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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国后四次意识形态破产与劣化重建
中国式悲剧
因为知道写长了你们也不看、所以下面我打算用仅几百字概括中共建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变化。供以后和粉蛆吵架用。
结论：49年以来中共经历了四次意识形态的破产，每一次重建起来的新意识形态都比上一次破产的那个更差。
推论：洼地人在这几十年里陪着CCP go to the bottom，多少也是有点劣根性的因素在里面。 注意本文仅涉及建政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49年前的路线斗争个意识形态破产问题（如知识分子党转变为泥腿子党）本文暂不涉及。
第一次意识形态破产，即毛氏共产主义的破产，以毛去世、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太垃所导致的权力真空被邓、叶、陈、胡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填补为标志。
毛破坏性创新了马、恩、列，斯的革命左派理论。毛在对马克思主义屁都不懂但是对中国儒家经典和资治通鉴史学的手到擒来、活学活用的基础上，将不知变通、本质上仍是左派自由主义的贵族知识分子们清除出革命队伍和意识形态领域，打造出了一套对内适应秦制（毛亲自给秦始皇翻案），对外超越国界并超越阶级的“伪红色、真极权”的思想体系。其意识形态的高光时刻包括但不限于（1）同化日本关东军、朝鲜光复人士、东突分子等等“加入”革命队伍，对付当时的合法政府；（2）法国、拉美红色浪潮运动中成为洋人白左眼中的真红太阳；（3）大跃进失败之后，迅速通过政治运动对迅速官僚化的行政官员、政务官员进行了彻底的、雷霆万钧的打击。使得影响面、杀人数、残忍程度远小于“大吃饱”运动的“文革“，成了无数中共平反官员和投降了至少两次、侥幸活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的切身之痛、以至于创造了新的文体——“伤痕文学”——影响了“文学巨匠”刘慈欣的“开创巨作”《三体〉的创作过程（文革有万般不好，但是培养出了一个刘慈欣，我看值了（狗头保命））。
重大打击：林彪出逃，4-5天安门事件。
第二次意识形态破产：Shopping同志的实用主义路线破产以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为标志，落得个悲剧和耻辱性的结束的下场。自此之后，中共党内再无改革派与保守派对垒。有序的政改可能性至此实质破灭。其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指导下的突出的全国范围内的宪政政绩（如少数民族政策、多级普选（率先打开村一级的口子）、党政分开、宪法最高性、人大一院制，尝试多党协商政治等）都在后来的江、胡，习时期逐渐僵化并被收回或放弃。
实用主义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曰詹姆士、曰杜威、曰胡适。到了邓这里，被走向终年的他总结为猫论。这一套意识形态的确能走通、但是其意识形态吸引力大不如毛氏共产主义。其高光时刻大约在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爆了全国范围的、自农村而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因为如一般的使用者坚持“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其能迅速的摆脱毛氏共产主义的天方夜谭，但是也因为其重实利、重现实，重结果的导向，导致以结果论，秦制下中国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管理、从素质到环境、从法务到哲学皆处处不如洋人的尴尬现实。按照实践主义，中国应该尽弃中共保守派（一言以蔽之，土包子）所拥有和珍视的一切（“大河文明”）而彻底拥抱“蓝色文明“。最终学“蓝色文明”、“海洋文明”所搞出来的和平示威轻松被土包子们的土枪土炮土坦克所化解。更西面的罗马尼亚人倒是在两年以后好好的给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好好上了一课。
重大打击：八七学潮
第三次意识形态破产是江-胡轴心的全民党、精英党的架构失败。江-胡轴心所依托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来构建全民大帐篷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并不是理论创新，而是被迫回应在政治改革路被堵死之后，如何吸纳客观存在的私有产权和“野生资本家”遍地跑的统治难题。众所周知、清末停科举的满清专制惨剧演示了如果这些人不被提供体制内上升通道那么憋的难受、一门心思寻求政治靠山的短短几十年被打断四五次脊梁骨的老中知识分子和New Money们得多么落寞。然而、不管是西班牙考察团、新加坡考察团，又或者是十分不着调的北欧考察团都没有办法给江-胡轴心团队以任何形式的参考意义。其威权彻底走向解体不仅仅体现在胡温末期的恶性的，摆在台面之上的政斗，更体现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统儒家大不敬的尴尬之中。因为自始至终江-胡核心没有办法在已经一潭死水的政治上将反腐制度化，更没有能力摆脱经济上的以外贸为基础的路径依赖。不过，吊诡的是，大概是因为西方人普遍的、傲慢的，不自觉的对远东的不屑一顾，中共此时已经越来越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并没有被西方所捕捉、反而是出现了（西方）左派赞美中国社会主义，西方右派赞美中国血汗工厂的互相矛盾却又共存的荒唐岁月之中。这种对远东的傲慢，反倒是让中国好好的讲了一套“和平崛起“的童话故事。
重点打击：胡温时代腐败失控，周永康中南海政变
第四次意识形态破产是习的全能皇帝模式破产。其破产标志，则是以疫情防治全面烂尾为代表的，一连串计划体制回归这一大前提下的立体式失控。 如果说江胡轴心时代的意识形态——如“三个代表”里反映出来的精英主义以及“科学发展观”中所反映出来的“科学主义“——是19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所标榜“科学”与“理性“，那么习加冕之后所应用的意识形态则一步退回到欧洲文艺复兴前夜的“朴素”的对世界的认识。习的这套意识形态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保守复古，一个是反美和反现代。此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这种动辄几百年的退步和已经半只脚迈入现代全球化经济的21世纪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又加剧了本就没有根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交出资产保命，加速了“国进民退“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加速这种不协调，如此循环往复。 更加要命的是，习皇帝试图既要通过这一套古代价值观和古代世界观以获得合法性，还要强行拔高这一套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落后几百年的思想包袱，以构建四个自信，“平视”世界——前者是推行基于“圣君”和洪秀全式的劣版自周传下来的“天下观“，后者则委屈了王沪宁、在“学术生涯”末期还要把这坨屎一样的“习思想“包装成古希腊圣贤所述的“贤者政治”，通过屎上雕花的技巧试图劝导世界说“风景这边独好“。在劝说无果反而同时得罪左中右各式各样的“西方人“之后，习皇帝急需一场彻头彻尾的胜利来一扫阴霾。此时，新冠疫情仿佛骑着七彩祥云到来的英勇骑士，一时间，我皇英明似乎已经昭昭然于寰宇。 尽管这种借着“防疫胜利”的意识形态大赢特赢本就是信息茧房中从习近平到小粉蛆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举国意淫、但这种基于意淫的意识形态于自然规律面前实在不堪一击。在习氏疫情防控彻底瘫痪中国社会民生之后，因为担心几个学生举几张白纸就江山变色，因此一朝“全民防控”变“全民感染”，其荒诞程度只能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而在2022-2023年一连串意识形态打击下，失去了“明主贤君“的、复古的、伪希腊式庇护的习氏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仅剩下了“反美”、“反西方”，“反现代”这样一根柱子。 两个柱石（复古、反美）哗啦啦垮了一半儿，另一根也不见得会撑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