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题主分享的信息，尤其是南京在2020年病毒疫情开始之时都没有达到过的最大值这一关键信息。何况这个47个很可能还是处理瞒报之后的数据。南京之外已经扩散了不少省份地区了，南京仅仅只是100多个，逻辑上也说不通。

出现这种局面，个人觉得其实还是中共官僚体制僵化的问题，南京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1. 首先，政府一直在释放错误信号。在科兴、国药疫苗在海外有效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还在墙内大肆宣传国产疫苗的有效性，甚至部分地区强迫接种。让国内觉得打了疫苗就可以万事大吉，因此大肆出游活动。客观上造成了民众的警惕性放松。（不很清楚中共的最高决策层是否对中国疫苗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如果不知道，那么中共的决策与执行体制已经烂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了。如果知道，那么就是在自寻死路。）

2. 第二，政府面对疫情的爆发，施政举措是矛盾的。领导官员困在信息透明与仕途两难之中。一边需要积极应对疫情，另一边要掩盖疫情；一边要尽可能的促使信息透明公开有助于公众对疫情的防范，一边又要所谓的维稳；保住自己的官位荣华是第一位的。因此举措失当。2020年1月中旬，疫情已经爆发了十天左右了，武汉还在举办万家宴。今天南京的情况，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版本上演。

3. 第三，民众没有判断力或缺乏判断力。因为政府一直在释放错误信号，信息的传播不透明。民众没有足够的信息作为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因此面对疫情，普通民众没有应对措施与防范能力。

因为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共的防疫举措就是个笑话。真正有效的疫苗没有，还在机械的封城/强制隔离的举措中徘徊。南京的事件是必然，严重程度可能超出许多人的预计。即使这一次南京的疫情侥幸扑灭了，若不有所改变，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传染性和致命性的增强，更大的灾难只会在后头。

原文链接：/t/13470

这篇访谈文字将当今中国根本问题的焦点模糊并转移——从中共转移到习近平身上，让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人又产生了一种幻觉——现在的问题都是习近平搞出来的，要是李克强或王克强、马远平当政，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共就像神话故事里的魔鬼，它有许多张面孔。毛泽东是它，邓小平也是它，胡耀邦是它，江泽民与朱镕基是它，胡与温是它，习近平也是它。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孔都是它的表现。中共的存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可以让位。为了确保生存，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脸孔，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接连不断的搞运动，把人搞穷搞怕了，胆战心惊。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当时人认为中共真的要“改革”了，变好了。那十年的政治环境可能是自文革结束迄今为止最宽松的十年。如果找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刊物，拿到此后的任何一段时期可能都不会被出版。十年时间也培育与积蓄了中国民主化的新生力量。1989年的学生运动要求中共民主化改革，触动了中共的底线，中共再次变换面孔，露出獠牙。同样是那个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起了屠刀，屠杀学生，造成六·四惨案，赵紫阳也因此下台。中国走和平民主化道路的希望自此彻底破灭。

之后是江泽民执政时代。江时代不再提政治改革，转而改经济领域。在朱镕基的主持下，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又认为中共这一次是真的“改革”了，好日子来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气功“法轮功”的练习者越来越多，再一次触碰到了中共敏感的神经。有一个人数庞大的，不信仰中共主义的团体在社会上出现，“势必要威胁中共的统治”。因此1999年7月开始了新一轮政治运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那个时期有印象。电视里不分日夜的播着批斗法轮功的节目，新闻联播延长到三四个小时，报纸连片累牍连篇的都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其实那个时期的法轮功与政治毫无瓜葛，不参与政治活动。即使被迫害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指责江泽民，没有把问题的矛头对准中共。

后来就是胡温时代，方舟子怀念的时代。胡温时代的情况比较复杂。胡温执政的十年，江泽民虽然名义上退下去了，可它的势力依旧盘根错节。胡锦涛在党内没有取得绝对权威，是弱势总书记。温家宝虽然不是江派，但与胡锦涛也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政治局常委各管各的，各自有盘算。决策层的不统一给外界造成舆论管控力度下降的假象。对比现在，回忆起来好像胡温时代挺开明的。

试问方舟子：

• GFW是在什么时期建设壮大的？
• 刘晓波在谁的任期因为什么被捕的？
• 陈光诚律师又是在什么时期被投入监狱？被谁的命令软禁在家？
• 关于六·四事件的定论，胡温时期松口了么？
• 关于法轮功事件，胡温时代有平反了么？
• 等等等等

温家宝口惠而实不至，他在位的时候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了什么？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解决了什么呢？难道中国还需要这样一个影帝吗？ 也是在这个时代，法轮功的练习者们发现不是中共哪一个领导人的问题。不解体中共，解体中共带来的坏秩序，这些问题就无解。自此之后劝中国人“三退”成了他们的新目标。

再后来是习近平执政。习近平接手的是胡温时代遗留下来，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除非抛弃中共，现有的中共秩序框架内再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了。我在别的回答里说过：习可能认为，毛时代就没这些问题。面对那么多问题，毛时代的办法是现成的经验，搞了一波全面左转。习试图用毛泽东的那套办法去解决中共面临的存亡问题，顺便树立个人的权威，扩大个人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情况依旧是中共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在垂死挣扎。是给中共加速催命还是续命，有待时间证明。

自始至终，中共也没有真正想为中国人谋什么福利，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自由而民主的国家。中共的所谓改革，只是续命的权宜之计。无论中共表现出狠戾，或是开放。中共可以为了保证统治地位整死国家主席、逼迫党总书记下台、将党总书记软禁到死，相比之下封禁前总理的文章更是小事一件。

中共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个别，真正想为推进中国文明做点事的人，但是很快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凄惨的下场。赵紫阳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不要再幻想有个什么中共英明领导人出现，带领中共改革；不要再怀念中共治下的某个时代。解体中共及其带来的坏秩序，重建现代文明的新秩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定调于奥巴马任内，确定于特朗普时期，落实于拜登在任。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美国两党基本同意政策，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变化。

2016年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期结束前夕，曾经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专访。此时同党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已经败选，这次访谈奥巴马政治宣传的意味较少，被认为披露了一定的心声。奥巴马认为中东地区是部落政治，除非伊斯兰教发生如基督教般的宗教改革，否则他们之间的冲突无解。部落冲突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美国参与其中只是徒耗人力与金钱而已。当被问到如果美国从中东事务抽身，俄罗斯趁虚而入怎么办时，奥巴马回答：“那就让他们陷进去好了。”

到了特朗普任内，明确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世界秩序的头号威胁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美国从中东地区抽出力量，全方位部署遏制中共的战略意义已然非常显著了。

北越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枚棋子，而南越的制衡作用就凸现了出来。抛弃南越不管，从某个角度来看可能是美国走的一步坏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与当年美国从南越撤军的意义不同。擒贼先擒王，美国从中东抽出力量集中应对问题的核心——中共，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部署。中东问题少不了中共在背后捣鬼，解决了中共，部分中东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中共相较于当年的苏共难对付的多。苏共虽然军事力量强大，当年的共产阵营也声势浩大，但毕竟是孤立的个体。而中共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它绑架了14亿人口的市场，对美国许多利益集团都是不肯松口的肥肉。美国内部也被渗透的很厉害，美国国内亲共势力也在不断的游说。所以美国想遏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难度是很大的。不过美国开始意识到目前世界的根本问题在哪，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也算是个良好的开端吧。

@消极 #146299 是的。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民众，不少人已经对文革本身、以及文革造成的普遍贫困产生了质疑。

中共搞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中共的自救。中共的统治和中共权贵的利益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邓小平说的“四个坚持”。

中共放松计划经济的枷锁，给了民众一定的经济自由，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的确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而且如果中共建政后不折腾，中国人最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应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共很无耻的黑白颠倒，居然把功劳说成是自己的）。因为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像消极兄提到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给中共续命的。时间一长，种种弊端显现出来了，改革的阻力恰好就是中共自己。所以当时朱镕基那帮老人对这波操作能续命多久，其实心里也没底的。

到了习时代，这一套已经不行了，百弊丛生，继续改革就要了中共的老命了。习可能认为，毛时代就没这些问题。面对那么多问题，毛时代的办法是现成的经验，搞了一波全面左转。这一波操作是加速呢还是续命呢，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简单的谈一谈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始终没有完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步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90年代之后就没挪动步子了。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规则的守护者，法律的仲裁者。最起码尽可能的少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否则又做裁判又做球员势必会干扰市场运行的效率，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

**中共解禁了过去那种无微不至的经济计划，给了中共治下的社会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共仍然严重干预中国微观经济的运行，造成中国企业走向“劣质化”畸形发展。

试举两个例子：

1. 产业政策/行业政策多如牛毛，朝令夕改。企业无所适从，想稳扎稳打做百年老店无异于天方夜谭。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抱着捞一票、赚一笔大的就跑的心态，造假、欺骗、侵犯人权与隐私，压榨员工等乱象层出不穷。
2. 讲政治不讲法律，官商勾结。没有中共官员支持的企业，寸步难行。小营生要贿赂城管、市场管理者，大企业要获得中共权贵家族的支持。

阿里的发展与起飞是在江泽民派系掌握中国政权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深扒了蚂蚁的股权结构，马云基本坐实是江系势力的白手套。到了习时代，气候变了，阿里就属于政治站错队了，因此被找了个借口收拾了。滴滴少不了也卷进了中共高层派系斗争，上市2天就被下架整改。这些企业，成也因中共权贵，败也因中共权贵。

中共一直高喊着要改革经济制度。如果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让一切真正依法办事，将政府的角色改变为仲裁者，势必要缩减中共的权力，废除坐享“祖宗荫庇”的红色权贵的经济特权。这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危及中共统治的改革，必然不能改。

改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公平的市场秩序就无法建立。韭菜会割完，畸形经济增长也会有停滞的那天。

1. 翻墙软件不能代替匿名软件，隐匿身份请用Tor。Tor Browser是Firefox ESR的专门定制版，能有效针对常见网页对用户真实信息的刺探从而保护匿名性。您应将翻墙软件（迷雾通）结合Tor使用来保障匿名。
2. 未经特殊设置的浏览器如 @RedLantern #145514 兄所说的那样存在各种泄露问题，包括WebRTC、IPv6，DNS，js等有可能泄露用户的身份。您应对照检测结果针对解决。
3. 只要您不在中共控制或中共有可能渗透的网站发表敏感言论，您的身份不会泄露，也不会被定位。需要匿名的敏感操作请用Tor。
4. 迷雾通、自由门等软件严格意义上不属于VPN，他们应被归类为代理软件。代理软件运行的OSI层级不够低，未必能接管系统所有流量。对安全有更高要求的墙内用户最好用虚拟机做一层隔离。详细教程编程随想的博客上有。但个人觉得，一般用户使用翻墙软件+Tor安全与匿名性已经足够（前提系统是干净的）。

@solids #143975 理论上直接屏蔽目录服务器，Tor就不能直连了。目录服务器就那个几个，但Tor Project统计数据一直有1000以上，高峰时有数千中国大陆IP直连Tor目录服务器。如果只是GFW遗漏，可能性较小。想来只有前置代理暴露了ip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NullPointer #143992 Tor是匿名工具，不应用作翻墙工具，即使某些时候可以翻墙。墙内Tor用户数量少，而且大多是为隐藏身份做一些“政府不允许”的事。我担心的不是GFW对Tor的屏蔽，而是中共当局对Tor用户的重点关注。就像NullPointer兄说的那样，对已识别的Tor用户标记，也许在isp暗中设一个流量监控。网桥/用了蜜罐前置代理的3000个左右Tor用户在属地化管理下，监控与排查起来毫不费力。尤其在偏远地区，可能某一大片区域就一个人。这才是墙内Tor用户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两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

1.与墙内分布在多个地区的朋友交流，近2年内从来不能单独通过obfs4或meek网桥连通Tor网络。

一个可能的解释：GFW完全有能力识别网桥，只在某些区域故意放开封锁。

2.理论上墙内不可能直接连通Tor网络，因为Tor的目录服务器，节点都在GFW的屏蔽名单中。最近半年，Tor project统计中国地区的直接连接Tor的用户平均数约在1500左右。早些时候更多。

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些用户的前置代理的问题泄露了真实IP。

@爱狗却养猫 #143470

据说可以通过AI进行深度包检测，探测出前置代理下的tor流量，准确度95%以上。

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前置代理+tor的不超过几千人，背景调查一番，很容易的筛选到了嫌疑人。

这条评论的目的是制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阻吓墙内民众翻墙与发表反共言论。

1. 前置代理协议可以有很多，Shadowsocks、Vmess、HTTP、OpenVPN、IKEv2等，同时使用这些协议翻墙的人保守估计也有几十万到百万。
2. 可以使用多个前置代理，比如VPN套HTTP作为Tor的前置代理。
3. 前置代理不一定都走Tor的流量。前置代理首先是加密流量，DPI充其量也只能检测包的特征。代理的流量混合Tor和别的流量，又如何检测？
4. 破解AES等加密协议，目前的算力无解。
5. 编程随想可能采用类似自由门的免费匿名服务作为前置代理，从不使用实名制VPN。

在没有量子计算机的时代，在几十万上百万个，混合的加密翻墙流量中，深度包检测出Tor的流量特征，还在没有攻破Google服务器的前提下，识别到了某个人。

结论非常荒谬。 那家合作公司这么牛的技术，足以让数学与信息技术科学翻开新的一页，改变人类的历史了。

但他有一点说的不错。Tor在墙内不是主流翻墙方式，Tor官方的统计数据，墙内日活量也就几千左右，确实可以筛选甄别。所以不要在墙内直接使用Tor，包括经过Meek网桥中转。共匪目前可能没办法解密Tor的流量，但是GFW可以识别Tor的流量特征。墙内使用Tor一定要结合前置代理，前置代理也要是可靠的。

@匿名用户614 #143415

你的前置代理因为某些原因变慢了，换个时间上网、节点和代理工具可以解决。不是Tor的问题。

@沉默的广场 #143461

论文是meek网桥的识别，解密Tor流量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墙内Tor用户日活数很低，识别出Tor流量之后在运营商那里蹲守容易排查。如果在欧美国家，Tor日活达到百万级别的，排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建议墙内用户不应直接使用Tor翻墙，包括通过网桥。量子计算机问世之前，识别VPN+Tor的流量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0。

@爱狗却养猫 #143408 公安、国保、国安联合办案，很有可能。法轮功这样的案例很多，搜索明慧网结果有几万条。

还是希望他能平安吧。

@爱狗却养猫 #143399 任何软件都有漏洞，人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假设这条爆料是真的，可能是他用的软件存在尚未公开的漏洞，或日常生活中做的事而未察觉从而泄露了身份导致被（非法）抓。

已证实身份的国安内线向我本人透露

仅从原文揣测，这条爆料值得推敲。

编程随想不是外国间谍与特工，负责这种对内煽、颠与法轮功案件的不应该由“国安”而应由“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负责。国保负责的案件会事先与国安通报？可能性不高。也可能是爆料人混淆了“国安”与“国保”，也可能这条爆料是假的。

我希望是后者。希望每一个在墙内舍己反共的人平安。

@yingzhen251 #142703

说“三本”定义不很准确。一本二本三本（或一批二批三批）是高考的招生和录取批次，这类学校以前在第三批次招生，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三本”。后来某些省份取消了高招第三批次，只有两个批次。所以也有部分这类学校、部分专业在第二批甚至第一批招生，但学校的性质没有改变。

这类xx大学（学院）xx学院的正确名称是：**“独立学院”**和“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要求与母体高校“三独立”：法人独立，校区独立，财务独立。不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就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这类学校的实际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共享本部师资；有的享受本部的经济力量支持；有的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投资方是当地政府或企业。

中共教育部在2020年下了文件，给这类学校规定了三条出路：1.转设为公办高校，2.转设为民办高校，3.关门。在完成过渡期之后，独立学院或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将走入历史。所以一些学校为了避免关门的命运，或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和大专院校合并也不足为奇了。

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和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产物，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一开始毕业证与学位证和母体院校相同吸引生源，到生源充足后独自发放，到现在转设和关停，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原因一是现在公办、民办高校扩招的数量也不少，足够吸纳高中专毕业生深造就读，二是也反映了中共国的人口下降的事实。

Prime Minister和Premier在英文都可以指“首相”或“总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Wiki上对Premier的词源的解释是这样的：

The word comes from french "Premier ministre" which means prime minister. "Premier" meaning "first", coming from Latin prīmārius. This is why in many nations, "premier" is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prime minister".

对于其他职位的英文翻译，我个人觉得，要尽量的反映中共这些职位的本质。比如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翻译成President，会让不了解中共国实际的民主国家的一般人觉得这个职位是民主选举的。叫Chairman就比较合适，因为Chairman既可以是选举的，也可以是指定或任命的。何况还有个Chairman Mao在前面呢，更能让外国人形象的理解中国的国家主席是什么角色。XD

@消极 #142664

我想表达的是中共的体制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有其他许多表现，复旦事件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也不代表别的国家地区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好比垃圾堆旁边会有许多的苍蝇，这个垃圾堆是招来苍蝇的原因。把垃圾堆移走苍蝇出现的可能性会降低，但也不能保证完全杜绝苍蝇，毕竟有时家里打扫的很干净也会有两只苍蝇飞进来。所以不能因为别的地方也有恶性事件就忽视了中国这里的问题。

奇怪而又扭曲的中国大学体制。

大学本应是教授与学者治校，行政应为教师与学生服务。中国的大学则搞成了官员治校，把学术界搞成官场。不仅官员治校，那个党还要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学校有党委、学院也有，系所有总支、支部，乌烟瘴气。

新闻遮遮掩掩不敢说教师杀了书记，是怕人们发现，矛盾与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共嘛。

@陈士杰 #142532

表现上是中立的，但议长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会利用议长的权力影响法案通过。

英国的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正、副议长共有四位。议长是无党派人士，三位副议长保留党籍。正、副议长的党籍归属刚好是2:2（算上议长上任之前的政党归属）。英国下议院议长在议事程序中拥有自由量裁权，并不仅仅是一个敲锤子维持秩序的木偶。而英国上议院的议长更像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

现任英国下议院议长是原工党Lindsay Hoyle。前任议长就是大名鼎鼎的John Bercow。他的Order咆哮被各种恶搞剪辑成鬼畜视频在网上流传XD

Bercow本人是留欧派，在议长的生涯中多次帮助留欧议案通过。所以也被质疑缺乏中立性而在2019年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0年的下议院议长任期。

发一个Bercow的视频XD 顺便让大家领略下英国议长的角色X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5THTi6Zbg

议会制下的议长通常是中立角色，但美国和一些总统制国家的议长（Speaker）是议会多数党的实际领袖。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可是多次放下锤子参与辩论。要是把Nancy换成AI，民主党要跳脚吧XD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基于美国宪政体制结合中国古代官制的产物。

孙中山考察后认为美国宪政体系中至少存在两点不足：

1. 猪肉筒政治（Pork Barrel），也叫政治分赃。一个美国总统上任后会提名任命自己亲信，罢免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但确实有能力的官员。
2. 立法机构掌握弹劾权。立法机构被总统的反对派掌握可能会滥用弹劾权。

政治分赃在美国联邦政府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普遍现象，以第7任总统Andrew Jackson的行为最突出。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对弹劾权的应用非常谨慎。近年由于政治极化，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两次弹劾川普，甚至第二次是在川普卸任后发起弹劾，引发了美国社会对弹劾权滥用的争议。

孙中山设想利用中国古代的科举与铨叙制度，确定公务员的升迁秩序，减少政治分赃。借鉴中国古代“御史台”“都察院”等制度，剥离国会的弹劾权，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消除立法机构滥用弹劾权力的可能。因此“五权宪法”中创设了两个新机构：考试院与监察院。

美国联邦宪法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力分支的设计，采用的是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则。《联邦党人文集》等美国制宪相关史料也阐述的很清楚。提起美国联邦政府，许多人着重三权“分立”而忽视了权力的“制衡”。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分立了，而且三个政府分支相互制衡。美国的制宪者们试图分解决策的过程，并让权力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最大程度限制政治权力对自由的侵蚀。所以美国制宪者没有沿用英国的议会制而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比如征税和拨款的权力由国会掌握，募兵的权力也由国会掌握。这一举措避免了军队成为总统的私人武装。又比如总统可否决国会的立法，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则需要两院各2/3议员同意的绝对多数门槛。避免了国会的多数派（美国制宪时还没有政党的概念。议会制下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党会削弱使反对党的制衡功能）强行推动有害的立法，使立法的过程更加审慎。再比如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即便国会通过的议案被总统签署成法，司法分支也有废除不符合宪法的法律的权力。维护了宪法的最高地位。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采纳了美国宪法的分权原则，但没有领会到制衡的精神。按照孙中山的想法，由一个类似能提案、修宪的选举人团的草根国民大会掌握根本权力，五权（五院）只是国民大会的“职能部门”（掌握治权）。五院之间没有权力的制衡。好比现代公司制企业，国民大会好比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五院好比于研发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立法院、行政院有问题由监察院纠察，那么监察院出了问题不能自己纠察自己，只能由国民大会纠察。 如果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五权宪法“体系最终恐怕也会演变为类似中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议行合一体制。国大变为人大，法理上具有立法、监督、解释法律等最高权力的终极权力源泉。 因为“五权宪法”的诸多问题，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经过多番调整，更接近于美国。考试院和监察院因此也达不到宪法设计之初的成效，主张修宪彻底废除两院的呼吁也一直存在。

权力会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国会代表人民但不等同于人民。议员不是机器，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制宪者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只有让权力相互制衡。寄希望于一个机构一类人群能全心全意无私无我代表民意，是不现实的。

**西方的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效的选举体系，选举体系又植根于资本主义。**如果候选人想获得选票，那么必须让尽可能多的选民了解候选人并赞同候选人的观点。所以宣传与自我推介是选举活动的核心。

宣传需要钱，大范围多形式的宣传需要更多的钱，组织竞选班底规划竞选更需要钱，政党组织也因此而出现。候选人依靠自己的财力，小范围内参选尚可。选区、州、联邦一级的选举不依靠政治捐款胜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募集资金又是候选人竞选活动的重点。**资本主义发达的商业社会则为相对公平的民主选举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钱多不一定能赢，但是没有钱肯定赢不了。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社会选举易流于形式，或把持在少数集团手里，或造成独裁局面（比如南美、非洲）。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无法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得不到支持而抱憾。

孙中山当时可能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期望取长补短，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政体制。虽然他的“五权宪法”没有达到预期，但他为民主制度本土化的探索精神仍然值得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