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伏尔泰……——习总书记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但这个“仁”究竟是在指什么呢？如果你百度的话，可能会得到很多模糊且毫无意义的结论，并且通常都是很能净化心灵的，比如这样——
孔子的仁的内涵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克”就是克制、约束。“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的心念、言行，用大家常讲的话说就是净化心灵，发扬正能量。
摘自百度随便搜出来的，嗯。这个答案很和谐，也很没用。
在《论语》的原文里，对什么是“仁”有着明确的阐释。“克己复礼曰仁”。对于如何做到克己复礼，也明确地表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体现出，仁是一种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只要能够每件事都按照“礼”去做，这个人就用拥有“仁”这种道德品质；不按照“礼”的规范做，那这个人就是个不仁的人。所以“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全方位符合“礼”的规范。
那么，想解释仁是什么，就不得不解释孔子的“礼”是什么。孔子所提倡的“礼”并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甚至在当时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当然是孔子改进版），植根于西周时的一套尊卑有序，上下分明的等级制度以及衍生出的一切社会规范；孔子认为实行由自己改进过的复古制度，是改变春秋时代诸侯纷争状况的不二良方。
那么，为什么孔子认为人要尊卑有序，无论贫贱、无论疾苦，都要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应有的位置呢？因为孔子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先验论。孔子天然就认为人群是分成三六九等的，有些人生来就该是高人一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做牛做马的，所以能不能做到“仁”，甚至能不能听懂你老师孔子我说的话，是跟出生时候自带的天赋息息相关的，是和后天的努力没有太大关系的。因此才要因材施教，行而上学，不行退学。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出生时候一个人作为“材”，是铂金还是不锈钢，是金丝楠木还是玉米棒子，都是天定的。关于这一点，孔子言论如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们可以驱使人民追随，但无法让人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笨）。”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对中等以上资质的人，能讲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资质的人，说了也白说。”
可见，在孔子的认知里，上天赋予的资质是一种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圣人还是愚人，和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毫无任何关系。天就是能生出人上人，也会生出人下人伺候人上人。所以，虽然在“仁”的实现上可以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在“先验”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先天有圣人资质的人才配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些人愿意克己复礼，就能成功实现“仁”；先天没圣人的资质，就老老实实当愚民，圣人之道什么的，女子和小人光靠后天努力是学不会的。而自己作为孔圣人，天然就比愚民有资质。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周文王死了，他留下的礼乐教化不在我身上，还能在谁身上？”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世上只有不愿意仁的君子，没有能学会仁的凡人。”
因此，读《论语》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先验论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大前提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嘴里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孔子看到平民是绝对没有让他们富起来，成为和自己一样，肉不切细了都不吃的贵族的想法——而是在承认人在先天分三六九等的情况下，以人之间的上下尊卑为前提，不同地位的人达成互相理解。
详细解释一下的话就是说，领导愿意对我以礼相待，我察觉到了领导尊敬我的心情，那么反过来为了回报这种心情，我就该为领导尽忠而死节；我作为小权贵非常照顾治下的百姓，那么百姓也应该体察到我爱民的心情，作为回报不要给我添麻烦。它的思想内核，是带有上下级关系的，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我不想被凶，所以我不凶人”的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第一个是纵向的，第二个是横向的。
顺便跑题一下，孔子所说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最高意志，而不是拥有自己人格的人格神。自己之所以会有恢复周礼的想法和为之做出的努力，都是天定的，是天赋予我孔圣人的使命；既否认神存在，又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都得应验的”这种价值观，并希望以此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为了实现“仁”，做到“复礼”，孔子提出了两种具体执行方式。一是“正名”，二是“中庸”。他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周王室衰落，等级制度崩坏，他这种生在贵族家庭的人竟然因为家穷被人轻视，这不好；所以要以“名”来指导实际，名义上是周王，就该把最高权力还给他，大贵族僭越了王权，这不行，得把权力还回去，小贵族穷了、落魄了，也是根正苗红的正黄旗满洲贵族，不该和庶民享受一样的待遇。正名的具体目标，就是实现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每个人的“名”，应该和其实际地位和所得到的实际利益相符。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用“实”来指导“名”而非要用“名”来指导“实”，但反正墨家早就已经把他挂起来批判一番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中庸”是落在具体执行方案上的指导方针。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是一种德行，它是最高的德行，而人们已经很久没有拥有它了。”
为什么孔子这么认为呢？因为中庸之道是古圣和先贤传下来的，大家都说是尧对舜的教导。虽然我不知道它是真是假，但反正尧舜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年了。这种说法和孔子恢复（想象中的）过去美好制度的愿景不谋而合，但现在“民鲜久矣”，人们失去了这样的精神，所以孔子要试图去唤醒它。因此，虽然说是要中庸、不要走极端、不要偏袒任何一个倾向，但是它有一个大前提——要符合周礼。不符合周礼的，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礼“之内的事情，才有权谈中庸。中庸在处理事情时候的灵活性是一种方法论上、执行层面上的灵活，而不是根本价值观上的灵活。
孔子死后，诸子百家争鸣的核心变成了名家大战墨家，儒家一度面临式微。如果不是天降伟人孟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及时修改了儒家包括“仁”在内的许多定义，那么现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甚至可能不是孔夫子，而是墨夫子。因为在春秋时期井田制崩坏，个人劳动生产者开始大范围出现的状况下，以墨子为首的墨家相比儒道都更符合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向。当然这只是我对另一个世界线的冒昧揣测，因为到了战国后期，最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又从墨家变成了法家。
世界总是在变的。就像我们现在意识里的儒家思想，也和孔子原本的思想相去甚远，是经历了无数后人debug之后的版本。
孔子的这些思想，饱读诗书的习总书记一定是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总书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或许就蕴含着诸子百家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