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一章《中国向何处去》

1.《中国向何处去？》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中国向何处去》目前被欧美汉学家视为中国大陆内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的特权高薪阶级，主张彻底改变这种体制的文章。不少汉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和杨曦光做了不少研究，有的人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共产党体制。还有些汉学家对杨曦光的“平等派”思想极有兴趣，但对二十年后杨曦光（他改名为杨小凯）的“自由派”正直观点和“保守派”经济观点不以为然。其实作为杨曦光本人，我觉得很多汉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和长沙“省无联”的其他文件所作的研究与1960年代末的杨曦光这个活生生的人有相当大的距离。 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家Jonathan Unger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为了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成文背景和杨曦光当时思想的形成过程，专门找我座谈过几次。这些座谈的内容对于此书的读者了解作者和书中的故事背景会极有帮助，所以我将这些座谈的内容摘录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为全书的导引。这些座谈中，汉学家们感兴趣的是一个题外问题是：极端激进的主张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中国大陆的特权制度的杨曦光，是怎样在20年后变成一个思想相当保守的（特别是经济学思想完全与M. Friedman认同）杨小凯。当时杨小凯已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得到导师极高的评价。这份好奇心自然与三个杨曦光（杨小凯）的巨大反差有关。1968年的杨曦光，穿着当时时髦的红卫兵服装，神态天真单纯。另一个形象是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后被当局投入监狱和劳改队后，穿着破旧的劳改棉袄，裤子和衣背都印着黄色的油漆大字“劳改”，头发被剃得光光的。第三个形象是他在以保守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头戴博士帽，身着庄重的黑色博士袍，胸前佩戴博士学位绣纹的样子。很多知道杨曦光传奇经历的人都在这三个形象的反差上感到迷惑，不敢相信杨曦光和杨小凯是同一个人。很多不知内情但却知道杨曦光和杨小凯两个人的人，绝不会接受他俩是同一个人的“假说”。 显然，这本书正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而解释人们的疑惑的，是那些中国大陆的“古格拉群岛”，将杨曦光改造成杨小凯。尽管不少汉学家喜欢杨曦光甚于杨小凯，但这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中国的古格拉群岛上的“精灵”怎样促成了这个魔术般的变换故事，一定是读者神往的。 杨曦光生于1948年秋。他父母当时都是共产党从延安派到东北去接收日本人军备的干部。杨曦光生下来时正是国共两党内战中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的时候。共产党在东北打了一个小胜仗，于是这个小男孩被改名为小凯。杨曦光是他上学以后的学名。他1978年从劳改队刑满释放后找不到工作，大家都知道杨曦光是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爸爸劝他改名字。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于是大家认为重新启用他的乳名小凯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从那以后，杨曦光这个人就在中国消失了，而杨小凯却在中国内外慢慢通过他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被人知道。 杨曦光生长于一个1949年革命后暴发的共产党新贵家庭。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受到共产党极深影响。从小学到中学，他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知识充满共产党征服国民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他看的小说，看的“革命回忆录”中都充满这种对用革命暴力改朝换代的迷信。 但共产党这个“扭秧歌”王朝内部的不断摇摆和动乱自1957年后开始给杨曦光的家庭带来灾难。首先是他哥哥和舅舅被划为右派，接着他父亲于1959年因为反对大跃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杨曦光属于思想成熟较早的人，入学前，父亲就请人在家里教他《论语》，小学二年级时他就能读大部头小说。1962年正是他开始养成阅读成人的报纸的习惯时，中共又发生了一次政策的大摇摆。杨曦光的父亲被当时的党中央宣布彻底平反。杨曦光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复旧气氛中，考取了当时的全国重点中学长沙一中。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那些“右”的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1962年复旧的气氛中如鱼得水。1964年政治风向改变，突出政治、阶级路线又占了上风，但杨曦光因为高干的家庭背景，仍是激进路线的受益者，所以又受到左的路线影响，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自己1962年的右的思想倾向。但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亲对那股“左”风一直持批评态度，也总是用她的观点尽力影响儿子。 文化革命一开始，杨曦光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杨曦光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他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他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杨曦光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 他出狱后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杨曦光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杨曦光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他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的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杨曦光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他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杨曦光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他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它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潮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它“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杨曦光父亲的那一辈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子女与杨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文革中都是保守的红卫兵。迫害出生不好的人很积极，但却不造父母的反，是可爱的坚定的保爹保妈派。 杨曦光周围的干部子弟朋友没有一个参加造反派的。他的经历也许相当的特别。但是他在山东和广州的朋友中却有高干子弟参加造反派的例子。他们的父母是共产党内受实权派迫害的高干，文革一开始就被当权派批斗。他们的父辈都是那种三代以上出生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而他们自己都是学习成绩好。极聪明的学生。但总的而言，高干子弟参加造反派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正因为杨曦光与创建“老红卫兵”的保守派（后来的“联动”）有很多私人关系，他是属于对那种保守派观点极为了解，并与他们有很多私人关系的造反派。 杨曦光在文革中的政治倾向部分可以用他的家庭背景来解释，因为文革中大多数右派和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杨曦光批判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其父辈的政治倾向没有什么关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出生社会上层的青年人由于本身地位未稳，形成与家庭高地位的对照，因而两代人的利益冲突在社会上层家庭内特别激烈。这种假说可解释历史上上层家庭内的有些年轻人为什么特别激进。 另一方面，杨曦光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自己被当局迫害时，希望找一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马列正统理论基础上合法化。而马克思属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及反特权反迫害的观点，自然成为他的思想武器。但1970年代初，杨曦光在监牢里彻底放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而成为一个极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支持现代民主政体的人。此书中并没有很多杨曦光本人的故事，但从杨曦光的眼睛，读者会看到中国的古格拉群岛上，形形色色的精灵是如何重新铸造了杨曦光的灵魂。此书中的每章是关于中国的古格拉群岛的一个或两个犯人的故事，他们中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能容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有扒手、强盗，有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国民党时代的高官贵人。杨曦光与1969年底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主要是写《中国向何处去？》，判刑前他在看守所读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判刑后他去了洞庭湖一个湖洲上的建新农场。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刑事犯罪）运动中，他又在长沙的模范监狱呆了8个月。之后他回到建新农场直至刑满。所以此书涵盖了中国古格拉群岛的三大系统：看守所、劳改队、监狱。由于杨曦光独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过他的眼睛，读者将接触到当时中国政治犯一些独特而深刻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