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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其他人的尺度，它很快会异化成另外一种工具。
很多事经不起追问。恩斯特-贡布里希在《世界小史》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认识一位年长且有智慧的佛教僧人，他曾经在演讲中对他的国人说，他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很丢脸，而当他把"我"换成"我们"并告诉大家，"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时，在他的祖国就会有很多人兴奋地鼓掌，称他为爱国者。
我们这里要讲的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关。作为人类一员，我也是在对自己的愚蠢缺乏足够认知的情况下把自己推向了这个绝路。说来也简单，开始的时候，貌似是一个苦闷的人想去寻找答案------像很多人声称的那样；后来觉得可能发现问题更重要；再后来，怪诞的东西越来越多，凌乱芜杂地堆放在头脑当中，思维变成思绪，处于布朗运动状态。终于意识到，所有这些东西构成愚蠢本身。
《世界小史》
我不是说爱国主义。我是说愚蠢。贡布里希也说这个跟爱国主义没有关系，"这与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当然可以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用不着去强调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其他人都是劣等的无用之徒。"
我也觉得贡布里希这样的艺术史学家犯不上为这些蠢事费太多口舌，因为你不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
康拉德-哲尔吉，一位无辜的匈牙利作家，小时候遇到纳粹，长大了遇到苏联坦克，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异议者，他讲了另外一个寓言：
我曾经跟哈尔法路上的盲人古籍收藏家店主按重量换书。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带来的书比拿走的书重。
"你怎么没破产呢？"我问他。
"你还嫩着呢，年轻人。"他说，"你缺乏对于人性愚蠢和随机过程深刻的理解。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带垃圾过来，并拿走好东西，但是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此外，什么算垃圾也是一个非常相对的问题。"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我在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在"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这句话上停留很久，很久。
《客居己乡》
天哪！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残忍的真相------愚蠢，是啊，愚蠢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像开个玩笑一样承认自己愚蠢，有什么关系呢？小小不然地冒犯一下这个世界，只是为了显示你有点愤世嫉俗罢了，甚至还可以让你显得老谋深算一些，好像承认了愚蠢就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离真相可远着呢。
康拉德-哲尔吉的经历告诉我们，你被命运反复锤打是一回事，你可以怪在愚蠢人类头上，反正你可以做"独醒"的那一个。真相是愚蠢之外的事。或者可以叫荒诞？
《荒诞笔记》这个专栏大抵就是这么来的，以书为线索，话题常常没有什么来由。自从加缪推广了西西弗斯，荒诞或者荒谬就变得浪漫起来，而且是那种特别知识分子的浪漫。我可不这么认为。
2021 这一年里看到的东西不少，是不是荒诞，有待时间去度量。书里倒是不乏荒诞的东西，看到不少会心的地方，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年度笔记，继续以书为线索。重申一遍，这里没有答案，也没有问题，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荒诞这事一点都不浪漫。
01
最初是看朱利安-巴恩斯的那本《时间的噪音》。肖斯塔科维奇。"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因此，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或被迫在一些轻蔑冷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面前穿上衣服，他宁愿和衣而睡，躺在毯子上面，小箱子早就收拾好，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他几乎没合眼，躺在那里，想象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形。他翻来覆去，反过来又妨碍了妮塔入睡。他们躺在那里，各自装睡；也装着没听见，嗅到另一个恐惧"。
《时间的噪音》
巴恩斯以聪明为世人知，聪明的人容易变得刻薄，反正我在看《时间的噪音》时，觉得巴恩斯不是很友好。像是始终有一个英国口音的人一边在看视频一边点评着视频里这位主人公的犬儒主义人生。当然，这种感觉可能也跟我的心态有关，我那时候看了一堆劳改营里的诗人故事------我如果对签名支持苏共党中央决议的人有太多同情心，就会觉得背叛了那些诗人。
"因此他提议，在那些注定无法入眠的时光，他就出门在电梯旁的平台上消磨时间。妮塔很固执，她希望在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夜的那个夜晚，肩并肩地躺在一起。然而他很罕见地在争论中赢了一次。"我只是看到了荒诞。
我们这里记录的所有的事都与荒诞有关，它不是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曼德施塔姆准备好了跳楼自杀，也是夜里，娜杰日达看他站在窗前，"是时候了吧？......好吧......趁我们还在一起......"娜杰日达说："我们再等等。"慢先生给小鸟文学的那篇小说里，也是绝望中的两个人，商量着，要不凑和着再过两年看看？这都比在电梯口等着内务委员会的肖斯塔科维奇来要更荒诞一些。当然，这里最荒诞的是娜杰日达后来后悔了："我做得对吗？我原本能使他和我自己少遭多少罪啊......"
不过，不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经典的荒诞场面："一个男人，就像这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一夜又一夜，等着被捕。"在这种压力下，肖斯塔科维奇选择后来的顺从和配合------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也没有太多可指责的：无非就是可以参加文艺界的大会、在某某艺术家或者叫人民公敌被批判的时候他有资格签名落井下石、支持中央全会和文艺界的每一个决议、去纽约展示文艺界的精英并没有全在劳改营死掉以及还有出国的自由......肖斯塔科维奇在纽约放弃了成为一个叛逃者，由此他被定义成一个体制拥护者。
这是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作曲家，没有成为普世价值观的信奉者，或者说正好相反，成为这一价值的敌人，这让人遗憾。世界对他的指责也是因此产生。
肖斯塔科维奇在一部口述的回忆录《见证》里，充满委屈：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或那个上面签字？"可是没有谁问过安德烈-马尔罗他为什么要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身的白海运河的建设？不，没有人问过。太糟糕了。他们应该问得多一些。毕竟没有人能不让这些先生回答问题。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威胁他们的生命，如今也没有。
白海运河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披露古拉格群岛之前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工程。马尔罗是法国著名左派，还做了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肖斯塔科维奇的质疑是我们荒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困惑我的重要东西：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还要赞美白海运河，是什么蒙蔽了这些人的眼睛，或者让这些人选择视而不见？
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利翁-孚希特万格跑到苏联写了一本叫《1937 年的莫斯科》，这本书一出，斯大林就找人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大印特印，肖斯塔科维奇对这个人"又恨又鄙视"。
他写道，斯大林为人单纯，充满了善意。我曾经以为费希特万格也是被羊毛蒙住了眼睛，但是后来把这本书重看了一遍以后，我看出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在撒谎。他宣称，"我所理解的事物是好极了的。"他所理解的是莫斯科的政治审判是必要的------因此好极了。据他说，这些审判有利于民主化。不，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这个人号称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肖斯塔科维奇可能最恨的就是这一群"人道主义者"了。在朱利安-巴恩斯对犬儒主义肖斯塔科维奇解剖之前，肖斯塔科维奇早就质疑过巴恩斯的同乡、另一个大聪明人萧伯纳了：一，你没见识过什么真正的独裁者；二，没有真正在独裁者治下生活过；三，你或者瞎，或者瞎说。
名气同样响亮的人道主义者萧伯纳又怎么样？这个人说过："你用'独裁者'这个名词吓不倒我。"当然咯，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所住的英国没有独裁者。我记得，他们最后一个独裁者是克伦威尔。萧伯纳只是拜访了一个独裁者。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在饿死。然而，萧伯纳的机智和勇气使人感到愉快。我对这一点有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曾不得已而把我的《第七交响曲》的总谱送给他，因为他是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不过，我也觉得匪夷所思，用自己没有经历过某事来证明某事没有发生过，这天真烂漫劲儿与萧伯纳的见识不大相符。这更像一个爱情中的女生甜蜜说起渣男：他对我好，他不是坏人，我从来没看过他欺负别人......萨特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人道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我觉得他比萧伯纳晚了几十年，就要成熟很多，不会再犯小女生这种爱情中的错误，"如果你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参与了革命运动，你就不能谴责苏联。"
左派经常会有些不同凡响之处，超越了小女生的萧伯纳之后，萨特从视而不见直接进化到"不能说"的境界。在为苏联辩护的勇气上，萨特是个坚定的人。赫鲁晓夫发布著名秘密报告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重创萨特，实际上当然不是......"最大的失误恐怕要算赫鲁晓夫的报告了。因为依我之见，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前，是不能这样开诚布公的。对一个长久以来已成为该政权化身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斯大林）进行郑重其事的政治揭露，并且详细公布其罪行，简直是一种疯狂行为。"不止如此，雷蒙-阿隆记录说：
古拉格劳改营还不足以说服存在主义者：苏联站到营垒的错误一方。"不管苏联现实社会的性质如何，在力量的平衡中，它大致站到了反对我们所知的剥削形式的斗争力量一边......"结论是（如果可以下结论）："殖民地是各民主制国家的劳改营地......"
《雷蒙-阿隆回忆录》
你知道吗，细品一下，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赞同、或者赞同一部分萨特的意见。雷蒙-阿隆引用这话，可能也既爱又恨。阿隆后来回忆他们刚进巴黎高师的时候："他既不炫耀，又不故作谦虚地谈了对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自己有天赋，认为要同黑格尔齐名，攀登的道路不会太艰苦，时间也不会太长，但要超过黑格尔，就要颇费些力气。"这种满溢着元气的人，不做左派简直是暴殄天物。
萨特说，所有反共分子都是走狗。肖斯塔科维奇借着孚希特万格说人道主义者：仅仅笨蛋还是不够的，必须还是一个无赖。他说，"我不需要他们的友谊"。
为什么这些人向全世界撒谎？为什么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名誉和尊严毫不在意？后来我突然平静下来了。他们不在意就不在意好了。去他们的吧。他们最珍惜的是他们作为著名人道主义者的舒适生活。这就是说不能真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在我眼里成了孩子一样。讨厌的孩子------这差别极大，正如普希金常说的。......我不需要他们的友谊。我只想迈开两只脚尽可能跑得离他们远些。
《见证》那本书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之一种，人自然也是其他人的尺度。朱利安-巴恩斯用一种普适的尺度去衡量困境中惊恐的肖斯塔科维奇；在纽约笃信地下铁道的人希望用一种解放黑奴的热情去解放肖斯塔科维奇，至少让他成为一个尺度去完成对极权统治的度量；萧伯纳用自己在莫斯科吃得不错来判断大饥荒的不存在；萨特用列宁主义的纪律性和以牺牲小我保护大我的意识形态来捍卫他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来度量他人，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玩世不恭、迷惑、瞎或者其他。而每一次我们试图去用人来衡量或者界定人的时候，都意味着人可能被工具化。肖斯塔科维奇某种意义上是个绝境中的康德主义者，他是那些让人感觉耻辱的签名者，他是参与了对其他无辜艺术家的批判，他是没有在最没有障碍的时候投奔自由世界，但这都不是他被鄙视的理由。
他们被叫出去见一些外国旅游者，某个不是保卫这个就是为那个战斗的人物的代表团。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脑子里都有一件事------尽可能快一点吃。叶夫图申科有一首诗很中肯地描写了这些友好代表团："餐券在手，招来五洲的朋友。"于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迫去见这个代表团。又是老花样，要证实他们还活着，很健康，幸福，对党和政府极为感激。
"朋友们"手里拿着餐券，除了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对党中央委员会和日丹诺夫的讲话有什么想法以外，再也想不出更聪明的话。日丹诺夫的那次讲话是把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当作典型批判的讲话。他说，左琴科是个毫无原则和良心的文学流氓，他有一副腐朽、堕落的社会政治和文学丑态。不是面目，他说的是丑态。日丹诺夫说，阿赫玛托娃以她的诗里的腐朽、丑恶的精神毒害苏联青年的思想意识。
所以，他们对这个决议和讲话能有什么感想呢？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虐待狂吗？这就像问一个刚被流氓吐了一脸唾沫的人："你脸上给人吐了唾沫，有什么感想，你喜欢吗？"这还不够。他们是当着那个吐唾沫的流氓和匪徒的面问的。他们明知道他们要走的，而受害者还得留下来同这个匪徒打交道。
阿赫玛托娃站起来说，她认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决议都完全正确。当成，她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些不知羞耻的、无心肝的陌生人只能这样做。她还能说些什么？说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疯人院里？说她蔑视和憎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是的，她可以这样说，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见到她了。
当然，"朋友们"回国后可能"在朋友中间"把这件惊人的事情说一遍，甚至可能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可是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失去阿赫玛托娃，失去她晚年的这些无与伦比的诗。国家就要失去一位天才。
02
人是其他人的尺度，它很快会异化成另外一种工具。
一个人如何看自己，取决于不相干的他人如何判断。人的解放，也不光是自己怎么解放，而是其他人怎么解放的问题。只有不相干的其他人获得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孔多塞在 18 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之前发现黑人、发现女人、发现新教徒、发现犹太人与法国人与天主教徒都是一样的。这是启蒙理性对人类的最重要贡献。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诗人协会为曼德施塔姆申请裤子和毛衣------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整个新生的红色俄国非常贫穷。负责为文艺界人士分配资源的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给了毛衣，却亲手划掉了裤子"，娜杰日达说那时已经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靠学问多少得到应得的东西。曼德施塔姆的学问不够得到一条裤子。"另外一位诗人古米廖夫把自己的备用裤子给了曼德施塔姆，他觉得穿着古米廖夫的裤子，"格外勇敢，格外有力"。
大卫-格罗斯曼讲过另外一个关于布鲁诺-舒尔茨的故事。格罗斯曼起初不知道舒尔茨这个作家，更没看过他的作品。当他读到这位德国犹太作家的作品时激动不已，"每个段落都是奇异现实的轰炸------梦境、噩梦、想象和幻想。阅读他的作品，让我更愿意活下去"。然后格罗斯曼讲到了他的死亡传说：
他受一名德国军官保护，这名军官杀死了另一个德国军官保护的犹太牙医。于是第二名德国军官去找舒尔茨，用枪将他当面击毙。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那个军官说。
我跟大卫-格罗斯曼一样，看到这里强烈感受到被摧毁的感觉。他说他可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这话说的，谁会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人竟然会被视为可以取代的、可以任人处置的"的世界上呢？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4》
在这些故事当中，不仅仅是草芥一样的人命问题，而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被扭曲的问题------扭曲你的究竟是什么？
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里讲一位从达豪集中营里被解放出来的波兰人，他称之为贝塔，"贝塔属于那个精明而健康的人群，并且他吹嘘自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他说，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
有一次，一个卫兵要给他一个面包，但若要拿到这个面包，他必须先越过防护沟，这条沟是条警戒线，如果发现有人越过这条线，在那边站岗的卫兵就有权开枪打死他们。一个卫兵打死一个人，便可获得三天假期，外加 5 马克奖励。贝塔知道这个卫兵的意图，便拒绝了这一诱惑。
《被禁锢的头脑》
贝塔的原型是塔杜什-博罗夫斯基，1943 年 21 岁时被捕，囚于奥斯维辛，转到达豪集中营时被美军解放，二战后他在波兰成为作家，"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 年，不满 29 岁时在华沙自杀身亡。
乔治-奥威尔说他会天然站在弱势的那一面。弱势也包含了那些不走运的人。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社会里，不走运的人经常会被忽略，或者被歧视。
《关山夺路》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里讲过一个跟他一起在国军共事的杨书质排长。国军排长没有去台湾，"杨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离开沈阳，回到天津做小生意。1951 年镇反，他判了 12 年劳改，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1959 年提前释放，回沧州老家种田，这年杨老 38 岁"，王鼎钧再度联络上国军排长已经是 1989 年，这时候杨 68 岁。"像所有故事一样，"王鼎钧说，"国民党旧人的家属无论多么痛苦，并不怪中共的政策，只是同声责难一家之长害了全家。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的下落。"
杨老反对平反，反对我在回忆录里写出他的名字，本书初版只称杨排长而不名，21 年后本书改版，才把"书质"两个字补上。他拒绝回忆当年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对现在和未来完全绝望，也完全厌恶自己的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他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军官，他原是一个安分守己苟全发生的小市民！可是这几个角色命运一律不准他扮演。
乱世中成为普通人，当然是最质朴的愿望之一。对于杨书质排长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结果。我看《吴宓日记续编》，基本上是一步一步断了成为小市民的可能性。大部分类似的故事中------我们在后面还会把各种残酷的东西反复呈现出来，我们所说的荒诞并非残酷，而是不能控制的个人命运。《吴宓日记续编》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面有弹幕一样的前读者评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无事随心所欲，有事胆小如鼠"......这话是后来人说得轻巧。即使性格如此------就像贝塔难免暗黑和虚无，吴宓处人处事有诸多弱点，但你指责吴宓和贝塔，这就是我们荒诞世界里最荒诞的那部分。
《吴宓日记续编》
巫宁坤劫后余生，与老同事聊天感慨，话不投机。
"你听听！你一点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