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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对那些耍官威、动私刑的“防疫工作人员”和“清零防疫爱好者”们重申本人多次对他们说的话：如果不辞职反抗、不拥护清零的话，准备好东西去阎王爷的“方舱”吧。
参考资料
原视频
https://twitter.com/fangshimin/status/1593355914718851072https://twitter.com/fangshimin/status/1593355914718851072
《反绑“羊城维纳斯”罚跪示众，令侧旁的红色旗帜蒙羞》（中国数字时代备份）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9891.html
《仑头事件：是广州被伤害了吗？》（中国数字时代备份）
以上所有内容，即是我对于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其中还夹杂有对民主中国各种政策与理念的设想、建议。
我认为，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基于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进行设置、运转、完善。
民主中国第一要义当然是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必须保障权力由人民授予、受人民监督、被人民约束。所以，总统和各地行政长官、中央和地方“人民议会（下议院/众议院）”必须由全民/当地居民普选产生，人民也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更换、罢免各级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在议会成员组成和选举设置上，尽可能包容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身份、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群体和个人，实现政治多元化与包容性。而立法（决策）、行政、司法的权力分立和制衡，行政权由总统和内阁分享，也避免了一党一派乃至一人垄断政治权力，确保民主宪政体制的存续。而基于市-县、乡-村两个层级的自治，也让人民可以直接参与民主、决定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项事务，让民主更加切实。
民主中国的治国理念，应建基于理性之上；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应将科学融入其中。从恢宏壮丽的古罗马古希腊文明勃兴，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欧洲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文明重光与开拓，再到科技革命下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汉开疆建制立法，到清末民初“自强求富”、“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无论古今中外，理性和科学都是文明建构、经济发展、社会革新、民生改善的基础与动力。而反智、迷信、非理性，就会造成如欧洲几百年狂热的宗教战争与中世纪那样严酷的高压专制，以及毛泽东时代工农业“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癫狂、对科学家的批判乃至科学本身的否定，还有当今中共政权在新冠防疫中的种种反科学反人道行径，这些都对民权和自由造成了极大损害。
而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是超工业化的、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必将更加依赖科学，也更需要理性主义稳舵护航。想要发展经济、促进民生、保卫民主法治，都需要利用好科学技术，并在治国中务实、求真、理性，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各种反智灾难。
所以，我特意设置“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并赋予其巨大权力，以及在关于建设民主中国的各种具体政策建议中强调科学理性的重要。我在司法制度设计中对于大法官权力的限制，同样是为避免反智和违背时代潮流的法律人士为所欲为。而我所设计的整个政治制度，也是基于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逻辑思维而建构的。
民主中国，应是全体人民共有的中国，是平等博爱的中国，是人民大众都能得其福祉的中国。如前所述，无论任何时代，人类都患不均、忧不安，各种丑恶与罪行，往往也都发端于不公与恐惧。而中共政权及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其最大罪恶皆是欺压百姓、鱼肉人民，而权贵则作威作福、享乐无极。而不公与恐惧的受害者也不止弱势群体，在互害社会中即便既得利益者也会惶惶不安，害怕沦落下层和遭到反噬报复。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和不信任，暴力和谎言盛行，社会恶性循环，最终全民都会不同程度受害。
而民主中国若想得到人民拥护，也必须要让人民尤其平民大众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自己在民主进程中得到的好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平民大众是“民”的主体，也是民主政治的源泉与根基。如果民主中国的体制和法律只是少数精英的玩物，人民也不会再热情参与政治，乃至被极端势力煽惑，民主政体也不可能稳定运转。
更根本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平等不仅限于人格、法理、权利领域，还要保障所获物质与非物质（如所获知识与信息的数量质量多样性、所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优劣与参差）的相对均等。对于因为生理和心理、外部条件等原因处于弱势的，也应该以平权手段予以补偿。只有这样，“人人生而平等”才不是空话和虚幻，而是真切的现实。还有，人类社会本质也是丛林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冲突、压迫、伤害普遍存在，这既是人与人权力、人脉、金钱、体格、知识不平等所致，也会加剧现实的不平等。只有通过法治和平权，包括强大的公权力和公共暴力机器，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和遏制各色不道德行为，人与人的平等与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实现、维持、拓展。
所以，民主中国应该高度重视平等和安宁。我们要在坚持市场经济、尊重私有财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措施，如征收累进直接税、教育资源均衡化、免费医疗、兴建保障房、养老育儿社会化公共化，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而国家还要扶助劳工、农民、女性、残疾人、LGBT人群等弱势和少数群体的维权与抗争，并提高其自组织能力。国家还要强化治安、促进司法公正，对国家权力和权贵精英多加约束和监督，尤其要打击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欺压，更要打击利用弱势者弱点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正义，保障人民尤其弱势群体免于恐惧。其他还有许多措施，在前面章节已有阐述。
而我设计的“联合院”中包含各少数/弱势/特殊群体代表，即是出于增强弱势群体代表性和话语权的目的。关于“人民议会”选举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结构的设计，我也都将保护弱势/少数群体的利益作为重要考量。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中，我也将促进平等、帮助弱势作为重点阐述。
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往往对上述立场和建议不以为然。这显然是其过于恐惧“左”的意识形态、深受保守右翼思想影响所致。可现实里，即便是欧洲的右翼、美国部分右翼，也都认可了基本社会保障和促进公平的重要性。即便民主中国不愿走西欧北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那属于保守右翼的新加坡的制度和政策是否应该接受呢？如建设“组屋”避免人民被商品房房价压垮和成为“房奴”、公共化养老育儿，以及对涉及伤害弱势群体的犯罪加码重罚，是高度信奉自由市场与法治主义的李光耀-李显龙政府的作为。还有我前面所述的撒切尔也提到“梯子与安全网”的必要性。如果民主中国连右翼保守的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与促进公平措施都不愿意做，那这样的民主中国还是人民的国家吗？
在全球化的现代文明社会，没有人可以孤立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都有天然契约，每个人不仅要对家庭、亲友负责，对同学、同事、同仁尊重友好，也要与陌生人、社会团体、国家、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在享受现代文明下各种人权与保障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作为现代公民的义务，为他人、国家、世界做出贡献。文明社会不是丛林与放任，而是团结互助的共同体。弱者需要扶助，强者需要抑制，人民应该互助，而民主中国的制度与法律，则应是平台与保障。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仁人志士付出牺牲去建立、全体人民倾尽心力去捍卫。
民主中国应是包容和谐的国度，而非政治恶斗与利益冲突的角斗场。中国的几千年的政治史上，缺乏妥协共存的传统，而多有胜者全得（败者一无所有乃至家破人亡）的前例。而近现代也一样，国共内战的血腥、中共以激进手段推动公有制/集体化和工业化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悲剧，都在告诉我们，政治立场与行为的排他性、极端化、暴力化，是中国迟迟难以实现民主、国民蒙受重大损害的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衰败、“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各国的纷乱乃至内战，以及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国民的撕裂、国家的动荡不安，也都反映了互不妥协、零和博弈的恶性政治斗争的危害。
因此，民主中国无论从政治制度的设计，还是未来各种政策的酝酿和推行，都要坚持折中妥协、循序渐进的原则，调和不同机构、不同身份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与矛盾，尽可能包容各方，共同参与政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所设计的“半总统制”，在立法（决策）、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基础上，又拆分行政权，并设计利于容纳多个党派共同参与政治的议会选举制度和内阁推选方式，皆是出于促进民主中国政治的多元包容的目的。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我主张在汉族聚居区实行单一制，但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港澳台实行联邦制和赋予较大自治权，也是出于团结各民族和特殊区域民众的考虑。而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我也认为应该折中妥协。例如涉及到前中共政权的遗留问题、触及旧的权贵集团利益时，不要“赶狗入穷巷”，而要像韩国、台湾地区那样，给旧势力一席之地，然后再逐步促进“转型正义”。
民主中国应充分保障人民的自治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自从秦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皇权至上+编户齐民的体制，让社会原子化，加之商鞅式驭民之术的加持，每个个体都成为政权奴役的对象、权贵予取予求的黔首、各种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的炮灰。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管制，也促进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实现了国家整体的强盛与相对均衡的繁荣，还抵御了外敌入侵、打击了豪猾大族、维护了公共治安、发展了文教商工，并在救济灾民、兴修大型工程等需要国家干预和集中资源的事务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就像很多人指责汉武帝刘彻为征伐匈奴穷兵黩武、民不聊生，而如果没有汉武雄图下的“长城万里遍烽烟”，那蔡文姬哀叹的匈奴南下后“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会早数百年出现在中原腹地。而后来“五胡乱华”、北朝混战、女真蒙元多次南下，对中原、江淮、江南、川蜀、岭南的残酷破坏甚至不可逆的损害（如对本属文明核心区、经济文化最繁荣的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摧残，让这两地经济、人文、民风迄今都没能恢复繁荣和人道，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则更证明了汉地团结抵御外侮的重要。同样，隋炀帝杨广兴修运河，也是“至今千里赖通波”，即便有“水殿龙舟事”，也和大禹治水一样利在千秋。当今许多国人对“宏大叙事”不是完全肯定就是完全否定。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一分为二对待才是合理的态度。而我在前面也谈了“小国寡民”乌托邦的虚幻性和现实里小国之间相互冲突兼并的残酷性，并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国家的统一十分重要。
所以，对民主中国而言，国家的统一（主要是汉地核心区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虽然统一和集权也会有些弊端，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完全可以扬其长避其短，合理利用体制优势并对集权弊害有所反思和改进。
因此，民主中国一方面应该赋予并保护人民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要发挥中央集权和强大政府的优势。前述的我主张的在汉族聚居区弱化省权强化市县权力、发展基于市县两级行政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发展乡村两级的另一层自治，即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样的自治可称为“小域自治”。顾名思义，“小域”域内人口和面积规模小，所以人与人关系紧密、沟通交流便利，各种民权民生事务涉及切身利益，即便缺乏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热情的民众也能积极有效参与。所以，“小域”中的公民更易组织起来，更有热情参与自治，对于切身事务也能更加有针对性的提出自身诉求和关切。“小域自治”下的民主和自治都非常真实可靠，还可以促成公民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而另一方面，“小域自治”也很难出现唐代“节度使”和民国军阀割据的情形，也不会像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许多国家那样各地方割据混战、暴力泛滥，市县的某些势力再强大，也不至于挑战中央权力，各种“地头蛇”也很难一手遮天横行无忌。如果一些地方发生恶性的侵害人权、倒行逆施、无法无天的行为和状况，那就可以集全国之力歼灭恶徒、救民倒悬。
民主中国的中央集权，是“小域自治”的助力而非枷锁。一方面，中央应利用调配全国资源的能力、掌控全局情况的优势，促进各贫困、落后、弱势的区域的发展，包括帮助当地自治事业的建设、引入先进理念和人才、促使社会风气与发达开放地区看齐等；另一方面，中央要成为地方遵纪守法公民和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对内打击各种利益集团和强横恶徒破坏人民利益和阻挠公民运动的行为，对外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成为保卫中国各地方自治的屏障。国家和全民这个“大共同体”，应与各市县乡村及家庭学校单位等分别组成的“小共同体”，优势互补、各展所长、共同壮大，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还有，在推行中央政策和处理地方关系时，要一碗水端平，并基于人道、公正、进步、和谐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和处置纠纷，保护发达富裕之地同时适当扶助弱势之地，并压制损人利己的地域势力。
总之，我所设计的未来民主中国政治制度与政策建议，都围绕着人民主权、科学理性、扶弱平权、折中调和、小域自治这五个原则和方向而思考建构。上述五个原则是宏观（追求目的）理念，而我对于民主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微观（具体运行）理念，则是本文开头所述的充分代表性、公平合理性、运转高效性、决策科学性、长期稳定性这五个原则。关于这五个微观理念及其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体现，前面已有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而我设计的民主中国政治制度的理念与具体内容的来源，既建立在我所了解的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的知识与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也有我自己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选择、糅合、加工；既有一些是他国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或正在实行的制度政策，也有许多我的独创、改良、再造。在设计中，我既强调理性与逻辑建构的重要性，但也会考虑到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还包括一些感性认知基础上的设想。相对而言，我更多借鉴了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模式的政治理念、制度架构、价值取向、历史传统，并在一些领域借用了新加坡、韩国的政策措施，也部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特性，汲取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的各种经验教训。我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构想，也非常强调整全性、系统性、细密性，尽可能考虑全局及方方面面，并关注与优化各方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我的设计从理论和逻辑上并不算十全十美，而其若能投入实践后影响如何，我就更难以准确预料。任何制度在真正实行之前，各种构思和期望都是假想，现实往往与理想颇有距离。例如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设计，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先行者皆有筹划，但现实却非常不尽人意。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陈独秀等人曾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有美好的设想，可后来苏联、中国、东欧的各“社会主义政权”的实际政治经济运作与之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还有从形式上几乎完全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非洲国家利比里亚、部分效仿美国制度的菲律宾，不仅没有复制美国三权分立式民主政治的成功，其政治的专制与官员的腐败反而甚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说明了政治制度往往也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简单照搬很难复制他国的成功。而被作为世界民主灯塔和标杆的美国自身，其一些政治制度的弊端在近年来也越发明显，并多次造成不良后果，说明了曾经先进的制度如不与时俱进，反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权拓展的沉重枷锁。
以上这些政治制度失败例子，其失败都与复杂严酷的政治环境、尔虞我诈的势力竞争、相对差劣的国民素养、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云诡波谲的国际形势有关。在残酷而多变的现实面前，各种精妙的设计、美好的期望，经常会化作失败的泡影残梦，成为供人讥刺的谈资笑料。因此，不能指望依靠某种制度就能实现民主、巩固民主，更不能把某种制度当成不可更易的谕言教条。
对中国而言，主要还是要如何去实现民主化，实现之后政治设计才有意义。而即便实现民主，制度设计也只是巩固民主的一个方面，甚至在很长时间内将是非常次要的方面。各政治势力的作为、人民大众的素养、军人集团的态度、国际社会的立场、一些关键政治人物的决定，乃至一些意外事件和机缘巧合，在转型期和民主初创期都比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更加能决定民主的存亡、方向、质量。只有到了民主稳定和成熟期，政治制度本身的结构与特性才能起到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早前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价值（及缺陷）才能显现。
（需要补充一点，我虽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人性之恶、社会复杂、国际局势严峻的现实，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政治悲剧乃至诸多极端情况，尽可能通过复杂的程式和细密的规则避免发生专制、暴力、阴谋、分赃等祸乱与丑恶，但也不能完全杜绝祸乱与丑恶的发生。如果从精英到庶民、从国内人士到境外力量（尤其非常关键的政治核心人物和军人势力）一定要为私利等原因作恶，那无论怎样的设计都无法完全避免。没有任何制度完全没有漏洞、没有哪种制度不会被扭曲、没有什么制度能够在缺乏外部有利条件情况下抵御住破坏和以恶为目的的利用。
而中国经历中共几十年专制独裁，文化衰微、道德堕落、人心败坏，各种弊政和麻烦积重难返。民主化也已耽误百年，积累的历史欠账和公民参与民主经验的缺失，不可能在短期补回。欧美的民主进程经历数百年才日臻完善（即便如此也面临各种挑战），大多数发展中民主国家也已进行了数十年民主政治的调适，而中国在清末和民国有限的民主实验早已毁损，未来必须从零开始且要克服专制遗留的障碍。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便再好的制度，实际运行起来也很难有优良成效，民主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低质和虚浮的，不公不义仍然会普遍发生。这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而中国实现民主化、建立民主体制后，制度、法律、政策也需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代变化而及时调整。当然，各种政治制度不能随意改易导致国体不稳政治动荡，但也不能拘泥因循、一成不变。在民主中国的基本政治框架确立后，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是应该根据那时的情况有所调整、不断修正的。
我希望我所书写的这篇关于民主中国的制度设计文章，能够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所助益。现今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去实现民主化，而非民主化之后怎么办。只有有了实现民主的前提，基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才能付诸实践。
中华共和国万岁！
人民万岁！
民主主义万岁！
理性主义万岁！
哈，你的理解能力是体育老师教的？我有说是金庸映射习特勒？，你用脚指头也想得到金庸写天龙八部的时候，习特勒还在扛麦子，八竿子打不着ok? 这楼主自己用慕容复映射习特勒，欢乐恶搞可以，但至少讲点基本逻辑吧，两个根本不是一个类型，我指出有错了？
用一个人品不好地去反串另一个人品差到极点的，你觉得这很合适？是不是全世界其他人品优秀的死光了啊，无语到极点
說到台灣的痛處就破防
說到台灣的問題就用中國更爛來當擋箭牌
反對的人被他罵的“柯粉，4%，國民黨同路人
我比較好奇是
這種人在品蔥多麼？是否還在持續增加？
參考連結https://pincong.rocks/people/%E4%BE%86%E9%96%92%E9%80%9B%E7%9A%84%E5%8F%B0%E7%81%A3%E4%BA%BA
（沒有引流，只是給你們看看這類的用戶的態度） 以下是一些想說的：
我覺得台灣人都練的一嘴“治國之道”
實際上個個都是不在乎或是早就準備好跑路（移民）的計劃 移出去繼續嘴巴治國
或許對於真正的公民執行，台灣根本沒有學會什麼
r/Taiwanese 繼續民主小清新，窮人互害看不見
播放歷史電影戲院被當地人騷擾辱罵，真是三線城市那味了（天啊怎麼好像號稱自由又特別愛搞麥卡錫，無言）
或許我們還是別在乎任何事，都當“老天自有安排吧”
（說白了我也沒辦法打出啥說服的，不過能說得就是稱帝時代不遠了，反正大象不會被看到）
本来楼主就是娱乐，用脚趾头想也只知道慕容复不可能是金庸用来影射习近平的。
另外人品和反串习特勒有什么关系？反串习特勒就一定要人品好？
你什么都想写死在条文里, 就不能留点自由度让具体事情发生时再讨论处理吗?
像这种辞不辞职的事情, 发生频率极低, 不值得提前研究, 而且一个人辞职后, 国民对他失去信心自然会抵制他, 不需要规定一个具体的禁止担任公职时间(为什么是十年, 不是九年, 不是十一年?), 万一他在这期间有什么突出贡献得到了很强的民间支持, 还禁止他任职, 合理吗, 还不如让国民去决定, 不需要提前规定.
说到底, 这是小事, 小事适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方向大纲领才适合稍稍远离真实事件去抽象讨论.
最近几天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
一个被捆绑的漂亮女子跪坐在地上, 昂首挺胸, 没戴口罩.
大家可以去 twitter 搜索 "被绑" 了解更多信息, 有视频.
据说她长期不做核酸检测, 不使用健康码, 这次还用脏话骂工作人员, 并且有动手撕扯别人口罩的嫌疑. (补充说明: 视频中我未看到女子动手, 反而看到工作人员多次推搡女子阻止她前进.)
在 twitter 上自然有人支持她, 但我也看到很多说她活该的声音, 例如:
想听听 2047 诸位的看法.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的功劳，是过去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的很多对于族群和省籍的批评，许多都是基于想像而构筑出来的，很多时候其实早就有人透过对于资料的研究，获得更可信的答案了。
不过我在这还是偷偷回答另一个错误的观念：闽南人和客家人的融合关系长达四百年。这一点基本上绝对是错的，因为闽客械斗一到了清朝统治的后期还是存在的；甚至想要尝试塑造「四大族群」理论的施正锋，1995年后他也只敢说闽南人和客家人成为一体是在对抗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也就是这一百年前后的事。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fcwang/fcwang1998-1.pdf
这篇文章让我们先再次回到王甫昌的另外一篇研究。不过之所以要看这篇文章，是因为需要提到的论文因为年代久远而在网路上一时没找到档案；王甫昌的论文重述了该文的主要论点。
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炒作省籍议题的人，还会刻意提及眷村外省族群特别会投票给外省候选人的事情。但是这个议题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研究过了。该论文为：陈陆辉，1994，「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辅选效果分析」，《选举研究》，第一卷，第二期：53-96。这篇早在1994年就写出来的论文指出：
过去多数的外省选民、尤其眷村居民，往往在选举时成为国民党或黄复兴党部的「铁票」，机动地接受指示配票给特定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不论该候选人是本省籍或外省籍（陈陆辉1994）。 （引自王甫昌1998:4）
在同一页的前半部份，王甫昌还特别指出，在此一时期国民党的选举策略，是尽可能提名本省籍人士而不去提名外省人，此时黄复兴党部的眷村票投给本省人是常态。
由于外省人士、特别是第二代外省菁英，被党高层刻意摒除在提名的范围之外，因此导致了相当独特的逆向歧视问题。
逆向歧视这个概念最简单地说，就是以一种造成歧视效果的作法、来弥补过去的不平等效果，但是这却可能导致特定个人遭受到了歧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三个人的考试成绩分别是：99、98、90，而预计录取名额只有两人。最后被录取的，是考99分和90分的两人，因为考90分的人是「少数保障名额」，但是考98分的仅仅因为是多数的一份子便遭到黜落。考98分的这名人士，便遭到了逆向歧视，他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成绩不佳而没被录取，反而只是因为他是多数一份子的身份而使他不能获得录取。
前面文章中提到，1984年到1994年间，台湾所有族群都突然间开始认为自己是「弱势族群」，族群差异的政治炒作在这时影响了未来近30年的台湾政治。我已经提到本省族群很大部分受到政治人物用「男女合校问题」的方式炒作而激发出相对剥夺感，但在这篇中我必须进一步指出，当时最早被激起危机意识的，反而是外省族群、特别是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他们在1980年代中后期感受到的逆向歧视，使得他们更早地强调自己的弱势和面对到的机会不平等。
这或许是与蒋经国时代推动「吹台青」的作法有关。最简单地说，当你有意拉拔了一个本省籍的人士，便同时意味着阻止了一位结构里原本该往上升迁、取得该位置的人，而此人很多时候是外省人，因为他的身份政治不正确而失去了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蒋经国指定了本省籍的李登辉作他的接班人，那原本最有资历递补的李焕便失去了机会。 —————最关键的理由很可能只是因为他的省籍不对而已。
逆向歧视是困难的问题，它的为难之处在于，在逻辑上它是以一「不公平」的方式来解决过去造成的「不公平」，而遭受不公平的人很可能是在什么都没有作的情况下遭受了惩罚。现在的「妇女保障名额」也是台湾社会里最经常引起讨论的逆向歧视例证。
在1990年前后的各项选举上，国民党系统有意压制了外省第二代参加选举的机会，造成他们觉得自己受到「省籍歧视」的现象。这个结果最终导致国民党非主流与主流的分裂，以外省第二代为班底的「新党」出走。奠基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上，1990年代中后期新党成为台湾族群风暴的核心。
我甚至可以指出，新党在当时是首先尝试操作省籍议题的政党，其代表作是1994年的「弃黄保陈」事件。弃黄保陈的省籍操作包含两个部分：本省籍的国民党支持者宁可把票投给本省籍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也不肯考虑外省籍的赵少康；外省籍的国民党支持者则把票投给外省籍的赵少康。这两个情况1994年都发生了，不过两者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
说来讽刺的是，这种带有省籍意识的弃保操作，前后发生了三次：1994年弃黄保陈、1998年弃王保马，以及2000年总统大选弃连保陈。这三次事件都扯到相同的一位政治人物：号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也许这是历史的反讽吧。
谢谢分享！
zlibrary官方推荐的是i2pd（C++ i2p），阁下对i2pd有没有了解？i2pd也内置了一个修改版的firefox
Logo looks evil
没人逼你下载短视频应用啊
接下来我要进入我所谓的男女合校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一所全部男生的小学决定从某学期开始转为男女合校、并且严格按照男女各半的比例来招收学生。这个政策实行之后五年，一位记者来这学校进行了调查，并且发现该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都是男生。他因此报导说这所学校的男女合校政策是玩假的，该校仍有严重性别歧视的传统。
隔年，该记者再回去该学校重新调查，这时发现该校六年级的学生男女性别比例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他再次发表评论，并强调自己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大家觉得这位记者的表现如何呢？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相当地说明1987年到1990年间炒作省籍议题的作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民国76年立法委员吴淑珍以「放弃歧视台湾人政策」为题、对行政院长俞国华进行质询的时候，她便着眼在高阶军公教人员省籍比例的严重失衡；1990年七月19日至30日的《自由时报》，更以一系列头版新闻，报导当时包括内阁政务官、省府小内阁、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与国策顾问、警界、军方领导阶层的省籍比例，揭示外省籍在这些国家重要位置占绝对多数的事实（上述有两个例外，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吗？）。这两个事件可以说是开启了一直到现在战省籍的起点。前述王甫昌的论文，也简单地陈述了这二起事件。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揭露省籍比例不均的作法，其实就和我所谓「男女合校问题」没有两样。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从1960年开始，在国民党政权不情愿、甚至尝试加以阻碍的情况下其实本省人的比例问题已经开始获得解决，但这是一个由最底层慢慢向上扩张的过程。
大约在1970年代的中末期，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政府本省族群所占比例不但过半、而且持续扩张，到了1980年代末期，本省人都已经占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除部会正副首长和中央民意代表以外，都已经是本省人的天下了。因此，这两次炒作省籍的议题，都只能集中在这种「最高年级」的问题上。
但这与其说是「省籍」问题，不如说是「年资」、「辈份」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不是反对势力的抗议或者国民党内本土势力的斗争（但这是当年采用的两条途径），而是时间。再一次地这是国民党无力去对抗、镇压的对手。
如果你去查一下1987到1990年的部会首长，你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了。 1915年出生的朱抚松，在1987年时还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叫做丁懋时，1925年出生。接下来？接任的外交部长叫做连战，1936年出生。让我这样说吧，1915、1925这两个世代的政府官员或者国民党人士，基本上都是外省籍的天下；但是到了1935年这个世代，有影响力的外省人急速下降（当时还可以找到陈履安和毛高文等人），本省人士如连战、吴伯雄（1939）、郭南宏（1936，交大校长后担任交通部长）就开始出头了。这与其说是省籍问题，不如说是世代问题。
再一次地，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时间这个无情的推动力量。可是我必须说这是良好的政治操作的示范：快速激起社会对立、并且可以很快看到成果、收割为自己的功劳。—————而且还不需要花自己太大力气。这就像下面的这场魔术表演一样，相当富有娱乐性：
youtu.be/druhwn8kUY4
有人把1962年考试法的修法看做是保障外省「弱势族群」的作法，这一点我是反对的。第一，那时候国家机关根本不会有「外省族群」的概念，他们充其量只是想解决录取不到足够人手的问题而已（很像是现在大学太多收不到人的时候、各大学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合法、体面的收到人一样）；第二，当时还没有族群是弱势的概念。
这里多说一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台湾什么时候一个族群，会开始认为自己属于是「弱势族群」？事实上这问题现在也有个相当精确的答案，已有学者已经透过资料进行分析出来了。
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fuchangwang/
回答这个问题的研究者是中研院的王甫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2008年的研究：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议题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台湾民主季刊》，第5卷第2期，页89-140。这篇文章回答了许多族群政治议题的答案，也是他之前研究的一个总结。我会建议有兴趣的人仔细研究他这篇研究的许多发现。
前面问题的回答在他研究的97-103页。这页数有点长，所以我以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他的研究发现：在1984年时，不管哪个族群都没有认为外省族群是优势族群、而本省族群处于劣势，更进一步地说，外省族群的影响力甚至和国民党的影响力没有关连性（页98）；但是到了1994年的时候，所有的族群都认为自己是「弱势族群」，认为其他族群占有优势。
也就是说，那种族群不平等的问题不是一个什么「从1950年以来就被制造出来的矛盾问题」，它更可能是在10年之间被炒作出来的议题。
代表性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母体占有一定比例的特定群体，也必须要在某个项目上占据相似（最好是相同）的比例。在前一部份里我提到这是一种「相对比例」下的思考方式，我还强调这种理解几乎是完全搞错状况。在这里我要进一步解释一下这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事实：这里群体的分类几乎是无限的：你既可以依照族群或省籍去划分，也可以依照性别、年龄、居住区域、教育程度、父母收入、宗教信仰等任何方式去划分。这导致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社会里基本上不大可能有一个次群体可以完美呈现母体的实际分配，特别是该群体不去在意某些特定分配逻辑的时候尤其如此。
前面我所说错误的相对比例概念，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军公教人员的省籍比例、与台湾总人口省籍比例不符合时，炒作省籍议题的人，就会说这是在搞「省籍歧视」。但是这是有明显问题的推论。照此逻辑来说，我可以很轻易指控国家有性别歧视……搞不好也有宗教「歧视」的问题在。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很多现象产生的后果可能包含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素，特别是「因果链」关系很可能并不这么直接。我在后面会找机会对此作为一个解释。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进入代表性的问题，因为这是可以进一步证实台湾省籍不平等的重要理由。代表性的问题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为了达到前述「特定群体必须在某个次级社会群体上也占据相似的比例」这个理念，有时候社会、国家会人为地采取一些制度手段来制造出他们期待的特定比例。在军公教人员的省籍比例上，国民党政权过去确实也这么做了，这是我们要谈省籍问题时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这里我们牵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的「法统」概念。这个概念在许多意义上，其实和前面的想法并没有两样。所谓「本土」的观念认为台湾的军公教省籍比例、应该要和台湾人口的省籍比例一样，因为这是「台湾」的政府单位；而法统的说法则是，为了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代表性，因此中央民意代表、军公教公职单位的比例，应该与中华民国三十五省、两个地方、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比例」维持一致。是的，这两种立场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核心的部分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而已。
这种省籍比例决定中央民意代表、公务人员录取的方式，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为了维持代表性不得不为的手段（对台湾意识来说，这就是不平等的作法）。但是这种作法的效果，在实际上却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台湾十年之内，就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
国民党面对的问题，总归来说就是一个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加以镇压、对抗的对手：时间。就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上，当国民党被迫撤退来台、而不可能在大陆办理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采取非常手段、藉由大法官释宪和修法，冻结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造就了所谓的「万年国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拖长，这些代表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同时也越来越老，国民党也不得不已「增补选」的方式来替国会增添新血。这些增添的新血也就不可能兼顾什么省籍比例了，只可能是大量的本省人。
同样困境也出现在公务人员的招考上。最简单地说：如果要能维持省籍录取比例，那么至少各省籍报考、合格的人数，绝对不能少于预计录取的名额数。—————但是当外省人口数只占了全台湾的13％到15％，根本不可能长年满足此一条件。这样说吧，假使云南省预计录取5个名额，但是只有2人达到录取标准，怎么办呢？这时可供选择的作法相当有限，例如「缺额不录取任何人」、「下修录取标准」以及「采用其他达到录取标准的人」。
对于政府来说，早期可以采用第一种方式来维持「公平」。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产生的缺额最终迫使政府必须采用第三种方法，来补充政府各单位人力的不足。—————这时我们要问，那些被录取的「其他人」是谁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本省人，这也造成本省人开始大量超额录取的情况。
http://homepage.ntu.edu.tw/~luohm/selection.pdf
这次我们引用骆明庆的研究： 骆明庆 (2003), 〈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与特种考试的省籍筛选效果〉,《经济论文丛刊》,31:1, 87-106。骆明庆这篇文章很详细地描述了高普考的这种趋势，在这里我引用几段来说明如此的现象。
这个依照省籍比例来录取政府人员的制度，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了麻烦：以1950年全国性公务人员高考为例，录取者中台湾省者有7人，其他省籍者虽然有少数省区因无人应考而缺额，仍然录取了179人，……（页90）
国民党政权1949年搬来台湾，隔年的高考就已出现无人应考导致缺额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是以前面所说的缺额方式来处理。但是这问题没办法因此获得解决。这道理很简单，今年都没人来考了，还能指望明年有足够的人冒出来考、同时还能及格获得录取吗？因此最后只能从另外两种方式来进行了。
1962年的《考试法》修正，尝试兼顾第二种「下修录取标准」和第三种方式「录用 其他达到标准的人」的作法。这就出现了著名的「降低录取标准10分来录取一人」的作法，也往往被攻击省籍不平等的重要证据。这条条文确实明显有着省籍不平等的意涵在:
但仍得依考试成绩按定额标准比例增减录取之。对于无人达到录取标准之省区得降低录取标准,择优录取一人,但降低录取标准十分仍无人录取时，任其缺额。
不过骆明庆的研究也指出，现实上这修正反而让本省人士获得更进一步的大量超额录。
加倍录取在程序上的做法如下:每年高普考试以后，典试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中决定各类科最低录取标准,考选部再专案提请典试委员会按各类科台湾省籍考生达到最低录取标准之总人数。除以台湾省之定额比例数所得之倍数。据以决议对各省区同样增加若干倍数录取。举例而言，1978年高考，最 低录取标准为平均分数60分,台湾省籍考生中到录取标准者共有606人，当年台湾省的定额数为15名，则606/15=41，因此决定各省均依照定额数增加40倍录取，即录取定额数的41倍。当时外省籍定额数合计为570名理论上唯录取570*41=23370人，外省籍必然会有缺额的情形发生。但是由于最多只能降低录取分数10分，最终实际录取外省籍考生172人，台湾省籍录取606人，外省籍占全部录取人数的22.1%，加倍录取的作法明显地提高了台湾省籍考生的录取比例。
问题还是一样的，根本没有足够达到标准的外省考生让国家录取。骆明庆用1978年高考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在达到录取标准的台籍考生全部录取的情况下，就算再降低10分标准录取额外一名外省生，最终录取的人数比例，还是172对606，本省籍录取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原先本省籍名额设计上，可是要求有570名外省籍考生录取呢！ （页92-93）
这篇论文93页有张简单的图，说明那次被认为是「省籍歧视」的修法，反而导致省籍平等的后果。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出讽刺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外省族群在进入公务人员体系占有特别优势的情况，在距今50年前的1962年时便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解决；那么，政治人物为什么到了1987年、甚至是现在还在炒作军公教、省籍议题呢？
其实省籍间的差异在1990年以后，已经是一个被解决得差不多的问题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爱拿「印象」、「记忆」来在这边纠缠不清。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经历过以前那段历史？有几个真的去想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里我准备写一系列文章来解释一下「省籍」这个问题的效应到底是什么，帮忙那些成天爱战政治、却又只能被政治人物操纵的议题带着走的人，还能够有些基本的了解。我知道我的文章常常又臭又长，因此我一天尽可能只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作为开始，我先讲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绝对比例和相对比例。这是在炒作省籍问题的人最刻意去混淆的基本概念，他会让你对台湾社会的基本图像产生严重的误解。
事实是这样的：「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3％～15％，换言之，其实不管在哪个部门，无论是劳工、资本家，甚至是军公教人员，事实都是本省人占有优势的比例，很多时候都是绝对优势。
是的，即使是在军公教人员，也都是本省人占了多数，我后面会再进一步解释这情况。现在只要简单地说，造成这个趋势的因素从1960年～1970年就开始了，基本上国民党政权来台湾十余年之后，就面对到问题，造成的结果是大量本省人开始进入军公教体系，导致到了1970年代末期时，军公教人员已经是本省人占多数的情况了。
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chinfenchang/
这是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张晋芬的著作网页。我们今天看的是她的其中一篇文章：范云、张晋芬，2010，〈再探台湾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异〉，《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9期，页259-90。
选这篇文章来谈的理由，是网路上可以下载到、同时在我这里主题上该文有图表可以解释。
我们看到279页（该文件档21/32的部分），这份图表显示的，是1999年台湾成年人 （20到70岁）的父亲，任职在军公教人员的比例。再次强调，这是受访者父亲的资料，换言之这反映的至少是在20年以前的军公教人员省籍比例。方便懒得开网页下载文件的人，这里简单说一下图表的数字：外省族群占36％、客家人占11％、闽南人占了53％。
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批评军公教时，你其实在谈的是本省人已经长期占据绝对多数的一个部门。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后面会再进一步加以说明。这里我要下来要提的，是所谓的「相对比例」问题。
由于台湾本省人口占绝对多数，同时国民党很早就没有一个类似种族隔离的族群政策，因此即使是20年前的政治转型前后，要拿族群议题炒作的政治人物，其实是没办法真的找到国外种族歧视那类的资料，来加以爆料处理的（其实1987～1990年间他们真的是这么干了，但是这背后的逻辑问题我下一篇会解释）。理想上的「歧视」问题，像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建立在明确区隔出黑人、白人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却不存在于国民党的统治手段上。
因此合理的、可行的作法是采用相对比例的策略。但这里包含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有可以辩论空间的，以及基本上是胡扯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差别。
第一种提问的方式基于「胜算比」的概念。简单地说，如果外省人比本省人在进入特定部门间，存在族群上的差异，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事实上这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大家最喜欢吵的就是，比起本省人来，外省人有更高的机率进入军公教部门。
很多人就在这里开始大做文章了，特别是去塑造出外省人是特权阶级的那群人。关于胜算比的问题我后面会继续讨论，这里只想提醒一下铜板是有两面的：那本省人是在哪些部门比较有优势？答案很可能是让那些人大失所望的：
如果你看许嘉猷在1987年所做的研究，你就会发现那个被刻意不提的另一面：其实外省人也比本省人更容易成为劳工阶级，本省人在成为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上远比外省人更具优势。
接下来我讲另外一种谈相对比例、但是我必须说这是几乎等于胡扯的方式；就是把人口比例直接套用到要针对的部门上。这个说法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如果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5％，那一个部门里外省人占了超过这个比例的人数，就是有问题的、就代表有不某种「特权」的情况发生。
为什么这个解释有问题？因为这种说法说法其实将整个社会各部门，看成是用抽签的随机过程，但是社会过程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一回事。社会有许多筛选的过程和机制，而「特权」意味着突破这个正常机制的作法。第二种说法其实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完全误解的想像。
我和一些人聊过，他们支持中国里的一些机构，这些机构都很烂。我也有问过他们为什么明明这么烂还要支持。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么连仅有的也没有了。所以明知道他们烂透了，还是给他们送钱。我想对方收钱的时候应该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他可能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很出色。送他们的钱，明知道他们会将大部分贪进袋子里，但是为了能有小部分流到人们手上，还是有继续送。不是不体恤支地难以生存，只是他们本身也真的不争气，真的是十分糟糕。虽然也不是完全怪他们，怎么说呢，有很深很深的原因，无法几句说清楚。总之就是你看到的样子，人性整体都是这个样子，并不是只有支地，但凡是这种模式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才花更多的功夫去研究分析，能帮多少是多少。至少我在品葱的时候就没指望品葱那班管理能怎么样。见多了，支人模样也算是习惯了，不会有太大异样，反倒干得出色对于我来说才是不可思议。不过中国里面真的倾注了很多人手，很多人都有去努力。100分总分的话，如果以前中国10分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算是30分吧。至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品葱多烂，明知道品葱多烂还是去了。所以我才倡议要做好准备，万一品葱沉了，得有另一家接手，这家必须准备好应对品葱的人群，如果没有对应措施，只会变成品葱二号。腐败的国民党来到台湾变成还行的党，高呼民主的共产党踢走国民党后变成腐败的党。支民本身就有毒，让支民进场，那不叫做进场，叫渗透。按照防止渗透的方法去做，就是将他们全部ban了。如果在地球上ban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屠支。现在中共背着个大黑锅，西方完全不想接手，谁接手谁倒霉。所以宁愿这么多年支助中共也不解放中国。担心走中共老路，解放完中国之后自己也变成大独裁。通过放任中国偷技术抄袭来提升中国的物质水平，希望有个好的物质水平能够更好地建设民主，事实上中国里面总的民主程度对比以前其实是上升了。只不过是从大部分不行只有小部分高水准分摊成几乎全部都不太行。所以现在开始可以走以前无法走的新路线，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可以开始培养人们的自组织能力，同时另一方面国际施压，迫使支民背水一战。本身世界整体也不是很安定，信息时代的信息爆炸，AI和基因的迅速发展也会引发巨大的问题。如果做不好的话，不只是支爆，那是世界末日。是自由还是自爆，就看这几十年了。我是建议不用想太多，只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即可，再大的事业也是由小事堆叠，小事做好，大事也能做好，不需要太担心。天天宏大叙事拯救中国这种想法，还是赶紧抛弃掉比较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搞好自己的地，让自己的地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才是最实际的。
CNKI,2021
你终于悟了呀！！！就是这点，“还是多专注于自己的正经事为好”。其实中国问题简单说就是身份倒错，都不做自己的事，都在做别人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专注自己的事，中国就有救了。中国死就死在“为了XX好”上。其实呢，教育的事，人不是靠听的，人是靠看的。身教胜于言教，人是靠模仿的，只要自己把自己做好了，其他人自然会模仿你，比说一万句都有用。真的要反共，闲谈说说笑话，增添点自由的气息，中共就沉了，一直怨气满满咬着中共不放，反而没有好的效果。
分享一个我喜欢的频道，我基本不搞政治，我认为人是不需要学政治的，政治本来就融入在生活之中，普普通通当个人已经是政治大师了，学政治纯粹多余，学政治就是学习糊弄人的技巧。 https://youtu.be/h6fcK_fRYaI
关于修改Tor Browser的部分：
补种代理补充一个利用Tor Browser自带代理补种：
Tor Browser: 127.0.0.1:9150(socks5)
连HTML都没有？直接运行客户端风险太高了吧？
Obfs4被识别有什么相关资料吗？Tor的官方人员似乎并不认可那篇决策树检测的论文：https://github.com/net4people/bbs/issues/26#issuecomment-611794361
另外Snowflake能被100%识别：https://arxiv.org/abs/2008.03254
Tor社区对此的讨论：https://gitlab.torproject.org/tpo/anti-censorship/pluggable-transports/snowflake/-/issues/40014
不过把自己扫出来的Obfs4给别人用确实不如直接给别人用Snowflake更安全（对分享者而言）
@47小管家 通过个人资料中的“收到的赞”可以绕过票箱的登录限制获取票箱信息。
@47小管家 在未加入的小组点击发布文章后显示404页面，然后点“回到上一页”之后点击加入没有反应，必须刷新页面。
@Prometheus @Prometheus
什么意思，同样的@放在第一行就会有效，比如本回复。
@Prometheus @Prometheus
别忘了晶哥是有爬虫存档的，不提晶哥专用爬虫存档，公共领域都已经有两个存档了：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14121108/https://2047.one/t/19992
https://archive.ph/E602T
你这编辑还不如不编辑，不但没隐藏掉信息反而更加暴露了自己想要隐藏的内容。
现在抹掉本机痕迹更换帐号或许还来得及？
北美卡尔啊，别和品葱纠缠了。玩网就是花时间买开心，不开心就别玩了，不值得。
朕
反贼论坛嘛，不就是反贼无能狂怒只能妄议中央图个开心。看你们反贼议着议着就开始内耗，朕就笑得坡涛汹涌。
补充：朕说是pound boy，就像洋人的点心pound cake，very sweet.
朕
就这样的水平，还天天惦记当皇帝，实现“鲜卑民族伟大复兴”、“燕国梦”。
小子信口开河。慕容复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各家名著背过新华字帖会讲多国语言，还长得像明星充满贵族气质，最后没能复国完全是因为被爹坑了。
朕
不同意，以偏概全，党选官员也不能随便去世。请各位积极贡献器官，+1s +1s +1s
朕
康师傅？你是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的余孽？
朕
崇洋媚外，还伪装为朕招摇撞骗，打出去！
朕
回国来朕这里报道，朕请你喝特供激浪茶。
朕
安酿哈西姆尼伽（안녕하십니까），瓦塔西瓦习大大欧巴的是。
朕
朕显然比袁术更有贵族气质。
朕
请勿将英明神武的朕与袁大头相提并论！
朕
交趾小国，亦敢造次乎？
朕
腊肉防腐剂含量超标，还有各种致癌物质，还是算了。朕御膳很讲究的。
嫌がらせ
你是不是就是北美卡尔啊？
是不是都无所谓，无论是品葱还是2047，其实都是碎片化的浪费时间机器。
看到中共国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墙外，都搞得一地鸡毛，就可知中共国社会的正向改变是有多么的困难。
还是多专注于自己的正经事为好。
谢谢提供思路。
Good good.
输入UID，而不是用户名。UID是显示在地址栏上面的数字，例如 /u/xxxx
偷换概念了。
死亡和生病，这是其本人无法控制的，是无法人为避免的。
但辞职是可以人为避免的。
😅,怎么不自托管searx
赛风是全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