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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记得知乎上有个叫做包遵信的跟风弱智，曾写过一个回答推荐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源。现在一想到他我就来气

现在是后工业时代。如果你有钱，你会在美国的乡村买第二套房子。在疫情之下，这个倾向被加强了一点点。这个房子会被叫做The Second Home，这种房子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链”（还是产业链？）。它们的特点就是又大，环境又特别好，适合度假。它们的缺点是不在城市内，所以不能享受城市的资源。按照我Google搜出来的结果，这些有钱人为了更好地享受自己的第二家园，会选择远程办公，这甚至成为了一种趋势。举例：Simon Sarris。果然是有钱人的世界我们想不到，一般人可能还只会想着怎样子巴拉巴拉进大厂……

有一个新闻网站叫做财富。去搜财富的The Second Home/第二家园（我忘了我搜什么关键词了），你很有可能会搜出我搜出的文章——底下的评论。我觉得那个网站似乎新闻评论质量蛮高的，因为那个评论，对于这个现象是这样子评价的：你在美国，城乡资源的分配，并不会像国内一样严重。国内城市富集了太多的资源。所以，美国这一套行得通，国内行得通的难度会更大。

现在把目光聚焦国内。某个知名大人物，搞出了当下大力推动的政策，希望能够把目光集中在乡村上。于是，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生态村。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荒野学校，这在美国的例子类似于深泉，区别在于那学校只收SAT顶尖生。

我愿意用“兴趣班”去称呼它们，因为需要钱。一个例子是三生谷生态学院。首先它会教你博雅教育。其次它学费1w5一期。小镇青年想着怎么上清华，北上广的迷弟迷妹，不仅舍不得自己的香奈儿包包，而且不知道在哪里会听说到傅国涌的国学班，或者哪里来的古希腊语班。它们需要你的兴趣，而且也需要你的钱。我认为这样子一个需要那么多钱的也不是常规教育的学院肯定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兴趣班。

除了这个例子，还有形形色色的做义工。其实众所周知的706也是一个例子。我给出以上的这些背景，是为了支撑我一个感官上的判断：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里去生活、学习，这样子的一种趋势似乎会在未来继续壮大。但之前那个新闻里的评论，又让我产生了怀疑。请问有人对这样子的一系列现象，有没有什么观察和看法？

P.S. 我很好奇从706出发一个人究竟能认识到多少东西

这是一个计划，目的是找到互联网上真正值得关注的人。它的内容很简单：

1. 推特上有一个人叫做仲维光，关注他。
2. 从关注列表寻找其他值得关注的人。
3. 从他的博客内容寻找其他值得关注的人。
4. 从推荐系统寻找值得关注的人。

那么，什么可以叫做值得关注呢，这个人能够和学术的前辈们交流，并且有着自己对世界上可能深刻的问题的体悟。写出来的东西能明显感受到不是只是一言堂，而是为了让别人和自己交流的。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我是肯定要试着这样子去行动的，但是它虽然简单，工作量却有些庞大，所以很花时间。所以我就是想要问一下，有没有别人也愿意来试试这个方法。

哪怕到了现在，仍然有人用凤姐炒作。他们说，凤姐的诗歌很有现代诗的意味——这是之前微博上的话题，发生在这一年——然后居然有人说，现在觉得凤姐的诗确实不错，以前我有偏见是我错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大家并没有能力去描述过去的网络氛围。我选择的办法是去找资料。参阅《网络推手运作揭秘》里明确提到凤姐是炒作出来的，并且给出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若判断无误，凤姐一事板上钉钉。但是哪怕到了如今，仍然会有各种舆论去操纵人们的想法，让人们对一些显然应该关注的事情不闻不问。总之，我其实就是想推荐这本书《网络推手运作揭秘》，并建议通过它去发掘其它相关的资料。

微博真的太弱智了，它耽误我真的太久了，我以后真的他妈再也不想上微博了。虽然我知道推特上也有人既能混推特也能混微博，但是他们的判断力比我强，筛选出来的信息也足够我看。我认为人仍需要更关心以前的网络是什么样子的。

之所以想要看RSS，是因为想要看代码。我希望这种rss最好不是那么正式的，而是比较简易的订阅器，这样子比较方便人去学习。但是又不能太简易（PM腔），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例如能获取微博或者微信或者qq（？）或者qzone（？）的信息源。。。应该说，因为我对这东西的功能具体能做成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了解，所以我不得不以一种想象力丰富的语言去尝试描述它

背景：

用了三个邮箱，每一个邮箱有相当的关联，只要一注册就会被唠上传身份证，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但是fb上有一些想要探索的社区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代码能力比较强。俄罗斯教育比国内要好。如果手头上你拿着的是谭浩强，但是你知道UCB有着官方开放的slide，如果你语言功底好，那么你就可以去读外文的东西。最后你选择了Coursera，那里有中文翻译。

我要想象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为啥没人多去学学俄语然后和东欧程序员打交道？然后再把他们的东西给介绍进来。

我将国内人群分为两个大类：科班以及外围的爱好者。首先对于科班，大部分人想要搞的是AI，而且觉得自己只需要掌握专业的东西就够了，对外界没有想要探索的意识。除了AI以外，各种领域的认识在绝大部分程度上都由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的认识所建构。游戏也好，os也好，cg也好，haskell也好，总之“美国的计算机是世界领先的”。再细分下去，科班可分为两类，一类打算找工作，一类打算搞学术。找工作绝大部分想着要进厂，而不是想着要探索。找工作一味地追求高尖技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会搞“前沿科技”。再者就是要追求一个非常高的薪酬。搞学术绝大部分想着要进名校，或者跪舔一些冷校的大佬——例如Daniel Friedmann如果不通过wy的介绍，绝对不会为大家所认识。但俄罗斯有什么人，东欧有什么人，这一些是没有被介绍的。进名校以后首要任务的就是去搬砖，发论文，让自己的东西能够发在某杂志上，这就更和去探索其它群体不沾边。就是这样子的一些非常普遍的动机，把人们的意愿给耗尽了。问题是这里有多少是别人说的东西有多少是自己看到的东西？有多少是光环？如果你没有把计算机的鄙视链给完整地认识过一遍，恐怕你并没有谈论现实的资格。

接下来来到外围的爱好者，爱好者可能有意愿，但是爱好者未必有那么高的追求。科班确实经历过一定的训练，而爱好者的质量没有一条确切的底线，所以什么幺蛾子都会出来。爱好者绝大部分都会相信科班，其次因为自己功底的缺乏，只能停留在科普程度的内容上。爱好者甚至觉得，自己只需要掌握能科普的东西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可编程随想的内容输出，但是想批判一切只能看到编程随想的人。再次，爱好者多半只能作为接受者，而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够产出内容的创作者。有人问，爱好者是内容接受者，什么屁东西都写不出来，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在一个恶化了的网络环境里，这确实很正常。让爱好者去达到科班的程度可行吗？实际上有一些很弱智的高中生——这些高中生既可以选择在未来继续搞业余，也可以选择把cs作为主业，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特殊——证明了这确实是可行的。问题是，这些高中生在尽可能融入科班的圈子的时候，也同时内化了他们思想的局限。最后，我们再把这一切现象都给收归到一个词上面。不同的小圈子有不同的风气，但是绝大部分人，进了任何一个小圈子，展现出来的只有相对小圈子的“从众”。

接下来我还将整理一些奇怪的动机，去辅助说明，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理由，会让人不敢去探索这条路线。学俄语本身就很麻烦；学俄语不是自己专业课程教的东西，也不是学校教的东西；科班有着科班的光环；俄罗斯人太强了，我们学不过来；你要求得太多了；你怎么敢批判xxx，你是谁啊。再接下来是更一般的动机，这些动机我并没有值得挑剔的地方，但在客观上仍然能看成阻碍这种想法发展的原因——逛b站、看漫画、读网文、养孩子结婚，以及各种朋友之间的聚会。

https://mp.weixin.qq.com/s/kSthsYSHRnzTaGHgt79G3g

（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和内卷联系起来，因为内卷的一些刻板观念是考高分、评职称等，但是如果追求的是学术而非职业，应当如何去理解学校的体系）

受访人：许成钢，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 采访人：黎振宇

黎：许老师，谢谢您远在伦敦接受我的采访。近期，两会有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博士生申请学位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这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话题，众说纷纭。您能否结合自身的求学、教学经历，谈谈对博士培养和评价机制的看法？

许：我想借这次机会，更系统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博士培养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并非这个简单话题就能争论清楚。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是什么意思？高等院校设立博士学位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初衷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回事。1895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一群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甚至就是博士研究生的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当然他们要求改革的内容很宽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改革。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乃至整个教育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大倾向，即变成了“科举制度”。简而言之，就是“科举化”。

“科举化”的含义就是不太关心学生到底实际上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关心的主要是考核。从小学开始，学生历经考核，才能进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才能得到学位，乃至经过考核才能升任教授等。可以说每一步都是考核，而不是看他实际想做什么、做了什么，能做什么、做出了什么成绩。“科举化”有什么后果，就不用再解释了，因为关于科举化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详细、深刻。 我还想再解释一下，所谓的博士学位来自哪里？现代教育并非源自中国，中国传统上留下来的就是科举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讲科举化，其实有些复古的意味。现代教育是外来的，更确切地说来自西方。现代教育从西方产生以后，再传播到全世界。

“博士”原本在西方学校里是什么含义呢？西方最早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意大利，但真正相对大规模的培养和出成绩是从英国开始的。大家都知道牛顿。牛顿所处的时代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培养博士，但此时的剑桥大学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这样说并不夸张，因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以剑桥大学为模范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名称来自捐资人约翰·哈佛，而哈佛本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就是学习剑桥建立的。

剑桥大学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是如何学习并获得学位的呢？它的传统就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能有什么考核标准呢？没有标准，师傅说了算。师傅认为他合适就合适。当然最后有答辩。答辩是什么意思？答辩实际上是和研究主题相关的同行人共同参加的一个辩论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从来都不大，后来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培养。规模大了，就难免或多或少要偏离过去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

在剑桥大学的老传统下，师傅带徒弟就是彻底的师傅带徒弟，根本没有系统的课程，后来系统课程也是从美国产生的。1991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然后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牛津大学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大家经常互访。那时的剑桥、牛津基本上还是老传统，即师傅带徒弟，没有成体系的课程。在美国的教育制度影响下，博士研究生才有一部分课程。

所谓博士研究生考核，有了课程才会有考核，没有课程有什么可考核的呢？课程本不应该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构成，博士研究生的主要部分从来都是他的研究。什么叫作考核？在科学领域里，考核不是一个容易应用的概念。在科学领域里通常不叫考核，而是同行的认可。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同行认可的是什么呢？认可的是他的创造性，即是不是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不是足够大。如果的确有创造性，而且足够大，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否则就不能。

比如，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差不多1/3的博士研究生是要退出的。他们大多并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被淘汰，而是自动退出。因为他认为如果丧失了兴趣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创造什么，就宁愿做点别的事。

有人会问，对于努力攻读博士的人，哈佛大学怎么决定什么情况下给或者不给他学位。严格来说，我没有听说过具体要求。哈佛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进入门槛很高，能进入哈佛的人本身都是很强的。所以当他决定要去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就是有能力，第二有兴趣，第三有这个决心，做出来的工作也是有创造性的。所以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人真要做的话，会得不到学位。

那么到底有什么条件、以什么样的形式决定他能否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呢？从表面上看就是所谓的答辩。按老传统，除了自己的导师，还要邀请其他教授参与。但这只是形式，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只要你找到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教学工作，就会自动获得博士学位，答辩纯粹是个形式。因为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领域寻求助理教授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竞争乃至极端挑剔的过程，这比答辩要求高得多。所以经过了这个筛选过程，内部的答辩就纯粹是形式了。当然这是讲的经济系情况，和其他系并不一样。而与哈佛大学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连这个形式都没有。任何找到了经济学教职的人，没有答辩这一说，就直接给学位了。

黎：您提到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学生找到了相关教职，就没有答辩了。但假如有些学生不打算从事教学工作，是不是还有答辩流程？

许：哈佛、MIT都很特殊，它的模式并不能推广。这些学校的进入门槛非常高，所以这些学生如果认为自己在经济学领域没有创造力，早就走了。他没有必要在这里混日子、浪费时间。

比如，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出去创业，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是从哈佛大学辍学，埃隆·马斯克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等。如果他有能力，用不着非得念什么博士学位，完全可以干别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个类型的学校里，学生的选择很多而且很好。比如金融领域，如果不在学校念博士学位，足够聪明的话，进入金融领域，可以很快升职，还能赚很多钱。总得来说，如果兴趣不是学术，没有价值在学校里读博士。

所以在最好的学校，学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如果不在学校教书，一般进入的就是国际机构。比如，经济学领域里最突出的国际机构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少数人去联合国或者顶尖的咨询公司等。进入这种机构做研究工作，虽然不是做教授，但基本上跟教授很像。从学术环境上讲，这虽不如去最强的大学教书，但比去较弱的大学教书的研究环境会更好。因此所有这一类的学生就都不答辩。

刚才讲的都是我熟悉的经济学领域，金融跟经济学也差不多。但我想强调一点，各专业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人可以随便跨行说别人应当怎么回事。跨行以后，你唯一能说的是标准在哪，什么是博士的标准。标准就是他的导师，是所在系的标准。

再回到国内，国内把博士学位变成了一个官僚主导的官场。从一开始博士点的设置就由教育部来批准，批准哪一个学校可以培养博士，哪一个教授是博士生导师。这很可笑，一个人做教授，另有一个标签叫做博导。

而且博导是有资格限制的，一定不能是年轻人，正教授都不一定。正教授之外还得满足一定条件，才能是所谓的博导。于是在他们想要描述某一个在国外的华人多么了不起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才20多岁，就去教书，成了博导，这完全是个荒唐的讨论方式。

因为任何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有能力指导博士研究生。而且年轻人指导博士研究生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非得要人熬到某个年纪、熬到资深的地位，才可以指导博士研究生呢？这根本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这等于把博士以及跟博士相关的教育活动变成了官场，变成了一个考核程序。

博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授予不是由学校或系里的教授集体决定，而是由外在的官僚体系来定，所以才有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做法。政协是准立法机构，怎么会由一个准立法机构来讨论学校里的标准呢？而且还是跨行的。一个人哪里有资格跨行来讨论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的标准是什么？哪里会存在这样的事？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资格去讨论物理学、数学的博士标准是什么。

还有一点，博士学位不可能由政府机构来决定怎么办。如果由政府机构来决定，那就是刚才讲的，它就变成了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政府可以定什么样的人做状元；你拿到博士，就是中状元了。但状元是不创造的，创造不是政府能判断的，政府怎么会知道谁创造、谁不创造？怎么会知道创造的重要性在哪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由一群完全外行的人来判断高度专业化、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就一定会把创造性的工作降低为非创造性工作。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整体看法。

黎：对于学者，特别是博士生、青年学者来说，正面临着您所说的这种困境。强调考核而非创造性的机制和文化，短期之内可能很难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既要生存、适应考核；也想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对于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许成钢：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年轻学者应该追求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的刊物——即相关激励机制的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无论周围的环境是什么，作为年轻学者，应该关心什么。如果年轻学者真的关心学术，无论外界环境是什么，怎么来考核，他最关心的一定不是怎么完成考核、怎么升级，而是关心问题本身。学术有自身的纯洁性。

简而言之，纯洁性就是学者要对所做的事有兴趣、有追求，想把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作为学者，只要兴趣在这里，无论外界的考核是什么，环境存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轻看它，而集中力量在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一样。

比如，在牛顿生活的时期，物理学作为专业还不存在，年轻的牛顿在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一个 Junior fellow。今天人们把Junior fellow看成是博士后。牛顿做Junior fellow时开始研究物理学问题。他最早研究的问题是光学实验，用三棱镜分解光就是他发明的。剑桥有个传统，年轻成员和资深学者会共同用餐，这个用餐环境就是学术交流场所。牛顿在向人们报告他的光学观察实验时，遭到了资深学者的斥责。资深学者说，你是不是没有读过古希腊经典，古希腊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你还在瞎搞什么，去看经典了嘛？牛顿感到非常失望和气愤，于是再也不跟他们讨论了。不过他也很“幸运”，就在这时碰到了黑死病——跟现在我们碰到新冠病毒一样，黑死病出现以后学校解散了，大家都回乡下去住。这使牛顿有机会再也不需要跟那些资深学者讨论任何事情，可以完全闭门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也取得了成就。

我讲这些其实跟今天的事情是很相关的。因为在剑桥的环境里，跟资深学者弄不好关系，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性。因学校并没有什么考核标准，能否升级是由身边的这些资深学者来决定的。牛顿居然就敢跟人家闹翻了。如果他不敢跟他们翻脸，可能早早地就混上去了，但那就不是牛顿了。牛顿之所以是牛顿，是因为当他发现周围的环境并不友好时，就不跟他们来往，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另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他在相对论方面的突破，就是在专利局里做小专利员的业余时间做的。这些都是好的例子，科学上真正了不得的成就，都是因为这人的力量集中在真正关心的事情上。

兴趣在哪里，精力就集中在哪里，一切都投入其中。周围环境中的事情，你会想办法去应付它，而不是将它作为目标——不是为了拿到学位、升级，而是反过来：我拿学位是为了能做这个工作，升级也是为了我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每一个年轻学者，他的mindset——脑子是怎么想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决定性的。

无论制度怎么设计，这一点是不变的。制度设计得好，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在自己的兴趣上努力；制度设计得不好，就会压抑很多人。但并不会把他们彻底都压抑了。比如说“文革”那么坏的环境，还有一个陈景润呢。在那种环境下，他还能集中力量在数论上，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就是数论，别的事他不管、也不懂。学者必须是这样，不要有太多杂念——“私心”这个词还不是很好。杂念，指得就是那些跟学术无关的事。它不可能没有，但不要把它变成最重要的事。

刚才我讲到牛顿、爱因斯坦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根本是自费做研究，哪里有什么职称。因为跟当时流行的宗教理念相反，写完了的东西也不敢拿出来发表。但他就关心这事，想把它弄明白，最后他弄明白了就是重大突破。这样的重大突破是绝不可能在当时的激励机制下做出来的。他靠得是有一个机会获得了资助，靠得是自己有超强的兴趣和动力，坚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事做下来。

所有重大的突破都是这种性质的，它不是短期的激励机制能引导出来的。相反，短期的强激励机制会破坏重大突破的动力，进而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

我们再来讨论学术期刊跟学术职称挂钩的问题。本来学术期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学者之间的交流。但最近几十年里，期刊逐渐演变，分了三六九等，有些学校的职称也开始跟它有了关系。有些学校甚至硬性挂钩，有着复杂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从美国产生的，大量的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就抄了过来。

从经济学领域看，最顶尖的经济学系在招募刚刚毕业的博士、年轻教师的过程中，相对比较少看、硬性地看期刊发表情况（但是整个趋势是看期刊的学校越来越多）。在经济学领域里，刚毕业的博士在进入最顶尖的学校时，几乎都没有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过论文。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想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需要很长时间。

再有一个，经济学的圈子很小。圈子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到圈子，是说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这里的圈子指得是顶尖的学术圈子，里边的人永远都在互相了解哪些年轻人是最天才的，哪些天才的人做得是什么工作，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圈子很小，相互之间会了解得相当清楚。

这些最好的学校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竞争关系，通常还没等到这个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这个人就已经被抢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博士基本上都是没有发表的。在已经进入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等高校后，他们的工作内容才开始发表。

再来看看刚进入学校教书的年轻学者的升职过程。一些最顶尖的学校，原则上是不给本校年轻毕业生终身教职的，像哈佛不叫给你提升，而叫作重新雇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哈佛、耶鲁、芝加哥这些最顶尖的学校，从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几乎是自动的，但是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在哈佛原则上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哈佛不可以一路升上去变成正教授，而是它会再另给你appointment，而不叫promotion。

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它没有硬性标准，只有原则性的标准。无论是哈佛还是斯坦福、耶鲁，原则性的标准是，你必须是所工作领域里公认的、国际上最好的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院校也不一定叫最好的，它也叫leading scholar，国内可能叫领军人物。这个级别的学者不可能用数论文的篇数数出来。那怎么评价呢？就是向外找这个领域里相当大数量的、非常强的人给你写推荐信。

这些推荐人中的多数都不是被评人本人建议的，在许多机构里甚至完全不是他建议的。这些推荐人可以是委员会决定的，有时甚至是随机的，有时候大学校长还可以自己决定再去找谁咨询。尤其像哈佛，它找来的人必须是这个领域公认的number one。什么叫number one？很难说，所以要找好几十个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公式，没有数数量的方法，没有列明哪个刊物是高档刊物，再加权算出来。

但到了不是最强的学校，刊物和升职挂钩的趋势就越来越重。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你所在的系不是特别强的时候，这样做可以避免内部政治——就是教授之间的不同意见、拉帮结派。此外，当人们怀疑你的判断力，或你认为你的判断力不如刊物时，就会用刊物来做标准。

但这反过来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后果。本来学术工作不应该有非常具体的、学术之外的目标，发什么刊物，怎样升职，这些都属于杂念，而杂念会损害学术发展。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以后，就会引得大量学术界的人生出更多杂念，而杂念越多，就越影响学术发展。

学术发展里最重要的是重大突破，而重大突破永远都是困难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在你没突破之前、刚突破的时候，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你是非常少的少数。但是期刊的审稿方式是要别人来评价你的工作，当你的研究和别人有很大差别时，审稿人很可能就会把你的稿子筛掉。

所以，当期刊发表和升职挂钩很紧以后，人们普遍的杂念就会很强，不再关心研究本身、不关心真正的突破，只关心怎样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怎样提升职称等等，而这当然会减少重大突破的出现。重大突破的减少，是直接和学术界错误的激励机制相关的。错误的激励机制越强，重大突破就越少。

其实是之前乱翻帖子翻到好像有人吐槽，之前出过一个叫做大护法之黑花生的片子，但是墙内人都读不懂这些东西。我觉得要是有人欣赏那个片子，应该不能错过《塔希里亚故事集》——的漫画。片子是有的，爱好者正在做，可以在B站上看到几集；但是这个作品实际上是漫画。虽然比较简陋，但是精神内核的魅力非常强大。

我以前一直混知乎，最后被里面的小鬼气得再也不想和那些人打交道了。后来我觉得Haskell社区应该不止知乎上的那种人打交道，因此想向外做出一些尝试。我听闻台湾也有Haskell社区，结果我在网上怎么搜也搜不到。不知有无人了解这方面的网站资讯？

其实香港的都行，因为这些都是我没接触过的世界。 注：目前为止我基本上把除fb以外的地方都给搜过了，twitter上也有尝试。fb之所以没搜是因为自己注册账号会被问验证，不想吃fb的那一套……

题目中的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问法：是什么造就了中文互联网早期的优质氛围？这也是我提问的根本动机。

很多人怀念早期的中文互联网，并且觉得现在的互联网风气有所变迁。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丢失了什么；第二个是我们新得到了什么坏东西。对于新得到的坏东西，答案我想不明而喻。丢失了的是什么，有人会说是自由。

自由是什么？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以崇尚的心态去接近的理解，第二种是普通大众没有理解透彻的、胡乱使用的理解。在这里我取第二种理解。单凭感受到的氛围，我认为人们在讨论自由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完全没有讨论出以前的氛围的样子。当人们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去维护自己的无理取闹。这就有点相当于，罗马并不是用砖头造出来的，它是用炸弹炸出来的。

另一方面，先前我去瞎翻了一些材料，模糊地推断，早期的中文互联网氛围是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我认为，启蒙主义最直观的理解（亦即不需精辟）是：崇尚理性，崇尚人文（和人性）。我想，如果是崇尚理性，就能促进有质量的讨论。如果是崇尚人文，就能够获得对生活点滴灵敏的感受，而且对身边的事物更有同理心。

支撑我认为启蒙主义造就了互联网氛围的另一理由是词语的变迁。如果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学盛行，带有这些色彩的词汇必然会染上人们的日常用语。我认为，现今一个消失的词汇是“时代”，这个词带有着这些主义的气息。凭借我在知乎上进行搜索的记忆，含有这个词的最新的问题是15年提出来的，问的是“现在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言即对“当下”的世俗化、“人性的堕落”、互联网质量的下降感到担忧。这个词在当下的消失，应当意味着这个主义正在被人忽视。而这个词语的变迁，恰好也能反映互联网氛围的变化。

重申我提出上面这些想法最根本的动机是我对互联网的感受和观察。有一些人的思维更加灵活、友善，但是还有一些人更加杠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教育/思想能够使人完成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把上面的文字用到这里，我觉得能完成转变的，应当藉由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解。上文中，我对各种概念的理解可能都有不甚透彻的地方。总之欢迎大家讨论。

顺便一提，搜了一圈，论坛里其实有帖子里面也的确谈到了启蒙。但是那个贴子里的启蒙，或许不是像上面那样子用的，因为启蒙主义必然带有理想色彩，而教人一堆技能的东西，我看不出是带有理想色彩的。也就是说，启蒙这个词语的理解可能已经发生了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