大。这表明，病死率越高的疾病越需要采取高强度的防疫措施，而病死率低的疾病采取高强度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就降低了。这就是为什么季节性流感同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并不需要采取过多防疫措施的原因。当然病死率也是在变动的，例如新药物的开发会降低病死率。

二是Ei，即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即每增加一单位的防控措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的减少比例。当前各种防控措施均在实施，但有效性到底有多少，并没有明确的数据。例如，戴口罩真能降低感染率呢？能够降低多少？戴双层口罩有用吗？大型商场限流是否有作用呢？理清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在防控中作无用功。当防控措施的有效性越高时，需要的防控等级就会越低，采取较少的防控措施就会实现较好的效果。

三是Ii，即疫苗的防护率，它是疫苗接种率与疫苗有效性的乘积。这本是防控措施有效性的一部分。但疫苗接种与其他防控措施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以限制和要求个人的活动为前提，机会成本相对更低，因此在此单列出来。疫苗率防护率越高时，需要采取的防控措施就会越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公式中决定防控等级的边际替代性MRS与疾病传染性并不直接相关。这好像与一般人的直觉并不相符。可能大家直觉认为传染性越强的疾病越需要防控。若如此，则相对于艾滋病，季节性流感更需要防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疾病传染性仅是决定了该约束线的位置，而并非其斜率。当传染性提高时，该约束线将由AB向上平移至A’B’，但线的斜率并未改变（图5），因此对防控等级的选择影响也较小。这可从直觉上理解：当疾病传染性较高时，一方面提高防控等级能够减少更多的未来感染病例，即上式分母会变大；但另一方面，传染性高也意味防控难度会更大，每提高一单位防控措施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更高，即上式分子也会变大。综合起来，使得传染性对最终防控等级选择的影响并不大。相对于传染性，是否需要防控更多的要考虑其病死率等问题。

**各国防疫措施的差异，最根本的是对上述核心参数估计的差异，而并非价值观念的差异。**有些国家和地区对某些参数估计较高，而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对某些参数可能估计较低，例如对病死率、疫苗有效性等的认识差异，因此应对措施也有差异。有人认为国外不防疫是不尊重生命，这似乎上纲上线、道德说教了。还有人认为美国不采取新冠肺炎防控措施，是因为美国预期寿命是83岁，而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平均年龄也是83岁，这就是没有分清“因病致死”与“得病后死亡”的区别。

（3）存在中间选择吗？

疫情防控的等级，是根据对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与机会成本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的分析，从T0到T6的等级之间作出最优选择。但该分析是假设自变量疫情防控等级是可以自由选择。但事实是吗？人们可以担心，一旦放松疫情管控而会引起感染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不可收拾。换言之，疫情可能仅存在两端的两个状态，要么是零感染，要么全部感染，没有办法实现中间状态。果真如何呢？世界上各国疫情防控措施千差万别，这也对不同程度的放开可能带来的结果提供了借鉴。主要国家的目标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如下图6所示。

图6. 各国新冠肺炎感染率

截止2022年3月，全世界约有6.2%的人口已经感染新冠肺炎。因疫情防控措施不同，各国新冠肺炎感染率也有较大差异。从最高的荷兰45.2%的感染率，到欧洲及美国等宣布“躺平”的国家感染率均在20%以上，到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不足5%的感染率，再到中国接近于0的感染率。印度有4300万新冠肺炎感染者，是世界上除美国外感染患者最多的国家。但相对印度的总人口，印度的感染率在全世界中仍然不高。即使有这么多感染者，疫情也并未无限度的传染下去、导致全人口感染。

上述这些数据清晰表明，并不只是存在“躺平”和“清零”两种选择，我们是有可能选择中间状态的，最终的感染人口会对疫情防控措施作出反应。采取更高等级的防控措施，最终的感染人口是会下降的。

4.为何机会成本未被重视？可观测性与可追责性

各地因疫情防控频繁出现耽误其他疾病就诊、一人感染、全城封控等情况。疫情防控的机会成本清晰可见，中央也三令五申疫情防控不得层层加码，不得限制人员自由流动，但为什么在实际过程中并未被重视呢？这主要因为疫情防控机会成本带来的死亡与新冠肺炎带来的死亡在呈现方式上有显著不同。

疫情防控机会成本带来的死亡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不可观测。疫情防控机会成本造成的死亡通常是隐性健康损失，是通过各种方法估计或折算出的死亡，而并非直接观察到的死亡。若有人质问你，疫情防控的机会成本到底造成了谁死亡了、何时时候死亡的、何地死亡的？你可能无言以对，根本说不清楚。但不可观测并不能否认这些死亡的客观实在性。二是不能被追责。基于上述同样原因，疫情防控机会成本造成的死亡也难以认定责任、明确需要谁来负责。谁死亡了、何时死亡的、何地死亡的这些基本问题都说不清，又怎么要求谁有承担责任呢，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与此相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死亡也表现为两方面特征。一是可被观测。新冠肺炎的感染、死亡是被精确统计和监测的，尤其是核酸检测发现以后。每天的疫情数据都在进行全国通报，谁被感染、何时感染、何地感染，谁死亡了、何时死亡、何地死亡等，一清二楚，一目了然。二是可被追责。基于上述相同的原则，这些感染和死亡也可以被认定责任，明确是因为谁的工作失误带来了这些感染和死亡。

一边是机会成本的不观测、难以追责，而另一边是直接感染和死亡的及时观测、可被追责。两相对比，差别立现。从社会层面看，疫情的精准统计和全国通报，使其成为一个可纵向和横向对比的数据，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心，每一例新增感染病例、每一例新增死亡病例都变得惊心动魄。但防疫的机会成本同样会造成健康损失、人员损失，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些损失同样是巨大的，但因为并没有办法展现出来，难以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不会像疫情一样牵动人心。从管理层面看，每一名新冠肺炎病例的感染、每一名病例的死亡都可以被追溯到责任。社会总是在流动的，而新冠肺炎确实有较高的传染性，这就使得对每个地区、每个社区少数病例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再精准的防控也难以确保完全不发生。各地也常有人因疫情防控不力而免职，尤其是一些高级别的人，这会对各级人员带来巨大震撼。疫情追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而另一边机会成本却不易明确责任，这就容易带来不计成本、不计其他后果的层层加码。

从分析上看，疫情防控等级取决于机会成本与新冠肺炎死亡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SR，需要相关人员根据估计出的参数，作出理性判断。但一边不可观测、不可追责，另一边可观测、可追责，使得最终的选择有可能偏离理性的最优选择，被牵动人心的关注所左右，被防疫的考核压力所影响。民众因关注疫情而愿意接受高等级的防疫，而各级人员因考核压力也愿意选择高等级的防疫。试想每新发一个病例都要引发舆论，都要全国通报，这对于相关责任人员的压力是巨大的。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作出了较好的榜样，通过更精准的疫情防控，努力在疫情防控与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之间谨慎作着选择。胡锡进等人也呼吁，应该对基层防疫人员更有温度，只要发生疫情就对相关人员免职处理太过简单粗暴，应实事求是的认定责任，分清哪些是人力可以左右的主观责任问题，哪些是人力不可左右的客观现实问题。这样才能使各级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更理性的去权衡疫情防控和机会成本，作出更有利于发展的决策。

5.猜一猜

除新冠肺炎外，世界上已经又发现一种新的、比新冠肺炎严重得多的传染病，我们是否需要全力防控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8]，该传染病已有13亿感染者，远高于新冠肺炎当前的4.8亿感染者；该传染性疾病每年造成800万人口的死亡，也远高于新冠肺炎每年约300万人的死亡（截止目前两年多时间里新冠肺炎统计死亡病例615万）。世界卫生银行、世界银行等也多次提醒，因该种疾病死亡的人数远高于新冠肺炎，甚至3倍以上（……kills 3 times more people than COVID-19）[19]。这明显是比新冠肺炎影响范围更广、危害性更大的疾病，我们是否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防控呢？直觉认为是当然。

那么，这是哪种传染病呢？这就是吸烟。上述数据均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真实数据，只是它们未被吸烟称为“传染病”。你可能怀疑，吸烟不像新冠肺炎一样是传染病。从严格的表面意思界定，吸烟不是传染病，但一个人吸烟会“传染”给周围的人、使得更多的人吸烟。每年新增烟民3000万人，他们也可能是被电视上的吸烟者“传染”的。从这种一人患病可能导致更多人患病这一根本定义上看，吸烟同样可以被看成传染病，只是传染并非通过生理机制进行，而是通过社会机制进行。但这仅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区别。

那么，从主观上看，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吸烟、不害怕吸烟，但却对新冠肺炎如此恐惧呢？前者的影响范围显然更大、危害性显然更高。这种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一例子只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仅有新冠肺炎，也有类似吸烟的800万死亡人口需要避免，社会需要谨慎的在不同目标作出选择；二是政策的制定不能基于是否害怕的主观感觉，而是要基于疾病严重程度的客观事实、客观数据。

四、思考和讨论

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因果识别方法和机会成本角度探讨了新冠肺炎的防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也一再强调，“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这也正是本文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总结来看，有如下几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1.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新冠肺炎的防控不仅涉及药物的研发、疫苗的接种，也涉及社会需要分配多少资源和精力进行疫情防控，不同社会目标之间需要如何权衡取舍的问题。防控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有医学专家的建议，也需要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建议。过强的疫情防控所需要的机会成本，与疫情防控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并不一个数量级上，需要基于严格评估基础上的谨慎制定政策。

2.医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更多相互借鉴，尤其应当在医学研究中推进因果识别，当不能开展实验时，能够借鉴准实验方法进行因果推断。

3.对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些核心参数，尤其是病死率等数据，应尽早的基于调研数据、利用准实验方法等方法进行更准确的估计，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估计这些参数所需的调研费用应该在400万以内即可以。在当前疫情时有爆发的情况下，这些基础性的投入是必要的、紧迫的和划算的。

4.在未理清真实病死率前，应该效仿上海等城市，小心地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作选择，谨慎采取大规模封控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疫情爆发之初，一切均未明朗，采取封城、硬核封路等非常措施可以理解。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更多案例、更多经验，但仍然需要以封控如此高成本的方法作为主要的防疫护手段，真的值得思考。是否要“动态清零”，是否要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应当是基于因果推断的事实，基于相应参数的准确估计，对各种可能后果及相应的机会成本作出模拟，然后决策。

黑夜来临，夜幕中突然出现几声恐怖的吼叫。你看不到对方，出于害怕，拿起大刀在黑夜中使劲地胡乱挥舞，直至筋疲力尽。但若到天亮看清时才发现，这一切均是白忙活，对面空无一物，恐惧仅来自内心，这将那么可悲。庆幸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可能，我们不用再等到天亮，而是可以在黑夜中打开电灯。

参考文献：

[1]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2]WHO,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commentaries/detail/estimating-mortality-from-covid-19

[3] Rubin, D. B. (1974). Estimating causal effects of treatments in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6(5), 688–701. https://doi.org/10.1037/h0037350

[4]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CDRT.IN

[5] https://www.cdc.gov/flu/about/burden/2017-2018.htm.

[6]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ases-updates/burden.html#est-infections

[7] Jia, N., et al., Case fatality of SARS in ……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Tropical Medicine & International Health, 2009. 14: p. 21-27.

[8] Hoffmann C, Wolf E. Older age groups and country-specific case fatality rates of COVID-19 in Europe, USA and Canada. Infection. 2021 Feb;49(1):111-116. doi: 10.1007/s15010-020-01538-w.

[9]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

[1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1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lue_of_life#Estimates_of_the_value_of_life

[13]Huang HY, Shi JF, Guo LW, et al. Expenditure and financial burden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China: a hospital-based,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urvey. Chin J Cancer. 2017;36(1):41. Published 2017 Apr 28. doi:10.1186/s40880-017-0209-4

[14] J Qi，D Zhang，X Zhang，et al. Short- and medium-term impacts of strict anti-contagion policies on non-COVID-19 mortality in China. Nature Human Behaviour,2022,6(1):55-63.

[15]https://blogs.worldbank.org/zh-hans/voices/covid-19-will-leave-lasting-economic-scars-around-world

[16]https://blogs.worldbank.org/zh-hans/voices/2020-year-review-impact-covid-19-12-charts

[17]关于新冠肺炎病死率的报告数据，也可参见：https://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

[18]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tobacco

[19]https://blogs.worldbank.org/health/ominous-fact-world-no-tobacco-day-2021-smoking-kills-more-people-covid-19

憋了几十年然后一口气放出来，即便没有舆论空间的缩紧，后面也有点颓势了。我觉着从中国风开始流行乐坛就开始下坡了，当然歌词上受到了很多限制，但旋律和音乐形式上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

挺奇怪的，我记得直到去年至少9月份10月份他的主页还是能正常访问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豆瓣上个月被督导组入驻有关。

要以最大善意来理解他人，不然会陷入无限循环的怀疑旋涡。

近些年部队流出枪支管控好像也越来越严了，主要还是民间自制的的枪支，什么猎枪啊，仿真枪之类的。以前还能再电商平台买一些散件自己组装，随着网路审查愈来愈严重基本消失。现在流行一种“埋包”的交付方式，就是卖家把商品埋在一个地方，然后记下GPS经纬度，你付款后就能获得经纬度自己去取货。当然没有快递方便也没有第三方保证，所以枪的黑市骗子很多，十个八个骗子，还有一个是条子。再说现在搞枪干啥，也真的没啥用。

物资供应是个老生常谈了，自由市场和统一调配的效率问题，答案是也许单一方面统一调配有优势，但总体上仍然是自由市场较有优势。即使是把捐助物资或者捐款还有政府公开透明什么的都算上，菜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供应短缺必然导致价格短期上涨。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打包票，就算再怎么调控，也许能把超高的个别高价禁止掉,但整体价格总归是要上涨的。

供应物资是真的很重要，人没吃的真的会拼命的，一般政府能考虑到这一点。但具体能否在总体供应下进行合理分配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会出现什么物资堆放的事件，因为保证充足供应是供应端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合理分配需要更多“毛细血管”的参与才能做到。

给不给反应时间都会短缺，禁止经济活动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于幅度的大小究竟会不会饿死人。

@五道口独立调查组 #182792

你的判断逻辑可能是对的，但最主要是你这个帐号发言量太低，从而我也无法从相信你的判断能力。你对自己置信度高，我对你置信度偏低啊（大概0.1%?）。

@natasha #182753

其实来自于电影业界的Cult Film或者说B级片，基本上就是说制作成本很低，但有某种特别或者非主流的风格（往往是血腥暴力），但是在某个小圈子里获得强烈认同和喜爱。我把这个词泛用化了。

无意间在推特上发现了这张图片。

屏幕中的文字写的是：但是在中国，将已经死亡的邓小平改造为巨大兵器的计划正在进行中。

这段文字激发了我的兴趣在网络上进行了一番搜索，这是一款95年日本制作的cult风游戏，画风清奇，内容充斥各种恶意，甚至有对当下政治环境的隐喻。操纵的主角叫“陈先生”，其实就是成龙，游戏背景音乐洗脑循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在Wez and Larry's Top Tens中获得了“日本史上十大怪游戏”。神奇的是这个游戏在豆瓣的条目活得很好，甚至还有打了马赛克的邓照。据说在港台曾经风靡一时，有无港友台友能认证一下？

更详细的信息可以看下面这篇文章：

慶回歸-試試史上最劣質奇葩的香港97

来自维基的简介：

１９９７年がやってきた。大陸から薄汚い人民が痰を吐きながら大挙して押し寄せてくる。犯罪多発！香港が汚れる！そこで香港政庁はあのブルースリーの親戚、陳を秘密に呼び・・人民抹殺計画を依頼した。陳は殺しのプロだ。１２億人民を一人残らず抹殺せよ！しかし、中国では死亡した鄧小平を巨大兵器に改造する研究が着々と進んでいた！

正值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際，中國大陸的人民帶著隨地吐痰的惡習來到了香港，致使犯罪率節節高升。於是香港政府委託李小龍的親戚，同時也是殺人專家的「陳先生」來進行中國12億人民的抹殺計畫。但是中國方面正著手進行將已逝的鄧小平改造為巨大兵器的研究，以此來對抗「陳先生」。

游戏视频如下：

AVGN曾经对该游戏做过一期节目：

还在Pixiv上发现了一些该游戏的同人作品：

在气势上压别人一头，认真你就输了。

我几乎可以确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交集

这个先验概率的置信度是多少呀。

2.请看这篇paper：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tripartite origins of Japanese populations，基本上已经搞得比较清楚了。

我看到有几个改编圣经的来着，有点记不起来了，我找找看，没找到。

答案是没有，美利坚情报系统就是世界第一。虽然有洗衣粉事件的大黑料，但是瑕不掩瑜。俄国正式侵略前几个月美国电视台就连篇累牍报道要侵略了，我记得拜登也讲过话，正式侵略应该是更绝密的内容，也被刺了个干净。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剑桥五人组”的时代了，俄国佬真不行了。

我补充一个推友翻译的英文版：https://twitter.com/polijunkie_aus/status/1505136134699237376

@tinypaper #182466

替ta抢答，技术是最高道德，或者钱。

会的。先不提EXIF信息直接定位，就算你消除了EXIF也可以通过照片信息定位到你。使用的家具？太阳高度角？身边的特征植物？建筑装修风格？这些细节都可以社工你，大部分喝茶推特网友还是被社工了，反而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的还比较少。youtube上就有个哥们专门通过google map定位人，网友发自己照片，他能凭借照片的环境信息在一天内定位到网友的所在地。当然你不是什么推特大反贼，或者直接实名上网送上门，一般晶哥也懒得找你。

此片甚妙，苏共中层欺上瞒下，契卡穿梭人群收录证据，民众茫然而后愤怒。在共产党体系内当了个小官的女主和她那沙俄当兵的老父亲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在墓地的戏码都很不错。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但所有一切的细节都人感觉似曾相识，值得一看。可以辅助此播客进行观看后的回味。相关电影1925年苏联导演埃森斯坦拍摄的《罢工》，讽刺啊，罢工起家的布尔什维克镇压起了罢工。

@不可接触者 #182313

原来晒烟还更高级点，我说怎么老和乡下的老头自己卷的旱烟有点像，反正是品不太出来。

@吐槽专用 #182382

两种举报：

第一种认为举报是必要之恶，虽然手段脏了点，但这是为了达到必要目的的手段。

第二种认为这就是必要之善，是贯彻正义声张己见的通道。

怕的就是后者。

@Chey223

中共就是中国的绝对力量，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人民负责。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对垄断企业进行监管是当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和中共有什么关系。

你给出的答案是“中共就是中国的绝对力量”这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简而言之，没有中共换一个法西斯威权政府或者稍微大政府倾向严重一点的民选政府一样做得到。

当您出生在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体又带着全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和走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这个政体在人民心中的信用是根深蒂固的稳定。

当然这是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预期的，所以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反对声音并不高的原因之一。但是整体而言中国人的预期相较于其它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未来预期是要低的，具体是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政策波动性很大。

您这个儒学又是个啥玩意儿啊？怎么又和中共捏到一块去了，还请多说说。

@Chey223 #182302

对垄断企业进行监管是当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和中共有什么关系...美帝国主义有部《反托拉斯法》，依据其相关条款拆分了AT&T。再者中共制衡企业，谁制衡中共啊，你这个小朋友满嘴胡话啊。

今天才看到一个留学组的奇葩帖，我都给看呆了，就这么自干五，还进驻啥啊。

这西方媒体真是让我想呕

我在美国初中当老师。他们social studies每节课必看CNN10。CNN10 今天的title be like: Today's first subject centers on concerns that China may be planning to invade Taiwan. 新闻里不仅把Taiwan问题和Ukraine问题相比较，还说道: but Taiwan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the US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on this first island chain, sitting right there in the middle, strategically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d from a potential Chinese invasion. 这和误导有什么区别？It's fundamentally biased against China. I gonna throw up over this kind of shitty news. 当我坐在教室里和学生一起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我去他们官方推特和油管下面评论了这些，虽然我知道没什么用...但真是尼玛无语

In today’s social studies class, I was watching CNN 10 with my students. Since you compare Taiwan to Ukraine, China to Russia, I wonder if you could provide some insight on whether the US government considers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You said in today’s news:“Taiwan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the US because its location…strategically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d from a potential Chinese invasion.” Come on, seriously?

You are a well respected media source, and all you know is making idiot news?

You are just misleading these teenagers, demonizing China, and propagating the hatred. You are just forming a single story from 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You only care how the story is sold, don’t care how the story is told!

我踏马好生气啊！

@deepl #182272

我补充一个历史的吧：广播攻势与舆论渗透：冷战中的宣传战

巴拿马文件的话 Iyouport有很多文章写的很不错，具体的实施手段和宣传策略也有。

所有爆珠类都是垃圾，蹦迪泡吧才需要，没事不抽。

总感觉美利坚的什么万宝路啊骆驼啊都有股子怪味，而且很没情调。

最喜欢的当然是黑兰州（硬珍）。“陌生的人，请给我一只兰州。”入口柔滑，也不上头，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这个。

@消极 #182236

取东北的“共和国长子”之意，另设一头衔“共和国逆子”，当然是判读吉林香港二者究竟谁贡献大，谁是拖后腿那个。

长推文如右链接：https://twitter.com/jburnmurdoch/status/1503420724853231623

香港和新西兰这两个地方都是长期以严厉的监管来对抗疫情，然后在近期发生了Omicron大面积感染，感染率都为每天每10万人中100人感染，之间相互的比较参照有意义。但是从结果上看两个地区在Omicron感染后的数据有很大差别，死亡率香港达4.7%，而新西兰只有0.1%。

即使算上了感染死亡之间的时间差，香港每20个确诊病例中就有一个死亡，香港的确诊死亡率已经比英格兰接种疫苗前的Peak还要高。

比较每百万人口病死数的话，也要远远超过全球历史记录。

将香港和韩国、日本、澳洲、新西兰一起比较的话，香港感染数量并不高，但是却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

最主要的原因是疫苗，香港超过80岁的老年人有将近三分之二没有接种疫苗，其他国家都在五分之一以下。

由于香港老年大部分接种的是国产疫苗，虽然Sinovac在对重症预防的效果更好，但总体上来讲在阻断感染方面不如辉瑞。

在不同年龄段，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的比例，可以明显看到在高龄范围疫苗的帮助非常大。*纵座标为对数座标

横座标将每个年龄组的基础死亡风险和年龄加权了，所以80以上的方块特别大，能看出为什么老人的接种率低导致死亡率高企。

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数据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老年人接种率只比香港稍微好一点。

这是Shadowsocks作者写的？感觉他说的现象是所有公益服务提供者都会碰到的，这不仅是GFW的问题。自己去解决的成本过于高，而且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正反馈，除了真正有信仰的人谁会付出那么多呢。

@Albert #182102

大政府是大政府，极权是极权。就像小政府是小政府，而不是无政府。

最开始被定义为极权的纳粹德国是很限制女性的工作领域和地位的，并不主张女性主义。

女性的权利会剥夺男性的自由，那么为什么男性之间的权利不会剥夺互相剥夺对方的自由和权力呢。

然而共产党是个男性主导的政党，中高层罕见女性，随便找一个西方国家实际都比中国“利女”。

假如你说的杀男婴现象确实存在，也是孤例难证，杀害婴幼儿是个全球范围内都有的现象，不能把其“可怕性”单一归咎在韩国女权上。

韩国生育率低正如我上面所说，受高昂的房价和儒教思想作用更大。

搬运一段文字，比起“反女权”更能说明什么。

韩国的文化分析（摘录）

一 基本的社会价值观

几个世纪以来，儒学价值观主导着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个人和团体对付紧张困难的处境，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价值观规范着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家族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并不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家庭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能激起人们的道德义务感。因此，维系家庭并实现相应的目标，要比国家的和其他非家族的目标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文化资源和经济行为

在韩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关于家族问题）的重要性明显超越其他社会领域。 ……

事实上，儒学的观点已从教育和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固然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追求更大的利益相连。作为家族，其价值取向不仅在于投入经济活动，而且希望整个经济的繁荣。军人政府获得相当部分韩国国民的支持，这绝非偶然。这种支持正是如下社会价值观的本质体现，即强调为家族而工作要重于一切。与此相应，通常认为各个社会成员应该为改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全力以赴，并为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而互相竞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军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

在韩国，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曾经提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口号，该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为你的家庭幸福而工作”，并且激发了与家族观念密切相关的巨大的工作积极性。

在大多数新发展中国家里，制造业雇用着大量的女工，她们工资低微，工作时间却很长。毋庸讳言，这正是维持经济增长率和使“经济奇迹”成为可能的基础。在迅速工业化的年代里，许多女工来自农村地区，她们通常声称是“为了帮助（她们的）兄弟继续上学”。在有关女工的自传性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这表明许多女工和其他人一样非常向往学习，但她们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性别的极大限制。女工自我牺牲或受压迫的事例是哀婉动人的，这表明她们是十分看重家族的。

与上述事例同样能够说明文化传统影响力的，或许是人口计划政策。这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常常警告说，不发达国家资源有限但人口过多。但是，韩国却通常被视作“家庭计划”成功的范例。文化传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在全体国民中推行家庭计划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即极为重视子孙后代，特别是男孩。但是，家庭计划政策最有效的一点是尊重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呼吁为了家庭的更大幸福而限制出生率。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在此问题上没有公开讨论基本道德问题，没有涉及诸如胎儿的生存权等问题，也没有出现男女平等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与此相反，人们关注的是整个家庭的利益和幸福。例如，控制出生率是经济处境困难的家庭的必然选择，这里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在多子多福、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人们的看法有了明显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概念和家族价值观的变化。

家族价值观还为工业组织提供了基础。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对韩国的公司组织产生了兴趣。他们关注韩国的财团，认为其结构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财阀相似。居公司中心地位的董事长，通常是公司的创始人，在上层起协调和团结作用，“当他转向新的投资目标时，便把公司的管理职能交给亲属（更多的是托付给一个机构）”。自然，董事长及其亲属握有所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额。结果，在韩国不仅有经济集中，而且是家族控制。我们的讨论还涉及金广全先生对于韩国主要大企业的分析。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家族特点。在对约100个大企业的高层行政人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金发现其中12%的人属于“世袭”，与企业的创始人有关，而创始人的儿子或兄弟占很大的比例。非世袭行政人员在增加，他们与企业创始人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但是，在这些职业管理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与创始人有着地域的、学校的关系，或是密友。进而言之，这意味着雇员的个人忠诚和关系是企业上层管理者十分重视的因素。金还认为，职业管理人员的增加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笔者原则上同意金氏的观点，但是，企业组织的家族性并不会轻易地因管理层构成的变化而根本改变，无论胜任的经理是否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入选。家族价值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亲族制，而是高于亲族关系和经济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被削弱，仍有极强的影响力。在韩国社会基本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性质将继续侧重于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血缘关系，侧重于把社会成员紧密维系如同家族一般的人际团结，侧重于对家族整体荣誉和兴旺的责任感及义务。

三 社会—文化资源的有限和对发展的制约

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诸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职工权益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任何工资谈判、协商或直接的工业行动，得到根本的解决，小规模的罢工也很少发生。在当今时代，很难断定工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发展成为觉悟的阶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企业领导人以及政府决策者有着某种共同的重要价值观，即都承认企业成功和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维持他们生存和改善他们条件的前提。进而言之，他们都意识到，公司是一个家族式的团体，他们可在其中发现和谐与友谊，他们之间也因此而系缚为一体。……

社会价值观的作用还体现在学生身上。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几乎年年发生学生领头的抗议活动。韩国近代史上有着学生投入政治运动的光荣记载。从反抗日本统治的1919年的三一运动，到推翻政治强人李承晚的韩国的“1960年之春”，直到近年的反政府抗议，许多学生曾遭到折磨，被投入监狱，甚至遭到当局的杀害。他们继续处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并非专门对韩国学生运动作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在此我只是强调指出，家庭的观念十分普遍，当局也试图以此来控制学生运动。一位西方观察家曾有如下描述：“警察威胁父母设法让学生脱离政治活动，否则他们全家将会遭殃。”用这一方式来处理学生运动颇有成效，因为它涉及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在学生们的政治观点之外，他们仍然受着韩国社会价值观体系中孝道的影响，因此难以无视或违抗父母。只有父母本身也对政府当局产生不满并且不愿在家庭充当政治控制的角色时，学生的抗议活动才可能得到加强和扩大。发生在校园的动乱可能使人认为学生是唯一的反抗政府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学生终究处在家长的影响之下。

家族观念在政党政治中也有体现。自从光复后，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人们对于政党的成立和解散、结盟和分裂，已经习以为常。从根本上来看，政党是围绕着强人的派系，该强人庇护着他的追随者并予以利益。1987年发生的反对派向执政当局的攻击，就反映了家族观念的影响。

……与此相应，对家族的忠诚、义务以及团体内的团结精神等所产生的政治能量，也完全可能被用于反对派活动、谋反叛乱和家长式控制。应当指出，一方面上述观念有助于限制极权主义的出现和持续，因为社会下层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这将使来自社会上层的控制企图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浓重的家族价值观将难以保证民主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将比较恰当地处理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摆脱狭隘的家族价值观。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和政治观念，追求更全面的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应当超越依然渗透于韩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家长制观念。

本文原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

作者朴永信系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关于韩国国际婚姻的一组数据：

以跨国结婚的方式移民韩国的外国女性人数不断增加，导致了婚姻移民人口快速增加。2006年韩国在婚姻登记注册中11.9%是国际婚姻，这个比率在农村地区更高，达33%。

随着国际婚姻的增加，取得韩国国籍的外国人（归化者）由2000年的1800人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人，增幅约9.5倍。移民第二代人口还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估计约35000人。婚姻中介主导的国际婚姻大部分存在人身买卖的性质。他们是国际性的犯罪组织，很难杜绝这种人身买卖性质的国际婚姻。很多婚姻移民女性在来到韩国之前不太了解韩国和配偶的情况，到达韩国之后因跟家人的语言不通，不太能适应韩国家长中心的文化而遇到生活上的困难。这样婚姻移民女性的问题就会影响到移民第二代的教育。2007年7月，韩国政府把婚姻移民者、外籍工人及其子女纳入《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福利支援法》和《母父子福利法》的保护范围，使他们可以接受免费的医疗，各个省市设立韩语学习班等。另外，韩国政府从2006年起为移民第二代实施了多文化教育支援政策。

我一直对“社交回音壁”这个概念有所怀疑，有没有人量化研究过没有互联网之前人们的交往模式是怎样的呢，真的就那么“容得下别人意见”吗？

可能是在中文环境中关于韩国政坛信息实在太少，几乎全部来自于那几个公众号，什么“卢克文”之类的。获取到的信息比较片面，逮住性别议题就以为这是韩国政坛的全部，然而还有诸如首尔房价疫情等等别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两候选人之间的得票率相差非常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摇摆选民对现文政府的不满从而想换个政党。「亲美反中」「重启萨德破坏和平」这些我估计只有老一辈键政人才关心了，现在知乎这一波人可能正好处于婚育年龄有很强的性焦虑吧，看到了韩国就物伤其类了。甭管是粉红还是反贼多少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了，一则韩国本身就是东亚性别平等倒数，二则中国官方一直在打压女权，他们大可操心点别的。

油封番茄：圣女果切块烘烤晾晒后加入橄榄油浸泡，佐以罗勒迷迭香九层塔等香料进行腌渍。

随时取用，下饭佐餐。番茄吃完后，剩下的橄榄油由于香料会激发更多香气，可以用来拌面，味道绝佳。

@Frelsidottir #181938

没有看到回族和目前社会有什么很严重的矛盾，比起回族，维族藏族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去论证中国压迫回族从而激起伊斯兰化是没有很大的必要的，比起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是个更大问题。尤其是维族裹挟着民族和宗教两种情绪，不如设想下新疆问题。而且回族和维族虽有共同信仰，生活差别也是很大的，我不认为能够归属于同一个伊斯兰的旗帜下进行活动。

你阐述的是伊斯兰化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而我主要想说在这个推论下所造成的后果会使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进行全力的阻拦，以至于这个现象不会发生。

是挺乐的。

这种可能性比起CCP自我分裂成不同政党可能性小太多。你们在想象CCP崩溃时不能想象一瞬间就把所有共产党从中国连根拔除，CCP的势力已经在全中国盘根错节。大部分政府专业岗位都被共产党员占据，假设是崩溃以后，各个部委省委形成各自新势力的可能性更大。伊斯兰势力要在其中进行渗透难度非常之高，权力真空不会被伊斯兰占据，而是被原CCP的残党占据。

生育率问题是个现代化问题，更进一步是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问题，伊斯兰化可解决不了。

伊斯兰再广也没有传统宗族社会甚至是法轮功来的广吧，法轮功可比伊斯兰世俗多了。

一夫多妻那可不是性焦虑跟严重了吗，那真的只能多屠屠低端底层男性了，光骂两句咋解决性焦虑。

先不要搞大，这种问题涉及学生思想可能学院不会贸然出手，如果要为了GPA可能就得不偿失。

先尝试和老师私下诚恳沟通吧，判断对方是否真的因为你的言行故意给低（最好录音留取证据，当后手）。

如果对方有比较，可以尝试用中国特色方式解决—溜须拍马。当然不是完全的kiss ass，而是尝试理解他的做法，在交谈中给予对方肯定，并且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质疑。或者可以直接说你之前的理解错了，尝试用一些更深奥的马列理论圆回来。

要是对方飞扬跋扈，那么录音就是证据了，先向教务处询问解决方案。可以由第三方老师公开阅卷，对方不承认就拿出录音。

一二：比较难判断，当你在上升期很难判断巨大的变化和转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发生了也往往难以察觉。

三：肉体可以感知到很大的贫富差距。

四：过去十年片刻经历过自由的人们试图反抗过，但给这代人留下的窗口期越来越小了，如果再过十年被00/10两代占据青壮年这个年龄层，那么我觉得发生“革命”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了。

五六：目前已经高度政治化，且有相当多精英认识到了权力以及国际大环境改变可能带来的机会，并大量涌入权力机构。

七八九：我统一归类为宣传，如何在当今数字极权下进行传播宣传以及发展组织团体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没有相应的办法连传播信息都没办法做到。是在体系内寻找破绽或者渗透？还是用一种体系外的东西来打破僵局？

十：罪恶感，凭感觉来说，每个人都觉得哪里有点不对。

支持把党话翻译成人话系列。

@tinypaper #181877

乡村振兴似乎和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有关，试图把农村当作城市回流的人口的缓冲地，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不怎么搞了。

@infoworld #181474

我认为黄泛区的恶（假如真的有这个恶的话），真正地要解决问题应该由当地形成一种自发秩序。总是要靠中央，多少是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管多了就形成一种惰性。比如铁链女好了，是在当地缺乏一种道德秩序，没有一个人自发地去认为它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反而觉得应该多研究一下如何让当地形成一种正儿八经的宗族社会（有道德领袖），可能会对当地有更实际的帮助。

@孙先树 #181888

提供了三种产品的选择，很难判断是广告，还是说你在其它地方见过类似文案？

@小甜甜 #181851

丰县女子关注组的技术力和匿名化都做得挺好，背后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组织体系。

新闻链接

Tor网址：https://twitter3e4tixl4xyajtrzo62zg5vztmjuricljdp2c5kshju4avyoid.onion

实测后可以正常登陆和浏览发言，有的节点可能加载困难，可以尝试切换节点。

推特刚刚对政府审查制度进行了打击，尽管这家科技巨头不会直接站出来这么说。

周二上午，长期与Tor网络合作的网络安全专家阿莱克-穆菲特宣布，他已经在Twitter上发挥了自己的技能。具体而言，穆菲特写道，他帮助公司推出了一种抗审查的方式，让用户能够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即使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官员想要阻止这样做。

Tor的工作原理是将用户的互联网流量通过随机服务器发送，并在每一步对流量进行加密。这意味着一个网站无法看到具体的浏览者，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无法看到其客户正在浏览的网站。直截了当地说，Tor很适合做一些你希望保密的事情。

"这可能是我所创作的最重要和期待已久的推文，"穆菲特写道。"我代表@Twitter，很高兴地宣布他们新的@TorProject洋葱服务，网址是：https://twitter3e4tixl4xyajtrzo62zg5vztmjuricljdp2c5kshju4avyoid.onion/"

配备了免费Tor浏览器的用户现在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可以使用Tor的地方直接访问Twitter的洋葱网站。Twitter现在有了自己的Tor网站，增加了一层保护，超过了用户仅仅通过Tor浏览器访问Twitter.com所获得的保护。

"Tor解释说："洋葱服务的位置和IP地址是隐藏的，使对手难以审查它们或识别它们的运营商。"Tor用户和洋葱服务之间的所有流量都是端对端加密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通过HTTPS连接。"

这并不是穆菲特第一次努力将隐私和社交媒体混合在一起。他建立了Facebook的Tor网站，并在2021年帮助纽约时报重建了自己的洋葱网站。

我们向Twitter提出了许多关于其新Tor服务的问题，但该公司拒绝回答我们的具体问题。

公司发言人回答说："使我们的服务更容易获得是我们持续的优先事项，"他还向我们指出了Twitter的支持浏览器列表--其中现在包括Tor浏览器。

目前主力用户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思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假设有革命想法的话），包括thphd一直推崇的都是精英主义。毛在国民党内的时候确实当年有在湖南做过所谓“农村调查”，但后期考证那个数据相当不靠谱基本属于瞎掰，而且其借用农民力量是非常有其时代背景的限制。想要在当今世界复制是很困难的，并且目前政府执政政策还是对农村地区有相当大的关注比所谓反贼群体关注得多的多，包括土地政策调整试图将农村作为城市回流人口的缓冲地等等。

它必须要有某种令反文明群体看懂并且畏惧的力量才能同化这些人

这个不是达尔文世界吗，但是目前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中国多么不堪，比起非洲最低限度的秩序还是有的。不能把所谓“底层人口”剥离出来用暴力手段驯服，而且指望这个暴力手段不去危害整个体系，而且是否能驯服也是个问题。再退一步，西方所谓“文明世界”的底层人口也大多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没有尝试去驯服底层人口。假如所谓“暴力”模式真的对责任感和文明有效的话，那么建国初期前三十年，共产主义社会早就达到了。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们被开盒最多失去战略用途，换个身份继续在体制内工作。他们是走在白道的，除非沾了黑道，不然公布其身份只是助长其威风。

实际上美国应该掌握大量此类人信息，比什么社工库高多了，但鲜少公布出来。主要是乱公布真没什么用，还落人口实，这是于情没有帮助的。

@夸父逐日 #181339

感谢回复

倒也不是要完全去避免，我更关心的是各个立场的人士如何将这一行为纳入到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去，而且不会引起自身原本立场和现状的冲突。除了pinky能熟练地运用whatabotism进行左右逢源。那么假设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该如何去理解这一事情？假如我是个私有财产的拥护者，我该积极捍卫俄罗斯人民的财产权吗？如果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我会怎样来阐释抵制和制裁在与资本对抗中的作用？进一步说collective action所带来的后果何种程度上带来的是“民意”，何种程度上带来的是“民粹”，或者说这只是道德上的判断而对于现实政治来说并不考虑的范畴。

我觉得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所赋予行为的意涵可能比起结果更为重要。

• 相信最近抵制俄罗斯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然而我相信不少人也像我一样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疑惑，所以想看看各位坛友的意见和想法。

• 一部分反对杯葛行为的人认为苹果等大企业纯粹是为了“政治正确”以及避免卢布下跌带来自身经济损失，但完全忽略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而SWIFT的封锁行为是正当的，因为银行就是政府的延伸机构。这里似乎将市场-消费者和政府-政府两对关系做了一个区分，彼此应该一一负责，市场的归市场，政治的归政治。

•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普通的民众多少是有一丁点责任的，通过大企业服务的等等制裁来push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压力尽早结束战争是没错的。

• 也有人认为在极权社会下政府和民众就是高度绑定的，无论这种绑定是否是自愿的对其就应该心狠手辣。

• 还有人认为舆论过多关注俄罗斯人的遭遇了，当我们看到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了。这里好像通过对比两种不同的痛苦大小就justify了杯葛。

• 也有人认为商业制裁和政府制裁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影响了文化交流和传播是错误的，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 还有人认为在复杂系统中去预判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是没必要的，因此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去做的就行了。

你对以上观点有哪些想法呢？

FYI

这十户联防真的是把恁国几千年“优良传统”发挥了个干干净净。这几年内地感觉维族就跟被蒸发似的全没了。是，小偷小偷小摸没了，这正经人儿也一个都没了啊！当年报纸连篇累牍地批评街头的切糕贩，今儿个我倒是有点怀念这口了，啥时候老维子能重新在街头宰我几百块，我看恁国啥时候才算个正常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