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候对知识分子非常崇敬，把各种学者、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媒体人……都看的非常高，觉得和我们那小县城的社会比起来，这些人就是指路明灯一般。还有我也对港台很有好感，觉得他们社会开放人民有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可是当我这几年不断接触到之后，我看到感到的是什么？除了您和其他少数一些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我当年很高看的人，无论知识水平、思维能力，还是价值观和道德素养，尤其同情心同理心责任心，家国意识，那真的差得很。很多人连起码的科学思维能力和通识知识都没有，说话逻辑不自洽、阴谋论满天飞。全知识分子圈子，只有一个方舟子知识和思维够格，其他人……

才不够也就算了，最重要是品德。

品德最重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很多人没有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甚至是逆向民族主义者，不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不怜恤历史上受难的同胞，对民族灾难轻描淡写。一切归结于中共，而不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冲突和压迫，哪怕后者其实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人民、汉民族伤害更大。很多人不在乎满清和日本侵华暴行，甚至对板上钉钉的种族屠杀充满质疑。不过假设我要说大饥荒、文革、反右的罪恶被夸大，甚至是虚构，毛邓习统治也可圈可点，那保准他们跳起来嚎啕。（当然我不会这么没良心，我即便讲毛邓习某些可取之处，也一定加上他们罪恶更大这个定语）

二是对弱势群体缺乏同情心同理心，甚至鄙夷进步主义运动、反对平权和保护弱势群体。对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低阶工人、女性、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社会边缘人群没有共情意识，不觉得自己和他们平等，也不愿意让渡自己既得利益促进平等。一方面反对中共压迫，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及其他关系人、各种大小圈子利益，立马百般辩解，寻找特权和既得利益合法性。

这种双重标准、不能共情，是不是不符合普世价值？是不是和一视同仁对待受害者、优先关注最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方向背道而驰？反对中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普世人权还是仅仅出于反共而反共？是为了公平正义还是只是为讨还自己家自己阶级的变天账？

至于港台那些人，除了少数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像香港支联会那些人，以及台湾的国民党一部分人，其他的几乎都不和中国大陆人民有什么共情，而且其实是敌对态度的。经常说大陆军事扩张、战狼、大陆人崇尚暴力、甘愿当炮灰，我可是看见台湾增加军费开支时候全民一片叫好赞同，甚至还嫌军费不够，宁愿减少民生开支也要政府增加军费，这是不是军国主义？香港台湾大多数人是不是经常喊“香港优先”、“台湾优先”，搞本土主义、族群歧视，各种优越感？是不是说南京大屠杀、六四不关他们事，还说大陆人记历史旧账是自卑和受害者心理？那在台北杀30万人，然后再过70年看看他们是每年都纪念还是忘却？是不记大陆仇恨甚至友好来往，还是和大陆彻底决裂同仇敌忾？别说30万了，香港本土派暴乱，太子站没死一个人，那些人都意淫出死人了经常去悼念。所以不是一条心还扯什么假惺惺的人道、普世（我说的不包括那少数真正关心大陆的）？

我反正是发现了，人与人悲欢并不相通，族群也是如此。自己的痛在别人那里就不算个事，你提及了他们还冷嘲热讽伤口撒盐。中国自由派大多数人都和港台有各种关系，你们亲近他们，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心大陆人民，当然他们关心你们，但是你们只是大陆人民中的0.01%。我则是坚定的站在中国大陆人民、汉族、华人、中原和江南人民的利益立场上的（那些叛徒不算），这些人才是受难最深重的。我老家河南从古到今遭受了多少苦难，饿死淹死过的人是港台受害总数的几千倍，人均也是几十倍。江南是保留汉文明最多的地方，被满清和日本屠杀个多少次、压制了多少年，让中华文明倒退了多长时间？

我是与最被压迫和受难最深重的人民站在一起的，而不是站在那些小病呻吟者、“会哭的孩子”立场上的，我还犯不上同情人均GDP全世界前20地区的大多数人，对那些和满遗、日本鬼子勾勾搭搭的更不会有好感，也不会对胡虏地域特权和历史话语权殖民沉默服从（没错我说的就是北京和东北）。

我一直都觉得对弱者来说得到同情帮助非常重要。可是无数事实告诉我，自强不息才靠谱，同情者永远不能完全平等的对待受难者（极少数所谓“白左”除外）。要是汉族是二战后的犹太人和以色列那样的金刚石般的民族和国家，也就不会到处被欺凌伤害，然后还背上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讽刺枷锁，对那些损害民族利益的不废话直接干掉。那样反而不会有现在满遗和日本右翼各种蹦跶了，谁蹦跶谁死。

我说这些并不是针对您，我也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帮助。但是一是其他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好，二是即便帮助了我，但是没有同样的对待中国大陆各弱势群体（当然这实际上也做不到，哪怕可以往那个方向努力）。大多数中国人民受难都比我深重，可是他们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同情理解，还背负一些与事实完全相反的骂名。不知道汉民族还有没有重新挺起脊梁的一天、扫除胡虏、东夷和各种汉奸的压迫和污名，拨乱反正，让民族的正义得以实现。

摘录一段邹容的《革命军》：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士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之茶供世界亿万众之饮料而有馀，尔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无不足。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神族之势力。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尔须自运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本文写于六四29周年时

  
1989年6月3日夜，北京城的长安街，密集的枪声打烂了国人对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中华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国的一切，都在六四这场劫难中被改变了。从此，祖国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相悖，却与专制横暴、精致利己、弱肉强食相合，让十数亿国民向着残酷、犬儒、失去公义和良心的方向狂飙突进。

“人是政治动物”，西方的“亚圣”所言诚不欺我。什么与政治无关呢？权力、金钱、意识形态、制度与政策，皆与政治息息相关。如果把政治比喻为生物学中的“纲”，以上这些领域则是“目”，下面的一切国计民生，自然是“科”、“属”、“种”，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响下、在国体政纲的渗入中。从国家领袖，到草根庶民，无人可以跳脱出政治及它的各种衍生物（如法制）的影响。而六四，改变了中国政治变化的路径，自然也对中国的一切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影响。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参观。当时我与馆内艺术家在小纸片上共同勾画关于自己心中与六四有关的图画，我的画作表达的主题就是六四前后中国的差异、对比。

 我画术欠佳，只用笔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诉艺术家和其他画作者，我画的“断裂的阶梯”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浩劫的人们呼唤着人道与科学，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建国后乃至古近代的中华历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争与维权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会如我这几年的经历，“阴风戾雨命彷徨，最是仓皇离国日，一片凄凉（化用方舟子诗）”吗？

六四对中国最深的伤害，不是专制本身，而是“后六四模式”下中国全面社达化、犬儒化的社会生态的形成与不断“升级”。所谓“社达化”，即是以实力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利益、以强弱而不是对错来评判是非。从官员的贪污腐败，到基层公务员的吃拿卡要，权贵勾结巧取豪夺，对比工薪阶层、普通工人农民及“农民工”遭遇的剥削压榨，无不证明社会的巨大不公；而无论官媒还是自媒体，纷纷为政府、央企、富商、医疗、警察等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为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过错与吸血而洗地。权力的审查和金钱的雇佣让舆论场一边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受害还要被污名化，作恶者反而利用话语权优势利名双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维权打压，而作恶的元凶却逍遥法外或“罚酒三杯”，连拘留都坐在如贵宾室的单间穿着优雅。面对警权滥用、黑恶势力猖獗、为富不仁、医患不平等、城管粗暴执法、性别暴力，自媒体上一片为强者开脱之声，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刚”和克拉玛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辞四处流传。而“犬儒化”则更加“害人细无声”，助长了社达化，也成为巩固专制最强固的黏合剂。学者徐贲说，“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史无前例”。而我所观、所听、所历、所感，无不验证了这一点。仅仅一年前的佳士工运，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学生，不仅被官方打压，还处于清末学生运动勃兴以来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后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学生往往十万百万计的团结抗争。1986-1989年，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帜到处飘扬、青年激昂的呐喊四壁都有回声。而今日她/他们却零星的对抗着国家机器，即便在校园被公开骚扰、殴打、喊叫着反抗，万千同学和老师们依旧冷眼旁观，没有任何行动哪怕言语的声援。这是只有六四后的中国才有的惨景。国人，尤其精英阶层的自利程度之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从未有过的。

 当然，国人六四后堕落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有社达化和犬儒化，但这两点最能体现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丧。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何况国人往往并非是一种“中立的沉默”，而是恶意的围观、夹杂着对受害者的责备、对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没有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与仁爱之心，互联网与线下生活处处展现着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国家呈现着一种“繁荣的腐烂”。经济腾飞下，政治的专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堕落，反而更有了物质依托，穷困者被“老婆孩子热炕头”、出人头地的机会诱惑着，绑在“低人权劳作”的战车上；中产阶级则沉溺于物质消费，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挤在狭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对真相、正义、民主的追寻。而权贵阶层自然是如今体制的拥护者、捍卫者，没有什么“十二月党人”，《家》中的觉慧、觉民那样家境富裕的进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无几，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权的卫道士、党卫军。

改变的，还有当年参与学潮、民运的千千万万国人。他/她们绝大多数选择了顺从于极权的统治，成为“后六四模式”下中国“新常态”的部件。由义愤填膺、高举“德先生你好”、“旗帜鲜明反对‘426社论’”，到贪生怕死、升官发财、狗苟蝇营，“党媒姓党”，由人变成奴隶、奴才，是雪亮而彻底的。一场镇压，一轮审查，以及列宁式政党无孔不入的禁制与威吓，人们就噤若寒蝉了。当这些人“坐稳了奴隶”，甚至成了奴隶中的“人才”--“奴才”，曾经的理想、革命激情、为正义斗争的勇气，全都消散个精光了。许多当年举着横幅走上街头的公务员、学生、记者，如今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剥削与压迫者。

而少数选择继续发声、反抗的人呢？他/她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吗？很可惜，同样不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所言所行与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驰，背弃了为被压迫人民奋斗的信条，忘记了六四之夜国际歌的吼声，转向信奉右翼甚至极右价值观，反对进步主义，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动势力的爪牙，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共形异实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势力的怀抱，堕入迷信与原教旨化的深渊；缺乏对受难者的共情与同情心、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常识和起码的理性思维；鼓吹国家分裂各地独立、对平民尤其弱势群体苦难无动于衷或视为工具、为浅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那些在中国内外舆论场混的如鱼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更加没有原则、更加腐烂，与强权妥协、勾兑，甚至卖身投靠以换取立足和发财立业。国内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传播谣言、空喊口号、党同伐异……差劣之言行不胜枚举、触目惊心。他们能是中国的希望吗？虽有少数坚持正义与真理者，但声微言轻，且已被劣币逐出话语权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时六四已过去了近五年，已是“后六四”一代。由于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饱经苦难，且越是反抗伤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伤害，但细究起来，与体制和大环境亦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维稳体制，我的维权就不会充满危险，还遭遇拒绝、刁难、打压；如果有真正的法治与人权，我就不至于屡受创伤却无法伸张正义，反而越趋绝望；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我又怎会在抗争后落得贫病交加、一度几乎身无分文。我亲身体会到了没有权势也没有大把资产的平民在专制极权、人心冷漠、话语权失衡的年代有冤难于诉、有理无处评、有情不得陈的悲哀，也越能体会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这些，就是六四之前参与运动的国人所追求、奋斗的目标。

三十年前的血腥变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逃不脱时势的大变局。三十年过去，六四不仅未能平反，专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狰狞，社会更趋腐烂。在我写的维权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宪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叙述，且篇幅很长，在此就不赘言了。总之，祖国在沉沦、社会在堕落，即便中共政权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如今也在下行，民众身处没有正义、没有真相，却有大数据极权的升级版“1984”的牢笼里。

 但中国已没有了希望了吗？在中短期，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倒退、绝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归威权、民粹盛行的政治衰败状态。可是，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血腥的民族宗教厮杀到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大体还是在进步的。它不一定永远进步，但历史的轨迹给我们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艰难，我们也要奋勇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打败”，即便历史逆潮奔涌，我们也要向逆而逆，与逆流斗争，守卫正义、人性、真理。

对我个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样。我孤独一身，力微言轻，但必定会为中华真正的崛起而斗争。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是华夏儿女、汉民族的一员。争取中国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都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献七尺之身、十数载之思之文，为祖国和人民，尤其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尽力而争。“至于成败利钝”，我当然不能知晓了。或许中国未来能够有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样的英雄，将中国从歧路中扭转，让中华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最近一直在想未来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尤其转型过程中会不会再发生劫难，或者说不转型、转型后还会发生各种极为惨烈的人为灾祸，例如饥荒、内战、政治军事原因的屠杀、种族杀戮等。我们应该防范于未然，避免发生这样的惨剧。而且，根据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平稳定转型几率非常小，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倒是非常大。这就更应该去防范未然了。

想避免悲剧，以史为鉴是不可或缺的。我准备以20世纪即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即人类进入高度文明时代、个体生命价值与人权被重视以来），中国和外国发生的一些人为的滔天巨祸（死亡人数均在百万人以上，有些达到数千万）为研究对象，回溯悲剧发生前的大事与细节，分析这些悲剧的起因，了解是在哪些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最终酿成了这些极为恐怖、动辄百万人类生灵惨死的灾难。

我研究的不仅是这些灾难的直接原因，更主要的是那些逐渐让历史进程走向这些灾难发生点的更靠前的原因。如果仅仅关注那些直接的原因，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其他时间点和某次导火线引燃后还会爆发。只有研究其更早更深更复杂的原因，才能真正去从根源和初端剪除祸患。

还有，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巨祸，虽然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却也都有一些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与警钟，让我们避免或者消解那些导致这种人为巨祸发生的共同因素，以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例如，有一部分灾祸起因可能恰恰是基于善意的、正义目的的、有充分正当性的行为，在当时看是顺理成章必然必要的，可结果却是致使了比想解决的痛苦大了不知几个几何级的灾难。

关于这些人为巨祸的原因的研究应该已经有很多，但是我还没看到把这些人为巨祸汇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探析其远因及共同点的文章或著作。或许国外有类似的？但是中文作品中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所以我这个研究还是有点开创性吧。

说实话，虽然研究这些大抵也不能真的阻止未来这样灾祸的到来，但是哪怕有一点点作用也好。那数以亿计乃至十数亿的国人，本质上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啊，如果他们中哪怕一部分像历史上那些巨祸那样酷烈的死去，那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我们民族又会有多么巨大的创伤，当然最痛苦绝望悲哀的是惨死的那一个个原本鲜活的人自身。我们还是要做些努力去避免发生吧。即便阻止不了，也算我们尽力而为了。

不过我手头资料非常有限，学术能力也不足，所以不知道能写出怎样的成果。所以也希望你们提出意见建议。如果你们也有兴趣写，那就更好了，你们应该都比我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2021.10.14

以下是我暂时想到的研究对象事件：

俄国内战、饥荒与古拉格的悲剧：回溯俄国国史、1861年改革至二月革命中一系列变革对俄国社会与国民的影响及相互作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间偶然与必然因素下的历史转折

奥斯维辛与“最终解决方案”下犹太人的冤魂：回溯欧洲犹太人的生存发展史与德国反犹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演变

南京大屠杀、江南与华北抗战间经历的酷虐：回溯1927北伐战争至1937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间的中日关系，及淞沪战后南京陷落前的历史细节、全面抗战后江南与华北日占区和游击区的状况

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浩劫：回溯晚清至民国革命历程，1945-1950年国共冲突变奏、国内第三势力动向及国际局势的变迁

印尼排华屠杀、东南亚华人的劫难与沉沦：回溯下南洋、支援反清民族民主革命、抗日、二战后祖国形势变化下命运的启明与复暗

印巴分治与三次印巴战争中的血腥杀戮：回溯印度本土与穆斯林的千年恩怨，英国殖民后期印穆教徒由合作反殖到决裂厮杀的过程、东西巴基斯坦反目成仇与达卡大屠杀的动机

阿富汗在被侵略、内战与原教旨主义中挣扎：回溯阿富汗从开明专制到激进革命及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的历史演变

埃塞俄比亚饥荒与内战的惨剧：回溯从反帝反殖、独立自主的非洲榜样国到多民族的腐败专制国崩溃前夕，埃塞的辉煌与危机

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酷烈：回溯柬埔寨从追寻成为东南亚中立国到深陷两大阵营博弈场的经过、红色高棉崛起的历史脉络

朝鲜持久清洗与饥荒的巨祸：回溯金日成发迹与掌权史与北朝鲜极端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及外部势力对朝鲜的作用与影响

中共一党专制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生命力吗？

读史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中共的未来如何，可以从中共的历史痕迹和当下状况得到相应的信息，依据这些已经发生的，再考虑当代特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预判它未来的各种可能。

根据上述中共的历史及特点、性质，中共显然是一个极擅于建构政权、驾驭民众的政治集团，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仅指忠诚与依附性、内聚力），高层行事沉稳果断、决断力强。在维护统治这条底线之上，中共有着罕见的务实性、灵活性、柔韧性，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环境中对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断更新方针政策，延续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但中共始终牢牢的掌控着大权，即便饿殍遍地、剧烈动荡时也成功扼杀了国内任何政治异力的萌芽，阻断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渗入。毛死后不久，中共领导层果断放弃阶级斗争和教条主义，走向改革开放。八九六四后，面对国内国际压力，中共坚持政治上一党专制同时又坚持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旗，成功顶住冲击造就中国经济奇迹，政权企稳并逐渐形成“中国模式”。而经济自由化同时，党禁报禁始终严格，中共对政治权力与舆论的垄断反而加强，不给反对势力任何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

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提及一个特殊群体，即青年学生。近代以来，青年学生因其相对丰富的知识、单纯清白的灵魂、迫切求变的热忱、横扫旧物的勇气，始终是推动各国进步和变革的先锋军。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历次变革和自强运动，都少不了青年学生的踊跃参与。中共从萌芽到夺取政权，青年学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共革命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打击军阀及国民党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当中共掌握了政权，就对学生运动严防死守，不仅大规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学力量，更在大学建立了以党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两大基础的管理体系，其控制程度远超当年国民党军警特宪对校园的渗透。横向对比，它也远较大多数专制国家对高校的管制严酷，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为顽固的政权如朝鲜可以相比。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毛的政治需要，学生被动员起来“闹革命”，官僚体系一度丧失对校园的管控权。但那时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政治绝对禁忌，一切造反运动前提都是忠于中共及毛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则是中共统治期间大学空前也几乎绝后的自由期，青年学生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八九民运中更是起到主导作用。那十年左右的岁月也是中国的大学最像大学、学生最像学生的时期。

但六四之后，中共在大学重新恢复了严酷的管制体系，青年学生和高校教师被严格的管束和监视了起来，大学里的政治活动销声匿迹，学术自由也被扼杀。相对于毛时代，六四之后中共对大学的管控更加专业化和富有韧性，没有了疾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与批判改造，代之宁静平和表象下的威压与麻醉。不仅行动不再可能，师生们即便口头批判或揭露也动辄被约谈，寒蝉效应让师生们只能自我审查、远离批判性政治。大学开展全面的洗脑教育，灌输忠于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实际作用的是，中共政权诱导师生们转向功利主义，放弃家国天下和社会责任，转而“闷声发大财”的追逐私利并暗示可不择手段。中共在高校里的这种诱导与90年代及之后在社会上倡导的风气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诱，腐蚀道德、麻痹心灵，变成中共拥护者和同路人。而到了习近平时期，对高校的高压控制变本加厉，大学也成为维稳体制的关键一环，将最具变革动能的青年学生套上沉重的锁链。在堵死社运和革命这一面的道路同时，中共给予青年学生尤其重点院校学生以不菲的待遇，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入体制，保障他们成为这个政权下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让世界各国专制者和守旧派最头疼的“不稳定因素”，就这么被中共软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罚面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变革中国能力的既得利益者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现实面前普遍选择认同中共的专制统治，保持着对体制的忠诚。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实践中越来越倾向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抓牢基本盘，以维持政权稳定。这就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变得同样不现实。

所以，即便中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重、习近平等中共强硬派的倒行逆施多么的过分，只要以上这几点没有改变，中共政权就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说中共倒台，就是发生剧烈的公开的动荡都不可能。

（六）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中共独裁下中国的出路何在？

根据上一节内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一个结论，即中国摆脱中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渺茫。

 我们可以将其他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转型的背景，与中共统治下中国的情况做对比，来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独裁政权反而愈加稳固的原因。

 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专制国家的剧变，是在经济凋敝、政权萎缩、体制退化、欧风美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变革不仅是民间和在野势力渴求的，也是统治集团中多数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识。斯大林模式禁锢这些国家太久了，计划经济下物质贫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专制与文化管制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死气沉沉，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希望，贫困和破败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想不出更做不到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何况，摆脱苏联及俄国的影响，还符合东欧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东欧各民族各国都对俄国几百年来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和不满，自由民主与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诉求有着明显的重合。苏东地区还长久的受地理距离、心理距离都很近的西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开放文化的影响，效仿西邻、走向更文明的社会，是苏东各国许多民众尤其知识分子长期向往的。

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物质充盈，问题在于不均而非整体的贫困落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生活的并不差，甚至要好于外国类似阶层。而特权阶层更是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巧取豪夺，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这些人都没有变革的意愿，掌握话语权和拥有影响力的人是乐于维持现状的。政权虽说不上活力四射但并没有僵化和暮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发点不是为人民而是统治集团自己。中国的管理体系虽然官僚主义严重，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效率却不容小觑（例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与民主国家的比较），哪怕这种效率是以损伤公民的权利和消耗纳税人财富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过各种洗脑和诱导，让多数国人在思维中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追求自由民主这二者对立了起来。中国从历史、地理各方面也都远离西方，自成体系，发端于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对中国的渗入相当有限，中国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或起码作为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各地本土的、传统的东西类似，它们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

韩国、台湾地区、葡西和拉美右翼专制的垮台，则很大程度在于国内民间政治反抗运动的成熟和强大，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与政权关系紧密的欧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压力。这些通常是由右翼军政府掌权的前独裁政权，在社会控制力上与中国及斯大林模式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军人专政的韩国，军政府时期一直都有实质性的选举，也始终有反对党的存在和反对派人士的公开活动。军政府时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许在一个指定的反对党中，拥有国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虽受限但仍可独立活动、监督政府。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从事活动、积蓄力量，并一直有取代旧政权的能力和相应的班底，终于在1980年代前后纷纷取得了对独裁政权斗争的胜利。各国军政府时期，即便有一定的舆论管制，但独立的传媒、揭露真相和批评政权的声音始终存在，并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启蒙和动员民众、阻吓政权镇压等重要作用。而作为各军政府“友邦”、政治经济军事伙伴的美英法德等国，则经常向这些政权施压促使其改善人权、还政于民。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些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留给政治反对势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反对党存在，也不允许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即便在开明的80年代，也没有能够挑战中共的在野政治势力存在。中共对于政治反对势力一直是高压严打，对于擦边球性质的公民组织也百般打压（当然习时代也像对待政治反抗者一样完全扑灭了），根本没有他们公开活动和生长的空间。中国也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和真实性的选举，各级立法机关代表和行政首长实际上都是指定产生。中国的舆论被政权垄断和完全程度的管制（习时代更是禁绝了哪怕是温和的批判与揭露），新闻自由指数长年在倒数前五徘徊（仅略好于朝鲜等几国）。当政治反对被扼杀在萌芽，也就不存在斗争、周旋、积蓄力量之类了。中共政权的“友邦”多是独裁半独裁国家，他们在一起当然不是互相促进民主，而是在交换驭民之术，并在国际上沆瀣一气保卫独裁。

 南亚、东南亚及非洲（简称“两亚一非”），也有许多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例子。“两亚一非”的前专制政权，大多（尤其非洲的）相当不稳定、权力基础不牢固、没有完整系统的政策纲领、对社会的控制力低下，只能在政治领域和中央层面实行一党专制或一人专制，但触角很难深入地方和基层，专制也无法统制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其专制体制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由某个政治强人及数量有限的亲信，依托枪杆子维持统治，社会治理也是一团乱麻。这样的专制政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当政治强人失势、流亡或死去，独裁政权往往也跟着就灰飞烟灭。即便有些独裁者有继承人，其继承人对国家的控制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这样的政权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们的力量有些成为新的专制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制（哪怕其民主和专制一样不成熟、低质量）。此外，“两亚一非”的独裁政权还往往面对实力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民族地方武装、宗教极端武装等大规模和成建制武装力量的挑战，甚至会被这些反政府武装推翻。这些独裁政权对军队的依靠也时常不靠谱，政权垮台时普遍都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甚至有时军队恰成为推翻其专制统治的决定力量。

而中共的专制政治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稳定、高效、组织性强，也有系统化体系化的政策纲领和理论体系，在管理国家和民众方面颇有一套纯熟的技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国民党政权曾经对中共进行了多番猛烈打击，都没能摧毁中共强大的组织基础，中共反而越发茁壮。至于“两亚一非”独裁政权头疼的成建制的反政府武装问题，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决了。中共也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支部建在连上”和政委制度，以及广泛发展基层党员，让军队成为中共政权结构的一部分。“党指挥枪”、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早在中共建军初期就实现了。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两亚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独裁政权可比。

曾辉煌一时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是在侵略扩张失败后，在外国占领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纳粹和日帝都是极具扩张主义欲望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后，抑制不住突破自身国土限制的欲望，发动侵略战争试图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为避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复活，战胜国推动德日两国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体制的国家。纳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时，两国内部都没有可以颠覆政权的力量，但外部干预做到了。苏联的解体也被认为与其扩张政策耗竭国力、招致国际反制和围堵有重大关系。还有像乌干达的阿明政权、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样罪恶累累的专制政权，同样是因其对外扩张和挑衅（分别攻击坦桑尼亚和越南），导致外敌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在内战中势如破竹、距统一全国近在咫尺，却因支持和庇护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遭到美国打击而垮台。这几个典型案例说明，当国内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国专制政权时，外部干预、境外的力量可以结束好战政权的专制统治。

中共领导的中国崛起后，国内外有不少人都拿纳粹和日帝做对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权领导下中国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事实上是，中共自身并无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的欲望，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于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共而言，奴役十多亿人已经足够它吸血寄生，并不需要冒着兵败党亡的危险对外扩张。甚至，它对于武力收复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没有实质意愿（包括建国后对香港澳门都没有动兵），仅把台湾问题当成树立标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苏联因扩张主义招致国际干预、制裁，最终政权覆亡的教训，对外韬光养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务上采取防御姿态，对无直接相关的国际事务选择置身事外，以换取国际社会的“不干预”、对它统治中国大陆及大陆上十多亿人的承认。国际社会尤其各大国也的确没有去颠覆中共的统治，甚至美日等国在一些时期出于各种原因积极扶植和滋养中共政权，乐于看到它继续统治中国。

综上可知，世界其他前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路径都不适合中国（或者说都无法在中国施行），中国的确“自有独特国情在此”。而“独特的国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制造而形成的。一些学者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称为“完美独裁”，所言不虚。近现代以来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很多，但既让经济蓬勃发展，又同时完全垄断政治权力，将政治抗争和公民社会扼杀于萌芽，还有严密的组织性与高效的社会治理，且内敛而不好战的独裁政权，中共是绝无仅有。

《折中主义》原文：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60457

补记： 过于激进和强调完美彻底，往往还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后果。典型如20世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冷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构想，是为了人类的平等与幸福，的确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苏联、中国、东欧乃至柬埔寨，却发生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生的各种巨大悲剧。过于强调革命纯洁性导致人头滚滚的肃反不断发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执念让国家建设被教条主义束缚，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和工业浮肿，鼓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让数百万计生命被残杀。而这些悲剧虽然有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等具体原因，但是也和起码名义上强烈追求马列斯毛理论中的原教旨目标有关。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议，也反映了激进主义和追求完美会遭反噬的现实。“政治正确”是发达国家在历经各种历史苦难得到大量经验教训、发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各种具体的“政治正确”规条例如反对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反对宣扬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和不满、反对否认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压迫屠杀奴役、在专业领域承认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进化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这些“政治正确”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仇恨、社会和睦、科学发展。但一些激进的左翼和建制人士对于“政治正确”过度强调，遭到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反弹。即便一些人一开始认可“政治正确”，但在连篇累牍的强调、条条框框的规训下，加上现实里人与人的纠纷及人性恶的因子影响，反而痛恨“政治正确”、故意发表或者私下认可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观点。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就是他无视“政治正确”、随心所欲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引发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共鸣和对他的支持。

而在一些具体的冲突事件中，激进和彻底也很容易被反噬。例如八九民运本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中共已经做出了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妥协。当时支持民主化的不仅有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人，邓小平等人也并不强烈反对民主（邓的政治立场类似于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是开明派和实用主义者），或者说邓一直在走向民主和维持专制间犹疑、试图寻找一个既要部分民主又维持中共统治的折中方案。历史将走向何方，就要看时势变化尤其现实中的博弈了。而当时无论国内舆论（各界一边倒支持民运）还是国际形势（第三波民主化迎来高潮，美苏均支持中国民主化，欧亚乃至拉美非洲民主势力都声援中国民运），都非常有利于中国民主势力。如果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和平结束，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及公民运动，将已达成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共识付诸实践，中国很有可能像后来苏东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甚至如果官民配合得力，比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转型结局还要好）。但是由于少数激进分子的强硬，没有及时达成妥协和退出，给了中共强硬派以口实，邓小平也倒向了支持镇压一方，最终鸡蛋碰石头，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由“希望”被改写为“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当六四镇压发生后，在刘晓波等“广场四君子”斡旋下反而达成了临时妥协，学生退场换取停止镇压。这从保护生命和人道主义角度当然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赞。但这也证明了强硬势力实质上的脆弱、口头高调背后的怯懦。他们一方面强硬，却并没有考虑好真的被暴力镇压又怎么办、事到临头敢不敢牺牲、如何牺牲的有价值。假如镇压后不妥协，学生工人市民强硬对抗，这些人又与中共各层包括最高层有千丝万缕联系，尤其如果一些充满理想的高干子女主动冲向坦克和枪口而死亡伤残，以此将父母乃至所有亲友“拉下水”，那么付出几万至几十万死伤的代价后，或许真的会让政权顾忌、害怕、手软，停止镇压乃至束手就擒或逃亡海外。即便强硬派持续镇压，也极可能引发执政集团内部分裂和兵变（起码那些有子女亲属朋友死于镇压的不至于都冷血自私），如罗马尼亚例。如果那样，即便牺牲30万人，但能换取中国民主成功、那时及未来数十亿中国人民解除枷锁得到权利与尊严，并让后人牢记他们的英勇与功勋以激励奋进、捍卫民主，也是死得其所。但六四事件的情况是，在镇压已发生且未扩大化的生死关头，包括强硬派极端派在内的力量反而恐惧了，退却了、放弃“用血擦亮人民眼睛”了，选择保存实力、观望局势变化，而非强硬到底制造转机。于是徒然付出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入狱的代价，也导致民主化夭折，前后不着，殊堪痛心。当然这种临阵恐惧完全可以理解，欺软怕硬是基本人性，我个人亦有类似经历。但客观来讲，这种事前强硬极端拒绝妥协，真正对决时一触即溃前功尽弃，赔了性命失了前利，是抗争的最坏结果。倒是一开始就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与者迎着英国殖民者棍棒和枪口，被残酷殴打甚至同仁被杀害也不退缩气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对手文明程度有别，运动胜利也有多种因素而非仅靠“非暴力不合作”））

香港反修例运动也是类似，且不谈其一些诉求是否合理，仅从手段和效果看，本来大规模和平示威已经迫使港府让步，终止《逃犯条例》，取得了比此前“占中”更实际的成果，也让港府乃至北京方面看到了香港市民的民心和力量。如果到此为止，或者后面继续和平的持久的抗争，完全可以在议会选举及其他政治博弈中胜利（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即验证了这一点），并基于这样的民意和行动力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间。但是反修例运动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包括针对大陆民众/亲建制人士及中资/亲建制企业和店铺的无差别攻击，而且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这就让中共和港府有了镇压的借口。而且从中共和港府角度考虑，也不可能选择对大规模暴力听之任之、妥协退让，否则会丧失权威、导致更多暴力，对中共还有担心内地效仿的考虑。这样政权只有镇压这一个选项，中央和港府中的温和派也不好阻拦。被逼到无法退步的中央及港府决定平息事态并趁机铲除民主势力，于是暴力机器和各种公权力手段全面发动，和平示威和暴力活动被一起镇压，各种政党和公民组织被连根拔起，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全部被摧毁，香港再无民主势力或其他反建制势力的活动空间。（至于有人说即便不反抗，习近平政权也会摧毁香港民主派和本土派等力量，这的确可能发生但未必一定发生，即便有打压也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把事做绝。当一方处于弱势时，尽可能不要给对方攻击的借口）

对激进和完美的过度追求，还会被阻碍变革的人利用。就像从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后，下层官僚担心既得利益受损而试图抵制，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可以通过把政策执行到极端，让好的政策产生恶劣后果、引发各方强烈反感，以达成其抵制政策的目的。无论古代的各种变法更化（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还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顿（医改教改、财税改革），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经常故意促使政策的执行极端化，以倒逼上层退让乃至废止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措施并非为此目的，例如山东“百日无孩”、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以及现在对新冠的高强度防控，并不是下层故意极端倒逼上层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发力向上献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权势，以获取利益）。

过于强调完美，也会混淆事情好坏程度的差异、收益与损失量的有别，将都不完美但有明显程度差异的制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点但明显有些是“有缺点的战士”有些是“苍蝇”的个体或人群，一概评价为“坏、差、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例如将民主制度下得到规范和监督的“政治献金”与专制统治下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把发达国家平民相对富人的经济拮据与中国百姓为衣食住行挣扎划上等号，将法治自由环境下必要的言论限制与极权主义下严密的舆论管控相提并论。

这些立场看起来是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但必然导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削弱了对相对良好一方的支持热情与力度，让相对更坏、更恶、更差的逃避掉应得的相对更大的谴责与惩罚。就像国人经常声讨资本/资本家的罪恶，却很少提及资本相对权力温良、资本家相对官僚和善的事实，导致更值得警惕的权力之恶被忽视或淡化。同样，那些批判改革开放种种弊病的，也掩饰了毛时代更加黑暗绝望的历史事实。还有，在“物极必反”效应下，完美主义的目标追求失败后，还容易让曾经的追求者彻底丧失信心，变成犬儒和遁世者，连改良都不愿意参与了，使得现实距理想更遥远了。文革和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后，本来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民众，普遍选择远离政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1990年代至今“告别革命”和“闷声发大财”思潮的流行，就是激进主义诉求失败、相应政治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阻碍变革者、各种大奸大恶之徒希望看到并且积极促成的。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是几千年来流传的智慧之言，但后人仍然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令人心痛。

（本文是2019年10月举办的“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及未来民主宪制结构安排”学术研讨会时，我所写的对应研讨会各选题的议论性、建议性文章。该研讨会旨在“集海内外学者之力，为中国民主转型和未来宪制结构寻求可能的共同认可的路径和方案，廓清一些基本原则，以减少转型阻力和代价。”）

本次研讨会的三个单元13个主题中，有若干主题我曾经做过一些个人评析，写于拙作《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人民宪章》、《十论民运》等文章和短评结集中。我对于已经提及过的，而且暂时没有新的想法、创新性观点的，就只将我的部分主要论点摘录于本文，不再重新评述。而对此前我没有充分提及的问题，我会在本文中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当然，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如果完整阐述必须有巨大篇幅、结合实例，全面论证，这需要很长时间。由于我个人条件所限，短期也难以完成，所以只以很简略的方式，讲我大致的、方向性的、某些部分具体细节性的内容，而不是完整、全面、事无巨细皆包含的。此外，因摘录了我在其他文章和短评的内容，因此文章衔接方面不够顺畅。这样书写，难免挂一漏万，阐述不够系统完善，还有些散乱，还请谅解。

讨论会议题的第一单元“对当下中国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事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其他如变革、转型、理论导向实践，均需要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因此该单元课题的设置是很必要的，也是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

一、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着，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一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一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一一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注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一。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一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一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复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一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一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阶级、城乡、区域分配是极为失衡的）。而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而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而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一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而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一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一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一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一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复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台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台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着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

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一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复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一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一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台。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赞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赞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一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一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着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二、塑造中国与影响世界的“中国模式”：基本要素、特点、作用与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模式，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此仅摘录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当然是存在的，虽然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内容复杂多样，但其本质和基本框架是确定而明晰的。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带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为；依靠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员及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并纵容、雇佣、扶植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与镇压、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增强（且倾向于暗示和纵容不择手段），以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和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社会少数群体、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权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及其后继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国，以及倒台不久的苏丹巴希尔政权、体制民主却敌视人权的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等，也都受中国经贸和政治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多有借鉴。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权、越南自开启“革新开放”以来的越共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政权等，虽未公开和直接学习“中国模式”，但其蔑视乃至践踏人权、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社会不公等特点，亦与“中国模式”相合。


三、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与中国/中国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领域二者关系的微妙性

第三个问题“中共和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巨大的课题，我只简短节说。

首先，中共不等于中国，而且有着明确的差别。许多极端反共人士乃至反华人士将“中共”与“中国”等同，是完全错误的。而将之等同，主观上将中国及中国人民视为“敌国”、“敌人”，客观上将中国乃至中国人民污名化，无论从是非、情感、对改变中国的作用上，全都是极为错误、负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险恶的。

其次，中共政权（准确说是中共内部的核心特权阶层组成的统治集团）在对内领域，实质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对外领域，它客观上是中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许多情形下的确代表着中国、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共既不等于中国，但在内外某些场合、情形下，它又的确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实体，乃至有时还代表着中国人民。

同时，中共又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人民构成的国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它为了自身利益，对内专制压迫，荼毒中华儿女；对外以政权生存为外交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例如自建国起就没有积极甚至主动放弃对日本侵华暴行追责、默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中共与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矛盾，是明确且根本的。

总之，我认为绝不能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而是将其区分开来。此外，当中共在某些时候既为了自身统治、又符合国家利益时做出的政策，不应该“逢共必反”，而应该将中共的具体政策与其本身的非法、恶劣区分开、分别对待。就像当年邓尼金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捍卫祖国；霍布斯鲍姆等西方学者在批判苏东专制的同时，也肯定了苏东国家在男女平等、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样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同样称赞了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欧美及联合国也对中国脱贫的速度颇多赞赏，这些赞同并不是赞誉中共独裁统治，而是就事论事。

而中国民主和社会运动人士，更应该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成败得失，正确对待中共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对中共的批判，应该基于事实，全面而非片面评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执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及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四、国家统一与民主政治：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一统”与“民主”二者并不矛盾

关于“大一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一、失地的收复、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的一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赞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而欧美一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而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而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而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而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一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一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复杂性、虚伪性。就像台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台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台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一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一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一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一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台湾的亲大陆和反台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台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一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一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着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一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除了外国的例子，直接看中国民主化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二者也没有矛盾。以两岸问题为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考虑呢？假如有一天，大陆实行比台湾更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统一呢？如果大陆新政权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发展更有公正的体制，在制度优越性上超越台湾，统一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韩国几十年巨变，大陆怎么就一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同民族自愿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鲜、越南、德国，人们都有强烈的统一意愿，后两者已由分裂走向统一。只有中国，两岸许多人都吵闹着要分离，甚至大陆内部各汉民族也要独立。如果政治制度差异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后还要分裂，难道不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是很赞同马英九的“新三不”原则即“不排斥统一、不支持台独、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还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可谈（言下之意即大陆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后，统一就可谈了）”。这才是台湾真正理性、有远见和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巨大差异，的确是阻碍统一的鸿沟，可以维持现状。但未来民主化后，一定是要统一的。而且，台湾有着民主自由的人权和道义优势，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此推动大陆民主化呢？一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更安全、经济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不止是反对国家分裂，我对联邦制也不赞同，只赞同部分地区自治。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一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全国向最先进区域看齐、破除户籍壁垒、互相交流、举国之力做超级工程、集约调配和使用全国资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至于许多人批评“中央集权”的弊端，我觉得集权也分“好的集权”和“坏的集权”，集权本身并没错。中国的问题是，在需要集权的事情上放任、纵容、不负责，而需要保证自由的方面却加以限制和打压。

当然，我主张中国统一，也是希望为世界联合打下基础。我是爱国主义者，更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想达成世界联合，必须先实现区域联合，区域联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内统一。分离主义导致的更多是对立和发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欧洲小分离同时大联合），长远看不利于人类发展，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对立。而如果世界联合不能实现，例如如今国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国更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采取适当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国际社会，还是相对丛林化的，虽然二战后国际秩序开始向“道理”而非“拳头”倾斜，但根本上国际关系还是由各国和地区的实力决定的。而随着特朗普、莫迪的上台，习近平、普京、博索纳罗等人的得势，民族主义和丛林秩序又卷土重来。即便我们为反对民族主义，也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抵御住他国民族主义的侵凌，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义泛滥、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地缘战略攻击时，单方面抛弃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我削弱，还谈什么国际合作呢？那时候说话，有哪个国家肯听呢？


关于第二单元“未来中国民主宪制结构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我都在拙作《人民宪章》中做过清晰、系统、完整的设计、阐述，在此就不全部搬过来了，而如果只摘取一部分，阐述的又会不系统，因此就不摘录了。但是有些在《人民宪章》中未涉及到、没有针对性提及的，我在此补充些个人看法。

五、对于中国未来司法结构设计的建议：坚持分立原则、赋予适度权力

关于第三点“司法结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关系，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的问题，顺承我在政体（行政结构）上的观点，我主张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典型如法国现有模式（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架构）），议会为权力重心，但总统拥有近乎同等权重权力。而司法则应该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的监督、制衡力量，但权力不宜过大，更不需要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平齐，且如果设置专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机构的部分职责。因此，应该将司法机构定位为监督、制衡、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机构，而不必如美英那样大法官拥有极大权力，更不应实行终身制。

六、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兼顾多元与秩序、博采各国之长

关于第五点“政党政治：宪政架构内的一党主导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当然认为应该实行两党或多党制，而不应该一党主导。

至于是两党还是多党，我个人倾向于多党制，因为这样更能让不同团体都有自己表达权利的机会，而不是被大党裹挟和垄断。但同时，也应该对政党、议会设置门槛，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进议会、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参与全国选举等，以避免出现党派过于细碎、政坛一盘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体的党派权力分配上，不仅议会是多党，政府也应该避免清一色单一执政党执政。我认为德国的议会选举和政府组成很值得借鉴，即联立制选举（一种倾向于比例代表制且利于中小政党的选举模式）+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促进立法、行政机构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国的“影子内阁”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对执政集团进行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监督。如果实行半总统制而非内阁制，在野联盟同样可以组建“影子政府”监督政府施政。这是我认为相对最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状态。

第三单元“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是为未来中国变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我个人对于中国还有多久会出现变革的机遇、在实践上能够实现变革都持悲观态度，但毫无疑问，理论可以为实践指明方向，也让实践有了目标和动力。


七、未来转型节点与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且前路艰险

关于第一点“转型方式：渐进与突变，各自的根据与前提”。其实，“渐进”和“突变”还应分为手段/方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冒昧揣测，本次研讨会议程设计者应该更多是侧重于中国转型的方式（如是政权逐步改革还是突然垮台；是官民互动改良还是突发性革命）是渐进还是突变，而非实质（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变革）方面的渐进与突变。那么我就以前者而非后者为主要讨论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国的政治情势看，渐进还是突变，很难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内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导的。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专制空前强化，民间政治性组织、公民社会被摧毁殆尽，国内带有政治抗争色彩的人士纷纷被关押或软禁，还有的主动放弃了抗争，转向犬儒或空谈杂谈。因此，无论是从中共统治阶层内部，还是民间政治参与（准确说是无参与）现状，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已无渐进改良、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那么这一定会导致“突变”吗？我认为不一定。有人认为，改良的失败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兴起。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力，还是如今各国各地区均“自扫门前雪”、逆联合化的国际情势对中共政权的影响，都导向不利于中国正向“突变（或者说‘革命’）”。相反，如无特殊突发事件，中共的统治还会在中短期维持下去。

此外，“突变”一定是变好吗？并非如此。典型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实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叶利钦、普京）窃取，而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团、权贵、寡头瓜分。当然，在“突变”中失去的，还有那个版图巨大、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国家。而分离出去的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乌、格之外，其余各国均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化，经济政治社会情形与俄罗斯没有二致甚至更差。这种“突变”，中国不要也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中国通过手段上的温和、和平、渐进，以及目的、本质上的彻底变革，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让中国早日变成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文明的国家。但可惜这些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让中国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变。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观的。


八、“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与“党内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争，而是“有”和“无”之辨

关于“如何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如何看‘党内民主’？”这一问题，虽然我对“体制内”这一政治黑洞不够了解，但还是略做评论。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十年内，中国体制内不会有什么“民主化资源”，或者说即便有、某种程度为数还不少，也都处于“冻结”、“休克”状态。2013年以来中共专制空前强化下，连民间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残酷打击，党内只有更甚。“定于一尊”、“习核心”、“严禁妄议中央”……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还有多少意义呢？即便外部（包括我个人）认为开明的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只能管管话费涨价、猪肉供应之类细碎问题，以及“给人民一个交代”之类的场面话、习近平不愿意“屈尊纡贵”讲的话。连他都如此，何况其他体制内人士、内心倾向于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统治集团、权贵阶层与习近平利益一致，民主化毫无疑问会剥夺或至少削减其特权，因此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因畏惧习近平的淫威），也会普遍支持习近平的强化专制之举。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让贵者更贵、“贱民”更“贱”，越是接近统治中心、越是掌握权力、金钱、人脉、技术等资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们自然会坚定的支持习近平。我们看习近平加强专制、鱼肉人民，是灾难；但从权贵的角度，这恰恰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根本原因。

至于“党内民主”，既然根本没有“民主化体制内资源”或这种资源已经“冻结”、“休克”，又哪里有“民主”呢？当然，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党内民主”完全是两码事。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术”的，指望政治斗争改变中国、把权斗当成“党内民主”，我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前面已经说了，习近平的统治手段和内容，是符合权贵阶层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强大的“权贵群众基础”的，其他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习近平的政策在国际社会、民间有识之士那里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实他在体制内、在权贵阶层内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说前几年反腐败还得罪了一些人，现在习的政治对手和追随者都被清洗或转而效忠习了，还有谁冒着丧命的风险去对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层，还有这样的“义士”吗？只要能够听从习的指挥、会媚上逢迎、表示忠诚，就可以分得绝大多数国人眼馋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习呢？

九、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一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一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一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一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一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一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一致。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一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你，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你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你还是底层，可以让你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一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特朗普式的，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特朗普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特式右翼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以上摘录的，因推特字数所限，文字不够严谨系统，还请谅解。

说到“民间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定要为中国未来培养和动员起更多既有丰富知识和广阔视野，更有良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心系人民的新一代学者、社会活动家，要让中国民主和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中国未来是怎样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青年一代，新的“民间力量”是怎样的。如今中国青年普遍沉沦，高知青年群体也绝大多数为精致利己、明哲保身之徒，乃至有些就是新一代的统治阶层、压迫者。这令人心痛。正是如此，进步人士才更需向逆而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培养和动员有家国天下意识、正义感与知识素养兼具的男女青年。

如果中国“民间力量”有了这样的新生力量，哪怕只有少数先驱者，就会如同对封建皇权致命一击的吴樾、彭家珍，如同于专制暴政中点亮反抗星火的林昭、张志新，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投下振聋发聩的变革之声；如同为茹毛饮血的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让中国荡涤裹在现代化表象下的蒙昧与野蛮，重新探寻并走上民主与科学、法治与平等的道路。（当然，这很难，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仅找“突破口”，撬动青年启蒙的支点，都非常困难。而且我们还要避免培养出“在野共”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才”，如逆向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我们一定要做、要培养和启蒙“新青年”，即便这需要多方努力、巨大投入和长久的坚持不懈）

十、中国民主化与国际合作：整体上“合作”方向的错误、为数不多方向正确的却“质”“量”皆乏

关于“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其实与上一个问题（即“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异曲同工，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但本质都是选择走怎样的道路、和怎样的人或者群体联合。许多话在上个问题的评论中已经讲过了。此外我同样在《十论民运》及其他文章（如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过。因此我先摘录一些我在别文的评论，然后再针对“国际合作”的总体上方向的错误和不良的现状做些简要评析。

首先摘录一段我在《十论民运》中相关的评论：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也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国民运，却鲜少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哪管大陆瓦上霜。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其实。没有民主的中国大陆，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大陆也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闭锁的专制王朝。但许多港台人士与中国政治反对派，依旧在鼓吹分裂和各自为战。

除了以前评论的这些，我在此就这个问题再做些分析和简评。

中国民主化究竟要借助哪些国际力量？中国民运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对派、维权人士、公民运动人士……究竟要和怎样的“国际民主力量”联合？

我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治反对派，都选择了和保守主义、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派别）、民粹主义、对华强硬派（甚至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反华势力”而不仅是反共势力，甚至是反华不反共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合作，和主张自由放任、低人权低福利、弱肉强食的力量合作，和反进步主义、反人本、反理性、反科学的势力合作……总之和各种反动势力合作，而非选择和真正进步的、民主的、革命的、促进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国际力量合作。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与国际合作上如此的方向、如此的“主流”，原因、恶果、性质，与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一样。我直言不讳的说，如果中国民运、自由派，乃至整个政治反对派主流，依旧如此“国际合作”，那不是将中国变好，而是和如今中共的政策内质一样，甚至“引狼入室”，再多一重甚至多重外来的危害，让中国社会的腐烂、人心的败坏雪上加霜、蛊内添毒。

而和国际进步力量的联系，不仅很少，而且没有形成实质的、紧密的、有充分联动性的联盟与合作关系。例如一部分中国学者与西方进步学者乃至国会议员、国家领导人有些联络，但并未将关于中国人权的诉求清晰、有力的传达，得到的支持明显不足、不力，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甚至有些浮于表面。当然，我对于具体沟通过程不了解，但就从公开的信息和后续的效果看，足以看出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例如中国民运人士与奥巴马、南希·佩洛西都有过会晤，但有多少作用？究竟是美方能力有限、无法做更多的事，还是民运人士缺乏沟通能力和正确的交流方式，以及请求力度不够，导致效果不彰？

例如基数仅数百万的藏人，其流亡于海外的藏人在人权呼吁上的影响，就多于（或至少不弱于）代表十几亿中国大陆人民的民运人士。同样，如南非的曼德拉和他的同仁、缅甸的昂山素季与民盟、韩国与葡西及拉美专制期间的民主人士，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沟通和联系都更强，得到的国际支援都更多，哪怕他/她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口规模都远不如中国（例如缅甸、南非人口都不足中国二十分之一）。有些反对派领袖还常年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依旧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支援。相比之下，中国的呢？十多亿国人尤其汉族人中，有多少参与推动整个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其中德才兼备、思想进步的又占多少？愿意付诸实践、付出巨大牺牲的呢？三扣两扣还剩几个人？

当然，这一切和中国高度犬儒化和社会达尔文化的大环境有关。十多亿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鲁迅说的“做惯了奴隶”的普罗大众（中下层的麻木的民众，如《药》中的华老栓、康大叔、红眼阿义之流）和“一阔脸就变”的社会精英（以上流权势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参与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前面我已经评论过其中大多数是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了。

至于中国民运乃至国内反对派，与明显比美国更重视人权、更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事业的欧盟和西北欧各国，如法德荷及北欧三国，更是鲜少接触（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如上段所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本就不愿意与进步力量联合）。而为数不多的接触，成果有多少？相对理性和进步的那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反对派人士，有没有竭尽全力，去和马克龙、默克尔这些领导人积极会晤和请求呢？而和学界的联系，虽然相对较多（就例如这次研讨会），但是接触仍然明显不足，接触的国外知名进步、正派、有责任心的学者，人数太少、频次太低、联系太疏。当然，即便没有成果，也比前面提及的心术不正，且与外国保守顽固势力勾兑的要好的多，最起码接触的对象是好的。

说到这里，也到了尾声。我有些话说的是激烈了些，但我认为是有必要讲的。其余的话，在我的《人民宪章》等其他文章中。当然，还有百倍千倍字数乃至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或者永远都说不完。

总之，如今的中国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是繁荣与腐烂交织的；而民间力量是多样性的、高度分化的。选择走怎样的变革之路，关系着十多亿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乃至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

相对于在国内身陷囹圄以致饱受摧残的抗争者、世界各处受难挣扎的人民，我是幸运的、相对自由的。而相对更幸福、更自由、更有物质基础和知识条件的人们，难道不该更加将心比心，为那些失声者发声、利用相对优越的条件努力行动、做更多实事和开拓性的事吗？我经历过失去自由、尊严被践踏，也体会了民生疾苦，耳闻目睹乃至亲历了社会的黑暗。因此，我希望远比弱势者有条件和能力的有识之士，珍惜现有的条件，尤其宝贵的自由和发声的机会，为不能发声者发出呐喊，替缺乏知识与表达能力的受难者说出心声，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争取尊严。而我虽人微言轻，但也会略尽绵薄，死而后已。

我们要把光与热送进黑暗的地方，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得到温暖与饱餐，唤起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站起来争取权利和平等，带领被权贵践踏的弱者挣脱锁链。锦上不需添花，雪中亟待送炭。期望法治与公正的新制度早日建立，愿世间生灵不再为苦难悲叹。而这一切，绝不能只停留在言论，而要用更具建设性和实践性的行动去改变。

当然，在如今的中国国内和国际大环境下，行动本身就是很难的，至于成效则更不容乐观。但我们总要做些事，不能干等着“天下有变”之类的“好事”。我们或许可以等待，但是那些在基本生存上挣扎、饱受屈辱的工农大众，尤其弱势群体，则每天都在煎熬，或逐渐麻木而绝望，沉沦的活着与死去。何况，等到的“有变”并不一定是好的，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是祖国和民族恶性的“改变”/“突变”，那不要也罢。当然，如发生这种“恶变”，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选择做更多建设性的事乃至必要的妥协、降温，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住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思想之魂，而不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趁火打劫。

同样，我们推动的改变，应是让祖国走向民主和繁荣、使人民得到平等与自由的改变，而不是不惜摧毁祖国、让民族再受内乱外侵荼毒的“改变”。例如，我们要对劳工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女权运动、教育平等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反官商勾结与反垄断运动、要求公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收支运动、各类分散和弱势的受害者维权运动、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平权运动等促进平等公正和社会进步的运动进行更多实质的帮助，如对相关运动提供合理合情也合国际法例的资金支持、人力援助、物资补给等物质保障；建立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的知识、智力、学术支持；提供平台、帮助建设组织、为他/她们与国际先驱/前辈人士和组织牵线搭桥；深度理性的挖掘真相、客观求实的揭露黑暗，发起务实而又打动人心的舆论呼吁、为人微言轻的弱势者提供话语权的支援……并让这些支持系统化、细密化、常态化、固定化（当然，更具体的行动方案非常复杂，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可以说清（几部书的篇幅恐怕也不够），在此就不展开讲了）。 

至于这些实际行动必需的人力、智力（知识）、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则需要多方筹措、参与、贡献（当然，具体如何筹措、使用，也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开拓），尤其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还要对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涉及金钱方面）进行稽核与监督。国际进步力量应优势互补、平粜扶弱，受助者也要在不助恶不偏帮的原则下在未来反哺援助者，构建起国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互助与良性循环机制。

最后，我希望中外善良而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思国之忧、晓民之苦，集思广益，并早日将思想付诸实践、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共同挽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改变不公不义的现状，让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让祖国和世界迎来崭新的时代。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2019年9月8日

                                                共和历227年菓月榛日（初稿）
                                                 
  2019年10月27日

                                                共和历228年雾月芥日（修订）

藉此，我以建设性的公民态度对未来的国家政制、公民权利、文化革新、社会进步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共和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政体，颁布新宪法和建立国家机构，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

2.代议民主：建立三大代议机构，分别为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少数群体的联合院、普选产生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重心人民议会、代表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其中人民议会拥有立法修法、重大事项决策、人事任免、监督政府等权力；专家院拥有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权、监督权、关键性和专业性事务的否决权、实行紧急状态等权力；联合院对涉及区域、民族、其他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事务有适当的权力。

3.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政府应在法治框架内运作，权责统一，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运作机制，保障来自包括人民和舆论在内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坚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地方根据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

4.依法治国：实现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成员以直选和从德才兼备的进步人士中选拔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非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依宪治国，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严格执法，执法透明化，接受各方监督，让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的保护神。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不允许任何政党组织、宗教势力渗透于军队，提高军人人文与科学素养。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宗教中立。公务员录用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军公警人员不享有任何特权、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三大代议机构和对人民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权委员会，纠察一切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基本安全，伸张正义，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者的权益，保障弱势者话语权。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和代议机构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地域平等：废除户籍制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制度，结束城乡二元体制，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地域平等和个人平等。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打击、取缔反普世价值、制造社会仇恨、煽动和发起针对特定人群实施暴力的组织。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国家机器应该保护一切合法的集会、游行示威、表达诉求的行为，保障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利，保护参与者的安全与权利不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威胁、阻挠。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政府应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监督，为媒体调查报道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对揭黑批恶、为人民发声、理性公允、新闻价值高的媒体，应提供经济补助与安全保护；保证各领域各阶层都有充分的话语权，避免相对弱势者因社会地位低、相对贫困等种种障碍而话语权不足。也就是说，不仅要保障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也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被社会听到，保障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话语权的不失衡，避免“声高即有理”。对发生在现实与互联网上的危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违法犯罪言论，应依法惩办，保护遵纪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受他人或组织干扰和威胁。

12.宗教自由：在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无排他性与危害性的宗教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13.专家治国：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专家院应有来自教育、传媒、科技、法律、经济、外交、社会运动、宗教、环境保护、医疗、文学、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界学者组成，负责涉及以上领域宏观和微观事务的政策制定、建设参与，全面推动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理性化。专家治国也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14.教育改革：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改革高考，要加强人文教育、法治教育，增强人文教育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公民分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现代公民。改革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制度，在大学推行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家庭条件下的教育公平，努力促进起点平等。在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提高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优质性。在各行各业普遍推行文字与实践结合的考试形式，在人才选拔上尽可能做到量才录用，提高各行业工作人员基本素养、工作质量、工作效率。

15.文化政策：坚持“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废除文艺政审，让文学艺术创作摆脱政治束缚；对反映社会黑暗面作品的创作和发布不应有任何阻止，且应对优秀且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此类作品创作者发放补贴和提供便利；对于反普世价值如鼓吹专制复辟、挑动族群对立、鼓吹歧视与仇恨等类型的作品（不包括为反映历史和现实真实，包含以上残酷事实的作品），应依法惩处。

16.科技立国：把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科技实用化作为基本国策，以科学理念为纲、科技手段为目，推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培养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轴的制造业、以智能化人性化公平化为特征的服务业；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行政、司法、治安等各领域的发展水平、服务质量、透明度。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不极端和偏废；明确落实国家、各级官员、企业和个人各自须承担的相应责任，坚持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推动环境保护的法治化和系统化。

18.军事改革：军队国家化，将军队由“人民解放军”改名为共和国军。军人应忠于人民，遵从人民议会与专家院的决策与调遣，在日常保持中立。依托科技提高军队战斗力，提高装备水平和质量以代替人海战术，大幅裁军的同时大幅增添武器装备，扩充核武力量至适当水平，建成与国力及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力量，逐步建设为第一军事强国。在裁军基础上极大提高军人尤其各级军官人文素养，加强军内普世价值教育，改造军人因特殊身份和环境而特有的丑恶习性，促使军人树立进步主义价值观、养成文明友爱的言行方式。加强军队内部人权问题纠察，打击个人忠诚行为，允许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对非军事机密领域进行全面监督，保护军人权利和军人之间的平等，打击一切形式的军中暴力、欺凌和虐待行为。军队两大核心任务：对内保卫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与世俗主义，对外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权、公正与自由，成为捍卫人类文明的灯塔，做好随时向全球出击的准备。

19.经济运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保障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如打击不正当竞争、遏制垄断、保护劳工权利、扶植高新科技产业、提供经济信息指导与危机预警等方式，使经济运转更加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人道和谐、经济收益更具普惠性。在产业结构上坚持以制造业为本的实业兴国原则，通过政策引导和国家强制力遏制投机活动，尤其严控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防止产业畸形下泡沫经济的泛滥。

20.分配政策：实行以创造价值与劳动强度为主标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以减少剥削、遏制贫富分化为重要目标；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并与社会保障体制衔接起来。

21.财产保护：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创业自由，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行为；设立代议机构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保障资产公平合理的分配，提高使用效率；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分配公平和集约使用，切实保障公民尤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22.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税收征收和使用更具公平性、透明性、定向性；税法修订和税的征收须经代议机构认可。增强税收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的作用；建立细密而完善的收入申报与税收稽查系统。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服务为主管理为辅，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23.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质量，向福利国家迈进，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让每一个国民都有条件选择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废除一切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追缴原统治集团特权所得，推动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24.劳工权利：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广义的工人阶级的权利，覆盖各性质各行业的工人、职员；支持工人组建独立工会、推动工人自治和职工民主化、保障工人罢工权利；建立中立、高效、有实权的劳动仲裁机构，职权与法院相辅相成；设立细致的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打击各种各样的职场歧视和欺凌行为；旧农民工、农业工人一律与城市产业工人、第三产业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基本保障；在代议机构、舆论界，要保障工人有充分的话语权。

25.扶弱平权：国家对女性、LGBT群体、身心障碍者、少数族群、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应积极保护，尊重相应群体合法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细致、认真倾听弱势者的诉求，为弱势者提供必要的法律、物质、就业、教育、舆论、生活等方面的支持、援助、保护、救济，保护弱势者不因其相对弱势而受剥削、歧视、虐待等不法侵害，能够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安度人生。在对待弱势群体时，要充分尊重弱势者本人的意愿与选择。除人权外，动物保护也应纳入公民运动议程。在推动平权政策时，应采用大众易接受的温和方式，如重视反歧视教育、慎用配额制。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要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整体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与文化教育和人权维护相承接。

26.社会革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补充，更是走向伟大社会的必然要求。人民政权应该支持人民在政治革命胜利后，继续与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做斗争，对行政、司法、家庭、社区、教育、青少年、医疗、养老、科技、互联网、就业、环境、军务、宗教、黑帮与私会等各领域、各群体、各社会单位存在的本质性、结构性、微观性丑陋黑幕，进行调查、分析、批判、改造，破除各种精致利己甚至因私为恶的利益集团的帐幕，铲除恶势力，保护人民尤其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尊严，最大限度减少人类受到的伤害和痛苦，使每个个人得到更实质的平等，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幸福。

27.地方治理：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域不同情况适当放权，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区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以制度性和系统性措施反对和防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同时有效和公平的处理各民族及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发生大规模骚乱、系统性侵犯人权、政治垄断、压迫、动荡、腐败的区域，中央可收回下放的权力，由中央直辖并派专员保护受害民众、动员人民重建地区。将香港、澳门建设成远比现在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城市。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将更加自由开放的制度和文化带给台湾人民。致力于将中国全境置于民主宪政、文明进步的覆盖之下，并普照四方。

28.国际责任：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为基准，平等公正的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联合各进步国家使用各种手段捍卫世界人权与文明，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充分的努力与牺牲；共同和积极应对包括气候灾变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各国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在合作与融合中迈向“世界联邦（性质类似欧盟）”。

2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授予荣誉，并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释放一切在新政权法律下原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政治犯；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一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宽宥、赦免、轻罚愿意改过自新者（应占现体制内人员的大部分），让旧体制中本质善良、没有重大且或主动犯下大罪者参与新政权，重新服务人民，共同建设新国家；另一方面，严惩旧政权中对人民和国家犯下重大罪行的领导人及爪牙，对恶贯满盈的统治集团高层人物和直接执行者（尤其是黑恶势力骨干），处以极刑；没收旧政权统治集团中特别凶残恶佞者及同类性质爪牙的一切非法所得（留下其部分财产作为未犯罪家人的生活资金），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并补偿受害者、用于广大人民尤其弱势群体的救助及福利保障；向全世界发布通缉名单和派遣人员，追缉那些占比极低、但对人民犯下特别不可饶恕罪行的罪犯。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注：我关于《人民宪章》及《零八宪章》的一些话。 《零八宪章》当然是一篇很不错的政治宣言，但细究的话，个人认为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大致说来，《零八宪章》有三大问题，且基本都在“主张”那部分：

1.缺失部分必不可少的应涉内容，如文化政策、人才选拔问题、收入分配政策；

2.部分主张过于粗疏、重点偏离，如经济制度、选举与代议制度、教育制度与政策、民族问题、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3.整体政策较右倾，缺乏中道与左右平衡。

右倾主要体现在，1.财税改革部分，强调减税原则，显然有违宪章的中立性（不应规定具体是加是减）；

2.宗教自由部分，“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必经登记……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过于放纵宗教活动，易致违法宗教和邪教活动泛滥（如日本奥姆真理教、美国大卫教派），欧洲都不会这么做。

3.缺少对收入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节制资本与反垄断等方面的描述，相反却提及和强调对私产保护、私有化政策、降低金融门槛等右倾政策；

4.没有提及劳工权利和工人地位问题、农民工出路问题；

5.没有提及女权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权益保护问题；

6.整体主张重自由轻平等、重放权轻秩序。

因此我在《零八宪章》基础上，将《零八宪章》原文复制过来后，直接在上面修改的。

整体上，我将改良建议改为革命呼喊，将较右倾改为较左倾，将只强调制度建设改为制度与思想启蒙并重，将较宏观的建议架构改为宏观微观兼顾。

前言部分，根据10年来中国的变化做了部分改动。

基本理念部分，我把平等放在首位，并增添了对平等的诠释。将“法治”从“宪政”中拿出单列，而且我认为法治比宪政涵义更广、内容更具体。

对自由、共和、人权理念增加了一些解释，并且强调了自由的两面性和需约束性。

当然，相对于前者，我写的比较繁杂，用词也不很准确。我只是为了以此表达个人的主张。

具体主张部分，关于基本政治架构，既然把改良改为革命，修改宪法自然没有必要了。而政治架构，我基本按自己的思路重新编排了

人权保障方面，我将人权委员会修改为更独立的专职机构，并强调倾向于保护弱势群体；

各项自由方面，我将前者更多强调自由转为自由与秩序并重，增加一些必要的限制。

公民教育方面，我扩展为教育改革，细化了公民教育内容，增添了关于人才选拔问题的诉求；

增加了专家治国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文与社科领域向更复杂和细密方向发展，更需要人道、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决策，并防范日益严峻的民粹主义与威权政治浪潮的反扑。

经济领域，我将经济制度和分配政策单列，建议实行相对左倾的经济政策，效仿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国家适度干预遏制垄断、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的普惠性和分配公平性；

社会保障更强调平等，反对特权、减少平民的贫穷和苦难；

此外增添了保障劳工权利和弱势群体利益、促进平权的内容和具体主张。而且在这些领域，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还要有合理的手段，让制度上的保障和平权更易被大众接受、真正有效实现，以及最大程度让弱势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增加社会革命主张。我认为政治革命只能改善大环境，但社会各具体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还要通过更细致和有针对性的社会革命改变；

关于地方治理，相对于前者强调自治，我主张集权和分权结合，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

国际关系方面，我认为中国应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和使命，不应放任国际秩序的丛林化；

转型正义方面，我主张区别对待旧政权成员，但总体上更加重视正义、文明。

结语部分，我认为相对于2008年，中国处于更深重的灾难中，而且不仅在于政治制度，更在于人心的败坏。因此多了有关国民劣根性的阐述和批判，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关于改良的主张自然也改为彻底变革乃至革命。

我行文匆促，且仅为草稿，内容多有粗疏浅陋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我写这个《人民宪章》，也是希望自由派能够更多关注微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而不是只看宏观的。如秦晖教授所说，治学既要避免饾饤化，也要防止空疏化。但现实是，平民、自媒体、野鸡学者饾饤化普遍，专家学者空疏化严重，自由派也是如此。这就严重制约了将理论投入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的良性循环。

革命家、学者、社会运动人士，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但我总是看到，许多自由派有的空泛喊口号和谩骂式发泄，或者盯着一些极端的个案甚至谣言借题发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只破不立。相反，却不能把理论结合现实，系统的讲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思想和言论普遍没有建设性和可行性。

另外，以上这些人也需要对中国社会各种具体问题都有大致的了解、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结合自己的学识给出具体的评判和建议。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足够将国内民众吸引住，让他们看到耳目一新又切实可行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并接受方案中蕴含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理性思想，达到动员人民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理性探讨，共同为中国改变与进步而努力。

2019年10月26日暨共和历228年雾月鹅日修订、汇编、总结

对中国“公知”/自由派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简单归纳和述评

中国的主流“公知”不仅过去和现在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代表，未来也很难在中国得势。原因除了不言自明的因素，还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很多人只注意到“公知”反体制、骂政府、亲西方，没注意他们具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看，他们大多数都是右翼，一部分是中间派或无特定左右立场，只有一小部分是左翼。而且这一小部分左翼，主要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对于平等更强调自由（虽然相对比右翼更强调平等）。

比“公知”们支持什么更能反映其价值观和立场的，是他们反对什么。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

他们其中起码很大一部分（至少三分之一）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或者他们只关心如小贩夏俊峰、农村服务员邓玉娇这样的个案个体，但是并不想给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系统性的权利和保障，仅仅是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虽然这也比政府强，政府连他们自谋生路都不允许）。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称左派且的确有些左派观点的，同样持类似立场，其仅仅在国外议题等各种与自身利益无关问题上左倾，但涉及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议题时，就变成维护自己和亲朋好友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了，如北京户籍、与满清后人有密切关系的“公知”杜延林。

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信徒，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而非大多数国家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那样是倾自由派开明派的），有些知名“公知”甚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领袖，观点和立场极为保守，保守顽固程度与塔利班“不分伯仲”（甚至在理念层面“更胜一筹”，只不过没能力像塔利班那样付诸实际）。而“公知”中的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同样很多是保守派（虽然有时表现出进步自由派一面，但仅仅是为了反中共而非从头到尾都是进步自由派），而且还有强烈的反“大一统”和分离主义倾向。

另外，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大多数“公知”是反对革命的（所谓“告别革命”。而鼓吹“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是少数极端者，而且大多数是出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愤怒、和一些具体人的恩怨仇恨，而非为了正义的革命、伟大的理想。甚至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一边要杀对头全家，一边同时反对革命），起码反对进步主义性质的革命（反倒支持一些反动的暴力，例如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变、皮诺切特政变。上述那些主张“杀全家”者，有些的确出于意识形态，但其实他们是想杀阿连德聂鲁达们，而不是藤森魏地拉之流）。他们中大多数也都对“左”非常厌恶或至少不感冒。

这样的价值观和立场，就让他们注定不能得到大多数国人的支持，起码得不到那种积极的、强烈的、具有行动力的支持。这反而值得庆幸而非悲哀，说明人民还是有朴素的是非观（那些既得利益者和被政权洗脑而反“公知”者除外）。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再简化一点，“公知”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最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大多数中国国民潜在的、正常的情感与诉求，也与当今的历史阶段及现实环境所要求的选择方向相悖。

他们不强调劳动人民的疾苦，不在乎国家民族的尊严，甚至很多“公知”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要痛恨阶级反抗，逢“左”必反。在民族问题上甚至很多就是逆向民族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却支持对立面的民族主义，例如这些人对港台的本土主义非常理解同情甚至强烈支持，再看看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之死引发的“公知”集体号丧，以及2016年来对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国族/种族/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支持）、心灵卖国贼。

除了这些，中国“公知”还普遍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常识都严重匮乏，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差（甚至有些人不是差而是完全“失能”，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逻辑和依据，充满着矛盾和双重标准，并且对各种阴谋论笃信不疑），不能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正确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公知”的这种低素养不仅普遍，即便是得到国内外最顶尖荣誉、影响力极大、备受赞誉的那几个“公知”（个位数的那几位，是特指不是泛指。最典型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不例外甚至还很严重，其各种文章和言论中的事实错误和价值观错位比比皆是。

中国当代主流“公知”如此的价值观和立场，能成事吗？如果真的得势掌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尤其各种弱势群体是好事吗？

那么正确的方向和做法是什么？三百年来法兰西乃至整个欧陆的启蒙先贤、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至今美国倾向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和理性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四十年来韩国从街头到法庭再到政坛奋勇抗争的进步派，已经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为后人铺了走出蒙昧的前路、做了冲破黑暗的示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这些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开拓更加伟大前程的先导。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那些“救亡启蒙”者，也早就践行过整体正确、大部分局部也正确的路线。虽然从后几十年的结果看，中国好像因此出了大问题乃至灾难，尤其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弊病，但不能连孩子带水一块泼出去，更不能忽视其实“救亡启蒙”是取得了很大成功、是对国家和人民及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积极作用的。之所以出现灾难，是一些偶然的（中共控制大陆全域和一党独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立场和选择）、外力的（日本侵华、苏联干预、美国勾兑）作用造成，不能因此否定“救亡启蒙”的正面意义。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摒弃“救亡启蒙”而是继承和发扬。

如今中国的主流“公知”背弃人民大众和国家民族，对中外先贤的先例与遗产嗤之以鼻甚至大加鞭挞，更与时代发展中正确的潮流及世界大势应行的方向相悖，反而去拥抱一些早被先发民主国家乃至一部分后进国家知识分子抛弃的陈谷枇糠。如果不败，义理难容；如果得势，对中国和世界，将是另一种灾殃。

首先，我认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专制中国还是民主中国，都应该尽最大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保卫领土的完整。

但是我们需要承认，专制中国下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都生活在痛苦中，一些少数民族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国内各民族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利益纠葛及因之发生的冲突，这些利益纷争乃至流血冲突让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深受其害、痛苦不堪。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与表达均被压制，双方都认为自己吃亏受屈，矛盾和冲突越发严重，时而发生惨烈的杀戮，如维藏恐怖分子建国以来成百上千次的暴动和恐怖袭击，以及中共主导的“再教育营”等大规模迫害行为。这些悲剧让民族之间的仇怨更深，民族和解共生越来越难实现。

而未来民主中国，虽然结束了专制，但民族问题很难有效解决，相反很可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副作用，导致民族问题更加公开化，继而激化冲突、助长分离主义的气势和影响。主体民族汉族人口虽多，但在边疆地区并不占绝对优势，无法彻底压服和同化少数民族。如果汉族为主体的民主中国不想失去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想维护国家主权，而少数民族又非常强烈的要求分离，几乎必然导致血流成河。即时汉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继续做出极大让利让步，恐怕也难以遏制少数民族尤其维藏民族的分离倾向，且各种让利让步继续严重伤害汉族尤其汉族平民的利益与尊严、损害汉族与少民及汉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即便那时民族问题如此严峻，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在穷尽各种手段无法达成统一共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各自做出让步，实行“半部分离”，尽可能和平分手、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尤其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发生。

“半部分离”，就是将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区域一分为二，一部分归汉族主导的民主中国，一部分由少数民族独立出去建立新国家。这样，仍然保证了汉地及边疆的汉族聚居区的完整统一，民主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汉族利益没有折损太过，又给了少数民族梦寐以求的真实独立，最重要是避免血流成河和旷日持久的矛盾。

具体说来，在新疆，北疆大部和现建设兵团大多数城市（如奎屯、石河子）归汉族的民主中国；南疆大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尤其维族占多数的部分地区归维族为主体的新国家。乌鲁木齐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但设置为自由市，允许已成为外国公民的维族拥有永久居留权。喀什等新疆各战略要地全部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即便喀什等地维族占人口多数），以保障民主中国国家利益。作为补偿，重要油田及资源产地（如克拉玛依、哈密）可归维族国家所有。对划入维族国家的汉族和在汉族民主中国的维族进行人口置换。

在藏区，原安多、康区归汉族所有，卫藏地区归藏族，拉萨作为藏族国家首都。涉及中印地缘战略利益，西藏不得引入外国军队驻扎，否则汉族民主中国军队有同样权利进驻独立的西藏。雅鲁藏布江等重要水流资源归各国共有。

在内蒙古，推行蒙人归蒙、汉人归汉策略，国际社会和汉族民主中国政府应提供一切方式帮助蒙人迁移入蒙古国。内蒙古地区除少部分由蒙古族占绝大多数地区并入蒙古国外，绝大多数内蒙土地归汉族民主中国。这也是根据现今内蒙各地民族构成设计。

东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东北，满族和部分满族化（或内心认同为东北人超过认同为中国人、对关内人有强烈的敌视）的汉族，可在所在县市参与公投，决定留在汉族民主中国还是建立并加入新建的独立国家。对于独立出去的区域，从此汉族民主中国和对方国家相互间再无任何责任。东北地区认同作为东北人高于认同国家和汉族的人从此获得真正独立，并可以国际通行或任意价格对汉族民主中国出售资源，但买卖自愿。但是同时不再享有与中国主体统一时得到的巨量财政转移支付、巨额政策性投资和输血、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补助与扶持。教育医疗养老全部自负其责。进入汉族民主中国需要护照和签证，如发生武装冲突以敌国国民待之。至于东北和关内历史上的恩怨旧账，当然也可以算一算，看看究竟谁欠谁的多，然后把旧账了结。

如认同汉族民主中国，可经审查后加入汉族民主中国，但是要遵规守纪，认同中华礼仪教化，不能里通外国搞破坏，不能抱团组建类黑社会团伙为非作歹，否则法律制裁，有些可经审查后人道的驱逐出境，让其去找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致的同类。同样，投票归属汉族民主中国的东北地区，也仅仅享有作为中国一般国民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而没有现在的各种特权、变相和隐形特权。否则，请离开。

在台湾，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兼汉族、大中华意识强的人加入汉族民主中国，拥有包括台湾北部大部分地区（台北除外）和澎湖金马；台湾本土主义者占据台北和其余地区，台北作为东亚自由市，不设防。

对回族，认同中华文化和汉族意识强于伊斯兰主义及回族自我认同的，加入汉族民主中国。不认同中国和汉族或认同度低于其宗教及回族民族认同的，一律迁往宁夏和陕西甘肃部分地区，允许其在这些地区建立独立国家，首都可为银川。但西安、兰州及陕甘所有大城市均归汉族民主中国所有。

其他西南诸民族，可根据其意愿在汉族中国内部建立自治市，也可聚居独立或移民出境，但聚居地汉族人口占30%以上者，必须一分为二。少民低于50%的聚居区居民须迁往其他独立地区。

香港一分为二，支持独立的本土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各占半个城市，可相互迁移也可不迁，双方居民凭证可免签来往。

澳门地域虽过于狭小，但仍有多个岛屿，也可一分为二，但考虑到支持一个中国的占大多数（估计未来也是这个比例），如独立意愿不强烈可不分裂。如分裂可仿照香港。

除港澳台外，其他“半部分离”的地区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或认同地域大于认同国家）须进行迁移，各归各国各自过日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除非涉及到己方利益，但也不能随意干涉而应用合法途径和国际调停）。

当然，所有分离地区不再享有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任何待遇，更不再有任何转移支付等“惠x”措施。

另外对于已经既成事实的跨族婚姻，双方协商好可选择一方，被选择的国家须对其如普通国民般平等对待。混血可根据自我认同选择，这种家庭和个人可跨境走亲会友，但不能做破坏国家利益之事，否则只能选择去另一边或者第三国。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民主后血流成河、双方疯狂互相仇杀，或陷入旷日持久的各种基于民族或非民族的利益冲突，导致仇恨累积和加深。即便没有发生这类大规模杀戮，“强扭的瓜不甜”，硬让大家待在同一个天天相互“家暴”的“大家庭”，谁都感到痛苦压抑。

而且，这样的分离方案最大限度同时照顾了汉少双方利益，汉族得到了一个几乎完全汉族化的单一民族国家，不用担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也不用压抑汉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诉求，不用在专制牢笼和“中华民族”的虚壳里苦苦挣扎，可以尽情弘扬汉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和地域分子则如愿以偿的得到了真正独立，有了自己的国家，想怎么做怎么做，不侵害别国别族利益可以随便折腾。

这样做最大限度隔绝了对立双方，以后大家互相是外国人了，按国际规则处事，一切利益明算账。尤其对汉族来说，让最为困扰中国的内部民族问题得到几乎彻底的解决，地域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这也有利于让民主法治和民生建设不被民族和地域问题掣肘，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专心发展。国家的领土如人身上的骨肉，本来的确珍贵，如割让则痛苦不堪。但如果骨肉上长了瘤子，反而应该及时割去而非令其扩散传染、天天痛不欲生，更不应该把恶性肿瘤当成雄健肌肉炫耀。

对汉族来说，需要考虑的不是960万平方公里“一点都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少数民族分离权利的同时，将所有汉族人口占主导的地区划入汉族民主中国，以及如何团结起来对付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这些国家。至于一些极端分子主张的“留地不留人”暗示屠杀和驱逐，既情理不容，也现实不可行。

不可否认的是，分离之后的这些区域，尤其新疆、西藏、东北，几乎必然对汉族民主中国持非常敌对的态度。即便对少数民族地区涉及战略利益的区域，实现了有利于汉族民主中国的划分，但这些区域大抵还是会想方设法通过例如引入外国驻军等方式对抗汉族民主中国。至于分离之前的各种协议，分离时白纸黑字的条约，大概都会成为废纸。这是不可避免的、必定会发生的现实。

汉族人民要居安思危，不要忘记白登之围、靖康之耻、扬州十日、蒙元破临安、突厥攻雁门、吐蕃入长安，更不要忘记蒙元和满清共计三百多年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近代日寇入侵使汉族几乎亡国灭种的惨痛历史。直到1937年11月之前，都没几个国人会预见南京大屠杀，反而认为古代史上频发的屠戮已是历史的陈迹，不可能在文明时代再次发生。可是它就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发生在已经是现代社会的20世纪，数以万计寄托着民国希望的精英栋梁、代表着中华未来的青年男女，惨烈的死在了异族的暴虐与凌辱之下。不要忘，不要忘，不要忘！否则，下一次同样甚至更惨痛的悲剧会再次发生。

未来的汉族民主中国，因为和周边国家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和长久的历史仇怨，很可能面临比当今包含56个民族的专制中国更严峻的形势。几千年来异族对汉地的威胁、袭扰、入侵、破坏，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有根本改变。

因此，汉地十八省及边疆的汉族聚居区的汉族人民，要团结勇敢，紧紧的联合为一体，唤醒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组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外务问题上一致对外，捍卫汉族民主中国的安全与利益。这不仅要在中国民主化成功、与边疆少民区分离之后做，现在就要预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保障民权促进民生，才能让汉民族团结互爱，共御外侮，而非人心离散和自私叛卖。汉族民主中国应效仿大革命后的法兰西，以自由平等博爱凝聚国人之心，将民族独立自强与国民民权拓展和民生进取融为一体，而非专制中国这种“国进民退”、“国强民疲”（当然现在已经是“国民皆退”了）。

而国民也要明白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福利保障与公民义务是不能割裂的，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扩军整武，参与研发使用高新军事科技、男女全民皆兵（预备役）保卫祖国。这不仅是情理和法理上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汉民族历史上的各种悲剧，都在告诉我们“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力的”。北宋东京汴梁的百年梦华，在异族铁蹄下轻易的化作残垣断壁，南宋的临安百余年后也终入敌手，多少细密经营皆成虚话；民国“黄金十年”兴盛的工农城建、崭新的文教医疗，也在几周内被更替为人间炼狱，菁华一炬。北宋也有花石恶政，可猛安谋克直接让汉人成为奴隶；民国“满耳是大众嗟伤”，但日军更是带来屠城三光。

不完美的祖国的确某种程度是枷锁，但是也是保护人民不受更大灾殃的屏障。每个国民都应该积极去建筑和捍卫有形无形的、血肉铸就的钢铁长城。

面对周边敌对的各国，要一手弘扬文明、论讲道理，一手富国强兵、骁勇善战。“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面对畏威不怀德的异族，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尤其军事实力，汉族民主中国的繁荣才能保全，汉民族的文明才能持续。

面对独立出去且敌意浓厚的新疆、西藏、东北、回部，以及日本、印度、俄罗斯这些宿敌，汉族民主中国要折冲樽俎、巧妙应对。如果大家要和平发展，就春风化雨的交流共融，以德待人；如果被这些境外势力挑衅攻击甚至联合入侵，那就放下美酒举起猎枪，让四京四州化作列宁格勒般英雄城市，胜则再现汉唐荣光，败则不失崖山之节。如果遭遇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袭击，那中国也要对等还击。若国际社会合理调停，就争取和平；如果国际社会拉偏架甚至支持对中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互斗、试图旁观成败坐收渔利，那中国就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冬天和生化劫难中吧。

汉族民主中国也不应孤立于世界而应广交盟友。对朝韩、越南、新马等早受中华文明浸淫、后因专制陆沉疏远中国的国度，要以博爱之暖而非机舰之凛争取其心，并尊重其独立自主，可为友邦而不可行吞并霸凌。美国和欧盟是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力量，中国应该亲近而非疏远。拉美和非洲的解放，中东的和平，中国也可助一臂之力，共建正义的世界联盟。远交善友近御恶邻，扬弃传统外交理念，遵守现代国际规则，行事有理有节，汉族民主中国才能坚韧的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一切，要早做准备。否则，到天下大变，祸乱已成时，悔之晚矣。

                                                 
                                         2022年7月17日
                                    共和历230年获月小麦日

简谈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兼论诸多相关问题）

 2017年至今（尤其2019年以来），由于中国政府/中共政权（以下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称呼之）在新疆广泛设立“再教育营”及使用其他大规模拘留手段，关押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的人群，引发了国际广泛批评和巨大争议。

该问题十分重要且敏感，因此争议极大。我个人以有限知识做些简单分析评论，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再教育营”争议及相关问题的个人建议，并希冀于或许可以对解决相关问题起到某种作用。

 “再教育营”设立的概况与背景

 首先，是“再教育营”及类似设施与各种拘押措施（以下以“再教育营等”概括称之）的概况。综合各媒体、研究机构等处信息，“再教育营”等共计关押了数十万至上百万人，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而这些“再教育营”处于完全的封闭状态，没有西方媒体可以独立进行采访，也没有其他任何非中国官方许可的人员可以探访。而监狱等其他关押场所也都如此。

而设立“再教育营”及大规模拘押政策的背景，则是新疆在数十年来尤其2008年后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以及可以追溯的更久远到数个世纪以来新疆的维汉回各族冲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冲突，还有与之相伴随的“新疆独立运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疆独”）。在较晚近的冲突和暴恐事件中，最突出的是2009年7月5日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据报，该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受害者大多为汉族非穆斯林。2014年发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虽造成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因发生于远离新疆、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内陆而备受关注。在各暴恐事件中，受害者大多均为汉族非穆斯林，以及一些亲政府的维族人士（包括许多维族公务员和警察）。

而这些暴恐事件，也正是成为了设立“再教育营”的导火索和辩护理由。除了暴恐事件本身，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理由或者因素。其中最主要两点，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

自17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已成为现代国际系统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组成要件。主权国家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无论哪种国家，都强调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权和领土是国家的基本要素）。虽然此后也有民族自决原则，但民族自决原则长期以来在现实中是低于既成主权国家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的。虽然到了20世纪至今，人权及民族自决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仍不如主权国家维护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程度优先。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均是如此。因此中国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为由反对“疆独”及相关言行，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

另一个因素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盛造成的威胁。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近现代社会相伴相生，一直困扰着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停留在思想和口头，还有实际的行动，即所谓“圣战”。“911事件”无疑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造成实际危害的典型案例。同样，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坚决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也都有使用暴力手段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但是在具体对待不同程度不同情况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力度和优先性也都不同。但无论如何，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为由反对暴力恐怖袭击和相关预备工作，也是有充分理据的。

“再教育营”合法合理合情吗？

那么，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设立包括“再教育营”等形式大规模拘押维族穆斯林等群体，就是正确的吗？

事实当然并非这么简单。首先，中国的“再教育营”并非是关押暴恐分子的（那些暴恐分子都在监狱等其他场所或者已经死了），而是关押并未直接参与制造暴恐事件的人。据各方消息，“再教育营”关押的主要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可能有关联的人士。而这种“可能”则是指政府认为其有相关思想和行为迹象的人。而这些“迹象”或者“关联”包括但不限于接触宗教信息（包括阅读《古兰经》）、表现出虔诚的信奉宗教（例如频繁出入宗教场所、不抽烟不喝酒）、与海外亲友有往来、赞赏他国政治、妇女超生、似乎有预备暴恐迹象（如给汽车加过多汽油）以及“两面人（维族穆斯林等体制内人士被认为对体制不忠诚假忠诚）”等。而且并非说这些人一定做过以上的事或者表现，被怀疑有以上行为及表现，同样可能被关进“再教育营”。在这样的政策下，包括维族穆斯林官员、学者、艺术家、白领、工人、农民、学生等诸多职业和特性的人都被关进“再教育营”，且占到新疆维族穆斯林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

第二，这种拘捕关押并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是使用非常手段或者说就是非法手段实现。也就是说，这种拘捕关押往往是在没有充分证据（或者完全没有证据）、被捕者不一定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就进行的。

第三，“再教育营”是对外高度封闭和保密的，除了得到特殊批准可以进行探访、采访外，一切对外保密，外人很难知道里边完整具体真实的情况。而且，西方国家曾提出派官员记者及各种观察员独立探访调查，但是被中国政府拒绝，中国只接受带有附加条件（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有中方人员陪同）的探访。

第四，关押多久、何时释放、怎样才够释放条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而是非常主观的，受是非本身以外因素影响的。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再教育营”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显然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这种大规模和有针对性的、缺乏程序正义的、封闭不透明的、长期的拘押，必然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而且这种加害方主动制造的高度不透明下，任何人权侵犯指控都应有一定可信性（虽然未必真的完全可信）。

当然，对此有许多人做辩解，除了矢口否认有以上情形的，还有各种其他辩护方式。典型的，如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暴恐分子、如果不拘捕会有更大麻烦，会变成车臣那样，或者西方频繁遭遇恐怖袭击的情况；认为同情他们就是对暴恐受害者的不尊重；认为这种辩护是虚伪自私、自己挨炸就不会这么说了；认为我太天真，不知道种族宗教暴力的残酷性零和性，空谈不切实际的人道人权等。

这些问题我都可以做出回答。

首先，无论如何，对等性原则应该放在首位。所谓“对等”，就是在合情合理、反击性目的前提下，对对方敌对的思想、行为做出适度的、类似的、成比例的反应，不应该过于超出某个符合情理的范围。无论多少维族穆斯林内心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实际行动的只有那占其人口极少数的暴恐分子及其直接协助者。对于直接参与者当然可以有力惩罚，但是不应该大规模波及虽然可能对暴恐分子行为有同情和某种程度掩护，但并未直接参与暴恐行为的人，哪怕他们属于某种类型的敌人。除非，他们以前对我们这样做过（虽然按某种道理也不该这样）。

即便不谈那些和暴恐完全无关的人非常无辜，即便或许被动参与对暴恐分子进行某种掩护的人，也不能超出限度惩罚。不错，在暴恐行动中，维族并没有做到每个人都完全“割席”（虽然其实大多数是“割席”了的，没有多少人真喜欢恐怖主义，也不认为这能带来好东西），也不应该施加过度惩罚、波及太甚。

就像南京大屠杀，的确存在中国军人藏进民宅、被平民掩护的情况。但是，这不能成为日军在南京大规模杀害和强奸平民的理由，也不应该杀害战争中投降的俘虏，起码那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杀戮和强奸是绝不可接受的（当然这不是说偶然事件就能原谅，但是程度一定有分别）。

当然，新疆“再教育营”的侵害是远不如南京大屠杀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再解释），二者不在同一层级。但是，这种大规模波及和人权侵犯，仍然是罪恶的，需要被谴责的。

事实上，在新疆暴恐事件和维汉冲突中，维族仍然是相对更加受害的一方。不谈连带的各种从歧视到任意拘留乃至杀害的影响，直接暴恐冲突及后续中，维族也相对受害。大家当然看到了“7.5”事件中维族穆斯林暴恐分子的残暴，但是其实忽视了该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力平息措施，杀死和拘捕了数百至数千（甚至更多）恐怖分子及嫌疑人关联人。除了被军警直接杀死的，其余悉数被关进监狱。有些被判处死刑，有些则是被判处长期监禁。那些未被判死刑的未必比判死的更幸运，因为他们普遍遭遇了残酷虐待。这些人被称为“危安犯”，在监狱中是被最严厉对待的罪犯。据一些出狱的非“危安犯”口述，“危安犯”在里边往往被残酷殴打，打骨折之类很普遍（别打算得到良好治疗或者干脆就不会治）。当然恐怕还有更加没有被注意的残酷虐待，只要把“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虐囚程度乘个十倍百倍就行了（当然这是比喻）。此外，在未发生暴恐事件期间，同样有许多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罪犯和嫌疑人被杀死或者拘押，这样的数字应该是惊人的，遭遇也和那些暴恐后的恐怖分子和嫌疑人差不多。

说白了，对于那些暴恐行为，中国政府、军警已经替以汉族为主的死难者报了仇，而且杀死和弄死弄残的是受害者数量许多倍。所以，从“对等性”上汉族及其他受害者已经“赚了”，所以还有必要再加码报复吗？还要怎么样才够呢？（当然上面这些话是很冷血甚至“反人类”，但是也很符合情理）

当然肯定许多人认为那不够，一个无辜的暴恐受害者死，几千几万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的人命都不够换。这感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好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已经是最大惩罚（且文明社会已明令禁止）了，再加码就是畜生了。即便加的码没纳粹、日本鬼子那么残虐，而是现在这种程度，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当然知道“对等性”这东西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但是更要维护，且并非无效（相反很多时候这种“对等性”原则减少了许多杀戮，从古至今都是）。

第二，暴力征服、超过限度的强迫，不会带来真正的臣服，只会增加仇恨和促成反抗者的向心力，还很可能招致极为剧烈的反弹。民族压迫是痛苦的，人权被侵害是痛苦的，民族压迫加上人权侵害那是更加痛苦，是凌迟之痛可相喻的。中华民族、汉族历史上被多次暂时征服，受过从北方到东西两洋的诸多民族的入侵和伤害（虽然每次程度和具体情况不一样，历史阶段也不一样），应该对此感知最为痛彻。

所以，指望永远用暴力压服维族穆斯林？这是否可能呢？这样做的确在中短期内制止了一些恐怖主义，但是不可能永久阻止，相反，这只是为更大灾难制造祸根（虽然现在仍然有可能避免）。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十世可复仇乎？百世可也”并不是只有汉文明才有的骨气。我说这些并不是说鼓励一定要搞仇杀，也不是说未来完全不可避免，只是强调暴力征服从根本上的无效性。

还有，有些人“跪久了站不起来”，习惯了牢笼般的生活，不代表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如此。人虽然欺软怕硬，但是也普遍知道是非善恶。的确，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对你好甚至还恩将仇报；你对别人坏但是你有权有势有各种压倒性优势，可能受害者还会“跪舔”，可其实更多情况下仍然是好换来好，恶换来恶。还有，一时半刻（哪怕放在历史上是十年百年）的得失不代表永久的得失。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暴力征服（不包括自卫反击和有节制的占领与报复）是不对的、不对的。只要维族还有一个人，地球还存在一天，早晚会翻案的（同样的道理，汉族也一样）。

相反，不去暴力征服或者有限度的压制，虽然短期可能免不了恐怖袭击，会有人受害包括死去，但是长远未必是坏事或者起码不比把事做绝要好。维汉本来没有难以化解的血仇，现在倒是加上了一笔可能变成难解之仇的账。

第三，追求绝对的“完美”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且这代价的承担者往往是更多无辜的弱者受害。极权、强权在某些目标上的高度追求，往往是以牺牲其他利益尤其人权为代价的。从秦始皇修长城的累累白骨，到苏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惨烈死难，都反映了极权不惜代价达成目的的残酷。而这些毕竟在功过上有争议，然而还有些则明显得不偿失，例如最近新冠期间中国封城和隔离的影响，不说别的经济社会和人权伤害，仅仅导致很多人耽误就医问诊和破产自杀、收入减少各种压力痛苦下寿命缩短，恐怕都是新冠造成类似的死亡者数量的许多倍。

反恐问题也一样。为了让恐怖袭击“清零”，就把一个民族中很大比例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通通关进其实就是集中营的“再教育营”，伤害的人权又比恐袭多了多少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显得多么丑陋？对现在和未来的维汉两族创伤有多大？对世界又会造成怎样的不良示范？预防是必要的，但是为了预防去制造更大灾难，得不偿失（当然“得”和“失”的人未必是同一个、同一群）。很多国人总拿车臣说事，但是强悍残忍如斯大林和普京，也没有把车臣人全关进监狱去（俄罗斯的车臣人一共就几十万人，想通通关起来并不难）。民族之间冲突也是要讲某些规则的，比如“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找个场所打个输赢而不刻意攻击平民、不强奸女人和伤害婴孩等。把其他民族那么多人关在封闭空间，让他们任人摆布处于高度被侵害环境中，以及必然会有的各种残酷迫害包括摧毁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是比普京通过暴力镇压车臣那种酷烈更酷烈的行为。

还有，恐怖袭击虽然的确可怕，但是如果理性的看，包括新疆在内绝大多数地方的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远低于疾病、事故、意外等其他原因造成的伤亡人数。单单一场普通流感（而非新冠这种重性流行病）就导致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每年冬天数万人死亡。交通事故每年也造成中国数十万人死亡和残疾。美国每年被雷击致死的人数都有至少数十人，超过大多数年份本土被恐怖袭击死亡的人数。即便说每年中国、美国各自发生的其他非恐怖主义性质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刑事案件造成的伤亡，也明显多于两国各自发生的恐怖袭击（即便在恐怖袭击高发期）。当然恐怖袭击也有其无差别、在公共场合实行、手段残忍等特殊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相对于其他造成人死亡或者受伤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其实并没极端可怕和不可接受。我们完全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提下，当成生活中一件可怕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加以防范和对抗即可，而不是非要“清零”。

当然了，如果不“清零”，那就难以像现在这样无一个暴恐袭击受害者，几乎一定会有暴恐，会有人死于暴力。哪一个人死都是他/她整个世界的毁灭，没人愿意死，我即便有牺牲精神，也不会愿意故意去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是这就像客观现实中，总有许多人因为故意伤害或者过失伤害直接间接而死一样，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不可能因为人存在犯罪可能，就把全人类都关进监狱带上锁链，对于伤害他人可能性多一些的人也一样。男人都可能强奸女人，所以全都化学阉割了吗？我们更多只能化学阉割既遂犯而不可能阉割“潜在的强奸犯”。这听起来很可怕，可是这就是现实。就像知名的残酷的“道轨难题”，放任火车按原路压死四个和改变道闸救四个但压死另一个，包括我在内都不可能直接去选择某项，因为太残酷了。但是事实上人类世界天天都会做出成千上万类似的甚至后果更可怕的抉择，只不过前提条件往往比较模糊。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做出选择，那样就会有更可怕的后果（而这样选择“作为”本身就意味着各种生死存亡，就是可怕的事）。

第四，不要只愤恨公开暴力、个体恐怖主义行为，而轻忽制度暴力、国家机器式暴力。可以说自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至今的任何时期，由制度和国家机器（或者严格说不是国家机器但类似于国家机器（如地方政权统治机器））造成的伤害，都远多于个体（或者少数反叛群体）制造的暴力。当然，很多时候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有正当性，但是还有很多时候不正当。即便相对正当时往往伤及无辜造成的伤害也大于个体暴力。此外，个体恐怖主义的制造者绝大多数都死了（死于自杀式袭击、被镇压死）或者终身监禁，几乎不会逃脱惩罚。但是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中的施暴者则经常可以逃过惩罚或者减轻惩罚（且这是常态，被清算才是异态）。

我所说这些并不是说要反对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的存在，相反有时候还要加强才更好。但是，不应该因为个体恐怖主义的易曝光性和凸出性（没错，是这个“凸出”而不是“突出”），忽视相对隐蔽和习以为常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尤其在二者发生冲突且并非善恶相对分明时。当然可能人们也未必在总体上和时时刻刻都轻忽制度和国家机器暴力和只看到个体恐怖主义，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但是也不能忽视相反的相反。

前面我也已经提到了，在暴恐冲突中，维族恐怖分子虽然杀害了一些汉族为主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人，但是后来不仅这些人基本都死了，连带的相关者甚至一些无辜者也死了，所以显然是制度和国家机器比个人恐怖主义有更大损伤后果。虽然这并不是说制度和国家暴力不该存在（反而是应该存在的），但是人们在评判及后续应对中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对比，不是再让制度和国家暴力不必要的加码。

第五，即便对外国人都不应该这么做，何况对自己同胞。无论未来如何，起码现在维族人还是自己的同胞，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中国政府既然以反分裂和国家统一为名在新疆行事，就更不应该特地选择性去残酷对待维汉两族的其中一方、那么过分的偏袒。维族历史上也没有全面征服过汉族，反倒是汉族在维汉冲突中长期处于优势。而如今汉族仍然有这个优势，可以相对从容的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让暴恐分子无一漏网）。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另一个民族中上百万人都关进集中营，于情于理都非常不合，令人痛恨。

“再教育营”人道主义灾难还没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首先需要说，“再教育营”是罪恶的、不能接受的，需要批判和改变的。但是，一分罪是一分罪，不为罪恶隐瞒一分，也不为罪恶虚构增加一分。

相比纳粹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华其他系统性暴行、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大人的屠杀、苏联大清洗、中国文化大革命、孟加拉大屠杀（1971年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前和期间的屠杀）、红色高棉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巨大罪恶，新疆的“再教育营”及其他侵犯人权状况还是“小的多的”。

虽然有约百万以维吾尔穆斯林为主的人被投入“再教育营”，但是不等于这些人都被杀害或者非常残酷的虐待。根据各种信息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没有刑讯和残酷虐待的关押教育。他们被关押的环境当然是简陋的、类似于监狱但是应该比多数中国监狱要好一点的拘留设施内。他们需要接受洗脑教育、强迫反宗教和做出一些有辱其宗教信仰的活动，被辱骂威胁等。一部分人需要强迫劳动，劳动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微薄。

而有较少的一部分人（可能在1%-10%，也可能更高或更低）尤其涉嫌较重“问题”的、拒绝低头认罪和服从的，受到高烈度暴力殴打、长时间坐“老虎凳”/不许睡觉/饿饭等各种方式的刑讯与虐待，以及带有强烈侮辱性质的伤害（包括性方面如各种形式的侵害），有些人因此致残致疯致死。其中女性会有一定概率被强奸和虐待，也几乎一定有这样的大量个案发生，并积累较多案例。但这些案例仍然“只是”占了所有被关押者中较小一部分。且不是系统性和非常酷虐的强奸。此外，生严重疾病或严重受伤无法得到积极治疗甚至根本不治疗，也是一种残酷的虐待。

或许我低估了、高估了，不过我认为大致应该是这样比例的情况。这除了比起前面那些巨祸“较轻”，也比印尼占领东帝汶时期、印尼“930事件”后排华屠杀、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比属刚果屠杀、朝鲜持久清洗、“伊斯兰国”所作所为等“为轻”。

当然，我所说这些毫无否认罪恶之意，而是说提醒人们这世上还有更残酷的情形。这种比较是很残忍，但是还是要比较，否则对不起所有受难者。

即便如此，这种关押剥夺自由、制造恐惧和压迫、被迫忍耐服从、造成尊严丧失人格毁损等心理创伤、失去工作和收入、家庭离散（子女失去父母照看，老人没有子女赡养）等，已经是巨大的罪恶，会留下持久的创伤。（核心就是，丧失自由、任人摆布，就让一切恶可能发生）

而对于维吾尔穆斯林群体整体而言，这是一场残酷的挫伤，也会造成人口大幅减少的后果。当然还有很多具体伤害，我会在文中各处提及，而主要就是这两点可以概括。

还有，即便是一个人被强奸也是强奸、一个人被毒打死也是杀人，对受害者而言，她/他自己的痛苦就是这个人的世界的痛苦、这个人世界的毁灭。而这种残忍的暴行，在新疆“再教育营”中一定发生且发生了不少了的。

同样，每个人都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选择，每一次对无辜者的相对仁慈，每一次有所克制不超出必要限度的伤害，都是对这个世界爱与和平的贡献，都是灵魂的一次救赎。

需要强调的是，现在和未来，都一定要详细调查整个人道主义灾难，绝对不应该为了所谓和谐或者和解，就回避真相、压制诉说和举证、避重就轻。同样也不应该夸大，而是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反对“再教育营”不代表轻忽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但是，我说以上的话并不代表同情甚至支持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相反我对宗教极端主义深恶痛绝。

首先，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宗教信徒。但是，在作为无神论者的我看来，宗教的核心即“神”是根本不存在、100%一定不存在的东西，即便全世界80%以上的人信各种各样的“神”。宗教虽然有其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因素，也对人类社会乃至世间万物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其唯心性、排他性、保守性的特性决定了其极大的局限性和谬误性，有着几乎无法摆脱的各种负面作用（虽然世间其他各种思想包括无神论思想也有各种负面作用）。

而宗教极端主义/（包括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化的“异端”），则是宗教中负面的、危害性的因素最多的一个分支。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及其他任何宗教，其中都存在这种极端主义分支。虽然极端主义未必时时刻刻都有特别实在的危害性，但是其危害性显然是巨大的。其鼓吹非正义非自卫暴力、反智主义、完全排他主义，当然会危害人权、人类、地球的生存和文明程度。

只不过，由于宗教在不同区域分布不均，因各种现实状况（包括该宗教自己造成的状况），极端主义的程度、表现形式不同。其中，伊斯兰极端主义之所以相对突出，很大程度在于伊斯兰教分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与其他宗教分布区域的相应状况有很大差别，如缺乏现代民主和法治、工业化程度低和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社会封闭、经济社会不平等程度强等，至于这些与伊斯兰教的因果关系，那是一笔复杂的账不好搞清。但是这些因素让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各宗教极端主义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突出主要不是思想（看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又是怎样的思想），而是行为。其非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在各宗教极端主义中尤为突出（当然其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也是突出的，只是没有非国家形式的极端主义突出）。

而新疆地区的环境并不好，看起来应是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由于历史上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冲突，维吾尔（在19世纪常被翻译为畏兀儿）穆斯林常年生活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而新疆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前石油并无用武之地，所以其实长期是比较贫瘠的。至于一些“绿洲”，只不过是沙漠与山脉中的点缀，而且深居内陆，所以整体当然是贫瘠的。这就导致其生存状况相对恶劣。

（以下叙述可以说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简史”，内容较长，有点和文章架构不搭，但是有必要写，权当插入一篇文章）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畏兀儿/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新疆地区穆斯林，在很长一段历史上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极端。一些统治当地的杰出政治人物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也让他们不至于走极端。例如民国建立后，地方强人杨增新在新疆掌权长达17年，期间对汉回维各族相对一视同仁，让新疆各族都过上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之后的金树仁将新疆搞得一塌糊涂，但时间较短。金树仁之后的盛世才又是一个能干的枭雄，虽然残酷镇压反抗，但也让新疆得到很大发展，各族相处也相对和谐。盛世才统治期间，维吾尔穆斯林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成就，还逐渐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风头正盛的维吾尔穆斯林当然也不至于搞极端主义。但是这让维吾尔穆斯林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并且背靠苏联谋求独立或加入苏联。发生在1944-1949年的“三区革命”即是维族穆斯林对抗国民政府、谋求独立的政治军事行动，其中还伴随着针对汉族的种族屠杀，显示出此“革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性质。

如果国共内战是国民党获胜，那么新疆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被苏联鼓动独立（虽然也不一定）。但是中共意外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当时中共和苏共关系亲密，苏联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决定让维吾尔穆斯林放弃独立或并入苏联，转而半说服半强迫的要求其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由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压制、消解，维吾尔穆斯林很长时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对中共统治的忠诚，以及与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相对和睦。文化大革命虽然严重破坏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平静生活，但是当时并未造成其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的强化，反而弱化了二者（因为文革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民族主义和宗教是重点扫荡对象）。期间虽发生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杀戮，但是同时当年新疆和内地也有大量汉族被杀害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而非维族在巨祸中单独受害。

但是改革开放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文革创伤后遗症开始出现，维吾尔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结明显增强。而这时新疆深居内陆相对贫瘠的地理区位劣势开始凸显，民众生活水平相比沿海乃至中部变得相对落后。至于石油资源带来的收益，新疆人受益不均，以建国后赴疆汉族人为主的新疆建设兵团成员获得了大部分石油收益，更早居于新疆的那些汉族和维族收益较少。如果从新疆汉维两个民族整体看，汉族显然从石油收益中获益较多。此外，由于维族多分布于贫瘠的南疆及农村，汉族则较多集中在相对富足的北疆及城镇，所以汉维贫富差距很明显，且改革开放后显然是增大而非缩小了差距。

当然，这种差距与全球殖民主义时代兴盛时，殖民宗主国国民及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收入差距相比要小的多（也比其实也是殖民主义的满清统治时期满汉贫富差距小的多），也没有明显的制度性体系性民族压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甚至一度比汉人有一定优越地位，即80年代以”两少一宽”为代表的各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所以即便有维汉贫富差距和民族隔阂，但当时的新疆显然不是汉人统治维族的殖民地（虽然“新疆建设兵团”有一定殖民色彩）。

虽然有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1980年代胡耀邦当政期，推行一种几乎是逆向歧视汉族的“开明“民族政策，不顾史实提出所谓“汉族要为少数民族赔罪”的说法（当然这说法毛泽东时期就有），压制汉民族主义同时却纵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让汉族让渡利益给少数民族，所以维吾尔族仍然没有极端主义思潮，更没有大规模暴力恐怖主义，相反还颇为拥护胡耀邦统治期的中共政权/中国中央政府。只不过，这时的维吾尔穆斯林强化了民族和宗教认同，且恰恰和胡耀邦这种盲目的、没有一碗水端平、不考虑长远后果的“开明”有密切关系。

这时维吾尔穆斯林的前途还晦暗难明。如果中国走向民主，维吾尔族是以少数民族身份待在中国，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独立出去，无法明确预料。但1989年六四事件让这种不确定性变成另一种不确定性，即维吾尔穆斯林究竟是在专制下（而非民主下）待在中国还是分离出去。

而六四至今整体上看（只是这段时间给出的答案，不代表未来），是和汉族一起痛苦的生活在专制中国，表面上遵守统一和民族团结，实际上却离心离德。典型的表现，就是极端主义在滋长、恐怖主义活动的大量出现。以1990年巴仁乡暴动为起点，维吾尔穆斯林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开始了长达30多年、且未来也难以看到尽头的恐怖主义活动。恐怖主义活动的背后，是极端主义思潮的泛滥。

说到这里，需要提及一下，新疆包括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各族穆斯林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不比其他地区穆斯林极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这一派别及相关教法相对其他派别为宽松，尤其和同样为逊尼派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相比明显温和。而六四后的中国新疆穆斯林尤其维吾尔穆斯林，很多转而皈依了极端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这一派以占其派比例少数、但是极为活跃的“圣战者”而知名于世。其思想是明显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并且鼓吹对异教徒发动“圣战”。

同时，泛突厥主义/大突厥主义思潮也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复兴（“复兴”指相较于盛世才时期的第一次兴起）。建立从土耳其到新疆地区的“大突厥国”的狂想，成为一部分维吾尔穆斯林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不惜诉诸包括无差别恐怖袭击在内的暴力。

宗教极端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部分极端人士思想的“双翼”。新疆也变得动荡不安并威胁至内地。恐怖主义是表现，实质则是极端主义与暴力手段的兴盛。至于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专制体制下缺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不满。这方面维族与汉族是一样的，也就不必要详细介绍了。

总之，从维吾尔人（几乎都是穆斯林）形成民族认同后，曾经长期有过和汉族和平共处的时期，而不像其他一些民族之间有着长期的压迫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专制主义下缺乏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各种正当和不正当思想和诉求同时被压抑，导致民族和宗教认同中极端主义的泛滥。而汉族同样深受其苦，也无法理直气壮反对如被满人长期压迫（而且这种就不属于冲突，而是一方对另一方长期压迫且极为残酷，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各族一起在专制主义下的大监狱生活（这点很像满清统治时期，但是也有不同。当时满人居于统治地位残酷压迫汉族，蒙古族也受其压迫但略有特权，汉族维族（及维族前身）都是被压迫者。现在中国的汉族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并不是统治地位，很多汉族受压迫和痛苦程度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且这些痛苦绝望者总数应该比少数民族所有人口加一起还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维族汉族及藏族等，正是因为满清征服压迫才一同进了“大监狱”并且延续到今天的“后清”。“后清”不是玩笑调侃甚至一定程度也不是比喻，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简史的讲述分析告一段落，回到宗教问题上。

由于宗教的那些负面特性尤其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还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对凸出的特点，导致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十分兴盛。而随着越战的结束、冷战的平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危害相对更加凸出。而2001年“911事件”，则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掀起的第一个恐怖高峰。而“第二个恐怖高峰”可以认为是2014年兴起、至2018年相对衰弱的“伊斯兰国”的攻城略地。这不仅对于世界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也让“伊斯兰恐惧症”在世界蔓延，让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名声受到很大损害。

但我们在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也不能因此放弃批判宗教的劣性。尊重宗教和批判宗教并不矛盾（虽然你非要说矛盾那也没办法）。世俗主义应该是人类未来的方向。或者，起码应该是“宗教文化化”的。

什么是“宗教文化化”？为什么要“宗教文化化”？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理论，起码目前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理论。但是简单说来，也就是将具有强烈“神性”的宗教，改变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圣化的文化性质，变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识形态那样可以直接质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点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质疑的，只能在神圣经书（基督教为《圣经（旧约、新约）》、伊斯兰教为《古兰经》及圣训、犹太教则是《圣经（旧约》）中寻找言论作为思想信条和行动指导纲领。这显然是不对的（很抱歉没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须使用这个词）。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书在其成书时，的确是伟大的。因为相比那个时代其他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非常进步的。例如，在妇女权利方面，《圣经》和《古兰经》比那时候其他大多数泛神信仰、泛灵信仰都要更利于女性，比当时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对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于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对人的价值的塑造、为人处世之道等，都可谓相当“文明”，是那个时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东西都有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现在还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两千年前的东西来衡量现在世间万物尤其人类社会，并且作为行为准则，显然是落伍的（当然会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恒久的价值，但并非那时一个思想体系、一部书所有东西都有恒久价值）。但是宗教的教条不容直接质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释（教徒拒绝承认经书会有错、会有需要随时代而抛弃的东西，最多说“那些话是神圣的正确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这就让宗教即便经过改良仍然有局限性，并且导致极端主义总能有吸引力。因为极端主义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何义？仅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极端尊奉经书原文原意的价值观。去看看经书原文，就知道这样遵循多么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对世俗的，或者起码非宗教性质的，这就可以不断被公开和安全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中国就长期有非常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宗教大多数时候都是孱弱的，兴盛的是儒学为最大派别、百家争鸣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虽然儒学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推崇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体系，但即便强调儒学独尊最严酷的时候，也没有宗教那种需要严苛遵守和高度排异的情况。而儒学没有被当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时代，则更是很自由，各种思潮都可以奔涌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国长期都没有受宗教束缚，也没有特别多血腥的宗教战争。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可以不断修正，随时代有所发展。当然中国受皇权禁锢很严重，文化自由也受打击，但束缚程度远不如宗教。

所以，我认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进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实也就相当于世俗主义。又所以，中国的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也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那只有无神论可以代替。

再所以，我认为解决新疆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确需要世俗化。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需要被尊重，但是世俗方面的人权比宗教信仰自由更需要尊重。还有，尊重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同时，也要反对其宗教极端主义，并且也要同时批判宗教的负面问题。最终，还是要推进世俗主义。

某种程度上，中共也是要推动维吾尔穆斯林甚至其他穆斯林的世俗主义，只不过使用了错误的方式，方式错误不代表方向错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国的穆斯林、全球的穆斯林、全球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所有教徒，都要接受世俗主义或者起码不排斥世俗主义。

当然，中共推动的世俗主义是专制下社会达尔文化和犬儒化的世俗主义，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的世俗主义。我们既要肯定中共推动世俗主义的大方向，又要反对中共推动世俗主义的具体方向，也要反对推行世俗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既要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乃至应该可以大胆批判宗教本身，又反对中共的“再教育营”政策，让未来的新疆、中国变成民主进步的世俗主义地区和国家。

民族问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优先但非绝对优先

说了宗教，再说民族。民族与宗教不同，它是一种颇有正面意义的思想体系。虽然它的确在历史上曾造成许多血雨腥风（当然现在仍然是血雨腥风），但是也促成了当今文明的形成。当然，未来人类应该不分民族国界，天下大同（虽然现实未必会如此）。但是，在大同之前，民族这个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仍然是有价值的、必要的。

民族主义也不同于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基于基因，民族主义更多是基于文化。基因有固定天然的传承性，起码目前人无法改变基因。但是民族是可以转化的，所谓“华夏入夷狄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华夏之”，当然也可以“入夷狄仍然华夏”、“华夏后仍然夷狄”。所以，他不像种族主义那么极端，所以是可以暂时保留的。

不仅可以暂时保留，也必须暂时保留。因为，世界的现实仍然是以民族/国族为形式存在、发展、竞合的。这样的情况下，抛弃民族主义，就等于单方面弃械投降，只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尤其冲突下成为牺牲品。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经历就是例证，如今罗兴亚人、库尔德人的处境也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这些是极端例子，还有更多没这么惨这么极端但是仍然各种吃亏受损的，亚非拉到处都是，发达国家之间文明一些但是也不是没有激烈冲突，美法英德加澳等国民主程度非常高、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但这些国家之间仍然利益不和、冲突不断（看看最近困扰法国与英美澳等国关系的“潜艇事件”），何况其他。

当然我也知道，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造成这样残酷后果的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某些力量单方面抛弃它，只会落得悲惨下场或者起码被边缘化，利益冲突中一时可能获得礼让，但是终究还是牺牲品。人类还是丛林或者没有完全摆脱丛林，平等博爱还很遥远，各种算计冲突仍然普遍甚至必不可少。所以，我们必须坚守民族主义。即便未来放弃民族主义，也要像裁军一样让其他相关国家相对“对等”的弱化民族主义，最终世界大同。

而作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国人、汉族人，既要有对世界人民的博爱之心，又不能为博爱把自己的同胞当成祭品。我们不护短、不粉饰自己国家民族的丑恶，不袒护自己的民族的恶人包括对其他民族犯下罪恶的恶人。但是，也不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是对同胞的背叛。华夏儿女、炎黄子孙，虽然内斗频仍，但也相互扶持，才从古走到了今。我们民族有过共同的甘苦患难，一起品尝了世界变迁中的苦辣酸甜。这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利益纷争但是也是命运共同体，是他者眼中的他者，是己者心中的己者。即便为了全人类利益，我们也要首先壮大自己、在国际丛林中优胜后，再改造四方，比现在美欧国家对待他国更加文明和博爱，让世界变成美好人间。

中华民族尤其汉族多灾多难，大多数时候尤其近现代多是被入侵而非入侵他人，比其他民族更加清白和少历史欠账。世界上的民族、文明，有些更多是在建设和自给，有些则是在破坏和掠夺。汉人、中华文明，相对于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显然是建设性的、内敛型的，并且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态，对东亚、对世界都有极大贡献。汉文明不仅远比周边草原民族和山地民族的文明形态先进，也比同时代的欧洲文明更加开明包容。例如，当中世纪的欧洲深陷宗教战争与教派仇杀、人民在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下战栗时，中国却是世俗主义的理性社会，并且包容了佛教和道教等相对人道的宗教信仰。而与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由进取日益变得守旧的伊斯兰文明相比，汉文明也相对更具灵活性、务实性、革新性，不是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

古代世界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与其野蛮征服文明，不如文明征服野蛮。虽然汉人也有扩张和侵略，但是不仅在比例和程度上低于周边蛮族，还更多带去了文明开化而非奸淫烧杀。例如秦汉时汉人南下，就促进了江南、岭南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汉唐开拓西域，则让甘凉到中亚都浸染了源自汉地的礼仪教化；宋明对西南的耕耘，也使得川渝云贵得以充分开发。而入侵汉地、奴役汉人的周边各民族，却为汉人带来了残酷的奴隶统治、野蛮蒙昧、人道摧残、思想禁锢。如果汉民族没有从春秋战国至今绵延不断的民族意识、华夷之防，汉人早就变成无根的贱民（可以看看屡次被外族入侵的印度原住民的悲惨，许多人都成了种姓制度中最受压迫的底层平民、“贱民”）、中华大地也就再无文明可言。明代和民国汉族虽然复兴，但满清和中共的统治又让汉人再度被奴役、沉沦。如果不能高举汉民族主义的旗帜，中国还会被长期的专制和暴力荼毒。

而在海外的华人汉人，也比其他大多数民族更加隐忍。但我们对本国人，却总是颇为凶狠。我们不要从“内残外忍”变成“内明外残”，但也不要总是在国际竞争中离弃同胞。就像印尼两次血腥排华，我们不见得要报复印尼，但是是不是起码把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有共同文化认同和相似患难史的同胞接回来，或者不接回来但想办法加以保护、照顾呢？对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在不损害新马主权、尊重其独立性的基础上，也可以更多的伸出橄榄枝，让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共同缔造世界华人的璀璨辉煌。看看犹太人怎么对待离散在世界的同胞吧，我们也和犹太人一样在现代文明开幕后还惨遭巨祸，为什么不能也去关爱同族同胞呢？撒手不管后，那些屠华的手就软了吗？只是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即便当成对待外国公民，也应该有人道帮助，为什么为避嫌、低调而不顾那么多生灵惨死？

所以，民族主义不可弃，反而需要有条件的扬。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又如何解决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呢？当然，在反对“再教育营”的同时，还是要坚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疆独”。民族自决权是重要的，但是民族自决也要考虑其他民族利益。

把我另一篇文章中讨论国家统一问题的文章截取发在这里吧：

关于“大一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一、失地的收复、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的一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赞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而欧美一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而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而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而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而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一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一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复杂性、虚伪性。就像台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台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台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一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一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一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一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台湾的亲大陆和反台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台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一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一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着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一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在我写了上面引用的这段所属的文章并发表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中国香港发生反修例运动并发生骚乱，骚乱和和平抗议者无一人被直接杀害。通过软硬兼施方式平息后，中国政府/中共政权推行《港区国安法》，收回大部分治权，“一国两制”几成虚话。然后，西方国家因此对中国进行强烈谴责和制裁；另一件事，是印度废除宪法中对查谟－克什米尔特殊自治权的规定，将自治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并且镇压当地穆斯林的反抗，并酷刑对待反抗者，有不少和平抗议者死亡。然后，西方对此非常低调，起码远没有在香港事件上关注度高。公平乎？正义乎？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反思，为什么这样？中国是专制国家，印度是民主国家（哪怕现在在变成威权主义），是不是被“双标”的原因？这种“双标”对不对？我们该不该承受？）

所以，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另一种情形，并且设想一下中国。那就是苏联解体。很多人以为苏联解体主要是西方故意和平演变，以及少数民族闹独立。其实事情不是这么回事，或者不完全如此。首先，西方并没有把苏联解体当成第一目标，而是希望苏联民主化透明化，这样就已经有利于西方利益和世界和平了。西方是这么想的，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力量也是这么做的，只有少数激进反苏势力如CIA希望苏联解体并对此有一些参与。

但是苏联还是解体了。为什么？第一，是因为民主化之后，戈尔巴乔夫政权面临是大开杀戒才有可能（也未必）保住苏联，和不去流血实现和平解体，这两个选择。选哪个？戈尔巴乔夫首先选择的是第一个并且也真做了，在“热点地区”如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杀了两位数的人。然后反抗者仍然激烈抗争，怎么办？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下面应不应该暴力镇压？

还没等他选好，国家就解体了。但是，主因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反抗，而是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独立。这就是第二点，俄罗斯的独立才是苏联解体的特别重大因素，而非少数民族的分裂运动。

为什么？因为，苏联时代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贯穿始终的是对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压制。人们总说苏联是“俄国”，可其实，苏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弹压俄罗斯民族的独立意识，并且想方设法削弱这个最大民族和最大加盟共和国的话语权，俄罗斯这个加盟共和国（全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称俄罗斯加盟国）被严重虚化了（这某方面像中华民国的“台湾省”这个行政单位在90年代被虚化的状况）。不仅制度上虚化，反映俄罗斯民族主义尤其有大俄罗斯倾向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潮都被压制，让俄罗斯人为苏联骄傲而非俄罗斯而骄傲。二者冲突时当然是要抬高“苏联”而贬斥“俄罗斯”。俄罗斯民族也被虚化，他们更多时候被要求认同为“苏联民族”（虽然苏德战争/卫国战争爆发后，召唤苏联公民的主要理由还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

此外，在各种政策措施上，都让俄罗斯这个加盟国去为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中相对贫弱的让渡利益。从财政收入到教育医疗，俄罗斯加盟国都让给兄弟加盟国许多真金白银和真金白银都换不来的重要利益。1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年，赫鲁晓夫还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加盟国划归乌克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有些代表性职位几乎平均分配给了15个加盟共和国以试图团结苏联，也就是俄罗斯加盟国的权重在某种程度和立陶宛、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一样了。

看到这些，是不是感觉非常眼熟？没错，“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但是是不是归根结底也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叶利钦崛起。叶利钦得到俄罗斯人的广泛拥护，主要不是他支持自由民主，而是主张俄罗斯民族主义、强调对帝俄时代俄国的怀旧。然后，俄罗斯从苏联脱离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在苏联是否保留的公投中，大多数（73%）参与投票的俄罗斯人投了同意（但还有很多人抵制了投票）。但是到了苏联真解体时候，没有几个俄罗斯人讲“保卫苏联”、“我是苏联民族人”。相反，叶利钦在挫败苏共保守派的“819政变”后，和另外两个较大的加盟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共同但分别的从苏联独立。而这种独立背后是民意的赞同和默许。然后，苏联就轰然倒塌了。

苏联解体后，北约不仅放弃“华约解散北约也解散”的承诺，还进一步东扩，在波兰驻军、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建立密切军事政治联系，把打破均势威慑的反导系统安在俄罗斯“家门口”。除了白俄罗斯比较亲俄，另外的13个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不是反俄就是和俄国若即若离。

那么俄罗斯人后悔苏联解体了吗？各种民调都显示，大多数人回答的是“否”。这除了苏联专制极权暴政之外，又有多少其他因素呢？反正现在的俄罗斯人可以不再有忌讳的歌颂自己民族的英雄、杰出人物，可以以俄罗斯人为骄傲。同样立陶宛等对俄咬牙切齿的国家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讲对抗俄国的民族解放历史。当然俄罗斯人还是比较尊重立陶宛等国这种表达的，只要不去用特别侮辱的方式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人也挺能理解立陶宛人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得到了某种民族方面（而非民主专制之争）方面的解脱。俄罗斯人也很关心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族人，立陶宛等国对本国俄罗斯族人的公民权比较尊重，恐怕不仅是普世价值的熏陶，也有俄罗斯的注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各种冲突，既有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因素，也和普京在内许多俄罗斯人真的关心同族同胞有关。（其实别说俄罗斯，像有些类似的塞尔维亚、捷克，可以问问他们的国民，究竟更多想像当年那样“委曲求全”的当个联盟国家的“老大”好，还是现在这样离开当年更大的国家，自己独立出去舒服？哪怕失去了很多）

 我前面讲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可以看看苏联、俄罗斯、立陶宛等国的情况，然后再看看自己国家和各民族各地域。民主之后我们想通过什么方式维护国家统一？对新疆西藏，是不是学印度那样民主照样暴力镇压？学西班牙对加泰罗尼亚那样不那么暴力的压制？能成吗？

更重要的是，汉族、汉地十八省，怎么对待和俄罗斯族在苏联中类似的问题？而且还有个巨大不一样，那就是俄罗斯族被虚化但是起码头顶上没有别的民族作威作福，而中国现在连“满清”两个字都不许在正式学术研究中出现，少数不得不提满族民族压迫和屠杀的研究，也只能各种变通用词。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不能被官方认定为民族英雄，各种回避弱化。徐锡麟、邹容、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先烈不能进教科书（起码中小学那样几乎所有人都学的通识性教科书中没有这些人及其事迹，大学历史专业教科书有提及但是只影响很少的人，且这种提及也是打折扣的），讲近代革命史居然能将反满问题删到几乎无法发现。某些势力垄断了历史话语权并压制其他历史表达，对满清诸刽子手的美化成为舆论主流，清朝被当成一个非常正面的朝代予以褒扬。当然还有从建国以来至今的各种涉及现实利益的政策，看看谁在各种直接政策中获益最多？然后又是谁得利但是觉得现在反而吃亏了？

没什么可回避的，就是东北。还有，大多数东北人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汉地十八省一样吗？是不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总是以野蛮残虐为荣（而且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很克制了。当然也确实有某种道理）？是东北的汉满蒙回朝之间差别大，还是各族东北人和关内汉族人差别大？其中起码一部分人是不是心心念念着伪满（当然他们不认为那是“伪”满，而是“满洲国”）、“大清”、“大金”？是不是对库尔德人的历史命运颇为关注以及隐含着某种“感同身受”？是不是有的东北人公开说南方人各种抱怨不满，是因为当年屠的不够？是不是动不动就骂东林党，说是他们的活跃招来屠杀的？当然他们也对骂他们抗战期间不抵抗、攻击满清而觉得委屈，认为被欺凌，所以才回击南方。

如果真的大多数东北人都这么想而非一少部分，那分家或许对双方都好。当年孙中山的“驱逐鞑虏”其实是颇有远见的，国家领土不一定越多越好。现在好了，又吸血压迫几十年，从关内获得的转移的财富何止万亿，各种政策红利更是无尽财富，这以后还会继续。他们称自己为“共和国长子”，但是根据东北人在中共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以及现在在中国的地位，其实简直是“共和国之爹”。然后他们还说自己吃亏（甚至他们真觉得自己吃亏，哪怕他们拿着定量粮吃饱喝足时候，其他地方到处饿死人（并不是没产粮食只不过被拉走了。拉哪里了？当然是被那些定量户吃了）。至于后来的下岗，呵呵，多少安置费被你们自己人贪污了。一些人去当性工作者？看看其他很多地方多少人为家庭不得不去卖身的？数量还是比例都高得多。当然这又是反过来嘲笑的谈资）。（当然我也知道，一定程度上，部分东北人的各种丑恶，最多最频繁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东北人，尤其女性。可以看看马三家事件。东北老百姓也饱受官僚主义、丛林法则伤害）

当然也有一部分东北人真诚的爱祖国同时也爱关内同胞，有热心肠、正义感、自律意识。这些人当然是好人，但是愿不愿意站出来把真正的事实说清楚呢？愿不愿意放弃各种既得利益呢？

还有北京其实也可以在未来公投一下，觉得是和东北一起过好，还是和汉地十八省一起过好。一个中国皇权专制的据点和北方保守主义思想文化与言行体系的中心，不要也罢。

如果东北和北京真想和汉地十八省继续作为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放弃户籍特权和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政策红利？想联合还不愿意放弃利益，那看看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还乐于如此输血。

当然汉地十八省结合，也应该自愿。强扭的瓜不甜，不是吗？

至于东北、新疆、西藏真的从中国独立（内蒙古和外蒙古合并）之后，被美日俄甚至印度这些国家部署来部队、导弹，甚至研发了核武器甚至未来可能的基因武器，能以小博大把汉地的汉族中国威慑住甚至有彻底消灭后者的能力，即便有这种极端的可能性，那是不是就要委曲求全的继续一起过日子呢？当国内的民族矛盾大于和其他国家、民族的矛盾，而且成为常态，维系统一还有多少意义（就像当年汉族和满清的矛盾，就远大于清朝和八国联军的矛盾，“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要当然不是反帝而是反满）？

不仅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黄兴等辛亥革命前后的汉民族主义者，普遍都是主张只要汉地十八省（或许还可以包括十八省以外汉族聚居区）的统一和独立自由，而放弃对其他民族地域主权的索取的。其实看到辛亥至今汉族被虚化和压制的历史，不得不说他们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是真正利于汉族的利益与尊严的。

以上只是设想，我当然还是希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但是要单方面忍耐、放弃各种巨大的利益，我不知道那么多亿中国人有多少乐意。至于各方都乐意忍，如果真能这么顾全大局，那这样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的国人大多是被蒙蔽的，根本不知道利益分配的真相或者一知半解，更没有权力影响利益分配。

不过，中国的汉族，尤其中原和江南的人民，的确应该认真的思考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准备好虽然不完美但起码能自由安全的后路。新疆、西藏问题即便到了中国民主化之后，恐怕也不会得到妥善解决。相反，中共垮台和民主转型期间，在边疆地区很可能发生种族暴乱和屠杀。如果拒绝维族和藏族独立，又不像中共这样高压打击和严密管理，几乎必然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至于怀柔政策，从胡耀邦时期就做过，甚至那时是一种对汉族的逆向歧视了。现在汉族所批判的“两少一宽”虽早已废除（甚至现在对一些失势的少数民族犯罪执法更严），但在80年代严打期间的确是少数民族的护身符。那时的中共还开放维藏人士与外国同族同教者交流合作，包括放纵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图谋国家分裂的行为。当时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伍精华还亲自穿着民族服饰参加宗教仪式，大壮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的声威。胡耀邦还推动了汉族干部离藏政策，减少汉族对西藏的控制力和影响。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的确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心，但长远看反而助长了维藏（尤其西藏）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复兴，为未来的变乱埋下祸根。前些年张春贤主政新疆，也进行了一系列怀柔措施，推动各种惠民政策，新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生也有巨大改善。但恐怖袭击并未停止，独立思潮也仍然四处涌动。即便90%的维族愿意接受怀柔，剩余10%也可以制造可观的动荡。其中如果又有1%制造恐怖袭击，那就已经是许多个“七五”了。而且，虽然大多数维族不赞同恐怖主义，但是会出于情感等因素，以各种方式庇护有极端倾向乃至制造了暴恐事件的同族。而汉族如果进行报复，也会让更多维族加入暴恐分子行列。这样，反恐又难免陷入“治安战”，造成更多的冲突与仇恨。

许多汉族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对领土完整十分执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也要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每个民族尤其一些历经磨难的民族，都有着独立自主的渴望，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或起码和相同相近民族/信仰的生活在一起）。这不是靠“惠”可以改变的。例如阿富汗远比中国新疆贫穷，但如果真让新疆维族二选一，除了少数进入中共高层的少民精英和二代，大多数人估计都宁可和相同信仰的塔利班一起生活，而不会留在中共统治下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国内蒙古族亲近贫穷的外蒙、哈族亲近也谈不上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也都是一个道理。

其实，对于汉族来说，我们也是压抑在“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中。我们应该选择让别人解脱，也是对自己的解脱。而且如前所述，历史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只要汉地十八省，而并不执着控制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的。

辛亥先驱、著名汉民族主义革命家章太炎曾经说过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满人高压统治中国三百年，给汉族的伤害罄竹难书。但章太炎也并没有要并吞满人所居地，反而希望汉满分离。他也非常有远见的看到，放弃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才能更加团结富强，将国家治理的更好。这才是真正有识见和胸怀的汉民族主义者的箴言。还有像大俄罗斯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对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却同情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如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为关在“古拉格”的“班杰拉分子（反苏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辩护。这也体现着“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将心比心”的同情同理心。真正的汉民族主义者的榜样，不应是希特勒、左宗棠、王震，而应是章太炎和索尔仁尼琴。

维吾尔族、藏族，也有他们的历史、文化、理想、尊严。将心比心，汉族人愿不愿意在异族的刺刀下战战兢兢生活呢？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了，蒙元、满清、日寇，每次异族入侵我们都奋起反抗，最终将残暴的异族击败，恢复汉家河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汉民族应有的优秀品德。如果我们非要少数民族留在大一统的中国，对双方都是束缚与损害。如果汉族愿意未来继续对新疆高额转移支付，以及各种政策上的倾斜和权益的让渡，还有忍受时常会发生的恐怖袭击，并给予其更多自治权，那或许可以让维族勉强同意保持统一。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维汉之间各种摩擦和嫌隙还会不断发生，维族还是会想方设法争取完全的独立。这样的勉强，有什么意思呢？至于维族独立之后对汉族民主中国的威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要做好兵戎相见的准备，汉族儿女都应该成为保卫家乡和同胞的军人和预备役战斗员。但那样的兵戎相见，也好于如今用“再教育营”对少数民族的禁锢与虐待。汉民族应该堂堂正正，而不是在21世纪还制造这样的人道灾难。何况，“再教育营”能持续运作一千年吗？

回到最现实：新疆“再教育营”问题有没有解？

以上设想仅仅是设想，但是最现实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最需要解决。
我前面已经说了，不能因为有恐怖袭击，所以就设立集中营大规模拘捕关押。但是，不这么做也确实可能有恐怖袭击发生。那么，有没有替代方案？

我觉得起码有不现实但是其实能实现的改良措施。那就是，强化司法审判、缩小“再教育营”、同意外国独立观察员监督关押人员人权状况，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监督讨论。让那些可能有极端主义思想、言行的人，一方面还是可以送进“再教育营”，另一方面则是在观察员眼皮子底下接受教育、劳动。所有能设置监控录像的地方全部开启并且允许观察员查看。涉及一些人权争议，让观察员共同参与处理。

同样，新疆全境除军事和警备设施和其他机密设施，以及政府驻地，其余地方都开放观察员查看监督。

此外，也可以开放任何非暴力机构、非涉密机构的工作给各国志愿者，让他们来新疆从事经济建设、扶贫、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以及直面恐怖主义威胁。

此外，自这些人进入新疆之前的人权侵害，既往不咎。但是要允许诉说和调查。

这些观察员、志愿者可以来自欧美国家，也可以是穆斯林世界国家的。但是不能是宗教极端分子，反科学的保守派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不可以。他们没有执法权和任何治外法权，但是可以观看、监督整个“再教育”过程，以及在新疆全境观察监督、参与民权民生工作和处理各种棘手问题。还有，一切生活费用及衍生费用由派出国、国际组织或其个人承担，中国不承担任何雇佣费用。如果中国能够同意这样做，那剩下的事就是这些国家愿不愿意献出“爱心”，派人来中国了。如果不愿意来人、不愿意出钱，那中国人骂的没错，他们就真是虚伪了。

这其实不难实现，如果各方都有诚意的话。而且搞好了将是实现中国乃至世界和平和解的样板。

只不过，即便这种其实搞起来有益无穷、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的设计，还是不会做。中国政府/中共政权不愿意将一切暴露给别人，哪怕承诺既往不咎。否则，将危及统治。西方和那些穆斯林国家口口声声关心新疆人权，但是如果让他们自费身体力行来护卫人权，直面各种复杂的民族宗教冲突，还要花大力长期扎根生活，付出更大牺牲，也不可能有太多人真能做到。他们自己国家也还一大堆事情呢。

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中国将一切认为其可能从事暴恐或者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但是还没犯罪的人全部废止国籍驱逐出境。犯罪的如果不是罪大恶极需要死刑或终身监禁，也可以在服刑完毕后驱逐出境。哪些国家愿意要他们，可以来接。同样，那些关注新疆人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需要优先承担责任。当然这样肯定有损这些被驱逐者利益，因为是他们生活的土地。但是起码免了人权迫害，保住命也不用受折磨还不够好吗？不过这样的设计，各方大抵还是不会接受。那是一千多万难民，比叙利亚内战危机多的多了。就算高举泛突厥主义旗帜的土耳其，大抵也不会把这些人都接走。看看罗兴亚人的情况就知道了。

所以，这世界大抵是不会好的吧。各方都不会付出多少真正的代价，哪怕将代价减轻到相对原来低很多，也还是不会达成共识，更不会付诸实践。

当然，我所说的假设中，对西方国家及其他穆斯林国家涉嫌道德绑架了。我只是一种设想，且指一种理想状态下的选择，一种近乎幻想式的建议。他们不接走维吾尔穆斯林，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这些不是他们的国民。他们对自己国民都未必那么好，何况对其他国家。关心中国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同时拒绝接受难民，也并不是不行。而且，现在恰恰这样做是“最现实”的。

解决新疆问题必须尊重汉族利益

非常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国际社会在关注新疆问题时，不应该先入为主的“拉偏架”无条件支持维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应该持平中立、对具体问题就事论事，在维护维族人权同时考虑到汉族人的利益和关切。汉族与维族都是新疆的常住民族，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利益。新疆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也是汉维回互有杀戮，且维族一方的种族主义、教派主义和排外倾向更强，而非汉族压迫维族。当今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于汉族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不可被“再教育营”问题遮蔽的。讨论新疆问题和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汉族的利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予以正视和重视。汉族人民同样是中共独裁统治的受害者，同样需要同情和支持。而且，不要以其他国家的民族压迫状况来简单的嵌套中国的民族问题。正如我在本文中多处提及的，汉族并非中国的统治民族，反而在历史上长期是民族压迫的受害者之一，而如今的中共政权也是千方百计压制汉民族主义。所以国际上认为的中国民族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其实是个巨大的谬误。

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认清新疆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真相，尊重汉族合理合法的那部分利益与关切，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疆问题的批判和建议、对维族回族哈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的关切，才能得到中国人民尤其汉族人民的理解和呼应。如果国际社会无视占中国人口90%（也占新疆人口40%）、但是却需要压抑自身民族情绪和忍耐民族让利的十多亿汉族人民的利益，那新疆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际社会一味同情维族、将罪责归于汉族，那汉族人民宁可站在中共政权一边支持新疆的“再教育营”及其他残酷政策。国际社会和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要讲道理、一碗水端平、了解看似简单问题背后复杂的真相，新疆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

结语：正视历史、揭露真相、实现正义，中国与世界才有未来

无论如何，对于新疆“再教育营”事件造成的人权侵犯，包括那些可能比例较小但是非常残忍酷虐的罪恶，在现在和未来都必须正视，揭露和批判以及实现正义。批判与揭露，那必然面对淋漓的鲜血；实现正义的手段，当然包括一定程度的惩罚。

这样做，当然会有利益受损者，也极可能有失去生命者，以及造成其他连带后果。如果指望批判与揭露不刺激出一丝仇恨、没有一点社会波澜，那是痴人说梦。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正视淋漓鲜血、揭露批判及实现正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只会有更大更恶劣的后果等着我们，“我们”包括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中国各族各地人民。

隐瞒、弹压，当然能一时半会带来和平，可是其实是在积累矛盾、加剧仇恨，以及让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发生，以及再发生比以前的事情更可怕的东西。罪恶的发生，除了人性本质的恶以及各种思想和现实动机外，不被注视和批判、不被惩罚，是非常重要甚至至关重要的原因。

就像各种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性别压迫，以及那些极为突出的恶果如杀人、强奸、大规模屠杀，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是人类对人权的轻忽、对残酷的隐瞒和对受害者隐隐或明明的责备及对加害者的相对宽纵，以及因为种种现实原因和顾虑而不去实现正义，所造成的。

在近现代以前，人类对阶级压迫、种族杀戮、宗教仇杀等是习以为常的。这很大程度在于对强权暴力的歌颂、对弱势受害者的鄙夷，以及对各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发声的压制。这些压制并没有真正让仇恨消失、痛苦减少，相反实际上的罪恶日日月月年年都在发生。我们看到近现代世界多么丑陋，其实近现代以前更加丑陋，只不过我们对于那些丑陋习以为常，那些丑恶也确实是那个时代局限下的必然。这种习以为常和人们的各种对旧秩序的服从，也让历史难以进步，丑恶继续发生。

而近现代的进步，很大程度就是在于对旧秩序的否定、对传统上约定俗成思想和行为的反叛。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兴起、对伤害人利益与尊严的丑恶的揭露反思批判、“笔”逐渐代替了“刀”成为主导世界的因素、法治对人治的代替，都在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欧洲政治革命、工业化下人类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变，都含着对历史的叛逆和对人权与正义的追寻。民主、法治、平等、博爱、人道、和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然后才有了今天这样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

文明是需要建构的，进步式的历史变迁是要人为争取的，哪怕这种建构和争取的方式和内容是颇有争议的，结果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相反问题很多）。

以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前情与后续为例，因为这个太具有划时代意义了。在以前，反犹主义排犹行为是约定俗成的，甚至当年许多杰出人物如莎士比亚也是有反犹倾向的，甚至说他是反犹主义者也没有问题。犹太人在世界上一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而且，如果按照“责备受害者”观点，那犹太人的确是有一些劣性的，有着“充分的”理由排犹，欺凌与杀害犹太人被视为一种颇有合理性的行为。

而纳粹屠杀犹太人，则是反犹主义的最高峰。400万至600万犹太人惨遭杀戮，且过程颇为残酷。而二战胜利后，犹太人在各国支持下对纳粹暴行进行了清算，追缉了许多纳粹战犯，有些被处死、有些被判刑。而德国也将“否认大屠杀”的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加以惩罚。而回忆奥斯维辛在内各种残酷历史的作品也可谓数量惊人和影响巨大。而这个过程中，有着许多艰难残酷的挖掘、反思。

从此之后，犹太人真正的在世界上站了起来。他们的处境与旧日完全不同了。没有政治家再敢公开的赞扬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即便有所“辩护”，也是建立在否定其“正确”的大前提下的。犹太人得到了正义，也得到了实现正义之后的幸福。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正义实现过程，其实并非那么文明优雅、正当正义的。犹太人成功复国的过程，其实充满着肮脏的政治博弈。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进入实践的，是《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而这个宣言就是英国政府为维持在中东的殖民主义和地缘政治利益而做下的，相对牺牲的是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而美国对犹太人复国及后来以色列政权的支持，同样是出于在阿拉伯世界楔一根“钉子”的考虑。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也颇为成功。而阿拉伯国家则因此被压制、分化，统一的阿拉伯民族难以形成。巴勒斯坦人民更是生活在极大痛苦之中，加沙这座“大监狱”困着几十万不比真正囚徒好多少的生命。

还有，促使排犹主义在德国兴盛的“刀刺在背传说”，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吗？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赞同对犹太人大屠杀，但是也不能否定犹太人当年和日耳曼人为主的其他德国人没有一条心。还有，正如《邻人》一书中描写的波兰人仇杀曾经作为邻里的犹太人，所恐惧的理由是犹太人可能招来苏军。那么犹太人会不会招来苏军？苏联虽然也有排犹倾向，但是和波兰人更是仇敌。苏联高层中有很多犹太人（比例可以说是极高的），这也是苏联排犹程度并不那么高的原因。相对于旧俄国及波兰，苏联对待犹太人是相对好的。所以，波兰的犹太人有亲苏情结，也并不奇怪。

那么，即便犹太人追求正义的过程并不光彩，自己在历史上也有各种“问题”，当今也在做着“损别人牙眼”的事，就否认其追求正义的正义性了吗？当然不是。相反，犹太人对正义的执着追求，让正义得到彰显。从此之后，起码到目前，没人敢给纳粹翻案，任何主流公开文献没人敢否定大屠杀。即便有人拿屠杀羞辱犹太人，或者公然否认屠杀的存在，犹太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因为已经让罪人得到了惩罚，那些攻击没有多少杀伤力。（更重要的是为世界立下了一个前例、标杆，即民族种族大屠杀是不应该被容忍的、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此外还立下很多好的先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如果没有追求到正义，又是怎么样呢？看看中国和日本吧。日本侵华期间造成上千万中国人死亡，且很多死难者受害者遭遇极大痛苦。他们经常杀害战俘和平民，实行各种残酷的“扫荡”和“清乡”。还有，日军在强奸方面是二战各国军队中军纪最差的，且擅长以各种变态方式公开和秘密的凌虐女性、同时羞辱其家人。而绝大多数参与者都逃脱了历史审判，只有松井石根等极少数人被处死（讽刺的是，他既没下命令制造南京大屠杀（实质上决定的是皇族朝香宫鸠彦，其拒绝中国军队投降的请求（如果中国军队通过交涉后投降，本来可以让南京像二战中巴黎那样得到和平占领的），并下令“杀死所有中国俘虏”），也没亲自参与杀人和强奸，反而试图阻止悲剧），且当了真正罪大恶极者天皇裕仁以及具体参与者那些日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替罪羊。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几乎都被遣返回国。不仅是1945年投降后的大遣返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在当时条件下非常优厚的方式对待了遗留的战犯（可以去了解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包括伪满洲国战犯和山西残留日军。山西残留日军多与系统性屠杀平民、大规模性虐中国抗日根据地女性有关，但是已审判和确定其犯罪后仍然将其轻判、释放。国共两党或者说两个政权都放弃了对日追责和索赔。

当然这些行为好听点说，就像蒋介石声称的“以德报怨”（毛泽东则是直说“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了），其实无非是希望以这种牺牲受害者利益的方式，换取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看起来颇理想主义的举动，其实有着非常实用主义的考虑。国民的生命对他们而言就是草芥，或者是可以换取利益的筹码。这当然也换取了许多真金白银的利益，如日本对华援助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养肥了许多并非当年日军侵华直接、主要受害者的中共干部精英。这才是真的“吃人血馒头”。（当然也有人说美军也姑息了731部队，是美国放弃追责日本天皇。当然这同样需要谴责。但是美国逐渐放弃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这有一个过程，而非一开始就放弃追责），究竟是他们一开始就乐意的，还是因为日本战争罪行最大受害国中国的国共两党都主动放弃追究，所以美国才选择“算了”？例如罗斯福向蒋介石多次提及将冲绳给中国或者促成冲绳独立，然而蒋介石一再推却。至于中共，直接就在批判美国、袒护日本了。恩将仇报、仇将恩报，莫此为甚）

当然，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样做，也不只是为了实际利益。蒋介石是传统士人风格的领导人，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也颇有古风余韵，二者都很喜欢展示博大的个人魅力和宽广的胸怀。所以，他们宽容对待日本及日本战犯，也是通过这种大度，获得舆论的赞美，换取宽容博大的名声，以及得到一种被“夷狄”钦敬佩服的自豪感、成就感。而后来他们也的确因此获得了这样的赞美和名声。只是，那些抗战中的死难者，尤其日本侵华中受到极大侮辱与损害的女性，并不会因此得到昭雪与正义，而是含恨的被刺在残酷的历史记录簿上。

这样的不注重正义，拿国人的牺牲者当可抛弃和交换的筹码，当成博取自己宽厚仁爱名声的工具，短期或者某些功利角度甚至道义角度是有利的，但长远而言，这种不良示范只是让国家和人民更加不在乎是非、正义，不再珍视人权尤其本国人人权，国家、民族和人民变得既麻木又暴戾。在国家与民族间的关系上，也成了心理弱势的一方。没错，这种伤痕至少在当今时代不会被特别公开的、露骨的提及（虽然其实也偶尔也会有），甚至加害方对受害方还时常有些愧疚和同情。但是历史并不是停滞在某个终战、结局时刻而不再发展变化。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受害方总是还会与加害方及其他第三方再有各种冲突纠葛（也不可能没有冲突纠葛，除非一方彻底消失），并不乏残酷的利益争斗。这些民族创伤就会被双方乃至多方以各种形式提及、暗示。甚至不提及，就是一种提及。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以及组成民族和国家的个人，都会有尊严、情感，对外面的反应不可能完全无感。残酷的创痛会对各方的地位、处境、权利、利益造成巨大的持久影响。所以那些历史伤痕就会成为包括受害方和加害方的工具、筹码、武器。在这过程中，虽然并不一定时时都是相对的弱势一方、曾经的受害者再受害，但重要问题上和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受害者一方是更加痛苦的，尤其在那种极为惨烈酷虐的经历之后。这不仅影响心理，当然也会影响现实利益。受害者往往永远无法真的骄傲的、理直气壮的和其他方一样去争取各种利益与话语权，明亏暗亏都会吃的痛苦不堪。这种阵痛几乎将永久持续，并且会在某些时候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在此摘录严歌苓的《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的内容，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表达我想表达的一些话：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春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

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其他暴行过去仅仅二三十年，中国就连续发生镇反、人为大饥荒、文革这三大巨祸（当然这三者情况相对有所差别）。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又有多少让人感觉可怕的相似与连接？且不说正是日军侵华对中共政权战胜国民党政权、成功执政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才有机会造下这些罪孽。当年的不珍视人权，对那么多死难者没有真正的重视，没有实现正义，又让后来的人们制造暴力和旁观暴力有了多少无所顾忌和不在意。当年经历过日军铁蹄蹂躏的国人，也有很多幸存者（当然说实在的幸存者是大部分，正如摘录的严歌苓所说一些话那样）。那段历史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当他们没有愧疚的屠杀手无寸铁、没有多大罪孽（甚至有些有大功于人民）的人时，又和当年的日寇有怎样的心灵连接？这些人对人权和生命的不珍视、对正义为何的无知，以及那种狂暴，有多少是先天的兽性、有多少受制度时势影响，又有多少和当年他们在日军侵华时经历的一些残酷有关？人类的习性有先天继承，也有后天继承。后天的继承往往来自于耳濡目染和约定俗成。然后再看看侵华日军和文革红卫兵，有没有某些连接？

需要补充一点，1960年大饥荒时候，中国还在苏联并未逼债的情况下，为面子强行还债，显然加剧了大饥荒。在大饥荒时期，中国还在向外出口粮食，还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这又是一例对外夷宽宏、对国人残忍的悲剧。从古到今除了满清，好像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如此牺牲自己治下国民、取悦外国的统治者。

还有，这种宽恕在国民政府统治区也催生了悲剧。日本投降后台湾的228事件，国军和大陆接收人员血腥杀戮台湾本省人，恐怕也和看到台湾人较为亲日、国民的日式风格比较明显，所以产生的发泄和报复心理有关吧？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饶恕那些日本战犯和日本本国人，国军官兵无法真正释怀，于是报复到了更弱的台湾人身上。还有，国民政府放弃对日索赔，那也只会让出了大力、饱受苦难的国府人员更加有理由腐败，为补偿自己的损失转而掠夺本国人尤其是作为日本前殖民地的台湾人。这就是宽恕的后果。

当然，这种宽恕伤害最大的还是中共统治下的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70多年，前30年多少直白的野蛮，后40年多少阴险的残酷，追溯前因，都来源于哪些方面、哪些历史？

引用黑泽明《七武士》中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好啊，你们把农民都当作是什么了？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是最狡猾的了，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贮藏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到山间深谷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农民这号儿人,吝啬而且狡猾，表面忠厚但最会撒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稻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办？怎么办啊！”

日本侵华的历史伤痕，深深刻在中华民族尤其华北和江南汉族的身上、记忆里。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想要通过单方面的隐忍和宽容来化解问题、抹除伤痕，结果则是让这些伤害通过不同形式转移给了更弱者，以及带来其他更多的悲剧。

不反思历史、追求正义，而是试图简单的宽容和淡化，也会让后遗症在未来残酷的发作。不仅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各种淡化狡辩的常态影响着有形无形的各种利益与价值，为文革翻案也在事情仅仅过去40多年后蔚然成风。即便那么多血淋淋的历史在那里放着，许多人包括这些人认同的中共政权的杰出人物都于文革中受难甚至惨死，他们仍然希望回到那个时代。而且，当今中国虽然未完全回到那个残酷时代，但是已经有了许多类似的迹象，且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以看看中国在最近新冠、洪水的灾害中人民之间的相互冷漠、敌视、对立，以及弱势群体几乎完全无助的绝望。

而新疆“再教育营”的悲剧乃至中共政权在新疆、西藏制造的各种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又是否继承了满人对汉人的种族压迫、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对中国的暴虐呢？因为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反思和改变、没有对罪恶深刻而透彻的认识和付出代价去弥补，没有形成对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就会形成恶劣的示范效应和心理暗示。“既然别人可以压迫我，他们都没反思也过去了，那我也去压迫别人”，就成了一种似乎“理所应当”的逻辑了。何况，利益角度也一定有“从强者失后从弱者补”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人类社会乃至生物界都广泛存在，所谓“踢猫效应”即是。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人类在现实中却无处不在。正是这种貌似合理的逻辑，让新疆“再教育营”的悲剧和在西藏的镇压也发生了（虽然程度不如满清压迫汉族和日本侵华）。

不仅如此，其实如今新疆、西藏乃至回族与汉族的血仇，也是满清时期结下的，是满清有意“分而治之”的结果，没有满清、满人，以及满洲入侵和扩张，也就不会有现在新疆、西藏乃至内蒙的人权问题。相对于明代和民国相对开明、怀柔、通情达理的民族政策，满清统治时期的中国可谓“各民族的大监狱”。也正是满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压迫，以及人身和思想的禁锢，建构并固化了中国境内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并遗祸至今。如果当年对满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进行了清算，后世就会懂得不制造压迫和杀戮的必要性；如果充分检讨满清时期中国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就不会在今日再次出现如此大的民族对立与冲突及种种悲剧。而现实中宽纵满人的行为，形成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杀戮不被追究的心理暗示，缺乏对满清种族统治的反思则导致畸形民族关系的持续，促成了今日新疆“再教育营”的悲剧。（关于满清统治问题，我另有一篇文章《与张博树老师商榷-兼论满清对中华的影响》进行叙述分析，在此就不多重复了）

这并不是为“再教育营”人权灾难辩护，而是说只有像“剥洋葱”那样层层挖掘，才能将各方的责任厘清，固定下各自的罪恶与责任，按照罪恶烈度和时代背景等综合对比，逐次谴责和共同否定，形成反对一切人权侵害的共识，并瓦解发生这些悲剧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才能实现拨乱反正和开拓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的未来。当然，现在发生的，是最需要制止的。反思过去，正是制止现在、防止未来的人权灾难。在这个过程中，谁悔罪最多最真诚、付出的补偿越多，越愿意放下自己狭隘的荣誉而考虑他者的感受，更在乎人权和正义及人类未来，人们就应该相对更支持谁（反之就相对对抗、杯葛谁）。而不是谁强大、谁野蛮、谁不诚实和推卸责任，却去支持谁。

中国近现代经历的这些灾难，就是从不正视历史、没有真诚面对残酷真相、不积极实现正义的恶果。模糊化过去固然有片刻的安宁，可是会制造更加令人恐惧的暗流。这种暗流一定会反噬（除非真的将一切完完全全的“斩草除根”、永久压制（现代技术如信息化加持下，这还真有可能实现），但是那样的结果对受害方岂不是更可怕？也将是让人类背负更重的罪孽、面临更大的恶果）。

那么人类尤其各民族各宗教各种群体之间，真的会永远冤冤相报下去而无休止吗？我们当然无法彻底杜绝一切，但是却有可能得到某种缓和。前面举的犹太人清算纳粹的例子，在这里仍然是有效例子。当加害者普遍真诚忏悔并付出足够的代价后，很多问题起码可以得到巨大的缓和，或者在特定时期就等于是彻底解决了。现在以色列人还有欲望报复德国人吗？当年的纳粹大都伏法（尤其那些最关键的参与者）并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德国绝大多数人也都承认大屠杀和根本上否定希特勒等人，已经充分和历史“割席”。德国在二战中及二战后也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样，两国两个民族不仅没了巨大仇怨，反而有了一种相对友好于普通国家的关系。而且，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希特勒、纳粹治国历史，反而可以被相对平和的探讨，即便有赞美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影响本质的问题。

这已经是人性、人类的伟大胜利。此外，南非、卢旺达也实现了人类惊人的和解奇迹（哪怕并非没有一点问题，相反问题很大）。巴尔干各国各民族之间、斯里兰卡、黎巴嫩、伊拉克、尼日利亚、印尼等，也实现了重大的成就，起码目前仍然处在一种相对可以接受的情形之中。柬埔寨对红色高棉的充分清算与反思，也说明了历史问题也可以做到一些盖棺定论的、几乎再不能彻底翻案的？这说明人类并非只能冤冤相报或者重复罪恶，起码能在一定时期内和很大程度上，人性和人类还是有救的。

但是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刚果、苏丹、埃塞俄比亚、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联邦与车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等地的事情，让我们明白罪恶并未远去，而是在持续发生。让他们停下来？停下来当然要有揭露真相、反思、实现正义。否则“停下来”只会有更大的“停不下来”。看看俄罗斯和印度吧。

有幸的是，这世界上还有一些曾有历史罪孽但如今还算不错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并且愿意付出部分代价牺牲，来让世界变得可能更美好一些、有希望一些。西北欧和美国算是代表吧。虽然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想法。特朗普的上台和其代表力量的得势，就是对这种相对好的情形的一记重击（而且他的上台未必没有一定道理，且他们起码直接表现还是比那些残酷状况下的国家好的多，哪怕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其实有巨大间接破坏性危害性）。

 所以，探寻真相、正视历史、追溯过往、实现正义，未必100%能有什么好结果，但是总是相对好的。

“相对好的”，这正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一个标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完美无缺的东西。任何巨变和力挽狂澜，也不可能没有各种不应该有的事情发生、没有一个受害者。我们只能选，不选也是一种选而且后果可能更恶。在腐朽的国民政府和后来残暴的中共之间，我们应该选择国民党政权。当然我们或许有第三个选择，但是没有时候只能选一个。虽然在某些时间，按同样标准或许选中共才是“最好的”。我这些设想当然有事后之嫌，但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比喻。

再残酷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和日本侵华中选择（不仅是选两件事，还包括选择其中所有罪恶）必须发生一件，那我宁可选择发生文化大革命。被一个怀有极大恶意、行为极端暴虐的外族征服，比国内一场类似程度的变乱造成的伤害更大，前者比后者更加敌我分明。这丝毫没有给文革脱罪的意思，可以看我前面的话）。这种选择很残忍很反人类，比道轨难题还残忍，可是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选的，没有选的勇气，那就是让给更加恶的人选择。

（发帖字数限制所以有删节）

但是，即便发生那样的结局，也不代表我们现在的努力与抗争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当然要做尽可能让时代进步快的事、做让当代和未来人类少受苦难的事。我们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就好。即便虽然大抵还是有愧的，但是起码让愧疚少一些吧。

                                                          

                                                   2021年11月3日

                                            共和历230年雾月菱角日（初稿）

                                                  2022年6月19日
                                            共和历230年获月黑麦日（修订）

https://matters.news/@Wangqingmin/%E4%B8%AD%E5%85%B1%E5%BB%BA%E5%85%9A%E7%99%BE%E5%B9%B4-%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7%9A%84%E5%8E%86%E5%8F%B2-%E5%BD%93%E4%B8%8B%E4%B8%8E%E6%9C%AA%E6%9D%A5-bafyreih7ldc4f52wh62euqsyicyc6mtiqciukmithibgeaunjk6divslb4

最近，中国互联网尤其讨论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板块（俗称“键政圈”）兴起了一股强烈的学习、研究、模仿、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的思潮。在知乎、B站、豆瓣、微博等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到处都充斥着对毛的崇拜与追思、对毛精神的赞颂及毛思想的学习宣传。“教员”是他们对毛普遍的尊称，塑造毛既为人师又平易近人的形象。这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这些青年毛粉怀念的不仅是毛，还有从中国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岁月。在他们心目中，革命时代是光荣的、勇敢的，是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他们也认为，建国后至改开前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工人阶级拥有无上荣光，国家工业化建设成就斐然。而毛则是导师，是红太阳，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领路人。

他们避免提及毛的过失乃至残酷的斗争史，只把这些当成革命和建设中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毛粉们也将大跃进、“公社化”、大饥荒、文革乃至更早的肃反整风，都归罪于下级的错误和偏激、外部环境的逼迫，而毛本人却始终是伟光正的、不容批评非议的。

从根本上说，青年毛派的崛起，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官僚资本主义膨胀、社会福利保障低下，以及政治环境日益严酷的产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已达到惊人的且不可撼动的地步，广大平民尤其底层生活在艰难绝望中无力挣脱。即便是有一定学历和知识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也被“996”压的喘不过气来。近来流行的“躺平”、“内卷”等话语就是国人不堪重负下的调侃和呻吟。

同时，近年来中国舆论管控日渐强化，主张民主宪政和充分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受到重挫。因而，许多国人尤其关心政治的青年学生，普遍而迅速的转向了毛主义。在2010年代及之前，毛主义多流行于中老年人之中，在青年中非常边缘化。但如今，青年人却成了粉毛的主力军，他们在互联网上制造的声量远超那些老年毛粉。

众多青年成为毛的拥趸，从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今社会竞争残酷、阶级对立严重、人人缺乏获得感与安全感，渴望有政治强人横扫污秽。而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更使部分年轻人仇恨权贵和资本家，试图“等贵贱、均贫富”，实现平等与大同。而宣扬民主宪政的自由派思想又被遏制，所以压抑的怒火都借着毛主义之火在思想上燃烧起来了。

但从现实角度，青年转向毛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政治、反智主义、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确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毛本身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从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历次浩劫，毛都是始作俑者、第一责任人。没有他的指挥、鼓动、首肯、默许，反右、文革等灾难就不会发生，“一大二公”导致的大饥荒和工业浮肿他也是心知肚明。

在毛时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如工人、农民两大社会保障悬殊的阶级，以“剪刀差”残酷剥削农民、以户籍制度严密控制农民，进一步又有“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黑五类”区分，上面则有形形色色的干部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权者作威作福。而且这种身份差异延及亲属，特权阶层世袭罔替，被统治者子女被打入另册仍为贱民。毛时代没有平等，相反比改开至今中国的阶级分化更加清晰而赤裸。现在的人至少还能通过考学、经商等方式改变身份地位跃升阶层，人与人名义上也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毛时代则是在档案和个人身份证明中直接划分等级，等级之森严、被压迫者之悲惨，甚于封建农奴社会。这哪里是毛粉们说的平等的天堂？

 即便当时被抬高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其实仍然处在各级干部之下，要接受各式各样严厉的纪律约束，哪怕这些纪律并不能有效促进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罢工和理所当然的言论自由，毛时代的中国工人都是没有的。工人也都必须服从分配，没有选择岗位和“用脚投票”的权利，除非托关系走后门获得好工作。中国的工人从没真正享有民主，不仅不能选举政治领袖和管理国家，在选举厂领导和管理工厂事务中，普通工人也敌不过领导干部“内定”和一言堂。工人各种福利分配乃至外出旅行的权利都被各级官僚攥在手里，人身自由和基本所得都受控，这怎是国家主人，反而是国家奴仆罢了。

至于说改开前中国工业的成就，是严重夸大、浮肿的，虽然产量不低，但是质量堪忧。由于计划经济的缺陷，工业生产效率低下、技术水平落后、产品品质差劣。那时全国各城市包括县城甚至镇甸都有各种厂矿，除“鞍钢”、“一拖”这样鼎鼎大名的工业巨人，其他的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和产品都是勉强运转、自产自销的破烂工程。“两弹一星”则是克服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造出来的，而非在各种政治运动加持下生产出的。包括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和实践，也是其克服了文革的迫害、熬过毛时代的残酷，才最终推广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而毛粉则完全颠倒黑白，把“前30年”的成就当成毛及毛发动的政治运动、毛时代体制优越性而得到的，荒谬无稽。

那个年代，不仅工业产品短缺且品质低下，农业和服务业更是差劣，除主粮外限制发展农副产品，计划经济完全与市场现实需求脱节，经济毫无活力，各行各业都是短缺和贫乏状态。而高级干部则享有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各种特供，俨然人上人。这样贫穷落后、物质匮乏、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哪里是人间天堂？

也有人将反右之前及文革期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所谓的“四大自由”当成言论自由的表现。事实上，“反右”之前的“鸣放”只是毛自己都承认的“阳谋”，以挖掘出“反党反共分子”，后来几百万人被迫害。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只是限定在特别范围内的批判整风，而不允许向党、向毛挑战。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的结局就证明“离经叛道”的鸣放是什么下场。“四大自由”只是毛及政权用来整人的工具，并不是捍卫言论自由的法条。

还有人声称那个时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取得很大成果。某种程度是对的，毛时代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妇女解放。但是那个年代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没有什么权利，男女享有的权利都很少，又需要承担相同或相近的劳动义务，所以实现了某种“平等”。但这与现代女权主义追求的更加进步全面的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女性权利保障和女性解放，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还有人居然将申纪兰标榜为推动男女平等的先锋，她只是个橡皮图章罢了，国家政策根本没有征求她以及所有普通妇女的意见，而是上层出于动员女性劳动力以发展生产等其他政治考量。

毛派不仅陷于历史虚无主义无法自拔，也不能提出对当下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很显然，在当今中国再次发动毛式革命不仅不具现实可行性，也不具备法理正当性，更没有目的正义性。毛时代的革命和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应该再重复发生，这虽然不被毛主义者认可，但目前至少仍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共识。

青年毛派虽然远比那些“老古董”毛派要有知识、有视野，但仍然提不出具体可行的改变中国现实的纲领、方案和细节。例如如何改变现在中国稳固的既成秩序，哪怕撬起一个角落？之后如何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避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如何确立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些他们都浅尝辄止或干脆闭口不言。青年毛派们只是会一遍遍重复和咀嚼《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里的各种段落和词汇，试图用这一早已逝去人物的“喻世明言”对照现实，对现在的中国现状大张挞伐，然后提出一些高度空洞抽象的革命目标，用毛式革命话语自欺欺人、在麻醉中高潮。

毛派思想虽然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本质与人类理应走向的目标相背离，客观上不可行，主观上丑恶。因此，毛派思想在中国的这轮复兴弊大于利。它虽然一定程度可以激发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促使人们认识到各种剥削压迫的丑恶以及人民苦难的深重，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让当政者利用毛派思想冲淡、压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和宪政中道和平理性的进步思潮，打击自由派在在野势力中的力量。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这轮毛派复兴都不可能对现体制造成重大实质影响。但这次毛主义在中国青年人中的大热，却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显然，恶劣的洗脑教育、缺乏对历史的反思、长期的舆论控制与信息封锁，造成了青年一代思想的畸形。他们将那血色残阳，看成了“最美的意象”，沉浸在“前三十年”的幻梦中，嘴角露出了微笑，却淌着流涎。他们感知到了社会现实的不公不义，却没有选择以光明正大之途抗争，而是选择以恶制恶，甚至试图以更加严酷恶毒的人和体制取现行者而代之，若真的实现，中国不知又有几次多少年的浩劫。

真正能改变中国的，让中国向好的，还是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尊重和捍卫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障真实的普选与代议，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繁荣、民主法治、平权与平等分配。我们还要记录与反思历史、教育后人，摒弃极权与个人崇拜，不要让“反右”知识分子惨剧、大跃进和公社化后的大饥荒悲剧和文革浩劫重演。

到访六四纪念馆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一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一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一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一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一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一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一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着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一次见。其中有一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一些大学生、一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一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一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你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一隅的海报，讲述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一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一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着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一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一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一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一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一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着图册坐到椅子上，一边看图一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着《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一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着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一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一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一起，五个人一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一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一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一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

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一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着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一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一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一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着书包用手扶着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一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会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一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一个记者棚避雨。过了一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一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着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着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着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样，他默默的弯着腰推着。我一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一定会和他攀谈一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着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着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一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一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一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一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着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着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一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一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颠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一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一些主动。

此后，是一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一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一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一。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着让着，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一些理解与关爱，少一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着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一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一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一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一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y6bmhdnaa3hsr6letc4kgwa6rbafy7

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累积问题十分复杂、转型希望非常渺茫。政治上的专制达到数十年以来最严酷的状况，政治改革早已停滞。而经济下行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意识形态上保守反动，舆论环境令人窒息。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种种弊端并未因物质总量丰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发恶化。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和难以调和，既得利益者与失意者的对立越发严重，社会互信程度和公共责任意识都在下降，恶性公共事件及系统性暴力都在增加。穷困者、女性、残疾人、少数群体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未来走向何方？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之士应何去何从？现实的迹象是不乐观的。一部分人被现实征服、被强权征服，选择认同乃至赞颂现行的制度与规则，依附于体制和强人，成为专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拥护者践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否定现在的一切，主张暴烈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变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对手，彻底压服或消灭对方，用代表己方价值观和利益的思想体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问题上选择最极端最鲜明的选项。

前者自不待言，我们不应该对如此恶劣的现状听之任之甚至积极参与，让它继续存在。但后一种就是好的了吗？估计大多数人在理性上也并不赞同。可是事实上，推崇后者的在主张变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坚持激进的毛主义路线，主张阶级斗争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张使用激进手段进行革命者，对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这种极端化的价值取向不仅存在于宏观的政治议题中，在微观的社会问题上同样非常普遍。在劳动、就学、就业、提供和接受服务等过程中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人们往往想的不是妥协，而是尽最大可能损害对方，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胜”，甚至不惜致对方于死地。

这样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令人恐惧，这极大恶化了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导致人心败坏，各方都绞尽脑汁折磨对方，同时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为此丧失诚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谁都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一方会付出惨痛代价。这也会导致罪恶升级，人宁做大恶不做小恶，宁把坏事做绝而没有一点手软和犹豫，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让你死我活，宁把对方打的永世不能翻身而不留一些余地和恻隐之心。反正无论有意无意、错事多轻多重，都不会被宽容和谅解，会被对方往死里整，那还不如放弃底线不择手段，这样反而能够利益最大化。是非本身不再重要，各种矛盾纠纷都不以道理定输赢，而是权力、金钱、人脉、心术的较量。这还导致人们互相提防、采取各种方式避免被害，选择趋炎附势、奔走钻营以求保护，心思都用在防备人和害别人，正常生产生活反而成了次要，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人们也越发将道理是非抛至一边，只迷恋实力、手段，畏威而不怀德，变得越来越功利、阴险、不要脸皮和良心。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变成只有胜败贵贱之别没有黑白对错之分的丛林社会。

具体表现事例在中国的现实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过于刑罚制度，如背上违法犯罪记录让一个人终身被打入另册，亲属也会受到牵连。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职人员、国企和事业单位职工、学生一律开除。但这种制度并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导致人们在犯罪后不敢承担代价，拼命逃脱责任，最终导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恶。这类有编制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丧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实际的法律变成“刑不上大夫”。执政者和执法者为维持政权稳定，极少对这些在编人员进行刑事处罚，因为无法承担这些精英分子反叛体制产生的冲击。严刑峻法反而成了摆设，这反过来又诱使在编人员变得有恃无恐，越来越多人做出应受刑事处罚的事却安然无恙。这又导致又多了一条法不责众，然后在编人员愈发有恃无恐，成为骄横跋扈的特权阶层。

还有些后果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例如医疗人员收受回扣等行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医院几乎无人没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规定中国所有大医院医生全部需要坐牢。这导致的实际结果则是所涉法律变成废纸，政权根本不敢执行该法，于是出现了医护全员罪犯却全员不受处罚也无法处置的怪现状。这反过来又导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风、越来越肆无忌惮，成了人人皆知人人不说的潜规则。如果法律能够有梯级渐进或者退路条款，就不至于发生这种法不责众的情况。同理如医疗事故、医疗责任问题也是如此，看似严厉的追责最终让医方更加不愿意承认问题的存在，越是死咬自己没有责任越没事，承担责任并且愿意补救反而可能被“讹”上，被抓住把柄的患方要求更多赔偿。这样坏的医护风生水起，诚实和有同情心的医护混不下去。这样一来患者的权益更加不能得到保障，医护为逃避责任更加不愿意修复问题和做出补救，患方更变成了这种丑恶但现实的逻辑下的牺牲品。

相反，如果刑事处罚结果并不那么严重，不至于直接开除永不录用，或者说根据不同情节分别处置而不“一刀切”，那么在对他们处罚时反而不需要有那么多顾忌，处罚反而能够得到执行，因为这不至于摧毁其一生前途，他们也就不会殊死抵抗。

还有例如信访制度，中央根据信访数量而不分具体是非问责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访等对访民的迫害行为。然后中央又对此不予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粗暴问责，一方面放任迫害访民，导致信访制度变成加剧上访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访制度，许多问责机制看似很能震慑责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责任人制造更多更大的恶行以逃脱惩罚。如高校和中学为避免学生自杀影响学校声誉、承担连带责任，干脆清退走“问题”学生，导致试图自杀的学生更加绝望，处境更为恶劣，自杀动机更强。北京发生的清理“低端人口”的肇因也是一些官员不愿意承担“低端人口”引发各种事故及治安问题的责任，干脆都驱逐走省事。

上升到更高层次和更宏观层面同样如此。中共政权的确已经恶贯满盈，但是具体到不同官员不同政治人物，还是有其区别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终只能迫使政权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也不会再有开明派进行改革。相反，开明派会被政权保守派和民众夹击，政权会越发邪恶和丧失底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发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时候，而是政权愿意做出改革、开放社会缝隙的时候。问题是这种道理政权也懂，中共比民众更懂，他们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软，为了不当路易十六们，会更加疯狂的倒退，反正没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长久和严重的受难。而激进革命派主张的彻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现实是只会导致政权拒绝退让变本加厉镇压，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我个人在以前，立场也是对恶要彻底铲除、以鲜血实现正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现实和人性，以及自己经历过很多事，就发觉这样并不能实现正义，只会导致更多罪恶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续。坏人也是人，他们做坏事的同时也有七情六欲，也恐惧成为阶下囚甚至送上断头台，所以在存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会不惜一切丧失底线的作恶，以保住既得利益。从他们角度这样也是无奈，如果妥协，不仅既得利益不保，连基本尊严和命都没了，家人可能还会遭殃。

于是，越是坏透的当权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过人生，因为人民害怕他们，他们的不择手段让人民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越是有点人性和愿意改革妥协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挂上绞刑架，因为他为人们觉醒和反抗提供了空间。这实在是太讽刺却又十分现实的事。

作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应该推动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有对愿意改革、妥协、对话的当权者回以善意，宽恕其因为制度和现实不得不做的罪恶，摒弃不同立场和利益导致的前仇，而把矛头对准那些最为顽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当权分子站在人民一边，以最小代价实现民主转型。哪怕这些愿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债，也是剥削者压迫者。这当然不是彻彻底底的公平正义，但是却是最不坏的选择，可以让光明提早到来许多年，少损伤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命，可以让若干亿人都能减少甚至免于专制的创害。（其实，不谈极化思想和手段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也是不对的，以大怨报小怨，何以报大怨？零和博弈输了自己下场悲惨，那赢了就好了吗？那自己又成为加害者了，屠龙者成了恶龙、凝望深渊时被深渊凝望。在这种零和博弈不择手段中成为胜利者加害者更值得谴责，因为胜利是建立在对他人造成惨烈伤害的基础上的。）

许多国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认为他们是“圣母婊”，单纯和幼稚，对坏人忍让宽容、没有是非和正义感。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所谓“白左”普遍是坚持原则、明白是非善恶、坚持真理和寻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种受难者、必要时坚决站出来并愿意付出真金白银的人。只不过他们在坚持这些的同时，并不赞同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他们深知这样做看起来爽利、有时可以高效解决问题，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祸根，会导致更弱势的人最终成为牺牲品。

例如残忍对待一个犯罪的男性以主持正义，那90%概率他会转嫁给其妻子和孩子或者同学同事乃至陌生人中的弱者，然后妻子孩子其他弱者再将仇恨和伤害转嫁给他人甚至小动物，以及以各种间接方式传递伤害。主持正义的人和那个男人犯罪的受害者的确爽了，但是那些更弱势的人则为此承担了更大的代价。至于每一个环节、每个犯罪传导链上的人都惩罚，如家庭暴力、虐待动物者严惩，其实是并不现实的，罪犯有一百种方式掩盖罪行、逃避惩罚。至于哪个环节的受害者不转移伤害，自己选择承受或者不得不自己承受（就像婴儿老人小动物），那其实不是更加悲哀的事吗？

 坏人或者某些事上坏的人也有尊严、情感，简单粗暴的打击报复、惩治只会让他们做坏事时更心安理得和解气，也会在未来作恶时更加狡诈和阴狠，而不是改过自新良知觉醒。这样到头来还是让良善之人受害。把坏人逼得没有退路看起来有震慑作用，但是现实中普遍却让他们更加放开手脚作恶，仅存的底线和良知也不再想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们也会在犯罪后更加选择拒不承认，让受害者更受冤枉而无法伸张正义。台湾有从事社运的人士总结现实中为弱势群体维权的经验时就说，“伤害越深，越难承认；错误越大，越难改变。这是从事改革运动的人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在零和博弈下，冲突双方必然有一方要彻底失败、付出惨痛代价，那有权有势有钱有人脉的强势一方难道愿意甘心失败吗？他们即便违背道德也不可能输给弱者。零和博弈下强者一方更不会退让，坑害的一定是弱者。坏人、强人这样做虽然并不对，但是客观事实，也符合人性和规律。

“白左”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问题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愤，以制止和预防罪恶而非复仇主义为原则，避免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传导，最终反而可以以最小代价、最快时间走向文明进步（哪怕从某些阶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价），也最有利于维护弱者权利。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报怨的社会，则会长期陷入尔虞我诈、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以恶制恶的主持正义者也是造成这种恶果的其中一员。当然，如果某个社会多数是这种以恶制恶又欺软怕硬的，少数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确是“白左”，因为他们在为各方的恶买单，替各种作恶者收拾残局，包括压迫者的和被压迫者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减少了仇恨、为残酷社会带来爱与希望，让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而不是互杀灭亡或者变成依靠暴力和恐惧维持的充满仇恨和丛林化的地狱。

还有，备受国人诟病的西方轻刑制度和修复式司法，以及建立良好的监狱环境，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和道理。中国严刑峻法和恐怖的监狱环境虽然一定程度可以震慑犯罪，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导致因各种原因不得不犯罪者拿出十倍百倍的手段逃避刑罚，更不敢主动承认犯罪以保持诚实，纷纷“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私了盛行，掌握权力的司法行政人员更变得炙手可热争相巴结贿赂。政权出于维稳，现实中也不敢把应投入监狱者都投入监狱，反而在实际执法上非常“宽容”，当然这种宽容是对有权有势有能力有地位能闹事的人，政权害怕他们被惩罚后变成反体制的力量危及政权统治和稳定。而被关进去的普遍只有相对无权无势和运气不好的弱势倒霉蛋，极少数人替大多数人当了社会的出气筒、牺牲品，这些人又反过来以各种方式反噬社会，结果更加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从根本上说也违背了公平正义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失败者才进监狱，胜利者作恶更多反而安然无恙），侵犯了人权（罪犯也是人），刑罚只是维稳工具。

而西方的轻刑制度有利于罪犯勇于承担责任，也利于包括犯罪者在内各方一切诉说和探析真相，继而改进现实，促成社会改革和人与人的和谐互谅，让受害者释怀让加害者受罚也心悦诚服，最终减少社会戾气及弱势者所受伤害。而且，轻刑不等于不惩罚，惩处依然可以产生震慑作用，只不过不那么令人千方百计逃避接受处罚了。还有，对于罪大恶极、拒不承认、死不悔改的，也会判处长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这反而让相对最坏者得到相对更严重惩罚，约束作恶者不愿越过底线。

追求绝对的正义、以残暴对残暴，或者仅仅是以革命的正义对反革命者实行暴力，那一时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实际上无助于国家、社会转向民主与正义，整体上也不能给人民带来文明与进步。满足自己一时的正义感快感，而不顾这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没有道德和责任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和稀泥、放弃原则。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样，要更加坚定的反对、对抗邪恶和不公，对真相有更为执着的追求、对弱者更加真诚的同情和帮助，需要勇敢站出来的时候坚定的站出来，遇强更强遇硬更硬，要去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把那些积郁的仇恨、怨毒的倾向转化为持守人权、弘扬人性的决心与勇气。

对许多现实问题，我们都应该寻求以折中方式解决。例如涉及违法犯罪，强化经济赔偿以代替刑罚，以弥补受害者为主而非惩罚加害者为主；对各种不公不义和黑暗，不坚持严惩责任人作恶者，但是要无比坚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减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机会认识、重视和改善问题；涉及劳资关系、分配公平，既不要“剥削有理”也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大锅饭，而是采用费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兼顾资方劳方、兼顾效率公平、兼顾国有私有；在涉及强者与弱者的纠纷时，既不要“你弱你有理”无限同情弱势方，又不要忽视双方条件背景不同对双方博弈能力、话语权的影响，就事论事同时又考虑到长远和连带问题。

折中主义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难。这需要有关的双方甚至多方愿意释出善意、诚实真诚、不被挑衅激怒、明是非讲道理、据理力争又肯让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志力。尤其在只有一方愿意折中而另一方不愿意时，那对愿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验堪称残酷。还有，具体如何才算“折中”，“中”的界限在哪里？具体操作起来有许多难点。折中主义还要加害者和社会对受害者做出更大补偿，各界对探析和揭露真相有更强的需求（并且制度和环境上有实现这种真相大白是非清楚的条件），公共舆论要更加有道德和富余同情心，足以在情理上弥补未严惩加害者而对受害者及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的亏欠。还有，在过于残酷、竞争激烈、社会环境恶劣的社会中，折中主义很难生存，因为现实就是零和的你死我活的，各方都不惜为利益折损道德，谁想折中谁吃亏被当软柿子甚至被逼的走投无路（甚至坏人还会利用折中主义者及折中主张得寸进尺，试图从中得利），谁下死手谁占便宜。但是其实这样的恶劣社会也最需要折中主义。

或许我说的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现实难以实现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损人利己、胜者全得的倾向，很难改变和克服。我自己过去也一直都拒绝折中，是激进分子，恨不得将恶人挫骨扬灰。但是折中主义的确是情理法权衡下“最不差的选择”，虽不如“东风压倒西风”符合人性与现实，但比后者多了良知和道义。折中主义不是纯的公平不是完全的正义，但至少没有助长人性的恶，不为这丑恶和黑暗的世界增添残酷与无奈。

https://matters.news/@Wangqingmin/%E9%80%9A%E8%A1%8C%E8%AF%81%E8%BF%98%E6%98%AF%E5%A2%93%E5%BF%97%E9%93%AD-%E5%8D%A2%E6%AD%A6%E9%93%89-%E6%9C%B4%E5%85%83%E6%B7%B3%E7%9A%84%E8%87%AA%E6%9D%80%E4%B8%8E%E5%BD%93%E4%BB%A3%E8%BF%9B%E6%AD%A5%E4%B8%BB%E4%B9%89%E9%98%B5%E8%90%A5%E7%9A%84%E5%9B%B0%E5%A2%83-%E4%BB%A5%E5%8F%8A%E6%88%91%E6%83%B3%E8%AF%B4%E7%9A%84%E5%85%B6%E4%BB%96%E7%9B%B8%E5%85%B3%E9%97%AE%E9%A2%98-bafyreihv6nmyw5mbawmn7effabq2p36uqj5n3htu2siupgs5kiju4ey42a

因为直接复制粘贴文本后，发现所有段落都是粘连的，所以只能只把文章链接发来这里了

刘慈欣与他的《三体》：良知污染与宏大深邃的并存（链接）

《三体》一书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是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该作品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著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

近十年来，科幻小说《三体》风靡中国，漫卷世界。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让中国作品历史性的获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更在于辉映、激发和宣示了一代国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规模的某一批某一类国人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价值取向，在国人尤其年轻人中实现了一种广泛而颇有深度的共鸣。而作者刘慈欣，也成为了《三体》粉丝们的超级偶像，对其的膜拜、维护也达到了其他任何当代作家都难望项背的程度。

我自己阅读了《三体》多次，基本上可以说一句不落、没有忽视任何情节的看完了，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对作者刘慈欣的背景、言论、价值观念进行了有限但已相对充足的了解。相关结论本应在本文末尾讲，但不知本文何时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说个大概评价。所以，我先在本文开篇即此处对《三体》及刘慈欣做出整体上的评价。

《三体》一书假借科幻性质的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斗争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特点，以及对人类乃至宇宙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预测，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整体上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作者个人品格与道德操守也很有问题。该作品的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著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甚至说是一种负面的有害的道德与人文价值。这是我的大略性评价，更具体的评价在文中和文末再写。

《三体》篇幅阔大、细节密麻，我自然无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写这篇书评，是预设读到本书评者通读过《三体》的基础上的。不过，我还是会在评议中夹杂一些背景和情节介绍，如引用《三体》原文，让本文能够被未读（起码未细读）《三体》者也能看懂。为方便行文，我会以《三体》人物和事件在书中提及的次序为序，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单元论述分析，并加以适当的总结与综述。

我会在文中对刘慈欣写作内容的情感、动机做出大量的评断。这种评断当然不可能有法律意义上的「确凿」证据，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测和联想。而且，这种评断也不可能 100% 吻合刘慈欣的本意，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测出刘慈欣的大脑在想什么。还有很多评断是基于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的客观影响、读者反响。一个作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很大程度在于有自由表达权的读者中的主流所认为的意义（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认却没有否认、否认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作品和反响是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灌输意义。作者在写作时也应该考虑到它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包括自认为的被「误读」。所以，我会通过它在读者中的认知和影响，反推刘慈欣在《三体》中内容情感为何，这并不是故意冤枉他。

还有，作为政治性评论文章（没错这文章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文学性的），当然以批判为主，即便我对刘慈欣的一部分观点赞同，也不会大篇幅的提及。对于刘慈欣塑造的一些争议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罗辑等人，以及一些没有特别喻示意义的事件、情节，也就不会费多少笔墨。我写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有异议的那部分。而从整体上，如前所述我赞扬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强

《三体》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科学家汪淼，但第一个细致刻画的人物则是前来约谈汪淼的警察史强。寥寥几页，就刻画了一个粗鲁野蛮、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读《三体》的铁粉当然知道，开篇对史强的描写，以及后面类似的描写，都是在反衬史强精明强干、充满勇气与责任心做铺垫。

或者更准确的说，刘慈欣故意将奸狡顽劣与能干及有责任心联系起来，暗示有流氓习气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内热」，本质是好人。

我们截取对小说中史强的描述，可以看看刘慈欣想表达、试图灌输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在《三体》开篇，史强与汪淼见面时：

（汪淼说）「『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
「你看看你这个人！」史强大声说，「我们说它不合法了吗？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他说着，刚才吸进肚子里的烟都喷到汪淼脸上。
……
「我有权不回答，你们请便吧。」汪淼说着要转身回屋。
「等等！」史强厉声说，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给他地址和电话，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稍后汪淼被三体人制造的幻象打击的几乎要自杀时，用巧妙的方式让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气，并振作起来参与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ETO）的阴谋。再往后，史强还出奇策（即「古筝行动」）伏杀了伊文思和「审判日」号，以及多次搭救、保护了另一个科学家罗辑，可谓居功甚伟。此外，刘慈欣还描写了史强与汪淼、罗辑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强的鼓励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气，并且帮助政府和军警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一系列罪案；对罗辑而言，史强更是挚友，一直保护罗辑，并且促使他有放荡不羁到负起保卫人类的责任。

我们一开始看到史强的形象，很像现实中滥用警权、欺压百姓的恶警。书中也的确列举了他的劣迹：处理劫持人质事件时不顾人质安危、鼓动黑帮黑吃黑、刑讯逼供……这样的「恶警」却挽救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进而挽救了人类的命运。

刘慈欣在这里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没关系，最重要是「有用」。而且，这样的人虽然对陌生人、敌人残酷，但对待朋友还是可以肝胆相照的。更进一步，刘的春秋笔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强这种恶人，才有常人所没有的狡黠、胆识、才华，彬彬有礼、遵纪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这就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人们要容忍恶人、恶警，容忍他们的不法行径，因为只有这样历经丑恶、一身匪气的人，才有保护我们的能力。或许，这正是刘慈欣想传达给我们的。这在《三体》中并非孤例，后面还有一些人物如托马斯维德，可以证明刘这种隐隐的暗示。

在全书中，还有许多对史强的正面描写，如前面提到的讲他和汪淼、罗辑的友情，可谓很感人。刘慈欣试图将史强的流氓色彩与侠义之心都强化起来，让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即这种看起来很坏（实际也有明显坏的一面）的人本质上是好的，人们应该理解、容忍、欣赏、赞誉他们。这有点像《水浒传》对那些既行侠仗义又杀人越货的好汉们的描写。不过水浒里那些「好汉」是反体制、反强权的人，刘慈欣笔下的史强和托马斯维德则都是穿着官衣、维护秩序的统治阶层，还都是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水浒传》歌颂的是反抗精神，《三体》则是赞扬「压迫精神」。且无论刘慈欣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为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洗了地是事实。大多数文学作家都会在字里行间谴责暴力机器的野蛮，只有刘慈欣这样的会变着法的为体制及体制的附着物唱赞歌。

另一段对史强的描写，不仅再次充实了史强这个「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还透露了刘慈欣对社会中相对边缘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污名、怨毒心态。书中有一段史强与军警突袭 ETO 会议，遭遇一个年轻女孩持炸弹威胁时的情景：

「站住。」核弹女孩向大史抛了个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紧按在起爆开关上，指甲油在电筒光中闪亮着。
「悠着点儿丫头，有件事儿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远处，从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你母亲找到了。」
女孩儿神采飞扬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来，但这时，这双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灵。
大史趁机又向前跨了两步，将自己与女孩的间距缩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举核弹，用目光制止了他，但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大大分散了。刚才扔掉假核弹的两人中的一个向大史走来，伸手来拿他举着的信封，大史闪电般抽出手枪，他抽枪的动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挡住，女孩没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边亮光一闪，怀中的核弹就被击中爆炸了。
……
「那个女孩子是谁？」汪淼问。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瞎猜的，这样的女孩子，多半没见过妈。我干这行二十多年，就学会了看人。」

在刘慈欣笔下，妄图破坏现行秩序、采用极端手段对抗主流社会的人，往往都是社会的受害者、边缘人群（当然客观上也的确是这样）。而且，从上面借史强之口说出的对女孩的评价及语气，可看出刘慈欣对其并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厌弃。这种语调就像保守社会里对被性侵的女性那样，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觉得受害者「脏」。在刘慈欣们眼里，这些走极端的、闹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没妈」的可怜又可恨的虫子。

而这是很符合如今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下的价值观的。每当社会上发生极端事件，互联网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只想要他死刑」的声音，仿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杨志林冲（当然严格来说杨志林冲的确有罪）。而对于那些采取和平抗议、正规渠道上访的可怜人，人们也个个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受害者遭受苦难，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视、排斥之，不仅不觉得自己要负上某种责任、参与社会某种必要的改变，还觉得这些弱势者碍了自己眼、影响了自己心情。刘慈欣的《三体》大火，正在于字里行间和中上阶层社达化利己主义化的心态形成互鸣。（当然我并不赞同伤及无辜，而且认为一旦做了这种事，无论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担责任而不能脱罪，但是讨论原因和解决问题哪怕缓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凭借暴力威压、灭杀反弹）

《三体》中史强这样的人物，欧美日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有许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个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确不正派）的人却在重要事情和生死关头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责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光辉。但是仔细分析和感受，就会发现其实《三体》中史强、托马斯维德、罗辑等这样的形象及塑造目的，与大多数欧美日韩作品并不相同。后者是为了反映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光辉，前者则更像在为强权与恶人洗白，在为压迫者与既得利益阶层贴金。这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感情倾向、细节描写、整体环境乃至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测，当然读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经历也会引起不同感受。具体分析需要很长篇幅，暂时不展开说了（后面会提到一些），但是饱读中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会产生这种共鸣。

（二）文革

《三体》中提及文革，被一些书评人当成当代文学作品一大突破，也成为《三体》一大卖点。一些不怎么了解详情的人，还因此以为刘慈欣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反思历史的伟大作家。据人推测，当年《三体》第一部获雨果奖，可能就与书中敢于提及这一中国的政治禁忌有关。

的确，文中提到的疯狂岁月、武斗场面，尺度之大令人震惊。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畅销文学作品中，鲜有如《三体》这样直接的呈现惨烈的文革情景。书中也描绘了对知识的摧残、对学者的迫害，以及政治斗争下家庭离散、朋友背叛的人伦惨剧。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现象、现象。本质呢？原因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刘慈欣在书中和现实里都不曾对酿成文革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集团做任何的不利评判。在描绘文革中种种现象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相关的制度、人物、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只有陈述现象，这种陈述方式和语气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历史中注定发生的悲剧，没有责任人。

如果刘慈欣对文革的冷静叙述还不能完全说明其政治态度，那么他对文革「始作俑者」的态度，足以反映问题了。

在关于「红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显然暗示是毛所写的批语，摘录如下：

「【批示】已阅，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还有这一段：

这个年代，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办坏事，皇上是开明的」的可耻洗地逻辑。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将毛泽东塑造为「伟光正」圣人的崇拜模式结束了（虽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将毛一些逸闻、个性化的言论加以编排，塑造一种平易近人、高瞻远瞩、棱角分明的形象，并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恶，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对其的喜爱甚至崇拜。不得不说，这种描写方式很有迷惑性，远比「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获当代青年的人心。至于描述的对部分科学家「重点保护」，同样是洗地的惯常手段，在屎坑里捡米粒，歌颂「皇恩浩荡」，把责任都推给「阴谋家」。

何况，实际上研发两弹人员在文革中也并未幸免，同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些科学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赵九章被迫自杀身亡，「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他许多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也遭批斗，《三体》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历史。同样，根据相关史实，毛也不可能对两弹领域做出那样「开明」的批示（周恩来有过相关保护，哪怕也不是一开始就保护而是发生了科学家被打死、自杀事件后），这段所谓「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确实在其他事情上做过类似语气的批示，但一不能掩盖其滔天罪恶，二不能说明他在两弹事情上也这么做了，而且史实明确证明他没这么做）。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合理虚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时，必须与基本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刘慈欣在书中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法，不仅将毛的滔天罪恶勾销，还赋予毛一种开明、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这样，刘慈欣的《三体》虽提到了文革的残酷，却不仅没引导反思毛的极权暴政，反为魔头增色、为黑暗年代贴金。这同样与当今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体》即便提及文革，仍然获毛粉众多的青年人好评。

刘慈欣这样描绘文革，某种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谈文革的作者更可恶、影响更坏。借用毛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刘慈欣对那段历史的刻画很像「表面反红旗实际反而在打红旗」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看似讲文革惨剧，实际上却在为相关责任人开脱，用高超的写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却得出相反结论，让人在知晓文革残酷的情况下，还觉得毛等人真是开明和无辜的。显然，这也正是该书对涉及文革的情节没有大量删改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原因。

书中还有段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刘慈欣对毛的肯定态度，如联合国希望罗辑搬到一个更符合面壁者这样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时，罗辑说的话：

「知道西柏坡吗？离这儿不远，那是一个更小的村庄，两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曾在那里指挥过全国的战争，那些战役的规模世界罕见。」

从本段语气及结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呕的毛粉味。这个「国家创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杀害和致死了数千万人（包括刘慈欣老家河南几百万人，且大多数死难者正是刘的籍贯地罗山县及该县所属的信阳市（当时叫信阳专区）的居民），破坏了成千上万乃至难以计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也让中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专制酷政，平民百姓权利丧失，弱势群体苦不堪言，这遗毒迄今犹存。但刘慈欣不在乎这些，当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在乎这些，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再为骄奢淫逸披上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外衣，为大魔头兼民族罪人而自豪。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症状，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现。

当然，有人会以「当今中国是专制政治，刘慈欣是不得已」为之开脱。但是起码他可以使用中性词汇描述毛泽东及相关内容，而不是以赞颂方式描绘。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刘慈欣的这种赞颂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分还有一段内容，是在讲毛否定那段极左言论后，又让人撰写了一段向外星发射的信息，内容如下：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段话又是粉饰文革、为毛贴金的。事实上，文革中那种政治狂热下，更可能的是原来的极左狂热分子编写的那样：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这恰恰最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辞令、外交辞令。刘慈欣故意编写这两段内容及对比展示，意在讲「毛和政权并不坏不疯狂，疯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这套为文革辩护的旧伎俩。但是这种旧伎俩的确屡试不爽，且在刘的艺术加工下更能以假乱真，对于对那段历史史实并不特别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别有迷惑性。）

（三）叶文洁、绍琳和女红卫兵

刘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体》都有很强的厌女情结。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坏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则都是男性（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大体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叶文洁及与叶文洁有关的人物绍琳、女红卫兵。

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刻画的还是很入骨的。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叶文洁遭遇的种种迫害，如因文革丧父失母、被政审干部虐待、被记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对人类充满怨恨与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刘慈欣一定是在现实中了解、接触过这种受害者，或者研究过相关历史档案、新闻资料，才能将叶文洁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对炸弹女孩的刻画那样，刘慈欣显然对社会的受害者筹划报复社会的行为颇有研究。

不过，不像对炸弹女孩那样的鄙夷与厌弃，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刘慈欣还是将叶文洁这样的时代受害者归为毁损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刘虽然对叶这个人物多了同情的笔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会、平叛者的角度来看待叶的，也就是他绝不会称颂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这样的人。在刘的笔下，叶文洁残忍害死丈夫杨卫宁和领导雷志成，引三体祸水涌向地球，归根结底是个罪人、大罪人。单独看《三体》或许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和契诃夫、莫泊桑、巴金这样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抗争的讴歌比起来，刘慈欣对受害者的刻薄、对秩序的维护就无比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书中叶文洁被一个姓苏的干部在冬天泼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刘慈欣同样在用笔往弱者心肝里注入冷水。

在刘慈欣笔下，叶文洁以给罗辑讲宇宙社会学的方式做了救赎，随后就被拘捕和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叶文洁所受的创伤，都归咎给了白沐霖等个体，而不会上升到制度与政权乃至文化与社会结构。即便书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时代的大背景、人们在政治风暴大环境下的无奈，也谨守不涉及批判历史现实的红线。呐喊、反思、声讨，是万万不会碰的。

而且，纵观全书，可以合理假设，刘慈欣是将叶文洁引三体力量「改造」地球，暗喻为中国的社会受害者引美国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对此可以合理的这样理解。在《纽约客》一位华裔美国记者采访刘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对相关情节的这种理解。根据这样的暗喻推论，刘慈欣挞伐 ETO 引三体入地球，也就是在抨击一些「带路党」，或者说把中国自由派强行当成「带路党」，也是刘及《三体》得到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追捧的一个原因。

刘慈欣刻画的另一个反面女性人物，是叶文洁的母亲绍琳。这个女性人物的形象负面，不仅背弃夫妻情分批斗自己丈夫（而且还睁眼说瞎话，作为物理学专家否定被公认的物理定理），还很有心机的勾上一个下放干部，得到荣华富贵后又和新丈夫一起疏远离弃叶文洁。这种情节在文革中应该并不鲜见，甚至说在许多灾祸发生时都不鲜见，刘所写的是一种事实的再现。但是问题是刘将女性这种迫不得已的自保丑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负义。而且，这文章（也包括刘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从没有出现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罗辑那样看似玩世不恭却对妻儿非常忠贞和爱护的男人形象。当然，一部著作是没必要必须在性别议题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结合刘慈欣全书及其日常表现的价值观，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带有性别偏见的。

文中刻画的那三个女红卫兵，更能体现刘慈欣的厌女情结。文中特意写了三女两男五个红卫兵，三个女红卫兵是中学生，两个男红卫兵是大学生。三个女中学生红卫兵非常狂暴野蛮，完全不讲理，只会用口号否定叶哲泰基于事实的辩驳，然后将叶哲泰打的皮开肉绽，最终死去。而男红卫兵反而「对老师（有）一丝残存的同情」，并且在三个女红卫兵将要打死叶哲泰时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呃，这里又一处为毛辩解的）试图阻止悲剧。

文革中的确有不少狂暴的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为首的一群女学生。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女红卫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杀人的记录，如季羡林就忆述女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指挥造反派迫害北大师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跻身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的女性各种暴行，为杨继绳等正史学者特地提及，并诧异于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这种疯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场合，女红卫兵的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破坏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运动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残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数打人杀人者仍然是男性，这同样有大量事实证明，尤其涉及各种变态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数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导的。而女红卫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很大程度在于其暴虐举动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现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会原有的期待，所以就显得更为突出和特异。这恰恰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约束，让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样的糟糕行为，都会得到更多异议和谴责。当然女性的暴力也确有独特之处及某些时刻某些举动比男性更加激进狂热的情况，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热更易被煽动」的印象，那就是进了男权主义建构的意识巢窠中了。或者说，即便这是部分时候存在的某种不应该剥离背景的现实，但也不应该以传统的偏见视角去评价。

（四）三体游戏网友聚会

在这场聚会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刘慈欣刻画了六个人物形象：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是一位著名学者，以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是著名作家，是少见的风格前卫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她写的书，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其他四位，两名中年人，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穿着朴素随意，丝毫看不出来），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两名年轻人，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另一位是在读的理科博士生。

刘慈欣赋予了这六个角色不同的价值选择。简单来说，将六人分成了两组，一组包括记者、女作家、老年哲学家、博士生，被赋予了厌恶人类现实（甚至厌恶整个人类）、欢迎三体入侵的形象；而 IT 副总裁和国电领导则被赋予了冷静、理性、捍卫人类文明的形象。再细分，记者和女作家被描绘的最为激进，一幅对人类彻底失望、急切拥抱三体入侵者的形象。

这充分反映了刘慈欣对社会各群体的看法，也是中国社达工业党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刘及这些人眼中，记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学者、青年学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谈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热的、易受蛊惑的、过于理想主义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从事理工部门工作的或国家公务员，则是成熟的、理性的、务实的、坚定的、保守伦常道德的、可靠的、对事业、国家和人类忠诚的……

刘慈欣通过这短短的一章，就将几类人群刻画成他及同类们认为的模样。这些社达工业党们向来重理轻文，蔑视社会公正及人道主义，信奉实力至上，反对对制度、强权、强者的批判，擅于选择性利用冷冰冰的逻辑，强调自发秩序反对平权和修正，满嘴 law and order 却自己经常钻法律的空子及纯熟利用潜规则，享受着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的各种特权和优越条件。他们还很喜欢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识，用机械却又狡猾的态度去理解和解释人文社会现象。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跻身国家要害部门，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状态，管理着本应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负责的国家事务。这样的人是中国既得利益者中最庞大的势力，在当今中国非常得势。刘慈欣吹捧这样的同类，鄙夷他们对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权派，当然得到同类们的欢呼喝彩。

真正搞坏中国，让中国陷于丧失良知、德性的人，正是刘慈欣和他的心灵同党们。

（五）伊文思

伊文思这个形象，就是刘慈欣们所认知的「白左」。只是，刘慈欣有意的将这个「白左」设置成极端环保和动保人士，还有几个加入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也被设置成类似形象，暗示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倾向。通过将极端者一般化，刘就达到了其污名化「白左」的险恶用心。

刘慈欣首先描述了一个热衷于环保和动物保护、毫不利己专门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这只是欲抑先扬。随着刘刻画出伊文思对人类破坏环境的绝望、生出的毁灭人类之心，大善人和大恶人画上了等号，「白左」和恶魔画上了等号。在刘慈欣和社达分子们看来，这些生活优渥、热心环境和动物保护的「白左」们，背弃了人类第一、「人」权至上的原则，最终一定会毁灭人类。刘慈欣也在暗示人们要警惕这样的「白左」当道，防止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又是能引起刘慈欣的粉丝们疯狂共鸣的。在中国互联网平台，被辱骂最多的就是「白左」。不仅环保和动保分子会被视为「白左」，诸如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给富人征税、种族平权、女权和 LGBT 权利、接纳移民、废除死刑……都会被冠以「白左」之名。社达分子视社会平等和博爱主义为寇仇，他们认为这些以「爱」、「平等」为名的政策抹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堕落。

刘慈欣塑造出伊文思这样一个极端环保动保分子形象，就是传达「白左」祸乱人类世界这一思想。当然，他还塑造了程心这一很有爱心但败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这留在后面来说。诚然，我个人也反对极端的环保和动保分子，对所谓「白左」的部分价值观和行为不能同意，但刘慈欣这样以偏概全、用极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为恶心。

书中有一段一位 ETO 成员的话，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谣传！」一个欧洲人大声说，同时挤到前面来，「我叫拉菲尔，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我把孩子的肾捐给了一个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达我对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我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真诚努力。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们的家园仍在冤冤相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使我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体组织。绝望使我由一个和平主义者变为极端分子，同时，可能也是由于我对组织巨额的捐助，让我得以进入降临派的核心。现在我告诉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它就是：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须为此受到惩罚。降临派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或者说他想让读者认为的是），那些强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目的，就会因绝望悲愤转向厌弃人类、试图毁灭一切，因此这些主张爱与和平的「白左」实质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谋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坏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执着、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的情绪、为改变现实不惜代价的行为，都会被刘慈欣们视为疯狂或走向疯狂的前兆，视为秩序的破坏者或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应该予以警惕、扑灭、摧毁。而像伊文思、拉菲尔这样有钱有能力更积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白左」，刘慈欣们认为更应该被警惕和扑灭，因为这些人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书中伊文思和「降临派」在「古筝行动」中集体惨死，就是刘对「白左」怨毒的显露。即便刘慈欣并不认为白左会去毁灭世界，也是认为白左的种种行为和倾向，最终会在客观上导致世界毁灭。

真实世界的「白左」当然不是这样，或者起码大多数不是这样。虽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极端的，但是就像为极端理想而诉诸暴力的日本赤军、红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别极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环保动保人士那样，是非常边缘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张变革主义、爱与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于马列毛那种「左派」或者说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无论价值观还是行为，显然已和刘慈欣所描述的那种「白左」大相径庭，没有比拟的意义。

当然，主流左派确实会在不断努力后却无法解决人类的丑恶而失望乃至绝望，也会滋生一种「干脆世界毁灭算了」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代表其现实中真的会这么选择。就像人和他人发生矛盾、遇到委屈，某个时间段（或者就是几秒钟一个念头）想弄死对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大多数都会平复下来，而不可能真的去实践。就像鲁迅就经常发表对人性丑恶绝望的言论，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是要人们毁灭世界吗？并不是，相反他在呼吁人们坚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义。「白左」普遍非常关注气候变暖问题并阻止恶化，如果因绝望、认为世间肮脏而真想毁灭人类，或者觉得人类毁灭也不足惜，那应该是鼓吹放弃拯救气候变暖，以期待若干年后陆地被淹没、高温把人类都热死才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左翼或者说「白左」是越来越温和的，且经过 20 世纪一些极端的尝试失败后，现在都选择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求绝对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则」是刘慈欣《三体》第二部的主题，也直接表达了他的社达主义理念。所谓「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个人类文明），处于有限而黑暗的空间之中，人与人（或星球与星球）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争夺生存空间、消除潜在威胁，这些人（星球）之间都想方设法要除掉或征服对方。他还通过描述星际舰队自相残杀以争夺资源，来将「黑暗森林法则」更加凸出的展示出来。

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主要显然并不是为了解释星球之间的关系，而是喻指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刘慈欣曾在对他的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其言不由衷。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内容和宣扬的价值观，都是在喻指现实世界、人类社会，而不是为科幻而科幻。

刘慈欣这样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或群体对立起来，将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认为只有消灭或征服对方自身才能安全，与两三个世纪前至上世纪中期盛行于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处。而今日的世界，这一理论虽已不在庙堂之高公开被认可，却在江湖之远四处流行。从俄罗斯到印度，从尼日利亚到印尼，社达思潮都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普遍以尊崇强权和体制、歧视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贴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来面目：恃强凌弱、适者生存。例如中国精英群体聚集的论坛知乎，就是社达主义大本营，也同样是《三体》及刘慈欣本人的粉丝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则」的根本缺陷是，无视人或人群之间存在的互助合作、传播文明的善意，无视道德、是非与人道主义的因素存在，无视未来有更好的价值观和方式来改善现状的可能性（刘在书中甚至对这种改善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原因下一节就会提到），无视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将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完全当成没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以机械主义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与感性，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中的人际族际国际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人际族际国际关系中存在博弈、对抗甚至零和的一面，并不否认相关关系中存在广泛的尔虞我诈、阴险与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确定这些的存在，以及其历史及现实中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苏、印巴等国之间及世界各核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即是「黑暗森林威慑」的现实版。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从官员到普通职员中，各方拿着对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挟的情形。人与人之间往往也都存在着基于实力、未知、心术等的博弈、斗争的得失。可以说，「黑暗森林」的许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发生。

只是，这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恶的东西是现实，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应当的，更不应该提倡这种恶。刘慈欣的《三体》将这一侧面放大为社会关系的全部，并且将之视为存亡的基础和博弈的准则加以肯定，并暗示只有如此之恶、失去人性摒弃温情，才能保住人类文明。这是在毒害人心、破坏善意和信任，让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种更加合理的解决争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将人们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则思想指导的社会环境之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不能放弃使用筹码保留威慑能力的必要性。这的确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们的确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现实。只有用剑与盾护住的花，才能长久开放。只是，我们不要彻底迷失和沉醉在这种「黑暗森林」式的社会关系之中。

（七）大低谷之后到星际舰队毁灭、威慑纪元后期这两个时期

这两段岁月被刘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质丰盈、社会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动化、数字化带来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对「面壁计划」产生的人权侵犯、权力滥用、不受监督情况的谴责和终止；生活中发生意外情况均可以得到经济赔偿；银行为冬眠者提供优厚的巨额的存款利息……总之，让人们可以舒适的、有尊严的活着。

但是，这一切又是欲抑先扬，或者说是为后面的悲剧做铺垫。在刘笔下这时的人们，已经对人类自身的文明变得过度自信，并且因此生发出过多的同情心同理心，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后来星际舰队的覆灭，以及威慑纪元之前那段人类处于绝望中的痛苦。而对威慑纪元后期（至威慑失效时）的描绘也异曲同工。在此摘取几个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际舰队接触三体派来的「水滴」之前，有这么一段描写：

公众对三体世界的感情，开始由敌视和仇恨转向同情、怜悯甚至敬佩。人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三体世界的十个水滴在两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而人类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固然因为三体文明的行为过分含蓄，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被自己的血腥历史所扭曲的心态。在全球网上的公民投票中，阳光计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火星作为三体居留地的强生存方案。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人类在大低谷结束并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大革命」、「给岁月以文明」后，人类对三体问题及三体世界看法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质丰富、军事强大、思想文明的产物。人类处境的改变、社会再度高度文明化，让人类由对三体世界恐惧、敌对和保持高度警惕，变成了一种同情怜悯。这时人类的心态，与后面发生的星际舰队被几乎全歼时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这段描写史强所在地区政府会议中官员的态度为例：

这是小区政府的一次会议，区行政官员都到了，冬眠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余是现代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开来：虽然都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但冬眠者官员都在低沉的情绪中保持着常态，而现代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会议开始以来，他们的情绪已多次失控，史晓明的话再次触碰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区最高行政长官泪痕未干，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另外几名现代人官员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区教育的官员则歇斯底里地大笑，还有一个现代人痛苦地咆哮起来，向地上摔杯子……

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后面还用几万人集体淫乱、罗辑先被膜拜后被驱逐等描写，反映了人类的绝望。

人类心态由绝望到自信再到绝望，这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在自信时对三体世界的那种「怜悯」，也成了巨大的笑话、人类给自己的残酷讽刺。以善意揣度对手，却落得面临毁灭的结局。地球舰队覆灭，很大程度正是在于人类的轻敌和轻信。这种轻信也来源于人们生活在文明岁月已久，对宇宙的险恶丧失了警惕，把敌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刘慈欣对人类善良却被欺骗、善意导致灾祸的讥讽，并未到此为止，相反，《三体》中的人类在此后又重复了一次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威慑纪元后期发生的那段历史。

人类在地球舰队覆灭和残存舰队自相残杀后，本已十分绝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类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消亡。但科学家、面壁人罗辑却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设置了向宇宙发射太阳系及三体星系位置的系统，并以此成功迫使三体世界放弃对地球的入侵。此后，三体与地球达成和平协定，地球和三体互相传递自己的先进知识，允许地球设立数个可发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击的「咒语」的威慑系统，双方实现了类似于「核威慑」的平衡。人类终于转危为安。

但是，威慑形成、重归安全之后，人类再一次「不安分」了起来。程心在公元纪年冬眠，威慑纪年 61 年苏醒，醒来后她就看见电视上有人在谴责罗辑涉嫌「世界灭绝罪」。紧接着，她被公众拥护成为「执剑人」。而公众拥护她的原因之一，则是对罗辑这样冷酷的执剑人感到恐惧，以及对罗辑所代表的绝对权力的恐惧：「罗辑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毁灭世界的暴君」。人们又由集中于解决基本生存转变为关注人权、反对极权统治。于是，就需要换下罗辑这样的人（更不愿意要维德、曹彬那样「野蛮」的公元人），选择程心这样心地善良、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女性承担这种威慑任务。

正如这段描写：「看，她是圣母玛丽亚，她真的是！」年轻母亲对人群喊道，然后转向程心，热泪盈眶地双手合十，「美丽善良的圣母，保护这个世界吧，不要让那些野蛮的嗜血的男人毁掉这美好的一切。」人们已经将地球舰队覆灭的惨痛抛之脑后，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过了对生存安危的重视。在新老执剑人交接后，罗辑还被以「世界灭绝罪」拘捕了。

仅仅在程心持有发射作为威慑、面对三体世界入侵时应该发射的引力波信号的按钮十五分钟后，三体的「水滴」就向发射器扑去。无法面对两个星球毁灭结果的程心放弃发射会导致两个星系暴露和毁灭的引力波信号，三体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慌。当三体世界要求人们移民澳大利亚时，大家都没有响应。「直到这时，人们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讲话发表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更没有人开始移民。」人类还抱有鸵鸟的侥幸心理，直到「水滴」袭击了几座城市，造成 30 多万人死亡，人们才在恐惧中开始了迁徙。

但是，人们的侥幸心理还没有彻底破灭。人们还相信智子所说的，「三体舰队到达后，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亚的四十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占领者还将帮助人类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间，在舰队到达五年后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规模移民，十五年后就能基本完成。那时，人类将拥有相对而言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两个文明将在太阳系开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体世界并不给人类存活的机会，而是一步步摧毁人类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们缴械、移民后，摧毁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再然后，就是切断电力和农业生产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环视大厅中所有的人，「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这时的人类才知道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借智子之口说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刘慈欣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看法：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那最后的五千万人之中，希望你们能吃到粮食，而不是被粮食吃掉。

刘慈欣描绘的人类两起两落的过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绘的人类在安全幸福时滋生的同情心、对警惕的放松，濒临灭亡时人类的绝望与狂乱，以及三体一步步将人类逼入灭绝境地的巧妙设计，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点。像人类在澳大利亚被三体设计灭绝（未遂）的过程，与包括罗马人屠灭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杀等各种屠杀的过程颇为类似（可以看看相关的记述，然后对比。或者刘慈欣就是看过这些记述才写出来《三体》中类似情节的）。这都体现了刘慈欣对人性、人的心理、对人类历史上生存斗争残酷性的深刻认识和生动诠释。

这一节内容，我是对刘慈欣的有相当程度的正面评价的。但是本文主要是为了批评，这一段当然也有需要批评的。

其实以上这些内容，也就是刘慈欣黑暗森林理论的延续及具体化。刘慈欣的这些描述和分析确实很深刻，也与人类部分历史与现实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后面也还要多次说），刘慈欣在准确描绘了某种黑暗事实的同时，却将这种黑暗合理化，并且暗示甚至明示这种现实的不可更改性，传达出一种只有放弃善良与同情心、选择残酷与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价值观。

同样的事实与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倾向、描写侧重点，就导向不同的结论、达至迥然相异的目的。而根据刘慈欣字里行间的描述，以及结合全书乃至其个人在其他场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张在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及竞争事物中摒弃善意、以恶度人、广用诈术、心狠手辣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借此想表达或暗示其他一些东西，放到后面再说。

在描述这部分内容时，其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一度是消灭极权的力量之一，但当威胁文明生存的危机出现时，科技却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的土壤。在传统的极权中，独裁者只能通过其他人来实现统治，这就面临着低效率和无数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百分之百的独裁体制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技术却为这种超级独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剑者都是令人忧虑的例子。超级技术和超级危机结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退回黑暗时代。

很难判断刘慈欣这段话实际上所想表达的意思。根据刘慈欣惯常表现的政治观点，他并不反对现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不过这段话描写的情况却与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现实非常相似。这段话很精准的论述了科技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演变。互联网出现时，人们都以为将打破信息封锁促进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极权、数字极权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包括民主国家也无法逃脱监视主义的幽灵。而中国等专制威权国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进行的高强度管控，以及未来在遏制气候变暖中各国所必须采用的集权与数字化管理，这两个事例都高度符合刘慈欣所说「威胁文明生存危机出现时，科技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土壤」的论断。那么刘慈欣对这种科技极权是否赞同呢？这是个不太好判断的问题，或者说刘对此并非简单的赞同或反对。

（八）托马斯维德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托马斯维德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足够震撼：「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维德问（问程心）。通过这句震撼的话和侧面描写，就把一个冷酷残忍的情报人员形象刻画了出来，也显露了维德凶阴的性格特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有力的说了出来：他突然一改一贯沉稳冷淡的语调，像发狂的野兽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当发送人类去接触三体世界的计划因运载重量限制而受阻时，维德冷酷的说了句「只送大脑」。

还有这段侧面描写：

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冲程心轻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后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都赶紧垂头干活，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
程心看到这人（维德）第一眼时就知道，他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阴险，还有许许多多程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弃。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刻画出维德的冷酷残忍。刘慈欣后面还有更多笔墨在刻画维德。但仅仅从这几句，就可以让人们明白维德是个怎样的性格、形象、特质的人物了。维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也颇有类似的真实的人。大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小到地方豪强、黑帮首领，乃至学校和单位里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实力底气的人物，都与维德的某些侧面甚至整个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触到这样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后背头上脚下都冒冷汗，不自觉的就对其产生畏惧，即便是有些心气和能力的人也会在这样的阴狠者面前萎缩几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怕他，那他对你施展一些招数之后，那你会比一般人对其更加恐惧敬畏。

而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却是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起码是救世主之一。维德不仅推动了阶梯计划，将云天明的大脑送向三体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飞船，让人类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间造成的「破坏」，维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将人类带出被二维化的险境，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让三体得以打破威慑威胁地球，后来一切灾难也不会发生。

刘慈欣把一个魔鬼般的人物赋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达他借维德之口说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择手段的前进」。或者将两句话折合，就是说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人性人权才能胜利，顾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权束缚，那就只能失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或者说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而是社达主义中最为阴恶的那一面，即邪必胜正、祛善扬恶才能生存。

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全篇中有许多出展现，对维德的刻画描写则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吗？如果我们纵观人类乃至万物历史，这在很大程度的确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谈别的只谈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更多，还是文明消灭野蛮的更多？无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于精悍斯巴达，罗马亡于蛮族入侵，宋明亡于金元和满清，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诩文明也的确开创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与辉煌又何尝不是建立在野蛮残暴、不择手段之上的呢？对古罗马来说，背信弃义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装后将之屠灭，是其称霸地中海的关键；李世民先发制人（当然某些史料看是「自卫反击」，只不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后来「天可汗」的贞观之治。除了这些恢宏的历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长寿，坏人害千年」的例证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就有人对此做过精辟深刻的总结。

所以，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所说的，某种程度确实是现实。

可现实并不代表正确、应当。相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对野蛮的鞭挞、对丑恶的克服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恶的批判与克制，人类如今还在日复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斩首截肢炮烙凌迟还是家常便饭，人类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正是无数人对于善的坚守，才让恶一步步被限制和压缩，起码大恶大祸只在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那里不幸的发生，而大多数人都可以相对和平宁静的度过人生。

所以，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暗示甚至宣扬的极端社达主义观点（没错，是极端社达而不是一般社达），我们只能「扬弃」，知其现实性但更要遏制其现实性，认识到不择手段的可怕后更要坚守良知和理性，去抑制丑恶的滋长与残忍的再生。我们即便是恶留下的产物，也不应该延续恶以生存。就像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远古至近现代各种强奸行为（或者准确说是非自愿性行为）而产生的后代（谁敢说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产物吗？），我们都是强奸犯的后人，但是我们肯定不应该讴歌赞颂强奸，而是坚决的批判与唾弃之。像日本 731 部队和纳粹德国进行的活人人体实验，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并且造福着现在的人类，但这完全不能因此而为之粉饰美化、不能将其正当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许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刘慈欣并不是（或者起码不会公开承认是）极端社达主义主张的宣扬者，但是在客观上无疑是暗示甚至说明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欧美乃至中国许多描绘黑暗和坏人不择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为了鞭挞丑恶讴歌正义，而刘的《三体》却是在描绘黑暗与不择手段的同时千方百计进行合理化甚至颂扬，将之表现为一种悲壮的、伟大的、对延续人类生存发展而言唯一可解的价值与实践。这就很值得警惕与批判了。

关于刘的社达主义价值观，我还会在后面再做批判，现在回到对维德的评论上来。

刘慈欣对维德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正面的，他虽然描绘了此人那么多凶恶阴险之处，但是都是为了衬托其目的的伟大、方向的正确、行为的正当。而且，刘慈欣所描绘的维德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维德自己，而是都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维德成了一个谈不上「毫不利己」但明显「利人类」、不是「一身正气」但明显「两袖清风」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于公心。而且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让他人惧怕，但是自己却从不对任何压力低头、不畏惧谄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监视、人人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反而故意利用这种监视），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这让他一切「反人类」、「反人权」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义、无私、必要。

但现实里，像维德这样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终正直、执着、坚定、硬骨头吗？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确如此，我上面说的从国家元首到黑帮头子，再到学校单位里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风八面，颇为强悍干练，无所畏惧。可其中绝大多数人（除非真的天下无敌）在面对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时，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胜于常人，因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类有多可怕、比自己强的同类多么不能得罪。而他们面对体制，虽然有时会做出挑衅、反叛之举以对他人显示其强悍、展示力量或仅仅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时候则会服从体制、谄媚体制，对有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和规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敬。因为他们知道，体制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是其个人可以利用却不能推翻的。他们绝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于其人格特质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精致利己。贝利亚、戈林这样的人像不像维德？他们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当然他们在后者们临死前又换了一副德性）？他们面对邪恶的制度和环境，是反叛与对抗，还是屈从和利用？

还有，维德这样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为理想献身吗？也真有这样的人，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像他们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并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们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权力金钱美色中洁身自好？还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布党高层和纳粹人士为例，如雅戈达、戈培尔，看看关于他们的史书和回忆录，就知道他们比一眼可知的龌龊之人要更龌龊、明目张胆贪淫的人更贪淫（当然相比而言布党比纳粹更加心口不一和无耻贪婪）。他们会为人民奉献牺牲吗？或许某个时间点会的，但是肯定是其贪淫享乐之后，以及使用各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献牺牲的，绝不会像《三体》中那样悲壮的牺牲。纳粹和苏联的覆灭及曝出的内幕，也证明了其牺牲捍卫的并不是值得的东西，而是肮脏透顶。或者说像东条英机、乃木希典，这些人确实是挺无私奉献的，可是是用几千万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苏联人的生命挣得的他们的「无私」及对日本人的「伟大」。我们难道要这样的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并非只有这种奉献和存活方式）

可刘慈欣并不描绘这些，而是将维德以及前面的史强，描写成很清廉、寡欲、不会畏惧、不谄媚的人。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并不是《三体》的重点，所以没必要写他们的贪婪、畏惧、谄媚那一面。于是，维德这样残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显得对人类来说十分伟大，史强那样的形象也显得虽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实。如果刘慈欣写出了这些人贪婪、畏惧、谄媚，其良好的形象就会坍塌，失去了刘慈欣和社达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物应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无法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英雄了。

这又是当今中国文宣体制下描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对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伟光正」形象示人，没有半点缺点（顶多会有一点平易近人的描写）。而现在不同，对于那些伟人、英雄、正面人物，会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蛮、低素质、知识贫乏等特性，但是同时又在涉及根本廉耻的「大节」上绝不「抹黑」，这样让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可这种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其实是回避了许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恶甚至犯罪的事实的，是用小的「毛病」遮盖真正的龌龊肮脏，用戏剧化的顽劣带过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这种描绘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泽东批示」那点就提到了，刘对维德、史强这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立场和动机与之一脉相承。

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描写叙述，都在强化「不择手段的前进」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观点。刘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事实，还有主观上的赞成与褒扬，这是其与其他传世文学佳品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处。

还有，前面已经提到，刘慈欣描绘的维德和史强这样的人物，代表的是统治机构的暴力机器（或者说是他们其中之一员），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林冲、杨志、鲁智深这样的体制的反叛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叶文洁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人类秩序的捍卫者则不吝赞美，这也可以反映刘慈欣骨子里的保守主义特质及《三体》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确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其社达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让旧秩序更加稳固。这更显出刘慈欣及《三体》价值观的丑恶和反动。

十分讽刺的一点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这种捍卫体制和旧秩序的保守反动，与其所赞扬的毛泽东所持的反传统反秩序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刘慈欣在书中和采访场合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赞美（或起码在提及时不贬抑批判）。毛泽东罪恶罄竹难书，文革也是亘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点可取的，就是其对体制性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秩序和思想意识的反叛（虽然这个过程及之后建立了恶劣的体制、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残酷的压迫，但前面毕竟是在对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旧规则旧秩序旧道统的反叛和反抗），一种打破旧巢窠束缚的反抗精神。这可谓是毛时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刘慈欣一再为毛泽东贴金、为文革作恶者及相关体制和组织洗地，却与毛主义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处背道而驰，可知其与人道主义及进步潮流多么「恰巧」的完全相逆，又与丑恶反动保守多么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刘慈欣着墨最多、被《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批判最狠、本书争议最大的人物。简单来说，她就是托马斯·维德的反面，当然详细说那就复杂多了。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也是书评的重点，所以还是要详细说。

「圣母」，是《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最常称呼程心的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赞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国互联网语境，就会知道，「圣母」这个词在中国网络上不仅不是好词，还是个特别有恶意的诋毁谩骂之词。这同样是和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中国现实高度相关的。

不过，「圣母」这个词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本意，倒和西方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是指爱心泛滥、对一切都爱与包容、反对所有仇恨和压迫的人，只是中国和西方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好吧，准确说是「部分中国人与部分西方人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这种「圣母」的定义中还包括不分是非、没有黑白对错观念、没有立场和原则、一味输出爱心和同情心的特点。

中国人是恨透了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种「圣母」只会坏事，出卖自己国家民族群体的利益，最终害人害己。在中国这个丛林社会，也的确会经常出现这种后果。

我总说中国、中国，难道世界不是这样吗？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吗？世界的确到处存在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西方也不乏各种「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说这个世界仍然是丛林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世界所有地区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国并不一样（哪怕根本上「质」一样，但是「量」上有很大区别）的、「圣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报的社会的。被他们攻击诋毁的西欧和美国左派中起码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对此没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愤恨。不知道是嫉妒还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没错，这两个看起来不能同时对同一个对象兼而有之的，中国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国人」能））。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世界上真有爱与和平，或者说极为嫉恨，于是疯狂攻击各种他们认为的「白左」、「圣母」乃至这样的虚构人物形象。而《三体》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当然，痛恨程心的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后面再说。

程心这个名字一出现（人物还未正式出场），就被读者谩骂（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后面的一些内容，或者读过了又从头看起，然后又在这里作注）。而她正式出场，也就是在云天明要被安乐死（未遂）的时候。她救下了云天明，然后说了句「你知道吗？安乐死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被无数人喷了无数次无形的唾沫。

当然，看这个情节，程心是该被喷被骂，因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维德、史强、章北海、罗辑做的，这些人也就不会如此谩骂了，甚至觉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断行为。然而程心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是「圣母」，有了道德枷锁，再做什么都要被检视。当了好人就不能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虚伪」、「双标」，哪怕其远远不如批判者虚伪和双标。

说到这，很多人一定觉得我这是故意在较真，一个故事情节罢了，读者也只不过是在为虚构的故事而谩骂，也就图个发泄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没必要说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没必要写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文学作品及与读者的互动，深刻反映着现实世界及现实中人的判断与选择。

程心参与「阶梯计划」那一部分，倒是没人喷程心，这些技术问题上也没什么可喷的，相反人们应该对其技术水平感到佩服（但是这不影响后面继续喷她），甚至还有人为刘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进行批评。这在中国读者中倒是少见的现象，或者后来才逐渐出现。

然后，就是程心知道云天明给他送星星，然后竭力阻止云天明被「安乐死」然后未果的情节。程心知道了云天明对她的爱，于是想挽回一切，这顺理成章，也说明她前面让云天明安乐死并不是负心之人而是无心之过。可是，这里又是对她「虚伪」的一片骂声。她真的虚伪吗？显然不是。真正想谴责，不是应该谴责不择手段、明知云天明是程心所爱还要为完成任务（或者故意如此做一个不可笑的恶作剧）的维德吗？当然，这样说又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较真、没意思了。但是我觉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视维德的，在现实里大抵也是这么做的。谴责一个老好人没什么风险，去攻击有攻击性的人就麻烦了。而且还是前面说的，人们总是对好人求全责备，对坏人就是「他坏在情理之中没必要谴责」了。人们对艺术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现实里的反映，只不过有时候会夸张一些，但是本质还是现实的映射。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的切入点，是她参与竞选执剑人并当选。人们将代表爱与和平的她选为执剑人，取代了已变得严肃坚韧的罗辑（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没有选择和维德类似的曹彬、毕云峰等人。于是这就埋下了人类丧失对三体世界威慑力的祸根。而程心在三体探测器「水滴」攻击威慑设施时的懦弱，犹疑，则成了读者密集嘲讽谩骂的焦点区域。这段表现，也是程心被攻击谩骂讥讽的核心因素，即她这种「圣母」的爱心与软弱是会坏事的。

其实，我倒对这段内容中对程心的嘲讽谩骂很能理解，也比较赞同。刘慈欣编排这段内容，某种程度也确实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白左」、「圣母」的人，这的确是其致命缺点，虽然未必是其中每个人都有的致命缺点。善良之人总是不想伤害别人，更不愿意去毁灭、同归于尽，甚至想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负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那这种行为就会导致全国全民族的集体沉沦或毁灭。这也的确是良善者的弱点，也是阴狠者的优势。

可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是事实，但应该如此吗？为了胜利，我们一定要变成恶人吗？并不见得。我们并不是不能培养出「行霹雳手段，保菩萨心肠」的人，现实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人。二战期间，德日军队凶残无比，而美军则被视为「少爷兵」，可美军最终战胜了日军，德军在西线的失败美军也是首功。这和武器装备有关，但是美军也没普遍贪生怕死。至于当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时候只是想恪守原则不让国家世界陷入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罢了，真的动起手来那些凶顽残暴之辈未必是对手。甚至，「白左」在正义信念下更加坚定。三百年前的罗伯斯庇尔不是「白左」吗？照样让顽固保守的旧贵族纷纷断头。

当然，像程心这样性格和价值选择的人，的确不适合承担这种需要杀伐果断的任务。人类如果都变得软弱，丧失了警惕性与战斗性，也确实可能被那时还残存的少数疯狂顽固之徒「团灭」。刘慈欣的本意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客观上提醒了我们，在持守善意之时，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死相搏甚至同归于尽，是否真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乃至对对手），或者这种心态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慑？大多数《三体》和刘慈欣粉丝都会说「是」，我的看法则在是非间摇摆。确实，越是抱定同归于尽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胜出，这就是「看谁先怂」游戏的核心。但是如果没有人肯低头，那这个世界就会在不断耍弄这种游戏中毁灭。或者，各方都会因此绞尽脑汁强化自己、削弱对方，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人类丧失良知、对对方赶尽杀绝或者绝对压制，道理永远干不过拳头，仇恨与弱肉强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胀，人类世界会变得比动物丛林更丛林。至于威慑平衡，有永远的平衡吗？不会有失控的一刻吗？这样的世界真的好吗？谁能肯定自己是最终胜利者？或者说有最终胜利者吗？那些失败者就应该仰胜利者鼻息而活吗？这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明世界吗？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这样做的人就会胜利，就会统治群体、区域、国家、世界。那样的世界，当然是地狱。所以，为了对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只是希望是个还不那么恶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却有天使的心灵。可天使的心灵在这样的博弈和生存竞争中怎可能不被污染？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攻击的点，与前面的原因大同小异。程心阻止了维德等人研究光速飞船，要他们放弃与政府的对抗放下武器。而这，也就注定了人类几乎全员的灭亡。而讽刺的是，她最后却成了极少数没有随太阳系二维化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导致太阳系人类的几乎全灭，却得以逃生，不被骂才怪。

可这同样是她好心办坏事。或者，正是她好心总是办坏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恶。如果是坏心办坏事，像维德、叶文洁，人们反而不会那么攻击谩骂了。这又是前面说过的，不再絮叨了。在这一点上，她被骂也是理所应当。可是我还是想强调其好的初衷，因为「本意是好的」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稀缺的东西了，而好心办了坏事，并不总是会发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几率还是低于 50% 的。

其实，刘慈欣文章中也写了许多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程心正面的、闪光点的情节，例如放弃联合国为购买云天明送给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给她的巨款而是选择捐出、为责任冒险与云天明见面、为宇宙重启而放弃小宇宙来归还宇宙质量，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读者的称赞。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谩骂程心？这两波人有重合吗？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将一个行为连贯的人割裂评价，肯定其某部分却唾弃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弃，那这样当然可以且非常应该。但对不应当唾弃或者应该更加全面客观评价的，却一股脑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点子上而是乱喷乱骂，就属于愚蠢或者道德败坏了。

还有一部分并不重合，其一以贯之对程心是谩骂的。除了前面我所说的嫉妒或者认为程心这种「圣母」不可信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恶人、恶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义者和青面獠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谩骂程心及所有「白左」、「圣母」，是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恐惧世界变的爱与和平、他们被排挤或者同化。为了他们自己继续以恶生存下去、为了他们恶的价值观永世长存，达到其各种现实利益和价值利益目的，他们要对「白左」、「圣母」百般诋毁、全面否定，批倒批臭，这样他们所推崇的丑恶价值观才能继续大行于世，这些人也才能继续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国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刘慈欣本人对他自己塑造的程心这个人物看法也颇为负面，不是说他不满意于程心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说他就是反感程心这样特质的人。所以，刘慈欣本人也属于以上那些攻击谩骂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认识能不深刻吗），所以他的阴恶也更可怖。

最后说一下我对程心这样的人的评价，我认为就是六四开，六分正（不是六分「对」）四分谬，其品质可嘉但价值选择很多时候不可取。如果爱与和平能解决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实现了。为了正义，我们不得不做些不好的准备罢。

（十）性别偏见争议

刘慈欣的《三体》出版后（尤其被翻译成英语等外文并获雨果奖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中一项争议，就是认为他在作品中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偏见。

我在阅读了全文后，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他对叶文洁、绍琳及女红卫兵的刻画反映了歧视与偏见。其实何止如此，全书更多处及整体更是有着普遍的、明显的性别歧视与偏见。

在全书中，刘慈欣刻画了十多个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数是较为正面的人物（起码这些人「本质是好人」），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而这些人物除了被设置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萨伊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如罗辑、史强、章北海、托马斯维德、曹彬、泰勒、雷迪亚兹、汪淼、常伟思等人。即便明显属于正面形象且有较大贡献的萨伊，也属于出场次数有限的配角。而为数不多负面的形象，则几乎让女性「包揽」。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女红卫兵，后面还有专门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在《三体》末尾部分，写到太阳系二维化、程心和艾 AA 乘坐光速飞船离开时，其他试图逃离者发现他们时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么加速那么快？！」一个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里面的人会被压成肉膜的。」一个男人说。
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白痴，那样的加速飞船也会被压扁！可它没有，那不是聚变发动机，那是空间曲率驱动！」
「曲率引擎？！光速飞船？！光速飞船！」
「看来传闻是真的了，他们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飞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这是第一个女人的声音。
「前面的，拦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啊！他们能达到逃逸速度，他们能逃掉！他们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飞船！！拦住它呀！掐死里面的！！」

对女性的丑化不言而喻。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负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驱赶走罗辑的居委会主任也是女性（当然现实中居委会主任大多数的确是女性）。

还有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罗辑的妻子庄颜，就是一个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当然，这不完全是刻板偏见，而是刘慈欣为剧情需要（如衬托罗辑性格及其变化）有意设计的人物形象。但是反过来说，其他丑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设置就不是必须的了，负面人物不是必须设置为女性的了（可刘慈欣却这样设置了）。

程心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圣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书中若隐若现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气质（「圣母」），让她「败事」了。这在前面专门分析程心那一节已有阐述分析，就不重复了。程心也是刘慈欣在《三体》中，将性别歧视与刻板偏见渗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与程心性格脾气相反的女科学家柯曼琳，则是那种粗鲁的、且还喜欢雌竞（女人难为女人）的女人。

「用资源改变原理？」一个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用轻蔑的口吻说，她是来自欧洲航天局的高级顾问，觉察到了男人们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种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响起几声笑，柯曼琳笑得最响，「亲爱的，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卡通式的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笑声中，她接着说，「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业，算算推重比。」
……
男人们的目光依次从程心身上移开了，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她所说的话，对她的欣赏暂时顾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终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认识她似的。
……
她把文件举了几秒钟，并没有把它递给谁，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见鬼！」柯曼琳气急败坏地大叫。
……
「你，还有你，」维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没有意义的精神失控」。

由于篇幅问题及相关内容分布的琐碎，所以我无法将《三体》中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一一列举，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经足够，其他的读者们其实也都看过，并不需要我一一列举和重复。

这些可以说毫无疑问是性别歧视和偏见。但是，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客观事实呢？即女性是否的确是这样的？

以我的个人意见，首先，根本上说，刘慈欣刻画的这些女性的负面所作所为及负面人格特质，尤其各种丑恶言行，是男女共有的，并非女性独有。其次，的确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些与上述被丑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种有别于男性的特质。但是，程度远没有刘慈欣这样刻画的严重。

而且，究竟是她们天生就如此，还是男权社会将其塑造和规训成这些样子？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当然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较突出的偏狭、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会准确说是男权社会所制造、诱引、逼迫出来的，刘慈欣的《三体》就是参与制造、诱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这就像说「农民工文化素质低」，并不是农民工素质天生就低，而是他们往往处在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没有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环境塑造，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质劣根分子。我们要做的是同情和改变，以及对造成这种后果的人或制度环境进行谴责，而非对这些受害者鄙夷讥讽、指指点点。

同理，女性出现一些偏狭、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并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归罪女性的借口，相反她们是受害者，她们这样反而需要男权社会承担责任，通过对制度、文化、习惯的改变，缩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别差异，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别正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男女在某些特质上的差异，其差异程度是远小于男性内部、女性内部的差异的，也普遍小于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论生理还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远大于「个性」或者说特异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对性别差异，人们可以讨论、有各自的观点，但是不应该因此限制、迫害任何性别（包括跨性别者）的各种基本人权和学习工作生活各项事务中的自由选择权。以这些非自愿性差异来评断、规训、责备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别／性别认同者，都是谬误的、应被批判的。

那么，《三体》中有这样多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是不是代表刘慈欣本人有这样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刘慈欣在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是其否认并不成立，因为与事实相违背。或者说，即便刘慈欣没有主观上歧视的故意，也有客观上歧视的实质。刘慈欣在展示被认为在女性身上比较凸显的某些特质时，显然是歧视性的立场，而非认为需要同情和改变的态度，更不是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影响和规训。

此外，刘慈欣还曾经在一场和学者江晓原的辩论中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刘慈欣站在「吃」的一方。虽然这很大程度只是个假设，但刘在假设中将对象设置为「美女」（即便当时他们身边确实有个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将女性作为牺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这也足以反映刘慈欣对女性的某种不良的心理和价值取向。即便作为玩笑，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刘慈欣还认真的和江辩论，说明他并没当成个玩笑，而是将假设当真的一般对待。

（十一）大众的形象

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人民大众不仅没有赋予团结、勇敢等特质，反而给予了极为强烈的贬低与鄙夷。在刘慈欣笔下，大众是自私的、盲从的、虚弱的、野蛮的，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

除了前文提及的红卫兵批斗叶哲泰、地球二维化时女逃难者喊叫，还有不少反映大众劣性的情节。

例如罗辑根据黑暗森林法则预测的一个恒星被摧毁，此事公开时正逢星际舰队毁灭，大众把罗辑当成神一样的人进行朝拜以图在危机中幸存：

看到罗辑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动过来，在距他两三米处，前排的人极力阻挡住后面人群的推进，然后跪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相继跪下，发光的人群像从沙滩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们吧！」罗辑听到一个人说，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嗡嗡的共鸣。
「我们的神，拯救世界吧！」
「伟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义吧！」
「正义天使，救救人类吧！」
……

当罗辑表现出无法解决危机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及对待他的方式发生 180 度大转弯：

在一个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区的居民代表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罗辑驱逐出小区，理由是他影响了该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间，罗辑常常外出参加会议，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小区里度过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个机构保持联系。罗辑恢复面壁者身份后，新生活五区就处于戒严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响。后来，随着罗辑地位的衰落，对小区的戒严也渐渐松懈下来，但情况更糟：不时有城里来的人聚集在罗辑所住的楼下，对他起哄嘲骂，还向他的窗子扔石块，而新闻媒体对这景象也很感兴趣，往往来的记者和抗议者一样多。但罗辑被驱逐的真正原因，还是冬眠者们心中对他彻底的失望。
……
面对着这个已经耗尽了一切的人，主任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她总觉得不管世界多么黑暗，总在冥冥之中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终极的公正，罗辑先是证实了她的感觉，然后又无情地打碎了它，对他的失望曾令她恼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会议决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于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头看他，他只好承认自己就是罗辑。
这时，车内响起了《山楂树》。
车停了下来，「下去。」孩子的父亲冷冷地说，母亲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凉。
罗辑没有动，他想听那首歌。
「请下去。」那男人又说，罗辑读出了他们目光中的含义：没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错，但给世界以希望后又打碎它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
一路上很顺利，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有人认出了罗辑，于是车里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车。罗辑争辩说自己已经输入信用点买了票，当然有权坐车。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拿出两枚现在已经很不常见的现金硬币扔给了他，他还是被赶下了车。
「面壁者，你背把铁锹干什么？」车开时有人从车窗探出头问。
「为自己挖墓。」罗辑说，引起了车里的一阵哄笑。

面壁者、民粹主义者、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在结束面壁回到祖国时，被知道他试图用同归于尽方式对抗三体的民众乱石砸死：

雷迪亚兹高举双手，含着热泪对着拥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唤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来的第一块石头打在他高举的左手上，第二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块砸在前额上并击倒了他。随后，人民的石头像雨点般飞来，最后几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没有生命的躯体。砸向面壁者雷迪亚兹的最后一块石头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举着一块石头一直走到雷迪亚兹的尸体前，用西班牙语说：
「恶人，你要杀所有的人，那里面可是有我的孙子，你竟想杀我的孙子！」
说着，她用尽力气，颤巍巍地把手中的石头砸到雷迪亚兹从石堆中露出的已经破碎的头颅上。

还有一些细节，也能看出刘慈欣对大众的鄙视态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经历时夹杂的这段话：

对来这里的游客和香客都没什么好印象，那些游客根本不知道是来看什么的，只是东跑西窜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游客穷得多，都处于一种麻木的智力抑制状态。

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下面这段描述人类在星际舰队毁灭后悲观绝望，所以十万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裸体性派对的情景：

整个广场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颗粒蠕动着，像一锅煮着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吗？」罗辑疑惑地问。
「裸体的人，这是超级性派对，现在人数已过十万，还在增加。」

当然，刘慈欣也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些平民大众人性的善良与大爱。例如在描写太阳系二维化时有这么一段：

在飞船 AI 拉出的一个放大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对情侣拥抱着跌入平面，二维化后的两个人体在平面上并行排列，仍能看出拥抱的样子，但姿态很奇怪，像一个不懂透视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画出来的。还有一位母亲，高举着自己还是婴儿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维世界多活了 0.1 秒，他们的形体也生动地印在这幅巨画上。

但是这样的描绘凤毛麟角（这都有些夸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绘大众的只有上面这一段），绝大多数关于平民的描绘都是贬斥性质的。而且要注意到，刘慈欣对大众的赞誉仅仅指其对家庭成员的爱，而非公共领域的利他、为公。这虽然是陈述某种事实，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慈欣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立场（重视传统家庭、轻忽公共领域，是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

刘慈欣对大众的描述，很符合《乌合之众》等批判大众（或者说「群众」）劣性的那些学术分析所说的那样。其他也有不少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大众的劣性，不过很少有像刘慈欣描述的这样生动、恶辣。

刘慈欣的这些描述，确实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大众的真实一面。而在中国，大众的这种劣性更为普遍突出。

但是，与前面各种描述一样，刘慈欣在陈述事实的同时，并不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而是纯粹的冷嘲热讽。刘慈欣对大众的理解，不是那种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讽式理解。这与鲁迅那种强烈批判国民劣性，但是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性质和导向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刘慈欣所描绘的是未来的世界，且其设定的场景尤其「大低谷」时代后的人类世界，很多时候是非常发达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质的。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出现类似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公民社会的，民众也有一定的参政素质。但刘慈欣并没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质的大众，也没有描写公民社会（只有极少数提到类似的东西，例如市民对议员扔西红柿，还是贬抑）。相反，《三体》中却有很多英雄人物。当然，这同样可以以严苛的言论审查环境严酷来辩解。可是，根据刘慈欣在本书中及其他场合的价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即便没有严苛的言论审查，他同样不会写公民社会，或者说不会写公民社会的「好」。

（十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相对于粉饰独裁者、性别偏见、鄙视大众等属于刘慈欣思想「枝叶」的东西，其社达主义价值才更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躯干」。

关于刘慈欣在《三体》中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并不需要我再列举新的例子，前文中那么多分析和举例，几乎处处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八个字也是自然界进化论的核心，社达则是将此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之中。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却可以包罗万象。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有许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运了，直接针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刘本人进行分析。

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可以说这三要素就等于小说的全部内容。而刘慈欣的《三体》，其人物、环境、故事情节，都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

维德、史强、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择手段，达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须使用在文明社会评价体系下不应该乃至坚决反对的方式，才能达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类。维德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另外两人不算完全的社达主义者，但是有时会表现出社达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行动。而程心，则是他们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为，都很合乎文明环境下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要求，甚至还非常有爱心、特别善良、高风亮节，可这些德行却正是其失败、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类灭亡的关键。借用一句诗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些当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和表现。

而文中对于环境背景的设计和描述，同样令人感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论及现实，就是社达色彩最为凸出之处。此外，诸如文革的背景和叶文洁的遭遇、人类与三体较量的过程、「乌合之众」即各种大众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现，都在反映这个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强权、恶人、心狠手辣、谎言与背信、欺软怕硬欺善怕恶……无不是在告诉读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社会法则的基础和主流，也只有适应这种生存法则才能胜出或起码存活，拒绝甚至对抗社达规则，那不仅无法生存，死的连渣都不剩。

不仅从小说基本要素看，《三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处不在。按情节先后的时间和叙述顺序，社达主义也贯穿了整个小说故事的始终（虽然小说的开篇部分和回忆叶文洁经历的文革部分极少涉及三体世界，但这些人类的尔虞我诈都为后面人与三体世界斗争起了引子、做了铺垫）。人类与三体世界斗争的过程，跌宕起伏的成败得失，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有关。

人类和三体的交手过程简化后是这样：人类社会自身的不公正与迫害，催生出了叶文洁这样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却是因为生活太过优越、道德感正义感太强而加入反叛邪恶人类的大军。人类反叛者引来三体世界入侵后，地球为对抗危机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给岁月以文明」，实现复苏。但复苏后人类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感。同时，三体世界在得知人类思维的不透明后，学会了欺骗，成功的让人们麻醉在和平的幻梦中，然后在星际战役中一举击败了人类。而人类通过建立黑暗森林威慑体系，又从绝境中复苏。但复苏后「故态复萌」，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这里『人权』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权）」而放松警惕、变得柔弱和不设防，选择了程心这种「圣母」做「执剑人」。然后人类因此再一次几乎落败。可获胜的代价则是让地球和三体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击目标中。而人类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丧失了逃脱黑暗森林打击的机会，最终除极少数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显然，这一切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现实及社达思想在现实层面的胜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锢就会失败，顺应人性乃至宇宙恶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说的思想意识，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三体》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赞成和拥有的。而且，刘慈欣的作品中，并不是只有《三体》这一部如此。在刘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状闪电》中，同样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例如女主角林云就是通过同归于尽式的方式，逼迫敌人放弃入侵，让自己国家赢得了战争胜利（或者说从失败边缘挽回危机，实现停战）。

《球状闪电》中，还有更加露骨的社达主义倾向的内容。

「是啊，爸爸，当时听完我的话，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两张照片，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只是有一张的一角烧焦了，另一张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迹，后来知道那是血迹。照片上是一个三口之家，父母都是军官，但他们的军装与爸爸的很不一样，戴着当时爸爸还没有的肩章，那女孩儿岁数和我差不多，是个很漂亮的小孩儿，皮肤白里透红，像个细瓷似的，在北方生长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皮肤，她的头发那么黑那么长，一直拖到腰间，好可爱的。她的妈妈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让我羡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诉我，这是两个敌军军官，都在我们的炮击中阵亡了，打扫战场时分别从两具尸体上找到这两张相同的照片，现在，中间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了。」
将军说：「我还对你说，那些杀死你妈妈的敌人并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因为他们是军人，必须尽自己的职责，就像爸爸是军人，也要在战场上尽职责去杀死敌人一样。」
……
南疆战场上，我的一个战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结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来，活着还真他妈不如死了，就在野战医院，他趁人不注意用手枪自我了结了。当时我就想到最后在医院见到的妈妈，她全身的皮肤也都溃烂了，她的手指肿胀发黑，连用手枪自我了断都不可能……这经历可能会使一些人一生远离武器，却也会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属于后者，恐怖的机器潜藏着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像毒品一样迷住了我。」
……
「云啊，我们两个女人，为了理想和信仰，为了祖国，走上了这条本不该女人走的人迹罕至的路，在这路上我走得比你长，所以对它的凶险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包括人们认为最轻柔最无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变成毁灭生命的武器，而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残酷之恐怖，你不亲眼看到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一个你认为像你妈妈的女人还是要告诉你，我们的路没有错，我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希望你到我这个年纪时也能这样。孩子，我已搬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后也不会再和你联系了，在告别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对一个军人来说毫无意义，我只给你一个警告：那些可怕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头上，落到你怀中婴儿娇嫩的肌肤上，而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在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前面把它造出来！孩子，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祝福了。」

这些文字究竟在传达什么信息，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说其具有社达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需要补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达词句是这个：

「斩尽杀绝，这是对一个文明最高的重视。」

除了书中的东西，刘慈欣还在现实中有所表现。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和一位学者辩论「为延续人类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话题时，倾向于为达成人类延续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择手段」立场。此外，他在接受一些采访时，也表达过一些倾向，例如赞同在新疆建设「再教育营」。当然，他也表现出过一些中性的态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体人李佳佳采访时，其评论事情就没有明显的情绪，而是温和理性，说的也颇务实中立。

正如我开篇所说，我当然没能力透视般看到刘慈欣脑子里边究竟在想什么，一切只是根据情理的推测。我评价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社达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还是符合事实的。

回到《三体》，这部书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特征和表现，最重要的是，书中对于社达主义或者说「弱肉强食、不择手段」是倾向于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对的。这也是其与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会丑恶的作品所不同的。这又是前面已经谈过的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必要再说一次。所以，综合《三体》的内容广度深度、思想倾向、暗示主张、现实影响，足可称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其实，之所以认为《三体》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读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崇拜黑暗森林法则，对托马斯维德、史强、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书中「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思想，进而对《三体》全书强烈推崇、对刘慈欣高度崇拜。。正是这些人的理解与解读，让本书原本就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三体》的火热不仅在于书中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还在于其与现实中国人的价值观相辉映，昭示着 21 世纪中国高知群体社会达尔文化的客观现实。

（十三）「是什么」之后「怎么办」？

显然，我已经将一些问题重复的叙述、分析了。所以在综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举内容，而是根据前面已写内容为基础评论分析。

综合我在以上具体叙述分析中强调的重点，我对于刘慈欣所说的各种黑暗丑陋的现实存在是承认的；而在这样现实的成因和责任问题上，我和刘慈欣的观点有分歧；但在如何对待这样现实的问题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质的层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是什么」上我和刘慈欣观点某种程度很相近，在「为什么」上有重大分歧，在「怎么办」上的选择有质的不同。

借用几句俗语谚语名言来概括「是什么」，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在凝视深渊时（与恶结怨，交锋），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可能在反抗中变成一样恶的人，反之可称为『宽顺者』）」、「好人不长寿，坏人万万年」……那么，我们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宽顺者」、「好人」，还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恶人」、「坏人」？

如果在这样的简单条件下，人们还可能有许多选择前者的，那么再逐次增添条件，即失败者者重要利益受损／很在乎的东西被损害呢？严重受损／很在乎的东西严重受损呢？自身无法生存呢？国破家亡、重于生命的东西也会被以残酷方式毁灭呢？还选择前者吗？

如果再增加条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坏人未必完全坏；好事未必全是利，坏事未必全是弊。选择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那又如何选择？然后还能增加许多加大或「减轻」选择难度（「减轻」选择难度未必是真的「减轻」）的条件，然后又如何选择？

这类讨论并不鲜见，尤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思想自由的发达民主国家。但这些讨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共识。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则鲜少类似讨论，但是现实中却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选择（虽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谚语所说的善恶正误那么分明），至于选了什么应该众所周知。当然也不止中国，全人类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选择。而刘慈欣的《三体》，则是将这样的问题更加深刻和尖锐的提了出来。维德的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则是刘慈欣针对问题给出的浓缩版答案。

现实的选择当然更加复杂，可是总是有相对的正邪与胜负、善恶与兴衰。我们在很多时候，尤其攸关个体、家庭、社群、国家、人类命运的时候，往往必须要选择。我们每个人人生都可能会参与这种选择甚至参与许多次这样的选择。或许我们不需要丧心病狂，并不是每一次都选择为生存而变得邪恶，可终究不会干干净净。

（十四）关于刘慈欣

一个人的代表作，很大程度就代表着这个人。刘慈欣也不例外。我对本书思想价值的分析与评价，很大程度就是对刘慈欣本人的分析与评价。我也在前面多次专门提及了刘慈欣个人的言行。如果他的作品不是现在这样的价值观而是讴歌正义与光明、为弱者发声和呼喊的，那凭借其思想深度与价值，他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可是现在他担不起「伟大」二字。但是无疑其思想是深邃的，表达能力是惊人的，其思想深度和表达能力在古今众多作家中可谓能排在最顶尖的那列。

刘慈欣的作品虽均是科幻题材，但是却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其所言所喻，都是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与其说刘慈欣是科幻作家，不如说其是特殊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又不同于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宣扬的价值取向的黑暗残酷，与讴歌光明正义和同情受害弱小的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将现实融于科幻之中，并且将目光放到一般人无力企及的极遥远未来，做出令人感到颇为真实甚至也的确真实的预示性论断，将现实的人性与社会与极遥远未来的人类乃至宇宙命运联系起来。例如，其对于不同时间尺度人类及宇宙变迁的刻画，就给人一种极为直观而真实感觉，让人们觉得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人类与宇宙的史诗。

从这些看来，刘慈欣是个巨人般的作家。可是，根据刘慈欣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却又不像真正的巨人。虽然他的思想深邃，各种访谈中语言也很平实严谨、博大深沉，但在各访谈及其他事情中他暴露出的侧面，还有就是回归《三体》及其其他作品本身，都可以看出其人文底蕴的浅陋、道德关怀的缺失（当然他也有一些相关底蕴和一定关怀，但是相对于其本应是「巨人」的身份而言，这些远远不够不足）。刘慈欣的粉丝会各种辩解，甚至普遍将这看成优点而非劣性。正如我前面所说，刘慈欣的粉丝是将冷血残酷当成成熟理性的。但是，对任何作家的评判，都要以普适的道德与良知作为标准。刘慈欣显然是「不合格」的。仅仅其对于造成滔天巨祸的独裁者的尊崇、粉饰，就让他不再可以以「伟大」相称（即便其才华多么令人惊艳）。

刘慈欣作品的思想与价值观，与其个人的品性与道德程度，既存在矛盾又非常统一。这句话乍一听不太好理解，但是熟读《三体》和颇了解刘慈欣本人的人，只要稍微去辩证思考，应该不难理解。

宏大深邃与良知污染的并存乃至同一，即是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刘慈欣本人最恰当和简约的评价。

但无论如何，《三体》还是值得人们去阅读的，刘慈欣的思想也是应该被更多人了解的。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国乃至世界上没有道德品质高尚、德才兼备的人写出《三体》这样的皇皇巨著。或许，这又和前面那些艰难抉择一样，唯有接受深渊凝视，才能真正看明白深渊是何为何。当一个人洞悉了人类乃至宇宙的真相，又没有足够的信念去持守良知，就无法走出道德和认知对立，最终导致其道德的虚无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