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 #143733 沒錯

幾個月後在觀望。現在最重要的是把强迫消失的消息公佈給人權團體和媒體。

@陈士杰 #143877 可能是錯誤拉黑。他們有一些拉黑插件的。我在很多社交平臺上都是被一些緩則錯誤拉黑。

@龙城飞将 #143827 未必吧，只不過他收到的國安消息/小道消息可能是假消息。

@爱狗却养猫 #143705 電視認罪的可能性也不高。端點星都沒被電視認罪過。

@爱狗却养猫 #143705 編程隨想在某些方面，和惡俗一樣或者相似。比如編程有太子黨網路，而惡俗和滯納，還有紅岸基金會也有那個維尼的被泄露的關鍵信息。

首先，我不采信任何“消息人士”爆料，只考虑事实依据。

目前有三个可观测迹象可以用来推测编程随想的处境： 1、编程随想博客是否被删除 2、编程随想的github项目（太子党关系图）是否被删除 3、是否播出电视认罪

当情况1和2均处于未删除状态时，意味着当局并未掌握编程随想的密码（否则必然会立即删除这些眼中钉肉中刺）。这也就意味着当局很可能并未掌握随想“是编程随想本人”的决定性证据，除非随想没有及时物理销毁证据，以他的谨慎可能性不大。 同理，如果当局已经证实了编程随想的身份，则大概率会在7.1之前以电视认罪的形式“献礼”。如到7月之后前述3个情况均未发生，则至少可以认为编程随想的真实身份尚未完全暴露。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共想搞谁就搞谁不需要证据”，这是对社会而言的。在中共系统内部，安全部门（涉及此事件的大概率是国保，小概率是国安）仍然需要向上提出尽可能确实的证据2，以避免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敷衍上级刷KPI。 因此国保/国安在得到密码验明正身之前，出于自己的KPI考虑，短时间内不会把他送检起诉。

那么在“当局尚未掌握决定性证据”这一前提下，又有四种可能性：

1、当局未察觉随想的真实身份，只是按普通翻墙键政人处理，随想自己出于谨慎主动停更。此情况下随想基本安全，可能会被罚款或行拘一小段时间。之后可能会上国保的维稳黑名单，也可能不会（取决于随想的演技）。 2、当局怀疑随想的身份但缺乏依据，随想处于被监视或物理断网状态。此情况下可能找借口拘留数个月或长期监视居住，必然上维稳黑名单。 3、当局确信随想的真实身份，但没有得到关键性证据。此状态下有可能遭到审讯或拷打，但不太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理由见后述）。如审讯不成功，则可能会强行起诉定罪（也可能监视居住），但很难定为煽颠这样的重罪。也有可能会用精神病院之类法律之外的手段进行控制。 4、被捕之外的情况，如住院、隔离、电脑损坏或丢失等。

生命安全，问题不大。编程随想对国保/国安而言是大鱼，死了不但榨不出KPI反而可能落处分。即使判刑后也不必过于担心，刘晓波死亡是政治犯待遇恶劣与不负责任产生的意外案例，而且给中共带来了一些麻烦，中共在此后对政治犯管理似乎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d-33218__sort_key-agree_count__sort-DESC

@爱狗却养猫 #143644 沒錯。目前爲止，他注冊和操作的網站都沒事，幾個月後再觀望之。

@爱狗却养猫 #143470 他被抓完全有可能。但是你想沒想一個問題，端點星案至少有外媒和人權團體的報道和聲援，但是編程隨想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外媒報道，除了rfa，但是rfa也不能確認那個親人是否是真的親人，編程隨想是否被抓，爆料者的爆料是否正確，以及國寶是否是真的國寶，而編程隨想是重量級人物，和端點星差不多，而端點星創始人被抓后，2049bbs被亦被關閉。但是編程隨想的博客并沒被關閉或者停用，其他他注冊的網站也沒事，所以編程隨想就算被抓，但是關鍵的密鑰被他銷毀，國安就很難抓到他，加上這個國家有很多的誤判案件，錯判率很高，也許抓人的時候也有誤判，國安認爲抓到的是編程本人，但是可能是誤判，實際上被抓到的人不是編程隨想的真實控制者。至於家人也不一定明白那個真正控制那個博客的人就是編程隨想。（當然有可能）中國喜歡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不過也許真正編程沒被抓就有很多疑似編程的人被誤判和刑訊逼供，慘死于刑求的人可能很多，那估計比編程本人被抓還要可怕。

當然術業有專攻的同時也要學會各種技術，熟悉各種知識，全方位抵禦中國and俄國的大外宣

@爱狗却养猫 #143538 不過這個sapphire最後的卻説的沒錯，的卻要加强安全防範，排除安全漏洞，大陸的網友要小心點。如果每個異見者能夠保護自己的身份或者有足夠的能力出國，而不是在墻内儅屠支大佐或者川粉的話，如果大家都學一些哲學，數學，金融學，政治學的知識，在擺脫中國宣傳的基礎上再一次提高自己思辨力，批判能力，獨立思考能力，能夠發佈深度有價值的政治内容，建政的也要有水平，分析也要有理有據,也許反賊就能建立一個團結并且可靠的力量，不會被中國滲透/抓誰是大外宣、飛碟，就會真正的有自組織，對土共的威脅更大。建政閑聊的確沒多大用処。 不過這個人也是川粉，罵白左，而且也很支黑，也是服了。。。。。。希望他能夠成爲一個理智的保守主義吧，盡量避免挂川普的頭像。希望他也能夠理性地認識和瞭解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瞭解左派的訴求和真正的共產主義不同，瞭解西方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成爲傳粉了。。。。。。轉發徐思遠和曹長清的内容也是沒誰了。當然耐心讀政治相關的書和學寫代碼的卻有用。不過術業有專攻嘛。如果反賊擅長法學就多瞭解法學和政治學，哲學的内容；擅長編程的就學it，代碼，網路安全，梯子開發。擅長嘲諷粉紅的就用高明的話術和高潮的諷刺漫畫嘲諷粉紅。擅長金融學的就研究中國各經濟政策，最好學到the economist的水平。戰略分析，地緣政治分析，外交分析盡量向aspi，jamestown foundation，brookings，csis靠攏。

强國哇哈哈也就是惡搞的或者是娛樂粉紅的帳號。找到異見者或者開源情報他可能並不擅長。不過證據可能越來越多。就看哪個是真的了。

@爱狗却养猫 #143539 也許，不過强國哇哈哈也沒有能力來驗證她的消息是否爲真。

@爱狗却养猫 #143538 這個人呢。。。。。。後面説的倒是沒問題，但是，編程隨想本身身份就是匿名的，不是實名的，他透露出來的消息不一定是真實，而且警察和國安就算抓到了他，他也把密鑰給刪了，國安估計拿不到他的密鑰，拿不到的話博客和推特號就沒有問題的。當然不排除被抓的可能，但我也不是盲目樂觀。編程隨想身份僞造能力并不弱，所以國安抓到了人，也有可能是疑似編程隨想或者國安認爲的編程隨想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編程隨想的真實操作者。但是刑求是肯定有的，即便不是編程隨想本人，也可能慘死與未審即判的酷刑之中。畢竟墻國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人啊。

我不同情這個人，但是也對死刑表示反對。他就算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又何妨？難道不進行適當的精神疏導和治療，而是給他帶來死亡？我并不支持張獻忠，但是中國高稅收高房價高物價高學費低福利低工資，然後精神霸凌和疏遠很嚴重，再加上社會的卻很不公（雖然他的問題未必是社會不公導致的），但是這個人也沒有足夠的錢請律師，而且呢不説某國有誤判錯判現象（大批），你們真的認爲死刑制度很公平嘛？很便宜嗎？事實證明了的卻沒那麽公平/便宜。精神病患者我覺得呢應該慎用死刑和酷刑。雖然我不支持洗净平的支那這個詞，（對粉紅可以用，對反賊得慎用），以及他反白左的政治觀念，但是在這一個方面我支持洗净平

【文：知誅盒】

近日內地流行一個新詞語「躺平」，意思指年輕人出於對壓抑的工作文化失望，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的處事態度。實際提倡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

其實這現象無論在國內或本地，都十分常見，各地的年青人都欠缺向上流的機會，縱然付出了及拼搏了，但得不着實質的成果，只是為財團及政府作嫁衣裳，所以流露出放棄的態度，不想再被社會壓逼得喘不過氣來。但官媒《環球時報》及一些內地傳媒，立即發佈文章抨擊這種態度，隨後更取消關於「躺平」的網上帖文，及強制解散有關的群組。由此可見，在強國內若政府不喜歡，便沒有任何選擇，只可乖乖跟黨走。

服從國家政策由計劃生育可見一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府曾鼓勵生育，毛澤東一句「人多好辦事」導致中國人口爆炸，最後連糧食都供不應求，換來極大的反效果。到鄧小平上台時，為了控制人口，全面推行「一孩政策」，若還要生下第二胎，便要罰款，甚至強制墮胎、結紮等處理；此舉後成功令中國生育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隨之而來，便是人口老化及結構性問題，政府有見及此，2015年又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但出生率未見提升，為進一步解決人口增長急速下降的問題，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021年5月31日宣佈實施三孩政策。

順其自然　無為而治

從前每對夫婦只可生一胎，到最近竟鼓勵每對夫婦生三個，40年間的轉變，實在叫人無所適從，反映出沒有長遠規劃下，不斷實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是完全失敗，亦叫人民難以附和。筆者想到老子的「無為而治」，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是不可妄為，不可強為，要順其自然。當政的須知民意、順民心，讓人民自然發展，不要對人民太苛刻，亦不把個人意志強加給人民身上，這樣施政可能比處處控制有更好效果。

一般情況下，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喜好及生活態度，亦可規劃自己的人生，無論是急進或慢活；但當權的容不下不同，稍為不跟主旋律，便會被口誅筆伐，連個人選擇生活態度的自由也沒有，更叫人明白為什麼年青人選擇「躺平」？

這現象已經不單在國內，並日益蔓延至香港，剛過去的六月四日，美國領事館在窗前點起燭光，翌日已被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批評是上演拙劣的政治戲碼，及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要知道領事館的內部空間，被視為該國領土的一部份，連在自己地方點起燭光的自由，也要被干涉；試問活在這裏的市民，怎可能有自由呢？最終也只能「躺平」待誅！

https://beta.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83%B3%E8%BA%BA%E5%B9%B3%E4%B9%9F%E4%B8%8D%E8%83%BD

@libgen #142128 我明白，但是中國數字時代和歪腦的行文風格一樣，都是傾向於性少數和女權，對民族主義的細膩研究和深度報導，都是小敘事（跟宏大敘事相對），不過數字時代以轉載爲主，歪腦大多爲原創。

中國這一個方面估計是跟俄國學的，whataboutism。可以去維基百科上看一下。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8obnBxILxAhVKITQIHadsDnwQFjABegQIGBAD&url=https%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Whataboutism&usg=AOvVaw2xX8YgkauKtaYXpKj71Vj4

@爱狗却养猫 #142362 其實西方為俄羅斯專制獨裁辯護的人也挺多。他們經常碰瓷西方的言論自由，批評西方的審查，卻為俄羅斯的審查和專制獨裁辯護，真是和中國差不多，而且外宣比中國還厲害。

@libgen #127277 我開始看了一下歪腦這個媒體，覺得這個媒體不可能像他們説的是rfa附屬的，因爲rfa界面像老一輩民運創辦的網站（有一定改進）比較老舊，簡樸，内容深度不夠，泥沙聚下，良莠不齊，給人一種很土的感覺。但是歪腦界面和風格就像好奇心日報，内容就象端傳媒深度采訪或者中國數字時代，還有討論板塊（和端傳媒一樣，水軍也很多），很具有深度，可信度，文章篇幅長，遠高於rfa。而且他和中國數字時代一樣小敘事，調查女權，殘障人士，同志問題，調查民生問題，留美學生，很少有rfa和中國官媒的宏大敘事，反正我覺得内容和風格和rfa截然不同，應該是一個獨立網站或者端傳媒，matters屬下的，結果是rfa屬下的，我不相信rfa這個老土的美國外宣能創建whynot這個前衛，深度，清新，具有個性的專門適合年輕人的網站。要不説美國政府和俄國政府的外宣都很牛逼，比起中國政府的外宣高明了不知多少。

撰文／摄影：钟健华

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翌日七一游行，香港警方首次以《港区国安法》为名拘捕示威者，10人被捕；此后香港正式进入“国安时代”。

自天安门事件发生， 每年6月4日晚，由政治组织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市民自发悼念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30年来风雨未改，年年如是。而去年《国安法》生效前，警方以防疫为由，首次禁止六四晚会。但2020年香港六四悼念，依然由民间自发十八区悼念与支联会呼吁民众进入维园悼念组成。随后，多名进维园的政治领袖被捕，被控非法集结罪。

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时代”下首个六四周年，若维园悼念未能顺利举行，2020年六四悼念行动或将是香港人最后一次“成功”进入维园悼念六四、表达政治诉求的晚会。

2020年6月4日，由于警方禁令，维园“改朝换代”，没有主舞台，没有晚会流程，似乎昙花一现地变成批评者期望的模样。支联会和民阵代表、民主派参选人、区议员手持烛光步入维园，大批市民紧随进入，以自己方式表达诉求：悼念六四的有、表达香港政府不满的有、表达对香港前途期许的亦有，有人如往年点燃烛光，派发六四单张，也有人手持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独立”等标语，挥舞旗帜，组成人龙巡游，呼喊口号。 “最后一届”六四维园纪念活动的最后两个发起人

90后陈皓桓（Figo），25岁，现为政治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召集人。

80后邹幸彤，36岁，大律师，现为支联会副主席。

他们本可能是今年六四纪念活动最后两个发起人。

陈皓桓所在的民阵，是关注政治、民主议题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团体都参与其中，每年的反对派大型集会、游行，多以民阵名义向政府申请举行。2019反送中运动早期的合法游行，亦多由民阵发起。《国安法》颁布后，外界相信民阵必成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各团体纷纷退出民阵。民阵召集人被另案羁押，副召集人陈皓桓于是接下召集人职位，成为孤身一人“民阵秘书处”。他生于1996年，喜欢复仇者联盟和哈利波特。

受访者陈皓桓

邹幸彤所在的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5月，团体因天安门事件而生，并成为其自始至终的使命。邹本科和硕士就读于英国剑桥，学习地球物理专业。后来她觉得自己关注人权，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回港修读法律，再花四年，考到大律师牌照。她与陈皓桓情况类似，其组织的其他人或有案在身，或退居二线，使她从幕后逐渐向前，今几乎成支联会对外唯一声音。

受访者邹幸彤

陈皓桓自小学就留意本地政治，爱看立法会电视片段。他的中学每年6月4日会举办周会，邀请政治人物分享。读中学第一年，周会嘉宾是政党社民连的创办人黄毓民，他小学迷上的政治偶像。黄毓民呼吁师生参与六四晚会，于是当晚，初中一年级的陈皓桓首次参与维园悼念。

邹幸彤第一次参与晚会是小学，被妈妈带去，内容她都不太记得。“只记得妈妈跟我说，天安门广场外的哥哥、姐姐学生们，都因为追求‘民主’而遭到残杀。”她说，“那时候的确不太清楚何为民主，但会明白哥哥、姐姐们是在追求‘好’的东西。”

在中学，陈皓桓参与过中学生政治团体“香港中学生联盟”的行动。他印象深刻，每年六四，团体会在维园外设街站，派发鲜花、物资、传单。其后他一直关注社会议题，2014年参与雨伞运动，次年加入社民连；2018年，成为民阵副召集人。

邹幸彤的中学没有悼念活动，她便与同学自己把壁报板主题改成六四；而真正投身六四纪念，是在英国念大学时。“以往身处香港时，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每年都有人在筹备六四晚会、各种活动，不用我冲出来做了吧。”但人到外国，习惯的事物突然消失，而可以改变现况的只有自己。她想筹备行动，将悼念六四理念分享给身边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平台，类似一个小社群，不断地向人介绍我们讲座、对谈、放映等。”

她也与大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等一起办活动。与大型组织合作，是邹与支联会认识的开端。想推广六四议题，“唯一有人脉及联络方法的就是支联会。展览、认识六四这件事，好多影片、资料都要问支联会拿”。2009年，支联会“我要回家”运动走访全球六四流亡者，到英国时，邹幸彤与支联会朋友当面交流，一同走访民运人士，慢慢投身更多。

邹幸彤与陈皓桓的连结，亦因香港社运。他俩在早年六四晚会已碰面，合作筹备行动。除关心六四议题，亦一同关注近年中国维权人士。

受访者陈皓桓

受访者邹幸彤 天安门事件：影响几代香港人

受访者大学讲师黄伟国

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甚至是全球唯一针对这场人道惨剧的大型公祭。这场公祭自事件次年始，30年从未间断，每年参加人数数万至十数万不等。除烛光晚会，如陈的中学等社会自发六四纪念，在港亦非常普遍；大学、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学生媒体，每年六四会发布校媒刊物，回顾历史，也是不成文传统。

对天安门事件的认知，是香港社会公民常识的一部分。

大学讲师黄伟国，1989年是还未上大学的预科生。“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前，我记得是我刚考完高考；那时支联会亦刚成立不久，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生运动。直至香港的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更让年轻的我在政治层面上大开眼界。”

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接续前一天大量香港歌手参与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当时在京抗议的学生。150万人参与那次游行，当时全港人口568万。

黄伟国回忆，五二八时，他高考结束在打“暑期工”，与同事一齐上街游行。人群自发派发那个时代的传单，用F3大小的纸，在纸上写大字、找图片拼贴制成，甚有中学生劳作味道。

“那时候最冲击我的是，从未想过政治人物会如此投入一件事。当年仍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司徒华先生果断退出（委员会），放弃对奠定未来香港司法系统的影响力；他又与其他支联会初代成员在街头上不断呼喊口号，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运，呼喊的力度跟情绪，有如自己的家发生丧事，中国就如他们的家般。”

“六四事件、天安门屠杀事件，对香港人而言是一个震撼弹。”黄伟国说。1989年6月4日凌晨，他记得大多数香港人都彻夜不眠。黄守在电视机旁，看着天安门一带的卫星直播。他记得生死未卜的受伤学生包着绷带、渗着鲜血，被担架抬出现场：“我会形容那晚是全香港人‘心都碎哂’的一晚。大家做彷佛做了很多事，但又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实际效果。”

1989年，中英就香港主权、前途问题刚讨论完毕，中国权力核心地带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公民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香港人、国际而言，都是建国后首次经历。

第一代六四文宣

身为国际关系学者的黄伟国认为，因目睹中方做出那种程度的大屠杀，英方不可能将香港就此奉上，因而大量修改香港政制设计：“末代港督彭定康因应中国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以及香港前途考量，在香港政制内逐步渗入民主成份，如新九组、直通车政策。”

因六四事件，港人对主权移交后的前途感到悲观惊恐，出现大规模移民潮。1990年至94年约30万港人移居海外，占当时香港人口百分之五，当中不少管理阶层或持高学历、专业牌照人士家庭；移民潮维持至2000年前后。直至主权移交一、两年前，部份移民因发展不济、或文化差异、种族歧视，部份对香港的前途改观，持外国护照的港人不断回流香港，被称为“香港回流潮”。

黄伟国认为，港人经历六四后，对中国民主进程心灰意冷，开始只关注个人前途，更不信97后香港会继续和平繁荣，“很多香港人，特别是从商的、有专业资格及技能的，都想往城外跑，通通都想远离中国共产党管治的地方”。

而黄伟国在六四发生后，同年九月入读香港浸会大学，修读中国研究，逐渐成为研究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学者。“六四是我成长内的一大烙印，亦奠定了我未来对中国的想像与态度。”每年六四晚会、游行，自发悼念，他都参与其中。 六四纪念的在地化：“关怀中国”与本地运动的张力

“每年的六四晚会、七一游行，都是香港人对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不满程度的指标。”黄伟国说。

他以2003年六四晚会为例，那年政府试图通过《国安法》的前身“二十三条”法例，当时香港在非典阴霾下，世卫仍未把香港从“疫区”除名，仍有近50,000人参与晚会，坐满五个足球场。

香港社会认为，支联会六四晚会的存在，当中每个元素，如每年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及“释放民运人士”等，多年是政权心头一根刺；因而支联会是《国安法》首要开刀对象之一。“中国共产党接受不了批评，即使是‘爱国者’为国家发展而言重心地作出批判的进谏，他们都是承受不了，‘玻璃心’碎满一地。”黄伟国以打趣的语气说道。

不过，随着本土思潮兴起，烛光晚会也掀起过争议。自2012年始，以一批年轻参政者为代表的批评者，希望与中国身份认同脱钩，认为支联会纪念形式僵化、与中国过于扣连、与本地抗争无关。黄伟国批评，支联会不愿面对新时代洪流，晚会流程十年如一日，永远都唱《自由花》、《血染的风采》，永远都喊同样口号，只是形式“表演”。他甚至认为，没有实际行动的晚会，“沦为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当作香港仍有言论自由的根据”：“简单来说，我从未试过在集会打呼喊及打瞌睡无数次，（但参加）早些年的支联会六四晚会便是如此。而且还那么炎热、这么多参与者。”

受访者黄伟国手持支联会的电子烛光App坐在维园球场上。

自2015年，原本参与晚会的香港各大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均宣布因意见理念不合，不再出席支联会六四晚会，香港大学学生会更表明，每年会自行为港大建筑“国殇之柱”重新上漆，自行举办校内六四晚会或座谈会。

城市大学学生，19岁的蔡俊希和张明健，都因年幼听到父母、学校提及六四而初次接触天安门事件，但记忆已模糊。蔡记得2008年自己仍念小学，父亲在那年六四周年后，告诉他深圳很危险。“升中后，我们学校的传统是需要每周上台分享一个话题，那时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在近六四时期，分享有关八九六四的种种人道惨剧。”蔡认为，成长经历与环境造就了他对中国的想像与定义，使他对中国种种维权事件感兴趣，继而决定以摄录方式，记录香港社会的故事。

但他们坦诚，2019前，二人多在新闻或社交平台得知六四晚会的状况，很少主动到维园参与。“因为觉得离自己很远，我们这一代不是不认知这件事，是认知后却不知有何可做。自己的参与及叫喊口号又能改变什么？”张明健道。

“支联会最大的问题，是主办单位面对中国内仍有被极权残害的民运人士，早年来甚少在晚会上提出支援，或是与香港社会运动作扣连，好让参与者能关心更多中港两地的议题，即便不能立刻改变中国，亦能共同分担苦难。”黄伟国说。

对相关争议，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表示，支联会近年亦希望认清六四事件的“本土意义”：“作为相对年轻的一辈，当然知道坊间对支联会六四晚会的评价是‘行礼如仪、春秋二祭’，所以近年我们一直作出改变。”邹幸彤指，新生代很难对六四悼念“感同身受”，因此，支联会近年在晚会流程加入手持被关押中国维权人士照片，游行至中联办的环节。黄认为，这些改变尝试扣连香港民主运动，是很大进步。

“希望年轻一辈能从我们构思与加插的行动到中，得到一丝连结的感觉。”邹幸彤说，“因为老实说，中国的维权与民运人士的遭遇，可能很快于香港出现。”

2020年6月4日，由于警方禁令，维园“改朝换代”，没有主舞台，没有晚会流程，似乎昙花一现地变成批评者期望的模样。支联会和民阵代表、民主派参选人、区议员手持烛光步入维园，大批市民紧随进入，以自己方式表达诉求：悼念六四的有、表达香港政府不满的有、表达对香港前途期许的亦有，有人如往年点燃烛光，派发六四单张，也有人手持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独立”等标语，挥舞旗帜，组成人龙巡游，呼喊口号。 不分派别的社会运动大退潮，守不住的六四悼念

在港合法办游行、集会，通常只需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这是往年晚会的流程。而自反送中运动后期，申请基本全遭否决，上一次合法游行集会，已数2020年1月1日，民阵举办的元旦游行。

去年六四晚会首次成为“非法集会”，今年支联会继续向警方申请，却先收到另一部门，拥有公园管理权的康文署通知，指因疫情拒租维园。

邹幸彤说，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从2020年开始，香港就没了正常游行、集会的途径。陈皓桓在旁插嘴：“首先五月没了‘爱国民主大游行’。”说罢二人放声苦笑，连“爱国”游行也容不下。

爱国民主大游行，是每年5月最后的周日，支联会举办的纪念天安门事件游行，同样30年雷打不动，为晚会预热。前几年，支联会活动“爱国民主”、“建设民主中国”等主题，被批过于关心中国事务，无益本土意识培养，甚至对比当时备受打压的本土派社运，被指是官方默许。然而，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去年、今年的爱国民主大游行，都收到反对通知书。

国安时代，香港社会运动不分派别地进入退潮期。被认为较为激进、强调本土的新流派，和被批评太关注中国、对与官方谈判心存希望的传统泛民主派，同样遭受灭声、拘捕、控告。

校园中的记忆也未能幸免。科技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因举办反送中活动及悼念，被校方要求停学一学期；中文大学学生会干事会组选内阁“朔夜”当选后，校方因其政治主张不承认选举结果；香港大学学生会遭校方停代收会费、财政支援、收回会址及设施。种种手段，令学界的学生组织出现从缺，学生会、编委会职位无人问津。内阁无人，出版六四特刊的传统自然无人继承；据了解，今年大部分学校都不会有六四相关校媒刊物。

蔡俊希与张明健，曾一同在前两年以学生记者身份纪录运动；在国安时代下，几乎是硕果仅存地，仍决定接下学生组织重担。“《城市广播》（CBC，城大学生会运营媒体）的理念，是为城大学生会内唯一‘以舆论监察社会事务’、‘促进文化及思想交流’、‘确保会员知情权’及‘提升会员对学生会认识’的中央学生组织；经历2019年反送中后的CBC，我们不限于此，更应为香港人纪录真相、报道真相。”

“5月30日如有支联会游行、6月4日悼念行动，我们亦会成为历史的纪录者。”第36届CBC署理会长蔡俊希如是说。

张明健（左）、蔡俊希（右）

他们说要有咖啡才可创作。

本身任工会主席、参与校内工运的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黄伟国曾于2018年不获大学续约，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打压。随后黄继续于不同大学任兼职讲师。即使当年莫名不获续约，“我仍有自己要坚持的底线，身为教师的天职便是将真相与道理传授学生”。但对比当下，黄伟国特别提到，哪怕1989年他在大学就读，教授、助教、同学都没想过离开，可能那时觉得从事学术研究不太危险。“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他说。

陈皓桓认为，现在的退潮，与以往香港遭遇的社运挫败完全不同。“那一种是恐惧，是无了期的恐惧。”陈所在的政党社民连，6名筹组行动成员全部有案在身，排队等坐牢，包括他自己。“即便我相安无事（编注：指其得到保释，无需羁押入狱），走到今年的六四，（晚会）仍只有我跟幸彤是发起人，坊间很难说是‘民阵’跟‘支联会’发起六四行动，因为现实就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人啊。”

邹幸彤认为，《国安法》及相关判决，确实对港人有很大威吓作用。“就好像突然有种PTSD（创伤后遗）的感觉，什么事情都退缩了。”但她仍保有期望。“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又会有人冒出来，想多做一点东西，不断探索新的连结。”邹幸彤比较不同政治环境，指人权状况比香港更糟之地，如中国大陆、缅甸等，仍有人在行动。

“政府一下子大刀阔斧斩下来，那大家必然是会退缩下来。但我在想，新的国安法时代下，群众是必然会有新的想法。”邹幸彤相信政治风气不会一直沉沦。她认为，抱持以前心理准备的参与者，不会再在社运中出现；但抱着新态度，抱着在法律外抗争准备的人，会接踵而来，更坚定走下去。

二人都认为，香港人此前的恐惧，源自“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但，“经过2014、2016、2019，到今日，相信香港人都知道我们真正的对手并非香港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

陈皓桓认为，《国安法》实施后才是真正的“战争”开端，如同六四后中国也曾经历民运低潮：“目前香港只有两条路走，一是有如当年日本签署《安保条约》后，几乎所有民运消失；二是这次或会似2019年的香港抗争，一直打下去。”

邹幸彤则认为现在政治氛围并未达六四般绝望：“当年八九六四是大屠杀，是会死很多人的事；那年是一个震摄年，八九六四后的十多年来，中国都几乎没人再敢参与及组织民运，反观现在的香港并未走到这步。”

而从八九开始，经历多次香港运动，直到身处国安时代，52岁的黄伟国最大的感悟，是要观照自身状况。“想向香港人说，多喝水，是为了健康生存下去；多读书，是理解现实作出反抗的方法。”他表示无论香港经历什么重大风波，都定不会是最后一战，坏处可以更坏，但绝处又会生花；香港人从来都是由看似绝望的境地，生出照耀未来的光。 “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国安时代下，支联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黄伟国认为，即使支联会真的“被消失”，亦算完成“历史任务”。“集体回忆的消灭才是对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最大的重击。试着转化（晚会）形式，将人们自己心中的六四意义展现出来，方是支联会最必先、必要做到的事。”黄建议。

随着日子临近，4月底，筹备中的邹幸彤说，2021是艰辛的一年。他们有关悼念的计划通通被卡住。国安时代前，还可构思各种行动，现在只筹办“最低限度”、“不用上街”的活动；要走上街头便有各种顾虑，组织内部各种分歧光处理已大费功夫；她曾期待与新生团体合作，但在国安时代，支联会、民阵等机构被认为是开刀对象，“你又自己黑（倒霉），别的组织自然不想加入。”

陈皓桓说，自己当年也没想过，拿起烛光走进维园，静静、和平悼念六四，会被政府控告。“十八个月，只是拿起烛光走入维园，最高刑期是十八个月。哪有可能香港人会不怕，不去考虑自己今年到维园悼念六四的成本？”但陈表示，如在六四保有自由之躯，会坚持用民阵召集人身份，与支联会同进退，举办晚会。“我已经想好今年六四的主题，就是‘为自由，共命运’。”

5月10日，支联会公布今年悼念主题，便是陈想的“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一如往年，已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如同去年，申请以防疫为由被拒，上诉被驳回。支联会须即时停止烛光晚会的所有筹备。

国安时代下，理念之争逐渐折叠。面对禁令，中大学生会前外务秘书、本土派青年社运领袖袁德智发表题为《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自行悼念六四》的公开信，表示“不应该停留在以往的身份认同、形式主义与否的政治争议”。12港人在深被捕事件，使他认识一批帮助港人的中国维权律师，“悼念不再是单纯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种表达，也是香港人的应尽之义”：“我没法公开呼吁大家到维园，因为这是公开违法，但我相信香港人是非常聪明，大家会懂得自行判断，应该要以什么方式去坚持做正确的事。”

校园自由空气逐渐收缩，本文最年轻的两个受访者，生于2002年和2000年的CBC正副署理会长蔡俊希、张明健两人，笑说如城市大学般的“小”学校，都不再拥有民主。“连让学生自由表达意见的民主墙较都封起来，十分讽刺。”张明健打趣道。被围板封锁的城大民主墙一旁，竖立着充满裂痕的民主女神像，该女神像仿制当年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样貌，于2012年六四前由城大学生自发创作，并于2019年一度被内地生推倒摔碎。

他们曾觉得六四距离自己很遥远，但自由逐渐缩窄的如今，他们决定记录记忆。传媒引述消息指，今年六四当日，警方将安排3000经历严守维园。前往记录，可面临不小代价。但蔡俊希认为，国安法下所有的香港社会运动都有纪录价值，每一次行动都是在无形的底线下作出反抗：“我不会说是自己鼓吹、推动大家参与哪项社运；而国安法下，每次行动都在中国的底线下进行，无人得知底线到底在哪、有多低。哪怕他朝有一日我选择以纪录片形式拍下纪实，都会是极权下的眼中钉。”

“我不会太过悲观，因为香港人有能力面对，在仍未到绝处的空间下，香港人仍能作出让世界意想不到的行动，”，他笑道：“正如一般傻劲的我们今年仍然‘上庄’（组建内阁参选），仍然决定在现今香港拍一部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录片，这便是我们决定的行动。”

张明健则表示，一个地方的自由度，在于艺术与纪实的自由度，“如果政权连记录纪实都要禁止，那就来啊！这是极权对我们作品的肯定，亦证明我们纪录的事实正是政权最害怕的痛处。”

对今年如何纪念六四，是否自发到维园，黄伟国没直接回答，表示正在观望。 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5月14日，距陈皓桓失去自由还有4天，陈、邹与朋友相约唱K。他们唱烛光晚会每年合唱歌《自由花》，和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微醺的陈皓桓突然开始向邹说起他打算上庭陈情的内容。陈述内容可能使他失去更长时间的自由。邹幸彤沉默了，随后缓缓说：“你不能这样呀，不可以一个人将所有责任背负起来，你还有我在身旁呀。”

陈冷静答道：“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邹幸彤一言不发地哭了，泪水的雾气沾上眼镜。陈皓桓打趣对邹幸彤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哭得很难看啊。你这么坚强，怎能对着我哭？我都快进牢了都还没哭，你怎能比我更快哭，别哭、别哭了嘛。”

记者请他们在失去自由前留下寄语。陈皓桓引用《哈利波特》主角群与伏地魔终局之战一幕，众人以为主角已死，但战友纳威抽出宝剑，将伏地魔的蛇斩杀。“我记得他的台词大概是在说，‘每天也会有人死掉，现在只是哈利为大家而死，我们不能放弃’，然后他就抽出宝剑斩下去，继续战斗。”陈皓桓说，港人不能放弃理想，能做多少是多少，即便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只有1400万分之一成功机会。

邹幸彤则希望港人扩阔眼光，多借鉴他国社运经验，如乌兹别克、乌克兰、南韩等，取得走下去的勇气。“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千万不可沉沦在失败与无力之中。”

他俩都希望今年晚会仍有人参与。他俩认为，即便维园被禁，但港人心中那点烛光无人能熄灭，能点燃心里烛光，主动看见希望的，仍是香港人自己。

唱K的四天后，陈皓桓上庭，他被控于去年10月“未经批准集结”。他被即时羁押。5月底，他被判刑14个月，同案的还有上辈支联会元老、晚会老组织者李卓人、何俊仁等。离开被告席、回到监狱前，陈皓桓高喊：“勿忘八九民运！”

最近去监狱探监，邹幸彤发现律师房加装了透明门，她不再能触碰探访对象。看陈皓桓那天，她发现门没封死，于是在离开前，在监狱职员眼皮底，她最后一次握了陈皓桓的手。“拉到你的手了，”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觉得这一幕会长久留在记忆之中。”

晚会被禁当天，邹幸彤迅速公开回应。“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抱歉支联会无法再以组织名义主办维园的烛光悼念，有负大家所托，愧疚万分。”她说，“但在所有的组织身份之外，我们首先是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我亦在此以个人名义表示，6月4日8点钟，我仍会去守这已有32年的约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委曲并不能求存，只会换来红线的无尽扩张。唯有坚守阵地，以行动捍卫立场和原则，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今年6月4日，让我们继续以烛光，为死者争公义，为生者卫尊严。”

邹幸彤目前被控涉去年六四“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进入维园。她的案件正在等待法律程序，在陈之后，她也即将面临羁押。

鎮壓32週年，港澳悼念活動被禁

（紐約）- 人權觀察今天表示，中國政府應承認1989年6月屠殺民主運動示威者並為之負責。有關當局應立即無條件允許中國境內和香港、澳門的悼念活動，停止審查「六四」相關言論。

「禁止香港舉行燭光晚會，正是中國政府人權紀錄的有力說明：六四屠殺32年後，壓迫有增無減，」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說。「但壓抑真相只會激起更多要求正義和問責的呼聲。」

香港政府連續第二年以防控新冠疫情為由禁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儘管香港防疫有成，社交距離限制也已放寬。2021年5月31日，警方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為由逮捕65歲、人稱「王婆婆」的社運人士，但實際上她僅是單獨一人在街頭展示抗議標語。另一名示威者則因派發印有「永不放棄」標語的電子蠟燭與盒裝火柴等紀念六四物品，被罰款5千港元（645美元）。據媒體報導，警方並計劃部署逾三千警力，防範市區一切未經許可集結。5月，黃之鋒等四名社運青年也因2020年在維多利亞公園悼念六四，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只因在公園點蠟燭靜坐，黃之鋒就被判處10個月監禁。

由六四晚會主辦單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設立的六四紀念館，6月2日遭港府食物環境衛生署登門臨檢，指其未申請「公共娛樂場所」牌照，決定暫停開放。部分親北京政治人物也出聲指控支聯會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宗旨，違反香港國家安全法。北京知名學者田飛龍呼籲支聯會刪除有關政治綱領，否則應予取締。

澳門方面，警方同樣第二度禁止六四晚會舉行，宣稱活動宗旨與口號違反當地刑事法規，涉嫌煽動顛覆及公開詆毀等犯罪。2020年，澳門當局僅以防治新冠疫情為由不批准晚會。

在中國大陸，一如往年，當局從幾個星期前就開始在全國高度戒備，預防一切紀念六四的活動。天安門死難者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所有成員的行動和通訊都受到管制。全國各地異議人士，包括記者盧昱宇、作家查建國、異議人士季風和學者楊紹政，都被強制離開居住地「旅遊」，以防他們接受媒體採訪或互相聯繫。

儘管已知最後一位因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入獄的囚犯已於2016年獲釋，仍有許多當年參與者為了繼續從事民主工作而再陷囹圄。其中之一是知名異議人士及「六四天網」人權網站創辦人黃琦，2019年被控「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刑12年。黃琦身患多種痼疾，包括腎臟病、疑似肺氣腫和肺炎，無法得到適當治療。四川異議人士陳雲飛自3月被警方拘留至今，他曾因組織為六四死難者掃墓活動，於2015到2019入獄四年。

人權觀察指出，中國當局還企圖審查境外紀念活動。2020年6月，視頻通訊業者Zoom在中國當局要求下中斷海外人士使用Zoom舉辦的在線六四紀念會，並暫停主辦方的帳號。Zoom雖在事發之後公開致歉，但只針對干預中國境外用戶的行為，不包括審查中國境內用戶言論。

中國政府持續漠視國內外要求對六四屠殺究責的呼聲，歐盟和美國在屠殺後實施的制裁措施也在多年後逐漸削弱或失效。對六四屠殺及後續鎮壓缺乏持久、一致的國際應對，助長北京變本加厲的迫害，包括在新疆持續大規模拘押約一百萬突厥裔穆斯林，以及對香港直接進行國家安全立法，罔顧《基本法》和國際人權法打壓基本自由。

六四屠殺前，學生、工人和市民從1989年4月起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國內其他城市發動和平示威，要求言論自由、問責和終結貪腐。面對抗爭不斷升高，政府於1989年5月底宣布在北京實施戒嚴。

6月3日至4日，軍方開槍擊斃不明人數的和平示威者和路人。北京有部分民眾為反擊軍方暴力而攻擊進城部隊、焚燒軍車。已故人權觀察研究員羅賓・芒羅（Robin Munro）就6月4日的情況作了如下記述：

我一轉身，迎來了巨大驚恐，⋯⋯我看到一幅可怕景象，成千上萬解放軍部隊佔據了台階的每一寸空間。⋯⋯人民大會堂的廣大台階上，覆蓋著士兵構成的人體海洋，紋風不動⋯⋯屠殺基本上發生在廣場以外。在城市的其他區域，北京市民拼死抵抗，既為了保衛他們的學生，也為了保衛他們自己在此前關鍵的幾個星期中產生的公民自豪與覺醒。

殺戮過後，中國政府展開全國鎮壓，以「反革命」和擾亂社會秩序、縱火等各種罪名逮捕成千上萬人。

中國政府從未坦承屠殺責任，也未曾法辦任何一個應對屠殺負責的官員。北京無意對事件進行調查，也不公開相關死傷、強迫失蹤或判刑入獄的數據。天安門母親群體迄今紀錄到202位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因鎮壓喪生者的詳情。

作為多份國際人權條約的締約方，並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現任成員，中國當局有義務「維護人權最高標準」，應當立即就六四屠殺採取以下措施：

尊重言論、結社與和平集會的自由，停止騷擾和任意拘押質疑六四官方說法的人士；
會見天安門母親成員並向其致歉，公布所有死者名單，給予受難者家屬適當賠償；
允許對六四的獨立公開調查，並將其發現與結論儘速向公眾發布；
允許涉及八九事件的中國公民不受阻礙返國；以及
調查所有參與計劃或下令非法使用致命武力鎮壓和平示威者的政府及軍方官員，並予適當追訴。

「世界各國政府正逐漸開始抵制中國近期的人權侵害，」王亞秋說。「應以更強有力的措施，施壓中國當局承認六四屠殺並負起責任。」

人權觀察也太幼稚了。中國不可能會這樣做，只會變本加厲。而我們一介草民也做不了什麽

陈爽的回忆中，我们能看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讨论中国问题的缩影。

陈爽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已经11年了，《20世纪的中国史》是她最热门的一门课。

像往常一样，《天安门》纪录片播完后，立刻引起了火药味十足的讨论。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愤愤不平，她的父母都是六四运动的戒严部队的成员。父母曾经告诉过她，没有镇压学生这回事，她对此深信不疑。她义愤填膺，但没激起多少火花。另一位韩裔学生从小在美国长大，洋溢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中国人显然成了她要拯救的对象：从小生活在谎言之中，中国人的生活太可怜了，“What can we do for them?” 另一位中国来的学生立马反驳，“你以为我们真的向你们想象的那样，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陈爽在一边观察，她被韩裔学生居高临下的态度激怒，似乎很想表达自己的能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美国学习，你觉得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挣个学位吗？”

一向鼓励学生自由表达的陈爽决定介入讨论。她肯定了课堂中的不同声音，这点弥足珍贵。“但听听别人的声音，更多的是要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局外人（outsider）的角度，去想象对方的声音。而是要去理解、倾听。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历史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这样的桥段，类似的声音，你会发现，在美国社会中反复上演，尽管并不是每次都以陈爽这般温和的提醒收场。近年来，美中贸易战、新冠疫情、反亚裔仇恨，紧张的中美关系让“海外小粉红”重回公众视野，也拉长了中国留学生光谱中的可见光。

如今，面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敏感而谨慎的留学生们如何应对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冲突？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中的一封声明能窥见这复杂而有趣的光谱。 种族主义者辞职

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中的言论自由的“篱笆”上写着：Solidarity, Stop Asian Hate（受访者提供）

三月，因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全美各地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示威过后，开始了新一轮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这次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被认为是亚裔“隐形的少数群体”首次群体意识的觉醒。

坐落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也积极响应。3月21日，彰显学生言论自由的“篱笆”被粉刷了新的标语——“团结一致，停止仇恨亚裔”（Solidarity, Stop Asian Hate)，覆盖了此前停留在篱笆上近两个月的“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

这边的标语应时应景，但在篱笆的另一侧，同样的字体风格，却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标语——“研究生学生会必须道歉，反对种族主义，研究生学生会种族主义者辞职”（GSA Must Apologize, Rise Up Against Racism, GSA Racist Resign）。

美国大学向来走在“平等自由”前列。奉行“政治正确”的学生会怎会在这个关头顶风作案？

故事还要从10多天前研究生学生会的一封邮件开始说起。

3月8日下午，余士君收到一封研究生学生会的公开声明。这封支持“反对亚裔仇恨”的声明中，谴责了自疫情以来，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但邮件中接下来的内容，却让余士君皱起了眉头。

“但当我们作为一个学校社群，在表达关心和努力创造一个对所有学生都热情款待的校园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亚裔社群的境况并不尽相同。各样的事件，经常是创伤性的，正发生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在新疆持续进行的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占主体的少数民族的种族屠杀；在香港对民主派活动家的镇压；以及在印度的农民抗议，等等。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时候，这些会增加我们同仁的压力。

"While we as a campus community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nd work to make a welcoming campus for all our students, it is important to also remember that the Asian community isn’t one of homogeneity. Various events—often traumatic—are happening in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ongoing genocide of Uighurs and other predominantly Muslim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the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activists in Hong Kong, and the farmers’ protests in India, among many others.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se may add to the stress our peers are feeling during this time. "

余士君两年前来到美国，现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就读硕士。他在微信中加了不少同系的中国留学生。翻翻朋友圈，就看到不少在抱怨学生会的这封邮件，但令大家不满的点不尽相同。当晚10点，余士君给校长、系主任和研究生学生会发了投诉邮件，他认为该声明并非在帮助亚裔学生，反而是把有争议的国际话题卷进校园中。他要求写这封声明的人辞职并公开道歉。

研究生学生会前后收到了40封余封有关此声明的投诉，但半数都指向在陈述新疆问题时的用词——“种族灭绝”。

邮件中说，这是没有“可靠证据的谣言”，有的直接说西方媒体在骨子里对中国就是有偏见的，新疆没有发生所谓的种族屠杀，还有提到这是政治敏感话题，不适合在声明中提及。

学生会副主席克里斯汀·艾伦(Kristen Allen)在与歪脑记者谈及个人感受时说道，“几乎是压倒式的压力，迫使学生会为我们所了解到的当前情况所道歉。”

几天后，余士君收到了学生会的回复。回信承认声明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适，但并未提及道歉，这让余士君大失所望。曾在北大读书时积累了些学生工作经验的他，决定组建一个微信群，“实践美国民主进程”，号召大家共同请愿。 内部分歧

（来源：Instagram / carnegiemellonadmission）

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研究性高校。中国留学生中热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排名稳居全球首位。根据学校内部公开的数据资料Tartan Data Source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硕士生占全校硕士比例为33%，博士生比例约为20%。

起初群里只有7、8个人，都是计算机学院的中国学生。大家的底层认知一致——这封邮件不合适。但怎么不合适？请愿时，要跟学生会争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达成共识却花了不少周折。

群里一位家在新疆的女生发言，“我家就在那里，（他们）这说的不是事实。”她的看法很快被反驳，大家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小粉红”，观点本身就有偏见。况且，“如果我们说是假的，那穆斯林同学几乎会蹦出来，那我们就打起来了，反而没有把矛头对准GSA（研究生协会）。”余士君在群里推理。很快，这位女生就表示自己很久都没回过家了，这么说太武断了。

有本科在香港读书的大陆同学说虽然有这香港抗议这回事，但抗议中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抗议行为。

群里很快又进来一位年长的校友，他一语惊人，“任何不按新闻联播报道的内容都应该更改。” 大家无人回应他，话题很快被转移。

讨论慢慢明朗，从事实层面上去质疑声明中的三个事件没有胜算。声明里引用了纽约时报、NBC、时代等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你跟一个国家级的媒体抗衡，学生会以美国人为主体，人家不信的，”余士君说。

群中大部分成员都没有参与美国社会运动的经验。余士君在群中努力做润滑剂，他提醒自己，这个群一定不能太过激，吵起来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有人看得仔细，声明中上半句提到，“各样的事件，经常是创伤性的，正发生在不同亚洲国家”。而在下句中，列举了新疆、香港和印度的三个事件。这种城市对国家不对称的类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中国”的建交基本原则。

2019年在香港，示威者们为了抗议在新疆的人权问题举起东突厥维吾尔国旗。 （图：Reuters）

还有人借鉴留学论坛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抓住了“亚裔的境况并不尽相同”这半句话的漏洞。细分亚裔，是指将亚裔具体细分为华裔、日裔等，这被不少华裔看作是严重的种族歧视行为。在一封反对亚裔仇恨情绪的声明中细分亚裔，居心何在?

一番讨论后，大家认为这些不过是语言的瑕疵，“有点咬字眼了，他们也可能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还显得我们小气 。” 余士君向记者解释。

讨论一时间没有进展，群里关于“小题大做”的质疑声又此起彼伏。紧接着，有人收到了学生会的回复。“目前，我们还不打算发后续声明”，学生会明确表明，他们只想花更多时间聆听。大家觉得，自己义愤填膺的发声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学生会还是不理我们”。

担心势单力薄，他们联系了其他华人和国际学生的社团，期望能联合发声。没想到对方都拒绝了。知情者透露，因为研究生学生会管其他社团的预算，他们不愿公开反对学生会的声明。

“居然没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 余士君意识到问题比他想象地更严重，也越发觉得美国的环境并不欢迎自己。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严查中国知识产权行窃，将矛头指向学习“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向余士君这样“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签证有效期大多从5年缩短至1年。他感叹，“从拿签证开始就很难，到这边来了，发现我们被代表地非常少，话语权很少。然后当你想说一些什么时候，又发现没人听。” 把火点起来

（受访者提供）

就在士气消沉之际，突然冲进来20多个气冲冲的同学。他们对这封声明不满的态度，让大家回到愤怒情绪本身，一扫群中此前低落的情绪。

余士君一拍脑袋，想到去涂篱笆表达不满。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内涂篱笆的传统，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此前校方想拆除它，结果遭到学生抗议，于是保留至今，作为学生组织或个人表达言论自由的途径。此前在篱笆上有庆祝中国七十年国庆、支持黑人运动等内容。

这个想法立刻得到大家响应。三月末的这个周末，按照涂刷篱笆的惯例，十五、六个学生在凌晨聚集，手拎水桶，带着手套，举着手电，深夜中忙碌了两个半小时，终于涂完了标语。让余士君喜出望外的是，没有来到现场的人还捐款支持了当晚行动的开销。

“把火点起来了，后面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涂篱笆还集结了各路人才，大家集思广益，第二天，就起草好了请愿书。这次，他们没有把矛头对准这三件事的真假判断上，而是谴责学生会使用不恰当和不敏感的言辞（inappropriate and insensitive language）。他们认为学校组织在一封公开反对美国境内发生的种族歧视中引用不相关且有争议的亚洲事件给亚洲学生造成了伤害。

他们将请愿书放在美国公开请愿的网站change.org, 当晚就收到2000多个签名，几天后就达到了3213个签名，除了来自本校的学生，还有不少来自西雅图和香港的签名。

涂篱笆后的两天，学生会就公开道歉了——致歉这封声明让他们原本要支持的社群受到伤害，并且撤回了这封声明。

“我们其实不想制造关注度，就想把这个事情完完整整地给它解决了。”涂篱笆参与者之一Jed告诉记者。随后，他们以“亚洲学生—停止仇恨亚裔—请愿组织委员会”的名义，与研究生学生会主席团预约会议，期待进一步解决争端。群里的人小心谨慎，不对外公布个人信息，以这个名称一致对外。

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线上会议以匿名形式进行。他们展示了请愿的整个过程，并建议通过在学生会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等途径，能避免类似的声明再发生。

“毕竟反对了这么大一个学生组织。”余士君说，匿名是大家的共识，都不想因为在这件事上表达的观点而受到影响。

“更核心的是我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政治地位。”余士君说请愿书后，虽然说话更有底气了，可是作为美国华人群体的一员，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深深影响着他。

群里的人似乎都对媒体有种天生的恐惧和不信任。少数愿意接受歪脑采访的人，都要求匿名，他们告诉记者，报道可能会他们卷入两国政府之争，或影响他们未来在美国的仕途。 不指望他们理解

中国学生们完成的篱笆，写上了：GSA Must Apologize, Rise Up Against Racism, GSA Racist Resign（受访者提供）

近年来，在美国校园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多见中美学生的对立与争端。达赖喇嘛等人受邀来到美国校园参与研讨会，遭到了中国学生的反对；美国政府也曾指出，中国学生会受中方资助，目的是推动发展亲北京事业；因担忧学术界言论自由；美国高校相继关闭了中方出资的孔子学院; 就连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也陷了入中国留学生微信公众号的混战，详述其如何向中国留学生输出假新闻，以“百万留学生都在看”自居的北美留学生日报撰文反击，“西方如何歪曲报道中国？”

@CSSA_UCSD admits being funded & instructed by Chinese gov't. Now it presents @DalaiLama's “controversial sides". https://t.co/g3pu1J1te2
— Sulaiman Gu (@slmngy001) June 1, 2017

不出意外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生学生会的这封道歉信，也立刻引来不满。

美国一家致力于学生权利的网站发表文章，担忧在香港实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威胁到了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还曝光学生会的道歉信，是在向学校管理层寻求帮助后发出的。文章批评校方可能因为担心失去捐款，对这些抗议者的反应过激。

艾伦向记者证实，在收到大量要求道歉的邮件后，他们的确举足无措，于是向校方征求建议。但她拒绝透露具体部门。艾伦说，学生会在撰写自己的声明时向校方寻求帮助，这确实是罕见的。

道歉信还引起了维吾尔人社群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学生会的声明让维吾尔人第一次感觉到在美国校园中重视。据报道，一位维吾尔族学生写信给学生会，“非常遗憾看到你们决定删除最初的声明。”他认为提及维吾尔社群的遭遇，不仅没削弱反亚裔仇恨的主题，反而证明了对亚裔的暴行是全球性的。

就连主席团内部也围绕是否要道歉起过争执。艾伦在她个人的推特上，转发了这篇文章，还附上评论,“研究生学生很重要的工作是捍卫和代表所有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生。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被要求选队站。”

(personal take, not a GSA stance)

This arc has been painful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defend and stand up for all CMU graduate students. In this situation we were asked to choose between them. https://t.co/SD8wqzCXwX
— Kristen Allen (@kristencallen) March 31, 2021

余士君认为，一个公共声明是为大家提供支持的，不该让任何人感到不适。无论撤回与否都会伤害到部分人的情感。“但如果你压根就不提这事情，这两个群体都不会感到不舒服。”

Jed看完艾伦的帖子后，“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但我们也不指望他们的理解。”

Jed来美国六年了，刚完成硕士，专业是机器学习，他将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他试图解释中美学生的争端：美国学生认为来自CNN等媒体的报道就是事实，但他想告诉美国人，媒体宣传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政治手段。但美国人一定会有很强的抗拒意识，觉得自己是被中国媒体洗脑的。

“中国学生看他们，会觉得他们的信息是片面的，他们才有点被西方媒体洗脑。”Jed说，中国留学生能同时读西方和中国媒体，信息源更多。余士君也认为，在新疆问题上中国留学生的视野更开阔，“美国人只看美国媒体，在中国的人只看中国媒体。” 除非给我买张机票让我自己去看

为了反驳H&M因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相关报道和指控的2021年新疆棉花争议事件发生时，在微博上热传的图片。（网络图片）

主席团起初担忧，他们和请愿书组织者开会时，会陷入关于新疆问题无休止的争论。没想到，请愿书组织者们说得清楚明白，他们想要直接跳过政治。

“除非你现在给我买张机票让我自己去看，”余士君坚定地说他不能在新疆问题上发表个人看法。他告诉记者，香港问题更多是利益冲突，而新疆问题根本就是“事实不清”，看完两边的报道后，他更加困惑了。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对新疆的描述是“再教育营”、“集中营” 。研究生学生会引用的纽约时报的文章，报道了美国国务院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而以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立场鲜明，不仅拆穿“涉疆问题的谎言”，还一个个列出了清晰的“事实”。

在请愿群中，自始至终大家对于新疆问题也未达成共识。Jed告诉记者，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口中的“集中营”，中国政府也许是为了维稳和经济需要。在Jed看来，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中国媒体，都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

艾伦在谈及媒体时说，确实各国媒体都有可能来塑造自己的叙事角度，但中国“党管媒体”的事实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中国媒体有更多的控制权。她还提到，自己反对某个政府、党派的一项政策，并不意味着要攻击那个国家的国民。

美国学者亨利·海奥（Henry Hail）在一篇探讨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爱国主义心理的论文中提到，很多留学生在出国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但来到国外，他们对“人民”和“政府”的分野被民族、国家的认同所取代。他们认为美国媒体总带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即使只批评中国某一方面，留学生却容易把它和中国、中国人的整体地位联系起来。

“他们会感到‘家丑不可外扬’，因为在美国没有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咨询培训主任蔡振宗解释，因为留学生与美国本地学生之间达不到群体认同，所以转而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蔡振宗有过20年国际学生心理咨询经验，很多中国学生来做心理治疗，说自己得不到导师支持等等，其实经过探索后，都归结到跨文化问题。 “敏感话题”

2021年5月5日，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面前古董的抗议活动。（图：Reuters）

对GSA声明不满的除了中国学生，还有印度人。“我觉得学生会没有资格（locus standi）来做这样不知情的判断（uninformed judgement），他们贬低了印度的国家民主和宪法” 。自称为“印度学生”的Chirag Nagpal，在请愿网站上批评学生会在声明中谈及印度农民抗议。

有近乎半数的投诉都认为新疆、香港事件属于“政治敏感话题”。Jed觉得，这种敏感事务势必会伤害到部分人的利益，美国学生会应该去政治化，任何有争议的非美国本土事务都不应提及。

这点研究生学生会坚决反对。艾伦说，学生会有“对外倡导”的责任，影响美国各级立法机构，他们有权来评论时事。他们向记者展示了从2019年以来，学生会对外为中国留学生和其他国际生争取的利益，包括游说50余名美国国会代表，希望解决中国和印度学生绿卡排期积压的问题。 “承认这些国际时事，也能告诉同学们，学生会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清楚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并希望支持他们。”

不过，学生会也承认，把反对亚裔仇恨和支持亚洲、亚裔美国人社群的团结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并不是个好主意。

Jed向记者解释, 美国学生所接受到的教育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话题是敏感的，如果有，肯定是这个事件本身不对。”那什么是不敏感的呢？记者问Jed, 他想了想说，“大家价值观比较类似的美国国内事务，比方“黑人的命也是命”，“反亚裔仇恨”等，我觉得更适合在美国的学生会来讨论。‘’

有趣的是，标语只在篱笆上停留了15天，就被学生会选举大大的“投票”（“VOTE”）标语覆盖了，“这就是亚裔在美国面临的现状”，Jed感叹。不过两天后，这群愤怒的中国学生就把篱笆涂回来了，标语中多了句，“学生会采取行动 ——不止15天”。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章中余士君、Jed为化名）

在這篇文章中，有的留學生說中國人既看中文新聞，亦看英文新聞。不過讓人絕望的是，很多中國留學生只看留學生日報和觀察者網的假消息，陰謀論和斷章取義的謠言。好不容易成反賊了又看江峰，文昭，法輪功的假消息，陰謀論和謠言。真夠可悲的，難道中國人只配假消息和謠言了嗎？

的卻中國的外宣比不上俄國，連外宣中國學的都是俄國：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witter-data-shows-china-using-fake-accounts-to-spread-propaganda/

"There is much to suggest that the CCP’s propaganda apparatus has been learning from the 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Russia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Its tactics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diplomatic and state media messaging, the use of Wester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seed disinform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age, the immediate mirroring and rebuttal of Western media coverage by Chinese state media, the co-option of fringe conspiracy media to target networks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and the use of coordinated inauthentic networks and undeclared political ads to actively manipulate social media audiences. All of these methods have been deploy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hap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o its advantage."

中文翻譯如下：

“有很多跡象表明，中共的宣傳機構一直在學習俄羅斯虛假宣傳運動的策略和效果。 其策略包括協調外交和官方媒體信息，利用西方社交媒體平台將虛假信息傳播到國際媒體報導中，中國官方媒體對西方媒體報導的即時反映和反駁，邊緣陰謀媒體的共同選擇，目標網絡容易受到操縱，並使用協調的不真實網絡和未公開的政治廣告來積極操縱社交媒體受眾。 中國政府已採用所有這些方法來塑造信息環境以使其有利。 ”

説明中國的宣傳策略已經是在學俄國了。雖然比不上，但是也在與時俱進。從我之前説的灰色地帶，還有全球研究這些假消息和陰謀論媒體大行其道，中國官方和外交部官員經常引用這兩個媒體進行宣傳。還有qiao collective，是模仿香港的流傘（lausan collective，是由香港反共左派和馬克思主義者創辦的一個媒體、博客），它也是幫中共宣傳的一個工具，好在有不少人明白了這一點，專門創造賬號來諷刺它。還有很多很多，這些媒體一邊標榜自己是獨立媒體，中立客觀持平，具有深度，但你點開一看，中國大外宣的味道很濃，正在推進中國的主流敘事。

還有中國數字時代裏面也有中國對俄羅斯宣傳的藉鑒：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63166.html

品韭上也有相關討論：https://pincong.rocks/article/32489

@奭麦郎 #140923 我也覺得。不排除這種可能。

我覺得，最大的可能不是被抓，什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之類的，而是生了病住院，死亡或者因爲現在國内言論自由收緊，監控愈來愈厲害，他爲了自保準備跑路，跑路移民后再發帖。爲什麽？這裏我來分析一下。

第一，編程隨想被抓的可能性極小。爲什麽？因爲他是一個網路安全專家和編程人員，私隱保護能力極强，網路分身也做得到位，一般人不會輕易知道他的身份。而他的保密能力和隱藏身份的能力很强，公安和國安抓他的可能性大大減少，況且某國的異見者很多，不缺編程隨想一個。

第二，如果他真的被抓了，某國黨媒會大肆宣傳，如惡俗維基和支納維基一樣，被黨國一網打盡后，牛騰宇等人被抓，黨國大肆宣揚反華分子分裂分子被抓，海外媒體也會進行報導。但是編程隨想并無黨媒和海外媒體報導，由此可以排除編程隨想被抓，或者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也很小。

第三，他有可能是生病，或者是死亡。這個很多網友已經認真分析了的，我就不在此贅述。

還有就是一種可能，由於房價和物價的急劇上漲，一般人996，007才能勉强維持生計的情況下，毒食品毒疫苗二次文革將至的情況下，只有移民到其他國家才能解決基本生計問題，或者是避免拘留抓捕監控高房價無價的問題。況且還有粉紅舉報，連49抗議都要説成是境外勢力帶風向，很多人都被檢舉揭發。所以我相信，編程隨想在風向收緊之時，肯定爲了避免被舉報或者被陷害就避避風，就抓緊時間學習雅思托福，學習英語，或者想辦法獲取國外的簽證（而且讓家人一起獲取），獲取簽證成功後，他才敢在國外更新博客和發發推特，或者與外媒采訪，開啓自己的YouTube自媒體都可以。

你以爲他說的“如果大家都移民了，朝廷的目的就達到”是認真的？朝廷恰好是希望你們在中國，在中國你會面臨無時無刻的監控，你又沒有自組織又沒有武器和炸彈，朝廷想抓你還不容易嗎？而且你在國内要面臨高房價高稅收高物價藥兒子繩兒子的威脅，要被割韭菜，躺平對一般人來說都很難啊，你在國内被割韭菜被抓，才是某黨最樂於看到的，出國後用腳跳票某黨囯反而會氣的跳脚瘋狂詆毀污衊，因爲他們拿這個人沒有辦法--除非他的家人也在中國。不知道那個許秀中事件嗎？徐秀中就是在國外黨媒才氣的跳脚駡她啊，但也無可奈何。而且這個國家你要怎樣改良或政變，可能性幾乎爲零。連粉紅都是口頭上愛國身體上誠實，國外那麽多官二代和粉紅留學生啊，陳平和觀察者網的創始人也是其中一例，表面上愛國，實際上都在國外。倘若不是出不了囯，誰不會出國留學移民啊？這是人之本性和常態，只要是人，就會趨利避害，編程隨想可能也很鷄賊。。。。。。

2003年「7.1大遊行」後製定的第二項對策是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文件原文說：

成立網絡心戰團隊

1. 目的

「以網民的身份及利用言論上的宣傳工作，對抗敵對勢力在網上任意散播破壞香港穩定的言論，同時製造輿論破壞敵對勢力的公眾形象與煽動力量」。

1. 工作方法

• 不停地散播對敵對勢力不利的言論

• 對敵對勢力的言論進行反污衊

1. 進行滲透

「滲透，即無孔不入。在觀察中，發現無論任何可以宣傳的工具都有反中勢力的滲透......因此我們亦可以自己組編一個或數個組織，全職或長時間去滲透這些非社會的主流宣傳點，如：網絡上的討論區、虛擬社群、留言版、新聞評論、報章上的網上投稿，全面反擊他們的反對言論」。

「應該以主動的形式去作滲透宣傳，因為以往多是被動的姿態，應在推行某一政策前，推出一系列的宣傳，並且假訂多個反對意見進行提前澄清，減少敵對反對派的批判理由。當然，事前事後依照‘無孔不入’的方針進行主動滲透」。

1. 具體手法

• 經觀察後，發現部分宣傳、煽動者利用「個人情緒」作為內容的表達，我們亦可以進行如此的發佈，因為個人意見發表是絶對可以表達自己的個人感情及情緒，以一個網民、投稿者的立場，更可以添入個人的情緒煽動，加強感染力。

• 在資料的真確性方面，部分是可以「脫離道德界線」，即資料可以是「推測即有如事實」。（筆者按：粗紅色的文字是原文加了著重線的，下同）

• 由於是有立場的推測，故此「事實」是可以由立場作主導。這樣一方面可以進行意識上的導向，同時有「利用事實與真相作反擊」的功用。加上發佈人可以不公開真實身份，更可說是市民之見。如此一來，令市民覺得市民情緒、市民相信市民意見，好過一個愛國團體身份公開勸說市民。

• 在假定手法外，還可以作出較有說服力的真實資料公佈。在很多的意見調查中，發現調查是有方向的，故此我們可以進行「敵對設定」......（留意！數據是操縱在收集人的手上）

• 上述工作的優點：

-散播速度快 -可流動作業 -容易隱瞞身份 -言論容易製造，不必考究真偽，亦可跳出道德的界線

• 可以隨時作業 -不受地點限制 -資料可以重複使用，容易修改 -以網民身份則可在發佈時不必顧慮身份，又可以加入個人情緒的煽動 -反對派不能公開反擊 -任何網民都可成為散播者 -言論可跳出香港到世界各地

1. 大專支部初步決定成立心戰行動小組以進行上述的工作。

這是一個典型的網絡心戰教材。「心戰」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源遠流長，所謂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1] ，是論述心戰的重要性。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對「心戰」的使用也是出神入化的。狹義的「心戰」是兩陣對圓時，中共對敵方的喊話（利用廣播、傳單、標語）；廣義的「心戰」則是對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動員（工運、農運、學運、商運、兵運、甚至「匪運」以及社會名流巨賈的統戰宣傳）。中共起家靠「四子」，即：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其中筆桿子就是心戰的重要武器，所以「心戰」對中共來說是其駕輕就熟的慣技。

但是「網絡心戰」卻是2000年後才引起中共注意的。「網絡心戰」既體現「攻心為上」的傳統兵法，又是傳統攻心戰的飛躍。傳統攻心戰主要是接敵分化、散發傳單、戰場喊話、感化俘虜，始終處於戰爭對抗中的輔助地位。信息化戰爭中的「心戰」，主要依靠非接觸手段，利用文、圖、聲、像、光、電、磁等高科技手段來施謀布勢，並且以大眾傳媒作為其廣闊施展的舞台，具有空前的社會影響力。中共對「網絡心戰」的認識和重視始於2003年。當年12月中共頒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一次提出為了應對高科技戰爭的政治工作的新要求，要「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中共統稱為「三戰」）的演練和研究（見該條例第14條第18項）。從此「網絡心戰」這個新的作戰形式才在大陸廣泛開展起來。

換言之，儘管中共在1987年已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2] ，開始進入互聯網世界，但中共軍方是遲至2003年12月才正式將「網絡心戰」納入軍隊訓練內容之一；可是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在2003年的7月就開始採用這種技術來對待香港的所謂「敵對勢力」，也就是說，中共香港地下黨早就對香港社會開展「未見硝煙」的戰爭，其對香港的仇視和破壞程度於此可見。在這方面中共香港地下黨確實走在全國之前。

從中共工委統戰部大專支部這個文件，結合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實際情況，可以估計到，中共在香港通過「網絡心戰」對香港反對勢力的打擊手段有以下這幾種：

一，造謡、抹黑、威懾；例如對反對派人物的污衊、栽贓，如民主黨何偉途事件；

二，離間、分化、策反；例如對民主派政黨多年來的離間，對支聯會「6.4維園燭光晚會」的分化等；

三，宣傳、欺騙、搶奪話語權；例如不斷宣傳愛國必須愛黨等論述。

為了進行「網絡心戰」，很多小規模的親中網絡傳媒在香港成立，例如：點新聞（點知天下）、橙新聞、香港仔、我家、龍周、圈傳媒（齊心基金會）、港人講地、史檔、透視報、HKG報、時聞香港、思考香港、O嘴網、線報、輕新聞、芒向快報、堅料網、輕新聞、超越新聞網、KOL HK 等等。此外還有很多網絡水軍，筆者限於電腦知識無法作出統計（這方面希望經常在虛擬世界奔馳的讀者能夠提供相關資訊）。

從上述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對香港人進行這些心戰時，還特別強調可以不顧道德底線，即可以造謡、可以煽動、可以弄虛作假、可以無中生有，總之要達到把「泛民」政黨「往死裡整」的目的。（未完・待續）

註釋：

1. 見《三國志・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

2. 見王婷婷：〈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是怎麼發出的？〉，載《中國好故事》系列，

香港的中國大外宣真的很可怕，像大公報和文匪報就算了，起碼他們就直接說自己就是愛國舔共親共的報紙，大家都明白是中聯辦屬下的，是中共的宣傳。但是思考香港（可能名字是源於想想論壇thinkingtaiwan），輕新聞、堅料網、超越新聞網這些自我標榜為獨立媒體，客觀評論，獨家采訪，持平，有深度的評論，但實質上已成爲中國大外宣的工具。在這一方面，中國學俄羅斯還是有一定進步。大家也不要小瞧這些媒體，他們一般要比大公文匯這樣的媒體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更難以讓人發現和批判。真的要小心。 就像俄羅斯的大外宣，像21世紀電報和薄荷新聞，灰色地帶等，他們一般是西方的極左和極右，利用人們對建制派和精英的不滿為敘利亞和俄羅斯宣傳，不經意的就成爲俄國大外宣。詆毀白盔，支持敘利亞對反對派的無情鎮壓，支持獨裁專制，把反對派都説成是cia的間諜機構，這套話術簡直一模一樣。

@淸雲 #140660 说的有道理

滕彪

2021年2月1日

去年12月1日上午，我正在家裡給杭特學院(Hunter College)的學生們上課，討論中國政府如何跨越國界打壓對它不利的人。突然，門口出現了十幾個戴著口罩的人，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共間諜滕彪」、「中共製造病毒」等等。家人嚇壞了，我的課被打斷了。這個離普林斯頓大學不遠的寧靜小區，可能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戲劇化場面，鄰居們可能不知道前因後果，但我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住在溫哥華的中國異議人士黃河邊，被類似的一伙人包圍騷擾持續了75天，他的朋友、人權活動家黃寧宇被打傷，一顆牙被打掉，右眼底骨折。這種抗議還發生在得克薩斯、洛杉磯、紐約、夏威夷、日本、紐西蘭、澳洲和德國。

抗議者和被抗議者都來自中國。被抗議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逃往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的反對者。從2020年9月下旬開始，郭文貴號召他的鐵杆支持者前往反對者的住處進行抗議，他稱之為「全球滅賊行動」。他多次點出二十多個攻擊目標的名字，說他們必須付出代價，必須停止攻擊郭文貴和他所發起的所謂「爆料革命」和「新中國聯邦」，刪除文章、關掉推特。其中17人已經或正在遭受騷擾，包括兩位媒體人，一位牧師兼人權活動家，以及兩名自稱的郭文貴金融詐騙案受害者。

我家外面的抗議活動持續了一個多月。抗議者少則十五人，多則近三十人。根據我請的私人偵探的報告，他們每天早晨在市政府停車場集合，小頭目分發標語旗幟，在上午10點半到達我家，下午4點半離開時還進行禱告。他們全程對我的房子錄像，並在郭文貴的GTV上現場直播。除了齊聲高喊「滕彪是間諜、不得好死」，對我和家人進行侮辱謾罵之外，他們還質問我為什麼要反對郭文貴、為什麼質疑聲稱新冠病毒是中國製造的生物武器的閆麗夢，對鄰居惡語相向。

他們甚至在我的車道上堆起高高的雪人，上面寫著「亂倫彪、中國特務」。那是郭文貴給起的侮辱性綽號。

這些人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裡：他們似乎相信共產黨幾個月就要倒台，相信郭文貴是那個推翻共產黨的英雄，我和所有反對郭文貴的人都是中共特務。他們許多人也相信關於大選舞弊的謠言，相信「匿名者Q」組織(QAnon)上那些離奇的陰謀論，相信川普是美國的拯救者。就像1月6日參加狂野集會的那些人一樣，郭的粉絲也組隊參加了那次集會，而且在當天宵禁之後還試圖走向國會。說中文的川普支持者大部分竟認為，闖入國會的那些人是在捍衛美國民主而不是顛覆美國民主。

郭文貴與其支持者對中國異議人士的騷擾，是一個可怕的信號，信息影響觀念，觀念引導行動，每時每刻數以千萬計的假消息，都在催生1月6日那樣的極大威脅美國民主的恐怖行動。這些信息已經在無數人腦海裡形成了「另類事實」，也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拜登在勝選演講中說，「現在是美國療傷的時候了。」 美國正在經歷種種傷痛——病毒、種族裂痕、失業、被威脅的民主，但是「真相」受到的破壞，恐怕是最難癒合的傷口。

針對我的網上和線下的霸凌，從2017年就開始了。通過網路開啟了所謂「爆料革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保命、保財、報仇」 。在他的粉絲看來，他財力雄厚、掌握高層內幕、反抗最堅決，又有川普的前顧問班農和眾多知名的中國異議人士背書。而我從一開始就批評他是個習慣性的撒謊者，說話極端、荒謬、又淫穢；我寫了長文揭露郭文貴並分析郭粉現象，他怒不可遏，很快給我送來一紙訴狀。

郭文貴從海量的支持者中發現了巨大的謀利機會。他先在2018年底發起法治基金和法治社會兩個組織，找來班農任主席，吸收了好幾百萬美元捐款。之後他鼓搗出一個又一個新名堂：G媒體、GTV、G Dollar、G Club、G Fashion，後來又弄出喜馬拉雅農場和「新中國聯邦」，吸引投資。當GTV去年被FBI和美國證交會調查的消息披露時，郭稱它已經集資了3億多美元。

一位在我家門前抗議的老人借錢10萬元投資給郭文貴的「項目」，他認為我這樣的反郭者是阻礙他發財的罪魁禍首。郭文貴曾許諾，只要參加給他投資，參加反對共諜的抗議活動，他就「全力以赴支持」他們在美國辦政治庇護。據我調研，這是大部分在我窗外站在寒風中的抗議者的另一個動力。

這件事引起了FBI的密切關注，我向他們提供了郭文貴策動一系列騷擾事件的資料，和可能的簽證欺詐的線索。在當地警方12月底的報告中，來我家的抗議者當中有七個人的身份被查出，有六人被列為犯罪嫌疑人。公益律師和當地的活動人士也給予我極大的支持。最近幾週抗議者沒來我家，據我了解，同一伙人轉戰紐約，對記者韋石一家進行同樣的騷擾。

四年來，中文網路和知識界最有爆炸性、影響最為深遠的爭議，是圍繞兩個人物展開的——郭文貴和川普。挺郭的人幾乎全部挺川普。這兩位橫空出世的人有太多相似之處：超級自戀的知名富豪，明顯的專制型人格，謊話連篇，喜歡陰謀論，性醜聞不斷，蔑視規則，用濫訴打擊媒體和批評者。很多中國異議人士又挺郭又挺川普，這是非常令人迷惑、沮喪卻又特別重要的知識現象和政治現象，很多川普支持者還在Twitter上大肆轉發關於美國選舉舞弊的陰謀論。

為什麼人們會相信謊言和陰謀論？事實真的能打敗謊言嗎？

2012年我寫過論文，討論互聯網對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的積極作用：互聯網加大了審查的難度，促進了信息傳播，加強了民間的動員能力，使「無組織的組織」成為可能。那時我完全沒有預料到今天的局面：眾多追求民主的中國學者和活動家，在轉發完「郭戰神」聳人聽聞的謠言之後，熱情地傳播關於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新冠病毒和選舉舞弊的陰謀論。

麻省理工學院2018年的研究發現，在Twitter上，"假話比真話傳播得更遠、更快、更深、更廣」，真消息接觸到1500人所需的時間，是假消息接觸到1500人所需時間的6倍。互聯網算法會根據用戶的偏好推送信息和產品，人們也更願意去閱讀和自己既有觀點相同或相近的東西，從而強化了自己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作「繭」自縛，不再接受不同聲音。

中文網路上，謊言、謠言、假消息甚囂塵上，郭媒體、法輪功系列媒體、反共自媒體等不知疲倦地製造和傳播陰謀論，中共控制的微信和媒體也加入假消息的大合唱。有一點不同：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制和信息審查，是謠言的溫床。有些「謠言」，其實是被壓制的真相，人們戲稱為「遙遙領先的預言」。在事實與謊言的戰爭中，專制政府掌握絕對實力：從媒體、科學界，到法庭和監獄。中國政府把真相認定為謠言的時候，民間則把「謠言」當真相。這自然是控制信息和壓制言論所導致的社會心理。極為弔詭的是，很多中國人照搬這套認知模式來看待美國政治，把新聞自由體制下的獨立媒體視為假消息，卻把小報的陰謀論當做真相。

似乎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另類事實」的平行世界裡。更嚴重的是，在「後真相時代」，人們越來越不在乎真假了。權力就是真理。戰爭的雙方不再是事實和謊言，而是真相A和真相非A的羅生門，決定勝負的標準似乎也消失了。拿出多少數據、事實核查、法庭判決，也無法說服那些深信選舉舞弊的人。

因此，我拿出主串流媒體和人權組織對我被關押和受酷刑的報導、在美國國會多次聽證的發言，也無法說服那些相信我是中共特務的人，他們拿出郭媒體的造謠文章來反駁。他們不在乎事實。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說：「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想人民，不是深信不疑的納粹或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而是那些認為事實和虛構、真與假的區別不存在的人。」 這是對我們民主根基的威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論暴政》(On Tyranny)一書提出了抵抗暴政的二十個教訓，其中一條是：「相信有真相 」。如果一個社會連共同的「事實」基礎都不存在，那麼民主對話也就無從談起。

我的不少朋友，把「反共」當做唯一理想。在他們的敵我二分法裡，挺川、挺郭就是反共，反川、反郭就是擁共。中共已經信用盡失，無論中共說什麼大家都不信。所以當騙子和野心家利用「反共」口號圖謀不軌的時候，可以輕易地俘獲人心。很多痛恨中共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中國反對派，先在郭文貴身上、後在川普身上看到了希望，中國成語「病急亂投醫」、「飲鴆止渴」說的就是這種狀態。

但是，反擊假信息、揭示真相的努力也沒有停止過。很多媒體、事實核查組織、人權機構和網民不向陰謀論屈服。有的政治人物堅持真相和原則高於黨派和選票。當川普成為對美國的「明確而現實的危險」的時候，Twitter、Facebook等紛紛封殺了他的帳號，哪怕流量變小、股價下跌。

至於我家外面的那個戲劇化場面，我的鄰居們相信本地報紙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而不相信郭媒體。那些人想把「另類事實」強加給我的社區，但沒有得逞，雖然對我的網路抹黑和霸凌仍在繼續。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名言「生活在真實之中」，曾極大地鼓舞了我和眾多的中國異議人士，成為我們反抗專制的動力。在今天的美國，在後真相時代的網路世界，這句話呈現出更深刻的意義。

不過我要問一下，爲何品蔥的人那麽厭惡中國的傳統文化，覺得它保守，打壓異見和威權主義，是封建禮教，父母和原生家庭壓迫子女的工具，反對開放，同性戀，卻又喜歡西方的基督教傳統，那也不是和中國的傳統禮教吃人，倡導酷刑和打壓異見，反同和回歸家庭嗎，在葱油看來，是吃人的惡魔。法輪功支持可以理解，但爲何反對傳統的葱油也成爲保守派，成爲右翼人士，以爲那些支黑和逆向民族主義者是左翼，結果反了。

怎麽説，你的文章還算不錯，但是呢的確像前面説的，你發的文章沒有一個人回復。我覺得你在轉載之餘，你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見解，看法，思想，評論。可以把你自己的左翼觀點提出來，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體系和獨到的見解。也可以在像matters這樣的平臺發表自己的文章，最好不要在bannedbook（裏面謠言太多，和墻内一樣驚悚），可以進行對不同思想派別（除了張維為和小粉紅,也包括西方左右翼，黨派政治，威權主義，支黑姨粉）進行評論。

不過像張維為這樣的人的確算西方的社達主義和極右翼思想，比較在乎宏大敘事和大國崛起，對工人的被剝削壓迫，007，996，血汗工廠和勞改營，外賣自殺，社會結構性問題，廉價勞動力有無在乎呢，沒有的。

一般像沈逸和陳平這樣的人都是川粉，爲何？因爲西方極右翼（這裏只是說西方的極右翼和另類右翼）也是説黑人和穆斯林，及其他的弱勢群體是破壞西方的文化傳統，是入侵者，應被驅逐和消滅。他們也很在意國家的宏大敘事和集體主義，至於難民的死活怎麽樣，他們不在乎。他們也經常說黑人懶（其實非洲很多黑人都很勤奮，被剝削壓榨工作十幾個小時，還有童工，連蘋果，華爲等手機的電池都是非洲童工生產出來的），穆斯林製造恐怖襲擊（符合中共和皇漢的敘事，而且被皇漢種族主義者利用，但是哪怕是在西方，很多恐怖襲擊和極端暴力都是白人至上主義製造出來的，極端穆斯林的恐怖襲擊相比之下無足輕重，而在中國很多社會性事件都是由主體民族製造的，少民製造的暴力其實并不是很多）。他們也反對性別平等，反對同性戀，支持多生孩子，把婦女當作生育工具，支持仇女和蕩婦羞辱。而且也輕信假消息和陰謀論（深層政府，索羅斯資助論，還有什麽新世界秩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極左翼也在宣傳），厭惡民主制度，認爲西方太過於政治正確，不能有種族歧視的自由。這個觀點無論是川普還是極右翼，還是中國和俄羅斯的粉紅（極端民粹主義者）都深信無疑。而你除了審查川普的賬號（他也是總統，所以享有的言論自由要少一些，很多傳粉和分紅無論如何造謠都未被封殺，想説什麽就説什麽），就什麽都無法挽回（其實我對封禁川普的賬號還是持有一定的懷疑，但是覺得他被封活該）。

所以爲何有那麽多分紅喜歡川普和西方極右翼。種族歧視，遵守傳統，反政治正確，愛碰瓷西方的言論自由，也反智和不愛講科學（譬如蓮花輕瘟雙黃連治武漢肺炎，的特里克堡軍運會病毒，還有最近有関核廢水謠言，新疆性別平等和川普的消毒水治病，不戴口罩，肺炎不存在一樣反智）。覺得他們是一體兩面。或者是俄羅斯政府操控的（雖然這也算陰謀論，但是通俄門是真的）。可惜品從的人也喜歡川普并把它當反共鬥士，那就可笑了。

此内容轉載于報道者，原文為：https://www.twreporter.org/a/information-warfare-business-xinjiang-re-education-camps

謠言分化、製造多語內容、借「第三方」網紅發聲 國際．兩岸 2021/4/29 一場關於新疆再教育營、強迫勞動是否屬實的真相之戰，正在全球社群網站上愈演愈烈：來自新疆的官方製作公司，製作多語言的影片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匿名者每天發出網路攻擊，要癱瘓累積超過萬份受害者證詞的公開資料庫；住在中國的西方網紅，拍攝雙語影片支持中國官方論述⋯⋯。

《報導者》越洋專訪6位在輿論戰前線的當事人，從社交網站數據、3份最新的研究報告和他們的親身經歷，也看見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如何在民主國家中埋下懷疑與分裂的種子。

2018年，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目前人在芬蘭的33歲醫生穆拉特．哈利．維吾爾（Murat Harri Uyghur）在社交網站上貼出第一支影片，為人仍在新疆但已失去聯絡的父母求救；接著，他開啟了救援新疆維族人的旅程，到超過20個國家演講、組織人權工作，協助他們發聲。

兩年多後的現在，一路看著他向世界求助的芬蘭友人，卻邊散步、邊問他：「你確定你說的那些都是真的嗎？新疆真的有再教育營嗎？」

「我嚇了一跳，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網路社群上有一些配了英文字幕的影片，說新疆生活非常美好，⋯⋯有一些聲稱是來自新疆發出的證詞，描繪的是穩定跟繁榮的生活。」透過越洋電話接受《報導者》專訪的穆拉特說，雖然身邊友人們都理解他的遭遇，但卻不理解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資訊的監控、操縱，也無法分辨中國國家媒體報導所代表的意義，「我得跟他說『在新疆，是有特殊許可的人才能使用西方的社群媒體、才能夠上傳那些東西的』，他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看的可能是官方的宣傳。」 針對美國與歐盟制裁，中國展開全球宣傳戰反撲

超過兩年的時間，如同穆拉特一樣，來自中國新疆地區受壓迫的不同族群，如今在海外生活或流亡海外者，因為聯絡不上家人、因為知道家人已被關進所謂的「再教育營」，在別無選擇下，他們冒著風險透過社交網站向世界求救，有的上傳影片並向媒體揭露、有的公開親人的照片、位置、戶籍資料，希望得到中國政府回應親人的下落。 這樣子的證詞，至今累積成1萬3千多份證詞與證據的「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根據這份資料庫和其他中國政府官方文件，國際媒體、智庫、美國及歐盟已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大規模人權壓迫（註）。3月，美國、歐盟、加拿大及英國，聯手對中國相關官員祭出制裁，是歐盟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首度對北京採取的重大制裁。

另一方面，中國全力反撲，展開全球性的宣傳戰。

對內，中國官方以人口計畫解釋新疆地區人口下降問題，他們形容再教育營是職業培訓、住宿學校，稱強迫勞動是繁榮發展的一步，更是消除貧窮、打擊極端主義。

對外，中國則是砲火猛攻。就在美歐宣告制裁的兩天後，中國國務院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就種族主義、貧富不均、COVID-19疫情批評美國；共青團微博和眾多官媒還翻出2020年10月，瑞典品牌H&M不採用新疆產品或原材料的官網聲明，點燃中國民眾怒火，要眾人力挺新疆棉、抵制西方勢力的「抹黑」。4月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在北京中國外交部內召開記者會開砲，稱所有關於新疆人權壓迫的資訊都是造假，是西方勢力矇騙世人，包括穆拉特等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證詞影片皆是演員的演出。只是，徐貴相也在記者會中矛盾地說，中國政府已針對1萬多份證詞「認真研究查核」，其中「只有」1萬700多人是真有其人。但他的說法無異證明了多數證詞的存在。 證詞資料庫的重要性，也讓自身成為攻擊標靶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是徐貴相在記者會上點到的名字，也是建立「新疆受害者資料庫」的核心團隊成員；2014年斌吉恩開始以學生及研究者身分在新疆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化、藝術，2017年後有不少友人消失、傳出死亡，他於是開始理解人權現況、協助向國際求援、翻譯證詞，從2018年秋天開始資料庫的建置，卻也導致他被迫離開新疆，隨後也被哈薩克政府停發簽證。

因人身安全因素無法公開位置的斌吉恩，在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時說：「這就代表了我們做的事正在發揮作用，中國政府必須做各種不同的事來應對。」

檯面上，中國政府否認這些證詞的存在，但檯面下，這個證詞卻發揮極大的救援效果，「有一次十幾個受害者家屬一起在YouTube上作證，隔天他們就收到（中國政府）電話；也有人在美國上網作證，一週之後家人就被釋放；還有一次，我們把證詞上傳到資料庫之後，一個小時內就收到新疆地區公安打來的電話，⋯⋯他們很仔細地在看我們的資料庫，」斌吉恩細數證詞所代表的真相揭露，在過去兩年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壓力。

「這也是他們直接攻擊我們的原因，因為證詞是最客觀的證據，無關地緣政治，就是人們真實受害的親身經歷，」斌吉恩說，「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每天收到網路攻擊，有時一天內收到上千份假冒的求救需求，也有人會發釣魚信件引誘斌吉恩下載惡意程式。但攻擊只在2018年底資料庫建立時成功過一次。

資料庫靠著群眾募資支持運作，至今捐款人超過千人，由全球各地十餘名兼職人員共同維持運作，還有學者、資安團隊、智庫、十幾名志工主動協助參與。團隊透過搜集社群網站、媒體報導和各地人權組織上的證詞，也協助求助的受害者拍攝證詞影片。網站則為上萬名受害者建立證詞檢索的功能，供全球研究者、記者、人權工作者調查使用。另外，包括中國政府流出的官方文件、網上的公開標案資料、官員發言等也都在此建檔。

國際人權律師、拉烏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戴蒙德（Yonah Diamond）告訴我們，這些證詞的重要，不僅讓全球有機會在新疆被封鎖的情況下理解真實情況，也讓受害者和其家屬在中國政府創造出的震懾中，有勇氣、有機會作證和發聲。戴蒙德參與撰寫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取用了資料庫中近百位目擊證人的證詞，進一步將成為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等調查的基礎。

但中國也跟著這些證詞，找到攻擊的目標。人在芬蘭的穆拉特，當時不僅為自己失去行動自由的父母作證，也發起#MeTooUyghur的網上串聯行動，打破恐懼造成的沉默、帶起跨國維族社群間的作證潮。這也讓他成為首要的攻擊目標之一。 惡意而伶俐的攻勢，從癱瘓運動者的日常開始

「我必須說，他們（中國）的攻勢非常厲害⋯⋯幾乎癱瘓了我在社交網站上動員跟組織的可能。」2019年7月，《報導者》第一次採訪穆拉特，當時的他還是在各國之間的活躍倡議者，如今，他已刪除Facebook帳號，回歸醫療專業的研習，說要過好個人生活。

攻擊分成幾個面向。首先是當面的威脅，然後是大量的私訊，包括怒罵、羞辱、恐嚇。也有人假裝是其他受害者私訊求救，卻只是無止盡地要佔用穆拉特的時間，「我甚至收到說是同鄉的人從新疆發來的訊息，『勸』我，同時威脅說我再發聲，我的家人就會再被關。我只問他，是誰讓你用Facebook的？你在為誰說話？」

「這些我們都習慣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網軍，他們就是在賺錢，發這些訊息。」然而真正造成穆拉特受傷的，是第二波攻勢。 用謠言、懷疑論分化反對陣營，「中國的確摧毀了我們」 2021年4月22日，許多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前往倫敦的西敏宮外，呼籲人們關注新疆問題。（攝影／Anadolu Agency via AFP／David Cliff） 2021年4月22日，許多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前往倫敦的西敏宮外，呼籲人們關注新疆問題。（攝影／Anadolu Agency via AFP／David Cliff）

先是謠言出現在各地的的維族社群，說穆拉特其實是猶太人。接著是在維族社群之間放大矛盾，宣傳穆拉特的基督信仰，此舉，讓許多以追求東突厥斯坦獨立的維族運動分子、以伊斯蘭為宗教信仰的維族群眾，與追求中國境內多元宗教自由的穆拉特之間，出現了被有心挑起的衝突。有心人放大了之中的差異並煽動懷疑，讓許多維族人不願再與穆拉特合作，甚至要他上網開直播、宣稱自己改信仰伊斯蘭，否則不再支持他的倡議運動。

穆拉特承認，來自「自己人」的謾罵跟不理解，讓他心力交瘁，決定關閉Facebook帳號。就連跨國串聯的腳步也停下──近來聲音社交軟體Clubhouse竄起，他也一度與朋友們在上面開啟英、德、芬三語的交流房，希望證詞被更多人聽見，但此舉也立刻引來攻擊。如今，他只留下每週一次的諮商專線服務，提供受害者和其家屬使用。

「我本來是想協助受害者的，但我們之間被謠言跟操作過的資訊，種下懷疑、仇恨之後，我卻也成了受害者。⋯⋯我不想用這個字，但他們（中國政府）的確摧毀了我們的動員方式，他們學得很快，」穆拉特說。

長期觀察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專員王松蓮觀察，抹黑與攻擊人權運動者、受害者，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成為慣用的手法，但隨著社交網站普及、新疆事件的受害者數量龐大且位於世界各地，中國的攻擊及對事實的圍捕規模變得更大、更為極致。

於是，中國政府對穆拉特等受害者家屬證詞的反制，如今透過不同語言展開，聲稱是來自新疆的維族家庭上傳的生活影片，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配著不同語言的字幕出現，又或是住在中國各地的西方面孔，以網紅之姿，講述支持官方說法的中國故事，近來以色列人高佑思在新疆體驗採棉花的影片就是一例，影片也在中國國際頻道CCTV播出。

「這是很危險的，這些西方面孔用不同語言從中國發向各地，尤其對那些對中國沒有基本認知的人⋯⋯我覺得會有效，」穆拉特說。 官媒互推、平台操作排序、西方網紅帳號聯手洗白新疆

3月，一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發布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部分中國政府全球性的圍捕手法。

撰寫報告的ASPI研究員張羽楊（Albert Zhang）向《報導者》解釋，中國不實資訊操縱的規模前所未見。ASPI從2014年1月到2021年2月間提及新疆（Xinjiang）的27萬多則Facebook貼文和95萬多則Twitter貼文中觀察到，中國宣傳機器的新策略和手法。 首先是官媒在西方社群媒體上，針對新疆報導的宣傳力道逐年增加。以2020年為例，在Facebook上所有提到新疆的貼文中，得到最多讚的前10名，皆是來自中國官媒的發文（註），總計超過1千1百萬讚數給了《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及旅遊與文化類的中國英文官媒，打造一個繁榮壯麗的新疆形象。

在中國社交平台上關於新疆的內容呈現，則被平台刻意的排列。以國際使用者為主的TikTok為例，ASPI做了兩次的數據研究，2020年8月共444支標注了「#xinjiang」的影片，只有5.6％是批評性質的。2021年3月再次調查，同樣看見異常，標注#xinjiang的影片共累積超過900萬次瀏覽次數，但在排行榜上的前三位，卻是都與新疆美麗風景相關、各自讚數都少於600的影片。而與釋放維族人訴求相關的影片，雖有2,831個讚，卻只排在第129，以同樣讚數來說，該影片應位於排名前30的位置。

TikTok上標注中文標籤「#新疆」的影片有245支，累積共約90萬瀏覽次數，但只有一支是批評性質。相較之下，標注了#Uyghur、#uyghurlivesmatter等兩標籤的前20名影片，大都為批評性質。張羽揚說，這表示TikTok有明顯的人為操縱。

「中國在Facebook跟Twitter等西方平台上大量推廣『替代性』的說法，是從2019年底開始的，」張羽揚進一步解釋，除了官媒和中國官方相關帳號的分享，另外有是表面上與官方無關的「第三方」帳號所發布的內容。Jerry’s China是其中一例，他是一名住在廣東的澳洲人，2020年間，Jerry貼了697次與新疆相關的貼文，轉推其貼文的包括了中國外交官和官媒帳號。

ASPI從這些內容的推播網絡中，看見許多使用相貌相似的亞洲女性照片、風景照、使用西方名字的可疑帳號，轉推著官媒的文章、友好第三方的內容。這些許多後來都被平台偵測為不實帳號的網絡，與《環球時報》的發文緊密合作，各自貼文文字皆完全相同；部分帳號有的在2020年上半年前，張貼與香港《國安法》、美國疫情政策、BLM（Black Lives Matters）運動等相關貼文。 隱藏在官方標案裡的新工具：多語影片

網絡中還分享了一家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出版公司「昶宇文化」製作的影片，以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華語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從中國官方的招標文件可以看見，2019年底，昶宇文化以人民幣60萬元得標，為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音像出版社拍攝執行《這裡是新疆》的製作案；而新疆音像出版社的股東，就是中國維吾爾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

昶宇文化不只製作內容，也發布作品在YouTube上，其頻道擁有5,280個訂閱，卻只有1,437個瀏覽次數（註：2021年4月17日的統計），這樣的數字是異常的──第一，世界上大部分的頻道，瀏覽次數都比訂閱數多；第二，從歷史紀錄來看，在2020年9月，此頻道的累計瀏覽次數竟倒退，代表觀看和追蹤的帳號是創造出來的，非一般人使用，被平台發現後刪除。

進一步細看昶宇文化發布在YouTube的180多支影片，大部分瀏覽次數低於20次，都有英文字幕。最多人觀賞的一支影片，是前職業培訓所學員在2020年1月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採訪。昶宇文化的帳號除了自行經營社交帳號、發布內容，更重要的是擔任製播的角色，製造出來的內容也被其他中國官媒使用，如《人民日報》也都透過西方的社交平台分享昶宇文化的影片。

「大量的使用影片是一個新的現象，對平台來說，影片的內容較難偵測，」張羽揚解釋，平台大都仰賴人工智慧和人工，偵測上傳內容是否含有不實資訊等不符合平台規範的內容，影片的偵測難度會比純文字、圖片來得高。同時，利用一般出版社而不是官方帳號建立頻道，也讓一般使用者、特別是非中國籍的使用者，更難以判別是否為官方宣傳。

「這是一項多語、多國、使用各種平台跟手段的全球性宣傳活動，系統性的攻擊之外，其投入的資源前所未見。」張羽揚所屬的ASPI在2020年發布關於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調查報告，指出至少8萬人處於強迫勞動狀態；報告撰寫者被中國網軍瞄準攻擊，中國官媒甚至發布影片，汙衊研究者的私生活和家庭。一樣的做法，也針對斌吉恩以及各研究報告的撰寫者。 直接利用「美國媒體」製造極端訊息，獲取可信度和影響力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烏魯木齊市的高樓掛上「富民興疆」的標語。（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 Zhigang）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烏魯木齊市的高樓掛上「富民興疆」的標語。（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 Zhigang）

中國針對新疆的宣傳大戰，影響的除了受害者以及研究者之外，ASPI發現的一項新手法，更為所有民主國家敲響警鐘。

中國的宣傳網絡，包括中國外交官、官媒跟不實帳號，挑選了一家位於美國的媒體《The Grayzone》，在上頭分享文章。以2020年為例，《The Grayzone》瀏覽率前12名的報導，包括了指稱新疆強迫勞動是美國政府捏造、指美國在發動新冷戰的極端言論。

在2019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間，《The Grayzone》被《環球時報》、《新華社》、《CGTN》等中國官媒引用了252次，《人民日報》也引用了61次，《The Grayzone》因此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得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曝光。

爬梳過去的數據，中國外交官跟官媒第一次開始分享《The Grayzone》文章，就是該媒體發布了詆毀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的報導，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2019年12月30日轉推，華春瑩在2020年3月也再轉發了同篇文章，至今該媒體已成為中國對應任何關押維族人回應的資料來源。中國駐澳洲代表處還將《The Grayzone》報導，寄送給各澳洲媒體刊登。《The Grayzone》的創辦人布魯門塔爾（Max Blumenthal）甚至在《環球時報》及俄羅斯官方相關媒體《RT》、《SputniK Radio》接受專訪。

人位在美國的王松蓮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的影響下，不同政治群體已經開始習慣了在各同溫層裡擁有不同的「事實」，滋養出的媒體環境、替代性資訊網站，扮演各同溫層的資訊來源。《The Grayzone》的例子，便是極端的聲音被極權國家取用──本來屬於政治光譜上偏極端的少數讀者閱讀的網站，卻被中國的宣傳機器推到了媒光燈的中心，並意圖加持彼此的「可信度」、支持對方的說法。

在新疆議題上，因為新疆的完全封鎖，加上西方人對中國政治運作的陌生，這樣子的替代性極端媒體，很可能因為位於美國、以英文撰寫，影響國際上許多人對於中國實況的理解。

王松蓮的擔心已經在發生。

ASPI爬梳社交數據，發現世界衛生組織（WHO）傳播總監斯特恩（Gabby Stern）、聯合國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多漢（Alena Douhan），都曾分享過《The Grayzone》的文章，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斷。 以斯特恩為例，2020年的7月，她分享了《The Grayzone》的文章稱台灣寄給WHO的電子郵件並未含有任何新的資訊，以否認台灣衛福部的說法，但台灣衛福部曾公布電子郵件全文，說明早已向WHO示警（註）。《The Grayzone》的文章支持WHO立場，斯特恩於是分享了連結並寫道：「台灣從未提供任何關於冠狀病毒或是其傳染途徑的警告訊息給WHO。」她的貼文得到近750個互動，也讓《The Grayzone》作為媒體的可信度提高。 「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現在在美國的幾種極端聲音中，有的極左派說中國的治理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種新選項，說他們的人權問題並不存在；有的極右派則說，中國是民主的威脅，但同時極右派自己在美國造成的人權問題，也絕口不提，在這種環境中，真相更為重要，卻（傳遞真相）更難了，」王松蓮認為，中國在民主國家的資訊操縱、宣傳特定說法，凸顯了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時代下的認知弱點，尤其民主國家的人們無法理解一黨專政的中國，政治與資訊環境如何運作，於是像是新疆人權壓迫這樣子的事實，就可能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內部不同政治群體的爭辯和衝突中，成為可以操作、能夠扭曲的事實。

「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王松蓮嘆道，新疆人權議題只是其中一例，或許中國針對新疆議題的全球性操作，能讓世界早一步看清中國的戰狼本質，也認清華文網路資訊環境所處於的「網路暴力時代」。

對同時身為人權被迫害的當事者、受中國宣傳攻擊的對象，又生活在民主國家的穆拉特來說，如今中共利用民主國家媒體環境的多元和混亂，形塑對中國的認知，這已是殘酷的現實。

而生活在民主的社會裡，能做些什麼？

穆拉特說，除了努力保存真相與事實，也要努力理解中國如何操縱資訊；斌吉恩則提醒：「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幹些什麼事，就不用太理中國網軍了，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這裏的灰色地帶是由馬克斯布魯門塔爾創立的，他不光在新疆問題上爲中共洗地，還有也支持俄羅斯政府和阿薩德政府。他以前本來反對阿薩德政府，支持敘利亞革命，但是之後就為敘利亞政府辯護，覺得敘利亞政府的化學武器不存在，是美國，ned，cia合力製造的謊言。然後呢，他跪舔俄爹和普京，覺得納瓦尼提倡暴力（毫無根據），活該被関在監獄。而且還屢次出現在RT,Sputnik等電視上，也支持委内瑞拉政府，還質疑過人權觀察經常批評委内瑞拉，但對洪都拉斯的人權侵犯沉默，但是人權觀察對洪都拉斯照樣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委内瑞拉就批不得啦？

這個媒體自稱是調查媒體，想學the intercept。但是呢，截距至少揭露了新疆的大規模監控和鎮壓，灰色地帶做了啥？爲中國宣傳和辯護？還質疑新疆是否有1-2百萬維吾爾人關在集中營，說只有八個人在計算。但是八個人在新疆八個不同的村莊，分佈於南北疆。每個人計算10%-20%的維族人關於集中營當中，而維吾爾人有1100萬，所以就有100萬（保守估計）-200萬被關與再教育營。

https://rationalwiki.org/wiki/The_Grayzo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_Blumenthal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where-did-one-million-figure-detentions-xinjiangs-camps-come

https://chinalawandpolicy.com/2020/01/05/when-journalism-is-not-journalism-the-grayzones-faulty-analysis-of-what-is-happening-in-xinjian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101003309/https://twitter.com/adrianzenz/status/12117950918635479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727132629/https://twitter.com/benmauk/status/1287736900124631042

估計就和中國僵化 官僚主義 吃喝拉撒的學生會一樣了

也可藉鑒一下立場新聞的這篇内容：誰才具有道歉的責任：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

2017/10/6 — 18:26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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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肯智，台灣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碩士生】

代表道歉

一個國家的元首代表一個國家道歉，這是什麽意思？在民主體制底下，這個問題似乎只容許這樣的答案：這個國家的人民每一個都某種程度上參與了某項加害事件，基於它們有責任向受害者道歉，但出於實行上的困難，這個國家的人民只好授權這個國家的元首，由它代表這個國家的人民向受害者道歉。

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 Willy Brandt 在一群記者和官員的圍繞下，在華沙猶太抗爭紀念碑前擺上悼念的鮮花後毫無預警地下跪。從那天之後逐漸形成的主流意見是，這一下跪行為是代表西德籍人或甚至日後的德國籍人向 1943年反抗納粹而被遣送到Treblinka集中營殺害的受難者道歉。這種國家元首代表人民道歉似乎常被視為轉型正義的工程中重要甚至必要的環節，我們似乎都默認了被代表的人民確實具有道歉的責任。那麼回到Brandt下跪的例子，被他代表的西德籍或日後的德國籍人真的都有責任向那些受害者道歉嗎？

道歉責任的直覺

讓我們回到最原始的直覺。我如果受傷害，加害者最低限度應該要做的，就是向我道歉。那麼加害者家屬有沒有責任向我道歉？我認為答案很直接，沒有。理由也很簡單，因爲他就不是加害者。如果加害者家屬在遇到受害者時誠心承認加害者的行徑不合乎道德，並且從來沒有因爲受害者的受害而獲利的話，則他就沒有責任向受害者道歉。就算加害者已死、死之前也從來沒有向受害者道過歉，加害者家屬也不可能基於自己從不曾做過的事具有向受害者道歉的責任。

在這裏我們須留意的是，加害者家屬或許會有向受害者道歉的意願，但這仍不表示加害者家屬具有道歉的責任。道歉的意願與道歉的責任兩者在概念上可以區別。前者出現與否最終可以僅僅涉及個人的意圖；後者出現與否則還須要考慮到超越個人意圖以外的其它外在因素。讓我們初部接受這一項道歉原則：一個個體加害另一個個體是前者有責任向後者道歉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在某種意義上，加害者家屬其實也是受害者。如果他正確認知到加害者的犯行的話，他自然要適當地修正對加害者的認識、認同、接受與保留程度。他已經不能夠像過去那樣接受加害者了。很難免地，在很長的時間內，其內心會須要經歷一番痛苦的掙紮、其行爲乃至整個生活方式會產生轉變。這種轉變大概主要來自於與加害者相處方式的轉變、對加害者的認識與判斷的調整，這包括調和新舊認識之間所產生的張力與衝突。而且在某些時候，例如面對受害者時，加害者家屬有必要明確表達出對加害事件的不贊同、承認其中不合乎道德之處。有必要的話，他甚至必須譴責加害者，譴責一個有可能是他一直深愛著的人。而這些對他來説，都是極度爲難乃至痛苦的。 在上述種種意義下，他是一個受害者。

如果連加害者的家屬都不具備道歉的責任，那就更不用說一個與整起加害事件毫無瓜葛的人。所謂毫無瓜葛是指此人不僅不是加害者的家屬、既沒有參與也沒有旁觀整個加害事件、甚至在整個加害事件的開始直到結束都毫不知情。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當然更不會具備道歉的責任。

道歉責任的錯覺

透過上述分析所界定出的有關道歉責任的討論框架，來檢視稍早的問題：被Willy Brandt代表的西德籍或日後的德國籍人都有責任向在Treblinka集中營被殺害的受難者､或向更一般的二戰受難者道歉嗎？答案呼之欲出。即便退一步，我們假設二戰時全德國籍人或者積極參與､或者消極默許當時的各種反人類罪行為，1945到1970年之間出現的德國籍人至多只能是這些加害者的家屬（假設這段期間沒有人移民德國的話）。根據前面的分析，他們都不具有道歉責任。所以到了1970年至少有部分的西德籍人是不具備道歉責任的。事實上這個假設當然不成立：親身經曆二戰的Brandt本人，就是一個當時反對納粹以至要流亡挪威的德國籍人。後來他又逃到瑞典，直到1946年才回到柏林。有類似際遇的德國籍人肯定不是只有它一個，就連他們自己，何來具有向在Treblinka集中營被殺害的受難者､或向更一般的二戰受難者道歉的責任？

這群人在1945年後所生下的孩子自然就是前面所提的，與整起加害事件毫無瓜葛的人。他們沒有責任道歉卻被代表向受害者道歉，這中間自然涉及了不正義的成分。本文關心的是那些被代表道歉卻沒有責任道歉的人當中，出現確實認知到自己具有道歉責任的人。基於前面提到的道歉原則，由於他們並沒有道歉的責任，這樣的認知就只能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慎重歸屬道歉責任

但是，這樣的認知出現在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身上，對許多人來說好像是一件很可以接受､或甚至值得肯定並且可以拿來借鑒的事。要知道，道歉責任的歸屬必須極為慎重。問一個人是否應該要有道歉的責任，答案只能是＂應該有＂或＂沒必要＂，而不能像是問一個人是否應該具有跳恰恰的能力那樣，答案是＂都可以，無所謂應不應該＂。所以，勉強撇開前面提議的道歉原則，如果我們要同意每個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都有責任道歉，那就等於是同意他們應該要有責任道歉，而不是＂都可以，無所謂應不應該＂。

歸屬道歉責任的雙重標准

繼續撇開前面的道歉原則。如果追問這群人，即同意他們應該要有責任道歉的人：那麼在1945年之後出世的非西德籍且非後來的德國籍人是否也應該具有道歉的責任？我相信他們大部分的答案是沒必要。若是如此，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針對同樣一個事件（二戰），同樣是在1945年後出世的人，為什麼這些西德籍或後來的德國籍人，他們就應該具有道歉的責任，而非西德籍且非後來的德國籍人卻沒有道歉的責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落差､這種雙重標准？

這種雙重標准源自於對轉型正義的典型誤解。即認為有責任參與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的人就只有該國家的人民。而且無論是否有參與相關的加害事件，罪惡感､歉疚､虧欠、悔悟､等任何類似的感受，都要不同程度的降臨到每一個當時和未來的人民身上。反之，如果不是該國的人民，則完全無須背負這些感受､也沒有責任參與該項轉型正義工程。這項轉型正義的工程對該非國民而言頂多作爲參考借鏡之用。這種誤解極度廣泛，其趨勢明顯只有越來越嚴重。我幾乎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問：為什麼一個個體的國籍會是它有沒有責任參與轉型正義工程須要被考量的因素？

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

將國籍作爲考量最終只會造成道德標準不一致的扭曲結果。於是，德國籍人背負沉重的罪惡感無不正當之處；與此同時，非德國籍人將二戰當作是它人的事也無須受到嚴正的批判。對於前者，是轉型正義轉過頭；對於後者，則是轉型正義轉不夠。這都源自於我們對轉型正義的理解出現偏差。看來我們不只須要轉型正義，我們還須要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如何才算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取得平衡，是在幾乎不可見的未來裏轉型正義工程勢必要面對的挑戰。

將國籍這項因素抽掉，則對於誰該參與哪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就可以非常直接了當、首尾一貫。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有責任參與每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這個想法要求我們要嚴密地參與與監督每一項轉型正義的工程，而不是將某些工程排除在外當作是其它群體的責任而非也是自己的，然後只有在必要時才將＂別人＂的工程不加反省地作參考借鏡之用。

另外，我們也因此可以毫無窒礙地恢復前面所提的道歉原則：一個個體加害另一個個體是前者有責任向後者道歉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依據這個原則，Brandt本人就沒有責任向受難者道歉。而且，它代表西德籍人或未來的德國籍人向二戰受難者道歉是不正當的（如果這項他下跪的解讀是他本意的話），因為被代表的個體當中肯定不是每個都有道歉的責任。再一次的，這是轉型正義做過頭的例證，並且須要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未來，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項道歉行爲、指出其過當之處。

有人可能會反對說，其實當時西德政府對受害者的賠償還不足夠，西德籍人在Brandt下跪之際仍從二戰時期的加害行爲獲利，所以某個意義上其實西德籍人還在持續加害受害者、甚至在加害受害者家屬，所以它們一律都有道歉的責任。那更好。因爲緊接著這項反對要問的就是，西德政府怎麽處理這件事？當時有誰知道西德政府的賠款不足？有沒有人因此發動抗議？發動了什麽樣的抗議? 發動抗議的人如果從一開始就積極拒絕使用這項從二戰獲得的利益的話，仍舊還有道歉的責任嗎？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引進這項反對的結果，只會迫使我們進入到更複雜更細致的究責問題上，這項反對的用意反而比較像是願意遵守該道歉原則、並且也不違背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有責任參與每一項轉型正義工程這一想法。與此同時，卻會加倍凸顯出用國籍去圈定誰有責任參與轉型正義誰有責任道歉這種做法的粗暴。

正義與轉型正義

上述關於道歉的討論其實都無須緊扣轉型正義的議題才能展開。國家元首是否應該道歉以及爲什麽道歉這類問題只是比較容易從這些議題裏浮現出來而已。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與其可能的解答最終依賴的其實還是我們的正義觀或對正義的直覺。轉型正義議題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我們碰上了法律問題：轉型前的政府人員從事迫害人民的行為是符合當時法律的，轉型後新政府究竟可不可以依據新的法律去制裁轉型前的政府人員？如果轉型前後所使用的法律沒變，那就是轉型前的政府人員過去雖然犯法卻沒有受到制裁，這時可能就會有法律追溯期的問題。所以為了依法討回受害者的公道，就再也不是尋常法律可以解決的，而必須事先更根本地檢視法律的基礎，這連帶地在檢視我們的正義觀，畢竟法律就是在落實我們的正義觀。轉型正義首先是法律的問題，但追根究低卻還是正義的問題。

既然最終是正義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任何具有良知和理性的個體都應該關心每一項轉型正義。正義的追求要求普遍性，任何具備良知與理性的個體先天具有追求正義的資格與傾向。一個個體是否具備良知與理性跟這個個體屬於什麼類別幾乎沒有關系。也就是說，追求正義跟這個個體的物種性別性傾向國籍種族民族國族，甚至與它是否是機器人通通都沒有關系。對正義的追求絕不是為了界定什麼是人，更加不可能是為了界定某種民族，這無疑是跟正義的內涵背道而馳。追求正義又同時堅持民族主義的，其思想始終是一片錯亂。

最後，本文連同題目幾次提及轉型正義的轉型正義，只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視覺效果＂､危言聳聽，而非真的要提倡＂後設＂的轉型正義。就像正義這個概念一樣，我們對轉型正義的認知只有透過不斷地實踐才會逐步趨近清晰與融貫。所以我們本來就在不斷地修正這項認知，而無須某種徹底的翻新。

source：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E8%AA%B0%E6%89%8D%E5%85%B7%E6%9C%89%E9%81%93%E6%AD%89%E7%9A%84%E8%B2%AC%E4%BB%BB-%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7%9A%84%E8%BD%89%E5%9E%8B%E6%AD%A3%E7%BE%A9/

還有菜市場政治學：淺談轉型正義在台灣：實踐與反思

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Desmond Tutu（屠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大主教）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作家）

每年在台灣到了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總是會有抗議、紀念的出現。然而，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而言，二二八事件所象徵的意義，及其背後所衍生的轉型正義問題其實是非常陌生的。為了讓讀者瞭解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對台灣的重要性：首先，本文將來談談轉型正義的概念；接著，概述國際上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與模式；然後，再將比較的視野拉回台灣，透過對台灣經驗的省思，試圖探尋台灣未來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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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一、什麼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雖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但直到相當晚近才具體化了這樣的概念，最早由由法理學者Ruti G. Teitel在Transitional Justice（2000）一書中所提出。Teitel認為轉型正義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如刑事正義、歷史正義、補償正義、行政正義及憲法正義都可以作為轉型正義的主要內涵。

轉型正義是指一個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也就是：「政權變遷後，新政府處理前朝政府所留下的歷史問題的方式，目的可能是清算舊政府之不義，或是補償舊政府時其的政治受害者」（Elster 2004）。因此，轉型正義主要包含了三項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其目的在於使受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得到和解，並確保過去侵犯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黃長玲 2015）。

然而，轉型正義是個極為複雜的概念，其複雜性主要是由於各國民主轉型，有各自不同的過程與問題。Stacey（2004）將民主轉型的種類分為「輕易轉型」（easy transition）、以及「困難轉型」（hard transition）。前者是指下台的威權政權統治者失去權力，新政府可以將其以一般罪犯處理，此時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較為簡單；後者則是指當下台者仍保有相當的權力，尤其是軍事力量，轉型正義的進行就會相當困難。基本上，台灣的現況較類似於後者。另一方面，轉型正義的問題也相當容易在新興民主國家淪為政治口號以及被認為是形成政治對立的原因，例如在台灣就時而見到反對的聲音認為轉型正義是仇恨動員與撕裂社會的論述。 二、三種看待轉型正義的不同視角

根據學者Rigby（2001）的看法，在面對前朝不義時大致上可分為「遺忘」、「和解」及「起訴與懲罰加害者」三種途徑。以下將分別探討幾種由Rigby所指出的轉型正義的機制，以釐清當前實踐轉型正義的論述光譜所呈現的樣態1。

（一）遺忘

所謂遺忘，是轉型政權沒有意願、或沒有能力起訴加害者的情況下，實質上、或是法理上免除加害者的罪行，尤其是透過特赦的方式。特別是在舊勢力主導民主化的情況下，主政者不可能會承認錯誤，並逃避必須被追究的責任，諸如台灣當前便陷入了此種模式的陰影中，但此種做法是對受害者的出賣。諸如西班牙在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不論是社會輿論或反對勢力都低調採取選擇性遺忘的態度，可謂「有轉型而無正義」2。

（二）起訴及懲罰加害者

而懲罰加害者，顧名思義乃是針對加害者的個人罪行，以司法程序來加以處罰，包括軍事法庭、一般法庭、特別法庭或是國際法庭，以免出現民間採行私刑的方式來加以報復。或是透過司法、或是行政途徑，進行洗滌式查證，對於集體共犯採取褫奪公權的處分，甚至於將其以不當方式取得的財產加以充公。這是東歐共產國家在民主化以後，普遍採用的轉型正義模式，包括捷克、東德。此種作法雖然有助於受害者的彌補，但懲罰加害者卻可能造成破壞社會和諧、造成衝突遽增等後果。此種轉型正義的模式主要是報復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型態，藉由懲罰過往造成傷害的加害者，希望能夠對受害者所受的傷害有所平復－亦即面向過去所發生的不義，但卻可能忽略未來社會的和諧可能。

（三）和解

當然，和解作為轉型正義實踐機制中較為中庸的作法，其前提乃是必須建構於「真相」的取得之上。透過調查的方式，特別是由國人、國際人士組成的真相委員會，找出受害者、加害者以及共犯，同時，讓到底有哪些罪行發生、如何計畫、執行以及受害者及其家庭所承受的傷痛得以揭露。通常，如果政治人物發現起訴加害者是行不通的話，至少要對受害者有所交代社會，將揭露真相視為和解的起碼要求。當前被視為轉型正義典範的南非真相及調查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所採取的便是以和解作為實踐轉型正義的方式。而此種方式可謂是一種「回復性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藉由真相的取得來換取受害者的原諒，同時使社會在未來仍有和諧共存（co-existence）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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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每年到了二二八前後，全台各地就會出現抗爭或紀念行動。圖為青年社團臺左維新於2015年的二二八對蔣介石銅像的噴漆抗議行動，他們發出聲明表示其目的是在喚起台灣人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的重視。圖片來源：臺左維新Facebook粉絲專頁。 三、轉型正義在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而為什麼二二八紀念日時，就要談到轉型正義呢？二戰之後，國民黨在台灣所建立的黨國體制與威權統治對人權的長期侵害，主要是由系統性的國家暴力所組成。二二八正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威權統治的開端，同時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白色恐怖也是戰後台灣社會中所面臨的最主要兩大國家暴力事件，前者為軍事鎮壓與大規模屠殺，後者則包括了非法逮捕、拘禁與處決等（吳叡人 2008）。

1990年代台灣加入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展開民主轉型的進程。但由於台灣的民主化是由原本威權時代的統治政權所主導，屬於漸進式的改革，因此轉型過程大致平和。雖然和平的民主化過程令它國稱羨，但由於過程是國民黨政權為了可以保全自身或繼續執政而選擇接受了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選項，但台灣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後續的轉型正義推動屢遭挫折。因此，民主化後的台灣繼續由國民黨執政，由於舊有威權與保守勢力過大，導致李登輝無力處理轉型正義，因此只選擇賠償受害者，而忽略加害者的存在，結果出現大量的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的情況；另一方面，李登輝決定保留國民黨黨產，讓黨產問題可以說是就地合法化，成為台灣民主選舉公平性的阻礙，也可以看見此時期的轉型正義的保守與妥協性格3。接著，陳水扁剛上任時面對國民黨仍居多數的國會，無力也無法積極處理轉型正義，反而在連任後貪瀆案爆發，失去政權正當性與社會支持時才開始推動，導致結果失敗、被汙名化。而後，國民黨又重新取得政權，於是可以看見馬英九在面對轉型正義時當然更是消極。

由此可知，轉型正義的推動與結果，很大一部份與該國民主化過程、方式，以及國內政治勢力的競逐有關（吳叡人 2015）。國民黨作為民主化前的長期統治政權，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政治資源，包括龐大的黨產、在教育與傳媒系統的控制，以及對台灣人的規訓與收編等。所以，在民進黨作為反對黨出現及民主化的進程推動後，當要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便容易受阻於國民黨長期累積的政治資源，並且被視為只是政治鬥爭與口號，而經常難為社會大眾所重視，最終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吳乃德 2006）。

根據幾年前台灣推行兩公約的國際專家審查時，國際專家針對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提出以下的看法：「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留下巨大傷痕。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及賠償受害者而採取了某些措施，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及興建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以及「專家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此外，為賠償正義之所需，政府亦應確認被害人所經歷的折磨與苦難。對此，政府應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有效取用相關的國家檔案。」4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都在二二八的這天要求真相、要求正義的原因。 四、台灣經驗的省思

然而，台灣社會又是如何看待轉型正義問題呢？去（2015）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時，當時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受訪時說：「台灣要走向和平，不管過去曾經產生多少的歷史，都已經經過半個世紀，希望大家用和平紀念日的精神來面對228、一起面對未來。」而柯文哲同日在致詞時則說了：「我們改變的現在是下一代的未來。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不讓歷史的悲劇再發生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政府有公義，社會才有和諧，國家才有將來。親愛的朋友們，紀念二二八是為了面對歷史、還原真相，讓台灣社會重新站起、繼續前進。」

台灣當前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兩種理解的方式：面向未來社會和諧的可能，以及面向過去的不義。基於這兩種理解所衍生出的轉型正義論述，前者幾乎是加害者國民黨的藉口：忘掉過去才能使未來的社會更加和諧，所以我們必須選擇性遺忘過往所發生的事情，而且國民黨也在執政期間對二二八受害者進行賠償與紀念，高達兩千多億的黨產也交付信託。這種「轉型正義」，一味的把「面向未來」當作首要之務，卻忘了「沒有真相，如何原諒？」。另一方面，面向過去的不義，在台灣卻因政治情勢被迫變成「半清算」及「半和解」的模式，前者如同民進黨所聲稱的要追討國民黨的黨產，後者則如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提倡，認為要先知道真相，我們才能往下一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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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從2013年開始舉辦的「共生音樂節」，每年都會吸引社會各界民眾參與，已經成為台灣每年固定的青年紀念二二八音樂活動。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Facebook粉絲專頁。

但也如同Teitel（2003）所言：「轉型正義的概念乃是試圖在理想的法治理念與政治現實中取得平衡。亦即轉型正義乃是為了自由民主的考量而經過妥協、非理想的正義型態。」然而，台灣要如何找出適用於台灣情境下的轉型正義實踐模式呢？在找尋答案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轉型正義的這兩張面孔－亦即主張面向未來社會的和諧而呼籲我們毋須過度在意轉型正義；或是面向過去的不義，要求轉型正義的落實－這兩種視角是如何轉換於台灣的社會中、又如何能在兩者中取得平衡與妥協，方能進一步思索台灣究竟如何能實踐轉型正義的答案。唯有身處台灣的公民能真正共同面對過去並思索未來，才有找到解答的可能。 五、結語

但是，當這些當年的受害者日漸凋零，文件、檔案也因未妥善保存而散失亡佚時，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也就是真相的發掘不但會越來越困難，而且很有可能就這樣隨著時間的飛逝而逐漸而被掩埋。雖然，對於正義的追求永遠不嫌晚，但轉型正義的工程在執行面上卻可以說是在跟時間賽跑，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在台灣社會不斷在焦慮與擔憂轉型正義無法徹底獲得落實的原因之一。

台灣的轉型正義初步結果看似令人氣餒，且社會對此的態度又相當的不一致。幸好，近幾年台灣公民社會的轉變與成熟，使得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轉型正義的重要性。雖然官方未積極支持或給予資源，但諸如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於2015年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或是青年紀念二二八「共生音樂節」活動的舉辦，以及學者呼籲公布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官方檔案報告等，都可以看見民間社會在促成轉型正義推動上的努力。

轉型正義乍看之下好像僅是處理過去，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國家如何面對未來的關鍵。所以，當我們在處理了轉型正義的問題之後，也需要為社會共存打造一個全新的開始－就如同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在《政治的承諾》(2010) 中所描述的寬恕，作為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嘗試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並且在似乎不再可能開創新局的地方，成功地打造一個新的開始。」

source：https://whogovernstw.org/2016/03/18/linpu2/

當然這是對企業 各國傢和政府的追責 不過我覺得漢人整體也有一定的責任 特別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漢人 新疆漢人是支持xj集中營的主體

而人權觀察也説出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類罪行，它也提出了對中國政府追責的建議，以及哪些實體需要被追責：

對中國政府

立即採取措施，終止對新疆和其他地區突厥裔穆斯林的人權侵害，特別是：任意拘押和監禁，包括所謂的「再教育」營；酷刑和其他虐待；限制宗教自由、隱私與遷徙；性暴力和強迫絕育；以及強迫勞動。

立即採取措施，終止對突厥裔穆斯林的疑涉危害人類罪行。

調查並適當起訴涉嫌嚴重侵犯人權和危害人類罪的政府官員。

對聯合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應通過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並授予下列權限：

    調查以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為目標的疑涉危害人類罪和其他人權侵害行為，包括：非法監禁或其他形式嚴重剥奪人身自由；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族群、文化或宗教理由迫害某個可識別團體；強迫失蹤；酷刑；謀殺；其他不人道行為，包括強迫勞動；限制宗教自由；性暴力；以及侵犯生育權利；

    作出終止相關侵犯行為的建議；

    指出負責官員並提出將其繩之以法的具體途徑；

    呼籲給予受害者和倖存者適當賠償；以及

    定期向理事會和聯合國其他相關機構提交報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應履行其獨立監察和報告的職權，收集相關資訊，就其結論發表公開抗議，為新疆人權情勢撰寫報告，並定期向人權理事會提供更新資訊。

聯合國各種特別程序應就其職權對中國當局在新疆侵犯人權進行持續紀錄和公開報導，據以支持設立調查委員會或類似的調查機制。

聯合國秘書長應公開支持對新疆人權侵犯成立調查委員會，並在公開和私下敦促中國當局終止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迫害。秘書長應公開支持對發生在新疆的危害人類罪行追究責任。

聯合國大會應要求負責調查新疆人權侵犯的委員會也向大會提交報告，並將相關報告轉交給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和聯合國有關機構。

大會應通過決議，公開支持具體問責措施，包括對危害人類罪的責任人實施針對性制裁。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應在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的條件下採取最大可能的行動，包括通過阿里亞辦法（Arria Formula）會議或其他途徑，對於成立委員會調查新疆人權侵害表達支持。

對有關各國政府 協調一致的雙邊或多邊行動

依據美國《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和類似的政府間或國內法律工具，實施簽證禁令、旅遊禁令和針對性個別制裁；這種制裁若以集體方式實施將更有成效。

在所有譴責新疆人權侵犯的個別或聯合聲明中，指出中國當局應為犯罪行為負責，這些行為是針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普遍且有系統攻擊的一部分，構成危害人類罪。

基於普遍管轄權的法律基礎，協助起訴涉及危害人類罪的中國官員。

鼓勵本國檢察官發動框架性調查，即類似國際刑事法院的初步審查，由檢察機關針對疑涉嚴重違法行為收集並分析有關資訊，為將來起訴奠定基礎。

對既經證實協助中國在新疆執行大規模監控的科技業者實施更強硬行動，包括引用《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和類似的制裁措施。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締約各國應就中國對突厥裔穆斯林的違反公約行為提出個別或聯合控訴。

關於貿易、投資和商業活動

有關政府機構應審查所有對新疆的投資，並在必要時針對據可靠指控涉及嚴重侵害（例如強迫勞動）的產業部門實施貿易制裁，包括撤資。

向企業發出類似加拿大於2021年1月針對下列議題所做的公開建議：

    新疆人權侵害的嚴重性，包括強迫勞動；

    企業依據國際法和國內法應負的法律責任；

    因直接商業活動和供應鏈成為人權侵害共犯的風險；以及

    對於在中國一切商業交易應進行透明及徹底人權盡職調查的責任。

在有關強迫勞動的舉報得到獨立且公正的國際專家調查、侵害得到解決、加害者受到追究且受害者得到賠償之前，歐盟不應將《歐中投資協定》送交歐洲議會通過。

呼籲工商業者公開發布在新疆開展業務對象的名稱、地址、所有權及其他相關詳情。

立法規定在新疆運營企業必須執行人權盡職調查。

檢討國際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確保其不致參與該地區的迫害行為。

對境內有突厥裔流亡社群的各國

確保突厥裔穆斯林申請庇護能夠得到公正制度的裁決。

允許突厥裔穆斯林的家屬入境團聚，以協助家庭團聚。

終止一切遣返措施及其他形式直接或間接強迫突厥裔穆斯林返回中國。

建立機制以追踪發生在其他國家的騷擾突厥裔穆斯林案件，並採取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措施以追究加害者責任。

確保突厥裔穆斯林能夠獲得為酷刑、強暴和其他犯罪被害人提供的法律、醫療和心理援助，以及文化與宗教保存方案。

對企業和投資者

認識到目前在新疆因為政府干預已不可能履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要求承擔的人權盡職調查責任。

加入為終止涉及突厥裔穆斯林強迫勞動做法的「行動呼籲」，或採取類似措施。

當然 我不是説所有漢人都有罪都罪該萬死 不排華行嗎 什麽核平屠支沒一個無辜的 我覺得也應該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 才有利於民主自治 民主自由 有利于徹底否認文革 饑荒 最後有利於清算當局罪行和轉型正義

截自推特上的發言： 1.集体反思还有个作用，是预防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不然，日本人为什么反思军国主义，又不是每个人都去了战场杀人；德国人为什么反思纳粹，又不是每个人都迫害了犹太人；美国人为什么反思种族主义，又不是每个人都当过奴隶主

呃，中国人用不着反思，文革2.0还不是说来就来

2.“中华”要主宰“蛮夷”；“治人者”要主宰“治于人者”；大汉民族要主宰小民族；人上人要主宰人下人。 这是改变体制也无法摒除的文化，民主了，这种价值观也是中国的主流。反过来说，这种价值观是主流，又怎么可能民主呢，就算强推民主，早晚也会废除。 要改变这个底色，只能依靠全社会反思，不管什么体制。

3.因为有大量基于汉本位民族主义立场的汉人为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涂脂抹粉，巧言令色地为种族灭绝打掩护，攻击那些抨击中共种族灭绝的人，同时无视中共对讲述被迫害经历的人的迫害，和对真相的掩盖，对独立调查的封锁，对证据获取的禁绝。 这说明仅仅批判中共是不够的，还要批判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根源。

我作爲一個溫和的獨派人士覺得漢人需要付一定的責任吧 雖然集中營是老共提出的并把很多無辜的維吾兒/哈薩克族關進去 而且强迫勞動 强迫墮胎的卻存在（有中國官方文件） 而且2047的好友也承認 雖然中共高官負主要罪責 漢人也應該追求轉型正義 譬如揭露中國高管在新疆犯下的罪行和暴行 譬如接受國外高質量媒體 警惕中國大外宣 反對西方極右翼和極左翼（極左翼可能會爲xj辯護並批評西方對維吾爾的報道是極右翼和ned的陰謀，極右翼會仇穆仇黑 很多皇漢除了從中華大一統文化汲取糟粕以外 西方極右翼反穆仇穆的謊言可能也會被皇漢利用） 還有就是遠離中華大一統文化（當然不是接受劉仲敬那一套 那一套就是地攤民科 也和核平美日的小粉紅/趙勝燁一樣反人性） 我覺得漢人需要反思 不光是xj問題 還有就是文革 饑荒 六四問題 都需要擺脫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 現在民族主義實在是太可怕了 特別是慶祝印度死人 為文革翻盤的也越來越多 有時覺得支黑也是被逼出來的 雖然中共為罪魁禍首 但是漢人還是有一定的道義責任吧

推特上的 Denisewu 滕彪 徐秀中 還有星哥都要求漢人追責 他們很多也是左翼 不會對准全體漢人 但是很多漢人支持再教育營 把他們儅恐怖分子的 包括部分反共的 的卻是幫凶吧 不一定就是罪過 但是反思的責任還是要有 不過我覺得補償和修改教科書的責任在當局和政府手裏

@消极 #136986 羅冠聰就是做這個的 他的英語算好的了 不過我覺得他肯定不想去品蔥 怕品蔥的低水平緩則把他逼走

2021年 04月 18日 摘要

「斷代、斷根、斷聯、斷源一個不漏，徹底把『兩面人』的根子鏟乾淨、挖乾淨，誓與『兩面人』鬥爭到底。」

——買蘇木江・買木爾（Maisumujiang Maimuer），宗教事務官員，2017年8月10日，新華社微博

2014年5月，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針對突厥裔穆斯林發動「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1] 史丹福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衝突解決診所和人權觀察的研究，以及各人權組織、媒體、維權團體等各方面的報導，顯示中國政府對當地突厥裔穆斯林人口已經實施——且仍在持續實施——危害人類罪行。[2]

本報告為前述結論提出事實基礎，並基於國際法框架對中國政府在新疆作為的可得資訊進行評估。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危害人類罪是指在明知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廣泛或有系統攻擊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重大特定罪行。「普遍」意指行為的規模或受害者的人數。「有系統」攻擊是指形成模式或按部就班的計劃。危害人類罪可以在和平時期或者武裝衝突期間實施，只要它是針對平民人口。

危害人類罪被視為國際法上最嚴重的人權侵犯之一。本報告紀錄的具體危害人類罪行包括：違反國際法的監禁或以其他形式剥奪自由；迫害一個可識別的族群或宗教群體；強迫失蹤；酷刑；謀殺；以及疑似故意造成極大痛苦或對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的不人道行為，特別是強迫勞動和性暴力。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位於中國西北部，是中國唯一以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地區。該地區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及其他多個民族均屬突厥裔族群。和中國多數民族即主要說中文的漢族不同，突厥裔人口多為穆斯林並有自己的母語。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維吾爾族約佔新疆人口的百分之46，哈薩克族約佔百分之7。

中國政府對突厥裔穆斯林的鎮壓並不是新的現象，但在最近幾年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高達一百萬人被任意拘禁在300到400間設施[3] ），包括「政治教育」營、看守所和監獄。[4] 法院未經正當程序即判下重刑，突厥裔穆斯林僅因向家屬寄送伊斯蘭宗教影音或下載維吾爾文電子書就被判處數年監禁。在押人員和囚犯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文化和政治思想灌輸以及強迫勞動。這些鎮壓直到離開拘禁設施仍在持續：中國當局對突厥裔穆斯林施加廣泛的大規模監控系統、限制遷徙、任意逮捕和強迫失蹤、抹殺其文化與宗教、以及拆散家庭。

美國國務院和比利時、加拿大及荷蘭國會皆已認定中國的行為亦構成國際法上的種族滅絕。人權觀察目前尚未紀錄到種族滅絕蓄意要件的存在。不過，本報告內容並不排除這種結論，而且，若有相關證據出現，目前針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作為受到1948年種族滅絕罪公約保護的一個群體——所實施的各種行為也可能支持種族滅絕的結論。

2017年，根據官方統計，新疆逮捕人數幾乎佔到全中國逮捕人數近百分之21，儘管新疆居民僅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1.5。從2017年起，中國當局利用各種不同理由損壞或摧毀了新疆三分之二的清真寺；其中近半遭徹底推平。全區主要的伊斯蘭教聖地都被剷除。[5] 自治區當局以「結親」名義實施侵入性的監控、發展與思想灌輸計劃，派遣官員幹部到突厥裔穆斯林的家中留宿，美其名為「促進民族團結」。另一種駭人措施是，有些突厥裔穆斯林兒童因父母遭任意拘禁而被安置到孤兒院或寄宿學校、寄宿幼兒園等官方設施。[6]

這種種侵犯人權的舉措已日益招致全球質疑。有些政府，如加拿大、歐盟、英國和美國，已經對中國政府官員與涉及侵犯人權的企業實施針對性或其他類型的制裁。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負責人權事務）發表的聲明，譴責中國政府相關政策。然而，仍有許多國家對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表示讚揚，包括伊斯蘭合作組織的部分成員。

2019年7月，24個國家聯名致函人權理事會主席，要求讓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對新疆人權進行「有效視察」，監測並報告當地疑似侵犯穆斯林人口的行為。[7] 中國政府的反應是組織其他50個國家（不包括中國本身）發表聯名信，簽署者包括伊朗、北韓、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等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8] 2019年11月，同一群國家又向聯大第三委員會遞交一份譴責聲明。中國政府再次以54國聯名信回應。[9]

2020全年，有關新疆人權侵犯的報導持續增加，使各國政府更難否認或忽視。2020年6月，50個聯合國特別程序——包括特別報告員、工作組和其他人權專家——對中國人權紀錄發出強烈指控，包括中國政府對新疆、西藏的宗教和少數民族進行「集體鎮壓」。專家們呼籲人權理事會就中國問題召開特別會議，成立專責監測中國的聯合國機制，並要求聯合國機構與各國政府施壓中國履行人權義務。[10] 2020年10月，跨區域集團的39個國家發表公開聲明，尖銳抨擊中國政府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普遍人權侵害。該聲明大體上支持前述聯合國50個特別程序的呼籲。[11] 中國政府沒有對相關指控進行調查，僅以兩份聲明回應，其中一份關於新疆的聲明由古巴宣讀，並有45國聯署。[12]

調查中國危害人類罪

在發生嚴重人權侵害區域享有管轄權的國家，有義務確保相關罪行受到司法追究。該等國家有義務確保國內刑事司法機制就疑似人權侵害實施公正調查，並依據國際公正審判標準查明並起訴責任人。中國政府一再否認有官員在新疆涉及侵犯人權，既不願自行調查也不允許獨立的國際監察員實地調查。

歷史上，未對嚴重人權侵犯進行調查的政府往往援引國家主權，拒絕其他有關當局如聯合國機構或區域性國際組織前往調查。根據2002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若享有主要管轄權的國家缺乏意願或能力，該法院即有權對疑涉危害人類罪及其他重大國際罪行的主要責任人進行調查和起訴。若涉嫌加害人是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的公民，若相關罪行發生在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的領土，或若有非成員國請求國際刑事法院審查在其領土內發生的罪行，國際刑事法院便可實施調查與起訴。中國並非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雖然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新疆情勢移交該法院時取得管轄權，但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可以動用否決權阻止移交。

鑒於突厥裔穆斯林所受的迫害如此嚴重，有關各國迫切需要採取強硬、一致的問責行動。辦法之一是由聯合國成立調查委員會，對新疆人權侵犯的指控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職權應包括認定事實、查明加害人和提出問責建議。委員會應由知名人士組成，包括國際人權法、危害人類罪、少數族群與宗敎權利以及性別議題等專家。委員會可以通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成立，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秘書長也都有權採取相關行動。

本報告也對各有關國家提出其他建議，以便加強施壓中國政府，改變其侵犯人權的新疆政策，包括追究相關罪行的個人刑責與國家責任、針對性制裁、以及根據其他聯合國機制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採取行動。

個別國家應當考慮刑事追訴——根據「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概念，各國可以利用國內司法系統調查和起訴諸如酷刑等特定重大犯罪，即使犯罪地點不屬該國領土。許多國家都已立法允許對被害人為本國國民的這類罪行加以起訴。各種人權條約，例如《反酷刑公約》和《反強迫失蹤國際公約》，都要求締約國引渡或起訴在其境內的嫌疑犯。根據國際習慣法，各國基本上可以對危害人類罪的嫌犯進行起訴。

相關內容

建議

對中國政府

立即採取措施，終止對新疆和其他地區突厥裔穆斯林的人權侵害，特別是：任意拘押和監禁，包括所謂的「再教育」營；酷刑和其他虐待；限制宗教自由、隱私與遷徙；性暴力和強迫絕育；以及強迫勞動。

立即採取措施，終止對突厥裔穆斯林的疑涉危害人類罪行。

調查並適當起訴涉嫌嚴重侵犯人權和危害人類罪的政府官員。

對聯合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應通過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並授予下列權限：

調查以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為目標的疑涉危害人類罪和其他人權侵害行為，包括：非法監禁或其他形式嚴重剥奪人身自由；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族群、文化或宗教理由迫害某個可識別團體；強迫失蹤；酷刑；謀殺；其他不人道行為，包括強迫勞動；限制宗教自由；性暴力；以及侵犯生育權利；

作出終止相關侵犯行為的建議；

指出負責官員並提出將其繩之以法的具體途徑；

呼籲給予受害者和倖存者適當賠償；以及

定期向理事會和聯合國其他相關機構提交報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應履行其獨立監察和報告的職權，收集相關資訊，就其結論發表公開抗議，為新疆人權情勢撰寫報告，並定期向人權理事會提供更新資訊。

聯合國各種特別程序應就其職權對中國當局在新疆侵犯人權進行持續紀錄和公開報導，據以支持設立調查委員會或類似的調查機制。

聯合國秘書長應公開支持對新疆人權侵犯成立調查委員會，並在公開和私下敦促中國當局終止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迫害。秘書長應公開支持對發生在新疆的危害人類罪行追究責任。

聯合國大會應要求負責調查新疆人權侵犯的委員會也向大會提交報告，並將相關報告轉交給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和聯合國有關機構。

大會應通過決議，公開支持具體問責措施，包括對危害人類罪的責任人實施針對性制裁。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應在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的條件下採取最大可能的行動，包括通過阿里亞辦法（Arria Formula）會議或其他途徑，對於成立委員會調查新疆人權侵害表達支持。

對有關各國政府

協調一致的雙邊或多邊行動

依據美國《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和類似的政府間或國內法律工具，實施簽證禁令、旅遊禁令和針對性個別制裁；這種制裁若以集體方式實施將更有成效。

在所有譴責新疆人權侵犯的個別或聯合聲明中，指出中國當局應為犯罪行為負責，這些行為是針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普遍且有系統攻擊的一部分，構成危害人類罪。

基於普遍管轄權的法律基礎，協助起訴涉及危害人類罪的中國官員。

鼓勵本國檢察官發動框架性調查，即類似國際刑事法院的初步審查，由檢察機關針對疑涉嚴重違法行為收集並分析有關資訊，為將來起訴奠定基礎。

對既經證實協助中國在新疆執行大規模監控的科技業者實施更強硬行動，包括引用《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和類似的制裁措施。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締約各國應就中國對突厥裔穆斯林的違反公約行為提出個別或聯合控訴。

關於貿易、投資和商業活動

有關政府機構應審查所有對新疆的投資，並在必要時針對據可靠指控涉及嚴重侵害（例如強迫勞動）的產業部門實施貿易制裁，包括撤資。

向企業發出類似加拿大於2021年1月針對下列議題所做的公開建議：

新疆人權侵害的嚴重性，包括強迫勞動；

企業依據國際法和國內法應負的法律責任；

因直接商業活動和供應鏈成為人權侵害共犯的風險；以及

對於在中國一切商業交易應進行透明及徹底人權盡職調查的責任。

在有關強迫勞動的舉報得到獨立且公正的國際專家調查、侵害得到解決、加害者受到追究且受害者得到賠償之前，歐盟不應將《歐中投資協定》送交歐洲議會通過。

呼籲工商業者公開發布在新疆開展業務對象的名稱、地址、所有權及其他相關詳情。

立法規定在新疆運營企業必須執行人權盡職調查。

檢討國際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確保其不致參與該地區的迫害行為。

對境內有突厥裔流亡社群的各國

確保突厥裔穆斯林申請庇護能夠得到公正制度的裁決。

允許突厥裔穆斯林的家屬入境團聚，以協助家庭團聚。

終止一切遣返措施及其他形式直接或間接強迫突厥裔穆斯林返回中國。

建立機制以追踪發生在其他國家的騷擾突厥裔穆斯林案件，並採取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措施以追究加害者責任。

確保突厥裔穆斯林能夠獲得為酷刑、強暴和其他犯罪被害人提供的法律、醫療和心理援助，以及文化與宗教保存方案。

對企業和投資者

認識到目前在新疆因為政府干預已不可能履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要求承擔的人權盡職調查責任。 加入為終止涉及突厥裔穆斯林強迫勞動做法的「行動呼籲」，或採取類似措施。

Source:人權觀察

https://www.hrw.org/zh-hant/report/2021/04/19/378448

恩 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收入很高 在那兒經商 做生意 但是照樣被歧視 歧視你主要是依據種族和膚色 和收入高低關係不是很大

@消极 #137015 那是肯定的 別人想歧視有各種方法 只不過現在隨著新冠肺炎的爆發 他們就用這個為理由來歧視 而且是加倍的歧視

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發表署名文章，提出中國崛起、西方沒落的新局面。他提到，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法律學者認爲，中國己經沒有可能重啓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日前發表王晨題爲《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新發展新飛躍 》的文章。王晨在文章中說，中國要從自身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也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對於王晨宣稱中國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立場，陝西司法界人士張光中本週五（23日）接受本臺採訪時說，中共歷屆領導人都持有相同立場：

“幾乎每一屆中國共產黨的黨魁都會強調這一點。當然在鄧小平時期和江澤民時期，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纔會弱化。但在1989年之後，又強調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不走西方的三權分立的路子，當然也不走西方的司法獨立路子。”

北京居民住宅區附近的宣傳板，描繪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美聯社） 北京居民住宅區附近的宣傳板，描繪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美聯社） 文章提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建設法治中國，必須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世界秩序的震盪重構、世界力量的“東昇西降”，以及國際法治的時代嬗變。

法律學者張光中說，此次王晨老調重彈的文章，實際上是在爲所謂新時代法制思想歌功頌德：

“但是再一次強調不走西方司法獨立的路，一方面是表明在江澤民時代後期，中國還有向西方學習的意思，那麼現在從大趨勢看已經到頭了。不再向西方法制方面學習了。在往回走。”

王晨 : 世界秩序震盪重構出現東昇西降”局面

王晨稱，要着眼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定，善於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對此，張光中認爲，從戰狼外交到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致辭中重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表明中國正試圖爭奪國際話語權：

2021年3月11日，在北京一大屏幕上顯示習近平在大會閉幕會議。 （美聯社） 2021年3月11日，在北京一大屏幕上顯示習近平在大會閉幕會議。 （美聯社） “現在中國強調在各種場合都要有自己的話語權、有自己的話語體系，一邊在樹立自己的‘社會主義法制’，所謂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一黨獨裁之下來辦事。”

2012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回答外媒記者時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

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說，在中國現行體制下，領導人不可能推行政治改革。他說：

“政治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共產黨取得人民所有的權利，任何涉及到政治的改革，必然是共產黨的權力後退。如果出現這種狀況，對共產黨而言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陳建剛說，共產黨一旦放棄權力，進行政治改革，那麼民衆必會追究該黨的過往：

“這七十多年製造的罪惡勢必被慢慢揭露，會引起所謂歷史的清算。這對共產黨來說，其實就意味着死亡。”

2019年1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說，必須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司法獨立的路；而在“對外鬥爭”中，中國要以法律爲武器，以法治之名向攪局者說不，並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當時就有學者認爲，此言乃中國法制的倒退。

好像幾年前就有了 不走司法獨立的道路 只會走皇權專制的道路 反正十年後就自求多福吧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1-04232021043241.html?encoding=traditional

@Ponyzeka0603 #137001 沒錯

應制定國家行動計劃，遏制不寬容

（紐約）- 人權觀察今天表示，各國政府應採取緊急措施，預防與新冠病毒大流行有關的種族主義和仇外暴力及歧視，法辦針對亞洲人和裔人士的種族主義攻擊。 2020年5月8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大流行持續引發仇恨與排外的海嘯，推卸責任、製造恐懼」，並要求各國政府「立刻行動起來，提高我們社會對仇恨病毒的免疫力。」

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高級官員都曾在某種場合發表反華言論，因而有意或無意地鼓動了仇恨犯罪、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美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和德國的幾個政黨或團體也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推銷他們的反移民、白人至上、極端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仇外陰謀論，妖魔化難民、外國人、社會名流和政治領袖。

「針對亞洲人和亞裔人士的種族主義和肢體攻擊正隨著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四處傳播，各國領導人必須拿出果斷行動遏止這種潮流，」亞洲區倡導主任約翰・席夫頓（John Sifton）說。 「各國政府應以行動擴大公共外展、促進寬容異己、制止仇恨言論，並要積極調查和起訴仇恨犯罪。」

聯合國專責監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已獲182國批准）的委員會曾經建議，各國政府應制定「反種族歧視國家行動計劃」。這項計劃應列出打擊種族主義和歧視的具體途徑，從加強對仇恨犯罪的警察執法，到鼓勵寬容的公眾宣導與教育課程。各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制定新的行動計劃，解決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種族主義與排外浪潮。

自從爆發大流行，針對亞洲人和亞裔人士的謾罵就常見於媒體報導、政客發言以及社交媒體平台，後者更成為有關新冠病毒的仇恨言論廣泛流傳之處。美國總統特朗普口中的「中國病毒」和國務卿蓬佩奧口中的「武漢病毒」，很可能助長仇恨言論在美國大行其道。儘管特朗普在3月底讓步不再使用這種字眼，並且發出推特支持「我們的亞裔美國人社區」，但他並未下令政府以具體措施保護亞洲人和亞裔人士。

大流行初期的風暴中心，意大利威尼託大區的區長2月曾向記者表示，意大利對疫情的處置會優於中國，因為意大利人「具有強烈關注個人衛生，愛洗手、洗澡的文化，而我們都看過中國人生吞老鼠。」他後來為此道歉。巴西教育部長也曾在推特上嘲笑中國人，說大流行是中國政府「主宰世界計劃」的一環。

與種族主義言論同步增加的是種族主義攻擊。自2月起，世界各地都有亞洲人和亞裔人士遭到顯然與疫情有關的攻擊毆打、暴力欺凌、威脅恐嚇、種族主義不當對待以及歧視。

在意大利，公民社會團體Lunaria自2月以來收集到50多起針對亞裔人士的襲擊、言語騷擾、霸凌和歧視的舉報及媒體報導。法國、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的人權組織和其他團體也向人權觀察通報，有亞裔人士遭到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攻擊和騷擾。

在英國，有亞洲人被人用拳頭毆擊臉部、冷嘲熱諷，被指控傳播新冠病毒。澳大利亞有兩名婦女攻擊到該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一邊拳打腳踢一邊大喊「滾回中國」、「你他媽的移民」。在西班牙，兩名男子攻擊一名華裔美國人，把他打到昏迷兩天。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名持刀男子攻擊一個緬甸家庭。

在非洲，包括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和南非等國均有報導稱亞洲人，以及一般外國人，被指控攜帶新冠病毒而遭到歧視與攻擊。巴西也有媒體報導亞裔人士受到騷擾和排斥。

在某些情況下，各國政府實施嚴格封鎖措施，只有外籍勞工受到無區別的影響，沒有提供足夠的醫療保健、經濟援助或許多工人目前賴以維生的其他服務。 5月初，馬來西亞當局大規模搜查難民和移民工人並將其逮捕，毫無根據地將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歸咎於移民和羅興亞難民社群。

在整個中東地區，由於被隔離且在人口稠密的外籍勞工（大多為亞洲人）社區爆發新冠肺炎疫情，長期以來公共輿論中不利外籍勞工的種族主義言論愈演愈烈。

在南韓、日本和印尼，也有中國人被歧視的報導。

歧視不僅限於​​亞洲人或亞裔人士。在印度和斯里蘭卡，領導人近年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制止不斷加劇的反穆斯林歧視，據報導，穆斯林遭到明顯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攻擊和歧視案件屢見不鮮。在緬甸，極端民族主義領導人利用這次疫情為針對穆斯林的威脅和仇恨言論找理由。

在中國廣州，針對非洲人的種族歧視越來越常見。廣州當局強制非洲人和非裔人士隔離檢疫，或要求業主將他們逐出公寓或旅館。

「反覆公開譴責種族主義是任何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一環，」席夫頓說。 「各國政府也必須採取特殊的宣導措施，加強查處仇恨犯罪，援助遭受歧視和種族暴力之害的社群。社交媒體業者應嚴密監視在線空間，預防或減少仇恨言論和仇外內容的傳播。」

來源：人權觀察

https://www.hrw.org/zh-hant/news/2020/05/12/covid-19-fueling-anti-asian-racism-and-xenophobia-worldwide

不過 我倒覺得武漢病毒/武漢肺炎沒什麼問題 本來ccp就在掩蓋和隱瞞病毒疫情 說武漢沒什麼問題 這只是針對武漢這個地方 但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就有問題了 那是真正針對中國人 就有種族主義的色彩在裡面 龐皮歐至少能將中國人和中共分開 川普和品蔥上的支黑就不行 當然粉紅也不行

他的用戶名叫Thomas Yan 是偏向於中左翼的一個人士 他雖然覺得現在的中國人有問題 但是他把責任歸功於黨文化 他認為為現在的中國文化已經變味或不存在 而且呢他看到現在品蔥川粉橫行也很痛心疾首 反對中共但也很反對川普和品蔥川粉動輒就把主流媒體打成中共大外宣的荒謬。

他的一些話：

1 我准备抱着负威望的极大可能来说说我的心里话。 曾经我看到品葱社区对华人又燃起了一一点点希望。 当我看到品葱这么多朋友左右不分、对美国政治了解如此浅薄的情况下、依然大肆吹捧Trump。高喊白左政治正确都是傻逼。 我又对华人绝望了。 我甚至怀疑大家懂不懂英文啊。 知不知道FOX news 和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故事啊。有没有看过CNN CNBC MSNBC呢？行你说这些都是左，那你看过CBS吗？ 华尔街日报看过吗，也是新闻集团的资产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看过吗。 我猜是不是很多人连拜登是奥巴马的副总统也不知道啊。 市长、州长、总统是什么关系搞的清楚么。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是什么关系搞得清楚，county和City是什么关系搞得清楚么。参议院众议院几年改组一次知道么。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核心分歧是什么知道么？ 他们的票仓都是谁大家知道么？ 我只说一件事，美国大城市全是民主党的核心票仓。如果大家这么讨厌民主党，可能要反思一下自己对美国人的认知了，可能美国真的不适合你去学习或者移民。至少不适合去城市，可能南方州，阿拉巴马 密西西比州这种既不怎么接纳亚裔又不允许堕胎的大农村州更合适你。

2 不谈立场 我尝试用理解的态度来讨论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 墙内人不少是不了解美国政治，加上15年开始官媒大力吹捧trump的那套话语被继承下来。 加上墙内fox news不知为何传播甚广，以及trump被大家想象成强大美国以及强力对抗ccp的英雄角色。 某种程度上也把trump=美国。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

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或者正在学习工作的朋友。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比任何白人都要强烈，强硬，你歧视那我就比你更歧视的态度。 我觉得和国内五毛的心态是一致的，先从内心里把自己当成赵老爷。 这个逻辑好笑的地方在于，美国不存在赵老爷，独立的人格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一个族裔如果永远跪着，那就永远抬不起头。这不仅是华人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更是全体亚裔应该为自己争夺的权利。 觉得关键问题应该和白人站在一起，不然就被看不起，也是欺软怕硬以及攀附强权的逻辑。以及社会达尔文和白人种族主义情绪的叠加。 这是长期的共产党政治逻辑下的求生之路。也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不了解，以及美国政治生态和美国政治生活的不了解。 本质上是身份认同问题。

3 不说大词，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元什么的，那是结果啊，朋友们） 因为他有世界上最多的中产阶层。

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都是纺锤型结构。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绝对主体，可能占到50-80%。 那什么是中产阶层，我给一个简单的定义。非体力劳动者（传统白领+新型白领+新型自由职业者+艺术工作者...)+中高端用户服务业

那么中国其实农民依然是占据到一半。城市就业者仅4亿多。而这其中估计70%以上都是体力劳动者。 根据一些学者的判断，中国当前纳税人数应该只有5000w左右。（月薪5000元以上） 而达到美国标准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保守估计2000w以内。

中国的基本盘依然是外贸制造业。在传统强二线以下城市，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工厂，那些城市的中产应该是体制内党员+私企老板（如果有的话）。这也是为什么粉红很多的原因。 即使在强二线城市，来自服务业和工厂的就业依然是大头。这种城市一般消费贡献低且污染重（比如武汉）。

几乎只有北上广深（杭）拥有成规模的中产阶层。

那么什么创造了中产阶层呢。企业，创造中高端就业的企业。 中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其实非常少，行业里在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而来自民营企业的就更加稀少了。大多数都是专门为中国这个独特市场而存在的企业，他们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在其他市场很难有竞争力。

美国中产阶层人数多的最直接证据就是企业多，除了经济聚集的东北部加州德州三角区和华盛顿州。即使中西部州不知名的城市可能也坐落着几个世界500强。中高端就业机会提供的多自然就富有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简单讲就是美国的很多企业是服务于全球市场的，而且是关键产品。

有的理工科同学，比如电气、机电、生物、环境、觉得并不是很好找工作，怎么找都没有金融和互联网的offer来的多，机会也很少。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中国在这些领域就是没有什么企业，生物的同学，美国一大堆生物医药公司，都是世界顶尖的公司，最好的offer，电气机电、光是军事公司就一大堆，一个订单就是几百亿美元。还有大量的工业集团，GE、3M... 这些领域不是在中国不存在就是被人为打压了。

4 美国和世界不希望中共下台。 请不要意淫了。

Trump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 他只关心他的贸易协定。 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主党人也不希望吧中共赶下台，然后去花时间接管中国？

一个按照贸易规则，遵守大国之间的外交默契的稳定的政治势力最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这个要求，右派就能做到了。

希望中共直接下台，这既不符合现实，也不是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在。

5 左不等于共产主义，按照这种类比，那右全是纳粹。 在民主国家的语境中。左，右都是民主体制的正常玩家。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左基本等同于进步主义，右等同于保守主义。但整个政治光谱非常的复杂。即便是同一党派，同一主义也有不同的观念。

左派的民主党支持堕胎、同性恋权益、支持移民、支持女性运动。 承认全球变暖，认为政府应该绿色经济议题上扮演主动的角色，大力淘汰高污染的传统能源行业。 在经济议题上，民主党认可对富人收取更高的税负，倾向于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认同税收的二次分配作用，也就是说注重用富人的钱来保障弱势群体，也包括用大税收提供大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 当然其实内部也有分化，像拜登、Pelosi、buttigieg都是中间派，他们与传统共和党的分歧非常的小，主要在进步主义议题上，在经济政策上基本都是可以用来妥协和交换的利益。 而warren、sanders、AOP（AOC，原作者有錯）是这些年美国新崛起的激进派民主党人，他们部分秉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观念，尤其sanders非常激进，比如他对于美国医疗行业、教育行业的仇视态度，希望用一套国有医保体系替代掉现有的美国医保体系，他们对于美国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结果不平等）更为在意，认为是美国的体制出现了问题。他们、尤其是sanders是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美国的宪制精神，sanders在2016年美国民主党初选就到了和克林顿大决战的位置，他甚至获得了更多的票，但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更多的自由票（非民意票）投给了克林顿，最终没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实在是太过于背离，4年前的sanders绝对是离经叛道，十分不入流。但是2020年初选时，sanders的医保是人权已经被所有民主党人采纳。sanders其实和trump基本恰好分布在政治光谱的两个最极端，他们的政策取向都反应了美国社会在08年后愈发不平等的现象，其实都代表了那些被抛下的人。

6 下面争论有一些多，那么简单回应几个问题。

习近平等于中国吗，我认为不是。 trump等于美国吗，那更是一个大写的NO。 反对trump等于支持中国吗，这个逻辑自然也是不成立的

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自然的讨厌trump，整日无端攻击自由媒体，不讨论议题，不严肃举证为什么是fake news，大字报式的攻击美国自由媒体，在我看来这是对美国建制立宪精神的极大背离。是任何一个认同言论自由的人所无法接受的。

更何况是毫不遮掩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移民、通俄通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muller 的独立调查期间trump都做过哪些过线的事情。放在尼克松时间已经被弹劾下台了，公然的要求公职人员向他个人效忠，不然就开除，能够被开除的人基本已经被trump开除了。trump政府的离职率是历届政府最高的。通乌门完全展现了trump是怎么把个人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以及他的团队和共和党是怎么样容忍他的渎职和贿赂。

大家不要期待有一个上天派来的人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trump更加不是这个人。把这样的期望寄托在trump身上简直比放在习近平身上同样的可笑。或者说两者根本就是一件事情。

trump对于中国民主事业没有兴趣，他对于世界的民主事业也没有兴趣。trump亲手放弃了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领导权，大力破坏了每一个他能破坏的盟友关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中国在抗疫时代的外交全面溃败，那么整个西方世界一致与中国开始敌对在特朗普的时代根本就不会发生。

trump连盟友都可以不顾，又怎么能期待trump关心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他一会谄媚和习近平称兄道弟，（当然了他和独裁者称兄道弟一直没什么问题，比如和金正恩也很铁对吧。） 一会就开始批评中国。 在台湾法案、香港法案、新疆法案的问题上，trump从来就不是一个鼓吹者，基本都是Pelosi的congress在推动。

所以trump骨子里根本也没有民主的基因。他无所谓立场和政治态度，只看利益和他的面子。政治议题对他来说没有兴趣，他和蔡英文通电话访问金正恩也不是什么外交大战略。他只是单纯的不理解为什么要循规蹈矩按照一致的外交战略来做事情。

美国有这样的总统，是美国社会应该反思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幸事。

美中关系中，trump并不是一个核心角色。当前社会和民众的对中国基调已经很明显了。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实际上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奥巴马的TPP方案也是特朗普亲自撕毁的不是吗。

大家可能也觉得民主党、左派天然就亲中国，因为左都是社会主义嘛，那这是大错特错了。首先今天欧洲世界的左派至多是北欧的样子，一般也就是德国和英国的样子。和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更加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更完善的社会福利。至于美国的民主党那是一个socialism听起来就像法西斯一样的党派。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看几个关键时期，72年中美建交，89年后依然和中共往来的总统都是哪个党派的。

作为一个金融届人士我基本每天都有不少的时间在看这些新闻台，cnn实在是索然无味，基本没有什么新闻评论。 大家想了解媒体光谱可以找一下数据，多看看电视和新闻。我建议最简单的方式看看白宫记者晚宴，媒体和脱口秀演员们是怎么吐槽几大机构的。 另外媒体对于trump的态度不等于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中间和左派都会反对trump，因为他的许多做法实在是违反了美国的立宪和建制精神。 拿一个极右的人做参照，自然所有事情都在你们眼里是左派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先了解一下到底哪些是中间的价值观。 美国的民主党对于欧洲来说那都是中间甚至中间偏右的价值观念。有几家媒体给过桑德斯正面评论的。

大家还是少聊些左、右。 先找到屁股，然后多聊议题。

trump其实很好理解。 现阶段的trump完全是一个竞选姿态，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选票。 马上到大选，疫情导致的伤亡和经济影响，极大影响了trump的选情。 为了扭转这种形式，最好的办法就是甩锅中国，对中国态度表示得极为强硬。来为自己的失责开脱。

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人一定会更努力的证明是trump决策失误导致的。 那么具体在cnn上，cnn是一个非常中间的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以至于他的评论索然无味。 trump的想法就是，但凡批评他抗疫出现问题的媒体，都把他扔到和中国有关系这个逻辑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和麦肯锡主义如出一辙。

我建议大家不要对trump讲话太过在意，尤其是他的推特。最基本的，大家要搞清楚trump这个总统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有鲜明的两种角色，极少数时候在念稿子，做一个正统的美国总统，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一个真人秀演员，为了他的收视率在讲话。

没有任何证据就来一个fake news，只要批评自己就fake news。 这种伎俩都没有花时间去反驳的必要。

右派的共和党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大多反对开放的移民政策，激进

這個人發言水平還很高 而且也經常讀過經濟學人等主流高質量媒體 英文水平很好 分析不說深刻 至少有道理 總比品蔥的川粉和姨粉好多了 可惜現在也不發貼了 現在的品蔥連支黑都很討厭極端的支黑和姨粉 就和豆瓣的瓜組（極端粉紅小組）有的也很害怕民粹主義者一樣 懷念以前的品蔥

原網址：https://pincong.rocks/people/ThomasYan

For western countries, there’s lots of online forums, for instance, Reddit, stackoverflow, 4chan and Quora. However, if you support trump and disdain ‘leftist’,go to there. But I think 4chan is enough.

Sorry conspiracy theories of trump suppo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