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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岩井公馆
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少有的中国籍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情报单位“岩井公馆”。[24]
1939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并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24]
后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24]，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情资[33]。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24]。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34]。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35]。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36]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37]。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24]
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32]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展开交流合作[38]。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袁殊。后有称，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9]，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3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国民政府方面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40]。”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32]。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32]
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32]。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41]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42][43]。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44]。此次会面被国民党宣传并攻击，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只是潘汉年未如实上报。[28][45]
通敌叛国之争议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46][47]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48]。”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49]。”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50]。”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51]。”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52]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53]。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54]。
如果没有毛的默许，潘汉年不可能自己敢单独接触日本人。 但你会相信他们是为了获取日军情报吗？你怎么看待共军和日本人的交流？我自己没读过这个话题的历史书，所以不太敢确定维基百科上的内容，欢迎大家推荐这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