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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呀”——香港,国安法时代后的首个六四

民主回歸線  ·  2021年6月4日 來自臺灣的進步人士,反對極端右翼,不支持極左翼思想。世界主義者。喜歡看二戰歷史、蘇聯歷史和關注人權侵犯事件。頭像爲立場新聞的圖像,代表聲援立場。

撰文/摄影:钟健华

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翌日七一游行,香港警方首次以《港区国安法》为名拘捕示威者,10人被捕;此后香港正式进入“国安时代”。

自天安门事件发生, 每年6月4日晚,由政治组织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市民自发悼念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30年来风雨未改,年年如是。而去年《国安法》生效前,警方以防疫为由,首次禁止六四晚会。但2020年香港六四悼念,依然由民间自发十八区悼念与支联会呼吁民众进入维园悼念组成。随后,多名进维园的政治领袖被捕,被控非法集结罪。

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时代”下首个六四周年,若维园悼念未能顺利举行,2020年六四悼念行动或将是香港人最后一次“成功”进入维园悼念六四、表达政治诉求的晚会。

2020年6月4日,由于警方禁令,维园“改朝换代”,没有主舞台,没有晚会流程,似乎昙花一现地变成批评者期望的模样。支联会和民阵代表、民主派参选人、区议员手持烛光步入维园,大批市民紧随进入,以自己方式表达诉求:悼念六四的有、表达香港政府不满的有、表达对香港前途期许的亦有,有人如往年点燃烛光,派发六四单张,也有人手持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独立”等标语,挥舞旗帜,组成人龙巡游,呼喊口号。 “最后一届”六四维园纪念活动的最后两个发起人

90后陈皓桓(Figo),25岁,现为政治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召集人。

80后邹幸彤,36岁,大律师,现为支联会副主席。

他们本可能是今年六四纪念活动最后两个发起人。

陈皓桓所在的民阵,是关注政治、民主议题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香港民主派团体都参与其中,每年的反对派大型集会、游行,多以民阵名义向政府申请举行。2019反送中运动早期的合法游行,亦多由民阵发起。《国安法》颁布后,外界相信民阵必成首当其冲的整肃对象,各团体纷纷退出民阵。民阵召集人被另案羁押,副召集人陈皓桓于是接下召集人职位,成为孤身一人“民阵秘书处”。他生于1996年,喜欢复仇者联盟和哈利波特。

受访者陈皓桓

邹幸彤所在的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5月,团体因天安门事件而生,并成为其自始至终的使命。邹本科和硕士就读于英国剑桥,学习地球物理专业。后来她觉得自己关注人权,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回港修读法律,再花四年,考到大律师牌照。她与陈皓桓情况类似,其组织的其他人或有案在身,或退居二线,使她从幕后逐渐向前,今几乎成支联会对外唯一声音。

受访者邹幸彤

陈皓桓自小学就留意本地政治,爱看立法会电视片段。他的中学每年6月4日会举办周会,邀请政治人物分享。读中学第一年,周会嘉宾是政党社民连的创办人黄毓民,他小学迷上的政治偶像。黄毓民呼吁师生参与六四晚会,于是当晚,初中一年级的陈皓桓首次参与维园悼念。

邹幸彤第一次参与晚会是小学,被妈妈带去,内容她都不太记得。“只记得妈妈跟我说,天安门广场外的哥哥、姐姐学生们,都因为追求‘民主’而遭到残杀。”她说,“那时候的确不太清楚何为民主,但会明白哥哥、姐姐们是在追求‘好’的东西。”

在中学,陈皓桓参与过中学生政治团体“香港中学生联盟”的行动。他印象深刻,每年六四,团体会在维园外设街站,派发鲜花、物资、传单。其后他一直关注社会议题,2014年参与雨伞运动,次年加入社民连;2018年,成为民阵副召集人。

邹幸彤的中学没有悼念活动,她便与同学自己把壁报板主题改成六四;而真正投身六四纪念,是在英国念大学时。“以往身处香港时,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每年都有人在筹备六四晚会、各种活动,不用我冲出来做了吧。”但人到外国,习惯的事物突然消失,而可以改变现况的只有自己。她想筹备行动,将悼念六四理念分享给身边人。“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平台,类似一个小社群,不断地向人介绍我们讲座、对谈、放映等。”

她也与大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等一起办活动。与大型组织合作,是邹与支联会认识的开端。想推广六四议题,“唯一有人脉及联络方法的就是支联会。展览、认识六四这件事,好多影片、资料都要问支联会拿”。2009年,支联会“我要回家”运动走访全球六四流亡者,到英国时,邹幸彤与支联会朋友当面交流,一同走访民运人士,慢慢投身更多。

邹幸彤与陈皓桓的连结,亦因香港社运。他俩在早年六四晚会已碰面,合作筹备行动。除关心六四议题,亦一同关注近年中国维权人士。

受访者陈皓桓

受访者邹幸彤 天安门事件:影响几代香港人

受访者大学讲师黄伟国

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甚至是全球唯一针对这场人道惨剧的大型公祭。这场公祭自事件次年始,30年从未间断,每年参加人数数万至十数万不等。除烛光晚会,如陈的中学等社会自发六四纪念,在港亦非常普遍;大学、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学生媒体,每年六四会发布校媒刊物,回顾历史,也是不成文传统。

对天安门事件的认知,是香港社会公民常识的一部分。

大学讲师黄伟国,1989年是还未上大学的预科生。“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前,我记得是我刚考完高考;那时支联会亦刚成立不久,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生运动。直至香港的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更让年轻的我在政治层面上大开眼界。”

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接续前一天大量香港歌手参与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当时在京抗议的学生。150万人参与那次游行,当时全港人口568万。

黄伟国回忆,五二八时,他高考结束在打“暑期工”,与同事一齐上街游行。人群自发派发那个时代的传单,用F3大小的纸,在纸上写大字、找图片拼贴制成,甚有中学生劳作味道。

“那时候最冲击我的是,从未想过政治人物会如此投入一件事。当年仍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司徒华先生果断退出(委员会),放弃对奠定未来香港司法系统的影响力;他又与其他支联会初代成员在街头上不断呼喊口号,呼吁香港人关注中国学运,呼喊的力度跟情绪,有如自己的家发生丧事,中国就如他们的家般。”

“六四事件、天安门屠杀事件,对香港人而言是一个震撼弹。”黄伟国说。1989年6月4日凌晨,他记得大多数香港人都彻夜不眠。黄守在电视机旁,看着天安门一带的卫星直播。他记得生死未卜的受伤学生包着绷带、渗着鲜血,被担架抬出现场:“我会形容那晚是全香港人‘心都碎哂’的一晚。大家做彷佛做了很多事,但又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实际效果。”

1989年,中英就香港主权、前途问题刚讨论完毕,中国权力核心地带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公民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香港人、国际而言,都是建国后首次经历。

第一代六四文宣

身为国际关系学者的黄伟国认为,因目睹中方做出那种程度的大屠杀,英方不可能将香港就此奉上,因而大量修改香港政制设计:“末代港督彭定康因应中国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以及香港前途考量,在香港政制内逐步渗入民主成份,如新九组、直通车政策。”

因六四事件,港人对主权移交后的前途感到悲观惊恐,出现大规模移民潮。1990年至94年约30万港人移居海外,占当时香港人口百分之五,当中不少管理阶层或持高学历、专业牌照人士家庭;移民潮维持至2000年前后。直至主权移交一、两年前,部份移民因发展不济、或文化差异、种族歧视,部份对香港的前途改观,持外国护照的港人不断回流香港,被称为“香港回流潮”。

黄伟国认为,港人经历六四后,对中国民主进程心灰意冷,开始只关注个人前途,更不信97后香港会继续和平繁荣,“很多香港人,特别是从商的、有专业资格及技能的,都想往城外跑,通通都想远离中国共产党管治的地方”。

而黄伟国在六四发生后,同年九月入读香港浸会大学,修读中国研究,逐渐成为研究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学者。“六四是我成长内的一大烙印,亦奠定了我未来对中国的想像与态度。”每年六四晚会、游行,自发悼念,他都参与其中。 六四纪念的在地化:“关怀中国”与本地运动的张力

“每年的六四晚会、七一游行,都是香港人对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不满程度的指标。”黄伟国说。

他以2003年六四晚会为例,那年政府试图通过《国安法》的前身“二十三条”法例,当时香港在非典阴霾下,世卫仍未把香港从“疫区”除名,仍有近50,000人参与晚会,坐满五个足球场。

香港社会认为,支联会六四晚会的存在,当中每个元素,如每年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及“释放民运人士”等,多年是政权心头一根刺;因而支联会是《国安法》首要开刀对象之一。“中国共产党接受不了批评,即使是‘爱国者’为国家发展而言重心地作出批判的进谏,他们都是承受不了,‘玻璃心’碎满一地。”黄伟国以打趣的语气说道。

不过,随着本土思潮兴起,烛光晚会也掀起过争议。自2012年始,以一批年轻参政者为代表的批评者,希望与中国身份认同脱钩,认为支联会纪念形式僵化、与中国过于扣连、与本地抗争无关。黄伟国批评,支联会不愿面对新时代洪流,晚会流程十年如一日,永远都唱《自由花》、《血染的风采》,永远都喊同样口号,只是形式“表演”。他甚至认为,没有实际行动的晚会,“沦为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当作香港仍有言论自由的根据”:“简单来说,我从未试过在集会打呼喊及打瞌睡无数次,(但参加)早些年的支联会六四晚会便是如此。而且还那么炎热、这么多参与者。”

受访者黄伟国手持支联会的电子烛光App坐在维园球场上。

自2015年,原本参与晚会的香港各大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均宣布因意见理念不合,不再出席支联会六四晚会,香港大学学生会更表明,每年会自行为港大建筑“国殇之柱”重新上漆,自行举办校内六四晚会或座谈会。

城市大学学生,19岁的蔡俊希和张明健,都因年幼听到父母、学校提及六四而初次接触天安门事件,但记忆已模糊。蔡记得2008年自己仍念小学,父亲在那年六四周年后,告诉他深圳很危险。“升中后,我们学校的传统是需要每周上台分享一个话题,那时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在近六四时期,分享有关八九六四的种种人道惨剧。”蔡认为,成长经历与环境造就了他对中国的想像与定义,使他对中国种种维权事件感兴趣,继而决定以摄录方式,记录香港社会的故事。

但他们坦诚,2019前,二人多在新闻或社交平台得知六四晚会的状况,很少主动到维园参与。“因为觉得离自己很远,我们这一代不是不认知这件事,是认知后却不知有何可做。自己的参与及叫喊口号又能改变什么?”张明健道。

“支联会最大的问题,是主办单位面对中国内仍有被极权残害的民运人士,早年来甚少在晚会上提出支援,或是与香港社会运动作扣连,好让参与者能关心更多中港两地的议题,即便不能立刻改变中国,亦能共同分担苦难。”黄伟国说。

对相关争议,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表示,支联会近年亦希望认清六四事件的“本土意义”:“作为相对年轻的一辈,当然知道坊间对支联会六四晚会的评价是‘行礼如仪、春秋二祭’,所以近年我们一直作出改变。”邹幸彤指,新生代很难对六四悼念“感同身受”,因此,支联会近年在晚会流程加入手持被关押中国维权人士照片,游行至中联办的环节。黄认为,这些改变尝试扣连香港民主运动,是很大进步。

“希望年轻一辈能从我们构思与加插的行动到中,得到一丝连结的感觉。”邹幸彤说,“因为老实说,中国的维权与民运人士的遭遇,可能很快于香港出现。”

2020年6月4日,由于警方禁令,维园“改朝换代”,没有主舞台,没有晚会流程,似乎昙花一现地变成批评者期望的模样。支联会和民阵代表、民主派参选人、区议员手持烛光步入维园,大批市民紧随进入,以自己方式表达诉求:悼念六四的有、表达香港政府不满的有、表达对香港前途期许的亦有,有人如往年点燃烛光,派发六四单张,也有人手持写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独立”等标语,挥舞旗帜,组成人龙巡游,呼喊口号。 不分派别的社会运动大退潮,守不住的六四悼念

在港合法办游行、集会,通常只需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这是往年晚会的流程。而自反送中运动后期,申请基本全遭否决,上一次合法游行集会,已数2020年1月1日,民阵举办的元旦游行。

去年六四晚会首次成为“非法集会”,今年支联会继续向警方申请,却先收到另一部门,拥有公园管理权的康文署通知,指因疫情拒租维园。

邹幸彤说,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从2020年开始,香港就没了正常游行、集会的途径。陈皓桓在旁插嘴:“首先五月没了‘爱国民主大游行’。”说罢二人放声苦笑,连“爱国”游行也容不下。

爱国民主大游行,是每年5月最后的周日,支联会举办的纪念天安门事件游行,同样30年雷打不动,为晚会预热。前几年,支联会活动“爱国民主”、“建设民主中国”等主题,被批过于关心中国事务,无益本土意识培养,甚至对比当时备受打压的本土派社运,被指是官方默许。然而,反送中运动爆发后,去年、今年的爱国民主大游行,都收到反对通知书。

国安时代,香港社会运动不分派别地进入退潮期。被认为较为激进、强调本土的新流派,和被批评太关注中国、对与官方谈判心存希望的传统泛民主派,同样遭受灭声、拘捕、控告。

校园中的记忆也未能幸免。科技大学学生会正、副会长因举办反送中活动及悼念,被校方要求停学一学期;中文大学学生会干事会组选内阁“朔夜”当选后,校方因其政治主张不承认选举结果;香港大学学生会遭校方停代收会费、财政支援、收回会址及设施。种种手段,令学界的学生组织出现从缺,学生会、编委会职位无人问津。内阁无人,出版六四特刊的传统自然无人继承;据了解,今年大部分学校都不会有六四相关校媒刊物。

蔡俊希与张明健,曾一同在前两年以学生记者身份纪录运动;在国安时代下,几乎是硕果仅存地,仍决定接下学生组织重担。“《城市广播》(CBC,城大学生会运营媒体)的理念,是为城大学生会内唯一‘以舆论监察社会事务’、‘促进文化及思想交流’、‘确保会员知情权’及‘提升会员对学生会认识’的中央学生组织;经历2019年反送中后的CBC,我们不限于此,更应为香港人纪录真相、报道真相。”

“5月30日如有支联会游行、6月4日悼念行动,我们亦会成为历史的纪录者。”第36届CBC署理会长蔡俊希如是说。

张明健(左)、蔡俊希(右)

他们说要有咖啡才可创作。

本身任工会主席、参与校内工运的前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黄伟国曾于2018年不获大学续约,被外界认为是遭到打压。随后黄继续于不同大学任兼职讲师。即使当年莫名不获续约,“我仍有自己要坚持的底线,身为教师的天职便是将真相与道理传授学生”。但对比当下,黄伟国特别提到,哪怕1989年他在大学就读,教授、助教、同学都没想过离开,可能那时觉得从事学术研究不太危险。“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他说。

陈皓桓认为,现在的退潮,与以往香港遭遇的社运挫败完全不同。“那一种是恐惧,是无了期的恐惧。”陈所在的政党社民连,6名筹组行动成员全部有案在身,排队等坐牢,包括他自己。“即便我相安无事(编注:指其得到保释,无需羁押入狱),走到今年的六四,(晚会)仍只有我跟幸彤是发起人,坊间很难说是‘民阵’跟‘支联会’发起六四行动,因为现实就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人啊。”

邹幸彤认为,《国安法》及相关判决,确实对港人有很大威吓作用。“就好像突然有种PTSD(创伤后遗)的感觉,什么事情都退缩了。”但她仍保有期望。“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又会有人冒出来,想多做一点东西,不断探索新的连结。”邹幸彤比较不同政治环境,指人权状况比香港更糟之地,如中国大陆、缅甸等,仍有人在行动。

“政府一下子大刀阔斧斩下来,那大家必然是会退缩下来。但我在想,新的国安法时代下,群众是必然会有新的想法。”邹幸彤相信政治风气不会一直沉沦。她认为,抱持以前心理准备的参与者,不会再在社运中出现;但抱着新态度,抱着在法律外抗争准备的人,会接踵而来,更坚定走下去。

二人都认为,香港人此前的恐惧,源自“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但,“经过2014、2016、2019,到今日,相信香港人都知道我们真正的对手并非香港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

陈皓桓认为,《国安法》实施后才是真正的“战争”开端,如同六四后中国也曾经历民运低潮:“目前香港只有两条路走,一是有如当年日本签署《安保条约》后,几乎所有民运消失;二是这次或会似2019年的香港抗争,一直打下去。”

邹幸彤则认为现在政治氛围并未达六四般绝望:“当年八九六四是大屠杀,是会死很多人的事;那年是一个震摄年,八九六四后的十多年来,中国都几乎没人再敢参与及组织民运,反观现在的香港并未走到这步。”

而从八九开始,经历多次香港运动,直到身处国安时代,52岁的黄伟国最大的感悟,是要观照自身状况。“想向香港人说,多喝水,是为了健康生存下去;多读书,是理解现实作出反抗的方法。”他表示无论香港经历什么重大风波,都定不会是最后一战,坏处可以更坏,但绝处又会生花;香港人从来都是由看似绝望的境地,生出照耀未来的光。 “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国安时代下,支联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黄伟国认为,即使支联会真的“被消失”,亦算完成“历史任务”。“集体回忆的消灭才是对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最大的重击。试着转化(晚会)形式,将人们自己心中的六四意义展现出来,方是支联会最必先、必要做到的事。”黄建议。

随着日子临近,4月底,筹备中的邹幸彤说,2021是艰辛的一年。他们有关悼念的计划通通被卡住。国安时代前,还可构思各种行动,现在只筹办“最低限度”、“不用上街”的活动;要走上街头便有各种顾虑,组织内部各种分歧光处理已大费功夫;她曾期待与新生团体合作,但在国安时代,支联会、民阵等机构被认为是开刀对象,“你又自己黑(倒霉),别的组织自然不想加入。”

陈皓桓说,自己当年也没想过,拿起烛光走进维园,静静、和平悼念六四,会被政府控告。“十八个月,只是拿起烛光走入维园,最高刑期是十八个月。哪有可能香港人会不怕,不去考虑自己今年到维园悼念六四的成本?”但陈表示,如在六四保有自由之躯,会坚持用民阵召集人身份,与支联会同进退,举办晚会。“我已经想好今年六四的主题,就是‘为自由,共命运’。”

5月10日,支联会公布今年悼念主题,便是陈想的“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一如往年,已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如同去年,申请以防疫为由被拒,上诉被驳回。支联会须即时停止烛光晚会的所有筹备。

国安时代下,理念之争逐渐折叠。面对禁令,中大学生会前外务秘书、本土派青年社运领袖袁德智发表题为《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自行悼念六四》的公开信,表示“不应该停留在以往的身份认同、形式主义与否的政治争议”。12港人在深被捕事件,使他认识一批帮助港人的中国维权律师,“悼念不再是单纯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种表达,也是香港人的应尽之义”:“我没法公开呼吁大家到维园,因为这是公开违法,但我相信香港人是非常聪明,大家会懂得自行判断,应该要以什么方式去坚持做正确的事。”

校园自由空气逐渐收缩,本文最年轻的两个受访者,生于2002年和2000年的CBC正副署理会长蔡俊希、张明健两人,笑说如城市大学般的“小”学校,都不再拥有民主。“连让学生自由表达意见的民主墙较都封起来,十分讽刺。”张明健打趣道。被围板封锁的城大民主墙一旁,竖立着充满裂痕的民主女神像,该女神像仿制当年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的样貌,于2012年六四前由城大学生自发创作,并于2019年一度被内地生推倒摔碎。

他们曾觉得六四距离自己很遥远,但自由逐渐缩窄的如今,他们决定记录记忆。传媒引述消息指,今年六四当日,警方将安排3000经历严守维园。前往记录,可面临不小代价。但蔡俊希认为,国安法下所有的香港社会运动都有纪录价值,每一次行动都是在无形的底线下作出反抗:“我不会说是自己鼓吹、推动大家参与哪项社运;而国安法下,每次行动都在中国的底线下进行,无人得知底线到底在哪、有多低。哪怕他朝有一日我选择以纪录片形式拍下纪实,都会是极权下的眼中钉。”

“我不会太过悲观,因为香港人有能力面对,在仍未到绝处的空间下,香港人仍能作出让世界意想不到的行动,”,他笑道:“正如一般傻劲的我们今年仍然‘上庄’(组建内阁参选),仍然决定在现今香港拍一部有关社会问题的纪录片,这便是我们决定的行动。”

张明健则表示,一个地方的自由度,在于艺术与纪实的自由度,“如果政权连记录纪实都要禁止,那就来啊!这是极权对我们作品的肯定,亦证明我们纪录的事实正是政权最害怕的痛处。”

对今年如何纪念六四,是否自发到维园,黄伟国没直接回答,表示正在观望。 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5月14日,距陈皓桓失去自由还有4天,陈、邹与朋友相约唱K。他们唱烛光晚会每年合唱歌《自由花》,和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微醺的陈皓桓突然开始向邹说起他打算上庭陈情的内容。陈述内容可能使他失去更长时间的自由。邹幸彤沉默了,随后缓缓说:“你不能这样呀,不可以一个人将所有责任背负起来,你还有我在身旁呀。”

陈冷静答道:“只能有我呀,我时日不多,不能陪你走到六四啊!”

邹幸彤一言不发地哭了,泪水的雾气沾上眼镜。陈皓桓打趣对邹幸彤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哭得很难看啊。你这么坚强,怎能对着我哭?我都快进牢了都还没哭,你怎能比我更快哭,别哭、别哭了嘛。”

记者请他们在失去自由前留下寄语。陈皓桓引用《哈利波特》主角群与伏地魔终局之战一幕,众人以为主角已死,但战友纳威抽出宝剑,将伏地魔的蛇斩杀。“我记得他的台词大概是在说,‘每天也会有人死掉,现在只是哈利为大家而死,我们不能放弃’,然后他就抽出宝剑斩下去,继续战斗。”陈皓桓说,港人不能放弃理想,能做多少是多少,即便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只有1400万分之一成功机会。

邹幸彤则希望港人扩阔眼光,多借鉴他国社运经验,如乌兹别克、乌克兰、南韩等,取得走下去的勇气。“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千万不可沉沦在失败与无力之中。”

他俩都希望今年晚会仍有人参与。他俩认为,即便维园被禁,但港人心中那点烛光无人能熄灭,能点燃心里烛光,主动看见希望的,仍是香港人自己。

唱K的四天后,陈皓桓上庭,他被控于去年10月“未经批准集结”。他被即时羁押。5月底,他被判刑14个月,同案的还有上辈支联会元老、晚会老组织者李卓人、何俊仁等。离开被告席、回到监狱前,陈皓桓高喊:“勿忘八九民运!”

最近去监狱探监,邹幸彤发现律师房加装了透明门,她不再能触碰探访对象。看陈皓桓那天,她发现门没封死,于是在离开前,在监狱职员眼皮底,她最后一次握了陈皓桓的手。“拉到你的手了,”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觉得这一幕会长久留在记忆之中。”

晚会被禁当天,邹幸彤迅速公开回应。“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抱歉支联会无法再以组织名义主办维园的烛光悼念,有负大家所托,愧疚万分。”她说,“但在所有的组织身份之外,我们首先是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我亦在此以个人名义表示,6月4日8点钟,我仍会去守这已有32年的约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委曲并不能求存,只会换来红线的无尽扩张。唯有坚守阵地,以行动捍卫立场和原则,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今年6月4日,让我们继续以烛光,为死者争公义,为生者卫尊严。”

邹幸彤目前被控涉去年六四“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进入维园。她的案件正在等待法律程序,在陈之后,她也即将面临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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