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作者| 龚奕洁、涂宇明

经过两天、16小时的庭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于6月17日下午公布了对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猥亵儿童案作出当庭判决，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

为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王振华案并未进行公开审理，但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据凤凰网财经记者了解，该案由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方两人的代理律师共四人，王振华作为第一被告，其辩护律师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肖霖、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被害人方面委托的代理律师是上海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计时俊。

凤凰网财经记者联系到计时俊，计时俊拒绝接受采访，但明显感受到其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满。“你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别的办法。”计时俊表示，但拒绝对此案作出更多置评。由于是公诉案件，被害人对结果不满无法直接提请二审，仍需要通过检察院。而普陀检察院在庭审中建议的量刑幅度即是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李肖霖方面亦拒绝接受采访和评论。“我们是做无罪辩护的，但也不是随便提出的。我只说这一句。”对于是否仍继续次上诉，坚持做无罪辩护，李肖霖表示要看当事人及家属的意愿。

凤凰网财经了解到，王振华在庭上始终未承认实施猥亵。但该案的审判长在澎湃新闻的采访时指出：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经过事先预谋，由周燕芬制造条件，王振华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相关事实有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和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距离去年7月1日王振华被警方带走，事情已过去了一年。王振华的宣判，却带来新城系股价的回涨。6月17日午后，几乎在宣判结果发布的同时，新城系股价拉升，新城控股收盘涨逾1.99%，港股新城发展收盘涨逾5%，港股新城悦服务收盘涨逾3%。

定罪量刑是否合理？王振华始终未承认实施猥亵

普陀法院给王振华裁定的罪名是“猥亵儿童罪”，而不是“奸淫幼女罪”，这也是量型依据。

根据澎湃新闻，审判长表示王振华与被害人不存在性器官的接触，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佐证了该事实，故王振华的行为系猥亵行为而非强奸行为。

凤凰网财经了解到，王振华在庭上始终未承认实施猥亵。法医鉴定受害少女确实存在处女膜破裂，然而诉辩双方对于伤口的新旧存在争议，对于王振华是否猥亵也一直争议。

据《棱镜》报道，王振华其中一位辩护律师称王振华虽有嫖娼行为，但明确对幼女有防范意识，知道国家法律底线，坚决不能碰幼女。故其接受（牵线人）周燕某主动邀请对成年女性进行嫖宿的行为，可以受到治安处罚。

知悉本案庭审的人士向凤凰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称王振华以为周燕芬要为其介绍的是嫖宿成年女性，到后方知为幼女。周燕芬是案件中的牵线搭桥者，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王荣梅告诉凤凰网财经记者，猥亵儿童罪存在两档法定刑，分别为五年以下和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到十五年。因此从第一档法定刑来看，一审判决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是顶格判处的。问题在于，王振华这个案件能否适用第二档法定刑，即五年以上？根据刑法第237条规定，升格法定刑的情况包括“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据了解，被害人方面曾希望根据第二档进行量刑。但法院认定王振华的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但其不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也不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但由于被害人不满12周岁且被造成轻伤二级的严重后果，王振华到案后及庭审中拒不供认其猥亵，法院称酌情从重处罚。“综合考量本案对被害人身心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及社会危害程度，在公诉机关建议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依法对被告人王振华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但一位了解案件的人士表示，王振华两位律师作的是无罪辩护，对此判决结果或有较大可能性上诉。 “我们是做无罪辩护的，但也不是随便提出的。”对于是否仍继续上诉，坚持做无罪辩护，王振华代理律师方面表示要看当事人及家属的意愿。

......

http://www.forbeschina.com/billionaires/49425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616/china-economy-movie-theaters/

自从习近平表示不需要影院后，它们似乎肯定还会继续关闭下去。除了在几个省份进行了几次短暂的实验外，它们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大家想看电影，就看网上的吧，”习近平3月31日在视察华东地区的浙江杭州时说。

在一个逐渐走向一人统治的国家，没有人敢公开挑战这一决定。这符合近年来时而出现的对习近平唯命是从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越来越频繁地重复。

在整个中国，其他场合几乎都已开放，甚至连剧场也不例外，作为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观众之间需要隔一个座位。在上海，一出话剧刚刚上演，歌颂新冠病毒在武汉暴发并最终得到控制期间，武汉人如何坚持挺过日常生活。

世界各地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影院来吸引人们走出家门，希望他们在看完电影后能够留下来吃饭或购物。但由于监管的特殊性，中国的购物中心尤其依赖影院吸引客流。

欧美的购物中心通常建在郊区土地便宜的地方，占地面积很大。观影者通常开车前来。他们在电影院来来去去，可能根本不会路过或进入这个购物中心里的另一家商店。

但是，中国严格的法规限制了低层建筑的城市蔓延。汽车拥有率也远没有那么普遍。因此，购物中心必须是高层建筑且靠近公共交通。

中国的购物中心通常在高层建筑里占据五至九层楼不等。电影院通常位于购物中心的顶层。看电影的人需经过许多商铺和餐厅，乘坐似乎没完没了的自动扶梯上上下下。

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RET睿意德四年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去购物中心看电影的观众会在购物中心里购买饮食。研究还发现，超过40％的电影观众会去购物。

最近因电影院关闭而蒙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购物中心和里面的商铺。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服务公司天眼查的数据，今年至少有1542家影院公司和制片公司停业。数据显示，今年有8000多家电影制作公司、电影咨询公司和其他与该行业有关的企业倒闭。

上周晚些时候，一名中国电影高管的神秘去世引起了全国关注。一家仍在营业的电影制作公司、连锁影院博纳影业集团宣布，其最知名的高管之一黄巍在北京一个富裕的社区坠楼身亡。

该公司的公告说，他长期失眠、心情压抑，已排除刑事案件嫌疑。警方在声明中证实了他的死亡，但未提供任何细节。

如今，只要习近平发话，下面的官员有时会过于迅速地将其实施，导致新的困境出现。关闭电影院不是唯一的例子。

2017年夏末，习近平下令中国北方各省减少雾霾，干部们拆除老式的煤炉，却没有顾得上是否有足够的天然气来供暖。几周后，当习近平下令减少北京的人口时，当地官员在几乎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推倒了成千上万农民工的住所。初冬严寒紧随其后，学龄孩子冷得发抖，农民工无家可归，这样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愤怒。

影院经理高德志说，如果不快点结束电影院禁令，那么附带的经济损失可能会很大。他说：“如果再不开业，很多影院周边的商户会面临关门的危险。”

中国当代艺术能“产生世界影响”体现在哪呢？有那些西方艺术家是受到它的影响？

@小火车车 #8 嘿，支那人。你们就是靠这样的士兵来打胜仗的吗？

@嘿支那人 #9 你觉得这样无意义的骚扰就会让你变得值钱吗😂，我觉得不会，不过你开心就好。

@岁在甲子 #1 战争会让印度的统治更稳定嘛

@J4ck410p3 #4 我家房子产权70年600万人民币,我澳洲房子产权999年215万人民币 你是权贵家族没事出来兼职五毛体验生活?

自己不去专门学一门语言，而靠问别人来获得知识。愚蠢至极。以后越来越少的企业招PHP了。。这趋势都不懂，活着何用，初学者就别入坑了。人家招的都至少3年以上。PHP的性能瓶颈决定了只有中小企业才会用它，或者大用PHP测试用。

v2ex上有那么多牛B的人，为何他们还没有帮你解决问题。

给2049艺术专栏作家natasha点个赞

快来围观这里有人宣传社会主义

愿我们能完成肖申克的救赎。

一想到自己见证了小二退出，到小二在2020年大部分回复和留言，虽然我从未看过端点星，甚至可以说把小二弄出某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冲击结果。那又能怎样呢。有人需要向小二道歉吗，难说，也许那些人一开始并不是拿了美国人的钱，或者什么反x团队的钱，到了某香港事件之后才改变性质的？没人知道。

小二的大学同学，校友们也没有多少出来搭救他的。也许他们心里还看不起这样的人，善良成了罪过。

为什么难过？那些真正搞港毒的混蛋人渣，居然还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娱乐节目里，我们的小二是真正的良心犯。比那些真正的垃圾叛徒汉奸要正义的多，可道德高地没用。没后台，被人搞了就是这样。

那些在某网站曾经和小二有过良好沟通的活跃人士，现在也个个寂寞如鸡，安静如鸡了。

都撇清关系，在党面前很忠实，在网路上极端反华，做个彻底的两面人。

他们就是那样子的，卑鄙，小人。他们或许比我们的小二有钱有背景，也许就是贪官的后代，那又怎样

宁可找个国家变成朝鲜，我也不希望它落在那些汉奸的 手里。

他们连小二都不愿搭救，你又如何当他们是同志？

@爱狗却养猫 #4 我在想，或许小二的同学能不能想办法挖几个活跃的反华反中的港台北美活跃分子，特别是藏在电报里的人的真实信息，然后卖给大使馆，或许就能换小二早日出狱了吧。

我要是有高达，我会真的把那些藏在香港大学生里的权贵二代三代给碾死，把东突杀个一个不剩。很多人都太善良了，以为某些杂碎是反共，救华，那些人本质就是极端反华的，你看看 推特上的“中流青年”现在改名瞄x青年，就是那样的杂种，这个人原来就藏在隔壁站，对这些逃离大陆然后专职反华仇中的杂种，你能说他们是你的战友嘛

那些贪官后代能是你的同志嘛

这些三教九流，骗子，信邪教的，各种反社会人格，仇恨分子。还有各种犯罪分子。

以前的共产党，总有舍身取义之辈，而今天你们看到的所谓的反中骨干，港台反中组织，北美的几个小丑

有哪个是正义之辈，有哪个有正气的

@爱狗却养猫 #4 看到小蔡 小陈到现在还没啥好的迹象，哪个和小二有过交流的人能不痛心？

越是痛心，想起他们坚持平等的信念做事，想起他们尚有不背叛祖国的底线，不反人类不反社会。

就更加的悲凉，到现在也没见哪个xx的民运组织出来搞campaign，也就be4那样的发发邮件。

怎么办？如果一开始小二就收集好各种情报，把他们卖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地下党一般的艰苦。而且你还不知道所谓的同志根本就是仇人。

先从一个现象说起：有的中国人喜欢说，某某国外艺术作品用了中国元素，我们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了，作为中国人我自豪！

艺术史有个术语叫world art，世界艺术。这个术语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艺术，欧洲艺术，非洲艺术，中国艺术，日本艺术等等。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在同一时空存在，并且某种程度上相互影响，比如毕加索借鉴了非洲雕塑，梵高学习了日本版画，欧洲的洛可可风格学习了中国风元素等等。

这样看来似乎是不是好像世界大同，人间充满爱啊？并不是的。

如果艺术如此泛爱，那殖民者都给被殖民地区带来了理性、法律、文明和科技，也是不远千里送爱心了。

关键在于你用什么视角去看。

对艺术的评论，有时代性。比如你现在用文革的阶级斗争观念去看社会，人们会觉得你的观念过时。对艺术的看法也是一样，也有时代性。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殖民史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艺术，就是从world art的视角去看的。然而新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新的角度。1984年纽约MoMA博物馆的“二十世纪的原始主义”展，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展览。这个展览启发了对于世界艺术史的广泛思考，并催生了global art 全球艺术这个概念。

上图就是这个展览的一个场景，非洲艺术和欧洲艺术并列陈列。如果换成是中国艺术，估计某些国人就要自嗨了：中国艺术走向国际了，我自豪！然而，现实比你想的要冰冷。

比如《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油画，其中可能出现了哪些非洲面具，就把那些面具摆在旁边。非洲艺术与欧洲艺术，在策展人的概念里，并不是平等的。即欧洲艺术是主体，非洲艺术不过是作为陪衬和注脚。策展人对于非洲艺术的起源、发展、现状，丝毫不关心，只关心非洲艺术如何给欧洲艺术作陪衬。

2018年，梵高博物馆也举办了一场"梵高和日本“的展览，其实策展思路与1984年一脉相承，将日本版画与梵高作品并列，说明某幅梵高作品使用了哪张日本版画。而对于日本版画自身的来龙去脉，无一字表述。

萨义德于1978年发表了《东方主义》一书，提出了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即东方并非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一个被西方所建构的东方。西方在18-19世纪盛行的中国风，日本风，西方18019世纪的浪漫主义题材中的东方形象，都是东方主义的一个体现。

抱有东方主义视角的西方人，将东方看成是一个浪漫化的，神秘的，甚至性感的，有异域风情的形象。典型的东方艺术形象多与女性形象有关，比如浮世绘中的艺妓，土耳其浴室中的裸女，苏丹后宫的半裸嫔妃等。不仅如此，他们眼里的东方还是静止的，几百年没有变化。多少西方人到东方来是为了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异域风情？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要么是唐人街上风情万种的神秘中国女子，要么就是会中国功夫的打女，只有这么拍才符合人们心中的东方印象。这种现象虽然在逐步改变，但脚步还是太慢了。

回到开头某些国人的自嗨，这其实是中了“大国叙事”的毒。

大国文化叙事作为“中国梦”的叙事的一部分，要强调国人的爱国主义，就需要说明这个国家有“多么值得你爱”。因此这套叙事除了经济富有和国力强大，还包括强调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国文化越来越能影响世界，意在增强国人自豪感。至于中国艺术是不是那么强大，现实其实很骨感。就算中国图像元素被外国艺术家借用，中国水墨技法被借用（这种说法很值得推敲，水墨技法并非中国独创，西方用墨的历史也很悠久），中国美人被画在在西方油画里，陈逸飞的上海印象美女在美国的画廊里出售，又怎样啊？还不是在贩卖异域风情，满足了西方世界的中国想象而已。这个都要骄傲，简直是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

真正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艺术舞台的，其实是不被中国政府待见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思想在国际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占的篇幅，已经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艺术种类。说要骄傲，应该以他们为骄傲。但中国目前没有一家官方博物馆敢收藏中国当代艺术。而土豪们一边喊爱国，身体却很诚实地收藏当代艺术，就跟他们一边喊爱国一边把孩子生在美国送到美国读书一样精神分裂。

@J4ck410p3 #7

说的好像美国人后半夜不能逛街一样，好像中国没有瘾君子一样，好像中国政府没有隐瞒疫情导致疫情扩散一样，好像武汉小女孩没有追着灵车喊妈妈一样，说得好像中国全民覆盖医保一样，说的好像中国不是6亿人平均收入1000元一样，说的好像中国不是全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地方一样，说的好像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就是自己不愿意用一样，说的好像外地人在北京暂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多合理一样，说得好像民工学校没有被大量关闭一样，说得好像李文亮就该被训诫一样，说得64惨案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得到一样，说得习总还没你有水平竟然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这么烂的国家学习一样，说得中国没有无脑小粉红为极权无耻洗地一样，说得好像中国的烟草集团没有和政权勾结变相鼓励香烟购买一样，说得好像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不是全世界第一一样......

中国人民当然可以breath, 因为不能呼吸的都连I can't breath都没机会说。

你既然享受这么美好的生活，骂个美国都要翻墙，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墙内以后千万记得要上微博知乎教训一下习大大，竟然见识还没有你高，把女儿送去美国这么危险的地方学习，万一被杀了怎么办。

@爱狗却养猫 #4 好多人到最后就信佛，信道教八卦了，那个侯德健就是。

我不希望大家最后也变成那样。所以，能走的都走，不能走的就转变自己适应这个残酷的时代。

@J4ck410p3 #30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的鸡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请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你还有没有良心？！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以前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在这里满嘴乱喷？

A：这鸡蛋真难吃。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的鸡蛋是伪蛋。

A：这鸡蛋真难吃。

B：没有老场长，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A：这鸡蛋真难吃。

B：要对咱们家的鸡有耐心，它一定会下出更好吃的蛋。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也吃过这样的鸡蛋，现在是初级阶段。 不就这点套路么

@张怀义 #5 请问Innodb中的事务隔离级别和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请问Redis中是如何实现内存字节对齐的？

你搁这搞笑呢，靠认识别人表明自己懂得多还是比我强？

@未来人 #22 您关于辩论的说法我是认同的。

《胖虎习近平说》

BGM： 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

另见非乳透社小池塘投稿作品——野兽先辈习近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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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加入工会、建设抗争——不再隐忍装备不足、弹药短缺、人员匮乏等恶劣的条件

彼得红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在这个优于世界多国的台湾防疫工作之中,医护人员的辛勤贡献之重要性乃是毋庸置疑,讽刺的是,许多医护人员抱怨到：“防疫欠装备,医护超狼狈！”4月22日,医护工会联合记者会上声明,尽管陈时中于3月11日发布“致护理台湾队”一文保证物资充足,但仍有三成的护理人员认为N95口罩等防疫装备严重不足。甚至N95口罩过期、密合度不佳反映后,还被要求续用；手术房护理师反映不论一天开几台刀,一整天都只用同一副口罩,罔顾增加病患感染风险！而至今仍有防水隔离衣紧缺之情形,使得护理人员穿上露颈、露腿又露背的“防护设备”,增加病患交互感染的风险。

血汗过劳、如何打仗？

3月22日,某一养护机构护理师遭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被发现在发烧初期仍被雇主要求工作长达四天！可见台湾护理人力不足、血汗过劳的情况,是会导致防疫工作的破口,但面对此事,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竟说“不会对养护机构咎责”。此举,毫无疑问是纵放与宽待医疗、养护机构的资方或高层长年来压榨基层人力的歪风。根据调查,在疫情爆发后护理人员禁假、禁特休从59.9%增加到66.3%,不安全的跨科支援病房（资方节省人力的手段,许多护理人员对于跨科支援的病房知识与团队不熟悉,导致身心俱疲,无法维持照护品质）从60.4%增加到61.6%,非自愿待命或弹性休假从60.8%增加到66.0%！新冠肺炎使得基层医护人员原本已经相当血汗的劳动条件雪上加霜更恶化！

在防止社区群聚感染的战场上,校护面对校园中几千位学生,在新冠疫情之下增加量体温、卫生教育等抗疫的业务量,时常接触到发烧、咳嗽的学生,政府一度锁住校园护理师的健保卡,使得校护不能领取政府发放业务量之外的口罩,增加校园内外社区感染与交互感染的风险,经由校护协进会的抗议,使得校护可以领取业务量之外的口罩。在三月份高中生开学时感染新冠肺炎,甚至传染给同学,可见校护是抗疫、预防社区感染中重要的角色。可见,劳动者组织抗争是围堵防疫潜在破口所不可或缺的！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主张,为抗疫战争做出重大牺牲与努力的劳动者们（例如医护人员、公众场所清洁人员、口罩产线工人等等直接、间接参与防疫工作的受雇者。）都应得到充裕且可观的防疫津贴——财源就从“防疫富人税”而来！而非现行政策下,仅有部分接受防疫中心征调的人员可得到职务防疫津贴。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是真正的抗疫战士与受难者。这场战争,必须赢得胜利。但若要减少伤亡与确保胜利并让战士们得到应得的奖酬。前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加入工会、建设抗争——不再隐忍装备不足、弹药短缺、人员匮乏等恶劣的条件！

抗疫前线战士,组织起来！

唯有将可动用于医疗与防疫用品生产的企业和工厂交之民主公有化,才能确保防疫战争中的“军需物资”生产充裕,与此同时——金融部门的民主公有化是确保生产医疗防疫物资之资金充裕的必要条件。而要彻底终结血汗过劳、人员不足的窘况,除了医护人员加入与组织工会抗争、要求补足人力外——更需要反对医疗营利化、要求将医疗部门民主公有化,并大幅增加医护人员育成的公共教育投资与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大幅增加对于医疗智能辅具的投资和生产——用于救命和照护,而非企业盈利。如此才能确保,在未来对抗病毒与传染病的战争中不再有战士不足、物资短缺下的惨剧。

印度在冰川打了巴基很久，双方死亡上千，只为了一个冰川。

这次没啥可后退的，来一次打一次。

@J4ck410p3 #5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我甘拜下风。

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更多权利。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

生命权的定义是什么？仅仅是是活着吗？生命和自由权紧密不可分，只说生命不说自由，就是牲畜一样毫无保障苟且偷生随时被侵犯被杀毫无能力说不的生活。

你喜欢这样的生活，不用拖全中国人民下水。

老胡：中国已撅起，已强大到可“拳打北海敬老院，脚踢南山幼儿园”

@胡编乱侃 #2

被阉了的狗还这么能叫，也是佩服

这是要打赢啊，打输了，被印度人统治，殖民了，那恐怖。

吃饭会不能用筷子了，手抓着吃。上厕所不能用卫生纸了，用人的左手。印度把牛視為神，印度会不准吃牛肉了，牛可到处走不可侵犯。还有老鼠神庙，要膜拜老鼠了…。可怕。

站在中国人立场，支持坚决反击，狠狠的教训下阿三。

@electron8964 #1你又在盯着老胡的丹田下…，你是个花痴。

一级页面能访问，article页面报CF520。

持续时间至少3分钟以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HVxCCH_LM

战争只会让中共统治不稳固，不管最后输了赢了。

怎么会去看这个人微博啊，还是也是转载

魔幻啊，之前看到个新闻，一人抢劫路人一块钱，买了块糖，最后判刑十年。说是不管金额多少，抢了就判。而我又听说有拦路用微信抢劫的事，司机被迫给路匪转款五千人民币，报案了也没人管，但抢个一块钱却要判刑十年了。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516472692015154?_wb_client_=1&dt_dapp=1

这个世界的冷漠和卑劣让人绝望

这么不正确的记忆，怎么能立案处理呢？ 毕竟现在大家关注的是Black lives matter，必须批判警察暴力，特指美国的。

今年1月15日是杰出的革命社会主义领袖罗莎·卢森堡遇害101周年纪念。本文由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首次發表。文中探讨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捍卫，以及面对着当时日益机会主义和改革主义的的德国社民党领导层，她对于革命改变的必要性之坚持。

Eleanor Crossey-Malone（ISA爱尔兰支部）

为祭奠罗莎·卢森堡的死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莱昂·托洛茨基在德国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裡，提到了第一次看见她的情境：

「她登上了代表大会的讲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化身。以她的逻辑与讽刺作为武器，让她最公开的反对者都沉默了。」

——托洛茨基，《卡尔·李克卜内西与罗莎·卢森堡》，1919年

卢森堡以她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挑战而闻名。她是一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观的阶级战士，同时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工人斗争的乐观主义者。即使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们的历史性背叛，她仍对工人斗争与胜利抱有信心。

卢森堡于1871年出生于波兰，是一位犹太人后裔。从15岁起，她就活跃于社会主义政治中，协助组织罢工。她發表了一篇关于波兰工业發展的博士论文，是当时为数不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国期间，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德国社民党成立于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社会中拥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抵达柏林后，她成为一名记者，同时在党组织的培训中心裡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在卢森堡的年代，欧洲许多社会主义运动都声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联繫，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党——当时被称为「社会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组织。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政党，也常常需要通过在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来使他们的思想合理化。但是，这些国内政党和国际组织实质上成为了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和方式的平台。这些分歧最终展现为国际组织内的两个不同阵营，特别是在俄罗斯和德国的政党中，这些分歧展现得最为显着。

革命社会主义者是这场争论的一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了解到最终必须资本主义系统割离，同时工人阶级必须从资本主义阶级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以这个立场介入在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日常斗争中。资本主义本质就是一个危机不断的制度。它会一而再地为工人的新起义创造条件。然而列宁特别指出，为了确保他们的胜利，必须做好准备 ——通过在革命党内组织起来，同时保证党能成为工人的利益而开战独立战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工人革命视为一种活生生的發展，并力求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需要。

改良还是革命？

第二国际内部争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观点的支援者。这种观点被总结为改革主义意识形态。另一名德国社民党的成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为第一个对这一倾向作出理论表达的人。在他的着作《进化社会主义》(1899年)中，他挑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的观察。伯恩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不是本质上是一个容易触發危机的体系，反之，它有着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 ——它的「适应机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从而去规避革命性和系统性变革的需要。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引擎，而应该是通过组织工会和争取改革的反式，帮助资本主义制度适应和避免危机。

伯恩斯坦认为，只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迎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不再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独立运动的平臺，而是其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她完全贊成工人阶级为改善他们的权利和条件而斗争。然而，她并不把这场斗争本身视为目的，并驳斥了资本主义这一体制是可以改革的观点。

卢森堡在伯恩斯坦的书中，看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戏剧性决裂。这种分裂具有深远和危险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工人运动，并颠复整个欧洲發生的剧变。她写了《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做为回应，在其中她解构了伯恩斯坦的论点，也披露了其弱点。她驳斥了关于信贷制度今后能避免陷入危机的错误观点。这一观点在未来，2007-2008年的经济崩盘，也就是所谓的「信贷紧缩」中得以证实。她提出所谓的信贷制度，实际上即是允许企业在崩溃前背负巨额债务，会让危机变得更加影响深远且更具破坏性。

伯恩斯坦在辩论中声称，无论每个群体设想什麽道路，他们最终都将支持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卢森堡质疑到，如果工人的斗争导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来的同时加强资本主义制度控制，那麽为什麽社会主义会成为必然的呢？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又将如何立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支柱？她恰当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对征服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的人，并没有真正选择一条更安稳、更平静、更慢的道路，来以达到相同目标。相反，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目标。他们并非如他们表面所说的却选择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主张对旧社会进行肤浅的改造。」

—— 《改良还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义的根源

卢森堡指出，这些思想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学术阶层，他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斗争中最尖锐的武器——从党内广大工人的手中夺走。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担心改革主义领导层会暴露得不够。伯恩斯坦的理论并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观点，而是中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入侵。由于中产阶级位处在社会中的夹心位置，他们会分成一方支持资本主义，和另一方对大资产阶级怀有敌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终表现了中产阶级的一种不可能的期望，即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可以简单地自我调节，而无须经过精英阶层（拥有私有产业，从工人劳动中获取利润）与工人阶级（一方面出卖劳动製造巨大的财富，一方面却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之间的冲突。这些想法也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在社民党日益壮大并愈加官僚化的情况下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后来，卢森堡也曾与那些比表面上声称支持她在《改良还是革命》中政治立场的人發生冲突，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位，是社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皇」。在1910年，卢森堡写了一篇关于「群众性罢工」问题的文章，作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对德国那些佔统治地位的阶级——普鲁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对卢森堡来说，这样的罢工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部分表现」。

考茨基反对这一立场，这反映了保守派不愿去疏远日益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的想法。他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策略是，让社民党在「消耗战」中逐步「积累力量」。然而归根结底，这反映了他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缺乏信心，以及社民党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脱离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革命斗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發，所有这些政治分歧都变得愈加明显。

资本主义与战争

马克思主义解释了资本主义系统本质上便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在于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紧张关係。1914年，这种革命性的观点系统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根本上代表了竞争资本主义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为了通过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场牟利。统治阶级愿意派遣数百万工人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相互屠杀。然而如果劳工领袖支持战争，那就意味着工人组织服从于保卫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及其制度。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坚决反对战争，呼吁在国际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结束一切战争。

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之间發生了严重的思想冲突。所有在交战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都在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是必需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内所有阶级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这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屈服于这一想法。然而，虽然第二国际的成员党达成一致反对战争，实际上考茨基和社民党内的改良派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并不反对战争。

卢森堡很清楚，放下阶级斗争，就等于放下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工具，实际上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裡做到了——同时于之后的所有战争亦是如此。所以最终卢森堡和李克卜内西被迫退出社民党，成立了名为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独立组织——以古罗马奴隶起义的着名首领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罗斯爆發了大规模罢工，推翻了沙皇独裁统治，并發展成推翻改良派临时政府的一场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导下，俄罗斯革命取得了成功。与社民党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简单地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同时同时适应体制，并越来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党。自成立以来，他们一直是一个为革命做准备的组织，并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其领导和干部都是认识却经过考验的战士，在20世纪初，他们在俄罗斯与沙皇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也许罗莎·卢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她没有在德国或波兰（她在那裡也很有政治影响力）建立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她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战前时期打击堕落的社民党改良主义这方面，她的声音很明确。然而，她的思想并没能通过一个组织来表达出来，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建立一个重要基础。然而直到战争时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KPD）成立时，她才试图纠正这种情况。即使德国共产党仍吸引了不少杰出的革命阶级战士，但它缺乏经验，缺乏德国工人阶级的充分支援，无法發挥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当然，对卢森堡的上述批评，需要考虑到其所身处的历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一个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此之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国社民党才是工人挑战资本主义的典范组织。

鑑古知今

今天，社会主义变革的急迫性与工人意识和组织水准低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衰退，并标誌着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受到新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它促使工人採取行动去捍卫自己的工作、工资和条件。工人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寻求解决办法，并将眼前的问题联繫起来，例如削减公共服务、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这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编队中找到了政治表达，并为英国的科尔宾（港：郝尔彬，台：柯宾）、美国的桑德斯、法国的梅朗雄（台：梅兰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经历过经济危机以来，人们开始思考工人党应该如何组织、如何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等的问题。

然而，与紧缩政策和对工人的攻击齐头并进的，是削弱妇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体权利的推动，像特朗普（台：川普）这样的人，错误地将生活水准和工资降低归咎于制度之外，并归咎于其他受压迫群体。今天，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阶级斗争的记忆体，把斗争重新集中到应有的目标上。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对工人的攻击和一切压迫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从而建立团结统一运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训。向保守和民族主义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採取两害取其轻的做法、或将我们的愿望局限于更仁慈的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仍然非常现实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对这些思想的时候。然而，这些忽视工人摆脱过去的束缚和领导的压力，特别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弃。卢森堡之死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强大的革命领导层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扎根，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大的民主集中组织，历史将会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剧表明，这样的一个政党是绝对必要的。

罗莎·卢森堡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她向统治阶级和与他们合作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劳工领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话语将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这个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过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将『再次崛起，并挥击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惊恐的是，它将用喇叭高声宣佈：我是过去，我是现在，我是未来！」

—— 《秩序于柏林恢復》，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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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 Cambodia ：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　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　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 14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 4 月 17 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 4 月 17 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 1976 年 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 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 17 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 4 月 17 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 4 月 17 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 年 12 月，当 S21 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 1978 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 1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70-1/80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　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 The Pol Pot Regime ）一书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 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今年 4 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 1930 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 1960 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 AK47 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 32 岁、女子 25 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 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 Ta Mok ）。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 Tram Kak 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 1999 年 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 1978 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4 月 17 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 10-16 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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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比喻： 胡狗像陀螺，谁抽他抽得狠，他就跟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