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7

你难道没发现你和2047也是主仆关系？2047想封你随便封，报社封杀记者犯法

if you are not paying for the product, then you are the product

記者和雇用媒體是主僕關係，資方出錢給記者，資方就是甲方，有權利決定編採方針

用戶和公眾平台之間不是主僕關係，用戶創造的數據和文字內容屬於平台的商業資產，用以專賣給第三方或者其他方式來商業化，換句話說用戶是平台的顧客甚至是原料供應商，不然品蔥哪來的底氣騙中華民國數發部的贊助費

预防性屠支

先是tiktok，然后是temu shiean，最近又有red note和deepseek，基本美国app榜一自从武汉肺炎放毒后就是支那霸榜，到现在川猪都禁不了一个tiktok，还有哪位支那猪敢否认东升西降？当然东升的是沾全球化左逼便宜的赵家人，和各位底层穷蛆没一点关系，西降的却是底层走线穷蛆，浪蛆输两次

这位汪精卫同学，请认真学习陆丰创新的制造黒火药和硝化棉的文章

我早就说过一个真理：如果你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不敢暗杀中共要员，就别说你反共。 你只是被中共逼得没招的小瘪三跳脚罢了

那你以后退7了肯定也会骂7，娜塔莎跑路之前怎么没把你号封了

关羽并不比吕布弱，同级别

為什麼關羽比呂布弱，但更受人尊敬？

通常情况是同行不同雇主，虽然商业上竞争，但模式一致，所以来来去去都是那群人，所以不能骂原雇主，你骂原雇主傻逼，下家和原雇主除了牌子不一样啥都一样，那你不是骂下家傻逼吗？

低如KFC McDonald，高如Google Facebook Twitter（三个公司都改名了但是换汤不换药），都是这个性质。 甚至哪怕你从硅谷回中国就业去字节跳动，情况也一样，字节的人也不乏海龟，他们的圈子也是和硅谷重合的。你从硅谷回中国，大骂美帝混蛋，观察者网也许会采纳你的稿件，但是字节跳动的同事私下会说你是不是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偷了雇主的钱或者干了别的坏事逃回来。

如果模式不一致那就好说了，比如美帝最近十年是政治分裂期，左翼右翼媒体互认对方是傻逼，叛徒可是光荣的标志。从民主党跳槽出来的Tulsi Gabbard上共和党的节目那是一上一个准，喷前东家的内容可受欢迎了。你要是什么在纽约时报撰写白左专栏的文章的，跳槽到观察者网发张维为体文章，那绝对超越张维为。

可以骂，不过很多情况下骂原雇主是找新工作过程中的禁忌(除非本人够厉害属于供不应求的人才

至于反美啥的，其实就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竞争对手关系，反美还是粉美成为了一个站队问题

一些人反着反着就被中共统战了

一些人被原本的同志们骂着骂着也被统战了，典型的例子如海外民运一些人

人类本来确实就是傻逼占绝大多数，区别就是一些傻逼承认自己傻，一些傻逼不承认

议政在生活中也好在网络上也罢，从来不是为了追求什么知识，更多是一种心理自慰

所以对于人类，粉红也好岁静也好反贼也罢，不要抱有太高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期待低一些就有惊喜

虽然很多傻逼都觉得自己所在的阵营代表了真理正义，但现实政治不讲真理不讲正义不讲道德，而是平衡和试错

一群傻逼赶车，你要往这边走俺要往那边走，扭来扭去也总不会太过离谱

一个傻逼大手一挥，直接开倒车还没人踩刹车，那只能翻车

最后，俺觉着俺也是一个傻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反中共的反贼群体来说，美国，基督教，白人。这三个东西就是上帝，是不能碰的红线，谁敢批判这三样，那你肯定1000%是粉红五毛，中共的狗腿子。对于美西方以及基督教文明产生的客观社会问题和社会缺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是反贼群体反智化，愚昧化的主要原因。

最后就造成8成以上的反贼群体成为信仰个人崇拜的川粉。观点就是：美国什么都是好（坏事都是左逼干的），基督教什么都对，白人什么都对，白人至上没错，种族主义没错（是的，他们不照镜子） 支那国什么都邪恶肮脏。因为中共反右，他们就骂左逼，欧美坏事都是左逼干的

然后你去看大陆粉红，反共川粉，郭文贵粉，法轮功，中华基督徒，还有台湾青鸟小草的言论。哎，啥台独啊？啥民主啊？啥灭共啊？ 根本两岸一家亲，全球华人一家亲嘛！

那这种结果就造成了：反贼其实就是粉红，川粉就是红卫兵，美国逐渐被演变成了中国。川普和包子惺惺相惜

这一魔幻可憎的现实

我只能说作为曾经的热血反贼我是彻底死心了。事实上人类世界就是傻逼占绝大多数。傻逼团结在在一起，就有了力量

雇佣关系被你说成主仆关系，真有你的，人家都辞职了还不能骂原东家吗?

他收受俸祿，背刺原主算是不忠 我從沒受過蔥祿，幹嘛要維護蔥站

现在兴说这些了，多发，爱看

他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你在品葱干啥

華盛頓郵報曾經支付他薪水，品蔥有支付我薪水嗎？

你不在品葱可以去2047没必要天天骂原来的社群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四年

近日，着名媒体人、前中国央视记者王志安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工会及罢工问题的评论，包括以下内容：

“美式工会就是寄生虫，制度毒瘤。今后美国如果完蛋，大概率就死在工会手里。

我要是竞选美国总统，竞选主张就是宣布禁止工会组织强制性罢工，企业有权解雇参与罢工的工人。

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消灭美式工会对企业家的剥削。

曹德旺和美国工会之间的斗争，我是完全支持曹德旺的。那些工会就是应该统统赶出工厂，否则将来一定会把工厂搞死。

曹德旺才是工人的合作者，没有曹德旺，那些工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和曹德旺相比，工会就是寄生虫，他们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想把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弄死。

……

我觉得工会组织罢工是他们的自由，但是你不能阻止其他非工会员工上班，也不能阻止雇主解雇你。经济类罢工应该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博弈，但现在美国很多工会，组织罢工的时候，不让其他人上班，这是啥道理？

这不就是黑社会么？

我觉得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当年对抗矿工的大罢工就极有魄力，当年矿工罢工导致燃料短缺，整个英国差一点陷入瘫痪，但她没有妥协，说：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要应对的是企图用暴徒规则取代法律的做法，这种做法绝不能得逞。这种做法绝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吓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不想接受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须战胜暴徒的规则。”

玛格丽特像个政治家，我比较支持她的主张。

……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是现代企业。薪酬低是因为在农村种地更血汗，更奴工，只不过给自己做奴隶而已。

……

自愿交易无剥削，剥削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扩大化解释的一个词汇，流毒甚广。

……

有人说没有斗争资本家会涨工资么？显然会啊，竞争的结果。30年前北京的保姆一个月几百块钱，现在估计六七千，月嫂上万。

他们斗争了？没有吧。是市场供需改变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入高了，想要雇保姆，但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于是价格就上涨了，就这么简单。

我一直支持劳方的非经济方面的需求，比如不能歧视，不能有工作之外的各种要求，等等。但经济需求我只支持法律意义上的最低报酬，这之上都应该通过自由交易解决。我不支持任何最低报酬之上的结伙性质的要求，比如工会的集体谈判。

美国工会都要缴纳10%甚至更高的收入做会费，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存在是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不是相反。

……

这些工会的人得到了加薪，但是，那些明明愿意以更廉价的工资工作的人却失去了工作。那些人才是工人阶级中更弱势的群体。工会维护的从来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当他们维护成功时，一定会让更多，更弱势的人失去更多的利益。

……

中共过去的国企，人浮于事，铁饭碗，缺乏考核和监督机制，属于摆烂社会主义。

……”

以上摘录的只是王志安相关言论的部分内容，其他因为篇幅问题无法全部摘录，但这些基本可以反映其对于工会及罢工权问题的观点。

简而言之，王志安认为，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乃至工会存在本身，阻碍了生产力提高、降低了经济效率、破坏了经济自由，不利于企业家及企业发展、也有害于工人自身。王志安还认为应该废除工会、禁止甚至镇压罢工、市场竞争高度自由化，尤其反对工会组织和工人集体行动、也不承认剥削压迫的存在，要工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靠自身奋斗获得收入，社会整体也会受益。王志安还明确说明这些言论并非开玩笑，而是他认为的“常识”。

王志安言论一出，引发激烈争议。有不少右翼的泛自由派人士支持他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而反对者有的是就事论事反对其对工会与罢工的观点，也有的只是出于反对王志安其人而反对他。其实中国自由派中持与王志安类似观点的，应是大多数。支持和反对者中，有一些仅仅表达观点，有些则简单阐述了理由，但较少有系统性论述工会及罢工问题的。

笔者虽然并非劳工领域专业人士，但作为一位对于国际工运史及中国工人境况有所了解的人，在本文就王志安的言论及与工会和罢工相关的问题做些评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工人组织与罢工权的起源、价值、正负两面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工会及罢工权问题、中国工人面对的真实境况及捍卫其权利与尊严的重要。

人类罢工活动的起源、发展、形式的演变

狭义的罢工运动，是指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人群，通过停止工作、拒绝完成企业主任务、为工程制造障碍等方式，争取权利和保障自身利益的活动。

而广义的罢工，则与人类文明史伴生，古代奴工（如手工业者、服务于贵族的仆役）和农民及所有劳动者，都曾以各种罢工或怠工形式，来对抗主人的剥削压迫、争取相对较好的待遇。只是人类早期的罢工往往以消极怠工的形式，而不是积极对抗的方式。但也有像中国西周时期“国人暴动”和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那样由自由民或奴隶为主体的大规模反抗横征暴敛的暴动。但无论消极怠工还是武力暴动，都反映从人类出现部落和国家形态、阶级分化、分工，罢工和反压迫就随之产生，无论东西方都无处不在。

古代徭役和农奴制之所以效率低下，即便用皮鞭和棍子逼迫奴工，也仍然无法激起奴工积极性，正是因为奴工敢怒不敢言、无力直接反抗，就在劳动中尽可能偷懒和磋磨，以缓解自身劳动的劳累和被暴力压迫的痛苦。这种怠工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者，而是依靠奴工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奴隶制生产形态下，更没有创新创造力，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变革往往需要长期摸索和依靠运气。

近现代各国纷纷废除农奴制和庄园奴隶制，如1861年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林肯时代美国废除奴隶制，也正是为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相对于奴工，自由民有了更多自由和尊严，也有着更强劳动积极性。而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后经济都更迅猛和良好的发展。这也反映了有权利自由的劳动者，要比被强迫的劳动者更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产业革新。

工业革命后工人恶劣的生存境况；罢工的规模化与组织化、现代工会的出现

而工业革命后，生产方式发生翻天复地变化，操作新式生产工具的产业工人出现，且数目迅速而不断的扩大。这些产业工人一方面获得了相对农民和传统手工业者更高的平均收入、区别于“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活，也遭遇新的剥削和苦痛。钢铁工人、煤矿工人、建筑工人……各行业产业工人在将世界改造的天翻地复同时，自身却工作在令人痛苦和危险的环境中。

如钢铁工人要面临高温热流的侵袭、浓烟灰渣的浸染、锅炉爆炸的危险，煤矿工人更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施的井下作业，发生死亡事故是家常便饭。直到20世纪前30年，美国煤矿每年有3000多名矿工因各类事故死亡，每开采100万吨煤炭，就要付出8.37条生命。而如尘肺病等职业病造成的死亡，大多数都难以统计，实际因工致死致残人数比以上数字更高。而一张反映1900年比利时矿工下井的照片中，数十名矿工被塞在狭小的下井梯中，像动物一样肮脏和蜷缩。这些都反映了直到20世纪初，欧美工人工作条件仍然危险和恶劣，更不用说更早的18-19世纪了。

而纺织工人等轻工业和蒸汽机车驾驶者等行业职工，虽然工作危险性较低，却长期过劳工作，得到的报酬与劳动成果不匹配，身心也在痛苦中。而且由于当时交通工具刚刚发展起来，安全系统缺陷很大，驾驶火车、汽车、飞机及机组人员，也会面临各种危险。纺织工人也会得各种职业病，一些职业病迄今还困扰纺织工人，何况生产技术和劳工保护条件远不如现在的17-19世纪。

总之，那时的工人工作在非常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中，劳动工时很长、收入远低于产出的经济效益和付出的各种代价。一些工人还时常面临失去生命或重度残疾的危险。另外，工人之间也存在不平等，女工和童工收入显着低于成年男性工人、非白人工人收入显着低于白人工人（哪怕劳动成果相同，也是差异化对待）。

罢工及工人运动的诉求和抗争史、抗争成果；现代工会的诞生、发展、作用

正是许多不公不义、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报酬，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开始团结起来，争取权利和尊严。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也是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源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些运动有暴力的有和平的，或暴力与和平兼行的，诉求包括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伤残工人予以保障等。之后还有女性的抗争，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而产业工人的结社，也正是在此时大规模成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世界工人运动规模更加扩大，并与反专制、反帝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义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抗争相连接。女性工人也和女权主义合作，提倡男女平等和女性权利。正是在工人运动浪潮催化下，欧洲的德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专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垮台，结束了悠久的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迈进。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人运动由以前的暴力与和平方式夹杂，变得主要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为主。到了1990年代之后，全世界工人运动都基本以和平方式进行。部分流血暴力事件，基本都来自于专制政权的镇压。

从18世纪至21世纪，工人运动同步于工业革命及产业转型升级，与人类近现代史交互。而工人运动都是由众多工人形成组织甚至政党，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工会是工人组织和活动的最重要形式。而罢工等活动也由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主导。

工人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是由于单个工人根本无力对抗财大气粗、雇佣黑帮人士、还有国家机器保护的企业主。个体的抗议、罢工、辞职，显然也不能影响企业主和政府的决策。无论武装反抗，还是和平非暴力抗争，都需要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现代的工会也就应运而生。

工会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并要求成员集体行动、与同事同仁共进退。工会在罢工或其他抗议时，还会有纠察队动员参与和维持秩序，对于背叛工人集体的“工贼”往往还施以暴力手段。但这是维护工运秩序的必要，否则就无法凝聚力量抗争，会被软硬兼施、同样有暴力能力的企业主及其打手、政府军警轻易瓦解和镇压。

正是在工会组织的罢工和其他抗争下，从18世纪到20世纪，各国工人阶级的权利从无到有、保障由少到多，从如奴工一样的工作机器、行尸走肉，到成为有自主性和尊严的工人阶级。如八小时工作制、工伤保障、工人医疗和养老保障（退休制度）、工作环境安全保障、工人在必要范围内的自主自治等，逐步得到实现。

不仅工人权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工人抗争，各种权利和保障制度的维护，同样依靠工会、罢工压力、各种工人运动。否则，各项保障只是一纸空文或大打折扣。法律和制度条文的诠释、使用、注解，都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者及其受到的各方影响。当资本家和亲资本政府力量强大时，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就利于资方；当工人团结和有影响力时，有利钟摆就会偏向劳方。且双方的博弈往往可以让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更加公平。而如果只有一方的影响，或双方的力量及话语权相差悬殊，法律的天平就会倾斜而不公正。

欧美之所以工人保障较好，正是在于工人的团结、工会的强大、工人运动的蓬勃。美国虽然贫富差距大，但工人运动的强大仍然让蓝领和白领工人都能得到较好保障。而像香港等亚洲地区，工人权益往往较差，很大程度在于工人组织不力、政府对工人的打压。例如香港从港英时期到中共统治至今，政府都阻止工人拥有“集体谈判权”，而工厂主和地产主在政法界和舆论界都有垄断性影响力，是香港贫富悬殊、中下层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之一。

此外，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也是工人阶级相互联络、交谊、合作、构建阶级和行业共同体的平台。与基督教会、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组织类似，工会也是工人阶级之间交际的纽带，是凝聚人心、互帮互助的团契。而工会大楼、会议厅，也与教堂、清真寺有相似的功能。工人很多是无神论者，或不同工人间信仰不同，又面对工作压力和人际纠纷，显然也需要类似于宗教组织的人际交往和心灵寄托平台。工会虽并不能完全承担这些职能，但显然远胜于无。

罢工及工会的副作用、危害的有限和更多益处、其他力量对工人罢工及工会组织的制衡

当然，工会及罢工也确实有各种副作用、负面影响。工人组织起来抗争既可以争取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也可能争取不合现实的、过高的收入和利益。罢工活动也会影响生产进度和效率。工会在组织罢工中，对待工人、企业主及打手、警察时，有时也会使用暴力手段。而一些缺乏品德和怠工者，也会利用工会及反抗企业主的活动以谋取不合情理法的利益。大规模的罢工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甚至酿成极左极端革命，损害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各国人民利益。

但这些问题是任何组织和社会运动都会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其危害是有限的，以及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加以弱化的。即便有这些弊端，也更不应因噎废食，废弃、禁制、打压工会和罢工及其他工人运动。

首先，企业主、资本家、地产主等资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本就拥有巨量的资源，其不可能放任工会无限要求权利和利益。资方多数情况下都有充分的资源与劳方对抗，双方博弈下形成妥协，而不会让劳方单方获利。

第二，政府机构不可能允许罢工者无限的要求和不断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政府作为保守现行秩序的机构，普遍对罢工持容忍但不鼓励的态度。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对于罢工虽然多数情况下会允许，但不会无限包容。如果罢工的要求明显不合理而罢工时间过长，民众也认为某次罢工不合理且过于影响正常生活，政府就会派出军警人员强迫罢工停止，必要时还会武力镇压。而专制政府则更加普遍镇压罢工。在这样的前提下，工会和罢工工人不可能随心所欲。

第三，无论工会的组织力量，还是罢工运动，都需要消耗工人及其他参与者大量精力、损失不少收入，付出各种代价。罢工和罢市等非暴力抗争，某种程度类似于“自残”行为，首先付出代价的并不是资本家和政府，而是罢工罢市者自身。即便工会给予罢工者一些援助，也往往不敌损失。罢工者罢工期间没有收入，罢工失败还有被开除风险且必然不会补发收入，即便罢工胜利也不一定会补发罢工期间工资。而罢工往往伴随着街头抗议，同样需要抗议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物质。所以罢工者会根据情况、权衡利弊、往往不得已才罢工，而不是像吃饭喝水一样随意罢工、漫天要价。

第四，工会组织虽然有一定强制性，内部往往也有不少黑幕，但仍然基于法律，成员有基本自由，大多以民主自治方式运转，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即便工会核心小团体影响力大，也不可能主宰会员命运。工会给予工人的庇护和支持作用，还是大于其阻碍自由和影响效率等负面作用。工会也会有一些道德准则，而不会庇护无赖和怠工者。当然在一些特殊国家特殊情况，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常民主国家，工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一样，都需要接受社会监督。而且资本家和政府也不会对工会内部黑幕视而不见，相反往往密切关注以便离间工会成员之间关系。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绝大多数工会的暴力成分已几乎消失，核心组织者和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平等和谐，成员的进出也都基于自愿（但退出前提是不能破坏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罢工）。

总之，许多人对于工会缺点及罢工危害的看法，是夸大了其缺陷和危害，是过度和不必要的担忧。如果没有工会和罢工，那么固然没有了这些缺陷和损害，但却会让工人在内各种劳动者及社会中下层民众遭受更大的损失和伤害。当然，对于工会及罢工存在的问题，也确实需要正视和解决，工会和工人力量也需要被其他势力适度制衡，但不应超过必要限度、不能因噎废食的取缔工会和禁止罢工，也不能对工人和罢工过度的打压。

罢工权、工会、工人福利保障存在的法理与人权层面的必要性、哲学与人文主义价值

其实，罢工权利及工会组织的存在，不仅有现实必要性和意义，更有自然法权、基本人权、哲学与人文理念上的必要与价值。

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及其他诸多纲领与宪法所说，“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与生俱来都与其他的人有着平等的法理权利和尊严，而不因出身、财富、性别、身体状况等而有所差异。但现实中，由于不同身份和阶层人士的权力、地位、金钱等差异，不同的人之间形成显着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往往又会进一步制造更多更大的权力、地位、金钱的不平等，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尊严、所得、利益，实实在在决定人的生活幸福与不幸、物质与精神的得失。

面对法理上平等的应然、现实中不平等的实然、法理与现实的落差，人类社会就需要采取诸多方式弱化差异、减少不公、最大限度接近平等，并在部分领域实现平等。如民主选举、法律与法治、社会契约、税收，都是促进平等的手段（哪怕他们也可能被用来制造更大不平等）。

而在工人与资本家、劳动者与统治阶级之间，同样有着显着的不平等。这既有不同身份者分工差异必然导致的不平等，也有强势一方利用其权力和资源有意制造、加剧、巩固的不平等。在这样不平等下，弱势方通过纯粹讲道理、诉诸法律等方式维权，并不总是成功，反而常常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弱势一方有天然的反抗权，尤其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抗争、争取和保卫符合情理法利益的权利。而对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停止工作，迫使企业主和权贵阶层让步，是最惯常的手段。而单独的罢工往往难以起到效用，那么组织工会、集体罢工、集体谈判，就是必然的路径和又一应有的权利。

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劳动者固有的权利。由于劳动者相对的弱势，需要赋予其独特的权利、允许其使用非对称的手段。只有保障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才有可能捍卫人权和劳工独特权益，以及对抗强大的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劳动者组织工会，以人数优势对抗资方的资源优势及政府的支持，是若干劳工权利和维权方式中最重要的权利与手段。

而工人在内劳动者获得工资、全体公民拥有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必要的保障，同样是人自然而然应有的权利，而不应剥夺。只是劳动者的收入和公民保障，除满足最基本需求之外的部分，需要与劳动价值（贡献）和劳动强度（代价）相吻合，并与其他公民相对一致，既不应被剥夺和损害权利与利益，又不应显着超出其他劳动者和公民的保障水平，以保证平等与公正。

无论劳动、罢工、组织工会、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都只是实现人幸福的手段。如果为了创造财富、提高效率，而要求劳动者付出过高代价、损失更多幸福，那也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良好的劳动关系、经济模式、社会状态，要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实践经济发展，以折中与稳健方式促成社会繁荣安定，既不让理想沦为空谈和被扭曲，也不为现实不择手段、牺牲弱者利益。

保障劳动者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和关怀，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在现实中的实践。当然这种保护和关怀并非恩赐，而是劳动者天然应有、现实中也应由其自由、有序、有度行使。并由公民社会契约和民主法治体制予以保障与协助的。

在包括劳动者在内国民权利平等问题上，中国的许多人士往往是不以为然或缺乏意识的。无论是中国官方建制派、既得利益者，还是自由派和政治反对派，普遍蔑视人与人的平等，尤其反对“结果平等”，且对“机会平等”也不屑一顾。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作祟、严重缺乏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的后果和表现。中国人尤其社会精英这样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是较为少见的，其他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尤其知识分子，普遍重视平等。中国是一个特例，且是不良的、令人担忧的特例。而这样的特例，正是来源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又反作用于中国特色的现实中。

中国的工人、罢工、工运、工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下的畸形果实与复杂幽微情状；“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中国工人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

中共建政前中国工人与工运简史

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相较于其他国家尤其亚非拉国家，是没有多少特殊性的，与国际工人及工运的主流基本一致。中国现代产业工人诞生于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实业救国的历史浪潮中，而中国工运的大规模兴起则是民国初年。

相较于欧美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更为恶劣、收入更是微薄、生活更加拮据。这很大程度在于清末民初中国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关系的野蛮，以及中国官吏更加残忍的剥削、对待工人的苛酷。中国工人及工业还要遭受显着先进于中国的西方企业竞争和西洋工业品的冲击。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工业又面临日本的竞争和压力。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虽是为其夺权的宣传，但也是当时的客观事实。

清末时，腐朽暴戾的满洲贵族和满汉官僚残酷镇压大众，所以那时的工人要么逆来顺受，要么加入会党参加起义，而没有和平抗争的空间和舆论发声平台。民国后，社会自由空前增多，工人的和平非暴力运动、兼有暴力与和平的抗争，呈爆炸性增长。另外，由极左翼的共产主义分子鼓动的工人暴动、武装斗争，也日益增多。

民国时代的工人，既遭受国内官僚和资本家的盘剥，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及产品倾销的压力；既是遭受多重压迫苦难沉重者，也是相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等较落后生产者的、代表新兴的、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振兴希望的工业劳动者。简而言之，工人既倍受压迫，又肩负重任、被寄予厚望。于是，那时的工人处于政治的中心地带、工运频繁，各方也都积极拉拢和动员工人，国民党和共产党即是联络和策动工人、发起工运的两支最重要力量。

国共主导的工运，有相同也有差异。二者都强调工人的被压迫与贡献，国民党集团相对更强调工人促成民族复兴和抵抗外侮；共产党则更强调工人的阶级属性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角色，及反抗资产阶级中的作用。在国共合作时期，双方都致力推动工人运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广东和香港工人反帝反资抗暴斗争）就是国共共同主导工运的典型。

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以及国民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性质和任务的改变，国民政府对工人运动由支持为主变成抑制为主。而中共遭受沉重打击，虽仍希望动员工人，但力不从心，中国工运不再那么疾风骤雨。但国民政府统治下工人仍然有罢工的权利自由，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仍时常发生。

这些罢工大都是为争取合情合理的权利，也基本遵守法纪，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之后十年的工运恰恰反映了工人抗争与阶级调和实现了较好的平衡。1927-1937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光辉成就，和工人阶级努力工作密不可分。

而抗日战争期间，工人无论参军还是继续工作，都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这时的中国工人普遍配合抗战大局，很少有罢工行为。

抗战后，中国逐步滑向内战。在内战及战争间隙，工人在国共之间较为亲近自诩工人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哪怕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已对工人权利做了许多保障。工人通过在国统区大城市发动工运等方式，削弱国民政府的统治、策应中共的攻势。在中国东北的工人，还为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和后勤上的强力支持，成为中共打赢内战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被优待的特权阶级、贫困国家的贵族、独裁者的工具、复杂的身份角色、内部的差异

1949年中共建政后，工人阶级被赋予了中国领导阶级的崇高地位。1954年及之后的多版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现实中，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准确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也确实居于领导地位，尤其相对于农民阶层，工人在政治上、物质上、话语权上、生活上，都居于优越的位置和状态。

中国在1950年代初，通过“三大改造”及没收外国财产，将民族资本主义和外资企业，都改造为由中共体制统辖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其中规模较大和较先进的企业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而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和企业，也成为毛时代中国工业的骨架。

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名义上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人民所有。但实际上，无论产料的调配，还是产品的配给，都由中共党干部决定，而并非真正归属全民，也非由全民相对均匀的受益。而工厂的管理、运行、生产内容和方向，也由中共党政官僚决策。

而工人自身的权利自由和生存状况，则处于一种颇为特殊的状态中。一方面，中共治下的工人并没有正常民主国家工人那样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人身都不自由，如很难更换单位（没有自由竞业的可能）、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旅行），也没有真实的罢工权（虽然1975年宪法中包括了“罢工自由”，但只停留在名义上，且时间短暂，后又取消），与当时中国其他群体一样被实际剥夺了政治权利，某种程度只是中共政权的工具和奴隶。

但另一方面，相较于占当时中国劳动人口约80%的农民阶层，占中国劳动人口约15%的工人阶级，享受着远超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地位上的尊崇、令农民艳羡的保障。在当时，中国工人的医疗、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均由工厂或政府完全承担，个人不需支付一分钱。一些条件较好的企业，如鞍钢、一汽、一拖等，还会给予工人疗养、旅行、休假等待遇。除非“反革命”或犯下严重刑事罪行（如杀人），工厂会将其开除，否则即便不称职、常年消极怠工、打架斗殴，也可以将“铁饭碗”捧一辈子。而当工人老去，不仅自己有退休金，子女往往还可以顶替职位，世袭罔替，同样享受这些保障。

虽然以同时期发达国家及当今标准看，毛时代中国工人享受的物质条件其实仍然有限，也谈不上富裕，但在那个中国人普遍高度贫穷的时代，工人显然是“人上人”、“工人贵族”。1960年前后中国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死去，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以及少数知识分子，工人鲜有饿死情况。这正是在于中共政权宁可强制征粮饿死农民，也要满足工人需要、维持工业运转。在毛时代一些时期和情况下，因对工人的推崇和依赖，部分工人待遇甚至好过机关干部。

但同时，工人却并没有因此做出与所得相匹配的贡献。相反，工人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都颇为令人失望。虽然中共利用和奴役工人，但又放纵工人在非政治的生产领域的堕落，以及工人对农民等更弱阶层的压迫。无论是计划经济及公有制本身的缺陷，或者说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为理由对工人的尊崇和放纵，也往往放任工人的怠工、偷懒、“跑冒滴漏（各种生产事故和产料产品毁损）”。工业生产中也缺乏可靠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一杯茶一张报纸一把椅子（休息）一整天”。即便有时上级下命令进行工业“会战”，也不管质量匆匆完工、敷衍交差，然后再回到喝茶看报聊天的日常状态。

工人们为自身舒适，工作效率极低、敷衍了事、粗制滥造、浪费原材料，还有不少工人偷盗或明目张胆的“拿”生产材料和产品，所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没有竞争压力、管理者担心政治批斗（严格要求工人，可能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法权”、“白专”之类帽子）而不敢管束工人，所以这些消极怠工、影响生产、偷盗国家资产、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不仅难以制止和惩罚，还愈演愈烈。粗放的管理和运动式生产，也进一步破坏了生产关系。

于是，毛时代的中国工业，效率极低、浪费严重，更没有创新能力，主要靠吃民国的老本（甚至使用清末一些机械和技术）、苏联的援助、日本在伪满存留的工业基础等，以及从农民那里榨取的巨量资源，维持臃肿庞大而又虚弱的工业体系、供养大量尸位素餐的工人。这时工人的福利，某种程度确实扮演着“养懒人”的角色。但工业效率低和工人怠惰，根本上并非福利问题，而是计划与指令型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中国特色生产管理体制不科学（相较于苏联虽僵化但有一定科学规划，中国毛时代经济更多是无序和混乱）、没有竞争和对照、市场压力和反馈缺失、监管不力等诸多原因共同造成。

而中共之所以如此优待工人，既是由于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对工人尊崇的现实实践，也是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对中共而言，除了党干部和解放军，工人是其最可靠的统治基本盘，工业是中共政权统治的红色中国赖以生存的骨骼，工业成就是彰显中共统治优越性的标志。发展工业、优待工人，也即捍卫中共自身统治合法性和安定性。为此，他们当然不惜优待工人，而在“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大前提下，对于工业效率和产品质量反而并不在意。而收买拉拢工人的代价，也主要由农民（在党有土地上边的党营农场工作的农业工人）负担，中共“慷他人之慨”，自然“崽卖爷田心不痛”。

而对毛时代工人自身而言，处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没有作为正常国家公民应有的许多权利（如真实的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和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哪怕在多数资产阶级国家也拥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主罢工自由，即便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在中共党或毛泽东本人的指挥、授意、操纵下进行（而非自发自觉自主的参与政治）。“文化大革命”时工人参与“武斗”，也同样被拘于特定的范围和目标，而不允许其反抗中共、中共体制、毛泽东本人。但同时他们又在生产和技术方面不受严格管束（乃至非常放纵）、保障健全、在贫困饥荒年代中衣食无忧，是“工人贵族”。毛时代的工人，除少数情况下接受重要任务需加班加点干活，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超时工作、不被剥削压迫。相反，这些工人工作时也能悠闲自在，反过来还借助“剪刀差”剥削农民。

不过以上主要指“全民所有制（国企）”企业的正式工人。毛时代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外，还有大量“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除了少数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待遇接近“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他企业得到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远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企业，工人待遇往往也颇有差别。

而无论哪种所有制企业，除了正式在编职工，还有大量非正式（也就是“不在编”）的临时工、短工、雇工。这些非在编工人没有正式在编工人那样“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只能得到按照工作时长或计件方式得到的直接工资，且往往远低于正式工人同时长同件数得到的工资。而且现实中，往往是最苦最累的活由临时工承担，而国企正式工悠哉悠哉当“甩手工人”，但工作周期结束后最终分配的报酬，前者所得远低于后者。

这意味着，除了工人和农民的“剪刀差”和“双轨制”，工人内部也存在“双轨制”。而“编制”，即是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工人及不同待遇的标尺。编制内外的工人，不仅“同工不同酬”，福利保障更是天差地别。毛时代的编外工人甚至说完全没有任何保障。通过“编制”，中共也区分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和非基本盘、“自己人”和“外人”、可靠者与不可靠者。

而这种“双轨制”，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想的嘲弄。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着作，都非常强调工人的解放、人类的平等，且也明确主张工人内部的平等、批判“工人贵族”。只是马克思时代批判的“工人贵族”指那些与资本家关系紧密、收入较高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但中共统治下将做同样劳动的工人分为“在编”和“不在编”，对二者保障天差地别，是比马克思所批判的不平等更大的不平等。而若将“双轨制”下不同工人等同视之、都归为“工人贵族”、“懒汉”，或都当成“奴工”、“被压迫者”，显然都是错误的。

 而马克思虽然高抬工人阶级，强调工人在生产力和社会变革中的先进性，也批判过农民的落后，但他更强调平等与自由，当然不会想到也不会认同中共毛政权让工人处在“九天之上”、让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悬殊待遇。工人确实是先进的、比农民更促进生产发展的，但显然农民不应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和压榨。而且中国毛式体制和工业模式，粗放、技术含量低、浪费严重，以农民为代价也并未达成国家工业化目标，只是让一些工业企业悬空般架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供养来源于全民，但不能反哺全民，反而吸血和拖累全民。

显然，毛泽东和中共扭曲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推崇，异化了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的红皮，行古代专制社会将人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等级社会之实，其工业体系、工厂运作、工人待遇，都是畸形的、违背经济规律、违反平等的。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工业模式，也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通过强制手段塑造的、为政权服务、不顾现实和生产效率、牺牲农民等其他阶层权利，构建的畸形工业架构和工人待遇。

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反对剥削压迫，反对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反对将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幸基础上。而毛时代中国的工人农民二元体制、工人内部的“在编”/正式工和“不在编”/临时工的“双轨制”，恰恰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最着力批判的“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不幸之上”的行径和状况。而那些工人贵族，也与马克思批判的资本家及其走狗们在本质上无异。这些剥削压迫的实质，并不是换了套皮、改了身份、变了说辞，就能掩盖的。

毛时代的工人体制下的劳动权利保障体系，是非正常的、不平等的保障制度；这样的工人，也不是正常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农关系、工人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也不是正常与和谐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显然，也不能以毛时代工人的低效堕落，来否定正常环境国家工人福利保障制度的必要。而中国不正常的劳动体系和工人待遇，到了邓小平时代及今日，仍然处处存在，只是“不正常”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有了很大变化。不过，毛泽东到邓小平乃至今日中国扭曲的工人境遇，也让中国人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工运的认知随之扭曲，并衍生诸多不良后果。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人阶级境况：“中国模式”下不同身份工人待遇的显着差别、经济繁荣下劳工权利的严重受损、“低人权优势”的残酷本质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等名义公有制的企业垄断的历史告一段落，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蓬勃发展。而大量农民也开始进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二三产业）工作。这样，就诞生了农民工，即家园、户籍、出身、社会待遇是农民，又在城市或工业区做工的特殊身份群体。200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2023年已近3亿。除了农民工，还有大量作为城市户籍居民的非国企工人（包括白领和蓝领及其他类型工人）、国企外包工人，自1980年代之后也有1-3亿。而国企及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正式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数千万人这个量级波动。显然农民工及城市非国企工人，可称为“非公工人（公有制企业正式工以外的工人）”，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的真正主体。

虽然相对于毛时代，改革开放后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工人数量暴增，但国企（邓江胡时期，“全民所有制”已基本改称为“国有制”，在名义上也脱离了“全民”）正式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国企外包工人的“双轨制”，并没有破除。虽然经历了1980-2000年“大下岗”的“瘦身”和冲击，国有企业裁汰了大量工人，但大多数工人仍然留在工厂，从事远较非公工人轻松的工作、得到优厚的福利保障，并继续以变相世袭方式世代传承。

对这些国企及国企正式员工而言，其劳工权利得到了超额的保障。他们也继承了毛时代的低效和浪费，其所得往往不及劳动价值，而其中差额由国家财政及全体纳税人承担、民营经济的盈利弥补、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为其借贷。基本部分国企央企做出不小成就，也是建立在无限投入纳税人的钱、各种政策优待绿灯、牺牲其他企业和人群利益，来实行的。

而占到改革开放以来工人80%以上的非公工人，包括城市民营企业工人和个体户、外资企业中国籍工人、农民工、国企外包工人，则处在极为严重的剥削压迫中。

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工厂的工人都在超时、过劳、时常发生工伤的状态下工作，得到的薪水却很低。工厂主和管理人员往往使用粗暴的、侮辱性的、侵犯性的方式对待工人，为达成生产目的不惜透支工人的体力、脑力、健康。无论是着名台湾企业“富士康”在大陆的各工厂，还是国内各种小作坊、乡镇企业，都是如此。中共官方则站在资方一边，拒绝执行《宪法》、《民法通则》/《民法典》、《劳动法》等法律中对于劳动权利的保障条文。当发生工人罢工和抗议时，政府还派警察甚至武警协助维持生产秩序、弹压罢工。

而中国工人的处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典型体现和后果。关于“中国模式”，我另有文章论述，摘录于此：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

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

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

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

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或只将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将追求利益和实力作为第一要务，从国家政策到社会风气乃至个人价值观，皆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和犬儒化，官员和民众普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

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

通过禁制政治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减少了影响经济的人际群际争斗和“内耗”，将人们的精力和动力引向发家致富，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缺乏公平合理的解决渠道，暗处的暴力与冲突加剧、灰黑的腐败与“潜规则”盛行，制造了更多与公开政治冲突不同、但实则更为“内耗”、“内卷”的后果；

利用中国和东亚传统的重视秩序、人民较为忍耐服从、受教育水平高而工作熟练和遵守纪律、社会管制体系健全的特性，将这样的特性加以扭曲化的改造和透支式的使用；

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

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

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丛林化倾向的、低社会保障的、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

而且，中共也在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其政治纲领中“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诉求，相反全力取悦和纵容位于全球产业链上游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国内外权贵资本家，攫取中国资源、压榨中国劳动力，还积极镇压工农大众。而美日欧各国也愿为自身利益，默许甚至支持中共在中国的继续统治。某种程度上，中共已成为其当年最为反对的“外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是颇为讽刺的事。

40多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

这样的“中国模式”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造就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工人的命运与生活。相较于极度贫穷破败、人们被分成若干等级、旅行自由都被限制的毛时代，邓小平及之后中共统治期的中国大众，有了靠自己勤奋劳动满足温饱、改善生活的机会。尤其是以前被禁锢在农村、从事极为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可以成为工人、获得更多收入、多了一点自由和物质享受。

但相较于正常国家（不仅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国非国企工人尤其农民工，仍然严重缺乏基本的劳工保障，收入也显着低于产出（这可从收入与GDP对比来分析）、收获小于贡献。

中国工人也没有结社自由和罢工自由，1982年宪法将旧宪法上工人名义拥有的罢工权也予以取消。而毛时代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企正式工和临时工/外包工的多个“双轨制”，在邓时代仍然延续了下来，只是部分的有所松动。但国企在编职工和“非公工人”在保障上的巨大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两种工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地位和境遇，而不可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苦况和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

虽然根据宪法，1978年至今的中国名义上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占中国工人数量80%以上的非国企正式工的“非公工人”，不仅不是被广泛尊重和保障的领导阶级，反而和农民类似，是饱受压榨欺凌的被统治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其中规模庞大而身份特殊的“农民工”，更是遭受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双重压迫，劳动内容和贡献与城市工人无异，却又没有城市居民相对略好的待遇，还往往承受与父母子女分离、夫妻分居的骨肉分离之痛，并在农村留下数千万“留守儿童”，或让孩子做与自己一起在城市漂泊的“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劳工保障缺失类似，这些儿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难以得到良好保障。

中国大多数工人，包括部分白领和大多数蓝领，虽然满足了温饱、维持了生命，但在看病、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些工人日常攒钱，往往一次大病就花光积蓄。即便侥幸无大病或硬挺过病痛，家庭开支也让他们压力巨大。即便那些外表光鲜的白领，也要从事“996（早九点工作到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式繁重工作，有猝死的风险，而收入也并不算高，尤其面对高昂的房价，高级白领也“压力山大”。

中国工人的这些困窘，根本上都在于劳工权利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收入水平相较物价（尤其房子等刚需品价格）的微薄。这些国家社会的生产与建设者，并不能享受自己大多数的劳动成果。

而这不仅让工人自身陷于困窘，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内需，其中内部消费是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动力，且最为根本和稳定。但由于中国工农等大众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足，所以消费能力和愿望也偏低，继而影响经济繁荣。只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也让经济不稳定和畸形。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美国财长耶伦等人，都曾疑惑过中国为何拒绝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和改善经济。

而中国之所以拒绝加强保障和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发展经济，是因为其构建的“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优势”为基底，尽可能压榨平民和弱者、以低收入和零福利刺激人们拼命劳作换取温饱。如果给予劳动者更多收入和保障，也就不再有“低人权优势”。

若更进一步的揣测，中共也是希望以类似于古代秦国专制设计师商鞅的“疲民弱民辱民”之策，或按照现代政治经济术语定义的“饥饿政治”，有意压低国民收入和保障，削弱国民生存能力，以使国民长期生活在贫乏和不安定状况下、没有能力独立和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成为现代化下的某种形式的新式奴隶，必须通过依附体制、依赖强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精致利己，以维持基本生存，而无力表达不满和反抗。

在“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下，中国工人常年工作在“血汗工厂”中，没有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保障，收入不抵贡献。发生工伤事故，有时根本得不到赔偿和善后，有时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不足以弥补工人损失。一些工伤致残的人更是丧失劳动能力、后半生都极为凄惨。这些都实实在在损害着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虽然最近十几年，中国劳动仲裁机制和司法体制有了一些进步、规范化和实效性都有提高，但仍很有局限，且受益者主要是白领阶层及其他正规企业的中层及以上人士，大多数劳动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讨得公道。

如果说在1980-1990年代，由于中国过于贫穷落后，也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过渡期间以强调效率、发展经济为主，劳动者也急着满足温饱而无暇考虑更多权利，尚可理解。但进入21世纪，中国已全面现代化、国家日益富强，作为国家最主要贡献者的工人（包括农民工），显然应当更多更公平的分享劳动成果，而非继续做“血汗工厂”的奴工。许多在“富士康”工厂代工苹果手机的中国工人，却买不起苹果手机，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而同时，美国工人工作不到一周，所得工资即可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而所谓“福利养懒人”问题，在非国企的工人及国企的外包工人中，基本并不存在。或者说，中国工人的保障程度，还远没有到将“福利太高养懒人”加以重点考虑的水平。这就像对一个常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不积极保障其进食救命，却考虑其营养过剩会得肥胖症、糖分摄入过多会有糖尿病，显然是脱离现实的杞人忧天，颠倒了事实、搞错了重点，影响了当务之急的救助。

生活在“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工人，遭受着中共权贵和官僚、本国资产阶级、外国势力和资本的多重压迫，还遭受这些势力所雇佣的打手及黑恶势力的直接伤害，既有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工人遭受压迫的普遍性，也有在中国极权和丛林模式、名义上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左实右”政策迷惑、严密的专制压迫和控制下被剥夺更多权利自由、被压榨程度更重、反抗更难的特殊性。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工人有以结社和罢工等形式反抗的更大正义性。

中国工人抗争面临的困境和“软肋”：专制体制、无组织与散沙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思潮

处在恶劣境况中的中国工人，发起过不少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最近十年中，以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2022年底河南“富士康”等全国各地工人抵制“清零”政策与配合学生和市民“白纸运动”为典型。前者有数千工人、学生、毛派人士参与，后者参与的工人有数以万计。但像这样大规模且对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罢工，确实是少数。大多数罢工都只有数十至数百人，且往往只为具体的利益，而没有政治性或长久的诉求。而且大多数抗争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工人难以抗争，根本上当然是专制体制的压制。中共严密控制和监视社会，对于工人运动更是严防死守。中共以工人运动起家，却最害怕工人运动颠复其统治。中共严禁任何形式的独立工会出现，哪怕是松散的结社也不允许。近两年，外卖骑手这一行业劳动者多次组织集体抗争，一些骑手结成非正式的组织，为外卖员争取权利，但很快被警方“破获”，骨干成员被拘捕。而前述的佳士工运和“富士康”罢工，工人组织也都被摧毁、主要人物被捕。而中共官方的主导或允许的工会，当然只是一种摆设，除了日常发放一些米面粮油这种形式主义，并不能为工人争取权利和利益。

对以上问题，中外都有不少研究，我在此不再详细展开。但另有一个阻碍中国工人抗争的因素，是颇为值得提及的。那就是中国社会中，无论精英还是平民、建制派还是自由派，普遍秉承的主张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自我奋斗，及崇尚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而同时极度鄙夷平等公正、照顾弱势、福利保障，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泛滥。

经历毛泽东残酷政治运动和激进共产主义政策的极左时代后，中国人在遭受创伤后变得对于左翼、社会主义、平等极为厌恶，不仅反感毛泽东和列宁斯大林式极左极权，连带也对主张以和平渐进方式改良社会、促进公平的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高福利、劳工运动与权利保障、女权与妇女权利保障等，“恨屋及乌”的厌恶和远离。哪怕这两种“左”有着天壤之别，但人们并不加以区分。

尤其是本应代表中国良心、批判黑暗、呼唤正义的中国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人士，大多数就是反对高福利、良好社会保障、劳工权利、罢工、组织工会权利的。他们认为这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会损害劳动积极性，会损害勤劳者和富人的利益，变成“养懒人”。这些人还非常反对罢工，认为损害社会秩序、破坏经济，更将工会视为“洪水猛兽”。

这些人在认知上也出现严重偏差和错位。如今中国的问题显然是社会不平等、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急需得到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视公平，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等。而他们却还在强调“不养懒人”、自由放任、减少税收。他们似乎看不到中共实际的政策与中共意识形态标榜的完全相反，总是拿中共名义标榜的左翼立场作为靶子，却忽视现实中中共实行极右翼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压榨工农的政策。这些人还混淆了国企工人贵族和非国企的民营经济下的工人，以毛时代的工人及如今占中国工人少数的国企工人的待遇和怠工，遮掩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中国工人工作辛苦、生计艰难的事实。

而这些中国自由派和反对派人士，也严重缺乏对于工业革命后国际工人处境变迁及工人运动史的了解，不知道在极左暴力革命之外，还有更具规模、更有影响力的非暴力的劳工抗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以斗争、妥协、改良为方式的阶级调和与促进公正的进步路径。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中叶尤其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为主的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人权和平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也没有看到中国的问题并非极左共产主义，而恰恰是工人农民生活艰难，需要发起阶级抗争的事实。相反他们却仍然抱残守缺、死守哈耶克等人的教条，只会更加脱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让中国更难实现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

文章开头引述的王志安的反罢工反工会言论，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国许多自由派人士共同的观点。而这又同时是中共官员和体制内精英的观点，也是中共实际上在实行的政策。在反对劳工权利、反罢工、反工会问题上，中共政权和反共自由派，居然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不得不说是非常讽刺的事。

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尤其自由派精英的这些看法，不仅停留在个人观念上，也实实在在影响了现实，阻碍了劳工权利的伸张和实现。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无论其发表反对工人运动的言论，还是拒绝参与和传播中国工人反抗的活动，都显着阻碍了中国的工人抗争，也不利于反对中共专制和实现自由民主。

罢工、工会、工运并不会导致国家专制化、工人腐败化，方式力度得当还能利于维护劳工权利、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和谐、推动自由民主；劳工福利提高符合时代进步要求、与物质繁荣社会相适应

这也正是我写下本文的原因。罢工和组织工会在内的工人运动和工人团结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维护权利非常重要。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不可能单凭法律保卫权利。法律的制定、解释、实践、修改，也都在于各方的博弈。

而二战后欧美及许多亚非拉国家，工人运动有力维护了劳动阶级的权利，也即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权利，且并没有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如欧洲人民之所以在战后过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下的生活，正是在于工人的抗争，以及资本主义统治者担心高举工人权利旗帜的苏联红色政权渗透、其政权可能被颠复，而对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的妥协、改良了资本主义，让民主政治普惠大众。劳工权利的改善，也直接和间接助推动了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弱势者权利的改善。这些群体中的劳动者直接受益，而非劳动者也在劳工权利抗争和受益过程中，得到了启迪和帮助，由边缘和受害，迈向平权。

欧美二战后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代，与国际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及社会福利迅速提高时期重合。而工运和工会衰落的1980-1990年代，恰是欧美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社会矛盾和新危机萌芽和逐渐恶化的时期。虽然欧美的兴盛与危机并非全由劳工待遇和公民福利保障决定，但其起码是一种原因、一个方面。

当然，欧美劳工权利得到保障同时，也保持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企业间的竞争、激励辛勤劳动者和创新贡献者，而并非“大锅饭”。欧美不仅有“高福利”，还有反垄断法及各种打击垄断、保障竞争的措施。

欧美劳工权利保障更多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兜底”及让多数劳动价值相近的劳动者之间最大限度平等，而并不抑制辛勤劳动和创新，对后者还加以激励。而欧洲也有不少国有制企业，但主要为保障民生和兜底服务（如邮政、铁路），并参与市场竞争、受法律约束、被公众监督，且由专业人士运营和具体规划，而不会像中国国企“大锅饭”、浪费国家财政、腐败、不透明、“外行领导内行”、生产和管理缺乏科学性等。

二战后各国经济能够持续繁荣，还在于劳动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人士有了更多收入和保障，人们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劳动产品有了更多更稳定的销量，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以前因为产品积压等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减少、程度减轻。而劳动阶层普遍有了钱、可以买消费品、享受生活，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所缩小、阶级矛盾缓和，也就不愿再冒着死亡、受伤、坐牢风险参与暴力革命或制造致命骚乱，社会也更加安定和谐、国际关系也更为和平。这恰恰避免了发生苏联、中国、东南亚等地残酷革命的危险和潜在悲剧。

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未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演变为左翼极权专制、“大锅饭”，相反不少国家工人运动促进了自由民主。例如韩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工人运动，与学生、农民、市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合作抗争，共同促进了国家结束右翼专制独裁，让国家实现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在苏东剧变中，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抗争，也成为结束苏东极权的重要因素。而工人运动、工会组织，本身就是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更多民主抗争和民主参与的训练和预备。

拿着苏联、东欧、毛时代中国等在列宁斯大林体制下发生的工运和工会被利用和滥用的情况，来否定工会及罢工必要性的，是郑人买履、刻舟求剑、一叶障目，完全不考虑更多有益案例和时代发展变化。而如果放眼这些红色极权之外更广泛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效彷的国家工人运动情况，就知道工会和工运是利大于弊的，只要没有酿成大规模死亡的暴乱、没有颠复民主体制、坚持了平等博爱等普世人权立场，就无须担忧。

欧美等国的工会及罢工，虽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一些人宁愿吃福利也不肯工作（虽然福利仍然远低于工资），但瑕不掩瑜，整体显然利于劳动阶层利益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繁荣。劳动和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谐，而非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骄奢淫逸，不能为提高效率而不择手段。罢工及工会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检讨和改良，而不应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该因噎废食。

更根本的，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为了民生的幸福，自然也包括劳动者的幸福。即便福利体系、工人抗争，会一定程度影响效率，而严厉压制工运、缩减福利，能刺激劳动积极性，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更好普惠大众、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自身却被剥夺大多数所创财富，那么这样的发展意义何在？难道经济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大多数人只做牛马吗？

而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虽然现实总是不平等，但这更刺激人们追求平等。绝对的平均主义确实难以达到，“大锅饭”也影响积极性、损害勤劳者利益，但不意味着适当的平等也是错的。现实中，很多收入高的人，往往并没有贡献更多，收入低的人劳动强度和贡献也未必低于更高收入和保障者。过于强调“效率”，就是丛林思维作祟，为不公不义寻找借口。在承认现实中人的个人条件、贡献、所得必然存在参差情况下，为弱势群体兜底、努力缩小人与人的差距、让人与人之间相对更平等、社会趋向公正，是必须和必要的。

对社会福利问题，还要若干特别说明。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物质已经高度繁荣、社会文明程度也较百年前有了根本提高，给予公民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失业、工伤等保障，给予公民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最低工资，都是现代社会人的基本权利、应满足的基础性的合理需求。

物质高度发达下，满足这些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无论中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有能力给予劳动者在内国民基本保障。而且物质丰富情况下，即便分配向穷人倾斜，富人的生活也不会受到根本影响，仍然会比穷人有更舒适优越富足的生活，只是与穷人差距有所缩小。

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的贫乏和朝不保夕，到奴隶社会和中古社会的森严的尊卑等级，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以及现代社会的高度发达和繁荣，不同阶段适用于不同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制度、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物质非常贫乏、社会文明程度有限的古代，人们也确实难以得到较好保障。而到了21世纪，物质前所未有的繁荣、人类整体文明程度前所未有提高、人权得到前所未有重视，对于人物质和权利的保障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并尽力与同时代最先进的人权保障水平看齐（当然也要考虑每个国家地区具体情况和现实承受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古代和近代，乃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囿于生产力和制度，无心无力实现良好的人权和物质保障。在改革开放初期，贫穷中的国家和人民，普遍以个人奋斗摆脱贫穷，国家福利也确实力有不逮。但在中国GDP和国家财政收入迅猛增长、物质繁荣的今天，给予劳动者在内人民更好保障、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促进公平，显然就是既必要又有能力做到的事。而拒绝“福利社会”，则违背情理，或者说是权贵为疲民弱民以控制民众的手段，显然应该批判，并呼唤各项福利保障齐全、国民都有基本收入、劳动者权利权益得到保护的福利社会。

对王志安若干吹捧权贵资本家和赞同铁腕镇压工人抗争、贬损工运、质疑罢工与工会作用言论的评论与回应

除了本文其他章节对于王志安所发表言论的回应和批驳，在本节内容中，再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剖析和驳斥王志安的若干言论。

王志安重点强调的“福利养懒人”、“工会庇护懒人”等，本文对此已做了多次说明，在此再强调一些。福利虽有副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和竞争性环境下，并不会和“养懒人”划等号，也与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养尊处优完全不同。而工人适当的得到休息，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并不是只有老板和高级管理者才“配”享受假期、和家人悠闲度日，普通劳动者也应有这样的权利和福利。这固然一定程度影响效率和便利，但工人自己难道不需要消费和接受服务吗？而且劳逸结合，更利于工人在较短工时中集中精力工作、事半功倍，利于激发工人自主活力和创新，而不是让工人在连轴转的高压工作中心力憔悴、事倍功半。

而王志安所说的“支持非经济的保障，如反对歧视、改善工作条件”、“只是反对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现实中无论经济要求还是非经济保障，都需要有工人的抗争，尤其工会和集体谈判，才能实现和得以维持。而并非只靠讲道理。而罢工工人对于增加工资的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有具体的情理而非漫天要价。

王志安及其他网友在讨论中提到的“美国教师凭借工会尸位素餐、罢工阻止解雇，影响教育质量”，以此反映美式工会包庇不称职工作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显然需要综合考虑教师利益、学生与家长利益，而不是偏废一方。简单的解雇固然可以促进教育改良，但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正常社会应该求取折中的、尽可能照顾多方的方案，而非牺牲一方取悦另一方。而且对于真的很不称职的教师及其他行业人员，也会有裁汰机制，只是不能滥用、动辄开除人。对这种问题，也可以寻求更好的改良方案，而不是鼓吹取缔工会、废除罢工权。

王志安所说“曹德旺给美国工人带来饭碗，否则都饿死”，更是站在资本家和富人一方、蔑视劳工自主性和尊严的荒唐言论。工业生产及消费与盈利，是工人、资本家、技术人员、销售者、政府、社会各相关方共同完成的，而非哪一方的恩赐。而且工人处于整个生产链条的主要部位，是生产建设的主体，有权待价而沽。而中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情况，恰恰是不正常的、因为工人农民等群体在压榨下过于贫困和无力，不得不相互“内卷”、竞争中压低劳动价格、像砧板鱼肉一样供权贵和资本家挑选。这恰恰更说明了工人团结组织抗争、让自己不再被贱卖的重要性。

而以“低人权优势”为特征、压榨劳动者获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确实在向外国输出，但不是王志安认为的是福音，还是让世界都像中国这样不公不义的灾难。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中国模式”的复制》一文中有详细举例和分析，在此就不再展开。

王志安所说的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让中国农民得到更多收入、更好生活条件”等，后半部分确是事实。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及微薄的收入、村干部和恶霸的压榨，1990年代之前像奴工一样为国家和生产队劳动，在“富士康”起码有了基本工资、过上半个自由人和工业化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富士康”及其他企业的劳动保障好，只是在两个烂的比较中，相对烂的较轻而已。

在中国极为贫穷落后、绝大多数人为农民时，农民进城成为“富士康”及其他“血汗工厂”工人，固然有进步性，但也有局限性。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好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也属恶劣的“血汗工厂”，同样到了淘汰的时候。而且农民生活艰苦、遭受更沉重剥削，显然不是拒绝工人改善待遇的借口。其他发展中贫穷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国，不少农民同样生活艰苦、进城打工，但也勇于追求劳工权利，包括组建工会、组织罢工，而不是“我进城比农村好，就甘心做奴工”这样的心态。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和公民团体也普遍支持工运。显然印度等国工人的工人阶级觉悟和人权意识、社会风气，都比中国要好的多。

王志安以“月嫂”等举例，认为“没有斗争、没有工会，也能提高收入”。这既以偏概全，也夸大月嫂等劳动者的收益。首先月嫂的工作较为特殊，其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精力，以及细心耐心，还要和屎尿屁之类汙秽物打交道，收入高一些本就正常。以前“月嫂”收入较低是中国人力过于宽裕、大众过于贫穷、穷人不惜力气不怕肮脏，所以服务价低廉。随着社会发展，很多穷人也并不需要过于贱卖劳动和尊严，劳动选择也更多，“月嫂”价格逐渐升高也是正常。且恰恰是其他劳动者的抗争，工厂等地工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职业选择，才让“月嫂”的工资上涨。这也更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劳动阶层团结或分别的争取权利的重要、对劳动者整体的增益。

“月嫂”照顾孩子、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身体的工作特殊性，本身也让多数主人不太敢过于压榨，以免“月嫂”不好好照顾家人甚至使坏，这本身也是一种“制衡”。而且“月嫂”和主人“斗智斗勇”、争取待遇的情况也不少，着名网络红人罗玉凤就曾讲过她和其他农村妇女做家政人员时，遇到各种“奇葩”主人及与其斗争的故事。

王志安所说“自愿交易无剥削”，也是无视不同身份者之间存在的权力、资源、话语权不对等，必然导致强者剥削弱者的现实。许多“自愿”在根本上是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所致，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愿”，根本也是“被迫”。为生计所迫、受权贵威压，即便没有直接被限制自由和强迫劳动，仍然是一种被迫。虽然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因其关键性作用，是应在人均上高一些收入，但具体高多少、各方共同创造的劳动收益如何分配、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真的最大限度得到回报，这些显然都需要详细讨论、博弈、妥协，才能得到一个较公平的结论和分配方式。如果放任劳资之间的不公平，那必然导致和加剧剥削压榨。

王志安将中国工人辛苦劳作、饱受压榨问题，及美国工人在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争取劳工权利，和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享受特权、消极怠工、腐败堕落混为一谈，以后者掩盖前者，显然是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少数当多数，充满谬误。对不同身份工人的差异问题，我在本文其他章节段落已有叙述分析，在此就不再重复。

王志安所说的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年代的措施，虽然让英美两国中短期内摆脱了经济低迷和“滞胀”状态，但长远让社会更不和谐、引发广泛抗议，并遗留了大量问题。1990年，撒切尔在工人的咒骂中黯然下台。而里根虽完成两届任期，但其衣钵继承者老布什也在1992年败于克林顿，反映了多数民意并不喜欢这两个保守派典型人物及其政策。而接替他们的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所走的“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逐渐恢复不少保守派执政时取缔的劳工权利，才让欧美社会重新走向平稳、贫富差距得到一定遏制。

而撒切尔所说的“法治”，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选择性利用法律的“法治”。实际上其镇压劳工运动、打压北爱尔兰反抗活动、在拉美与阿根廷发生战争，都涉嫌侵害人权、违反若干英国国内法与国际法。撒切尔晚年不顾反对和压力，会见屠杀大量平民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也反映了其蔑视民主人权的本性。而英美及拉美右翼政府对工运及工人的镇压、对罢工和工会的限制，也恰恰是自由派一直反对的政府权力扩张和镇压民众。自诩反对政府扩权和尊重公民自组织的中国自由派，却支持政府镇压工人、阻止结社，也是自相矛盾和颇为讽刺。

王志安所提及的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开办工厂，将中国那套“低人权优势”，如压低工资、加班加点工作、严苛纪律对待工人、打击罢工和工会等，运用到美国的工厂、管理美国工人，虽然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显然损害了工人权益，收益主要归了资本家和政府。这种“中国模式”的输出，破坏了发达国家较为平等和谐的劳资关系，损害了劳工等弱势者权益，不仅不应作为榜样，还要以此为鉴避免这种模式向世界的扩散。

王志安还曾发推文，把中国共产党及其现行政策和“共产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典型的谬误。中共在建党之初确有共产主义理想，1949年之前和毛时代也有极左的、共产主义色彩的言行，但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至今，无论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一党专制，都与“共产主义”无关，中共名义上当然还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实质是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如榨干农民供养“工人贵族”、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很多显然也与“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相悖。从“共产主义”的弊端来测评中共执政的得失，如同以尺子称重，或以天平测长度，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搞错了对象。

对于王志安以上看法及他其它与工人问题有关的言论，本文各章节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和做了评论，基本上比较全面的回答了他的疑问、驳斥了他的谬误。

虽然王志安所说的一部分话，从另外角度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些话也值得人们反思和认真考虑，理解事情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王志安的观点根本上显然是亲权贵、资本家、既得利益者，而蔑视劳工、弱势群体、受剥削压迫者的。即便一些有道理的话，也是片面的、讲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他所推崇的东西，与中共“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合拍，违背社会进步和普世人权，根本上是应否定和批判的。

总结：工人罢工权与组织工会权利现实中必要、维权时必需、法理上固有而不可剥夺

在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为国家发展建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普遍没有得到与贡献匹配的待遇，权利时常受到侵害。中国广义的工人阶层也是当今社会的主体人群，人数已超过了农民阶层。中国工人的处境和选择，某种程度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境遇、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中国若要结束专制和不公不义，实现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也缺少不了对中国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国工人的参与和抗争。

所以，无论从工人自身利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以及参看其他国家工人抗争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罢工的权利，以及言论、新闻出版、组党参政等自由，都是必须、必要、有益的。工人结社、组织工会、集体抗争，也是对抗强大的资方甚至政府和国家机器的需要。即便有些弊端和副作用，也瑕不掩瑜。当然，也要对各种弊端还副作用予以正视、尽力解决，而不能以罢工和工会正义为由加以无视或简单贬斥。

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罢工和组织工会，本就是劳动者固有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即便没有各种功利性益处，也是应予保障而不可剥夺的。同样，获得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人基本的权利，是实现人权的重要环节。当然在保障劳动者和公民的待遇时，也要让其收入与福利保障。和其付出与贡献匹配，并与其他公民所得保持均衡。

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及劳动者获得福利保障的要求，都应当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怀疑、鄙夷、批判。而中国无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体系与工人待遇都较为特殊、存在双轨制、对待工人与其名义意识形态不符（甚至相反）的情况，不应不加仔细分辨的判定。基于错误的认识，也不可能给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方案。

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对中国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弱势群体的剥削压迫，人们更应支持中国工人等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抗争，对抗弱肉强食的、充满不公不义的、导致人与人尊严、贫富、人权差距都很悬殊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劳动阶级不再是工厂的“人肉电池”和权贵的“韭菜”，真正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劳动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经济也能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也会相对和谐。

他不想在華盛頓郵報做，可以去cnn, 沒必要罵原本的東家

公司為股東負責是天經地義的，除非特朗普直接安插黨委干預編採方針，不然我看不出這跟打壓言論自由有什麼關係

按主流媒體窮追猛打特朗普家族的手段，拜登父子在烏克蘭的勾當早該被爆光了，結果一直護航到拜登頒布特赦令，也沒有記者敢轉載報導hunter通俄的醜聞

Huffington Post还招人吗

原文 https://anntelnaes.substack.com/p/why-im-quitting-the-washington-post

这张草图简单深刻

Why I'm quitting the Washington Post
Democracy can't function without a free press

ANN TELNAES JAN 04, 2025

I’ve worked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since 2008 as an editorial cartoonist. I have had editorial feedback and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and some differences—about cartoons I have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but in all that time I’ve never had a cartoon killed because of who or what I chose to aim my pen at. Until now.

The cartoon that was killed criticizes the billionaire tech and media chief executives who have been doing their best to curry favor with incoming President-elect Trump.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articles recently about these men with lucrative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an interest in eliminating regulations making their way to Mar-a-lago. The group in the cartoon included Mark Zuckerberg/Facebook & Meta founder and CEO, Sam Altman/AI CEO, Patrick Soon-Shiong/LA Times publisher, the Walt Disney Company/ABC News, and Jeff Bezos/Washington Post owner.

While it isn’t uncommon for editorial page editors to object to visual metaphors within a cartoon if it strikes that editor as unclear or isn’t correctly conveying the message intended by the cartoonist, such editorial criticism was not the case regarding this cartoon. To be clear,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where sketches have been rejected or revisions requested, but never because of the point of view inherent in the cartoon’s commentary. That’s a game changer…and dangerous for a free press.

(rough of cartoon killed)

Over the years I have watched my overseas colleagues risk their livelihoods and sometimes even their lives to expose injustices and hold their countries’ leaders accountable. A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for the Geneva based Freedom Cartoonists Foundation and a former board member of Cartoonists Rights, I believe that editorial cartoonists are vital for civic debate and have an essential role in journalism.

There will be people who say, “Hey, you work for a company and that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expect employees to adhere to what’s good for the company”. That’s true except we’re talking about news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public obligations and who are obliged to nurture a free press in a democracy. Owners of such press organiza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safeguarding that free press— and trying to get in the good graces of an autocrat-in-waiting will only result in undermining that free press.

As an editorial cartoonist, my job is to hold powerful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accoun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my editor prevented me from doing that critical job. So I have decided to leave the Post. I doubt my decision will cause much of a stir and that it will be dismissed because I’m just a cartoonist. But I will not stop holding truth to power through my cartooning, because as they say, “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

Thank you for reading this.

我为什么辞职不在华盛顿邮报干了---没有新闻自由 民主社会不会正常运转

ANN TELNAES 2025年1月4日

自2008年起我就在华盛顿邮报担任社评漫画家，对于我投稿发行的漫画都有社评反馈和有成效的对话和不同意见，但是在过去的所有时间里，我从没有遇到过因为我的笔对准谁或什么事而漫画遭到封杀，直到现在。

被封杀的漫画是批判科技和媒体的亿万富豪首席执行官们尽力地拍将要上任的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马屁。近期有许多篇关于这些拥有利润丰厚地政府合同和期望消除政府监管的人跑去Mar-a-lago。漫画中的人包括马克·扎克伯格/脸书&Meta创始人和CEO，萨姆·奥尔特曼/AI CEO，陈颂雄/洛杉矶时报发行人，沃尔特·迪斯尼公司/ABC新闻，和杰夫·贝索斯/华盛顿邮报拥有人。

评论页面的编辑如果觉得漫画家表达的信息不明确或不准确而反对漫画中的比喻，这也不是不同寻常，但这张漫画并不是这种原因。应该说清楚的是，有这种草图被拒绝或修改的情况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是因为漫画中评论的观点。这是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对一个自由媒体而言非常危险。

（封杀的草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目睹了海外的同僚冒着职业风险和有时候生命风险去揭露不公正和监督国家领导人。作为一名所在地在日内瓦的自由漫画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和漫画家权利委员会的前成员，我认为社评漫画家们对于公民社会的对话至关重要，在新闻业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些人会说“畏，你在一个公司工作，那个公司有权要求员工做对公司有利的事”。那是事实，但我们在讨论的是有公共义务的新闻机构，一个在民主社会有义务呵护新闻自由的组织。这样的新闻机构的拥有者有责任守护新闻自由 ----试图讨好一个正在等待成为独裁者的人 这样只会损坏新闻自由。

作为一个社评漫画家，我的工作是要让有权力的人和机构受到监督。这是第一次，我的编辑阻止我做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离开华邮。我对我的决定会引起很大波澜持怀疑的态度，也将会被忽略，因为我只是一个漫画家。但是我不会停止透过漫画来说出事实真相，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民主会在黑暗中死去”。

谢谢阅读这篇文章。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已统治，勿念

美國走了完整的司法途徑，由兩黨提案背書再通過行政命令強制tk賣股份，目的是把中資的tk變成美資公司

民進黨是直接繞開法院，直接用行政法令把藍營資本的電視台的牌照吊銷了，法院判違法都沒用

你一个检察官怎么给犯罪嫌疑人辩护？

你看，这时候你又和塔绿班统一战线了

美國和台灣是中共主要的心戰對象，當然要有所防備

俺在美国近十年，虽说不像陈士杰老兄那样和洋人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洋人谈心也不在少数

去年大选之前俺就有种强烈的预感，川普要大胜，于是机智地在政治赌博网站上押了10美元，净赚10美元

最近川普重回白宫动作一个接一个地来。周围的人或弹冠相庆翘首以盼美国再次伟大，或哀鸿遍野夹着尾巴觉得美国吃枣药丸，作为一个还没投票权的旁观者，写写遇到的一些美国人的政治观点

首先美国人由大量岁静组成。柴米油盐家庭宠物，闲了看看体育比赛真人秀电视剧谈谈恋爱玩玩hobby，不时瞅眼新闻看看有啥大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投票就一个原则：近几年来过得咋样，钱途如何。感觉生活有奔头呢就继续投执政党，感觉越过越回去了呢就换个党投投看。有些人觉得投谁都没影响，直接忽略。政治有啥好聊的，还是来聊聊修屋顶哪家强吧

当然岁静也有政治偏好，这些政治偏好一般未经仔细思考，而是来自家庭、社区等等的影响。譬如很多人投票的理由是【俺全家一直都投XXX】，或者【俺教堂里大家都投XXX】

这没啥对错，人是社会动物，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独立思考逆风而行的骚年也深受环境和同侪压力影响。【俺不看主流媒体了，俺改看自媒体】也不代表真的脱离了所谓的【信息茧房】

接着就来说说投票共和党的人。说他们都是【川粉】其实不对，因为里面有大量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有粉川普本人的【中立派】，还有一些【叛变】的民主党选民。成分复杂得很

共和党传统支持者有两类，一类是经济上的自由派，赞成减税和减少政府开支。一类是社会议题上的保守派，觉着美国精神在于传统价值，近年来啥政治正确啊反思特权啊多元性别啊都是左壬精英瞎扯淡

【中立派】和【叛变派】支持川普的多是【反建制人士】。他们中很多人相信美国政治被深层政府全球化精英集团控制，希拉里大大得坏，拜登老年痴呆工具人，主流媒体是深层政府洗脑民众的喇叭，民主党以及共和党中的建制派都腐败不堪。川普是一缕清风，一米阳光，代表着权力重回被边缘化的失权的美国民众的希望。俺啰嗦这么多是因为这派人也是声音最响亮的人群之一，而且近年来有引领美国保守派向前进的趋势，他们所代表的【反建制】思潮正在美国中底层民众中发酵(xiao)。不同于【政治冷感】的岁静，这些人是美国的【反贼】

俺一个邻居，上届大选是民主党桑德斯粉丝，参加各种集会。这届变成川粉，又参加各种集会。桑德斯是被说成【极左】【康米】的人，川普是被称为【极右】【纳粹】的人。两者在【反建制】这一前线上一体两面了

再来说说投票民主党的人。这次民主党比较凄惨，因为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民怨沸腾，除了铁杆民主党选民出现了大量叛变人员。铁杆民主党选民也包括两类，一类是赞成高税收高福利经济【左派】，另一类是社会议题上关注各种平权问题的人，其中最热情的那部分人称social justice warrior，代表月亮cancel你，不过多数的就是表示赞成LGBT婚姻、反种族歧视之类。此外近年来热议的就是堕胎权，民主党选民多数赞成。因其在社会议题上偏【自由松弛】的态度，美国【左派】（其中多民主党选民）人称liberal

此外还有一些投票民主党的中间派，【反川派】。俺参加过一个集会，里面有人举牌子：Anyone butt Trump! (谁都行除了川X！)这些人一般是不满川普的某些作为或者性格，觉得他道德不行，无法无天，等等。如果共和党换个候选人来可能就投对方了

俺耐心不行，先烂尾，有缘再添

云上贵州只能保证中国政府可以看，可不能保证苹果公司不能看

字节跳动母公司得听中国政府命令，美国政府将中国政府视为国防安全的对手和隐患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tik tok用的人太多了，否则中国公司出海的app多了，基本没人管

顶一顶

这个是非常好的视频，可以称之为一门课程教材，公权力想要把一个没有权利的人拴起来，可这个人的性格像王小波散文里那头特立独行的猪和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想要一个说法，原本可以妥善解决的事，公权力却火上浇油把事情越闹越大，中央领导真想要维稳的话，尽快处理一下地方政府，会受到奇效。

这年头活的真实的人太可爱了，（在这多数人有意识无意识的活在一种活死人的状态下）`，杨斌 许志永活的真实 有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那种）。

你想这样就够了吗，软件的总控制权还是在字节和中国政府，就像苹果中国的数据存在云上贵州，中国政府也是不放心，要求政府部门不用苹果手机和微软的系统，因为软件背后你一点隐私也没有，法治社会有法律监督保护你的隐私，独裁者国家则是想要监视一切 尽一切力量破坏自己的对立面法治社会。

原帖的条件推导不出结论

你为什么被屠，就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想让你死。

你觉得你还能活多久

书单目录

2023-09-27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一、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 共产党宣言（1848年） 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 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 论权威（1872-1873年） 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 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 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编，第三编附录三）（1894年春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14日〕）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1913年5月）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1914年11月） 斯大林：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6—7月） 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 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55年5月、6月） 二、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1845-1846年）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 辩证法的要素（1914年9—12月）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毛泽东： 实践论（1937年7月） 矛盾论（1937年8月） 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1943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 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著，1891年发表的版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序言（1859年1月），导言（1857年8月）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 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第二版跋；第一、八、十、十一、十二、十三章）（1867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 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序言，第一章）（1895年底—1899年1月） 四、历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斯大林） 共和国的历程（2017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简明世界史（近代部分）（1974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 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1975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1976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义初稿（第三册，第四册）（1972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 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1990年7月，世界史资料丛刊） 系列专题： ❶无产阶级专政 斯巴达克斯同盟： 斗争的最近目标（1918年11月8日—9日，国际派（斯巴达克斯派）） 老一套的把戏（1918年11月18日，罗莎·卢森堡） 新的“国内和平”（1918年11月19日，卡尔·李卜克内西） 国民议会（1918年11月20日，罗莎·卢森堡） 正是如此（1918年11月21日，卡尔·李卜克内西） 列宁：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6日〔19日〕）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18年5月23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 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1919年3月）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开幕词，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闭幕词）（1919年3月上旬）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年3月18—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1919年8月24日）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2月16日）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1920年6月）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关于“出版自由”——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信（1921年8月5日） 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 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920年12月30日）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13日或14日） 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❷复杂劳动与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恩格斯：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摘自1871年9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1885年2月中） 伦敦的5月4日（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 列宁：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在美国（1912年12月7日〔20日〕以前） 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1913年4月12日〔25日〕） 在澳大利亚（1913年6月8日〔21日〕）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哈利·奎尔奇（1913年9月11日〔24日〕） 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915年8月）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文化大革命： 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1966-06-18，人民日报）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　第二部分：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1967-07-04，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联动”》展览会编辑部） 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1967-07-18，人民日报） 戳穿“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本质（1967-07-19，人民日报） 反面教员的“教育理论”可以休矣（1967-09-17，人民日报） 考学之道（1967-09-17，人民日报） 苏修在教育方面全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为苏修反动统治服务（1967-09-17，人民日报） 鲜明对照（1967-09-17，人民日报）

在苏修集团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　苏联高等学校一片乌烟瘴气　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苏联人民和学生的满腔怒火（1967-09-20，人民日报） 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1967-11-19，人民日报） 苏修集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形形色色（1967-11-19，人民日报） 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12-06，人民日报） 摧毁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1967-12-17，人民日报） 苏修叛徒的铜臭教育（1968-01-08，人民日报）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七·二一指示）（1968-07-22，人民日报）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1968-09-10，红旗） 苏修的所谓教育“改革”是什么货色？（1968-10-23，人民日报）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1968-11-24，红旗） 揭穿排斥我们入学的阴谋（1969-01-09，人民日报） 农村的教育阵地我们贫下中农占定了（1969-01-09，人民日报） 我们就是要登上学校讲台（1969-01-09，人民日报） “厂办校，两挂钩”——甘肃省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校道路的调查报告（1969-01-27，红旗）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1969-01-29） 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1970-05-09，人民日报）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1970-07-22，红旗） 依靠群众　开门招生（1970-08-22，人民日报） 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1970-09-19，红旗） 改造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关于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的调查报告（1970-09-22，光明日报） 彻底批判“知识私有”观（1971-03-19，人民日报）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批判刘少奇、陆定一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1971-09-01，红旗） 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深远意义（1973-08-01，红旗） 改革招生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谈张铁生同志的“答卷”（1973-09-22，人民日报）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1974-01-01，红旗） 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974-01-05，教育革命通讯） 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英雄——切什科夫（1974-03，郑州大学学报）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招生路线（1974-05，四川师院学报）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1974-08-04，人民日报） 如此“全民教育”（1974-11-12，教育革命通讯） 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谈点看法（反面教材）（1975-02-24，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 03 班七名学员） 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来谈点看法（1975-02-26，沈阳机电学院铸 02 班十二名学员）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把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战略措施（1975-03，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必须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1975-03，南开大学学报）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逐步消灭三大差别（1975-03，广西师院）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75-05-01，红旗） 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1975-05-01，红旗） 工科院校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山东工学院的调查报告（1975-05-01，红旗） 苏修教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75-05-19，教育革命通讯） 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永放光芒——兼评“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1975-05-25，辽宁大学学报） 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评苏修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75-05-25，天津师院学报） 苏联教育的演变及历史经验（1975-06，广东师院学报） 破除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75-06-05，文史哲） 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新乡化学纤维厂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学理论，在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1975-06-12，人民日报）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1975-06-15，吉林师大学报） 不能把技术当成私有财产（1975-06-19，人民日报） 让思想冲破“知识私有”的牢笼（1975-06-20，延边大学） 封闭“苏哈列夫卡”和改造教师队伍（1975-06-20，延边大学）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调查报告（1975-06-22，人民日报） 工人技术队伍的生力军——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1975-06-23，人民日报） 资产阶级的领地　修正主义的染缸——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1975-06-23，人民日报）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1975-06-23，解放日报）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和消灭是历史的必然——兼斥林彪对干部走“五·七”道路的诬蔑（1975-08-15，甘肃师大学报） 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传动零件”（1975-09，广东师院学报） 从小说中的农学院看苏修教育（1975-09-02，江苏师院学报） 一所特别的大学（1975-09-28，人民日报） 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大措施（1975-10-25，力学）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1975-11-01，红旗） 这笔账必得算一算　清一清——评苏修戏剧《账目两清》（1975-11-25，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1975-12-01，红旗）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1975-12-01，红旗）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1975-12-01，红旗）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1975-12-01，红旗）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75-12-26，人民日报） 工农兵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1975-12-29，人民日报）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1976-01-01，红旗）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1976-01-01，红旗） 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1976-01-01，红旗）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1976-01-07，人民日报） 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1976-01-15，人民日报） 从招生站的一场斗争说起（1976-01-18，人民日报） 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1976-01-18，人民日报）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1976-01-19，人民日报）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实行厂校结合办学（1976-01-28，人民日报）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1976-02-01，红旗）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　否定教育革命是真（1976-02-01，红旗） 决不允许旧的招生制度重演（1976-02-10，文史哲） 批判“知识私有”　坚持教育革命（1976-02-10，文史哲） 大是大非必须辩论清楚——驳所谓“教育质量下降”的谬论（1976-02-26，人民日报） 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1976-02-27，人民日报） 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1976-02-29，人民日报） 鼓吹“白专”道路的目的何在？（1976-02-29，人民日报） “智育第一”的罪状（1976-02-29，人民日报） “知识私有”观念非批判不可（1976-03，中山大学学报） 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1976-03-01，红旗） 开门办学不容否定（1976-03-01，红旗） 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1976-03-15，人民日报） 右倾翻案风要把教育革命“扭”向哪里？（1976-03-26，人民日报） 否认“知识私有”的存在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1976-04-18，物理） “让位”与篡权（1976-04-26，人民日报） 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1976-05-10，人民日报） 反对“社来社去”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朝阳农学院师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1976-05-13，人民日报） 彻底批判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1976-05-20，人民日报）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记清华业余大学（1976-05-30，人民日报）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知识私有”观念（1976-06，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苏修教育的不治之症——“分数狂”（1976-06，广东师院学报） 坚决与工农划等号——驳邓小平攻击大学生当工人、农民的谬论（1976-06-10，湖南师院学报） 新沙皇与新贵族（1976-06-20，人民日报） 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1976-07-01，红旗）

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就是要培养工人贵族——批判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行（1976-07-14，中山大学学报）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新体制调查（1976-07-15，人民日报） 坚持“七·二一”道路　培养工人阶级科技队伍（1976-07-20，中国科学） 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科研所——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而作（1976-07-20，中国科学） 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1976-07-20，人民日报） “社来社去”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6-07-25，破与立）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评奇文《怎样成为部长》（1976-08-01，红旗） 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重要指示的初步体会（1976-08-15，沈阳机电学院学报） 大学招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为高等院校实行“三来三去”叫好（1976-08-15，广东师院学报） 坚定不移地和工农划等号——沈阳机电学院总结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经验（1976-08-24，人民日报） “我和你就不平等”——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1976-09-02，人民日报） ❸火星派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斯大林： 编辑部的话（1901年9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11—12月）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5月）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1905年8月15日） 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给编辑部的信，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不早于1899年10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 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 《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年10月—11月上旬）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 从何着手（1901年5月） 新的激战（1901年6月）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 游行示威开始了（1901年12月）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14日〕）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902年3月5日）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1902年4月） 关于游行示威（1902年10月6日〔19日〕以后） 新事件和旧问题（1902年12月1日〔14日〕） 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1905年10月11日〔24日〕） 传记： 《巴布石金的回忆》，[俄]巴布石金(И.В.Бабушкин) 著，王勋 译，1957年9月 斯大林传记，苏联《格拉纳特百科辞典》，转引自《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郑异凡，2017年10月 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建设 列宁：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1902年9月），及其序言（1904年1月），后记（1904年1月）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1903年1月15日〔28日〕） 《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记（1903年1月15日〔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903年9月上半月）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年2—5月） 告全党书（1904年7月底22名布尔什维克日内瓦会议通过的里加宣言） 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1904年9月）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5月20日〔6月2日〕） 致俄共中央（1918年5月4日）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13日或14日） 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1921年12月19日）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8日）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1920年7-8月）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1921年6-7月） 斯大林：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1905年1月1日） 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 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 ❺帝国主义和战争 列宁：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1914年10月1日〔14日〕）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1915年7—8月）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27日的演讲） 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列宁：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15日〔28日〕）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5月10日〔23日〕）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1914年5月10日〔23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3.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4.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920年7-8月）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0年7-8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年7-8月）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2年底—1913年初）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11月） 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 “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 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 ❼妇女解放和家庭问题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 列宁：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 致女工（1920年2月21日） 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1920年3月4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纲）（1921年6-7月） 蔡特金： 列宁印象记——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1924-1925） 毛泽东： 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8日） 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历史文件和专著：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1965年3月，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鞍钢宪法）（1960年3月22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1965年1月14日）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1964年） 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六·二六指示）（1965年）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 毛主席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五·七指示）（1966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报告，4月14日通过）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谈谈党内资产阶级）（1976） 报纸期刊：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10-13，人民日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06-01，人民日报）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08-01，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1967-10-01，人民日报）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967-05-08，人民日报） 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11-06，人民日报）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68-08-25，红旗） 伟大的《鞍钢宪法》万岁！——纪念毛主席亲自制定《鞍钢宪法》十周年（1970-03-22，辽宁日报）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03-01，红旗）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04-01，红旗） 苏修叛徒集团在经济领域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1975-08，陕西师大学报） 三大差别（名词解释）（1975-08-13，人民日报） 苏修推行“物质刺激”就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1975-08-25，辽宁大学学报） 一个骗人的外壳——揭露苏修在“按劳分配”招牌下实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1975-09-20，人民日报）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975-12-01，红旗） 谈谈在人们相互关系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点体会（1975-12-20，延边大学） 发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6-02-22，人民日报）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1976-03-01，红旗） 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1976-05-18，人民日报） 管理也是社教——揭穿邓小平“整顿企业管理”的反动实质（1976-05-25，文史哲） 赤脚医生赞（1976-06-26，人民日报） 坚持继续革命 逐步缩小差别——吉林永吉县阿拉底大队的调查（1976-08-01，红旗） 强化专业管理意味着什么？（1976-10-03，人民日报） ❾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 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1905年3—4月） 论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5月21日和27日〔6月3日和9日〕）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年11月7日〔20日〕）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9日〔22日〕）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1917年3月7日〔20日〕）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论策略书（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1917年4月10日〔23日〕）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问题 2023-10-17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总的要求：

同志们解决每一个问题时，都决不能只给出简单的“是”或“否”或一句抽象的论点，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谨地论证清楚因果关系和客观必然性，不断追问“为什么”；全面联系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举出详细可靠的事实作为论据（尽可能用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切忌抽象空洞毫无实际内容的套话。同时必须比较不同的阶级立场怎样回答同一个问题，指出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常见论调，尤其要揭露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怎样和用什么词句来掩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乃至于机会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哪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提法。

一、无产阶级专政 1.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有超阶级的言论自由吗？中国政府对不同阶级立场的言论分别是怎样处理的？专制制度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言论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言论一视同仁吗？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诽谤攻击佳士斗争的各种机会主义者的言论可以畅行无阻，而捍卫支持佳士斗争的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则会被审查员和警察扼杀窒息？

在政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论在广场大街等公共场所还是在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资本家私人所有的媒体平台上，共产主义者能自由地鼓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议会政府并组织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行动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府允许布尔什维克有政治自由吗？魏玛共和国给斯巴达克斯同盟政治自由吗？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自由派和各种机会主义者控制的网络平台上有言论自由吗？如果未来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攫取了政权，无产阶级可能有言论自由吗？

2.作为上层建筑，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一定是封建生产关系吗？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取得政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可能发展成专制国家？这种转变是偶然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质和该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什么？为什么魏玛德国发展成了纳粹德国，为什么美国产生了特朗普？

工人阶级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具有政治觉悟并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吗？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专制政权后能否立刻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不经过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间过渡阶段？在一个无产阶级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怎样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3.当代中国专制政府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它为哪些阶级和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什么阶级？中国社会是否还有封建性质或买办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怎样区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怎样区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保守主义？

一战结束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专制政府吗？德皇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考茨基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革命还是革命派，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为什么革命的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魏玛德国，而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判断某国无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应当依据什么标准？

4.劳动人民承受的哪些痛苦是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些弊病和矛盾永远无法在保留雇佣劳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范围内解决？何为革命，何为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它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政府官员）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任务是什么，要立刻采取哪些具体的革命措施？为什么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先锋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是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怎样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是什么，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斗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运动）的区别是什么？怎样分辨伪装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怎样分辨冒充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多党制”、“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等主张的阶级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分析和对待无政府主义？

5.为什么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判断半无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区分无产者，小资产者和半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应当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态度和具体策略，以起到什么作用？怎样区分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领袖和自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派对两者的态度有何不同？怎样在支持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自发运动的同时打破他们对民主改良的反动幻想？小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条件是什么？

6.无产阶级专政受宪法或法律约束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哪些言论是自由的？哪些阶级拥有民主权利？不同阶级之间平等吗？

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必须抹杀封建专制、资产阶级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区别，把三者混淆起来？

古今中外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怎样歪曲、拖延、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未来他们又会制造什么样的谎言来攻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二、复杂劳动与资产阶级法权 ［注：熟练劳动即复杂劳动，非熟练劳动即简单劳动，这里不作区分。按照列宁的定义，知识分子*“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技术人员是典型的工人贵族，指掌握特殊的专业技能，从事复杂的半体力劳动，并且既动脑也动手的半脑力劳动者，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职业培训或跟着师傅做学徒，例如工厂里调试设备或维修机器的技术员或技术工人。马列毛主义经典著作里的“熟练工人”(geschickte Arbeiter)就是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而不是长期在某个岗位做简单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

1.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的中国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制度”吗？学习能力和考试成绩根本上是由什么决定的，所谓的个人努力，基因天赋或偶然运气吗？接受更好的更高水平的教育需要哪些明面上的或隐形的资格条件？如果全国高考都采用同一套试卷和评分标准，所有大学设置全国统一的录取分数线或按各省考生人数分配录取名额，延长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减免公立学校的学费或提供无息助学贷款，就能实现教育公平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学校的任务和功能是什么？无产阶级及其子女有可能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吗？教育不平等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有何具体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怎样理解“教育公平”？教育领域的哪些不平等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民主主义手段得到改良？哪些不平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制的范围内永远无法消灭？

2.什么是脑力劳动，什么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根源是什么，脑体差别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和演化的？怎样判断某种劳动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

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所占有的更复杂更高级的劳动能力是怎样获得的？为什么普通工人没有这种劳动能力，只能被迫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

3.马克思指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的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否有可能把这种排挤熟练劳动者的过程进行到彻底，用简单劳动代替所有复杂劳动，乃至让绝大多数被雇佣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都失业破产，跌落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当中？

2014年《少年中国评论》(YCA)声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体力劳动越来越少”，“脑力劳动者逐渐代替体力劳动者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趋势究竟是缓和、缩小甚至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像YCA幻想的那样让从事“纯脑力的技术工作”或“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的主流，还是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加剧和扩大到极点？

4.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体力工人阶层想变成脑力劳动者的意愿是现实的”(YCA)？非洲、南亚等殖民地的劳动人民有可能大多数从事脑力劳动吗？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本国公民普遍从事脑力劳动或半脑力半体力的熟练劳动需要哪些条件，中国具备这些条件吗？这种景象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可能实现吗？

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各党的领袖和代表人物几乎都背叛了社会主义，机会主义暂时战胜了工人运动？为什么当时西欧各国的雇佣劳动者普遍缺乏革命觉悟，其中的“熟练工人阶层”甚至转到民族主义方面去投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5.生产技术条件优于一般水平或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是该企业所雇佣的员工自己创造的，还是其他企业的工人阶级创造并转移给该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有可能消灭垄断尤其是一个阶级对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垄断吗？在资本主义的现实里，不同企业或国家的劳动剥削程度有可能在充分的自由竞争中达到一致的平均水平吗？对于个别企业或国家来说是暂时现象的超额利润，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来说是暂时的吗？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第三世界劳动者冒着巨大的危险也要偷渡进入发达国家做非法移民或外来劳工？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更加优越？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远高于殖民地国家同种工作岗位的工资？是因为雇佣劳动者到了这些国家就“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价值更贵”，或者“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斗争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从而取得了经济上的实际成果”？还是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掠夺和奴役广大殖民地民族，从而能够给本国工人贵族分一杯羹？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吗？

为什么比较复杂的劳动被算作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决定各种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的社会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6.怎样理解列宁所说的『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无产阶级专政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逐步消灭脑体差别，怎样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如何看待YCA所谓的“脑体分工的消灭”“应该是用脑力劳动消灭体力劳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共产主义社会能否让人类彻底摆脱体力劳动，实现“生产劳动全面的脑力化”？

什么是教育革命，如何进行教育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怎样变革现行的大学招生、教学考试和科研制度？马克思主义者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教育质量？大学毕业生应当怎样分配去向？由社会主义社会负担费用培养出来的复杂劳动者，是否还应当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比简单劳动者领取更多的生活资料？

7.为什么今天几乎绝大多数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脑体差别是阶级差别，把各种从事脑力劳动或复杂体力劳动的雇员说成无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们经常用哪些手法和谎言来抹杀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怎样为自己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阶级特权辩护？对于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阶级属性问题，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种资产阶级派别之间进行过哪些斗争？

什么是阶级？怎样划分阶级？无产阶级必然占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吗？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否会让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都破产消失殆尽，让整个社会只剩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三、火星派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1.怎样看待中国互联网上所谓的“左派无限可分”现象，以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和派别之间的相互攻击？什么是“上纲上线”？如何判断分歧的严重程度和阶级性质？怎样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哪些分歧可以通过批评辩论和说服教育解决，哪些分歧不可能仅靠批判解决？什么是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威胁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在某个具体国家的特定时期里，有可能同时存在不止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吗？

2.无产者头脑里的思想就等于无产阶级思想吗？所谓的“自由意志”存在吗？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家庭，学校，媒体，网络等各种地方有何具体表现？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有哪些常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做工人群众的学生？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工人还普遍缺乏社会主义觉悟？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能自发产生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阶级性）有何不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获得社会主义意识？先锋队应当怎样做工人群众的老师？

3.什么是自发性和自觉性，什么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和自觉的工人运动？

严格区分下述概念，给出明确定义，并举出相关实例：

合法与非法；

公开与秘密（=地下）；

宣传，鼓动，号召；

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

工人组织，革命家组织。

4.散发反政府传单和示威游行集会等街头斗争的意义何在？为什么1900-1903年旧《火星报》发行期间，列宁、斯大林、巴布什金等火星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地方组织曾经多次号召采用、领导或参加这些几乎必然招致专制政府镇压且无法取得“显著的实际效果”的斗争，并努力变经济示威游行为政治示威游行？

为什么《燎原月刊》和《列宁道路》等派别要篡改历史，谎称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反对游行示威等非法的街头斗争，主张公开斗争必须合法，或者主张在小组范围内读书，或者主张以经济斗争为主？机会主义者如何评价佳士工人和声援团的政治示威，又如何评价四通桥抗议和白纸运动等自由派的政治示威，是否对两者采取了统一的标准，客观上达到了什么效果？在2022年11月的富士康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什么策略？

5.《火星报》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全国政治报如何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帮助工人阶级认清各种政治派别的行动逻辑和真实面目？建立全国政治报需要哪些条件，什么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什么是代办员网络，怎样在21世纪的中国建立代办员网络？成为一名代办员需要怎样的素质？

6.火星派和经济派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鉴别经济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它与经济主义有何共同之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评价和分析佳士工人运动的意义？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怎样攻击佳士工人运动？

四、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建设 1.什么是政党？政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是党性？如何判断一个组织的阶级性质？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整个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可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共产党的水平吗？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有什么区别，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任何人都能自称为党员，会有什么后果？

2.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内仍然存在权威，存在上级和下级，领导和服从之分？这是革命组织内部的“不平等”吗？革命领袖是怎样产生的，领导权和上下级关系是如何确定的？

如何区分革命组织里自觉性的不同层次？怎样判断组织成员的先进程度？对不同层次的人能抽象地提出同等要求吗？严格把机会主义者排斥在组织以外是否会伤害那些想要靠近党的先进分子的积极性？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把非党的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3.给民主集中制下一个定义。民主和集中，哪个是手段，哪个是目的？什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什么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共产党员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什么是“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

专制政府、反动军队和资本家工厂的纪律是靠什么来保障和维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纪律是靠什么来保障和维持的？革命组织有可能建立在消极无知的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吗？

抽象的绝对的民主原则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吗？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实现思想统一，怎样纠正自身错误，克服党内的落后思想？党员有权拒绝执行自己反对的组织决议和指示吗？

4.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加入组织和投身革命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投机分子加入组织的动机是什么？如何甄别和清洗混入工人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和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有什么差别？

什么是革命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者有哪些具体表现，为什么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往往会同时出现？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5.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有何意义？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机会主义者、派别矛盾和路线斗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好事还是坏事？

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或“多元论”？一国之内有可能同时存在不止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吗？共产党内有可能存在不止一个革命派别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会彼此敌对吗？什么是派别活动，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禁止派别活动？

五、帝国主义和战争 1.什么是帝国主义？自十月革命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是帝国主义时代吗？为什么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什么是战争？怎样判断战争的性质？如何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战争的性质是否会因为谁先发动进攻或者战场在哪国领土上而改变？20世纪有哪些正义战争，有哪些非正义战争？

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吗？即将在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吗？

2.现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属于帝国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外围”或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大陆现政权和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政权呢？为什么有些一战时的殖民地到今天变成了帝国主义，有些则仍然是殖民地？

全世界各个阶级现在怎样定义俄乌战争，未来将会怎样定义中美台海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各国资产阶级散布了哪些进行战争的借口和掩盖战争真实性质的谎言？不同派别的机会主义者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粉饰这些谎言？有哪些表面上“双方都谴责”实际上偏袒一方的例子？中国工人应当在俄乌战争和中美台海战争中持什么立场？

3.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关系？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各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鼓吹什么样的和平？他们怎样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和捍卫者？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内阶级战争，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实现有利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持久和平吗？共产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群众争取和平的运动，以及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和平主义宣传？

4.为什么帝国主义战争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很多中产阶级的狂热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的方式有多少种？收买的对象仅限于议会议员、某些行业协会的成员或工会领导层吗？这种收买是只有靠政府才能进行，还是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实现？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需要哪些条件？

拥有北京上海户口或者移民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哪些好处？中国“体制内”人员和烟草电力等垄断国企员工的特殊待遇有可能普及到全国人民吗？“北欧模式”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有可能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吗？拥有“编制”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加入欧盟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5.为什么一战前的德国已经是最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之一，政治上却仍然是专制制度？为什么英法美资产阶级经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成“民主阵营”协约国对抗“专制阵营”同盟国？为什么资产阶级在欧美的统治表现为宪政自由，在中俄的统治则表现为专制？

为什么在最发达最富裕的政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最快最容易”地实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维持政治自由需要什么条件？“民主”的帝国主义比专制的帝国主义更进步吗？帝国主义战争的两大阵营是否存在“更少侵略性”或“更正义”的一方？

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俄国的自由派普遍支持本国政府战胜，妄图兼并其他民族。为什么在当代中国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里，会出现一大批自由派支持美国战胜，妄图把中国变成四分五裂的殖民地，甚至鼓吹对中国人进行大屠杀？“逆向民族主义”现象的阶级根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其要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

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什么沙皇专制政府垮台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顽固继续进行战争，而德皇专制政府倒台后魏玛共和国政府退出战争？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遭遇军事失败，专制政府崩溃，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上台组成了新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是会像历史上的俄国临时政府那样继续战争，还是会像魏玛德国政府那样投降结束战争？

8.怎样判断战争的胜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人的因素在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中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战争能够以弱胜强？一战前英国和德国哪个实力更强？德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偶然还是必然？今天中国和美国哪个实力更强？中帝国主义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美帝国主义吗？民族主义者关于中帝取代美帝成为世界霸主的妄想有可能成真吗？

为什么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解体后俄罗斯政治自由化，叶利钦全面倒向美国，北约却拒绝俄罗斯加入？如果未来中帝在争霸战争中失败并向美帝投降，政权转移到亲美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手中，美帝有可能视中国为盟友，甚至允许“十多亿中国公民拥有现在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模式”吗？中国解体和全面自由化有可能给中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带来解放吗？

9.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当与谁结盟，怎样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先锋队全力促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就等于支持敌国政府获胜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分别怎样攻击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资产阶级专制政府首先在战争中崩溃失败，就一定会让美国获得胜利吗？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者一定是某参战集团的资产阶级吗？中美两大阵营的资产阶级是否有可能都在争霸战争中遭到失败？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胜利对国际帝国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最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争结局是什么？

六、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1.给“民族”下一个定义。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民族意识是怎样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各民族地位有可能平等吗？为什么民族压迫、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存在统一的“民族利益”或“民族文化”吗？民族是永恒的吗？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如何区分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今天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吗？

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在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有哪些具体表现，资产阶级炮制了哪些谎言来否认民族压迫？为什么中国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饱受压迫和歧视，而近十年来歧视黑人和印度人的民族主义反动思潮却在中国越来越猖獗，甚至出现曹丰泽等威胁将不愿汉化的少数民族做成肥皂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为什么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要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

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里，种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毒素对工人群众的腐蚀有哪些具体表现，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同无产阶级内部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作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汉族工人能得到少数民族工人和殖民地劳动者的信任吗？如果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互相仇恨，无产阶级还有可能战胜资产阶级赢得解放吗？

2.什么是地域歧视？为什么北京上海等相对富裕地区的部分本地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农村居民）有严重的歧视和排斥情绪？这种仇外心理是否有可能变成某种“地方民族主义”？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的人民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零八宪章》和彭载舟主张联邦制，刘仲敬鼓吹中国各省分裂成“民族国家”的“诸夏思想”，何岸泉（张民）创办“上海民族党”，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香港民族论》，李登辉（岩里政男）和史明（施朝晖）等人主张“台湾民族独立”，这些政治现象的阶级根源是什么？

如果未来中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北京或上海的部分本地市民反对全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自己是“北京民族”或“上海民族”并要求实行“民族自决权”以分离出去独立建国，那时候中国工人阶级是否要承认这种“民族自决权”，不剥夺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不“强迫”这些“民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

3.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分析集中制和联邦制的区别和优劣？在境内有多个民族的国家里，以民族为界限建立彼此独立的或联邦制的政党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吗？

今天中国的被压迫民族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得解放吗？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独立运动的阶级本质是什么？这些分离主义运动有可能让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摆脱民族压迫吗？

为什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而非联邦制？在毛泽东时代的单一而不可分的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什么关系？在21世纪，中国各民族的被剥削劳动者应当争取什么样的国家？

4.什么是剥削国家和剥削民族，什么是殖民地和被剥削民族？为什么在列宁的时代，各帝国主义民族以兼并和直接占领的形式统治世界上绝大部分落后民族？当时美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形式和其他剥削国家尤其是英国有何不同？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殖民地从宗主国境内分离出来并成立独立国家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的大部分殖民地是在什么时候获得独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三十多年的被剥削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在从封建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道路上，世界各民族分别已经走过了哪些阶段，正处于什么阶段？各民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过程进行的如何？

5.什么是新殖民主义？今天世界上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殖民地，分别被哪些帝国主义集团奴役？为什么这些民族已经从宗主国领土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却仍然还是殖民地？相比于十月革命前的旧帝国主义时代，当代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落后民族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机会主义者和以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怎么解释民族自决权，马列毛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怎样理解民族自决权？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应当“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今天世界各民族之间最重要最基本的区别在哪里？

6.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必定是反动的吗？不可能再有任何进步的民族运动吗？如何区分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如何区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被利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民族运动，机会主义者怎样拼命混淆两者？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是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吗？

一个在金融和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主权完整的吗？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初都曾经是殖民地，后来却只有中国摆脱了殖民压迫？在21世纪，全世界被剥削民族怎样才能真正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被剥削民族的劳动人民应当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持什么立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各殖民地国家的胜利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

7.什么是国际主义？各民族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支援殖民地劳动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剥削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怎样看待“本国”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殖民地的海外投资和驻军，怎样真正和资本的利益断绝一切关系？

如果被中华帝国主义奴役的那些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先锋队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工农联盟起来打倒亲中的买办政府，驱逐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没收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资本，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债务，夺回经济和金融的主权，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奴役的那些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没有起来反抗买办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支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阻止国际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那中国革命还有可能成功吗？

七、妇女解放和家庭问题 1.给“女性”和“男性”下一个定义。决定一个人是女人还是男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性之间在心理/思维/性格/感情/精神或社会意识上是否存在质的差别？所谓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是怎样形成的，其阶级实质是什么？保守派、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激进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分别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2.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家庭在历史上的起源是什么？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功能是什么？不同阶级的家庭关系有何区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趋势是让家庭解体消亡，还是巩固和强化家庭的作用？

3.当代各国资产阶级压迫妇女有哪些具体表现？反动分子炮制了哪些谎言来否认妇女所受的压迫？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用所谓的“冷静期”来限制离婚，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韩国选举出了反女权主义的总统尹锡悦？这些现象是偶然的吗？是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传统”作祟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父权思想和大男子主义的毒素对工人群众的腐蚀有哪些具体表现，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同无产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和父权压迫作斗争？压迫妇女的男工有可能得到女工的信任吗？如果男女工人不能团结一致，如果女工没有觉醒革命意识，无产阶级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并得到解放吗？

4.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究竟是物质资料（即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等）的生产决定了家庭和婚姻的形态，还是家庭（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决定了社会生产方式？两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妇女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分工）决定了妇女在两性关系和家庭里的处境，还是相反？妇女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压迫有何区别？

决定妇女受压迫与否的根源在哪里，是在于生理构造、国家制度、思想文化，还是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历史最早期的母系社会里，女性是被男性压迫的吗？母系氏族曾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为什么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母权制就被父权制推翻和取代，女性就遭遇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5.什么是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如何分析“家务劳动计酬”、卖淫/代孕合法化、强制男性休“陪产假”等主张？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如何分析韩国激进女权“6B4T”运动的主张？［注：“6B”是指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购买厌女产品和单身女性互助，“4T”是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

为什么各种女权主义者之间会产生诸多矛盾和斗争？存在“全体女性”的共同利益吗？不同阶级的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相同性质的吗？哪个阶级的妇女受压迫最深？剥削阶级的女性和被剥削阶级的女性是姐妹还是敌人？如果无产阶级妇女得不到解放，如果没有女工的支持，其他阶级的女性有可能得到解放吗？

6.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什么关系？妇女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放吗？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男女在形式上（法律上）有平等的权利，实质上却仍然不平等？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外，有其他任何道路能让妇女摆脱千百年来的奴隶地位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进行妇女工作，开展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而斗争？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中国历史上妇女地位最高、女性和男性最平等的时期是在什么年代？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实现妇女解放？共产主义的两性关系和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什么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经济基础，还是在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怎样的阶级变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还会产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如何识别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是“腐化变质”或者“异化”成修正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混入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了国家政权，拥有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集中制，就必然会官僚化乃至堕落成资产阶级吗？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官僚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分子吗？

2.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何为“三大差别”？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怎样消灭剥削、私有制和阶级？“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需要什么条件？如何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为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有哪些新生事物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有哪些旧事物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应当靠什么来调动工人阶级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3.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本质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作（政治任务）和经济工作（经济任务）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样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如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什么是无产阶级大民主，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是什么？如何理解列宁的这段话：“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

4.具体地列举和揭露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歪曲、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种主要谎言。为什么当时几乎所有政治派别都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大量摘抄毛主席语录和借用革命词汇，同时却彼此憎恨敌视，甚至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

血统论（联动），《出身论》（遇罗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国向何处去》（湖南省无联/杨曦光），武汉“北、决、扬”，《特权论》（陈尔晋/陈泱潮），《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异端思潮”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

5.除了工人阶级以外，“人民”这个概念还包括哪些阶级？怎样分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两者的处理方式有何不同？在什么条件下这两种矛盾会相互转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怎样估计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在中国复辟，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等具体条件下，是否存在能够改变这个结局的方法？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阵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党内走资派得到了哪些社会力量的支持？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为什么毛主席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它体现并且反过来维护哪些生产关系，为什么阶级服务？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否“跳过”农民运动，“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像托洛茨基主张的那样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一个彻底摧毁了封建经济和摆脱了殖民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否有可能建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者联合专政”？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根本上决定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是社会生产关系里的封建农奴制残余还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专制制度？经济基础和政治任务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二月革命后列宁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什么？今天的中国是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怎样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今天世界上哪些国家还需要先完成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按照GDP总量从高到低的顺序，列举出5个仍然需要先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

3.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是什么？哪些阶级是革命阶级？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界限在哪里，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自由派？俄国革命有几种前途或命运，分别是什么？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哪条道路，资产阶级争取实现哪条道路？俄国二月革命后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前的德国社会有几种前途命运，分别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在哪里？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呢？

4.怎样区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平等）之间有何矛盾？今天世界上存在民主国家即民主主义专政吗？为什么宪政国家要自称为民主国家？

存在所谓“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吗？为什么抽象主张“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主义根本上却代表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占人口多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什么权利或形式上的人人平等反而会导致实际的不平等？怎样理解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5.什么是步步上升的革命，什么是步步下降的革命？革命呈上升或下降路线行进时，各个政党按怎样的顺序掌握政权？各个阶级参加和退出斗争的顺序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革命会存在上升的路线和下降的路线，并在历史中呈现出某种周期性（1789年和1917年，1848年和1966年）？从中国阶级关系对比的事实中可以得出哪些可能的路线？

6.机会主义者怎样攻击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评价这场在当时注定失败的阶级斗争？一场斗争或者革命失败了，就等于革命者的路线错误了吗？有了先锋队和正确的革命路线、策略，就必定能保证带来成功的结果吗？为什么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革命者预先就明白一场斗争没有胜利的希望，却仍然坚持发动群众和领导斗争，知其必败而为之？如果中国爆发了一场1905年式的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将会怎样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文链接（转自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书单目录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booklist/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3/09/27/%e4%b9%a6%e5%8d%95%e7%9b%ae%e5%bd%95/

问题：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some-questions/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3/10/17/%e9%97%ae%e9%a2%98/

极端女权的梦想是0.0000000001%的精英男人让全世界女人受孕

似乎tiktok的数据库和中心都是在美国的，员工也是美国人，tiktok也是听美国政府的命令

因为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在中国，中国政府是一个独裁政权，（关押了无数政治犯和建了新疆集中营 镇压和平抗议 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可以干任何事（盗窃知识产权 黑客攻击民主国家）而受不到国际法的制裁，所有数字的APP都是不安全的，the point is 中国政府对其境内的本土公司有控制权且完全有意愿使用可以用的工具 对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进行渗透（而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美国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在民主法治环境下受到监管的tiktok，而不是一个可以为邪恶政权服务危害破坏民主社会的工具。

tiktok的最大问题是不符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如果tiktok在显著位置标注自己是Chinese government affilated就好了

美国人是不愿意承认作为白人在文化资本主义领域遭遇的挑战吗？人和东西都在美国，不知道他们怕什么了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韓國片現在亞洲最好，但距離以前的香港還有很長距離

哦我忘了 你们没有品葱的热度

本来想说八千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