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村饭店”的故事是流传于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虚构故事，其虽说的是饭店的事，但其实是在影射中国大陆医疗界自毛泽东时代至今的发展史。这一虚构故事作者不详，发表时间不晚于2013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原文看看。
在这篇文章中，将中国大陆看病贵、看病难、医疗腐败归咎于医疗产业化、政府投入不足、医护人员正常的工资过低。我承认，基础医疗不能产业化、医疗不能以赚钱为中心、医疗必须福利化、政府必须在基础医疗上做足够的投入、政府给公立医院断粮指望公立医院创收绝对行不通、医护人员的正常工资必须要付出和收获对等。
不过现在的中国大陆要是真有一个政治领袖让中国大陆明天就全民免费医疗并给公立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加薪，就真的一定能让医疗廉洁吗，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基层医护人员真的就能享受到实惠吗？“瓷器村饭店”的故事是将中国大陆医疗福利化、廉洁化的希望寄托在了对医护人员高薪养廉，但仅有高薪但建立不起来完善的反腐败制度和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高薪真的能养出廉吗，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高薪有没有可能养出更黑、更狠、更不讲究的腐败分子？
在中国大陆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并给医护人员加薪后，若不能控制住医疗腐败，有没有可能出现医护人员拿着高薪且在没有创收压力的情况下依然腐败？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全民免费医疗将不可持续，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一些基层医护人员也享受不到什么真正的实惠。
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医院领导将政府拨款贪了，让政府不堪重负，或者让公立医院在事实上成为空壳，或者让医护人员名义上正常的工资不低但存在严重的欠薪（现实生活中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大陆部分事业单位存在这种情况），进而让全民免费医疗不可持续。
又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医护人员要向患者收高额的红包才能给患者好好看病，而且收的红包和当下收费医疗制下的高额医药费差不多高（算相对价格）。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政府对医疗投入很高，但老百姓的负担依然降不下来，老百姓也不会因此对政府也不会又什么好感。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人又要呼唤收费医疗了？收费医疗起码医药费还进了医院大账，国家对医疗的经费投入还能少些。
又比如全民免费医疗+医护人员高薪，但药物、医药器械采购存在严重的腐败，使得存在采购价格虚高，或存在因腐败而采购劣药、假药、不能保证安全性的新药、伪劣医疗器械等采购乱象，这是对患者的严重不负责任。
假如全民免费医疗，但医疗界人士还是一天想着怎么腐败，还能做好本职工作吗？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腐败上了，还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吗？
清朝入关后，清朝皇帝看到明末官员底薪而腐败，心想：“明朝官员工资太低，能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腐败吗？我可得给官员开高薪，看官员还腐部不腐败？”，遂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使得清朝官民差距极大（即使官员不腐败也是如此），老百姓争先恐后的要当官。如此高薪养廉不仅没养出廉，反倒在清朝中后期养出了比明朝贪官更黑、更狠的贪官。
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任总理期间看到中国大陆腐败抬头，即实行所谓“高薪养廉”政策，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加薪，令中国大陆政、事、企职工待遇差拉得极大（之前政、事、企职工待遇差并不是很大）。朱镕基高薪养廉同样没有养出廉，而是养出了更黑、更狠的腐败分子。老百姓不感谢朱镕基，历史对朱镕基的争议极大。朱镕基本人也仅仅任了一届总理便灰溜溜的卸任，而没有连任（一定程度上是被腐败分子赶下了台）。
苏联就是高福利国家，苏联存续期间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福利分房、单位实行终身雇佣制，后来西方的高福利社会很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学习苏联好榜样”。但苏联存续期间从始至终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其高福利也没有养出廉。因其腐败严重，到后期老百姓对苏联也没有什么认同感，苏联最终走向解体很大一定程度上是败在了腐败手里。
举个近点的例子，2020年初至2023年初中国大陆曾上下一心、举国体制抗击新冠，那时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和新冠患者治疗完全由政府出钱，不用老百姓出钱。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新冠感染者的症状普遍较重，即使不死往往也如过鬼门关，因而治疗成本普遍偏高，高者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这一政策大大降低了新冠感染者的经济负担，中国大陆的抗疫形势曾一度在全球风景这边独好，避免了黑死病式的疫情，避免了明末式的恐怖瘟疫。但在此过程中却存在严重的腐败，尤其是核酸检测腐败和方舱医院腐败，这使得中国大陆的新冠三年抗疫虎头蛇尾，灰溜溜的收场。
在医药反腐中应做到反腐到位并真正促成医疗廉洁，避免出现边反边腐、越反越腐、打倒了旧腐败分子再上来一批新腐败分子、反腐的比被反的还腐。反腐应采用制度反腐并加强舆论监督，同时建立起全民对腐败零容忍的共识，避免“没机会腐败的时候就骂腐败，有机会腐败的时候就腐败”，做到让人不想腐、没机会腐、不敢腐、腐败后瞒不住。反腐必须依赖制度反腐，而不能寄希望于政治高压反腐、通过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反腐，通过政治高压维持的好秩序是很容易走向破产的，将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时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时的医疗廉洁并非来自高薪养廉，而是那时对腐败管得很严、处理得很重，不过毛泽东反腐却是在依赖政治高压反腐，这使得反腐的成果很容易得而复失。新加坡所谓“高薪养廉”其实并不是什么高薪养廉，而是先实现了廉洁而后再给官员加薪，给官员加薪的目的在于吸引人才，因为新加坡企业高管待遇很高，若官员工资太低就会导致高端人才流失到企业，使得政府内充斥低水平官员。
综上所述，医疗福利化必须建立的医疗廉洁的前提下，医疗必须走廉洁的福利化路线。在存在严重的腐败的前提下进行医疗福利化乃至全民免费医疗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长远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在腐败背景下的全民免费医疗中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对于当下的医疗反腐“倒查20年”，只要能够真正反腐败并促进医疗廉洁，我举双手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