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雞兒 #13885137 这时候应该再看一遍他的《反抗者》：)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这个灾难的时代所必需的艺术，给我们再生的力量，并且坦然地和那在我们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死亡的本能，作不懈的斗争。

@食人大佐韦国清 #13951537 绝不仅仅是等待，死亡在等待每一个人。

@爱狗却养猫 #13647056 用加缪的话回复吧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过，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在《反抗者》中，加缪认为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

ta意识到了荒诞，但没有去反抗。

我以深深的谢意来接受贵学院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荣誉，尤其是当我认识到，这份奖励远远高于我个人的成绩的时候。

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肯定，艺术家更是如此，我也同样。只有将你们的决定和它对我产生的震动加以比较，我才能深刻领会其意义。对于一个仍旧年轻、唯一的财富就是怀疑精神的人，一个作品尚未成熟、惯于在工作中孤独地生活的人，一个回避友情的人，当他突然在孤单与沉思中被置于荣誉的耀眼光芒之中，他怎么能够不感到恐慌？而当欧洲其他的作家，包括那些最伟大的作家，被勒令沉默，甚至在他们的祖国遭受不幸之际仍被迫缄口，在这种时候，他的内心之复杂，是可以相见的。我就感到了这种震惊与慌乱。为了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我只能接受这份幸运。

尽管我的成就远远配不上这份荣誉，但我发现，我唯一的支柱就是那终生支持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未曾抛弃我的信念，这信念就是我对艺术和作家作用的看法。让我怀着感激与友好的心情，向各位尽可能简短地表达这些看法。 对我来说，没有艺术便无法生活。但我从不把它置于一切之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无法把艺术和我的同胞分开，因为正是艺术，允许我这样一个人和我的同胞生活在一起。艺术是一种手段，能使我让同胞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真实处境，激励他们去奋斗。它使艺术家和同胞们结为一体，并遵从最朴素与最普通的真理与事实。那些自认为与众不同而选择艺术为终身职业的人，不久就会明白，除非他承认自己与别人一样，否则，他便不能保持他的艺术，也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之处。一个艺术家，在他感受到他所不曾有的美感，他所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时，它便将自己和他人融为一体了。

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能轻视任何东西的；他们的责任与其是论断，而不如说是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们必须站在某一边时，他们或许只能站在尼采所说的、由创造者而不是由法官来统治的社会，不论这创造者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一名作家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因为他是一名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能去为那些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只能去为那些忍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陷于孤独，它的艺术也将被剥夺。即使他紧跟暴君，而且越是他紧跟暴君，它的孤立地位就越不可挽回，这是任何强权与暴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默默无言的囚犯的沉默，却足以把他从这种放逐中解救出来，最起码，当他享有自由的时候，努力不去忘记这沉默并用艺术把它传达出来，这就能使他摆脱孤立。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自诩能独自承担这一任务，但是，在人生的各种环境中，无论在短暂的声望的顶峰，还是在专制者的监牢中，或是在言论自由的时刻，作家只有全身心地为真理和为自由奋斗，它的作品才能因此而伟大，才能获得亿万民众的心，赢得他们的承认。作家的职责，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民。他的艺术不应屈服于一切谎言和奴役；因为无论谎言和奴役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终将陷于孤立。不论我们有多少弱点，但我们的作品的崇高之处，我们作品的价值，永远植根于两项艰巨的誓言：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努力反抗压迫。

在近20多年的疯狂的历史中，在时代巨大的变化面前，和同代人一样陷于绝望迷惘境地的我，却一直受到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信念的支撑：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写作是一种誓言，一种不仅仅是为了写作的誓言。面对我个人的力量和我的存在，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和我共同经历过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们，一起忍受我们相同的悲惨和希望的誓言。这些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希特勒上台和第一次革命浪潮初起时正值青春年少；在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遍布酷刑、拷打和集中营的时代，完成了他们的教育。正是这些人，在今天，必须在一个面临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生儿育女，从事创作。对于这样一些人，没人能强求他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去理解那些在极端绝望中陷于堕落和倾向虚无主义的人们。然而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在我的国家或整个欧洲，投身于对人类正义的追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这个灾难的时代所必需的艺术，给我们再生的力量，并且坦然地和那在我们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死亡的本能，作不懈的斗争。

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改造世界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更为艰巨，我们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阻止世界的毁灭。我们继承的是个腐败的历史，这历史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幽灵、陈旧的意识形态；人自身的力量已足以把一切摧毁，却不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人的智慧已堕落为仇恨和压迫的工具。作为这个腐败历史的继承人，我们这一代必须从否定自我出发，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这一代人能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难确定，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起来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对于这种斗争，尤其是这种牺牲，无论何时何地，都值得我们为之致敬和支持。我愿将今天颁给我的这项荣誉，转赠给我们这一代人，相信大家会赞成的。

同时，在谈论过作家所从事的艺术的高尚之处以后，我们有必要还作家本来面目。除了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所共同的东西以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权利。他很脆弱，却又顽固；他不公正，却又热切地寻求公正；他默默地从事着自己的劳动，既不以为耻，又不以为傲；他在无休止的痛苦与美的冲突中被撕裂，最后，他努力在毁灭的历史中树立起永恒的不朽之作。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们怎能要求他具有完美的道德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永远需要我们去把握。自由是危险的，它固然令人鼓舞，但同样令人感到难以驾驭。我们必须向着这两个目标前进，虽然面临痛苦，但依然坚定不移，做好在这漫长征途上迎接挫折的准备。

现在，哪一个作家敢于坦然地以美德的布道者自居？至于我，我必须再一次申明，我不够这个资格。我从来没能摆脱过伴随我成长的光明，生活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情绪固然可能导致我犯很多错误，但无疑它也帮助了我，是我能对自己的艺术有更深的了解。现在，它更帮助我支持和理解那些默默承受命运的人们，他们之所以能承受一切不幸，能够活下去，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记住往日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现在，在我原原本本地坦白了我的浅薄、我得益于他人之处和我的艰难处境之后，我可以比较坦然地说：我之所以接受各位如此宽厚的赠与我的荣誉，是因为，我把这荣誉当作对我们这一代所有那些进行同样战斗却没有任何权利，而只遭受到不幸与迫害的人们的致敬。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各位，并向各位说出那自古以来每个真诚的艺术家每天向自己发出的诺言，这便是：忠实。

@食人大佐韦国清 #13747787

我必须指出第三条路是存在的，那就是加缪的自由人道主义。我们面对的极权主义难道比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更可怕吗？生活在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向我们给出了答案。

推荐这篇文章《我们反抗，所以我们存在｜阿尔贝·加缪逝世60周年》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过，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在《反抗者》中，加缪认为应当以反抗去对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其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诞只能把人引向自杀，将仅仅是一种逃避与屈服。由此，我们看到在加缪那里，反抗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

“那些相爱却相离的人们也许生活在痛苦中，但这并不是绝望：他们知道爱情长存。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双眼无泪地忍受着流亡。我依然在等待⋯⋯我随时可以起航，无视绝望。”

建议异见者们多读读加缪、汉娜·阿伦特和哈维尔的作品。

补上遗书全文

A站：【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2020】【1080p】【中字】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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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原著党不太待见？

内容简介

《重返美丽新世界》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晚年最重要的包含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论著，也是其内容最精简、信息量却最庞大的作品。书稿出版于1958年，而本书是国内第一个未删减版本。该作品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同时他还对自己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做了详细的比较。舆论认为，赫胥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认识超出普通人50年，在今时今日阅读他的作品，能让读者有一种重新认识了人类社会本质的感觉。

※随《重返美丽新世界》附录《美丽新世界》最新译本。

在这部新作中，赫胥黎再次运用了他对人类关系的博识，将我们周边的这个真实世界和他那个预言性的1931年进行了比较。这确实让人感觉毛骨悚然，因为你会发现他对遥远未来的那种讽刺性预言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现实……在这个处于变动之中的世界里，《重返美丽新世界》在为心灵增添力量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重返美丽新世界》是赫胥黎先生对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而具有清晰逻辑的思考后的产物，其中传达的信息绝不该被忽视。他在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批判精神早已超越了其早先作品中那种单纯的愤世嫉俗。最后几页尤其令人震动，其中传达了这样一个悲伤的信号：或许人类本身并不希望获得拯救。

——曼努埃尔·布拉干萨，《时间和潮汐》

在《1984》中，人们被对痛苦的恐惧所控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则被对快乐的盲目追逐所控制。

——《娱乐至死》作者 尼尔·波兹曼

反乌托邦的思路则提醒我们，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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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张爱玲全五卷＋长篇＋中短篇＋散文＋作品评论收录各种文章近百篇，本书设有跳转目录请长按目录实现跳转。张爱玲，现代女作家。笔名梁京。1943～1945年发表了《茉莉香片》等小说，代表作有《传奇》、《流言》等。抗战后，改行编写电影剧本，后居美国。自出道后，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事，无奇不传。 对于传奇，张爱玲有自己的说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张爱玲的笔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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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13567409 找了下，贴这里好了。

有点《十万嬉皮》的意味

作者简介

骆一禾，男，1961年2月6日出生，北京人。小时随父母去河南农村淮河平原接受启蒙教育，1979年9月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4年9月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诗歌专栏，得过两次优秀编辑奖。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和诗论，作品散见《青年诗坛》《滇池》《山西文学》——这是对他深有鼓励的三家刊物，及《花城》《诗刊》《青年文学》《上海文学》《绿风》等。1988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1989年5月31日，他死于脑血管大面积出血（脑溢血），年仅28岁。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诗《世界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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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却养猫 #13313148 新闻实验室、文學部和The Sociologist是电报频道，也是被墙的

@thphd #13415475 ESNI也已经被封锁了：(

揭示和规避中国对加密SNI（ESNI）的封锁

支持支持！

@青年 #12465452 骆一禾不太熟悉。可以讲讲他的代表作么？

@愛牛奶盒的人 #13012201 太棒啦！最好可以不限定诗歌吧，单纯向小二和他的父亲说说话，也许小二父亲看到能有些安慰，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我们和小二在一起。

没想到蔡伟父亲也听说2047了。附上小二新照片（来源：蔡伟父亲推特头像）

https://twitter.com/caiweifather/status/1304951708796121089

因为上周一直没有打通王巍检察官的办公电话，无法和他本人说上话，只能通过网络将我想说的话告诉他，希望王巍检察官看到后能在法律规定的时间（3日内）回复我9月8号寄出、9月10号显示已签收的关于蔡伟取保的申请。我主要想说三个方面:

端点星事件详情：端傳媒：他們為被刪的文章存檔，卻可能因此面臨刑罰

认识蔡伟的15年

友人回忆：我从陈玫身上吸取到行动的力量

内容简介

本书是“文艺风云书系”中的一册，“文艺风云书系”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大型现当代文艺研究丛书。丛书以五四以来的文艺风云人物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运动、思潮、流派、社团、期刊、事件等为研究对象；形式有研究专著、传记、回忆录、访谈录、论文集等；作者或为有关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或为在有关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丛书第一批共11种，内容涉及“十七年”左翼文艺思潮、“文革”诗歌、“样板戏”、“新时期”文坛的拨乱反正，以及世纪之交的“主旋律”文学等。

作者简介

王家平，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导师钱理群），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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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itium.com - 端传媒记者 杨钰 发自香港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两岸三地历史课"专题的第三篇报导。我们仔细阅读两岸三地的历史教科书，拆解内容与史观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报导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调整，教材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直接扣连《基本法》。第二篇关注在匿名举报、红线威吓阴云下的香港中史老师。本篇移步中国大陆，聚焦文革相关内容在课本中的不断"缩水"，并梳理历史教科书70年来的变化。接下来，专题将把视野投向台湾，关注教材本土化怎样深深影响了新一代人的史观，又与中华民国史观产生了怎样的"交战"。

90后艾鑫还记得十年前的中学历史考试。"新中国的文化和科技进步"是一个大的考点，需要以十年为单位按时间顺序背诵，老师会特意提醒一句，说文革那十年也有科技成就，"但很少，所以那时有一个模糊的感觉，那十年是停滞的。"

艾鑫对文革的认知，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课标"教科书。这套书自2001年起在河北、山西、云南等13个省市使用，直到2017年，初中的道德与法治（前称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开始在全国使用中国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教材（下称"统编本"），2019年起，全中国的高中也开始使用统编本。

在新出炉的统编本中，文化大革命所占的篇幅被大大缩减、定性亦被调整。比如，初中历史课本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与大跃进一起并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并加入文革期间的科技成就；课本中原本占据4页、一整个课时的"文化大革命"，缩减为一个小标题。一位今年即将就读高中的深圳学生在微博上表示，儿时曾听奶奶讲文革，因而很期待初二历史课，"结果历史书上也就一两面（页）的内容"。谈及文革的原因，新教材亦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修改成了"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教科书删减文革，或与习近平很多做法沿袭毛泽东有关，上行下效，教科书便开始对文革进行修改。

这并不是新"统编本"历史书中唯一被修改的内容。从1949年至今，历史教科书几经变动。从中共建政初期满页的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至1989年后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又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的"新课标"和"一纲多本"，直至如今再度回到统编教材。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方式与史料筛选，不但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一代代学生的历史观，亦反应了当下政治的风向与温度。

六十年代末，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安门外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庆祝10月1日中国国庆。图 : Bettmann/Contributor via Getty Images

"缩水"的文革

2012年底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对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等作出过一系列指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习近平后来在一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也是在2012年，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统编本"教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2017年，历史、语文、道德与法治三科目，率先在全国使用统一教材，其他科目于2018年起使用。2019年，部分省市高中也开始使用统编教材，2020年全国高中均使用"统编本"。至此，"一纲多本"（注：一个课纲多版本教材）的局面成为历史。

一些网民对"统编本"中文革章节的修改表达过不满。一位名为@闷声发财喝咖啡的网民说，"'文革是所有中国人（大陆）的噩梦，如果一定说它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让中国人不再搞文革。'------这是我高中时代历史老师在上这一课的时候的结论。我现在发现他的结论是错的，并且，历史教科书也被改了。"

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则回应称，文革作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的一个专题，"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

这一回应并不足以解答疑惑。有人对新旧初中历史教材的文革变动做了详细比较：新版不再提毛泽东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不再罗列林彪为动乱局面的煽动者；新版增加毛泽东曾多次在文革期间批评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部分，增加"全国人民无限悲痛"的描述；在评价文革伤害的部分，增加"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此外还删除了红卫兵占领天安门等诸多文革图片。

新版还删除了旧版的课后作业。一个是口述整理：访问老一辈人，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另一个是请学生调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你的家乡有没有被破坏的文物古迹，后来又是怎样修复的？在新版中，课后题变成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形成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请查阅资料，了解红旗渠的修建过程，谈谈你对红旗渠精神的理解。

2001版教科书。

2001版教科书。

2001版教科书。

2001版教科书。

2018版教科书。

2018版教科书。

2018版教科书。

除了对文革描述的变动之外，2019年全国投入使用的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再次大量增加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内容------将8年抗日战争修改为14年，增加地图中的国界和洲界，增加农民起义，更著重强调了领土问题，教材中有31处涉南海诸岛，30处涉台湾和钓鱼岛，10处涉港澳。在这些领土问题上，设有专门的栏目讲述"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年9月刚升初二的梁静记得，七年级下册的历史书里，在介绍元朝时首次提到台湾，讲到那个部分，老师的第一句话便是"台湾自古以来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爱国主义还蛮明显的，"在四川做了两年历史教师的杨琦说，无论材料是大跃进还是新文化运动，学生们可以在任何题目中写下爱国主义的答案，总之都是共产主义好、历史决定共产主义------即使有时这样的答案可能不得分。

这样的历史教育，可以从1949年说起。

"整本书都是梁山好汉"

在宁夏从教33年的历史教师董霞记得，中学时的历史书是小开本。那是70年代末期，书里讲到秦朝，讲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汉代有黄巾起义，宋代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明代是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被详细描述。"每一朝后面都有一个重点的农民起义，"董霞说，"感觉整本书都是梁山好汉。"

董霞学习的课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五套全国中学通用教材，于1978年起供全国使用，主持编写的苏寿桐在文革前就负责当时中小学及大专院校的历史教科书编辑审定，也参与了中共建政初期第一套全国教材的编写。

1949年10月，中共在冷战背景下建立新政权，国际局势紧张，又百废待兴，教育制度向苏联靠近。在被视为中国宪法前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及教育部分称，要"肃清旧社会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此纲领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49年开始组织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叶蠖生编写的陕甘宁边区中学历史教材的基础上，参考民国时期教科书，综合改编成中共建政后第一套中学历史教材，于1950年10月出版。

1996年，中国一所女子中学的学生上课。摄：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在这套教材中，农民起义常常被描述为推动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更放置于标题中讲述。课本的最后一课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讲述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祖国的社会主义光辉前途"结尾。

同时，课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衍生的"社会发展规律"编写，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套叙事方式起源于列宁、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将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认为历史会依照这样的阶段线性发展。同时，"人民群众"是不同阶段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著"大跃进"、反右等运动的到来，历史课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大大缩减古代史与近代史，有的地区甚至只讲中国现代史。当时的历史学家也曾批评此类现象，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1年征求吴晗、翦伯赞等历史学者的意见后，开始编写第四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于1963年完成。然而不久文革爆发，历史教材被指为"黑教材"，这套教材因此未能出版。

文革期间，各地使用自己编写出版的教材，有的地区甚至不再设置中国历史课。教材也通常对文革及毛泽东过分夸大，或进行阶级意识描写。如1972年的《安徽省小学试用课本历史常识》中，将文革叙述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1973年《上海市小学课本历史》中，最前面是毛泽东的三条语录，每一章也均由毛语录开头。

2019年9月9日哈尔滨，人们在纪念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逝世43周年。 摄：Tao Zhang/Getty Images

文革结束后，1978 年 3 月，教育部发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由人教社的王宏志、苏寿桐等学者，讨论出对儒法斗争、农民战争等六大问题的处理方式，呈报邓小平同意后，开始编写文革后的第一套教科书，也是董霞读书时所使用的教科书。

这套教材仍有大量阶级斗争及毛泽东的影子。在同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还援引了《毛泽东选集》，指当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要求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树立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按规律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汪铮对端传媒解释，在毛泽东治下，历史课本中的叙述还呈现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即会突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接连走向了另一个胜利。此外，在过去阶级斗争的叙述框架下，中日战争被表述为------侵略者和士兵是被日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动员起来的，历史人物如左宗棠更是因镇压农民起义被写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改变发生在1983年，那年国庆节，邓小平提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教科书的改革也随之到来。1988年，在《九年制义务教育 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初审稿）》中，已不再强调农民起义，增加了各朝各代的文化艺术历史，也增加了世界史的讲述。左宗棠的形象也变得复杂起来，其事迹选取上，亦包括了在新疆维护国家领土、抵御外侵。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学制或不同地区编写的教材也渐渐出现，形成"一纲多本"的局面。

但1989年发生的事，令历史教材的"命运"再次发生变化。

1989年6月5日北京，人们举著一张照片称他们是天安门广场上被镇压的死难者。摄：Jeff Widener/AP/达志影像

爱国主义教育------关不了的收音机

六四之后，中共面对执政合法性危机，需要在阶级斗争之外，寻找新的论述体系。清末抗争史开始著重描述"外敌入侵"的屈辱感，试图将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外部，并强调中共在历史中的参与，构建中共建立"新中国"才得以"血洗百年耻辱"的叙事逻辑。

1990年4月，第一本以耻辱感视角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出版。同年，邓小平回应七国集团对六四事件的批评及集体制裁时称，"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1991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布《坚持对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江泽民总书记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同志》，提到要"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

爱国主义教育的政策文件纷至沓来。1992，教育部又对1988年的教学大纲进行修订，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这份新的大纲，要求教材"著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突出近现代史中的反侵略抗争，并在国情教育部分，增加中国过去及现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历史，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次的修改中，除了对清末"丧权辱国"的刻画和增加经济史外，古代史部分也开始著重过往辉煌成就，以期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同时，台湾等领土问题走入课本，"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等论述逐步出现，并延续至今。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端传媒指出，历史教育具有强大的塑造国家认同的作用，事实上若代入清朝人视角看，当时割让香港时也并不认为是一件多么大的耻辱，只是后来逐渐形成了国耻的概念。

"有一些关键词是印在你脑子里的，构成了你的语言系统，"艾鑫说，时至今日，提起清末的抗争史，"腐败"、各种阶级的"局限性"、"帝国主义"等词汇就会涌入脑中，老师在讲述时也会强调中国长时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当时要背南京、马关等各个条约的内容，就有一个印象是赔钱赔太多了，政府肯定特别穷。"

董霞就是在近代史部分强调反抗侵略和爱国主义的教师之一，她希望以此告诉学生，个人命运会随国家命运浮沉。董霞说，自己的儿女都出国留学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有很多是向西方学习，因而她也希望孩子们到国门外看看，看看再回来，"我还是有那种传统思想，要振兴中华。"

不过，日本学者 Kazuya Fukuoka 在一项关于日本教科书的研究中表示，教科书未必可以完全决定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近年来，一些抽样访问的学术调查也显示，课本教育因过于官方和枯燥，对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有限，家庭教育、大众文化等的影响可能较课本更为显著。

汪铮在其《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勿忘国耻：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中的历史记忆）》一书中，也提及爱国主义运动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除了教科书，还包括大众文化、媒体、甚至法定节假日等。

1994年，江泽民提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指示要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于是，从红色旅游、博物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各个层面，都填入了爱国主义教育。

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指这不过是一条不爱听的广播，关掉就好。但汪铮认为，制度化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个关不了的收音机。

在艾鑫的记忆里，儿时充斥著抗战剧的声音，甚至在被问及抗日战争的时候，脑中的画面都是电视剧场景。"你印象中毛泽东可能都不是课本中的样子，而是唐国强的样子，周恩来就是刘劲，蒋介石都是瘦瘦高高的，国民党都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艾鑫回忆，自己的父亲尤其热衷《亮剑》，反复看到甚至可以背出台词，她打趣说《亮剑》可能是父母辈的"还珠格格"。

在汪铮看来，1989年前后的历史叙事变动，甚至影响到了外交。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于领土争议并没有那么在意，如中缅、中越的争议中，往往要显示出"大国让小国"的姿态。而1989年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外交独立自主以及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之上，因而对涉及领土主权和国家形象的问题更加敏感和强硬，近年来更有一种"战狼外交"的情况，呈现出一种侵略性。

"国家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很强大了，不必展现出这么强的侵略性，应该从所谓的'爱国者教育'过渡到'世界公民教育'，这才是大国的心态，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汪铮说。

2011年10月26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起义100周年期间，游客在博物馆观看中国同盟会的蜡像，孙中山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图 :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历史成功学

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学生，几乎都做过对比"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的作业。事实上，两者都有复杂的流派争议和各方博弈，以结果论进行简单的高下对比并不能洞悉历史事件的复杂。

然而，在历史教材习题标准答案中，两者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共性，而辛亥因彻底推翻了清治，而较戊戌变法"先进"。

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阶级史观与1989年之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在这样的"大一统"史观与"历史成功学"上构建起来的。

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晚年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开篇中，指出中国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新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大一统"是指，习惯将汉族史看成正史，少数民族及周边地区历史被几笔代过，覆之以夏、商、周、秦、汉这样的朝代更迭，中国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明晰。而第二个怪圈是以线性时间试图总结历史规律，以"发展"作为历史的唯一索引，对复杂史料进行简单处理，对未来进行预言，带有"历史目的论"的色彩。

文化批评学者王晓渔曾在《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文中，对这两个怪圈进行过更详细的解释。他提到，"大一统"时代往往被视为盛世，而非大一统则被看作乱世，当"大一统"成为最高价值，个人尊严、民众权利等常常会变得无足轻重。以秦朝为例，虽有焚书坑儒，但因推动大一统而被视为"历史的进步"。

而"历史成功学"的体现，则是将历史看作被"起义"或"变法"推动的。毛泽东时代因注重阶级斗争，在教科书中便强调"起义"；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强调"变法"。之后，秦商鞅变法、汉武帝改革、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变法，历朝历代的变法在教科书中渐渐增多。1989年之后，书中对变法的叙述也开始摘选------淡化了宋范仲淹限制权力的政治改革，凸显王安石偏集中权力的经济改革。

然而，在54岁的上海历史教师秦明看来，这样线性历史叙事逻辑下，很难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和挑战权威，最终很容易教出两种学生，一种是书呆子，另一种，秦明称之为时代功利主义------取悦老师取悦权威，功利地选择所学科目。

如今回看，2003年的上海教科书改革，是秦明心目中一次可贵的尝试。

2020年8月31日，山东一间学校的学生收到新的教科书。 摄：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另一种叙述历史的可能

上世纪末，中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并在教材中构想即将面对的"全球化"。在"一纲多本"的局面下，人教社开始组织"新课标"教材的编辑，上海也开始组建教材编定的专家组，其中，历史课本由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的苏智良牵头。

这套教科书整整酝酿8年，2003年完成，并在上海几所定点高中试行，2006年9月1日，在上海全市推行使用。其中的历史书，以文明史的方式，试图提供另一种叙事模式。

据秦明回忆，当时的专家组及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初中学生已接受过一轮完整的中外通史教育，因而希望高中教育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和视角看历史。新版的上海教科书，以讲述主题脉络的方式，使学生得以理解文明主题的变迁，并关联自身，得出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无论这些思考是否成熟，在秦明看来，都是锻炼思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时刻。

他以"人权"的部分为例。文明史中谈到，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有关儿童、妇女的权利公约才逐渐出来，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便提到了《人权宣言》，这期间，"人"的意涵、"权"的意涵在不同时代如何反反复复变动，如何丰富，这些都会启发学生联系自身思考，如今自己处于怎样的阶段------这些内容放在通史的线性叙述里就难以完成，只会在课本中单调地写著，"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试行教科书期间，秦明的学生们有不少热衷做社会调查，有人发现自己的家谱记录是有选择的，硕士以上的才可以进入；有人学建筑史的时候，组成小组把外滩的建筑群依比例画了出来。"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好像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这个社会的想像和创造，对世界有无限好奇，这不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认可吗？"秦明说。

他至今记得课堂上那些令他难以回答的提问：没有宪法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三权分立在战争年代权力会向行政偏移，和平年代又向立法偏移，这是否表示时代和人决定了三权分立的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何和后来发生的很多史实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柏林墙是墙，每个人心里也有一道无形的墙，只是不知道这堵墙在防什么......

遗憾的是，这套教科书在推行伊始便引来了"弱化革命和战争"、"弱化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争论。仅一年后，就因"忽视意识形态"而夭折。

尽管上海教科书改革匆匆落幕，同时间开始构思和编辑、于07年出版的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也使用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样的专题分类方式，董霞所在的宁夏就是当时的试点省份之一。由于书中增加了古罗马法、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等过去没有的内容，董霞一度无法适应这样的讲述。

当然，这两套专题叙述的历史教科书也远非完美，其中仍有不少"历史目的论"及意识形态输出，上海教科书的主编苏智良也曾表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

2019年，这套不完美的尝试也宣告终结，新的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再度回归线性叙述的模式。

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个问题，董霞会在自己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说"历史会让你更聪明"，在人生决定上可以参考历史。比如，她自己参考工业文明的历史，几年前在新开发区一咬牙买了房子，如今涨幅翻番。

秦明则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成为有思考力、有同理心的人。"家国情怀、民族感情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它不是贴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

文中艾鑫、梁静、杨琦、董霞、秦明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孙祎雯、殷木子、陈一朵、杜萌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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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舉報、紅線威嚇，恐懼瀰漫的香港教室

「文革時候，人類最大的悲哀就是被你曾經很愛、很相信的人批判（你）。我想跟年輕老師說保重——小心、謹慎是必要的...... 我希望他們不會落入那麼差的光景。」

内容简介

日本研究臺灣政治第一人――若林正丈， 在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涯代表作。

若林正丈教授是日本近三、四十年來研究臺灣近現代史、戰後臺灣政治史最重要的學者。而本書正是若林教授在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研究領域的學術生涯代表作。本書以「中華民國的臺灣化」為線索，統攝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發展歷程，分為「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啟動（1945-1987）」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1987-2008）」兩部分進行論述。

本書整合目前為止中、日、英文學界對戰後臺灣史的研究成果，橫跨政治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區域研究、認同政治等學術領域，是一本具科際整合特色的戰後臺灣政治史。本書更在先行者的研究基礎上進而提出其獨特的「分析式架構」，檢視並解釋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軌跡，是一部飛得高、潛得深，能夠縱觀全局，並具有開闊視野的史家之作。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阿勤、政大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專文導讀

作者简介

1949年出生，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東京大學教授，現任教於早稻田大學，研究領域為臺灣政治史與臺灣近代史。著有：《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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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itium.com - 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 陈莉雅 发自台北

【编者按】在新冷战局势成形、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此刻，端传媒推出"新冷战下的两岸关系"系列专题，回顾两岸停火四十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陆续刊出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十周年专题、四对两岸恋人结婚、成家甚或离婚的故事，今日刊出"陆生十年"深度追踪报导，回顾这四十年来"和平的假期"中，两岸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甚或两相冷对的旅程。

2020 年除夕。 1 月 24 日，武汉封城隔天。刚回到苏北老家过年的杨刚，警觉地和家人商量，是否应该赶紧去上海搭机回台。今年刚满三十的杨刚，正要跨入在台大读博的第二个学期。在台湾的同学都建议他尽早返台；过年期间，家中难免人来人往，家人也害怕他万一感染了，就没法回去上学了。

然而当时上海爆发了几例来自武汉的旅游感染者，杨刚想了想，觉得不如等大年初二从盐城直飞台北的班机──盐城离他家更近，不进上海也少点风险。再说，大年初一出远门也实在不太吉利。就这样，杨刚错过了返台的"大限"。1 月 26 日，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陆籍人士来台限制"，要求陆生至 2 月 9 日之前暂缓入境。然而由于一连串的阴错阳差、加上国际疫情日渐严峻，陆生返台时程一延再延。

无法回台、只能上网课（网路课程）的杨刚，开始在脸书上使用两种正好相反的方式来计算日子：一种是"离开台湾几天了"，数字不断向上累加，直到"突破三位数"、"突破200"了，他人依然在大陆；另一种则是"回台计时"，他半赌气、半期盼地为自己设下一个个返台的"期限"，然后不断倒数──"下个月再不能回，我就不回了。"

我对于（为了不能赴台读书而）起诉（政府）其实没有很大把握，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如期回覆了，而且就两岸议题的情况而言，目前的讨论被限缩得很厉害。

到了 8 月 19 日，陆生返台终于露出一线曙光：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委员前往考察时透露，总统蔡英文已有特别指示，必须让陆生"准时回来上学"。8 月 21 日，已经不抱任何期望的杨刚，在脸书上写道："不抱有过大的期待，才不会有太大的失望。这是这半年来自由民主人权教给我的。"
但就在这半年之间，不只台湾迟迟不开放陆生回台，就在 4 月 19 日，中国大陆教育部网站发出通报，称"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及两岸关系形势，决定暂停2020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赴台升学就读的试点工作"，但已经在台湾就读且愿意继续升读的陆生，可以继续升读。
此时，距离首代陆生蔡博艺来台就读、后续并出版《我在台湾，我正青春：第一届陆生来台求学记事》的时光，恰好十年。2011 年，被称为台湾的"陆生元年"，2020 年，却已经有不少人私下戏称，今年或可能是两岸的"陆生末年"。
有些陆生，并未选择消极等待，例如正在准备申请赴台就学的陈新。陈新决定，为了去台湾读书，她要向政府提出"上诉"。

"当天看到消息时，很震惊也很疑惑──消息最初只是一个官员针对记者采访时的回应，但那是合法的决策吗？" 陈新如此说道。隔日，陈新决定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教育部详细说明此政策的信息内容，确定此"口头消息"是否具有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依照此法获取政府信息，包含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社运人士不时会透过申请信息公开的手段，侧面要求政府部门公开说明颁布各种禁令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缺乏直接维权手段的环境里，这是一种辗转迂回的手段，但许多社运人士都惯用。

陈新说，她多年前曾看过一名女大生申请信息公开，当时的案由是高校教材内含错误的同性恋资讯。最后该案进入诉讼阶段，获得了许多民众的关注，因此她希望在陆生事件上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陈新向教育部申请的信息共有四项：（一）教育部所做出"暂停 2020 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赴台升读"这一决定的依据；（二）教育部重新开放大陆地区毕业生赴台就学的时间；（三）教育部《暂停 2020 陆生赴台就读试点工作》通知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全文及发文号；（四）"暂停 2020 赴台就读"与"维护陆生返台就读正当权益"之间的关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若无法当场回覆申请，必须在收到申请之日的 20 个工作日内答覆──也就是 5 月 11 日。若行政机关需要延长答覆，也必须告知申请人。

5 月 11 日当天，陈新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教育部的公文，上头写道，"本机关将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8 日以前做出答覆。"

6 月 2 日，陈新再次收到了中国教育部的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你申请的第一、三项内容涉及国家机密，不予公开。你申请的第二、四项内容属于谘询类问题，没有指向明确的教育部政府信息，请参考教育部港澳台办负责人于 4 月 7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作的回应。"

换言之，中国教育部认为此一对陆生赴台的决定与规范性文件皆属"国家机密"，其余问题则不打算回覆。

按照惯例，陈新若对教育部的回应不满意，还可继续提出上诉、进入一审，不过过往案例大多以失败收场。她看着回应的公文，沮丧地说："我对于起诉其实没有很大把握，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如期回覆了，而且就两岸议题的情况而言，目前的讨论被限缩得很厉害。"

2020年6月1日北京，中国东方航空飞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摄：Zhang Yu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陆生元年"到"陆生末年"

就"促进和平交流"这个目标而言，陆生来台其实并没有达到效果，有时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陆生来台之后坦言"有点失望"，或者因为在台受排挤的经历，而从"对台湾有好感"变成"小粉红"

时间再往回倒转十年，同样是 8 月 19 日，2010 年，台湾立法院针对《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专科学校法》进行修法，正式奠定了陆生来台的基础和法源；日后人们提及此次修法，经常将这三部法律统称为"陆生三法"。

隔年 1 月 6 日，台湾教育部依据"陆生三法"的框架，进一步制定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正式开启"陆生来台元年"。在当年两岸的热络气氛之中，和"陆生来台"同时期上路的，还有促进经贸交流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以及改善陆籍配偶待遇的各种法令。

当时不少人认为，"ECFA 元年"、"陆生元年"是两岸交流的崭新开端，也是两岸迈向和平的起点。

然而回顾这十个年头，我们却不难发现：就政策成果来说，在所有促进两岸交流的政策里，开放陆生来台，或许就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个。

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为例，自由贸易协定在国际间本就极具争议，牵涉利益亦十分庞杂，早在谈判初期就满城风雨，后来又引发了"三一八学运"、间接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会弄成今日只剩"早收清单"、尴尬鸡肋的状态，可以说是毫不令人意外；而两岸婚姻，则像是"平民间的和亲政策"，用字面上的含义实践"两岸一家亲"、以更切身的亲缘拉起两岸纽带，也更容易因为"人道考量"而通融松绑。

至于陆生来台政策，就没这么理所当然。

任职于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汪宏伦，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就"促进和平交流"这个目标而言，陆生来台其实并没有达到效果，有时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陆生来台之后坦言"有点失望"，或者因为在台受排挤的经历，而从"对台湾有好感"变成"小粉红"，甚至因为健保问题而激发了台湾人的排外情绪。

此外，中国教育部更在今年 4 月 9 日宣布，由于疫情与两岸关系不佳，将会暂停大陆学生赴台升学就读的"试点工作"。这一试就试了十年的"试点工作"未来能否重启，眼下没有人能知道；一些陆生则戏称，怎么样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末代陆生"。站在今日回看，当初立意良善的陆生政策、看似无害的年轻学子，究竟是何处惹了尘埃，招来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2020年2月，国立台湾大学的校园内。摄：陈焯煇/端传媒

陆生来台：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缩影

虽然外界一般将"陆生元年"定为 2011 年，但事实上，早在马英九上任的 2008 年，台湾就已正式开放大陆"研修生"来台。

所谓的"研修生"，通俗点说，就是所谓的"交换生"，然而在台湾官方的定义里，"交换生"这个类别专指"国际交换生"，因此对于法理上不算"外国人"的大陆学生，便改以"短期研修生"称呼之，但实务上和"国际交换生"几乎没有不同。

在陆委会的官方说帖中，台湾政府之所以开放陆生来台，是为了增进两岸青年学生彼此了解、推动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但外界普遍认为，开放陆生来台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台湾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大学倒闭的危机。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学位生的申请限制略窥一二。

陆生开放初期，台湾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就规定，大陆学生申请台湾大专院校，只有研究生才能申请公立学校，而大学部学生则只能申请私立学校──这种限制，主要就是为了将大陆学生引导至招生状况较差、更需要生源的私校或硕博士班。

其中，"研修生"由于没有学历采认和人数上的限制，在台停留时间又通常只有一个学期，对台湾社会影响较小，却又能为学校带来大量生源，一直是相对受欢迎的群体。根据陆委会统计，从 2011 至 2019 学年度，一共曾有 204,959 名研修生在台就读，足足是学位生的 11 倍。

来自江苏的张锡锡，就曾是这 20 多万名研修生的其中一员。

2012 年在义守大学当"研修生"的张锡锡对端传媒坦言，当初之所以赴台，"只是刚好志愿分发到的，并没有非来台湾不可。"然而台湾南部人的热情，却勾留了她。"我常常被邀请到人家里作客，也交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台湾南部人的热情。"张锡锡回忆道。

回到大陆之后，张锡锡进入财新网当实习记者，开始接触到比较批判性的视角。"后来我待的团队被裁，但我又不想加入新的团队，于是就有点犹豫该不该继续待下去。"此时她想起自己大三时，曾经认识一个在南京大学交换的台湾学生，当时那位学生给了她一位台湾教授编撰的讲义，让她觉得受益良多。"我其实挺怀念在台湾当交换生的生活，刚好又听到那年的赴台招生即将截止，于是就赶忙准备了材料，申请了那位教授任教的研究所。"

在台湾三年的硕士生涯结束后，张锡锡又前往美国纽约州一所大学继续读博，现在的室友也是台湾人。"我感觉自己更像台湾人，和大陆人相处反而不太习惯，觉得大陆人太直接、没礼貌。"疫情期间，大陆朋友也怎么没关心她，反而是台湾学生会给了她不少帮助，让她觉得台湾人更温馨，"万一在美国博士班毕业后找不到教职，我还是想到台湾生活。"

除了像张锡锡这样拥有第一手经验（不论旅游、或当交换生），因而对台湾有好感的陆生之外，还有不少人之所以赴台读书，是出于脑海里美好、却未必真实的台湾印象。

"大陆研究生会选择来台湾读书，理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喜欢台湾流行文化、对台湾拥有正面的想像，另一种则是想念文科的人，认为台湾文化气氛更好、学风更加开放。像性别研究这样的领域，在中文世界里你别无选择，只能来台湾。"从硕士一路念到博士、至今在台湾已待满八年的黄颖，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如此说道。

黄颖自己就属于第二种人。

原本读国际关系的她，2012 年在大陆某所顶尖大学毕业之后，想过当一名演员、又想转读文化研究，然而"大陆学校学风还是保守一些，不太收跨学科的学生，我申请过文化研究专业的研究所，最后未被录取。"

当时他朋友搭上了陆生的首班车，正在东海大学读社会所，不时向她推荐，于是她也申请了台湾一所名声不错的大学硕士班，正好就是她想学的文化研究领域。

"很多陆生会说自己来台湾之后有很多转变，我自己倒是没这个感觉。早在赴台之前，我一直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人，头脑里架构了一个左翼的思想框架，但里头其实是空的，所以也才想来台湾充实这个框架里的内容。"

自己也是第一届来台陆生的洪梅，则认为早期和近期的陆生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最初几届来台的陆生，那不只是菁英了，而是『比菁英更菁英』──许多学生不只上得了 985、211 的分数线，甚至不少都是海归，在西方国家受过教育了才来台湾。尤其是想念政治、社会、历史科系的陆生，大部分都是很有抱负、很有勇气，或是不认同大陆体制的人。"

洪梅来台之前，也在大陆某个报社当记者；之所以来台，是因为工作之后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了解，加上台湾当时又普遍被认为是"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而她有意申请的台湾研究所，所长又积极对她力邀，甚至还承诺会给予"台商提供的奖学金"。

"后来我并没有拿到那笔奖学金。有人说那笔钱被他贪污掉了，但因为他的政商关系通达，这件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奖学金落空的事件，除了让洪梅看到两岸间的学术买办，如何可能利用陆生来台而寻租获益之外，也让她有些心灰意冷，因而决定修改论文方向、不谈时政，开始埋头研究古代的政治思想史。

"但我至今依然觉得，去台湾念书还是很有收获。"在台期间，洪梅开始对台湾的永续农业、社区营造、生活美学产生了兴趣，对人事物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大陆青年在思考时，太习惯从国家民族的层面出发，但台湾人比较会从实际生活层面的感知出发。"

2014年3月30日，抗议者在台北集会，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两岸势力跷跷板位移：赴台留学渐失吸引力？

然而这种"台湾在公民社会、精神文化上蓬勃发展"的潜台词，其实正是台湾在经济发展上不再优越的事实。

"刚到台北时，台北物价比大陆还贵，后来每年回去都发现大陆物价飞涨，最后变成大陆的物价比台湾高，感觉起来台湾就好像没这么厉害了。"或许是怕记者误会，张锡锡连忙补充，"但文化还是很棒啦！"

然而张锡锡的贴心补充，并不能掩盖以下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经济量体、或是文化话语权，近年来两岸均势的跷跷板的确已有位移，和陆生刚开放的 2011 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不少接受端传媒访谈的陆生都认为，台湾在整体实力上的式微，确实会影响陆生来台意愿──关于这点，曾于 2012 年至 2014 年在台念硕士的雷芳芳，就用一句话做了很好的总结。

"去过台湾之后，我最直接的一个冲击就是：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但我为什么要去台湾？"

学新闻专业的雷芳芳认为，她在台湾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回到大陆之后其实不太有用，"而且台湾的媒体普遍素质很低。"回大陆找工作时，她在履历写上了自己在台湾就读的大学，但其实多数陆企根本没听过那所学校，所以后来她干脆只写上海交大的本科学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我会想来台湾交换就好，而不是念学位。"

不过这些说法，是否代表赴台留学对于陆生来说，真的已经失去吸引力了呢？从数据来看，实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根据台湾陆委会的统计，大陆学位生在台的注册人数，自从于 2015 年攀上巅峰之后，便一路减少至今；到了蔡英文上台隔年的 2017 年，学位生注册人数和 2015 年相比，更是锐减了将近三分之一。若从研修生的人数来看，来台人数高峰同样也落在 2015 年──正好就是 2014 年台湾"三一八学运"学运落幕之后、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前夕。

图：端传媒设计组

然而如果再细看台湾陆生联招会的统计，我们却可以发现，陆生赴台的报名人数虽然的确于 2016 年开始下滑，但也已经在 2019 年恢复到蔡英文上台前的水准；真正造成陆生实际注册人数下滑的原因，其实是学士班的招生名额在蔡英文上台之后遭大幅缩减──2016 年，陆生学士班的招生名额还有 2,136 人，到了 2019 年，这个数字只剩下 800 人。

虽然陆生来台名额名义上由两岸共同协商，但主控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因此近年陆生来台之所以人数减少，未必是陆生来台意愿下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中方限缩名额所致。外界一般也认为，中方之所以要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减少陆生配额，就是想利用陆生政策、以及台湾私校对陆生的渴求，对蔡政府进行施压。

不过，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汪宏伦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2014 年的"三一八学运"依然是影响陆生对台观感的重要转捩点。

图：端传媒设计组

"当时在台的陆生，几乎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那不只是一场街头运动，也是一场校园运动，导致陆生无法不被迫涉入这场运动。此外，2015 年的周子瑜事件也让陆生强烈体认到，中国符码在台其实非常不受欢迎。"

循此，台湾人对中国大陆、对陆生的态度，究竟对于陆生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汪宏伦在〈"RIP，426"：解析"大陆地区旅台学位生"的国族经验〉这份研究中，便针对"在台经验"对陆生造成的影响，大致分辨出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变得更加支持中共体制、更加反对台独的"类型Ａ"；第二种则是没这么极端的"类型Ｂ"，他们对中国体制的批判只有稍微减弱，但反台独的立场却变得更加坚定，不过基本上还是向往自由民主；第三种变化则是"类型Ｃ"，这种陆生对中共体制的不满有增无减，对台独诉求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则大幅增加。

"早期来台的学生，对于台湾年轻人的主流国家认同并不理解，因而常常会有『文化冲击』，发现自己在大陆对台湾的认识是有误差的。然而这些陆生在台湾感受到的敌意，也会让不少人开始转向支持中共，认为自己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来台之后才被激发出来的。"

汪宏伦近期也观察到，如果把 2014 年当作分水岭，之后来台的陆生因为来台之前已经听过学长姐的描述、有了心理准备，受到的冲击就不会这么大，从而形成了某种"自我筛选"的机制，使得还愿意来台的陆生，可能就是真的对社运、公民组织有兴趣的人。汪宏伦认为，这样的陆生不会太过在意国族议题，而类型Ｃ的陆生比例，也很有可能会愈来愈高。

"很显然，类型Ｃ的学生，是中国政府所不乐见的。尤其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北京也在对台方针上做了不少调整，一方面把陆生当作"筹码"，一方面也担心陆生在台湾受绿营洗脑，甚至听说台办近年也会主动游说、劝退想去台湾的学生，这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是前所未见的。"

2020年4月17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一名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喷洒消毒剂，以预防2019冠状病毒。摄：Lin Yen Tin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夹缝中求学？自觉成为"筹码"、"工具"的陆生

汪宏伦指出，如果开放陆生来台的目标是"解决台湾私校招生不足的问题"，那么陆生政策的确有一定成效──关于这点，光从中国政府暂缓陆生来台工作之后，私校哀鸿遍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政策论述，其实恰好也是不少陆生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在台湾，他们被当作解决生源不足、高教崩解问题的工具；在中国大陆，他们却又被狭持成为政府用来对台让利、施压的筹码，可以说停就停。

从官方逻辑思考，由于大陆在台没有直接设立的机构，陆生来台后难以管控，国台办若想影响陆生，也得要等他们放假回到大陆才行。在这种戒慎的态度之下，陆方一直都用"试点工作"这个概念来管理陆生政策，也的确反映出了中方想要保有更多弹性，从而和台湾方面不断透过立法来"明文化"、"常态化"陆生政策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身为首届赴台陆生、现在就读台大政治所的余泽霖，则在 2016 年陆生爆发健保争议时如此写道──"陆生变成了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纸牌人，从来只能被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的单方面代言或挞伐，也从未有相关立法机构邀请陆生，表达对健保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看，陆生这种"没有主体性"，必须谨慎发声、甚至不能发声的状态，或许也就是陆生经常被"工具化"、"筹码化"的另一种写照──很少有人把陆生单纯当作"学生"看。

在台期间曾经历过"三一八学运"的洪梅也认为，陆生的处境很特殊，一方面不希望自己被忽略、被标签化，因而有些事情不能不说，但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说，深怕得罪各方，必须在两边设下的框框中谨慎生存。

对于陆生的这种尴尬处境，中研院学者汪宏伦认为，台湾模糊的"国家定位"就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由于台湾的国家定位不明，因此只要扯上中国大陆，注定就会出现许多争议，因为在现有的宪政体制中，大陆既不是『国内』、也不是『国外』，然而当代的民族国家框架，却又要求我们将"国民"与"非国民"明确地切分开来。也因为如此，许多根据国籍界线所制订的福利政策，一旦牵涉陆生，就注定会出现问题。"

汪宏伦进一步指出，由于台湾是民主政体，马政府当年在推动两岸交流时，依然必须顾虑到在野党的批评或反弹，也因此才会制订出一些奇怪的但书和例外，比如所谓的"三限六不"政策（即限制采认高等学校学历、限制来台中国大陆学生总量、限制学历采认领域；不涉及加分优待、不影响国内招生名额、不编列奖助学金、不允许在学打工、不得在台就业、不得报考公职及专技考试）。

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本立意良善的陆生政策，于是被推向两面不讨好的处境，也让陆生非常不满，甚至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多有批评，认为台湾人嘴上挂着自由、民主和人权，一碰到大陆却又有双重标准。

然而要回答"陆生政策为何无法促进两岸和平交流"这个问题，也不能不讨论陆生政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效应。汪宏伦认为，这些效应，主要就呈现在"划界政治"这个面向上──开放陆生来台，让台湾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他者"的参照对象，从而能清楚看到自己和大陆人的差异、进行划界，而陆生在校内，也容易被部分台湾人当作"泄愤"、"报复"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界政治，大多数时候都是幽微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不见得有剑拔驽张的场面，因而不易察觉，却又至为关键。

黄颖回忆道，有次她的港籍伴侣为了续居留证、得去医院做个体检，于是她脱口便问了伴侣"要不要先抽根烟、喝杯咖啡，等下大便才大得出来？"结果伴侣瞪大著眼告诉她，"我们港澳生体检不用大便的啊，原来你们陆生要？"

于是黄颖也才知道，陆生和港澳生不只身份不同，就连体检内容也不同。对记者讲起这些时，黄颖自己都忍不住感到莞尔，但她在台湾切身感受到的疏离与排挤，确实就是由这些琐碎经历所拼凑出来的。

目前在台湾就读政治专业、同样因为疫情而无法回台的林恒锋，则对端传媒打了个比方：陆生试图融入台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献祭自己"的过程──你必须献祭出自己过往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去痛斥一个你曾经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国家，以此尝试融入台湾的社会，希望对方接纳你。

"其实台湾很像那种最糟糕的前任──越喜欢就越需要远离，但越远离却又越喜欢。虽然离开了、有距离了，但重新审视的时候，随便一个小事情还是能让你非常怀念。"林恒锋如此说道。

尊重受访者意愿，除了汪宏伦外，本文受访者姓名皆为化名。

中国公民，困于极权下。

背景：曾声援许章润的出版人耿潇男夫妇涉“非法经营罪”被刑拘

CDT编辑配图：耿潇男与许章润

歲在庚子，七月流火，適為人間清秋，不料戾氣瀰漫，捕快墮突街閭。大災甫息，瘟疫依舊，全球討伐聲激，周邊戰事一觸即發，而民生迫在目前，本該予民休息，進而反省罪己，以圖祥和。不意當軸反其道行，一意挑動不滿，專心製造敵人。就在昨日，警方抓捕著名文化出版人耿瀟男女士，夫婦二人同遭羈獄，頓時舉世譁然，將緊繃輿情往前再推一步，讓本就不堪之中國政情雪上加霜，而令萬千良善國民齒冷心寒。

多年以來，除開藝術評論與文化出版，瀟男女士秉持公共心腸，投入公共事务，無私無偏。每為身役公益而受难罹禍人士，不論親疏，勇敢发声，无惧无畏。奔走公義，抱薪牽馬，不惜代價，不計成敗，有情有義。而文筆激越爛漫，心意清澈如雲，品性豪邁嘹亮，脾氣嫉惡如仇，集美麗、才情和正義於一身，正如友人所言，身為美女，可稱先生，正為我華夏十二月黨之大丈夫也。

尤當在下蒙冤羈獄之際，瀟男女士仗義直聲，以筆呼號，因傳播真相而惹惱有司，這才埋下今日牢獄之災的禍根。浩瀚中華，危難當口，總有俠女捨身取義，令須眉汗顏。她們本是弱軀，奈何因信行義，以一己之力抵抗強權。 她們不想充當英雄，但願閨中吟詠，卻因一腔血湧，遂成以死明志的真正豪傑。瀟男，不管你們如何污名，她是這個至暗時刻，義無反顧奔赴在崎嶇自由之路上的殉道者，她是至剛至烈反抗極權暴政的受難人，她是浩瀚凜然、追求民主的偉大公民！ 別作惡，放下屠刀，釋放瀟男，還瀟男自由，還瀟男夫婦自由，還這個世界以公道！

天地不仁，長歌當哭，上天吾王，你睜眼看看這人間⋯⋯

瀟男有罪，吾人同罪，莫欺負女子，坐牢殺頭，請自章潤始。

許章潤

庚子七月二十三，耶誕2020年9月10日

内容简介

《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是一部奇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颠覆了在它之前美国诗人们遵循的欧洲诗歌的创作模式，而且是有意识的颠覆。尽管它从问世至今饱受争议褒贬，但却被尊崇为地道的美国诗歌的诞生标志，是19世纪世界文学史中最重要的诗集之一。书的内容如此浩繁，从中史学家看到了19世纪的美国历史，思想家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美国式表达，哲学家看到了万物皆有灵和灵魂不朽的信念，旅行者看到了美国野性旷莽的自然风光和壮丽沸腾的城市景象，青年人读出了对肉体和性的赞美，老年人看到了对死亡的坦然无惧……惠特曼在美国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此译本由译者邹仲之根据英国华兹华斯诗文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译出，在“临终版”草叶集的基础上还增添了十余首作者去世后附编的《老年的回声》，以及数十首之前未收入诗集的作品。因此，这部新版的《草叶集》可谓迄今为止国内收录最完整、最全面的惠特曼诗集。另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楚图南和李野光先生合译的《草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以及赵萝蕤先生译的《草叶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既保留借鉴了前辈的成果，又在前人的高度上以一种粗粝平易的语风重新诠释了惠特曼这位平民诗人，并获得了翻译界前辈屠岸先生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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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北岛《波兰来客》

遥想八十年代，那是属于诗人的年代。戛然而止的八九年，我站在广场上哭泣。

感伤之余，本馆将分享馆藏精品诗集，梦回八十年代。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李文亮

A Healthy Society

Should Not Just Have One Voice.

------ Li Wen Liang

以下是周云蓬工作室创作的歌曲《文亮》：

文亮 文亮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Wen Liang, Wen Liang,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文亮

Wen Liang

词/曲：大方

Lyrics/ Music: Dafang

你喜欢

买车厘子

You liked cherries

还喜欢

吃炸鸡腿

You liked fried chicken

你也看

徐大sao做饭

And you watched Xu Da-sao cooking

你期待

《庆余年》续集

You longed for a sequel to Qing Yu-nian

你喜欢

汽车手机

You liked cars and phones

惦记着

妻子和小李

You worried about your wife and your little daughter

最淅沥的雨

The lightest drizzle

最轻柔的风

and the gentlest wind

落叶

飘洒一地

scattered fallen leaves everywhere

谢谢你 文亮

Thank you, Wen Liang

你是我

You are me

我也是你

I am you

谢谢你 文亮

Thank you, Wen Liang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文亮 文亮

Wen Liang, Wen Liang

我没有把你忘记

I have not forgotten you

文亮 文亮

Wen Liang, Wen Liang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谢谢你 文亮

Thank you, Wen Liang

你是我

You are me

我也是你

I am you

谢谢你 文亮

Thank you, Wen Liang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文亮 文亮

Wen Liang, Wen Liang

我不会把你忘记

I could not forget you

文亮 文亮

Wen Liang, Wen Liang

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写于2020年3月11日

11Mar，2020

演唱：大方 Vocals：Dafang

友情助唱：周云蓬 郭龙 Back Vocals：Zhou Yun-peng ， Guo Long

和声：周甜 郭亚男 刘卓翰 马鸣伟 Back Vocals：Zhou Tian, Guo Ya-nan, Liu Zhuo-han, Ma Ming-wei

鼓：张蔚 Drums：Zhang Wei

大提琴：张博 Cello：Zhang Bo

钢琴：吴永红 Piano：Wu Yong-hong

吉他：白桦 Guitar: Bai Hua

录音：李强 杜凯 Recorded by: Li Qiang, Du Kai

编曲：李强 吴永红 Music Arranged：Li Qiang, Wu Yong-hong

制作/混音：李强 Produced/Mixed by：Li Qiang

英文翻译：王与同 大方 Translated by: Grace Yutong Wang, Dafang

李文亮医生2019年10月12日微博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患者多了心情难免有些急躁，感谢每个患者对我的体谅，中午按摩之后舒服多了，感觉困扰多日的颈椎病终于要滚蛋了，武汉的秋天自有一股不热不冷的温柔，在这个季节里你能体会到最淅沥的细雨和最轻柔的风，当然你更能感受到落叶飘洒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的美与心动。 晚上吃了心心念了一天的炸鸡腿，正新这次真是惨败叫鸡，感觉还是没有徐大Sao做的香啊，新的一岁希望能做一个简单的人，看得清世间繁杂却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足够的平常心。

Blog of Dr. Li Wenliang, 12OCT, 2019

Today is another busy day, and I could not help being impatient as I am getting more patients. Thanks to all of the patients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The massage at noon made me feel much better, and the cervical spondylosis that has been troubling me for many days is finally gone .

The fall in Wuhan has a tenderness that is neither hot nor cold. In this season, you can find the lightest drizzle and the gentlest wind, and you will feel the beauty and rhythm of the crackling sound when you step on the fallen leaves.

I had fried chicken for dinner after thinking about it for the whole day, Zhengxin lost badly to jiaoji this time, I feel like it's still not as delicious as the one cooked by Xu Da-sao .

In this new year I hope to be a simpler person who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world, but does not leave a trace of it in their soul, and who maintains enough normalcy.

关于这首歌

这一年，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李文亮医生殉职后，我有时会翻看他的微博。三月的一个清晨，因为一直想着李医生而倍感压抑的我，大声唱出了一句：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当天晚上，这首歌就写完了。

我站在母亲床边，唱给病重的她听，母亲流泪。

六月，母亲病逝。她的早逝多少与疫情期间各种治疗上的不便有关。从前，我是一个内心充满幸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的心底永远沉淀着悲伤。

七月，我问周云蓬这首歌是否应该录一下。他说：写得很好啊，录吧。

生者固然要继续前行，逝者，我也不想忘记。

在筹划录音以及录音期间，我请教和打扰了众多朋友，在此感谢：小木、周甜、张蔚、杨梓文祺、谭力波、张佺、刘东明、李志、安娜伊思-马田、张玮玮、小河、唐拉拉、彭禹、王小山、邱磊。

感谢制作人李强。

感谢周云蓬、郭龙参与合唱，你们宽厚温暖的声音为这首歌增添了力量。

感谢我的侄女王与同帮我润色英文译文以及设计歌曲封面。

感谢北京"奕星宇音乐"星芒录音棚、大理"窄门Studio"协助录音。

最后特别感谢左小祖咒对制作的帮助。

大方

2020年8月24日

About This Song

This year, was hard for everyone.

After Dr. Li Wen-liang passed away in the line of duty, I sometimes read his blog. In a early morning in March, I felt very depressed about Dr. Li and cried out: "The world needs different voices." That night, I finished this song.

I sat by the bed of my mother, who was seriously ill then , and sang to her; she teared up.

In June, my mother passed away. Her death was somehow due to the unconvinence in treatment caused by COVID-19. Before then, I was a person with happiness in heart, but after, my heart was always filled with sadness.

In July, I asked Zhou Yun-peng whether I should record this song or not, he replied: "this song is very great, go to record it."

The living have to go further, and as for the departed, I do not want to forget them.

During the planning of recording and recording, I bothered and got suggestion from many friends, thanks alot: Xiao Mu, Zhou Tian, Zhang Wei, Yang Zi Wen Qi, Tan Li-bo, Zhang Quan, Liu Dong-ming, Li Zhi, Anais Martane, Zhang Wei-wei, Xiao He, Tang La-la, Peng Yu, Wang Xiao-shan, Qiu Lei.

Thanks to producer Li Qiang.

Thanks to Zhou Yun-peng and Guo Long, your openness and warm voices increased the strength of the song.

Thanks to my niece Grace Yutong Wang for helping me polis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esign the cover of the song.

Thanks to Beijing Yi Xing Yu Asterism Studio, Dali Narrow Gate Studio help recording.

At last, specially thanks to Zuo Xiao Zu Zhou for helping with producing.

Dafang

24Au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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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与同

---END---

【纪录片】艾未未武汉封城纪录片《加冕》（Coronation ）

弱弱问一句：有人有这部片的资源么？（哭哭）

犯罪或革命？朱利安·阿桑奇的兴衰——从一个著名的公关人员到一个被斥为间谍和强奸犯的怪人。阿桑奇的未婚妻也首次在德国电视上发言。

interview on German public broadcaster ARD in this 60min documentary (German segments have English subtitles) .

观看地址

@thphd #10977115 新闻实验室的评论

【No one is watching Big Tech and Big Brother here】

《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展示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系统是如何逼迫骑手们冒着生命危险飞奔的。在这个系统中，有一个怪兽一般的存在，那就是"算法"。

其实，算法只是工具，它只是尽量去完成你让它完成的事情。算法逼迫骑手们快些再快些，那是因为写算法的程序员被要求这么写；算法不考虑逆行、红灯、电梯，那是因为给程序员下达指令的人并不在乎这些。

算法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工具。有了海量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做支持，它可以遵循你的指令，榨干每一秒的剩余价值。

但是，算法也可以是有人性的、仁慈的，如果你给算法设定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交通违章数、骑手伤亡数，它完全有能力给予骑手很好的照顾和保护。

只不过，美团和饿了么都不在乎这些指标。

商业公司只在乎利润，这本身也没什么错。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应该有各种角色，各司其职，企业负责创造利润，但同时应该有其他角色负责监督企业，督促它们重视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要求它们在算法里写下相应的指标，不允许它们将巨额利润建立在危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这些监督型的角色包括议员、NGO、媒体，当然还包括Labor union。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对企业的监督约束力量最弱的，是资本最不受制约的。但是，就算在美国，也有不少国会议员正紧紧盯着科技巨头的一举一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不用提大量的NGO和媒体。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谷歌前雇员发起了一个叫"Time Well Spent"的NGO，批评手机app成瘾问题，直接导致各大操作系统都加入了"屏幕使用时间"功能；ProPublica前调查记者发起了非营利媒体The Markup，专门监督科技巨头，它们的口号是"Big Tech Is Watching You. We're Watching Big Tech."

所以，外卖骑手们的辛酸遭遇，背后并不是算法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王兴的问题，而是一个失衡的权力结构带来的必然结果。No one is watching big tech and big brother here. 《人物》杂志这样的媒体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监督力量了，而新闻业自身其实也在遭到平台和算法的伤害。

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持续了6个月后，学生们开始加固市内多所主要大学，并占领附近的重要道路。这导致了抗议活动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围攻理大。

我们感谢大家的反馈和讨论。我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多人感受非常热烈的话题，希望你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如此，这里是一个观赏空间，就像你在影院看电影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在影院使用手机，我们已经停用了这个视频的评论。我们鼓励大家讨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值得我们去讨论和研究。

有一点我们希望香港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名字 "蟑螂工作室"，已经存在了五年多。它与香港，香港人，或者除了我们团队以外的任何群体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对我们如何决定这个名字或我们作为一个工作室的愿景感兴趣，请随时查看我们网站上的 "关于 "页面，在下面的链接。

letterboxd: https://letterboxd.com/film/burn-with-us

iMDb: https://www.imdb.com/title/tt12125148/?ref_=nv_sr_srsg_0

Cockroach Studios: https://cockroachstudios.org

观看地址：https://vimeo.com/405957152

祝贺论坛发展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馆对于搭上论坛发展的顺风车感到十分荣幸。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909-opinion-david-graeber-in-memory/

开学第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挚爱的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伙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终年59岁。这样的年纪，以思想家来说，死得有点太早；以行动者来说，死得有点晚。尽管我未有机会和 Graeber 碰面，但对我这样一名人类学学生和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行动者来说， Graeber 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重要且罕见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不论 Graeber 走得是早还是晚——都是可惜和难过。

本著“We Are The 99%”（占领华尔街口号，Graeber也参与了这口号的创作之中）的精神，重新“占领一切”，其实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动，去夺回本来属于99%的社会，然后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无政府主义感召的NGO组织者、人类学毕业生及运动者。在香港占中运动爆发的时候，我和同学无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观地想：到底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运动？在占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情况下，在香港NGO界及社运力量被压抑、消耗而渴望爆发的那个当下，怎样使得“占领”这种运动模式发挥它最大的潜力，而不只是一次动员力的展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味道浓厚的论述，可否为香港带来什么启示？而人类学，是否能提供什么答案？

顺著这些思路，我们很快找到了 David Graeber 的思想，那是2014年，从接触时间来说，不算走在“潮流”尖端，但自此他对我的影响很直接。因为 Graeber 刚好踩在运动和人类学两条线上，并跟我们一样，希望在知识的行动及行动的知识中，改变我们觉得具压迫性的文化、社会、国家及经济结构。只是， Graeber 对我来说更具备另一层意义——他是无政府主义革命路上的小伙伴。

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互相契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首先，是因为人类学的学院氛围一直都有一种开放性：既然人类学在面对复活岛石像、亚马逊猎头族、萨比亚部落的口爆成人礼等“千奇百怪”的文化行为时，都可以深刻共情并冷静理解，那么被当今普遍的社会大众认为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在人类学所遇到的其他研究面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人类学中大量的考古学资源和对部落文明的研究都指出，以“现代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并非古今如此，而在现代国家遍布全球的当下，还是有许多不服从于国家和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及文化秩序存在。在人们大量研读这些案例的时候，无法不一次次地敲问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至于现代性的正当性及必然性，这都使得人类学多多少少有一种原始无政府主义（primitive anarchism）的气氛。

但与此同时，人类学却并没有指出任何的“道路”去抵达另一种社会秩序。我们对原始文化似乎只能是崇敬、“怀旧”，但却无法从中读出任何的指引。于是问题变成，对被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印刻的“现代”人来说，这些社会及文化可以有什么参考价值？如何参考？参考的基准在哪里？

当“诉求”不过是继续承认著国家及资本主义的霸权以及暴力、当“诉求”的过程必然地会产生出某种身分政治并排除了某些人的参与时，更直接的作法就是“不再诉求”。

一个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模糊地寻找答案的人类学学生，譬如我，当年是抱著这些基础去接触 Graeber 的思想——从《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开始。这是一本平易近人的横向民主组织攻略，它没有直接回应我那些纠缠在一起的人类学思想与运动发想，而是提供了一堆实际的弹药：“行动！不只是追求民主！也要民主地行动起来！”、“民主的内核不是投票！”、“民主是一种基于平等的信念，允许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并且去集体决定事务”。Graeber 以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分享了行动中取得共识的操作原则，以及如何在资本主义及国家霸权中，创造一个“平行时空”般的公共空间，建立起平等的自治生活。

这本书至少解答了我和朋友心中的第一条问题：占领不只是“公民不服从”或坐在那里等警察来抓，“占领”就如同“拒绝工作”（但这并不等于罢工，罢工经常性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工资，抵抗工作是为了完全取消工作为主导的关系）、直接民主及推动共识过程等，均为不同程度的“直接行动”；重点不在于公民不服从或抗议，而是“不理会国家”，使得国家自行失效。

如此，我们反过来读懂了加州的占领行动，读懂了为何会有“Demand Nothing, Occupy Everything”（不再诉求，占领一切）这句口号。因为当“诉求”不过是继续承认著国家及资本主义的霸权以及暴力、当“诉求”的过程必然地会产生出某种身分政治并排除了某些人的参与时，更直接的作法就是“不再诉求”；而人们首先被占领了，几乎被国家及资本主义占领了一切，使得资本有系统地流向1%的人口，而那无权无势的99%必须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大众。本著“We Are The 99%”（占领华尔街口号，Graeber也参与了这口号的创作之中）的精神，重新“占领一切”，其实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动，去夺回本来属于99%的社会，然后另立秩序。

2014年11月12日，香港雨伞运动，金钟占领区的市民在帐篷里吃晚餐。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但接下来，或许你也可想而知：带著这种对占领、直接行动、群众大会、共识机制等渴望，参与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中的我们，到最后感到了多少困惑和失望：我们该如何面对非以群众大会所产生的金钟大台？该如何面对不愿意乖乖坐著等被抓的蒙面行动者，在用行动打破了“占领=公民不服从”框架后，被谩骂是“鬼”（有意把事情搞砸的人）、是乱冲？该如何回应之后的“捉鬼潮”及“捉左胶潮”（后来演变成所谓的左胶vs本土勇武派的纷争）？然后，在群众撕裂中，我们这群既是“左”，也鼓励直接行动的人，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如何“占领一切”？

但这些不是 Graeber 那个脉络下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盲目地摸著石头过河，盲目地“干下去”。

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后，我与许多运动的朋友一样，有不同程度的社运创伤。于此同时，我也开始怀疑 Graeber、怀疑99%的精神，也怀疑占领的实践是否过分温和。占领与黑人暴动中的打砸抢（looting）可否结合起来，成为一条更武装的运动道路（这种想法其实是我对当时“捉鬼潮”的反扑）？有很多个夜晚，我都觉得我在和心里的 Graeber 吵架。那本《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最终被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读《债的历史》、《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

如果说，Graeber 这种对债务神话的拆解，仍来自于是人类学火药库里各种债的文化概念，使他能去敲问当今的债的文化的正当性，那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就是他更明确、直接地整理出人类学的基进性和改革社会的潜力。

之后有几年，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David Graeber 的书。我是到了2016年才有机会静下心来看他的《债的历史》与《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看毕，一方面意识到自己之前臆想 Graeber 可以如同神召问米般去回应自己的求问，是一种不负责任及去脉络化的阅读方式；另一方面，却也觉得有某些关于人类学与运动结合的问题，被 Graeber 解开了。

毕竟 Graeber 的专长就是价值理论及人类学，《债的历史》以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把过去数百年间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些经济学理论，放置在更久远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尝试论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社会组织或交换模式的合法性或启发性。

《债的历史》开宗明义就说要破除经济学家塑造的神话，也要破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概念。这个神话是这样说的：“从前，原始人以物易物，后来为了方便交易，发明了货币，继而发展出银行和信用⋯⋯然后开始有‘债’的概念——我们变成了现代人。”

Graeber 有不同意见，他说：早在货币出现前，人类就已经有债的概念；而信用的本质就是“债”。他指出所谓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一种被资本主义塑造出来的文化概念，去维稳当今的经济制度；同时这是一套双重标准：当我们要求个人及小国立刻还债的同时，世界上有一些“债”（譬如美国的公债）是从来不需要还的。一方面向他人借贷（发公债），另一方面生产欠债文化，像底层问债却不向上讨伐，导致了众多社会问题及战争。

如果说，Graeber 这种对债务神话的拆解，仍来自于人类学火药库里各种债的文化概念，使他能去敲问当今的债的文化的正当性，那么《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就是他更明确、直接地整理出人类学的基进性和改革社会的潜力。

这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的问题意识：若我们想实现一个由人民自治的世界，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理论呢？他就此提出，“无政府主义”就是那个“社会理论”。简而言之，他把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连结起来，并认为这种理论／学术／实践，正是实现人民自治的社会运动（譬如反全球化运动）的关键。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 Graeber 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为肉麻的一次告白。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 Graeber 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为肉麻的一次告白。在书的第一章，他就以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者）的主张打响头炮，勾勒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这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靠法律或者服从于某一权威来维持，而是各个团体、区域和专业通过自由协议来进行。生产和消费也相应自由形成，以满足文明个体无限的、相异的需求和热诚。”Graeber 接著澄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分别在于，前者是倾向于一个关于革命策略的理论性或分析性的论述，后者则倾向于一个关于革命实践道德伦理的论述。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者最关注的是实践的形式，认为目的和方法必须呼应。

那 Graeber 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需要的人类学，又是怎样一种人类学呢？他认为，人类学对人类的可能性（human possibilities）的关怀，一开始就和无政府主义相当接近，因此人类学更容易储存无政府主义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他透过把人类学名著（譬如 Radcliffe-Brown 和 Mauss 的书）中对某些群体的“无政府主义”实践的诸多记述抽取出来，以佐证以上的看法，即无政府主义与人类学在历史中经常相遇，只不过是以“没有自觉”的、“碎片”的（而非专门的系谱）形式存在而已。

在此基础上，既然人类学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军火库，记录了一堆“另一种社会实践”，那么，当今的运动者要怎么样参考？参考的基准在哪里？就如同我们这群香港的人类学学生，已经选择了当时觉得比较“相近”的美国占领运动作为参考，结果在面对运动时，还是遭遇瓶颈。那是因为我们参考得不对吗？我们参考的发想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实际和具体的语言去形容我们的瓶颈——“没有做好组织和舆论工作”，甚至是更直接的自我批评：“我们就是一群不够贴地气的象牙塔左胶”。但说白了，如果说我们意识到人类学的我们与“大众”的距离，这种距离除了可以用实际和具体的语言去超克以外，我们可否首先理解那个“距离”是怎样被造成的？用 Graeber 的话来说，在那无权无势的99%之中，也存在著1%（我们这些“象牙塔左胶”）和98%（大众）之间的围墙，那么这个围墙，是长成什么样？

2011年11月15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 摄：Max Whittaker/Getty Images

让那名为“现代”的围墙现身吧！（然后炸毁它）

现代与原始的截然二分的想法是来自于，人们以为“现代性”使得社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断层，使得现代性出现前后，世界有了根本性的断裂。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呢？

用 Graeber 的话来说，那98%认为“另一种社会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是象牙塔”、“只有本土主义是出路”（却也开路给本土主义的国家主义）等，很可能是中了“现代性”的毒。第一，受现代性的影响，只愿意肯定“国家”或“民族国家”是唯一成立（legitimate）的社会单位，无视例如巴黎公社、西班牙内战中的具规模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并贬低所有原住民抗争和有色人种抗争为“不文明”，以至于合理化白人至上主义、美国对原住民的掠夺、帝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侵略。第二个后果则是和第一个相连的，就是那98%把部落看成是“原始的”，与现代社会“断裂”的，因此否定了现代社会向这些原始的“无政府主义”部落学习的可能。

Graeber 针对了第二点中“原始”这个概念进行了 Derrida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式的解构。他认为，现代与原始的截然二分的想法是来自于，人们以为“现代性”使得社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断层，使得现代性出现前后，世界有了根本性的断裂。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我们以为现代性是继两个“革命”而生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是“以为”呢？因为能称之为“革命”的东西，总会让人觉得是清晰的范式转换，可是，现实中的“革命”，却并非如此清晰，范式之转换，往往也要很多年的时间。

同样以现代性为例好了：法国共和政府之建立并没有使得英国突然也变成共和政府，工业革命所发生的背景恰恰是中世纪味十足的英国宪法，也就是说，尽管在现代性核心的英国，我们想像的现代性模样（譬如自由放任经济学配上共和政府），也非一步到位的。现代性有带来原始／现代的断裂吗？有使得我们变成和之前截然不同的生物吗？当 Graber 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永远都未完成的（特别是当我们幻想中的所谓的完成是那么的“平整”的时候）、渐进的过程时，他带出了一个非常具冲击性的结论：我们从没有现代过——我们和 Piaroa 和 Tiv 这些部落没有根本的差异。

Graeber 这种对现代性的批评，是非常有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因为人类学101会告诉你，历史并不是进步的，文化并不是进化的，而只是在不停地演化，没有要朝著“进步”的方向线性发展。但这也使得我们在读人类学的时候，一方面对原始的文化有了崇敬之心，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国家主义有痛恨之感，另一方面，也容易落入原始无政府主义的陷阱——认为我们必须要回到原始的状态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却也只是跑到了“进步”的对立面，以“退步”的原始文明为立脚点，却没有从根本解构成就了“进步”和“退步”之对立的框架。

而另一个人类学经常碰到的问题是，比起社会学那种更为擅长使用科学语言的社会科学，当人类学要面对活生生、硬邦邦、凶巴巴的政治体制、社会机构、经济结构等时，往往会提出要研究“文化”，而这看起来就很逊、很软、很不搭、很不“大气”。甚至，人类学家也会怀疑自己对文化的切入会否不够“唯物”。

人类学容易落入原始无政府主义的陷阱——认为我们必须要回到原始的状态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却也只是跑到了“进步”的对立面，以“退步”的原始文明为立脚点，却没有从根本解构成就了“进步”和“退步”之对立的框架。

于是我很喜欢提 Graeber 常说的一个例子：北美洲东北部一群住在森林里的原住民，在十六世纪时遇到了恰好有很强的平等意识的欧洲人，被发现他们的社会比欧洲人自己能想像到的最平等、最个人主义的社会都要更平等、更个人主义。当时的欧洲人就像某些原始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尝试这样去解释——“原生的状态就是最好的吧，原住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很贴近自然，自然是很平等的”，并得出“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原始文化”的结论。然而，当人类学家真正去研究这群原住民的历史时会发现，附近的密西西比河河谷曾经有过显赫的城市文明，这城市文明存在上千年了，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暴力的现代国家很像：有层级系统、有人祭、有大规模的战争，后来这个文明衰退了。

也就是说，在城市文明毁灭五十年后，这些白人眼前所见的这群原住民，其实可能是推翻了原来的大型国家的革命者，或者是从层级系统中逃出来的后代。而他们的“文化”中所具备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很可能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

这也是为什么 Graeber 会说，“有很多我们叫作文化的东西，其实是成功了的社会运动”——尽管这不代表所有的文化都是好的，就好像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带著平等的理念那样。但我们还能说文化没有用、没有力道（或反过来说，不可怕）吗？

人类学对自己学科潜力的退缩和没自信，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人类学家不愿意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是新的可能，而会使用譬如市场逻辑这些大理论去解释现象，而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人其实在实践一种制度的翻转、挪用或重新理解。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类学家倾向把事例仅仅解读成个别的、本土的，而不去想这些事例可以成为民主转型借鉴的对象，最终导致了人类学成为全球“认同机器”中的齿轮，变成对“认同政治”摇旗呐喊。举个例子，Zapatista会因此被看成是一群要求本土独立的马雅人而已，而不是马雅人正在向全世界宣读政治声明，告诉世界民主的可能。

面对这个困境，Graeber 开出的药方就是要人类学多与无政府主义亲近，这不仅会让无政府主义获得适合的“工具”，也会让人类学发现自己的强项，因此变得更为自信，最终承担起他们可以负的责任。

2012年6月13日在意大利米兰，格雷伯（David Graeber）出席著作《债的历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的研讨会。摄：Pier Marco Tacca/Getty Images

作为同行者：在 Graeber 死时读《狗屁工作》

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也很简单直接：是怎么样的文化机制和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在大量生产无意义的工作岗位，而人们又为何“心甘情愿”选择“戆鸠工”，成为“返工狗”（社畜）？

后来几年 Graeber 彻底红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了——《狗屁工作》大卖。《狗屁工作》是根据〈“戆鸠工”现象〉（憨鸠是粤语，指傻、呆）短文扩写而成。这文曾经一度成为网络现象，其传阅热度甚至曾一度把刊载它的网媒服务器压垮。

《狗屁工作》有著脱口秀般的锐利和幽默，读的时候让人不时哈哈大笑，暗忖真不愧为畅销书。这本书的问题意识也很简单直接：是怎么样的文化机制和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在大量生产无意义的工作岗位，而人们又为何“心甘情愿”选择“戆鸠工”，成为“返工狗”（社畜）？

凯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21世纪社会的自动化科技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然而我们今天还是成为了返工狗，此时，Graeber 发现，戆鸠工的爆炸式增长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本书就是要去戳破这个增长有多么的不合乎逻辑，那些戆鸠工有多么的戆鸠——戆鸠到连执行者都觉得自己戆鸠。进而，他要分析戆鸠工带给人类的集体创伤，它们使得我们妒恨（妒恨别人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自卑（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毫无意义，还谈什么劳动光荣和无产者革命？）、繁忙感（生命已被占据，庸庸碌碌），而其造成的客观效果是，人们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理解和渴望另一种社会的可能了。

《狗屁工作》作为〈“戆鸠工”现象〉的扩写，用了足够篇幅去解释戆鸠工是如何大量繁殖：那是一种官僚主义思维的延伸， Graeber 用的框架是“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工会运动者，都会觉得“更多的就业是好”的时候，其实是延续了一种“巧立名目”，透过“戆鸠工”占据人类时间，使人类一直处于无间地狱之中。

那要怎么打破这个困局，特别是对于相对有条件的发达地区？Graeber 提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UBI），也就是一个使得劳动和雇用劳动制脱钩的建议，让人的劳动不再受限于资本主义市场或管理封建主义的需求。和“人人有工开”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一样，“人人有工开”始终无法解决劳动背后的支配权的问题。当然，Graeber 也不反对可以双轨并行。

UBI 乍听起来或许像是另一次的语不惊人誓不休⋯⋯然而，只要你跟随 Graeber 的无政府主义道路和人类学资源，或许就会明白为何他并没有被这种忧虑压垮。

UBI 乍听起来或许像是另一次的语不惊人誓不休，因为我们都幻想“铁饭碗”只会使人懒惰及缺乏生产力（这也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一种还没有“去冷战”的普遍想法）。然而，只要你跟随 Graeber 的无政府主义道路和人类学资源，或许就会明白为何他并没有被这种忧虑压垮。因为，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读到的往往是人类惊人的可能性和创造力，而这些也不必然受市场和官僚主义所驱动。反而，社会越不信任人的自主劳动和创意，越要去高压管理，越可能会弄巧成拙，造成一种集体创伤和绝望，使得人想要逃避劳动。这样看来，UBI其实是要去打开资本主义市场和管理封建主义所加诸的冷酷封印，同时也是有大量人类学证据去支持的路线。只是，路线的道路必须是透过运动去逐步摸索及开拓，并且透过文化逻辑的分析去评估它的进度。

Graeber 死掉了，就像消失了的手足，我们再也没有可以一起抗争的机会。但 David Graeber 也许没有死掉。

遗憾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和 Graeber 一起，在这个时空去寻找那条道路了。

但既然活著就是在无间地狱，自身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因为自身所身处的文化与信念也是前人留下来的果，那么，为了我们的存在而前仆后继的先人，及将会被我们所影响的后代，我们可以塑造一个更公平和民主的社会吗？Graeber 死掉了，就像消失了的手足，我们再也没有可以一起抗争的机会。但 David Graeber 也许没有死掉，就好像北美洲原住民成功的社会运动以文化的方式流传——他带来的思想与文化影响，会一直烙印在同行者的心里。

——和你抗争，我很愉快。

（刘璧嘉，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现于台湾攻读亚际文化研究硕士，研究兴趣为香港70年代社会运动）

内容简介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的一个新诠释。格雷伯从人类学的历史出发，尝试勾划出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特别通过探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架构、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以及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打开一个走出国家—市场局限的视野。格雷伯书中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引发的问题，以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作为民主的新方向，强调人类学关于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以及怎样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书也是对人类学的批判：为何百多年来人类学家掌握了这些田野资料和人文志技巧，却不能为我们指出另一个方向？而这本书便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

作者简介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在这之前，他曾任教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以及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他还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最为人知的是参与策划“占领华尔街”运动。格雷伯至今出版了多本关于人类学的专着，包括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2001)、Lost People(2007)、 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2007)，以及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人类学家Maurice Bloch曾这样形容他：“他的人类学理论写作十分杰出，我认为他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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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雞兒 #11159294 影视资源整个破解，压制，分发的流程你可以开个帖专门讲讲呢

@thphd #11144008 哈，我这里的union不是指工会，就是联合的意思。实际上，这篇文章会被多少外卖骑手看过？

@一只雞兒 #10789376

最近海盗党的处境实在不咋地,北欧的小组被抓被噤声了不少.

消息来源？北欧不少海盗党是正式政党。

除了想办法保冷门种和热门敏感种外好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做不了什么.

你可以开一个影视资料馆，分享豆瓣上不存在的影视。

@thphd #10982203 不谈物理上的union，信息上的union都被断绝了。

不禁要问：信息上的union可能吗？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一系列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背后，是「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讨论。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物》团队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答案渐渐浮现。

文章很长，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系统的详细解读，让更多人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文｜赖祐萱

编辑｜金石

图｜cfp（除署名外）

「收到」

又有两分钟从系统里消失了。

饿了么骑手朱大鹤清晰的记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他在北京跑外卖两年，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美团骑手也经历了同样的「时间失踪事件」。一位在重庆专跑远距离外卖的美团骑手发现，相同距离内的订单，配送时间从50分钟变成了35分钟；他的室友也是同行，3公里内最长配送时间被压到了30分钟。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时间从系统中消失。

金壮壮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他清晰地记得，2016年到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饿了么则为它取名为「方舟」。2016年11月，美团创始人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口号『美团外卖，送啥都快』，平均28分钟内到达。」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的体现。」

而对于实践「技术进步」的外卖员而言，这却可能是「疯狂」且「要命」的。

在系统的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生，便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外卖骑手聚集的百度贴吧中，有骑手写道，「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一位江苏骑手把社交账号昵称改成了：超时是狗头。一位住在松江的上海骑手说，自己几乎每单都会逆行，他算过，这样每次能节省5分钟。另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则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如果不违章，他一天能跑的单数会减少一半。

「骑手们永远也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我们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这件事。」一位美团骑手告诉《人物》，他经历过的「最疯狂一单」是1公里，20分钟，虽然距离不远，但他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取餐、等餐、送餐，那天，他的车速快到「屁股几次从座位上弹起来」。

超速、闯红灯、逆行......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萍看来，这些外卖骑手挑战交通规则的举动是一种「逆算法」，是骑手们长期在系统算法的控制与规训之下做出的不得已的劳动实践，而这种「逆算法」的直接后果则是------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孙萍从2017年开始研究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的数字劳动关系，在与《人物》的交流中，谈及「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与「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的关系时，她表示，「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现实数据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判断------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2020年7月28日西安两货车追尾，致一名外卖骑手身亡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一话题已经不止一次地登上微博热搜。

在公开报道中，具体的个案远比数据来得更惊心动魄------

2018年2月，一位饿了么骑手为赶时间在非机动车道上超速，撞倒上海急诊泰斗、瑞金医院与华山医院急诊科创始人之一李谋秋，李谋秋抢救1个月之后不幸去世。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卖骑手因急着送外卖，撞上路人致其成植物人。一个月后，一名成都骑手闯红灯时撞上保时捷，右腿被当场撞飞。同月，河南许昌一个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被撞飞在空中旋转2圈落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被配送时间「吓」得手心出汗的朱大鹤，也出过事儿，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超速的电动车摔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当时，比身体的疼痛更早一步抵达他大脑的是，「糟糕，要超时了。」

为了避免超时与差评，他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太贵了，80多块，」他说，「但味道不错，吃撑了。」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当时刚入行，经验不足，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他将这份麻辣香锅的钱付给顾客，让他再下一单，这样，「至少能把这趟的配送费给我，」他说，「6块5，我记得特别深。」

「摔车的事情太常见了，只要不要把餐洒了，人摔成什么样都不是大事儿。」朱大鹤说，跑单的时候，他见到了太多遇到交通事故的同行，「一般不会停下来」，因为，「自己的餐都来不及了」。

美团骑手魏莱的经历印证了这种说法。

今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魏莱和一名穿着同样颜色制服的骑手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只差几秒钟，对方着急，闯了过去，正好一辆汽车高速驶来，「连人带车都飞起来了。当场人就没了。」魏莱说，看到同行血肉模糊地躺在马路中央，他并没有停下来，「自己手里的订单就要超时了」，而那时，又来了新订单，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大雨

根据系统的设置，在骑手们回复「收到」之后，它便开始运转。

2019年，在ArchSummit全球架构师峰会上，美团配送技术团队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介绍了这个智能系统的基本运行------

从顾客下单的那一秒起，系统便开始根据骑手的顺路性、位置、方向决定派哪一位骑手接单，订单通常以3联单或5联单的形式派出，一个订单有取餐和送餐两个任务点，如果一位骑手背负5个订单、10个任务点，系统会在11万条路线规划可能中完成「万单对万人的秒级求解」，规划出最优配送方案。

但在现实中，想要击碎这种「最优」，一场大雨就足够了。

对于雨，骑手们的态度都很摇摆，他们喜欢雨，因为雨天订单会变多，但如果雨下得太大，系统会很容易「爆单」，自己也容易「出事儿」。

湖南美团骑手庚子遭遇过一个可怕的雨夜。暴雨不停歇地下了一整天，订单疯狂涌入，系统爆单了。站点里每个骑手都同时背了十几单，箱子塞满了，车把也挂满了。庚子记得自己的脚只能轻轻地靠在踏板边缘，边跑边盯着摞在小腿中间的几份盒饭不会被夹坏。

路太滑了，他摔倒了好几次，然后迅速爬起来继续送，直到凌晨两点半，他才把手上所有订单全部送完。几天后，他收到了当月的工资条，数字居然比平时低很多------原因很简单，大雨那天，他送出的很多订单都超时了，因此，他被降薪了。

被扣工资的不只是庚子，还有配送站的站长。

「吃数据饭的。」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这样定义自己。对于一个配送站，最重要的数据包括：承接的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其中，超时率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差评和投诉的原因，也是超时。

通常，骑手们的超时率不得高于3%，如果达不到，站点的评级将会下降，整个站点的配送单价也会下降，包括站长、人事、质控等在内的所有人，甚至与站点相关的渠道经理、区域经理，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每年年末，站点还要面临美团和饿了么平台的考核，每个区域内考核排名后10%的配送站，会面临淘汰的风险。

在系统的这套评价体系下，「超时」带给骑手们的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次伤害。

「他会变成团队中的一根刺。」孙萍说，「超时严重，不但要扣钱，还要扣大钱，紧接着还有团体荣誉的问题。他给大家拖后腿，站长会找他，站长找完片长会找，片长找完之后，区长找，各种各样的找。大家都不喜欢他。」

这会带给骑手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麻辣香锅一同摔在路上的朱大鹤告诉《人物》，自己做骑手的前几个月，每一天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

他从小地方来，不熟悉北京的路，更别提那路上巨大的车流人流，他战战兢兢地守着规矩，天天因为超时被扣钱，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不是说外卖员收入过万吗？不是人人都送得了外卖吗？为什么我做不好？」他说，「自己好像不是当外卖员的料。」

后来，随着电动车越骑越溜，路越来越熟，他从新手变成了马路上抢时间的高手，那种无能感才渐渐消失，「与超时相比，逆行算不了什么。」他说，和同行们扎堆逆行的时候，自己甚至能体验到一种「顺畅感」。

如今，在正常情况下，朱大鹤已经极少超时，但极端的恶劣天气，仍然是他逃不出的魔咒，这种时候，失控的系统会将他一并卷入------背着超量的订单，完全失去对配送时间的控制，还要面临超时的惩罚，且不可以请假。

在大雨中送餐的外卖骑手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袭击上海，一位饿了么骑士在雨中配送时不慎触电身亡，随后，一张配送站的微信群聊截图被传上了社交网络，截图中，站长@所有人，「未来三天不准假......未来三天找不到人直接双倍旷工处罚。收到回复。」站长发出的指令下，是一长串骑手们回复的代表收到的「1」。

这张截图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有网友表示，台风天，为什么盒马、肯德基、麦当劳都可以暂停配送，而外卖平台却不能？

对此，美团站长金壮壮只能表示无奈。每次下暴雨，骑手们都会来找他请假，爆胎了，摔跤了，家里人出事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面对大量涌入的订单，为了站点的数据，他只好强行规定，「除了生老病死，恶劣天气不能请假，请假直接罚款。」

暴雨天，也是金壮壮最累的时候，他必须坐在站点的电脑前，时刻监控着每个骑手的位置，背负的单量，送达的时间。他所属的站点，美团规定每个骑手一次最多只能接12单，超过12单，系统便会停止派单。但遇到恶劣天气或重大节日，这远远无法承载涌进来的巨大单量，这种时候，系统也最容易崩溃：有的骑手背着成倍的订单，有的骑手几乎没有单子；有的骑手接到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单子；距离近的单子配送时间比距离远的还长......

此时，金壮壮需要扮演另一个角色------「人工调度」。在这个身份下，他可以进入系统，将A骑手的订单移给B骑手，以求运力的平衡。虽然系统封顶12单，人工改派却不受限制，只要有人调控，骑手手中的订单数字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一位骑手最多时同时背着26单；一个配送站的30多个骑手，曾在3小时内消化了1000份订单；还有一位骑手在50万人口的县城跑单，高峰期也同时被分配了16单。

一位饿了么的站长告诉《人物》，这种人工干预并不是来拯救骑手的，而是为了「把每一个骑手的潜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

骑手的潜能被挖到极致，如果还不行，金壮壮便会自己出去跑单，最多的一次拿了15单，「（爆单了）先让骑手熬一段时间，熬不了了，只能向美团申请，把配送范围缩小。2018年后，我们站点已经不允许申请了，单子再多，都要跑下去。」他说，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去年，因为家人生病，金壮壮离开了这行。他说自己不会再回来，最近有朋友想包下一个外卖站点，也被他劝住了，「这个行业给人时间的压迫感，数据的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今年夏天南方大雨，金壮壮一边庆幸自己脱身了，同时也担忧，不知道又有多少站点爆单，又有多少骑手需要拼了命地把数据追回来。

外卖小哥在暴雨中涉水而行

导航

为了完成课题研究，孙萍在近4年的时间里接触了近百名外卖骑手，其中很多人都曾抱怨过系统给出的送餐路线。

为了让骑手更专注地送餐，这个智能系统会最大限度地取代人脑------帮骑手规划多个订单的取送餐顺序，并为每一单提供送餐路线导航，骑手们不需要自己动脑，只需要根据系统的提示去完成，也同时承担被带入「歧途」的风险。

有时，导航会显示一条直线。一位骑手曾愤怒地对孙萍说：「它（算法）基于直线距离预测时间长短。但我们送餐不是这样，需要绕路，还要等红绿灯......昨天，我送了一个单子，系统显示五公里，结果，我开了七公里。系统当我们是直升机，但我们不是。」

有时，导航还会包含逆行的路段。

2019年10月，贵州骑手小刀在知乎发帖称，美团有引导骑手逆行的情况。在同《人物》的交流中，他说，自己刚刚做了半年骑手，已经遇到过好几次指引他逆行的导航。其中一次是送餐去一家医院，正常行驶需要掉头，而美团导航上的路线则是横穿马路后逆行，根据他提供的截图，逆行路线接近2公里。

「还有更厉害的，」小刀说，「有些地方不方便逆行，如果有过街天桥，系统导航会让你从天桥过去，包括那种不允许电动车上去的天桥。还有围墙，它会让你直接穿墙过去。」

在北京，短视频博主曹导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为了职业体验，她做了不到一周的美团骑手，令她惊诧的是，当她接单后，系统导航出现的居然是步行模式------步行没有正行逆行之分，而系统给出的配送时间，则根据最短的路线计算，其中包含大量的逆行路段。

在小刀看来，无论是直线还是逆行，系统的目的都达到了------系统会依据导航计算出的送餐距离和时间支付配送费，路程短了，时间少了，既为外卖平台黏住了更多的用户，还压缩了配送成本。

2017年年底，美团技术团队在一篇介绍智能配送系统优化升级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成本」。该篇文章指出，优化算法让平台降低了19%的运力损耗，过去5个骑手能送的餐，现在4个骑手就能送了。最后，「成本」作为文章的结语出现，「效率、体验和成本，将成为平台追求的核心指标。」

事实上，美团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美团外卖的订单量达到25亿，每单收入比2018年同时期增加了0.04元，而与此同时，每单成本则同比节省了0.12元------这也帮助美团在2019年Q3，多赚了整整4亿元。

只是，在平台巨额盈利的背后，是骑手个人收入的减少。小刀说，每当系统导航出现逆行路段时，他都会面临一种无从选择的困境，要么放弃逆行、跑更远的路面临超时的风险，要么跟着导航承担安全风险，只是，无论哪种选择，「钱都实实在在地少了。」

「每一个骑手要自己在安全和收入之间衡量。」作为一个临时参与的「局外人」，曹导点出了骑手们的困境，「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最后，它们都把风险转嫁到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

小刀手机里的导航路线图，送餐路线斜着穿过了马路

在同《人物》的交流中，数位骑手都表达过同一句话，「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你不干，有的是人来干。」

在成为美团骑手之前，阿飞是肯德基的外送员，「一人一个月最多也就送六、七百单，因为店里有限制，品牌能够给配送公司12、13块的高单价，因此，外送员得到的配送费也一直维持在9块钱没有变过。」他用「最规范的」来形容那份工作，只是，收入不高，「每个月最多能赚5000多」。最终，在「外卖员收入过万」的感召下，他决定离开肯德基，去送外卖。

在美团和饿了么，骑手分为两类------专送与众包。

「专送」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骑手，有底薪，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接受系统的派单，以好评率和准时率作为考核标准。「众包」则是兼职骑手，准入门槛极低，一人、一车、一个app，注册通过后可以立刻上岗，他们没有底薪，可以自由抢单，可以拒绝系统派单，但多次拒绝会被限制抢单。众包骑手不受差评和投诉影响，但超时会面临更重的惩罚，超时一秒钟，配送费直接扣一半------无论专送还是众包，没有任何一位骑手与外送平台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阿飞最终选择加入美团，成为一名众包骑手。那是2017年前后，他每天工作9小时左右，专跑远距离配送，每个月都能赚一万左右，最多时一个月赚过一万五------低门槛，高收入，这被认为是外卖平台「不怕没人来」的重要原因。

而在社会学学者看来，「外卖员收入过万」只不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在对武汉地区的快递员与外卖员劳动过程进行了长期调研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团队发现，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收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

该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2.15%，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

阿飞告诉《人物》，在北京送了一段时间外卖后，因为个人原因，他去了重庆，收入有所降低，特别是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甚至一度很难抢到订单，有时月收入不足7000元。

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万人。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其次为销售人员。

至于「现在什么时候赚得最多」，阿飞给出的答案是，「只有特别冷和特别热的时候。」因为，这种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门」。

电梯

根据外卖平台对外的公开说法，系统在预估送餐时间时，等电梯会被当做重点因素纳入考量范畴。

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也着重提到了电梯：「美团的送餐系统会特别关注骑手的上下楼时间，甚至专门研究骑手去低楼层和高楼层时的时间速度。」

只是，现实的复杂远远超过AI的预估能力。「等电梯真的是我们的一个痛点，超级痛。」已经无法月入过万的阿飞说。

在很多骑手的印象中，医院的电梯最难等。

当骑手四年，阿飞遇过最可怕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电梯。当时是中午用餐高峰，他拿着七八个订单，去北医三院外科楼，「超级恐怖，」他说，「我记得清清楚楚，电梯口，外卖，病人，医生，家属全挤在一起，场面不要太壮观了。等了好几趟，终于挤上去了，所有人都贴在一起，根本喘息不开。」那天，送完这一单，阿飞后面的6个订单全超时了。

后来，他去了重庆，电梯依然是痛中之痛。

网红楼红鼎国际，「特别魔幻，一共48层，里面全都是那种小工作室，密密麻麻的，一层能有三四十个工作室，你想多可怕。」尽管楼内有七八部电梯，但到了用餐高峰，排队等电梯的人「和排队进景区没什么区别」，而且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还有重庆环球金融中心。这栋建筑总高74层，全楼只有唯一的一部货梯对外卖员开放，「一来，用餐高峰期，电梯资源本身就紧张，二来，也可能是写字楼的形象问题。」阿飞分析道，「我们只能在电梯外等着，里面的人轰隆隆地下来，外面的人轰隆隆地进去。等上去的电梯需要十几分钟，送完餐下来又是十几分钟。一单才多久时间啊，这不超时怎么可能？」

写字楼不允许骑手上客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湖南等地的多位骑手都告诉《人物》，这种状况，极为常见。

2020年7月11日，曹导发布了自己做外卖骑手的职业体验视频，其中，北京SKP商场拒绝外卖员进入的话题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关于职业歧视的讨论。在曹导看来，在系统性地对外卖服务行业的歧视中，SKP只是冰山一角，在那段长度不到10分钟的视频中，还有一部没有被注意到的电梯。

「我印象特别深，」曹导说，「我去取餐，那个楼里有非常多商铺，而且都是主要靠外卖的那种，楼里有别的电梯，但保安就是不让上，它只开放一部电梯给外卖员使用。」她是新手，仅仅是找到这部电梯，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然后就是和几十位骑手一起，排队等电梯，「所有的外卖员都自动排成两排，把中间空出来给从电梯里出来的外卖员。」那天，仅仅是等电梯，就花了她十几分钟的时间。

微博博主@曹导体验外卖骑手工作，送餐时被拒绝进入商城

除了写字楼，一些高级住宅区也是骑手心中的「电梯雷区」。在这里，上电梯需要刷卡，而客户又大多不愿意下楼，「他会让我们站在电梯里，他在上面摁，但不是都能上得去。」阿飞说，遇到这样的客户，很多专送骑手会为了不被差评直接爬20多层，而阿飞跑众包，不怕差评，他的解决方案是，「那个人住在14层，让我爬楼，我合计不行，最后商量的是我爬7层，他下来7层，这样比较合理。」

在电梯口，阿飞看过无数骑手情绪崩溃，急哭的、吵架的，太多了，因为「毕竟就差最后一步了，挤上去了，你就送到了」，只是现实中，骑手们只能站在电梯口等着，「你啥都干不了，就是干等着。」

为了不超时，有的骑手会在等电梯时提前点击「送到」，但这是系统不允许的，「如果被顾客投诉提前点送达，一扣就是500元。」一位甘肃的美团骑手告诉《人物》。

「在这一点上，饿了么要稍微人性化一点。」一位贵州的骑手说。据他介绍，在饿了么的系统中，有一个「报备」功能，「骑手到了楼下，要等电梯，就差一两分钟了，你可以点一下报备，记录你到这个楼下的时间，然后送完下楼了再点送达。」

郑州骑手张虎跑过饿了么专送，也跑过美团众包，对比在两个平台的工作经历，他觉得，美团的确更有狼性，「美团骑手就是一群跑单机器。饿了么在当地市场份额没那么大，单量没那么多，所以会显得相对温柔客气一些。」

现实数据也可以佐证他的判断。

根据移动互联网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的调查显示，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外卖市场份额中，美团占比达到64.6%，具体到单量，美团骑手平均每天会比饿了么骑手多跑20单左右。

「无论骑手多拼尽全力拉满速度，平台还是觉得不够快。」张虎忍不住抱怨美团，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饿了么，加入美团，因为在郑州，美团能给他难以想象的单量。

这也是阿飞最终选择美团的原因。尽管疫情期间收入有所下降，但他的心情还算不错------那段时间，很多小区不让进，写字楼不让上，他也不用再跟电梯较劲，但随着疫情的缓解，越来越多的小区和写字楼解禁，电梯的痛点，又开始了新的疼痛。

新一轮的电梯大战再次上演时，曹导也完成了外卖骑手职业体验视频的最终剪辑，她把那个等电梯的画面剪进了正片，7月中旬，再次向《人物》回忆起那一幕时，她说，当时等在电梯口的自己，「像工蚁一样。」

在电梯口等待的外卖骑手 图源微博@曹导视频

守门

2019年，家在郑州的李雷从饿了么跳槽到美团，从站长变成一名商务拓展，主要职责是为配送站开拓更多的合作商家。为了让更多热门商家与自己管辖的配送站合作，他经常去扫街，一家一家地维护关系。到了周末用餐高峰，他还会搬把椅子守在商家的门口------这并不是为了拓展合作，而是为了催促商家出餐。

比起等电梯，商家出餐慢是外卖骑手更痛的痛点。

系统以「智能」之名不断优化升级，一次次缩短送餐时间，但「商家出餐慢」的问题依旧是老大难------美团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曾在公开文章中表示，即便分析历史已完成订单，也很难获得商家出餐时间的真值。只要商家出餐时间不确定，这个随机变量就永远存在。

但在「送餐时间」这个定量面前，去承担和消化这个变量的，只有骑手。

根据骑手们的讲述，商家出餐慢的原因有很多。有些门店名气大、生意火爆，用餐高峰时，堂食出餐已经自顾不暇，但仍不愿意暂停外卖订单。有些小地方的小店，店主比较随性，没什么时间观念，有时骑手已经赶到店里取餐，老板才拎着刚买的菜从外面回来。还有一部分店家，为了保障食物口感，会特意等骑手到店后才开始制作，尤其是面馆。

「尤其遇上三大难，烤鱼，炖汤和烧烤。」一位骑手告诉《人物》，「上次我接到炖汤，我都到店里了，他们还没开始炖呢，我就守着那里看他们炖了40分钟。」另一位骑手则直接喊起了「爷爷」，「都急疯了，心里想的都是，爷爷们，赶紧炒吧！」但商家依旧不慌不忙，「他们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反正钱到了，就算因为超时扣钱也不会扣他们钱。」

「商家出餐慢的问题，是无解的。」前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说。在系统设置的评价体系中，商家可以对骑手进行差评和投诉，但骑手无权评价商家。有时，骑手还要为商家背锅，「太辣了」、「盐放少了」、「忘记放醋了」......这些对于商家的吐槽经常会出现在骑手差评区里。为此，很多骑手都向系统申诉过，但无一申诉成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骑手们只有自己想办法，金壮壮的经验是：「出餐慢单多的小饭馆，骑手要常去拉关系，递根烟唠唠嗑，跟老板开开玩笑，最后他们都能给我插队做。大商家，得跟前台小妹或者打包人搞好关系，聊多了，他们会用对讲机帮你催一催，总是有用的。」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骑手和店员的矛盾仍频频发生。因为出餐问题，一位济南的外卖骑手曾与喜茶店店员大打出手，而在武汉，一位骑手则在争执中将店员刺伤，后者因抢救无效身亡。

武汉被外卖骑手刺伤的店员 图源网络

因为等餐和商家发生冲突，甚至喊来警察的状况，骑手们见得太多了，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骑手表示，「延长一些送餐时间，时间充裕了，大家也就不会这么急了。」

但现实中，送餐时间越来越短，而在骑手们面临的各种催促声中，消耗骑手时间的主角之一------商家，也是重要的发声者。

在与商家谈合作的过程中，李雷发现，商家说得最多的，就是骑手的速度。只要骑手速度没有达到商家心中预期，商家就会跟李雷提出，换掉配送站骑手，或者解除合作关系------通常，热门大商圈附近会有两家同平台的配送站，商户可以自由选择同哪一个站点合作，至于合作的条件，李雷说，「很简单，一是配送站的配送能力，二是骑手到店速度。」

为了拿下单量大的商家，李雷会去配送站督促骑手，快一点，再快一点，但如果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骑手超时，影响了站点数据，他能做的也只是去商量，或者自己直接去蹲点，但这不是谁都能去的，「能在门店催单，也得看私下的关系铁不铁。」

坐在店门口的李雷，会死死地盯着商家外卖订单接收机器的屏幕，一刻都不敢走神。叮，一个订单进来了，他的声音会和订单同时到达，「美团来了。我们美团的单子来了。」他说，「要从第一秒就战胜对手。」

正在取餐的外卖骑手

佩奇与可乐

因为一次与顾客的冲突，美团骑手小林发现了一个隐藏在系统内的「秘密」------顾客端显示的送达时间与骑手端不一致。

当时，他刚开始跑美团众包，有一次接了个单，刚赶到店家，就收到了顾客劈头盖脸的质问，「你怎么还没送到？都超时好久了。」小林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因为，当时距离他手机上显示的送达时间，还有将近10分钟。后来送餐时，他和顾客又因为时间起了争执，两人掏出手机一对------顾客端的「期望送达时间」比骑手端的「要求送达时间」少了整整10分钟。

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小林每个月都会给美团客服打电话，至今已打了将近四年，每一次的客服都不一样，但话术始终如一：「跟客人解释一下，那只是期望送达时间。」

这并不是小林的个体遭遇，多位骑手都对《人物》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系统讨好顾客、稳住顾客的方式，而这也是引发顾客与骑手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者卢泰宏在《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一书中指出，数字时代提供的便捷，令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他们越来越注重服务质量和产品体验，但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降低，随时准备更换供应商，因此，「他们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对市场更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在这种影响力面前，注重用户量和订单量的外卖平台也用算法构筑起了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体系中，顾客成了最顶端的存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顾客可以犯错。「顾客有的时候真的，没法说。」关于这个话题，甘肃骑手王兵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明明住在804，给自己写801。明明住在南门，写自己在北门。还有的顾客点完餐居然忘记了，打电话还没人接，第二天想起来了打电话给我，我的餐呢......还有人下单时根本不看地址，我接单一看，这地址不对啊，都跨省了......」只是，顾客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如果订单超时，受罚的依然是骑手。

作为长期研究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的社会学学者，孙萍也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谈到了这种「顾客的最高权力」。在骑手送餐的过程中，顾客可以洞悉骑手的一切------真实姓名、手机号、准时率、得到过几次打赏、取餐时间、送餐路线、还有多长时间到达。在订单进行的过程中，顾客还有权取消订单。

「他们可以看到一切，所有的进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取消订单。」一位骑手对孙萍抱怨道，他还分享了一个自己被取消订单的经历：

「我手里有两个订单。一个1.5公里，剩余时间45分钟；另一个3公里，剩余20分钟。我先去送了远的那个。1.5公里的那位顾客生气了，因为他看到我的GPS经过他家却没有给他送餐。他很愤怒，取消了订单，还向平台投诉了我......」

在《人物》的调查中，也有骑手讲了类似的经历，那天，顾客在接到餐后反问骑手，「你不是只送我这一单吗？」

越来越快的送餐速度，评价体系的完全倾斜，在系统的宠溺下，顾客们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

客户端和骑手端的送达时间不一致

家住上海的井井承认，自己已经被「惯坏了」。他平时工作忙，不会做饭，填饱肚子几乎全部依赖外卖。他常常在一家距离不远的轻食店点餐，据他回忆，过去，从下单到吃进凯撒沙拉里的第一颗小番茄，大约需要45分钟，为了打发时间，他通常会在等待的时候看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最近，等待的时间稳定在了26分钟，但前不久有一次，骑手的送餐时间超过了30分钟，他变得无法忍受，连打了5个电话催单。

2017年，法国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曾对中国12个省市的消费者进行了「不耐烦」调查，结果显示，移动端技术的发展让消费者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年轻群体中越发显著，其中，「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最不耐烦」。

面对越来越不耐烦的顾客，骑手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安抚。

谈起这一点，王兵同样有一肚子的话可说------手里订单配送时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会先挑贵的送，因为，单价高的顾客通常更容易发脾气，「怎么解释都不听，突然发个火儿，就说要退货。100多块钱的外卖，我哪有钱天天赔。」

还有，要尽量满足顾客提出的送餐之外的需求，比如买烟买水，或者「带支剃须刀到网吧」。有段时间受抖音的影响，总有顾客要求王兵在送餐时画一只小猪佩奇，不画就给差评。王兵很生气，但也不得不画，「买了张牛皮纸，画了个佩奇，还写了一句，你是不是傻？」

「配送，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社会表演。」孙萍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她将骑手们取悦顾客、争取五星好评的行为称为「情感与情绪劳动」，在她看来，这部分的劳动常常被忽视，但它对骑手的折损和消耗，远大于体力劳动。

在同《人物》的交谈中，她提到了那位印象最深的骑手，「他三天被偷了两次车，还被偷了三次电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他说，平台要求我们说『祝你用餐愉快』，大家都不认识，我从农村来的，之前都是种地，实在不好意思说这个，还有让人给我打五星什么的，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去说啊？」

在就「SKP事件」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表示，尽管外卖骑手可能拥有月薪过万的工资，但他们仍处在阶层不平等中，「是在牺牲了时间和健康的条件下赚更多钱的，要做更高强度的工作------包括体力上和情感上的------才能得到更多的工资。

王兵还在继续开发安抚顾客的新招数------夏天，很多人都会随餐多点一份杯装可乐，但今年夏天雨水多，他经常因为赶单子摔车，车一摔，可乐基本就没救了。如果跑回商家再补一份，不仅自己要搭钱，订单也必然超时。为了避免顾客发火，他的外卖箱里永远放着一瓶可乐，如果顾客的可乐洒了，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备用可乐灌进原来的纸杯，再把杯口来回擦上几遍，没有痕迹。他觉得，这个办法棒极了。

与此同时，在几个法律咨询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惴惴不安的顾客，有人发帖问，「我催单外卖小哥，导致对方车祸，我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问题下面，有律师回复：「没有责任。」

外卖小哥应顾客要求画的小猪佩奇 图源网络

游戏

不久前，美团和饿了么先后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在这一季度，饿了么实现每单盈利转正，而美团则完成了了22亿人民币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5.5%，其中，外卖业务是美团实现盈利的最大功臣。

2020年8月24日，美团股价也再创新高，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港股第五大市值公司。

在此次长达半年的调查中，《人物》接触到了近30名外卖骑手，他们频繁提起的一个词却是：一毛钱。

一位湖南的美团骑手说，「准时率低于98%一单扣一毛钱，低于97%一单扣两毛钱。这不就是逼着骑手们加快速度吗？毕竟，一单中的一毛钱对于我们来说，差很多很多的。」

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说，「饿了么单价最低是4.5元，跑得越多，单价越高，有时候多一毛钱都觉得很感人，4块9和5块，看着都不一样。」

为了留住这「一毛钱」，骑手们不仅需要跑得更快，还要跑得更多。

这也是系统希望看到的，因为，在系统中，还藏着的另一个秘密------一个关于等级的「游戏」。

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系统都为骑手设置了积分等级体系------跑的单越多，准时率越高，顾客评价越好，骑手获得的积分便会越高，积分越高，等级就越高，奖励收入也会更多------系统还将这种评价体系包装成了升级打怪的游戏，不同等级的骑手，拥有不同的称号，以美团为例，这些称号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王者。

一位东南某城市的美团众包骑手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在研究报告《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中，孙萍表示，在超时的惩戒之外，系统还用这种游戏化的评估方式，将很多骑手卷进了一个无法停歇的循环，「他们希望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骑手对她说，但他们却无法脱身，「我上个月已经是黑金骑士了，如果我想维持，我还需要832点，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等级越高，骑手们面临的维持等级的压力就越大。」在孙萍看来，这种游戏化的包装，不仅具备成瘾的可能性，还巧妙地把骑手的自我价值实现与资本管理结合在一起，而游戏化的外衣，则「为算法的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

累瘫在路边的骑手

据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目前，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面对近600万骑手的系统化生存，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者郑广怀提出了「下载劳动」的概念。

在调查报道《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中，郑广怀团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骑手们通过「下载」app进行工作，表面上，这个app只是一个辅佐他们工作的生产工具，但实际上，骑手们「下载」的则是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在这套模式下，「工人原有的主体性被全面塑造乃至取代」，他们看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但同时却「遭受着更深切的控制」。

「平台通过下载劳动创造『平台工人』。」郑广怀团队写道，而这种劳动模式的特点则为：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

协助系统完成「下载劳动」的媒介，则是骑手们自己的手机------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在公开报道中，外卖平台一直在努力帮助送餐的骑手们摆脱手机。

「我们就怕骑手路上为了接单出事。」2018年4月，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外卖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特别提到，「对于美团而言，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骑手在骑车过程中不要看手机。」

为此，美团耗时7个月研发了内置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蓝牙耳机，据何仁清介绍，这款耳机防风防水去噪且智能，骑手们只要带上它，便可通过说话完成所有操作，确保在送餐的过程中摆脱手机。

而现实中，所有与《人物》有过交流的美团骑手，没有一人收到或使用过这款智能蓝牙耳机，也没有一位骑手能真正摆脱手机。

尽管只体验了几天外卖员的生活，曹导仍对那种被手机支配的恐惧心有余悸，「就是你导着航，系统这边还要不停地提醒你说，美团众包又有新订单，请及时查询，然后又跟导航的声音混在一起，马上又要超时了，有的顾客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你可能还要边导航边接单，再边接电话跟他解释为什么超时了......」曹导说，那种感觉让她觉得，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每天都被追着跑，「只能快，更快。」

被手机支配的外卖骑手

电动车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路上耽误时间，在路上的时间是最快的。」一位饿了么骑手告诉《人物》，另一位美团骑手则表示，一个订单能够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只有跑在路上的那段时间，「除非有个交警跟在屁股后面，说你不能超速不能超速，不然单子多的时候，所有骑手都想着飞起来。」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飞都来不及。」

此时，能帮助他们的，只有自己骑着的电动车。

在上岗之前，骑手们需要自己解决电动车的问题。通常，配送站都有长期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为骑手提供电动车的租赁。为了节约成本，大多数骑手会选择租金在几百块的车，而这些车的车况也大多一言难尽------有的没有后视镜，有的脚踏板和车头被胶条缠绕了七八圈，一位骑手说，跑外卖之后，自己变成了「电动车修理大师」。

如果不想租，有的站点也会引导骑手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车。

一位成都的美团骑手在站点的要求下，用高出市场价1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台不知名品牌的电动车，还有一位骑手表示，自己花了好几千通过站点购买的电动车，刚跑了没两天，电池就坏了。

比起这些花了太多冤枉钱的同行，美团骑手王福贵觉得自己幸运多了。他只不过是在成为骑手的第一天，和电动车的电池一起飞了出去，头还被卡在了马路中间的护栏里------那辆车是他通过站点租的，月租金200元，「基本就是一堆零件拼拼凑凑攒起来的」，没有车灯，刹车片也被磨没了，有时候踩刹车，它会往前走，但踩油门时，反而会倒退。

但这都不成问题。摔车的第二天，他花了10块钱自己装了一枚脚刹片，跑夜班的时候，他会在嘴里含一个小手电代替车灯，或者把手电用胶条粘在车头。毕竟，这台车也是有优点的，「速度极快，最快能跑到时速65公里。」王福贵说。

根据公安部在2018年发表的数据，2013-2017年间，我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5.62万起，造成死亡8431人，直接财产损失1.11亿元。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动车的使用，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而一台符合新国标标准的电动车，至少要卖到1000元以上。

只是，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

做了一年多骑手，那台破车闹罢工的频率越来越高，王福贵有时不得不打车去送餐------好在他所在的西北某县城面积小，与其骑着罢工的电动车每单都超时，打一辆出租车反倒更实惠，花50块就能轻轻松松送完十几单。

后来，为了跑得更快，他还是咬咬牙自己掏钱买了一辆新车，至于之前的那台破车，不知道又被拆成了多少零件装在了多少等待出租的电动车上。

无论是骑着旧车还是新车，王福贵的业绩始终排在地区的前五、前三，但干了没多久，他还是辞职了，因为无法忍受平台的拉新要求，「美团为了扩张，让我们上街拉客。每天要拉两个从没下过美团app的人注册，我刚开始还忍着拉了几天，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

外卖骑手和他的电动车

微笑行动

在「外卖骑手已成最高危职业」成为热门话题后，系统也做出过努力。

在平台成立的早期，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都有针对骑手的安全培训，只是大都集中在入职阶段，专送和众包骑手都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安全知识测试，才能开始跑单。

对于专送骑手，站长也会时常叮嘱安全问题。一位美团站长告诉《人物》，每次做安全培训，他都会特意放一段自己做的小视频，全是电动车车祸事故集锦，让300多号骑手围着看，看完之后，他还会语重心长一番，「我知道你们很急，逆行也不可避免，但麻烦多看看路。」这也是另一位饿了么配送站站长的心声，「说再多遍，骑手们心里装的都还是时间第一，有时候也不是很珍惜自己，终归还是怕超时。」

后来，随着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率不断增高，为了进一步提升骑手的安全意识，外卖平台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请交警去站点讲课，或者组织骑手去交警队考试......美团还为骑手们设计了一对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这些耳朵上大都写着与速度、安全有关的口号。最常见的耳朵上，正面写着「送餐再忙，安全不忘」，背面写着「美团外卖，送啥都快」------但在现实中，这两者依然很难兼得，多数骑手都不愿意戴上这对耳朵，因为「太麻烦了」，一位骑手告诉《人物》，「只要速度一快，耳朵就会被风吹掉。」

美团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

为了安全，系统还被植入了一项新功能------在骑手上线之后，不定时随机弹出安全教育视频。

「经常跑着跑着就被限制接单了，必须立刻停车看，看完接单系统才恢复正常。」湖南的美团骑手阿斗说，一次送餐高峰期，他不得不停车在路边观看突然弹出的安全教育视频，结果被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撞倒，脚踝扭伤，被迫休息。

每天都生活在超时的恐惧中，还要时不时在送餐路上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对此，骑手们大多都揣着不满。但有时，他们也会庆幸，自己手机中弹出的是安全教育视频，而不是另一个「更要命的惊喜」------微笑行动。

2017年6月左右，美团开始实施「微笑行动」。这是一项系统的抽查举措，同样是不定时、随机的模式，被抽到的骑手也需要立即停车，然后拍摄从胸部到头顶的照片，并保证面部清晰，展现头盔、工服、工牌------这一切，需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如果没有及时上传照片，或者照片内容不合格，系统都有可能判定审核失败，骑手们将会面临少则300元，多则1000元的罚款，还有可能被封号三天或永远封号。

自从「微笑行动」上线，它就变成了美团骑手们心中的玄学。

关于它出现的时刻，每位美团骑手的答案都不同------在爬楼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在爆单的时候......

令阿斗最难忘的一次「微笑行动」，出现在大暴雨爆单的时候。那天，他穿着雨衣，路都看不太清楚，还需要把车停在路边，把雨衣脱下来，露出工牌和衣服，拍一张照片。同站点的另一位骑手因为手机在口袋里没有听到提示音，最终被罚款400元。

同样是雨天，今年2月，江西南昌的一位脑瘫骑手因为没来得及拍照，导致账号被封，好在事件的相关视频在抖音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收到无数网友反馈后，美团官方迅速解封了他的账号。

错过了「微笑行动」的南昌骑手

但并不是每一位骑手都能获得这样的特殊对待。

在美团骑手群和贴吧里，每天都有人重复同一个话题------我的照片明明符合要求，但却被判定审核失败，向客服申诉得到的结果是，系统原因，无法解封。「我们的声音永远抵达不了上层。」一位骑手抱怨道。

与此同时，一些并不符合要求的照片却通过了审核。一位深圳骑手透露，自己被封号后一直用妻子的账号登陆跑单，但自己的照片也能顺利通过「微笑行动」的审核。还有的骑手会提前存好一张别人的自拍，也照样通过了审核。

疫情之后，佩戴口罩也成为了「微笑行动」的检测项目，一位湖北骑手说，自己的口罩被雨水打湿了，还没有来得及更换，系统审核不通过，账号被停止接单。而另一位广东骑手拍了一张用手捂住嘴巴的照片，却顺利通过了。

去年冬天，在内蒙古海拉尔，一位美团骑手在送餐途中被抽中，零下30℃的气温中，他只能把车停在路边，脱下所有的防寒衣物，露出美团制服和头盔，在5分钟之内拍照并上传------在《人物》接触到的美团骑手中，对于「微笑行动」，他们的评价大多是------「可怕的」、「没有感情的」、「耽误工夫的」。

饿了么也有类似的检测行动，取名「蓝色风暴」，不同的是，「蓝色风暴」给骑手的时间是15分钟，罚款力度也相对较小，大多在5元到30元之间------《人物》在2019年进行调查时，并没有饿了么骑手抱怨过此项检测行动。

只是，好景不长，一则最新的消息是------据饿了么骑手透露，为了全面追赶美团，今年，饿了么「蓝色风暴」的检测时间也从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

骑手群讨论「微笑行动」

「五星好评」

随着外卖骑手违章率和事故率越来越高，交警也从局外人变成了与系统有关的人。

熊崇君是一名深圳交警，做了近10年的交通节目外景主持，因多段执法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成为网红交警，人称「深圳熊警官」。去年夏天，因为罚两位逆行的美团骑手写检查并大声朗读，熊警官制造了一次热搜------#你的外卖员没到可能在写检讨#，有网友评论，「熊警官太温柔，罚得太轻了。」

事实上，近两年内，全国各地的交管部门出台了各种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处罚政策。

在上海浦东，外卖骑手们被交警部门要求穿上印有个人专属编号的电子马甲，同时，一人一张「外卖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卡」，每张卡36分。执勤交警与监控探头同时执法，不穿马甲扣12分，驾驶未登记备案电动车扣12分，闯红灯扣6分，逆行扣3分，在机动车道骑行扣3分，在人行道骑行扣3分......36分扣完后，骑手会面临直接永久封号或被公司开除------上海浦东也是全国首个执行骑手电子马甲政策的地区。

河北邢台、广东深圳等地也先后学习上海，引入了文明积分卡制度；青岛则开展了违法外卖骑手黑名单制度；在江苏，外卖骑手交通违法1次停工1天，南京交管部门还会给二次违法的外卖骑手开展学习日。

民警向骑手讲解DS骑手记分小程序的使用方法

只是，在超时的巨大威慑力之下，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2019年12月和2020年5月，《人物》分别两次前往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实地观察外卖骑手穿戴电子马甲的情况。根据一小时内通过世纪大道的骑手数量统计，白天，由于执勤交警多，这一区域内穿电子马甲的骑手比例可以达到70%以上。只是，即便穿着马甲，依然有骑手会选择违章。

这是骑手们「精心计算」过的结果。白天交警多，不穿马甲容易被抓，一扣就是12分，但如果穿着马甲违章被拍，「闯红灯、逆行都是小分啦。」 而进入夜晚后，骑手们穿马甲的比例会大幅下降，原因很简单，「交警下班了。」

作为执法者，包括熊警官在内的很多交警心情复杂，他们是目睹外卖骑手交通违章最多的人，有时，也很理解骑手的处境。

熊警官告诉《人物》，他经常出现在外卖骑手的车祸现场，翻车的，撞车的，撞人的，被撞的......据他观察，所有骑手摔倒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赶紧爬起来，去看外卖洒没洒，然后打电话给客人解释，「没有人在乎自己。」

这让他更非常理解骑手们的不易。熊警官说，他经常和外卖骑手聊天，发现这个群体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着不超时，不被顾客差评，不太把自己放在心上，「人身安全永远都不是他们的重点，如何准时地把餐送到顾客手上，才是他们的重点。」

作为一名一线交警，在熊警官看来，造成这一切的，是外卖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城市非机动车道不足的问题。「公司之间竞争导致送餐时间缩短，骑手越来越紧张，一边是超时，一边是违法，他们必须选择一条路走。」

因此，每当遇到骑手违章，在执法的同时，有些交警也会表达体谅，罚骑手写检查的那天，熊警官就特意叮嘱对方去树荫下写，而很多交警还需要帮骑手们去送餐。

公开新闻报道中，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

今年3月25日，一位浙江桐乡的外卖骑手因逆行被交警拦下，被罚站在路口参与交通劝导。他告诉交警，自己刚接了一个订单，还没来得及取餐，如果超时就要被扣钱。最终，交警委托一名辅警骑着骑手的电动车去送餐，一路上，那辆电动车熄火3次，终于到了顾客家楼下，辅警一低头，餐打翻了。

好在这种状况并不常出现，大部分交警还是顺利地完成了送餐任务------

4月16日，江西南昌，一位美团外卖骑手急着送餐连续三次违章，被交警拦下来接受处罚；6月初，浙江温州，一名饿了么骑手违规驾驶摩托车被查扣；6月29日，广东东莞交警在执法时，发现一名美团骑手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随即将车当场查扣------这些骑手未能送完的订单，都由交警或辅警帮忙送达。

送餐完成后，几乎所有的送餐交警还会做同一件事------对点餐的顾客说：「祝你用餐愉快，麻烦给一个五星好评。」

交警帮助骑手完成送餐任务 图源搜狐视频

最后一道屏障

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所有外卖骑手中，石沉是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宁愿扣钱也不想玩命」，他坚称自己在一年多的骑手生涯中，从未闯过红灯，也绝不逆行，每天送餐，制服和头盔都穿戴整齐。

但他依然遭遇了车祸。2019年7月的某天晚上，他送餐时被一辆小客车撞倒，右脚脚踝骨折，交警到达后判定对方全责。被送去医院后，车主负担了包括手术在内的全部医疗费用。

作为专送骑手，站点每个月都会从石沉的工资中扣除106元保险费，这其中包含意外险，正常情况下，石沉还可以获得这笔赔付。但当他出院后联系站点时却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已经被删除。

对此，站点给出的理由是，他因住院手术长时间不能跑单，上岗率不达标，已被系统删号------随着骑手账号一同消失的，还有账号上的保险缴纳记录，没有记录，他也法找保险公司理赔。为了找回记录，他试图通过站点与美团沟通，却发现自己被踢出了站点群。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石沉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系统中，保险是骑手们能获得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但《人物》在调查中发现，大量的骑手在遇到交通事故后，都无法顺利获得理赔。

按照外卖平台的设计，专送骑手的保险由站点按月扣除，具体金额也由站点决定；众包骑手的保险则按天扣除，每天3元，保障时间从骑手当天第一次接单到当日24时，如果此时骑手还在送餐，保险时间最多可延长一个半小时。

在社会学者郑广怀看来，这种劳动保障体系，其实是外卖平台对于自身责任的一种巧妙转嫁。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郑广怀将外卖平台形容为「甩手掌柜」，「平台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解除了（与工人）直接的雇佣关系。保险问题由工人购买意外伤害险，工人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则可以推给保险公司。」郑广怀说，在这种「转嫁」之中，「模糊的劳动关系也使工人们维护权益变得更加困难。」

孙萍也在调查中发现，如果是小剐小蹭，她接触到的大部分外卖骑手都会选择自己忍受。「他们中很多人跟我反馈说，那个申请流程特别复杂，特别麻烦，他们宁愿自己承受，也不愿意去走那一套复杂的流程。」

骑手在骑手社区讲述自己发生车祸

只是，一旦事故超出「小剐小蹭」的范围，石沉的故事就会一再上演。

一位在饿了么跑众包的骑手告诉《人物》，他在送餐中出了交通事故，把行人撞进了医院，保险公司拖延了一年还没赔偿，最后，他借了网贷垫付医疗费；

一位宿迁骑手则在入职美团时，被站长要求填写「自愿放弃保险合同保证书」。他感到不解，站长告诉他：骑手是最高危的职业，每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们这儿无人敢保------这种状况也并非个案，曾做过美团配送站站长的金壮壮说，众包骑手的保险直接通过app缴纳，是必选项，而专送骑手的保险则由站点缴纳，「很多站点因为怕麻烦，就没有给骑手上保险。」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行人。

去年4月，林伟在回家路上被一位美团骑手撞倒，左腿骨折，当天是这位骑手第一天上班，站点负责人表示，保险还没来得及买，以及，此事也与站点无关，「我们只让骑手送外卖，可没让他去撞人啊。」这位负责人说。

数次沟通后，站点拿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帮忙说服骑手分期支付医疗费、营养费。

最后，这件事的解决依靠的是「关系」------林伟的公司领导认识美团的某位高层，在高层的施压下，站点最终同意支付医疗费用。

社交平台上，一位美团骑手维权的帖子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外卖员帮美团跑出了单量、跑出了市值，但美团，一个靠外卖业务做大的公司，却不会给任何一位外卖员提供正式的劳动雇佣合同。」

车祸过去一年后，石沉的骑手账号仍然没有恢复，他也没能获得那笔意外险的赔偿。他告诉《人物》， 「我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不再回来了。」而那些还在路上拼命抢时间的骑手，则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曾在路口目睹过同行当场丧命的美团骑手魏莱，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中写道，「愿天下骑手都能平安回家。」

无限游戏

在发布外卖骑手体验视频时，曹导正在自驾环中国拍摄新的作品，在前往西藏无人区的路上，跟《人物》回忆起自己做骑手的那几天，她仍感觉窒息。

作为系统的短期体验者，曹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让外卖平台所有的产品经理和算法工程师都去当一个月骑手，「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这个系统对人的压迫有多么严重。」

在一篇讲述美团系统如何将配送时间缩短至28分钟的报道下，一位骑手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要不你们亲自来一线送个三两天试试？看看不闯红灯、不逆行、不狂飙，你的28分钟怎么送。」

某种程度上，这种建议与数据社会学家尼克-西弗不谋而合。

西弗曾提出过「算法文化」的概念。在他看来，「算法不仅由理性的程序形成，还由制度、人类、交叉环境和在普通文化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现成的理解形成」。他认为，算法是由「人类的集体实践组成的」，并建议，研究者应该人类学地探索算法。

作为学者，孙萍完全认同西弗的观点，但现实中的算法，依然更多地建立在数字逻辑的基础上。

「加强程序员的培训和价值导向很重要。但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程序员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线性思维，很少有社会科学的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对于公平和价值的这些问题，理念上都比较欠缺。」

在调研的过程中，孙萍也与一些参与算法的程序员有过交流，她发现，程序员们有自己的逻辑，也会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但是，程序员只是执行者，并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制定者是外卖平台，而程序员也只是在履行平台的决定。」

本次调查中，《人物》也多次尝试联系外卖平台的算法团队，但对方均以「公司要求」之名拒绝讨论系统的话题，「这是公司机密，」一位美团的算法工程师表示。

孙萍说，「单项话语权」是目前这套算法最大的问题。而在整个系统中，最无解的部分在于，在让骑手们越跑越快的推手中，也包括骑手自己。

这是一个更大、也更不可见的游戏------「外卖员每跑一单的任何数据都会被上传到平台的云数据里，作为大数据的一部分。」孙萍说，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孙萍看来，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依然存在所有权争议问题，但骑手们仍在奋力奔跑。据美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遍布在全国2800个县市区的骑手「不顾疫情、不分昼夜，将餐、菜、药等生活必需品及时送到了超过4亿的用户手中」。

美团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的新闻发布后，一片惊叹声中，有人再次提及王兴对速度的迷恋，还有他曾提起过的那本「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在这本书中，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将世界上的游戏分为两种类型：「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前者的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后者则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系统仍在运转，游戏还在继续，只是，骑手们对自己在这场「无限游戏」中的身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仍在飞奔，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骑手皆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2. 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

3.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

4. 孙萍《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

5. 孙萍《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

6.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

7. 卢泰宏 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

8.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9. 潘仁杰《透析数字时代的科技迷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教授访谈录》

10.汪佩洁《算法时代的劳动社会学------评Alex Rosenblat《优步的世界:算法是如何改写工作规则的》》

11. 界面新闻 林子人《专访社会学者沈洋：服务业男女工人以不同方式处于劣势，性别阶层户口不平等彼此交织》

12. 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

13. 陈龙《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管理为例》

14. 蜂鸟配送 《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

15. 比达咨询 《2018年第1季度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团点评 《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17. 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2019即时配送发展报告》

18.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

19. 极光大数据 《2019外卖行业下沉市场分析报告》

20. 点我达&营创实验室《2019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

21. 媒报告《2019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22. Trustdata 《2019年上半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3.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

24.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

25. Fastdata极数《2020年1-4月中国本地生活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6. 美团技术团队《即时配送的订单分配策略：从建模和优化》

27. 美团技术团队《美团智能配送系统的运筹优化实战》

28. 美团技术团队《配送交付时间轻量级预估实践》

29. 美团研究院&中国饭店协会《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前三季度）》

30. 雷锋网 AI 研习社《专访美团点评 AI 技术团队负责人何仁清：全球规模最大的智能配送调度系统是如何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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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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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陳峰，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美國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馬克斯威爾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復旦大學講座教授。著有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Albany, NY: SUNY Press,1995)。曾在多種著名國際刊物發表論文，2003年獲《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頒發「戈登．懷特（Gordon White）最佳論文獎」；2015年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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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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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10241570 这本书有包括他的所有博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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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然而全面的打击也正在展开。随着整个社会向互联网迁移，大规模监控计划也正在向全球部署。我们的文明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道路的一边通往一个承诺“弱者要隐私，强者要透明”的未来，而另一边则通往一个极权的互联网，在那里，全人类的权力被转移给不受问责的间谍机构综合体及其跨国公司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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