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强社会认同、弱学历及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或能破局中国大陆教育不正之风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教育界近二十余年来不正之风盛行，这其中的腐败、内卷时时刻刻都在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常常出现学生课业负担极重、家长极度操心、在求学过程中花的钱极多。而且还常常出现有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花了极多的钱、牵扯了极大的精力、学出了一身慢性病、导致和许多小伙伴不来往），却付出和收获严重的不对等；还有些人却能通过不正常手段走捷径获得不应获得的东西，比如：家长用非正常手段赚来的钱供孩子学习、找门子入学、特招造假等。教育工作者们中的很多人在此过程中往往做事十分不负责任、唯成绩论，或者假借不正之风疯狂谋私利。在此背景下，很多家长居然还拼命挤兑孩子，趋之若鹜的去报大量的补课班、给老师行贿。

以前的人们往往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上面不管、上面人为操控。但2021年7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后，国家为了降低学生课业负担及家长经济负担，下决心关闭了一大批补课班、让一大批相关培训机构倒闭、让一大批相关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失业，并严厉打击违规补课。在此之后，有些地方甚至还规定学生参与违规补课活动即属于不诚信考生。还有监管部门要求视频网站通过下架学前、小学、初中、高中课程，以避免有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超负荷学习、家长通过这种方式“鸡娃”，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即“恶意自学”）。可就算这样，依然有老师顶风违规补课，依然有家长顶风疯狂“鸡娃”。

以往的相关文献往往着重于谴责教育主管部门、教师中的坏分子缺德，很多家长功利，而不去研究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就像以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出了暴君后的革命，人们只是去谴责暴君残暴，或者是宣称等我当了皇帝，我一定不会如此残暴，而不是反思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弊端。开明专制至多只能维持百十来年，而运行健康的民主却能够轻松维持更长的时间。上面这点直到近现代民主革命才被人们广泛认同。对于中国大陆的教育而言，假如人们不去反思其中深层的制度、理念弊端，而只是寄希望于通过“严管”（比如让一批老师下岗、让一批教育界的职务犯罪分子被判刑，这个过程其实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了）去扭转中国教育的不正之风，我想最好的结局也不过就是有一个短暂的相对好的时期（短则几年，长则至多百十来年），而后这些不正之风又会死灰复燃。

现有的学术能力、人才选拔机制过度重视学历及成绩：

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看一个人的学术能力怎么样，往往不着重于其真实的能力、境界怎么样，而是着重于其学历之有无、学历之高低、成绩之有无、成绩之好坏、证书之有无。在中国清末引入现代学历教育之前，中国社会对一个人学术能力的评估主要来自社会的认同，即“社会认为你行你就行，皇帝说行也不行；社会认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说行也不行”（下文中亦称“社会认同制”）。孔子的“万世之师”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不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认可的结果吗。孙中山的“博士”头衔还是自封的呢，可广大人民群众都认为孙中山有博士的水平。孙中山的“博士”是什么博士，——革命博士，可是哪个学历教育机构的博士专业会设有“革命博士”这个专业？当年的宋朝皇帝还说秦桧是好官呢，可这并不影响历史为秦桧出来奸臣的结论。

到了清末，中国因为长期极度的愚腐，导致出现政治上不开明、经济上普遍贫困且贫富差距极大、科技上落后、教育上迂腐。而同时代的西方相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上更加开明、经济上更加发达、科技上更加先进、教育上水平更高，因而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好榜样”的过程。当时的西方已经实行并普及现代学历教育，中国因而在清末“学习西方好榜样”的过程中开始出现现代学历教育。但中国早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国引入现代学历教育的初期，即有学者指出以前中国学术能力评估是“社会认为你行你就行，皇帝说行也不行；社会认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说行也不行”，而到了现代学历教育的时代就弄成了“管发学历的人说你行你就行”，假如某一天管发学历的人坏了，则必然会产生一大批有学历没能力甚至有学历无德的坏分子。而这些年的中国大陆，在学术能力评估方面社会普遍只认学历、只认成绩，这就出现了学历教育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过大，因而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极端主义。哪里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哪里就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极端主义。

在社会认同制下，假如你想用70多亿美元收买全地球的人去为你出昧良心的结论，平均每人只能得到1美元，请问是多么贫困、多么不值钱的人会为了1美元而去为你出昧良心的结论？假如就一个人说了算，或者就一个小圈子说了算，把这70多亿美元给这个人或者这个小圈子，就极可能让对方出什么结论都行。在现实生活中，2000年代的希腊政客曾通过在经济实力不行的情况下实行高福利制度收买全希腊人的选票，结果以自2009年开始并持续数年的主权信用危机告终。收买全希腊的人尚且如此困难，何况要收买全世界的人。

轴心国曾妄图通过武力胁迫全世界的人违心的说法西斯万岁，结果是以希特勒吞枪自尽、墨索里尼被公审枪决、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轴心国彻底失败告终。

中国的清末及民国大陆时期也存在学历教育，为什么那时中国的学历教育没有出现象后来那样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卷、极端主义？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一来那时中国学历教育的主导者很多还是当时的进步人士，这些人本身非常有境界，他们在心里对不正之风十分嗤之以鼻，这些人在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愿。二来中国当时刚刚开始实行现代学历教育，一个制度在诞生初期的时候很多是相对公平的（但往往也漏洞百出），那时的中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对现代学历教育仍然充满怀疑，仍有很多以前“社会认同制”的遗留，假如现代学历教育在引入中国之初就像后来那样不正之风盛行，那么早在一开始就会胎死腹中。三来民国大陆时期的北洋政府、国民党、军阀都想对外营造言论自由的形象（至少表面上做做样子），主观上没有意愿操控学历教育，客观上在当时这些政治势力即使通过权力、金钱去操控学历教育也换不来太多实际的收益（当时的社会不像后来那样唯学历论、唯成绩论，其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为子女解决工作或者让子女在家当少爷、大小姐，根本不用通过从操控学历教育这种多次一举的做法）。

而在这些年的中国大陆，在升学时如果你拿不出上一级学历，有可能连升学的资格都没有（普通高考要求提供高中毕业证）；在求职时，如果你的学历不够硬，无论工作能力多强在很多单位你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这就很容易导致有人为了获得学历、获得成绩而不择手段（特别是在不正之风盛行之时）。

现有的学历教育太过一环扣一环，学习时太过看重基础 这些年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学历教育机构内部，人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往往总是有人拿基础说事。诚然，在天赋、努力相当的前提下，基础好确实更有优势。但基础的好坏以何种标准评定，由谁来评定？

假如评定标准片面、奇葩、落伍，那么其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多么客观公正的。作为中国人的笔者就没有汉语八级证书，难道能就此说明笔者汉语不过关吗？即使笔者在汉语八级考试中没有考过哪个老外，甚至在汉语八级考试中考了不及格，难道就能说明笔者汉语水平不如那位老外吗？很简单，不能，因为汉语的博大精深远远超过汉语八级考试的范围，汉语八级考试的范围只是汉语中极小的一部分，仅凭一个人在汉语八级考试中的表现并不能完全说明其汉语水平高低。相反，在广泛的实际应用中、在众人的见证下所表现出的汉语水平，才能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一个人真正的汉语水平。假如一个汉语水平过关的中国人，但汉语八级考试考什么不擅长什么，擅长的东西全不考，怎么算？假如一个汉语水平不过关的外国人为了通过汉语八级考试，专门汉语八级考试考什么学什么，其在汉语八级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对汉语八级考试以外的汉语知识近乎一窍不通，怎么算？当然，对于中国人的汉语水品而言，只要社会认同其汉语水平过关即可，无需通过汉语八级考试证明其汉语水平。

假如这一评定过程就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就一个小圈子说了算，且负责评定的人存在为一己私利及某个特定小集团的利益、崇尚极端主义、媚上、不负责任、受到政治高压、受到武力胁迫等原因人为操控评定的过程，将不合格变为合格，或者将合格变为不合格，其得出的结论会多么有说服力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阅读理解题只需沾边就给分，接近标准答案最少能拿到一半分，可这些年是背不下来标准答案即使理解得对也拿不到太高的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大学生只要大段的逃课就开除，可是发生在2015年至2017年间的湖南工学院学生会主席李宁百万诈骗案的中的犯罪分子李宁大段逃课从事诈骗活动居然不仅未被开除，居然还担任该校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直至2017年2月才被公安局抓获。以前的中国大陆的高考作文只要政治上正确、语言优美、没有太多太明显的语法错误及用词不当及错别字、主题及篇幅符合要求即可拿到高分，而这些年是写不出命题人所要求的奇葩作文就拿不到高分，其原因在于命题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推销自己的补课班及参考书，比如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书上》即存在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假如对“基础”的评定给不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案，那么谈论一个人“基础”的好坏没有意义。

即使能够对“基础”的评定给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案。假如一个人作风正派、天赋不错，但因特定的历史原因耽误了（包括但不限于：战乱、不正之风、家长不重视、贫困、选错专业、选错学校、老师水平低、老师缺乏教学方法）导致“基础”不好，难道就应该让这个人“一步耽误，步步耽误”吗？假如一个人“基础”极好、天赋极好，但其现在或者曾经做得事龌龊的可怕，难道就能够因为这个人“基础”好、天赋好就让这个人一路绿灯吗？

而在这些年的中国大陆，这一矛盾显然处理得不好。比如你在小学、初中耽误了，那么到了高中就会有障碍（无论普高还是职高）。这就难免出现有老师借机权力寻租——只要你想基础好就要给我行贿，你要是不给我行贿就不好好教你、挤兑你，让你基础不好，甚至“一步耽误，步步耽误”。难免出现有学生利用这一社会氛围去给同学使坏，让竞争对手基础不好，进而显出自己。

在中国大陆的20世纪50年代至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为解决这一矛盾，也曾使用“家庭成分论”这种方式解决这一矛盾。按照那时的有关规定，只要本人及家人曾参与反动活动（包括：汉奸、黑心商人、贪腐、邪教、极端宗教主义等），无论本人基础多么好、天赋多么好、多么处事练达，很多学校不允许报考、很多工作岗位不允许从事。因为本人有着这样的历史、有着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往往很难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很难有对国家的忠诚，在民间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但这一制度的弊端也非常严重，其将很多和反动链条关系不大的人也殃及了，还出现了很多漏网之鱼，到后期还成为了人整人的工具——只要谁想把谁整倒，就把谁弄到“黑五类”那波里。因而在文革结束后被废除。

假如未来的教育能够不像现在这样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生基础的好坏上，这样即使因为某些特定的历史原因耽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找上来。老师及教育主管部门人员也更难借机权力寻租或推行极端主义。  

强化社会认同、弱化学历及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或是出路：

看到这里，可能就要有读者会问了，既然您前面将学历教育描绘得一团乌黑，那么是不是应该废除学历教育？笔者不赞同这种激进得做法，废除学历教育后不保证能够顺利建立起新的公平、工作、公开的教学、考评体系，很可能会重演民国军阀政治、动乱或文革极度疯狂的悲剧。

科举时代选拔官员是谁分数够谁行，到了清末科举走向了迂腐，起不到科举应有的作用，改革派改革科举的尝试又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科举最终于1905年废除。但中国在废除科举后却未能成功建立新的公平、工作、公开的官员选拔机制，以前科举相对健康时期的优势也未能延续。官员选拔就成为了谁能玩权谁上、谁有枪谁上，这也成为了后来民国动乱、军阀政治的诱因之一。

文革前夕的中国大陆，也普遍存在老师师德不好（比如冷漠、给学生施加过大的压力、煽动内卷等）、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懂别人不懂得优势瞧不起人、算计人。因而便有不少极左尝试以轰轰烈烈且疯狂的政治运动扭转这股不正之风。但却以政治上极度疯狂、专制，经济上走向崩盘告终。

我认为，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不过度强调基础或许是中国教育未来得发展方向。

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可以取消一切划片、一切入学考试、一切对国人的户籍限制、一切学历要求，改为对国人够年龄就有份，无论其文化基础如何、学历如何，同时允许自由转学。当然，这时的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之间也不应有过大的差距。公立大学中的多半学校、多半专业（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对国人可以改为够年龄就有份，无论其文化基础如何、学历如何。公立大学中的多半学校、多半专业（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对国人可以取消修业年限，只要一个人天赋可以、思想端正、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只要能学会知识并学以致用造福人类，无论多久都应该有足够的包容，修业年限绝不能成为剥夺爱国者受教育权利的理由。

普及教育，学不会怎么办？只要能够实现教育全过程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开，就算上大学的人99.999999999%都光荣肄业，也比教育腐败横行要好。

对于私立学校，为尊重其学术自由，应允许其自行制定入学门槛。对于来华外国留学生，应该严格把关、总量适度，避免出现放“洋垃圾”进入中国以及留学生总量过大、国家对留学生投入过多因而挤占中国本土学生的教育资源。

此外，社会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估应该更多的着重于德、能、勤、绩综合考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多的着重于学历。学历的有无、高低仅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一个方面、一段经历，而不是一个人德、能、勤、绩的全部。在未来普及教育、综合考评的年代，只要德、能、勤、绩足够，无论能否拿到学历、无论学历高低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且那时取得学历的过程也不会像现在困难、扭曲。那时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敢于和教育界的不正之风叫板，教育也会比现在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也会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发展的红利。假如政府、学校不能够下决心整顿不正之风，一心朴实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有权不承认其所给出的一切学历、一切成绩。

在未来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架到港的由C929执飞的国内航班，在到港后下来半飞机博士，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均已成为普及教育，只要够年龄，没有想读博而读不上，只有想不想读博。  

常见问题

有人认为应该让名校学历值钱，而不是像笔者所言普及教育让名校学历不值钱，请问笔者怎么看？

正如前文中所述，要想让名校学历值钱，让社会认同，必须建立在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假如不是建立在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则必然滋生权力寻租、极端主义，因而必然会产生一大批高分低能、或者有才无德的人。且让名校学历值钱的过程中很难建立起一套绝对公平、公正的考评标准，也很难甄别“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耽误”和“走捷径往上爬”这两种情况。笔者也曾想过通过让一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成绩的人的学历、成绩作废，以及通过诸如重考、特招、保送、补发学历、补发成绩之类的方式维护教育公平，但这种方式因很多问题难以甄别而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是否应当将所有给老师送礼定性为行贿、是否应当将所有上过补课班的学生定性为不诚信考生），同样很容易出现“让老实人吃亏，以及让小人有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

假如真如笔者所言，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成为了普及教育，大学生岂不是会面临极度的就业难？

现在大学生就已经面临极度的就业难了，还用得着担心普及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后会就业难吗？假如未来的博士及以下学历教育实现了普及，还会有助于促进教育自由、公平、公正、公开，有助于提高人才质量。现在的精英教育本身因让一些关键性人物权力过大而容易滋生权力寻租、极端主义，具体表现在于知识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计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假如让更多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则出现知识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计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问题的概率会大幅降低，因为那时的关键性人物手中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了、人也不那么好骗了。假如一项知识只有一个小圈子掌握，这个小圈子很容易联合起来操控该行业，谋取不正当利益；假如这项知识走向普及，则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难度会大幅提高。

现在的硕士、博士课程要普及难度实在太大，怎么办？

虽然现在的硕士、博士教育实现普及确实会阻力重重，但笔者认为硕士、博士课程中的很多内容存在在不降低深度的前提下表达的更加通俗易懂的可能性。但实现这些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而且不是在小圈子内孤芳自赏能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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