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n8964 #17 不知说你什么好。

“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成了唯一的皇帝，他又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帮助基督教确立了官方的信条，统一了基督信仰，三位一体的理论就是在此时诞生。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才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如果基督教是喊打喊杀，要挂这挂，宣扬仇恨，斗争，反抗，推翻…，如个马列，会成为罗马国教吗？

多读点书，多了解下西方文化，去除一些马列…，莫非黑既白一根筋，要有“教“，教养。

@electron8964 #15 因为人类有无知，所以上帝存在。

《耶稣受难记》是讲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人牺牲，为所有人受苦。

@electron8964 #13 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基督教文化，喜欢西方就应知道耶稣受难日，复活节…。

别整天捉摸些挂这个挂那个，诸夏原始野蛮人似的。

@electron8964 #7 把老胡挂在十字架上好么？老胡一定会谢谢你，宽恕你，说句：在一起。

1989660417

@爱狗却养猫 #5 以老胡的年龄，19896604…的经历，估计参不了啥选了。寄希望于下一个，后辈们吧。

有些问题这一代解决不了，让更有见识的，眼界更开阔的，更有自信，胆识的下一代去解决吧。

@electron8964 #2 “老胡想告诉大家，中国永远都会有方方，这与中国做得好与不好没有太多关系。更何况武汉的确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的确有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上，令人不堪回首。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同样，也会有你这样的狗来狗去的狗狗人士。

看来方方女士对遭到批评不太适应呵，还要问我“你以为你是谁”。我不认为我“骂”方方了，但方方对我的文章使用了“低级而阴暗”的定性，还要让我的名字留在“记忆的耻辱柱”上。还好，她没管我叫“胡不群”。 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包容“方方日记”的存在，这是社会多元所应有底线涵义。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而坍塌掉，我支持这个判断。这个社会需要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

同时我要说，公众有充分的道义权利表达他们对“方方日记”的强烈不满，这同样是多元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在看到疫情几乎吞没欧美并导致严重得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武汉抗疫整个过程有了更大的认识场景之后，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和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方方应该坦然、更有风度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思考这种变化的真实原因，而不是掉入斗争思维中，以为自己遭到了“迫害”。

那才是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胸怀。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爱狗却养猫 #1 是，“中国这个社会需要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这自信，那自信。如何把自信体现出来，那就是少当裁判少拉偏架，让舆论场既有正方，也有反方，并“容得下尖锐的批评”。

老胡是不关评论的，动辄几千上万，评论，持尖锐批评的占不少，老胡是有这自信那自信又自信再自信。在这一点上，老胡希望高级，高高级干部们都向老胡学习，把自信拿出来，摆在桌上。

没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伟大的民族复兴会显得有点假，经不起推敲。

因为人类有未知，所以“上帝”存在。

———胡编乱侃

@微明 #3 已经说了，“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破解。”

剖解，要有手术台，主刀，麻醉师，护士…，要科学，不能蛮干。

@kyq #1 中国早就不搞朝鲜那一套了，至少经济方面而早就松梆了，那一套搞不得，一搞又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要与时俱进。

武汉终于解封，而引发的危机并没化解，接下来还会有从疫情到国际政治领域更多更严峻的挑战…，导致一系列动荡甚至失控的出现…，中国或面监比封城、比疫情严重得多的国际政治风险。

这次抗疫，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这两天，美国每天还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数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点，另外纽约州的数据出现了微弱下降，社会上立刻就有了些许乐观，股市蹭蹭往上涨。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但问题是，每次中国网上形成公共舆论事件时，激烈的抨击者们可不是那样的态度，那种情形显得，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中国有很多人很喜欢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标准来开展国内的批判，但中西之间的一些认知和逻辑显然有一些误读和失调的地方。总的来看，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动态稳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加以定义。

窃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也不要“装”得无所不能。中国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但也大概没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到头来事情做不到那么好，舆论对这样的“维稳”并不喜欢。重要的是，让一切尽量回归真实，那样的治理会更顺其自然，也让方方面面更轻松，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破解。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学校，校园里，唱歌，跳舞，爱好文艺，登台表演的大多都是女孩子，男孩子是配角。

大概如是。

记得老胡读书时，团支部书记就是女孩子，书记姐一找谈话，那阵阵袭来的女人香，至今都回味无穷。

以老胡的江胡经验，觉得应不是他写的。

这种带理论性，系统性，剖析式写法，是要一定功底的，须在宣传口，理论界，党校系统长期熏陶，久经磨炼。

当然，不是他写的，或许更能说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党内是不纯洁的。

@爱狗却养猫 #4 短短几十个小时，整个中国社会被彻底惊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乱。人们将愤怒和惊慌全都倾泻到了湖北省官员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身上，是他们宣扬“可防可控”，是他们到了1月18号还在搞武汉万家宴，21号还在搞团拜会，而且还在月初训诫了8名谈论“武汉发现了SARS”的医生，人们坚信，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避免，就是因为上述表现所反映的官僚主义导致了疫情的暴发。

对于武汉封城，人们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现大量针对封城的人权质问，国内也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小题大做”。接下来的抗疫是在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中进行的。对一些人住不进医院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猛烈批评，对湖北红会行动迟缓的无情鞭挞，还有对高官在记者会上念稿子和对基层工作者行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责，构成了那段时间舆论场令人难忘的一幕。追责，反思，大概是当时互联网上热度最高的两个词。

所有那些批评和思考都有确凿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继续坚持的。

这是在诡辩吗？没有诡辩，在摆事实，讲道理。

你查阅下中共党史，十几次路线斗争，耀邦，紫阳，永康，才厚，薄熙来…，“伴君如伴虎”，离虎远点，反而是有政治智慧的表现，不要想当然。

@Ghostkill #6 一方面，如同查酒驾，不能以侵犯个人自由为由，抗拒，拒查。

一方面，你说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也有道理。大数据，滥用技术，这监那控会导致数字独裁，独断专行，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民会如“草芥“，也应发出警示。

只是正常改下，同全球各大媒体同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以邻为壑，“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原则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

武汉宣布封城好像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难相信它就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自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被认为深不可测。

可以说，所有人都把新冠疫情看错了。还记得1月20日钟南山第一次在央视上说人传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吗？1月23日凌晨，其实是22日深夜，武汉宣布封城决定，那动静更像是扔了颗原子弹一样。短短几十个小时，整个中国社会被彻底惊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乱。人们将愤怒和惊慌全都倾泻到了湖北省官员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身上，是他们宣扬“可防可控”，是他们到了1月18号还在搞武汉万家宴，21号还在搞团拜会，而且还在月初训诫了8名谈论“武汉发现了SARS”的医生，人们坚信，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避免，就是因为上述表现所反映的官僚主义导致了疫情的暴发。

对于武汉封城，人们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现大量针对封城的人权质问，国内也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小题大做”。接下来的抗疫是在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中进行的。对一些人住不进医院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猛烈批评，对湖北红会行动迟缓的无情鞭挞，还有对高官在记者会上念稿子和对基层工作者行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责，构成了那段时间舆论场令人难忘的一幕。追责，反思，大概是当时互联网上热度最高的两个词。

所有那些批评和思考都有确凿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继续坚持的。然而老胡必须指出一个天大的事实和它天大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疫情在中国上演的仅仅是一个序幕，它的真正暴发，那种全球大流行病的超级暴发，那种比武汉猛烈不知道几倍的对经济社会体系彻底的冲击，随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接连喷暴而出。

原来这才是这场终将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新冠大疫情全面展开时的样子！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了新的湖北，不，是湖北疫情的加强和放大版。意大利、西班牙的死亡人数迅速破万，会继续增长到多大没人知道。法国英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而美国政府在吹嘘了一两个月“风险很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后，眼看着转眼沦陷成新的疫情震中，竟然直接预测可能死“10至24万人”。现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了新冠病毒对人类最为血腥的屠戮场。

在武汉所发生的所有错误都在西方国家重新、并且更加严重地又犯了不止一遍。武汉曾经上演的那些不如意，比如病人住不进医院等等，都在那些欧美国家以极限的方式重现。所发生的这一切像一顿密集的冰雹把中国人之前对这场疫情的认识砸满了坑。换句话说，中国人过去的所有诘问和看法都还在，然而这些强烈的事实在重置了环绕我们这些认识的大场景，我们观察问题的格局被改变了。事情的原有脉络依旧，然而我们认识它们的思想材料和尺度进行了质的添加和重组。所以人们的感受和聚焦的重点都在随之变化。

我们曾经以为，问题根本出在缺少舆论监督，如果我们有那几名医生不被训诫的舆论环境，以及武汉和湖北官员“大维稳”的观念能够不那么强烈，这场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然而从欧洲到美国，都是西式“言论自由”的中心地带，那里也没有“维稳”的目标，但悲剧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那些国家一一推倒。

那么，是武汉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错误和混乱，还是西方国家更不容易避免呢？答案显然是前者。对武汉来说，新冠病毒毕竟是全新的疾病，对它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出问题，首先有一个科学层面的局限。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站在中国肩膀上的，而且武汉封城又是对这种病毒不可控危险的震耳欲聋的宣告。

武汉封城时，美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英国的确诊病例是零。尽管不排除一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进入了欧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少数量的，是完全可以及时筛查出来并且从容应对的。

1月23日以后，中国形成了湖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两大战线，我们一边探索，一边上演了全国其他省区市对新冠病毒的围歼战。西方国家如果参照了中国从广东到黑龙江任何一省的做法，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清理掉国内零星的感染病例，确保疫情不在本国大规模暴发。

然而那些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两个例子，而是它们的集体陷落带给了中国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看过去两个多月，有无数角度和线索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然而那个最强大的事实铸成了一个引力越来越强的重力场，强迫我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重塑我们的思想方式。

疫情仍没有结束，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这个反差不是侥幸出现的，它有着强烈的制度性基因。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这个国家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么的靠谱。我们对问题的批判实为国家和民族上进的自我鞭策。是的，自我鞭策很重要，但原则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

https://weibo.com/1989660417

万万没料到，肆意捣乱玩粪的竟然不是“五毛”。嘿嘿。

@厠所管理員 #12 “怕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又拿出“死”来威胁，算命套路，你就个摆摊的算命瞎，还顶着个骷髅。：)

你个electron8964 ，8964 的在台上，也会这样做。说不定还更猛。

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医保系统共支付67734万元。 两个确保，火速建医院，开方舱…，这些举措无疑是受民众欢迎，得民心的。

@厠所管理員 #7 “大陆封锁消息，数据都是假的”，然后你又来个“估计”。都是这估计，那估计，估计得出的数据就真了么？把臆想，臆造当真，那是鬼迷心窍了。：)

@厠所管理員 #3 财新网报道称，武汉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曾透露，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其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确诊后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以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

今年2月，另一家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也曾刊发调查报道《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报道称，武汉某定点医院上报需要确诊的疑似病患需要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另一名定点医院科室主任则表示，该医院门诊在当时一天有近120名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这些报道都被bbc一些外媒引用，最近还有个“领骨灰盒”的现场报道引发外媒关注，这都是“语焉不详的”？

少看轮媒一些极端网站那些练功入魔的，鬼头鬼脑的，只会天灭大洪水恶毒咒骂。

此文甚好。

在中国的语境下有些话不能彻底说透，说透了就会犯政治错误，如早几年仼志强的党性、人性讨论，就被卡了，挨了处分。

把“讨论”的消亡，归咎于体制的同时，也要看到江胡时代的相对宽松。

@厠所管理員 #5 没有啊，浏览世界各大媒体新闻报道是日常。 不要盯着轮媒一些极端网站看，那看多了会“走火入魔”。

@厠所管理員 #1 新周刊，财新，大象公会，方方日记…，都有些有关疫情的详细报道。

不要片面，极端看问题，那会越看越绝望。

不惜一切代价，停工停产停课砸烂公检法…，天下大乱，也要把刘邓打成反党反共集团，打倒在地，给治了，天下大治。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不是这样的。

男女有别，身体结构、构造都不同，生理上有差异，有优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让女人去当练钢工人，扛枪背弹冲锋陷阵…，反而是不尊重女性的表现。

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万，死亡人数超过1700人，最新的24小时新增死亡380人，其危急程度已经甚于中国疫情高峰时期的情况。美国面临着疫情不断恶化的严峻挑战。

老胡愿意跳出平日里与一些美国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向抗疫中的美国人民表达坚决支持。 …… 病毒不认国界，我们对抗疫的支持也必须是超越国界的。

衷心祝愿美国社会取得抗疫成功，强化人类抵抗疯毒的共同防线。

美国人民加油！美国的抗疫加油！

https://www.weibo.com/

老胡发了个微博，表扬了下多国医护人员，并向他们致以敬意。还特地写道：

“医护人员中有高很比例是平时柔弱的女生，但她们面临可能失去生命的风险时，像男人一样坚强。”

就因“像男人一样坚强”这一句炸了锅，挨了骂，说老胡是大男主义，封建思想严重。

老胡觉得很冤，女生是柔弱点，男生是坚强点，何错之有吗。

看看，美国确诊病例破10万，英皇太子，首相约翰逊感染新冠病毒…

啥“群体免疫”，典型的不尊重医学科学吗，不服来辩。

@梅菲斯特 #5 “中国嘛……反正我对中式婚姻家庭深恶痛绝……“

中式婚姻家庭？那还有西式婚姻家庭啰，黑人黑式家庭啰…，这一分下去，怀疑你在搞人种歧视，是个白人至上论鼓吹者。：)

在韩国，政府机构正在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的位置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帮助追踪冠状病毒患者的近期活动，并确立病毒传播链。 在意大利伦巴第，当局正在分析市民手机传送的位置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人遵守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通常行走的距离。一位官员最近说，大约有40％的人走动得“太多”。 在以色列，内务安全部门准备开始使用手机位置数据的缓存——最初是用于反恐行动——以精确寻找可能已感染该病毒的国民。 随着世界各国争分夺秒地遏制这一大流行，许多国家正在部署数字监视工具，用于施加社会控制，甚至将安全机构的技术用在自己国民身上。卫生和执法部门有理由如此迫切地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病毒传播——即使这样使用监控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脆弱平衡。 然而，为了对抗现在的大流行病加强监视，可能会为今后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窃听打开永久性的大门。公民自由专家说，这是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学到的教训。 9·11事件发生将近二十年后，执法机构如今掌握着更强大的监视系统，例如细致精确的位置跟踪和面部识别——这些技术可能会被重新用于反移民政策等进一步的政治议程。公民自由专家警告说，公众几乎没有办法挑战这些由国家实施的数字行动。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00326/coronavirus-surveillance-tracking-privacy/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

这群年轻人，与其后数批国共两党选派学生一起，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赴苏联学习革命。除超两百名国民政府考派留学生外，出于巩固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这些人里还包含20位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有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有于右任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以及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廖仲恺之子廖承志、邓演达之弟邓明达、张发奎之弟张发明。

当然，要员子弟名单里，还有无法被忽视的蒋经国，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他，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思想上，蒋经国也积极向革命靠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墙报《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即便如此，蒋经国的生活此时还是平静而浪漫的，直到被国内风波打断。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冯洪国，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响应国民党的“清党反共”政策后，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当你追随反革命分子之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因此，我现在和你这样的反革命父亲断绝一切关系。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农工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209

@fancyclaw #5 那有什么“圣上心腹”啊，看下中共党史，接班人林彪都写进了党章，最后机坠人亡，死在蒙古，《571工程纪要》上写：毛是中华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还有少奇，德怀……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无比血腥，除了死于枪炮屠刀，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

死的人之多，连气候都受到影响。

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千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 - 600万。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959677

@fancyclaw #1 “在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现缓和迹象之际，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在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感和愤怒。

应对舆情汹涌，中国当局迅速删除了相关的报道。”

对此你不知道么，那你也在“粉饰太平罢了”。

这场大疫注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一些人担心中国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不这样看。我相信，问题相当明显，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反思就已经开始了。有些话并没有公开说透，在中国的语境下也不会彻底说透，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反思在进行中的明确证据。

首先，中国撤了那么多官员，湖北和武汉的主官都换了，更具体的负责官员各地免了一大批。而且我相信这种免职没有结束。虽然有些官员在被免职时没有说原因，但是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妨看看西方的情况，从意大利到韩国再到西班牙、法国，疫情的暴发程度已经完全呈现出包括湖北省在内中国疫情严重攀升时的态势。但是那些国家因此撤了什么官员吗？反正我还没有听说。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也染上了，这要在中国，他没把军队管好，自己还染上，防控工作是怎么做的？他一定会遭到舆论上的麻烦，但他在意大利没事。

中国人一直在深究疫情发生的流行病学之外的脉络，这种深究是对的。其实早期的犹豫不决、侥幸、对疫情轻描淡写，发生在了几乎所有国家，但西方国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诘问，或者有人质问了也引不起注意。在西方社会好像根本找不到责任人，大家也没有很高的兴趣去找。这与中国社会不断回溯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从这场大灾中找出“人祸”的所有蛛丝马迹完全是两个态度。

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社会这样做是过分的，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中国社会强烈进取心的表现，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还有应当改善的空间，很担心纠错不彻底。其实中国对改进和更加深刻的改革一直都很推崇，我们这样做的动作往往也很快。正因为这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我也不能不对大家说，就像一个人的毛病很难改彻底一样，一个社会的集体问题也很难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一发现就做到根除。有的时候，一个国家里的问题就像河道里的障碍物一样，有些我们把它们清除掉了，有些是因为河水涨了，把它们淹没了，船也就继续前进了。

武汉市政府在开始时无疑出现了严重过失，很多人相信这种过失有我们体制性的原因，并且认为换一个体制这个悲剧就能避免。后来事情的发展明显打破了这种论断，因为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体制也都出了他们各自的漏洞，导致在武汉已经吹响“封城”的哨子之后，那些国家最后还是中招了。

这个事实是非常冷酷、强烈的，老胡反复讲这个事实，我希望所有人都接受它。一方面不要否认疫情在武汉的暴发是应当避免的，而且是有可能避免的，不要否定我们的制度有自己的软肋，被病毒突破了，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是存在将疫情消灭在最初阶段可能性的。另一方面，也不应宣扬这样的软肋是中国独有的，鼓吹它是我们的制度“根本上出了问题”的证据。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欧美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制度能够自带对抗新冠病毒的铜墙铁壁，而且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立刻就被刺激起来，亡羊补牢，而欧美的制度至今想都没想这一点，现在什么样，它们准备下一次碰到危机还什么样。

中国人需要保持坚定不移的科学精神，同时做到政治上高度清醒、成熟。我们的严肃反思与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应当是充分协调的，决不能让两者变成打架的关系。一反思就反思成政治上的自我怀疑，或者为了保持政治坚定而不容任何反思，都是要不得的。

武汉开始行动慢了，国家后来的出手非常有力，西方国家随后纷纷中招，这几个事实我们要有能力和胸怀把它们同时装进自己的观察框里，不回避事实，意味着不回避它们三个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否则我们就是在背叛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有人说，老胡在左右摇摆，其实是因为那些人太偏激了。他们真的是有人抱着大象的腿，有人摸着大象的鼻子来跟老胡争辩大象的样子。这种时候，老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们。

https://www.weibo.com/huxijin

英国瑞典都很有钱，平时也被认为医疗服务水平很高，结果新冠肺炎一来，它们宛如成了穷国，患者还比很多国家少，就“救不起了”，只能“物竞天择”，是活是死由上帝和患者的抵抗力来决定。而国内一些人居然帮着论证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如何“科学”，着实让老胡受不了。

欧洲一些国家放弃对轻症和疑似冠状肺炎患者的医治，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就是说让足够多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最后形成集体免疫力。现在还没有疫苗，对这种会让无数人面临死亡风险的国家不作为，国内一些人居然帮着阐释它们的科学性，老胡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https://www.weibo.com/huxijin?is_hot=1

@小二 #9 这个，这个，这个仿毛的，历史会有公论的。

历史上看，搞一言堂，文字狱…，得罪了文化人，同“公知，臭老九“作对的，没一个有好下场，恶溢，恶贯满盈。

@小二 #4 气得老美发脾气，怒不可遏，好事吗，好事不嫌多。

@roes8025 #3 “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 “luridus”，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视为黄疸病的症状。“

还用于歧视印第安人，蒙古人。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炎黄子孙，炎帝，黄为帝王色，尊贵色，有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发推特怒怼美方，并且根据美国CDC承认“部分死于流感的人可能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提出质疑：中国的病毒有可能是从美国传入的。他认为美方欠中国一个解释。这些推特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舆论场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美国的防控黑洞越来越大，有理由质疑，美国就是欠一个解释。而且中国官员普遍说话谨慎、刻板，出一个赵立坚这样的，不嫌多。这种观点认为，看看美国的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还有那些参议员，都在怎样说中国，和总统一起红脸白脸的，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个人推特上质疑美方并要求一个解释，无论从常理还是外交策略上说，都不过分。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美方说话不讲证据，信口胡诌，但中方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在道德上就需有高于美国政客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赵立坚的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属于“阴谋论”，不利于中国形象。

外交是很专业的领域，中国外交官如何对外说话，其中的语境有着我们普通人未必了解的微妙。老胡建议，大家信任我们的外交官，让他们独立工作，给他们更大的对外表达空间，不要把外交官的对外说话动辄拿到国内舆论场上来，在国内的另外一个语境下品评。那样会束缚外交官的手脚，妨碍他们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机动性。 https://www.weibo.com/huxijin

“今天网上出现“发哨人”被删文章各种语言和文字、符号版的帖子。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网上行为艺术”。这样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它们总要通过一些契机和方式释放出来。

老胡还是主张多沟通。另外，体制的相关设计要给社会必然存在的一些不满情绪留出必要的释放出口和空间，而不要让一切都处于刚性的管理之下。这会有助于我们社会的整体和谐。”

十多亿张嘴是堵不住的。

支那一词源于印度，原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可能源于汉字“秦”或“晋”，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该词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为讨论民族性、国民性的重要概念，如梁启超写过民族主义雄文《支那少年》。

1946年二战后结束后，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调查指出“支那”称谓含有贬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开场合使用该词，同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国内公文书中不可使用支那一词，

今除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团体外，日本官方及民间主流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两词。日裔加拿大历史学家若林正指出，日本战败后有两类日本人继续使用此贬义词——教育程度低的或者积习难改的老年人。

通篇支言支语又支国支国地支个不停，格外搞笑——教育程度低的…

“这个重要立法“将协助强化台湾的民主，它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力保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从而达到…，美国可恨啊，亡党之心不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