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ader #129438 万望保重。

@natasha #129353 如果把“约会”视为date的话，确实有很多争议：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4/01/21/date-hangout-relationships/4397601/

@MasterChief #129355 抱歉我刚看到你at了我。我平时管理行为其实不多，主要是在出现比较明显的人身攻击行为的时候才动一下。这个帖子包括回复已经很长，我没有仔细读完；等我仔细读完作为个人会有表态。

现在群众举报确实很猖獗，不过后果一般是删帖封号更多。很多因为“举报”面临严重后果（如被抓）的人，翻船的主要原因不是群众举报（或者说群众举报其实毛用没有），而是被警方/宣传部门等国家力量针对，“被群众举报”只是一个名头。

就像群众性文艺活动（如展览）里，都会有便衣，只要发现擦边违禁内容，警察立马到，声称“接到群众举报”。

再例如前几年要把公知搞臭，很多“不当言论”也根本不是群众举报，而是宣传部门盯着，随时做好打舆论战的准备。

前段时间的健康码app作者被抓，起因据称也是“群众举报”，但其实“举报”的是微博上一个营销号。整个事件应该从头到尾只是执法机关的行动。

@倪倪 #129218

就是有一些极端港台人士骂我们是支那，说中国人基因不好

建议他们重修中学生物。

严肃地说，骂人不是为了讲理，是为了发泄，换句话说就是倒自己的情绪垃圾。如果向垃圾桶里倒那没问题；如果偶尔倒下垃圾也可以理解，毕竟谁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如果总是在公共场合倒垃圾，那就是低素质或者需要看医生。

如果你看见有人（无论身份是什么）总是倒情绪垃圾，那是因为对方习惯于产出大量垃圾，这不是你的问题。大致看一眼就好，不用凑上去闻味道让自己难受。

我觉得中国人的身份完全是负资产，而且我要带着这个身份过一辈子，而且中国的未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感觉痛苦压抑而且无力，请问各位朋友尤其是生活在墙内的朋友，这种情绪如何缓解？难道只能努力脱支吗？

我想起一个或许与你的问题相关的帖子，可以看看：世界这么大却没有容得下我的地方

其实我想反问楼主两个问题：

1.“中国民众”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例如职业、收入、教育、家庭关系等，都有什么分布。

2.“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观点的分布是怎样的？

第二个问题很难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去翻统计年鉴。

另外还有一个离题、但是我非常想问的问题：要实现民主，需要大部分中国民众相信民主的中国比现在更好吗？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大部分民众相信什么，有多重要？

@天下无贼 #129328 @MasterChief #129303 两位，讨论数字货币的问题建议新开贴讨论，或者自己开一贴整理和表明观点。

“民主”和“民粹”的界限，本来就相当模糊。从宣传策略上来讲，迎合“民粹”思维，是理性的选择。在某些条件下，宣传还能大规模改变民众的观念，甚至让他们逆自己的利益而行；不过那需要强大的宣传机器，反对派一般没有这条件。

什么是中国的民粹和暴力呢？其一，是反计划生育，其二，是房产税，其三，是教育公平，其四，是劳动法，其五，是大汉族主义，其六，是两岸统一，其七，是对外扩张。

我比较认同2,3,4,5,6是“大多数”观点，但是不太认同1,7。例如您说的“反计划生育”，但我个人观察支持计划生育或者生育控制的人也不少；至于对外扩张，其实很多中国人挺怕折腾的。可惜中国没有可靠的民调数据。

@MasterChief #129314 我理解的楼主的意思是说，要民众相信民主的中国更好，需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大多数，民主制度代表“大多数”，所以可以代表他们的观念和利益，且这些观念和利益，越简单粗暴大众化越好。

而您所说的几条，前三条（创新->蛋糕变大，蛋糕分得更好，国防开支减轻）确实与利益有关，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比较远，比较“虚”。如果要从这些角度来说，需要更加直接、生动、生活化的表述。比如算账，民主化前每年收入多少，交税多少；税款都是怎么花的；民主化后哪些地方能省钱，可以少交多少税；比如某些限制移除后，做小生意的人有哪些商机，等等——不过即使这样对很多人来说也太复杂，不如“民主后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话术有效。

后两条（计划生育要兼顾人口结构，汉族主义不能是沙文主义）则是告诉民众“应该如何”。“应该如何”的话，就算再有道理，民众也没有理由要听。

我个人认为，对于可能的渗透破坏，与其猜测身份动机，不如讨论行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包括：

• 2047言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言论需要控制？（这点的话我认为需要控制发泄言论、离题言论、以及在主区的灌水行为。）

• 哪些情况适用拉黑，哪些情况需要讨论封号？

• 楼主负责制和管理员管理的界限在哪里？

事实上，我还想问一个可能和“渗透”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 2047的目标用户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

站长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并未有深入讨论。

查了下，《起风了》本来是小说，但是被改编成了动画电影？好像小说和电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只看音乐中的片段的话，很难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不过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的男主角感觉好可爱。

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抵制日本？

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就我看到的人来说，觉得并没有那么抵制。至于中国接受过多少国际援助，以及这些国际援助的来源和用途，很少宣传，所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在“新疆”tag里有一些文章可以一读：

• 新疆75事件时间线

• 回忆在危机四伏的南疆

•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记

@natasha #129196 我认为马蓉比包法利夫人要精明多了。包法利夫人满脑子浪漫情调，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成分；马蓉则是个非常现实的小市民，而且仅从我个人看到的信息判断来说，我认为她相当不择手段，撒泼打滚造谣无所不为，也是一个流氓无赖。

@丁丁兄弟 #129309 主流粉红还是认可胡主编的粉籍的，但是在比较激进的粉红看来，胡锡进过于绥靖，疑似被收买。

@陈士杰 #129301 “反共”群体里投身基督教的人很多，其实也很可以理解。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经历了很多磨难，对政治幻灭，对于人性失望，因此会认同主张“原罪”和“救赎”的基督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我认为，如果是讨论美国的禁枪问题，那要考虑到美国本身已经枪支泛滥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之下，禁令的实际效果，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尤其是在治安混乱却警力不足的地方，能够持有枪支自卫，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需求。

@天下无贼 #129170 有道理。

@natasha #129179 其实我一直以为“约会”要双方都意识到才算…………我有个朋友以前有异性朋友约吃饭，然后对方认为这就是一次约会，但是我朋友以为只是吃饭……

@丁丁兄弟 #129161 精甚细腻，建议投稿环球时报。

不过，现在加速度太快，胡锡进都变成“公知”了:P

@natasha #129261 抱抱。你以前说我脾气好，其实你脾气才是真好。

痛苦不代表有权伤害他人，我们也不是别人的心理医生。渣滓流氓无赖直接炮决。剩下的，各人对各自的选择负责。

我们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选择。

@天下无贼 #129157 你的理解也挺有道理的。双方都可能各自名花有主，所以相逢的时候可能的状态有四种：单身-单身，单身-非单身，非单身-单身，非单身-非单身。

大概我还真是乐观的人，觉得爱情故事应该有个好结局。不过就算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好像也不算很悲伤，不过确实算是有点遗憾吧。“当初没有主动一点，勇敢一点，错过了一段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这种感觉。不过想想，大多数爱情也不能寿终正寝，所以……whatever了。

很有意思。

大使馆：单一航线下机票大幅涨价是市场行为。

中共：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

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楼主的几个问题（just my personal two-cents. 不一定全面准确）：

• 西方的左是民主为主牺牲自由作为代价；右是自由为主牺牲民主作为代价；这个是否正确？ 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首先“西方”是指哪个国家？“民主”是指什么？“自由”是指什么？如果只说美国的话，那“民主”是左右两派的共识，但两派强调不同的自由——左派强调个人选择自由，右派强调经济自由。但我认为美国的左右派更大的区别不在于对自由的理解上，而在于对现状的认识上。左派认为现状不公平（如经济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并试图干涉改变；右派认为现状和传统存在自有理由，应该尊重现状和传统。

• 而中国的左右是什么？ 见之前帖子的回答。

• 习共到底是左还是右？ 在中国语境下，我认为“习共”代表了经济上的现状，政治和文化上的左派；在左右派概念的根源上（也即左激进右保守），习共是维持中国现有秩序的保守派。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必须回到“左”“右”的定义上。左派和右派的定义，根据时间、地点、议题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一般说XX是左派/右派，必须知道说的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国家、什么议题。

政治上用“左”“右”来划分立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在国民议会，保皇派/旧制度支持者坐右边，革命派/共和国支持者坐左边。所以从根源上来讲，左和右的区分是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也就是对于现状，是倾向于改变还是倾向于维持。正是因此，右派有时会被叫做“反动派”(reactionaries)。刨除中国20世纪以来为这个词赋予的强烈感情色彩，追根溯源，其实“反动” = “反对变动” = 保守派。

这样问题就来了，作为参照点的“现状”是不断改变的，各个时代、社会的中心议题也不同，因此“左”“右”是相对概念。例如，由于200年前的政治环境与今天的现状完全不同，200年前“左派”的主张（如反对帝制支持共和制），放在今天已基本成为共识；而今天左右派争论的道德性议题（如性别、性向问题），在200年前的人看来无可争议。

回到今天的左右派之分上，一般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左派、右派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和西方的“现状”以及中心议题并不相同。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左”“右”用来扣帽子太过好用，很多人对于这些概念并不理解，就直接钻入其中一个阵营，并且指责所有另一个阵营的人非蠢即坏。我认为这是很遗憾的现象。

现在来说什么是学界一般认同的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对于这个问题，推荐阅读Jennifer Pan的《中国意识形态光谱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一文。此文根据中国目前的核心议题，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分为三个维度：

• 政治：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为左，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为右

• 经济：集体主义/福利主义(Welfarism, Collectivism)为左，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右

• 文化：保守复古(Conservatism)为左，自由激进(Liberalism)为右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议题上，左派其实是更倾向于维持现状的那一派（即“保守”“反动”那一支），而右派则是倾向于改变现状的那一派（即“激进”“改革”那一支）；所以有些人会说，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是相反的。至于经济，中国目前不算集体主义福利主义也不算自由市场，更接近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左右和西方的分类方式相近。

之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左右派分类会如此特殊，是历史的遗留问题。20世纪早期，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激进派”，中共自建立以来亦一直自我认同为“左派”，认为自己是追求改变的进步力量。然而在中共掌权后，本身已成为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反动”（反对改变）力量，但是其“左派”的自我认同保留了下来；而“右派”则是在“左派”的反面寻找自己的定位。所以目前中国，政治“左派”是政治保皇派、文化本土派、以及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倾向，“右派”则支持政治改革、文化西方化、经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与此相对，再来看美国语境下的左派和右派。美国的左右派区分大致符合“左激进右保守”的规律——事实上，美国的两级式政治派别更多被分为“自由派”(liberal)和“保守派”(conservative)。具体来说，美国的左右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维度：

• 政治：个人自由/平等/鸽派为左，社会秩序/权威/鹰派为右。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大都认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强调的是不同方面的自由。左派强调文化自由；右派强调经济自由。两派也都讲平等和公平，但含义不同。左派强调现有状态的不平等，因此认为公平需要人为干预来减少这种不平等，所谓level the playfield；右派则倾向于认同现有权力结构，认为公平即为现有秩序下的机会平等，个人需要为结果的不平等负责。

• 经济：集体主义/福利主义为左，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为右。这点和中国类似，但是由于美国“现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这个维度位置要比很多国家更“右”些，也即美国的经济左派主流放在欧洲以及中国可以算是中间派。

• 文化：自由激进(Progressive)为左，传统保守(Conservatism)为右。由于美国的“传统”、“保守”一般与基督教道德、美国特殊主义/孤立主义有关，所以美国的文化右派，往往会认同这些价值。

以下是美国政治左右示意图：

在某时、某地，有些人认同自己为左右阵营中的一员，其实只是根据自己在一个议题上的偏好（例如文化激进或保守主义），从而全盘接受该阵营于其他议题上的立场。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偷懒主义（当然偷懒是人之常情）。2047有一篇文章，《两种不同的温和派》(The Two Kinds of Moderate)，相当值得一读。

@天下无贼 #129132 为什么是悲歌？我觉得结尾看上去是喜剧。

白豆沙手里拿的是什么啊？很可爱的样子。

对于粉红的分类：既得利益者，稳定压倒一切者，无脑复读机，还是很有意思的。

@沉默的广场 #129089 下一步就是以红宝书《习近平治国理政》为指引了。

补充一个消息内容：

@天下无贼 #129058

谷歌会自动告诉你，唐良智的儿子是习明泽的丈夫。网上盛传习明泽已经结婚。

https://chinanewscenter.com/archives/10989

@MasterChief #129074

本朝根本不是科举制，科举制是可以做到宰相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长期性的制度，本朝就算即使有科举也是非常局部的，暂时的权宜之计

同意。

再一个我想说的，知识分子千万不能太狭隘自私只关心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是这种心态如果“中共哪一天能公平科举取士，唯才是举让我们做官，我们就拥护他认可他，或者中共就能稳坐千年江山。”“如果中共不科举，中共就坐不稳”。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我认为理解政治还是要使用理性人假设，即无论什么阶级，都是自利的，在制度结构决定的一系列奖惩条件下行动。

想起一篇文章：裴宜理：国家政权如何赢得知识分子的默许？

@陈士杰 #129034 察举制其实也要考试的（https://zh.wikipedia.org/wiki/察举#汉代察举制的演进），但是它和科举制的区别是，关系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陈士杰 #129035 中国公务员（“吃皇粮的”）占人口比例比美国低。

干部方面如果一定要类比，且假设副部级与众议员同级，正部级与参议院同级，那应该比例差不多。根据https://zhuanlan.zhihu.com/p/285685462，“目前，全国共有约300个正部级岗位，约2700个副部级岗位。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兼职情况，比如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包括地方）正部级、副部级干部人数加起来仅有2200余名。”因此副部级与正部级占人口比例分别为0.00002%与0.00013%。

美国则有100名参议员，400多名众议员。占人口比例分别为0.00003%与0.00012%。

@陈士杰 #129039 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是有很强的世袭化的。如果皇帝不管，用不了几代人就会出现盘根错节的政治家族。科举（而非察举）减少了世袭化的成分。

@消极 #129081 从统计上来说，两湖虽然隔得近，但完全不能一概而论。湖南比湖北在中国政治光谱下要【保守】多了。

来源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panel-11182020171910.html

被划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地区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此外还有北京、江苏、福建、海南、山西、湖北、辽宁。与此相反的是“深红”的“保守主义地区”，边远的新疆、贵州和广西占据前三甲，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紧随其后；“不左不右”的地区是天津、重庆、四川、吉林、甘肃、云南、山东、陕西、黑龙江。

在中国语境下，“左”偏向于保守主义（保守中共传统和政权，该传统为左），“右”偏向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中国政治光谱的保守为：政治偏向威权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经济偏向国家控制（而非市场经济），文化偏保守传统（而非进步主义）。

想到了这篇文章：Gun Control and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 Economic Argument

原文（环球网链接警告）：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254jnalkg2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强

加速主义，原本是一种激进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加速与技术相关的某种社会进程以实现巨大社会变革。这个充满学术气息的理论见解，正在被一批境外反华势力重新包装，他们盗用“加速主义”原初概念，鼓吹**“如果体制问题已无可救药，那么比起反对它或者修补它的漏洞，加速它的进程才是加速其灭亡的选择”**。这些势力还以此为招牌，试图通过线上和线下不同方式的大肆活动，以打击政府公信力为目标，制造社会分裂，加剧社会矛盾，这就为我们揭露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其实，这个所谓的“加速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本质上还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那一套。“在裂缝中培养自由主义的种子”，这是肯尼迪当年对苏联实施的套路，而这恰恰就是今天意识形态领域所谓“加速主义”的理论来源。比如，我们知道社交媒体中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各国加强舆论管理的通行做法，但奉行“加速”策略的境外势力会极力通过寻找审核机制运行漏洞，使其产生误判并错误封禁合理言论，导致网民对舆论环境无所适从，制造政治和社会裂隙。再比如，这些“加速”分子还会利用我们难以触及境外社交媒体的现状，散播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谣言，试图混淆视听，损害我国际形象，达到孤立、迟滞我发展的目的。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境外反华势力操纵媒体对我国的言论攻击比以往更强烈，意识形态色彩更浓重，他们故意忽略中国对国际疫情防控与治理的贡献，对我进行各种污名化操作，个别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亲自上阵、炮制话题，公开诋毁中国经济、攻击中国体制；一些有海外背景的微博用户扮演成国内普通民众，在网络中浑水摸鱼、散发真假参半的信息，制造思想领域的混乱；国内一些网络“公知”紧随西方媒体论调，对国内政治体制、救治模式、前线科研人员的药物研发工作进行指责和攻击，甚至利用黑客手段刺探研发疫苗的科学家的隐私、发动人身攻击，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加速主义”矛头不仅仅针对特定国家，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已经出现肆虐苗头。一些西方国家的白人极端主义团体认为西方政府和社会已经高度衰落，濒临崩溃，而崩溃的根源则是移民或多元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寻求通过针对政党、少数群体和那些被他们视为“白种叛徒”者的暴力行为，来加快当前体制的瓦解。这种针对无辜群体的暴力行径，甚至连西方媒体也看不下去了，为其打上了“白人至上恐怖主义的最激进面孔”标签。很明显，从本质上说，反华势力所谓“加速主义”策略，依然是这副偏激面孔的一个侧面，说到底也是今天国际社会中个别国家奉行“孤立主义”，高唱“优先论调”的思想源头，是“冷战”思维的借尸还魂，不但与开放合作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也与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精神背道而驰。

境外敌对势力从最初洋洋得意占据舆论制高点，到处指手画脚，转而大搞“加速”小动作，不断撒谎骗人，无非是原来那套利用信息优势，大搞单向信息输出的招法已然失灵，不得不尝试一种间接路线而已。很明显，炮制出这套“加速”玩意儿，只能说明境外敌对势力已经黔驴技穷，他们通过钻互联网技术和管理漏洞，制造社会对立情绪的图谋也注定要失败。当然，如果我们不加重视放任自流，这种下三滥手段同样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丧失、主流意识形态遭遇认同危机、公民文化自信力弱化、国家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因此必须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稳妥应对。

俄罗斯有句谚语“没有缝隙的岩石流不出水”，其实已经非常直白地告诉了我们对于所谓“加速主义”策略的应对之道。任何再具有挑衅性的外部攻击，如果没有内部的吸收、发酵和策应也是很难得逞的。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另一家园。面对“加速主义”和平演变的挑战和影响，必须把加强舆论主阵地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导权。**必须推进网络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等工作，着力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和谐网络环境。**必须不断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切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不断完善网络发展基础要素，消除网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隐患。除此之外，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舆论斗争积极防御理念，前移战略指导重心，不能跟着“加速”节奏被动应对、消极防御。在观念上，把舆论宣传的理念从精英、少数转到大众、多数上，努力把看台变成跑道，把看台上的观众变成自己的运动员和赛车手。适当改进互联网技术管制办法，鼓励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懂外语的年轻人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声，使他们成为国内和国际舆论战中的生力军。（作者是国防大学研究员王强）

槽点太多，无力吐槽……

手动related post: 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

中国今天的体制就是古代的科举制，只不过把皇帝（军委主席）也放在科举系统里。

我认为中国的官制依然是帝制官僚体系的延续，但选拔方式更接近于“察举制”而非“科举制”。

一个寒门出身的中国人靠官场权斗爬到省委书记，并不比一个寒门出生的美国人选上州长的几率更低。

几率应该是前者更低，因为中国人口基数更大，社经状况分布更不平等（数据上和美国差不多，但美国的统计局数据比中国可信），寒门更难出头。

中国的政治家族并不比民主国家明显得多，甚至比日本这种东亚民主国家更少。

这点我认同。本朝年月有限，中间又颇多动荡，社会分层时期比较短。

原标题：【中国数字时代】天下说法 | 为何刑讯逼供又死灰复燃了

原文链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63220.html

作者：吴老丝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批冤假错案的平反中，都看到了刑讯逼供的身影，无辜之人违心认罪几乎都是拜刑讯逼供所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新刑事诉讼法，中国逐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取强制措施后及时送看守所、同步录音录像、侦查监督等等一系列制度，都为遏制刑讯逼供作出了努力，曾经非常普遍的刑讯逼供在中国刑事诉讼中逐渐减少。

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滥用，刑讯逼供死灰复燃，甚至绝大多数涉黑恶案件中都出现了刑讯逼供，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却很难启动，启动了也很难排除。我就以近年来在湖南代理的一些重大涉黑案件为例，实证地研究这个问题。以下素材，皆来自真实案例当事人的陈述，也经过交叉验证，相关情况也已经向当地政法部门进行了汇报：

一、湖南湘潭侦办的朱某建涉黑案

2018年5月20日，湘潭市公安局在未出示刑拘手续的情况下，对长沙望城区的房地产商朱某建进行抓捕，并以寻衅滋事罪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长达五个多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朱某建的辩护律师无法会见。2018年11月15日，湖南省公安厅才以该案涉黑为由，指定湘潭市公安机关管辖。

朱某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极为严重的刑讯逼供。据朱某建本人陈述，他被关押在鑫洁商务宾馆311房间和8216房间，关押期间，遭受过疲劳审讯、羞辱、打耳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罚站、罚跪，“背宝剑”、被办案人员吊起来打，灌盐水、辣椒水，甚至逼迫吃屎……尤其是2018年8月13日至9月9日，朱某建遭受了近一个月的残酷的刑讯逼供。期间虽然没有笔录，但一直都在讯问，并对朱某建有持续的刑讯逼供，在获得其认罪供述后，从9月11日开始做笔录。

朱某建被羁押在湘潭县看守所期间，于2018年11月26日早上8点左右被带离看守所，中午一点左右到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B16监区。根据朱某建本人陈述，2018年12月11日上午，朱某建被带到邵阳女子看守所15监区一个中间没有栏杆的提审室提审，省纪委925专案组的杨某、羊某辉、周某潼和一名姓吴的主任对朱某建进行刑讯逼供。吴主任上来就用皮鞋踹朱某建一脚，口中骂道：“你这个畜生，你不老实搞死你”。杨某、羊某辉、周某潼三人一起上来把朱某建压在地上，用脚踩着朱某建的头。周某潼用手肘打到朱某建的腰上，痛得其一周都不能直着走路。没饭吃，没觉睡。没办法，朱某建就按办案人员的要求，编了行贿330万。过了两天，办案人员说330万少了，受贿人谢某已经全部交代了，有1000多万。朱某建说没有，他们又动手了。手铐铐在手上，周某潼把手铐一提，把朱某建手上的伤提烂了，鲜血直流，然后周某潼就要朱某建蹲在地上三个小时，朱某建蹲了一个小时一身疼就蹲不下去了。为了活命，朱某建就在原来330万的基础上面每次加了10万、20万、30万不等，一起加了220万。之后，每次监察委的调查人员来讯问朱某建，他都是按照这个口供说。

朱某建对所指控的罪名不认罪，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庭前会议和庭审中均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但没有获得检察院和法院的采纳。尽管庭审中控辩争议很大，朱某建最终还是被顶格判25年，二审不开庭维持。该案事实和证据存在重大问题，属于被拔高凑数的涉黑案件，朱某建本人已经委托辩护人提出申诉。

二、株洲公安机关侦办的杨某军等涉黑案

株洲市渌口区法院审理的杨某军涉黑案中，本人代理了被告人伍某的辩护。被告人伍某因涉嫌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4月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7日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2019年6月13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经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7月19日被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在会见过程中了解到，伍某的第一份讯问笔录，是其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打耳光、辱骂和恐吓之后作出，在经过办案人员修改以后，报领导同意，才让她逐字逐句背诵，形成2019年5月31日的讯问笔录。该份笔录名义上是由醴陵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两位讯问人员进行，但株洲市公安局两位讯问人员在场协助。笔录中有“你之前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情况是否属实”，但此前并无笔录。其中提到的“目的是造声势，给租户造成压力”，“重新签合同多收租金”，“就是为了获利”，“我觉得这是违法的，是不公平的，是一种典型的强迫行为”等内容，均不是伍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事实，而是按照办案人员事先要求配合陈述。第二份讯问笔录，是2019年6月14日，由第一次在场的两位株洲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进行讯问，内容跟前一次完全一样，也是让伍某背笔录。因此，该份笔录文字表述与5月31日笔录的雷同之处高达99.9%，完全是复制粘贴。由于雷同度太高，株洲市公安局这两位办案人员又于2019年7月25日给伍某制作了第三份讯问笔录，经比对，雷同度依然高达约90%。辩护人认为，这属于重复性供述。在庭审过程中，伍某详细叙述了自己遭受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办案人员、刑讯方法、具体证人等线索，在庭审笔录上有完整记载。

在2020年6月29日下午的法庭调查讯问被告人阶段，面对公诉人的讯问，詹某龙的回答与之前在侦查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有重大差别。詹某龙声称：“在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做的供述基本不属实。”面对公诉人与辩护人的讯问和发问，詹某龙回答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做的笔录基本不属实，在监视居住期间，我见到他们办案的情况都不正常。”“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白天早上六点起床。提审我的时间基本都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当时是公安在做口供的时候，多次提示我，打印了一张十多页纸的笔录，让我天天拿着这个东西背，我没办法。”“笔录上所做的内容基本上不是我真实的陈述。”“侦查人员基本是十二点之后对我进行讯问，一般时间从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晚上讯问过程中基本没有给我休息时间。白天基地不准我们休息，睡觉。”“晚上对我进行讯问，签的都是第二天的时间。”“在监视居住的后期讯问的时候他们有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中的供述也不是我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开始在刑侦大队对我刑讯逼供了一个下午，在刑侦大队的休息室，一个姓王的王队长，芦淞刑侦大队的陈某副大队长，一个实习生戴眼镜的，对我进行刑讯逼供。”以上陈述，是被告人詹某龙在法庭讯问阶段所作，有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合议庭也已经充分听取。

詹某龙在庭上明确指出，在2019年4月4日-2019年5月9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供述，是在一个公安机关的专门的办案场所，遭受了办案人员的非法拘禁、殴打、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晚上审讯白天不给睡觉，拿着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笔录背诵口供，在指供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其本人也声称其供述基本不是自愿的供述，基本不属实。辩护人注意到詹某龙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遭遇，其情况与我的委托人伍某如出一辙：都是在公安机关专门的办案地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是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背诵事先准备好的笔录；都遭受过侦查人员的殴打，刑讯逼供：都反映有疲劳审讯的情况；都是由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侦大队负责侦查讯问，而指定到醴陵市公安局，又由渌口区派出所执行，羁押在专门的办案场所。

该案虽然启动了排非程序，但最终没有排非，合议庭还违法剥夺了同案被告人律师的申请排非权，该案多处程序违法非常明显，但这样的案件还获得了省高院评比的十大优秀涉黑案。

三、株洲醴陵侦办的许某民、吴某明涉黑案

2019年6月3日，吴某明被株洲市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10月7日，株洲市公安局指定由醴陵市公安局管辖2019年12月2日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醴陵市公安局指定监视居住，2020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7月9日批准逮捕，羁押于茶陵县看守所，2020年10月11日转到株洲市看守所。2020年10月9日移送醴陵市检察院审查起诉，11月24日起诉。在留置和指居期间，有如下非法取证：

吴某明在与律师会见的过程中，叙述遭受刑讯逼供的经过。2019年12月3日吴某明被醴陵市公安局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20年6月2日的六个月时间内，吴某明日日夜夜带着手铐，不管吃饭，洗脸，大小便，写材料手都不给解开戒具，包括晚上睡觉，唯独只有上级检查才会解铐，待检查完后继续戴铐。这违背了《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2020年4月5月期间，在醴陵市防腐教育基地（滴水井）的13号房间，审讯时，公安主审干警张队长（绰号滑哥）、朱某、 高某伟、郑某阳四个人为一组，由于吴某明交代的涉嫌犯罪行为事实情况满足不了专案组指挥部的要求，致使张队长四人挨批评之后，张队用拖鞋抽打吴某明头部、脸部多次，还骂吴某明使他挨领导批评，如不积极配合将会长期打他。然后，张队长安排其同事将吴某明涉及的每件事都按指挥部意见整理讯问材料，之后再打印让吴某明背熟牢记，再集中做讯问笔录。吴某明在提交给检察机关的《控告信》中说，笔录材料的所有行为事实均不是吴某明本人的真实供述，而且还要吴某明按照讯问笔录书写自述材料，逼其签字，按手印。指定监居期间，吴某明能经常听到隔壁审讯室其同案邹某马、蒋某明、贺某宏等人被刑讯逼供，打的哭喊求饶声振响，全室内都能听到。此后，吴某明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继续做了一些认罪供述，这属于重复性供述。

吴某明还告诉辩护律师，监视居住期间有纪监委王委员，公安王某胜支队长，贺大队长多次诱他交待问题，说是根据他和女儿吴某的态度，已经报省纪委批准，吴某能够随时释放，并还让他和吴某互通书信，看视频，诱哄他们交待问题。2020年5月30日左右，市纪委八室副主任曾某特地到13号房间提审吴某明，扬言要他再想好许某民是如何利益输送芦淞区干部，取得环洲城项目的事实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许某民站着进来，躺着出监狱（意思要判无期）”，还强调讲这是为他好，免得担心许某民今后报复。此外，纪监委和公安等办案单位还诱骗其认罪认罚，承诺其女儿吴某可以回家，儿子吴某玮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回国。2020年9月27日，吴某明发现办案单位给自己列了14个罪，女儿吴某4个罪，儿子吴某玮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才知道上当受骗。吴某明于2020年10月18日起写了一些控告材料和案件情况，想跟检察机关反映，都被专案组干警收缴了。

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律师及时提交了排非申请，醴陵市检察院不予处理，径行起诉。直到审判阶段，检察院才寄送不予排非的书面告知。我们不得不在庭前会议中再次提出排非申请。目前该案即将进入一审庭审。

四、长沙公安局侦办的刘某强等涉黑案

2020年5月27日凌晨，长沙市、县两级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名义将刘某强带走，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进行羁押。家属委托的律师长期得不到会见。侦查机关对刘某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査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刘某强涉嫌的诈骗罪并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本身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特殊案件的监视居住，其本人在长沙也有固定住所，不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即使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不应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进行。因为刘某强被关押的场所，是长沙市公安局设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店）的一个专门办案点，租了其中的一层，改装成羁押场所，封死门窗，正常旅客无法进入该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2020年7月中旬，家属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被监视居住的人被囚在长沙县某宾馆，终日戴黑面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淋冷水吹冷风，24小时坐老虎凳，屁股已烂了，腰不能直立，遭遇残忍吊打等刑讯逼供，逼迫他们认罪。上述情况，在本辩护人会见过程中得到刘某强本人验证。

2020年11月12日，我作为刘某强的辩护人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店）黄兴派出所会见了尚处于指居期间的刘某强，因有办案人员在场，刘某强只用手势和哑语暗示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自己受不了，做了认罪口供。因2020年11月20日刘某强的耳朵被打穿孔，12月1或2日办案人员带刘某强去长沙市第八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有挂号，有检查，还取了头晕耳鸣的药，可以去该医院调取相关就诊记录，目前还没有完全痊愈，建议进行体检。

2020年11月27日，刘某强被关押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进行了几次会见，发现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刘某强依然遭到刑讯逼供，地点是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二楼没有物理隔离的房间。刑讯时间是2020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左右，应该有监控可查。刑讯的方法除了背铐、殴打，还有用袜子塞嘴，矿泉水淋脖子、淋鞋，参与刑讯的人员叫王某佳。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刘某强被单独隔离关押，无法晒太阳，没有放风，不能看电视、看报、看书，不能上厕所（用矿泉水空瓶接尿），后办案人员采取了密集的提审，几乎每天全天候地提审，律师要会见必须先预约，得到办案人员的允许。

2020年12月15日，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再次会见刘某强，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关在维也纳酒店会展中心分店七层8738房，三个月没上过床，被长期铐在凳子上，遭受严重的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打耳光，不给吃饭，每天只给一个馒头，不给睡觉，背铐了一个月，还经常被打，用烟头烫，至今脚上还有伤。在指居期间，大部分时间不能洗脸、不能漱口，屎尿拉在裤子里，感觉生不如死。其在讯问座椅上刻下了刑讯逼供等字眼。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刘某强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继续做了一些认罪供述，这属于重复性供述。这些认罪供述，都是此前刑讯逼供的影响下作的，违背真实性和自愿性，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

我的助理会见了同案被告人刘某。据刘某陈述，其在2020年5月28日第一次做笔录时，因自己所述具体事实和内容与笔录记载不符，刘某提出异议，要求更改，遭到拒绝，并遭到殴打和罚跪，且连续多日每日仅让刘某吃半个馒头，晚上不让睡觉，致使142斤的刘某在监视居住期间体重下降到八九十斤。刘某于2020年7月8日做笔录时，公安机关将打印好的笔录拿出让刘某背诵。如果不按照笔录记载背诵，继续挨打。刘某于2020年7月21日在黎托派出所做笔录，公安机关记载的笔录内容和7月8日内容一样，因有录音录像，刘某此次遂提出异议，要求更改，公安机关后将此次笔录作废。回到监视居住地点，刘某再次遭到罚跪，被戴上摩托车头盔，向脸上、身上喷辣椒水，每日只让刘某吃一顿饭，持续至2020年8月7日。刘某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因被殴打、惩罚，腰部疼痛难忍、难以站立，于10月27日于长沙中医院就医拍片，经诊断为腰椎突出，医院开具的诊断、药物均在公安机关处。2020年11月28日移送长沙市看守所羁押后，刘某于2020年12月9日被带至长沙看守所二层无监控房间，罚跪数小时，并被警官踩踏肩膀等。刘某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和看守所羁押期间，公安机关为获取不实笔录，采取打骂、挨饿、恐吓、罚跪、浇辣椒水、淋冷水等多种违法手段，造成刘某身体受损，已构成严重的刑讯逼供。

五、重大案件中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建议

我接案的原则是不冤不接，选择案件上特别慎重，特别注重程序和证据。本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我在各地代理了将近十个涉黑案件，唯有湖南境内的涉黑案件全部发现有刑讯逼供情形，令人震惊。中国法治指数把湖南排在倒数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湖南政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刑讯逼供一直以来都是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中的重点，很多地方近乎绝迹。但刑讯逼供在湖南却屡禁不止，死灰复燃。以上重大涉黑案件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虽都有具体线索和证据证实，但检法两家讳疾忌医，要么不予启动排非，要么坚决不予排非，其态度也令人遗憾。

作为研究刑事诉讼法多年的学者，我曾经在《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发表《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在《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发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等多篇论文，提出过治理刑讯逼供的方法和思路，立法建议也部分被后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所吸收。但我认为，此次湖南涉黑案中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及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警示着《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九条、七十四条、七十五条在适用过程中的漏洞。我个人认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避免利用异地管辖规避及时送看守所的做法，防止经批准才让律师会见的错误做法。刑讯逼供只能在缺乏监督的场合才能发生，不及时送看守所、长时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让律师会见，都是导致侦查中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故刑事诉讼法才规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涉黑案件既然不属于立法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经批准才能会见的案件，就应该尊重立法精神，坚决杜绝通过指定管辖或移送管辖的方式进行规避。

而在湖南的某些案件中，不仅仅是规避刑事诉讼法，而且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比如长沙刘某强案，其在长沙本地有固定住所，罪名最初为诈骗罪，根本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而长沙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却违法采取了指居措施，将其关押在专门的办案点，且不允许律师会见，这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对于明显违法的行为，理论上说存在救济途径，检察机关就可以进行侦查监督，但检察机关在批捕时，嫌疑人跟检察官述说了刑讯逼供过程，不但没有在笔录中得到记录，而且被打得更严重了。这说明检察机关监督这条救济途径在实践中出了问题。个人建议，既然刑事诉讼法已经把排非贯彻到刑事诉讼全过程，就应该畅通救济渠道，落实检察机关的监督，比如在提审时应有全程录音录像，律师向检察机关反映刑讯逼供问题必须有调查有回应，若发现违法必有纠违通知书。在审查起诉阶段，若案件存在重大问题和争议，应启动检察官联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实践中不能落实，是湖南某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最为重要的第十四条：“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第十七条：“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这些规定若能落实并提供救济途径，那湖南某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公正状态可以解决，法治也能大大提升。

具体而言，我在侦查期间通过会见了解到刑讯逼供的具体线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并将调查结论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如果不调查核实、不告知怎么办？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具体场所、涉及具体办案人员以及具体的刑讯方法，检察机关应去羁押场所现场了解，提取场所监控录像和讯问同步录像，而不是不经调查而直接驳回。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像涉黑案这样的重大案件，检察院必须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进行监督和巡查，及时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无遭受刑讯逼供，并允许律师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会见和查看。一旦移送看守所，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并与其辩护律师沟通，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尽量把非法证据排除在早期阶段。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供了具体线索要求排非的，必须进行调查核实并书面告知结果，而不是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一样不调查、不排非、不告知，这不仅是不作为，而且是与刑讯逼供的办案机关同流合污。在庭前会议及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在有具体线索时，必须启动排非程序，且敢于排除非法证据，而不是走个形式。以审判为中心，树立审判权威，必须通过法院的程序性制裁，引导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把非法证据排除走上法治轨道。针对重大案件中存在的刑讯逼供问题，更为具体的建议，我将专门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以上实证研究，并不是以律师名义提出，而是以研究刑事诉讼程序学者的名义提出。遏制程序违法，弘扬法治精神，是我辈孜孜以求的目标。全文没有涉及任何案卷材料，也没有任何歪曲事实或者攻击当下政治制度和法治制度之处，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一些逆耳忠言。上述材料已经依法提交给湖南省政法部门及领导，希望可以引起重视。真诚地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natasha #128943

What Latin Sounded Like - and how we know

与可谈之人，言可谈之事。

关于中古汉语的维基：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古汉语

今天的汉语方言中（如闽南语、粤语、吴语、客家话）还有残留的中古汉语发音。写近体诗常用的《平水韵》，就是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编写的（但两者并不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平水韵》韵部用现代汉语（北方官话）不make sense，但是用方言反而会比较好理解。

@inferior #128871

这种人多半其它方面也很难包容别人

我感觉这才是关键。我有些朋友熟人是gay和lesbian，他/她们在浪漫关系上只对同性感兴趣，但是也不会因此就没心情搭理异性或者仇恨异性。我觉得仇男/仇女是心理和认知问题，动机的话可以千奇百怪；这个应该留给心理医生解决。

没心情搭理男性，井水不犯河水，这不比到处挑衅要强吗

如果真的没心情搭理，也就不会挑衅了。The opposite of love is not hate, but indifference.

我觉得开小号没问题啊，又不是恶意的。短期/一次性小号可以用来说一些大号不方便说的话，相当于“匿名”功能；长期的话可以用来讲不同的话题（比如一个号键政一个号写诗什么的），或者像士杰兄这样为了活跃气氛也挺好。只不过长期小号被人知道的话就没那么有意思了，那就换一个好了。：）

@丁丁兄弟 #128852 我的理解是这样：布尔类型变量即是0-1，或者是-不是的两级状态；而浮点数则是连续的值。消极兄的意思是说，很多人的“反共状态”，并非简单的“反共”（1）或者“不反共”（0），而是处在两级中间。例如，0.2的反共值，即是有20%的反共情绪，80%的不反共情绪。

对中共来说，他们认为反共值=0才是“不反共”，所以看大多数人20~30%的反共值也觉得是（潜在）反贼。而对于一些“反贼”来说，他们认为反共值=1才是“反共”，所以看大多数人20~30%的反共值觉得是粉蛆五毛。而消极兄认为，反共值=0.5算“岁静”，与这个参照点相比大部分中国人的反共值（0.2~0.3）都属于“岁静”范围内。

@影人 #128711

个人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废医验药

药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从动植物中找药（主要是植物），合成制药，基因技术制药。动植物中可以直接有效药用的成分其实早就找完了，人类的制药界早就跨入新时代，然而中药仍然停留在第一阶段。

被杀害的这位还是华裔女孩……

@潮朔 #128648 伊斯兰文明曾经也是有当世界灯塔、傲视“野蛮人”的时候的。现在回看真是感慨。

再扯一句。之所以中国盛行“精赵政治学”，是因为中共为了维护统治，操弄国家主义话术to fuck with people's mind。正常国家，和平时期，大家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和国内政治人物（因为这和生活相关度高，影响直接），顺便探讨国际形势——编个数字，就当比例是八二开吧。中共的策略，则是用信息和舆论操控，将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搞成了二八开（甚至一九开），卯足了劲儿要让人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所有国内问题的根源。在这种话术洗脑下的小朋友们，“国家”成为了思考所有问题时的默认单位，所以他们不知道地区平均收入水平不知道税收政策不知道通胀率，不知道本地的实权人物是谁，却对国际形势和各国领导人（除了本国）丑闻如数家珍；一看见有人批评政府，就想到是在给外部势力递刀子。

对此的策略，就如 @消极 他佬的签名：（男）消极自由需要积极的个人主义来维护。

另，执政集团和“人民”本质上是统治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各国皆然。所以经典的政治理论认为，前者会倾向于精英政治，后者会倾向于民主政治。这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屁股决定脑袋的政治学。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则是“精赵政治学”。一群“大棋党”，都喜欢把自己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对于具体问题的政治实践不够，导致纸上谈兵。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会脚踏实地地谈政治——牵涉到自己具体利益的时候就会。譬如涉及拆迁政策、征地补偿、集资项目、物业管理这种事，大家就会变得很有政治头脑，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这个时候如果有“大棋党”，大家看他就像看傻逼。

最后，“要是国内水军能从大门直接出来”——请！Please! Bitte!看来咱还是有共同目标的。

首先抱歉可能答非所问。我对于“陋俗”没有什么研究，仅就民俗说几句。

我自己听家里老人讲古而言，49年到文革前，民间习俗变化并没有那么多。文革期间破四旧，新兴的政治文化和个人崇拜替代了旧习俗（如节庆时求神拜佛、红事白事的大操大办）。一方面，文革期间砸了很多古董器具毁了很多书画字纸，这些都是民俗的载体；但另一方面，很多旧习俗的载体留存了下来，有的被偷偷保留，有的则被用来盛放新的内容（如搞节庆婚丧音乐的在仪式上改吹毛主席赞歌）。80年代之后“革命”热潮退去，而记得旧习俗的人和习俗的部分载体依然在，于是旧俗逐渐恢复。

这里的原因，我认为是人们总是需要“习俗”（表现为仪式性活动）来填充生活——这种活动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传统。但相比政治运动，传统习俗扎根于历史和本地社区文化，且内容一般更丰富，所以在没有太多外力干涉的时候就会胜出。49-76年这段时间不算长，不足以“消除”传统习俗，包括“陋俗”。我认为，传统习俗的破坏需要至少两代人的动乱，或者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

此外，有些习俗一直在那儿，其变化主要是和经济制度和条件有关。比如这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墙内链接）：（东北某村庄）彩礼的变化。

我推荐一个视频：Rule of ru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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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普世价值”是虚伪的，正义是相对的，利益才是绝对的，不妨问问：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投生”的国家，但是会随机生为该国的一个人（也即处于各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概率取决于该国社会经济情况和分布），那为了自我利益（包括本人和其子孙后代的利益）最大化，ta会选择生在什么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