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萨斯 #130966 “美国在初期对日绥靖不等于美国反蒋，更不等于美国是正确的”

我哪里说了美国反蒋？我只说了英美不支持蒋的抗日，英美也没有支持日本侵华。我也没有说美国正确。

“难道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是有罪的“国际秩序挑战者”

我只是否认了蒋府是在维护秩序，并没有说蒋府是违反国际秩序。

“国府在战争初期无人可求只得接受苏联援助不等于国府是什么苏联傀儡，苏联还承认满洲国呢，苏联还免费打包双手奉送给日本中东路和北满权益呢，你怎么不说日本也是苏联傀儡？”

我也没说蒋府是苏联傀儡，我只是指出，蒋的抗日只能得到苏联的支持，而得不到英美的支持，恰恰说明英美的世界秩序已经抛弃了中国这块地区，所以只有同是国际秩序边缘国家的苏联愿意支持蒋，唇亡齿寒尔。

至于苏联承认满洲国，那是诺门罕之后的苏日中立合约的事了，不是1937-1938. 苏联放弃北满是被日本1935年强买的，不是免费奉送。

你这么喜欢发明我的观点，不如开一个小号冒充我如何？

你这头像真是作大死

恭喜本文被《中国数字时代》收录！

https://6pm6n5.coding-pages.com/20200812-1.html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吉汉2020-08-12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GitLab也出现了SNI重置

唉，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纵眼看去，便觉是一笔难解的烂帐.

我们可以说是漫无边际地彷徨在一片名为“偶然”的土地上，恰如桦树带翅膀的种子，被倏忽而至的春风吹走。但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偶然性。已然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也就是说，我们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寻羊》

“入侵”是一个糟糕的表述，因为黑客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进入另一台计算机，只能远程操纵。取得远程桌面权限算不算远程操控？肯定算。所以，调用API算不算远程操纵？当然也算。

香港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表述要好得多：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00!zh-Hant-HK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1)任何人有下述意圖或目的而取用電腦 ——
(a)意圖犯罪(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b)不誠實地意圖欺騙(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c)目的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或
(d)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

换言之，即便是公开的API，你以不诚实的、造成对方损失的方式去使用，就是违法的。

蔡坤苗写软件帮人刷转发确实赚到钱了，赚了600万，而且明显违背新浪微博意愿、造成新浪微博损失。

他如果在刷转发之前发一个函给新浪，“我将使用软件调用你们的API，进行有偿刷转发操作”，而新浪没有表示反对，那么他的做法就毫无疑问是合法且公平的。

不过放到更大背景下来看，既然中国政府安排党团员、公务员、监狱网评员去刷转发、刷评论是合法且道德的，为什么蔡坤苗刷个转发就违法且坐牢呢？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和这种真正的不公平相比，蔡同学赚个600万真的不算啥事。

听着人说话浑身难受，就怕以后PLA把这家伙的声线当声波武器对新疆集中营以及内地低端人口24小时洗脑循环

@thphd #130962

The Parrot is Dead: Observing Unobservable Network Communications

这篇文章没有考虑 HTTPS

少扯淡了，美国在初期对日绥靖不等于美国反蒋，更不等于美国是正确的，不过是愚蠢软弱的短视之举，德国吞并奥地利苏台德的时候英法还大力支持呢，直到希特勒灭亡波兰的时候西线都在静坐战，难道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是有罪的“国际秩序挑战者”？国府在战争初期无人可求只得接受苏联援助不等于国府是什么苏联傀儡，苏联还承认满洲国呢，苏联还免费打包双手奉送给日本中东路和北满权益呢，你怎么不说日本也是苏联傀儡？

1940年日本进军越南只是刺激美国最终下决心对其石油禁运，给美日关系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而已，1939年罗斯福就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了，事实就是蒋介石41年前从没放弃过和日本的和谈，前提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状态，这和美国对日本解除贸易禁运的条件（放弃中国关内）是完全一致的，日本如果真有意“和平”，随时都可以回到1937年以前。但你日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东京文武高层经过深思熟虑百般权衡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珍珠港。那就没办法咯 @消极 #130954

@NullPointer #130907 简称 sybil-attack 问题。

要实现最小化误杀的完美防御，AI的复杂度需要接近人脑，所以用软件防御还不如直接用管理员防御。

reddit对sybil有一定防御，但面对恶意用户和善意用户混杂的情况，判断力和人类mod相比仍是杯水车薪。

我们现在把防御手段全部堆在入口，提高恶意用户注册账号的成本。

这人故意的吧，明明知道2047在品葱是敏感词（用“某数字网站”代替），还当着鹿儿面提rebecca，以为别人看不出他辱鹿

@NullPointer #130855 那个“五毛样本”的tag，不知道是哪个管理放上去的。最近任命了几个管理员，有的管理员可能比较喜欢开这种玩笑。

我觉得那个tag意思应该是讽刺品葱，因为新品葱经常把左派当成五毛干死。在此特别提醒各位管理员，讽刺不要随便用，容易产生误解的。

那个抽样调查不是很精确啦。我们网站是被品葱当成左逼大本营的。我个人对左右无感，本站也不欢迎左右大战。上次有个发表极右言论的人，我主张封禁，不过被其他管理员以“吉祥物”为由刀下留人了，仅此而已。

@NullPointer #130873

https://arxiv.org/pdf/1305.3199.pdf

https://github.com/geph-official/geph4/wiki/How-Geph-works

We also choose randomized obfuscation over protocol imitation (used in V2Ray, StegoTorus, etc). Our position is that imitation is a fundamentally flawed circumvention tactic, as convincingly argued by Houmansadr et al.

一个小人和一个君子的权重相等，踩是惩罚拔尖，鼓励平庸的机制

说的极是。

“本科或硕士研究生以上”，“智商”，‘高等教育“，“查论文”....这几个词排成一列，看上去特别像那种国内的“时尚”类杂志，觉得自己特高端，只能接国际大牌广告....其实就是一群不许员工穿秋裤的冒牌土豪（不许穿秋裤梗请自行google）。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设我喜欢帅哥，有个帅哥样子不错，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帅哥，我笑死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被他迷死的可能性。

再假设，如果我是楼主所说的“高等教育群体”，我可能压根没兴趣去满足“站长对智商的要求”。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0956 蒋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联，日本，英美法等国。

踩不实用，一个小人和一个君子的权重相等，也就是踩是惩罚拔尖，鼓励平庸的机制。Reddit那么玩倒是不错，因为你要是混得不开心，随时可以开subreddit自己躲起来玩。

@消极 #130954 这么看蒋当局，太简单化了。

@天下无贼 #130895 尤其现在的中文维基，被删改的面目全非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0921 "日本是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是的

“而国民政府是秩序的维护者。”--不然。

不是因为你的对手是坏人，你就是好人。日本挑战英美主导的秩序的行为，是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才是通向珍珠港的原因，日本把民国打一头包，支持民国蒋介石“反动派”的正是长期和蒋介石敌对的斯大林当局，而不是英美。日本挑战英美秩序的地方并不是入侵中国，而是入侵越南。

我们也许可以搞一个使用加密货币的、pay per day的广告栏。上传图片，付费，就展示你的广告。具体还在构思。

改迷雾通gui，就是我们把2047直接不要脸的放在迷雾通界面上，然后在2047主页提供下载链接。类似动态网当年搞法。

仅仅靠“我们智商高”吸引不了高智商用户。真正把人留住仍然靠革命友谊。

如何评价北美carl频频出现在葱岛搬粪区耍威风？

从他的嗓音判断，舔共会导致性无能。

很少看到这里讨论这位。他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很纯正？

不负责任的符号学解读：

第一层的初始系统，这是绿色， 红色，黄色三个颜色的按钮。而颜色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是纯粹语言学上的系统。

然而，在次生系统中，颜色与“赞成、反对、弃权”并置，并试图建立联系。

首先，设计者使用颜色，显然是要借用自然界绿红黄通常在生活中被赋予的意义，如同交通灯一样，绿色是顺畅，红色是禁止，黄色是暂缓。不然没必要使用颜色来对应。

由于交通灯在人们中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太强（即交通灯的大众神话），又有普世的公平性，以至于人们会有一种印象：即人大代表会在像在马路上开车一样，按照公平公开的交通规则，按黄键暂缓，或按红灯停车。

然而，“赞成、反对和弃权”，看似是自由意志，但人大会场又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自由做出选择的地方。语言学上的中性的“反对”，与这里桌子上的“反对”字样没有任何联系。中文语言的“反对和赞成”的意义在这里被劫掠了。用一个看似公平公开的外壳，包装了一个极权和独裁的实质。

由于反对不是反对，赞成也不再是赞成，这里颜色的意义不再是交通灯上的意义，绿色实际上不再代表通过，仅意味着被允许触摸，红色不再代表反对，而是等于不可触摸，黄色=被允许才可以摸一下。

@爱狗却养猫 #130946 颜文字用的不错。反正我肯定不是正常人

@消极 #130924 You mean 消极而又异端的温和派（passive and heretic centrist）？(๑◔‿◔๑)

@duty-machine-bot #130929 人没事就好！保重！

@inferior #130940 小黄饼确实放射性不大，但是武器级铀数量稍微多一点就链式反应，很恐怖的。

相关文章：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衰退嗎？

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选摘：

外交政策有多大需要回應民意本身是個很大的研究問題。美國有反越戰反韓戰、中國當年有反對袁世凱與21條，那當代中國民眾對外交不滿的話要如何表現出來是個可以實證的問題。而就目前的文獻來看，哈佛政府系學者Baum的研究就指出，影響人民支持美國對外戰爭的因素中，媒體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戰爭還未開打的時候，政府可以透過媒體直接影響民意的力道很大。然而，一旦戰爭開打之後，隨著越來越多民眾了解戰爭的發展、殘酷，甚至死傷人員的故事時，政府就不太能夠進一步影響民意了。

作者更進一步認為，未來研究方向應該要先建立更清楚的理論，闡釋為何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願意採用民意、或者何時可以將民族主義的民意納為己用、或者操控民意本身，而非單純認為民意可以約束領袖的行為。假如是後者的話，那中國的戰狼外交更大成分地可以看成是內部宣傳的一環，而成為更整體維護共產黨統治權的一部分，而非國家爭取改善外交形象作為目標。

来源（英文，有全文阅读和下载）

原标题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载于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期刊第41卷第3期，7~43页。

作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注：以下内容为本人对论文的归纳和摘录，要了解详情建议阅读原文。

摘要

分析家们常声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民族主义”(Rising nationalism)——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是迫使中国领导层在一系列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重要推动力量。“崛起的民族主义”也是“自信的中国”叙事中的一个元素，它将中国的“战狼外交”策略泛化为是“中国对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挑战”。但这种说法准确吗？对北京居民1998年至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说法在经验上是不准确的。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解释中国的“战狼外交”时，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精英观点、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国家安全博弈、组织利益等。

研究背景

• 在许多人（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观察家）眼中，以及在中外媒体的话语里，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一直在上升。有些人认为，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中国领导层日益鹰派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于国际现行“游戏规则”的挑战。很多美国官员由此还担忧，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高涨，而中国领导层会为了转移矛盾而利用民族主义发动战争。

• 本文中所议“民族主义的上升”，是指普通公民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不关注中国领导人是否对民族主义更加敏感，或者是否刻意鼓励民族主义。

• 现存文献中有关“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论述：Vanessa Fong 的人类学研究陈述了青年中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虔敬亦带有批判性的忠诚；William Callahan解读了中国“屈辱记忆”的历史演进和社会构建；Tang Wenfang 和 Benjamin Darr 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水平；Brian Rathbun 严格区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Peter Gries 分析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青年所写的信件；James Leibold 分析了部分中国青年中复兴的汉族沙文主义话语；James Reilly 和 Jessica Chen Weiss 研究了民族主义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这种说法缺乏检验。

• 现存文献中对“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质疑：Zhu Tianbiao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是中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变化；Jia Qingguo 认为所谓“失控的民族主义”并不确实，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驱动；Yu Zhiyuan 和 Zhao Dingxin 调查采访了1999年北京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发现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并不是年轻人参与示威的主要动机——对于特定事件的愤怒、同龄人的压力、参与政治的兴奋感往往是更重要的原因；Allen Carlson 则直接怀疑了“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经验性证据；Li Liqing 则通过访谈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忠诚度相当薄弱。

• 过去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研究缺乏系统数据支持，更缺乏长期数据比较。

研究方法

• 研究采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北京地区研究”的民调数据（Beijing Area Study, BAS），包含了1998-2015年的时间序列，问卷的题目测量了民族主义的不同方面，例如本民族中心主义、仇外心理等。

• 文献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概念不同：爱国主义指对于所在邦国的热爱、自豪和支持，但不一定指对于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忠诚。民族主义则包含“自我”（本群体）和“他者”（其他群体）的对比，常包括对其他民族、种族和国家的贬低和对现有秩序的支持。在测量“民族主义”时，一般需要包含三个要素：对本国/本民族的自豪感和珍视；对民族国家的盲目支持；以群体内标准评价其他群体。

• 问卷题目举例：1998年以来，BAS用0~100度的“感觉温度计”来衡量被调查者对不同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的友好程度，0代表最极端的冷漠和敌意，100代表最极端的温暖和友好。2000年起，BAS要求受访者将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放在同一个量表上就某些特征做比较。从2002年起，BAS的问卷中包含了以下问题：(1)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2)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3)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

• 2007年之前，BAS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随机抽取北京市区有户口的居民；2007年开始，BAS扩大了抽样范围，采用GPS抽样的方法，将农村地区也包含在内。但总体来说，2007年前后样本的特征相似。为了提高可比性，对于2007年后的样本作者只采取了其中具有城市户口的那一部分。

研究结果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颜色越深表示越同意）

• 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的盲目支持：如上图所示，可能是受到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2009年受访者的国家民族认同度飙升，此后下降到低于2008年之前的水平。2015年，对于“愿意成为中国公民”“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的多数回答不再是“非常同意”，而是“比较同意”。而“即使在错误的情况下也要支持政府”的言论，是获得认同度最低的一项。下图是不同时间点人们对于三个观点“非常同意”的比例的变化，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从2002~2015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 中国人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差异：针对“和平”、“谦逊”、“文明”和“真诚”等特性，受访者为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打分。本国人与他国人平均得分的差异，即是“身份差异得分”（identity difference score）。如下图所示，对身份差异的认知平均值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有所下降。如果看中值的趋势，则几乎没有差别。（译者注：有意思的是，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身份差异比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份差异更小，前者为1~2.5，后者为2~3。）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身份差异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差异

• 极端观点是否变得更加普遍：数据并不支持极端主义观点有线性上升的趋势。如下图所示，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在2000年代有所增加，但在2007年后开始趋于平稳。（译者注：对日本人持极端观点的比例比对美国人持极端观点的比例高。）

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存在极端差异的比例

• 对主要大国的友好和敌意：中国人对日本和美国的友好度从1998年开始下降，到2004年左右似乎触底，之后趋于平缓。（译者注：对于美国的友好度要比对日本的友好度高10至15个点）

对日本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对美国友好度的变化趋势

• 民族主义和年龄：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中国共产党都明确地试图在中国青年中推广民族主义。因此，中国国内外的分析家经常声称，民族主义的上升主要是一种青年现象，类似“愤青”的崛起。作者比较了经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代（1993年15岁或以下人士，也即出生在1978年以后的人）与老一辈的区别，发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一代更不可能强烈认同三个标准的民族主义声明（见下图），认为“自我”（本国）和“他者”（他国）的差异更小，对日本和美国的友好度也更高（见下表）。80后和90后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显著低于老一辈，老一辈更可能持有身份差异的极端观点；90后在“支持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这一点上认同度比80后更低，在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别认知上比80后更低。

“即使我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也愿意成为中国公民”（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总的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自己的政府，即使它是错误的”（深色代表老一辈，浅色代表年轻一代）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的身份差异认知

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对日本、美国的友好度

结论

• 通过分析北京1998-2015年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中国民族主义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主义指标显示，自2009年前后，民族主义水平有所下降。此外，与“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更高”这种流行观点相反，中国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低于老一辈人。

• 因此，民族主义的上升可能并不是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变量。

• 首先，过去几年中国在海洋争端中的强硬外交不太可能是由不断上升的民众民族主义所驱动的。更有可能的解释包括：寻找能源、争夺捕鱼权、维护扩展海军的组织利益、领导人偏好、精英偏好、对其他国家海上行动的反应、中美国家安全博弈、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军军力等。

• 其次，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民众民族主义的上升”不太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进行矛盾转移战争的刺激因素。中国的民族主义自2009年左右开始停滞或下降，即使期间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

• 最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时，必须警惕媒体和学术界的各种流行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在数字时代被不断复制和流传。采用数据和科学方法重新审视这些流行观点非常重要。

其他

• 研究使用的样本限于北京市区。北京民众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和偏好（译者注：事实上北京属于中国北方的“自由主义飞地”，见这里），参与调查的民众也不一定能代表全部北京民众（收入水平从2010年左右就低于北京人均收入的官方数据，教育水平则显著高于北京平均值）。不过，本文作者比较了2007年（北京）BAS中三个问题的回答和2008年全国调查中类似问题的回答，发现结果相当类似。

• 本文不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比较。

• 研究时间为1998~2015年。2015年后随着宣传政策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重新抬头。仅从统计上来讲，“外部敌对势力”一词的使用率在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和2000年代中期新疆西藏暴力事件激增时显著上升，显示了当政权合法性受到重大挑战时，会试图将责任转嫁到（外国）“敌对势力”身上。2011年以来，《人民日报》对“外部势力”一词的使用率没有增加，而《解放军报》对此词的使用率则激增，显示习近平领导下的针对“敌对势力”的斗争似乎更多地限于军方，或者说习更担心军队中的“外部势力”意识形态颠覆。与之相比，习近平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信息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月使用“外部势力”一词的频率（实线为《人民日报》，虚线为《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每月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的频率

部分参考文献和注释

• Vanessa Fong, “Filial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Teenagers with Global Identities,”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31, No. 4 (November 2004), pp. 631–648.

• William A. Callahan, “History, Identity, and Security: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Nationalism i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2006), pp. 179–208.

• Tang Wenfang and Benjamin Dar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7 (2012), pp. 811–826.

• Brian C. Rathbu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s and Themselves: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Shen Mingming, ed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 pp. 9–21.

• Peter Hayes Gries, “Tears of Rage: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China Journal, July 2001, pp. 25–43.

• James Leibold, “More Than a Category: Han Supremacism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10, pp. 539–559.

• See 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o Yufan and Lin Su, eds., Zhongguo waijiao juece: kaifang yu duoyuande shehui yinsu fenxi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and Wang Jun “Wangluo minzuzhuyi yu Zhongguo waijiao” [Internet nationalism and China's diplomacy]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 Zhu Tianbiao,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Fall 2001), pp. 1–27.

• Jia Qingguo, “Disrespect and Distrust: The External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2 (February 2005), pp. 11–21.

•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 Yu Zhiyuan and Zhao Dingxin,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a Movement: A Study of the 1999 Anti-U.S. Beijing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3 (March 2006), pp. 1755–1777. Yu and Zhao's analysis also underscores why using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against foreign targets (Japanese or American symbols, property, or both) may not be a valid measure of nationalism across time. Th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can vary. Even assuming, however, that a primary motive is nationa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selection problem: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kinds of demonstr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nting only the action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ignore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possibly because of their lower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is possibility biases estimates of levels of nationalism upward. In addition, demonstrations are often reactions to some exogenous event. Thus, overall societal levels of nationalism could be constant, or even declining, but the exogenous shock may be sufficient nonetheless to mobilize small numbers of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nationalism. The frequency of demonstrations may not reflect rising nationalism as much as the changing frequency of exogenous events.

• Allen Carlson, “A Flawed Perspective: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within th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5, No. 1 (January 2009), p. 25.

• Li, “China's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front.”

• The BAS is administer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t Peking University. It began in 1995 and was modeled on the Detroit Area Study. The survey is mainly focused on attitudes toward city and loc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however, it has included some questions about nation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sumer confidence, political reform,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8 I have collaborated with the designers of the BAS in fielding questions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1995 to 2007, the BAS sampled Beijing residents from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 using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procedures. Since 2007 it has used GPS sampling so as to increase the sample size and to include urban and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ts of Beijing and unregistered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larger municipal area. On BAS sampling, see Hao Hongsheng, “The Sampl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 1995 Beijing Area Study,” Peking University, 1996; and Pierre F. Landry and Shen Mingming, “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3, No. 1 (Winter 2005), pp. 1–22. The BAS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freely available from me for academic research purposes. As far as I am aware, the BAS is the only available time-series survey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s views of a range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military spending, foreign aid, trade preferences, amity, and nationalism. The Japa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enron NPO, has gathered times-series data on Chinese views of Japan. Although the Genron NPO survey includes detailed and useful questions that addres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se views, the primary attitudinal question concerns favorability—a vague concept that is hard to interpret and that does not measur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For the Genron NPO studies, see http://www.genron-npo.net/en/opinion_poll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has also asked favorability questions across several years. Its Global Trends and Attitudes survey of Chinese opinion of Japan includes two separate years (2006 and 2016) with questions about stereotypes of the Other (in this case, Japanese people). The stereotype questions, however, do not ask about stereotypes of Self, so it is not possible to generate perceptions of difference and therefore measures of ethnocentrism. See Bruce Stokes, “Hostile Neighbors: China vs. Japa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09/13/hostile-neighbors-china-vs-japan/.

鲁迅说过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提，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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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马挡中央（艾未未创意的南美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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