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影响”
2018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影片中病人吃不起高价原研药,主动找商人买印度仿制药,最后商人被捕入狱的情节,引起舆论热议。葛绍山相信这部电影会对案件改判有推动作用,他买了30多张电影票请助理送到连云港市中院和检察院,都没有被收下。
令林永祥兴奋的是,案件当事人和家属联系上澎湃新闻报道此案,他向律师打听这家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期望该案经媒体报道后能够“尽快有个结果”。
在看守所的漫长岁月里,一切纸张都被林永祥用来写信,号友的换押证、号房周讲评记录、泛黄的济南三五二零工厂广告。2015年初,一封写给律师的信中,林永祥愤慨道:“如果家人和朋友知道我被判了重刑,一定会向驻北京香港办事处投诉,并向香港及中外媒体陈述我的惨况。”但实际情况是,律师多次微信联系林永祥女儿打些生活费、寄送生活用品,往往说了两句后,对方就不再回复。
2018年8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分别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林永祥获刑6年3个月。另有一人被判处缓刑,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及其家属很快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极力主张上诉,一边是劝说大家接受案件结果,好早点去监狱减刑,甚至恳请律师让林永祥撤诉。
被问及是否上诉时,林永祥不确定地望向葛绍山,葛绍山冲他轻轻点了点头,林永祥立即当庭表示上诉。
5天后,葛绍山带著刚刚写完的上诉状见林永祥。在会见中,他对葛绍山的称呼突然从“小葛”变成了“葛律师”,说自己考虑再三决定不上诉,后来又专门写信向葛绍山表达这些年的感谢。
林永祥感到为难,担心上诉会影响案件进展,也想早点去监狱减刑。上诉期将满之际,看守所的人从后往前依次确认是否上诉,林永祥是第八个,看守所的人跟他说其他同案都不上诉,别因为他一个人影响了案件进展。
葛绍山也发朋友圈感慨,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林永祥了,等到10天上诉期一过,案件判决生效,他们便会从看守所转至监狱。
几天后,葛绍山在北京的一场法学论坛上,恰好听到一位省高院法官出身的律师评述连云港“药神”案“没辩到点上”。趁著案件还在上诉期内,葛绍山决定再试试,“不管怎样,上诉状我要让老林签”。
最终,同案的何永高决定上诉,他请葛绍山转告林永祥,他的上诉状已寄往连云港中院,让林永祥一定要上诉到底。林永祥签署了上诉状,15名被告人中有7名提出上诉。
2019年5月20日,该案二审开庭。尽管事先已从律师处得知没有家人前来,林永祥仍不时往旁听席望去,期待熟悉的身影出现。当其他被告人正立做最后陈述时,他被手铐束缚住的双手努力伸向空中,不熟练的普通话回荡在法庭之上:“我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了近五年,希望法庭还我久违的正义,希望我的家人、香港媒体,不要以我为耻,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随著中国《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迎来首次全面修改,其中“进口未经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的规定,令不少因贩售国外药品而被控销售假药罪的被告人看到了希望。
不过,当葛绍山第一时间带来新《药品管理法》修订的消息时,林永祥只是淡淡说道:“我已经在里面关了5年,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对我的生意和家人造成的影响。”
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行为不再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根据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该条同时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四天后,被羁押了5年5月零5天的林永祥走出连云港看守所。
由于案件未结,林永祥暂时无法返回香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套1600元/月的主卧暂住,后搬至深圳的单身公寓。摄:喻六六/端传媒
“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离开看守所前,他把没吃完的麦片、奶粉、饼干、火腿肠分给了号友,一个多月前订的冬季号服也送了人,等待葛绍山前来办理取保手续。
五年来,林永祥和葛绍山第一次不用隔著铁栏杆见面,没有过多言语,两人相视一笑,握了握手。车沿著看守所出来的路开到一半停下,鞭炮声鸣与硝烟味儿不断,葛绍山从后备箱取出同案家属帮忙准备的鞭炮。林永祥找了块空地,将一长串鞭炮铺在地上,点燃,在一片响亮的鞭炮声中,庆祝自己重获自由。
车上,他还用记者的手机与远在香港的女儿通了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女儿正在办公室,连喊了他好几声,面露兴奋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香港,今天准备做些什么。
由于案件未结,林永祥暂时无法返回香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套1600元/月的主卧暂住,后搬至深圳的单身公寓。电话最后,林永祥特别强调请女儿说服母亲原谅他。在剩下来的有限岁月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香港好好尽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
除了在过马路时担心车辆,以及无法使用手机以外,他对城市并不陌生,他说自己现在走路轻飘飘的,声音也跟著上扬,“总体上感觉很棒,free as a bird。”
重获自由后的第一顿午饭选在了律师常去办公的一家咖啡馆,林永祥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奶茶或者咖啡?”他点了一份肥牛金针菇煲仔饭,右手拿起筷子悬在半空中颤抖,“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拿筷子”。
在看守所,塑料勺和手是吃饭的唯一工具,筷子属于违禁品。不过,没有筷子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不便,看守所里食物简单,往往是粥、馒头,配上一些简单的炒菜。遇到传统节日时,犯人们也可以掏钱买到月饼、粽子,尽管味道比不上外面,但多少为单调的羁押生活多些点缀。
记忆中,在连云港的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气温跌至0度以下,林永祥会见律师时棉外套外又套了件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看守所一般月开销1000元上下,而林永祥的月开销有时达到别人三倍,律师细问之下才知道,他手上生了冻疮,无法忍受用冷水洗衣服,就多订些食物分给号友,请他们帮忙洗衣服。
气候迥异和环境落差让他身上多个脏器出现不适,体重较入狱前跌了28斤。从看守所出来后的数周里,他因肠胃不适频繁地上厕所。如今,他的衣橱最上层摆放著不下五种止痛药和保健品,大多针对胃痛和胃粘膜保护。
出来后第一天,他疲惫却兴奋,跟律师一遍遍回忆著五年多来的点点滴滴,讨论案件的未来走向,一直聊到凌晨3点。林永祥主动提出想借葛绍山的手机看看电影《我不是药神》,看完后又翻著从公安局拿回的旧物件说是找找回忆。
在看守所,林永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过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新闻报道,睡前,他问记者借手机打给女儿问“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儿说有上千人被捕。林永祥又从电脑上看到831太子站袭击事件、理工大学冲突等影像片段。看完后,他对著一个陌生的香港沉默许久,神色凝重。
走出看守所时,林永祥斗志满满,很快吃完饭起身,指著天花板立下誓言,“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赚钱做生意、好好补偿我的家人,只要我身体还能坚持下去。”
但第二天早上,他在电视上看到“谴责暴力”的新闻,若有所思地低头叹息,“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林永祥决定至少干到70岁,把过去5年半丢下的生意和案件花销补回来。摄:喻六六/端传媒
尾声
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留给林永祥的时间不多了。他从女儿处得知,亲生弟弟3年前因脑溢血在美国逝世,而两个年纪50岁上下的生意伙伴也已不在人世。
林永祥决定至少干到70岁,把过去5年半丢下的生意和案件花销补回来。他戏称自己在看守所这些年,成功将商业人脉从华南拓展到苏北。有了一部从律师处暂借的手机后,他依次联络号房里认识的其他经济类犯罪的朋友,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房地产、水泥等生意。
药品生意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我只会在香港做药品生意”。他多次催人找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目录的英文版,并买了一些医药和面对衰老的书,说必须了解市场的行情。他已决定与人合资在连云港自贸区成立一家港资药品公司,进口高端药。他也决定等案件有结果后,重新联系ANKIT做生意,“我相当于是替ANKIT坐了5年半的牢,但是没关系,只要他再给我些生意。”
他说自己人生有三道坎需要过,第一道是从看守所走出来,第二道是与家人和解,第三道是回到香港后,将自己所见到的中国司法不公(枉判、冤判情形)写成一本书。但因为疫情,香港“封关期”延长,他的归家之路只能跟著延期。
在旅馆房间,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做的磁环线圈,小心地把这些零件放入密封塑胶袋内。记者问他:“你不打算扔掉它们,不再想起这段在看守所的岁月吗?”
“怎么可能丢掉?”林永祥反问。他说回到香港以后,要把这些彩色的零件排列成一幅画挂在墙上,提醒自己“It's the worst time of my life.”(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