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了维持其思想专制以及对历史的绝对定义权，褫夺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构造出「历史虚无主义」一词，并且时常引用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作为其论点。然而，这是对龚自珍言论的歪曲。龚自珍这句话中的「史」，所指并非「历史」。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出处是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如果断章取义，孤立地理解这里的「史」，那么就会导致错误理解。事实上，龚自珍在该篇一开头就说到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
从这句话中，很容易看出，龚自珍所说的「史」，并非简单的「历史」，其涵盖范围是很广的。我们分析一下「史」字的古义。
事实上，「史」「吏」「事」三字在古代是同源的。因此，「史」的涵盖范围很广，只要是掌管书籍的，都可以称作「史」。这些书籍，可以是有关历史的，可以是有关文物典籍的，可以是有关礼乐刑律的，可以是有关天文历法的，等等。下面举例：
《逸周书》：「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国语》：「瞽、史教誨」韦昭注曰：「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
《国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曰：「史，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知天道者。」
清朝的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江永（1681~1762）在《周礼疑义举要》就曾指出：
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周礼》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分析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上下文。
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献，杞不足徵。伤夏史之亡也。殷之亡，曰：文献，宋不足徵。伤殷史之亡也。周之东也，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东，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书莫备焉。郯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传者不雅驯，而雅驯者不传，谓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颂十二于周，百年之间亡其七，太师亡其声弦焉，太史又亡其简编焉，谓之大罪二。周之雅、颂，义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献、燕享所歌、大氏断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瞀儒序诗，以断章为初指，以讽谏为本义，以歌者为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谓之大罪三。有黄帝历、有颛顼历、有夏历、有商历、有周历、有鲁历、有列国历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国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终，乃乱而弗从。周享国久，八百馀祀，历敝不改，是以失礼。是失官之大者，谓之大罪四。
**龚自珍首先引用孔子「文献不足征」之语，这就已经清楚地表示，这里的「史」不是史官，而是掌管各类文献的官员。**在提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后，龚指出周朝的史官有四条「大罪」，分别是：
一、不能保存古书，导致「雅驯不传」。
二、不能保存「商之名颂」。
三、不能传达雅、颂作者的初旨。
四、不能统一、改革历法。
以上四条「大罪」，没有任何一条专门提及「历史」，尤其是第四条，如果错误地将「太史」简单地理解为「史官」、将「史」理解为「历史」，又如何能与「历法」搭上关系？
回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本身，如果单纯是史书的记载，灭掉「史」，如何会「败人之纲纪、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夷人之祖宗」，有这么大的灾难？如果以「史」为掌管文献的官员，那么以上所有疑惑全部冰释，全文可通。事实上，灭掉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在周朝，礼乐制度是维系国家结构、社会道德的最重要工具，周礼的意义，就是将君民上下结合成统一的道德体（王国维言），不至离心离德。因此，灭掉这些「史」，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对于周人来讲，「灭史」不仅仅是灭掉史书，而是直接把中央图书馆一把火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