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反对堕胎的人，我建议从他们的工资里每年扣除百分之20，用来支持被强暴或者单亲妈妈生孩子的抚养费。

这就就是真正支持反堕胎的人士，其他一毛钱不花的人投票作废（不付钱给单亲妈妈抚养费的人，光打嘴炮的人立即废除投票资格

我發覺國內只要是和共產黨開的公司企業工廠，裏面就是一個微型的極權社會圈子，人與人之間壁壘森嚴，等級分明，裏面的女人特別註重金錢物質，基本上男人去聊天，只要沒職務級別，別人看都不看你。

而私人企業就好得多，不說當男女朋友，聊天是沒有問題的，我發覺90年的很多女生都願意當朋友聊天，00後的女生基本都是權色交易。

這是否說明00後女生和國有企業公司已經徹底被共匪毒化了，而90年出生的女生（受共匪教育不多，反而躲過一劫）

90後雖然也物質，但還是有人品好的女生很多，00後就是徹底被共匪互聯網毒害最深的一待代（完全就是扭曲的一套價值觀），，00後女人已經徹底拋棄中國女人的傳統，溫柔賢慧，持家，她們現在是最放飛自我的一代，未來年老色衰估計也是最慘的一代

本人其实很早就有推特号了，但一直没上，记得中文推特以前都是民运轮子和一些诈骗信息（那是只能手机还没普及），就没怎么看了，而且都是一些离国内很遥远的事。

时隔多年，刚开始我又上了推特，刚开始很愉快，都是一些国内不方便说的东西，但新鲜感一过，就觉得恶心了。

这帮人上了中文推特依然支那味（非贬义词，我也是支那人）十足！，不是吃喝拉撒，就是男的放鸡巴图（暴露生殖器），女人放光屁股图片真是恶心啊！完全没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哪怕分享一些生活经历和读书电影评论，中文推特都不至于这么糟糕。。。。

我似乎理解柏杨先生说的酱缸文化是什么东西了，中文推的人但凡多读书看报，氛围都不至于这么糟糕。只能一声叹息。。。。。。

本人喜欢电视剧很多年了，国内的电视剧也由部分好看的，但是现在的电视剧看来非常幼稚，各种网红脸，剧情胡编乱造真是没法看，什么（特战荣耀）（我是特种兵）也是一塌糊涂。

相反新加坡的90年代中文电视剧，（客家之歌）（豆腐街），里面的配乐剧情简直一流，非常感人。等郎妹和孙世忠的爱情故事非常感人，演员也非常有灵性。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和海外的华人女性（非大陆移民）聊天，就是很自然，哪怕不赞同我的观点，也不会口出恶言，拔刀相向。非常像我们父母亲那样一辈的人（没见过几次面，就直接结婚了，夫唱妇随）

而大陆的女生对待陌生男人像防备强奸犯一样，处处提防，一开口结婚相处，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工作。一言不合就拉黑删除，性格也是一塌糊涂，喜欢小鲜肉，十几岁怀孕的大把（自言喜欢赏心悦目的男人），既要年轻又要成熟，既要大方又要会过日子，热衷于整容内捲，结果无一例外是整惨了（导致很多原本乐于亲近巴结的男人也不愿意接近了，）强行嘴硬（什么自我选择，自己骗自己）勿对号入座，只是我的一些感想，欢迎讨论

1994年，一群拿着枪的宗教学校的学生袭击了一个强抢民女的军阀，解救了民女，处决了军阀。他们的英勇举动震惊了阿富汗。

然后，这些学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塔利班”。

在波斯语中，学生叫“塔利卜”（Ｔａｌｉｂ），复数是“塔利班”。因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学生们”。这些学生制定了一份旨在建立和平、消除军阀、确保教法统治的行动章程。他们的领袖是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他的父母都是无田无地的雇农。他参加了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失去了左眼。1980年他成为毛拉后，靠开办一所宗教学校养家糊口。

塔利班在短期内就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不同于腐败堕落的军阀，塔利班纪律严明、生活朴素，作风勇敢，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支持下，很快拥有了强大的武装。

这些学生宣称他们“不想掌权，只想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的口号符合饱经动乱的阿富汗人渴望和平的愿望，长期窒息在内战空气之下的阿富汗人感受到一股清新之风。阿富汗内战的局面自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相信，“学生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拥护他们就意味着阿富汗的希望即将来临。因此塔利班很快横扫阿富汗内战群雄，1996年奇迹般地夺取了喀布尔，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久控制了阿富汗近90%的领土。[1]在这个过程中，在阿富汗的沙特富翁本·拉登一直给塔利班以经济支持。

                                    二

然而，掌权后的阿塔班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和繁荣。

受制于自身素质和视野，塔利班在掌权的五年时间里，在经济建设方面毫无建树。这些乡村毛拉和宗教学生，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缺少科学文化教育，很多人是半文盲。

他们不懂经济建设，认为所谓经济建设就是做走私生意。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能不能发展，是安拉的事情。这就不难理解当时毒品经济为何会成为阿富汗的经济基础。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重建毫无建树，经济每况愈下。[2]

在文化方面，阿塔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因此男性必须蓄须、女性不得参加工作。当要出门上街时，她们被要求穿上严丝合缝的黑布长袍，并必须有至少一名男性陪同；阿富汗人不能看电视，不能看录像，不能听音乐，甚至不能放风筝。[3]只能勤恳地工作和祷告。塔利班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督部门，“宗教警察”们每天开着车在喀布尔街头巡逻，他们有权逮捕任何做出违反伊斯兰教义行为的普通民众。

２００１年３月，塔利班政权不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反对，炸了巴米扬大佛。因为这是教法的要求。塔利班的信息部长昆德拉图拉赫·贾马尔抱怨说：“破坏工作并非如人们所想般容易，你不能以炮轰推倒那些佛像，因为它们是凿入山崖内；它们牢牢地连接山岭。”经过近一个月的猛烈炮轰，后来又通过爆炸，大佛才被摧毁。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以打击本·拉登和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迅速垮台，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富汗人对他们的支持不再有力。塔利班看起来很“民主”，攻占了喀布尔后，他们成立了一个6人委员会接管政权，看起来比沙特这类君主制国家更有“民主”气息。但是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阿富汗没有什么广泛的政治参与。塔利班不愿与其他人分享权力，过分依赖他们自己的部族普什图部族，而普什图人只占全国约42%的人口。塔利班强烈反对什叶派，他们宣称占全国约10%人口的哈扎拉族不是穆斯林。塔利班不愿意跟其他穆斯林辩论教义，甚至不允许穆斯林记者质问他们的法令或讨论古兰经的诠释。塔利班要求在阿富汗占人口少数的印度教徒必须在外衣上佩戴特别的身份标记，以把他们与穆斯林区分开来。

在塔利班严峻的伊斯兰教法统治下，几乎所有有活力和要求进步的力量都被压制。依照《古兰经》的规定，在阿富汗，小偷将被判处截肢；而作为男性的附庸，女人如果犯了通奸罪，将被毫不犹豫的判处死刑。因此面对美国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大部分阿富汗民众反应冷漠。[4]

                                     三

然而美国的占领，也没有给阿富汗人带来和平。

2002年1月，阿富汗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004年1月，阿富汗通过了新宪法，规定了军队国家化、男女平等、各民族平等、国家统一等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2004年11月，卡尔扎伊以绝对优势当选为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至此，阿富汗完成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进程。在经济上，近年来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电视上能看到的频道多了，市场上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影视光盘。

然而，阿富汗仍然问题重重。美国在阿富汗推行总统制，事实证明这一选择与阿富汗政治传统和文化不相适应。总统制下的政府软弱无力，腐败严重，社会动荡重重。

阿富汗历史上一直未能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更不用说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0%为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同时，阿富汗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人口只有约2993万（2007年1月人口普查），却有3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40%、 30%和9%。[5]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又分为若干个大部族或集团，下面又分成众多的小部族或家族世系。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各部族间相互隔绝，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部族的内部事务由各自的首领管理，而且大多数部族拥有自己的武装。阿富汗人政治忠诚的来源主要是族群联系和宗教因素，国家层面的身份认知非常淡薄。不同族群、部落、教派之间隔阂严重，长年内战造成了相互仇视和不信任，这些导致在阿富汗推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享极为困难。

赵明昊在《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中认为，美国政府严重低估了阿富汗实现政治转型的复杂程度。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 Thomas Barf-ield) 所言，美国人帮助建立的“新政府是一个包办婚姻( arranged marriage) ，而不是自由恋爱( love match) ”。[6]

由于权威性不足，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能力非常有限，总统卡尔扎伊被戏称为“喀布尔市市长”。赵明昊说，在强调血缘和族群关系的阿富汗社会，如果一个人成为官员，他就会被认为自然有责任利用权力为家族和族群谋取利益，因此腐败在阿富汗具有文化和规俗属性。阿富汗新政府也不得不依靠“裙带关系网络( patronage network) ”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7]

因此，阿富汗新政府在建立不久就开始腐败起来。2012 年美国政府审计办公室发布报告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资金中，每 1 美元中只有 15 美分能到达受援者手中， 有55 美分在政府环节中被贪污或滥用。[8]

为了规避腐败现象，美国经常绕开阿富汗中央政府自行实施重建项目，并将大部分重建合同包给地方军阀和强人。这又导致出现“平行政府”，中央政府失去了权威。卡尔扎伊因此对美国强烈不满，经常用激烈的言辞公开反对美国。有人说，“卡尔扎伊把攻击美国变成了一种习惯。” [9]

美国虽然投资在阿富汗的城市建设了一些项目，但是对阿富汗农村地区的发展支持严重不足，特别是一直没能解决阿富汗的毒品经济问题。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小布什政府为了控制向阿富汗派出部队人数，执行“反恐”任务时经常依赖阿富汗的当地军阀和地方强人，这些人通常都将毒品视为财源。除了他们之外，政府官员也大量参与毒品生意。在阿富汗，部长和省长们参与毒品走私是公开的。阿富汗官员至少涉嫌70%的毒品走私,毒品交易链从地区一直延伸到政府的最高层。[10]美国急于求成，强压卡尔扎伊政府实施铲除罂粟种植的政策引发政治动荡，反而导致推行不力，这些都让毒品问题久拖不决。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 2007年阿富汗鸦片调查报告》，2007年国际市场上93%(2006年为92%)的鸦片产自阿富汗。该国34个省,有21个省种植罂粟。[11]随着美国宣布逐步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的毒品经济问题更加严峻。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调查结果显示，2013 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达到20．9 万公顷，较 2012 年上涨 36%，创历史新高。全年鸦片产量为 5500 吨，较上一年增长 49%。[12]

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曾被寄予希望，拉里·古德森( LarryGoodson) 在 2003 年时提出: “如果美国能够在阿富汗坚持下来……阿富汗可以提供一种‘示范效应’，以表明伊斯兰国家中即便是那些拥有极端不利条件的国家也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经济发展以及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 [13]

不过赵明昊认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进行了很多次“国家建设”行动，但成功的案例不多。美国似乎无法从之前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从“轻脚印”到“加大投入”再到“快速撤军”，美国大起大落的政策变化表明它在阿富汗问题上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连贯的战略。[14]

赵明昊在《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中引用达夫·扎克希姆(Dov Zakheim)的话: “只要美国人忽视了对‘当地人’的真正关注，只要他们不去了解周围那些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更不用说语言，美国就永远不可能在非西方环境中实现它的政策目标。” [15]比如在妇女问题上，美国推行的“妇女解放”步子过大，速度过快，违背阿富汗社会和文化习俗，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更多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要求，脱离和阿富汗的现实，引发阿富汗民众的不满。[16]

                                四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流亡到山区继续作战 。从2006年开始，他们通过鸦片贸易东山再起。2019年1月，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就实现阿富汗停火等问题取得重要进展。

2021年4月，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来，阿富汗塔利班趁势向政府军发起全面攻势，势如破竹。而阿富汗政府则丧失了战斗意志。2021年7月3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13个区域。2021年8月13日，塔利班已宣布攻占阿富汗18个省会城市，超过全国34个省会城市的半数。

喀布尔当地时间2021年8月15日晚23时左右（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2时30分），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宣布，已控制位于该国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在8月15日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则已乘机出走。李青燕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以这么快的速度，塔利班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的攻陷，可以说出乎了美国和加尼政府的预料，甚至出乎了塔利班的预料。”

图片

阿富汗的未来会如何？他们肯定要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政权国家。但是，阿富汗会出现另一个ISIS吗，应该也不会。

塔利班和ＩＳ都想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和政教合一政权的政治目标，但塔利班只想重夺阿富汗，还没有进行全球“圣战”的野心。而ＩＳ自成立之日起，就发出要求全球穆斯林服从其统治的口号，绘制了一份从西亚到北非、中亚、南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乃至中国新疆的“国家版图”。[17]

这次回来，塔利班在统治方式上会有什么变化吗？阿塔发言人表示，他们将尊重妇女的权利，允许她们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也允许女性独自离家出门。但是很多人怀疑，这仅仅是他们的话术而已。

追求国际社会的承认一直是塔利班的外交目标。巴基斯坦一直阿塔的重要支持者，以后，会不会有更多国家承认阿塔，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本文的部分内容是利用我电脑中存有的关于塔利班的研究资料综述而成，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回应网友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文中引用了《赵明昊：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的很多材料和观点，也重点参考了《郭强：阿富汗塔利班与“伊斯兰国”比较研究》与《何明：塔利班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此对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這個中央電視臺訪問的關於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民眾對於國安法點睇？？？

金玲女士和洪為民操著一口廣東話(非常有迷惑性，讓人以為這兩個是香港本地人)，

我查了一下，這個金玲女士是從湖北移民到香港的(估計又是哪個官員的情婦吧，滿臉的尿柏酸)，

這個洪為民就更奇怪了，

一個福建省人(說什麽對國安法期待已久，您一個福建人操著廣東話代表香港人說什麽對國安法期待已久？)

由此可見我黨對於國安法心虛到了什麽程度，搞兩個假香港人臨時學兩句廣東話來代表廣大港人接受訪問？真實不知道怎么說才好。

從這個話題聊開的話，似乎又能聯想到我黨在香港“挖墻角，摻沙子”的清洗人口政策，強製推普廢粵的問題等等，看來有時間我要多看資料研究一下了

梁振英是怎樣當上行政長官的 分析 07:30 2013/02/01

這一篇文章，同近期的劉夢熊事件並無關係。我在很多不同的專欄，討論過有關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的過程和理由，但這些分析卻是零碎的和片面的，現在把寫過的東西整理一次，從頭到尾的詳述出來。

本文根據的一部分是公開資訊，有的則是坊間熱傳的內幕秘聞，但最重要的串連的一根線，則是我向來賴以分析的工具：政治鬥爭。簡單點說，我會換一個角度去看﹕如果我是當事人，如果我是執政者，我將會怎去處理這事件呢？我認為，執政者為了爭奪權力，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和策略，是有着一定的共相。

「港人治港」的內涵

說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時，鄧小平已經決定了香港未來所走的大方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一個正常的政治家，如果決定了在一個領土之中，十多年後，便要自治了。他會採取甚麼政治手段呢？

放任不管，甚麼也不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對自治加以管制，前朝勢力復辟，獨立思想蔓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所謂的「港人治港」，無論在哪一位政治家的手裏，都會變成了「受控制的港人治港」，而那位或那些治港的港人，當然也得是受到自己控制的港人。

「治港港人」的條件

因此，在那個時候，當務之急就是培養一位可以信心的、可以在未來負責治港的港人。

這位港人，或者很可能是未來的行政長官，需要具備甚麼特點呢？

1.他不能是傳統左派，否則會令香港人起了疑心和戒心，所以，曾鈺成並不適合。

2.他必須有很強的「偽裝」，例如說，留學外國的背景，在外國公司工作，曾經在英國留學，在英資的仲量行工作的梁振英，便很適合了。

3.他必須很年輕，因為距離收回香港，還有十多年，而他不一定會當上第一屆的行政長官（這一點，下文會再述）。那即是說，他很可能在二十多年之後，才能「身登大寶」，如果太老，便不能等了。梁振英生於1954年，在那時，才二十多歲，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才30歲，論年齡，是最好不過。

4.不消說，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人必須政治立場正確。由於這個人不可能是傳統左派出身，根正苗紅是不可能的，但是，政治正確卻是肯定需要的。按照傳統左派程翔的憶述，當年程在《文滙報》工作時，梁振英幾乎每個晚上都等他下班，兩人宵夜，暢談國家大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梁振英在1985年便加入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那時，他才31歲。而在3年之後，便當上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中方的栽培之心，是昭昭可見的。

梁振英的中選

這又拉到了另一個問題：梁振英的當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究竟是誰的「功勞」呢？

根據傳統的說法，梁振英獲得了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的推薦，還有一個說法，就是經由安子介的推薦，還加了一重，透過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的聯絡，才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但根據學者沈旭輝的說法，則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推薦梁給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沈旭輝和葉國華稔熟，後者還是沈的智庫組織Roundtable的大金主，相信這是葉國華親口告訴沈旭輝的。

至於梁振英本人的說法，則堅持是安子介提名他，然而：「在上述的過程中，葉國華先生可能也有推薦我。」而根據《明報》的說法：「有來自中央的消息人士確認，80年代，確是安子介向中央推薦梁振英的。」

誰是地下黨員

前共產黨員梁慕嫻在其《我與香港地下黨》中，指出葉國華早在學友社時期，已是地下共產黨員，並由此推斷，梁振英也是地下共產黨員。值得補充的是，根據梁慕嫻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地下黨員」這個地位，正名應該是「特別黨員」。

有一位朋友同我說過，葉國華不但是地下黨員，而且還是香港地區級別的地下黨員。這個朋友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其脈絡也和葉關係密切，以我們的交情，是絕對不會騙我的。但我對其判斷能力，則不是十分的肯定。然而，我也有理由相信，葉國華的確是地下黨員，而以他的年齡和資歷，以及坊間聽聞有關他的種種地下工作，例如支持Roundtable，以及他和梁振英的關係，相信他在黨中的地位，也肯定是極高的。

對於是誰推薦梁振英的說法，我認為，以上的兩種說法是並無矛盾，可以同時存在的。不論葉國華的身份是不是特別黨員，他是沒有資格推薦梁振英去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因為他根本沒有官方的身份。在這裏，我們必先區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關係，這是兩條不同的線，表面上是不重疊的，只有在最高的級別，才能見到其重疊的大綑線頭。作為一個中共黨員，不管他是正式黨員，還是特別黨員，既然沒有官方的身份，那就無法以官方的名義，去推薦任何人出任任官方的職位，這是彰彰明甚的道理。

我的看法是，梁振英的確是葉國華發掘出來的，因為葉國華除了在沈旭輝面前訊說過之外，還經常在其他人的面前，呻過此事，認為梁振英上位之後，便翻臉不認人，很少和他聯繫。但這篇文章並不打算討論梁振英的人格，表過便算。

然而，葉國華把梁振英推薦給李後，李後再安排由政協副主席安子介，去推薦梁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亦是完全沒有自相矛盾的事。

為什麼港澳辦不親自推薦梁振英

這又衍生了一個問題﹕為甚麼不由港澳辦親自推薦梁振英，而隔了一重，交由安子介去推薦呢？

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在文首已經說明了，這位「精心培養」出來的未來行政長官，必須有着一個偽裝，才能取信於港人。然而，假如他是由港澳辦所推薦，豈不馬上穿了幫？因此，梁振英必須隔了一重，交由安子介去推薦，才算是保存了這重偽裝。

跟着的這一段，就是猜想了，不過我當然認為，我的猜想是大有邏輯道理的。

我猜想，當鄧小平決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大策略之後，香港的地下黨員便四出找尋適合的人說，其中一個就是葉國華，眾裏尋他，找着了梁振英。海選之後，就是篩選，終於選中梁振英，作為未來的行政長官，治港的港人。

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要單單挑中梁振英一個？為甚麼不能同時選出幾個，既讓他們同時競爭，而當發生意外狀況時，也可有所後備。但我們看到的是，在這二十多年來，共產黨並沒有培養出一個後備，而是一直在栽培着梁振英，只此一人，別無分號。

共產黨的欽點文化

這得說到當時共產黨的接班文化。在後來的發生的「六四事件」，鄧小平的「隔代欽點」胡錦濤，作為第四代的領導核心，豈不也是單選一人？在當時的黨中央，最重要的考慮，是確定性，這是當時流行的黨內意識形態。

我懷疑的是，也應該有幾分肯定，梁振英要當未來的行政長官，到了最後，得經過鄧小平的親自拍板。要知道，鄧小平對於香港問題，是極度重視，而且是親自處理的，對於選拔未來行政長官的人事，他怎會不去過問？這正如他的「隔代欽點」胡錦濤，他也「預先欽點」了梁振英，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也將會令他更為放心。

如果如我所料，梁振英的地位是由鄧小平預先欽點了的，自然更是誰也不能動，更遑論說有後備了。

梁振英的傲慢

梁振英的作為未來行政長官的秘密身份，甚至是由鄧小平的欽點，他本人究竟知不知曉，那就耐人尋味了。不過，在商界盛行的傳聞是，梁振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位之後，對於本地的商界大亨，已經是不假辭色，以高高在上的姿勢，去同大亨們相處。作為測量師行，去向大地產商拉生意時，擺出的態度是「我是梁振英，所以你要給生意我」，而不是效法商界的慣常做法，逢人敬三分，call客扮矮仔。這種囂張的態度，因而得罪了不少商界大亨，直至今日，商界對他的印象仍然不好，就是基於這些往績。

有關梁振英得罪大地產商的故事，我聽過了不少，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然而，他對於政治人物的奉承故事，我也聽過不少，除了安子介、董建華之外，還有以前的葉國華、程翔，所以我曾經得出過一個說法﹕「梁振英這個人，是於政治面前跪下，在商界面前囂張，兩副臉孔。」當然，如果以今日的商界橫行，地產霸權恣虐香港，梁振英的不給面子商界，似乎也不失為一件有骨氣的事。

收回香港的大戰略

好了，現在說到關於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了。

如果「港人治港」的內涵是由梁振英這位否認身為中共黨員的「才俊」（當時流行的術語）去負責當行政長官，那麼，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國領導人，甚至是鄧小平本人，其心中所想的「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呢？

從現實政治來看，完全的「一國兩制」是不可能長期運作的，所謂的「河水不犯井水」，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常常喜歡引用中國歷史，那時中國的西南地區，還有很多的少數民族，由當地的土司所管治，相當於由當地居民自治。但是，中國從明朝中葉起，已經設法收回土司的管轄權，改由中央政府派出流官，去接收其治權。而「改土歸流」的政策，到了清朝的雍正時期，由於中央政府權力大增，更加成為了主流。

簡單點說，如果中央政府不去管制自治，不用多久，就會變成獨立，又或是有外國勢力入侵，以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如果中央政府插入管治，那就會破壞原來的自治。因此，長期維持自治，那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除非效法當年美國的南北戰爭，用戰爭來決定權力誰屬，那又另當別論。

以上的分析，第一是說明了，「一國兩制」的說法，在沒有經過政治磨練的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個美麗的願景，因為以香港人的歷練和政治知識，並不足以知曉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但是在精於政治鬥爭的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則從一開始，便知道這是一個謊言，而這個謊言的目的，就是在回歸前後的非常時期，穩住香港的人心，穩住香港社會，穩住當時的政治局勢。

在當時，即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的政治處境，不論由誰當中國領導人，由你來當，由我來當，都會有着相同的決定﹕就是在宣布收回香港的一刻，已經要着手部署，在1997年之後，將要如何行動了。

10年的過渡期

以下是我從梁營的一位重要的助選人的口中聽來的：按照鄧小平生前的決定，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左派應該按兵不動，等待它順利回歸，平安的度過過渡期，在第11年起，才開始實行收回香港的行動。

這位梁營人物，為了保持消息來源，我當然不可能把其名字透露出來。我也無法證實，究竟此說是真是假，但是，從種種蛛絲馬跡顯示，這說法至少有着客觀證據的支持。

首先是董建華的上任首任行政長官。董是國際有名的商人，在港英政府時代，已經身任行政局成員，也沒有人相信過，他是共產黨的黨員，不過，他卻曾經接受過共產黨的恩惠，就是當他的家族生意遇上了困難時，中國政府曾經施以援手，貸出巨款，拯救過其生意。

在董建華的時代，人人可以看到的是，香港的自由並沒有喪失，而中央政府也的確絕少插手進香港的行政和司法系統。所以我相信那位仁兄的說法﹕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任由香港自由活動，先回歸了、先過渡了，再作打算。

2047年的安排

本來，這條路綫是很明確的：先由董建華作為第一任的行政長官，順利過渡，然後再由梁振英去當第二任行政長官，着手收回香港，這就是天衣無縫的計劃了。

梁振英在特區政府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距離行政長官之位，只差一級而已。而涂謹申對我說過，原來行政會議召集人每個月都會安排一個飯局，由他來相約一班權貴，同立法會諸位議員共聚午餐，交流意見。從這個定期飯局可以見得，特區政府對於裁培這位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人脈關係，有着悉心細膩的安排。

在此我們必須岔開一筆，說到「五十年不變」這個政策。說是「五十年不變」，當然不可能到了50年之後的2047年，突然來一個沒有預告的大變，「一國兩制制」在一天之內消失，因為期限已經過了。正如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已經在討論1997年之後的問題，同樣道理，2047年後的香港政治規則，在2030前，已經要立下定論了。事實上，在今日、在不久前，已經有人提出過，要開始討論2047年時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問題了。

如果中央政府要在2047年正式收回香港，又或者是，縱不收回，也要訂立一些更有利於中央權力的條文，那麼，的確是要在現在，就開始部署了。無論在政治權力方面、在民意操控方面、在傳媒控制方面，都得在今日，就是着手籌備。因此，說中央政府早就定下，在回歸10年之後，便要部署收回香港，這應該是可信的說法。至少，如果我是中央領導人，我也會這樣做。

董建華的下台

然而，世事不會如此順利，變局出來了。這變局就是，董建華治港不善，引起了2003年的五十萬人大遊行，導致了董建華在2005年的「腳痛」下台，曾蔭權走馬上任，一直做到了2012年。

董建華的下台，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的治港無能。有的說法是，這涉及了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的權力鬥爭，但這與本文無關，毋須談論。

無疑地，董建華的下台、曾蔭權的上台，打亂了中央政府的接收香港大計。根據那位梁營仁兄的說法﹕「因為曾蔭權的上台，中央政府的收回香港大計，已經遲了5年。」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2003年的大遊行，顯示出香港的民心尚未回歸，如果按照原定的計劃，梁振英在2007年上任，部署收回香港，顯然是太過急猝，恐怕反而會弄巧反拙，倒不如讓一個純香港人，即曾蔭權，來當一個過渡期的行政長官，讓中央政府再多5年，作為部署，那時再讓梁振英上台，那還未遲。

曾蔭權的個人特質

現在輪到討論曾蔭權這個人。

曾蔭權這個人，好貪小便宜，但卻沒有大志，但正因如此，其好處是任由擺佈，最適合去當一個過渡期間的傀儡特首。而他的身份背景，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中央政府曾經幫助過董建華，梁振英則是「疑似特別黨員」，但曾蔭權卻沒有這個包袱，而且他還繼續保留英國的爵士頭銜，形象上更有利於當時的政治局勢，就是令到香港人放心，繼續相信「一國兩制」，以便利於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密密部署。

香港政治的三大勢力

到了這裏，我們得討論香港在回歸之後的政治局勢。

香港的政治局勢，一直分成三個板塊。第一個是左派的勢力，也即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嫡系親兵。第二個，則是傳統的、打從港英政府時代，便遺留下來的固有勢力。第三個，則是反對派，而反對派的內部，也可以分為好幾派，但這與本文無關，不贅。

現在討論的是第二個勢力，其中包括了公務員系統、地產霸權、新界的「土豪」，以及那數十個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貴族」世家，諸如此類。

這些香港的傳統勢力，在港英政府時代的後期，快速崛起，這是由於英國人正在撒退，造成了權力真空，這些本地貴族遂乘時而起，搶奪了大量的權勢。更有甚者，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了順利回歸，不惜籠絡這些新貴。本來，富人的天敵是政治權力，但是當英國人忙於撒退，中國人又倚賴他們去當「盲公竹」，所以這些本地權貴遂沒有了天敵，其勢力急劇膨脹起來。

曾蔭權和權貴吃的政治免費午餐

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形容香港的權貴吃盡了「政治免費午餐」，正是因為縱觀在全世界，不管是民主，還是獨裁政體，香港的權貴付出的政治獻金和政治代價，都是最少的。而當他們在回歸之前的十多年，以至回歸之後的十多年，一共吃了二、三十年之後，已經習以為常了，並不以為這個制度有何不對路的地方。而在這個不成文的制度之下，最不對頭的地方，就是「too good to be true」，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

世上之所以有這麼便宜的事，皆因曾蔭權這個人。中央政府看得沒錯，曾蔭權這個人的確是很「安全」，不會作出逾矩的事。問題在於，這個人實在太過沒用了，也實在太過沒骨氣了，當他是財政司司長時、當他是政務司司長時，對着那些權貴們，謹小慎微，伺候在旁，宛如太監。這也難怪，這些政治權貴人人「上通天庭」，你說你與那位政治局委員相熟，我說我昨晚剛和哪位中央領導人把酒歡，他說他和那位太子黨是生意上的拍檔……這些巨頭，以曾蔭權的身份地位，連沾也沾不着邊。很自然地，他控制不住這些權貴。

當然，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曾蔭權本人的貪婪，令到他屈從於這些權貴的利益引誘之下。然而，他卻不知道，在中國，官場和商界的潛規則是：不管你怎有錢，始終要屈從於權力之下，而不是倒轉過來，由權力屈從於財富，所以大連實業的老闆徐明，在薄熙來的面前，只能做小弟，就算是他不停的付錢給薄熙來，他也只能做小弟，大哥始終是薄熙來。所以，當曾蔭權在本地權貴之前，表現得如此不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忍不住批評了一句，說曾不懂得「做Boss」。但以曾蔭權的智力，還不足以領略這句話的玄機。

總之，在曾蔭權在任的7年，結果就是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幅膨脹，地產霸權只是其中的一端。而他的無能治港，令到今日社會的天怒人怨，這當然是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事。

然而，曾蔭權的7年治港，最少也為中央政府爭取了時間，令到它有效的部署了收回香港的大計。

中央政府在港的部署

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部署，實在太多，不能盡錄，其中也有很多給報道過了，例如說，大批的內地尖子來港唸書，畢業後各據高職，各大左派社團密密種票，大量增加票源，至於持單程證來港、或是投資移民，前者在社會下層，後者則在社會高層，各各侵進了港人的領地，至於金融界，內地的菁英逐漸驅趕了香港的固有財經勢力，開始掌握了金融界的金權，也已經不是新聞了。

梁振英接班的變局

在2011年和2012年之交，問題在於，如何讓梁振英這位「疑似特別黨員」，去當上行政長官，正式的展開收回香港的大計呢？

中央政府在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之後，繼續任由梁振英去當行會召集人，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讓梁振英去接曾蔭權的班。

這個如意算盤的出現了障礙，問題在於一個人，就是梁振英本人。

梁振英是一個十分傲慢的人，他對安子介、董建華等人，算是亦師亦友，而且這兩人亦有強大的政治能量，所以梁振英向來是對之十分尊重的，可是，對其他人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不少傳媒都曾經報道過，梁振英對於提攜的他出身的葉國華，過橋抽板，上位後便冷待了後者。我當然也從友輩的口中，聽到過同樣的說法。也有不止一個人對我說過，梁振英對大地產商不假辭色，就是對着李嘉誠，也不例外。我聽過的一個故事，是在董建華的年代，李嘉誠和梁振英討論「八萬五」的害處，結果遭到梁的敷衍對待。姑不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李嘉誠後來的親唐英年，而遠梁振英，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梁振英連李嘉誠的賬也不賣，那麼，他對其他權貴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話說回來，當時的梁振英已是「王儲」之身，不出幾年之後，便將是未來的行政長官。在這個客觀形勢之下，他又何須對任何人賣賬呢？

然而，形勢急轉直下，董建華突然下台，曾蔭權登上了大位，這令到梁振英本來一片大好的形勢，忽然變成了劣勢。

在特區政府成立的初期，梁振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曾蔭權是財政司司長，在地位上，曾蔭權是低於梁振英。以梁的倨傲作風，當然不會有好面色給曾蔭權。想來曾蔭權也不會對梁振有何好感。如今反了過來，曾蔭權居然變成了梁振英的boss，情況之尷尬，可想而知。

現實的情勢是，曾蔭權不喜歡梁振英，本地的權貴也不喜歡梁振英，他們心儀的和悉心裁培的接班人，是唐英年。這令到梁振英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而他的接班，也因而出現了變數。

梁振英的努力經營

梁振英很明顯也感覺到這個不祥的變數。根據《東周刊》的說法﹕「過往被傳媒形容為冷冰冰的他，06年起開始在《明報》定期發表文章講述理念，翌年開始個人網站，又頻頻出席公開場合，接觸文化人，力銷他的基層福利義務，打民粹牌，營造親民形象。」

我從多方面聽來的消息，都說明了當年十分傲慢的梁振英，在近年，已經變得謙卑了，且喜禮賢下士。我的一個拍檔，和梁營的冧巴温張震遠是黃紙兄弟式的朋友。有一天，我在他的面前，大講梁振英的壞話，他引述張震遠的話﹕「今天的梁振英，已經不同了。他變好了。」

對於張震遠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但從他在市區重建局的所作所為來看，勾結地產霸權，是有目共睹的。我的拍檔為他說好話，我自然不信，但是有一天，我和涂謹申吃中午飯，他也向我保證，張震遠的人格絕對沒有問題。如果連反對派的涂謹申也保證張震遠的人格，我只能相信他。

有關梁振英的另一件軼事，是在行政長官選舉時，《星島日報》的記者Ivy在採訪時，冒犯了他，結果鬧出好大的新聞，甚至連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也出來說話。大家不知道的是，後來梁振英致電給Ivy，說要請她喝茶，結果在梁當選了之後，他真的約了Ivy出來喝下午茶，Ivy當然沒有和他單獨相處，而是帶同其上司。梁振英居然記得這種小事，大家都感到奇怪。這個故事是Ivy親口對我說的，因為我們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

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增

前文說過，香港一共有三股政治勢力﹕左派、本地權貴、反對派，如果任何兩派聯合，都可佔得優勢。在回歸之後，本地權貴與左派結盟，就是所謂的「建制派」，合兩派之力，對付反對派，因而在政治鬥爭中佔了上風。如果中方把堅持要把梁振英扶上行政長官的位子，第一個將會出現的問題，便是本地權貴的反抗。

正如在前文所述，本地權貴在曾蔭權的統治之下，勢力大盛，他們的強力反對梁振英，全力支持唐英年，那實在是麻煩得很。如果硬推梁振英，可能會令到他們消極抵抗梁的施政，更有甚者，如果部分本地權貴，甚至憤而同反對派合流，那就更麻煩了。

香港的「改土歸流」

說到這裏，我得分析一下，中央在收回香港時，所會採用的策略。

仍然以明、清時代的「改土歸流」來作為說明。在當時的西南地方，必然也有着反對中央政府的反對派和獨立運動分子，但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策略，卻並非是針對這些反對派，反而是癈掉原來支持中央政府的土司，換上了中央委派的流官。道理很簡單，反對派是驅之不盡的，基於同樣原理，中央政府要想收回香港，目標並非在於反對派，而是本地的權貴。但這一點，當然不能明言，否則說了出來，本地權貴就會激烈反抗，這法兒就不靈了。所以，中央政府的策略，就是慢慢地侵蝕本地權貴的力量，用慢火來煮蛙，蛙兒才會舒服地死去。

如果唐英年上台，接任曾蔭權的行政長官，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任由本地權貴繼續坐大下去，中央政府又如何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這當然是違反了中央政府的大戰略。

說到這裏，牽涉到一個最基本的大問題﹕坊間一直以為，中央本來屬意唐英年當行政長官的，後來因為唐英年太多醜聞，令到民意急下，才迫不得已，改為支持梁振英。我的想法，卻恰好與此相反﹕中央政府一心就是欽點梁振英。

梁振英上台秘辛

關於當日的唐梁之爭，《東周刊》第487期，封面故事「梁振英上台秘辛/365日暗鬥內幕」有過詳細的報道。我認為這報道字字屬實，句句查出有據。然而，在這些事實的背後，卻很可能另有故事。

報道說，中央政府屬意於唐英年當行政長官，「並不願意看到建制派有另一些人出來與他競逐。」在「2011年7月，在雖然不屬意於梁振英，特首選舉前半年，梁振英積極準備參選，就在此時，中央派人悄悄南下找他『密斟』，向梁振英正式傳遞信息，希望他不要參選。梁當時甚為服從，但同時保留轉圜餘地，向傳話者說：『假如唐英年出現任何差池，請考慮由我補上。』」

然而，當在2011年9月，唐英年有私生子的醜聞曝光之後，梁振英「先向傳媒放風，說將會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工作，準備參選。」而港澳協調小組的兩位副組長，劉延東和廖輝急急召了梁振英，上京解畫，而廖輝「一見CY，當面就叫他退出……消息人士說，梁振英當場拒絕廖、劉兩人的勸退。」不久之後，廖輝還找了王光亞，又再勸了梁振英一次，也再一次被梁拒絕了。

這個故事，毫無疑問是內幕中的內幕，絕對是事實。可是，這衍生了一個問題﹕是誰給梁振英這個膽子，去挑戰廖輝和劉延東兩位巨頭？不妨這樣說，如果梁振英是如此敢於挑戰政治權威的人，他也坐不上當日的位置。熟悉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這種挑戰權威的人，不可能在共產黨內生存，更遑論被提拔了。就這一點而論，我可以100%肯定，在梁振英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大人物在撑腰，而這個大人物的地位，當然遠遠在廖輝和劉延東之上，否則梁振英也不會聽其所言。

根據報道，梁振英的法寶，就是「親自撰寫了一封信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痛陳只得一名建制派候選人的厲害，胡錦濤最後一錘定音，拍板批准梁振英參選。」

這一段故事，固然也是真實無疑，然而其中不無玄機。梁振英拒絕廖輝、劉延東、王光亞三大巨頭在先，胡錦濤拍板在後，單單只憑寫一封信去「痛陳厲害」，憑甚麼肯定胡主席會批准他的參選？如果胡錦濤一旦不批，梁振英豈非同時得罪了三大巨頭？這個大禍，他又能否擔當得起？因此，就這一點而論，我也有100%可以肯定，必定是有一位身份地位極高的高人，在背後教路，而寫信給胡錦濤主席，不過是做做樣子，以假戲真做，以釋眾人之心，至於胡錦濤的最後拍板，當然也是早在寫信之前，已經肯定了的結果。

簡單點說，我並不以為港澳協調小組，可以決定特區行政長官的人選。行政長官的人選，只有政治局常委，甚至是總書記，才可以拍板。而香港人的關係網絡，只到了港澳辦和港澳協調小組為止，但這兩個機構的工作，其實只是執行更高層的命令，真正的決策過程，香港人是並不知曉的。

把酒拉關係　太傻太天真

本地權貴以為和中央政府的高層常常喝紅酒、拉關係，便可以獲得了其交心，直通天庭，但這只是太傻太天真的想法，只有不諳政治的香港人，才會有這種太傻太天真的想法。先別說共產黨人的黨性甚強，忠於黨的決策甚於忠於朋友，其實凡是政治人物，都以政治利益先行，朋友交情算老幾？

最有名的例子是當年的蔣介石和尼克遜情如兄弟，尼克遜選舉失敗，蔣介石依然視他如總統般招待，結果是尼克遜真的當選了總統之後，卻是第一個出賣台灣，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正因如此，我並不相信香港人的拉攏中央政府官員，便真能探知了政治局的真正決策，而共產黨人究竟支持不支持唐英年，也自有其政治利益上、長遠策略上的精心計算，而不是拉拉關係，喝喝紅酒，甚至是用金錢來賄賂，所能做到的。香港人是經濟動物，是永遠想不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的。

中央政府使這一招聲東擊西，一來正如前言，是安撫了本地權貴的心﹕哦，不用怕，梁振英只是陪跑的，將來真正當選的，始終還是唐英年。二來，既然人人都「知道」給中央政府欽點了的未來行政長官，就是唐英年，反對派的傳媒箭頭，就會統統落在唐英年的身上，這將會令到梁振英在參選時，少受了許多壓力。

結果果然是，當唐英年被揭發了「唐宮」僭建，遭受到傳媒的大力圍剿，成為了眾矢之的，承受了選舉的所有壓力。以事後孔明的角度看來，以香港的傳媒生態，大熱門所遭受到的傳媒攻擊，一定遠為猛烈，因為從反對派的角度看，如果唐英年以越低的民望去當選，越是顯出小圈子選舉的荒謬。誰不知，這正好是中正了中央政府的下懷。

在全港的傳媒努力一致，同時要把唐英年的民望拉低，不但在梁振英之下，而且還繼續把差距拉大，這已經製造出梁振英勝出的大前題。到得大家都發現了，梁振英將要雀屏中選時，已經是大勢已去，反對派再想回頭圍剿梁振英，已經太遲了。

梁振英背後的高人

為甚麼我會如此肯定地說，梁振英的參選和當選，是有着高人的指示，是中央政府的旨意呢？這又得回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

梁振英對付唐英年的方式，是大爆醜聞，大玩「泥槳摔角」，不但抺黑對手，也抺黑了整場選舉。大家試想一想，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撑腰，就是給梁振英吃了豹子膽，也是萬萬不敢去玩這個「死亡遊戲」。共產黨喜歡的代理人，是乖孩子、是能控制的人，如果梁振英夠膽不經上頭同意，私自去玩「泥槳摔角」，他早就給中央判處死刑了，那裏還有可能當選呢！

用同一個準則，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中，大爆行政會議機密，說梁振英曾在經在2003年的行政會議中，說過：「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如果說，這是犯了中央政府的底綫，那麼，梁振英的首先發動「髒彈戰爭」，豈不是更是「先撩者賤」？為甚麼梁振英可以肆意抺黑唐英年，拖垮了整場選舉的形象，卻不受到責備和懲罸？除了早獲得最高層的首肯，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再說，打擊唐英年、發掘出對方的大量醜聞，需要強大的大力物力。梁振英是個孤家寡人，朋友不多，知心的更是一個也沒有，怎有本事動用到龐大的大力資源，去發掘出唐英年的醜聞？他的背後，想來也有着大量外界看不到的資源和人力，去幫助他的奪位成功。

根據劉夢熊在《陽光時務周刊》的訪問的說法﹕「……在3月4日下午，習近平到北京飯店金色大廳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當時他身邊有王光亞。王光亞向習近平介紹我說﹕『這是我們的大筆桿子劉夢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3月11日晚，在釣魚台國賓館，賈慶林宴請我們港澳委員，當時馮華健大律師坐在身邊，我跟他說如果今天的主賓席裏，支持唐英年的廖暉沒有出席，那就大局已定。」

事實是，在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兩大巨頭，廖暉支持唐英年，王光亞支持梁振英，已是人所共知的事。然而，這宗舊聞卻有一個明顯的漏洞﹕以中共的體制和行事慣例，真的可以由兩大巨頭自由意志，一人支持一個嗎？我想，凡是對中國政治有上一點點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再說，如果《東周刊》的報道屬實，王光亞在梁振英意圖參選的初期，曾經加入勸退過梁振英，後來又怎會倒過頭來，去支持這位他曾經勸退過的人呢？

這個客觀情況的出現，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有一個比廖暉和王光亞更高級的人，對廖暉說﹕「你繼續去支持唐英年吧。」然後這個人，又或是另一個地位相當的領導人，對王光亞說﹕「你去支持梁振英吧。」否則，也是給廖暉和王光亞的膽生了毛，也不敢用自由意志去支持一個行政長官候選人。

當然，對於中央政府的心意誰屬，廖暉和王光亞也不一定知曉，亦不需要知曉，他們的職責，不過是按照中央的吩咐和指令，全力支持其指派下來的候選人，來一個假戲真做，如此而已。

當然，反對派的應對方法，是在梁振英當選後，發動猛烈攻擊，這就是現時的情況，但無論如何，梁振英已經當上了行政長官。

梁振英本人的努力

我雖說在這場選舉之中，由中央政府在幕後操盤，而中央政府屬意的，是梁振英。然而，這並不代表梁振英由此便可以放軟手腳，他還是必須盡力去打，才有可能打贏這場選戰。畢竟，中央政府操盤失敗的個案，也不無機會，如果一切可照劇本去進行，當年的董建華也不用下台了。

當時的選舉局勢，是在1,200張選票當中，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四、五百票以上，其餘的可以分為三份﹕民主派、本地權貴、中立人士。梁振英可以吸納部分中立人士的票，如測量界，如果中央政府盡力向本地權貴拉票，威迫利誘之下，多少也能拉到一部分。用這個計算方法，要力保梁振英當選，是勉強可以做到的。問題在於，如果強硬去拉梁振英上馬，將會招來本地權貴的太大不滿，這影響到未來梁振英的有效管治事小，影響到收回香港的大計事大。畢竟，在這個過渡時期，還是需要安撫本地權貴的，慢慢才「攞佢命」，也還不遲。

所以，梁振英最少要做到的，是在民望方面，超過唐英年，這至少令他有着一點，是勝過對手的，到時就算是中央政府欽點了梁振英，也只能說是民意所趨，封了本地權貴之口。幸好，以唐英年的民望，要勝過他，也實在不是一件難事。

終於，梁振英打了一場漂亮的傳媒戰，在民望方面，遠遠的超勝了唐英年。唐英年的「唐宮僭建門」，表面上，固然是致命的一擊。然而，回心一想，在僭建門之前，他的民望已經遠遠低於梁振英，縱是沒有了「僭建門」，在當時立即投票，中央政府以梁振英的民望遠遠高於唐英年為理由，號令鐵票全投梁振英，又有何難？「唐宮僭建門」事件，只是令唐英年敗得更慘，其支持者也敗得無話可說，如此而已。

梁唐一戰的其中最關鍵一點，是得到了某大報的支持。在這方面，劉夢熊在《陽光時務周刊》的訪問中，已經有過了概述。

在民主社會，選民都有自己的立場，傳媒機構公開支持某位候選人是很正常的，尤其在歐美國家，傳媒打正旗號甚至出錢出力為候選人助選，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以早前美國大選為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挺奧巴馬連任，而《紐約郵報》等傳媒則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各自拉票，只要不涉及賄選，公開支持哪一個候選人，既是市民的權利，也是傳媒的權利。」

所以我也相信，有報紙選擇支持梁振英，也是其自由意志所決定。如果說，區區一個劉夢熊，便能勸服到見多識廣、聰明絕頂的傳媒大老闆，那不過是劉夢熊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而已。

為甚麼我會特別說出這一段呢？因為正如文全文的分析所言，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的精心部署，是收回香港的大戰略的一個轉捩點，這個行動是必不可失的。但如果按照劉夢熊的說法，這是一開始是弱勢，全力去打，還是仗着劉的努力，多番幫助了梁振英，梁振英才能意外地當選。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如果說梁振英得憑着劉夢熊的幫忙，才能當選，這場勝選則只能是一場意外，而不能說是精心部署的結果，而本文的結論也就不存在了。

劉夢熊的幫倒忙

根據多篇報道所言，劉夢熊本人並非梁振英的固有班底，只是自動請纓，主動要求助選，如此而已。他在選戰的初期，固然有過一定的奔走，沒有功，也有勞。然而，他的黑金飯局，卻嚴重的拖累了梁振英的民望。我找到了3月11日的《明報》，報道說﹕「原本支持度大幅領先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其競選團隊和支持者劉夢熊被捲入『江湖飯局』，觸動港人最忌諱的『黑金政治』，市民頓然對梁振英起戒心……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因為婚外情及僭建問題，支持度一直大幅落後於梁振英，兩者差距最多超過30個百分點，但日前有線電視的民調顯示，梁的支持度已顯著回落至45%，唐則站穩20%水平。」

劉夢熊的挺梁，卻為梁增添了不少麻煩，減去了不少民望。換言之，劉夢熊對梁振英的幫忙，是負數，反而是幫了倒忙，如果沒有劉夢熊的加入，相信中央政府的操盤將會更加容易，梁振英的勝出也將會更無懸念。

梁振英上台後，打擊本地權貴

在這一個段落，我會概述一下，在梁振英上台之後，中央政府一步一步的打擊本地權貴，收回香港治權的部署。

香港的四大地產商之中，「長江實業」和「恆基兆業」的掌舵人年事已高，接班在即，影響力相信也會大不如前。「新世界」向來支持梁營，兼且和中國關係良好，在內地有着大量的生意，反而是支持中央政府的力量。至於「新鴻基地產」，在香港盤根錯節，影響力最大，而且在位者正當壯年，是收回香港的最大障礙之一，但梁振英政府只用了一宗官司，便可以把這顆釘拔除了。至於「華置」，是崛起得最快的權貴，在位者又是在盛年，也是憑着一宗澳門官司，便將其勢頭止住了。

蕭若元說過一番有力的分析﹕如果是偶然的一宗兩宗，可以視之為巧合，但是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便很難令人相信這是巧合了，相反，這應該是精心部署的行動。

同時間，「中國海外」開始在香港投地，「新世界」也在夥拍「萬科」，在港投地，這似乎有點兒「新世界」為「萬科」當盲公竹，帶它進入香港市場的意味。但無論如何，內地地產商來港投地，分本港地產市場這場肥肉的一杯羹，將會愈來愈普遍，也是肯定的大趨勢。

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央政府並不介意港人有錢，它要的是權力，不是錢。例如說，像「怡和」、「太古」這些公司，在香港仍然擁有大量資產，尤其是優質收租物業，可是這並非中央政府的關心所在，因為這些英資大行，雖然十分有錢，但已失去了英治時代的影響力。同樣道理，中央政府打擊香港的權貴，也並非要「鬥地主」，目的不是要奪去他們的財產，而是要剝奪其政治影響力。

換句話說，曾蔭權政府從行政長官以至於整個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向本地權貴諂媚，這個時代是過去了。今後玩的，是中國的遊戲規則﹕財富要向權力叩頭，就算是富可敵國的超級富豪，碰上了弱勢特首如梁振英，前者也只能站在後者的身後，為當權者站台唱好。

新界的鄉紳土豪

至於新界的鄉紳土豪，自然也是梁振英政府的收拾目標之一。很多人以為，新界娜紳土豪向來親中，是中央政府的聯盟。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話，叫「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從管治的角度看，政府難以長期容忍新界實行的「法外之法」，新界原居民所擁有的特權，顯示出政府權力之所不及之處，如果中央政府要逐步收回香港的治權，也來一個「改土歸流」，新界問題也是必須處理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梁振英上任之後，對於新界的態度，是越加緊壓，這也是有目共睹的。當然，正如前文所言，梁振英政府要收回新界的治權，也必須使用慢火煮蛙的方法，否則就會打草驚蛇，引來不必要的反彈。

附帶一提，當年的港英政府之所以不能對付新界，其一是因為條約的時間所限，既然「妾身未明」，到了1997年，便得被中國收回新界，那又何必作出長期解決的方案？

其二是因為當年新界的民風確實強悍，而且地方廣大，實在不易對付。可是，今日的新界已半被城市化，不少原居民已經外遷，搬往城市居住，亦已滲入了不少外地居民，這些人並沒有原居民的特權，不會為原居民的利益而拼命。而且，經過了這些年頭的太平日子，原居民的強悍民風亦已大為收斂，真打起來的決心亦當大為減弱，政府自然也變得「不怕」原居民。

其三是今日香港飽受地產霸權之所害，城市居民對於原居民的獨享特權，亦是大為不滿，特區政府大可挾着城市居民的民意，去壓迫新界原居民，以達到收回新界的終極任務。

金融發展局的成立

香港是個金融城市，財金部門是其命脈之所在，中央政府如要收回香港，首要就是要抓財金部門。然而香港政府的財金部門全由港人官僚所控制，而這些港化官僚又全和本地權貴勾結往來，當年的董建華政府縱是由金融專家梁錦松去操刀，也動不了財金部門的基本。因此，如果不另設權力中心，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從奪權，這就是金融發展局的基本成因。

金融發展局招攬了六名中資背景的成員，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爭奪金融權力的一個機構。事實上，當最高權力者要向下級奪權時，另外成立一個機構，架床疊屋，向來就是政治上慣用的手段，歷史上出現得太多了，明朝的太祖和成祖成立成立內閣，以取代宰相，清朝的雍正成立軍機處，以取代內閣，都是很好的例子。

「收回香港」的推理證據

我為甚麼不厭其煩，述說了以上這些梁振英政府向本地權貴奪權的分析呢？因為，這和解釋梁振英的上台大有關係。

第一個扣子是﹕以上的部署，都是深思熟慮，收回香港治權的行動。如果梁振英沒有上台，中央政府會不會很想做這些事情呢？

答案是﹕當然很想，因為這些都是吃下香港的第一步。如果沒有第一步，那就不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了。

第二個扣子是﹕中央政府已經部署了很久，例如說，那些可資信任、進入了金融管理局的中資機構成員，早就領取了香港身份證，而「新鴻基地產」和「華人置業」的兩宗案件，也是早經部署完畢，只待梁振英一當選，便按鈕實行了。這些部署，如果梁振英不當選，豈非統統白幹了？

答案是﹕以上的「收回香港」的部署，是中國對香港的大戰略，如箭在弦上，勢在必行，不可能撒回不幹。

第三個扣子是﹕如果唐英年當選了行政長官，以上的所有「收回香港」的具體行動，會不會進行呢？

答案是﹕唐英年正是本地權貴所中意的政治代理人，如果由他來當行政長官，目的就是要保護本地權貴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又怎會倒過頭來，反去清算本地權貴呢？

從以上的三個扣子，我們可以得出﹕第一，中國的大戰略是收回香港，而且正在緊密部署中。第二，梁振英上台，可以把這個大戰略付諸實現。第三，唐英年上台，這個大戰略就要擱置，等到唐英年下台，才可以實行。

所以，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央政府向來就是屬意梁振英去當行政長官，而接受唐英年參選，後來又用種種手段，把唐英年打下來，只是掩眼法，令到本地權貴以為這是唐英年的不濟，讓他們輸得服氣，卻不知，這由此至終，只是一場設局。

李慧琼將是下一代接班人

最後，我想特別拿出來一提的是，在梁振英之後，將會由誰來當行政長官？

正如前文所言，中央政府的部署，是長期性的、戰略性的，當梁振英當選了行政長官之後，下一任的部署，必然也會緊密進行。

這個人選，必然有着如下的條件﹕

1.年輕，就像三十年前的梁振英，有條件去長期等待。

2.港人背景濃厚，這是必不可少的「偽裝」。

3.形象良好，例如專業人士。

4.疑似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背景，因為由梁振英開始，中央政府只會容許共產黨員出任香港的行政長官。

當這個未來的「儲君」一旦挑選了出來之後，就會悉心培養，增加其政治本錢，就如當年的梁振英歷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秘書長、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等。如要符合以上所有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李，慧，琼。

李慧琼是純種港人。注意「純種港人」這個名詞，因為真正的「純種港人」，其實是原居民，但是在香港，由於原居民的形象不佳，所以反而是內地移民的後代，才能算是「血統純正」。這正如在台灣，血統最純正的，並非山地原居民，而是福建閩南的移民後代。

她畢業於科技大學，是專業會計師，直選區議員出身，加入民建聯後，2008年經地區直選成為立法會議員，又被梁振英政府招攬進行政會議，2012年的超級區議員選舉中，以票后的姿態，獲票總數甚至蓋過了陳婉嫻，成為了超級區議員。中央政府裁培她的用心，是昭昭可見的，而我相信，林煥光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退下後，將由李慧琼來接任。

一個形象乾淨，還經過直選的磨練，而且還是票后，最後還有行政會議的政策討論經驗，相信由李慧琼來接梁振英的班，應該是最適合的。再者，李慧琼的品格和人際關係，也該高於梁振英，至少應該不會鬧出醜聞，所以其接班相信也會更為順利。

最後不得不提，李慧琼是曾鈺成的門生。曾鈺成人格高尚，忠心為黨，為黨打拼了一生，兼且才氣縱橫，在香港政壇罕有其匹，而且，卻因為總總的客觀原因，不能當上行政長官，如果共產黨能讓其門生當上了大位，也算是還給了曾鈺成的一條「人情債」。

當然，在安排上，李慧琼將會是未來的行政長官。但是，前面不是說過了嗎？世事多變，操盤失敗的事，也是在所多有，究竟李慧琼能不能順利接班，那是很多年之後的事，其中有沒有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到老母雞變鴨，也是說不準的事。

寫作本文

本文是這一年來，許多想法加起來的一個總論，算是對這個課題的一個總結。我想，我總算是做到了不偏不倚，客觀分析，把許多碎片拼合起來，用推理去串連，成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解釋了有關這次關係香港未來的選戰的許多不明之事。

在香港，要不設既定立場，客觀分析事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在這幾年來，不斷有人指摘我，說我收了共產黨的錢，我想，這種指摘是不須回應的。畢竟，在香港，收過共產黨的資助的人實在太多了，其中包括了不少民主派和一些表面上很有骨氣的中立人士，但我，很不幸，卻不是其中之一。這也許是因為我還未夠班次的原因吧。

我想，聽其言，觀其行，也許還得加上「看其文」。我手寫我心，而大家看我的文，也可知我的心﹕我從來的立場就是中立，而寫文章只是用理性分析去表達真相，在這個非理性的、非楊即墨的社會中，抱着這種態度去寫文章，難免會遇上一些麻煩。而在寫了這篇文章之後，我只能說，這種水平的文章，在今日的香港，應該是沒有人能寫出來的。

撰文 : 周顯

身在墻內的網友是通過什麽渠道了解香港《反送中》的來龍去脈？分享壹點我自己的經歷。 我是在深圳壹個應該天氣還是比較熱的下午，壹位香港的遊客，丟下下了壹份香港成報，就快要被同事扔進垃圾桶時，被我搶了下來。

我記得有壹篇文章是《藍色的憂郁》(大概講的是港警濫捕濫打，香港的民主法治自由蕩然無存)署名張寶華(沒錯，就是被江澤民怒斥的那位香港記者)。。

隨後我在公司的電視裏看到了有線直播元朗示威(港警派出了大隊人馬鎮壓示威者)。示威者眼中好像充滿了壹種堅定(我看了壹整個下午)。也想了很多。

過了壹段時間大概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示威(好像是少女眼睛被打爆引發市民震怒)

隨後又看了BBC反送中紀錄片了解到了事情的全貌。 最後品蔥的某大神貼出了時間線和經過，大概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後，我對於共產黨的信任二十多年來產生了徹底的動搖。也讓我思考了很多。在鐵壹樣的事實面前，我認識到香港人根本不是暴徒！以上都是本人的真實經歷，絕無虛構成分。

一九九六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只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是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

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

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人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对文字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二十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 并没有人教导自己热爱阅读，但是书籍几乎是小时候除游戏之外唯一的娱乐。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汇，当时尚未出现。

更多的文学熏陶发生在上大学的九十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书毕竟更多。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韩东、王朔，一本接一本。高中时没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重新再读，从此迷上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没法不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但是工作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作家。 在大学里，我业余时间大量投入书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学的书法协会。除了“作家”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过于崇高之外，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当作家是起码要人到而立有了阅历后才能尝试的事（形成这个印象也许是因为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纪的知青出身）。

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话来说，是“熬”成）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一个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那个时候，国有银行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围和政府机关差不多。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亮子用报纸一糊，在里面拱猪、炸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在单位没法写毛笔字或者画画。那么，写点东西吧。

我想起我似乎还真有一点“文学天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当作范文。托尔斯泰说过，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虚荣心。

很幸运，这个品质，我也具备。 写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从小就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

从初中就开始读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华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长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二的那年暑假，我还借了本《小逻辑》，在公园里硬着头皮读了十个上午，当然最后还是没读懂。 从小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大学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连市图书馆泡过来的，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还有那本介绍朝鲜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鲜画报》。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已坏了行市，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朗。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合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

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

对吴三桂感兴趣，是因为读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 青年吴三桂是个美男子，下马彬彬有礼，上马武勇过人，颇为时人称许。从道德至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我又买到刘凤云教授写的另一本书《清代三藩研究》，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精神历程。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还是评论家们给这一类东西定义为“跨文体写作”。后来有人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文学杂志是通向文坛的独木桥。网络那时刚刚兴起，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

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先要在文学期刊上“露脸”。一般的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机会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 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就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这样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样你就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正常文学青年的作家之路。

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居然拒绝了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 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投稿，就把那篇《无处收留》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 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连呼其他编辑来看……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 收到稿费、参加各种笔会、同事们刮目相看的目光、逃离这无聊的工作……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虽然没投过稿，但是长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我并没有丝毫气馁。虽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实一开始就将写作之路上的困难预想得很充分：我把它当成了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业，而英雄事业不太可能一帆风顺。 我读过许多作家传记，那些作家投稿屡屡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马丁·伊登》中那艰难卓绝的戏剧性的奋斗生涯每每令我激动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没反应没关系，一流文学杂志还有很多。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

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三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这三十万字都不能发表，那么才可以确认我没有写作才能，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

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几个字很明显。我的心开始砰砰跳动。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的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在操持着人类的灵魂或者心灵。那时的《大家》

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潇洒的信我读了许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

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能在《大家》这样有份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也许过些天，我就会去“春城”昆明开笔会了。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我曾经铁了心要把处女作发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鸣惊人，一举成名。我最讨厌的事只有一个：平庸。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辽宁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经辉煌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

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鸭绿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作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一般来说，一本刊物刊发的“自然来稿”，也许只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这一事实对我震动很大，让我晕头转向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一知识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通常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自发投稿”（虽然今天我已经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一部分。当然，也如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的“自发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没有回音。

这反应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再后来，《散文选刊》选载了我在《鸭绿江》上的散文。被选载，也算是某种形式的被承认。我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最有实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编辑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杂志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来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写着：“《无处收留》，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二十四岁变成年近三十，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见过文能先生，甚至没通过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我打开杂志，将这篇《无处收留》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读了一遍。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其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者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了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颇有点不寻常：她是彼时以一本《现代化陷阱》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学者何清涟。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这一段国内刊物上何清涟的名字被略去，我发的这个是完整版)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何清涟的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八十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不再从事文学了。他们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与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八十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儿（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

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而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做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兴奋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惊讶、惊叹乃至惊呼。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

。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 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

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结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一九九六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其途径正是由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而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创造个写作环境。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前年他因车祸去世，愿他在天上平安快乐）为人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古墓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学期刊，读者群基本已经净化为“纯文学读者”。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了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一笔一划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对一些人确实发生了影响。

让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钟求是有一次和我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邮箱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二OO六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我参加了“青创会”，并且见到了常委同志。这是我“纯文学”之路的顶峰。从一个小城市的无依无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这就是我爬过的“文学之峰”的高度。

不过，整体来说，我的“纯文学”之路走得不温不火，换句话说，其实是不太成功。用某个文学前辈推心置腹的话来说，你不会经营自己。你怎么不开个研讨会，找几个有名的评论家评论一下子，给你归成一个什么文学现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辈说得轻松。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气。这把火哪那么容易“点着”。

不过，他说的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作为一个写了相当年头的作家，我对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当清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这就是中国“圈子社会”的现实。如果有了人脉连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拔千斤。

事实上，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开始几篇“自发投稿”是完全自我奋斗之外，其他的重要几步，也都是在人脉的连接下完成的：那篇《无处收留》最终得以在“一流刊物”上发表，毕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荐的结果。

第一本书的出版，则是刘元举先生向老乡祝勇介绍我的副产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在那之前认识了丁东先生，再加上章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卖得不错，柴静写的那个跋和刘瑜、老六的帮着吆喝自然功不可没……我不得不承认，“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

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叫喊和跳跃的时代，如果想要从草根地位到达成功高度，你需要喊破嗓子，跳上桌子。 但我还是修正不了心中那个奇怪的“应该”情结。

那一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屈指数起我们认识的所有文学朋友，大大小小百十来人，没开过文学性的“作品研讨会”的，只有我一个。有一次，一位对我一直很欣赏的文学活动家和我详细谈了给我开研讨会的计划，我不置可否，结果他很生气，觉得我过于“傲慢自大”，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来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许多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我做得不对。

我的“心理疾病”确实令我落伍了吗？

因为现在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后，与“学术圈儿”的交往比“文学圈儿”还要多，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游离在“文学体制”的边缘，介于文学社会和普通社会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纯文学”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出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类的书。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读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当代》上开有专栏：他们很少读文学期刊。“纯文学”和“普通阅读”，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阅读大都固定在纯文学范围内，每一次文学圈内的会议，大家带的书，谈论的阅读，大都是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基本都在严格的“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致力于艺术质量。

“文学圈”远比“学术圈”更远离普通社会。每一次学术会议，那些专家学者私下交谈的，都是社会热点，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个个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学会议，朋友们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杂志上发了什么东西，哪篇被转载了，哪部作品又被列为“重点扶持”。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远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协里，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又偷偷把另一个人办公桌上的稿费单冲进厕所了。在某个笔会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决定某个女作家今晚睡在哪里……和这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唯一一点，是探讨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我读到一些对文学体制反思的声音，我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我和朋友们开过一些玩笑。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葱拌豆腐式地定义的。我在“文学圈”里遇到过许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干净清爽。比如《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就读过多次。我很奇怪，为什么韩少功要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加这个笔会。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

一见面，张承志就开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时“九一一”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觉，是有点像。体格粗壮，大鼻大脸，眉毛又粗又长，头顶毛发已经稀疏，声音重得近乎发瓮，显然雄性激素十分发达。和想象中的把编辑从家中骂跑的孤傲不同，张承志礼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随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急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和这些“文学英雄”在一起，我感觉又兴奋，又舒服。他们都真实朴素而自然，他们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

冒充理论家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像我这样不会说话的越来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来越少了。

……他一口气编完，大家都大笑。蒋子丹立刻要求，这串顺口溜要交给《天涯》，放到“作家立场”里发表。

这个笔会让我感觉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的余温

一九九六年，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误以为写作能给我带来一切。转眼，写作已经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付给了书桌。抬头一看，几乎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

十六年的时间已经把我身边的很多人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人。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因为自小怀抱了当作家的梦想，拒绝给当地主要领导当秘书。如果那时他从政，现在至少也当一届县长了。当年，一谈起文学，谈起社会，他总是眼含泪水。而如今，他开始沉醉于一个鸡肋一样有名无权的副处级小官职，以善于讲话和敬酒而闻名，在他偶尔批判什么的慷慨悲愤中，每一次都夹杂着自己的巧妙诉求。有一次酒后，他对我说：操，鸡巴十几年，白活了。要是让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妈当什么作家呢！

是啊，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蔓蔓青萝》、《泡沫之夏》、《潇然梦》……今日，某大学图书馆公布其2009年秋季学期借阅书籍排行榜，前100名几乎全为网络文学书籍。据该排行榜显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学英语规律338条》，其余的均为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玥影横斜》、《爱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晓溪、安妮宝贝等青春小资文学作品。而与高校专业课程相关的书籍均无缘入榜……”

自己坐在大连市图书馆，翻读文学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读到这样的新闻，怎能让人不恍如隔世？当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

现在的我，已经成了历史写作中的“资深”一员。资深的一个证据，就是作品纷纷开始再版。

想当初和广西师大贝贝特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是丁东老师引见，所以在谈合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书出了几年后，才发现版权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见的五年。人们常爱用八年抗战这个词，这说明在人的感觉里，八年是一个有点长的时段。确实，在这八年里，我换了两次工作，读了一个博士，又出了四本书。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只能写一本书，我还是会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确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也是读者们提到我时最常提起的书。

在这八年当中，有很多家出版机构提出提前再版这本书，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没有同意，虽然后来在整整六年间，权版页上的印数没再被改过。这是中国出版界常见的现象之一。现在，时间到了，为了这本书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的吴怀尧开始操作这本书的再版。

这次再版最大的变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来的七万多字，扩展成近二十万字，就是说，由一篇人物随笔扩展成了一本书，一本完整的《朱元璋传》。希望它在已经出版的众多《朱元璋传》中，仍然能显现出自己的个性。

其他篇章，进行的调整比较小。现在回顾早年文字，有些地方，还闻得到青涩味道。可是，我很珍视这些文字，因为它们是不可复制的。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时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

在中国官方的叙述中，周恩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他相当于中共版本的诸葛亮。 和伟大领袖是亲密战友，最后为党国操劳过度累死的。 而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周得了膀胱癌(提前开刀可以治好)。

在医生向毛泽东汇报后得到指示:不开刀还能多活几年，开刀后反而死的快(毛对周封锁了消息，隐瞒了周的癌症，让周失去了早治疗痊愈的机会)，

而当周小便时出的血染红了马桶，而后开了三次刀，输血80多次，然而一切回天乏术，病入膏肓。 周恩来死后，毛在中南海放起了鞭炮庆祝(除掉心腹大患)，因为毛早前说过:周不是不反，只是时候未到。这充分说明周恩来完全是毛泽东逼死的!

另外一个是王洪文的故事，王洪文在被捕后:我总能活的得过那个邓矮子(汪洪文当时40多岁，邓小平大概快70左右)，

就算汪洪文坐牢18年，出来后也不过60左右，邓小平都80多了。

然而这句话被底下人报告邓小平，邓小平将王洪文关在监狱。 天天给他吃发霉的米(时间吃久了会得肝病)，又在监狱搞尖锐噪音使王吃不好睡不好，酷刑折磨导致最后王没能活过邓小平，死在了前面(此说法据邱会作回忆)。 真实性无从考证，大家还知道哪些有趣的故事，也欢迎指出我的错误。

本书的作者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李志绥生于北京御医世家，曾祖父是满清同治光御年间的御医，1945年李志绥获得医学博士。

1950年以后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1954年被任命为毛的私人医生直到1976年毛去世后。1988年移居美国。作为一个收到良好教育（并且精通英文的医生，）他的理想就是成为神经学科外科领域能够独当一面的医生。 他的祖上是清廷内的御医，但是他的祖上在为同治皇帝看病时（却诊断皇帝得了梅毒，这是不被允许的），官方的记载同治皇帝得天花而死，慈禧太后和皇家人的愤怒和震惊是可以想象的，李德祖上因此被罢官免职也就顺利成章了，一再留下祖训不可以当御医，言归正传。故事还要从李志绥开始。

作为一个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生，当时的中国饱经战乱，他也就如同杨振宁等人一样去外国躲避战乱（当船医），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退往台湾。中共向海内外华人发出号召，回国建设祖国。于是李志绥返回香港，回到北平。和毛的第一次交谈，便给毛留下极好的印像！ 1950年的随后两年中，中南海对与内部展开肃反运动，他的同事脱离临床已久，而又不甘心当无所事事的保健医生，不免发发牢骚，这却被中央警卫局借机会整肃（有部分是私人恩怨，借机报复）。

李因有盟友汪东兴的保护，幸免于难，他的同事每天要开四五个小时的批斗会（受到精神压力难以想象），李深知他不能为他的同事说一句话，否则便会被打成同情反革命。

而这次也给他的思想造成极大的震撼，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触犯上级的指示，威望都会无情的被“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是群众制裁的方法，但是群众是被指定参加的批斗会议，甚至连发言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这可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让李志绥明白，个人服从于党，为党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个人只能成为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颗螺丝钉，于是所谓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就成为了准则，更糟的是唯有这样的方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一步步爬上去。

经傅连瞕让其调去中南海海后，傅告诉他，要密切留意毛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的动向（由此可见中南海也是一个微型的社会，人人都讨好上级， 而一旦出了错，工作人员被驱逐，那么种种特权便随之消失了）李从此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医生也需要守口如瓶，谨言慎行。

毛在青年时代从未到过西方，但毛相信师夷长技以制夷，他鼓励人民相信中医，相信中医和古代吃香炉灰给予人民心里安慰，但是自己却只用西药。 他公开反对美国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私底下却又鄙视苏联，崇尚美国西方国家的工业化。 不难想象毛是一个极复杂的人，长期的军旅生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日夜颠倒（白天休息，夜间看书和军务），由此患上了失眠症，以后得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多，李志绥便慢慢减少药量，使用水药，治好了毛的失眠。主要是毛身边的人文化水平都不高，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腥风血雨过来的，也不能随便和卫士等人聊天，李志绥此人由此慢慢走进领袖的内心世界，成了毛的“清客”，负责吹水聊天，讨得欢心。

不难想像，本书的前部分李对毛是充满崇拜，在那个年代，毛便是中国的弥赛亚，人民的大救星！但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由于本书篇幅时间过于庞大，本想写个书评，无奈本人文笔有限，难堪此重任！况已有很多名家对此书写过书评读后感（芦笛等人的读后感已囊括此书的精华，大家自己可以去搜索）！故还是将此书作为分享，大家自己去读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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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载自作家芦笛的书评，个人认为写的很精彩：**李志绥回忆录的出版，堪称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并非白玉无瑕。本文拟尽可能客观地讨论该书的价值和问题。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我都反复看过几遍，总的来说印象很好，李老那对毛、对中共的深刻洞察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对李的遭遇，我深觉同情∶一个出身教养良好、梦寐以求想当神经外科大夫的知识分子陷在魔窟中，被迫与叶子龙、李银桥那种流氓和暴发农民作“同事”，终生伺候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一个更喜怒无常的江青布下的地雷阵里摸索，那份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想像。所以，当我第一次在朋友圈中听到对李老为人的非议时，我简直不能理解∶他们丝毫看不见李老的个人悲剧，却认为李是背恩反噬的家奴！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只要能作官，当上军级的院长，就是皇恩浩荡，就该感激涕零。至于那充满惊恐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度逃出魔窟、重拾医学生涯时的狂喜和再度被抓回去时的沮丧，在与叶、李等鼠辈斗法中熬干心血、换来的满头白发和胃溃疡，为丈夫担惊受怕、积忧成疾而过早撒手人寰的爱妻，被江青指控谋杀伟大领袖时的五雷轰顶，被许世友质问主席有多少“嘎玛”、为何又遍身青紫时的惊慌┅┅这一切的一切，某些人却是看不见的，他们能看见的，就只有做官！世上有人不想当官而想当个优秀大夫，过点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小日子，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李老的悲剧，在我看来，是一个深不可解的矛盾∶为了求生，他不能不用尽本该是用在医学上的高智力来讨主子喜欢，而一旦让主子喜欢上了，他也就再也没有可能逃出魔窟，然而只要呆在那里，生存就得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毛的小朝廷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个家庭还乌烟瘴气，叶李等人比那个二姨太还险狠，毛更时时设下套子，反复“考验”他的忠诚。而且，有江青那个死对头，他的一线生机就先取决于和她争宠，毛死后又取决于高层政治势力的较量。

李老的书，再深刻不过地反应了那个万恶的时代里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从李老的命运里找见自己的影子。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这其实只是书的内容的一个侧面。李老第一次为我们勾划出了一个逼真的可信的毛/泽东形像，既有细部的特写镜头，又有远距离的鸟瞰∶毛对木床和木马桶的喜爱（它们甚至被运到莫斯科去，大约克里姆林宫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待这种怪物）；脚上踩了屎还无比自豪；在肮脏的珠江里兴高采烈地中流击水，浪遏浮屎；牛嚼牡丹式地“欣赏”《天鹅湖》，问老赫她们为什麽要站在自己的脚尖上，老赫自己有无此种能耐（毛甚至连男演员不用足尖跳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如此大无畏地轻蔑，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人，无怪老高得诺奖要引起全国大哗）；穿著睡衣躺在大床上接见群臣（包括女臣如“黑旗事件”的女干将）时那超过刘邦的傲慢（后者曾边洗脚边接见“高知”郦食其。暴发农民唯一知道尊重的就是权力，连起码的做人礼貌都不懂，和国民党的高官就是两回事）；在童工杂技演员惨遭摔死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照样谈笑风生；出巡时那跟在后面的满车西瓜，专列的行止无定使整个铁路系统陷入瘫痪┅┅甚至就连这些生动的描写都不是主要的。李老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洞察力。在李书中，一个极不聪明然而极度狡猾的大独裁者耀然纸上∶凡是涉及到建设性的事，毛完全是弱智，以大跃进那种“天下第一蠢”为他万世不磨的丰碑。然而对于如何颠覆政敌，毛的狡猾堪称古往今来第一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

敝民族毫不聪明，从未出过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然而大约是世上第一狡猾的民族。“满脑袋糊涂，一肚子坏水”，这副对联应该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

毛从《老子》中悟出的“后发制人”的一贯策略，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斗争中都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了颠覆党的八大，他竟能隐忍七、八年，直到文革才开始全面反击，将主持该大会的刘邓打入十八层地狱。类似地，他用公开赞扬林彪的造神运动和大搞“阶级斗争”来转移党国对“大跃进”灾难的注意，巧妙地颠覆了党的七千人大会，从逆境中崛起，再度成为不可置疑的伟大舵把。以同样的方法，他让彭真自行跳入火海而懵然无觉。“引蛇出洞，张网捕雀”已经成了毛活在世上的最大的和唯一的消遣与乐趣，成了一种个人的obsession。

无论对人民还是对臣子，哪怕是小到李老那样的家臣，他都不能不来这一套。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正解。

李老能参透这一套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履险如夷，终脱虎口，这本身就是最能风靡西方读者的“escape”一类的“story of survival”。靠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李老把毛的性格吃得透透的。

毛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为何先号召“大鸣大放”，过后又食言而肥，疯狂整肃响应他的号召向党进忠言的“右派”，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李慎之老曾为此详加引述毛的一系列内部讲话，证明那确实是个深思熟虑的阴谋。我在文革期间曾阅读了能找到的毛的所有的内部讲话，相信毛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他始则始料未及，继而“因势利导”，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表现。读了李书，我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

李老在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当时毛确实被包围他的高干和“民主人士”马屁精蒙蔽，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人民只知道感激党，决没有料到知识分子其实是满腹怨气。毛可以欢迎批评，但那必须是以他爱听的方式，从他中意的人中嘴里说出来，而批评的对像只能是下面的臣子，决不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皇帝。

李老对毛对海瑞的态度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毛一开头爱上了海青天，是爱上了他对皇帝的忠诚。而后来恨海瑞，是因为他发现彭德怀有可能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海瑞，而他就是那个昏庸的嘉靖皇帝。

以同样的洞察力，李老向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幕。原来，《李慧娘》那样的“鬼戏”被批，作者被惨遭迫害至死，是因为戏打在了老毛的疼处。剧作者对老毛的后宫生涯一无所知，不知道菊香书屋里大床上春色无边，做梦也想不到圣上会像后来认同于嘉靖皇帝一样，认同于霸占美女的南宋奸臣贾似道，而身边又为无数的猛男亮仔环绕，某个现代“慧娘”很有可能大叫一声∶“亮哉，此生！”当年批《李慧娘》时我也觉得奇怪∶谈鬼犯禁，为何他老人家以前要下令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还对王海蓉同志称赞《聊斋》里的狐仙野鬼是何等善良？要是李老不揭开谜底，这闷葫芦恐怕到我死也解不开。

同样地，当年吴晗拍马屁写《海瑞罢官》，却蒙冤至死，大约到死也不明白他写那玩意完全是为了响应老毛的“学习海瑞”的号召，为什麽反倒成了死罪。如果老吴在泉下遇到李老，大概这个谜底便可揭开了。

类似地，原来那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六二六指示”，是因为刘少奇害了肺结核，而毛想剥夺他的治疗条件。为了这个卑鄙目的，他可以彻底否定既有的医疗系统和医学教育研究制度的合理性，拆散成千上万的家庭，把大批医护人员赶到乡下去，而这一切都是以关心农民的神圣名义作出的，至今还把那些海外的孤臣孽子感动得涕泗滂沱，特地把该指示打出来贴在网上让别人陪著他们一道感动！

李老对中共那种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机制的剖析也同样让人叫绝。中共那种互相举荐，形成个人派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干部制度，较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知倒退了多少年。李老算是汪东兴带进圈子去的，所以汪就不得不保护他，甚至在危机到来时要把他藏到工厂里去，以躲过江青的暗算。彭真保“三家村”，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而老毛收拾政敌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斩枝叶，从侧面迂回进攻。犹记文革时看毛的内部讲话，毛说∶“陶铸这个人我不了解，他是邓小平带进中央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麽？这由谁“带进中央”也是罪，这种黑帮难道会又是宗法关系可以比拟万一的？前段时间看李雪峰回忆录，说是少奇同志主持收拾“彭罗陆杨”“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时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那矛头其实是对著他的。既然如此，何不效林副统帅拼死一搏？却要去亲手签发死党的判决书！明知被收拾还延颈受死，老毛治人的手段之高强，实在超乎常人的想像！

不光是老毛那浓墨重彩的肖像画，李老的书还给我们留下了洪洞县里其它人物的素描或速写。除了老邓、老华和老汪，没有一个人不是丑陋到极点。人民的好总理的好夫人竟然出卖李志绥的信任，说他对江青反常性格的抱怨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江青大骂跟随好总理多年的警卫，邓大姐居然就此吓得魂飞胆裂，要求汪东兴立即逮捕那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好总理五体投地跪在伟大领袖面前指出车队的行进路线，而伟大领袖眼角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好总理在旨在打倒他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带头举手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对江青那个泼妇臭婆娘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好总理万般无奈，一筹莫展，卑微到如同委屈的小媳妇，向李老表白他其实对江青真是无比忠诚；最后，还有好总理在骤闻伟大领袖病危时竟吓得屎尿一裤裆，在领袖托以江山社稷时无比惶恐尴尬，恨无地缝可入┅┅以他的杰出才干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竟然活得如此卑微，如此凄凉，由不得要让老芦洒一掬怜悯之泪。那个黑社会组织的暗无天日，又让老芦禁不住要如疟疾发作，连打三日冷战。

这样的漫画人物并不是珍稀动物。百战百胜的天才将领林彪同志，肾绞痛发作竟然将头埋在叶群的臂弯中哀哀痛哭。他出恭时不用马桶，却像病人一样使便盆，周遭用毯子围住，不使一丝臭气外溢，好让他一人独自享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司令们，除了憨厚的老华外竟然无一人愿意试一下插鼻饲管的滋味，彷佛那是上断头台一样的英勇牺牲；华总理扣宫求见，居然因为无人敢打扰张玉凤的春梦而白白坐等几小时；老毛的反智主义作法自毙，手把手地教会后妃和家臣们极度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导致第一流专家们的医疗无法进行，反而是小张的巫术偏方倒能在龙体上乱试；“个人责任制”导致御前侍卫总管只管老毛的安全，不管他的健康，让家臣们在圣上病危时恣意观赏电影，甚至把医疗器械的插头拔了去插电影机！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李老心有余愤地诉说这一切时，我不禁心花怒放，甚至爱上了替天行道的小张！如果没有她的倒行逆施和老毛自己的愚昧，咱那苦不知还要吃多长时间！全国人民都应该给这位好同志写封感谢信，她真是上天派下来救民于水火的转世观音娘娘！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麽洪洞县里净是这样的漫画人物。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李老给出了答案──制度。目睹张玉凤的堕落，他悟出了敢情江青同志一开头也不是那样的怪物，是那个制度把她变成了那个样子。这正是李老的书的深刻之处∶他并不是简单地描述了那些怪现状，而是用锋利的解剖刀挖出了病根。

的确，从我个人的体会上来说，伟光正那一套最可怕的不是它对国计民生的破坏，而是它腐化了全民，让党拉著整个国家一起堕落。“新”社会既把大部份人都变成骗子、小偷、大盗和打手，又把他们变成漫画人物。

正因为李老参透了中共的那一套，他的预言也就特别准确。记得当年人们纷纷猜测邓小平死后中国会大乱，李老对这些话却嗤之以鼻，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对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老邓就算死了，这套控制机制并不会人亡政息。比起那些号称毫无见识的“政治学者”如严家祺辈，李老才真正是懂中共和中国的人。他老莫名其妙的仙逝（我总疑心那是克格勃卖给我党的毒伞枪的威力），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事务的研究，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这并不是说该书无懈可击。

李老曾经作过毛十多年的家臣，写书时生活在自由世界，他的书应该是信史，应该是最珍贵的历史见证词。所谓“信史”，不是说日期、人物、细节一点都不能错，而是不能作假。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求全责备。

遗憾的是，因为书中有明显作伪之处，害得这本“天下第一回忆录”丧失了信誉。这里要首先定位李老的角色。在我看来，毛的性格和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李老并不仅仅是个保健医，而在“中国第一大家庭”里扮演著一个特殊的角色。根据李银桥的回忆录，毛自己对他说，他没有什麽家庭，身边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的确，毛的生活方式与其它高干截然不同。为练“房中术”，他不让家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成了中国第一老光棍。他的家庭就是那个“一组”，由江后、御前侍卫、野妃们和御医组成。除了江后，“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夫。田家英、林克之类的翰林虽是上书房行走，林也算“一组”的，却根本算不得“家庭成员”，和毛的关系根本就没法和李老比。

李老的“家人”地位是由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有“历史问题”捏在老毛手中，老毛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其次，他以杰出的远见，坚持不作秘书，艰难地保持了一种在政治斗争中相对超脱的地位，特别忌讳跟其它首长往来，让毛对他比较放心。这一点，就连田家英都没本事作到。第三，他的智商极高，乖觉之极，很会对付老毛那种难伺候的病人，甚至敢犯“欺君之罪”，哄骗老毛他没有害肺炎（当然他也没撒谎，因为毛的“肺炎”定义是“肺烂了”的绝症）。因此，他成了治“毛病”的专家，好几次别人束手无策，他却能奏gong，还设法既减低了安眠药用量，又给毛制造了睡眠，缓解了毛最大的苦恼。最后，良好教育和聪明颖悟，使他能够理解和欣赏最高指示的妙处，让毛对他产生了一种知音感。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老虎刷牙”说。彭总说主席的牙齿像是刷了一层绿漆似的（我打这几个字都禁不住一阵阵反胃，真同情李大夫让毛张口检查时的痛苦），建议伟大领袖刷刷牙。李老抓住机会提了建议，毛却问他∶“老虎刷牙吗？”顿时让他哑口无言。毛在此流露出来的机智，让李老佩服到几十年后都忘不了，可想他肯定是当场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对主席智力的无上钦服。以这样的智力交锋折服对方，这种愉悦决不是王任重那样不学有术的职业马屁家可以引出来的。

李老见毛第一面，就以他对《两论》的真诚的理解和欣赏赢得毛的欢心。在日后那无数个长夜中的交谈中，他也肯定时时处处表露了类似的理解、困惑或佩服。书中当然只会写毛的话，然而既是交谈，就一定是有来有往的对话。李的自尊很强，曾因毛讥笑他从京戏里了解历史而去苦读史书。然而无论如何苦读，他的国学造诣决不会超过一生浸淫于其中的伟大领袖。于是他就变成一个给国手喂招的最理想的高手──既打不过对方，却又有自己的份量，让对方赢起来既不轻松，却又痛快淋漓。

书中有好几处都泄露了此中消息，例如对纣王、曹操评价的讨论和打“远交近攻、联美制苏”的哑谜等。最后，李还有一个弱点能满足毛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在十三陵劳动时的那副狼狈相。以毛的性格而论，李真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人。无论是侍卫还是野妃，毛都可以弃之如敝屐，而李老和江后一样，都是扔不了的。这就是他能伺候先帝爷到死方休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分析，我觉得，是完全合乎我眼中的毛的性格的。几乎在所有的内部讲话中，毛都要莫名其妙地卖弄一大番毫不相干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他有本事从耶稣扯到黄道婆，从《法门寺》里的贾化扯到《林冲夜奔》，从甘罗扯到李世民，从天津的小洋楼扯到形式逻辑和抽像思维。如此爱卖弄的健谈者，不跟“大家庭”里的亲密成员胡聊海吹，又如何消那无数个不眠的长夜？

李书中记录的那些谈话，多数内容都能在毛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收集在文革时流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中找到，从侧面证明了李确实是毛的倾听者，也证实了李的说法，即毛跟他谈的话，不久后就变成中央精神。的确，毛满肚子的独特见解要倾吐，不找李老，找谁去？江后既无知识，亦无理解力，又不能熬夜；侍卫和野妃们那些半文盲是听琴的牛。林克虽属“一组”，却是政治那条线上的，谁知道他会不会和别人勾结在一起？林克在他那本书里附上了毛给他写的条子的照片，讥笑李老无法出示类似的条子，其实这恰好证明了林是“外”而李老是“内”。和天天见面谈心的“家人”交流，还写什麽条子？谁会给老婆写条子？

由李老的角色定位，可以导出对李书的基本定位，亦即∶李老在书中提供的信息，私生活方面的肯定是真实的（但“不育”一点存疑，详见下），而对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就得具体分析。如果是毛与他的谈话透露出来的，则一般是可靠的，而如果是作为高层会议的见证人讲出来的，那里面大约就有点蹊跷。如所周知，我党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运作的诡秘性。不到某个级别，决不会有那个级别的知情权。这知情权层层划分得无比的严格精细。

文革前党机器的运作是“正常”的。李老不是中央委员，毛又没什麽病，他肯定进不了中央会议的会场，只能呆在行宫里待命。文革后，党的运作乱七八糟，连远新侄都成了政治局的联络员，什麽唐闻生、王海蓉等小字辈都成了好总理通向伟大领袖的“一线天”，更别说张野妃可以让英明领袖在那儿正襟危坐、白等几小时的怪事了。此时李老本可以出来弄权乱政，然而有三个因素防止了他这麽作∶第一，他刻意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第二，江后今非昔比，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断他接近毛，以免他成了政敌的“一线天”；第三，由于窃听器事件的打击和江的谗言，毛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与信任。所以，无论文革前后，李老的内部信息，应该或来自毛和他的交谈，或来自内部小道消息，不可能来自于高层会议。

据此可以预言，如果李书有破绽，一定主要出在对高层会议的记述上。实情就是如此。

这里有两个典型例子∶“二月提纲”汇报会和庐山会议。1964年5、6月间，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1966年2月3日，该组制订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向毛汇报。毛问了一些问题，但未说不同意将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于是文件就这样发下去了。三月间，毛连续在杭州作讲话，抨击“二月提纲”，并主持制订了取消它的“五一六通知”（根据《华夏文摘》载叶永烈《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李老对此事的回忆有两处错误，一个是无足轻重的记忆错误，如他记得的参加汇报的人多出了个胡绳。另一个错误就有作假之嫌。他说毛让他躲著旁听了汇报。据说，康生在汇报时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会者无人敢驳。众所周知，“二月提纲”的精神，是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引起的大混战定性为“学术讨论”，它的标题就是《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这麽说，等于是彻底否定了该提纲。毛最后对彭说∶“我不看了，you people work it out。”而彭就傻呼呼地以为毛已同意，于是提纲便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彭真是个身经百战的政客，脚下不踩著成千上万的政敌，如何进得政治局？他就再傻，也不至于忘记十年前周恩来主导的“反冒进”。那篇社论送给毛圈阅时，毛批道∶“我不看了。”社论于是发表，害得好总理后来被整到请辞的地步。老彭何人，怎敢忘了这个教训？何况还有老康在一旁威吓？更何况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说康生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该提纲。他是老毛的打手，深知老毛的“引蛇出洞”战略，又岂会打草惊蛇，吓得蛇钻回洞去，使万岁爷就此失去可抓的把柄？我的猜想，是无论老康还是老毛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还故意造成了老彭的错觉，以为老毛同意了。毛从来是使用首鼠两端的模糊语言的“辩证法”大师，要哄信彭真而事后又不留把柄并不困难。

书中披露的庐山会议内幕与《庐山会议实录》就更是大相径庭。根据《庐山会议实录》，老毛决定发难，柯庆施那些职业马屁家的煽动gong不可没。而整彭的中枢干将，是刘少奇和彭真，这两人甚至比老毛还起劲。这也毫不足奇。毛共从来有著“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派系。后者以“野战军系”为主力。刘少奇是白区派头子，毫无战gong，只是一个在打倒“国际派”中出了大力的老马屁家，在七大上以无耻吹捧毛而窜升到二把手的地位，野战军派早就愤愤不平。高岗以为得到了毛的默许（这就是老毛的难伺候处∶你以为是帮他办事，他却会在事后翻脸不认人，把你打入地狱），想把老刘弄倒，秘密联络的就是野战军将领。林彪和德怀都同意，到了邓矮子那儿他却向老毛告了密。老邓这一招不仅帮助老毛搞掉了高岗，使他从此飞黄腾达，而且让他以野战军将领的身份赢得了老刘的欢心，入主中央书记处后能和“白区派”的彭真等人和谐相处，成gong实现了“红白区联姻”。所以，少奇和彭真同志早就卯足了劲要搞“高饶余孽”德怀同志。根据李锐的第一手会议记录，少奇和彭真是“牙齿露得越长越好，帽子扣得越大越好。”比毛本人起劲多了，哪里像个胁从的模样？

就连好总理也加入了批斗队伍。当然胁从的也有，朱德嗫嚅了两句，老毛便大不耐烦，伸手抓了抓鞋子，讥曰“隔靴搔痒”。老朱脸一红便不作声了。李老的书上却不但没有这些内容，而且连彭总在上书前在分组讨论中放的炮都没提，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游说活动也通通不见。他记录的都是毛在大会上的讲话，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什麽秘密，我早在文革中就见过了。最成问题的，是他说毛在彭上书后两天在其别墅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Mao’s staff listened a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alked.”很明显，作为“一组”成员，他也在那儿。这就立刻出来个问题∶李先说，他和林克并不住在毛的别墅中，连个电话都没有，有事李银桥得派人去叫他们。银桥让他们装电话，他们就是不装，因为他们既怕引起毛的怀疑，又不想与闻毛的绯闻。老毛传唤李老，要麽是想聊天，要麽是治病，开政治局常委会召他去干什麽？而且，一组成员竟然可以坐在那里听最高层的军机大事，是否太过于违反“组织原则”?更成问题的是这个重要会议的内容竟然无比苍白，全部记录只有毛的几段话，大意是他要把彭的信发给会议，如果党和军队要分裂，他就要另拉杆子。在此威胁下，“his colleagues’ remarks were guarded.”常委们的反应，总共就只有这麽一句模糊的话来交代。重上井岗山的威胁，毛是在大会上作的。此话在文革期间广为人知，不是什麽秘密。当然他也可以在常委会上这麽说，然而开这麽一个重要的会，就只说这麽点话，其间竟没有讨论要把彭搞到什麽地步，倒彭的具体部署如何，彭会有什麽反应，军事和人事上需要作什麽防范和调整（彭毕竟是国防部长），并在中央委员中排一下队，初步估计谁谁是可靠的主力，谁谁又大概靠不住，等等。

最耐人寻味的，是李老连常委们的具体态度怎麽样都没交代。按常理，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表态。特别是老朱，他可是老彭的老战友，毛一定会先逼他“划清界限”的。凡是在毛共手下讨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我党行事的常规。更重要的是，李老语焉不详的叙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刘对倒彭的态度是被动甚至是同情的，所以他后来还策划过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这和李锐的故事可是完全两样。所以我们只能作出结论∶李老的故事是虚构的。对庐山会议的内幕，他其实知道的和文革中的小芦差不多一样多。我甚至还知道林副统帅骂老朱∶“你是什麽总司令？你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抗日战争是彭指挥，解放战争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并对大会说∶“你们不要以为朱德是自己作检查的，是中央让他脱裤子的！”当年小芦看到敬爱的林副这些豪言壮语，只觉得一阵阵恶心。而李老的书连这些内容都没有，让我看到这章书时不能不无比失望。

李老无法与闻高层会议，只能从与毛的交谈和“小道消息”中获取信息，这一点从他不知道毛在中央会议上讲的一些话上也可看出来。毛多次在会上告诫高干不要依靠秘书，对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我对我的医生就是这麽办的”，云云。这些话，他无论从毛那儿，还是从汪、田、林那儿，都不可能听到，因为人家要照顾他的自尊心。只有江青才会当著他的面说，让他写书时还余怒未消。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公开指出了李书作伪之处。该书出版后，毛的秘书和前保健医、护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写了《历史的真实》，指控李老撒谎。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主观爱憎，这本书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重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毛泽东》一书中反驳了林克等人，然而我觉得他的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林克等人的批驳中至少有三条非常有力∶第一、李说他给毛作了前列腺按摩，确定毛丧失了生育能力。徐、吴等人驳斥说前列腺液不是精液，不能用作检察生育能力的样本。第二、林克指出，中央的严格规定决定了李老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隐身人。第三、李说，林克曾奉田家英指示，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将毛攻击陈云的重要批示扣压下来。林克说明了中央文件传送与保管的严格规定，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第二条我已在上面讨论过。第一点反驳之有力似乎也用不著再讨论。

我奇怪的，是李老为什麽要撒这个很容易戳破的谎。徐涛的解释，是李既然要“污蔑”伟大领袖大床同眠，就得处理必然出现的大批私生子，所以他必须编造毛不育的神话。据我的猜想，李作为一个大夫，不至于不知道这个谎言的脆弱。那话大概是书商加进去的，以杜绝私生子的出现。这其实反映了东西方的隔膜。李老已经披露，毛是房中术的踊跃实践者，以此来获得长寿。这在帝王一点都不稀罕，嘉靖皇帝就差点被他用来操练此术的宫女勒死。而房中术的要旨，就是通过性交吸取女方的“阴精”，自己却一定要避免射精。通过某种修练便能获得性交而不射精的能力。张戎的继外祖父夏大夫就是这样，由此得享遐龄（参见《鸿》）。鬼子们又怎会懂得东方的古怪？所以得捏造一个“不育”的神话。关于扣压毛的指示，我想补充的是，不说林克绝无可能干那样的事，就算他干了，恐怕也是杀头的大罪，起码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斗死。田家英还没有犯过类似的大罪，都还被逼得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林克就这麽干了，而且还只是把文件压在褥子下，并不销毁罪证，要等著人家来搜出。事情暴露后，林克却只是被调出中南海，似乎毫发未损。此事之离奇荒唐，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老毛斗倒政敌，总是谋定而后动，事先可以隐忍，一旦发难就动如脱兔，倾全力以搏，岂有在文件上恶毒攻击党的副主席后便不闻不问，浑若从无此事？难道他就不怕陈云在绝望中拼死一搏？所以，这三点反驳，纵起武侯于泉下，恐怕也无能强为之辩。

赵无眠先生在驳斥林克等人时回避了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说是“避实击虚”的“迂回战术”。就连赵先生对林克等人次要的反驳的反驳也显得苍白无力。据说徐涛出示了李老不是从1954年开始给毛作保健医的证据，上面还有李老自己的签名。对此，赵先生的回答是∶不是毛的保健医，照样可以被请去给毛会诊。这样的反驳实在无法成立。如此说来，书中那许多给毛看过病的大夫，包括那位舒同找来的老中医，都可以自称是毛的保健医了。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汪东兴于1954年10月2日把李老召到他家去，通知李老中央决定由李接任毛的保健医。李老后来又提到，此前的保健医是徐涛，但他在肃反中被整，调去作江青的大夫。因此，看了赵先生的反驳，我倒宁愿相信徐的说法。本来，如果他要撒谎，何不把谎撒得更大些，干脆彻底否认李老是毛的大夫？只把李的“工龄”减去两年又有什麽意思？类似地，徐和吴承认了李是第一次抢救毛的医疗组长，却否认他在第二次抢救中担任了这个职务。如果他们要撒谎，何不连第一次也否认？同样，徐等人默认李是305医院的院长，却坚持说李没有当过中南海的诊所所长，此话似乎也是可信的。承认大的却否认小的，这似乎不是撒谎者的惯伎。

有的网友说，林书到李死后一年多才出就是我党心虚的表现。此说老芦不敢同意。写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写批李书就更难。李书涉及的事件如此繁多，时间跨度如此之大，要一一去核对查实，搜剔出能够利用的破绽，这里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一年多就能推出书来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据我所知，中共元老中仇毛者大有人在，陆定一就是一个，罗点点更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流露了对毛的鄙视和对共产制度的否定。索尔兹伯里也在《新皇帝》中披露了党内有人故意泄露毛的糜烂私生活，以此来搞臭毛。林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有无受到掣肘，是谁也不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林书恰好从反面证实了李书在大的方面是站得住的。因为没法否认大的，林等人便只能在小处下手，抓住李书中次要的记忆错误或作假成份，亮出过硬证据来推翻它们，从而给该书的一般信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写作此类作品时必须慎之又慎，切勿授人以柄，因小失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林书的出现，感谢海外的言论自由使我们能看到相反意见，从而知道了真话的力量。因为林书的驳伪，人们便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麽李书会有这些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归咎于李老的记忆有误，如何时开始任职的问题，有的则是明显作伪，如林、徐指出的那三点。

按理说，遗忘过程一般是个“丧失”而不是“获得”的过程，失忆不可能使人无中生有地想像出像林克扣压毛的指示那样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什麽李老要撒谎？

根据曹长青先生介绍该书出版过程的文章，蓝灯出版社只是看了该书的两章，就拍板跟他签约。他的版权已经一次性卖断了，此后无论销路如何都与他毫无相干，何必去作伪？既然这里面没有金钱动机，合乎逻辑的猜想就是，这些名堂是蓝灯搞的。书出来后已成既成事实，为了维护信誉，就是明知是谎，李老也别无选择，只有硬著头皮撒到底了。记得在一次演讲中，听众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搞错老毛不育的事，他却仍然坚持书里的说法。

李书的中英文版对照透露出来的蹊跷，恰能用上述假设来解释。例如，英文版中，毛写给华国锋的条子是ct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laid down，似乎是“按既定方针办”的翻译，而中文版却变成了“照过去方针办”。此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称在英文版里是正确的，而中文版却错了。最重要的，是中文版的整个语境读起来就不像大陆人写的。这语境是无法仿真的，必然会在翻译中丧失。比方说，我在本文第一部份里用了“眼底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如果把它译成英文，让不熟悉毛诗的人翻回来，就算他的中、英文再好，又有本事翻译成原样麽？我对毛讲话的口气非常熟悉，如同林副一样，他的话非常有个性。例如他曾在七大上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大月经”。这种龌龊而又形像生动通俗、投合农民的理解力与趣味的话，除了他有谁能想得出来？然而李书中文版的毛却根本不是我熟悉的那根毛。

因为毛的话无比生动，要李老忘记原话是不大可能的。问题只可能出在别的地方。这个语境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整体感觉问题，难以准确指出究竟是哪里走了味。

总之，我的感觉是，读英文版，比读中文版更贴近真实的毛。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来说真是不可解的怪事。更可笑的是，中文版中竟然出现“大被同眠”这种金庸小说里的话语（《鹿鼎记》），让林克等人抓住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了李老一通，说老毛从来就只兴盖毛巾被，何来什麽“大被”？很难设想，一个在中南海最内圈度过大半生的人，临到老来却会写出这种港台文人专用的轻薄调笑话语来。这些问题，强烈提示中文版不是李老的原稿。的确，该书的扉页上标明它既有英译者，又有中译者，英文版上标明了英译者是戴鸿超老，而中文版标明的中译者是李老，彷佛原稿是用第三国语言写成似的。要解释这怪事，只能假设该书一共有三稿∶李老的中文原稿，戴老的英译稿，和某个（些）港台译者的中文译稿。戴稿是根据原稿译出的，所以那些大陆行话译得比较准确。卖出的中文版是第三稿，它是根据戴稿译回来的，虽然译得不错，然而不但丧失了大陆人的语境，而且甚至在某些行话上失真露了马脚，连中央文革的全称都给译错了。

曹长青的文章证明了这个假设基本是正确的。原稿确实是中文，由戴老译出再由某个枪手作了旨在提高“可卖性”的加工。定稿就定在英文版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审书的人都是鬼子。至于中文版为什麽不用原稿，我的猜想是，原稿和英文定稿的整体结构一定非常不同。李老不是专业作家，写出来的原稿肯定没有什麽“可卖性”，大概无法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所以必须由专业人士作大幅度加工剪裁，甚至把素材打散了重新组织。由于加工幅度很大，省力的事就是把英文定稿重新翻回中文来，而不是去用那面目全非的原稿。而译者根本就不是李老，是不熟悉大陆语境的海外华人。大概出版社根本就没把原稿给他（们），所以才闹出那些笑话来。

这个解释与以下事实相符∶第一、据说该书给砍去了三分之一的内容。第二、据有才说，李老和两位公子都说过∶“把版权卖给蓝灯，剩下的一切都是人家来操办了，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发表你的演讲吧。”可见，李老没有参加第三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第三、根据曹文，李老的中文稿写出后几年都卖不出去，可见商业意义上的可读性非常之低。第四、根据曹文，原稿是一次性卖断的，而且连中英文版权在内才卖了区区五十万。出版社给了这点钱后，再去找李老，让他把定稿翻回来并参与校对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

因为成书有了这些曲折，可以设想，蓝灯出于牟利的目的就在第二稿中搀进了作伪的成份。为了消灭毛的私生子，他们那些医学外行就发明了用前列腺液代替精液的笑话，而这样笨拙的作伪，无论李大夫的医术何等低下，恐怕也不会干出来。而为了让李老的回忆覆盖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他们就把李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隐身人。这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设。然而因为作伪是无从否认的事实，所以剩下的就是谁来负责，要麽是李老，要麽是蓝灯。我只能假定是后者，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就说过，多数人作案的动机都是为了金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找不到李老作伪的动机，而蓝灯倒有充足的理由这麽干。

这其实也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国家，驱使媒体机构的主要动力是金钱。李书出现的这种悲剧，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一面。像这样的严肃读物，根本就不应该让出版社变成商品。本来人家也有预防此类弊病的机构，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出版社就是干这个吃的。健康的程序应该是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李老的原稿，然后李老再将版权卖给商人。如果这样做，就既能为我们留下一本信史，又能普及该书，兼使李老和李两重的腰包充盈。根据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李老确实试过普林斯顿，却被余英时老有眼无珠地拒绝。余老这麽作，可以说是对历史犯了罪。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罗钢是我的第一个扒手朋友，也是我在九号碰到的举止最像电影中的西方人的“同犯”（这是干部要求人犯互相称呼的称号）。他皮肤白而白皙，大眉大眼，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他的感情。比如大张着嘴巴，将下巴一歪，表示吃惊或不屑，或示意他述说的事情不凡，用耸肩或向上翻眼表示无可奈何等等。从中国人眼中看来，这种举止给人轻浮、不安分的印象。

文化革命的高潮时真是扒手的“盛大节日”（列宁曾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罗钢自得地告诉我，他参加了“湘江风雷”，参加了抢枪。在24中附近的武装冲突中，被保守派击中负了伤，成了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抢了军火库中的几辆卡车，他学会了开车，但却从来不挂高速档。他学会了使用59式手枪、半自动步枪、机枪，却从来不能拆开枪支。文革前的中国，这些事老百姓从来不能问津，更不用说经常出入看守所的扒手了。

虽然罗钢从未向我说明他是个扒手，但他却毫不掩饰地向我讲述各种只有扒手才知道的事。他满嘴黑话，我开始很难听懂他那些黑社会的专用词。比如他从不称士兵或战士，而叫他们粮子，“当兵吃粮”的意思。他不说“三、四、五、六、七”而说“江、都、神、少、拐”。称钱为大叶子，称粮票为小叶子。

罗钢对我非常友好，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造反派的缘故。他喜欢哼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小调“取下你的口鼻罩，看看你的长模郎，你如果没有嫁人，可一定要嫁给我”。罗钢是恶作剧的好手，他告诉我，他小学快毕业时和他的男同学一块对女同学逐渐隆起的乳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很想摸一摸那奇怪的东西，看是什么感觉，但又不敢冒失。他的同学与他打赌，如果罗钢能摸到那东西又不惹女孩子生气，他就能赢一块钱。罗钢马上答应：“我们打赌，如果我做不到，我付你一块钱！”

第二天，他与这个同学一边交谈一边朝迎面走来的女孩子走去。罗钢有意不看女孩子而专心于他的同学扯谈，等他与女孩子擦身而过时，他故作无意地转过头吐痰，痰正好吐在女孩子胸口。他故作吃惊，马上掏出手帕，不迭声地道歉，并用手帕在女孩子的胸口擦起来。当然那女孩子没生气，还不断说“没关系，没关系。”罗钢体面地赢了一块钱，也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有次罗钢问我“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玩？”我说不知道，他自己回答“人玩人”。显然他指的是性，他的享乐观实在令人为他害羞。他有时站在床上做出双手按着女人乳房的样子，闭着眼睛扭屁股，润着他味，那种有经验的样子使肖福祥悄悄对我说，“他的案子一定与强奸之类的事有关。”我虽然没去探究他究竟是不是单为扒窃案进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不敢正面澄清号子里关于他的案子与强奸女人有关的谣传，这本身就说明这件事已够糟糕的啦。有天我问肖福祥，“你怎么想到罗钢的案子与强奸有关呢？”“上周，他预审回来，显得咪劳的，我问他‘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呀？’他像垫在床角的蛤蟆，颤是个颤，还要硬撑，告诉我，一个好厉害的预审员——还是个女的——问他‘进去没有’，‘出了水没有’你想想看，还是个女的！”

罗钢另一件最感兴趣的事是“打狗”，即拣烟屁股。每次被提讯或者出去挨批斗时（这在文化革命中是常有的事），罗钢都要打很多“狗”回来。下象棋，下围棋，猜谜语，做数学题，我看不起罗钢，但在没有火柴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办法生火，他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首先从床上的草席上扯出几根草搓成一根细细的草绳，然后用被褥上的一团小棉絮包起来，用一块木板压着这团包紧的棉团在床板上猛擦，他擦得满身大汗时，棉团开始冒烟，他马上解开棉团，轻轻将冒烟的草绳吹出明火，然后几个抽烟的家伙凑过去，用那根草绳上的火点燃他们用烟蒂卷成的香烟，大口大口地过烟瘾。

另一件叫罗钢头疼的事自然是饥饿。肖福祥比罗钢早进号子两三年，他已坐了4年牢。他饭量比罗钢小得多，但4年下来已瘦得不成人样，才不到30岁的年纪，头发已由于缺乏营养而掉了一大半。再大的胖子，在这里饿半年就会瘦得亲人都认不出来。每天吃饭前，人犯都站在门旁，像在等待盛大的事情一样。饭一进来，罗钢这类身强力壮的人马上抢着去挑那些看去满一些的钵子。菜是由值日的人犯用勺分在各人自己的菜钵里，分菜时菜钵拢在地上，人们围着观看，眼睛都鼓得像牛眼睛，好像在观看一件利害相关的决策。有些人不时为了分菜不均而发生冲突。

罗钢对这折磨人的饥饿想尽了办法来对付。他能做的真正有效的事大概只有两件。一件是他趁每次放风时，在院子里扯几根野草。放风是不定期的，我记得我在左家塘近两年，只放了三次风。肖福祥说文革前每个月要放次风。每次放风时，所长和看守士兵轮流把每个号子的人犯放在院子里，让他们散步十来分钟。每次放风时罗钢居然抓到了一只癞蛤蟆。一进号子，他就把这只蛤蟆生剥了皮，还没等它停止动弹，就活活吞进肚里。为了帮助吞咽，他还自己拍拍胸和肚。另一件罗钢能做的事就是“买饭”。号子里一些最穷，家里没有人送衣物，食量又不大的人，发觉饭是号子里价值最高的东西，于是有了饭的交易。罗钢向大家称为“少老板”的人和另一个乡下进长沙做生意（那时任何非官方的生意都是非法的）的人买饭。少老板是位30开外的小个子。据说他的家族原来是长沙有名的有国民党背景的资本家。他父亲是很有钱的大老板，1949年后被共产党革了命，这位少老板失了生计，于是学会了做非法的粮票生意，自然成了左家塘的常客。他在九号不失他会做生意的本性，看见饭是做生意的好对象，于是以一件旧衣服或近一元监票的价格卖一钵饭。监票是左家塘当局发的一种只能在左家塘流通的油印纸币。我们只准使用监票请干部买东西，不能使用和保留现金。少老板每星期能卖一钵饭，卖饭的那天，他睡在床上不起来，早饭就免了，快到吃午饭时，他饿得只翻白眼，睡不着，也起不来。这种交易自然是违反监规的事，谈交易都是躲过众人的耳目在屋角落里进行，其他人很少知道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据罗钢讲，一钵饭的价钱大概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或外面一钵饭价钱的10倍左右。不要多久，罗钢能换饭吃的衣服和监票都换掉了。

家里有资助的人想尽办法让家属送食物进来。他们一般是托被释放的人带口讯回去，请家里人用非法的办法送食物进来。比如把猪油装在空牙膏皮中送进来，把猪肉松装在棉衣里或棉絮中送进来，把葡萄糖当药送进来等等。用饥饿惩罚犯人大概是中国监狱的传统，因为民间早有饿牢鬼的说法。文化革命中共产党加强了这个传统，连允许送牢饭的传统也改了。有次罗钢饿得实在难受，开始哼夜歌子来转移自己对饥饿的注意：“人在世上哪般好，顶不得路边一兜草，草是逢春又发生，人死一去不复生……”突然刘所长哗啦一声把门打开叫肖福祥提讯。肖福祥慌慌张张地从床上跳下来穿鞋。这时刘所长向罗钢吼道：“唱什么呀？唱什么呀？”罗钢正好逮着了机会，迎上去对刘所长说：“报告干部，我实在饿得想吊头，我犯了什么事，你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打50大板，我都愿意，总比这样活活挨饿要好。”刘所长知道罗钢是那种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盐的家伙，面带一丝笑意地答道，“你还想过修正主义腐化生活呀，可没那么便宜的事，这就是要改造你的腐化思想。我们共产党从不打人，也不会判乱刑……”罗钢马上接上去：“只是要把我们饿服帖！”刘所长面转怒容：“老实点，不要胡说八道。”

刘所长的话并没有兑现。不久他就被新来的军人所长徐络腮代替了。徐络腮是当时对湖南实行军事管制的47军的一个排长。军队来的干部大约于1968年中全部代替了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干部。他们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打人。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犯有“打电话”的习惯，这就是邻居号子里的人通过相邻的两个窗子互相交谈、传递信息，或者两个对面号子的人站在前窗上用手划字传递信息（被大家称为“长途电话”）。有天徐络腮抓到一个“打电话”的人，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去，接着就听到一阵用木棍打人的声音。我爬到窗前去看，可以隐约见到徐络腮挥动木棍打人的影子。被打的人用手护着头和眼镜。从他的眼镜，我发觉他很像和我同一个案子被抓进来的湖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国辉。为了肯定我的判断，我大声叫道：“周国辉！”被打的人果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是徐络腮又抡棍乱打。我忍不住喊起来：“不要打人！”这一下惊动了整个监房，很多趴在窗口观看的人都叫起来：“不要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声此起彼伏。徐络腮掉头朝九号走来。我知道今天少不了一顿毒打，马上加了一件衣服。罗钢一定要替我戴一顶帽子，被我拒绝了。他小声道：“挨打的时候用手护着头和肚子，别的地方都有骨头撑着，这两个地方千万别让他们打坏了”。徐络腮打开九号的门，怒声道：“刚才谁叫喊？”“是我。”“给我出来！”我一进办公室，徐络腮抡棍就打，铺头盖脑。这时所有的监房都叫起来：“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看守的士兵站在院子中间听见哪边叫就朝哪边扔石头，跳来跳去。他向北边扔石头时，南边的吼声又起，他向南边扔石头时，北边又是一片吼声。罗钢自然是最积极的一位，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不久监房院子大门敞开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拥进来，散布到每个号子门口，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来了几个大官模样的军人，把我与周国辉叫到监房外的预审室，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其中一个瘦小个子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提，不许闹事。”我的意见很简单：“他们这几天几乎天天打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是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吗？”“打人当然不对，闹事就更不对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正在朝有利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而我和周国辉过去所在的“省无联”的成员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省无联”平反。47军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政局会如何发展，他们也看见过1967年夏天“湘江风雷”平反的情形。所以47军的官员当时对因“省无联”问题坐牢的人采取一种谨慎和不作结论的态度。因此那次闹事没有导致官方的报复，打人的事渐渐减少了。

罗钢与我的英文老师吴德显都是正统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工联的“治安指挥部”挨过重打的人，他们都有丰富的挨打经验。吴老师的肝脏被治安指挥部打坏了，时常疼痛。他是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员，四十年代曾在美国受过训练。1949年他随程潜起义，投降了共产党。他后来被送到一所干部学校洗脑，洗脑后被分配到一个钟表店当职员。1964年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的美国和国民党背景自然是最好的活靶子。他被人检举“奸污妇女”而成了批判对象。四清运动过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文化革命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又成了靶子，他被关在治安指挥部，被打得半死，然后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他的英文很好，每天自编课本向我教授英文。他后来被以奸污妇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罪被判了15年徒刑。

九号的人们都称扒手为“钳工师傅”，而罗钢却喜欢叫扒窃为“捉鱼”。每次游斗后回到号子里，他总要叹气：“今天鱼真多呀！可惜我的钳子被拷起来了，只能做牛胯子里的蝇子——随卵摇。”我对他的钳工手艺有点好奇，有次冒昧地问他：“我真难想象，怎么可能从一个大活人身上把钱包拿走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捉鱼？”他说工具当然有，比如刮胡子刀片，用食指和中指夹着轻轻一晃就能开个口子让鱼出来。“不过我很少用工具。”

终于我有次机会看到他的手艺。他是属于“二进宫”有劳改经验的人，很会识别号子里的KGB（犯人们将告密者称为KGB）。有天他小声对我说：“那个姓刘的家伙是个‘滔老倌’，他经常向干部递条子，我们得让他懂点味。”姓刘的是个被当局指控犯了贪污罪的五十多岁的老头，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大官。在九号他对干部最尊敬，对监规遵守得最好。他平时对我颇友好，尽管对扒手们很不恭敬。我对罗钢的话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他是‘滔老倌’？”“他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在号子里总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利用刑事犯整反革命犯。你注意没有，每天早晨这刘老倌总是起得最早，争着去倒马桶，端盛热水的桶进来，你以为他勤快呀，他是趁干部开门和大家没起来的机会，向干部递小报告。”

一两天后，罗钢用他的钳工技术扒来这位刘老倌写的一份小报告。这是一张预审员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上面写着：“报告干部，九号的文少甫每天背诵和默写封建毒草唐诗三百首，唐德一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罗钢六月七日向人介绍他的扒窃经验。赵德文六月十一日说他现在的工资在解放初可以买比现在多一倍的东西，攻击新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报告人刘××。”第二天刘老倌的墨水、笔、纸都不翼而飞。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找他的报告，嘟嘟哝哝地骂：“谁把我的笔拿走了？怕是活得不耐烦了！”渐渐地，他是瞎子吃汤丸心里有数，知道是有人在报复他的小报告，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看到过扒手合伙打KGB的事，只丢了纸和笔真是算客气的了。

一两个月后，刘老倌在一个打击犯罪的运动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知道共产党是在跟他算国民党时代的账，他大叫“不公正”。在判刑后到离开九号的几天内，他完全变了个人，天天骂共产党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罗钢对他的敌意也随着这个变化而消失了。

夏天发生的那次我和络腮胡子之间的冲突使罗钢改变了对我这种“文弱书生”的看法，我成了九号的“英雄”。因此罗钢开始向我讲述一些他自己的故事。

罗钢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考上中学。他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下决心要把这个社会搞垮。他的第一次钳工活是在一个老扒手指点下完成的。他六次走近对象，但又六次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得了手。他把钳得的钱一半给了老扒手，从此开始了他的捉鱼生活。

罗钢一讲起那段流浪生活就神采飞扬。最使他得意的是他有过一个女扒手同伴。她的捉鱼技艺高超，罗钢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在一块打了两个月滚，白天一块扒，夜里一块睡，装成夫妻天天住好旅馆，反正钱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最后一天早晨，罗钢醒来时，身边已没有了她。“他妈的，抽卵不认人的东西！”罗钢回忆起那个早晨还有余怒。

我对罗钢平时对自己的身份和前途的感觉感到好奇，有次直通通地拿这问题问他。他诚恳地说，他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一种无穷尽的被人追捕的感觉，有一丝负罪和深深的不安定感。有次有个扒手同伴被人追赶正碰上了，将一只手表扔给他又匆匆逃走。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随后追来的人们包围，一顿痛打，“那真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罗钢感慨道，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但每当他回忆起那些暴力他总会有一丝对公安局的好感。“只要出了须须，我就尽我的一切努力早点到公安局，否则打断手、打断腿，打成内伤都是常有的事。”我心里想，这大概是为什么扒手对挨打极有经验的原因。他们常常带着云南白药在身上，总是显得极有办法对付挨打。

罗钢自那次被抓后，公安局把他送到少年管教所——一个专门关不够判刑年龄的少年犯罪者的地方，自此他结束了流浪生活，后来又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当了学徒工，捉鱼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小伙子，女孩子们都叫他斯巴达克斯，因为他壮实的身体和有点像外国人的皮肤。工厂里男女学徒间关系相当亲密，动手动脚的事经常得很，在很多次周末的郊游中，罗钢自然少不了与女孩子的风流韵事。但每次他讲起那些郊游中的故事，他说他最爱与女孩子们讨论的竟是他的“信仰”。“什么？你说信仰？”我打断他的话，在我心目中，罗钢没有任何信仰，有也是“人玩人，最好玩”之类的东西。“我所有的妹子都知道我信仰‘流浪者’。”“信仰那部印度电影？”我嘴里在问，心里渐渐明白了他的意思。这部电影五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非常流行，讲的是一个扒手的故事。这个扒手拉兹的父亲是位法官，信奉血统论：“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高贵者的儿子永远高贵。”有位强盗的儿子受过这位法官的不公正的判决的害，被逼当了强盗。他为了教训这位法官，把法官刚怀孕的妻子劫走，并把法官的儿子抚养成人，使他成了一个江洋大盗，这就是电影的男主人公拉兹。法官自从妻子被劫走后领养了他一位过世的朋友的女儿，成为这位美丽的丽达的监护人。丽达成人后进了法学院。在一次警察追捕拉兹时，丽达与拉兹邂逅。她帮助拉兹逃过追捕，他们一见钟情，陷入情网。拉兹的父亲并不知道丽达的男友是自己的儿子，在拉兹偷窃贵重项链作为丽达生日舞会的礼物一事败露后，法官当然极力反对这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丽达为了出庭为拉兹辩护，千方百计找到了拉兹的母亲弄清了拉兹的身世。在法庭上法官审讯他的儿子拉兹时，丽达最后陈述了拉兹与他父亲的故事，对拉兹做了成功的辩护，使拉兹只被判了三年徒刑。罗钢用神往的表情告诉我：“我最喜欢电影的结尾，丽达送拉兹去劳改，丽达真是懂味码子，她说：我等着你！”罗钢的神态好像有位漂亮的女友正向他重复丽达的话，当然他完全忘记了印度根本没有“劳改”。

罗钢总是告诉他的女友，他相信这个电影中包含的哲学，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与拉兹一样，他不能升学的不幸，是这个奉行阶级路线的社会强加给他的。但他已不再向往上学，他已是一个扒手，他喜欢扒手那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那个印度电影的主题歌叫《丽达之歌》，歌曲优美动人，所以扒手都喜欢唱或听这支歌。但罗钢唱得更多的是《拉兹之歌》。《拉兹之歌》与《丽达之歌》很不一样，那跳跃的节奏好像把人带到了繁华的大城市和扒手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曲调是如此玩世不恭，苦中作乐，而节奏却如此强烈和激动人心，罗钢唱起《拉兹之歌》时，双肩随着节奏耸动，脸上好像忘记人世间的一切愁苦，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有时他唱完之后会自嘲一句：“叫花子搞屁眼——穷快活！”

罗钢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离开九号时，他已瘦得完全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他了。他还在中国人所说的吃早饭的年龄。他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收到的判决书，那时已没有陪审或申述这一切程序。回到九号，所有人都认为判得太重，但他却面露喜色，像卸掉了一个重包袱，马上就趴在窗子边与对面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也等不及用手势写字，而是扯开喉咙大叫大喊道：“劳改队又捡了一个10年不要钱的好劳力，我要到劳改队去吃长饭去了！”他是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初冬日子走的。他的丽达没有来送他，没有向他讲他神往的那句话“我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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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从一九九零年本书部分篇章发表以来，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总会提起这个连载。令我扫兴的是，即使遇到经济学同行，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或AER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特别是碰到太太们，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可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但是我特别要谢谢对这个连载文章的批评。因为刊物编者对这个连载的组织中的问题，读者对此连载的性质有不少疑问。我在此作一个解释，也算是后补的“前言”。我是于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开始写这本书的。书的中文名就叫《牛鬼蛇神录》，英文版也是由我和苏珊秦同时写出，英文名叫Captive Spirits，直译应当是《囚禁中的精灵》或《囹圄中的精灵》。中文是于1988年完成，英文于1991年完成。《囹圄中的精灵》交过出版社后，他们将其当作学术著作，请匿名审稿人审稿，匿名审稿人对书稿的评价出人意外地高，因此出版社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接受此稿。《牛鬼蛇神录》分篇发表时，编者未征我同意就将题目改为《狱中回忆》。但是《狱中回忆》已与《牛鬼蛇神录》有不少差别。首先《狱中回忆》把与政治犯无关的有关刑事犯的故事都删掉了。《牛鬼蛇神录》共二十八章，但《狱中回忆》大概少于二十章。编辑从未告诉我删节的原则，但看起来留下的都是政治犯的故事。有点对刑事犯不公平。其实我觉得一些小偷、扒手、性犯罪的故事蛮精彩动人的。我虽曾是政治犯，但却对刑事犯没有什么偏见。有些章次本身也被删节了一些内容。英文编辑开始也说书稿篇幅太长，是否可以砍掉一些章节，看到匿名审稿人热情洋溢的审稿报告，她再不提删节的事了。 读者的实质性批评最精彩的是作者“无非是处处美化造反派”。我曾有一条规矩，从不答复别人的批评，除非批评者非常有理由地要我回答。我想这个批评者看完整本书后，自己会回答他的批评的。另一条精彩的实质性批评是“此书无主题”，“不能成书”（这是个英文版读者的批评）。我被这个批评弄得难过了一阵。忍不住打破规矩，回答一下。无主题本来当然不是坏事，凡书就强调主题，这本是过时的老套。但此书是提出了非常多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也是种主题吧？）。如果读者像我一样多愁善感，一定会发现这一类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政治辞典中的“革命”与“反革命”？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在朝在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革命”和“反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书中几个被杀害的反革命组织头头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革命”内容。而书中后半部中描写的1972年的复旧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反革命”内容。作为一个反革命政治犯的杨曦光其实是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而坐牢，但在1972年复旧的气氛感染下，他又真正变得十分“反革命”了。这个“革命”与“反革命”主题混杂着“历史误会”，“政治误会”，曾经是一些以行为主义哲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神往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最早被考虑的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当然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中共官方的辞典中又是另一种莫名其妙、趣味无穷的定义。而这种官方定义有着血腥味的司法意义。 另一个书中的主题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秩序和公正的冲突；反政治迫害和动荡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保守主义的价值和造反的价值都有非常令人信服的支持。保守派精英的代表是程德明，保守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毛火兵，造反派精英的代表当然就是杨曦光，造反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向远义和另一位扒手。下半部中还有代表支持保守派的农民的人物。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敌对的人物，你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有时十分可笑（例如造反派扒手为了压倒保守派，半夜起来在保守派的花上撒尿），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发疯。程德明和杨曦光的思想是当时很有深度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思想。在此书后半部分，共产党保守派复旧的可爱（秩序加理性）和可恨（政治迫害加歧视）更从一个个血淋淋活生生的犯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迫害的造反派再一次被煽动起来闹平反更是突现了两种互相冲突但同时存在的价值的意义。 当然连贯全书最重要的问题是：“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相关的问题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种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这个主题一直要到此书的最后两三章接触到劳改队中可能的政治犯秘密结社问题时才会被挑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至少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故事理解，那时秘密政治结社的社会背景、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这其中尤其是意识形态，不但学者难以了解，就是坐牢时天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人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敏感的理解能力和极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此书中有关地下反对派意识形态的信息。书中关于刘凤祥和劳动党的故事可以将分散的章节连成一体。 敏感的读者可以找出上十个这样的主题，这些互相冲突的概念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书中是因为杨曦光本人就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周围的朋友亲戚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因此他对共产党保守派非常了解，特别对那些联动精英有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但同时他又是个极端的造反派，对保守派敌视，对被迫害和被歧视的下层人物认同，甚至与扒手共伍。他坐牢时与国民党精英人物、造反派，保守派精英人物，受苏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以及一般下层人物都有很好的关系。这是此书多样化的一个条件。 我已经写的太多，有点自吹之嫌。但我相信，此书在五十年后我已不在人世时，还会被人记起。借用一点阿Q精神，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我们已决定将英文的《囹圄中的精灵》和中文的《牛鬼蛇神录》分成两本独立的书（它们互相有相当大差别），这两本书正式面世时，读者将从连贯的阅读中了解它的复杂和多样化的主题。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最近聽kennyg的薩克斯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每次我閉上我的眼睛）"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不要讓我等待愛情）！實在太有感覺了！

我現在已經放棄了國內中文大部分歌曲了（當然粵語歌和很多台灣國語歌曲都是不錯的，僅僅針對現在大陸的粗製濫造的歌曲）。王杰的《不要再說愛我》這些國語歌都非常有感情!

但是現在感覺現在吳亦凡《大碗寬麵》蔡徐坤《一起笑出來》這些歌曲已經沒有了靈魂！大陸的歌曲在2000到2008出過很多草根的歌手原創都不錯（有很多神曲，比如那個東來東往），

現在國內的原創音樂感覺越來越差了（到處是抄襲和粗製濫造），很多歌手五音不全都出來發單曲我也是無語，如果國內原創音樂繼續這樣墮落下去會慢慢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