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个男子叫Nathan Apodaca， 在上班路上汽车熄火，于是滑滑板去上班，他录了一个边滑滑板边和ocean spray 果汁的视频，视频这个男子一脸的表情真的很让人舒服。 这个视频在tiktok有27M的点击量，然后ocean spray公司送了一皮卡的果汁给他

原曲：Fleetwood Mac - Dreams

完整记一下今天的可怕经历吧。

22点18分，我到达北京南，决定坐地铁到魏公村，再打车回家（就两站地）。

出地铁走到定位的路边，已经23点了。猛然我的右后方有人大声说话。我一回头，一个男人已经走到我面前，一边呵斥一边伸手拉我，我下意识拖着箱子就往路中间跑。幸亏没车！这条路没车也没人，我赶紧往十字路口方向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我不认识他！救命啊！

那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声音很大，一直在骂人。我想起人贩子就是这样假装两口子吵架把人硬拖走的！

一个美团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等红灯。我躲在他车后面说救救我，小哥说：放心，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然后灯绿了，小哥走了！

我赶紧又往地铁口跑，有两辆空出租车经过，我过去喊师傅拉我！出租车迟疑一下，都开走了！一个骑摩托的圆脸小哥也帮我喊：师傅拉她呀！

然后小哥跟我说：把箱子扔了上我摩托！

我一想，这上了摩托车我都下不来了！一旦是坏人怎么办！我不能上！ 小哥一直不紧不慢地骑着车，跟我喊话。我继续狂奔向前，全时旁边竟然是警务站！之前根本没留意到！我刚奔到玻璃窗外，两个值班警察就跑出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有人追我！

警察冲上去了！把那人给带回来了！然后2个警察变成了6个，每个来都要问我一遍事情的经过。

这人被逮住时还拿出手机拍，问警察：我干什么了你们要抓我！

我一直站在警务室外面。警察问我有什么诉求，按目前掌握的情况，还无法拘留，只能批评教育。目击证人圆脸摩托小哥也做了口供，还叮嘱警察把我送回家，并且对我的不信任表示一点难过。谢谢你，陌生人！

此刻我依然是懵的，如果我反应慢那么一点呢？会不会就被人拖走了？根本不敢往下想。

https://www.douban.com/people/Sickfay/status/3133621518/

虽然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是北京三环，边上就是人大北京理工，离天安门直接距离估计10km。。。有点太可怕了

咱们不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毕竟扛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沼气池都是年轻时候的成就，也没有特意发表在专业期刊，这些都是历史。但是习主席 撸起袖子写的书是确确实实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出版的，广受好评，厕所门口都堆满！销售量也就仅次于圣经这类，但这不过是历史数据，放眼未来，胜利肯定是属于习主席的，目前而言习主席的著作，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员人手一本，以后全国人民也要跟上党员的步伐，人手一本，你们谁有异议？又比如西藏传颂千年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习主席的帮助下，进一步提升为萨格尔王传，这是习主席的一小步，藏传文化的一大步！“轻关易道，通商宽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习主席手里经过再创作已经成为广大推油喜闻乐道的词语，让历经千年的古老文化再次焕发勃勃生机，习主席用自己的金口重新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习主席的著作和思想，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将中国人民的人均GDP从8000美元一举提高到8000万美元，这么了不起的成就，再拿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没啥太大问题。

这些著作和成就都是习主席亲自参与，亲自指挥的重大成果，是人类历史的璀璨明珠！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习主席的作品就如大海一般，面对狂风骤雨，岿然不动，不是当今文坛的小池塘可比拟的。要说为什么习主席能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一切只能归功于习主席博览群书，年轻的时候为了看浮士德走三十里山路，一来一回就是六十里！敢问历史上的各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曾走六十里山路就为读浮士德吗？我敢保证就是连浮士德的作者歌德也没这么干过！这些所谓的文坛巨擘想到这里就不感到惭愧吗？还敢出来和习主席争诺贝尔文学奖吗？不止如此，我敢保证，习主席读过的文字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你信不？随手一贴习主席在公开讲话中提及的文学名著和文学大家，让你们增加一点见识 （拉清单⚠️）

•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说：“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法国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大会时说：“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
•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说：“这些作品中，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有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有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 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说：“对印度文明，我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印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我对有关恒河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特别关注印度殖民地历史以及印度人民顽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也十分关注圣雄甘地的思想和生平，希望从中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
•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2015年10月22日，习近平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演讲，说：“此时此刻，有关英国的记忆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想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诺曼底登陆，想到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萧伯纳，想到了培根、克伦威尔、丘吉尔，想到了托马斯·莫尔、约翰·洛克、亚当·斯密、达尔文、阿诺德·汤因比、李约瑟，想到了《双城记》、《雾都孤儿》、《简·爱》、《鲁滨逊漂流记》，想到了福尔摩斯，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

以上仅仅是部分公开的，还有多少私下的你们知道吗？你们了解吗？你们和习主席学习过了吗？没有的就不要乱评论，这个历史责任你们担当不起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任何阻扰习主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境外个人或者团体都是在痴心妄想，都是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

最后，请问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不起中国人吗？还是压根不懂习主席的思想啊？ 要不去集中营待一段时间潜心学习一下，不然可能真的没法领会习主席的著作是如何精湛细腻！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看如果还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宇宙第一伟人习主席，那波涛汹涌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诸位评委不要老侥幸，运气好不出事，哪一天你出了事那就倒大霉，勿谓言之不预！

有自认为比习近平同志更懂文学的请举手：

有不认同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据绝对地位的请举手：

有不同意习近平同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请举手：

太厉害了！ 是先贤祠，是万神殿，是长沙百货大商场，是神仙下凡度假村，哈哈哈

我最近正在看。 听说为了上线还是在原著的基础有所更改，但是确实挺好看，瑕不掩瑜

请愿发起人： 王仲伟，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沈根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会长

尽快将习近平总书记巨副画像悬挂到天安门城楼上，让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敬意，是当下中国14亿人民和海外5千万华人最热烈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是我党继毛泽东同志之后的又一划时代伟人，如果讲毛主席是近代中国的伟大舵手1. 0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则就是当代中国的伟大舵手2. 0。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硕果，这充分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与生具备的天降伟才：钻石般的政治意志力、上帝般的全局掌控力、心中无我的变革创造力、全球在握的领袖领导力。

进入2020年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下，赢取了人类千年一遇的“疫”战，为全球人民的健康幸福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筑建起了史无前例的病毒“防火墙”，率领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四亿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和齐心协力，为人类社会做出了最无我的牺牲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最伟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国未来蓝图的总设计、中华民族继续前进实践道路上的总指挥，将伟大舵手习近平总书记巨副画像悬挂到具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城楼上，不仅是国务院现任41名参事的提案，也是近3000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想法，更是全球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所在的15亿华人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同志是全国党政军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核心、统帅和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和领路人。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千年封建制度，毛泽东主席创建了一个展新的新中国，邓小平同志打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门。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将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九千万中共党员拥护下、十四亿中国人民支持下、七十八亿世界群众的期待中，精炼了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的全部精华，科学和精准地总结出、放之四海皆适用、普遍性宇宙的人类社会学新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无形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理论财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让全体人类进一步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场应对全人类共同敌人“病毒”的斗争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理念向实践推进，也促使我们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全球治理观念的重大意义。

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已成为世界发展趋势。在大势所趋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利益紧密相连、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等构成的世界里，各国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利益观，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合共生、海纳百川等理念，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智慧源泉。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作为全球治理的唯一观念为全世界当下人民和后代子子孙孙谋求个体和家庭幸福生活及人类社会发展。

将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巨副画像悬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将会是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已经关乎到了全世界人类当下和未来世代如何持续发展的理论选择。

将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巨副画像悬挂到天安门城楼上，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扩散到全世界的角角落落，让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无私之爱照射到全球每个人心的每一平方毫米上。（请愿全文完）

执笔人介绍：

联系方式：tolinshen@126.com，移动手机：+86 13681633333

沈根林，新加坡永久居民，祖籍浙江湖州人，从事国家军事国防宏观战略研究。 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校友会会长、上海市政府国家安全名誉顾问。

历任： 1、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任（兼任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秘书长）； 2、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 3、原解放军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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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都在想这是发时政呢，还是吐槽，还是外段

我还是喜欢豆瓣绿，这个派乐迪是不是有点过了。

2047只要长期办下去，我觉得未来很光明，还是坚持自己的特色比较重要

我觉得他的分析和整理都挺不错

他们要这样拉清单，我乐见其成！

大图效果有点差， 加个小图

原帖：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95781243/

都达尔 （Дударай ）

俄罗斯女歌演唱哈萨克民歌 演唱：Алиса Супронова （艾丽萨·苏普洛诺娃） 哈俄双语演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原歌

讲诉的是哈萨克青年和俄罗斯少女的爱情故事。

歌曲创作大约于1912年，传说是歌词中的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姆所写。玛利亚姆.扎果尔（Мариям Жагор кызы，1896-1952）俄罗斯人，是一名医院的护士。父亲扎果尔是鞋匠。玛丽亚木从小精通哈萨克语，喜欢上一位名叫都山别克（Дуйсен）的哈萨克青年，歌中提到的“都达尔”，原名就是都山别克。当时都山别克正好留着长头发，因此嫂子们都管他叫“都达尔”（都达尔，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乱了的头发”）。都山别克是个普通的哈萨克青年，后来他也爱上了玛利亚姆，不过在家里人的压力之下娶了另外一位哈萨克姑娘为妻。没过一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可想而知，作为俄罗斯族的玛利亚姆的家人是不愿意她嫁给这样一位哈萨克青年的。但玛利亚姆深深地爱着都山别克，尽管身后有很多俄罗斯小伙子们不懈的追求，都被她拒绝，两个异族青年之间纯真的爱情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就像哈萨克语歌词中唱到的那样，“我为你而生，无人可以替代，只有死亡才可以将我们分开”，表达了玛利亚姆非他不嫁的决心。后来，也许是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家人，几经磨难周折之后，都山别克把玛利亚姆娶进家门，有情人终成眷属。只可惜一年后，都山别克不幸去世了。都山别克去世后，玛利亚姆嫁给了另外一位哈萨克人，生儿育女，直到1952年年老病逝。玛利亚姆回忆起昔日的初恋爱人，不由惋惜感叹，歌曲由此而来。1948年，这首歌在全苏联歌曲评比中获得第一名，歌词大意：

玛利亚姆扎果尔，

俄罗斯之女，

16-17岁时，

爱上了哈萨克青年都达尔，

曾为你许下诺言，

都达尔哟，

都达尔我为你而生，

哎，都达尔，你可知道。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611927

两个app性质不同，可以分开谈谈

我发现当我要找自己发的帖子时，自己的主页都没有。

建议在用户主页增加显示历史发帖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自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不少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籍之一。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讨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约翰·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又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作为一名从大学氛围中产生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充满了学究气。有的评论家把罗尔斯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思想泰斗相提并论，但罗尔斯与他们有所不同。那些思想大师均著作甚丰，涉猎颇广，而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只有《正义论》一本。《正义论》一书，洋洋洒洒40余万字，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罗尔斯在前言中表示：“在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时，我试图把过去十几年中我所撰写的论文中的思想集中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观点。”罗尔斯最早于1951年发表了初鸣之作《适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纲要》。基本观念的确立是《正义即公平》（1958年）。其后陆续写出《宪法自由权与正义概念》（1963年）、《正义感》（1963年）、《非暴力抵抗》（1966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等。1969年至1978年。罗尔斯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完成了对全书的整理和加工。在这20年中，罗尔斯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这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完善自己的立论，反驳对方的观点。这样一个过程也使得《正义论》一书显得非常晦涩难懂，概念成群。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罗尔斯往往不得不一而再、而三地发掘论据。但他的前言展示了他的思想脉络。

《正义论》，顾名思义，是研讨正义的。正义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第1节）。罗尔斯把正义观的规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正义论》一书共分3编9章，第一编“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第二编“体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编确定的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里较为详尽地反映出罗尔斯高度思辨的正义观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学者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编“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课题。这一编与前两编不同，论述和分析似都与他的正义原则稍微疏远一些。其实罗尔斯认为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最后那一部分的论据，关于正义的理论也会被人误解（前言）。的确，如果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尽管这一编的内容不如前两编那样新奇，但在整个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

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坛、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在当代世界，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也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罗尔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致力于正义研究的，其意图显而易见。如果《正义论》只是纯学术的产物，那它就绝对不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

罗尔斯对此是明确的，他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第6节）。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问题等。

既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不敷所用，纰缪甚多，那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正义观呢？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前言）因此，罗尔斯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契约论的方法。契约论在西方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近代的一些思想大家均为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他们的契约思想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震撼人心的作用，但后来时过境迁，契约论让位于功利主义。可以说，契约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经济上的实惠思想。在资本主义体制确立后，功利主义取契约论而代之是不奇怪的。罗尔斯重新举起契约论的旗子，这本身就属别出机杼。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 sition），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始状态纯粹是理性上的设想，在实践历史中无法论证。罗尔斯知道这一点，他说过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第20节）。在确定正义观的过程中，罗尔斯常常部分地倚重于直觉主义，他表示，正义即公平这种直觉观点将把正义的原则着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原始契约的目标（第20节）。原始状态的设计意图是排除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给出一个纯粹逻辑思维的状态，使人们产生正义原则。在原始状态中，所有各方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但是光有原始状态还不足以达成正义的首要原则，还必须设定其他一些条件。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一）正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二）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三）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及各种背景因素制约，不可能像罗尔斯在理论上假设的那样行动。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第4节）。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一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策11节）。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第一个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等原则，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并无二致。争议最大的是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为在社会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分配应对每一个人有利，于是人们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来实行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第14节）。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31节），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部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经过这番论述，他重新表述了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人人享有的一种类似的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

优先规则：正义的原则应按词汇式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和（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享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公民能够接受的（第39节）。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的标准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他表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对此现象从未采取过纠正措施，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严重得多，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了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第36节）。罗尔斯点明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缺点，但他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值的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表述得更为清楚。

第一个原则被确定为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按罗尔斯的话讲，这两个正义原则是按照“词汇式序列”排列的，即只有第一个原则被满足后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第8节）。事实上，因为第一个原则已有公论，罗尔斯并没有作什么创造性的论述，他花了大量的气力来论证第二个原则。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他提出了几项论证：（一）反效率原则。在分配上，效率原则是不包含正义原则的，因而一个人得到全部产品的分配或其他不平等分配的方式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而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超越单纯的功利观念（第12节）；（二）差别原则。差别原则通过挑出某种特殊的地位来判断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将克服功利原则的不确定性。如企业家比不熟练工人有着更美好的前景，假设他们处在最初状态，那么怎样证明差别的存在是合理的呢？那就必须是这些差别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差的人，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个原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对西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人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三）连锁关系。这里假定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如果正义原则得到实现，这种连锁关系就会实现。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证，罗尔斯又将第二个原则具体表述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3节）。

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同时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倾向，最基本的就是“平等的倾向”（第17节）。差别原则意味着：（一）补偿原则。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差别原则不等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二）互惠的观念。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原则；（三）博爱原则。在西方社会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这些均为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为了指明西方社会改良的方向，罗尔斯集中在第五章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他先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这包括：（一）分配部门。负责保持价格体系具有切实的竞争能力；（二）稳定部门。负责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三）调拨部门。负责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四）分配部门。负责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大致的正义性（第43节）。社会通过调节这四个部门的活动实现正义原则。

经过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综合考察，罗尔斯又对两个正义原则作了完整的表述（第46节）：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

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条优先规则（自由权优先）：正义原则应按词汇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具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人能够接受的。

第二条优先规则（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里有两种情况：（1）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2）过高的储蓄率在总体上能减轻为此而受苦的人的负担。

一般概念：（见前）。

至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了一个概括的轮廓。如前所述，罗尔斯的整个正义理论是改良主义的，即他想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某种修正，以缓和并协调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他在《正义论》中多次表示，两个正义原则规定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或轮廓，改革过程就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第41节）。不过罗尔斯没有直截了当地讨论现实问题，而是将正义原则及其展开部分均置于假设的条件下，并将其提炼到高度思辨的水平。其实越是抽象的理论，其内涵就越大。正义原则、自由优先原则、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差别原则、自由的概念、分配的份额、代际正义问题、自然义务原则、非暴力抵抗、平等的基础等问题均与美国乃至西方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罗尔斯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去描绘这些场景，而将一切现实都转为理性概念，这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学说带来了困难，因而，真正弄清他的学说，需要回顾一下30年来美国的历史。

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一文发表于1958年，《正义论》一书成于1971年。这些年间，正是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贫困问题、抵制越战的浪潮、学生造反……接连发生。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罗尔斯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认真思考和观察这些现象，并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正义观念的澄清。这自然是一个过份学究气的想法，但他作了可观的努力。必须指出，罗尔斯仅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现有范围内进行改良，而不是去改变它。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用正义即公平的观念来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权和贫困两大问题上。这两大问题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他提出的自由权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平等自由等观念，也都是为这些难题寻找出路。正像罗尔斯所表示的那样，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我行我素的权势集团，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配鸿沟，徘徊于街头车站的无家可归的人依然构成对制度的最大挑战，黑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令人担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构成《正义论》一书走红的社会条件。只要这些问题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不会结束。

罗尔斯贬低功利主义正义观，主张正义即公平的理论，还有以下背景；60年代之后，美国以及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争论－叫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两个并不那么协调的价值。新保守主义坚持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过份强调平等会妨碍自由的实现，自由主义者过份强调平等，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危机，而且侵害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突出平等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否则，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然会侵害一部分人的自由。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势力。可以看出，罗尔斯力图协调平等与自由两者。他的第一个原则突出了自由，他的第二个原则突出了平等。不过，他的总体倾向是突出平等的。因为这种争论有制度上的根源，罗尔斯的调和努力是难以成功的。若深入地观察，不难发现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排斥。这也使罗尔斯的理论实际上无法产生他所希望的社会效果。《正义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原因也在此。批评罗尔斯的人提出了种种观点，如：没有理由认为正义原则高于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无知之幕全然是人为的，政治权利绝对高于社会经济权利并不合理，第二个原则是绝对不合理的，等等。恐怕在美国现有的社会基本结构下，正义即公平的理论难以被接受，至少难以被全部接受，因而也难以达到改良主义的目的。

正义的两个原则带有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较多的道德主义因素。一种正义观的产生需要有客观物质条件，它不可能凭空产生，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正义观的改变就无从说起。在西方制度下，两个正义原则没有这样的基础。罗尔斯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个人的道德价值、自律、自我的统一与一致性等上面，而没有找到客观的基础。整个第三编都是用于这一目的的。罗尔斯表示，他要用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义观来解释社会价值，说明体制、社团和交往活动中的内在的善（第41节）。对正义原则的选择使人们产生了正义感和道德感情，而正义感和道德感情又是正义原则得以持续的条件。这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道德论证。罗尔斯还十分强调获得人的“道德人格的能力”（第77节）。这似乎是将正义原则的实现寄托于人的道德升华。但是人的道德和正义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社会条件的革故鼎新，道德革新就无从谈起。有时历史运动表现为道德与历史的交互作用，但纯粹依赖道德恐怕是不完整的理论。

罗尔斯理论的这种缺点还表现在他对用观念变革现实的信仰上。纵观罗尔斯的学说，他认为一种完美的正义观可以改革社会体制，几乎没有提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条件或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制约作用，忽略了这一点，要改变社会是不现实的。当然。观念不是没有用处，但要与物质生活的发展相结合。也许罗尔斯看到了变革这些条件的难度，所以才寄望于人的内心道德的升华。他在全书最后表示：“心灵的纯洁（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将会使一个人明察秋毫，并……通情达理地、自我克制地去行动。”（第87节）人们能获得纯洁的心灵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揭示了罗尔斯本人也许抱有的疑惑。

《正义论》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思辨难度颇大的著作，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学术界20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而且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读者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因此，我们应当感谢辛勤迻译此书的谢廷光先生和出版此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其实我主要好奇像戈培尔王这种人是如何平衡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

新浪审核员交班日志

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具体的审核操作，看看还是蛮有意思的

现在国内很多敏感案件，比如端点星案，长沙富能案等，都被官方派遣的律师霸占了辩护权，每一个当事人最多可以有两位律师，一旦委托律师的位置被占，当事人家属请的律师就不会被官方认可，因此当事人家属和家属委托的律师完全无法见到他们。而官派律师的最大职责往往是配合政府的秘密审判，并不会竭尽所能替当事人辩护，因此官派律师在这类敏感案件中的角色是充当官方的打手，参与迫害当事人，是政府的尿壶，帮政府剥夺当事人的合理正当辩护权。 即使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委托律师的首选依然是当事人自己以及家属选择，只有当当事人自己和家属放弃委托律师时，官方才可以替当事人寻找法律援助，然后委托律师， 换而言之，在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下，政府无视家属意愿强制替当事人委派律师是违法行为，赤裸裸的强奸了中国残存的一点法治精神。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收集国内所有的官派律师信息，然后用统一的模版做成图片发布，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知法犯法参与迫害人权的律师信息。

如果大家认可这个项目，可以先设计出一个模版，然后大家以后都按这个模版来提交信息

微信审查流程：

新浪审查流程： 刘力鹏爆料

前新浪微博内容审核员专访：中共如何打造网络“真理部” https://www.voachinese.com/a/internet-censorship-20200812/5540475.html

此时，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一共有120名，一共分为4组，大约23人一组，分为两班倒，白日班工作大约11小时多，晚间班工作时间大约为13小时多。为了保证24小时都有审核人员在审核微博内容，两个组的交接班必须严丝合缝，甚至有一点点重叠，因此是24小时全方位审核，不能有空缺时间和纰漏。刘力朋强调，交班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现空档。

交接班结束，散会，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打开后台，每一个电脑都是一模一样的，多年后，刘力朋回忆那会上班的情景，依然感到有些恐怖：“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格子间，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只听到滚轮刷刷刷往下翻页，时不时会停几秒，然后就是鼠标哒哒哒的点击声，这是在删除内容。如今回想有些可怕。”

打开后台，系统已经进行用“敏感词库”进行了第一遍机审。他说：“有一些高危的敏感词，如果踩中了会直接进到删除的状态，然后人工审核；低危的敏感词，踩中后是一个默认通过的状态，有先审后放和先放后审两种策略。”他说，一些高危敏感词是绝对要删除的，比如六四和法轮功，然后每天都有一些新闻事件如何处理，每个班次，他们都会留下一篇工作日志，工作日志将如何审核微博写得非常清楚。

刘力朋给美国之音提供了他在新浪微博做内容审查员的工作日志，日志按时间清楚地记录了他们每天是如何处理每一条新闻事件和图片的。

刘力朋说：“文字审查比较快，在后台输入关键词，把一些有害信息删除，然后就是删，私，止，隐，通，几种操作之一。还有很多新闻机构需要微博单审，也就是过滤评论区的展示内容，来让5毛或爱国主义者的表演能够显现。”

听到这样的问题，刘力朋笑了，他说：“审查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有标准，那不就可以反审查吗？老百姓就不用自我审查了，像YouTube那样有一个社区公约，明确规定什么不能发，就不用自我审查了。中国审查标准是不透明的，是黑箱，就像搏击俱乐部，第一条规则就是你不可以谈论搏击俱乐部，中国的审查也是这样的，你不可以谈论中国的审查，来防止知道这个规则。但私企内部会有自己的一套执行标准，这一套东西，严禁和外界沟通。”

刘力朋说，打开后台，首先是系统根据敏感词进行了一遍机审。现在平台上的敏感词库有的多达几十万，少的至少有五千个。

艾未未采访五毛：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8%89%BE%E6%9C%AA%E6%9C%AA%E9%87%87%E8%AE%BF%E9%97%AE%E4%BA%94%E6%AF%9B

艾未未：介绍下你的具体的工作流程。

五毛：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其实工作流程很简单，但是具体做起来就很麻烦了，或者可能根据某个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工作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我先大概说一下，具体的我举个例子讲一下，你应该就明白了。

我们主要是由某个人或者某小组负责一个较大的网站，我主要是在我们当地的BBS和新闻网上，也经常会去腾讯新闻版块。具体流程就是先“接到任务——然后开始寻找主题——之后开始发帖引导舆论”这三个主要步骤吧。然后具体给您讲解一下每个步骤都是干什么的。

首先接收任务，主要就是每天要保证打开邮箱，经常查看一下邮件，或者我们有一个QQ群，但是一般我们在群上不讨论这些内容的。只是说有工作了，提醒大家查看一下邮件什么的。一般在一件事情出来后，甚至新闻出来之前我们都会收到一封邮件，然后告诉我们什么事件，什么新闻，然后告诉你什么方向。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思想方向，去把网友的思想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或者是去模糊一下网友的焦点，还是去煽动一下网友的热情等等。

大概都会告诉你一二。明白这些指示后，就要开始寻找主题了，找到网站相关的文章或新闻后，就可以根据上头定的总体方向，开始自己写文章、发帖或回复评论等，这需要很大的技巧，你必须隐藏好自己的身份，并且不能写的很官方，要写很多不同风格的文章，有时候甚至自己跟自己对话，吵架，争辩等。总之就是造成一些假象，然后把网民的舆论都引导过来。这里面的学问其实很深。

在一个论坛里其实有3种人是你要扮演的，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追随者，一个是旁观者，也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呵呵。先说领导者，也是比较权威的发言者，一般都是在争辩之后领导者出现，开始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进行发言，以这种身份所说的话比较具有权威性，一般民众对这类身份人的可信度很大。

而第二个：追随者，里面又分成两种人，是对立的两种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要不停的在论坛里面争辩，争吵，甚至对骂，然后这样可以起到吸引旁观者目光的作用，然后在争吵的最后，领导者出现，抛出一些强有力的证据，然后把公众的舆论都引到这个第三方的身上，然后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第三种：旁观者，其实他们大部分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客户”，也就是不明真相的网民，我们主要就是通过前两种身份的扮演来达到影响第三方的目的，可以说我们是属于导演一样，通过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去影响观众。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人格分裂的。

艾未未：你何时会接到谁的工作指令或要求？

五毛：基本上在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会收到邮件，大概就是告诉你今天主要评论的新闻有哪些，有时候也会告诉你主要评论的网站，但大部分是网站不限，你自己去找相关新闻。然后评论。

艾未未：你们做这个具体的工作，能看到这方面相关文件吗？还是只有信件？

五毛：没有任何文件。他只是一封邮件过来，一个指令，一个大概意图，比如说，这两天，油价要涨了，或者有什么新闻、传言要出来了，在没有明确新闻出来以前，要把这个消息，尽量把这个引到别的地方，尽量压下去，大概就这个意思。

艾未未：能否列举你的收到的“任务”邮件内容？

五毛：我再三的考虑，认为还是不要接触这类邮件和我所评论的链接地址或者内容这块。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就查到我是谁，很容易就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说去的。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比如前两天盐事件，我所接到的邮件内容主要意思就是告诉大众：“不传谣，不信谣。”或是：“影响民众关于对XXX事件的认知，倡导XXXX的正确舆论方向。” 关于辟谣方面的，如：加强对XX事件的解释与澄清，避免不实或非法言论的出现。比如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如：针对近期关于XX事件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重点将网民思想引导至XXXX的正确方向

后语

个人感觉审查系统是越来越先进了。 以前大家以为把一个图片划点线容易规避审查系统，其实好像现在越是这种情况，系统可能越是认定为危险情况，然后让人工审核。在人工审核时，为了避免单个人出现误差，可能采取双重审核，把一份内容发送给两个人同时审查，看结果是否相同，否则再进一步做人工审查。

这样的审查系统相比以前的简单敏感词库或者人工审核更为“严谨”，却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必须有一批人进行审查工作。 毕竟没有审查就没法生存，但这种审查除了能帮助中共维稳外，还能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恰恰相反，只会浪费社会资源以及扼杀创造力。 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还能说些什么，说多了帐号就消失，什么都不说那有帐号的意义何在？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it’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But that the d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

The undiscover'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No traveller returns, puzzles the will

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

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pitch and moment

With this regard their currents turn awry,

And lose the name of action.--Soft you now!

The fair Ophelia! Nymph, in thy orisons

Be all my sins remember'd".

其翻译（朱生豪译本）為：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

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

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

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

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人們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倘不是因为害怕不可知的死後，害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國，

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寧愿忍受目前的折磨，

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

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

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且慢！美丽的奥菲利娅！

——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轻轻的你走了，

正如你轻轻的来；

你轻轻的敲打键盘，

作别分类列表的云彩。

复活？尽写一些废话，

向2049更深处漫溯；

满载一船秽语，

在秽语斑斓里哭诉。

但你不能哭诉，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酒友也为你欢乐，

欢乐是今晚的2047！

悄悄的你走了，

正如你悄悄的来；

你点一点鼠标，

不带走一丝掌声

对联是亮点：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望世间眷属全是有情人

巩俐这个装扮我想起了安吉娜茱丽扮演的女巫

洛可可风格的中国皇宫

陈玫的官派律师: 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的南波和刑琦

蔡伟的官派律师：东环律师事务所的刘南征和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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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8%E6%B1%89%E5%B9%B4

接触岩井公馆

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少有的中国籍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情报单位“岩井公馆”。[24]

1939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并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24]

后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24]，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情资[33]。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24]。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34]。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35]。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36]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37]。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32]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展开交流合作[38]。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袁殊。后有称，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9]，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3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国民政府方面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40]。”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32]。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32]

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32]。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41]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42][43]。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44]。此次会面被国民党宣传并攻击，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只是潘汉年未如实上报。[28][45]

通敌叛国之争议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46][47]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8]。”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49]。”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0]。”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1]。”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52]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53]。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54]。

如果没有毛的默许，潘汉年不可能自己敢单独接触日本人。 但你会相信他们是为了获取日军情报吗？你怎么看待共军和日本人的交流？我自己没读过这个话题的历史书，所以不太敢确定维基百科上的内容，欢迎大家推荐这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

请诚实回答。

换个头像，改下人设！

曾被誉为大陆先锋导演的张艺谋，他拍的影片多次被中共电影衙门封杀过。而现在，电影衙门对张艺谋的庇护，已经到了蛮横霸道的地步，比如，为了《十面埋伏》拿到高票房，居然为此片空出一个月的放映档期，与“红色经典”影片《张思德》享有同样待遇。

由此可见，在电影衙门的眼里，张艺谋用红色包装的“武侠精神”，对于小康时代的愚民而言，正好可以作为“红色延安精神”的补充。

有评论说：大导演张艺谋，拍小人物能拍出大气象，如《秋菊官司》、《活着》等，而拍大人物却沦落为小风景，如《英雄》、《十面埋伏》。大导演用天下情怀诠释暴力美学，表现的却是灰烬般的人文观。

再等到张艺谋出现在大场面上，愈发透出平庸的小家子气。西方人来中国，大都要登八达岭长城；张艺谋导演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制造的却是虚假的“文化长城”，雅典奥运闭幕式上的8分钟中国红，更像中南海红墙的影子。

尽管，张艺谋的最新影片《十面埋伏》，经过官方的全力支持和独出心裁的首映式炒作后面世，据说在海内外都赢得了不错的票房，在北美还曾一度登上票房之首。然而，大陆影评界对此片的反应，却以负面批评为主：该片象以前的《英雄》一样，通过高科技的制作和张艺谋擅长的矫情画面，展示了一种“唯漂亮主义”而非“唯美主义”的悦目效果。类似风光明信片或情人节贺卡的画面，是对好莱坞式华丽电影语言的滥用，确实有种“新新人类”热衷的时尚漂亮，却因缺少动人的故事、丰满的人物和历史社会人生的寓意，以及一系列低级的叙事错误，而沦为浅薄媚俗的精神麻醉剂，甚至就是对观众的智商和审美能力的侮辱。

所以，该片在大陆影院里引出阵阵哂笑之外，也招致大陆文化界的集体抨击。

署名沙林执笔的文章《不能忍受这样的导演》开篇就说：“《十面埋伏》开张后。中国文化界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大导演，他垄断中国电影话语和电影市场，盛大歌宴后面是一片狼藉。”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曾把《英雄》称为“献给暴君的贺年卡”，郝建教授把《十面埋伏》称为“唯漂亮主义”的明信片；著名评论家朱大可的批评更为：《十面埋伏》是新的“假、大、空”，把广告式的“国民愚化效应”推向“盛况空前的高潮”，它是“对受众智力的公然蔑视”。

除了专家、学者、评论家的尖刻批评之外，网民也对《十面埋伏》颇有不满。有人说：电影院里一片哄笑，简直是让人喷饭的弱智影片。有人说：《英雄》出来之后，觉得张艺谋真的江郎才尽了，而一看《十面埋伏》，才发现《英雄》真是好片子。甚至有网友贴出“痛打文化二奶”张艺谋的标题。

六四后的中共统治，奉行稳定第一的策略之一，就是收买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在文化领域，中共保持稳定的硬软两手策略，既要压制民间反抗和有悖于主旋律的文化产品，又要在文化上全力纵容庸俗化和调笑化的大众文化的泛滥，有人甚至把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称为最强势的话语霸权，几乎使八十年代开始恢复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了。回避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的唯一风光。

从被主旋律排斥的导演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当红戏子，张艺谋从叛逆到驯顺的电影生涯，非常典型地浓缩了中国文化人的角色嬗变，标志着中共政权对各类精英的成功收买。

众所周知，从担任《黄土地》的摄影到导演一系列有影响的影片，张艺谋是靠小投入且倍受争议、甚至被官方封杀的先锋电影而名扬海内外的，时至今日，他执导的名片《活着》，仍然无法在大陆公映。而中国的怪诞就在于，已经变成国际知名大导演的张艺谋，也同时变成了接到政府大定单的首席官方导演，随之而来的，是昔日受打压的逆子变成了今日的小康盛世的宠儿。现在，他无论干什么弱智的制作，皆有大资金投入其中。比如，武侠《英雄》耗资3000万美元，折合将近2.5亿人民币；《十面埋伏》耗资2.2亿人民币；实景歌剧《印象刘三姐》耗资2亿人民币，在韩国改编版耗资60亿韩元，折合4000万人民币；意大利实景古典歌剧《图兰朵》耗资1500万美元，折合1.3亿人民币；还有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申奥广告片等……资金投入总额应在10亿元以上。

然而，从申奥片到桂林山水秀等大型制作，从《英雄》到《十面埋伏》的武打大片，张艺谋用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制作出越来越多的文化垃圾，而只有这类文化垃圾，才越来越符合当下主旋律的审美情趣——申奥片和申博片、重大政治庆典宣传片和大型招商广告片，春节晚会的舞台和MTV式画面——定型化和程式化的灌输和麻醉。这类主旋律电影所构建的视、听觉方式，已经把大众文化变成官方主旋律的附庸，显示出独裁权力制造愚民效应的高潮技巧。

那个开创中国大一统独裁体制的秦始皇，他在死前就已经为自己营造好了壮观墓穴美感——死尸也要检阅一排排象征秦王朝百万雄师的兵马俑。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陕西秦陵，大概是中国独裁者的广场暴力美学的最早表达：秦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建陵墓，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入葬，修建期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高达70余万人。秦陵园面积56.25平方公里，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垣，四面都有大门及门网建筑，还有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墓葬500余座。陪葬坑中比较重要的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青铜水禽坑，以及各种附葬坑等。还有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大量的宫殿建筑遗址。它是中国历代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多的一座陵园。

秦陵所展示的权力美学，核心意象便是秦始皇生前统治的地上王国的再现，他生前所统治的一切，要尽最大的可能皆备于地下坟墓。秦始皇当然希望、也真的相信：即便在幽冥王国之中，他依然是“朕即天下”的至尊帝王，仍然可以号令千军万马和奴役天下百姓。毛时代的中国，最欣赏秦始皇的极权者毛泽东，把宏大的秦陵兵马俑列阵转化为频繁的大型团体操和广场阅兵式，以及一系列追求宏大场面的庆典、集会、仪式；后毛的时代中国的秦陵美学，先变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阅兵式，再升华为张艺谋的视像《英雄》，声光高科技对权力美学的包装，制造出整齐划一的活动兵马俑方阵和众箭齐发的天下主义的画面。这是对秦陵美学的后现代回忆，也是对毛时代的团体操美感的明信片展示，甚至还是对北朝鲜更为整齐的大型团体操的潜意识模仿，颇有些广场暴力美学的竞赛味道。

这一切，不过是愚民的小品化情调的精华版而已。

2004年10月23日于北京家中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当地时间7月20日下午于英国议会下议院宣布，即时及无限期暂停执行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他还宣布，英国会将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生效、针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适用范围，扩大至香港，意味英方不会向香港出口可能致命的武器、零部件或弹药，亦不会输出可能用于镇压民众的装备，包括枪械及催泪弹等。

拉布发表讲话时称，尽管英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但英国对香港和新疆的问题都深感忧虑。在谈到香港国安法问题时，他表示，“这项新国安法的实施，已大大改变了我们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安排的主要前设”。拉布指出，特别担心国安法中允许北京当局处理部分案件的条款，以及域外条款的潜在影响范围。他又指国安法是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严重违反了中国理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拉布还宣布，同时将英国自 1989 年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将扩大至香港范围。他强调有关措施是对中国未能履行对香港国际义务的合理和相称回应。他重申，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国安法及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英方将会保护切身利益，捍卫价值观，并要求北京履行国际义务。

当天稍早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不会因为中英关系的恶化形式，而成为一个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反射性厌华派”的领袖。但他强调，英方就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和北京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及香港局势存有严重关切。约翰逊承诺，将在需要时坚持对华“强硬态度”，但他亦不会完全放弃与北京的接触政策。

目前，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例。此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19日在访谈节目中谈及英国可能废除与香港之间的有关引渡条约一事时说，英国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随美起舞”。“如果英国政府走出对中国任何个人实行制裁这一步，中国必将做出坚决有力回击。”刘晓明说，“美国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就制裁美国参议员和官员，我不愿看到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况发生在中英之间。”

https://www.rfi.fr/cn/%E6%94%BF%E6%B2%BB/20200720-%E8%8B%B1%E5%9B%BD%E5%AE%A3%E5%B8%83%E7%AB%8B%E5%8D%B3%E6%9A%82%E5%81%9C%E6%89%A7%E8%A1%8C%E4%B8%8E%E6%B8%AF%E5%BC%95%E6%B8%A1%E5%8D%8F%E8%AE%AE-%E7%A6%81%E5%AF%B9%E6%B8%AF%E5%87%BA%E5%8F%A3%E6%AD%A6%E5%99%A8

在目前中国内部政治形势十分严酷、言论都可触罪的局面下，被清华大学日前以“道德败坏”为由开除的著名法学家许章润7月19日发声：“极权必败”，自由将临。

许章润教授的所有罪过都因敢言而来，他敢言的程度可谓在如今的中国大陆人中极为罕见，他敢言的环境可谓自中国七零年代末改开以来最险恶的环境。他面对的是一个欲与毛泽东比肩，权力超过邓小平，并且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准备做”终身皇帝“的强人习近平。然而，这位法学家凭着知识人的良知和胆识，写出一篇一篇鞑伐政权的檄文。

2018年，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权力到达顶峰，许章润于当年7月写下『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批评习近平“倒行逆施”，指出习修宪废除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返令人恐惧的毛泽东时代。新冠疫情爆发，当局还在遮遮掩掩之际，他写出『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直指统治者因”保江山“的一己之私，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道德性败坏“，导致人祸大于天灾，怒斥最高领导人”无耻之尤“，”民心丧尽“。5月21日，在异常的清醒和悲愤中，许章润写下『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点出”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治，宁左勿右“的荒唐现实，致使中国全面倒返毛氏政权，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孤立。作者难抑悲愤，文章最后喊出“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十年代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许章润深知”红色暴政“的残酷，他早已预备好了牙刷，一介敢言的教授突然在7月2日早晨被一群警察包围，拘押他的理由是“涉嫌嫖娼”，多么荒唐的罪名，在许章润之前，被戴上这顶既丑恶又滑稽可笑帽子的何止一人! 一个星期后的7月12日，他返回家中，更丑陋的事件发生了，因其存在使得清华大学还残存着一点微弱的名声，但他被这所大学开除了。有议论指，这所大学彼刻起不过是披着一件大学的外衣，它甚至不如一座普通的党校。7月15日，该校作出的『关于给许章润开除处分的决定』被指”很猥琐“，“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许章润有”因为嫖娼受到公安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且 “经查实，自2018年7月以来许章润多次发表文章，严重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有关规定”，时间点很清楚，原来指的就是自『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发表以来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十项准则”是什么呢，原来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句话，许章润“犯上了”，因言获罪，因此开除。

如果许章润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悲悯的情怀，面对打压，面对受到的生命威胁，面对丑恶的”嫖娼“指控，岂会再一次次冒险发声，他为此遭到警方拘押，遭到清华大学的开除，清华大学校园里立着一座王国维纪念碑，上面有陈寅恪传达士人灵魂的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与这所大学从今而后毫无干系，它已成为许章润先生的写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许章润又发声了。

他被剥夺了生活资源，他的校友阎淮发起了仅限于北京地区清华校友的募款活动，仅一日，募得10万多元，然而许章润7月19日在致清华校友的公开信中婉拒了他们的好意，言其教书34年，于清华服务20载，遭后者开除，顿时生计无着，但自己“可劳力挣饭”，也打算“卖文买米”。简陈个人处境心境，笔调一转，议论起当下时局，犀利点出：官媒上一片太平，其实半个中国泡在水中，风雨飘摇，知识分子“普遍萎顿，善作靡靡之音”，“官场心灰意冷，虚与委蛇”；中国“政体恶质不改，全球诸邦防范，早成孤家寡人”，但他相信“极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吾土，天意人心，如日月昭昭矣”。

许章润，无畏红色暴政，被革处教职开除公职。他在公开信里说，只要活着，便会发声，这是言责，也是天命。他在公开信最后写到：“天快亮了......”此刻，许章润的另一部书正在网络热议：『人间不是匪帮』。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9-%E5%A3%AB%E4%B8%8D%E7%95%8F%E6%AD%BB-%E4%BA%BA%E9%97%B4%E4%B8%8D%E6%98%AF%E5%8C%AA%E5%B8%AE-%E8%AE%B8%E7%AB%A0%E6%B6%A6%E7%BB%A7%E7%BB%AD%E5%8F%91%E5%A3%B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7055346/article-%E5%B7%9D%E6%99%AE%E5%B0%8D%E4%BB%98%E5%8C%97%E4%BA%AC%E9%9D%A0%E4%BB%96%EF%BC%9A%E5%87%BA%E8%BA%AB%E4%B8%AD%E5%9C%8B%E7%9A%84%E6%99%BA%E5%9B%8A%E4%BD%99%E8%8C%82%E6%98%A5/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華府對北京戰略轉向，最近更將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區別看待。美媒披露，出身中國、親歷文革的余茂春（Miles Yu）是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推手，深受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的倚重。

美國「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稍早前獨家專訪了余茂春，並披露這位學者出身的智囊對中共政權的觀點是如何受到川普政府的重視。

報導說，57歲的余茂春是龐培歐的首席對中國政策和規畫顧問，是美國國務院7樓那些充滿傳奇的政策規畫人士其中重要一員，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頂層人物，距龐培歐的辦公室僅幾步之遙。

龐培歐讚揚余茂春「是我團隊的核心。在面對中共挑戰時，這個團隊對我提出建議，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自由」。

據報導，過去三年，余茂春一直是川普政府重塑美國對華政策的幕後強大力量，其中將中國重新定義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對手。對於華府的對華新政，余茂春稱為「原則性現實主義」。

除了龐培歐，被歸為對華鷹派的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也對余茂春推崇備至，讚揚「余茂春先生是國寶」，並說「他了解民主與專制統治之間的區別，並且能比我認識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釋它」。

白宮方面，低調但在對華政策上深具影響力的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則說余茂春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團隊的「寶貴資源」。

博明說：「在極權主義下成長的經驗，使他成為極權最有力的敵人之一」。

曾親歷文化大革命的余茂春1980年代赴美求學。據指當年是因為私下聽到美國之音（VOA）播放前總統雷根的演說而受到啟發，並留學美國。

余茂春曾就讀賓州史沃斯默爾大學（Swarthmore College）；1994年從柏克萊獲得博士學位後，成為美國海軍學院的教授，為數百名未來的海軍軍官教授中國和軍事歷史。他以前的一些學生目前在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擔任與中國事務有關的職務，仍尊稱他為「余教授」。

他告訴華盛頓時報，「教導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既是榮幸又是特權」，「它完全滿足了我在1980年代初受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啟發的思想追求。」

報導引述余茂春說，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與北京建立關係以來，華府對影響兩國關係方向的能力顯得過分自信。

冷戰時期的美國決策者讚揚打「中國牌」的策略，這個策略使華府親近北京藉以打壓蘇聯。但余茂春認為，在現實中，是打「美國牌」的中國為自身謀取好處並損害了美國利益。

他並提到，美國高層官員在聲明中經常提到「中國人」，而未區分清楚中國人民和共產黨專政的政權。

余茂春還表示，美國對華另個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菁英未能正確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應合理政策。

他說，「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臆想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報導引述分析人士說，余茂春對中國堅定、現實的評估，目前終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得到應有的重視。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導，美國正考慮對中共黨員祭出旅行禁令。旅美異議人士胡平接受中央社訪問時分析，無論具體能落實多少，美國政府如此做，就是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加以區分，與近來美國高層的言論一致。

華時對余茂春的介紹近日引起中國方面的注意，經常對涉外事務發表看法的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形容他是「在美國制定惡毒的對華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華裔學者」。

中国外交部7月20日发表声明介绍指，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王毅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具有鲜明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我们应当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20-%E4%B9%A0%E8%BF%91%E5%B9%B3%E5%A4%96%E4%BA%A4%E6%80%9D%E6%83%B3%E7%A0%94%E7%A9%B6%E4%B8%AD%E5%BF%83%E5%9C%A8%E4%BA%AC%E6%88%90%E7%AB%8B-%E7%8E%8B%E6%AF%85-%E4%BC%9F%E5%A4%A7%E7%9A%84%E6%97%B6%E4%BB%A3%E5%BF%85%E7%84%B6%E4%BA%A7%E7%94%9F%E4%BC%9F%E5%A4%A7%E7%9A%84%E6%80%9D%E6%83%B3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1117/c17prisoners/

狄雨霏

北京——中国卫生部高级官员去年曾表示，中国将自2015年1月1日起不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听闻这个消息后，世界各地的人权倡导者和医疗专业人士欣慰地表示欢迎。

数十年以来，中国每年有数百——也许数千——件囚犯器官遭到摘取，这样的人体利用似乎以后不会再有。 但是，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国内外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的说法来看，中国仍在移植囚犯的器官，也包括死刑犯的器官，而此举受到了政策制定者全力支持。

“他们只是把囚犯重新划成公民而已，”出生于中国的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博士李荟格（音）说

世界医学协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秘书长奥特马·克罗伯尔(Otmar Kloiber)博士说，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计生委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去年12月发表的声明是一个“行政花招”。

该协会反对在任何有死刑的国家使用囚犯器官，因为无法知道这种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

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多则政府报道引述黄洁夫和其他官员的话，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描述。

今年1月，执政党共产党的官方报社《人民日报》称，公民自愿捐款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文中引述黄洁夫的解释说：“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应该鼓励。”

今年3月，黄洁夫对《京华时报》说，“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我国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

克罗伯尔说，世界医学协会知道这些关于中国继续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报道，这种行为违反了该协会的道德准则。中国医学协会也是这个全球性组织的成员。

克罗伯尔说，根据该协会的原则，唯一的例外是捐赠给直系家属。

“中国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应该改用一种道德的做法，”他说。“行政花招并不会让它变得道德。”

去年12月的声明，是在新成立的器官获取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发布的。近几年来成立了好几个这样的组织，旨在帮助中国的器官移植机制从严重依赖死囚器官转变为自愿捐献，很多发达国家采用的就是自愿捐献机制。该组织、黄洁夫，以及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均无法联系置评。

黄洁夫在会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

在公开声明和现行做法之间的差异被曝光的同时，医生们正开始公开谈论在这个国家混乱的器官捐献制度中展开的重大改革。

总体上，面对公众对腐败和不能平等获取器官的愤怒，中国正试图建立一个更透明的制度，设立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中央器官储备机构。

据官员和研究人员称，以前，多家医疗中心从囚犯或贫穷的农民工身上摘取器官，供应给在政界人脉广或富有的病人。这些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政府称正在努力设立一个单一的储备机构。该机构将受到公平的管理，按照医疗需求分配器官。

中国是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的。2011年，黄洁夫在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大约65%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进行的，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囚犯。剩下的器官则是由尚在世的捐献者提供的。

李荟格称，中国官员去年说将不再使用死囚器官的意思是，他们将不再系统性地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李荟格接着表示，黄洁夫“把死囚的器官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传统做法，‘不管囚犯同不同意，我们都会用。’”他说，从2007年开始，这种做法便是违法的了。那一年，一部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禁止买卖器官和未经书面许可摘除器官，不过该法并未提到囚犯。

“他说‘我们将完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的意思是，停止使用那一类非法器官，”李荟格说。

但克罗伯尔表示，中国试图通过鼓励除囚犯外的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来改变相关制度，这依然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医生给出的一些零星证据表明有进步的迹象，但也显示出问题依然存在。

很多中国人不愿捐献器官是因为儒家传统认为，身体是来自父母的礼物，应该完整地将其埋葬或火化。也有很多人不愿捐献是因为有一种普遍的假设，认为由于制度腐败，自己的器官不会被公平地使用。

“我去年移植的肺大部分都来自犯人，”全国知名移植专家、无锡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陈静瑜说。他表示，2014年他和自己的团队进行了104例肺移植手术。

他和很多其他外科医生本来以为，宣布了政策变化后，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器官不足。但他说，1月1日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供应减少并没出现。他预计中国今年会有大约150例肺移植手术，大致和去年持平。

3月1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间接证实了法轮功关于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这段采访的文字版被国内一些网络转发，包括财经网也全文转载（1）。

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围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记者感到不解，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

黄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原来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黄洁夫还说，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黄洁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

有记者请黄洁夫把话说得更清楚些，黄洁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确如此。黄洁夫不敢把事情讲得太清楚。实际上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以及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明显违反国际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因此性质很恶劣，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算最恶劣不算最严重。因为利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是中共当局的决定，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当然，这个暂行规定是内部文件，对外保密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按照当局的规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那么这中间没有多少形成利益链的空间，政法委照章办事，参与其中，按照中共的标准也就无可非议。可见，更严重、更恶劣的事情还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后。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义下，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黄洁夫告诉我们，器官移植这件事不透明，很肮脏。黄洁夫虽然只提出了两个疑问，但已经点到了要害。

一个疑问是，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

这就是说，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

另一个疑问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

为什么要保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计、有数字的，两个数字一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是执行死刑数量的几倍几十倍，那岂不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

2013年11月5日，香港的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2）。文章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国际医学专家对于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不禁疑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生？”

文章说：“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3至4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000至20000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2000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写到，“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其中提到，记者采访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个时间正好和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同步。

http://huping.net/hp/current_affair/chronicle/c2015/c20150324.htm

中国动漫集团副总经理孙浩：“我曾经跟一些官员以及有关部门探讨了很多年关于电影、文学作品、动漫作品的分级制度，能不能像香港啊等等国家和地区那样采取这样的体制，结论是不可以。因为分级意味着认可了这些作品存在的价值。”

https://archive.vn/wUrSS

就在《国安法》将「颠覆」及其它形式的不同政见定罪在香港生效，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继续因类似罪行被捕和判刑。这些案例是强有力的提醒，告诉人们即便在许多国家和直到最近前的香港，那些看来都算不上什么的公民维权或政治批评，中国的司法系统是怎样进行对其惩罚的。上个月，这类著名的案例包含有：

余文生：6月17日，江苏省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判刑人权律师余文生入狱四年。 2018年1月，在北京从业的余文生在网上发帖呼吁宪政改革和民主选举而被拘留。 6月19日，一份联合声明被發出来，有十几位人权组织连署，谴责此判决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

戈觉平： 6月24日，江苏省另一家法院对维权人士戈觉平进行宣判，戈觉平长期以来为因被强拆而失去房产的人士发声，戈觉平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半徒刑。 2016年9月，戈觉平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和平抗议时被拘留，他抗议所称是因为法院对一案件的不当处理，该案件涉及一位男子杀了两名来拆毁其房子的拆迁队成员。

陈家鸿：月24日，人权律师陈家鸿在广西玉林被闭门审判，他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陈家鸿是在2019年4月在网路上贴了一则影片，批评习近平及其废除任期制以及呼吁民主政治改革之后，他被拘留的。

鲁杨： 5月13日，山东诗人鲁杨在网上发布一则影片要求习近平下台后被拘留。 6月19日，他被正式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丁家喜： 6月19日，人权律师丁家喜在山东省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自2019年12月他在福建省厦门市参加倡议民主的私人聚会后，丁家喜就已被监视居住。

许志永：早些时候，著名律师许志永于2月1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拘留，随后6月20日，他在山东省被正式拘捕。许志永的被捕是因为他于2019年12月在厦门参加同一维权人士的聚会。拘留期间，法官否决他有权利与探访者会面。许志永是一名前大学讲师，因他的维权活动，他已经服过四年刑期。

刘贤斌： 6月27日，人权卫士刘贤斌被从四川监狱释放。刘贤斌是四川人，是《零八宪章》的连署者，他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已经被关十年。

此外，几位网路维权人士和一位公民记者已被定以轻一点的罪名「寻衅滋事」。这些指控常常也是导致多年的刑期。最近的案例包括：

陈宗： 7月7日，《中国人权卫士》网站报导说来自广东广州的陈宗因在微信上组建微信群分享他用虚拟私人网路（VPN）从被封网站上收集的信息，而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入狱15个月。

陈玫和蔡伟： 6月14日，据《南华早报》报导，两位北京网络维权人士陈玫和蔡伟因用GitHub收集和分享被审查与中国新冠病毒蔓延相关的内容，而被指控「寻衅滋事」。他们先是于四月份被北京当局拘留。

张展： 6月23日，《南华早报》还报导了上海警方以「寻衅滋事」正式拘捕了公民记者张展。张展是五月中旬，在YouTube上发布影片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反应而被拘留的。

卢昱宇：6月中旬，维权人士卢昱宇在因「寻衅滋事」被拘留四年后，从狱中获释。卢昱宇是2016年6月在云南被捕的，他和妻子一起在做一个受欢迎的博客项目，记录全中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

随着北京加紧对香港司法系统的影响， 那些条款是否会在香港实施，值得关注。

https://freedomhouse.org/zh-hans/report/zhongguomeitikuaibao/2020/beijingdeyuwaifayingxiangxianggangguojiaanquanfazaizhongguogengduodianfuzui#A3

香港 — 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一进入第3日，被认为极有可能被当局DQ(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多名通过民主派初选自称“抗争派”的参选人，分别报名出选九龙东以及港岛区地区直选。

黄之锋表示，他希望透过参选立法会，提升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下，会否出现大规模DQ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结果。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9月6日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星期六(7月18日)开始，至下星期五(7月31日)结束。星期一(7月20日)踏入提名期第3日，继续有不同党派的人士报名参选。

参选将立法会选举提升为国际事件

去年11月参选区议会选举，唯一被当局DQ(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今年参加民主派九龙东立法会初选，获得超过3万票，成为当区得票最高的参选人，他星期一正式报名参选立法会九龙东地区直选。

黄之锋会见传媒表示，希望透过参选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提升为国际事件，呼吁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

黄之锋说：“我黄之锋今次参选，好希望是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去提升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争取国际关注，即使国安法已经通过3星期，我都会继续投入本地抗争，推进国际战线，争取世界是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而在九龙东至为严重的监控灯柱，根本上就是美其名以智慧城市，但是实际上就是为国安法铺路，进行全方位的人面识别监控。在今次的选举无论是大政治、是抵挡国安法的清算，以致在九龙东是全港第一个拥有智能灯柱，是去监控香港人的试点，这个也是我在未来的选举，会重点是去推动有关的议题倡议。”

黄之锋表示，希望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在这么恶劣的形势下，仍然不屈不朽，面对中共的打压选择不投降。

国安法对付普罗大众示威者

黄之锋表示，他认为参选立法会与会否触犯港版国安法没有关系，如果当局要以国安法拘捕或者起诉他，其实他过去参与国际游说的工作，以致各种国际倡议，有更多空间让当局对他“以言入罪”。

黄之锋表示，香港政府由6月30日深夜港版国安法刊宪生效以来，用以对付普罗大众的示威者比较多，并不是当局所指只是对付“一小撮人”。

黄之锋说：“对我来讲，若我被国安法起诉，当然会引来更大的国际关注，但政权自国安法刊宪至今3个星期，根本就是用国安法去对付一些普罗大众的示威者，连手机壳或者是标语上面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8个字，都仍然会受到国安法起诉，根本上这个就是政权的肆意打压。”

国际围堵下北京会否大规模DQ

黄之锋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有机会取得超过35席的过半数议席，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呼吁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下，会否出现大规模DQ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结果。

黄之锋说：“即使民主派是赢得过半数的议席，到底10月政府会否容让立法会当选人宣誓(就职)﹖选主席是会让民主派主导整个立法会﹖相信这个都不只是特区政府能够决定的问题，而是涉及北京面对着全球围堵的局面，它们会有一个怎样的取态，是去应对不论是各国相继宣布取消引渡协议、实施制裁，通过各种法案，其实一年前可能是香港人搅尽脑汁、花尽精力才能够游说到一条法案通过，但去到2020年的夏天，其实国安法就是促成制裁的主因，没有国安法根本在2020年武汉肺炎肆虐的时候，亦都不见得世界各地极有基础或者动机，突然要去关心香港，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争取立法会选举是成为国际事件，鼓励世界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

民主派跨党联合报名参选港岛区

在港岛区民主派初选出线自称“抗争派”的南区区议员袁嘉蔚和中西区区议员梁晃维，星期一联同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许智峰，以及首次参选的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鸿，跨党派共同报名参选港岛区立法会直选，并且高喊“港岛一齐赢”的口号。

梁晃维表示，民主派初选看到本土的理念越来越获香港人了解和信任、逐渐走入主流，希望未来能利用立法会选举的平台，加强巿民对香港的认同感。他又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不再是民主派路线之争，而是抗争阵营如何在今次选举得到最大的政治能量，去投入抗争运动。

许智峰表示，民主派破格跨党派联合报名参选，是有感于在乱世和政权打压下，希望香港人看到获得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线权参选的民主派，能团结对抗政权，争取立法会35+过半数议席，继承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的精神。

民阵指初选没有违反国安法

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参选人，星期一与民间人权阵线召开联合记者会，声援被北京港澳办及驻港机构中联办点名批评违反国安法的初选协调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诺轩，以及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

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表示，民主派初选合法、合理、合宪，并不违反港版国安法，否则当局应仔细说明如何触犯国安法。他呼吁港澳办、中联办以及香港政府应该尊重香港市民的选择，也要尊重民主派的参选权，不要DQ任何民主派参选人，否则将视为DQ整个民主派。

让国际看见香港人反对声音

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超级区议会胜选人岑敖晖表示，今年1月就职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年初已经表明，民主派争取35+过半议席就是“夺权”，他认为所有民主派参选人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应该让国际社会看见香港人的反对声音。

岑敖晖说：“我认为所有的民主派参选人是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在9月立法会选举的目的是只有一个，在国际的注视底下，让香港人的民意、让反对极权的声音，占据议会战线的大多数，这一个是非常之明确的目标。”

民主派反对因疫情延后立法会选举

香港近日发生武汉肺炎第三波爆发，前所未有地出现8小时内录得过百宗确诊，不过，岑敖晖表示，立法会选举不可能因为疫情而停摆。

岑敖晖说：“的确政权是可能会用疫症为由，去拖延选举、甚至是取消选举，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会大力反对，因为宪政机关的改选，是一个城市、亦都是一个政体非常之重要的任务，不能够因为疫情而停摆，(特首)林郑会不会因为疫情而不上班呢﹖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必然会反对。”

建制派近日极力要求押后9月6日的立法会大选，声言仍有数十万香港人在中国内地长期居住，担心他们未能返港投票。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表示，星期一(7月20日)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清晰交代如果决定延后选举，最迟何时公布，以及在征用亚博馆作社区隔离设施后，有没有安排其他场地作为立法会选举中央点票站。

陈淑庄强调，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都有在疫情下举行选举，她认为香港政府应及早安排立法会选举的防疫措施，或清晰交代以何准则决定押后选举以及后续安排。

https://www.voachinese.com/a/joshua-wong-pan-dem-activists-submitting-application-for-legco-election-20200720/5510207.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过去一月里发生的与审查相关的事件，以及其中的一些网民反制，提醒人们中共要控制的话题和沟通平台达到了怎样的范围。

对英国大使馆的微信审查：6月19日，中国审查员们删除了一则由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在腾讯微信信息平台上的关于香港的贴文。该贴文由英国大使馆的官方微信帐号发表，抵制中国官方媒体发布虚假陈述，包括称英国支持特别行政区香港独立。

微博关闭「热搜」：从6月10日之17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暂停广受欢迎的新浪微博热搜榜一周，说是在该平台上的信息已「干扰网上传播秩序」和「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尽管如此，在暂停期间，网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娱乐性内容热传，其中包括发布手写的受欢迎主题热搜的目录。

苹果移除拒绝过滤内容的播客应用程序：6月12日，据《卫报》报导，在两款播客应用程序的创建者拒绝屈从于政府的审查指令后，苹果从其中文应用程序商店移除了这两款应用程序。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要求 Pocket Casts 和 Castro 删除其认为是非法的内容。这两款应用程式说在苹果移除他们的软件前两天，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代理通过苹果和他们联络。 Pocket Casts表示：「我们相信播客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开放媒介，不应该受政府审查」。 「鉴于此，我们不会顺从他们的要求审查播客内容。」

区块链的存留内容：据6月21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的一则泄漏的审查指令，命令网络平台删除指称有一位战略与公众情绪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卷入一党员腐败集团的相关内容，尽管被删除了，但被审查的内容仍然存留在区块链论坛Matters上看得到。

山东就拆毁和高考试卷失窃发令：于6月28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的另一则泄漏的官方指令中，要求网络平台就山东省新出现的两个事件采取特别行动。一事件是关于一争议性的将村民们迁移到集中小区的项目，另一事件是关于大学入学考试（高考）试卷失窃，有学生得到了失窃试卷并利用它作弊进入名牌大学。对前一事件，要求采用指定语汇，譬如「建设美丽可居住乡村」，而新规定的被禁词语包括「合村并居」一类的要「被搬下舞台」。根据该指令，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的对公民举报的管理将会加紧。在高考事件中，媒体就是不发表任何与该事件相关的报导或评论。

对印度新闻网站的封锁：在中印有争议的边界发生的冲突导致的紧张局势中，《印度时报》6月30日报导说，中国封锁了相当数量的印度新闻网站。此举似乎是之前已发生的印度政府决定取缔59款中国应用程式app，包括抖音，取缔原由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https://freedomhouse.org/zh-hans/report/zhongguomeitikuaibao/2020/beijingdeyuwaifayingxiangxianggangguojiaanquanfazaizhongguogengduodianfuzui#A3

美国上月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用膝跪压颈部而亡之后，触发全美甚至全球多地反警暴示威，进而演变成一股反种族歧视的洪流，冲击美国的白人至上的传统，一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成为了这次运动的口号的标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计划举办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沙龙讲座，却招了大陆广大网友关注，环球时报批评是“不怀好意”，是“美国领馆跑到广州输出政治运动”。

广州是大陆非洲裔人口最多的城市，美总领馆举办这次讲座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今年4月疫情在大陆肆虐高峯之际，广州当局却被指责涉及种族歧视，甚至引起外交风波。

美驻穗总领馆举办“黑人的命也是命”讲座显然是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当时广州有数百名在中国广州居住的非洲裔居民，在没有被确诊新冠肺炎下，被赶出家门丶强制检疫和没收护照。美国当时称，在广州的非裔美国人也受到歧视，酒店不做非裔人士的生意。非洲联盟及多个非洲国家发声关注广州非裔人士的处境，强烈谴责有人歧视和不人道对待当地非洲人。网上从4月初开始，便流传了非裔居民在广州流离失所丶以及警员制伏非裔人士的片段。

中国外交部表示，实施抗疫措施时出现“一些情况和误解”，中方高度重视，将“敦促相关方面改善工作机制和方法”，强调中国和非洲会相互支持丶携手抗疫。对于美驻广州总领馆举办这次讲座，环时指，“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热词在过去一个月的新闻和社交网媒“几乎无处不在”，惟迟迟未出现在受到特朗普政府正面认可的清单中。例如，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风波爆发初期，CNN就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国务卿蓬佩奥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事保持了沉默。6月底，美国副总统彭斯再次拒绝说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句话。据美国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报道，彭斯说自己不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因为后者的领袖呼吁取消对警察部门的拨款，并错误声称他们支持暴力。7月，特朗普曾批评“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仇恨的象征”。

环球时报指，“有人选择在广州总领馆举办这场活动，显然不怀好意”。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广东等地在武汉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歧视非洲人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已作出回应。报道认为，最适合举行“黑人命也是命”讲座的场所，应该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8-%E7%8E%AF%E6%97%B6%E6%89%B9%E8%AF%84%E7%BE%8E%E5%9C%A8%E5%B9%BF%E5%B7%9E%E5%8A%9E-%E9%BB%91%E4%BA%BA%E7%9A%84%E5%91%BD%E4%B9%9F%E6%98%AF%E5%91%BD-%E8%AE%B2%E5%BA%A7%E6%98%AF-%E4%B8%8D%E6%80%80%E5%A5%BD%E6%84%8F?ref=tw_i

追魂（刘进兴）寻衅滋事案，终于要开庭了。

法官也通知了：因为现在看守所还是提不出来人，所以只能在法院通过视频开庭。

我(梁小军律师)和谢燕益将作为辩护人为追魂出庭辩护。

https://twitter.com/liangxiaojun/status/1284668217458167808?s=20

星期四（昨天）下午，两位警官来找我谈话，对我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提醒我不要在Twitter上发表许志永案的信息，而我要求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即使化名关押也是正常的。反复强调引导我回归正常生活。

“不要被别人利用了”——取保候审监管约谈

中国的公民记者卢昱宇4年前因创办专门纪录维权事件的平台“非新闻”而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他上个月中获释出狱，居住于贵州。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随着中国大环境越来越糟，国内已无空间继续从事维权行动，得靠境外人士来延续。

德国之声：可分享一些您被关押期间，在看守所内的情况吗？

卢昱宇：有一次是是因为我晚上睡觉时，他们灯都不关，因为灯在头上我睡不着，所以我用衣服盖在头上，希望能够睡着。女警便要我把衣服从头上拿下来，他说半天我拒绝，结果她另外叫了两个男警察上来，我仍然没拿下来。他们第二天早上开门要点名时，有一个找藉口叫我站好，我说我站不好，结果他就踢我，我就反抗，然后我打不过他们，我就大喊共产党打人，他们也怕所以就算了。我开始绝食，绝食的第三天，警察进来，我就当着警察骂，那个警察也害怕出事，没说什麽。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另一个看守所，当时快过年，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到看守所把我叫到一个审讯室，然后坐到老虎椅上，并开始给我洗脑，每天都这样。他们轮流都给我说各种故事丶放别人认罪视频丶还有其他凶杀案。洗到快接近一个月时，我开始出现幻觉，每天心情很差，我觉得在里面很难受。正好那天他们进来查监狱，他们进来我不能看他们，我必须把头低下看地上，我没低下，一个警察叫我把头低下，正好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说我低不下来，他就踢我一脚，踢了我之后我就顺手拿一个装手的瓶子，我就砸他脸，结果他就被砸伤了。

别的警察冲过来，把我按到地上，然后扭我的脚跟手，然后七八个人把我提到外面一个老虎椅，坐了三个小时。后来又给我上了脚炼，他们想叫我带着脚镣走，我拒绝，结果他们把我抬回审讯室，然后把我丢到床板上，当时我戴着脚炼跟手铐，然后他们四个人把我按到床上，一直打我。我动不了我只能朝他们吐口水，其中一个踩我的小腿，他体重很重，可能180斤有，然后我相当疼， 我继续吐口水，他也使劲的踩踩踩。

当时我疼坏了，叫他们乾脆把我弄死，接着他就说他不做警察的那天要弄死我，我也不怕我说，你不弄死我我就看不起你。别的警察看情况有点害怕，就把我们劝开。我开始绝食，到了第三天，他们领导都来了，问我有什麽要求，法医还来验伤。我没什麽要求，我要那个警察跟我道歉，他们可能考虑半天，叫他过来给我道歉。这件事便结束了。

德国之声：是什麽信念让您不认罪？

卢昱宇：当时我的信念是因为我纪录维权不是一时冲动去做的事，因为“非新闻”是我花了将近四年所产出的心血，过程是很辛苦的。我每天平均下来都做八小时，而一天我都不能落下来。每天我都要搜集网上证据与相关资讯，因为第二天这些东西可能被删掉找不到了。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我也有非常大的兴趣去做。做了这麽多年，如果我认罪等于我否定自己，等于把自己的信念推翻，我觉得这可能会少坐两三年牢，但我出来之后肯定会后悔。

当时我有考虑到这些，所以我的底线就是我不认罪。之后有一次他们把我的案件升级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会被判7年以上的刑期，但我还是没有认罪。后来他们又发完检察院，又改为“寻衅滋事”，判入狱四年。检察官每半个月就会来找我一次，就会问我已经给我机会，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又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会判我很重。

德国之声：此前有媒体报导称您当年非新闻的共同创办人李婷玉仍下落不明，请问目前仍是类似的状况吗？

卢昱宇：我这几天已与她妈妈联系上，她与她妈都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很明显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去影响她。但我跟她妈妈说希望可以亲自听到李婷玉告诉我，毕竟我们当年一起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分开，感情也很好。

我不知道我在坐牢期间，她发生了什麽事，所以我希望能亲自听到她过得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当天晚上李婷玉打给我，亲口跟我说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然后便一直哭，并说对不起。我当时也不忍说什麽，只能说我尊重她的选择。因为当一个女孩子要独自面对国家机器，她能做什麽选择呢？

德国之声：如果您现在回想当年在做“非新闻”的过程，您觉得这个计画当时在中国扮演一个什麽样的角色？

卢昱宇：“非新闻”主要就是纪录维权事件，做了这麽多年，我觉得在网路上我也帮不了那些当事人，我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些事纪录下来，不要让它消失，因为中国很多这样的事，而大多数都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很多事件根本没人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将他们纪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历史。

我觉得有兴趣的，也可以把这些资讯当作是社运研究的资料。说我想透过“非新闻”去帮助当事人，可能就是太天真了。我差不多纪录了七万多起维权事件，我只能帮他们记录下来，不要让他消失。然后你也提到疫情，在中国的体制下，我认为纪录维权事件根本无法生存下来。

现在这个环境，比以前更糟糕。

德国之声：您现在还会想要重新发展非新闻所从事的事情吗？您认为中国还有这样的空间让与非新闻类似的组织继续运行吗？

卢昱宇：我当然不自觉会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但现在要去做这种事，得做一个长远打算。我不能因为为了做这件事而去做，因为我做了可能半个月或20天不到，我就会被抓进去。这是我自身要承受，而且也没意义，因为我做半个月就做不下去。

我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已经没任何空间做这件事，现在连在网路或推特上说句什麽话，很快中国政府就会找上门。我觉得如果境外有人愿意做这件事，他们还是可以做。因为在中国国内做已经做不长了，做没多久就被抓起来。

德国之声：您获释之后，你能自由的到中国各处吗？还是你的人身自由上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呢？

卢昱宇：我没办法去北京丶上海与新疆，然后因为他们已经记下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如果我去外地的话，我要通知他们。他们这几天都陆续有来找我，但大体来说，我的情况比其他获释的异议人士好一些，可能因为我性格比较刚烈，在看守所也多次绝食，我也没表现出我怕他们。

他们可能了解我这样的性格，所以对我说话都很客气。上次他们来找我，希望到我住的地方坐下来谈，我表明说我不希望他们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就在大街上谈。他们目前都没有过分强迫我做什麽，不过仍有些许限制。

德国之声：您接下来对于生活有没有什麽计划？

卢昱宇：我希望找方法治好抑郁症的情况，每天定时吃药与锻炼身体，花点时间学英语跟看书。现在能做的大概就这些， 我现在因为被检测出有重度抑郁，所以我每天心情还是蛮难受的，也睡不着觉。我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吃药后可以睡到四至五个小时。

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我怎麽在这种环境下不抑郁，我目前仍不知道有什麽好的方法，可以改善抑郁的情况。

卢昱宇是维权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于2017年以“寻衅滋事”被中国当局判刑入狱四年，今年六月中刚获释出狱。

美国民权运动先驱刘易斯去世，两党领袖悼念，全美下半旗致哀。

美国民权运动先驱、联邦资深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星期五（17日）去世，享年80岁。他在去年12月宣布自己患有晚期胰腺癌。

刘易斯是代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与马丁·路德·金共同参加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时，刘易斯就站在他身边。

路透社说，刘易斯长期以来继续为美国民权和人权而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颇受两党人士的尊敬。他并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前批评特朗普不是“合法”总统，理由是俄罗斯对2016年的大选进行了干预。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18日）发推文对刘易斯议员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并颁发文告，下令全美各政府机构、海外使领事馆和军事基地7月18日全天下半旗为刘易斯致哀。

美国副总统彭斯18日发表声明，称赞刘易斯议员几十年来为国效力让美国获得永久性的改变。声明说，“约翰·刘易斯作为民权运动的标志将被人们记住。他对我来说还是同事和朋友。即使我们存在分歧时，约翰也总是那么友善。我的家人和我将永远不忘‘流血星期天’（Bloody Sunday）45周年纪念日与他共同走过（阿拉巴马州）埃德蒙顿·佩特斯（Edmund Pettus Bridge）大桥时的荣誉”。

前总统奥巴马在声明中说，“他几十年来不光为自由和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还激发后人去试图实现他的榜样”。

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刘易斯“是民权运动的巨人，他的善良、信念和勇敢改变了我们的国家”。

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发表声明说，“参议院和整个国家都哀悼约翰·刘易斯的去世。他是民权运动先驱，不顾生命安危去抗击种族主义，维护平等权益，让我们国家进一步实现建国的原则”。

https://www.voachinese.com/a/john-lewis-passed-away-07182020/5508180.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另外附许章润教授授课视频一个：

1. 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军的浴血奋战和美国的帮助才打败了日寇。

   2、我曾相信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来发现1945年国民党就建立了新中国，后被内战打烂。

   3、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根本没有日寇，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为了苏援。

   4、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打地主分田地是为民除害，后来发现绝大多数地主的财产都是辛勤劳动所得，他们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和抢掠。

   5、我曾相信饿死4,000万人的1959至1962大饥荒是天灾及苏联逼账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是毛的大跃进、赶英超美、支持世界革命造成的。

   6、我曾相信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保卫国家，后来发现联合国军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

   7、我曾被孔繁森，焦裕禄，雷锋的事迹所感动，后来发现那些只不过是塑造的典型.

   8、我曾相信黄世仁欺压白毛女，后来发现那只是杜撰出来的故事。

   9、我曾相信领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后来发现那些只是他们贪污腐败的遮羞布。

   10、我曾相信万恶的资本主义人情淡薄，唯金钱至上，后来发现比尔盖茨、巴菲特把全部财产捐给公益事业。

   11、我曾相信美国总统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后来发现不仅克林顿出身贫寒、就连一个祖籍非洲的贫穷移民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当选美国总统。

   12、我曾相信越南自卫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 一个杀害了本国三分之一人口（含20万华人）的赤棉恶魔集团。

   13、我曾相信五毛痛恨美国，后来发现美国打的都是邪恶政权，就连五毛吹嘘的英雄都跑到美国使馆避难。

   14、我曾相信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发现中国有钱的、有权的都移民去了美国。

   15、我曾相信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志，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领导和亿万富翁。

   16、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

   17、我曾相信伊拉克人民拥护萨达姆，因为他每次得票率都是100%；后来发现美军一来他比人口还多的塑像都被人民推翻并踩在脚下。

   18、我曾相信民主德国的人民当家做主，后来发现民主德国的人民冒着枪林弹雨奔向联邦德国。

   19、我曾相信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个民主国家，后来发现那是个地球上最专制的封建王国。

当发现了这些真相我震惊了，原来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

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不如战前。

三、民国年间的「四大家族」还没有现在的县团处级干部有钱。

四、请神容易送神难。

五、反美反西方几十年，结果带领我们反美的人后代移民美国。

新中国60年只做两件事：一、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二、否定公私合营、否定人民公社；前30年冤假错案超过三千年总和。后30年贪污腐败超过三千年总和。

原来南泥湾种的是鸦片，方志敏原来是个绑匪，贺龙不是两把菜刀起家的，刘文彩不是恶霸地主，中美合作所是用来抗日的，半夜鸡叫是假的，雷锋也是吹出来的，刘英俊、白毛女、邱少云、赖宁、黄继光统统都是假的，现在连铁人王进喜也是假的。还有什么是真的？

历史书中看不到的事实：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当时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则高达45%。按照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死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2. 告诉你为什么《亮剑》后半部没拍成电视连续剧，后半部剧情中有许多悲惨细节：丁伟为彭德怀鸣冤被捕；李云龙岳父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60年饿死；赵刚在批斗罗瑞卿大会上仗义直言，被批斗，夫妇双双自杀；李云龙文革中开枪镇压抢夺军械库造反派，被审查时开枪自杀，两天后其妻田雨割腕自杀。

3. 有这样一位领袖：他把个税起征点定在6,000元；创造就业岗位；为困难家庭提供经适房和廉租房，禁止房东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对资本家、高收入者增税；没收公敌财产，分给人民，他的劫富济贫让德国走向战争 - 他是希特勒。

4. 1987年乒球世锦赛上组织决定让何智丽输给队友管建华以増加夺金概率。何未听从，以3：0战胜管建华并最终夺冠。组织十分震怒决定对其进行处罚，后经更大领导发话才得免。然第二年奥运会仍将其除名。何无奈远嫁东瀛，94年亚运会代表日本战胜邓亚萍夺冠后被国人骂为汉奸。

5. 老舍在1968年征服了诺贝尔奖评委会。当瑞典驻华大使准备专程到中国寻访老舍下落时却一直没有回信。事实上老舍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即受到攻击和迫害。在一次批斗会上，已经67岁的老舍被一群女红卫兵群起围攻。不堪受辱的他跳太平湖自尽。

6. 据统计，1949年后中国一共降半旗52次，其中为中国领倒人降半旗30次；为外国元首降17次（为某X干爹斯大林居然降了2次！）

为在国外的烈士降了2次；在民间强烈呼吁下为汶川玉树舟曲降了3次！骇人听闻的是唐山大地震联合国总部为遇难的24万国人降下半旗，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

7. 出身卑微的他通过暴力成为国家领导人。他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恶魔之一。他大搞个人崇拜，残酷地排斥异己屠杀功臣。他没一个象样的文凭，不懂任何外语，更没有出国留学，缺少现代常识，却通过权术和阴谋消灭了一代知识精英，一个个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相继被他迫害致死。别误会，我说的是斯大林。

8. 94年韩国汉江大桥坍塌，韩总统金泳三得知情况后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悲痛地向死难者表示悼念，并要求一定要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市长引咎辞职，总理递交辞呈。2012年8月24刚通车一年耗资18亿号称「百年工程」的阳明滩大桥坍塌，哈尔滨市Z府称：桥坍塌原因是车辆超载，下一步将追究超载车辆责任。

9. 【抗日战争八百国军投黄河】比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百倍！很少人知道。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代价，把十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800衣衫褴褛十六七岁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800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

10. 【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辽宁省岫岩县哨子河乡红旗沟人，抗日战争中她和儿子们领了几百次抗日战斗，消灭日军近千余，家族为国捐躯者30余人，蒋中正称她为「抗日游击之母」。1950年她和25岁的儿子赵连中一起被抓，经中央批准于当年枪毙，时年70岁。

11.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8000人养一个官员，唐朝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1000人养一个官员，现在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12.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搬迁导致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致谴责和责骂。丘吉尔知道此事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13．很早以前一苏联人移民国外，行李箱里放了张大幅斯大林肖像，海关检查员问他什么意思？答：「这是治我思乡病的，我一看到他就不想回苏联了」

14. 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1995年5月1日后起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

15.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着玩。他是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门生筹措，他是张之洞。

16. 美国政坛有个禁忌政客不得以任何名义染指孩子的教育。但越是禁忌越是易于诱发人的冲动欲望。奥巴马就曾憋不住对全美公立学校发表电视讲话，勉励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此节目遭各电视公司拒播。总统讲话只好挂在白宫网站自己看 - 美国人的共识：孩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

17. 中关村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多是太监的坟墓。因明清时期称太监为「中官」，所以这里被叫做「中官坟」。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解放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改名为「中关村」。

18. 「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哪一次对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不怕站在对立面，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573

大部分都说对了

据称，居住在广东的 #女权活动家 #郑楚然（大兔）于本月14日被警察带走询问，直接起因是推特之近期发布，据闻其被要求停止在推特上“为解救丈夫 #危志立 而跑步打卡”，并被威胁将刑事拘留；期间被没收两部手机、采血、采虹膜与采指纹。其推特首页显示 #大兔跑一万公里迎小危自由 的打卡，停留在第268天

https://twitter.com/allisongrabbit

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一个假问题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被严耕望先生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都与您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民国时代史学家可谓灿若星河，与之相比，当下史学研究暗淡许多。您认为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现在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干扰。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十八世纪以下，中国的经史考据异常发达，史书上称之为“乾嘉考证”。胡适把这一阶段看作是“科学方法”在学术史上的光辉时期。不过中国的科学方法是在人文研究上发展出来的，与西方出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但就科学精神而言，二者是很相近的，都取得了可靠的知识。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又大量吸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史学的现代化已全面展开。由于当时学术思想十分自由，史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是多元化的取向，不拘一格。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多数新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但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论、辩证法）绝对宰制了史学研究，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已成为史学家必须完全接受的“真理”。所以整个毛的统治期，史学全是教条化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后，史学一度有开放的迹象，但“六四”以后又收紧了，而且意识形态并未改变，不过史学家可以避而不理罢了。

这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避免涉及历史理论，尽量在比较小范围内进行具体的研究，很像清代的考证。其中尤以文本疏解、新史料考释最受重视，因为这是政治上“安全”的工作。但是在这些考证式的研究中，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又表现出另一特色，即文章的注脚中只引经、史、子、集、笔记之类原始资料，看不到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这一点似应注意。

端：钱穆先生晚年《师友杂忆》有言: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您又是怎么看待“东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一问题的？

余：基本上，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是历史常态。中国文化一向是对外开放的，佛教传来及其重大影响便是显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证实了这一开放的性格。记得唐君毅师曾用《水浒传》中“莫遮拦”的绰号来形容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真是传神之至。

最早欣赏西方文化的是晚清的儒家学人，如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看到英国的民主体制和重人道的司法制度，往往情不自禁地叹为中国“三代”理想的实现。到了梁启超，胡适的时代，对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新文明则仰慕得更深了。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离合的大争论。其中有两派特别值得注意：一派是所谓“全盘西化”，即认为中国文化整个落后了，必须抛却，改从“西化”。另一派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特色，必须保存，不能因接受西方新事物而弃之如遗。

后一派当时反对者曾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其实并不确切。这里不能讨论这一争论。我只想指出，“全盘西化”确是一个过分激烈的口号，所以胡适很快便改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他去美国演讲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中也发展出近于“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撇开“体”、“用”之说不谈，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无可否认。

我抱这种看法，也有个人际遇的背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安徽潜山官庄镇住了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虽然正规教育断断续续，但仍给我最初的人生启蒙。而此后数十年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使我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汇流的。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端：在这种“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如果此前被寄予希望的“中产阶级”无力承担起倒逼体制变迁的重任，那么对执政党审时度势、主动转型是否能抱有期待？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毛泽东的独夫统治，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民穷财尽的大危机。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的命运，才采用了“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新政策，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重新奠定了“党”的权力基础。

端：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中国未来走向何处？在您眼中是何种前景？

余：我学历史，只能回顾过去，对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种现状进行一些反思，取得一些理解，但我没有预言的本领。何况这一问题太大，必须写专书或长篇论文才能交代，只能说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的现状是将极权主义的专制发展到了最高的限度，但这一极权统治已从毛时代的苏联斯大林型转变为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型。由于这一转变，马列的意识形态已完全破产；更由于“党资本主义”使贫富越来越两极化，中共不敢再谈什么“阶级斗争”了，因此只有靠煽动民族主义激情来笼络人心。这正是希特勒走的险路。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在这一现状下，要谈中国将走向何处，简直无从说起。在眼见的未来，现状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至少三两年内还看不到。有大量的钱为运作的资源，更有无穷的暴力（如国安、警察、军队等）作后盾，“党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时还无法动摇。中共在“六四”屠杀以后的一两年间确有政治危机，但邓小平仍能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同时海外华人（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西方等地）受中共特别优待条件吸引，纷纷借机来大陆投资，终于挽救了大陆的经济生机。危机一过，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使中共进行政治改变了。

中国副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因香港问题会面，但中方与美方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见记录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采取的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等措施提出了抗议。

郑泽光说，美方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制裁中方官员，“关心的绝对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妄图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郑泽光说：“我要正告美方，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而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刊登的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周三与郑泽光会面中并非只带了耳朵没有出声。他向郑泽光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侵蚀香港基本自由权的决定的深度关切，并解释总统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细节。”

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大使解释说，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

因此，声明说，美国总统认定 “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采取的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是指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重大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此外，“香港不再应得美国法律下1997年7月1日之前赋予其的同样待遇。”声明还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任何进一步的损害。”

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使之成为了法律。此外，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

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对香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关切，尤其是对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对港人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的一个威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把它视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种情况将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之路日趋艰难而日益严峻。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表示，美中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问道，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国关系还能否继续向前发展。

王毅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

郑泽光告诉布兰斯塔德：“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还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

郑泽光敦促美国不要“在错误道路越走越远”。

布兰斯塔德则呼吁中国保持克制，不要再做任何进一步伤害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and-us-diplomats-spar-over-hong-kong-20200716/5505168.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中国鲁花集团今(16日)表示，由于加拿大不愿释放孟晚舟，因此将考虑以暂停进口加国大豆为制裁，施压加拿大，要求对方尽快释放孟晚舟，不要再成为美国的魁儡。中方亦表示：失去中国大豆市场，对加拿大豆农来说，将演变为灾难性的后果。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称，不放孟晚舟？ 中国鲁花集团扬言不买加拿大大豆做报复。

自从加拿大法院于5月27日，裁定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标准，并继续审理引渡案后，中国就针对加拿大做出许多制裁，甚至对两名加拿大人判刑。今日中国鲁花集团宣称，有意停止进口加拿大的大豆，想以经济来制裁加国，迫使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据中国方面表示，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大豆种植国，加国每年皆有大量的大豆销往中国，因此中国的市场养活了许多加拿大的大豆种植商。而今天，鲁花集团宣布考虑暂停进口加拿大大豆，认为此举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中国许多公司停止进口加拿大大豆，能够给予加拿大压力，促使加国释放孟晚舟。

据该报道称，过去中国外交部就曾批评，美国与加拿大滥用双边引渡条约，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对中国公民恣意采取强制措施，为严重的政治操作。

中国对于大豆进口一事，之前就曾以新冠病毒为由向大豆商开刀，6月曾要求大豆商提供保证书，用以证明进口至中国的大豆没有被新冠病毒污染，但各国的政府都表示，没有证据来源可证实新冠肺炎会从食物传染给人类，大豆出口商则表示中国要他们保证无法想像的事情。

据联合新闻网说，中国6月也曾以拘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企图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进行人质交换，但遭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拒绝。今日中国又传出要用抵制加拿大大豆，来施压加加拿大。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6-%E4%B8%AD%E5%9B%BD%E9%B2%81%E8%8A%B1%E7%9B%B4%E6%8E%A5%E5%A8%81%E8%83%81%E5%8A%A0%E6%8B%BF%E5%A4%A7-%E4%B8%8D%E6%94%BE%E5%AD%9F%E6%99%9A%E8%88%9F%E5%B0%B1%E4%B8%8D%E4%B9%B0%E5%A4%A7%E8%B1%86?ref=tw_i

希望西方能看清楚中国企业的嘴脸，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共的傀儡

U.S. Weighs Sweeping Travel Ban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e presidential order und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based on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several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sweeping ban on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ir famili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al, a move tha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prompt retaliation against Americans seeking to enter or remain in China and exacerbat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still in draft form, could also authoriz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revoke the visas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are already in the country, leading to their expulsion. Some proposed language is also aimed at limiting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executives 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ugh many of them are likely to also be party members.

Details of the plan, described by fou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discussions, have not yet been finalized, and President Trump might ultimately reject it. While the president and his campaign strategists have been intent on portraying him as tough on China for re-election purposes, Mr. Trump has vacillated wildly in both his language and action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taking office in 2017. He has criticized China on some issues, particularly trade. But he has also lavished praise on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aded with Mr. Xi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and remained silent or even explicitly approved of the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Xinjiang.

There are practical issues as we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92 million members. Almost three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8, though the numbers have plummete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current ban on most travelers from China.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 knowledge of party status for a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rying to immediately identify party members to either prevent their entry or expel those alrea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difficult.

The presidential order would cite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a number of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at gives the president power to temporarily block travel to the U.S. by foreign nationals who are deemed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2017 ban was fought in the courts and expanded this year.

Such a broad ban would be the most provocative action against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2018. It would further poison U.S.-China relations, eve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pen clashes over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influence have led some diplomats and analysts to draw comparisons to a new Cold War.

Officials at the White House, State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over the ban. Spokesmen for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ednesday, and one for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id not return a request for comment.

Officials at those agencies also continue to debate a variety of formulations for banning Chinese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short of barring all party members, such as targeting only the 25 members of the ruling Politburo and their families.

In recent months,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rty members and other Chinese, saying the party must be punished for its actions — and its global ambitions must be thwarted. They have loudly denounced what they call the evi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inting to the role of its officials in the cover-up of the initial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detentions of one million or more Muslims in internment camps and the dismantling of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both a powerful and mundane part of life in China. While its leaders maintain control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hose on lower rungs do everything from supervising schools to managing neighborhood-level governance. In recent decades, many citizens joined to get a leg up in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business, academia and even the arts. Many party members do not conform to official ideology; some are Christians who attend underground churches, for example.

Many Chinese outside the party praise the top leadership but complain about corruption among local officials.

Counting party member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the ban could technically bar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s many as 270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on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estimat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C.P. members have no involvement or input into Beijing’s policymaking, so going after the entire party membership is like China sanctioning all Republicans because of frustrations with Trump,” said Jude Blanchette, a China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 “Such a move would inflam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s this would target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would do so based on blanket assertions of guilt.”

Besides the iterations of the 2017 travel b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t in place other entry restrictions. This year, during the pandemic, it has banned entry for most citize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os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ome other nations. And last month, it blocked employment visas and extended restrictions on issuance of green cards, moves that would keep as many as 525,000 foreign workers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also announced visa restrictions on various categories of Chinese citizens. These include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 intern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Muslim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and journalists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y,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canceling the visas of graduate or higher-leve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d ties to certain 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 the first ban on a category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make up the largest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After Mr. Trump signed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on Tuesday,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 expected to propose names of Chinese officials overseeing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for visa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on Wednesday,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nounced a ban on some employees of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Huawei, that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regimes engaging in human rights abuses globally.”

He adde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on notice: If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awei,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man rights abusers.”

Despite Mr. Trump’s admiration for Mr. Xi,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push tough policies on China that are designed to counter what they view as dangerous expansionist actions by Chinese leaders and agencies. The pandemic and Beijing’s recent actions on Hong Kong have helped push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o the lowest point in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Mr. Trump’s top economic advisers have promoted a softer approach to China, warning of further damage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falling stock markets. Those advisers and allies among American executives are likely to oppose a broad visa ban 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some of whom do business with American corporations.

A broad ban would give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powers to block top Chines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also allow the department to formalize a process by which American officials could inquire about party status during visa application interviews and on forms. Under the draft proclam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ould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carrying out the ban.

Several Chinese citizens who have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aid they did not recall any questions on visa applications asking if they were party members.

Language in the draft proclamation stresses recent egregious behavior by China, in particular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Chinese state actors and so-called exit bans used by security officials to prevent some U.S. citizens from leaving China. This month, the State Department renewed a travel warning, say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ngaged in “arbitrary enforcement of local laws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which could include “detention and the use of exit bans.”

On Tuesd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versed course on an order that would have subjec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eportation if they did not physically attend cla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after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led a lawsuit.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ood by its visa actions focused more narrowly o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with its own harsh visa actions, and even widened them to the nonrenewal of work permits for Western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At a speech in Beijing this month, Wang Yi,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China, sai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as facing its “most severe challenge”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in 1979.

“Some say that China-U.S. relations will not be able to return to its past,” he said. “But that should not mean ignoring the history altogether and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let alone impractical decoupling. It should mean build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Julian E. Barnes contributed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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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拟议中的总统公告还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在美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此举几乎肯定会招致中国报复，并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5/us/politics/china-travel-ban.html

作者：令狐卿

独山县再度受到舆论关注，表面看是那些外形奇特的政绩工程，根本上还是因为清理巨量地方债的细节不甚透明，进而引发外界对民生受挤压、贫困持续恶化的担忧。

7月14日，微信公众号“大美独山”发文称，2019年以来已在整改盲目举债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烂尾工程。续建项目完工18个，在建项目32个，转建项目17个。独山县承诺严格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杜绝新上形象工程。从表态看，独山正竭力处置前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留下的“烂摊子”。

独山县作为今年3月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年入不到10亿元，但依靠政府担保，大干快上“融投建”项目欠下一屁股债务，其实在去年年初就已经被曝光。始作俑者、从江苏“空降”的潘志立也已落马，去年12月在安顺市中级法院被以受贿罪、渎职罪起诉。如何处置他烧钱举债的“遗产”，估计令继任者头疼。

这一波独山县的舆论声浪，与自媒体拍摄的一段视频有关。而自媒体关注的点也是早已报道过的，就是靠“投融建”方式拉起来的“第一水司楼”、超大型牌楼、县级大学城等政绩工程。人们诧异和质疑的是，独山县规模宏大的烂尾工程是如何落地、如何陷入泥潭的，又将如何才能“起死回生”。

在潘志立被撤职，暴露独山县大举地方债丑闻后，机构媒体对独山地方债的运作曾有一些披露。从当时的信息看，在潘志立的推动下，该县上下陷入担保举债的狂热浪潮：一方是政府担保提供“画大饼”一样的项目，另一方则由上海的基金疯狂发行。独山地方债的既遂与烂尾，是行政与金融黑洞的相互吸引。

面对新一轮舆论压力，独山县被迫做出回应，但主要还是表态，对实质内容仍遮遮掩掩。比如，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少？违约债务有没有？有的话规模是多大？独山县的财政基本就是“吃饭财政”，发完工资后所剩无几，具体要怎样“推进问题整改”，独山县给出的事实信息很少，外界仍是雾里看花。

独山地方债的“烂摊子”，不管其成因、走向，还是结果上的惨况，都是超发、滥发地方债的典型样本。政府不仅严重透支未来的财政收入，更严重透支政府信誉。如果是一般的公司，面临如此债务压力早就倒闭了。政府这么做遗留问题更复杂更严重，民生利益如何在清偿地方债的刀口上“求生”，始终是挑战。

尤其是对独山县这样底子薄的地方，民生支出本身是就低不就高，一旦进入所谓盘活地方债的进程，薄弱的财政更是处处掣肘，民生很可能不再是优先地位，或将成为转嫁地方债沉重负担的牺牲品。这一块详情如何，独山县也没有信息披露。活在地方债巨大阴影下的不只有上海滩的投机客，更有当地穷苦人。

相信潘志立的继任者、独山县新的领导团队看到了问题所在，只是地方债的窟窿过于庞大，消化起来必定吃力。而在整改过程中，究竟如何平衡“投融建”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关系，相关信息透明起来才好，起码可以杜绝外界猜疑：独山怎样才能避免在整改中继续深陷？外界不是来看笑话的，一方民生牵动人心。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独山县既要处理潘志立举债的政治负资产，还要防止类似决策失误的发生。独山县通告只是泛泛而论，“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那要如何杜绝党政一把手再搞“一言堂”，事前拍脑袋、事后拍屁股一走了之，也是需要坦承的问题。独山县在整肃政治生态，希望真的是举一反三。

总之，独山县再度受到舆论关注，表面看是那些外形奇特的政绩工程，根本上还是因为清理巨量地方债的细节不甚透明，进而引发外界对民生受挤压、贫困持续恶化的担忧。即使有上级政府帮助，独山县消化那些政绩工程的过程必定艰难。恶果已经酿成，止损只是少数，哪怕潘志立锒铛入狱，仍要记住地方债的警钟为谁而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7%8b%90%e5%ba%a6%e5%b7%a5%e4%bd%9c%e5%ae%a4-%e7%8b%ac%e5%b1%b1%e7%83%a7%e6%8e%89400%e4%ba%bf%e7%95%99%e4%b8%8b%e7%83%82%e5%b0%be%e6%a5%bc%ef%bc%8c%e5%9c%b0%e6%96%b9%e5%80%ba%e8%ad%a6%e9%92%9f/

与其让蠢猪在台上执政，不如简单直接把钱发给贫穷百姓，效果绝对更好。 中国政府从来只考虑把钱花在形象工程，花在基建，却不敢提升百姓的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养老

https://laogairesearch.org/%e5%8d%9a%e7%89%a9%e9%a6%86/?lang=zh-hant

美国之音独家获悉，由已故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经过近年一系列物是人非的震荡之后，已经重振旗鼓，并前所未有地推出“网络劳改博物馆”(Online Laogai Museum)，向全球参观者7天24小时全方位、立体地展览与“劳改”历史相关的各种证据。

“网络劳改博物馆”是一个中文和英文并行的“一式两份”的网络展览平台。这也是劳改基金会在“后吴弘达时代”的重大成果。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揭露中共罪恶的博物馆，”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理事会说。这个博物馆如今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以网站形式把实体展览内容原封不动、甚至是绘声绘色地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负责项目策划和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史专家宋永毅也是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三人理事会成员之一。

他告诉美国之音，包括他在内的不到10人，亲手把劳改基金会这个劳改博物馆搬上了互联网；网络劳改博物馆是原版实体“劳改纪念馆”(Laogai Museum) 在时空上的延申，并挖掘和拓展实体版的潜力，通过文字、声音和画面，向全球参观者有深度地展示中国“劳改”的前前后后。

“它不仅可以7天24小时开放，而且，从经济效益上说，这样的博物馆还不需要雇用工作人员值班，可以省下一笔开销”宋永毅说。

记者浏览网页看到，这个虚拟网络博物馆包含了原实体劳改博物馆中所有的数百个展板、展品(照片)和视频。在这个网站里，根据原来实体博物馆的主题开发的网络展板/页面有两百多个，包括走进劳改、劳改中的酷刑、死刑和器官市场、受害者的故事和电影及视频等九大部分。每个部分都配有详实而严谨的文字、音频或视频内容作为铺陈和佐证。

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实体博物馆开张几年中，参观者的数量一直不理想。我们接手以后，从2018年10月，到今年4月因为疫情被迫临时闭馆，统计的数字显示，总共仅有296名访客，平均每个月只有17.4人。而在华盛顿特区繁华的杜邦圆环维持这样一个博物馆的开销是不小的，税务、保险、雇佣管理人员的费用还仅仅只是一部分。总之就是效益堪忧。”

宋永毅表示，能亲自来参观的人数很少，但是，通过电子邮件提出希望前来参观访问的要求却很多，甚至包括俄罗斯都有人想前来参观，大陆和台湾的感兴趣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如果要这些人专门为此前来华盛顿跑一趟也不可能，因为开销太大。于是，“觉得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

负责编辑和网站管理的杨子立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中国曾经是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后来因为政治问题而成了“政治犯”；出狱后致力于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维权，遭到官方“维稳”，被逼远走美国。

他说：“这是我在美国获得工作许可之后做的第一份工作。我的任务就是把实体劳改博物馆中的展板放到网上；不过，有些受害者的故事是展板中原来没有的，所以也增添了很多内容；包括语音介绍、图片集很多都是专门添加的。这样，网页上便有比较完整和连续的介绍，便于用户获得更加彻底的浏览经历。”

杨子立说，如果他选择其他工作收入可以更高，但是，他宁可在这个圈子里为网络劳改博物馆服务，为自由和人权效力。

周泽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的研究人员，他是网络劳改博物馆英文版的全权负责人，包括中文译成英文，英文解说词以及英文配音项目。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经历过六年的上山下乡，属于“被变相劳改”；在美国也参加过吴弘达先生主持的会议，与吴先生有过私人接触，十分认可吴先生的理念--“为那些无名无姓无声的人”发出声音。

周泽浩称，“这是一份十分有意义和特别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深感专制社会中一些词汇的荒唐和难以想象，以及把这些词汇所包含的感觉恰如其分地传递到英文中的难度。由于要把所有受害人的经历都认真过一遍，所以，对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周泽浩说，他得以用个人的方式为这个项目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队，从事英文网页的全部翻译、录音等具体工作，并且从项目中尝试出了一个有效的合作模式，认定用自己的专长从事类似的项目让他其乐无穷。

周泽浩认为，他的技术能力正好契合这项工作的要求；他获得过英语学士、教育学硕士、图书馆学及信息学硕士，此外还拥有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

因进行重庆长寿湖右派调查、重庆土改调查，著有相关著作，并因此被这个一所大学解雇的重庆人士谭松，负责为网络劳改博物馆所有的介绍解说部分配乐。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我主要从油管的免费音乐区寻找和下载没有版权的音乐，大概为30多篇解说进行了配乐。这个技能是我当时在重庆秘密调查右派、土改时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时，我一个人要进行采访，而且不能公开进行，要写剧本，要录像，画面、解说和音乐都要提供。除了最后的视频合成请人做，具体内容都是自己提供的。”

宋永毅说，他最初加入劳改基金会，就是为了帮助基金会做两个具体项目，一个是建立以文字材料为主的劳改数据库，共有五百多份劳改档案文件；不过，最近还要进行一次主要更新，就是再加入五十多个重要档案文件。第二个项目就是把原来的展览实物整理成为网上资料，用网络的方式来表达实体展览馆，这个相对较难，包括声音、图像，等等。这些就是现在面世的网络劳改博物馆中的内容。

宋永毅说，他是大约两年前的2018年8月加入劳改基金会的。他的前任是负责该机构日常运作、现在服务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智囊人物余茂春。

劳改基金会的现任理事之一陈奎德博士告诉美国之音：“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会是宋永毅、夏明和我三人。我和宋先生推举年轻有为的夏明担任主席，具体操作方面宋永毅先生做得比较多。由于我们都是不领取薪水的志愿人员，因而得以避免薪资问题引发外界争议。劳改基金会和博物馆的日常开销由掌控资金的‘雅虎人权基金会’支付。”

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会发表的声明说，新落成的网络劳改博物馆无论在主题之突出上，还是在内容之厚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网馆里有60部与主题相关的电影或视频，其中不少为著名的、甚至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如《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夹边沟祭事》(艾晓明)、《红日风暴》(彭小莲，描写胡风集团事件)、《星火》(胡杰)、《六四事件：廣場備忘錄》(BBC)、《大堡小劳教》(谢贻卉)、《“活摘十年調查”：一個中國軍醫十年調查出活摘器官的真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谈中国的言论自由》等等。

其次，它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劳改和中共当代政治运动的网上图书馆。每一个页面上都提供相关的历史档案和中英文书籍，读者可以线上阅读或者下载保存。它和已经建成的劳改档案数据库连线，可阅读和下载的档案文件有500多份、中英文书籍60多本，其中部分是初次上网。比较有名的包括，谭蝉雪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案纪实》、王申酉的《王申酉文集》、遇罗克的《出身论》、鲍若望的《毛泽东的囚徒》、吴弘达的《昨夜雨骤风狂》、徐文立的《徐文立文集》等。

再次，它扩充了原有的博物馆展览内容，尤其是建立了一个由150 个“受害者故事”组成的政治犯网络群像。网络博物馆在原来50人的基础上，增加了近100名新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这些人不仅有汉族，还有14名少数民族人士；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难者，也有目前正在狱中服刑者(如王怡、黄琦、郭泉等人)。这其中还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女性政治犯，不少是最近二十年内的受害者，如高瑜、张菁、孙宝强等。关于每一个受害者，不仅有他们的简单故事，还配有照片、文书和视频链接。访客不仅容易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更会铭记他们沉甸甸的苦难和抗争。

宋永毅透露，网络劳改博物馆接下来还要做一个项目，就是政治犯数据库；不过，这个数据库不是关于历史上的政治犯，而是当前在押的，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偏远地区的“政治犯”。

正如周泽浩所说， “为无名无姓无声的人发声”是吴弘达的遗产。

劳改基金会的网页说，“吴宏达1992年创建了劳改研究基金会，搜集资料并唤起世界关注中共劳改制度的严重反人权罪恶；吴宏达对中共劳改暴行的记录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并受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身其广受关注的‘60分钟’电视节目；他的不懈努力让‘劳改’一词2003年被牛津英文词典编纂入目；2008年，他在首都华盛顿创建了劳改博物馆。2016年，吴宏达不幸逝世，劳改基金会的团队进行了调整与重组……”

https://www.voachinese.com/a/laogai-foundation-lauches-online-museum-20200714/55028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