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八九運動的親歷者之一,六四大屠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運動在我的內心深處並沒有真正失敗,即便在現實意義上失敗了,也至多是悲壯的失敗。相對於以實力暫時取勝的專制政權來說,八九運動在道義上具有長期優勢,在我批評這一運動的時候,仍然懷有這樣的堅信。
但是,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為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沉重的自我譴責。
為什麼,欠下血債卻至今也不認錯的中共政權,非但沒有很快垮臺,反而能夠頂住世界性的制裁和道義譴責,在短期內度過政治危機,而且十幾年來不斷地踐踏人權?
為什麼,中共政權主導的改革開放在時間上早於蘇東的社會轉型,八九運動所形成的示範效應激發過其他國家的民間反抗,而十三年後,中國的政治轉型之步伐卻遠遠落後於蘇東各國,甚至落後於臭名昭著的緬甸軍政府?
為什麼,曾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援的中國民間反對派,至今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民間壓力集團,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道義聲援和實質性的支援,沒有達到在其他轉型國家所達到的效果,而中共政權卻得到了申奧和入世的成功?
為什麼,發生過震驚世界的民間反抗運動的中國,屢屢與最具影響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
中國人究竟怎麼了?
凡是親歷過八九運動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現在,以抗議大屠殺的悲壯犧牲而落幕的八九運動,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的記憶,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八九青年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菁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菁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秩序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特色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能自動生出自由社會。而沒有菁英階層的主動而廣泛的參與,發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政改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重彈諸如中共過於強大或中國經濟成就或民眾素質低下的老調,而是試圖檢討民間反對運動自身、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反對派菁英的作為。也由衷希望傾聽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
令人汗顏的對比和翁山蘇姬的啟示
刺激我做如下,令自己心痛的反思的最新事件,是緬甸政局的突破性變化。
1988年8月,仰光爆發了反對軍政府的獨裁、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廣場集會,翁山蘇姬在有5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發表了著名演說,奠定了她作為緬甸民間政治領袖的地位。9月27日,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成立,翁山蘇姬出任總書記。在她的領導下,民主聯盟迅速壯大,不到一年時間就發展成全國最大的在野反對黨,並積極投入全國大選的準備。軍政府基於喪失權力的恐懼,於1989年7月20日以“煽動騷亂”為由對翁山蘇姬強行軟禁,民主運動遭到軍政府的鎮壓。
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緬甸的全國性民間反對運動,在運動的高峰時期,其參與規模遠遠超過緬甸,同樣,中國政治環境的嚴酷和政權的野蠻,也遠遠超過軍政權的統治,民間犧牲的慘烈更是緬甸人民無法比擬的。也是基於此,二者在之後十幾年的影響和今天的結局,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在緬甸,軍政府的強權並沒有嚇倒民間反對派,反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在1990年5月大選中,民主聯盟大獲全勝,贏得議會495個席位中的392席,由在野反對派一躍而成為執政黨。但是,軍政府用暴力否認了合法選舉的結果,剝奪了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上千名反對派的人身自由。而在中國,大屠殺大逮捕以及隨後的人人過關的清查,很快使全國陷入一片死寂,甚至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和坦克履帶之下的無辜亡靈,都得不到公開的哀悼。
之後的十多年,緬甸的民間反對派沒有自消自滅,而是一直堅持非暴力反抗,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決不流亡,並通過各種努力發出強有力的反抗之聲。在她的高貴而無畏之人格的感召下,民主聯盟也一直堅持反抗。可以說,緬甸的民間反對派幾乎是用填滿軍政府監獄的無畏精神堅持反抗的。正是這種無畏的堅韌,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2002年5月6日,翁山蘇姬和她所領導的反對派終於迎來社會和解的曙光。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並相繼釋放700多名政治犯。軍政府還承諾:先和民主聯盟組成3-5年的過渡政府,並在此過渡期間制定新憲法,在2005-2007年之間舉行全國大選,完成政治制度的和平轉型。
而在中國,儘管大屠殺把許多體制內的開明派變成了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儘管民間反對派向中共政權的零星挑戰一直沒有中斷,但是,由於缺少類似翁山蘇姬這樣的象徵性領袖人物,也沒有類似民主聯盟這樣成型的民間反對派組織,加之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大面積流亡,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道義凝聚核心,也就自然談不上組織化和對民眾的動員力,只能處在分散而孤立的狀態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近兩年,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中共換代的人事調整上,
到了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境外媒體關於中國問題的輿論焦點,無疑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話題,各種預測層出不窮,許多身居海外的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也很熱衷此道,胡錦濤的單獨訪美又把這種關注推向一個小高潮。在國內,關心時事的菁英們,只要相聚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談論十六大換代話題。人們傳播著關於高層的各類小道消息,特別熱衷猜測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和預測第四代的政治傾向。大家希望江澤民能夠為中共退休體制開創一個真正廢除終身制的先例,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第四代核心,也希望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出任人大委員長並留任政治局常委,更希望換代後的新權威能夠打破政治堅冰。
換言之,我們的近鄰——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民間反對派經過十幾年的堅持,終於邁出了走向社會和解與民主改革的關鍵一步。在翁山蘇姬的無條件獲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的時候,中國的們所關注的核心話題仍然是中共十六大的換代。人們把中國政改的希望寄託在第四代可能出現的不同於第三代的變化之上,寄託於第四代中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蔣經國式的人物,而民間反對派的存在基本被排除在關注之外,沒有人對中國出現哈威爾、瓦文薩、葉利欽、金大中和翁山蘇姬式的人物抱有希望。
而且,在號稱政治年的敏感期,國內的自由派人士自覺保持低調,也有好心的朋友勸我暫時低調一些,以免惹怒中共,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在十六大的換代完成之前,除了在沒完沒了的猜測之中焦慮地等待之外,大家似乎已經無事可做。等待新救主的降臨,成為國人難以消除的人格頑疾。
對於中國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來說,如此強烈的對比凸現出嚴峻而可悲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實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的貧困。這種貧困,絕非指數量而是指品質。從數量的角度講,我們並不比其他轉型國家落伍:我們有著名的黨內開明派,有舉世矚目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八九運動造就的一批年輕的學生領袖,也有在專制監牢中坐了將近20年的硬漢子。但是,最早的魏京生們,接著的方勵之們,八九運動造就的王丹們、王軍濤們、趙紫陽們,還有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在海外從事民運的胡平們……不用再列舉更多的名字,只要這些人能夠凝聚成一個公開的民間反對派,中國政局肯定不是今天的僵化停滯,國際主流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民運失望。當中國人本身無法形成對專制政權的足夠民間壓力之時,國際社會的壓力也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
民間反對派的組織貧困
如果從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算起,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已經持續了26年,中間還出現過震驚世界的八九運動,但是,四分之一世紀的堅持,曾經輝煌過的廣泛動員,曾經悲壯過的獻身精神,非但沒有修成正果,反而越發陷於道義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貧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流亡者中間,這種組織上貧困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蒼白。
中國人擅長暗中結黨營私、名流個人的單打獨鬥和私下裡發洩不滿抨擊時事,卻很難基於公益事業的需要而形成公開的反對派組織。不是民間反對派運動從來沒有過機會,而是具有多次能夠形成組織化的契機,但,每一次都被浪費了。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單民主牆時期出現的多種民刊,主持這些民刊中的一些人,又在1980年參與了北京多家高校人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還有人成功當選。如果當時的民間人士的觀念到位和操作得當,如果當時被平反的如日中天的社會名流們能夠支援民間反對派,完全可以聯合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組織。
第二次是從「清汙」到「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清洗運動,特別是後者大有把眾多體制內的社會名流逼上梁山的趨勢,被迫辭職的總書記胡耀邦,被公開開除黨紀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經被中共政權製造成國內外輿論中的民間英雄,完全可以聯合其他受到整肅的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自由派人士,成立觀點溫和但獨立於執政黨的民間反對組織。可惜,他們在被迫辭職和被逐出黨內的打壓下,仍然對執政黨抱有期望,雖然被逼無奈,卻無法走出「上梁山」的一步。
第三次是八九運動,為民間反對派運動的組織化提供了最佳契機,運動時期也成立多個民間組織,其中又以「學自聯」、「首都知識份子聯合會」和「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的影響最大。可惜,一是由於這些組織都缺少身負眾望的權威人物,二是由於組織之間缺少協商和合作,三是由於在暴力鎮壓的恐懼之下,這些組織的頭面人物紛紛逃亡,致使民間反對力量喪失的最佳的組織化時機。當時,最富眾望的民間英雄方勵之有意回避直接捲入運動,最後流亡美國。使他在此前積累的豐富道義資源和民間權威被閒置,錯過了充當民間反對派的道義象徵、精神領袖和凝聚中心的大好時機。
在這三次大好時機的喪失之外,陳子明和王軍濤在參與了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大學競選運動之後,開始有意識地在知識菁英中進行組織化建設,他們成立的研究所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民間反對派組織之雛形。到了80年代末,這個民間研究所在財力上和規模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並在八九運動的後期成為主要的組織者。但是,由於當時陳子明和王軍濤的社會威望不夠,加入“維憲聯席會”的大多數社會名流也沒有堅持下來,使這個民間組織的影響只限于青中年知識菁英階層,沒有擴展到全社會。
之後,大陸出現過幾次民間反對派組織化的嘗試,尤以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組建最為著名,但是有利於組織化民間力量的生存和成長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新聞封鎖和全社會的無動於衷,使中共將任何組織化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鎮壓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在海外,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民聯開始,海外民運在組織上雖然經歷過數次重新整合的嘗試,但是直到今天,由於缺少眾望所歸的核心人物,缺乏道義品格和互惠互利的寬容,無法在最低的道義底線和利益互惠之上達成共識,所以鉤心鬥角、山頭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並沒有真正改變。致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分割成碎片,根本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無法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實質性壓力和對國內民間反對運動的有力支援。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著名流亡者,在經歷過短暫的眾星捧月之後,其光芒便越來越黯淡,最後也變成了無首群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