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狗却养猫 #132764

勇于直面情感的人，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

@沉默的广场 #132766

这份爱有点隐蔽，经爱狗点拨后才发觉的 ：）

漢室不可興復 • 2021-03-20

在评论水平日趋弱智的品葱，很久没看到这么深刻精彩的评论了！啥也不说了，点赞！

疯狂习近平 Thinker• 2021-03-22

楼主说的非常好，非常精彩，很久没看到这么不可多得的精彩内容了。加油，一直支持你。

怎么感觉像是水军发言？估计这次是换班的时候没注意，不小心把人设搞错了呢～

@natasha #132748 natasha眼力好啊！刚发现竟然还有这层意思。

谢谢分享。

現時全國獨立調查記者約在五人上下。

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就5个独立调查记者。丢人。

@natasha #132757 如果完全是单恋，也不会保存这么多年了：）

命运弄人，有情人未必能一起走到底。虽然人们都期盼感情始终如一，但往往一个人的生命里会有不止一段的爱情。

八卦的一点小背景（墙内链接，Tor友好）：https://cul.sohu.com/20150702/n416038344.shtml

@倪倪 #132719 这其实非常马尔萨斯。正常的情况不需要如此，但是如果资源短缺，别人少吃一口你就能多吃一口。

这里有个例子，北大数学天才许晨阳，拉马努金奖获得者。

2018年，许晨阳获得了国家科学突破奖。就在人们纷纷向他投向赞许的目光时，在回国6年后，许晨阳辞去了北大数学系教授的职务，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数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于许晨阳的选择，国内学术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许晨阳在临走的时候却指出了中国学术界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中国学术界造假过于严重，如论文造假，学术造假现象太多。

第二是学风过于浮躁，人们过于急功近利的追求功名。

第三则是论资排辈的观念难以改变，青年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得不到保障，对于年轻人的扶持力度不够，很多时候只看年龄不看水平。

北大数学天才许晨阳，回国效力6年后，为什么又去了美国任教？

@奭麦郎 #132709 霍乱时代的爱情

直接原因是08年金融危机后民主国家一直没有重大技术突破，导致经济与生活水平突飞猛进大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派部分理论缺少更新，导致被各路极端人士以及五毛们钻了空子，举几个例子，比如有害思想方面，以前民主派一直说马教与纳粹是有害思想，要禁掉，其它都可以自由讨论，可以ISIS跳出来了，于是又有人说伊斯兰是邪教也要一样禁掉，结果一些极端基督徒也对穆斯林搞恐怖活动了……那是不是也都要禁，那还是什么可以讨论呢？比如一直讨论所谓的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说法，可是中朝俄伊等国也不是没有选举呀，那这句口号还有用吗？……所以我主张一定要看五毛，一定要看墙内网站，对他们的论点论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否则我还卧底了几个马派、纳粹派反贼群，抛开马、纳思想本身不谈，他们对国内社会的认识都要快超过民主派了。

@thphd #132749 确实，苏联一解体，知识分子全跑路了。原来苏联的科学成就不过是劳改农场的产品。Gamov就是典型的跑路理工人。而可怜的卡皮察就被骗回苏联干活去了。

https://www.thestandnews.com/media/獨立報導-4-三個中國獨立記者的-英雄主義-極權下繼續報導

「刪不刪除是他（當局）的事，我記不記下來是責任。」備份網站《端點星》事件爆發後，更堅定他的意志。「何時開始，連要備份都成為一種罪名？更加需要去紀錄，我從來都不後悔......我不會為我寫過的東西後悔，你可以說我不全面，不中立，但調查性質報導，你不可以指責我作假，我一個字也沒虛構。」

五年前，九十後中國記者劉立強（化名）第一次實習，就見證審查如何毀掉一個前輩記者的意志。

那一天，主編、記者和編輯開選題會，劉立強留意到一位拿過獎的八五後記者消失了。前一天是發稿日，會議間，主編向眾人解釋：那位記者花了半到一個月寫的一篇調查報導被撤稿，受到自信上的打擊，決定離職。後來聽說，那位記者轉行了。他想着：「這種事總會輪到自己。」

劉立強一早做好心理準備了。

那時中國媒體正要踏入全面審查時代 --- 隨着 2013 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後，互聯網治理收緊，兩年後《國家安全法》明確提到「網絡空間主權」；再過兩年，《網絡安全法》實施。

中國媒體多屬國有，直接受宣傳部管轄，一紙禁令由以往的紙質「紅頭文件」，轉變成一通電話或者訊息，再下達到編採室，禁令越來越多，且無所不包 --- 調查記者半壁江山就此折損，眾人痛心第四權被廢武功，但仍有少數「獨立記者」及體制內記者在有限空間中砥礪前行。

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圖片來源：Camillo Corsetti Antonini @ Unsplash）

香港是商業媒體居多，但主流媒體也免不了受中資操控，前篇提到《香港 01 》等多間傳媒中政治審查以較隱性方式存在，一批記者憤以出走，走上獨立報導之路，亦有獨立記者平台誓推出會員制定生死⋯⋯在一國一制的新香港，傳媒將是重點關注領域 --- 持有《南華早報》的阿里巴巴近日亦被中方要求出售旗下媒體資產，我們離全面審查尚遠，但能怎樣應對？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閭丘露薇則說，香港記者是由「乜都有」到無故失去。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指，一進入中國媒體就等同「跪着反抗」。在媒體任職或獨立紀錄也好，中國的記者如何努力抓緊一點記者僅餘的自由？

跑在禁令前 為七成非敏感議題而留下

要對抗，只能靠跑得快 --- 跑在命令之前。

偶爾，劉立強所在傳媒的微信群裡會傳出一個消息，提到某一個議題「不讓發了」，編輯會標籤負責記者，然後再私下以訊息交流 --- 他指出，事前自我審查篩除的選題多於事後刪稿，已發出的報導被禁有兩大原因，第一，社會影響大，對官方造成「負面影響」；第二，政治敏感時期。

「編輯是共同體，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對抗審查，讓稿子能做出來。」有時撰寫刑事案件，一收到編輯發來的線索，劉立強就會在 24 至 48 小時之內，趕路、採訪、寫稿，完成約二至三千字報導。

選題時，他習慣性先自我審查，有時編輯採用較溫和的標題，有時則是用「春秋筆法」，不直接批判，不強調採訪的角度，不動聲色地說故事。

2017 年，北京逾以萬計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當局驅逐。一個中國女人駕車路經被拆樓宇。 (Photo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7 年 11 月，因一場大火，爆發「北京切除」事件，逾十萬居於城市邊緣廉價公寓的外來勞動者，被稱為「低端人口」，並被驅逐。他前後待了半個月時間，採訪被迫遷戶，第一篇文章存活了半天，累積至幾十萬閱讀量，便被刪除了 --- 還是埋頭苦幹採訪途中，同事把文章連結發給他，一打開，他才猛然發現被「和諧」，但他沒多大反應，禁令未到，就繼續做下一篇跟進報導。「至少短暫發出來，還是比較值得。」

也有發不出來的時候。某一次全國關注的性侵事件，前前後後他曾跟進了一周，接觸受害者、律師及其家人，近十個人，但禁令下來了，稿件還未開始寫，就趕不上了，他以「打擊」形容此次事件。

即使有三成屬敏感議題，仍有七成可以報導 --- 他選擇為此留下。

劉立強在位於北京的全國性媒體工作。有上訪者因地方上的冤案主動聯絡他，他也難以報導。在體制中，他因沉默而愧疚，「你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貪污腐敗不解決，報導也沒有用。」

中國調查報導的興衰

自中共立國以來，媒體一直是由政府機關所有，直至八十年代才開始商業化運作，主要分為體制內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及自媒體。

方可成認知中，最初的調查報導是由黨媒開始的。1987 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系列對大興安嶺大火的長篇調查報導，算是打響頭炮。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隨着媒體更傾向市場化運作，調查報導大受讀者歡迎，《南方周末》、專做經濟揭弊報導的《財經》等媒體得以興起，投放大量資源扶植調查及深度報導部門。央視的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以深度報導為主，亦被三任總理李鵬、朱鎔基及溫家寶視察，「輿論監督」一詞大行其道。

2003 年，《南方都市報》揭發大學生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的特稿《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曾令收容遣送制度遭廢止，其後還有毒奶粉、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地方官商勾結等等重大報導。因省級地方報各自由省委宣傳部管轄，各地調查記者跨省通力合作，第四權一度能監督政府 --- 即使有時記者仍會被捕坐監。

隨着 2012 年習近平上台，權力集中化，問責各地宣傳部，中國媒體便迎來「全面審查時代」。

2013 年 1 月 9 日，一批示威者在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總部外請願，抗議新年獻詞事件，爭取新聞自由。當時，《南方周末》工作人員稱其因迫於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壓力，就 2013 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進行大幅刪改。（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3 年《南方周末》爆發「新聞獻詞」事件，編輯部發出公開信，披露 2012 年被改被撤的稿件高達 1034 篇。

2010 年至 2013 年間，方可成在《南方周末》任時政記者。編採部幾乎每天都收到宣傳部指令，平均每月均被「斃稿」。不過 2012 年習近平剛上台，經人民出版社安排專訪剛出版新書的退休高官，在最後關頭被撤稿，數以十萬計已印刷的報紙被銷毀 --- 明明不應被斃的稿件也被斃了。另有廣州傳媒人指出，廣東宣傳部的本地官員原先較開明，同年，忽然空降北京調任的官員，要求審稿、看版，報導空間大幅減少，隨着網絡媒體興起，紙媒廣告量大減，調查部組難以發稿之餘，亦大幅裁員。

《端傳媒》報導中提到，2018 年有中央紙媒記者調查河南「滴滴出行」乘客被先姦後殺事件，深度報導在付印前一夜遭撤。《紐約時報》報導，被喻為行內「定海神針」的《中國青年報》前深度調查部主任劉萬永稱兩年間，至少有一百篇獨家被「斃稿」，包括牽涉數百萬受害者的金融騙局。

據保護記者委員會在 2020 年度調查，中國至少有 47 名記者入獄。

2018 年 12 月 26 日，維權律師王全璋案件審訊，便衣警在天津法院外阻止記者拍攝。（圖片來源：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黃金時代過去了，調查記者一邊遭遇越趨強烈的政治審查及風險，一邊遇上互聯網公司向他們招手 --- 方可成以前在《南周》的同事，甚至收到百萬年薪的職位待遇。

一推一拉，調查報導半壁江山消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前院長張志安曾分別在 2011 及 2017 年發表《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據他統計，調查記者人數由 334 名急劇下降至 175 名，大跌 58%，同時高度集中在 7 間傳統媒體，以及 2 間新媒體 ---

包括 2 名資深獨立調查記者，主要依賴自媒體發佈報導及線索。

中國公民無採訪權，記者必須隸屬新聞機構，才能獲得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證件，其他人採訪被視為「非法」--- 武漢疫情期間採訪的公民記者張展，更重判四年。閭丘露薇說：「內地獨立記者係被定義為假記者，因為你沒有記者證。」離開新聞機構後，他們只好改口自稱「獨立紀錄者」、「獨立撰稿人」，就是不能自稱「獨立記者」。

據他們估計，現時全國獨立調查記者約在五人上下。

不願跪的，站着反抗，在體制外有生存空間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

不存在的「獨立記者」 三個紀錄者的掙扎

劉虎：賭上姓名 成為被告 不存希望地報導

距離「劉虎」的名字在微博上被永久封殺，已經有七八年光景。

他是少數仍活躍於第一線上，報導貪腐案件的調查記者。他自稱「獨立寫作者」，估計全國同行仍撰寫貪腐的記者及撰稿人少於三十人。

貪官猛如虎，「我從來沒打過死老虎，打的都是活老虎。」現時中國媒體鮮少踢爆式調查報導，記者一般只能報導已被政府調查的官員 --- 「痛打死老虎」。劉虎仍然有他的驕傲，「鞭屍誰都可以幹，沒太大興趣。」

2013 年任職廣州媒體《新快報》時，他因實名舉報重慶副市長馬正其的貪腐事件，遭公安「跨省抓捕」、羈押、以涉嫌誹謗移送審查起訴後，被扣留 346 天才得以取保候審，最終，在 2015 年 9 月檢查院決定不予起訴，正式無罪。

轉至《長江商報》工作後，他接二連三發表《茅台所獲百年金獎疑造假》、《農行儲户冤案昭雪之路》等一系列調查報導，不料觸怒當局，中宣部下令整肅報館，要求記者寫檢討，「兩三個月啥事幹不了」，他跟其他合共六名記者憤而離職。「我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沒有寫任何失實的報導，我們寫東西都是好新聞，只是被寫到的官方不能容忍。」

中國調查記者劉虎（CBS影片截圖）

官商勾結、李兆申院士論文造假案、拆遷十年後六千多戶人未獲安置的貴州遵義棚改項目爛尾案、調查舉報 200 億身家海南法官張家慧......他持續追蹤司法腐敗、濫用公權力的案件。由於中國公開資料途徑較少，記者無法查證土地房產，但可進行公司查冊，他調查貪腐案，主要依靠知情人舉證，或依頼公開法庭資料、錄影證據。他說，即使有線人或受害者報料，官媒記者因為宣傳部禁令，難以調查，持有記者證找官方機構採訪，對方有機會「一方面歡迎，一方面找機構把報導消滅」。

「像我能做這種事情的人很少，很多事情我不做，是沒人做。」即使始終有一道不可觸碰的審查紅線 --- 攸關中央的敏感詞，如總書記、習近平、中共、或者國家口號，但仍可寫地方貪腐案或官場故事。

劉虎敢賭上自己的姓名，個人微信號也被封殺過七八次，微博被封一兩百次，「記者劉虎」被封前曾有 73 萬人追蹤 --- 最後一次是因 2015 年發出一條動態，關於四川鄰水縣保路運動，五萬人上街遊行的事件。「如果我們的號光是平安什麼都不發，這個號有什麼存在意義？」他的實名已被永久封殺，目前用網名註冊，說：「影響力黨想收回就會收回。」

現時他每個月寫三至五篇稿，有時實名，有時使用筆名，有些稿件存活時間很短，以往在官方媒體影響力大，點擊率最高數千萬，現時縮至十萬，但他不言敗，仍有來自民間的支持者轉發文章或者小額打賞，「儘管現在寫文章閱讀量變少，還是可以改變事件，比一無所有好多了。」

新聞機構如保護傘，記者報導若屬職務行為，檢察院鮮少追究個人責任，不過當以個人身分撰稿，他需獨力承受法律上後果。

記者只能用真相盡量保護自己，但他嘆：「有時還是不可以保護。」因撰寫一宗法官張家慧涉貪案，他被其親友圍毆，因而報警求助，到派出所接受調查時，再度被其親屬車輛前後攔截，欲毆打他，幸而逃脫。2019 年十一月，因報導重慶富翁涉性侵，他就再被控涉嫌誹謗，幸得律師義助，「我只有正常面對了，去當這個被告人。」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他是「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

劉虎說：「我從來沒有覺得中國新聞業有希望，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重慶西站。因有案在身，在社會信用系統中，張虎成了「失信者」，無法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買高鐵票及機票，等同被軟禁在重慶。（圖片來源：Mr Peanutbutter＠Unsplash）

被敏感化：報導全刪 捨棄自己姓名

調查記者張奇（化名）的真實姓名已被「敏感化」。

「中國所有事都可能『被敏感』。」大的政治議題必然被禁，小至公車司機駕車自殺，因引起社會關注，也可以成為敏感事件。有時候他想，「因為敏感不可以寫，還是因為寫了才敏感？」

獨立寫作後，他一直為各機構供稿，有較敏感的議題，會與傳統媒體商討，由他來跟進，與編輯互相在體制內外配合。力所能及時，他盡力報導，不過高壓環境下，調查記者可以做的越來越少是「必然」。作為獨立記者，他沒有記者證，意味着無法前往現場報導。若質疑官方數據造假，亦難以核實，他以武漢疫情死者數字為例，在警察看守之下，記者根本無法接近領取骨灰的家屬，欲查看新出現的墓碑數字，也需實名登記進入墓地 --- 「在中國，所有調查新聞都不一定會有回應......不回應也是一種回應。」

2020 年，美國加州一輛私家車貼著聲授張展的單張。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因採訪武漢疫情被當局判囚四年。（圖片來源：Allen J. Schaben / 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只是沒想過，自己的名字也會成為禁忌。

何謂敏感化？「記者認可度被刪除，整個人被刪除，打出姓名（的搜尋結果）也刪掉了，調查報導被刪除，作為記者做過的稿，全部被人刪去。」心血一朝盡毀，他一度很在意，悲傷不已，報導是歷史的紀錄，但因報導者的名字敏感化，歷史竟可被消失，紀錄被改寫。

張奇想清楚，無論時代多壞，只要報導出現過，影響過一部份人就夠。他妥協了，捨棄真名，只能匿名發稿 ，也清楚當局能調查出撰稿人身份，只是禁止記者積累個人影響力。重點在於報導是否中立、客觀、紮實，對得起良心，以及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好這篇稿」。

「刪不刪除是他（當局）的事，我記不記下來是責任。」備份網站《端點星》事件爆發後，更堅定他的意志。「何時開始，連要備份都成為一種罪名？更加需要去紀錄，我從來都不後悔......我不會為我寫過的東西後悔，你可以說我不全面，不中立，但調查性質報導，你不可以指責我作假，我一個字也沒虛構。」

線人被恐嚇 牽連家人

獨立紀錄者陳素兒（化名）曾多次報導中國異見者，觸碰無法觸及的紅線底端。

「中國媒體（報導）中從來沒有異議人士，抗爭者不存在的，這是很荒謬的事情。」她說：「人沒有辦法說話。」

陳素兒曾在體制內工作，在中國的僱主需要交納「五險一金」，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離職後全數都沒有了。「還好前幾年沒有生病，不然保險都沒有。」微博被封後，她在微信發文，附有打賞二維碼，但很快被當局封了，理由是「非法交易」，「一筆都沒收到」 --- 等同封殺。

隨着公民社會遭嚴重打壓，出現「七不講」、 NGO 接而連三停運等，報導刊登的空間也越縮越小。沒有境內媒體敢刊登她的稿件，難以通過審查，作為「非法」記者，她無法去現場，像有一把劍懸在頭上。她收入不穩定，只有零散的稿費，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零收入，靠積蓄度日。

為了繼續工作，她已沒有點評政治人物，亦有自我審查。今年二月起，中國當局再收緊網絡言論，要求自媒體如微信公眾號，若發出時政新聞，需先獲得媒體許可證，令她更難發表文章。

2019 年，一群記者參觀華為深圳展覽。華為堅稱沒為政府設置保安「後門」。（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威脅時隱時現，陳素兒但覺監控羅織了一張「無形的網」。

近五年前，某一次涉歷史題材的採訪中，一連幾天，她遭遇公安跟蹤，先是在路上有車尾隨，後來有公安進去旅館盤查，甚至進入房中監督。又有一次，她的線人告訴她，因為有家人在體制內機構工作 --- 即國企、國家機構、事業單位等，遭受威脅，不能接受採訪。

十年來，她不止一次被約見「喝茶」。即使寄本書給朋友，當地警察亦會找對方談話。另一城市的兄弟姐妹則接到當局來電，有家人在體制內工作，被領導約談，不能升遷，還因此與她爭吵過，日常生活一團亂麻如「一地雞毛」，情況「不足為外人道」。「不是警告你不能工作，而是威脅你的親人，這是更難辦的事情，不能讓你自己的選擇讓家人承受。」

不能組織 獨立就是對抗

張奇說，明面上，中國的獨立記者只能單打獨鬥，組織化有機會被控煽動或顛覆國家，等同「將自己變成別人的罪證」，會「團滅」。

私底下，他曾在報導某個議題時，十多名記者不分體制內外團結起來，共享資源，互相審稿，令報導經得起所有質疑，在禁令下來前爭取時間發出，眾人仍可爭取一點空間。昔日他在體制內，相熟的調查記者會分享線索，共同報導，共同承受來自宣傳部的壓力，「我自己並不認為獨家消息最重要。」

五年前，陳素兒曾經與幾個記者商量過，成立媒體平台，讓公眾捐款支持調查報導，但很快意識到，媒體性質敏感，一做就會被打壓。「獨立他們就視作一種對抗，除非你保持沉默。」

不願沉默，只因一個夙願。「在不自由的環境內待久了，還是很渴望像正常人一樣，正常的說話表達。」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圖片來源： Markus Winkler @ Unsplash）

「禁制太多太多，我的初衷不一定要是（做出）一個姿態，或者抗爭⋯⋯只要這個事情是重要的，作為一個媒體人就是應該把它寫下來，不要去管它敏感或者不敏感，」說到只想履行一個正常記者的表達權利時，她的語調激動起來，「我對這個特別不服氣，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報導會有敏感跟不敏感的區分呢？」

「你追求的當然是有價值的，你追求的是言論自由，作為一個媒體人，你不追求這個，你追求什麼呢？」凌晨十二點的靜夜通話中，忽然聽見她深深的吸氣聲，她薄薄的聲線顫抖起來，哽咽地說：「我就是追求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短暫的沉默，一聲謂嘆後，她很快平復情緒。

「追求自由的人，都是你的同道。」陳素兒為追求價值，犧牲了正常生活，作出了少數人的抉擇。她相信時代向前發展，或會有更多人一起抗爭 --- 畢竟言論自由屬於國民的權利，記者只是這種公民權的延伸，但她的遭遇說明了現況。「你說這些，本來就是孤獨的，本來就不是熱鬧的一條路。」

這是一場長期戰。「影響一個讀者都是有用。」張奇說：「每一個人都要守住你的位置。」

調查及深度報導的七種轉生方式

方可成認為，中共因自認代表人民利益，一定程度上需要回應民意，「中央政府需要調查報導來監督地方政府，」早期武漢地方政府瞞報疫情，因中央官員未摸清楚事件，才完全放開報導尺度，問題只是：由誰來做調查報導？

即使媒體衰落，「很難說（調查報導）完全死掉了，還是以各種各樣不同方式存在。」在審查的緊箍咒之間，涉及社會敏感議題的調查及深入報導，有一點呼吸的罅隙嗎？

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

第一種是新型網絡黨媒，例如 2014 年由上海國企資助的國有媒體《澎湃新聞》，有人形容一度看到南方報系的影子。為了擺脫黨媒形象，招兵買馬，亦給予一定自由度，「一旦吸納了最優秀的媒體人，那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些具調查性質、批評性質、監督性質的報導，讀者才會相信你。」

第二種，非官方辦的媒體機構，沒有准許採訪的新聞許可證，如身在「灰色地帶」。「如果不是黨媒，也意味着要把它掐死是很容易的，但（黨）不查你的時候，你還是能做一些東西出來。」曾被譽為中國最賺錢的商業媒體《好奇心日報》一度以社會特寫報導打響名號，但因由科技公司創辦，遭兩次勒令整改後，團隊正式解散。

第三類為專注「非虛構」萬字特稿的小型團隊，如網易旗下的「人間」、騰訊「谷雨」等，依頼大型媒體供稿或賣影視版權維生。筆觸較軟性，但有些報導仍觸碰社會議題。

第四種，從事商業活動的微信公眾號也偶爾發出影響力巨大的調查報導。2018 年最驚動的調查報導，要數從事房地產的微信公眾號「獸爺」--- 前《南周》記者採用媒體調查報導、公開資料寫成「疫苗之王」一文，揭露黑心公司生產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驚動總理李克強批示「嚴肅查處」--- 但文章也被屏蔽了。

第五類，則是非牟利獨立媒體，例如 NGOCN 專注社運人士、異見者、人權報導，亦推出刊載原創調查報導的「聲音計劃」，包括追訪 709 家屬、寇延丁、李翹楚等等 --- 在創辦十五年後，在去年四月機構註銷解散，由義工繼續更新消息，再沒有原創報導。

最後一種，則是獨立紀錄者。「你手上如果有（新聞）執照，就是有一定的空間，有一定的保障，我也是特別佩服在中國內地做真正獨立調查，做獨立記者的人，因為風險真的很大。」

方可成始終相信，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外人以為嚴密且高效，但「中間很多偶然因素，完全不是非常嚴密的體系」，比如各地控制疫情效率各異。「很多人也在做新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封得完。」

私人領域：僅餘的獨立評論空間

去年 2 月 29 日，方可成創辦的「新聞實驗室」，因為遭惡意舉報，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禁 --- 他以「官僚系統的反應」形容，「你舉報得多了，你影響力過大了，就會把你封一下。」

方可成舉起經營八載的「新聞實驗室」文章頁面，已無法禁看。

此後，新聞實驗室全面退守到會員模式。他每月精選約八至十篇主題文章，以電郵定期發出通訊，月費約三十人民幣訂閱，人數約一千多人，保持增長。

內容不經自我審查，在私領域發表文章，像是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中國政府決定是否要 censor 一個東西，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影響力少一點，是一個更安全的方式。」

讀者電郵地址一半來自牆外，一半在牆內。像不少公眾號被封了，換個名字再開號，仍會有讀者追隨，「即便是在中國這麼嚴格管制的系統底下，還是有一批人，其實非常渴求讀到一些真實的東西的。」

中國記者「跪着造反」 香港記者「由有到冇」

曾在《南周》工作的方可成眼中，體制內的中國記者不是勇者，不是鬥士，亦不是異見者，一直是「跪着造反」，由進去新聞機構工作一刻起，已經默認：「Okay，我接受你對我的管理，對我的審查，但是請你給我一點空間，做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哪怕是曾被譽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南方周末》，也不是新聞自由飛地。

「內地由始至終對媒體控制係冇放鬆過，只不過有時空間大少少。」閭丘露薇觀察，近來一連串動搖新聞自由的根本性改變，「對香港記者嚟講，衝擊更加大，因為你係由乜都有，去到擔心乜都冇嘅境地。」對媒體的想像，仍可擴闊一點，「大家做得幾多得幾多」，奮戰到觸碰底線的一刻。相較中國傳媒一開始已被定義為宣傳機構，陳素兒亦勸勉香港記者，在溫水煮蛙中，盡量堅持「反制跟自由的傳統」，盡量抗爭。

閭丘露薇曾是前《鳳凰衛視》全球新聞總監，也是因為在政治審查以及新聞理想之間，選擇後者，離開新聞界。

除了《香港電台》，香港媒體多屬商業機構，亦未有記者發牌制度，主要透過更換及影響編採部主管、老闆等手段干預新聞運作，除非一聲令下，將所有媒體收編國有 --- 閭丘露薇相信仍有一段時日 --- 否則仍有一定空間，暫時不用因最壞的可能性而退讓。「唔單止有國家力量、政治力量，市場力量同受眾力量都好重要，尤其喺香港。」

「大陸讀者更加鐘意免費嘢啦，但你睇打賞機制都行得通。」中國人口基數大，閭丘露薇眨一眨眼說道：「但香港人有錢呢。」

審查天花下 中庸是記者「英雄主義」

劉立強是九十後，不曾經歷調查報導黃金盛世，審查由寬鬆到緊縮的過程。約十年前，他讀新聞系時，約有一半人覺得審查合理，他屬於另一半，但選擇接受事實，「（接受）頭頂有一堵牆，有一道天花板，選題時有一個度，盡量不要觸到天花板，自己會有自我審查，有選題上面沒有禁令，也不會碰。」活在夾縫中，雖仍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衝動，「我們知道對抗是找死，就中庸一點，犬儒一點。」

因為生計考慮轉行前，他會繼續跑在線上，在熱情燃燒殆盡之前繼續報導。

劉立強引用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話：「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真相，然後仍然熱愛他。」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倒數第四位的中國，他帶點無奈地說，自己的「英雄主義」就是中庸之道。

資料圖片，來源：Macau Photo Agency ＠ Unsplash

記者｜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PW

@WhiterDouSha #132667 多谢！:D

或者，是三角恋？另一女生追求祖母不果，因为祖母爱祖父？

@natasha #132748 真《燃烧女子的肖像》了，哈哈

想起小二发过《平如美棠》的故事

饶平如1922年出生于江西，少年时生活优裕，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是国民党军人，文革期间，饶平如在安徽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又在安徽某齿轮厂做工，和妻子毛美棠两地分居22年。这期间，他们写了上千封信。信中的美棠总是在操心柴米油盐、家庭生计，有时候生气了，就写“我很气你，我很生气，我越写越气”，之后一两个月都不再回信。虽然如此，在别人让她与丈夫“划清界线”的时候，她还是坚持说：“他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我为什么要离婚？”

最近看到爸爸和赵阿姨的故事，善良遇见善良。

看到画，我却想起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

这个故事里其实有两个青春冲动的故事。

等等，莫非照片不是祖母，画也不是祖父画的？

@青年 #132725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MasterChief #13275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消消气。

@natasha #132747 我通常都是以善意来优先揣测人，在网络论坛遭遇有进攻性的辩论爱好者还是头一次。

@丁丁兄弟 #132740 惭愧，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以免看着像互相吹捧：）。就说一句：情商高=可以各方向兼容=/t/11663。

@消极 #132746 理工科的话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听闻过一种故事，考察你的出身、现有的能力，如果你不被赶进高校教书那你就要吃超级大棒子，在这个意义上，筛选出来的理工科确实技能得到了保留，但是活得可能会很压抑，至于这些人的思想会如何转变，我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没去思考故事里也好像没提

就现在的现实而言，有很多弱智本科生从应试教育中培养出来的鸡血心态是考高分、搞高级科研、成为顶级天才或赚超级多的钱（严重的消费主义倾向），在这一套鸡血价值体系中，你说技能他们是绝对有的了，但是他们的技能，正如之前的讨论，是真的在推动发展呢，还是“帮着资本家数自己的卖身钱”，那这种意义上，理工科究竟应不应该被认为被“消灭”

@消极 #132739

我觉得苏联60-80年代的科学水平还是不错的

咱们的两弹一星也不错。但科学不止两弹一星。请脑补苏联电冰箱、苏联手表、苏联电视、苏联汽车。

这只能消灭文科和经济学，却不能消灭理工科。

。。。能，因为学术不独立是从校长一级开始的（党委书记管校长），因此权力寻租卖官鬻爵也是从这一级开始的，和下面什么科目无关。

咱们现在这个薪资待遇水平和制度安排，有心有能力做research都留洋啦。

换言之，因为党要抓高校政治，人事肯定也要抓（上课讲64被学生投诉的老师开不开除？），经常不小心就把科研抓死了。

@爱狗却养猫 #132744

啊！难道，祖母原来有个同性恋人？

@MasterChief #132734

上面几位都说的很好。

不过我也理解你，可能有一些情绪卷入了进去。消消气，不要再跟他辩论了。

如果对他反感到一定程度，可以拉黑。

不过，公平地说，你称呼无贼是爱国辩手，无贼可并没有给你任何称呼。

@ygdvv1 #132743 "高校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不能“培养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这只能消灭文科和经济学，却不能消灭理工科。

@陈士杰 #132737 @消极 #132741 你们先跑，在海外无论是政界、还是企业界混出个地位和影响力来，跟波音、洛马、特斯拉的高层搞好关系，不要像现在的华人那么弱势群体。 在未来世界新秩序，海外党和本土党还是要合作的，共产党注定灭亡。

@natasha #132685 @奭麦郎 #132709 虽然小说里写的并不（完全）是我祖父母的故事，不过那个时代大城市里年轻人的风尚之一就是浪漫主义。革命激情、爱情，都是浪漫主义。

@natasha 这个故事里其实有两个青春冲动的故事。：）

@消极 #132739 好像说苏联以前科学水平也是被政府逼出来的。。。

@MasterChief #132734 不清楚，我和刘兄也不能算是特别熟。你可以留私信给他啊。(⊙o⊙)

既然不想为了毫无意义的辩论浪费时间，你可以选择无视一些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也不想花时间看一些诡辩和抬杠的说法，通常我会选择直接略过。

@陈士杰 #132737 我觉得吧，我拒绝了中国政府给我的宏大叙事，而利用了中国政府给我的机会（高等教育），走出了一条我自己认为，比接受中国政府叙事要更好的路线。那么，中国至少有5%的青年学生，是有我类似的条件的，但是他们却深陷中国996，官场文化，酒桌文化，陈规陋习等等不能自拔。

所以我才要试图劝人跑路。

@爱狗却养猫 #132738 本站像养猫君一样学识渊博的大神不少，但是比起情商养猫君的情商，很少有能和你相媲美的人物了。

@thphd #132731 异议，我觉得苏联60-80年代的科学水平还是不错的

@MasterChief #132734 我不知道。匿名网就这点不好，大家互相不知道身份，因此太容易失联。:( 我希望他有机会能报个平安。

关于辩论，我认为很重要的是知道一个stopping point：

if 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and （出现了基本概念或者思维方式上的纠纷 or 一方开始有情绪）

then STOP

@消极 #132735

我画宪法是给全体中国人的，我也有份。

你这，和你自己没关系啊。你现在直接去加拿大选议员都可以的。

从量子波动速读、芯片大跃进到“茅台院士”“黄金院士”，国内科技界的奇幻故事越来越挑战人类的想象力了。科技也要姓党了。

@陈士杰 #132732 我可管不了人家怎么想。我这叫启迪民智，就许你画宪法，不许我拉皮条？

@爱狗却养猫 @丁丁兄弟 为何 @刘慈欣 这好几天都没来了？？？

@natasha @消极 我不是小朋友，只是不想为毫无意义的辩论浪费时间。

亦舒的《流金岁月》里，有个连全名都没有的人物，李先生。

朱锁锁和蒋南孙是童年好友。朱锁锁为生活所迫，做了交际花，跟不少大佬有来往，其中包括大商人李先生。

后来朱锁锁结了婚，嫁给豪门谢家。但谢家嫌弃她的出身，上上下下都对她不尊重，锁锁也开始跟丈夫分居。

一天南孙接到电话，是李先生。李先生特意约南孙见面，告诉她谢家有了债务纠纷，全部家产会打水漂，让她联系锁锁，赶紧离婚。“李先生说下去，“她在谢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犯不着淌这个浑水，叫她速为自己打算。”

已经分手多年，还关注朱锁锁，不直接卖人情，而是纯为她打算，在十里洋场上，李先生算是有情有义了。

@消极 #132497 所以你这是给别人做嫁衣裳吗？你自己去加拿大竞选议员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管其他的中国人？

表面现象：评议官僚化，研究庸俗化，人才压抑化

表面原因：学校非私有，学术不独立，校长无实权

本质原因：高校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不能“培养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青年 #132725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心甘情愿地为ta做一些事情。

我的新头像😍😍😍

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一个侧着脸的年轻女子的半身像，穿着格子旗袍，眉毛画得弯弯的，短发梳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兴式样，眼神妩媚，嘴角微微扬起，但神情似乎有些拘谨，丰盈的胳膊上勒着镯子，一只手攥着手绢托着脸；暗色的背景，似乎是照相馆里常用的老照片底板。

我记得看到过几张祖母早年的照片，那时她已是中年人，身材瘦削，站姿板正，神情刚硬，不苟言笑。在那个波折的年代，祖父经受打击一蹶不振；祖母作为撑起一家生计的女人，大概难免有这种姿态。

生活磨人，唉：（

心得体会总结补充

• involution被翻译为“内卷”的原因：revolution -> 转圈，convolution -> 卷积，evolution -> （进步的）演化，于是involution -> 内卷 / 非进步的演化。
• involution原本并不是指马尔萨斯陷阱（人多资源少），但是内卷这个中文词被黄宗智误用来指马尔萨斯陷阱，于是后来中文键政人就都用内卷指马尔萨斯陷阱了，造成了一切皆可卷、卷可以解释一切（从而也就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局面。毕竟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 用于形容马尔萨斯陷阱更恰当的词是“内耗”，内耗意味恶性竞争，系统即将在短期内崩溃。
• 按照原意，内卷指的既不是恶性竞争（使退步），也不是良性竞争（使进步），而是同质化、低水平复杂化竞争（使停滞不前）。但在中华田园键盘侠的帮助下，如今内卷已经被用来指代恶性竞争（即内耗）。
• 键盘侠的别称是“中国民间思想家”，简称“民思”，与“民科”并列。

内卷这个词在键政界的大规模滥用和迅速腐败，已经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

比如说，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缺陷，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低，进而造成各种不公平，要怎么解决？

以前可能会说，要对世界开放，要走市场经济路线，要为私营企业创造条件，“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现在变成，内卷是因为东亚“文化基因”不行、东亚“民族性格”不行、中国人读书太认真、工作太努力、只有全国人民吃饱了没事干睡大觉才能解决

“内卷”这个词的滥用，让共产党把锅从自己身上甩到了中国人身上。不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是你们中国人实在太爱卷！改变共产党没用，必须先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这种隐晦屠支、沉默挺共的论调最近在品葱大放光彩、深受欢迎，怪不得连冲浪TV的太君都看不下去了。

https://mp.weixin.qq.com/s/kSthsYSHRnzTaGHgt79G3g

（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和内卷联系起来，因为内卷的一些刻板观念是考高分、评职称等，但是如果追求的是学术而非职业，应当如何去理解学校的体系）

受访人：许成钢，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 采访人：黎振宇

黎：许老师，谢谢您远在伦敦接受我的采访。近期，两会有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博士生申请学位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这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众说纷纭。您能否结合自身的求学、教学经历，谈谈对博士培养和评价机制的看法？

许：我想借这次机会，更系统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博士培养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并非这个简单话题就能争论清楚。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是什么意思？高等院校设立博士学位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初衷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回事。1895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一群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甚至就是博士研究生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当然他们要求改革的内容很宽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改革。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乃至整个教育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大倾向，即变成了“科举制度”。简而言之，就是“科举化”。

“科举化”的含义就是不太关心学生到底实际上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关心的主要是考核。从小学开始，学生历经考核，才能进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才能得到学位，乃至经过考核才能升任教授等。可以说每一步都是考核，而不是看他实际想做什么、做了什么，能做什么、做出了什么成绩。“科举化”有什么后果，就不用再解释了，因为关于科举化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详细、深刻。 我还想再解释一下，所谓的博士学位来自哪里？现代教育并非源自中国，中国传统上留下来的就是科举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科举化，其实有些复古的意味。现代教育是外来的，更确切地说来自西方。现代教育从西方产生以后，再传播到全世界。

“博士”原本在西方学校里是什么含义呢？西方最早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意大利，但真正相对大规模的培养和出成绩是从英国开始的。大家都知道牛顿。牛顿所处的时代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培养博士，但此时的剑桥大学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这样说并不夸张，因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以剑桥大学为模范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名称来自捐资人约翰·哈佛，而哈佛本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就是学习剑桥建立的。

剑桥大学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是如何学习并获得学位的呢？它的传统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能有什么考核标准呢？没有标准，师傅说了算。师傅认为他合适就合适。当然最后有答辩。答辩是什么意思？答辩实际上是和研究主题相关的同行人共同参加的一个辩论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从来都不大，后来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培养。规模大了，就难免或多或少要偏离过去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

在剑桥大学的老传统下，师傅带徒弟就是彻底的师傅带徒弟，根本没有系统的课程，后来系统课程也是从美国产生的。1991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然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牛津大学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大家经常互访。那时的剑桥、牛津基本上还是老传统，即师傅带徒弟，没有成体系的课程。在美国的教育制度影响下，博士研究生才有一部分课程。

所谓博士研究生考核，有了课程才会有考核，没有课程有什么可考核的呢？课程本不应该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构成，博士研究生的主要部分从来都是他的研究。什么叫作考核？在科学领域里，考核不是一个容易应用的概念。在科学领域里通常不叫考核，而是同行的认可。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同行认可的是什么呢？认可的是他的创造性，即是不是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不是足够大。如果的确有创造性，而且足够大，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否则就不能。

比如，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差不多1/3的博士研究生是要退出的。他们大多并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被淘汰，而是自动退出。因为他认为如果丧失了兴趣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创造什么，就宁愿做点别的事。

有人会问，对于努力攻读博士的人，哈佛大学怎么决定什么情况下给或者不给他学位。严格来说，我没有听说过具体要求。哈佛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进入门槛很高，能进入哈佛的人本身都是很强的。所以当他决定要去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就是有能力，第二有兴趣，第三有这个决心，做出来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所以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人真要做的话，会得不到学位。

那么到底有什么条件、以什么样的形式决定他能否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呢？从表面上看就是所谓的答辩。按老传统，除了自己的导师，还要邀请其他教授参与。但这只是形式，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只要你找到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教学工作，就会自动获得博士学位，答辩纯粹是个形式。因为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领域寻求助理教授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竞争乃至极端挑剔的过程，这比答辩要求高得多。所以经过了这个筛选过程，内部的答辩就纯粹是形式了。当然这是讲的经济系情况，和其他系并不一样。而与哈佛大学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连这个形式都没有。任何找到了经济学教职的人，没有答辩这一说，就直接给学位了。

黎：您提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生找到了相关教职，就没有答辩了。但假如有些学生不打算从事教学工作，是不是还有答辩流程？

许：哈佛、MIT都很特殊，它的模式并不能推广。这些学校的进入门槛非常高，所以这些学生如果认为自己在经济学领域没有创造力，早就走了。他没有必要在这里混日子、浪费时间。

比如，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出去创业，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是从哈佛大学辍学，埃隆·马斯克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等。如果他有能力，用不着非得念什么博士学位，完全可以干别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类型的学校里，学生的选择很多而且很好。比如金融领域，如果不在学校念博士学位，足够聪明的话，进入金融领域，可以很快升职，还能赚很多钱。总得来说，如果兴趣不是学术，没有价值在学校里读博士。

所以在最好的学校，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如果不在学校教书，一般进入的就是国际机构。比如，经济学领域里最突出的国际机构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少数人去联合国或者顶尖的咨询公司等。进入这种机构做研究工作，虽然不是做教授，但基本上跟教授很像。从学术环境上讲，这虽不如去最强的大学教书，但比去较弱的大学教书的研究环境会更好。因此所有这一类的学生就都不答辩。

刚才讲的都是我熟悉的经济学领域，金融跟经济学也差不多。但我想强调一点，各专业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人可以随便跨行说别人应当怎么回事。跨行以后，你唯一能说的是标准在哪，什么是博士的标准。标准就是他的导师，是所在系的标准。

再回到国内，国内把博士学位变成了一个官僚主导的官场。从一开始博士点的设置就由教育部来批准，批准哪一个学校可以培养博士，哪一个教授是博士生导师。这很可笑，一个人做教授，另有一个标签叫做博导。

而且博导是有资格限制的，一定不能是年轻人，正教授都不一定。正教授之外还得满足一定条件，才能是所谓的博导。于是在他们想要描述某一个在国外的华人多么了不起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才20多岁，就去教书，成了博导，这完全是个荒唐的讨论方式。

因为任何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有能力指导博士研究生。而且年轻人指导博士研究生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非得要人熬到某个年纪、熬到资深的地位，才可以指导博士研究生呢？这根本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这等于把博士以及跟博士相关的教育活动变成了官场，变成了一个考核程序。

博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授予不是由学校或系里的教授集体决定，而是由外在的官僚体系来定，所以才有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做法。政协是准立法机构，怎么会由一个准立法机构来讨论学校里的标准呢？而且还是跨行的。一个人哪里有资格跨行来讨论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的标准是什么？哪里会存在这样的事？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资格去讨论物理学、数学的博士标准是什么。

还有一点，博士学位不可能由政府机构来决定怎么办。如果由政府机构来决定，那就是刚才讲的，它就变成了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政府可以定什么样的人做状元；你拿到博士，就是中状元了。但状元是不创造的，创造不是政府能判断的，政府怎么会知道谁创造、谁不创造？怎么会知道创造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由一群完全外行的人来判断高度专业化、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就一定会把创造性的工作降低为非创造性工作。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整体看法。

黎：对于学者，特别是博士生、青年学者来说，正面临着您所说的这种困境。强调考核而非创造性的机制和文化，短期之内可能很难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既要生存、适应考核；也想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对于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许成钢：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年轻学者应该追求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的刊物——即相关激励机制的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无论周围的环境是什么，作为年轻学者，应该关心什么。如果年轻学者真的关心学术，无论外界环境是什么，怎么来考核，他最关心的一定不是怎么完成考核、怎么升级，而是关心问题本身。学术有自身的纯洁性。

简而言之，纯洁性就是学者要对所做的事有兴趣、有追求，想把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作为学者，只要兴趣在这里，无论外界的考核是什么，环境存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轻看它，而集中力量在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一样。

比如，在牛顿生活的时期，物理学作为专业还不存在，年轻的牛顿在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一个 Junior fellow。今天人们把Junior fellow看成是博士后。牛顿做Junior fellow时开始研究物理学问题。他最早研究的问题是光学实验，用三棱镜分解光就是他发明的。剑桥有个传统，年轻成员和资深学者会共同用餐，这个用餐环境就是学术交流场所。牛顿在向人们报告他的光学观察实验时，遭到了资深学者的斥责。资深学者说，你是不是没有读过古希腊经典，古希腊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你还在瞎搞什么，去看经典了嘛？牛顿感到非常失望和气愤，于是再也不跟他们讨论了。不过他也很“幸运”，就在这时碰到了黑死病——跟现在我们碰到新冠病毒一样，黑死病出现以后学校解散了，大家都回乡下去住。这使牛顿有机会再也不需要跟那些资深学者讨论任何事情，可以完全闭门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也取得了成就。

我讲这些其实跟今天的事情是很相关的。因为在剑桥的环境里，跟资深学者弄不好关系，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性。因学校并没有什么考核标准，能否升级是由身边的这些资深学者来决定的。牛顿居然就敢跟人家闹翻了。如果他不敢跟他们翻脸，可能早早地就混上去了，但那就不是牛顿了。牛顿之所以是牛顿，是因为当他发现周围的环境并不友好时，就不跟他们来往，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另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他在相对论方面的突破，就是在专利局里做小专利员的业余时间做的。这些都是好的例子，科学上真正了不得的成就，都是因为这人的力量集中在真正关心的事情上。

兴趣在哪里，精力就集中在哪里，一切都投入其中。周围环境中的事情，你会想办法去应付它，而不是将它作为目标——不是为了拿到学位、升级，而是反过来：我拿学位是为了能做这个工作，升级也是为了我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每一个年轻学者，他的mindset——脑子是怎么想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决定性的。

无论制度怎么设计，这一点是不变的。制度设计得好，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在自己的兴趣上努力；制度设计得不好，就会压抑很多人。但并不会把他们彻底都压抑了。比如说“文革”那么坏的环境，还有一个陈景润呢。在那种环境下，他还能集中力量在数论上，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就是数论，别的事他不管、也不懂。学者必须是这样，不要有太多杂念——“私心”这个词还不是很好。杂念，指得就是那些跟学术无关的事。它不可能没有，但不要把它变成最重要的事。

刚才我讲到牛顿、爱因斯坦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根本是自费做研究，哪里有什么职称。因为跟当时流行的宗教理念相反，写完了的东西也不敢拿出来发表。但他就关心这事，想把它弄明白，最后他弄明白了就是重大突破。这样的重大突破是绝不可能在当时的激励机制下做出来的。他靠得是有一个机会获得了资助，靠得是自己有超强的兴趣和动力，坚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事做下来。

所有重大的突破都是这种性质的，它不是短期的激励机制能引导出来的。相反，短期的强激励机制会破坏重大突破的动力，进而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

我们再来讨论学术期刊跟学术职称挂钩的问题。本来学术期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学者之间的交流。但最近几十年里，期刊逐渐演变，分了三六九等，有些学校的职称也开始跟它有了关系。有些学校甚至硬性挂钩，有着复杂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从美国产生的，大量的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就抄了过来。

从经济学领域看，最顶尖的经济学系在招募刚刚毕业的博士、年轻教师的过程中，相对比较少看、硬性地看期刊发表情况（但是整个趋势是看期刊的学校越来越多）。在经济学领域里，刚毕业的博士在进入最顶尖的学校时，几乎都没有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过论文。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想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需要很长时间。

再有一个，经济学的圈子很小。圈子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到圈子，是说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这里的圈子指得是顶尖的学术圈子，里边的人永远都在互相了解哪些年轻人是最天才的，哪些天才的人做得是什么工作，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圈子很小，相互之间会了解得相当清楚。

这些最好的学校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竞争关系，通常还没等到这个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这个人就已经被抢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博士基本上都是没有发表的。在已经进入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等高校后，他们的工作内容才开始发表。

再来看看刚进入学校教书的年轻学者的升职过程。一些最顶尖的学校，原则上是不给本校年轻毕业生终身教职的，像哈佛不叫给你提升，而叫作重新雇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哈佛、耶鲁、芝加哥这些最顶尖的学校，从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几乎是自动的，但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在哈佛原则上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哈佛不可以一路升上去变成正教授，而是它会再另给你appointment，而不叫promotion。

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它没有硬性标准，只有原则性的标准。无论是哈佛还是斯坦福、耶鲁，原则性的标准是，你必须是所工作领域里公认的、国际上最好的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院校也不一定叫最好的，它也叫leading scholar，国内可能叫领军人物。这个级别的学者不可能用数论文的篇数数出来。那怎么评价呢？就是向外找这个领域里相当大数量的、非常强的人给你写推荐信。

这些推荐人中的多数都不是被评人本人建议的，在许多机构里甚至完全不是他建议的。这些推荐人可以是委员会决定的，有时甚至是随机的，有时候大学校长还可以自己决定再去找谁咨询。尤其像哈佛，它找来的人必须是这个领域公认的number one。什么叫number one？很难说，所以要找好几十个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公式，没有数数量的方法，没有列明哪个刊物是高档刊物，再加权算出来。

但到了不是最强的学校，刊物和升职挂钩的趋势就越来越重。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你所在的系不是特别强的时候，这样做可以避免内部政治——就是教授之间的不同意见、拉帮结派。此外，当人们怀疑你的判断力，或你认为你的判断力不如刊物时，就会用刊物来做标准。

但这反过来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后果。本来学术工作不应该有非常具体的、学术之外的目标，发什么刊物，怎样升职，这些都属于杂念，而杂念会损害学术发展。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以后，就会引得大量学术界的人生出更多杂念，而杂念越多，就越影响学术发展。

学术发展里最重要的是重大突破，而重大突破永远都是困难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在你没突破之前、刚突破的时候，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你是非常少的少数。但是期刊的审稿方式是要别人来评价你的工作，当你的研究和别人有很大差别时，审稿人很可能就会把你的稿子筛掉。

所以，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很紧以后，人们普遍的杂念就会很强，不再关心研究本身、不关心真正的突破，只关心怎样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怎样提升职称等等，而这当然会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重大突破的减少，是直接和学术界错误的激励机制相关的。错误的激励机制越强，重大突破就越少。

@消极 #132707 确实政府控制的平台权力更大，但政府控制不是DECP的根本优势，否则不需要发行数字人民币，有网联就够了。举个例子说明DECP怎样“对钱本身区分和控制”。

对于传统货币而言，假设央行发行了一张编号为0008964的纸钞，只要这张钞票流入社会，就没人能跟踪和记录它的流动。数字化的支付平台可以记录每个账户的详细收支，但是同样没法跟踪每一张钞票的流动。假设张三给李四转账100元，支付平台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张三转给李四的100元来自纸钞0008964还是纸钞0114514。

但是DECP不一样，如果发行的是有编号的电子货币，那么监管部门能看到这枚货币的流动途径。假设央行发行了一枚编号为0005850的电子钞票，那么监管部门可以看到，央行把编号0005850的货币发到张三的钱包，张三再付给小贩李四，最后李四把这枚货币存进银行。换句话说，DECP不仅可以跟踪每个账户的详细收支，还可以跟踪每一枚货币的流动。

这样一来DECP的玩法就很多了。纸钞和支付平台没法跟踪货币的流动，因此也没法限制特定的货币在特定的账户之间流动，但是DECP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央行可以发行一批编号从0000216到0005850的电子货币，并且限制这批货币只能用来大众消费，不能流入地产商的现金账户，这就实现了对货币流通的精准控制。

呐，大家觉得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呢

@愛牛奶盒的人 #132708 omg, 才十几天，已经把文学社的帖子忘了。。。

然后按文学体裁瓜分类，小说，诗歌，散文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17151746/https://zhuanlan.zhihu.com/p/250474212

“内卷化”是近几年来中文网络上特别流行一个词，一般用于形容某个领域中发生了过度的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了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典型的内卷现象包括高考，大学录取的名额有限，家长又都希望孩子上好大学，大家只好没日没夜地备考，形成恶性竞争。再比如说房价，世界其他地方的房子并没有那么贵，就是因为中国非得买房的人太多，把房价推到了离谱的程度。“内卷”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现在只要看起来是让人难受的竞争，就被称为内卷：程序员 996 加个班，也叫内卷。

而“内卷化”这个词之所以能这么流行，主要是“键盘侠 ”的功劳。这些活跃在网上的国师们认为人多空间小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必然导致内卷。那如何解决内卷呢？键盘界在“内卷学”之后，又搞出来一个“入关学”：我们必须扩张，要像明朝末年满洲人进入山海关一样，用中国产品强行占领全球市场……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别听这帮人胡说八道。这个所谓的内卷和入关理论没有任何新意，其实就是三个老东西：一个是囚徒困境、一个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学课本上那一套帝国主义扩张论，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这帮人辜负了“内卷”这么一个好词儿。“内卷”的本意，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是个很别致的观察，可惜被中国民间思想家给误读了。

最早把“内卷”这个词引入中文世界的，是一位从海外回国的历史社会学家，叫黄宗智。黄宗智 1985 年出了一本书叫《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中提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劳动力过多，土地又有限，形成了一个“过密化增长”。特别是黄宗智发现，单个劳动力的产出已经出现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情况。这也就是说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多，平均每个人就越穷，可以说已经是内耗了 —— 黄宗智把这个现象叫做内卷。

这也正是后来键盘侠使用的意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黄宗智这个用法是错的。

“内卷”，英文叫 involution，最早的拉丁文写法还是康德发明的，跟它对应的词是 evolution，也就是演化。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和邱泽奇，2004 年专门写了篇论文 ，考证了“内卷化”这个概念的流变。

“内卷”作为一种现象，最早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从艺术角度提出来的。比如你看下面这张图，这是新西兰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它特点是特别精细，看起来相当复杂，有各种细微的层次。这可是手绘的，你一看就知道花了很多功夫。

但这个复杂是一种单调的复杂。精细倒是精细，但是精细得没有太多意思。它就是几种模式不断地重复，没有什么创造力和多样性。从事这门手艺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匠人”，不能叫“艺术家”。因为精细，你会觉得挺厉害，这钱花的值，但是这种艺术其实没有太多欣赏价值。对吧？

这就是内卷。向“内”演化，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其实都是几个固定模式的重复，没有能跳出模式的创造力。戈登威泽说，哥特式建筑艺术其实也是内卷 ——

乍一看很震撼，你们真是花了大功夫！越弄越复杂，每一个小地方都要精雕细刻，但是总是这么几下子。

简单说，内卷是低水平的复杂化。我举个例子，微雕。正常的画家都是用正常尺寸的纸笔作画，不管是写意还是写实，你欣赏的是画作内容的风格和意义 —— 而微雕，却是形式的艺术。今天你能在鼻烟壶上写首诗，明天我就要在核桃上刻一艘船，后天他就能在头发丝上写一篇文章，完了大家都得拿放大镜看……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精细真是越来越精细，但是你这里只有时间花费和意志力消耗，没有创造力，你这是低水平的复杂。

1963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出了本书叫《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把内卷这个概念引入了社会生活的领域。

格尔茨直接借鉴了戈登威泽的概念，他总结内卷就是「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格尔茨发现了印尼农业的内卷化。

印尼有个爪哇岛，土地条件很好，适合种植水稻，但是人口众多，又没有资本进来，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耕种这有限的土地。请注意人多地少并不意味着内卷，内卷有个关键特征。

随着爪哇岛上劳动力的增加，人们对土地的耕种变得更加细致了。格尔茨说，「对土地的使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租佃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合作性的劳动力安排变得更加复杂」，正是这种变着法地精耕细作，「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才叫内卷化。

而精耕细作是起作用的！爪哇岛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

爪哇岛上的人并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这跟黄宗智说的事儿正好相反。黄宗智在《华北小农》书中明确引用了格尔茨，但是他把自己描写的那个因为人多地少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叫做“内卷”，恰恰是对格尔茨的误读。黄宗智说的那个意思应该叫马尔萨斯陷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论点，是一种对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土地产出增长速度的担心。黄宗智想用个新词，结果他搞错了。黄宗智在此后的著作中多次使用“内卷”这个词，都是误读。

那你可能会说这不公平！语言本来就是自由演化的，很多词汇一开始都是误读，现在既然大家都说内卷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不能是这个意思呢？

因为那个意思没有太大意思。事实上，黄宗智和键盘侠心目中的内卷 —— 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为了方便区别，下面我们称为“内耗” —— 在真实世界中很少发生。刘世定和邱泽奇论证，黄宗智对整个中国农业历史的评估 —— 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 —— 是有问题的。即便在古代，中国农业的种植结构、产业结构、分工深化也一直都在发展。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内耗式的危机不会长久存在。如果你觉得这里已经都开始内耗了，没希望了，那你直接走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说大家都走不了，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会出大问题。

而内卷，却是一个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现象。咱们来看几个例子。

内卷并不一定降低生活水平。内卷的关键不在于有竞争，而在于“向内演化”，是精细化，是低水平的复杂。内耗是危机，内卷却是一种无声的悲哀。陷入内卷的人很可能乐在其中，都不觉得那是悲哀。

中国高考的确是内卷，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残酷性。彩票、诺贝尔奖、奥运冠军、电影明星，这些都是中奖者极少而“炮灰”极多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并没有内卷化。高考的内卷之处在于考试内容呈现低水平的复杂。

如果人多名额少，选拔优秀人才的直观办法是增加难度。美国名校录取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在高中开设大学课程 —— 这有点囚徒困境的意思，但是因为优秀人才可以尽量发挥，所以不能叫内卷。然而中国高考受到大纲的限制，题目如果超纲就对不起边远地区的考生，可是又要能把人淘汰掉，结果只能向大纲之“内”发展，把题目出得很怪。

学生们为了上大学不是各显神通追求长板，而是把聪明才智和大好青春消耗在做题这一件事上，这就是内卷。

“红学” —— 也就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在我看来是内卷。这就这么一本小说，一两百年来无数学者翻来覆去地发掘，你还能整出什么来呢？但是研究仍然在深入，精细还能再精细：现在已经有人拿红楼梦研究管理学、经济学、研究菜谱。你不能说这种研究是胡扯，它的确是个学问，但这是鼻烟壶学问，是低水平的复杂。

请注意，红学是内卷可不是内耗。红学家有着很好的声望，整天写书作报告，互相吹吹拍拍，日子过得很不错。曹雪芹一本书，养活了多少人。

政府部门办手续，大企业走流程，也是内卷。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系统会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你得盖很多章，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办事的人一个个一本正经，给人感觉专业又正规，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也不是在内耗，他们过得也很好。

截至清朝末年，中国人积累下来的诸多封建礼教、各种规矩、各种讲究、禁忌和迷信，形成了内卷。什么正月里不能剃头，什么风水如何，搬家应该怎么做，这都是因为人们没有新思想、没有新的事情可以琢磨，一天到晚只能把平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精细，搞低水平的复杂。

现代人的婚礼、生日、一些节日的仪式也越来越复杂，特例变成惯例、惯例变成规矩。可你要说升华出来什么新的精神来了吗？没有。可以说正在走向内卷。

我儿子在美国上学，我才知道美国小学没有班干部。当然初中有学生组织，你可以竞选一个什么主席之类的职位，名额很少，但那不是内卷。而我在国内上小学的时候，那个班干部系统却是内卷。全班总共才五十多个人，竟然有“少先队”和“班级”两套领导班子 —— 有班长、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小组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各科的课代表等等，恨不得一半学生都是干部。

再比如文艺，我看有些抗日神剧、包括有些好莱坞类型片都是内卷化的产物。就这么几个类型可以拍，翻来覆去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花钱，其实都是低水平重复，没有新东西。

内耗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内卷是更长期的忧患。内卷给我们的教训是复杂不等于高级，更不等于先进。中国仍然在高速进步，现在并不是一个马尔萨斯陷阱局面，而且就算是，解决方案也不是“入关”。你把鼻烟壶卖到全世界又能挣多少钱？结果只能是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大的马尔萨斯陷阱。

不论是内卷还是内耗，真正的解决办法都是创新。你不是要“入关”，而是要“出关”：你得跳出当前这个发展模式。如果到了 S 曲线的平台区，你就要寻找第二曲线 ，你要积极探索蓝海 。

而且我们都应该不断学习真正的新思想才行。把几百年的老思想用新词包装一遍再拿出来用，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内卷。

———摘自万维钢精英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