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闲下来了,想到了之前某人说过的一个观点,刘仲敬是否和尼采有类似点?以及中国这个国名是否具有自大的性质?
原贴:https://2047.name/t/11567 你去看看王飞凌的《中华秩序》,明显受到刘的影响,而王与美国军方联系极为特殊。(见下文)
关于刘仲敬,我认为可以类比对尼采的理解。如果你去读尼采,会发现很多夸张甚至极端的观点,左派右派都从尼采中看到了自己,你也可以从政治正确出发,轻轻松松把尼采打成纳粹知识分子(虽然尼采恰恰是纳粹最大的反面),不应该对其古怪夸张思想过分渲染。 (刘)其对中华秩序、天朝帝国的很多观点虽非原创,却十分有思想深度,对于打破大一统迷信有石破天惊的作用。 另 @丁丁兄弟 #130776 民族主义有essentialism和constructivism两种路径,本质主义已经受到人类学的激烈批判,而建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发源于法国大革命,Benedict Anderson是建构民族主义的大师,刘仲敬认为的地域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方言民族主义。你可以了解一下安德森和其中文译者吴叡人的文章。
刘的书写的跟文章很不一样,不同媒介下人的表达非常不同,就像陈破空的自媒体满嘴跑火车,写的文章又好一点一样。“姨学”由于充满了各种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隐微教诲”,各种术语完全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读起来令人云里雾里,自然看得烦,你去看西方人在没有自我审查的情况下用plain English写的东西,就觉得明白多了。
以下引用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书解读:
“超稳定结构”的秦汉秩序造成帝国停滞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灾难愈演愈烈之际,在台湾年轻一代“天然独”不可逆转之际,在“诸夏意识”呈几何级速度传播之际,从上世纪初即被认为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和身份认同,如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华人等,逐渐受到质疑、批判、解构和颠覆。
香港评论人郑立在《“中国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种宗教》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三个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怎样将前清帝国的疆域,置于一个新政治实体的统治之下。”所以,统治者以“龙门乱搬”的方式,一时说国籍是中国就是中国人,一时说用汉字就是中国人,一时说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时说是有“汉族血统”,一时说是自古以来被某些王朝统治过……,虽然里面的东西自相矛盾却尽可能吸纳所有定义,去扩大统治范围。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说,你不是中国人,这是“中国”的土地,你滚!可见,如果说中华秩序是一种宗教,就是类似于日本奥姆真理教或伊斯兰国那样的邪教。
“中国”不是一个好国名,这个说法似乎耸人听闻,却是常识。历史学者王飞凌在《中华秩序》一书中指出:“今天‘中国’在中文里的名字,应当改为‘秦国’或‘秦汉国’。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国名比较准确,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对“中国”的真正称呼。这个命名,可以消弭“中国”这个名称中说包含的种族偏见、自大和政治歧义。”用“中华梦”和马克思主义包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仍是“秦汉式政体”,叫“秦汉国”、“秦汉帝国”、“秦汉专制国”才更恰当。
以秦政而论,谭嗣同在《仁学》中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我在《“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一文中分析说:“秦政作为政治传统,其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对于中共政权来说,秦政比马列主义重要得多,毛泽东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共产党当然不例外。
过去谈秦政的人很多,王飞凌在此将汉政与秦政并列,统称为“秦汉式政体”。秦汉一脉相承,虽然汉初尤其是文景之治时期有过短暂的“黄(黄帝)老(老子)之术”治国,但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汉政就完成了与秦政的完美对接,汉政成为秦政的升级版,秦汉模式形成此后两千年来中华世界一以贯之的“中华秩序”,即学者金观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提出的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
那么,中华秩序的历史表现究竟如何?王飞凌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技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各个方面加以评价。他的答案是:对官僚体系和统治精英而言,中华秩序极有吸引力,令他们有如吸食鸦片般上瘾;它也建立了一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在两千多年里,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深深内化为某种信条 - 中华秩序不仅可行,而且优越。
然而王飞凌指出,中华秩序的记录十分低劣。人民不仅苦难深重,还周期性地大规模非自然死亡。仅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十年内就消灭了近一亿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泽东时代的人为大饥荒,四年间造成三千万至六千万人的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秦汉模式或中华秩序低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消除了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比较与竞争,从而失去了对一个垄断性世界帝国的国家权力的内外约束与制衡。它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领域,乃至人们的观念中都形成了一个最糟糕的全面垄断。由此,知识和信息不再增长与共享,人与人之间也缺乏极为重要的信任与协作,长此以往无法避免地出现劣绩和停滞。”
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从马列主义悄然转换为中华秩序,而西方对此知之甚少。所以,《中华秩序》一书填补了中国研究的空白,在中美对峙的今天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 五角大楼将此书与马汉的《海权论》等其他六本经典名著并列,作为将官培训课程的必读书之一。
中华秩序之下的朝贡体系
在内部政治结构而言,正如王飞凌所说,中华秩序的基础是一个统一的、儒化法家的秦汉专制政体,即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中国版。在中华秩序下,整个中华文明所及的世界天下一统,严格地、通常十分残酷、但有效地推行一套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两千多年里,无论其种族或文化背景如何,几乎所有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化法家的思想。
在对外而言,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世界,即一个世界帝国。中国等同于天下,没有外交,只有“理藩”。美国学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国扩张:历史如何形塑中国的强权之路》一书中指出:“在其历史大部分时间里,这块朝代嬗递统治的土地,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也不会视其邻邦为国家。不论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关性或适用性而言,它是个帝国,而且大半时间是没有边界的帝国 - 法国人会称之为影响范围(rayonnement)。”
在这个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的根基下,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相当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们的至尊地位,我们将赐予以政治正统地位并发展贸易伙伴关系 - 以现代国际事务语言来说,就是提供某种范围的公共安全和政治性的国际贸易特权,比如巡守海上公共领域、调停纠纷,准许接受中国近乎普世的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和官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制度。
既然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都一致被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帝国,这种中华秩序之下的朝贡体系就将其他国家都视为“藩属国”,而不是地位平等的“万国”中的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和普通民众,仍然如此定义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中国如何处理外交问题。虽然理藩院改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改成外务部、外交部,名字换了,其运作的内在逻辑并未变。无论是毛时代的输出革命,还是习时代的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都表明中华秩序高于共产主义、也高于经济利益。秦汉秩序当然与西伐利亚体系不相容:中国以经济收买的方式纠结五十四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支持其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赞扬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有效保证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这五十四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巴基斯坦、埃及、北韩、玻利维亚、刚果、委内瑞拉和塞尔维亚等。与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也经常受到外界批评,他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中华秩序。
帝制时代,朝廷以儒家包装法家;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政权则以马列主义包装中华秩序。一九五六年,中共曾经促使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自由化运动,既是毛要跟苏联争夺天下武林盟主的位置,也是毛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拥有“退群”的权利。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奉命访问莫斯科,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张对匈牙利的纳吉政府妥协,和平解决危机。刘则遵毛指示,告诉赫鲁晓夫:中共的意见是必须出兵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场的翻译师哲记得,邓小平最反对苏联撤军:“不能撤!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第二天,赫鲁晓夫接受中共主张,决定出兵。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汇报波匈事件,毛回顾镇反说:“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一九五八年,毛在人大会议上又谈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九六三年,中共在攻击苏联的“九评”中,夸耀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主导角色:“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粹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这就是中共版本的中华朝贡体系,哪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搞霸权、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是百年国耻,而是百年维新
秦汉秩序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两千年来,中华世界在地理上隔绝孤立的初始条件,逐渐变成一种持久的心态,甚至是观念和理想,支持着一个统一的帝国秩序。经由帝国官方垄断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发酵,中华秩序深刻地内化到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高度合法的、理想的,乃至唯一的世界秩序观念。中国历代史家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中华秩序,以之作为衡量、评价王朝的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尺:武力强、疆域大的王朝就伟大,武力弱、疆域小甚至不得不接受分裂状态的王朝就卑微。这种评价方式从不考虑民众实际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
古代史的叙述如此,近代史的叙述也如此。中国本身在其教科书和民族主义的文宣中,把建造现代世界的一百年称为“百年国耻”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反帝”和“报仇雪耻”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在长崎港口为黑船叩门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塑像,即便为中国近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蒲安臣和赫德也被描述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者。
而新的观念秩序,必然带来新的历史叙事。王飞凌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非秦皇汉武或康熙乾隆的浮华盛世,而是“中华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时期,也是中华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实上采取“西伐利亚体系”的时期——包括先秦的中华世界(春秋战国)、宋代的中华世界(宋金辽西夏大理诸国并存)、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华世界(北洋政府时代)。换言之,分裂带来巨大的自由与活力。
重写中国史,尤以重写近代史为重要。王飞凌指出,清末以来,秦汉式政体本身的衰微和王朝轮回的厄运,都因为进口的共和主义,以及旨在实现法治与民主的种种努力而大大改善。与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所坚持的百年国耻的定论相反,这段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戏剧性事件,复杂曲折的历史情节、各种殷殷期望的启示、伟大的牺牲与成就、深沉的悲伤、沉重的代价、不幸的失败、痛苦的失望及最后的悲剧性结局。所有这些,构成一部宏大而震撼人心的史诗”。比如,租界并非中国的莫大的耻辱,“那些外国人统治的土地,基本上成为免护照、签证的自由港……变成了中华世界里各种新思想、新治理制度、新试验、新闻自由和新式教育的堡垒,重塑了整个中华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就现代化的总体方向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化并生发出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中华世界却长久深陷在黑格尔的“咒语”之中 –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做皇帝的这种严父的关心以及他的臣民的精神 - 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够自行取得独立的公民的自由 - 使全体成为一个帝国”。这种“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地中海-欧洲世界一直保持着许多主权单位在政治上互相竞争的分立局面,而中华世界则将大一统作为最高价值和信仰。这就是欧亚大陆东西部之间的“第一次大分野”。十六世纪以来,更大的分野出现了,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不仅各国竞争,而且政教并立,欧洲创造出一个持久而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各国在政治、战争、税收、产权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竞争和试验,从而赋予欧洲主宰世界的地位。只有欧洲人(及其延续的北美人)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与扩张、进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自由化并且建立英美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关于所谓“中国困惑”的重要答案,就在于经久不衰的中华秩序。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大跃退”
王飞凌的近代史和民国史叙述,清晰的分割了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两个民国”,这也是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和《一九二七:共和崩溃》中反复强调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华人世界仍然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主流的声音,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坚持的妖魔化北洋之外,还有不少所谓的民间反共自由派文人觉青,一头栽进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将对毛泽东和共產黨的爱戴转移到蒋介石和国民党身上,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王飞凌既否定共產黨,也否定国民党,这两个党都是学习苏俄的列宁式政党,也都是秦汉秩序的继承者,他写道:“北洋时代之后的国共两党主政中国,令中华世界再次沦落为专制秦汉政体。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史诗级的历史大跃退。”
由毛泽东的“大跃进”改写的“大跃退”这个词,是对中共七十年暴政的最佳概括。中共的邪恶,不单单是手段或方法上的错误,更是观念秩序上的歧途。王飞凌指出,中共拒绝引进与模仿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德国或日本 - 这些国家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政治制度,而是从莫斯科拿来共产主义旗号,试图用一种激进的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 - 即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制度结构和文化层面全面地改造中国,由此酿成了滔天大祸。
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人对共产主义兴趣缺缺,对帝国复兴则如同打了鸡血般兴奋,热爱秦汉秩序的远比热爱共产主义的多。最近三十年,共产党悄然抛弃马列主义,赤裸裸地打出“秦汉党”的招牌 – “秦汉国”当然不能没有“秦汉党”,中共的核心意识形态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美国之音的一篇题为《台湾大选在即,陆客陆生感触良多》的报道,再度验证了中华秩序在中国人心中是何等根深蒂固、难以化开。尽管大部分陆客与陆生认同台湾民主自由的进步和民风民俗的良善淳朴,但他们仍竭力为中国辩护,并且看不起台湾的“小”和炫耀中国的“大”。比如,一名来自中国北方、正在台湾南部一所大学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说:“我觉得大陆也很民主也很自由,只不过程度不如台湾这么高而已。如果大陆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自由不民主,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可以出国,怎么大家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他无法解释,既然中国有民主自由,他的父母和国台办为什么告诫他不要讨论政治问题?来自北京的丁先生说:“虽然我对台湾民众印象特好,可那地方也就两个北京那么大,能有什么呀?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江河湖海高山大川,我想上哪儿看就上哪儿看。”他大概不知道,台湾人的护照不用签证就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旅行,台湾人才是“想上哪儿看就上哪儿看”。中国确实很大,能满足统治者和民众的虚荣心,但再大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中华秩序是自愿为奴者的精神鸦片,如王飞凌所说:“中华秩序在中国人心灵里创造出另一种扭曲的双重性,中国人变成一种羡慕暴君心理与奴隶宿命论的复合体,并在文化上内化,在道德上合理化对权力与暴力的实用主义崇拜。”
至今,中国仍然无意回转到人类普世价值的正途上,继续在“大跃退”之路上夺命狂奔。日前,成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入选国家一级图书馆的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发出通告,对馆内所谓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尤其是“含有倾向性”的图书数据进行清查和销毁。通告中的照片显示,图书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在图书馆门口对下架的书籍撕碎后进行焚烧。中国焚书规模暂时无法跟纳粹的焚书运动相比,但“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性的“焚书坑儒”的那一天也不远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趙少康中廣集團董事長 我比较少评价刘仲敬和其学说是因为我对他了解并不多。仅仅有所耳闻,他的一些视频我看过不超5部,而且都是走马观花的看。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对于这些大框架的理论建树我一般会拿历史细节来参考。很多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油管说书人公子沈的视频我之前看过一些,但是也有介绍过中华秩序和分裂理论。但我很多地方并不认同。
好比说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因为北宋和南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知识分子有流动空间,所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一统的魔咒。那么我就想反问到底,西夏和辽国在文化界了到底出了几个了不起的后世值得纪念的人物。而修辽,夏史的正是蒙古丞相,御史大夫,兼疏密史的元脱脱,不存在什么汉民族政权给少数民族修史而刻意贬低的成分。
同样唐代即便在安史之乱之前也算是大一统的王朝,就开元,天宝年间,杰出诗人一样数不胜数。
而对比唐宋之间五十余年的五代十国(仅有李后主,李暻,而花蕊夫人的诗放在全唐诗里也不算上流),同样文化界的杰出人物有多少?经济成就是否杰出瞩目?(仅仅吴越国钱家算是一枝独秀)。
明清文化科学领域走向衰败很大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科举中时务策被取消,走向八股取士,加上文字狱限制,以及读书人对奇技营巧的匠人技艺的打压。以及闭关锁国的出现。白居易《长恨歌》,《上阳白发人》,杜甫《兵车行》,《丽人行》这种文学作品放到明清时期试试看,文字狱足可以搞死这帮知识分子。而好比唐朝诗人陆龟蒙,本身也是杰出的农学家,北宋科学家沈括,其文笔也很不错。但这样的人在明清除了徐光启我很难再找到。即便徐光启也是翻译的西方传教士的材料。
有人说中国不像欧洲缺少不依托皇权的独立知识分子,但是唐朝之前的朝代确实门阀垄断,但是其杰出的独立知识分子有多少?陶渊明,鲍照?同样唐宋时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太多了,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未必完全依附皇权。
而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我也不专业,不敢胡乱解读。但是古汉语没有语法的语言习惯和含混的文言文是原因之一。修辞学这样的学科在中文中就没有出现。不同于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也很可惜没有发展出逻辑学。
如果要详细讨论我会遍查资料另外开篇,篇幅太长了。总结一下,大一统和经济科技文化繁荣没有必然联系。唯一可以印证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受打压,在一个诸侯处不得重用可以跑去另一个诸侯那里游说。不过像那时候讲话直接的君主放在现在也少了。魏惠王一见到孟子就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何有利于国。齐宣王向孟子坦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货),讲话这么坦诚,直接的君主现在也少见了。两晋南北朝科技文化强过唐朝,五代十国强过宋朝完全是搞笑的说法。
我反的大一统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和打天下坐江山,皇帝的旨意可以凌驾法律的尊严的帝王思维,以及缺少社会契约的民主社会共识。
放到现实层面,如果分裂了,四川没有出海口怎么办?四川很多交通线都要跨省怎么办?很多四川人在外省打工买房结婚生子怎么办?四川人和外省人生的混血怎么办?四川西部的藏族自治州怎么办?四川的煤气资源依赖进口怎么办?四川以前各种基建的银行贷款怎么办?四川的人口输出,地方财务亏空怎么办?长江下游诸邦孤立四川因为我们抢他们水资源怎么办?
统一作为一种趋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经济上降低关税成本。当年普鲁士不也是借助这个原因统一德意志诸邦的吗?欧盟也是这么出现的。分裂理论只是一种假设和新颖的视角,不代表什么真理。
最后套用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任何主义都是架构在基本问题之上的总结。没有一套主义可以涵盖一切问题,而缺少事实细节的支撑,再宏伟的主义也是乌托邦。上一个认为自己发明一套理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
我也很喜欢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哲学家伯兰特罗素也说,凡事不要抱肯定的态度,我可能也是错的。
annoymouse 欧洲也是基督表罗马里的。
bcbt1 本来注册@画眉鸟 账号是想和@丁丁兄弟 论战一下统独的,结果莫名其妙冲出来个精神病把账号封禁了。
我用爱心说点诚实话,对于@丁丁兄弟 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有道理。凝结核是什么很重要,政治不能光看利益,还要讲人伦讲良知。他举四川例子,据我本人有限的了解,四川也并非没有可以出海的通道,虽然没有沿海那么便利的海运条件,但至少经过长江航运,也是可以将货物顺利运出的,只是成本或许稍高一些,没那么便利罢了。整个长江流域武汉以下,是可以直接近洋贸易的,南京以下可以直接远洋贸易。
人类文明大多还是依据内河流域而兴起,淡水资源和港口资源是同等重要的,我举个长江下游上海的例子,上海要是真独立了,江苏在上游兴建大坝,把长江水拦住,让流量减小,那海水就会倒灌入松江冲击平原。上海的所有农地都会盐碱化,生活用水成本工业用水成本将会大为提高,上海就被抓住了致命弱点,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存在了上千年,未来即便社会转型也要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多,就像这个论坛一样,但出了问题也是尽量先按照常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全盘砸掉,作为一个负责任心怀苍生的知识分子,不能是为分裂而分裂,为毁坏而毁坏。
邹韬奋虽然韬光养晦,亦当奋起而争(拜登永不为奴:h.2047.one) @Truth <#138544> decentralize那是联省自治派,联邦主义者。姨学主张是直接分裂退回春秋战国。
@bcbt1 <#138547> “政治不能光看利益,还要讲人伦讲良知。”
人伦和良知其实是利益的衍生物,只是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发明一套冠冕堂皇的叙事来掩盖这个。
“整个长江流域武汉以下,是可以直接近洋贸易的,南京以下可以直接远洋贸易。”这个要疏浚。中国玩内河运输并不在行,还有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文革时期的标杆工程,可惜了俄国人修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多留的高度,白瞎了。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存在了上千年,未来即便社会转型也要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多,就像这个论坛一样,但出了问题也是尽量先按照常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全盘砸掉,作为一个负责任心怀苍生的知识分子,不能是为分裂而分裂,为毁坏而毁坏。”
哪个帝国存在了上千年,说出来给我看看?“不能是为分裂而分裂,为毁坏而毁坏。”这个倒是没有错。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姨学这种没枪没炮的家伙,倒是乱世中有实权的地方官,会毫不犹豫地借机建立独立王国;例如三国时期的荆州刘表,益州刘焉;身为宗室,却大搞独立王国。反对分裂,却拿精力去怼姨学,实属头疼医脚。
邹韬奋虽然韬光养晦,亦当奋起而争(拜登永不为奴:h.2047.one) @annoymouse <#138543> 基督的灵魂,罗马的身体
Hawkins @消极 <#138550>
你封禁我之后又怼我有意思?我其实这次注册号一直都在刻意回避和你争论,只是这次你禁封的太无理,当然我也用打擂台的口气和站长说话,她肯定不爽,但不代表你这次封禁的对,我希望你能解封@画眉鸟这个ID。
针对历史政治方面你错置了很多时空场景,我懒得驳斥。
至于长江大桥和内河航运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可见你完全不了解就开始大放厥词。武汉常年可以通行1到2万吨的江海直达货轮,已经运营的定期近洋航线就好几条,都是直接运输卸载到对方国港口。南京更不用说,5万吨海轮长期停靠卸货。轮船技术早就提升,船型改变巨大,你说的所谓桥高限制已经不是问题。况且针对桥高的知识你说的也是错误的。
现在中下游内河港口的问题在于外贸需求萧条,产能过剩,好几年一直是船多货少。反倒是因为疫情爆发,相关防疫物资才拉动航运,导致供不应求,价格提升迅速,甚至超过了铁路运输。
yingzhen251 美国最初始的十三州类似于刘的“诸夏”,在独立战争之后,为了还债相互加征关税,设卡,美国联邦政府诞生后才改变了很多。
如今欧洲走向联合,欧洲议会,欧洲公民,各区域合作组织也不断涌现,来实现经贸的便利
大一统有皇帝高度集权的,也有联邦政府放权于地方的,如果实现刘所说的诸夏,是北洋军阀混战争地盘,还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的可能性更高点?
中西部地区会甘心?一下变成了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沿海视内陆为包袱,抖掉就奔向高福利国家了?是不是沿海老龄化趋势还没那么明显,不需要中西部的劳动力?
核武器、舰队、卫星、军备一下就成了某些省的了,其他纳税省份就什么都没?凭什么?凭谁的后台大?谁的军队更硬?内战是否全面爆发?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先富不想带后富”,放大地域差异,批判共同点(比如都是大一统带来的坏处)。
bcbt1 @yingzhen251 <#138588>
我其实对大中华主义没半点兴趣,如果分裂指的是满蒙回藏这些少民地区和汉地分裂,我完全赞成,没任何可犹豫的。当然少民要是来碰瓷,整天想着要复仇,想着汉人对不起他们,主动侵略汉地,那就只有内战一条路了。到那时当然也赞成汉人不要手下留情,直接灭其苗裔。这就是个零和游戏。
至于汉地是否真如你所说四分五裂,我认为没到那个地步,汉地之中地理条件最差的就是中原及西北地区,严重缺水不说,还没有便利低廉的交通运输线。未来就算真分裂了,拉垮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两个地区。至于其他地方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出不了大乱子,当然也不可能富的起来,差不多就是维持现状。
jargon 這篇文章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民族國家、民主自由綁定,實乃大謬不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本無公理正義可言,其運行僅取決於歐洲列強不斷競爭創造出來的「均勢」,跟民族獨立毫無關聯。奧地利、俄羅斯是典型的多民族傳統帝國;英、法擴張其殖民地,更絕無「民族自決」之念。這種體系在歐洲各國貴族共享血脈、傳統價值觀,且戰爭規模基本可控的前提下,維持到了一戰前夕,此時歐陸各國完成了民族國家的建構(編戶齊民,富國強兵),並爆發了規模堪比中國改朝換代的全面戰爭。後來赤匪、納粹大行其道,可以類比戰國時期華夏各國普遍的法家化。由此觀之,四九年後中國「秦制」的變本加厲,與其說是大一統的遺禍,毋寧說是重蹈了西方的覆轍。中國知識界對傳統文化極度自卑,不但沒讓人文主義普及中國,反倒給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可乘之機,最後使得中華民國如同宋、明一樣,敗給了北方的蘇俄。余、王、劉之流,拾秦暉等公之牙慧,又將之竄改、曲解,將中共與蘇俄解套,否認其外來特徵(一邊說「用斯大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制度结构和文化层面全面地改造中国」,一邊又說「也都是秦汉秩序的继承者」,豈不自相矛盾?),純屬居心不良。
邹韬奋虽然韬光养晦,亦当奋起而争(拜登永不为奴:h.2047.one) @bcbt1 <#138597> 可见你是小中华主义者。很不幸的,你可以对大中华主义者没有兴趣,但是你的主张恐怕比诸夏更讨大中华主义者之嫌。当然不限于大中华了,皇汉肯定对你这种抛弃西部领土的主张视为汉奸,必除之而后快。
很不幸地,政治上相似并不相容。俾斯曼搞小德意志,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是大德意志,后世希特勒的Ein Volk Ein Reich,而不是法兰西;你搞你的汉地十八省小中华,最大的敌人当然是主张开疆扩土的皇汉们和大中华主义者们。就像我,我是所谓亲外汉奸,最大的对手其实是诸夏姨粉和硕帝,何岸泉和香港城邦派们。我的主张是run了进入海外市场,他们却想参加张献忠大业,这能合拍吗?
相似不相容,本质上是为了争夺同一批受众的党同伐异。杀共产党最狠的就是共产党。
MasterChief先知指引的騎士.The prophecy is uncertain, there's always hope. 谁说分裂就一定有民主自由啊?如果分出七个法家小秦国相互讨伐怎么办,中国人民将会无比怀念共产党的统治,并痛恨西方和民主,大一统又将再一次是民心所向,一个失败的分裂将会再一次强化大一统主义的合法性、正当性。
分分合合,历史社科理论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破天,还是利益。哪有那么多高尚的人都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99%所谓的政治,就是用一个高尚的目标口号,行利益之事。
打开天窗说亮话,核心问题是现在我们被共产党压制的太狠了,没有能力靠自己去实现民主自由,需要海洋体系的帮忙,但是海洋体系不会白帮忙!作为交易,现有中国版图肯定是要分出去一些的( 满足海洋体系的地缘政治利益诉求 ),至于分多少?怎么分?要看共产党怎么倒,民主化的成本是多少,海洋体系出力帮多少忙,而已。
现在就讨论独统细节问题,就跟一群单身没有女/男朋友,却在讨论生不生二胎三胎一样滑稽(笑)。
从美国连对保卫台湾的态度都模糊,犹豫来看(美国保卫台湾很难吗?完全的伪命题,驻军或者给原子弹技术就行了),更不要指望美国去大陆登陆打陆战,美国根本不愿意这么做,能打个台海海空战都算是武德充沛了,西方文明已经被奴工经济腐蚀得患得患失,完全缺少了希腊马其顿、罗马那种舍我其谁、昭昭天命,推行文明秩序的魄力。
美军不打陆战共产党根本不会倒。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共产党。
至于分裂的内部原因,是老龄化以后先富地区不愿意转移支付内地的财政赤字、养老金而已,还是利益,跟什么诸夏文明人类进步没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