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那些反共的东西，如果能让你脱支多一些动力，也不算是白学了。毕竟人有务实，也有务虚，让他一天24小时都去务实，他就过劳死了。

@托马斯.布热齐纳 #193120 独不独看定义，蔡英文算不算独，马英九算不算独，李登辉算不算独，两蒋算不算独？

@官府大人 #193119 这位朋友，外贸可是两国关系呢。

本人自从16,7岁应该是开始翻墙了，看编程随想当了反贼，看了墙外的讯息之后就不想再看墙内资源了。但是墙外的大多数资讯也好不到那里去吧，都是充斥着一些很极端的思想，要不就是品葱天天大洪水反共，博谈网社会揭露天天揭露中国社会哪里哪里不稳定，中国数字时代中共又跑去抓谁了，油管文昭江峰明居正嗯编解说，天天看多了人不仅魔怔还时常处于一种无聊的状态。无聊吧看看手机极端思想看多了无聊，看看墙内应用吧，比如网易新闻，抖音，看了几天或者几分钟又删了，你说无聊归无聊吧这里是中国不是美国北欧，不学东西只能进厂打工，送外卖，不是嫌苦嫌累，主要是工作啥的没保证。整天脑子也是逻辑混乱，天马行空想习近平咋样咋样，特朗普咋样咋样，劳工权益咋样咋样，很抽象。

中专的话这三年加上大专2年都挺混的，后来就刚好看到zlibrary提供电报下载书的功能，以前知道这个功能，很麻烦，有客户端之后看书什么的就方便多了，看了一些书之后感觉顿悟了，与其天天关心P事不如改善一下自己的思想，整个人也愿意学点新东西吧，现在也开始学点日语准备RUN了。

另外推荐阅读器：桌面端稻壳阅读器绿色版，手机端用山丘阅读

说实话每天还见到真有人亮健康码真的难崩

许久没上H娘，直到今天才知道这消息。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並沒有 在學校教育加入「愛台灣，反中」的教育， 為什麼小朋友都變成天然獨了？ 為什麼認同台灣主權獨立已經超過 90%？

这一段不是很认同，台湾教科书一直是有爱台反中内容的。这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指责。但讲实话，天天文攻武赫的老共真的脑子有问题。只能说党内饭桶太多，天天帮民进党搞外宣。▄█▀█●给跪了

说禁就禁，还有无法吗？ 中国可是十几亿的消费市场，AMD和NVIDIA的老板干嘛要听美国政府，不是说美国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吗？

桃园市选情分析预测

其实如果您看完前两部分，这一部分已经较为明朗了。

这里先说明一点，尽管有各种加权，但总体来看桃园市的民调既有价值又无价值，有价值之处在于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当前各候选人整合的基本盘实力，而无价值之处在于，正如前文所说的，大量外移进来的人口只有晚上睡觉在桃园，平时做民调是无法测出这一批人的投票倾向，而这一群人如果在投票当天表态完全可能颠覆整个战局，所以以下分析都是以这些“双北移民”不入局为考量的。

再直接说结论吧，和很多人想的一样，郑宝清的参选几乎宣告了郑运鹏的“死刑”，极大增加了张善政的胜算，但张善政离最终的胜利仍有一段距离。

在四组人马相继到位之后，张善政的优势即刻体现出来，他是唯一的蓝军，而蓝军目前仍然是三股势力里基本盘最大的，也就是张善政在起跑时就已经领先一个身位了，尤其是在南桃。

那么就先说南桃。

一方面原本因为对本主席自作主张没有提前知会而空降张善政不满的吕玉玲和邱奕胜已经与张合体，不但他进入南桃拜票还陪他一起登记参选，加上中坜的鲁明哲在提名完成之后第一个积极表态辅选，以及吴伯雄、吴志扬家族也帮忙，蓝营在南桃基本整合成功。另一方面，郑运鹏为闽籍，选区也在北桃，在南桃根本没有根基，而郑宝清虽然是杨梅出生的客家人，但他成长在北桃的大园，发迹在北桃的桃园区，自己也是个闽南话讲的比客家话更熟练的“半福佬客”，很难拿到多少南桃的客家票。赖香伶虽然也是客家人，但客家人讲究宗亲，如果在地没有沾亲带故，很难拿到客家票，不是说客家人就一定要投客家人，否则菜菜子这个所谓的“客家妹”也不至于输新竹、苗栗。就此而言，张善政基本能够拿下客家人口最多的中坜、杨梅、平镇、龙潭四区，甚至可能大胜。

南桃的海线两区观音、新屋原本是绿营较大优势区，但因为郑宝清参选的因素可能会翻转。郑宝清之所以愿意独立参选除了以初选不公感召中间选民之外，另一大底气就在于他获得了海客大佬黄金春的力挺。黄家是新屋海客的望族，黄金春曾经是桃园农田水利会会长，这个位置原本是民间选举产生，因为负责管理农田灌溉用水，在农民中有极大影响力，过去基本是由国民党地方派系掌握，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云林张荣味家族，蔡政府上台后为了拔掉蓝营这个固桩利器，修法把各县市农田水利会长都改成了官派，虽然极大的削弱了蓝营在南部的势力，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砍到了自己的桩脚。

黄金春原本在2016年原本大力支持蔡EE选总统，结果没想到蔡将这个组织充公，黄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于是就在2019年旗帜鲜明支持赖清德选总统，不仅如此，民进党征召郑运鹏选桃园市长更是戳中了黄金春的痛点，因为郑当时就是主张修改《农田水利法》的提案人之一，所以黄金春是绝无可能帮助郑运鹏当选，甚至反而希望他落选，在不至于支持国民党的情况下，支持郑宝清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外界也盛传郑宝清将邀请黄金春担任他的竞选主委。

黄家在海线有极大的影响力，民进党也意识到黄家可能倒戈，所以郑运鹏的竞选总干事就邀请了桃园海线立委黄世杰，黄世杰的父亲黄金德是前桃园农田水利会总干事，而黄金春正是黄金德的族兄，绿营试图以此抑制黄家倒戈。但黄金春毕竟是族内大佬，客家人宗亲认同一向高于政党认同，加上黄金春对黄金德有提携之恩，所以如果黄金春决意倒戈，黄金德和黄世杰父子也不好强加阻拦，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郑宝清本身成长于同为海客分布区的大园，也具有获得海客支持的另一重正当性，所以如果黄金春动员海客的部分势力倒戈支持郑宝清，那郑运鹏在海线会溃败。

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张善政大概率会赢下包含海线在内的整个南桃，保守估计能在南桃赢郑运鹏6-7万票。

再看北桃。

由于南桃都客和山客四区原本郑运鹏就不可能赢，海线虽然黄金春可能倒戈，但海线人口整体偏少，新屋和观音人口总和也就10万出头，郑运鹏要赢的唯一可能就是像2018年的郑文灿在北桃大胜10万左右。然而，他的罩门就是郑宝清的参选，因为郑宝清的大本营也在北桃，这也是民进党害怕他脱党参选的根源。

如前所述，北桃闽南人居多，如果说客家人讲的是宗亲，那闽南人讲的就是人情。郑宝清在北桃，尤其是桃园区有超过20年的经营，郑宝清为人和善，在当地服务稳固，广结善缘，他肯定是能带走桃园区这个全桃园最大票仓中相当一部分二十年服务的人情票，目前比较确定的是当地的桃园妇女会将会支持郑宝清。加上他成长于北桃海线的大园，他同辈有16个兄弟姐妹，家族一部分还留在大园，所以在大园郑宝清也有相当的实力。估计郑宝清的分票可能至少会让蓝绿在桃园和大园打成平手甚至蓝营胜出。

其他区里，龟山芦竹是郑运鹏的选区，虽然郑运鹏的选区经营是人所共知的烂，但姑且先算他能守住本命区且拿到郑文灿的高标票数，此外，八德虽是郑文灿的家乡，但不要忘记那也是本主席的家乡，大溪光谱偏绿，先假设这几区郑运鹏能继承郑文灿的票源，那么封顶也才不到6万的领先，不足以弥补南桃的劣势。再考虑到郑运鹏显然不如郑文灿，以及上次脱党参选的杨丽环的部分票源会回归蓝营，如果郑宝清认真选，几乎宣判了郑运鹏出局。再加上最近绿营主打的张善政“抄袭”根本属于拿鸡毛当令箭的狗急跳墙行为，这一局民进党败象已露。

当然张善政也不用高兴太早，张目前的民调普遍都只有三成多，蓝营在桃园基本盘起码四成起跳，2020年的韩国瑜都拿到了40%的票，说明张目前还没有让蓝营选民悉数归队，而且主要欠缺应该还是在北桃。最近的所谓研究方案“抄袭”事件虽然对张善政的选情没什么影响，但张的应对方式依然很糟糕，既然在舆论攻防上明显不如双郑，少说话多跑行程才是张的胜选方程式，就把空战战场留给双郑，自己只防守就好，抓紧时间多打陆战跑遍全桃园巩固住蓝军基本盘就能一步一步迈向胜利，因为郑宝清的参选，只要张善政拿满蓝军的四成基本盘大概率就当选了。

另外，唯一的变数可能是，如果郑宝清在选举后段民调稳步上升胜过郑运鹏，那是有可能松动绿营的基本盘的，加上中间选民的支持，郑宝清绝对是泛绿愿意弃保的对象，因为从外人来看，确实是民进党没收初选在先，是民进党对不起郑宝清，而且如果郑宝清当选，以他资深党员的身份也很容易与民进党破镜重圆，相对地，所以郑宝清在选举过程中也一定要不断强调自己是“正绿军”，这样“弃鹏保清”才可能发生，而这又是张善政的另一个危机。

结论是保守预测张善政将以40%左右的蓝营基本盘获胜，桃园之战“善”始“善”终。

桃园市长候选人简介

桃园市长目前主要的候选人有以下几位：张善政（KMT）、郑运鹏（DPP）、赖香伶（TPP）以及郑宝清。这四组候选人中有三组的产生过程都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接下来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本党的张善政。

张善政之前完全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职业生涯前期在产业界工作，在宏碁和谷歌都有工作经历，后被马政府延揽入阁正式踏足政坛，在国民党2016年败选之后短暂出任过看守内阁的阁揆，因为已是看守内阁所以没受到绿营太多刁难，是马政府历任阁揆中负评最少的。再之后受韩国瑜邀请作为副手参加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才开始有了一定选举经验。韩败选后一度退隐江湖，直到今年5月突然被本主席邀请入党并立刻征召参选桃园市长。

张善政空降桃园毫无疑问出乎了绝大部分人的意料，因为这个消息是在确定征召的前一天才流出，此前根本不在所有媒体的考虑范围内，因为张善政毕竟做过行政院长以及参选过副总统，位格较高，之前都是被认为可能披蓝袍参选台北市长，所以没有人想到会降格参选桃园市长，而我征召张善政的原因，除了在位阶上能够对应当时DPP可能出线的前副总统陈建仁以外，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卡党内的另一位明星议员罗智强。

这就必须回到桃园之前的提名之乱，因为原本最可能的候选人是来自南桃的国民党籍的议长邱奕胜，后因个人黑历史较多放弃，那第二梯队的候选人就剩下蓝营在桃园的三个立委万美玲、鲁明哲和吕玉玲，如果依照之前说到的南北桃的轮庄传统，此前两次分别是南桃和吴志扬和陈学圣参选，这一次理应由北桃的万美玲接棒，但万和鲁一样都是刚当选第一届，在“后韩国瑜时代”刚当选第一届公职就落跑已经是蓝绿都无法承受的选举毒药，今年新竹市的郑正钤和嘉义市的王美惠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不放弃参选，所以这个重担似乎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已连任三届的吕玉玲身上。

然而吕是个位格完全不够的候选人，知名度之低到仅限于选区平镇龙潭，在中坜都没有多少人认识，更别说跨区到北桃选，而且吕的政治能量全部来自她丈夫、前平镇市长陈万得，或者说吕本质上就是陈的政治替身，如果不是陈当时有案在身，吕这个立委的位置本该属于陈，而陈万得是个黑历史不少于邱奕胜的争议人物。黑历史加低知名度，让吕玉玲胜选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是这个尴尬局面，让蓝营的著名“不分区议员”罗智强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他效仿了类似本主席当年的“淡水阿嬷”情节，声称经过桃园时被民众劝进选桃园市长，于是就想“黄袍加身”，搞笑，玩这种戏码我早就是老前辈了，岂能不知你罗智强的心思。

但我又没办法办初选，因为具有高知名度的罗如果和吕初选必然是前者胜，而本主席又坚信罗赢不了桃园，而桃园一战可能关系到我的政治前途，本主席有输不起的压力，所以三顾茅庐把张善政请来桃园。张本身位格高，又曾是罗的前老板马英九的阁揆，我把张搬出来，罗也只能吞下这个结果。

讲真，张善政单从个人属性来看是个不错的候选人，知名度相对高，父亲外省人、母亲本省人，担任宏碁副总时曾在龙潭工作过，与南北桃都有一定关联，加上此前无党籍，党派色彩不强，为人也相对正派，没什么黑历史，是个跨族群可接受的候选人。但缺点，毫无疑问，选举经验太少，政务官风格太强，只会闷头做事，选举能量极低，完全不会利用话题增加声量，“佛系选举”名副其实。这个在选情分析时还会提及。

其次看执政党的郑运鹏。

绿营的提名过程要比蓝营还刺激，郑文灿八年市长当下来只是自肥，没在当地找到合格的接班人，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为了给自己2024选总统造势，是不会允许绿营在桃园诞生出一个可能抢走他的光芒的接班人。所以郑文灿最开始的结班人选就是找知名度高且得到蔡英文支持的陈建仁、陈时中和萧美琴来空降，但陈时中只想选台北，萧在美国过的舒服的很，哪里愿回来吃这个苦。所以当时本主席以陈建仁为假想敌选了张善政，但事实证明陈建仁也无意桃园。

因为绿营同样人选难产，就让郑宝清、彭绍瑾和黄适卓这些老绿男蠢蠢欲动，郑文灿清楚这些人大概率不是张善政的对手，因为这些人过于老派很难包装，尤其是对于中间、年轻选民较无吸引力，如果回归蓝绿基本盘对决必输无疑。

所以，空降在新竹市两届市长任满的林智坚就成了最优解，林智坚本人也因为大新竹市升格计划流产没有去处，以林当时的政治能量直接入阁而不参加选举对民进党而言较为可惜，加上其在新竹市长任内政绩在球场时间出包前颇受肯定，以及形象清新较容易包装吸引中间选民，唯一缺陷是缺少在地联结也因为蓝营空降张善政被化解，所以如果一对一，林智坚大概率可以胜选。然而，论文抄袭和豆腐渣球场直接断送了林智坚的政治生命，原本不在郑文灿口袋名单的北桃立委郑运鹏被迫代打上阵。

郑运鹏在绿营算是个政治生涯较为坎坷的人物，早年在大选区时代在2005年的台北选上过立委，后因为改成小选区后没有了位置，一度淡出政坛从商，后经商失败又重回政坛，在党内也先后在谢系、绿色友谊、苏系流浪，直到2016年抱上新潮流和郑文灿的大腿南下桃园才重新当选立委找到政治舞台。

郑运鹏在个人特质上是很糟糕的候选人，郑出生在台北最绿的大同区的深绿家庭，意识形态影响较强，可谓绿到出汁，加上常年担任党职，几乎所有绿营主打的战场都冲锋在前，是个典型的「台派先鋒」型的政客，为了给党辩护不遗余力强行诡辩，甚至林智坚的抄袭也力挺到底，对于固守绿营基本盘足够但较难吸引中间势力，所以他一直不在郑文灿的口袋名单内。

不过他的优劣势和张善政刚好相反，郑从政经验非常丰富，口才也很好，较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所以他的选举策略必然是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即便无法冲高支持度也能通过议题攻防打击对手的支持度。

此外，他的另一个缺点是为人较为高傲和刻薄，党内党外人缘都不好，选区经营也很糟糕，这次选举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他在本命区龟山芦竹的得票率。如果输掉本命区，那就很可能复制上一次的陈学圣在输掉市长选举之后的一年立委再败。

再看台湾民众党的赖香伶。

赖香伶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她的胜选可能性为零，目的只是希望帮助党内桃园议员尽量多上几席，如果票开的好还能顺便积累战功方便下一届继续获得不分区提名。

赖是台湾知名老左郑村棋的徒弟，郑曾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出任劳工局长，赖当时就是郑的部下，后来在柯文哲出任台北市长时则被延揽为劳工局长。这个光谱注定她很难获得绿营选民的认同，较为中间偏蓝，路线主打的也是中间势力。加上她本人是苗栗客家人，因此希望这个身份能在南桃获得部分客家人的认同，不过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是稍后在选情分析讲。

最后，是重磅离开民进党独立参选的郑宝清。

郑宝清系民进党的创党党员，出生成长和从政全都在桃园，是绝对意义上的桃园本土在地人士，然而正如前面民进党部分所提到的，郑宝清原本是打算披绿袍出战的，事实上自从2020立委败选之后就已经开始布局选桃园市长，但因为他的老绿男的形象比较深入人心，很难吸引中间和年轻选票，所以蔡英文和郑文灿都不想理他。

平心而论，郑宝清代表绿营出战一对一PK张善政确实大概率落败，但因为民进党这次违背建党理念没收初选，加上林智坚之乱，反而使郑宝清独立参选有了正当性。郑宝清参选的正当性是他认为郑运鹏民调不及他，之前人选未定的时候，双郑的支持率确实不相上下，所以郑宝清诉诸公平初选被党内拒绝，以坚守创党理念为由脱党参选，他在吴子嘉的粉丝见面会上用一番感染力非常强的闽南话演说高调宣布参选确实能够打动一批浅绿和中间甚至浅蓝选民，诉诸公平和悲情让他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老绿男”的刻板印象，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量，所以当郑宝清加入战局之后，赖香伶的支持率就骤减，佐证了这一点。

当然光靠压制民众党的中间选票是不足以当选的，郑宝清敢于脱党参选的底气就在于他确实能够带走一部分绿营选票，因为如果郑宝清毫无任何胜选机会，只能让郑运鹏落选，那么这次脱党参选就没有任何价值，郑宝清敢于承受巨大压力脱党参选说明他有一定的基本盘，这也是民进党一直派人劝他不要选的原因。这一点也留在选情分析时再详细说明。

开国内网站的高仿墙外版，就是这个下场

@dellalove #193106 印巴卡吉尔之战

TCPioneer 不知道什麼東西。存檔

萌娘百科也好久上不去了（海外直連）

桃园市政治版图简介

桃园市位于北台湾，西北角靠台湾海峡，北接新北市，南接新竹县，民国103年，升等为直辖市，原桃园县12个乡镇市全数改为区（同时乡镇首长皆由民选改为官派），1个山地乡改为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名称均不变。

桃园市传统上属于蓝大于绿的地区，蓝的基本盘大概比绿多5-7万票，本主席曾在此担任过八年两届的桃园县长，但近两届桃园市长皆由民进党的明星政治人物郑文灿拿下，虽然有郑本人的特殊因素在，但因为桃园近年来移入人口显著增加，中间选民比例增加，蓝营基本盘优势正在不断缩小。

桃园市一共划分为13个区，这13个区的政治光谱或蓝绿比如下（不考虑中间选民因素）：

深蓝：复兴（蓝大于绿超过20%）

中度蓝：杨梅、中坜、平镇、龙潭（蓝大于绿10-20%）

浅蓝：八德（蓝大于绿5-10%）

中间偏蓝：桃园、龟山（蓝大于绿低于5%）

中间偏绿：芦竹、大溪（绿大于蓝低于5%）

浅绿：大园、新屋（绿大于蓝5-10%）

深绿：观音（绿大于蓝10-20%）

如果仅看分区光谱会认为，蓝营的优势极大，但正如前面说过，中间选民比例逐渐扩大，一旦投票率在70%以上，且中间力量呈现一边倒的趋势，那么除了超级深蓝、且人口稀少的复兴原住民区，所有区都很可能变色，2020年的总统大选就验证了这一点。

不过桃园的问题在于，投票率极难估算，因为大批从双北移入的新住户基本工作生活都在双北，在桃园可能只是睡个觉，所以对于桃园当地的政治并不熟悉、桃园人身份的归属感也很低，所以在地方选举之中投票率很低，这也使得桃园的政治生态依然比较传统，而这就是下一部分所要说的。

桃园市政治生态解读

如开篇所讲，桃园市的政治生态十分特殊，依照族群属性又可以被划分为“北桃”和“南桃”（如下图），北桃包括大园、龟山、芦竹、桃园、八德、大溪和复兴，南桃包括新屋、观音、杨梅、中坜、平镇、龙潭，其中复兴也可以作为原住民区单独划分出来。

北桃以本省闽南人居多，核心区域是桃园区，近年来因为房价相对双北较为便宜，所以从双北移入人口增加最为显著，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台北的第二线卫星城市带；

南桃则以本省客家人居多，核心区域是中坜区，因为南靠全台客家人口比重最多的新竹县，所以传统客家文化生态保留程度较高，尤其是最南边的杨梅和龙潭。

同时南北桃都分布有相当数量的眷村和外省人。整体族群结构大概是442，即四成客家人、四成闽南人以及两成外省人和原住民。

从这个族群分布也可以看出，南桃因为当地客家人普遍支持国民党，所以蓝军在南桃有明显的优势，而北桃闽南人虽然支持民进党居多，但加上外省人的平衡，所以北桃蓝绿基本为均势。目前北桃人口大概是114万人，南桃则是103万人，差距不算太大，所以一般来说，蓝营只要在南桃大胜，北桃即便小输也能赢下市长，反之，绿营的胜选公式则必须是北桃大胜和南桃小输。

此处值得插入一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客家人的光谱。

台湾的本省客家人大致上又分为“北客”和“南客”，北客主要就是分布在桃竹苗地区，南客则是屏东和高雄。其中北客多从事军公教，人数较多且集中，客家文化传统保存度高，加上历史上多受到闽南人的欺压，在利益上与国民党深度绑定，光谱为深蓝到超级深蓝。南客则多从事农渔业，国民党执政时期被长期忽视，加上人数相对较少，被南部闽南人同化严重，很多都成为了讲闽南话的客家人，也即“福佬客”，所以光谱普遍为浅绿到深绿。

桃园的客家人就属于北客，但桃园的客家人又值得再细分。

根据居住的地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大族群：“滨海客家”（简称“海客”）、“都会客家”（简称“都客”）和“近山客家”（简称“山客”）。

其中都客的中坜和平镇的客家人主要是军公教，山客的杨梅、龙潭则是历史上被闽南人驱赶到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这两股势力都是蓝营的铁票仓。海客的情况则是与南客类似，多为被国民党政府忽视的农渔民，加上“福佬化”严重，是北客之中罕见支持民进党的客家势力。此外，海客和山客中的大园和大溪是属于北桃的闽南区，主要也是以“福佬客”和“半福佬客”（闽南话和客家话双修）为主。

客家细分是个知识点，在之后谈到候选人时还会再提及。

再回到正题，我们从桃园的族群结构可以看出，桃园像是一个两大族群散装拼接起来的整体，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我们大陆的江苏省以及欧洲的比利时。这样的结构奠定了桃园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国民党在桃园的政治传统，即由北桃人和南桃人的轮流执政。

因为桃园绝大部分时间是国民党执政，所以我们看历届国民党桃园县长的户籍所在地：

徐崇德（北桃）-张芳燮（南桃）-吴鸿麟（南桃）-陈长寿（北桃）-许新枝（北桃）-吴伯雄（南桃）-徐鸿志（北桃）-刘邦友（南桃）-我（北桃）-吴志扬（南桃）

这个次序完全是遵守北桃南桃轮庄的政治传统，其中南桃的张芳燮与吴鸿麟以及北桃的陈长寿与许新枝出现同一族群连续执政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只做了一任，所以基本上就是北桃做两任换南桃，南桃做两任换北桃，即便中间被民进党的许信良和吕秀莲先后当选，这个轮庄传统也没有改变。

这个传统直到今年蓝营空降张善政之后被彻底打破，今年可能是桃园出现“新政治”的元年。

@刘慈欣 #193073 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H萌娘上面的乳包梗比我曾经知道的还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乳学水平高深的乳包师了

本文完成于2021年初，发表在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https://chinademocrats.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7&id=241。当时中共政权/中国政府面对新冠疫情的一系列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国人人权。现在又过去了一年半，各种防疫政策侵犯人权的状况愈演愈烈，因此将此文再发布一次希望通过书写和发布本文，能够使中国人民有所醒悟、中共政权/中国政府有所反思，以及对现实有所改变。

研究报告 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 2021-02-17 04:24:39

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

【本文为“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项目的研究报告，撰稿人为王庆民、杨子立、滕彪， 统稿人为滕彪】

距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已过去一年有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遭受新冠肆虐不同，中国在2020年年中就已基本控制了疫情。虽然现今又略有反弹，但整体上仍可以说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这也被中共当局用来自我夸赞，作为中共体制的成绩乃至优越性大加宣传。但常被忽略的是，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国民许多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的，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次体现，反映的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中国特色极权体制的控制力。这非常值得人们尤其致力于推动民主事业的人士警惕和思考。 去年年初，在经过短暂的隐瞒和犹豫之后，中共当局在武汉实行了全面的封锁，并在不久后将严酷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在全国推行。商店停业、交通停运、社区封门，国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摆。各行政区之间更是设置了诸多壁垒，对外来者和返回者百般刁难。国民被切割在一块块格子般的区域不能活动，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选择权被剥夺。任意羁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权也被肆意践踏。中共当局打压公民记者和“吹哨人”，压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同时抗疫期间的健康码等措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作为严控社会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机大大加强了对民间的控制和打压，这导致了法治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的倒退。

（一）中共当局对公民记者和“吹哨人”的打压、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侵犯

中国政府历来将公共卫生危机视为政治问题，与政治合法性、维稳绑在一起，这一次仍旧出于极权本能而掩蓋新冠疫情真相，封殺輿論，并且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貽誤了防疫的最佳時機。Southampton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两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1] 中共当局对于调查报道新冠疫情中敏感问题的独立公民记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压，扼杀了新闻自由。如赴武汉进行独立调查的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均在此后不久被捕。而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对武汉悲惨的实况做了直白的描述、对中共当局一系列错误决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例如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于中央电视台供职的李泽华，先后走访了在封城前夕举行“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武汉市殡仪馆、武昌火车站、P4实验室，期间曾被尾随。他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公布信息。2020年2月26日，李泽华于武汉失联，疑似被捕。4月中旬才被释放。而公民记者、法轮功修炼者方斌，冒生命危险深入当地医院，曝光疫情的真实情况。2月10日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陈秋实曾采访香港反修例运动，2020年1月23日在武汉被封鎖期間趕至该市，并在武汉中心医院、殡仪馆等多处实地探访。2月7日，有消息称被警方帶走。[2]

公民记者陈秋实  图源：推特

另一位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做了更多的采访，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她在文中直斥疫情失控根本在于体制，对官方掩盖真相、社会堕落的现实进行了激烈抨击。她的文章得到了海外网站的广泛转载，但在国内被封杀。她被捕后，艾晓明女士等人积极为她呼吁。在狱中，她绝食抗议，身体虚弱，后被强制灌食，遭受虐待。2020年12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有期徒刑四年。[3]

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街头  图源：德国之声

当国内媒体在报道疫情中均三缄其口、规避敏感问题时，这几位独立人士尖刻的报道触发了中共当局的新闻审查系统和维稳系统，导致他们纷纷被“失踪”、判刑。中共当局还对其他揭露真相、批判政权的人士进行了打压。如撰写关于武汉封城期间情况的《方方日记》的方方，就受到由当局组织和引导的五毛群体的集中攻击，对她的侮辱谩骂及污名化持续至今。[4]谩骂与污名的过程，让人们看到了文革的影子。如有不少评论攻击她“给反华势力递刀子”，还有人说她“吃人血馒头”，骂她“心理阴暗”、“应该上精神病医院检查”、“老鼠又上街了”等等。她只是在尽一个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为民发声，并无造谣和煽动仇恨，就被如此对待。中共当局刻意不彻底封杀方方，是为了将其竖成国内民族主义的靶子，用来转移社会矛盾、引导舆论对疫情的态度。

还有许志永等关注疫情的政治反对派人士，也被当局所不容。许在疫情初期因发表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许志永等人早就是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这次被抓也是针对2019年厦门聚会的“1226大抓捕”的延续。[5]

如果追溯到更早，还有武汉中心医院艾芬医生的“吹哨”被训斥，使得疫情不能被早日发现和防控，才造成了后来的悲剧。只是对艾芬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政权并未重拳打击，保留了她的职务。这也反映了中共对待不同群体施以不同的专政手段，实现维稳成果的最大化。另有被认为是“吹哨人”的医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发布关于新冠疫情爆发的警告信息，被公安机关训诫，并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立即引发公民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但这种声音很快被互联网迅速删除。

以上这些只是迫害敢言者和公民记者的冰山一角。这背后反映的是全体国民受到噤声、所有国内媒体被审查的现实。在如此的舆论环境下，新冠疫情发生的原因、蔓延的过程、造成的影响，都无法被真实和完整的为人所知，自然也谈不上反思、改变和追责。这也是中共当局敢于实行不顾民权民生的防疫方式的原因。当生命苦难与人权侵犯被掩盖，专制的蛮横也就肆无忌惮。

（二）“中国式防疫”对于民生的损害

面对疫情，中共当局以封路、封门、封窗等方式防控。从2020年年初的武汉，到年底的乌鲁木齐，以及今年1月的石家庄、通化，“一刀切”的高压防控一以贯之。在一些图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居民家门被用铁棍焊死，根本无法出屋。这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中共当局这些年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会等基层维稳机构，以联防联控等手段将国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对于冒险外出的民众，维稳机构通过拘禁、殴打、游街等方式进行法外的惩戒。

一个在疫情期间封闭管理的小区  图源：德国之声

武汉市民陈和建，2020年2月离家外出两个小时，回家时遭遇防疫管理人员的殴打，隔日因颅内出血去世。虽然医院称是因染疫致病去世，但他的哥哥、异见人士陈忠和与陈和建家人认为是被殴打致死。[6] 在狱中服刑律师的余文生、政治犯黄琦等人也被以疫情为由禁止家属会见；[7] 今年1月，石家庄爆出防疫的村干部将外出人员绑在树上……[8] 2021年1月，吉林省通化市因疫情采取封城封户，家家户户被贴上封条，很多人没有储备食量，网上订购无人配送，不少居民叫喊面临断粮断药。通化居民反映，“我们整个小区以及楼道，家里的防盗门全部贴封条，下边有人守着，根本出不去……家里东西快吃完，楼上的住户已经每天吃面条拌酱了，社区打电话不接，封小区之前鸡蛋涨到七块钱一斤，通化白山的酒店全部被征用隔离使用。”另一居民说，“我是F8号楼一单元901的住户，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快要饿死了，请问一下我附近有没有家里有面包，或者方便面啥的，能不能隔着窗户给我点，给钱也行，我真的快要饿死了。”封城封户带来的不光是断粮的威胁，还有老人生病无法医治的严重问题。各地极端的封城封村政策加上模式民生的混乱的关系，造成了大量本来可以避免的人道灾难。[9]

更普遍的是，高压管控之下民生痛苦、百业凋零。且不说如旅游、餐饮、住宿等易受影响的行业，即便与人口聚集与流动无直接关联的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店铺几乎全数关门，只要是无法在线远程完成的工作均告停止，失业人数飙升。这对于从事低端产业的普通工人、服务业者及农民工影响最为严重。人们生计无着，甚至债台高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10]

生产的停滞也就意味着供给的中止。随着封锁时间的延长，国民基本需求出现严重不足的危机。许多国民面临食物短缺的处境；大量私人企业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或已破产；因封锁措施导致患有其他非新冠疾病的患者无法及时就医[11]；一些外来务工者无处可去流浪街头……此外，还有高强度封锁和隔离造成的各种衍生伤害。

具体说来，在中国这种防疫的“休克疗法”下，农民工和底层市民受害尤其严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保障。相较于欧美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一分钱的救助，非国企的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12]

各行各业的停摆也让国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没有供给或供给极少，导致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短缺，物价飞涨。而由政府配给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务员尤其警察等强制力机构人员配给品中时鲜果蔬齐全，平民只能十元买到一根萝卜、一颗白菜、两颗土豆等共三样菜品组成的“爱心菜”包裹且时常断货。[13]

还有，据一些市民说，在配送“爱心菜”时往往选择性配送给所谓“重点人群”，更多人则收不到配给。官方声称是送给贫困户和低保户，但有市民说被优先供应的人反而都住在条件较好的小区。在配送时官方电视台跟随拍摄，却根本不拍没有得到配给的地区。此外还存在配送效率低下、在“最后一百米”配给困难的情形。

全国各地大批滞留于外地、需要被隔离14天甚至更久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甚至上千元，对于本就没了收入的民众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几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因为保安不允许躺下，只能坐着睡）。[14]

而在高强度隔离下，老弱病残等极度弱势群体面临着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对此政府所做甚微，这些弱势者处于坐等死亡的状态。不许出门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无法像平常那样逃离和求助，导致许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15]

发生在湖北黄冈的脑瘫患儿饥饿致死事件，就反映了中共当局粗暴的防疫与隔离政策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脑瘫患儿鄢成的父亲因疑似感染新冠被送入机构收治，鄢成被托付给亲属及村委会照料。但是几天后鄢成就因病去世。[16] 有舆论指责地方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没有尽到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责任。

这些悲惨情形，有些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当局纵容民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总之都是中共当局罔顾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生存权的例证，也是中共治下社会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体现。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一刀切”和过于严酷的管控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国民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国民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着的贫民。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实行如中国这样的抗疫“休克疗法”，而是允许部分行业正常营业，或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营业。如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严格防疫如保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正常营业[17]。其他如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及欧美国家，均以折中温和的方式尽可能兼顾防疫和民生。

而中国采取的彻底停摆，的确更有利于遏制疫情，但严重损害了国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民生活动，得不偿失。即便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也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对中国近年来本就严峻的经济、就业、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中共当局的这些高压防控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却制造了更大的灾难，是相对间接和隐蔽、却更广泛而深刻的伤害，是对国民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的剥夺。

（三）“中国式防疫”对自由权的剥夺

不仅有对民生的危害，还有对民权和自由的损害。人身自由权、自由迁徙权是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中国却被肆意侵犯。事实上，在非疫情时期中国国民的人身自由和迁徙权就被长期侵犯，如户籍制度的实行。疫情期间，这种人权侵犯大大的加强了。中共当局以防疫为名，不经法律途径即随意限制甚至完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人们困于各种不是牢笼却如同牢笼的环境中，本身就是对“人生而自由”这一原则的根本蔑视。

自由权是人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天赋而自然的权利，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手段。在不侵犯他人权利与自由情况下、不经民选政府的法律途径许可下，每个人的自由不可剥夺。虽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自由与秩序、自由与生命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人人生而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必备要素。

正是出于对法治和自由的尊重和珍视，在疫情肆虐全球时，各国才没有采取中国这等强度和密度的封城与隔离措施，没有让社会变成休克状态，而是遵循自由原则，保持了社会基本的运转，在限制自由方面高度审慎和克制，不破坏国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更不会采用野蛮的、侵入式的手段剥夺个人自由。

反观中国，封城、封小区、封门、抓人，一切都蛮不讲理、不顾人权。在这个政权眼里，为达到某个目的，就可以随意牺牲人的自由，可以将任何阻碍达成目的的东西破坏，摧毁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转。一位住在四川省的异议人士说，“公务员、防疫人员权力欲望满满。他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跃跃欲试，因为他们可以借机垄断、支配一切资源，借机可以管控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口号是：特殊时期，特别处理。什么法不法的，什么合理不合理。轻者“红袖套”吆喝、斥责，重则警方、特警出动。你只能有两个字‘听话’”。

同样据他讲，“在XX门口，有位老者没戴口罩，守门人就是不让他进，无论他怎么解释求情，最后是老者花了80元在大门旁买了一个，平时卖0.5元一个的普通口罩，才被允许入内；赶公交车，我多次见到已上了车，给了车费而没有口罩的老者，被司机赶下车。司机的解释是，车上有监控，发现有没戴口罩上车的，他要被罚款；在露天的封闭菜市场，没几个人，我散步没戴口罩被守门的人碰见，他便大声吆喝让我戴口罩，我一边在看手机一边拿出口罩准备戴上，此管理人员认为我戴口罩动作不够快，马上恶声恶气地叫：‘你装蒜嗦，叫你戴口罩你还慢腾腾的？’说着向我扑过来，有市民劝架阻拦才终止了他的进一步恶行……”[18]这反映了中国式防疫下基层管理人员权力膨胀、滥用职权、侵犯自由甚至凭权侮辱公民的现实。每个公民被当成犯人一样对待，被肆意欺凌。

中国政府利用防疫也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任意拘押。对于不受政府欢迎的公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防疫隔离给拘押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借口。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政府利用疫情镇压异议人士的情况，其中讲到人权律师王全章的遭遇。当局以防疫隔离为名在其刑满释放后强行关押了14天，尽管他之前在监狱已经做了病毒检测且已经隔离过。维权人士姜家文被以口袋罪“寻衅滋事”判刑一年半，他在刚出狱后到北京访友时被政府以防疫隔离为名被关押在辽宁丹东一处有铁栏杆的旅馆房间里。[19] 有人会认为，为疫情防控牺牲自由是值得的。这就是混淆了有限限制自由和无限限制自由的分别，也是不懂得在疫情与自由间进行权衡和兼顾。世界各国都在疫情期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发达民主国家往往更加注意不破坏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基础，如人身自由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根本上是中西方不同体制造成的。中国是高度集权、极权的制度，政权可以以无限大的权力任意摆布国民，而国民无力反抗。但西方及各民主国家，是民选产生的代议和行政机关，必须考虑民意。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和多党制也制约着权力的行使。此外还有各种公民组织的活跃，是不会同意执政者像中共这样为防疫不顾肆意侵犯民众自由的。

（四）中共当局对新冠肺炎维权者的打压

新冠疫情在中国共造成近10万人染疫，近5000人死亡。而发生这些，肇因于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的隐瞒。此外，如前所述，还有更多的人因高强度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受害，如一些人因生活必需品短缺、其他疾病病患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照护而病情加重身亡等。但因此选择追责中共当局的却屈指可数。这当然是因为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及其对维权者的残酷迫害。

如武汉一位叫张海的新冠死亡者家属，作为寥寥无几的维权者之一就遭遇了当局的威胁和打压，并在不久后失踪。张海的父亲因骨折在武汉一家医院治疗，却不幸感染新冠。张海因此控诉武汉市政府隐瞒疫情造成父亲死亡。此后，张海不断受到当局骚扰，上街有人跟踪，社交媒体帐号被停用。警方威胁他，若不停止发声就等着进监狱。

此外，据人权观察消息，公安机关还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新冠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全国各地司法局官员随后约谈多名人权律师，威迫他们遵守“三严禁、六不讲”，包括禁止他们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意见，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得参加连署等等。这都属于中共当局对试图追责者的打压迫害。[20]

而国际社会同样提出追责问题。如美国就有律师拟起诉中国政府，各国政界和民间也都有要求中国为新冠负责乃至赔偿的声音。面对西方国家及世卫组织提出的调查新冠源头的要求，中共以各种方式拖延，直到今年年初才同意世卫组织派团调查。[21]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倒打一耙、指责新冠病毒是赴华参加军人运动会的美军传染而来，混淆是非能力可见一斑。

因中共当局在早期对疫情的隐瞒及防控不力，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追责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此世纪巨祸，迄今却无人担责，这当然是中共当局对内镇压、对外耍流氓的结果。

对于公共安全事故/灾难拒绝负责或敷衍了事，是中共政权一贯的作风。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涉及“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就迄今没有一个说法，维权家长被维稳，还有采访此事的港媒记者遭殴打。其他如“7.23”动车事故、“毒奶粉”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等，中共也采取各种措施隐瞒责任、打压维权、封锁舆论。这次新冠事件也不例外，是中共当局酿悲剧成却逃避责任、打压维权运动的又一案例。

值得说明的是，并不是中共在实行高强度的防疫之后，就可以抵消此前隐瞒疫情造成的伤害。无论是隐瞒和淡化疫情，还是后来严酷的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的。不作为和“矫枉过正”的乱作为都是错的。走向两个极端的恶无法“相抵”、“归零”，恰相反，两个极端造成的危害是叠加的，都需要被追责和反思。

（五）“中国式防疫”对隐私的侵犯、对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扼杀

在防疫过程中，中共政权普遍使用了信息化手段，以管控十四亿国民。[22]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过“健康码”来了解每个人的行为轨迹。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都被要求扫描手机上的健康码。一些地方要求居民使用支付宝或微信获取健康码。根据不同的健康码，人们在关卡会得到准予放行或强制隔离的不同待遇。[23]

武汉市民在街头扫健康码   图源：新浪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健康码”系统与公安网络相连接[24]，公安机关可以藉此掌握更多个人隐私，并可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浙江杭州即在去年5月拟建立基于“健康码”的健康评分体系，引发了公众对侵犯隐私及歧视问题的担忧。北京则发生了“健康码”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证号码被放到网上售卖，仅1元即可购买1000多名艺人的身份证号。

事实上，中共政权通过拥有完全管理权的互联网及相关平台，早已将国民的出行、购物、住宿、理财等行为近乎完全掌控。如微信、支付宝、微博等各平台的海量大数据，中共政权都随时可以取用。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视频监控系统供政权取用，并且不会像有权有势者犯罪时那样“恰巧”坏掉。

依仗无孔不入的大数据和视频监控系统，中共当局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对全体国民的监视，进而控制亿万百姓。没有人可以逃脱这样严密的监控，自然可以在防疫上实现空前的成功。这在尊重隐私、遵循法治的国家当然无法做到。在欧美等国家，公民社会始终都对大数据对隐私的侵犯非常在意，对政府、警察机构试图强化监视的行为向来抵制，中国这样的监视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国家实现。 《外交事务》报道过中国政府借疫情机会加强对公民的数字监控，从部署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到记录公民的手机移动路线和铁路或航空行程。而民主国家对于使用这样的监控技术则非常小心。正是有侵犯公民隐私的顾忌，民主国家无法向中国这样利用数字技术来防疫。[25]

对隐私的侵犯，就是侵犯自由的预备和手段。当国民一举一动都被政权所侦知，剥夺自由也就轻而易举，反抗也被化解于无形。如前所述，自由重于泰山，不可因新冠疫情而遭到过度损害。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才能不顾一切的透支国民的隐私与自由，换取抗疫的成功。

中共当局可以将高压管控手段用于抗疫，当然也可以用于其他，比如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对少数族裔的迫害。这些年来，中共当局正是凭借在全球的无与伦比的社会控制力，实现了专制政权的存续。疫情期间中共超绝的社会控制力，再次展示了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反抗政权的行为，可以进行强力、迅速、无情的镇压。而民众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权，只能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其实，中共当局在抗疫期间的高压管控，本身就包含着对公民社会的扼杀、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中共当局自2013年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如中国公民运动中起到非常突出作用的民间机构“公盟”被取缔，时常为公民社会发声的《南方周末》和南方系其他媒体被打压，针对人权律师群体的大规模抓捕、强迫失踪和吊销执照，NGO组织纷纷被关闭，知名的公民运动领袖被判刑入狱……历经数年扫荡，2020年的中国早已是被中共彻底垄断一切的专制独裁之国。

因此，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我们再也看不到如乐清钱云会事件、邓玉娇杀人案、汶川地震校舍倒塌问题、7.23动车事故等事件发生时社会各界积极介入、群起响应，如民间的调查、救灾、援助等。在疫情爆发初期，民政部就特地的下发通知，不允许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进入湖北省。而外地捐助物资也指定由红十字会进行统一接收和调配。这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实上就是防止民间自组织的生长和非体制势力的萌芽。

这对于防治疫情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由于禁止民间公益力量自由参与防疫，更不允许民间自我组织互助和自救，加剧了疫情高峰期医疗、食品等资源不足的情况，更使得失业、滞留和其他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体难以得到民间补充性救助。当然，还有对于公共舆论的压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当局对于各地国民之间的歧视、仇视、排挤、冲突持纵容放任态度。这造成人际关系恶化，人们不是互助而是互害，如艾晓明女士担心的“满足于苟活且放任自私自利，以邻为壑”。但特权阶层不担心甚至希望人们相互防范与对立，以利于他们统治。

禁止公民社会参与防疫，造成的救助资源不足等直接损害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对于公民独立维权、团结与组织的破坏。通过垄断防疫资源和权力，让国人仰中共鼻息而活，一切依靠专制政府的支配，以遏制因疫情及衍生问题而出现对政权的不满，使人民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当人们面临灾荒时，对腐败肮脏政权积聚的不满就很可能爆发，疫情造成的失业和破产等经济民生危机也强化了人们绝地反抗的冲动。这本应是人民的正当反应，中共当局则利用垄断防疫资源、掐灭公民社会的方式阻止人民的愤怒转化为行动，用心恶毒且行之有效。

疫情期间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自组织的问题，是被普遍忽视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扼杀了民间出现可以摆脱政权的公民团体、积聚反抗力量的可能，掐灭了自下而上变革的希望之烛。这也剥夺了人们维护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利。国人只能选择对疫情造成的伤害及衍生的各种不公不义忍气吞声。

中共对公民社会的这些破坏和对人权的侵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大数据的掌控。由信息化武装起来的政权对民众实现了“降维打击”，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轻易的实现以少制多。互联网和监控系统的广泛使用，在技术层面对政权压迫民众起到了跃进作用，人民几乎再也无法“揭竿而起”、“啸聚响应”，因为政权完全掌握了每个人的动态，并且可以利用大数据调配镇压资源。这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致命的打击。曾经有人预言互联网将终结专制，但意外的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极权成了镇压者的利器。

中共当局在疫情期间超强的社会控制力，既是高压维稳常态的强化，又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扼杀政治反抗运动的预演。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各项权利换取抗疫的巨大成功，再次显示了曾制造经济发展奇迹的“低人权优势”的威力，以及这种“低人权优势”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形成的巨大挑战。中国政府甚至发起舆论战，宣扬专制体制的“优势”和民主体制的“低效率”。[26] 而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这种挑战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同样没有对中国式防疫反映的特色极权的刚性与灵活性做出重视和反应。这非常令人担忧。中国和国外各界人士必须正视与重视中共治下“低人权优势”的中国模式，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模式对中国国民人权的侵犯及对全球自由开放社会的威胁，继而筹划对策，捍卫人权与自由。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镇压变本加厉。2020年7月1日，在香港推出国安法，彻底撕毁一国两制，使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状况发生巨大倒退。中共在内蒙古限制蒙语的使用，并大规模抓捕抗议者。[27] 中国政府把至少50万藏人关进军事化的劳动营，[28]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受到野蛮的侵犯。

而新疆正在发生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权灾难。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被关押在集中营，他们被系统性地洗脑、酷刑，国际上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集中营被关押者非正常死亡的报道。BBC对受害者的采访和调查证明了集中营存在着系统性强奸和性侵犯。[29] 有些逃亡出来的维吾尔人一两年没有能够跟家人通话，不知道家人是否被感染，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在全世界释放囚犯以减缓疫情传播风险的情况下，新疆的集中营却没有因此而释放更多的人回家。这使得被集中关押的穆斯林面临很大的传染风险。

互联网成了中共进行政治宣传、洗脑和追踪民众的有效工具。防火长城、社交媒体、大数据、电子商务、现代通讯科技、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DNA数据库等，都让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对人民的严密监控。在山东省，中共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来检验党员的忠诚度。这已经超出了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述的高科技极权统治。市场调查公司IDC预测，中国的公共监控镜头将持续增加，在2022年将达到27.6亿台，人均两个监控镜头，这还不包括中共可以随时获取信息的个人电脑和手机等设备。在中共自1949年开始建立，并在过去七十年裡不断加强的传统极权监控机制裡，「高科技极权主义」正在实际运作中。从中国的网络化维稳手段、秘密警察、黑牢、收费网军、党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媒体和互联网更广泛的监控、洗脑、针对维权人士的大逮捕和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科技极权主义。[30]

结论

中国政府镇压了知情者和患者传播新冠肺炎的真实消息，进一步收紧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对公民的行踪控制中，放纵执法者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侵害。借用疫情的特殊需要，中共加强了对公民的数字化监控。在严格控制公民行动的同时，政府的补救措施不足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不必要的生命损失。中国政府还开动舆论机器，宣传中共极权体制的“优越性”为巩固政权服务。被镇压的少数民族处境因为疫情而更加恶化。中共对疫情源头的国际调查进行百般阻挠，妨碍了全球抗疫和了解病毒真相的进程。总之，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发展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加剧了本来就已经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

参考文献： 1.《发哨子的人》--《人物》，2020年3月10日

2.《在武汉街头流浪》--《人物》，2020年2月29日

3.《李铁：疫情较轻的城市应及时复工、开业》--财经杂志，2020年2月11日

4.《我在武汉街头入睡，请别对着我的被子浇水 》--，南风窗2020年2月27日

5.《中国也许有效控制了疫情，但代价惨重》--纽约时报，2020年3月9日

6.《艰难的自救——“封城”后百余癫痫病患儿面临断药》--南方周末，2020年2月18日

7.《「经过这次，我最担心的是武汉人的心理创伤」》--《人物》，2020年1月29日

8.《武汉大学突破口罩人脸识别难题 识别精度能达到90%》--环球网，2020年3月10日

9.《中小微企业"没听说优惠政策"：关门停产、自救未卜、缺人又不敢招人》--观象台，2020年3月8日

10.《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韩国经济》--KBS，2020年3月2日

11.《说不出的永别｜武汉一非新冠肺炎患者夹缝中逼近死亡》--红星新闻，2020年3月15日

12.《滞留武汉47天的7个人：房费接近2万 只买到过一次“爱心菜”》--环球时报，2020年3月8日

13.《滞留武汉77天，一对外地农村母女“四次出院”的疫情之战》--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9日

14.《没有中国式封锁，韩国大邱能遏制病毒吗？》--纽约时报，2020年2月26日

15.《疫情封锁中，被遗忘与被损害的中国弱势群体》--纽约时报，2020年3月10日

16.《湖北人返岗难：被劝返、阻拦、举报甚至解聘》--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26日

17.《污名、阴谋论、中国模式：巴黎中外青年的疫中争论》--纽约时报，2020年3月25日

18.《新冠“单阳”医护人员无法认定工伤，能确定感染但不符合确诊标准，或需自己承担医疗费用》--财经杂志，2020年3月7日

19.《养蜂人自杀第26天，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青年文摘，2020年3月13日

20.《疫情下，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污名和歧视》--南风窗，2020年3月11日

21.《泉州坍塌酒店最早逃生的湖北人：起初以为地震，挖到凌晨发现父亲和表弟遗体，一家四人隔离8天花6000》--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11日

22.《疫情下的高三毕业班：“这几乎是最难的一届”》--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3月6日

23.《疫情导致“无工可打”近3亿农民工如何渡过难关？》--欧洲时报，2020年3月9日

24.《疫情下一个陕西农民的生活》--《地球知识局》，2020年2月24日

25.《立即停止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人权侵犯》—中国人权捍卫者，2020年2月4日

1. 其他零散但可证实的来自相关文章、视频、新闻、推文、博文等信息。

[1] Research finds huge impact of interventions on spread of Covid-19，The Guardian, 2020.3.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r/11/research-finds-huge-impact-of-interventions-on-spread-of-covid-19

[2]《疫情天大 中国新闻自由遭严厉打压》，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1日。

[3] 《维权律师旁听遭拒 张展被判四年徒刑》--德国之声，2020年12月28日

[4] 《那些被纵容的针对方方的网络暴力》--德国之声，2020年4月23日。

[5] 《厦门聚会案：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升级指控“颠覆”》--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月20日。

[6]《“封城”期间太闷 武汉市民因外出被打死》，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3月4日。

[7]《人权团体：中国应停止以疫情为由完全剥夺囚犯权利》，美国之音，2020年6月23日。

[8]《石家庄防疫新招：将出门者捆在树上》，2021年1月18日 https://news.have8.tv/2756735.html

[9] 《堪比当初武汉封城 东北通化封城封户 居民疾呼断粮断药》，法广，2021.1.25。

[10]《中国也许有效控制了疫情，但代价惨重》，纽约时报，2020年3月9日。

[11]《艰难的自救——“封城”后百余癫痫病患儿面临断药》，南方周末，2020年2月18日。

[12]《中小微企业"没听说优惠政策"：关门停产、自救未卜、缺人又不敢招人》，观象台，2020年3月8日。

[13]《滞留武汉47天的7个人：房费接近2万 只买到过一次“爱心菜”》，环球时报，2020年3月8日。

[14]《我在武汉街头入睡，请别对着我的被子浇水》--南风窗，2020年2月27日。

[15]《疫情封锁中，被遗忘与被损害的中国弱势群体》--纽约时报，2020年3月10日。

[16] 《湖北父亲被隔离六日后家中脑瘫儿死亡》， ABC， 2020.2.4

[17]《没有中国式封锁，韩国大邱能遏制病毒吗？》--纽约时报，2020年2月26日。

[18] 来自本报告作者对国内维权人士的采访。

[19] China Uses Quarantines as Cover to Detain Dissidents, By Sui-Lee Wee, July 30, NY Times.

[20]《中国：新冠肺炎维权者被骚扰》，2021年1月6日，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21/01/06/377547

[21] 《世卫调查组获准入境中国 专家对病毒源头得出结论期望很低》，美国之音中文网，2021年1月11日。

[22]《武汉大学突破口罩人脸识别难题 识别精度能达到90%》，环球网，2020年3月10日。

《中国当局采取大数据应对疫情令人担忧隐私侵犯》，美国之音，2020年3月16日。

[24] 《中国多地欲将健康码常态化，引发隐私担忧》，纽约时报，2020年5月27日。

[25] Coronavirus and the Future of Surveillance, By Nicholas Wrigh, April 6, 2020, Foreign Affairs

[26] China’s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Warfare, By Valérie Niquet, The Diplomat, March 24,2020.

[27] AMY QIN, 中国在内蒙古推汉语教学引发抗议, 纽约时报，2020年9月1日。

[28] China forces 500,000 Tibetans into labour camps, the Sydney Morning Harold, 2020.9.22.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china-forces-500-000-tibetans-into-labour-camps-20200922-p55xyk.html

[29] 'Their goal is to destroy everyone': Uighur camp detainees allege systematic rape, BBC, Fed.2, 2021.

[30] Teng Biao, From 1989 to “1984”: Tiananmen Massacre and China’s High-tech Totalitarian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 No. 2, 2019.

@solids #193110 这群怎么解散了。 但是根据网页存档还有一个群组在 https://t.me/joinchat/HKa8b64VdGuZ9DDe 。

奇怪的是，管理员海豚的GitHub账号也被删除了。

https://github.com/850710247liu

鉴于海豚曾经在GitHub上推广反审查工具TCPioneer，我很担心其人身安全。

另，如果你有Telegram账号的话可以去他们的群组 https://t.me/Hmoegirl 看看什么情况。

美国铁了心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又被习的清零给折腾的满腹怨言、经济下行，现在应该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期

H萌娘移动和电脑端登不上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已经无了。走的很突然……

H萌娘，一个萌娘百科在被“整治”后被迫分割出的境外网站，我看来，她既有百科的作用，也有论坛的作用。

H萌娘，虽主打H知识，但一切大陆不愿谈起之政治敏感皆有，也包括一些在萌娘百科因为管理大换血而被删除的条目在此重发。

虽然伴随着萌娘百科走下坡路，H萌娘的生态也在变差：之前的高技术力条目创建者离开、新条目质量堪忧、一堆“左小鬼”和“目田蛆”在此互撕（虽然我也成为了目田的一员）。

但H萌娘作为我接触的最初一批网站，带给了我许多“乳包”的快乐（纯粹玩梗般的乐趣），也是在H萌娘的娘化条目，我找到2047的看板娘（各位可以在站内自己查），才来到了2047。

我悼念H萌娘，不是因为她好，而是一种情怀。

珍惜在2047的每一天吧，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到来……

@不可接触者 #193031 传统道德只是压迫妇女，可没有仇视妇女

“In a monumental irony, both Julian Assange and Edward Snowden stand charged with the very same crimes that are likely to be brought against Mr. Trump. On both Mr. Assange and Mr. Snowden, Mr. Trump argued that they should be executed.” ~ @Judgenap

台湾的地位比乌克兰重要的多，乌克兰没有啥让西方依赖的科技，但是台湾有，所以现在还没开战呢欧美的各种政客都频繁去台湾打卡，在乌克兰只有打起仗来的时候才有那么多政客来访。打起来美国肯定会出兵，这应该会是史上第一次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朝鲜战争的时候当时中国是没有核弹的）。

参考一下：本来2018之前应该这种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2019应该已经实现了可能性从0到1的突破。

在这样的加速度面前，10年，乃至5年内，可以说随时都可能爆发中美热战。只有操作规避风险的人们才知道每一次都是化险为夷，而外界的民众把这些都当成是狼来了的故事。

这么说吧。我的两位朋友都说过，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020年已经开始了。最早是在2020年中的时候说的。2022年俄乌战起，我朋友说这已经是下半场开始了。

我们普通人只能希望中美间的热战不要发生。因为，战争一旦展开，基本做不到可控。战争失控是大概率事件，到时候，人类离灭亡也就是随时的问题。

现在狂欢和宁静度日的只是民众。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民众这样，经济才可以继续运转，社会才能不陷入失序。只是不知道这样还能过多久。要看世界玩家们的技术、耐心和战略定力了。

在美国做博后也就5-6万美元

美国不会自己下场，参考乌克兰

@钟明 #193096 谢谢回复

鼓励对线的人间天堂

台湾当年得到美国承认的民国正朔，中共连联合国都进不去还被联合国军打，第二次金门战役又被美国第七舰队赶回去了，中共亡国了吗？台湾不服王化已经70多年，中共怕台湾了吗？

联合国人权办对中国新疆人权关切问题的评估

简介

2017年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 开始收到各种民间社会团体越来越多的指控，称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XUAR”和“China”)失踪或消失。2018年，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报告称，“随着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地方引入‘再教育’营”，XUAR 发生的失踪案件“大幅”增加。自那时以来，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智囊团和媒体机构发表了大量研究和调查报告，以及受害者的公开陈述，声称在所谓的“营”中存在大规模的任意拘留，并声称存在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强迫劳动等。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2018年8月审议中国定期报告期间，对大量报告称新疆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为借口，拘留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表示震惊。政府表示，“职业培训中心是为那些犯了“轻微罪行”的人设立的。在随后的政策文件中，政府提出了这些中心，作为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或打击“极端主义”的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为该区域的发展、创造就业和脱贫攻坚作出贡献。

鉴于指控的广度和严重性，以及所收到信息的性质，人权高专办自2018年以来一直寻求获得 XUAR 以核实指控。与此同时，并根据大会第48/141号决议规定的全球任务，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人权高专办继续监测情况并评估指控，包括审查和批判性分析公开获得的正式文件以及研究材料、卫星地图和其他公开来源信息，按照人权高专办的标准方法审查其来源、可信度、份量和可靠性。在人权高专办的整个审查过程中，特别注意了政府的正式文件和资料，包括法律、政策、统计数据、法院裁决、政府公布的正式声明和白皮书，以及一些其他公开文件，人权高专办根据官方性质的强烈迹象评估这些文件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人权高专办还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府提交的资料，包括在其向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提交的审查中以及在答复联合国特别程序来文时提交的资料，并审查了中国国内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提交的材料。

作为正在进行的对话进程的一部分，人权高专办于2021年3月17日正式向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要求提供具体资料的请求，其中根据对截至该阶段的材料的审查详细说明了特别感兴趣的各个领域，包括官方数据，但没有收到正式答复。2021年7月19日，人权高专办进一步提议与相关政府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的适用法律框架。 5. 作为对大量文件的补充，人权高专办还根据其标准做法和方法，对直接和第一手了解 XUAR 情况的个人(24名女性和16名男性; 23名维吾尔族，16名哈萨克族，1名吉尔吉斯族)进行了40次深入访谈。26名受访者表示，自2016年以来，他们要么被拘留，要么在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种设施中工作。在每一个案例中，人权高专办都评估了这些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所传达信息的真实性以及与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的一致性。确保面谈的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大多数访谈是出于与新冠肺炎相关和/或安全原因进行的远程访谈。除了“不伤害”原则之外，还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标准做法采取了其他措施，以加强对提供信息者的保护。

本文件所载的评估是基于中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载于中国已加入的人权条约，特别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中国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但尚未批准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缔约国有义务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该条约目标和宗旨的行动。此外，中国还受到被视为国际习惯法的人权准则的约束，特别是在生命权、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性别的歧视以及宗教自由权方面。此外，一些人权规范也被视为构成国际法的强制法或强制性规范，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和承认，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的规范。其中包括禁止任意剥夺生命、酷刑、奴役、任意拘留、种族歧视，以及犯下包括危害人类罪在内的国际罪行。最后，人权高专办审议了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和预防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文书所载的标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权利公约。

按照人权高专办的标准做法，与政府分享了评估结果，征求事实意见。政府应要求所作的回应载于本报告附件。

另外，政府邀请高级专员于2018年9月访问中国。由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以及需要讨论这种访问的参数，直到2022年3月才就访问达成协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商定，高级专员还将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前已部署了一个先遣队，为她于2022年4月和5月进行的访问做准备。

背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人口2585万。它富含煤炭、天然气、石油、锂、锌和铅等资源，也是棉花等农业生产的主要来源。由于与阿富汗、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接壤，该地区还提供了进入中亚及其它地区市场的重要路线和通道。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新疆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其民族构成自1949年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1953年，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该地区总人口的75% 以上是维吾尔族人，他们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汉族占7% 。生活在该地区的其他主要穆斯林族群包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回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和塔吉克族。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和政府的《新疆族群动态和数据白皮书》 ，虽然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总人口都有所增长，但维吾尔族人口现在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5% ，汉族人口约占42% 。这些变化似乎主要是汉族人移民到西部地区的结果，包括政府政策提供的激励措施。

历史上，XUAR 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它一直是中央政府许多发展和脱贫攻坚政策的重点。据官方媒体报道，2014年至2018年间，新疆共有230万人摆脱了贫困，其中190万人来自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南疆。据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 和10.8% 。此外，据报道，在城镇建设了169万套农村住房和156万个政府补贴的住房项目。然而，23个联合国人权机制对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歧视表示关注。

2009年7月，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骚乱。当时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对暴力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政府报告称，“从1990年到2016年底，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在新疆发动了数千起恐怖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和数百名警察死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在 XUAR 以外的中国城市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而政府一直将这些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性质的事件。与此同时，维吾尔人作为战斗人员参与武装组织的情况继续被报道，包括在阿富汗和叙利亚，这些武装组织受到联合国反恐制裁，这仍然是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

2014年5月，在这些事态发展之后，政府发起了它所称的“严打”行动，以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它将这些威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联系起来。在2019年的一份白皮书中，政府表示，“自2014年以来，新疆共摧毁暴力恐怖团伙1588个，抓获恐怖分子12995人，缴获爆炸装置2052件，惩处非法宗教活动30645人4858次，没收非法宗教材料345229份。”。政府宣称其做法取得了成功，并报告说，自2016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没有发生恐怖主义事件。

中国认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在官方声明中，政府强调，“新疆相关问题实质上是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政府正在“依法”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在2019年3月发布的《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及人权保障白皮书》中，政府声称，中国的法律是“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有力法律工具”，坚持“保护合法活动、遏制非法行为、遏制极端主义、抵制渗透、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原则”。报告还强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政府“充分尊重和保障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

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其他文书一贯强调，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必须牢牢立足于尊重人权和法治。它们认识到，有效的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与保护人权不是矛盾的目标，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确保反恐对策符合人权标准，就必须确保相关立法和适用政策提供一个框架，适当考虑和处理人权风险和影响，排除任意和歧视性适用，并纳入防止侵权行为的适当保障和补救措施。联合国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除其他外，强调了这在许多法律制度中仍然是一个挑战。

中国建立了所谓的“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由具体的国家安全和反恐怖主义立法、一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宗教和“去极端化”的正式法规组成。大多数这些法律法规，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层面，都是在2014年至2018年“严打”行动的背景下通过或修订的。这些演变伴随着许多官方政策声明和解释性立场。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概念的明确性、广度和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CTL”)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 (“XIM”) 都将恐怖主义定义为:

以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袭击人员、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达到其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其他目的的主张和行动。

定义的要素措辞宽泛。诸如“主张”、“社会恐慌”和“其他目标”等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可能包括范围广泛的行为，这些行为实质上远离严重性的足够门槛和从事恐怖主义行为的明显意图。在 CTL 和 XIM 中，恐怖主义的定义进一步附有构成“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清单，这些行为为定义提供了一些明确性:

“本法所称恐怖活动，是指下列具有恐怖性质的行为: (一)组织、策划、准备或者进行造成或者企图造成人员伤亡、财产重大损失、公共设施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和其他严重社会危害的活动;(二)在公共场所鼓吹恐怖主义、煽动恐怖主义活动、非法持有鼓吹恐怖主义的物品或者强迫他人穿戴鼓吹恐怖主义的服装或者标志; (三)组织、领导或者参加恐怖组织;(四)向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提供情报、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和其他支持、协助和便利，实施恐怖活动或进行恐怖活动培训; (五)其他恐怖活动”。

所列活动一般与《刑法》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相对应。然而，列出的一些活动仍然以模糊和/或主观的措辞陈述，而没有进一步澄清这些活动可能包含的内容，例如，“扰乱社会秩序和其他严重的社会危害”。

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对相关规定的解释作了进一步澄清。《意见》就《刑法》第120条关于组建、领导或积极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某些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提供了一些指导。虽然《意见》有助于进一步界定某些被视为恐怖主义的活动，但并未解决所有关切问题，例如下文所讨论的各种恐怖主义罪行描述中“极端主义”一词的范围。

因此，有人担心，这些定义的范围可能使合法的抗议、异议和其他人权活动或真正的宗教活动属于“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从而对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合法活动施加强制性的法律限制。

在“极端主义”方面，《新疆宗教事务条例》(“XRAR”)对“宗教极端主义”作了界定

歪曲宗教教义，鼓吹极端主义，以及其他极端思想、言论和行为，如鼓吹暴力、社会仇恨和反人类。

因此，XRAR 禁止“极端主义思想”、“思想”、“活动”、“服装”、“符号”、“标志”和“内容”，但对于这些要素的构成，比如什么使其成为“极端主义”，几乎没有明确说明。

《 XUAR 去极端化条例》 (“XRD”) 将“极端主义”定义为“利用歪曲宗教教义或其他手段煽动仇恨、歧视、鼓吹暴力的主张和行为”，“极端化”定义为“在极端主义影响下传播激进宗教意识形态，拒绝和干涉正常生产生活的言论和行为”。该条例还包含一个开放式的“极端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清单，所有这些都将被禁止，包括“干扰正常的文化和娱乐活动，拒绝或拒绝广播电视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不规则的胡须或名称选择传播宗教狂热”，以及“故意干扰或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一直笼统地提到“极端主义”，而没有关键的限定性形容词“暴力”，像联合国文书处理这个问题时一样。

因此，法律文本似乎将可能被解释为与宗教活动有关的个人选择问题与“极端主义”混为一谈，将“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现象混为一谈，从而大大扩大了可以以反恐目标或借口作为打击目标的行为范围。这种通过使用广义或模糊定义进行的混淆，在中国刑法的刑事定罪方面带来了特殊问题，例如“通过书籍、音像资料宣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或“明知制造、传播和宣扬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而持有书籍、音像资料或其他物品”。由于对“极端主义”的定义或构成具有高度主观性的概念，联合国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认为：

...一词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标准中毫无价值，作为刑事法律类别使用时，不符合法律确定性原则; 因此，它本身不符合行使某些基本人权。

用于识别“极端主义”嫌疑人和“风险”人员的方法

如前所述，2017年《 XUAR 非极端化条例》(“XRD”)包括一份“极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清单，被描述为“在极端主义影响下的言论和行动”，应予禁止。这份清单可能是为了将 XUAR 各地出现的一些此类清单标准化和编纂，其中最显著的是一份宗教极端主义迹象清单，据报道，地方当局和警察部门已于2014年12月开始分发这份清单。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的“迹象”和“主要表现形式”清单包括那些完全符合行使基本自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本身并不与暴力或潜在的暴力行动相联系。例如: “拒绝收音机、电视”; “成为留着大胡子的中青年男子”; “突然戒烟戒酒，不与喝酒吸烟的人接触”; “抵制足球、歌唱比赛等正常的文化体育活动”; 等等。

与表达不同意见相关的各种形式的行为，用广义的术语陈述，也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标志。如“抵制现行政策法规”、“利用手机短信、微信等社交聊天软件交流学习经验、阅读非法宗教宣传品”、“携带非法政教书籍、音像制品或者在住所查验到”、“利用卫星接收机、互联网、广播等设备非法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抵制政府宣传”、“拒绝观看正常的影视网络”等。

此外，这些清单还包括违反其他法律和政策的行为，例如计划生育政策。这意味着，违反这些其他法律或政策的人不仅会因其本身的违反而受到该法律或政策所规定的制裁，而且还可能属于被视为“极端主义”的范围，并因此产生额外的后果，例如刑事惩罚和/或“再教育”，如下文所述。

这些用于识别“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风险”人员的指标清单似乎基于一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并不一定作为个人已经从事或有可能从事暴力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行为的实际和实质性指标。相反，它们似乎是基于将这些指标与“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简单地联系起来，而这些指标中的许多指标，单独(甚至集体)采取，可能仅仅是个人在伊斯兰宗教信仰和/或合法表达意见的实践中的选择或多或少的表现。基于这些主观或表面的“风险因素”，过分强调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宗教实践、文化偏好或个人选择的因素的方法论的使用，有可能会对人们(与暴力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没有联系的人)撒下一张大网，使他们受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并可能任意应用法律和政策。根据包括可能构成合法行使宗教自由权利的行为的指标实施强制性制裁，极有可能变成基于族裔-宗教身份及其个人表达而对个人实施歧视性适用和利用作为定性工具。

对所谓“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行为的反应的范围和性质

在2019年8月发布的《新疆职业教育》白皮书中，政府解释说，新疆的制度力求在对严重行为的严厉惩罚与对轻微案件的同情、宽大、教育和改造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种制度下，对严重行为的判决和处罚由刑事法院执行，而行政轨道则处理更多的“小”案件。这条行政跑道涉及所谓的「职业教育中心」(VETC 设施) ，这些设施可安置个人进行「去激进化」及「再教育」。什么构成“严重”和“轻微”恐怖主义行为和/或“极端主义”行为之间的重大区别尚不清楚，同类行为往往包括在这两个法律类别之下。这给广大民众带来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即哪些案件必须(或可以)在正式法院诉讼程序中裁决，哪些案件将(或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处理。此外，根据“严重性”的评估，对案件类别的区分本身就是基于不明确的标准(例如“情节轻微”、“构成实际危险但尚未造成实际后果”、“主观恶意不深，可以真诚忏悔”或“仍然是对社会的威胁”)。这些措辞宽泛的要求为法律的任意、不一致和主观适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因此，同一行为很容易导致截然不同和不可预测的法律后果。

此外，根据法例，不论在刑事或行政方面，每个介入的主管当局(不论是警方、检控人员、法官或执法人员) ，均可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教育”，并可指示将个别人士转往职业训练局的设施。因此，安置在这样的设施成为犯下任何类型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无论该人是否也被刑事起诉的可利用的后果。更令人关注的是，法例未能就“教育及转型”制度本身的核心元素提供足够的法律确定性，例如职业训练局设施内的这类住宿课程的可容许持续时间，或个别人士获得或可被视为获得适当“教育”并因而有法律责任获释的准则或程序。

预防、调查和强制权力的广度以及监督和纠正的程度

根据适用的法律，公安机关和更广泛的行政部门被赋予预防、调查和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的深远权力。例如，《反恐怖主义法》(CTL)和《新疆实施办法》(XIM)授权公安机关采用“技术调查措施”，收集和保存个人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和生物特征数据。《刑事诉讼法》允许这些当局使用包括电子监视在内的特殊侦查手段，而《刑事诉讼法》则授权对嫌疑人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命令不得离开城市、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得与某些人联系、交出护照或定期向当局报告。根据法律，其他实体也有一定的作用，必须与当局合作。例如，电信和互联网供应商必须建立信息内容监控系统，并为公安官员提供解密和其他技术支持; 地方政府必须利用技术和其他措施，防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并确保“城市公共区域根据需要”配备“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除了这些具体的反恐权力之外，还有公安机关的一般权力，即在不经独立审查的情况下长期拘留和审前拘留嫌疑人，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 ，在进行正式审查和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前，一个人可被拘留长达37天。

关于根据《反恐怖主义法》行使权力，第94条惩处反恐机构人员滥用权力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反恐机构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如果“在反恐工作中不履行职责”，可以给予行政处分，并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条还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人权高专办没有资料说明这些补救办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无论是绝对执行，还是按相关案件的比例执行，或者在执行的情况下，这些补救办法在制止侵权行为和提供有效补救方面的效力。可适用的法律文本本身表明，对行使反恐怖主义和反“极端主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权力的当局的独立司法监督即使有，也是有限的，这增加了歧视性或任意适用的风险。中国法律赋予当局广泛和深远的法律权力，需要根据合法性、必要性、相称性和问责制原则，进行全面和透明的监管，以便与人权和基本自由保持一致，特别是保护隐私权和行动、言论和宗教自由权。

总之，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模糊和宽泛的概念之上的，这些概念赋予不同官员在解释和适用这些概念方面的重大自由裁量权。根据该框架确定和评估有问题行为的方法过于简单，容易主观，似乎没有以经验证据为依据，确定所依赖的行为指标与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联系。此外，这种行为所附带的法律后果是不可预测的，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管。当局被赋予广泛的调查、预防和强制权力，但保障措施有限，司法监督独立。这些因素无论是个别还是累积起来，都对该制度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表示严重关切，它们建立了一个容易受到任意和歧视性适用的框架，不合理地限制了合法权利的行使，可能使个人遭到任意拘留，而且未能提供充分的保障以防止滥用。在实施这一制度的背景下，并通过将“极端主义”与某些宗教和文化习俗联系起来，这一制度还带有对有关族裔和宗教群体实施不必要、不成比例和歧视性做法的固有风险。

入狱以及其他形式的自由剥夺

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已解释，其反恐和反“极端主义”制度是基于区分“严重”行为和需要宽大处理、教育和改过自新的“轻微”案件，而“严重”行为需要通过刑事司法制度予以惩处。在后者的行政管理路径下，有关人士一般会被安置在所谓的「职业教育中心」(VETC)。中国政府一直坚称职业训练中心的设施自2019年起已关闭。

转送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2018年10月，在政府首次表示存在“职业培训中心”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办法》(“XIM”)和《新疆反极端化条例》(“XRD”)都进行了修订，明确引入了允许设立此类中心的条款。2019年年中，在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后续回应中，政府报告说，它已经“依法建立了职业教育中心，以消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温床和条件。

根据政府2019年发表的《新疆职业教育》白皮书及相关法律规定，这些中心可关押三类人士。第一类人包括因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罪行被定罪的个人，他们在服刑期满后被“评估为仍然对社会构成潜在威胁”。根据法律，这些人是通过法院判决被送往职业训练中心设施的。第二类包括“被煽动、胁迫或诱使参加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人，或在不严重到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参加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人”。这些人可根据警方的决定转介到职业训练中心设施。第三类是“被煽动、胁迫或诱使参加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人，或者参加构成实际危险但未造成实际伤害的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可以在犯罪人“主观恶意不深，能够真诚忏悔，自愿接受教育和帮助”的条件下，决定免除刑罚。

政府在同一份2019年白皮书中表示，“(职业训练局设施)的教育和培训不是限制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在回应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时，政府表示职业训练局设施是“学校的本质”。然而，根据国际人权法，当一个人“未经其自由同意被拘留”时，就发生了剥夺自由的情况，涉及“在狭窄空间内对行动的更严格限制，而不仅仅是干涉行动自由”。国际人权法意义上的剥夺自由可以发生在任何类型的地点，不需要正式贴上这样的标签。

2019年关于“新疆职业教育”的白皮书指出，这些中心是“住宅”，转送必须遵循法院或公安官员的决定，而不是自愿的。即使在检察院转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转送到职业训练中心和判处监禁之间，有关个人有一个“选择”，这意味着安置在职业训练中心是一种替代监禁的制裁形式。

人权高专办约谈的被安置在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个人说，他们被带到这些设施，通常是被公安人员带到这些设施。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被逮捕的大多数受访者在被移交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之前被关押在警察局。他们说，他们被告知必须前往职业培训中心设施，而且没有其他选择。没有一个受访者认为他们可以对移交程序提出质疑，在被送往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之前或在他们在那里的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律师。其中一些人在最终被安置之前在警察局接受了长时间的审讯。

没有一个被采访者说他们能够离开设施或回家。在职业训练中心的设施，所有受访者均发现有大量保安人员在场，警卫人员手持枪支及/或警棍(包括电棍) ，大部分身穿警察制服。受访者在职业训练局设施逗留的时间不一，但一般在两个月至18个月不等。当他们被带到该设施时，没有人被告知他们逗留的时间。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偶尔会被允许与亲戚见面或打电话，尽管只是在密切监视之下。另一半人与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家人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中国政府下属媒体定期传播有关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宣传视频。在这些视频中接受采访的人要么对他们的逗留表示欢迎，要么表示这有助于他们避免被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所吸引。相比之下，接受人权高专办采访的人说，警卫明确告诉他们，当外人或家人来访时，要对自己在该设施的经历持积极态度。例如，一名受访者报告说，在外国代表团来访之前，他们被告知，“一切都很好”，他们可以每天晚上回家，他们正在学习，食物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一些受访者报告说，一旦被释放，就明确禁止披露有关该设施的任何信息，有些受访者还必须签署一份这方面的文件。

政府声称“参与者可以随时自由加入或退出项目”。然而，人权高专办获得的前后一致的说法表明，没有自由和知情同意被安置在这些中心; 被关押在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中心的个人不可能自愿离开; 从有关个人的角度来看，在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的逗留是无限期的，其结束只能通过满足当局评估的未定义的标准来确定。因此，鉴于安置在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并非自愿的，而且被安置在这些中心的个人似乎别无选择，安置在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相当于一种剥夺自由的形式。

国际人权法要求剥夺自由不得具有任意性。《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禁止任意拘留，这既是国际法的国际习惯法规范，也是强制性规范。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权威性指南中解释的那样，“任意性”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违法”: 当存在不适当、不公正、缺乏可预测性和正当法律程序，以及缺乏合理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等因素时，逮捕或拘留可能得到国内法的授权，但仍然是任意的。同样，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负责评估成员国个人申诉人提出的任意拘留申诉，该工作组认为，在显然不可能援引任何法律依据为剥夺自由辩护的情况下，包括在没有任何立法规定的情况下，以及在严重不遵守关于公平审判权的国际准则的情况下，剥夺自由是任意的。这些保护包括被告知自己的权利和逮捕理由的权利，以及有充分机会接触律师和家庭成员的权利。根据国际人权法，如果拘留是为了回应合法行使人权，例如行使见解或言论自由权、离开自己国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少数民族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也是任意拘留。

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培训中心系统的几个关键特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在居住设施中剥夺自由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明显的法律依据。201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实施办法》(“XIM”)和《新疆反极端化条例》(“XRD”)进行了修订，以授权建立 VETC 和将个人转介到住宿项目，尽管转送 VETC 的浪潮早在2017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此外，如上所述，《新疆反恐怖主义法》和《 XRD 条例》的范围模糊，容易出现过于宽泛的解释，因此具有任意性和歧视性。

第二，如上所述，可以提交个人并将其安置在职业介绍和培训中心的理由包括表面上合法的行为，包括作为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表现或表现。所谓的“卡拉卡克斯名单”(Karakax list)描述了转送至职业训练局的各种无伤大雅的理由，这份名单在公共领域似乎是一份可能自2019年起生效的政府文件，而且极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份名单包括一份电子表格，其中载有 XUAR 一个特定地区职业培训中心设施内维吾尔族“受训人员”的信息，包括311名受训人员及其转介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孩子太多、“不安全人士”、出生在某些年份、有前科、戴着面纱或胡子、申请过护照、没有离开过国家等等。前被拘留者向人权高专办报告了类似的转交理由，他们说，转交给职业培训中心的原因是旅行或与外国有联系、试图取消其中国公民身份、在邻国拥有双重国籍或下载了 WhatsApp。其他人只是被告知他们在名单上，或者必须完成一个配额。由于进行评估的主观手段，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任意拘留人员的风险很大。

第三，在“自愿”拘留中心的安置似乎缺乏任何拘留情况下应有的程序，实际上剥夺了有关个人作为国际法事项必须伴随拘留的保障和保护。被拘留者似乎没有机会接触律师，也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安置期限或释放标准，法律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与人权高专办交谈过的人描述了某种形式的程序，通常是在他们被释放之前不久，在这种程序中，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不当行为，当局对他们的案件的宽大处理，以及他们被判处的刑期随后似乎已经被免除(他们的释放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报告符合并与其他迹象一致，表明在2018年10月左右，有人试图追溯性地“规范”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中人员的地位。118在2018年10月16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119政府还提到“两次通报一次公布”会议，这是一种准法律程序，当局通知当事人及其家属他们参与恐怖活动的性质，进一步通知他们参与“极端”活动的性质，并随即宣布政府依法宽大处理的政策。120一名受访者描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没有被告知我在那里干什么，我会在那里呆多久。我被要求承认一项罪行，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承认什么。”

一些受访者描述了在职业训练中心被“判刑”的情况，一些人描述了被分组带到“法庭”的情况。没有律师出席这些会议，接受采访的人报告说，他们被要求从大约75或72项“罪行”的清单中“选择”他们的罪行。这类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在拘留数月之后进行的——表明，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罪行指控的刑事和行政轨迹实际上往往交织在一起，刑事诉讼显然被用来迫使人们接受转介到职业训练中心设施，追溯证明这种转介是正当的，或者通过可以撤销的临时释放令限制和控制人们获释后的行为。实质上，这些程序的结合为官员提供了具有特殊广度的有效权力，使个人被剥夺自由并在获释后返回自由。

第四，职业训练中心设施的教育方案的性质和功能目的也令人关注，因为这些方案的方向是政治再教育。XIM 指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目的是教育和改造受“极端主义”影响的人，包括在“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以及其他教育和改造机构”。政府关于“新疆职业教育”的白皮书指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提供的课程包括标准的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激进化。”国际劳工组织标准执行和应用专家委员会在审查1958年《歧视(就业和职业)公约》(第111号)和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第122号)时，对职业培训政策“至少部分是在高度安全和高度监视的环境中执行的”表示关切，并要求政府将职业培训和教育中心的任务“从基于行政拘留的政治再教育转向《公约》更广泛的目的”，即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然而，对 OHCHR 的第一手资料显示，该国强调“政治教育”和基于自我批评的改造。这种强制性行政措施被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是“固有的武断”。

最后，考虑到移交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种族、宗教和文化认同和表达形式，令人严重关切的是，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剥夺自由的做法是歧视性的，这加剧了中心拘留的任意性质。

政府没有公布在职业训练中心接受再教育的人数的官方数据。2018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指出，“估计被拘留的人数从数万人到超过100万人不等”，并呼吁政府提供过去五年的统计数据。对此，政府声称，无法说明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数，因为这是“动态的，因为人们不断地来来往往”，政府此后一直保持这一立场。

然而，各种政府官方文件和声明都表明了这项计划的规模。2019年发布的《新疆职业培训与教育》白皮书指出，这不仅仅是针对个别案例，而是针对“许多人”。此外，2017年之前的一些政府文件和声明提供了当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极端主义”威胁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教育”需求，这进一步表明了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人口重要比例的潜力。此外，公共领域的政府文件似乎可信，这些文件不仅提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都有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而且表明在这些设施的运作和实施方面存在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和方法。同样，从公共来源获得的卫星地图也提供了许多具有安全特征的建筑物的信息，例如高墙、瞭望塔和带刺铁丝网的外部和内部围栏，自2016年以来，这些建筑物似乎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或扩大，与“严打”相应。

对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的拘留有直接了解和亲身经历的个人告诉人权高专办，他们与许多其他人一起被拘留，他们个人认识许多被安置在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的其他亲属和朋友。正如一个人描述的那样，“每个邻居都有人在难民营里，或者像他们所说的‘被带去学习’。”人权高专办约谈的个人被关押在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中，这些设施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少八个不同的地理位置。

在缺乏官方数据的情况下，其他研究人员综合利用来源和数据点来评估和估计受影响人口的范围。这些文件包括似乎是官方的文件、招标公告和卫星地图，揭示了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中拘留的规模。一些分析还基于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提供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州县居民被拘留状况的信息。根据所采用的方法，估计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这些县镇约有10% 至20% 的成年“少数民族人口”遭到某种形式的拘留。

根据目前收到的资料，人权高专办无法确认受职业培训中心制度影响的个人总数的估计数。然而，这些不同的信息来源累积起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系统是打算在该区域整个地理范围内广泛运作的。在没有可信信息表明情况相反的情况下，虽然无法确认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的具体被拘留者人数，但可以从现有信息得出合理结论，即职业培训中心的人数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非常多，其中包括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相当大比例。

总之，根据审查的资料，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发生了大规模任意拘留的情况，影响到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相当大比例。政府表示，职业训练局的设施现已关闭，所有“学员已毕业”，因此，这些设施可能不再使用。人权高专办无法证实这一点，主要原因是自2019年底以来缺乏相关官方或其他资料，无法进行实地核查。无论如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关切，主要是因为支撑职业培训中心系统运作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仍然存在，而且在目前尚未采用的情况下，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采用。

通过刑事司法系统进行拘留

除了大规模将个人转移到职业训练中心设施外，XUAR 的刑事逮捕、定罪和判处长期监禁的案件似乎也明显增加。

政府资料显示，2018年的刑事案件数字有所上升，较过去五年的平均数字上升25.1% 。同样，2019年，这一数字比前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9.2% 。人权高专办指出，中国刑事案件的定罪率一般为99.9% 。政府指出，在许多国家，刑事定罪的少数民族被告比例低于少数民族在该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但没有提供因恐怖主义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罪行而被定罪的少数民族比例的分类数据。

政府表示，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XUAR 法院完成了297,000宗刑事案件。145. 根据政府资料，二○一七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机关被羁押人数增加35% ，二○一八年按年增加约8% 。

2017年的另一个变化是被判处五年或更长刑期的人数增加。在2017年之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判刑的总人数中，约有10.8% 的人被判刑超过5年。2017年，这一比例升至87% 。根据政府官方统计数据，仅2017年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就判处86,655名被告5年或更长刑期，比前一年多10倍，146名被告，尽管同样无法分列因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相关罪行而被指控和定罪的人数。

数据仍然不完整，2020年及以后的类似数据尚未提供。这使得很难在较长的时间框架内考虑这些统计数据，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可能是一个大趋势的一部分，以及定罪数量的增加是否对特定人口群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然而，即使2017-2018年的高峰是短期的，这也必然意味着，随着刑期的延长，新疆的囚犯人数将大幅增加。在2021年4月的一份声明中，政府证实，“新疆数据项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和“维吾尔族转型正义数据库”(主要由家庭成员使用的民间社会平台)中的10,708个条目中，近三分之一涉及因“暴力恐怖主义罪行和刑事犯罪”正在服刑的刑事犯。

此外，建筑物的新建或扩建，特别是在2019年之后，通过公共资源卫星地图(谷歌地球)可以看到具有高度安全特征的建筑物，似乎表明拘留设施正在增加，可能适应审前和定罪后被拘留者的相应增加。与此同时，现有的监狱在许多地方得到了扩建。举例来说，2018年至2020年，Dabancheng 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的规模大幅增加，建筑群的数量从2018年的40座增加到2019年的68座和2020年的92座。

人权高专办对2014-2019年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社区被告人涉嫌恐怖主义或 "极端主义" 案件的现有司法判决进行了交叉抽样检查。可公开获得的相关法院判决数量有限，不一定能代表全部的司法实践，但那些可获得的判决为司法部门解释宗教 "极端主义" 行为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其中包括：相对较小的违规行为显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尽管没有任何正式指控与恐怖主义或 "极端主义" 有关，但判决书却提到了 "极端主义" 行为；法院将行为称为 "极端主义"，但没有解释这些行为如何符合适用的法律定义；明显针对潜在的宗教行为而不是被起诉的实际行为；以及有迹象表明，将穆斯林人的任何类型的违法行为视为推定的 "极端主义"。

人权高专办还审查了许多报告和数据，这些报告和数据记录了对维吾尔族知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逮捕和监禁，往往是长期监禁，包括在“严打”期间。联合国人权机制已经处理了一些此类案件。除了已经确定的一般人权关切之外，对这些个人的刑事起诉和拘留对其社区的生活具有更广泛的有害影响。

人权高专办从因涉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相关罪行而被长期监禁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斯坦海外家庭成员那里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一信息起到了补充作用。他们的报告进一步揭示了宗教行为和/或被认为的“恐怖主义”活动，如出国旅行或向海外汇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如何被严重定罪和惩罚的。

虽然不可能具体确定近年来监禁率急剧上升导致任意拘留的程度

人权高专办审查的资料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对罪行的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对正当程序权利的限制以及缺乏司法独立性，这可能导致刑事司法制度中任意剥夺自由的更广泛模式。

总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刑事司法系统监禁数量和时间增加的趋势有力地表明，正式监禁已转向作为大规模监禁和剥夺自由的主要手段。鉴于国内刑法中的恐怖主义定义、“极端主义”和与公共安全有关的罪行含糊不清，可能导致刑事起诉和判处长期监禁，包括对轻罪或从事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行为的刑事起诉和判处长期监禁，这一点尤其令人关切。

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条件和待遇

有人一再声称，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中有关当局对被拘留者的不利条件和严厉待遇。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在2019年发布的《新疆职业培训与教育》白皮书中声称，“学员”的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

人权高专办采访的前被拘留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个不同地理位置的设施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一般从2个月到18个月不等，其中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 巴音郭楞、 和田、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在接受访谈的26名前被拘留者中，有三分之二报告说，他们在职业培训中心设施本身或在移交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过程中受到了相当于酷刑和/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待遇。这些虐待的指控要么发生在审讯期间，要么作为对(指称的)不法行为的一种惩罚形式。他们的描述包括被棍棒殴打，包括被绑在所谓的“老虎椅子”上的电棍，被泼水审讯，长时间的禁闭室，以及被迫长时间坐在小凳子上一动不动。报告因供词遭到殴打的人描述说，他们被带到审讯室，这些审讯室与人们居住的牢房或宿舍分开。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还报告说，在他们被转移到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之前，他们被关押在警察局，他们描述了类似的遭受殴打的情况，同时在这些设施中被固定在“老虎椅”上。

还报告了除审讯和惩罚外的各种严厉待遇形式。一些受访者描述了他们在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中被关押期间部分时间被戴上手铐的情况。一个一致的主题是描述不断的饥饿，因此，重大到严重的体重减轻期间，他们在设施。他们还谈到了持续的监视，以及宿舍/牢房的灯整晚都开着，剥夺了他们的睡眠。受访者描述了宿舍/牢房里的人们如何不得不上两个小时的夜班，以确保狱友在夜间不会祈祷或违反规定。一些人还指出，他们不被允许说自己的语言(无论是维吾尔语还是哈萨克语) ，也不能实践自己的宗教，如祈祷，他们经历了进一步的困难。“政治教育”(包括必须学习和背诵所谓的“红歌”和党的其他官方材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受访者一致认为，这是他们在职业训练局工作期间无处不在的一个方面。一位受访者形容他们的经历如下: “我们被迫每天唱一首又一首爱国歌曲，越大声越好，直到感到疼痛，直到我们的脸变得通红，脸上出现青筋。”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描述了定期进行注射、服药或两者兼用的情况，以及在职业训练中心设施定期收集血液样本的情况。受访者在描述他们服用的药物如何使他们感到昏昏欲睡时是一致的。例如，一位受访者描述了这个过程: “我们每天收到一片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我们排成一排，有人戴着手套系统地检查我们的嘴巴，确保我们吞下去了。”。虽然这些医疗干预和治疗的频率根据受访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注射和服用被称为“白色药丸”的情况都发生在它们被放置的初始阶段以及它们在 VETCs 中的整个时间。没有一个受访者被恰当地告知这些治疗方法，他们也没有感到自己有能力拒绝这些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推断出知情同意。

一些人还谈到了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包括一些强奸的例子，主要影响妇女。这些陈述包括在审讯中被警卫强迫进行口交和各种形式的性羞辱，包括强迫裸体。这些描述同样描述了强奸发生在宿舍外的方式，在没有摄像头的单独房间里。此外，一些妇女讲述了她们接受侵入性妇科检查的经历，其中一名妇女描述说，这种检查是在一个小组环境中进行的，“让老年妇女感到羞愧，让年轻女孩哭泣”，因为她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政府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往往是通过对公开报告这些指控的妇女进行人身攻击或性别攻击。

一些受访者表示，由于他们报告在设施中经历的恶劣条件和治疗，他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些受访者还将他们在监狱中的生活描述为一种“心理折磨”，因为他们不确定被拘留的原因、被拘留的时间长短、他们的条件、持续的恐惧气氛和与外界(尤其是他们的家人)缺乏联系，以及与持续监视相关的压力和焦虑。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最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释放。”很多受访者都报称，他们在职业训练局设施内受到的监禁，对他们造成了长期的心理后果，包括心理创伤。

关于职业培训中心被拘留者的条件和待遇的一致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多种严重的人权问题。首先，他们指出，侵犯了人道和有尊严地对待被剥夺自由者的基本义务，以及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此外，他们在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中日常生活的累积条件和待遇构成了对被拘留者人道待遇基本标准的违反。这种情况，特别是长期或反复出现的情况，也可能造成身心痛苦，其严重程度足以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还有人对被剥夺自由者在职业培训中心的健康权表示关切。每个人，包括被剥夺自由的个人，都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这包括控制个人健康和身体的权利以及不受干涉的权利，如不受酷刑和未经同意的医疗的权利。保障知情同意是通过尊重个人自主、自决和人的尊严的做法、政策和研究实现享有健康权的根本条件。

此外，人们严重关切政府在职业介绍所的背景下对侵犯人权指控的反应，以及明显缺乏补救机制。即使有些法律原则上规定对滥用职权或不履行职责的官员进行制裁，人权高专办也不知道有任何实施这种制裁的个别情况。同样地，政府的政策架构并没有提及任何独立的监察机制，监察职训局设施的运作，而这些机制可能会进行视察，或有关人士可透过这些机制就强迫他们参加职训局课程的决定提出上诉，或在整个过程中调查指称侵犯人权的投诉。虽然少数第一手资料提到官员有时在职业培训中心设施进行某种形式的外部访问，但其描述并未表明这些访问的组织方式有利于个人举报虐待行为。总之，这些情况使人们严重怀疑在实践中是否存在针对侵犯被拘留者权利的有效补救措施，以及2016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敦促中国“建立独立监督机制，确保对所有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及时、公正和有效的调查”的关切依然有效。

最后，人权高专办收集的关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被拘留情况的描述，其特点是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其他侵犯被剥夺自由者受到人道和有尊严待遇的权利的行为以及侵犯健康权的行为。还有人指控在职业培训中心的设施中发生了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包括强奸，这些事件看起来也可信，本身就相当于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可能就职业培训中心设施中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可能存在更广泛模式的程度得出更广泛的结论。中国政府全盘否认所有指控，并对那些站出来分享经历的人进行性别攻击和侮辱性攻击，这加剧了幸存者的屈辱和痛苦。

其他人权关切

除了本评估中已经描述的大规模剥夺某些类别个人自由的情况之外，还出现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打”运动和相关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体人权产生更广泛负面影响的其他指控。特别是对文化、语言和宗教身份和表达的不当限制，隐私权和行动权，生育权，以及就业和劳工权利。其中许多反映了联合国人权机制多年来强调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广泛的趋势。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征和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少数民族成员不受歧视的权利，并在许多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官方政策文件中重申了这一权利。政府一贯否认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受到歧视的指控，并强调少数民族在地方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性。然而，许多联合国人权机制在过去几年里对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限制文化权利以及宗教和言论自由表示关切。

在执行政府所谓的反恐怖主义和反“极端主义”战略的背景下，通过逐步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监管，这些关切已成为更加突出的焦点。

宗教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中国宪法的保护，政府指出，中国各省区有2000多万人信仰伊斯兰教。然而，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本，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一种详细的、侵入性的和特别控制性的方式来规范宗教。宗教活动只允许在政府批准的地点，由政府认可的人员进行，并根据政府批准的教学和出版物。严禁在“国家机关、民族教育学校、事业单位和其他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儿童不允许参加宗教活动。然而，政府表示，它主张一种“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坚持核心信仰，但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可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严打”运动导致各种法律文书的通过或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导致了对宗教的管理，包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义务自觉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正如上文所强调，“极端主义”的定义非常宽泛，而法律文书包括一份“极端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清单，这些清单实际上附有“宗教极端主义”的“迹象”清单，以协助官员和公众识别社区中的“极端主义”行为。这些“表达”和“迹象”包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引起合法关切的行为，例如“煽动‘圣战’、倡导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但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极为广泛的行为，这些行为本身构成行使受保护的基本自由，与这些社区享受文化和宗教生活有关。这些措施包括戴头巾和“不正常”的胡子; 扩大“清真”的范围; 斋月期间关闭餐馆; “无正当理由”参加跨县宗教活动; 使用虚拟私人网络(VPN)、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来教授经文和布道; 以及给孩子起一个穆斯林名字。它们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异议和违反其他法律和政策，包括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法律和政策，作为“极端主义”的迹象。

这种对“极端主义”异常宽泛的解释，往往明确针对伊斯兰宗教和实践的标准原则，实际上使得几乎所有此类行为都有可能违反宗教法规和“反极端主义”政策范围内的更广泛的政府政策，并伴随着刑事制裁和/或再教育的风险。因此，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宗教或文化习俗或表达与“极端主义”混为一谈，并可能导致对被认定为极端主义者的严重后果。

随着对穆斯林宗教活动表达方式的限制越来越多，不断有报道称，清真寺、圣地和墓地等伊斯兰宗教场所遭到破坏，尤其是在“严打”运动期间。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全国35,000座清真寺中有20,000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然而，一些研究人员主要根据对公开卫星地图的详细分析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大量清真寺被毁。政府方面一贯否认关于不当拆除或破坏宗教场所的指控，认为清真寺年久失修，出于安全原因正在重建，基本葬礼和丧葬习俗得到保护，而墓地设施一直在改善。政府还表示，“在一些地方，不同民族的人们自愿重新安置了墓地”。

对公共领域卫星地图的分析表明，许多宗教场所在其特征识别特征方面似乎已被移除或改变，例如清真寺尖塔的移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位于和田北部新疆南部的伊玛目阿西姆神社的改造(见下面的图片)。这里以前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社区的朝圣地，包括伊玛目的坟墓、一座清真寺和几座相关的坟墓。来自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的卫星地图显示，2017年12月至2020年6月间，神社被拆除，曾被朝圣者旗帜包围的墓碑也被抹去。

虽然人权高专办在现阶段无法就宗教场所遭到破坏的程度得出确切结论，但由于无法切实进入这些场所，也无法从政府获得更充分的资料，这些报告仍然令人深感关切。

联合国人权机制也对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表示关切，这些少数民族原则上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例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2014年对中国的定期审议中表示关切的是，少数民族在实现其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方面继续面临严重限制，包括使用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自由信奉其宗教的权利。

若干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对2017年主要由维吾尔族人口的和田县发布的指令表示关切，该指令要求当局在学前三年和小学和中学一年级坚决实施国家共同语(官话)教学，以期到2020年实现全面覆盖。此外，该指令还禁止在教育系统中使用维吾尔语文本、标语和图片，以及在集体活动、公共活动和管理工作中使用维吾尔语。在答复中，政府重申了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语教育承诺，但没有质疑该指令的真实性，也没有澄清该指令是否仍然有效。接受人权高专办访谈的人士还说，至少自2014年以来，提供维吾尔语和/或哈萨克语教学的学校被关闭，教师被逐步解除双语职务。

据政府称，所有中小学除了开设标准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课程外，还将少数民族语言纳入课程。从一年级到八年级，少数民族语言的课程是强制性的(地方性的) ，在高中是选修课。教科书有四种少数民族语言版本。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包括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看，本节所述的限制令人严重关切。国际法特别保护个人和集体行使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个人选择宗教和表现宗教的权利相辅相成。宗教的表现形式包括礼拜，无论是以宗教祈祷和布道的形式，展示符号，或建造礼拜场所，以及遵守和实践，包括习俗，如遵守宗教节日，标志着宗教日历和饮食规定的重要时刻，穿着独特的服装或使用特定的语言，教学，包括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领袖，建立宗教学校，编写和分发宗教文本或出版物。国际标准明确规定，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得减损宗教自由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权利，以及私下信奉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也不能受到限制。只有宗教或信仰的公开表达才可能受到某些限制，这些限制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是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和相称的，例如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健康和道德，或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对 XUAR 伊斯兰宗教活动行使宗教自由的限制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在合法性方面，虽然有些限制是法律规定的，但另一些限制则是某些行为在实践中被视为“极端主义迹像”的结果，即使这些行为实际上可能并不违法，例如留长胡子或拒绝使用电视机。此外，鉴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广泛性和模糊性，打击和消灭“宗教极端主义”的目标本身不能成为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合法目标。最后，对公认的宗教信条的广泛表现形式的普遍限制不能被定性为必要的或与这种目的相称的。

国际法禁止歧视，包括基于宗教或族裔身份的歧视，并保护少数群体享有其文化、信奉其宗教和使用其语言。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在“严打”运动的背景下，明确限制和压制作为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的做法，这些法律和政策也引起人们对基于被禁止的理由歧视这些少数民族的关切。

隐私权和行动自由

在执行政府的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政策的同时，据称还进行了广泛形式的密集监视和控制。

如上所述，公安机关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以防止、调查和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包括采用“技术调查措施”，以及收集和保留关于生活的几个方面的数据，包括个人生物特征数据。《刑事诉讼法》允许公安人员使用包括电子监视在内的特殊侦查手段，而《反恐怖主义法》允许他们对嫌疑人实施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这些广泛的法律权力为据称在实践中在整个区域实施的复杂、大规模和系统化的监测系统提供了法律在线和离线。现有说明表明，这一系统是与私营保安和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这些公司提供必要的技术，包括以生物特征数据收集形式进行的面对面和电子监测，包括虹膜扫描和面部图像。据报道，这种监控是由一个始终存在的监控摄像头网络驱动的，包括部署面部识别功能; 一个由“便民警务站”和其他检查站组成的庞大网络; 以及对人们的个人通信设备和财务历史的广泛访问，再加上对大数据技术的分析使用。

现在公开的文件似乎详细说明了一个包含数十万份警察档案的警察数据库，其中许多文件表明对 "少数民族语言人口" 的广泛监视。似乎具有官方性质的文件，其形式为所谓的 "公告"，来自一个警察平台，该平台用于存储可标记为潜在拘留的个人数据，称为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以及 一个警察应用程序，用于与IJOP系统沟通，根据特定类型的行为和指标，汇总其认为具有潜在威胁的人员的各种数据。

综上所述，这些都表明了一种持续的侵入性电子监控模式的关键要素，这种模式可以并且正在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人群，根据这种模式，某些行为，例如下载伊斯兰宗教材料或与国外人士沟通，可以被自动监控并标记给执法部门，作为“极端主义”的可能迹象，需要警方跟进，包括可能转交给职业培训中心或其他拘留设施。现有材料还详细说明了警方如何利用社区线人收集信息，以及如何密切监测已获得外国公民身份并申请回国签证的中国公民。

除了在线监控之外，至少从2016年起，XUAR 还在主要道路、村庄和居民区大幅扩大了由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把守的实体检查站，以及其他形式的人员流动监控。人权高专办获悉，整个地区出现了大量所谓的“便民警务站”和安全检查站。用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说，“一条原本需要2.5小时的道路现在需要9个小时。”。受访者还表示，显然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许可才能离开家，甚至前往下一个村庄。有报告说，这种对自由行动的限制是以有针对性和歧视性的方式实施的，在路障和检查站，包括在机场，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系统的检查，而其他人则可以通过所谓的“绿色通道”。现有资料还有力地表明，政府官员在2014年左右开始没收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护照，这种做法从2016年底开始有所增加。一些人报告说，当从国外到中国旅行时，在护照上提到“新疆”作为他们的居住地(户口)就足以被挑出来进行具体询问。

此外，2014年，政府启动了为期三年的“访问人民、造福人民、团结人民”XUAR“访汇聚”计划，派遣20万干部定期到人民家中走访，开展社区一级的发展。2016年，当局开展了“结对认亲”活动，各族干部和文职人员通过定期互访相互配对。2017年12月，该方案大幅度扩大，当局派出100多万干部在主要是农村家庭居住一周。2018年初，这一“家庭住宿”计划再次延长，干部每两个月至少在家里住五天。政府表示，自2016年以来，在这些“民族团结”活动中，约110万名官员与160万当地人“结对交友”，“亲如家人”，“密切互动，结下深厚的友谊”。

政府将这种寄宿方案描述为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发展。它们似乎具有非自愿性质，对家庭生活的隐私具有明显和重大的影响。例如，那些有此类项目亲身经历的人解释说，当“亲属”来访时，他们是如何被禁止祈祷或说自己的语言的。“成为家庭”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性别影响。一些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女性谈到了性骚扰以及来访的(男性)干部造成的其他形式的侵入性不适。一位受访者讲述了她的经历: “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为他们准备了食物。他们一直都在那儿，甚至在我和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孩子们不得不接受反对父亲的教育，因为他们说父亲有“坏主意”。整天都有人监视”

本节所述的法律、政策、方案和做法提出了几个人权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保护，不受非法或任意干涉隐私、家庭、家庭或通信，隐私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社会身份以及私人生活的信息，无论何时，在线和离线。对这一权利的任何干涉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任意的，这是实现保护社会基本利益所必需的，必须是相称的，并伴有防止滥用的充分保障措施。一般而言，在独立监督和防止滥用的程序保障有限的情况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赋予公职人员的广泛权力已经引起相当大的关注，而且由于监视方法具有深远影响和高度侵入性，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通过“极端主义”的视角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高度关注，也可能在意图和/或效果上具有歧视性。

国际人权法还规定了迁徙自由权，其中包括在一国境内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权，以及离开一国(包括本国)的权利。这项权利只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而且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严格必要的，并且与其他人权相一致。这些限制可能不具有歧视性的意图或效果。正如上文所述，XUAR 的各种政策和做法引起了这方面的关注。

生育权

还提出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违反生育权的进一步指控。这些指控应该放在中国性和生育权方面更广泛的人权关切的背景下。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2014年的结论性意见中，欢迎政府决定修订“一胎政策”，但仍然关切的是，人们自由决定生育子女数量的机会仍然受到限制。委员会注意到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禁止使用强制措施实施生育配额，但仍“严重关切有报道称为限制生育而使用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也敦促中国考虑取消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的制裁。

在2017年之前，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被允许比汉族多生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城市维吾尔族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农村维吾尔族夫妇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城市汉族允许生一个孩子，农村汉族允许生两个孩子。总体而言，政府报告称，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1,298万增至2020年人口普查的1,493万，维吾尔族人口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1,000万增至2020年人口普查的1,160万，年均增幅为1.52% 。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修订了区域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各族人民在城市地区生育两个孩子，在农村生育三个孩子，从而实现了政策平等，允许汉族夫妇作为少数民族生育同等数量的子女。修正案还加强了执法力度，包括将违反该政策的人支付的“社会抚养费”增加了三倍。2021年6月，根据新的国家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了全民族三孩政策。

官方人口数据显示，从2017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出生率急剧下降。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涵盖2019年的数据显示，在两年的时间里，新疆的出生率下降了约48.7% ，从2017年的15.88‰下降到2019年的8.14‰。全中国的平均水平是10.48 ppm。

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代表了这种下降的大部分，其中两个最大的维吾尔族自治州尤其受到影响。在维吾尔族占96%的和田，245% 的出生率从2016年的20.94% 上升到2018年的8.58% 。同样，喀什的出生率(维吾尔族约占92.6%)从2016年的18.19% 下降到2018年的7.94% 。即使考虑到中国出生率的整体下降，这些数字仍然是不寻常和明显的。XUAR 绝育和宫内节育器放置的数据也是如此，官方数据显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2017年和2018年该地区两种形式的绝育手术均出现了异常急剧的增长。例如，2018年，XUAR 的绝育数字为每10万居民243例，而中国的整体数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每10万居民只有32.1例。

虽然2017年之前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高出生率可部分归因于在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不那么严格，但其他一些因素可信地促成了出生率的大幅度迅速下降。政府说，这符合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因为城市化和现代化降低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与此同时，各种政府文件表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生育频率与“极端主义”有关，在新疆反恐和反“极端主义”框架下引发了惩罚性反应。例如，政府在2021年9月发布的《新疆生育族群动态》白皮书中明确指出，过去，在宗教“极端主义”的长期、普遍和有毒影响下，新疆特别是南方地区大量群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早婚早育，少数民族经常怀孕生育。《 XUAR 宗教事务条例》(XRAR)禁止“利用宗教阻挠... ... 计划生育”，2017年的《 XUAR 去极端化条例》(XRD)将“故意干扰或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列为宗教极端主义的15个“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生育、计划生育和“极端主义”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体现在许多 XUAR 县级官方规定中，这些规定表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将被提到“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并且“应该采取长期的计划生育措施”。此外，公共领域可能是真实的官方文件，特别是“卡拉卡克斯名单”，表明违反计划生育是转到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人权高专办约谈的一些妇女提出了强迫节育的指控，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强迫放置宫内节育器和可能的强迫绝育。一些妇女谈到了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拘留”或“监禁”等严厉惩罚的风险。其中，人权高专办采访了一些妇女，她们说，她们在达到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的子女人数后，被迫堕胎或被迫植入宫内节育器。

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包括性自由和生殖自由，其中包括个人和夫妇“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和生育时间”的权利。对生殖自由的任何限制，例如在各国为了所宣称的更广泛的共同福利利益而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的范围内，必须符合国际法和标准: 这些限制必须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称，绝不能是歧视性的。国际标准还规定，计划生育政策不应是强制性的或基于胁迫。

然而，现有信息表明，强制措施可能伴随着2017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包括在政府所谓的反恐和反“极端主义”政策的背景下，并且是新疆总体出生率大幅下降的原因，特别是在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地区。在2017-2019年期间，由于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例如罚款、转介和威胁转介到职业培训中心或其他拘留设施，违反了生育权，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宫内节育器安置和绝育手术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政策在名义上似乎与政府更广泛的人口规划方法一致，但它们似乎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广泛概念有关，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歧视性执行这些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担忧。

总之，有可靠迹象表明，自2017年以来，通过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违反生育权的情况。由于缺乏现有的政府数据，包括2019年后的数据，很难就目前这些政策的全面执行情况和相关的违反生育权行为得出结论。

就业和劳工问题

2022年4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此前，中国已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其他相关公约，包括1958年《歧视(就业和职业)公约》(第111号)和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第122号)。这些公约规定，在就业和教育方面，机会和待遇平等，不得基于种族和宗教歧视，以及自由选择就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劳动法改革，这些改革应当加强对强迫劳动的保障。《劳动法》第96条禁止强迫劳动，《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刑法》第244条规定强迫劳动属于刑事犯罪，受害者也可以根据《民法》提出索赔。2013年，中国正式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这是执法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拘留形式，此后中国取消了全国范围内对性工作者和吸毒者实施的拘留再教育计划。《中国反人口贩卖行动计划(2021-2030年)》也承认贩卖人口为强迫劳动。

就业计划一直是中国脱贫攻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新疆。根据政府2020年9月发布的《新疆就业与劳动权利状况》白皮书，2014年至2019年，新疆就业总人数从1135万人增至1330万人，增幅为17.2% 。白皮书还指出，城镇就业年均增长47.12万人(南疆14.8万人，占31.4%) ; “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均转移276万人以上，其中南疆近168万人，占60% 以上。这些计划的重点一直放在新疆南部，该地区的发展落后于传统的发展指标。

政府将其扶贫计划与预防和打击宗教 "极端主义 "紧密相连。白皮书提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 "极端主义 "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新疆南部四个被认定为极端贫困地区的地区，"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煽动公众抵制学习标准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拒绝现代科学，拒绝提高职业技能、经济条件和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因此，人们陷入长期贫困。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至少自2018年以来，出现了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外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的报道。这些指控涉及两个主要背景: (i)职业培训中心的工作安排和“毕业”后的工作安排; (ii)在 XUAR 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作安排，即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计划。

国际标准强调技能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脱贫攻坚方案之间的密切联系，鼓励利用这些标准提高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地位，但必须符合自愿和在非歧视基础上适用的关键条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了工作权，其中包括人人有权自由决定接受或选择工作，以及国家有义务废除、禁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亦禁止为目前的目的，由主管法院判处强迫劳动，或禁止因法院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留(或在拘留期间)的人从事通常需要的工作或服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亦禁止强迫劳动，以达到主管法院判处强迫劳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将强迫劳动更具体地定义为“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的威胁下被强迫从事的所有工作或服务”，而且该人并非自愿为此工作或服务。“刑罚威胁”可以指刑事制裁，也可以指各种形式的胁迫，例如扣留身份证件、旅行证件、威胁、暴力、罚款、监禁、延迟或中止发放工资，或丧失权利或其他特权。各种劳工计划需要根据这些标准进行评估。

关于职业训练局设施内强迫劳动的指控，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政府的白皮书和其他公开声明显示，职业训练局设施与就业计划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例如，2019年关于“新疆职业教育”的白皮书称，“许多在教育和培训中心完成学业的学员已经在工厂或企业找到了工作”。官方声明提到职业培训中心与就业之间的“无缝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公司似乎也受到鼓励雇用少数族裔人士，其中包括前职业教育“受训人员”。例如，喀什新闻办公室2018年的一份官方“通知”称，计划将10万人从职业培训转移到就业岗位，同时向愿意雇佣“学生”的企业提供大量补贴。

政府指出，这种就业依据的是法律规定的自愿劳动合同。然而，劳工计划与反“极端主义”框架(包括职业训练局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完全自愿的。如上文所述，职业训练局的制度相当于通过非自愿安置在住宿设施和强制性“培训”，大规模任意剥夺自由。因此，系统中的个人一直处于“刑罚威胁”之下。例如，职业训练中心设施中的被拘留者告诉人权高专办，他们必须在职业训练中心设施内工作，作为“毕业过程”的一部分，不能因担心在设施中被关押更长时间而拒绝。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极端主义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根据该法自身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广泛标准，对企业和工会征收反极端主义义务。

至于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的指控，并不一定与职业训练局的设施有关，一些公开的“剩余劳动力”计划资料显示，当局可能会采取各种强迫方法，以争取“剩余劳动力”。2017年5月通过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脱贫攻坚自治地方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到“贫困人口就业意愿不足，难以转移就业和增加收入”。另一份官方文件指出，“剩余劳动力”是通过积分制度管理的，如果“发现有条件的人不愿意参加培训，能够外出就业的人不积极就业，或者思想陈旧顽固，就会扣分。”同一份文件还承认，“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走出家门，接受培训，不愿意稳定就业”，体制的管理应该“奖励做得好的人，批评教育甚至惩罚做得不好的人”。

这些计划的重点似乎特别针对农村劳动力，旨在“将他们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这些计划往往针对较贫困地区，这些地区也被视为“落后”，并面临宗教“极端主义”的风险，比如新疆南部和西部。虽然这种针对性可能侧重于脱贫攻坚，但如果没有必要的自愿性，它也可能构成基于宗教和种族理由的一种歧视，特别是在本评估所述执行这些计划的更广泛背景下。基于宗教和种族理由的歧视本身也可能是使人们容易遭受强迫劳动的一个促成因素。

国际劳工组织实施公约及建议专家委员会(CEACR)在2022年2月9日发表的周年报告中，审视了国际工会联盟就中国实施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和第122号公约提出的指控，以及政府的回应。关于第111号公约，委员会表示“深切关注在众多国家和地区政策和规章文件中所表达的政策方向”，并“关注所采用的方法、其所述目标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就业机会和待遇的(直接或间接)歧视性影响”。

关于第122号公约，委员会注意到，“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就业状况提供了许多迹象，表明采取了强制措施，其中许多源于监管和政策文件。”委员会注意到各种指标显示出严格限制自由选择就业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政府主导的动员农村家庭，当地乡镇根据劳动力出口配额组织转移，在保安护送下安置或转移工人，现场管理和严格监督下留住工人，如果工人不接受“政府管理”就威胁拘留在职业教育中心，以及被安置工人无法自由更换雇主。”

2022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标准适用委员会继 CEACR 就第111号公约发表评论后，“谴责对维吾尔人采取的所有镇压措施，这些措施对他们在中国的就业机会和作为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待遇产生了歧视性影响，以及其他侵犯他们基本权利的行为。”委员会敦促政府除其他外，“立即停止对维吾尔族人口和任何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任何歧视性做法，包括为去激进化目的以种族和宗教为由进行拘留或监禁”，并“修订国家和地区规章条款，以期调整职业培训和教育中心的任务，使其不再基于行政拘留进行政治再教育”。

人权高专办从人权角度赞同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提出的关切。虽然需要更多有关职业训练局制度、“剩余”和劳工转移计划的招聘、安排和工作条件方面所使用的方法的资料，但人权高专办就新加坡职业训练局的这些计划所提供和评估的资料显示，政府迫切需要按照中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作出进一步澄清，并就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总之，有迹象表明，劳动和就业计划，包括与职业培训中心系统有关的计划，似乎具有歧视性质或效果，并涉及胁迫因素，需要政府作出透明的澄清。

家庭分离和报复问题

XUAR 所谓的反恐和“极端主义”政策的实施也对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XUAR，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普遍被任意剥夺自由，这种情况往往笼罩在秘密之中，导致许多家庭分离，不知道他们所爱的人的下落。对于侨民社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还有指控称，那些寻求有关其家庭成员的信息或公开表示关切的人受到报复和恐吓。

家庭分离和强迫失踪

家庭分离和强迫失踪的声称是关注 XUAR 局势的首批指标之一，大量人员被指称“被强迫失踪”或“失踪”。289在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中国的152起未决案件中，大约三分之二涉及2017-2022年期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CPED)将此类失踪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在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下行事的个人或团体逮捕、拘留、绑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剥夺自由，随后拒绝承认剥夺自由的行为，或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使失踪者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虽然中国不是《强迫失踪公约》的缔约国，但它受到《禁止酷刑公约》等中国加入的其他人权条约所包含的禁止强迫失踪的约束，并在习惯法中明确了这一规范。此外，剥夺了解强迫失踪受害者下落真相的权利，本身就可能构成对直系亲属的一种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

在某些情况下，当人们被带到职业训练中心设施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被“转介”到中心的原因，或他们可能被保留的时间。第一手资料表明，通知家属不是作为一项政策事项，而是在家属不断试图寻求有关其下落的信息之后临时采取的行动。虽然一些受访者似乎知道或怀疑家庭成员被带到职业培训中心设施或其他形式的拘留，但大多数人仍然不确定情况，尽管试图向当局澄清下落，但他们的命运仍然不明。这种缺乏知识和任何联系的情况对居住在国外的地理距离遥远的家庭来说特别痛苦，需要当局立即予以澄清。同样，前被拘留者说，他们在职业训练中心设施期间没有与家人联系，他们不知道家人是否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不清楚采取何种办法的情况下，允许一些被拘留者在监督和监视下偶尔进行家人探访或打电话。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是流亡家庭成员寻找他们在 XUAR 亲人下落的一个平台，目前有数百条所谓的“失踪人员”条目。人权高专办审查了几十个在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和其他网站上发布信息的家庭成员的访谈，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亲人。委员会还审查了试图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当局联系以寻求澄清的家庭成员的录音。它进一步审查了政府对其中一些案件的回应，这些回应一贯声称，据称失踪者在 XUAR“正常生活”，往往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支持信息。

例如，2021年4月9日，当局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在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的12050人中，他们确认存在10708人。据报道，有1342个账户与“捏造”的个人有关在10708人中，6962人“过着正常的生活”; 3244人因恐怖主义行为和其他刑事犯罪被定罪和判刑; 238人死于“疾病和其他原因”，264人居住在海外。当局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姓名，也没有公布判处服刑人员有罪的法院判决，这增长了家属的不确定性。

家庭分离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并非所有这些因素都等同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家庭成员在 XUAR 和国外分离的家庭之间也出现家庭分离问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庭成员由于与国外联系而遭到报复的风险是人权高专办访谈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为什么家庭本身经常切断联系。人权高专办还掌握了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族父母的情况，他们仍然无法与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亲属联系其子女。在一个案例中，一个人描述了他与妻子和孩子以及在 XUAR 的其他30多个亲戚失去了联系，他说这些人要么更改了他们的电话号码，要么因为害怕报复而拒绝接受他的电话。300另一个受访者说: “我没有和我的家人说过话，因为我被告知不要联系他们，否则他们将被送去再教育。”

恐吓，威胁和报复

中国当局继续公开批评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受害者及其亲属，称他们讲述了自己在 XUAR 的经历，这使公开的报道失去了可信度

前被拘留者也报告了恐吓和威胁，其中一些人在获释前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保证不谈论他们在职业培训中心的经历。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 “我们不得不签署一份文件，对营地保持沉默。否则，我们会被关押更长时间，整个家庭都会受到惩罚。”

受访者不断强调恐吓、威胁和报复的模式。与人权高专办交谈的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声称，他们受到某种形式的恐吓或报复，特别是威胁电话或信息，主要是中国人，但也有来自邻国的，或者是流亡的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同胞，或者是家庭成员，他们可能是应当局的要求，在发表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声明或进行宣传之后采取行动。一些人还声称，XUAR 的家庭成员由于在海外公开参与而受到恐吓或直接报复，包括被带到职业培训中心或其他设施。

在过去几年中，收到了关于居住在若干国家的维吾尔族成员被强行遣返或面临被强行遣返中国的风险的可靠信息，这违反了国际法关于驱回的禁令。联合国人权机制，包括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特别程序，对有关强迫维吾尔人返回中国的报道表示关切，并回顾了中国和第三国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权和难民法义务。

此外，据称有人威胁要报复受雇于外国企业或代表外国企业开展活动的工作人员，这些外国企业通过其价值链与新加坡工商业统计局有联系，同时试图根据《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进行尽职调查并要求提高透明度。

这些恐吓、威胁和报复的模式通常是可信的，可能已经并将继续对这些社区的言论自由、隐私、人身安全和家庭生活权利造成严重的寒蝉效应，并因此阻碍了有关 XUAR 内部情况的信息流动。

最后，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家庭分离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相当于强迫失踪，是实施拘留方案的手段的直接后果，因此可能产生类似规模的影响。恐吓和威胁报复受害者及其在 XUAR 内外的亲属的做法加剧了这种情况。政府仍有责任紧急查明失踪家庭成员的命运和下落，并促进安全接触和团聚。与此同时，根据对 XUAR 人权状况的总体评估，收容来自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应避免强行遣返他们，否则会有违反不驱回原则的实际风险。

总体评估和建议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实施反恐和反 "极端主义" 战略的背景下，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战略和相关政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施，导致了对广泛的人权进行严格和不适当的限制的连锁模式。这些限制模式的特点是具有歧视性，因为其背后的行为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

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如本评估所记录的那样，源自国内的“反恐法律体系”，从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的角度来看，这种体系存在很大问题。它包含模糊、宽泛和开放式的概念，使官员在保障措施有限和缺乏独立监督的情况下，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和适用广泛的调查、预防和强制权力。这一框架容易受到歧视性适用，实际上导致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和其他设施中，大规模任意剥夺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成员的自由。即使如政府所声称的那样，职业训练局制度的范围已经缩小或结束，但支持该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仍然存在。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进行的监禁数量和时间似乎也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剥夺自由的重点已转向以所谓的反恐怖主义和反“极端主义”为由的监禁。

在所谓职业训练中心设施系统中被拘留者的待遇也同样令人关切。关于酷刑或虐待模式的指控，包括强迫医疗和拘留条件恶劣的指控，以及关于个别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控，都是可信的。虽然现阶段掌握的资料无法使人权高专办就此类侵权行为的确切程度得出确切结论，但显然，职业培训中心设施的高度安全和歧视性质，加上获得有效补救或当局监督的机会有限，为此类侵权行为广泛发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职业培训中心和其他拘留设施的任意拘留制度和相关虐待模式是在维吾尔族成员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成员受到更广泛歧视的背景下出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群体的个别成员构成安全威胁。这包括违反国际准则和标准，对人权和基本自由进行影响深远、任意和歧视性的限制。其中包括对宗教身份和表达以及隐私权和行动权的不当限制。有严重迹象表明，通过强制和歧视性地执行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侵犯生育权的行为。同样，有迹象表明，为脱贫攻坚和防止“极端主义”(包括与职业训练与培训中心系统有关的计划)而实施的劳动和就业计划，可能涉及基于宗教和种族理由的胁迫和歧视因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上述政策和做法超越了边界，造成家庭分离，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同时给受影响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家庭造成了特别痛苦，对公开谈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历的散居社区成员的恐吓和威胁模式加剧了这种情况。

人权高专办目前掌握的关于政府在2017-2019年期间以及之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行动的信息，也从国际刑法的角度提出了关切。根据法律和政策，在限制和普遍剥夺个人和集体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成员的程度，可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政府负有首要责任，确保所有法律和政策都符合国际人权法，迅速调查任何侵犯人权的指控，确保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应立即释放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个人。由于严重侵犯行为继续发生和再次发生的条件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也必须得到迅速和有效的解决。XUAR 的人权状况也迫切需要政府、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和人权系统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人权高专办感谢该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向它提供有关 XUAR 局势各方面的信息。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记者和学者在过去几年中完成的大量研究(并由人权高专办独立评估)也促进了这一评估。人权高专办深切感谢愿意与 OHCHR 分享经验的受害者和证人，尽管他们本人及其亲人可能面临风险。

建议

人权高专办建议中国政府:

(一)迅速采取步骤，释放所有在 XUAR 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人，不论是在职业训练中心、监狱或其他拘留设施;

(二)紧急查明其家人一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寻求亲人消息的个人下落，包括提供其确切位置的详情，并建立安全的通讯和旅行渠道，使家人能够团聚;

(三)全面审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国家安全、反恐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框架，确保这些法律框架符合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法，并紧急废除所有针对 XUAR 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特别是本评估详述的那些导致严重侵犯人权的法律、政策和做法;

(四)迅速调查有关职业训练中心和其他拘留设施侵犯人权的指控，包括酷刑、性暴力、虐待、强迫医疗、强迫劳动和拘留期间死亡的报告;

(五)优先落实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和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包括设立独立监督机制，确保对所有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迅速、公正和有效的调查;

(六)确保线上和线下的监视均符合对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检验，包括对国家安全事项的检验，并且不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七)与劳工组织和社会伙伴合作，执行劳工组织第111号和第122号公约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允许派遣技术咨询团，并执行关于强迫劳动的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以及2014年议定书;

(八)向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补救和赔偿;

(ix)提供数据和资料，澄清有关清真寺、神龛和坟场遭破坏的报告，并暂停所有有关活动;

(x)立即停止针对海外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及其在 XUAR 的家庭成员的一切恐吓和报复行为，并确保所有公民，包括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都能持有有效护照，往返中国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十一)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伤害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 ，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都是如此;

(十二)优先邀请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酷刑问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少数群体权利问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问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工商业与人权问题工作组对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国家访问，包括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以及

(十三)继续与人权高专办保持接触，以便能够进一步评估局势，并为人权高专办继高级专员访问之后在 XUAR 的进一步访问和人权问题技术交流提供便利。

人权高专办仍然可以在执行这些建议方面提供支持和咨询意见。

人权高专办建议工商界:

(一)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履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在各种活动和工商业关系中尊重人权的责任，包括加强人权尽职调查，并以透明方式报告这一情况; 以及

(二)加强监察及保安业界公司的人权风险评估，包括产品及服务是否会对人权造成不良影响，包括对私隐权、行动自由及尊重非歧视的影响。

人权高专办建议国际社会支持为落实这些建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强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努力。各国应进一步避免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遣返回中国，并向他们所在国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和心理社会支助。

原文 (PDF) :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2022-08-31/22-08-31-final-assesment.pdf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93093 【计算方法有误，拿最大刑期作为计算标准。】 涉及联邦与州立两个不同司法系统，刑期应当是分别独立执行吧。

@太阳能 #193091 【市场又不是上帝，市场也是有人群组成。】 是那样。人们的预期在迅速波动，尤其是六月份国会听证会以来。海湖庄园突袭后在，波动还在加速。

@HK #193088 【再这样下去美国比中共先崩溃都有可能】 不只是未来的可能。试想，如果一月六日国会暴乱，川普暴徒真的占领了国会，或者退一步，抓住了彭斯，那样程度的宪法危机，美国的民主体制，还能生存吗？美国的体制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

@读经济学人自然 #193063 【川普的事情不是闹剧】 你说得很对，谢谢指出。川普的事情关乎国家体制存亡，对每个人都有重大影响。我在篇首用“闹剧“两个字，本意指的是自FBI突袭以来眼花缭乱的事态发展，期间不乏戏剧性。我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

@IronStar21 #193060 [市場不會説謊，請看Odds Checker押注情況，不入獄VS入獄接近8：2] 最近局势发展非常快，司法部受到的巨大压力，不仅来自舆论，也来自历史责任：如果对如此重罪开免于起诉先例，总统无论做什么绝对不负任何责任，美国总统就真成了皇帝，以后这个国家还如何运转？至于是不是入狱，那是庭审的结果，我觉得起诉是避免不了的。

不会大规模胶着热战。

征兵，我就装傻充愣，擦枪走火，烟头忘掐。

后勤，我就增加公差，扁豆不熟。

万一热火朝天，我就荒野求生，野性呼唤。

计算方法有误，拿最大刑期作为计算标准。

如果一个论坛只有点踩没有点赞功能会怎样(即本论坛点赞机制的相反版本)?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两党都有遏制中国的共识，无论是哪个党上去，对华竞争和打压都是一定会做的。而中国因为疫情多点爆发，但习近平害怕有一堆人因为COVID大规模爆发而死而坚持清零，导致多地封城，严重影响了很多普通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中美两国会为此爆发热战？因为在经济大萧条，普通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环境之下，想转移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的视线也就恐怕只有靠打仗一条路。

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中共敢武统台湾，美国肯定会出兵和中共打。因为如果美国不出兵的话，他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都会完蛋。

另外我觉得像是某些民运以及姨学家指望中共或者中国像苏联苏共一样哪天突然就和平解体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共别的教训可能没吸取，但是苏联解体的教训他们恐怕还是会吸取的。因为保证政权不垮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想让中共下台或者把支那变成诸夏，恐怕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可能即将爆发的中美热战中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战胜中国，就像是二战盟军战胜大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一样，让这两个国家解体。就连苏联解体也和苏联在阿富汗战败有很大关系。

@IronStar21 #193060 笨蛋！市场又不是上帝，市场也是有人群组成。不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这两天回复总提示失败，刷新后则显示已经发出去了，管理员赶快修复一下。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93054 你也不看看大选后共和党的反应，明显要和川普切割，但架不住民意汹涌，发现人民并没有抛弃川普后，共和党几个大佬如林娘娘和米老鼠又开始向川普示好，这次大选没有共和党的人参与，你觉得民主党的计划会实施得这么顺利？

再这样下去美国比中共先崩溃都有可能

疫情多點爆發，清零損害經濟影響國民正常生活，不清零怕死一堆人，急需要打一場仗轉移視線。

就像楼上 @读经济学人自然 说的一样，中共都是成组织的，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打得过这些成组织的人？就算你搞到了枪，人家也可以开辆装甲车，然后用上面的30毫米机炮把你连同你家给扫成碎片。

所以，与其说是屯武器，还不如去串联自己的邻居和乡亲，大家一起形成组织才能够抵御中共这种来自组织与秩序的暴力。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93080 这不叫妖魔化 这叫下定义错误 就好比把一个政客说成音乐家 把演员说成工人一样

@刘慈欣 #193074 这位朋友把布尔什维克的realpolitik玩明白了，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玩的。

@楊丞琳 #193076 美国会夸大中国实力不代表中国实力都是美国夸大出来的。还有你最好看看台湾方面完整的兵推，那一次即使抵抗了共军的入侵也是惨胜，代价是整个台湾被炸成废墟。

而且毛子又不是没炸过利沃夫旁边的北约军援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