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發一遍之前發過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nMkS8mBeM
00:01 - 01. 歷史的傷口 - 群星
05:06 - 02. 母親的手 - 蔡幸娟
08:10 - 03. 少年的心 - 王傑
12:22 - 04. 張三的歌 - 李壽全
16:20 - 05. 歸鄉的路 - 黃鶯鶯
21:13 - 06. 根 - 王芷蕾
25:28 - 07. 驛動的心 - 姜育恆
29:32 - 08. 鋼鐵的心 - 蘇芮
34:11 - 09. 我的陽光我的風 - 張雨生
38:18 - 10.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 葉歡
43:08 - 11. 自己的夢自己造 - 知己二重唱
47:23 - 12. 竹籬外的春天 - 蔡琴
思路不無可取。現在很多國家的憲法都明定了選舉委員會的獨立性，四六憲法既已將監察院的職能修改得類似聯邦國家的參議院，或許可以比照此舉將考試院改為獨立於各級政府的選舉管理機構，同時依行政、司法機關委託舉辦各種公務員考試。
@陈士杰 #141112 https://2047.name/p/122268/code
除了《走向共和》，也看看《上海滩》许文强为什么从一个进步青年变成帮派份子。也看看国共内战史，为什么那么多国军被「全歼」之后，立刻换上解放军军装成为打国军的前锋部队，被送到朝鲜战场上去打联合国军，被俘虏的两万志愿军战俘为什么有四分之三去了台湾。共产党很讨厌，反共也很重要，但是再重要也没有老子的基本生活重要。你觉得那些被俘就地编入解放军的国军官兵是因为喜欢共产党才帮共产党打仗吗？是因为觉得跟共产党混有前途吗？人都不是傻子，这些共军的炮灰和英雄其实都没有选择，为了活下去，让打谁就打谁，不听军令就地枪决。川岛芳子据说也曾在韩战期间帮共产党买日本没用完的军火去打美国人，换得共产党让她在东北农村苟活到1978年。
如果把我放到大陆，我讨不讨厌共产党？当然还是讨厌，我会不会继续反共？很可能不会，至少我会选择做个两面人，我不是709人权律师。相反，我很有可能为了能够获得某种财务或政治自由，帮共产党打网络战争，帮共产党镇压民运。为什么我在海外可以帮民运打网络战争？因为我有选择的奢侈。为什么我在大陆会成为中共的帮凶？因为我没有选择的自由。你要我为了大义牺牲吗？你自己先牺牲一个给我做个示范，我心里的进度条可能往前走1%。
告诉你一个粗略测算被《新排华法案》遣返大陆的华人中多少会反共多少会帮共产党做事的方法。你把民运圈、法轮功各流派的人数清点一下，除以海外华人总数，就是送回去会行动反共的人。剩下的90%华人在海外都不愿意实名反共，回大陆你指望他们加入民运？粗略估算，海外5千万华人，全部遣返回大陆，9成都被共产党利用，剩下不到1成反共。1：1相互残杀阵亡之后，共产党得到4千万可以被自己所用的华人。美国和西方国家损失4千万华人，包括绝大部分高端科技人才。
钱学森是怎么被麦卡锡主义排挤，对美国产生愤恨，进而回大陆帮中共搞出核武器的？你觉得钱学森喜欢中共吗？喜欢的话49年就回去了，不会等到韩战之后麦卡锡主义盛行。
越是高端的人才，越是能力强的人才，越把自己混得好不好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共产党很容易和他们作大棒胡萝卜的交易，让他们为自己所用。
民运圈的人一开始知识结构就有缺陷，这么多年了，世界已经变化很多，自己又不学习，还在搞那套共产党玩剩下的。组几个党内斗不断，连个像样的智库都搞不起来，随便去各大智库弄个25岁的实习研究员都可以秒杀他们。现在的天朝毕竟不是清朝，走向共和别入戏太深，设计宪政康党、宋教仁100年前已经做过了，你现在重复造轮子有什么意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有什么、缺什么才是你该做的。海外华人5千万不喜欢中共的占多数，为什么民运连这些人都团结不起来？是民运的问题还是华人的问题？
政治和战争都是系统工程，是运筹学对各种资源的调动安排优化，你看到的热闹无论是新闻画面还是电视辩论都只是系统工程的产品。你以为林彪当将军是干什么的？每次打仗之前勘察地形，计算后勤兵力，后勤调度，层层沟通，演算每一步的各种可能性，制定相应方案。王丹每天刷twitter打嘴炮，吃老本，哪像个领袖的样子？花了这么多经费产出了啥东西可以让后来者站在他们肩膀上往前走一步的？当然，民主也不人他一个人的事。找个有政治才干的能团结人的，找几个能规划运筹执行的，把海外华人这块5千万人的根据地先搞起来，再图别的。一帮脑残就只知道盯着中共的政权，盯了30年有什么结果吗？反攻大陆的路线老蒋小蒋都放弃了。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參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陈士杰 #141069 去中心化的前提是擁有共同的政治訴求、共同的象徵符號、共同的歷史敘事。民運有什麼共同的象徵符號？頂多一個「并」字，除此之外無論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五色旗還是鐵血十八星旗都有人叫罵，哪比得人家越南反賊個個高舉黃底三線旗般有號召力？歷史敘事更是以自虐主義佔主流，至今有些人還在吹什麼「素質決定論」、「文化決定論」，還有神化「基督教價值」想當洪秀全第二的，反觀吐蕃、回鶻、伊朗、白俄的反賊，個個影響力大過我們，有哪一個宣稱自己的文化有「劣根性」的？有哪一個否認前朝的進步成就的？至於政治訴求，各派都以標新立異為榮，都想獨佔主導權，稍有不合即見齟齬，毫無求同存異的精神。當然話又說回來，產生這些問題，主要還是由於反賊整體的生存空間實在太小了，西方主流又完全不瞭解內地漢人的民情。最後我建議你別再複讀什麼新中國憲法草案了（實不相瞞我四年前就私擬過一部），別再原地打轉了，BE4不就是被你氣走的嗎？
某些人的思維怎麼還停留在二十年前？中心化的組織早就沒有動員能力了，最多產生幾個類似黃之鋒的意見領袖。現在要反抗，主要還得靠傳播共同的符號象徵以及訴求綱領。但如果個個都像所謂民運一樣，熱衷創造新的法統、新的象徵，然後為了爭當大統領內訌不斷的話，那就徹底沒輒了。
如果拋棄華人的名義，中共確實統戰不了海外華人了，那麼我們反賊又用什麼名義爭取海外「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群」的支持呢？眼巴巴看著中共統戰，自己卻連個爭取支持的名份都沒有嗎？學劉仲敬搞諸夏復國嗎？還是像閣下以前說的，鼓動西方政府排華，讓海外的中國人回到大陸搞民運嗎？動議之前總要先考慮一下可行性呵。
@陈士杰 #140670 歐洲很多國家就是只要能證明族裔就可以入籍的，反之比如在波羅的海三國，很多土生土長的俄裔都沒有國籍。
@影人 #140472 姨教本身是一個縫合怪，其教義基本上可以拆成三層：
一、理論層：抄襲秦暉教授在《傳統十論》等書中總結的分析帝制中國的框架，卻得出中國應該回到西歐中世紀的謬論；
二、敘事層：迎合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普遍抱有的逆向民族主義情緒（這點恰好是秦暉本人最反感的），鼓吹所謂「東亞窪地論」，將西方淡出主流的「社達主義」、「新教倫理」、「民族發明」等奉為圭臬；
三、動員層：用大量的反人類言論（核平西安以東、殺兩百共匪當投名狀）洗腦教徒，騙取錢財（每問15美元）。
綜上，說劉仲敬是在野臘肉應該是很貼切的。反賊中思辨能力不夠、知識儲備不足者，一旦信了他的邪，便會走火入魔從而變成這樣：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36094
疫情是自然法则，体弱多病，老年人口本来就活该去死，这是基因的优化和过滤，靠疫苗禁足令什么的违背了上帝意愿，应该让该死的赶紧死掉，把资源留给在竞争中存活下来优秀的群体。
非常看不起上班族白领等，并认为这些垃圾人口属于极度原子化，毫无活力，只知道挤地铁划手机屏幕的“工业费拉”非常崇拜西伯利亚楚科奇人那种打猎吃生肉的生活，认为这是原始丰饶，武德充沛，能打能杀的体现，他推崇女人就该在家里生孩子，男人就该在外面抢劫杀人掠夺，把战利品带回来维持共同体，并且极度赞扬奴隶制，认为奴隶制是共同体的最好物质激励。
所谓民主自由都是狗屁唬鬼的，能打能生有钱有资源才重要，秩序是战争流血建立的，也必须要血来维持，这期间不能生不能打的民族就会灭亡，和民主独裁与否没有屁关系，他还透露特别喜欢看isis,墨西哥毒枭，非洲土匪处决人，大屠杀的视频，因为武德蛮族对费拉降俘的处理让他明白阶级的不可逆转性，是上帝隐秘正义的体现。
特别崇拜毛，说毛是他最崇拜的人，是非常睿智冷酷的马基雅维利大师，而且通过自己的德性缔造了一套阶级秩序，同理也认同我党的统治是歧视链使然，普通中国人不能反抗处于高阶级的我党正如我党不应挑战英美秩序一样，只有无产阶级流氓才会倒转天罡，还总抱怨中国人近十年生活变好了是我党软弱的体现。
他认为法律才是世界堕落的根源，法律助长了世界的费拉化，并拿美国黑人0元购举例说明黑人多么有蛮族精神，法律让每个人都温顺得像小绵羊，久而久之就不能打不能杀了，我说如果这样那谁来制服白宝山，东北二王这些暴徒？他说恰恰要是没有法律的阻扰，白宝山，东北二王早就成为蛮族首领并引领共同体了，这样中国就会被大大小小的蛮族首领最终确定共同体边界，形成诸夏的雏形，而期间死掉的几百万千万人则荣幸的成为了历史积分。
記住，他們反共是因為恨中國人，我們反共是因為愛中國人。
@消极 #140132 不只他，屠遍廣西的韋國清也是因為有鄧罩著，最後才得以善終。這兩人死後還專門葬在八寶山外，修紀念堂，打造成紅色旅遊景點，也不怕哪天被挖出來鞭屍。
中国有个四川省，四川省有个乐山市，乐山市有个沙坪县，沙坪县有个远近驰名的劳改集中营——四川省峨边沙坪国营农场。这个劳改农场现在已经出卖给私人经营。埋葬在这里的，有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尸骨；游荡在上空的，是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冤魂。在沙坪劳改集中营里，10000多人的劳改犯竟然饿死了6000多人，毛泽东镇压迫害本国的右派分子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屠杀虐待。
大渡河畔的沙坪农场
沙坪农场前有巨浪滔滔的大渡河，后有八百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与甘肃省武威地区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相比，这里的环境之恶劣与镇压之残酷，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西南王”李井泉，比甘肃省的当权者更加专制野蛮，也更加惨无人道。
李井泉，江西人，是毛泽东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毛泽东，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毛泽东，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共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真可谓“大吏封疆加朱绂，皆是苍生血染成”。
沙坪农场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野兽横行，阴风怒号，霜剑冰刀，是一座天造地设的人间地狱。150多年前，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率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够逾越天堑，在这里全军覆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整风”号召而沦落为“阳谋”圈套中的贱民囚犯。他们与当年的石达开军队一样，死后无一具棺木，而是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埋葬在一起。埋人最多的一个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秋后南瓜竟然长得又肥又大重达百斤，一下子变成闻名遐迩的“南瓜山”。我为此专门赋诗一首：“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冤魂绵绵归不去，啼血声声在谁家？”
随着被囚于沙坪农场的劳教右派以及其它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大量死亡，不少受难者家属四处告状，农场场长梁村夫因此被当作替罪羊判处有期徒刑7年。到了1963年，我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一度与梁村夫关在同一间牢房，他谈及此事竟然面无愧色：“我是共产党员，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我的天职，至于饿不饿死人，与我何干？”
梁村夫个子高瘦，一副永远正确的样子，即使坐监也整天抱着“马列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同样是囚犯，他每天的囚粮比我们多一两。我们是“二三三”，他是“二三四”。在那个年月，多一两囚粮等于多了一两血，毛泽东喜欢用民众的血汗供养刽子手，于此即可见一斑！
沙坪集中营的由来
1949年12月，四川以所谓“和平解放”的方式落入共军手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国民党的军（排、连长以上）、警（所长、分局长以上）、宪（宪兵以上）、特（国民党的“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和“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政（县长以上），以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区分部书记和支队长以上）和乡（镇）长、保长、保队副、帮会头目等等，均属杀、关、管、斗的专政对象。不足70万人口的成都市，先后逮捕了数万之众。
毛一贯的政策是团结95%的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当时四川总人口有5000多万，遭受打击的人数就应该是250万人，其中被杀、管、斗的人数不少于150万。这150多万除被杀掉之外，大约有100万人关押在被称为劳改队的劳改集中营里。他们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在枪杆子押解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仅参加成渝、宝成铁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还到最为边远的马尔康砍伐过森林，此外还为不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修建办公大楼，就连当年中共西南局庄严巍峨的大礼堂，也是由劳改犯人参与建造的。廉价的劳动力，最低的管理成本，人员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又会有5%的人补充进来。所以毛泽东要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其效应是既可以驯化本国人民，又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恐怖威慑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共强化共产专制的独裁权术。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共揪出了10多万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4720人，实际人数应该超过12万人），其中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有4、5万人。如何安置这些“阶级敌人”，就成了当权者的一个难题。重修监狱耗时、耗工；放在城里工厂又要添置设备且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据说在省公安厅的一次会议上，劳改局负责人嘿嘿一笑说：“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屏一样的农场，别说4、5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于是当场拍扳，由劳改局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和赵功到四川偏远县份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位于小凉山腹地汉彝杂居的峨边沙坪设立劳改农场，作为右派分子的“自新”之地。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分子在枪杆子的押解下，从四川各地到这里“脱胎换骨”。其中包括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等等。中国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沙坪劳改集中营，由此建立。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勘察寻址的李、赵二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押送至此，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可怕的饥饿
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描写1942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有这么一段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国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国国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国国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我家虽然世代穷苦，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所以我当时认为这部小说言过其实。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28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才体会到钱拉·菲德甫对于饥饿的描写并不十分深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挨饿。
我所在的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一共有200多名右派，住在两座新搭起的大草棚里，上下左右两层通铺，中间是过道。新垒的泥墙四处透风，刺骨钻心的山风无孔不入。每晚点名排班，不少人都顶着被子站在空旷的山洼坝子里，乍看就像一群俘虏兵。我们的粮食月定量是22斤，不是白米而是苞谷糁，没有任何副食品。除去干部小伙房卡油和厨房炊事员层层克扣，每天吃到嘴里的不足七两苞谷。七两苞谷用水煮成稀汤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假如倒在石板上，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快餐”！
每到开饭时间，盛满苞谷汤的木质大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桶。大家排成长龙，由大组长掌勺，按人头一勺。在给第二勺时，如果碗里没有净空就没份。于是，大家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动勺，三不管烫，一边排队一边拼命“喝饭”，再辅以风卷残云的舌头将碗底舔得精光。这一切全是为第二勺作好净空准备。
当勺子再舀不出黄桶里的苞谷汤时，大家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醮，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手臂横飞，嘴巴共苞谷一色，胸襟汤汤一遍，斯文饿鬼一槽”。
吃着这样的稀饭，却要干着牛马一样的重活，每天开荒定额0.12亩（80平方公尺），完不成任务就批判斗争。在这种环境中，谁还有羞耻？谁还有尊严？
无论再黑心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懂得不吃饱肚子不能干活的道理。然而，共产党偏偏不给右派分子吃饱肚子，并且要强迫右派分子去干重活，正应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饥饿加大炮，是统治人民的最好方法。”
生命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时下的流行话语，只是早在1957年前后，我们这些右派劳改犯就已经在劳改集中营里面“回归自然”了。
我们小组15名劳改犯是清一色的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5岁，正是充满理想而且身强力壮的美好年华。悲哀的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获得温饱问题。一是拿钱买（那时托挑粮的搬运难友，在沙坪县街上可以买到糖饼之类的东西）；二是写信向家里要。买和要必定有限，最好的办法还是“就地取材”。我们在开荒中常常挖到白嫩嫩的鱼腥草，俗名折耳根，四川叫猪屁股，其药用功能是去毒开胃，健脾消结，也就是越吃胃口越好。把它用泉水洗净，截碎放在脸盆中以盐渍上，到了晚上九点钟下学习，便取出脸盆盘腿坐在各自床铺上，一撮一撮往嘴里送。人人如是，个个一样，那牙齿撕裂草根的嚓嚓声，细听去就像蚕房蚕儿在啃吃桑叶——你说，这是不是回归自然？
感谢“英明领袖”，逼着我们学到了牛羊的本领。除用鱼腥草，便是寻找能进口的块状植物，这得有神农辨百草的本领。假如误将半夏等有毒物质吃进肚子，就会弄得嘴胀、脸肿、头麻、体硬，难过得要死。
面对如此酷烈的情况，也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胆大之人，当面向干警提出质问：“共产党是讲革命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饱？”
干警板着脸粗声回道：“没有杀你们就是人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给多少吃多少，谁叫你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告诉你们，改造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要想吃得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秋后丰收了日子便好过，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大家不敢抗辩，知道这里是专政机关，吃不饱也得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金秋八月。饿就饿吧，反正劳教时间不会很长，咬紧牙关扛过去！谁知道有好多人注定是扛不过去，最终埋骨于这个惨无人道的劳改集中营。
杀人不见血的毛泽东
“伟人”就是“伟人”，几千年几万年只有一个。环顾世界，暴君、屠夫有各种各样的杀人办法，哪一个都比不毛泽东戕杀右派的办法既“先进”又“科学”。他不动刀，不动枪，只是用饥饿把人慢慢折磨致死，就像猫在玩弄毙命前的老鼠。有难友这样说：饥饿是慢性的扑杀，枪毙是快速的死亡。饥饿之死其痛苦非言语可表，死者在断气前神智清楚，五脏六腑似痛非痛，肠肠肚肚在一寸一寸断裂脱落！枪毙只是一瞬间，虽恐怖但不痛苦。那些时候经常听到难友的哀求：“只要给我一顿饱饭，枪毙我都愿意。”《涪陵日报》编辑潘天翼，曾经套用裴多菲的名诗抒发悲情：“生命诚可贵，粮食价更高；若能饱肚子，生命宁可抛。”
一个风雪天，我抢得满满一大碗苞谷汤边走边喝，不慎跌倒引起肠胃大痉挛，痛得侧身躺在雪地上。出于本能反应，那碗苞谷汤完好地掌控在双手之中。就是这个潘天翼，发现后飞跑到我的面前，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跌伤没有，而是直扑主题：“晓枫，你还吃不吃！”
我摇头，流着眼泪把那碗苞谷汤倾底倒给了他。
人啊，是什么荒谬与邪恶使你失去了良知与情感？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开完生荒的1958年清明，转入一年一度的春播岁月。在那拾净草根的土地里种下一颗颗黄澄澄的苞谷，也播下丰收的希望。丰收了自然能吃上饱饭，再不会为饥饿所熬煎。但是，这些屙屎不生蛆的生荒蛮土怎么能长出粮食呢？一些地块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啊！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可是在中国就有一些“科学权威”，1958年“大跃进”时，断言亩产水稻5万斤是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科学权威”断言“伟大英明领袖”可以活到150岁。谢天谢地，如果“伟人”真是活到那把年纪，今天的中国人别说玩计算机、坐轿车，可能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
沙坪农场的环境资源本来只能养活几百人，可是经过一些专家论证，结论是可以无限增容，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骤增到一万多人，不饿死人才是咄咄怪事！
接着，毛泽东再次癫狂发疯，说是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夜之间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又是“放卫星”又是“比武打擂”，折腾得每个人大汗淋漓、气喘嘘嘘，甚至十天半月不允许睡觉。当权者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干警们为了媚上请功，哪管你断筋折骨、撕肺剐心，只要他自己平步青云、加官进爵，什么阴损缺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党性原则”。
中国有句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三天不吃见阎王。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致使田荒土废，大片大片熟透的庄稼烂在土里，神州大地很快便饿殍盈道，鸡犬不闻，四川、甘肃、河南、安徽等省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烈场面，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把责任推给老天不下雨和赫鲁晓夫逼债，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过日子。
从1959年1月起，全国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从22斤骤降到19斤，我等有罪之人更是低得可怜。那19斤吊命玉米糁仅够装10天肚皮，于是浮肿、水肿、黄肿遍农场，走毙、立毙、睡毙满中队，有的中队死去大半，有的小组几乎死绝。10000多人的沙坪劳教农场，饿死了6000多人。
死于饥饿的刘盛亚
我知道刘盛亚的大名，是在步入文坛的启蒙岁月。当时重庆市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正在批判他的小说《再生记》，说是小说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焦点，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查阅相关资料，刘盛亚19岁时远涉重洋到德国求学，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刚刚崛起之时，20多岁的他就以一部《在S字旗下》，向国人叙述了法西斯极权专制的野蛮残暴，成为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
“七七事变”后，刘盛亚学成回国，以25岁的年纪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为避日寇轰炸，川大迁往峨嵋山，武汉大学迁来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各地汇集了来自京沪欧美的大批知识精英，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话剧运动的先驱人物熊佛西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一度在省立剧校任教。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候，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与刘盛亚被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时称北方神童，刘盛亚时称南方神童。
刘盛亚家住重庆，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由夫人于立群主持社务，刘盛亚被聘为总编辑。随着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迁址重庆，刘盛亚与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人，先后主编过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吴祖光找来手抄稿公开发表的。
1950年以后，刘盛亚从西南文联到重庆文联，没有了教授、作家的头衔，只剩下一个专业创作员的职位。
我与刘盛亚认识于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到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那时的他身着呢料制服，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矜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囚徒身份相聚于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遭受着中国集中营的法西斯专政。此时的他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满是苞谷汤的残迹，神态显得恍惚呆滞。
刘盛亚长我十多岁，又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什么力气，却易于激动，而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之类的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善良，专门安排他看守播种在地里的苞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里拿一条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时不时嘴里发出“呜呜——”的吆喝声。远看就像个稻草人。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
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
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角的清水鼻涕，极其悲观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饿的日子真难过啊！”
“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
他摇着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在攻击党和政府吗！”
我听后几乎叫了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恰好我的妻舅在乐山川剧团工作，一天来沙坪县巡回演出，得知我们吃不饱，专程送来一罐三斤多的猪油，我立即分一半给他。开始他拒绝，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求下才肯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哭泣：“晓枫，你送我的猪油似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就是了。”
他一脸迷茫，对未来毫无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情况开始寄东西，可是为时已晚，他终于没有活过1961年，活活饿死在峨边沙坪农场。死后没有棺木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坟头，农场连死讯都没有通知他的家人。
1979年刘盛亚获得“改正”，在四川文联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装的不是骨灰，而是他身前使用过的一支帕克钢笔。他曾用这支笔揭露过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却不能用这支笔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集中营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暴行！
归国学子董时光
1957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批判斗争董时光的大会上，他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1946年，董时光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经常在美国的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1953年被驱逐出境。
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的那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他们一一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是：“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董时光随后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由于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在工作上经常与中共党委发生分歧。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院党委多次邀请他给党提意见，并且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怀着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与热爱，毫无保留地介绍了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重庆日报》邀请他写文章，他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大版，其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党委不要干预太多。”
为此，董时光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刊批，但他坚决不认罪：“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我反而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
他铿锵有力的辩解换来的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政治处罚。
一年后沙坪农场大调整，董时光从三根桥中队调到白夹林中队，我们之间开始有了接触。后来在陶渭熊的文章中，我又读到这样的介绍：“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后来在陈希同案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由于董时光是四川乃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数据中有如下记载：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满腔义愤于1953年9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他是个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
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
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共产党的共产专制显然缺乏最低限度的调查研究。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容不得普世性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虽然董时光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发生在大陆中国的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的政治运动，也应该是有所耳闻。1957年5月11日，他在老教师座谈会上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
19天后，他又在“文科论坛”上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见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阳谋”圈套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
当反右大潮迎面而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之后，在饥饿面前同样蜕变成了一条单纯觅食的“野兽”。我清楚地记得，董时光大约长我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或者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充饥。有一次干警嘲弄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由于饥饿，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争抢食物的豺狼。在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食物。于是，有钱的人将钱缝在衣服里，有食物的人出工把食物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把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天夜晚竟然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猜疑了好多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了失窃危险。但最终，却没有免去死亡的厄运。
1958年秋，董时光和我一起调离沙坪劳教农场，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只是不在同一个中队。到了1961年，他有一次出差挑工具，在路上饿得东偏西倒，为求一饱，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由于饥饿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造成肠梗阻暴毙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时光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都是大右派，侥幸的是没有像他们的弟弟那样死在大陆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里。
林宪君控诉右派往事
难友林宪君当年在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研室工作，因为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语，便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林宪君在沙坪农场的劳改集中营里整整呆了20年，他在《往事不堪回首》一书中写道：“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我又是从沙坪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据粗略统计，三年来全农场死人过半，饿死约5000人左右。从1959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斤，每天6两。这点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能落实进入肚皮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此时已变得穷凶极恶，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致命的饥饿令人失去理智不顾后果。1959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公分长的乌稍蛇，爬到树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将它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塞进肚子，之后上吐下泻，差点送了性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趴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趴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见其水中蝌蚪、蚂蝗、红线虫纷纷游动，令我后悔万分。好在未中毒，活了下来。”
林宪君一度是大组长，也就是管教干部所信任的“教民”，曾看管过未成年的小劳教。据他介绍：“饿极了的小犯人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学校来的付景德带领十几名小犯人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小犯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付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饿极的小犯人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忘记了。”
一年之后，付景德因“逃跑”未遂被关进禁闭室。在一次押往工地劳动时私自离去，被看守的公安开枪打死。
小犯人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便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蛤蟆），正喜滋滋地准备享用这“美味佳肴”，被中队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的肥肉失去，便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这样才把生命延续到1979年改正归来。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多数右派都患上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更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林宪君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人。与其它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多人减为6人。他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死的人可想而知。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年春，林宪君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供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名身强力壮的小劳教犯人进入深山伐木。经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糁，出工前就已被消灭干净。幸亏有付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享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他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名小劳教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只好全部撤回五中队。
不久，这批小劳教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林宪君亲手埋掉的。年底，这个烧炭大组连林宪君只剩下三个人。其它农业大组的小劳教，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劳教，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不收死人，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只好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劳教叫肖复兴，他趴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个红苕，被判了劳教……我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和林宪君边说话边倒下的，再也无法将他唤醒。在零下20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再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情此景令即将就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自己的来日也是如此，纷纷互托说：“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分上，千万埋深一些。”
结束语
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到现在整整五十多年了，毛泽东政权的继承者迄今为止也没有对他所犯下的这一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的罪行进行忏悔和赎罪，而仅仅以轻描谈写的“扩大化”三字一笔勾销，这是绝对不能令人接受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人道灾难始于反右。没有反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不会有“法轮功”惨案。共产党自此封杀言路、戕害正义，为阿谀奉迎之辈、无耻卖友之徒提供了晋升的阶梯。尽管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对于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改变，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横残暴的“共产专制制度”依然没有改变。大陆中国的根本出路，只在于像欧美文明国家以及日本、台湾那样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以至还政于民，还利于民，逐步建设和完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揭露批判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残暴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1014/457687.html
這篇文章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民族國家、民主自由綁定，實乃大謬不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本無公理正義可言，其運行僅取決於歐洲列強不斷競爭創造出來的「均勢」，跟民族獨立毫無關聯。奧地利、俄羅斯是典型的多民族傳統帝國；英、法擴張其殖民地，更絕無「民族自決」之念。這種體系在歐洲各國貴族共享血脈、傳統價值觀，且戰爭規模基本可控的前提下，維持到了一戰前夕，此時歐陸各國完成了民族國家的建構（編戶齊民，富國強兵），並爆發了規模堪比中國改朝換代的全面戰爭。後來赤匪、納粹大行其道，可以類比戰國時期華夏各國普遍的法家化。由此觀之，四九年後中國「秦制」的變本加厲，與其說是大一統的遺禍，毋寧說是重蹈了西方的覆轍。中國知識界對傳統文化極度自卑，不但沒讓人文主義普及中國，反倒給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可乘之機，最後使得中華民國如同宋、明一樣，敗給了北方的蘇俄。余、王、劉之流，拾秦暉等公之牙慧，又將之竄改、曲解，將中共與蘇俄解套，否認其外來特徵（一邊說「用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制度结构和文化层面全面地改造中国」，一邊又說「也都是秦汉秩序的继承者」，豈不自相矛盾？），純屬居心不良。
這跟黨國不黨國毫無關係。中文「政府」對應英文的「government」，這個詞在英、美語境下意義有別：英國語境下的政府，係指首相領導下的行政機關，對下議院負責；而美國語境下的政府，係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之合稱，單指行政機關則以「administration」代之，漢譯「行政當局」。為免歧義，二者均可稱為「cabinet」，即中文「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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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 - 12. 竹籬外的春天 - 蔡琴
每首都是經典。
@不可接触者 #125990 我認為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貶孫揚蔣還是有道理的。無論是北洋的張作霖還是國府的蔣介石上台，對中共都不會手軟，民間自由相比二十年代初也肯定會有倒退，但仍屬於威權主義的範疇，自由不過是多少的問題，仍然有民主化的可能。所謂「國共兩黨一丘之貉」一說，片面強調兩黨表面的相似，而忽略了實際運作的巨大差異。另外現在還有些北洋粉變成了姨粉支黑，覺得漢地解體、軍閥割據就意味著政治自由，丟棄傳統、全盤西化就意味著個人自由，此等謬論不值一駁。
沒必要跟否定論者大費口舌。就像當代的日本右翼一樣，要麼對軍部的殘暴一無所知，要麼祖上就是貴族後裔，總之就是因為大環境的洗腦還有所謂「民族榮譽感」的緣故，死鴨子嘴硬。現在新疆的漢人都在跑，這本就是間接證據之一，證明中共的高壓政策連漢人都受不了。
維族積怨已深，未來恐難免重演類似車臣、巴爾幹的慘劇。習、陳在新疆欠下的血債，最後恐怕要由全體漢人承擔。種族和解看來是不太可能了。
閣下的論點與品蔥元老 @荣誉非国民 以前提出的論點很像，即維穩力量可能會養寇自重，進而引起系統危機。從去年李文亮醫生辭世，未及時刪帖控評導致輿情沸騰來看，中共偽造民意尚不至於實現永久的精神控制。而今毛左猖獗，亦表示懷疑現行體制者甚多，斷言中共廣受擁戴固屬虛言。古今中外，大多數民眾在政治領域都沒有足夠的獨立思考能力，如牆頭草隨風倒，共產黨讓我熱血沸騰，我就去當五毛，讓我遭受鐵拳，我就去當反賊，像我們這樣政治立場堅定的從來都是少數。
@Ambulance #119250 我這裡主要指的是【學術詞彙】的統合。漢語各方言之間【生活詞彙】的區別遠比英語國家之間的要大，如番薯又稱地瓜、紅苕，馬鈴薯又稱土豆、洋芋，垃圾又稱髒土、渣滓，肥皂又稱洋鹼、胰子，這些當然無需統一。但諸如「矽」－「硅」(silicon)、「鐳射」－「激光」(laser)、「位元組」－「字節」(byte)這種【學術詞彙】翻譯的不同就純粹是由於【簡繁學術文獻互不流通】造成的了。
@消极 #118601 英語國家分開翻譯的情況少的多，基本僅限於口語對白之類。而且用zh_TW的還有很多是港人，港台之間語言習慣差異不小，用字也略有不同（黃-黄），但在香港，台標正體仍然比陸標簡體更通行。
漢字簡化對於古代文獻是不可逆的損傷，至今大陸學界研究古漢語時，仍須使用傳統漢字。用簡體字教文言文，根本無益於閱讀古籍。漢字簡化搞了幾十年，幾乎把中文割裂成了兩種語言。美英加澳新各為獨立國家，語言代碼都是一樣的「en」，兩岸分治不過幾十年，卻得根據「zh_CN」和「zh_TW」分開翻譯兩次，到底有什麼必要？現在大陸年輕人識別正體的能力顯著下降，未來情況不容樂觀。即使達不成政治上的統一，文字習慣恢復原狀，名詞翻譯逐漸統合，總要簡單的多罷。
「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史記•李斯列傳》
@阿里萨斯 #116684 民初國會沿襲此法，亦係間接選舉，且選民有身份限制，故其民主程度實不及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之國大、立法院選舉。
中國最近於民主之時，恰在民國肇建之初與大陸淪陷之前。
@libgen #116189 內捲化都是政府瀆職（衡水）或者刻意刺激（拆校）造成的，解決辦法跟勞動法一個道理，就是政府的大力投資和監管。這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可能政治不正確，但教育、醫療事業性質特殊，放任競爭實有悖乎人道，愚見如下：
十二年義務教育免納一切費用。教育撥款參考我國憲法，不得低於指定比例，且各校所得撥款應盡量均等，並應實施教師流動制度，以促進教育平等。適齡學童隨父母遷徙者，在地學校不得拒收。貧困生接受高等教育免納學費，並享受生活補貼，其錄取分數依法降低。
中小學教學設施、教學時間、作業考試、訓誡辦法以法律統一規定。教師公務員化，凡犯禁者以瀆職論罪，私立學校亦適用之。公立學校補習課內科目，以學生自願者為限，並免納學費。私營補習機構不得有償補習課內科目。
堪比孫氏所謂「五權憲法」，學術價值不足而臆想成分居多。
@愛牛奶盒的人 #116127 恰恰相反,我身邊的反賊同學不少，因為我們早已如文中所述，親身體會過社會的不公，權利意識遠強過那些沒受過鐵拳，在溫室裡長大的某些同輩。
@libgen #116135 博弈論我一竅不通。但要解決這種問題，一要有民主政府的立法執行，二要有弱勢群體的自我組織，如此各種競爭才能得到一定底線的規制。
作為文中所述對象之一，感同身受，不勝唏噓。我個人還比較勤奮，在校期間自學英語，看了點書，給留學打好了基礎。這二十年中國的教育一直在倒退，中高考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我老家四川，普高率還不到一半，學生家長都被逼瘋了。不得不懷疑「內捲化」正是中共想達到的目標，即商君所謂「疲民」也。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
由總統或總理解散國會，在我國北洋政府時期屢有發生，然無一不是藐視民意、破壞憲政之行為。愚見為解散國會，重選議員，須經現屆國會同意方可執行，即德國、英國之現行制度也。另，閣下熱衷制憲，固當鼓勵，然理據不足，而臆想居多，宜習張千帆書，以明憲政原理。
@thphd 本站似乎不支持西文斷字，引文也無法超過一段，請 查修之。
這個網站翻譯了很多中國當代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文章，比如本站轉載過的這兩篇：
《秦晖：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本站連結)
茲謹摘抄譯者 David Ownby 所作導讀二篇如下：
Zhang Qianfan, "Left and Right in China and the West: A Trans-Oceanic Misunderstanding"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by David Ownby
Zhang Qianfan (b. 1964) is Professor of Law at Beijing University, a leading advocat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China, and a prolific writer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ee his CV from his university web page). He is a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China. His textbook on constitutionalism was removed from bookstores in early 2019 as part of a state crackdown against work "promoting Western ideology" (see China Digital Times for an article on the crackdown that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More recently, he has been outspoken in defending Dr. Li Wenliang, the Chinese covid-19 whistle-blower, as well as speaking out for Xu Zhangru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aw professor who has been the target of attacks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for daring to criticize Xi Jinping.
The text translated here was published on October 2, 2020 on a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situated in Europe (China: History and Future), which allows Zhang to be all the more outspoken; Zhang's essay is thus not an example of what can be published in China, but remains an example of what at least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thinking. I might add that "China: History and Future" targets principally mainl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reaching that audience, despite Chinese censorship, is suggested by the fact that a mainland Chinese colleague emailed me the text on October 8.
The major thrust of Zhang's piece is a full-throated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is may be music to the ears of some Chinese liberals, but Zhang struck me as almost naïve in his fulsome praise of natural law and the wisdom of the majority. More interesting to me was the pretext for Zhang's essay: the fact that the liberal world in China is being rent asunder…by the politics of Donald Trump's America. There have of course always been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liberals, just a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liberals elsewhere. Some prefer freedom over welfare while others prefer welfare over freedom. In China, these differences had until recently been papered over by a general liberal consensus that the possible return of a totalitarian state was a more urgent concern, and Chinese liberals saw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most effective counterweight to that eventuality. Trump's election reshuffled the deck.
In Zhang's telling, many Chinese liberals—particularly those whose leanings are mor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were first drawn to Trump because of his anti-China rhetoric. These liberals are of course patriotic, but dream of the downfal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ee Trump as the most likely vehicle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that dream. The attraction, however, was more than simply transactional, and many Chinese liberals came to embrace what they understood as the core of Trump's agenda: a denunciation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For some, this embrace is "principled" in that they worry that the US is losing its way as it invests ever more in multi-culturalism and endless social justice crusades (for other texts on this site that explore these themes, see here, here, and here, among others). For others, however, the embrace is more "tribal," and Chinese netizens denounce "white liberals" (a Chinese slur which means something like "woke") with something akin to the passion of American trolls whose goal in life is to "own the libs." Of course, these are not the same "tribe," which is precisely Zhang Qianfan's point.
Zhang provides a few tantalizing hypotheses as to how Chinese liberals and netizens got sucked into Trump world (Chinese are hard-workers and don't like big government giveaways; many Chinese are racist and don't like Black Lives Matter), but his primary concern is that Chinese liberals' mistaken embrace of the American right will further weaken an already threatened liberal presence in China. Trump's authoritarianism and disdain for the norms and institu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will influence his "liberal followers" in China and ironically lessen their reflexive dislik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similarly authoritarian and thuggis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workings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s, after all, only skin deep in China outside of academic circles. The more inroads a Trump-like discourse makes into China, the less power the former consensus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wields and the more fractious the liberal "coalition" becomes.
Beyond this core argument, Zhang's broader explorations of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left and right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are interesting in and of themselves. The frankness of the text—which I think is part Zhang himself and part the fact that the piece is published outside of China—is also refreshing, as are his reflections on certain of his colleagues, inside China and out.
Qin Hui, "Looking at China from South Africa"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by David Ownby
Readers of Qin Hui's "Dilemmas of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Reasons and Solutions, With a Critique of Piketty's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m," also available on our site, will already be familiar with the arguments Qin develops in the text translated here. The "China Model," which has brought countless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is not in Qin's opinion the long sought-after "third path"—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stead,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China model are: China's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which allows capital, with the consistent help of the state, to exploit Chinese labor through low wages, docile unions, land expropriation and urban-rural status barriers; and the logic of globalization, which opens China to outside invest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available the markets of the world to China's formidable productive capacity.
As Qin argues in "Dilemmas," China's succ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less we understand the most basic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to be brutal exploitation of its own people, especially of its rural population. To drive that point home, Qin, in "Dilemmas" and elsewhere, notes the many parallel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ll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of status barriers that create groups of people without rights or political power.
The present text is a much longer elaboration of this theme (some sixty pages of Chinese text when downloaded from the web), rendered with Qin's characteristic intellectual energy and mordant wit (for example, he describes the South African apartheid system as one in which "blacks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whites earn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he basic argument is not particularly complex: South Africa discriminated against blacks; China discriminates against peasants. But the evidence presented, on both South Africa and China, is richly detailed and to my mind irrefutable. His target audience is clearly fell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hesitate to accept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a and a regime universally condemned as racist and retrograde; anyone who might have dismissed Qin's previous discussions of the issue as too clever by half should have a hard time disregarding 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here. Nor does Qin sugarcoat his conclusions, among which are the observation that South Africa abandoned apartheid, while China's hukou system continues to deprive China's peasants of basic rights and equality. And while the basic data Qin presents are from the 2000s, recent accounts, like this one by the journalist lan Johnson, or this one, by the scholar Luigi Tomba, suggest that little fundamental change has occurred since Qin first published his piece. (Click here for an update on the situation in Soweto; Qin's conclusions remain relevant for today's South Africa as well).
The result is a stunning piece of scholarship. A bit long and unwieldy, yes, with some tangents that might have fallen victim to an impatient editor's red pen, but the length and the breadth of the piece, as well as its explorations across space, time, and scholarly disciplines drive home Qin's point: China's and South Africa's economic miracles were built on rank status discrimination—South Africa against blacks, China against peasants. If we condemn South Africa, we must also condemn China, both for reasons of morality and universal values, but also because China's economy is big enough to undermine the gains of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爱狗却养猫 #113562 我認為中共是刻意想搞爛中國的教育。半奴戶口、撤點併校、重點學校、中高考分流、教育產業化，無不是為了將政府的投入降到最低，並迫使低端人口惡性競爭，從而降低勞動成本，維持「低人權優勢」。中共如此竭澤而漁，其維穩成本亦隨之劇增，結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中國的中小學教師基本上都是無法無天的，對學生乃至家長想幹啥就幹啥，不受任何規章條款約束。侮辱毆打、抄書體罰隨便來，還經常抱怨什麼「學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夠」。想起我上初中時有些學生因為考試做錯題被老師要求罰抄，有位同學忍不住抱怨，老師龍顏大怒，處罰翻倍，結果放學之後一群學生圍毆那個抱怨的同學。中國人的奴性主要就是在學校裡被灌輸並鞏固的。
原來天天喝，白綠青紅黑都嚐過，後來吃上了安眠藥，白天喝茶感覺難受，就不敢再喝了，連帶著咖啡、可樂、菸酒都不能沾了，只能學習花生米喝白開水了。
@消极 #113256 秦暉他爹都是。他爹當年是民盟黨員，擁共反蔣，組織學生運動。那時的民盟已經是中共的傀儡了，在此之前民盟開除了民社黨與青年黨，這兩黨後來跟老蔣到了台灣，成為黨外勢力，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而留在大陸的民盟要員，後來都被毛臘肉整死了。
那時候的社會輿論一邊倒的批判國民黨，青年學生把共產黨當救星，自願為其發展組織，但後來結局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對民間社會的控制力是很弱的，要到二二八、遷台以後才完全實現了列寧式的組織與行動能力。這些人固然可憐，但我覺得他們的地位更像是二戰時日本的「神風敢死隊」，敵人把他們當活靶，組織也只不過把他們當砲灰看。
@陈士杰 #112848 請注意會黨與政黨的區別。閣下鄙視孫文，而公認他最大的污點，就是習慣用會黨的方式管理政黨，強調效忠、不容異見，以至於引狼入室，他是有責任的。此外，剛性的政治首腦、散亂的政黨體系、不尊重少數的決策方式，組合起來就是威瑪共和的下場，不能不引以為戒呵。
我是非常反对美国的党团运作，议员不服从党团投票竟然也没有处分。
當年老蔣選總統的時候，還有國民黨員投反對票，老蔣也沒把他們都開除了。閣下一向認為老蔣老毛一丘之貉，何以此時連老蔣的雅量都沒有了？
這樣每個政黨都非得變成列寧式政黨不可。例如德國作為議會制國家，其政黨功能遠強於美國，尚有《基本法》明文保障議員之獨立政見，且另有政黨法限制開除黨員之條件。執政黨基民盟本不支持同婚立法，部分黨員仍投票支持，未見開除。倘若規定議員必須立新黨方可違抗任何決議，則政黨必將泡沫化，產生大量小黨，難以舉行比例代表選舉。民主的前提是尊重少數，閣下很多時候都忽略了這一點。
真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多出這麼多以「上帝的意志」為名號稱反共的神棍，看來洪秀全後繼有人呵。還有蔥頭卸磨殺驢對他有什麼重大利好？如果只不過是為了過權力癮的話，死後醃成臘肉可好？
@kill_ccp #112361 話說戒嚴後期的「淨化歌曲」也比這東西的藝術性高的多呵。這首曲子共產趣味濃厚，難道是警總的人聽了中共的紅歌之後仿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