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给youtube“墙国蛙蛤蛤”频道的投稿）
最近在中国不断出现公民因言获罪的案例，尤其是在中国官方公布去年中印冲突的细节之后，很多人因为所谓“诋毁、侮辱英烈”的罪名而被逮捕。2月19日，微博用户“辣笔小球”仇某因为质疑官方对中印冲突的说法而被微博禁言一年，次日以“诋毁戍边英雄”被警方刑事拘留。新华社认为，“辣笔小球”的微博是被“依法关闭”——不论此“关闭”是否具有合宪性。此后，不断有网民因为类似的“诋毁”言论而被捕。2月22日，澎湃新闻报道：“三天内，7人因诋毁戍边英雄而被拘。”这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主流舆论声称这些人违反了所谓《英烈保护法》。
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公权力采取的这些强制措施，是否具有合宪性？或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英烈保护法》本身是否具有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具有言论自由。”那么，为什么宪法要规定言论自由？为什么我们需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石又是什么？只有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审视，《英烈保护法》和公权力以该法为基础的强制措施是否符合宪法。
或许你会说：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人本来就应该有自由。不错，这本身确实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根据。然而，即使抛开“天性自由”的观点，仅从功利的角度而言，言论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要论述这一点，需要先从“经验主义”与“怀疑主义”说起。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对一些概念作出定义：
“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事实判断”是人作为主体、利用推理能力等所作出的判断，例如“邱少云为国捐躯了”。
“价值判断”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对某件事物赋予“好”“坏”“善”“恶”的价值，例如“对为国捐躯的英烈没有敬畏之心是恶”。
“规范判断”表达某人应该或不该做某件事，例如“必须对烈士怀有敬畏之心”。
“客观”与“主观”：如果一个结论是“客观”的，那么当你得出这个结论，任何另一个人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得出和你相同的结论。如果一个结论是“主观”的，则所有人按照相同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么首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后者固不必说，对于前者，由于不同的人的推理能力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所得出的结果也会不同。例如有人认为历史上的雷锋确有其人，有人认为这纯属虚构。然而，对“事实判断”对错的评判，存在统一标准，因为事实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对“价值判断”对错的评判，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事实判断”的评判具有普适性，“价值判断”的评判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规范判断”有两种：基于“价值判断”的规范判断和基于“事实判断”的规范判断。前者基于我们对“善”与“恶”的定义：“善”即“值得促进或应该保护的事情”，“恶”即“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应该敬畏英烈，因为这是对的”，这里的“对”是一个价值判断；而基于事实判断的规范判断与之对应，例如“我们不应该认为太阳从西边升起，因为这是错的”，这里的“错”是一个事实判断。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人不会天生就有具有某种知识，其最初的意识如同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人根据后天所得的“经验”而来的（即使是逻辑，也是后天得到的。因为我们天生只拥有逻辑能力，而逻辑知识，比如那些逻辑学概念，也是后天知道的，因此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是人先天就有的）。以此论之，任何一个有意识、有感受的人，其感受都是来自于意识之外的外部世界（这里的“外部”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例如你体内的器官也属于外部世界）。而一些器官，如眼睛、耳朵、鼻子、体内的神经系统等等，将外部世界反映给我们，以此成为了沟通内外的桥梁。因此，我们的感受必然依赖于这些器官。然而，这些器官不一定永远都能给出绝对正确的反映。笛卡尔通过对梦境的论证证明了这一点，有兴趣的可以阅读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因此，既然这些器官的反映不一定永远正确，有可能骗人，那么我们所得到的信息、知识，也不一定永远正确，甚至会与事实南辕北辙。这就是怀疑主义：人所得到的任何感受，都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任何知识，也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定存在错误的可能。这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事实判断本身是主观的。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反驳我：“按照你的谬论，这个视频也未必真实存在，因为你只是看到了这个视频，而你的眼睛是会骗你的，至少按照你的论述，你无法否认这个可能性。”然而，在逻辑学上，有一个原则，即“奥卡姆剃刀”。我们看下面这一情境：
俄罗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某大学的小明、小红、小刚三人在一起讨论。
小明说：普京政府在俄罗斯国内施行威权资本主义，导致左翼、右翼等不同立场的人共同不满，在反对派被捕的激化下导致了这次抗议。
小红说：这次抗议是美国总统拜登煽动的。美国在抗议前一天就通知美侨不去特定地点，尽管表面上俄罗斯情报部门收到情报的时间比美国更早，但是更应该是俄罗斯情报也来自美国更更早的情报，毕竟众所周知美国的情报机构厉害程度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一定是美国掌控这个事件。更何况拜登在上台之前就说俄罗斯是最大的敌人，结合美国一直在推行“颜色革命”，这些抗议者的主干都是美国方面的人，尽管俄罗斯也没有截获任何实锤的情报，但这不正好证明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办事能力吗？所以，这次抗议是美国拜登挑起的。
小刚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次抗议是一团在天空中飞行的意大利面造成的。这团意大利面是量子面条，因此根据测不准原理，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在现阶段也无法用任何仪器探测到。量子永远在做无规则运动，很可能某个瞬间这一团面条量子就变成了人的模样，因而有了人的意识，想要主宰全世界。正是这团变成人的面条用量子对俄罗斯人的大脑进行辐射，让他们像着了魔一样反对政府，科学早就表明辐射对人大脑的损伤能使人发疯。这团面条正是想用这一个阴谋搞乱世界，取得对地球人民的掌控。为了使自己不受到怀疑，它还故意辐射了俄罗斯的政要，让他们强调这是美国造成的，这样自己就不被怀疑了。至于为什么意大利面要掌握世界？这是因为意大利面本身是隐形的，因而遭到了地球人的忽视，这使得它十分恼怒。它这一阴谋，就是为了报复忽视它的地球人。
上面三人的理论至少在逻辑上都可以自圆其说，因此不可能否认其可能性。然而，在这三个理论中，小明所作出的预设最少，小红其次，小刚最多。那么“奥卡姆剃刀”提出，在已有实证同样多的情况下，预设最少的理论最有价值。除非出现新的实证，否则我们认同预设最少的理论为真理。因此，真理只是客观事实和规律在人意识中的反映，人所表述出来的言论，只能是相对真理，只会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而不可能等于绝对真理。当出现了新的证据，我们所采纳的、那些旧的理论被证伪，我们转而拥抱在新的理论，在这种不断的证伪中不断走向真理。例如，法律规定疑罪从无，直到出现新的证据，我们再重新审视之、以此推翻之前的定论。卡尔·波普尔在他的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有更详尽的论证，有兴趣的可以参阅。因此，任何人都无法、也无权垄断真理。
即使我们的感觉器官永远都不会欺骗我们，我们也无权垄断真理。外部世界给予我们理性与初始的知识，我们利用所得的理性与知识认知这个世界，以获得更多的理性与知识。外部世界是无穷的，因此任何人在有限时间内所发展出来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因此，由有限个“有限理性的人”组成的团体——不论是民族、还是党派、还是政府——其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只有“有限理性”，因此他们必然具有可错性，因而无权垄断真理。更具体地说，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观察，试图得出一套普遍规律，然而正因为这一规律是普遍的，因此只要出现一个反例，就可以彻底推翻，而我们永远无法排除这一反例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人必然有可错性。
既然任何人或团体都无权垄断真理，那么他们也无权对“既定事实”立法，例如规定“尊重英烈事实”的法律。也就是说，立法机构无权基于那些对过去的、在当下不具有危害性的“事实判断”而立法，除非我做出“否认英烈事实”的判断，会在当下、在事实上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事实上，在信息充足的前提下，普通人在统计意义上“辨别言论的正确与谬误”的能力是充足的。尽管会出现“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那种情况的前提是“信息不充足”。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普通人有辨别对错的能力，而真理是在掌握部分真理、部分谬误的不同人群之间相互辩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压制言论，就是压制真理。
下面论述，立法机构不仅无权对“事实判断”立法，更无权对“价值判断”立法。
前面我们提到，“价值判断”不具有普适性。这是因为，当我们称某种行为是“错误”的时候，实则只是这种行为在我们的价值观中“错误”；至于这种行为在其他人的价值观中是否“错误”，并不确定。当我们认为某人的“价值观”错误，实则只是这个人的主观判断与我们的主观判断不合，而这一人也可以称我们的价值观“错误”。而“价值观”本身只是某个人在生长过程中长期形成的道德感受，受到周围环境的复杂因素的影响，而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可能完全一样，因而任何人无权强迫他人遵从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利用反证法：假设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不论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价值——已经存在，且所有人都接受，那我也不可能保证下一个出生的人，当他长大并融入社会之后，他就一定也会接受这种“普适的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不论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价值——还没存在，而我们建构了它——例如，认为“不应该杀人”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而人人都应该遵守，那同样地，建构之后，我也不可能保证下一个出生的人，当他长大并融入社会之后，他就一定也会接受这种“普适的价值”。万一他不接受，对我们大开杀戒，我们应该杀掉他吗？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也破坏了“不能杀人”这一价值的普适性。
既然不存在“普适的价值”，所以任何价值判断都不存在真值，因此任何人对某种价值观的“对错”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也可以说这个人的对错批判所依据的价值观是错误的。而且必然存在“也可以以类似方法样批判我”的第三者。
正因如此，任何人或团体或政府，都无权预设自己的价值观一定永远正确；对于任何的价值判断，国家权力都无权规定其正确或错误，即使这一价值判断是全国减一个人共持的——因为即使如此，这一价值也绝不可能是普适价值。他们因而无权以此压制其他的任何观点。因此，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如果人类全体减一个人持一种意见，只有一个人持相反的意见，那么人类对这一个人的封杀，一点也不比这个人——假如有权力的话——对全人类的封杀更正当。”正是基于以上论证。如果他们预设了，那必然是基于强权的强盗逻辑。法律具有普适性，因此只应该基于某些对当下的“事实判断”，因为“事实判断”的标准才是普适的。而当立法机构制定法律，规定“必须对烈士怀有敬畏之心”时，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规范判断，既然是基于价值判断，也就是“对烈士怀有敬畏之心是好的”，那么这实则是将“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因而必然破坏法治。法律是基于事实判断。例如如果我打伤了你，我需要对你进行赔偿，那不是因为“我打伤你”是错的，而是因为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你的伤害。类似地，除非在当下、在事实上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否则国家权力既无权“事实判断”立法，也无权对“价值判断”立法。这便是宪法限制公权力、保障言论自由的依据，而这种限制性的规范判断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
当然，如果某人在网上煽动用暴力手段冲击政府，或者宣传毒品的制取手法，并且确实有可能产生现实行动，那么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跟风，却依然可能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这种言论产生的危险是肉眼可见的，显然不能用言论自由作为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由此可见，基于经验主义的怀疑主义，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国家权力无权在立场上预设自己的判断——不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永远正确，因而不得压制言论，除非这一言论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显而易见，《英烈保护法》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因此是违宪的。只是由于中国缺乏司法独立下的违宪审查，因此才得以通过。
事实上，怀疑主义的原则不仅体现在宪法所规定的言论、思想自由中，其他许多法律条文的制定也是出于怀疑主义。例如，一国的交通法会规定，闯红灯的行为违法。尽管在事实判断上，纯粹的“闯红灯”行为的确未必一定使得行为者陷入迫在眉睫的危险中；但是至少在经验上，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一旦出现了，其结果便是灾难性的。举例释之，即使你在四顾周围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车辆，因而闯了红灯。在法理上，这一行为仍是不允许的——你如何仅凭你的观察，就得出实际上确实没有任何车辆？如果这辆车刚好出现在你的视觉盲区中呢？即使所有在场的人的没有观察到那辆幽灵般的车，它也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人的盲区中——不论其可能性多么小。更一般地，怀疑主义是法治与宪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