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T转载】关于（台湾）省籍的基本常识

代表性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母体占有一定比例的特定群体，也必须要在某个项目上占据相似（最好是相同）的比例。在前一部份里我提到这是一种「相对比例」下的思考方式，我还强调这种理解几乎是完全搞错状况。在这里我要进一步解释一下这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事实：这里群体的分类几乎是无限的：你既可以依照族群或省籍去划分，也可以依照性别、年龄、居住区域、教育程度、父母收入、宗教信仰等任何方式去划分。这导致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社会里基本上不大可能有一个次群体可以完美呈现母体的实际分配，特别是该群体不去在意某些特定分配逻辑的时候尤其如此。

前面我所说错误的相对比例概念，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军公教人员的省籍比例、与台湾总人口省籍比例不符合时，炒作省籍议题的人，就会说这是在搞「省籍歧视」。但是这是有明显问题的推论。照此逻辑来说，我可以很轻易指控国家有性别歧视……搞不好也有宗教「歧视」的问题在。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很多现象产生的后果可能包含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素，特别是「因果链」关系很可能并不这么直接。我在后面会找机会对此作为一个解释。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进入代表性的问题，因为这是可以进一步证实台湾省籍不平等的重要理由。代表性的问题在这里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为了达到前述「特定群体必须在某个次级社会群体上也占据相似的比例」这个理念，有时候社会、国家会人为地采取一些制度手段来制造出他们期待的特定比例。在军公教人员的省籍比例上，国民党政权过去确实也这么做了，这是我们要谈省籍问题时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这里我们牵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的「法统」概念。这个概念在许多意义上，其实和前面的想法并没有两样。所谓「本土」的观念认为台湾的军公教省籍比例、应该要和台湾人口的省籍比例一样，因为这是「台湾」的政府单位；而法统的说法则是，为了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代表性，因此中央民意代表、军公教公职单位的比例，应该与中华民国三十五省、两个地方、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比例」维持一致。是的，这两种立场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核心的部分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而已。

这种省籍比例决定中央民意代表、公务人员录取的方式，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为了维持代表性不得不为的手段（对台湾意识来说，这就是不平等的作法）。但是这种作法的效果，在实际上却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台湾十年之内，就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

国民党面对的问题，总归来说就是一个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加以镇压、对抗的对手：时间。就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上，当国民党被迫撤退来台、而不可能在大陆办理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采取非常手段、藉由大法官释宪和修法，冻结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造就了所谓的「万年国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拖长，这些代表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同时也越来越老，国民党也不得不已「增补选」的方式来替国会增添新血。这些增添的新血也就不可能兼顾什么省籍比例了，只可能是大量的本省人。

同样困境也出现在公务人员的招考上。最简单地说：如果要能维持省籍录取比例，那么至少各省籍报考、合格的人数，绝对不能少于预计录取的名额数。—————但是当外省人口数只占了全台湾的13％到15％，根本不可能长年满足此一条件。这样说吧，假使云南省预计录取5个名额，但是只有2人达到录取标准，怎么办呢？这时可供选择的作法相当有限，例如「缺额不录取任何人」、「下修录取标准」以及「采用其他达到录取标准的人」。

对于政府来说，早期可以采用第一种方式来维持「公平」。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产生的缺额最终迫使政府必须采用第三种方法，来补充政府各单位人力的不足。—————这时我们要问，那些被录取的「其他人」是谁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本省人，这也造成本省人开始大量超额录取的情况。

http://homepage.ntu.edu.tw/~luohm/selection.pdf

这次我们引用骆明庆的研究： 骆明庆 (2003), 〈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与特种考试的省籍筛选效果〉,《经济论文丛刊》,31:1, 87-106。骆明庆这篇文章很详细地描述了高普考的这种趋势，在这里我引用几段来说明如此的现象。

这个依照省籍比例来录取政府人员的制度，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了麻烦：以1950年全国性公务人员高考为例，录取者中台湾省者有7人，其他省籍者虽然有少数省区因无人应考而缺额，仍然录取了179人，……（页90）

国民党政权1949年搬来台湾，隔年的高考就已出现无人应考导致缺额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是以前面所说的缺额方式来处理。但是这问题没办法因此获得解决。这道理很简单，今年都没人来考了，还能指望明年有足够的人冒出来考、同时还能及格获得录取吗？因此最后只能从另外两种方式来进行了。

1962年的《考试法》修正，尝试兼顾第二种「下修录取标准」和第三种方式「录用 其他达到标准的人」的作法。这就出现了著名的「降低录取标准10分来录取一人」的作法，也往往被攻击省籍不平等的重要证据。这条条文确实明显有着省籍不平等的意涵在:

但仍得依考试成绩按定额标准比例增减录取之。对于无人达到录取标准之省区得降低录取标准,择优录取一人,但降低录取标准十分仍无人录取时，任其缺额。

不过骆明庆的研究也指出，现实上这修正反而让本省人士获得更进一步的大量超额录。

加倍录取在程序上的做法如下:每年高普考试以后，典试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中决定各类科最低录取标准,考选部再专案提请典试委员会按各类科台湾省籍考生达到最低录取标准之总人数。除以台湾省之定额比例数所得之倍数。据以决议对各省区同样增加若干倍数录取。举例而言，1978年高考，最 低录取标准为平均分数60分,台湾省籍考生中到录取标准者共有606人，当年台湾省的定额数为15名，则606/15=41，因此决定各省均依照定额数增加40倍录取，即录取定额数的41倍。当时外省籍定额数合计为570名理论上唯录取570*41=23370人，外省籍必然会有缺额的情形发生。但是由于最多只能降低录取分数10分，最终实际录取外省籍考生172人，台湾省籍录取606人，外省籍占全部录取人数的22.1%，加倍录取的作法明显地提高了台湾省籍考生的录取比例。

问题还是一样的，根本没有足够达到标准的外省考生让国家录取。骆明庆用1978年高考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在达到录取标准的台籍考生全部录取的情况下，就算再降低10分标准录取额外一名外省生，最终录取的人数比例，还是172对606，本省籍录取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原先本省籍名额设计上，可是要求有570名外省籍考生录取呢！ （页92-93）

这篇论文93页有张简单的图，说明那次被认为是「省籍歧视」的修法，反而导致省籍平等的后果。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出讽刺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外省族群在进入公务人员体系占有特别优势的情况，在距今50年前的1962年时便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解决；那么，政治人物为什么到了1987年、甚至是现在还在炒作军公教、省籍议题呢？

有人把1962年考试法的修法看做是保障外省「弱势族群」的作法，这一点我是反对的。第一，那时候国家机关根本不会有「外省族群」的概念，他们充其量只是想解决录取不到足够人手的问题而已（很像是现在大学太多收不到人的时候、各大学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合法、体面的收到人一样）；第二，当时还没有族群是弱势的概念。

这里多说一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台湾什么时候一个族群，会开始认为自己属于是「弱势族群」？事实上这问题现在也有个相当精确的答案，已有学者已经透过资料进行分析出来了。

http://www.ios.sinica.edu.tw/fellow/fuchangwang/

回答这个问题的研究者是中研院的王甫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2008年的研究：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议题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台湾民主季刊》，第5卷第2期，页89-140。这篇文章回答了许多族群政治议题的答案，也是他之前研究的一个总结。我会建议有兴趣的人仔细研究他这篇研究的许多发现。

前面问题的回答在他研究的97-103页。这页数有点长，所以我以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他的研究发现：在1984年时，不管哪个族群都没有认为外省族群是优势族群、而本省族群处于劣势，更进一步地说，外省族群的影响力甚至和国民党的影响力没有关连性（页98）；但是到了1994年的时候，所有的族群都认为自己是「弱势族群」，认为其他族群占有优势。

也就是说，那种族群不平等的问题不是一个什么「从1950年以来就被制造出来的矛盾问题」，它更可能是在10年之间被炒作出来的议题。

接下来我要进入我所谓的男女合校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一所全部男生的小学决定从某学期开始转为男女合校、并且严格按照男女各半的比例来招收学生。这个政策实行之后五年，一位记者来这学校进行了调查，并且发现该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都是男生。他因此报导说这所学校的男女合校政策是玩假的，该校仍有严重性别歧视的传统。

隔年，该记者再回去该学校重新调查，这时发现该校六年级的学生男女性别比例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他再次发表评论，并强调自己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大家觉得这位记者的表现如何呢？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相当地说明1987年到1990年间炒作省籍议题的作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民国76年立法委员吴淑珍以「放弃歧视台湾人政策」为题、对行政院长俞国华进行质询的时候，她便着眼在高阶军公教人员省籍比例的严重失衡；1990年七月19日至30日的《自由时报》，更以一系列头版新闻，报导当时包括内阁政务官、省府小内阁、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资政与国策顾问、警界、军方领导阶层的省籍比例，揭示外省籍在这些国家重要位置占绝对多数的事实（上述有两个例外，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吗？）。这两个事件可以说是开启了一直到现在战省籍的起点。前述王甫昌的论文，也简单地陈述了这二起事件。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揭露省籍比例不均的作法，其实就和我所谓「男女合校问题」没有两样。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从1960年开始，在国民党政权不情愿、甚至尝试加以阻碍的情况下其实本省人的比例问题已经开始获得解决，但这是一个由最底层慢慢向上扩张的过程。

大约在1970年代的中末期，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政府本省族群所占比例不但过半、而且持续扩张，到了1980年代末期，本省人都已经占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除部会正副首长和中央民意代表以外，都已经是本省人的天下了。因此，这两次炒作省籍的议题，都只能集中在这种「最高年级」的问题上。

但这与其说是「省籍」问题，不如说是「年资」、「辈份」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不是反对势力的抗议或者国民党内本土势力的斗争（但这是当年采用的两条途径），而是时间。再一次地这是国民党无力去对抗、镇压的对手。

如果你去查一下1987到1990年的部会首长，你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了。 1915年出生的朱抚松，在1987年时还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叫做丁懋时，1925年出生。接下来？接任的外交部长叫做连战，1936年出生。让我这样说吧，1915、1925这两个世代的政府官员或者国民党人士，基本上都是外省籍的天下；但是到了1935年这个世代，有影响力的外省人急速下降（当时还可以找到陈履安和毛高文等人），本省人士如连战、吴伯雄（1939）、郭南宏（1936，交大校长后担任交通部长）就开始出头了。这与其说是省籍问题，不如说是世代问题。

再一次地，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时间这个无情的推动力量。可是我必须说这是良好的政治操作的示范：快速激起社会对立、并且可以很快看到成果、收割为自己的功劳。—————而且还不需要花自己太大力气。这就像下面的这场魔术表演一样，相当富有娱乐性：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的功劳，是过去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的很多对于族群和省籍的批评，许多都是基于想像而构筑出来的，很多时候其实早就有人透过对于资料的研究，获得更可信的答案了。

不过我在这还是偷偷回答另一个错误的观念：闽南人和客家人的融合关系长达四百年。这一点基本上绝对是错的，因为闽客械斗一到了清朝统治的后期还是存在的；甚至想要尝试塑造「四大族群」理论的施正锋，1995年后他也只敢说闽南人和客家人成为一体是在对抗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也就是这一百年前后的事。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fcwang/fcwang1998-1.pdf

这篇文章让我们先再次回到王甫昌的另外一篇研究。不过之所以要看这篇文章，是因为需要提到的论文因为年代久远而在网路上一时没找到档案；王甫昌的论文重述了该文的主要论点。

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炒作省籍议题的人，还会刻意提及眷村外省族群特别会投票给外省候选人的事情。但是这个议题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研究过了。该论文为：陈陆辉，1994，「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辅选效果分析」，《选举研究》，第一卷，第二期：53-96。这篇早在1994年就写出来的论文指出：

过去多数的外省选民、尤其眷村居民，往往在选举时成为国民党或黄复兴党部的「铁票」，机动地接受指示配票给特定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不论该候选人是本省籍或外省籍（陈陆辉1994）。 （引自王甫昌1998:4）

在同一页的前半部份，王甫昌还特别指出，在此一时期国民党的选举策略，是尽可能提名本省籍人士而不去提名外省人，此时黄复兴党部的眷村票投给本省人是常态。

由于外省人士、特别是第二代外省菁英，被党高层刻意摒除在提名的范围之外，因此导致了相当独特的逆向歧视问题。

逆向歧视这个概念最简单地说，就是以一种造成歧视效果的作法、来弥补过去的不平等效果，但是这却可能导致特定个人遭受到了歧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三个人的考试成绩分别是：99、98、90，而预计录取名额只有两人。最后被录取的，是考99分和90分的两人，因为考90分的人是「少数保障名额」，但是考98分的仅仅因为是多数的一份子便遭到黜落。考98分的这名人士，便遭到了逆向歧视，他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成绩不佳而没被录取，反而只是因为他是多数一份子的身份而使他不能获得录取。

前面文章中提到，1984年到1994年间，台湾所有族群都突然间开始认为自己是「弱势族群」，族群差异的政治炒作在这时影响了未来近30年的台湾政治。我已经提到本省族群很大部分受到政治人物用「男女合校问题」的方式炒作而激发出相对剥夺感，但在这篇中我必须进一步指出，当时最早被激起危机意识的，反而是外省族群、特别是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他们在1980年代中后期感受到的逆向歧视，使得他们更早地强调自己的弱势和面对到的机会不平等。

这或许是与蒋经国时代推动「吹台青」的作法有关。最简单地说，当你有意拉拔了一个本省籍的人士，便同时意味着阻止了一位结构里原本该往上升迁、取得该位置的人，而此人很多时候是外省人，因为他的身份政治不正确而失去了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蒋经国指定了本省籍的李登辉作他的接班人，那原本最有资历递补的李焕便失去了机会。 —————最关键的理由很可能只是因为他的省籍不对而已。

逆向歧视是困难的问题，它的为难之处在于，在逻辑上它是以一「不公平」的方式来解决过去造成的「不公平」，而遭受不公平的人很可能是在什么都没有作的情况下遭受了惩罚。现在的「妇女保障名额」也是台湾社会里最经常引起讨论的逆向歧视例证。

在1990年前后的各项选举上，国民党系统有意压制了外省第二代参加选举的机会，造成他们觉得自己受到「省籍歧视」的现象。这个结果最终导致国民党非主流与主流的分裂，以外省第二代为班底的「新党」出走。奠基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上，1990年代中后期新党成为台湾族群风暴的核心。

我甚至可以指出，新党在当时是首先尝试操作省籍议题的政党，其代表作是1994年的「弃黄保陈」事件。弃黄保陈的省籍操作包含两个部分：本省籍的国民党支持者宁可把票投给本省籍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也不肯考虑外省籍的赵少康；外省籍的国民党支持者则把票投给外省籍的赵少康。这两个情况1994年都发生了，不过两者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

说来讽刺的是，这种带有省籍意识的弃保操作，前后发生了三次：1994年弃黄保陈、1998年弃王保马，以及2000年总统大选弃连保陈。这三次事件都扯到相同的一位政治人物：号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也许这是历史的反讽吧。

现在再纠结本省外省，或者什么族什么族已经没有意义了。 台湾选民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就还有救。

基本上不會，直接當沒救看就好

年輕一代想得到的事就是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