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 #149557

西欧拿低保能在东欧退休，北欧拿低保能在南欧退休 ↖(^ω^)↗

跟很多其他概念一样，利己主义有通俗意义和哲学意义。通俗意义就是说一个人比较自私，比如钱理群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用法一般是带贬义的。

哲学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是中性意义，是以指行动以是否有利于自己为出发点。然而有一种“利他式的利己主义”，即相信帮助他人也会使自己得到满足，从而利己。这也许算是“格局很大的利己主义”吧！

@沃森生物 #150757

谢谢，承你吉言 ：）

截止目前，香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已经取得了一金二银，成绩骄人。每当香港健儿获胜，香港市民欢腾鼓舞；当运动员失败或因政治狙击影响到成绩 – 民建联穆家骏炮轰香港羽毛球一哥伍家朗的队服是黑色且无区徽，市民投以安慰并义愤填膺；当爱尔兰与香港混血游泳健将何诗蓓接连取得两枚银牌，爱尔兰总理也祝贺的时候，香港人欣然接纳并与有荣焉。借由此次奥运，香港人的本土精神再次得到增强，而里面透露出的世界主义精神，也很值得玩味。

本土与世界，看似一对矛盾，其实不然。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语κοσμοπολίτης, 由"κόσμος" （宇宙或世界）和πολίτης, （公民或城市），整个词可以理解为“世界的公民”。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在Samuel Scheffler 对世界主义进行定义的方法是，首先看世界主义反对的什么。世界主义反对这种说法：个人身份和成就取决于他在某个稳定群体内的成员资格。世界主义者认为文化总是在变化之中，一个群体并不总是稳固的：老一代人带着他们的记忆死去而新一代带着新的问题和经验逐渐走向成熟，任何文化群体都在面临外界影响和挑战：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或者新发明的技术和医药，外来思想、语言。文化是不断变化和重构的。世界主义者认为，迎接外来影响和挑战，并不是文化软弱或不健康的标志。 此外，世界主义者还强调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人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并不是通过沉浸在单一的文化之中，而是利用来自不同文化的材料和信息，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来构建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它们的创造也更新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资源存量，是其他人也可以受益。因为世界主义拥抱广泛的自由主义，因此也形成了与民族主义的对抗。

香港人的本土精神，尽管在近年来达到顶峰，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本地身份认同还没有在居民中形成。从二战后到60年代初，香港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难民社会，人们在经济活动、家庭和文化联系方面仍然与大陆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法的中国移民仍然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被接受，但从7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对于移民的政策，导致了本土认同的产生。在1970年代，对移民的限制和控制越来越多；后来在1980年代，政策进一步走向全面的移民控制，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独特的地方认同感。

地方认同感的形成也可以归功于1966年和1967年的大规模骚乱，以及此后殖民政府在社区建设方面的有意识的努力。这两次骚乱源于某些社会阶层对特定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不满如贪污腐败，并引起了人们对地方事务的普遍关注。骚乱之后，华人社会精英被吸纳到政府咨询委员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中，使人们觉得自己更像公民而不是被殖民的对象。然而，诸如 “公民权利”和 “法治”等普世价值仍然被英国政府刻意淡化。相反，在暴动之后，政府有意识地将 "法律和秩序 "作为执政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阐述。总的来说，直到1980年代，香港的人权意识仍然非常薄弱，"以权利为基础 "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尚未形成。不过，在社会动荡之中，争取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也频频出现了，并开始与早期殖民地时期的稳定和社会控制的专制话语形成竞争。两种话语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英国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的混合性，也导致了香港人混合的价值观。

时间线跳到千禧年前后，2004年至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保护香港文化遗产与反对城市发展主义的斗争，并促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的形成：本土主义者。除了形成新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一轮的亲身试验也实现了抗议策略的范式转变。直接行动（占领公共空间、与警察对抗和公民不服从）--与和平、合法和非对抗性的游行相区别--成为香港集体行动的一个突出部分。

1997年的经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崩溃，政府的经济政策上开始向文化和文化遗产旅游上倾斜，希望把香港打造为世界文化旅游都市。这一政策激发了民间社区对于本地历史的兴趣，集体记忆的概念开始普及。有关文化遗产、空间和记忆的政治催化了人们争取社区自治和民主的观念和运动。从2006年到2007年的反对拆除天星码头的运动，以及2009年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中，人们对于民族志和本土叙述的兴趣，成了抗议活动中的思想动力。

香港人的本土精神，与世界主义精神并不互斥。首先是世界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在英国殖民期间，香港公众就已经开始反对殖民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自由的压制。经历过天安门事件，香港人进一步强化了自由和民主理念。其次，英国一百多年的统治，香港人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语言、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并形成了本地的特色，如外人听起来滑稽的中英夹杂说话方式但是香港人用起来非常自然。在回归之后，对普通话的逐渐普及和对英语教学的减弱也引起了人们的反对，因为英语作为香港世界身份的一部分正在被削弱。2006年在中学教师和校长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几乎93%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或同意需要加强全球公民教育。

除了拥抱世界主义，香港人还体现出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拒绝，而将本土身份至于国家身份之上。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声称自己 "先是香港人，再是中国人"，其次22%认为自己只是 "香港人"，22% "先是中国人再是香港人"，19% 只是"中国人"。同一调查发现，受访者对共产党的热爱程度在10分制中只得到2.91分。然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得了6.49分，但对香港的热爱高达7.52分。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认为，要理解香港社会，应该从三个维度入手，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都市和香港作为本土社会。这种角度也帮助我们我们理解当下的香港精神。即香港精神在与世界的交融中产生和发展，即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附记：李静君在2020年5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香港属于世界”。这一说法遭到蓝丝狙击，说她支持港独，应该被大学开除。李静君教授不得已发表声明，表示该说法是一种文化上的“属于”而不是“政治上的”，并且该讨论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文化分析。李静君与今年七月与理工大学约满离职，返回了一直欢迎她的UCLA。

@Truth #150392

加入共產黨的也可以這麽則我辯解。

共产党员多数是为了在体制内混个好工作，他们有多爱共产党，不是明摆着的吗？

比較好奇什麽時候“爲了經濟利益”可以成爲道德的擋箭牌。

先别说你的做法多无聊：还写信给人家介绍中国人权问题，如果对政治不敏感压根这种信都是垃圾邮件。

你的问题是，自己设立了一套超高的道德标准，然后用这套道德标准去要求普罗大众。

既然你喜欢以偏概全，既然你可以由谷推导到所有中共党员，那你也可以在给谷写信的功夫，写信给所有西方国家政府和大型企业，所有人立刻停止跟中国做生意，如果不停止就是认可中共反人权行为。他们可比一个运动员政治敏感度强多了，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做，你再要求谷不迟。

谷个人没有参与可见的镇压活动和反人权行为，也没有证据她政治敏感度高到明知有反人权活动并充分了解其危害仍然入籍，她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对她的苛责没有理由。

哪天你自己要是某种特长杰出到中国政府要向你伸橄榄枝，大笔利益诱惑你，你再用这套标准去砸中共吧。道德绑架别人就免了。

@Truth #150372

自願加入中國的必然是認可這些道理的。

自愿加入中国国籍，与必然认可“这些道理”，看不到高度相关性。中国移民部门没有给谷安排7站一样的考试，所以也无法证明谷认可了“这些道理”。也无从证明谷从心理完全接受了中国国族身份并心甘情愿维护国家安全。

習近平現在還沒有直接把新疆人扔毒氣室，但是這不代表就比納粹差。

有关中共和纳粹谁更罪恶这个争论是无解的，如何判定罪恶复杂且无统一标准，在这方面浪费口舌就没必要了。你觉得中共更罪恶就更罪恶吧，各自保留意见。但重点是，就算你在这里说了一大堆中共更罪恶，你也证明不了谷是“清楚地知道中共的罪恶”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加入中国国籍。你无法排除她仅仅是政治不敏感和单纯谋利。

所以，无论你怎么说中国的罪恶，你都无法证明谷在道德上存在问题。既然如此，这么一大堆批斗又从何说起呢。

@Truth #150359

既然改了國籍，我就有理由認爲一定程度上endorse了目標變更國籍的國家的政權和文化咯。

很多时候改变国籍是一种经济策略而并不是认同所在国的政权。

1936年，假如有美國人變回德國國籍去恰納粹的錢

1936年纳粹还没变脸，即便在二战前夕，还有不少人对纳粹抱有幻想，认为是改变世界的明日之星。对于对政治不敏感的人来说，更是无所谓，有钱就恰钱。现在中国虽说是威权政治，但跟纳粹比还是有点牵强，用不着苛责对政治不敏感的人。不然，现在全世界都应该立刻跟中国停止做生意，免得让中共壮大腰包，但是可能吗？美国政府都做不到，何况美国公民？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50356

请问为了谋求利益而改换国籍为他国参赛的道德问题在哪里？

国外选手改换国籍为别国参赛是常有的事，为什么美国选手不能换成中国籍？

我是不大了解支是什么意思，谋求个人利益算“支”吗？那整个西方社会都是支了。

支黑是一种心理疾病。有些人是跟自己的身份不能和解又找不到出路，就把这种不满投射到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人和事上了。

@thphd #150216

自由港地位面临西方制裁，港股药丸

这件事还不好说。看这里 #148851

@thphd #149520

造成京广南路淹没的，不是原本清澈的雨水，而是突如其来黄色的洪水（这点已经被监控视频证实），所以导致大量人无法及时离开。目前高度怀疑是上游泄洪导致的。

似乎黄色水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泄洪。下图是2012年721北京暴雨的路况，也是黄色水。

@消极 #149383

颠覆等于反中？比如讨厌北佬水客捞佬之类的，构成对大陆人的歧视，但是不构成颠覆。

这也是辩方的一个论点，但是不会诉诸“歧视”，而是恢复秩序。以前香港某些地区发起过“光复上水”和“光复屯门”的活动，目的是驱逐水客，恢复旧有秩序，这里就没有夺取上水或屯门政权的意思。

@猫宅冻 #149392

有关光复的意义，控方专家认为光复有夺回政权之义，这个意思自古以来从未变化。而辩方专家从元朝的文献中，找出元朝皇帝曾经说过：光复祖宗之业“。皇帝不可能推翻自己祖宗建立的政权，因此光复亦带有振兴和恢复秩序的意义。

因此，光复并非只有单一的夺回政权的意思。

此外，辩方专家还从社会统计学角度，对2600万条网络留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光复与独立关联不大。

当然，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于光复的解释，自己认为光复就是夺回政权也无可厚非。

但在法庭上，辩方的意图在于为被告脱罪，立场是光复与颠覆政权无关。而且，这一案子牵扯到几十甚至上百被控违法国安法的人的前途，越能证明光复与颠覆政权无关越好。

强烈建议您阅读 /t/13553 和 /t/13586。

@公孙策2 #149371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控辩双方的研究方法和论点，请看这里 /t/13553 和 /t/13586。 李詠怡是第一轮辩论的辩方专家证人，李立峰是第二轮的辩方专家证人。

我再强调一点，要分清楚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请问对这个案子您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什么？

@公孙策2 #149368

我建议您先读一下楼主的帖子。

这是香港记者对国安法第一案——唐英杰光时旗案的法庭审理记录。法庭的焦点就集中在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是不是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权上。

控方当然是希望为光时口号定性为港独和反中，为整个镇压的合法性定下基调，但辩方当然是为了给被告脱罪，要证明光时口号不具有颠覆性。法庭辩论的重点，在于双方各自邀请了专家证人，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寻找光时的含义。信息量很大，需要好好看。

@thphd #149301

想得美。

尽管有站长一贯噎死人的语气，但是还是感谢回复。

没法聊天，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没法聊天不是观点不同，我喜欢金庸，你不喜欢，这叫观点不同。观点不同仍然是可以聊的。所谓的没法聊天是另外一种感觉，叫做回答无力。

你看着一个奇葩的观点，不知道从哪里回答起，就好像少林寺的澄观大师看着小太妹阿珂阿琪的乱打乱咬，不知道从何破起，反而把自己看晕过去了。

**是什么导致了没法聊天呢？我觉得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双方占有的信息不同，并且大大的不同。甲是读金庸的，乙是读金康的，乙有生以来从来读的都是金康，他家里只有金康，他家附近只买得到金康，他住的镇上的书店里只有金康，他的同学朋友也只知道金康。很自然，他就一直呆在“金康茧房”里了，以为金康是金庸。

**不止如此，可能乙这位老兄还偏偏精力十分旺盛，**热爱文学，自负把金康读了千百遍，**到处发表意见、找人辩论，**探讨武侠话题。**那么乙就成了一个移动的水雷，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因为别人和他讨论不来。你说的是金庸，他说的是金康。你说金庸刻画人物很不错，他说拉倒吧我觉得很一般，然后摸出金康的书来，不信你看，blablabla。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懂得金庸的。他们是真的懂武侠，了解金庸，可以给你把真相娓娓道来。这种人其实相对是少数的，也是最宝贵的。

第二种，是虽然不懂金庸，但却明白金庸非金康。他们固然搞不大清楚武侠是什么样子，也不关心武侠，但却至少知道一点——金康不是武侠，是假武侠，是冒牌武侠，读了会上当。这种人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是聪明的。

不过还有第三种，就是之前我说的，只晓得金康，却又坚信自己读的就是金庸的。什么都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心。看过山的人只了解山，看过水的人只了解水，可是在家里看万花筒的人以为自己了解全世界。这种人你是搞不赢的。无法聊天的感觉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聊天这种事，总是信息量小的人赢。信息量只要足够的小，就自然成为一种不坏体神功。**就好像《倚天屠龙》里写的那个“金刚伏魔圈”，范围每缩小一尺，抵抗力就强了一分。等缩到不能再缩的时候，就针插不透水泼不进，自说自话天下无敌了。

历史故事里不就这样吗，你说陛下老百姓很饿，晋惠帝说那咋不食肉糜也，谁赢？他赢了，他信息量小，小到了金刚伏魔圈的境界，可以轻松把你打败。一个读金庸的人永远打不过一个读金康的人，一个学唐诗剑法的人永远辩不过一个学躺尸剑法的人，因为他信息量小。你说唐诗很美，他说呸当我不知道呢，“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美个屁。

你下定决心，抓住一个读“金康”的，打算要告诉他金庸到底是咋回事，才刚从1924年说到1925年呢，旁边忽然凑过来一个读“金庸新”的，冷笑说：“呵呵，要说好看，还是《大侠风清扬》《九阴九阳》好看，那才是正版金庸……”你就只有一秒真气尽泄，回复无力，说，群是你们的，你们随意。

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一直都忽视科技的发展....所以三十年来，哲学一直忽略了因特网

欧洲的形而上学也透露出衰老偏执的状态

很有意思的文章。新的科技进步很难用旧的哲学框架解释，但作者却引用了阿甘本的哲学理论。阿甘本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是以“例外状态”来诠释社会历史进程中政治威权与法律的关系。阿甘本最深层的忧虑来自于例外状态下的法律失范被规范化，即特殊情境下政策的常态化以及民众对此的接纳。尽管这对中国人见怪不怪了，但是疫情期间，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趁机将特殊政策常态化（如香港），通过凌驾于法律之上（或篡改法律）的手段制造紧急状态，实现对社会的强化控制。为阿甘本的理论增添了现实意义。

@消极 #149243

他说的是他没看见死人，原则上也没错。不过那是一个“电视招供”，那种情况下你还指望他说出什么？即便如此，刘晓波也是愧疚的，并且“下定决心用一辈子来赎罪”了（王丹语）。

@爱狗却养猫 #149157

人民日报：用遗忘制造记忆。

@消极 #148982

我觉得利己是根本的动力，所谓打破原子化，也不过是以宗族，家庭，教会等小团体代替了个体，仍然是利己主义。 ...利己不仅是用来保护个体，也是保护小团体。

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恐怕我说的“利己”跟你所说的“利己主义”不是一回事。

社会原子化，将人情关系打破，迫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这并不是出于理性考虑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

借用一个城市规划史的例子，美国50年代倡导“理性城市规划”，将居住区隔离，住户被孤立，缺乏交集。美国社会活动家Jane Jacobs就提出批评，认为这些规划造成了邻里关系的衰落。以往有交集的街道可以让人们从窗口看到外面的行人、交通和商店，从而起到阻止犯罪和邻里互助的作用。Jacobs认为打破交集的街道，使得人人入住彼此隔离的公寓，缺乏对陌生人的监视，使得空间变得不安全，居民也越来越缩在自己的空间不出去。最后，形成地盘制度，高档社区和贫民区隔离，收入和背景不同的人更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人际关系被打破后社会原子化的一个表现。

@沉默的广场 #148967

说得太好了，特别是引入了“原子化”这个概念。

将社会单位原子化，就打断了彼此的价键连接，于是亲情、友情、爱情等各种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理性利益的衡量成为了唯一的行为准则。这一理论似乎可以用于解释当今中国社会普遍的利己思想。

作者：萧云 （转自 萧云facebook ）

周冠威导演

弁言

早於反送中運動的某夜旺角，筆者赫然見到周冠威也在場拍攝，但他著筆者保密。兩年後真相大白，有一個人看完《時代革命》後嚴肅地站起，回頭望向身後的周冠威：「周導，你十九會被拉。」

只有極少人獲許觀看《時代革命》，除了片中受訪者，還有答應會為周冠威辯護的律師。

因為記錄片由名字到內容都沒諱飾，翔實紀錄反送中運動，所有口號和訴求都可在片中看到，一名受訪者便形容習近平為「皇帝」。

還有兩名受訪者本可優先欣賞卻沒有機會。

戴耀廷坦承若果當年七一他身在立法會，作為「和理非」他或許會阻撓群眾衝擊，但結果令他別有感悟：

「勇武派更愛香港，願意付出更大代價。和理非嘅最高層次就係自我犧牲，我自愧不如。」

而何桂藍則在片中佔更大比重，因為她在 7.1 和 7.21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說梁凌杰的死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第一筆「血債」，此後出現不斷的自殺潮，猶幸自毀的傾向「靠運動嚟治癒」：

「從此民主運動 ground 喺香港依個地方。」

＊ ＊ ＊

一、是香港人促成這部電影

「喺康城。」

筆者探詢《時代革命》在哪裡首映，周冠威回答時語氣難掩企盼，那裡畢竟是電影的聖地。但聽著他侃侃而談，漸漸發現他說的「興奮」無關個人榮辱，「可以將受訪者嘅說話放喺咁得體嘅地方上映，我好滿足。」

影片已抵法國，政權無從阻撓，周導終於鬆了口氣。儘管康城影展早於 7.06 開幕，卻刻意瞞住《時代革命》的首映，直到 7.15 國際媒體才陸續披露，7.16 的首映日才公開海報。據悉康城深明事關重大，影片的上映或牽起莫大風暴。

但周導不會出席影展，因為擔心一去就無法回來，他誓要留在這片土地。

《時代革命》是周冠威第一齣紀錄片。過去他一直拍劇情片，因為《十年》的《自焚者》而暴得大名，也因此片開罪權貴而備嘗冷待。

晚近周導終於憑《幻愛》從谷底翻身（cutt.ly/8mY8Gkz），事業本可望更進一步。但他從不甘於苟合取容，註定要踏上 Robert Frost 的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自反送中運動爆發，周導和不少電影人都想去記錄這個大時代，「好想喺依場運動出一分力，我有嘅係攝影機。」可是他正籌備新戲，也素來是「和理非」，既沒有資金另闢計劃，也沒有經驗跋涉前線。他有點不好意思透露，當警察推跌陳基裘伯伯並在狂射胡椒噴霧，片中發出「嘩」一聲的就是自己。

「好想做又唔敢做。」既有家室之累，又有後顧之憂，當時正在躊躇。

所以最初並非周導促成這部電影，而是天假因緣才有《時代革命》。一名商人看過《十年》的《自焚者》而相當感動，在 2019 年 8 月主動聯絡周導，說很多人不明白香港的遭遇，希望有一齣電影記錄這場運動，認為周導能夠勝任，願意提供資金起步。

「當時我好亢奮，我一直期望出去記錄，終於有人推動我。」不過運動卻超乎想像地持久，資金無以為繼，周導私下眾籌集腋成裘，電影才終於殺青。

由於遲至八月開拍，而且礙於資金有限，很多重大事件和航拍片段都來自一眾電影人與各大媒體，「眾志成城」方有所成。故周導說在海報和結尾都沒強調自己是導演，而是「香港人作品」，「無論依場運動定依套片，都係好多人奉獻而嚟。」

《時代革命》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即國安法生效之日殺青。周導一個人出門，拍下紀錄片的尾聲。「依場運動由逃犯條例開始，因國安法而終結，總結到依場運動，係互相呼應嘅悲哀。」

他卻料想不到當日依然有很多人上街，還有很多人沒放棄。

＊ ＊ ＊ 二、不匿名攸關責任

周導解釋片名在國安法推行前早已想好，他有想過更改片名或刪節內容，但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沒有付諸行動，同事也從未勸過他以自閹換自保，「我好慶幸大家知我份人，冇勸我咁做。」

「我懷住本心呈現依場運動，香港人的確喊過依啲口號。」初期的標誌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中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晚期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周導申明要如實交代運動的發展，「我要呈現真相，如果隱瞞係對唔住歷史。」他的堅持呼應了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的自勉：「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

在片末的製作人名單，周冠威是整個團隊唯一公開身份的人，「我掙扎咗好長時間。」開始傳出風聲會推行國安法，他已思慮應否匿名，「條片出到街，又保到自己。」

但匿名要面對兩個難關，一是實務，二是自己。總有人要負責「孭飛」，出面接洽發行，參加影展等等，「始終要一個有身份證嘅人。」就算自己隱身也要有替身代勞，否則實際的運作會困難重重。

「我確實搵到替身，有人肯替我『孭』依套片，俾我可以匿名。」未幾便發生初選大圍捕，替身告訴周導：「我好想繼續睇您嘅電影。。。我願意為您坐監。」

「聽完佢咁講我好驚，我真係好驚。」連累別人坐監比自己坐監更令他害怕，「縱使佢樂意承受，但點解係要佢承擔？我訪問咗咁多人，自己匿埋係不負責任。」

所以更難過的第二關其實是自己。應否具名的壓力令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夢裡重遇自己的小學老師，「佢係我人生第一個讚賞我嘅人。」

周導回想從前的自己，小時候他好自卑。平生第一次獲得肯定，就是老師對他說：「周冠威你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

在夢裡他被無數警察包圍，但和老師、太太和兒女坐在一起，他們閒話家常，非常平靜。說罷周導長長舒一口氣，數十年前老師的期許成就今日的他，「我係一個負責任嘅人。」

「夢醒我覺得好舒服，我唔需要匿名，依套電影係我拍嘅。」

＊ ＊ ＊

三、人事交融締造巧妙平衡

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可從兩方面概分為四類。

梁思眾的《傘上：遍地開花》、陳耀成《撐傘》主要為國際觀眾而拍；陳梓桓的《亂世備忘》、林子穎的《地厚天高》、「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理大圍城》則主要為香港人而拍。

從另一角度再作分類，《地厚天高》乃以人物為主軸；《理大圍城》則以事件為主軸。四大取徑互有組合，亦各有得失。

筆者曾向《佔領立法會》暨《理大圍城》的導演請益，他們都思考過此問題。外國觀眾很難理解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但又不想枉費篇幅解釋，而令作品變得淺薄，兩相權衡寧願以香港觀眾為先。

然而周導另有追求，拍攝任何作品都想所有人看得懂，還念及五十年後的香港觀眾，即使後人昧於過去依然能理解運動始末。「我唔理係邊度嘅觀眾，我係畀所有一張白紙嘅觀眾。」

「我希望有大事件嘅敘述，亦有小人物嘅描繪。」為了涵蓋整場運動，又使不同觀眾都能理解和投入，周導遂力求巧妙平衡：既拍事，又拍人。結果人事交融的成品「好 brief」地長達兩個半鐘，居然毫無冷場。

「剪咗好多次。」純熟的剪接讓複雜的人事交錯銜接。由訪問哨兵台、家長車的運作開始，藉此縷述運動的開端，隨後指陳種種警暴，再引介前線抗爭者的故事，而他們又為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戰作鋪墊。周導以人託事，以事寓人，人事交替讓情節層層推進，既讓外國人看得明白，也讓過來人看得入神。

周導很在意前因後果，「搞清楚乜嘢係因，乜嘢係果。」特別是運動為何爆發，為何激化。比如片中有促狹的一幕：一名市民質問防暴警的所作所為，防暴警朝他大聲吆喝：搵律師啦！不料該市民真的打電話找律師，要求身上沒有任何號碼的防暴警交代警察編號。本來態度囂張的防暴警氣焰頓時熄滅，縮往別處，由另一防暴警取代其位置。

還有一名受訪者是救護員，電影拍下他雖身患哮喘，但在催淚煙中不顧自身，除下口罩借給老人。他在 8.31 的太子站外哭訴能否下去施救，終究被警察拒絕而廣為人知。「本來佢只想救人，但經歷咗好多警暴，令佢愈嚟愈猶豫武力係咪可以解決問題。」影片細緻刻劃救護員和同學討論以暴易暴是否正當的思辨。通過受訪者的心境轉變反映大時代，見微知著，可概其餘。

「如果大家剩係見到汽油彈，一定嘩嘩嘩！你要睇到之前香港人點和理非，受過乜嘢遭遇，忍咗幾耐，你先明白點解運動走向勇武，轉變係有過程。」藉由受訪者現身說法，「政府不從民意」、「警權不受制約」乃是因，行動升級才是果。

周冠威對民主運動的歷史判斷，與殷海光不謀而合，後者九死不悔也誓要為五四運動招魂：

「掌握國家或社會機構的得勢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主觀的自是之見太重，『我執』太深，而又過分自私自利，多方設法阻抑新力量之成長；那麼，在這一反激之下，溫和的自由運動，不是失勢，便是激化為激烈的勢力。於是，暴亂發生。。。使天下動亂者，不在自由份子，其責多在反激之的得勢少數人。」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節錄）

＊ ＊ ＊

四、紀錄片不等於新聞報道

認識敘事（Narratives）的人都清楚，一切歷史敘事都隱含政治立場，從而形塑我們的政治歸屬。因此學者 Molly Andrews 點出「國族記憶的計劃受到（政府）嚴密監督。」《時代革命》擺明車馬站在抗爭者一邊，抵抗官方的「黑暴」敘事。

可是香港人習慣了看《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訪問民主派之餘也要訪問建制派，藉此平衡「觀點與角度」，一些紀錄片都奉為圭臬。儘管《時代革命》涵蓋了抗爭者的不同光譜，但由始至終只訪問抗爭者，必然會惹來質疑，是否「中立持平」和「一面倒」。

周導解釋「documentary 一定會有立場」，不能流於「2019 年香港大事回顧」。《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畢竟是新聞報道，紀錄片雖有不同路向，卻不必囿於「持平」的窠臼。

「去番現實，我地仲需唔需要更多官方論述？」周導指出絕大多數媒體已由政權掌控，官方敘事已佔壟斷地位，那才是真正的「一面倒」。再去「持平」不過變相助惡，「依種平衡係不需要，不道德。」

周導斬釘截鐵：「我好坦白同你講，官方論述係謊言。我唔想講咗 2 + 2 = 4，就夾硬要搵另一人個講 2 + 2 = 5 — 多麼荒謬，我忍受唔到。」

「我寧願將篇幅畀抗爭者，尤其係需要蒙面嘅 Nobody，俾佢地有發聲嘅渠道，歷史需要佢地嘅聲音。」

拍攝《時代革命》最困難之處，就是在這場 Faceless 的運動大部分受訪者都要蒙面。「和理非」的受訪者可主動邀約，但前線受訪者則有賴巧合機緣。得拜託互相信任的前線穿針引線，再認識其他成員，聽他們訴說身世經歷，像試鏡般從中挑選代表，「你去到邊我跟到邊。」

周導披露在理大圍城戰，拍攝團隊共有五支鏡頭，從電影可見跟著抗爭者左衝右突萬分驚險。但更難得的是長期跟訪，記錄劫後餘生的慷慨餘哀。抗爭者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強迫罷工」不可行之餘，也沉溺於中大的小勝而失去分寸，冒進戀戰，終致坐困理大的悲劇。誠如一名受訪者感慨，理大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情緒病」。

國安法的打壓令抗爭者失語，「就算蒙住面都要拍到佢地嘅心。」周導刪去《時代革命》的一切記錄前，僅讓受訪者重溫以保他們安全，「仲喺香港嘅都搵哂」，受訪者都接受周導的處理。可惜有兩人失聯，有兩人身不由己，其中一名受訪者就在約定觀看那天被捕。

電影拍下他們的回響，「做咗好多嘢，唔可以同世界講，好辛苦。。。」最後他們多謝導演。一名前線抗爭者更反過來問周導，「導演咁你點呀？」現在輪到周導上前線，記憶之爭的前線。

「我成日諗佢地安危，點知佢地調番轉關懷我。嗰刻我好窩心，我自己都唔知我需要被關懷。」周導漸漸明白自己恐怕比受訪者冒更大風險，《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那天，他的一生就會從此改變（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可是後有追兵，前路無人。

「冇人會同我再合作。」好不容易才靠《幻愛》苦盡甘來，周導獲得投資者青睞。但得悉他拍攝反送中運動，投資者向他鄭重道歉：「對唔住，應承你嘅事我做唔到。」新戲已暫時擱置。

甚至過去合作過的演員和同事都可能受連累。說到別人周導長長嘆一口氣，一時無言以對。「最擔心係依樣，影響到其他人最難過。」不知怎樣安撫他們，可保他們平安。

他有想過自己是否「自私」，「但犯罪嘅唔係我地，責任在政權，唔應該係我。」

「我唔想用依個比喻，但我地唔可以指責個女仔著裙所以俾人強姦。」無獨有偶，電影中一名受訪者便形容香港正受「強姦式統治」，而反抗會受到指責。

去到中大保衛戰，另一受訪女生語帶哭音，嘶聲力竭呼叫：不要再勸人「唔好送頭」，不想年輕人「送頭」就由你盡力獻身。 唯有所有人都盡力，才有另一個可能。

＊ ＊ ＊

五、自我實現的「自焚」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Peter Maass 走訪過巴爾幹火藥庫，見證南斯拉夫內戰。他曾質疑塞爾維亞人為何對同胞的暴行無動於衷，直到他親歷暴行為止。

當 Peter Maass 親眼看著一個塞爾維亞人捉住一個無辜的穆斯林，先毒打一身，再拉開步槍的保險掣，Peter 發現他和同事居然識時務地袖手旁觀。幸好穆斯林的妻子趕到，冒死擋在丈夫前面，最後夫妻都逃過一劫。

但最難受的是 Peter，原來他活在太平盛世的正義感，去到臨難之際會無影無蹤。他終於明白為何大部分人活在亂世會獨善其身，因為他沒有不同。

原來今年一月左右，有人深夜致電周冠威，謂收到風聲《十年》眾導演皆勢遭清算，勸他「as soon as possible」立即走。 也許周冠威會成為《十年》的另一導演歐文傑，但他拒絕。

「我唔走！我走就會輸俾恐懼。」他解釋留下是「追求自由」，因為自由不繫於肉身而在靈魂，「就算離開香港我都會俾恐懼囚禁。」 《十年》的生命力遠勝其他話題作，至今依然被反覆引述，其預言能力令觀眾無不歎服，而《自焚者》更可謂眾片之冠。

周導忍不住苦笑：「當年我都講過《自焚者》係我事業嘅自焚。」不但預視香港，也似乎預視導演的命運。

他有點同意用《自焚者》參照自己人生，因為一個忠誠的創作者是將真心放入作品。「我拍《自焚者》絕對唔係鼓勵大家自焚，而係象徵犧牲。藉電影問自己同觀眾，願意為信念為香港犧牲幾多。」

「2019 年抗爭者已經答咗我。咁我呢？」最後周導的答案是「我願意」，《時代革命》於焉誕生。「我唔知要犧牲到乜嘢程度，但我甘願。」

「所有結果都想像過。」他清楚自己的「下場」很可能像伊朗的異見導演，比如《的士司機》的 Jafar Panahi 或《惡與他們的距離》的 Mohammad Rasoulof，從此成為「地下（電影）工作者」，在監獄進進出出。

他承認思考期間不免會有緊張、掙扎、不安和恐懼。「但我唔想傷春悲秋 — 弊啦我踩到紅線我會坐監 — 恐懼全部係想像出嚟。未嚟就係假嘅，係真嘅話咪去受囉。唔好俾未發生嘅事，想像出嚟嘅恐懼箝制情緒同決定。」

「我唔想冇戲拍，我好鍾意電影。但我追求嘅唔係電影事業，而係電影藝術。藝術需要冒險，需要自由，需要無懼。我可能冇機會再拍電影，但我依然覺得平安，因為我贏咗恐懼，就算監禁都磨滅唔到依份自由。」

網絡時有去留的爭執，也許在別人看來「承擔」只是「一廂情願」或「一種逃避」。周導不欲捲入這些糾紛，不會批評別人選擇，只想交代自己為何留下，並非為搏取光環。

「去到依度我只能夠講信仰。我係好鍾意電影，但去到最後原來更鍾意公義。」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他只會效忠永遠的國度。

＊ ＊ ＊

六、從信仰者見到上帝

為何上帝會居然會對苦難沉默？無神論者常質疑有信仰的人，其實信徒在苦難中都有此疑問。集中營令最虔誠的人都陷於絕望，質問上帝為什麼。

布納（Buna）集中營有數萬猶太人，黨衛軍害怕暴動，會定時定候殺雞儆猴。一日集中營停電，黨衛軍捉住一個荷蘭人，搜出大批武器。荷蘭人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同伴與助手則受盡酷刑，但始終沒供出任何人名。

他的助手只有 13 歲。Elie Wiesel 說他長的很可愛，恍如「憂傷天使」的臉孔很討人歡喜。

後來黨衛軍召集所有人到廣場，要當眾處決助手和另外兩人。絞刑在集中營司空見慣，但吊死一個 13 歲小孩還是頭一遭。

兩個大人在臨死前大喊「自由萬歲！」男孩卻不說話，憔悴而平靜。但最可怕的事未完，男孩的身體太輕，無法即死。繩一直搖晃，數萬猶太人被迫望著他吊在半空掙扎半個鐘才斷氣。

Elie Wiesel 聽到周遭同胞在問，究竟上帝在哪裡。他在心底呼喊：上帝就在眼前被吊死。

從此 Elie Wiesel 懷疑上帝，直到蘇軍迫近，黨衛軍迫猶太人倉促遷往另一集中營，過程即所謂「死亡行軍」，黨衛軍擔心蘇軍追上，會立時槍決任何因老弱而墮後的人。

Elie Wiesel 看到一人有意擺脫年邁父親，不想受到拖累。那位老人是備受愛戴的拉比，始終保持信仰，守護族人。其時 Elie Wiesel 的父親還在生，他情不自禁再次呼喚上帝：「萬物之主啊，請賜予我力量。」他不想如此偷生。

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嘗試回答「上帝的沉默」：“God spoke in creation.” 上帝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信心，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上帝不是靠邏輯來證明，上帝是靠有信仰的人用生命來證明。有信心就有拯救。

周冠威說：「我係一個基督徒，一個追隨基督嘅人。我好少諗其他人，我只會諗耶穌會點做。」

他引用《自焚者》的經典對白：「唔係睇得唔得，而係諗啱唔啱。」惟他補充知易行難，必須用意志撇除雜念，才能單純地用後者思考。意志正來自信仰，「離開香港係追求幸福，但我嘅信仰係追求基督。」

突然他若有所思，「呀我同您講過《自焚者》cut 咗句對白。」

當年《十年》剛上畫，周導披露《自焚者》刪了一句說話：「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當時他擔心觀眾覺得太有傳教意味而刪去，惋惜至今，因為信仰真的是他生命的核心，「唔可以剩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

周冠威和太太有一子一女。除了一歲女兒，太太和六歲兒子都清楚他的決定。

太太對周導說：「你竭盡所能為使命搏命，我都會搏命支持你到底。」夫婦一直言行身教帶兒子參加「和理非」活動，包括機場的「鄧寇克大撤退」。周導和太太的教育，是不會對孩子有所隱瞞。

周導曾問兒子：「香港政府咁差，好多人離開香港，爸爸都考慮過，你想唔想？」。他答：「爸爸，我地一齊留喺香港，將香港變番做美麗嘅香港。」周導不可思議，「就係我潛意識嘅答案。」

他披露自己和太太都想過當傳教士。現在他回思：「我地想走入受苦嘅人當中。而家香港唔係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地咩？」

於是周導再問（挑戰）兒子：「爸爸拍緊套戲，可能會被捉去坐監，好耐見唔到爸爸，應唔應該繼續拍？」他答：「繼續拍啦爸爸，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戲會變番好政府。」

「嘩～佢地會變番好？多麼荒謬。」但周導一邊說一邊笑，他折服於孩子的理想主義。「冇乜可能，但佢仍然相信希望，仍然相信可能。」信仰便是對後代最好的榜樣。

＊ ＊ ＊

七、電影就是周冠威的遺書

周冠威想起一名記者訪問他後轉交太太的信，「老婆係你 fan 屎。」她在信內說很喜歡《十年》和《幻愛》，還附上書簽，恰巧來自台灣「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是片中受訪者之一。

書簽上有五字：「我盡我本份。」

周導沒有一絲僥倖之心，甚至連辯護律師、應否求情等等都已顧及。「我絕對唔會去猜度政權嘅紅線，揣測主子有咩得，有咩唔得係奴隸心態。」他已盡了本份，便交由上天決定命運。他不但會為自己為家人祈禱，還會為作惡者祈禱。

最後筆者冒昧問周導有沒有想好「遺言」：一旦不幸被捕，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他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原來團隊的同事曾建議周導仿傚其他紀錄片加入自己旁白。但後來他發覺不需要，因為很多受訪者已盡道他心聲，毋須他再費唇舌，特別是「蛇仔」。

「蛇仔」是理大圍城的留守者之一，「每次剪接重聽佢嘅說話我都會喊。」去到最後救兵不至，「蛇仔」準備捨身突圍。他說已撇下所有身份：「兒子」、「學生」、「男朋友」。。。「冇咗條命都要出去」，只剩下最後一個身份 —「抗爭者」。

於是「蛇仔」的說話便成為《時代革命》海報的標語：「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周導說當下香港就像另一個被圍困的理大，很多人竭力逃生，但有些抗爭者堅持留到最後，怎麼勸都不肯走，只要還有手足留下，「我想陪住佢，我唔想走。」何況外面還有手足為解圍而奮鬥。他們相信手足，終有一日能夠會合團聚，那怕在十年後百年後。

周冠威自願留在另一個圍城，將記憶的種子交給康城。倘若香港是即將沉沒的鐵達達尼號，赤臘角機場便是船上的甲板，無數人爭先恐後擠上救生艇，但有些人卻矢志留下，設法撫慰大家。

周冠威拿起小提琴，悠揚的音樂響起，正是《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海水已近腳邊，但記憶永遠流傳。

周導笑言若自己真的被捕，政權不過變相「宣傳」因禍得福，「只會將香港人嘅故事傳得更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依套電影會有自己嘅生命，交畀電影。」

＊ ＊ ＊

八、後記

芷琪又失戀了，而且是今年第四度失戀。她的所謂「失戀」是暗戀每一個靚仔的男生，但咩都唔講，直到男生拖住另一女同學嘅手為止。 她的情緒好低落，Miss Chow 正好是她的洩憤對象。

Miss Chow 是芷琪的班主任，也是中文科老師，新嚟的她一直被同學欺負，但她唔知點解黐咗線，要求三篇範文都要背默：

一）北島〈一切〉

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三）何桂藍〈國安法定罪陳辭〉

全班差啲暴動，芷琪用盡全力大叫：「屌～何桂藍篇文成萬字點背呀！」

Miss Chow 一再話（二）、（三）都係選段，但同都學堅決反抗。Miss Chow 滿臉委屈，終於放棄要背默（三），但（二）就要背默全篇。

不過隔日 Miss Chow 就春風滿面，話金鐘的轉型正義博物館有新嘅電影展，她希望星期六同學都陪她一齊去。

大家都喊悶唔想去，由小學到中學年年都去，去嚟做乜。突然 Miss Chow 露出奸笑：肯去嘅話（二）都唔駛背默。

結果全班同學都報名就範。落堂後有同學悄悄告訴芷琪：Miss Chow 的爺爺喺「石壁」坐過好耐監。芷琪唔知「石壁」喺邊，同學話好似喺大嶼山，有好多牛。

星期六一班同學嚟到金鐘，嘻嘻哈哈。但 Miss Chow 突然變得好嚴肅，話只要睇一套片，睇完就可以走。大家本來好開心，但一知道條片長兩個半鐘，又再怨聲載道。

套片由 2019 年 既 6.12 講起，一個受訪者話估唔到當日運動會爆發，「咁早開波？香港人喎？」

另一個受訪者就撞番五年前嘅傘運戰友，而且一見番對方，對方居然立即拎出五年前用過嘅同一對手套。

芷琪早就清楚時序，但好多故事從未聽過。最後理大圍城戰中有個年輕人決志突圍，喺某間辦公室留低遺書，最後佢寫到「整污糟您張檯，我好抱歉。」

最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監獄都係我地整代人。」

但芷琪估唔到影片結尾會奏起耳熟能詳的歌，由細到大她已經聽過首歌千萬次，但睇完電影首歌變得完全唔同，芷琪忍唔住全身顫抖。完場後大家一片靜謐，Miss Chow 早已哭成淚人。

芷琪開始理解 Miss Chow，開始理解過去嘅人。追求自由民主嘅背後不過係愛自己屋企，愛身邊嘅人，冇嘅話就唔會有重逢嗰日。 她諗起已經背緊嘅〈與妻訣別書〉：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離開放映室，芷琪參觀影展介紹，有一篇訪問屬於參考資料。霎時間兩個時空重疊，芷琪怔怔細味訪問後記以 Elie Wiesel 的話作結：

「我們必須站邊，中立在幫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勵作惡的人；而非受難的人。」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 ＊ ＊

參考文獻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 上冊》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蘿拉．希林布蘭《永不屈服》（Unbroken）

埃利．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lie Wiesel, “The Perils of Indifference”

＊ ＊ ＊

周冠威已刪去《時代革命》在香港境內的一切資料和記錄。

老柯要去度假，我就邀请他们夫妇俩来我家吃晚饭，省得他们临走前一天晚上还要刷碗。

老柯是个传奇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当年在非洲追过大象，在西伯利亚打过狼，做得一手印尼菜，还爱喝台湾永和豆浆。他的工作？说起来有点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职业——说不清楚，而且每次说起来都不一样，总之是生物和能源之类。

我问他去哪里度假。

“法国乡下，”他说，“我要尽情享受法国的奶酪和红酒，但要法国人能少见就少见。”

老柯有种魅力，就是一般人说出来显得蠢的话，他说出来就很有说服力。

老柯的话题到此为止，话说站长最近的新帖（转折就是这么惊悚）脚踏实地，以人为本，拒绝意识形态争论 ，里面充满了站长一贯的自信语气，让人不由地赞同。

虽然站长要说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何为意识形态，似乎并未说明。如果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价值的等等，涵盖广泛。如果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本站似乎无人赞同共产主义，何来意识形态争论？加速主义？拜托，那也叫意识形态？

其次，站长说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反美的

又说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反宗教、反民族的

马克思并未表述过上述主张，如果要把共产主义在各国不同时期的实践做一个总结，也许可以找到类似的实践，但是并不代表是共产主义的本质。

尽管意识形态争论这件事是一笔糊涂账，但是从站长的字里行间，我还是感受到了站长对于武装的强烈爱好。

华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如此渴望属于自己的、为自己服务的意识形态。

我又不得不佩服站长的自信语气了，虽然听起来这种说法很了不起，但是又不知这是从何谈起。

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最终总是靠武力决胜负的，没有武斗就没有文革，【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本站严禁武斗，因此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深入讨论，包括搞发明（成果），但不许争论，尤其不准滥用问号和感叹号。

这句话，我的感受也是，听起来句句掷地有声，但是逻辑上完全不知所云。“意识形态的争论”（况且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也许有其他争论，但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为何不能停留在嘴仗？线上的争论如何靠武力分胜负？武斗不用你禁止也不会发生。

总之，站长说话的语气很了不起，充满领袖魅力，尽管我还是不太理解ta说了什么，就已经非常地赞同了。

@thphd #148939

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假设甲乙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甲乙“精诚合作”似乎需要超出理性的“忠诚”。

理解楼主心急的心情，但无论和理非还是勇武，都不是民主运动胜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用香港抗争例子，和理非也上了勇武也上了，但中共敢于镇压，并非是由于和理非太软弱或勇武不够勇，而是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看准了机会。

美国方面，不管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还是组合拳层层升级的拜登，都无法对中共和港共形成有效压制，因为他们内部就不是铁板一块。在香港代表美国利益的是香港美国商会，他们的态度出乎意料地跟美国政府对着干。

早在2019年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时候，香港美国商会就重金聘请了一批lobbyists到华盛顿游说反对通过法案。香港美国商会在华盛顿最重要的代理人，是前商会总领事Kurt Tong，他2019年7月才离职，应该说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前因后果了解得非常透彻，然而，他仍然是反对对中国和香港制裁的重要推手。

这帮人未必是被中共收买，而是认为香港民主运动不利于他们在香港赚取利益。这样的利益群体在欧洲也同样存在。中共和港共政府也一定是与欧美利益集团达成了某种默契，手段和态度才会这么强硬。对中共来说，只要能在国际关系上做好博弈，何必动武。

所以，不管和理非还是勇武，如果时机不对或无法有效地进行博弈，不管用哪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小学博士 #148808

我可能真是小学生。

“可能”和“真是”语意矛盾。

我词不达意是很普遍的现象吗？

普遍现象指的是在众人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一个人无法“普遍”。如果你的意思是指你自己是否经常犯语法错误，是的。

我的帖子错别字不多吧？

你说呢？

再说，这些语法在小学高年级就应该已经学过了吧。就算复杂词汇不懂没关系，用简单的学过的就好。

@消极 #148794

这就是我想说的啦！可以讽刺某人的学历学识不相符，可以拿他的语病开涮，但如果开玩笑的人自己语言水平都这么差，连句通顺的话都写不出来，涮别人有意义吗？

@消极 #148753

虽然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会很无聊，但疯狂宇宙没看出儿童不宜呢。

再者，就算是风狂雨骤，也算是有创意的说法呢，没准用在诗歌散文里为了押韵还专门会这么说，跟通商宽衣不是一个档次的。

@消极 #148670

新的网络用语的出现，有其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是好事。但要理解和驾驭它们之前，起码要有基本的语文素养，不至于丧失了正常说话的能力。

@消极 #148651

所以，才更需要阅读这本书。最近国父们对民主化空想太多了。

@消极 #148650

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

用女性视角解读作品，属于作品欣赏。作品欣赏的主体是观众，而不是作者。所以，在这个前提下，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是很正常的。

小说可以启发女性主义批评家，但是小说作者本身并非女性主义者。

作品欣赏基本上就是观众自己玩，跟作者的初衷没啥关系了。

@addjapan #148581

这三个获奖者，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建筑师，一个电脑工程师。三个人的合作才实现了这次报道。所以，文理并重以及跨学科合作，有机会达成更具创意性的成就。

@消极 #148644

葡萄牙革命给我的一个启示是，独裁的灭亡，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的诞生。就算中共政权灭亡，也未必意味着中国民主化自然会到来。

@小学博士 #148595

举例说明一下吧：

比如说高铁建设利益了部分人他们有文化说好。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成为。

缺少宾语。

小学博士同学，咱们先把标点符号用好行不行？你是不是只会用句号和问号这两个标点？

还有，有些语法错误明显不是打字笔误，建议你把句子整理通顺。

@露易莎 #148586

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推翻的是诞生于1926年的独裁政权。因为政变更常见的是推翻民主政权而非推翻独裁政权，所以1974年政变成为了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一个无意的开端。说它无意，是因为建立民主制度并非是政变者的本意，更不要说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民主运动了。独裁的灭亡，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诞生。然而，这次政变的确释放了在独裁期间受到压制的大众力量。

政变之后的18个月内，葡萄牙陷入混乱。武装政变的军官们也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从左翼共产党到右翼法西斯，五花八门，一共换了6届临时政府。各方力量在不断角力。与此同时，工人农民罢工、示威、占领工厂和媒体等活动不断发生。

尽管葡萄牙革命在很多方面于俄国十月革命很像，之后的混乱也很像，然而最后民主获得了胜利。最后关键时刻动用军队制止了混乱的人物伊恩斯，是一位同情民主的军官。1975年他粉碎了军队中极端左翼分子的企图，保证了葡萄牙向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并影响了随后15年席卷全世界的民主浪潮。

转自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今年[國際報導獎」獎項，頒給網路媒體 Buzzfeed News 的Megha Rajagopalan、Christo Buschek以及 Alison Killing，其中Megha是Buzzfeed News 的調查記者，Christo 是軟體工程師，而Alison 是一位建築師。

Megha Rajagopalan

Alison Killing

Christo Buschek

為什麼普立茲獎會頒發給建築師和軟體工程師呢？三位得主共同完成了一份針對新疆勞動營的報導，運用電腦軟體和衛星影像，首次核實了2017年以後新疆出現了大量疑似拘留所的設施，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倖存者指控的勞動營。 在報導新聞的時候，對記者來說最困難的並不是找到好的故事，而是如何確定故事的真實性。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 2019年發布的報告書，中國官方限縮外國記者進入新疆自由採訪的權利，合法進入新疆的記者面臨跟蹤、訪問被打斷、照片被刪除等問題，甚至有人被拘留；進入禁區採訪的記者們往往也面臨不續簽證的待遇，無法繼續在中國採訪。如此一來，國際媒體很難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確定新疆有多少勞動營、在營地的人數有多少。

Buzzfeed News 想到了一招，採訪團隊藉由Google衛星影像，標示出上萬個公共設施，之後Alison Killing 這樣具有跨界能力的建築師，就對這些地點一個一個進行特徵辨識。像是一個曾經是學校、養老院的地方，如果圍起了圍牆鐵絲網、新建了看守塔、旁邊還增建了軍營，這個地方就有可能已經被轉換成勞動營。

在Alison Killing找出可疑地點之後，團隊再拿空拍影像與百度地圖、其他公開資料與倖存者的證詞進行比對，成功找出268個可能是勞動營或拘留所的地點。此外採訪團隊也交叉比對衛星影像和倖存者證詞，以3D模型重建勞動營的部分內部結構，進而推算出可能有超過一百萬人先後待過這些勞動營。 這份報導在西方世界引發軒然大波，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對於勞動營議題一概否認到底，人權工作者苦於缺少物證，所有的指控都被中國四兩撥千斤搓掉。但在2020年八月 Buzzfeed News 的報導公開後，中國政府很難再否認勞動營的真實性，也沒辦法再說這些地方只是小規模的「自願再教育」設施，而是更大規模避免極端主義擴散計畫的一部分。

在北京這波白海豚大轉彎之後，西方政府對於新疆的事沒辦法再當作沒看到，2020年下半年逐步祭出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制裁。人權團體也根據這些採訪進行追蹤，發現新疆棉花產業與勞動營關係密切，呼籲國際服裝大廠抵制新疆棉花；多個廠牌宣布拒用新疆棉花之後，衍生出中國愛國人士「反抵制新疆棉花」等一系列外交衝突。

從一篇專題報導開始，Megha Rajagopalan、Christo Buschek 與 Alison Killing 成功核實了一個可怕的故事，並且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新疆人權議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數百萬人，甚至上億人的人生。從這一點來看，普立茲獎把國際報導獎頒給Buzzfeed News 採訪團隊，真是實至名歸！

@消极 #148464

最近的例子，叶刘淑仪用迪丽热巴来证明新疆人都生活的很幸福没有集中营。

但这种说法简直完全站不住脚啊，热巴不就只有一个人吗，怎么能以偏概全。

@消极 #148461

我同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不是错误，这也是一种方法论。用来给权贵辩护也没有错。我认为错在，只用这单一的方法，并把这单一的方法常态化，排斥其他方法。

所谓的反贼，因为从小接受了这种教育，也只会这一种方法。这就是很悲哀。

哲学其实是反贼重要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